- 1 - 試論危機下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選擇與管治能力提升一、摘要：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影響，2020 年全球經濟受到了嚴重的衝擊。澳門作為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雖然成功控制住了疫情在境內傳播，但以服務出口為主的整體經濟卻在此危機下大幅下行，支柱產業博彩及旅遊業嚴重受挫，第一季度經濟生產總值實質變動率已經跌至 -48.7%。面對疫情帶來的經濟危機和後續經濟走勢的不穩定性，澳門政府需要汲取和借鑒國內外應對的相關經驗及教訓，實施經濟政策和提高政府管治能力，圍繞疫情防控、救助紓困、緩釋風險、穩定金融經濟等精準展開，在渡過難關的同時謀求疫情後的經濟發展，提高經濟調適能力，推動經濟多元發展。關鍵詞：澳門　新冠肺炎疫情　經濟危機　經濟政策　政府管治能力二、澳門經濟受到疫情影響陷入危機時期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響下，全球經濟活動嚴重下滑，世界主要經濟體皆遭受疫情的嚴重衝擊。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體，澳門雖然成功控制了境內病毒傳播，但以服務出口為主的經濟卻因疫情誘發的外部因素受到深重打擊，整體經濟大幅下行。受到早前停工停產和各地的外遊管制措施等影響，澳門的支柱產業博彩旅遊業嚴重受挫，服務出口急劇惡化，令早前已受到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和中美貿易摩擦升溫影響而轉弱的本地經濟再次遭受打擊。受此影響，2020 年第一季度澳門入境旅客大幅減少 68.9%，服務出口相應地比同期試論危機下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選擇與管治能力提升盛　力 *　 馬志成 ** * 盛力，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澳門思路智庫常務副理事長。** 馬志成，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思路智庫會長。

- 2 - 澳門思路‧總第五期下跌了 60%，本地需求同比跌幅擴大至 17.5%。突發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給澳門經濟社會的發展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在國外疫情發展帶來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澳門第一季度經濟生產總值實質變動率已經跌至 -48.7%，遠超 2003 年非典疫情和 2008 年金融危機的影響，未來還有進一步下滑的可能。誠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言，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在此疫情危機下，如何汲取各方的經驗與建議，實施積極有效的經濟政策穩定澳門經濟秩序，進一步提高特區政府的管治水平，以渡過當前難關，同時為後疫情時代的發展做好充足的準備，是當下值得思索的問題。數據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圖一 2003-2020 年澳門季度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變化三、疫情背景下經濟政策實施路徑與政府管治能力互動探析疫情時代澳門經濟的穩定復甦離不開強有力的經濟政策支援，為確保經濟政策的順利執行客觀上要求特區政府不斷提高自身管治能力，而較高政府治理水平又能夠服務於經濟政策的實施，有利於形成經濟政策精準實施和政府管治能力穩步提升的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路徑。總的來說，新時期澳門特區政府的綜合管治能力主要包括經濟調適能力，社會治理能力，區域協作能力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等 1。在疫情爆發的特殊背景下，實施經濟政策和提高政府管治能力具有高度的關聯性：（一）多元政策紓困與經濟調適能力在抗擊疫情、提振經濟的過程中，政府在加大“政策組合拳”的力度、多管齊下紓解民1 林瑞光：〈澳門特區政府的綜合管治能力的思考〉，《澳門公共行政雜誌》，2009 年第 4 期，第 875-889 頁。50 30 10 -10 -30 -so 2005 2006 2008 ~ .009 2011 2012 年年年年年年第1季第3季第1季第3季第1季第3季

- 3 - 試論危機下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選擇與管治能力提升困時，需要政府高水平的經濟調適能力與多元經濟政策的實施相匹配。同時，本次疫情凸顯了澳門經濟結構單一的弊端，對政府的經濟調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區政府需要切實提高自身的經濟調適能力，在經濟多元化發展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對博彩業有適當引導和介入，降低經濟對博彩業的依賴程度，減輕單一的產業結構對經濟政策效果的削弱程度。（二）新型社會問題與社會治理能力由於疫情導致的停工停產，經濟衰退使得澳門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失業率進一步上升，有可能加劇貧富分化，引發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同時，隨著澳門人口老齡化持續發展，此次疫情給原本承受重負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體系增加了一層壓力。如何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不僅是制定經濟政策需要考慮的主要發力點，也考驗著政府在解決就業、醫療、住房、教育、社會保障、財富分配、應急防災等民生問題的社會治理能力。（三）融入國家戰略與區域協作能力由於受到土地發展空間等限制，在後疫情時代澳門意在推動未來發展的經濟政策需要憑藉周邊的資源，其中最直觀的途徑就是融入橫琴開發、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實現自身發展。然而，當前澳門與周邊區域的合作處於一種泛化合作的狀態，面臨合作資源的深度不夠、持續性不足、針對性不強以及同構化問題等矛盾和瓶頸 2。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提升政府區域合作能力，與周邊區域一同深度融入國家發展戰略，通過優勢互補走出疫情下的經濟困局，為後續經濟政策的開展拓寬空間。（四）經濟政策執行與政府治理能力一個高效運轉、積極有為的政府是最大程度發揮經濟政策效果的重要保障。因應疫情發展，為確保經濟政策的順暢執行，特區政府需要在疫情防護中精準施政，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應對新局勢，最大挽回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通過公共行政改革，不斷提高政府運行效率，打造一支高素質的公務員人才隊伍，完善政府問責體系，推動政府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更加有效地發揮政府職能，將為戰勝疫情公共危機、有序推動經濟復甦提供行政支持和機制保障。2 楊愛平、林振群：〈精準合作：新時期澳門特區政府區域合作發展的新路向〉，《港澳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73-84 頁。

- 4 - 澳門思路‧總第五期四、國內外應對經濟危機的相關經驗及教訓人類經濟史上充滿了金融危機、疫情大流行等造成的經濟災難，歷史經驗表明，每次經濟危機都有其獨特性和共同性，對這些慘痛經歷和應對經驗的總結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應對下一次危機。從世界範圍看，當前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經濟影響還遠遠不會完結，因此有必要從以往事件經歷中尋找有利於澳門應對此次疫情衝擊的具有的針對性和借鑒意義的經驗教訓。（一）經濟危機中美國政府的角色變化縱觀歷次美國的經濟危機，政府的積極干預在經濟復甦中扮演著重要作用。在 20 世紀30 年代，由於胡佛政府奉行自由主義政策，反對政府干預，加劇了世界性經濟大蕭條。在羅斯福上台後，放棄了自由放任政策，通過加強對工農業、金融等部門的干預和興辦公共工程等措施扭轉了經濟蕭條，開啟了國家干預經濟的新模式。這反映了凱恩斯主義理論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擴大投資需求，通過乘數效應拉動經濟增長的思想。2009 年面對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推出了全面的金融穩定計劃和醫療改革方案，簽署了總額高達 7,870 億美元的《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案》，通過政府對經濟和民生的積極干預重新恢復美國資本主義的活力。可見，雖然政府干預不當可能會導致通貨膨脹等負面影響，但政府在危機時期推行的重大改革和針對性措施對經濟危機有著重要的調節作用。（二）亞洲金融危機後韓國的公共行政改革一般來說，在政治經濟學中將危機視為改革的誘因 3，許多國家的公共管理改革會受到全球競爭性的經濟壓力的影響 4。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內金融危機和外部壓力的客觀形勢要求韓國政府急需在履行其功能、發揮其作用時更加經濟高效地運作。為了應對經濟衰退，韓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在其經濟改革整體框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公共行政改革。在這項自主進行的中長期政府改革計劃中，其主要措施包括推動政3 Rodrik, D., Understanding economic policy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4(1), 1996，pp. 9-41.4 Pollitt, Christopher, and Hilkka Summa, Trajectories of reform: Public management change in four countries, Public Money and Management, 17.1, 1997, pp.7-18.

- 5 - 試論危機下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選擇與管治能力提升府機構精簡改組、放鬆政府管制和推動稅政改革，並對國有企業大幅實施私有化，旨在重新確定政府的作用並改進公共管理機構效率，以創造性和競爭性替代官僚思維。為了構造一個有利於企業經營、吸引外資的營商環境，韓國政府還成立了管制改革委員會，將所有政府機構放鬆管制的功能集中到這個委員會的統管之下，大幅削減政府管制條例。最初政府為該委員會設定了將 1998 年全部政府管制條例削減至 50% 目標，最終政府管制條例被超額削減了70%5。經過大幅度的機構和人員精簡，韓國政府機構的效率有了明顯的提高。同時，經過削減和調整後的政府管制措施，構造出了一個有利於生產經營的宏觀經濟環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國投資。由於實行上述改革措施，韓國經濟迅速恢復，走出了經濟危機的陰影。（三）歐盟成員國的一體化區域協作在 2009 年經濟危機中，歐盟成員國最初選擇“各自為戰”，在收效甚微後走向了謀求協調應對的道路。通過協調救市、共同應對實體經濟危機等措施，輔之以共同的戰略計劃，歐盟成員國的一體化區域協作行動不僅恢復了市場需求和信心，使得成員國“化險為夷”，還推動了歐洲未來競爭力的提高。面對歐債危機，為提振歐洲經濟增長潛力，歐盟和歐元區推動了一系列長期發展合作和結構性改革計劃，例如強調加強經濟政策合作提升整體競爭力的“歐元附加公約”、意圖實現經濟包容可持續增長的“歐洲 2020 戰略”和施行經濟政策協調的“歐洲學期”等計劃。儘管外界對這一系列的改革成效褒貶不一，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增強合作的改革舉措在緩解危機衝擊、完善歐洲治理體系和推動歐洲經濟復甦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對澳門特區政府通過整合周邊資源、加強區域合作走出疫情困局亦有一定借鑒意義。（四）抗擊 SARS 疫情下中央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回顧 2003 年“非典”時期，中央政府加大了財政支出，財政政策中心隨著疫情變化而靈活變動，通過提高公共預算支出、加大補助補貼力度以及減稅降稅等一系列舉措成功克服了疫情帶來的負面經濟影響。在疫情初期，中央財政設置了 20 億元規模的防治非典專項基金支持和補貼與抗疫直接相關的個人及企業。在疫情持續階段，中央財政通過更大規模的減稅降稅和貼息政策緩解企業短期內資金週轉問題。綜合來看，疫情過後經濟迅速反彈，沒有5 王春法：〈金融危機以來的韓國四大經濟改革措施及其經濟復興〉，《世界經濟》，2001，024(005):46-55。

- 6 - 澳門思路‧總第五期打斷國內經濟整體復甦趨勢，這很大程度上可歸因於財政政策的逆勢調節。為抗擊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央政府施行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通過提高公共預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支出，財政精準支出在基建和政府消費，同時加快建設 5G 網絡、數據中心、人工智能、物流、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趁勢調整經濟結構，亦為特區政府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應對疫情提供了一定的經驗。五、應對疫情危機的經濟政策建議面對疫情的衝擊和後續走勢的不確定性，經濟政策應當有清晰的邏輯和目標，經濟政策的部署和推進需要適應多變性和不確定性，建立反饋機制，對政策效果作出及時、動態科學評估，圍繞疫情防控、救助紓困、緩釋風險、穩定金融經濟等精準展開，並根據政策實施和現實情況變化進行調整。當前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是抗擊疫情、支持抗災救災，其次是保障民生和就業，應關注企業部門和居民所受到的疫情衝擊，對中小微企業採用多種方式提供流動性支持，同時謀求疫情後的經濟發展。具體而言，可通過“物”和“人”兩大層面，在抗擊疫情、應對疫情衍生公共風險及應對疫情後公共風險三個路徑展開制定。（一）抗擊疫情的財政政策政府應當做好長期抗疫的準備，堅持疫情防控和經濟托底相結合。加大疫情相關財政支出，首先要保障正常的生產生活，做好防控物資與生活必需品的供應，穩定物資物價。同時，擴大對防疫物資、藥物研發、醫療救治、應急補貼、相關醫護人員等補助範圍，實施有效兜底的財政保障政策。當然，疫情之下的財政擴張操作亦須做成本效益分析，明細財政底線與約束線，分清疫情衝擊與結構性、體制性與週期性矛盾問題，避免因疫情之下財政支出規模的擴大解決了短期問題卻為未來埋下財政危機的伏筆。（二）減輕疫情對經濟影響的財政政策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逆週期調節力度。特區政府擁有豐厚的財政儲備，有能力實施逆週期的刺激，為本地經濟帶來急需的提振效果，減緩經濟大幅收縮的壓力。參照內地經驗，特區政府可適度加大財政支出，繼續推出多項抗疫紓困措施，加大對受疫情影響人群的補助，切實解決民生問題。首先，要把穩就業放在首位考慮，對企業繼續僱傭員工進行補貼

- 7 - 試論危機下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選擇與管治能力提升支持，推動居民創業活動，推行勞動力培訓計劃，特別是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經濟、新業態。其次，通過多種渠道進一步擴大居民消費，如推行消費補貼計劃，發放電子消費券，促進消費擴容提質；又如結合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通過加大財政對醫藥衛生領域的投入，完善市民醫療健康保障服務，恢復市民消費信心與意願。由於疫情將長期存在，近階段所謂的報復性反彈消費的可能性很小，而非現場的線上消費方式如汽車銷售、網絡消費、在線教育則會得到進一步發展，因此應積極培育壯大線上新型消費，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充分釋放，以擴大內需提振本地經濟，使數字經濟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此外，適度加大公共投資以帶動市場需求。一方面，推動公共工程建設，加快審批與民生和市政工程相關的工程項目，穩步推進都市更新、城市交通、公屋建設、政府設施等項目。另一方面，增強財政支出對 5G、現代物流、芯片產業、智慧城市、新能源汽車充電樁、人工智能等新基礎設施佈局的投入，不僅能誘發巨大社會投資，促進目前階段保就業之目標，上述新興基礎設施亦是當前新技術、新業態，為本澳後續發展奠定較良好發展基礎。另外，應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的扶持力度。鑒於中小企業是本澳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和改善民生的主要基礎，而此次疫情對中小企業衝擊和影響較大，政府需出台一系列減輕企業負擔細化舉措加大扶持力度。全面精準落實各項惠企政策，及時向受到疫情衝擊的中小企業提供政策支持，對中小企業資金週轉提供支援、降稅減費、信貸支持等，保障企業資金鏈不斷，穩定企業經營，穩住經濟基本盤。防範過多中小企業破產，為推進經濟適度多元、提振經濟活力、優化就業結構及改善民生保存有生力量。（三）準備未來發展的經濟政策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吸引外商投資。在招商引資上，澳門要降低商業成本，優化營商投資環境，通過降低稅費等舉措提高澳門對外資吸引力，並加強對外招商引資工作和對外宣傳，主動“走出去”推介澳門的優勢。例如，組建專業的招商機構與隊伍，組織大範圍參訪與調硏，同時積極宣傳澳門發展總部經濟的優勢及優惠政策，積極與有投資意向的企業總部深入溝通，吸引跨國企業總部進駐澳門。在吸引外資過程中亦應結合本澳經濟多元發展目標，有傾向地大力引進符合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產業和項目。同時，應進一步豐富商業融資渠道，譬如創新融合公司合作夥伴關係融資模式、私營主導性融資模式、房地產投資信託及稅收增量融資等多種融資方式，促進民間資本參與公共項目的建設，注重吸引私人投資，優化私人投資結構，為民間資本創造盈利條件，對有利於澳門經濟多元發展的新興產業和項目，在土地、稅收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支持，推動更多項目

- 8 - 澳門思路‧總第五期簽約落地、開工續建、投產運行，增強私人投資對經濟的拉動效應，統攬政府與市場、社會的力量，調動各方面資源。扶助新興產業和新業態的發展。設立新興產業扶助基金，繼續支持中醫藥、文化創意、特色金融等新興產業的發展，推動新興產業成為推動澳門經濟多元化的重要力量。大力支持在疫情後的經濟復甦過程中產生的新業態，增加對電子商務、網絡教育、在線商店等方面的支持。六、提高政府管治水平渡過難關（一）推動經濟多元發展，提高經濟調適能力。特區政府在抗擊疫情恢復經濟的同時，也應當反思多年來經濟適度多元化的成效。政府充分發揮推動經濟多元化的指導作用是提高經濟調適能力的重要舉措，應當在多方科學論證的角度下，選準適合澳門經濟多元發展的突破方向和重點項目，精準施策推動產業適度多元取得實質成效。當前，澳門在中醫藥、特色金融、芯片設計、物聯網、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領域有較好的科技基礎，這些高端製造業對提高微型城市在城市網絡中的競爭力、增強其在經濟危機面前的恢復韌性有強大保障，應運用好橫琴新腹地，集中在這些領域尋找合適產業多元化的方向。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的四個極點之一，應當把握好科技創新走廊這一重大機遇，依托澳門高校的國家重點實驗室通過外來引進和本地孵化精準培育適合澳門發展的高科技產業，集中力量推動科技產業成為澳門經濟多元化的重要力量。其次，儘管推動經濟多元發展最重要的目標之一是降低博彩業的佔比，但博彩業在疫情時期對經濟恢復、保障政府財政收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發展等特定優勢亦不應忽視。因此疫情期間政府亦應加強與博彩相關發展機構與產業部門如賭場、酒店、餐廳、零售、航空部門等商討，共同營造吸引消費者的有利條件，並與廣東政府談判更便利、多樣的通關模式，推動博彩業的恢復與發展，為政府財政穩定收入來源來實施其他經濟紓困措施。新加坡政府在 2008 年金融危機後引入賭場，為投資者提供投資渠道，一定程度上幫助新加坡走出金融危機。另外，應重新審視澳門在世界經濟網絡、區域經濟網絡中的生產、供應鏈中的位置，促進其在產業供需鏈中的多樣化，減少對單一經濟體的過度依賴。疏通經濟循環，防止產業鏈、供應鏈斷裂。譬如可主動聯繫疫情恢復較好、又有雙向意願近期重新創建經濟聯繫的葡語國家，逐步恢復與葡語國家的經商聯繫，既有助澳門提高合作多樣化，又可為將來打造中葡基地奠下基礎。

- 9 - 試論危機下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選擇與管治能力提升（二）關切社會民生問題，增強社會治理能力。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在本質上反映為政府如何分配公共資源和政府收入的問題，涉及到多方面的民生問題 6。首先，增強社會治理能力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提高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醫療方面，在疫情下實施更加具有普惠性的救助政策和醫療衛生體制，持續構建高效並較價廉的公營醫療安全網絡，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和覆蓋率，使經濟發展成果惠及居民，這樣即能有效緩解市民醫療壓力，亦能提高消費意願與信心。就業方面，多途徑落實保障本地居民就業機會，積極協調本地僱員與外勞之間的矛盾，保障本地僱員權益。物資方面，保證物資供應源、穩定物資價格。完善社會救濟，保障低收入人群收入，促進社會公平，防止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住屋方面，通過適度改劃土地用途，增加土地密度，並積極融入橫琴開拓新地，落實安居工程，完善公屋建設，多管齊下增加土地房屋供應，減輕居民住房壓力，縮短基層市民輪候入住公屋時間。信息交流方面，加強信息公開，拓寬居民參與社會治理的渠道，用清晰和簡潔的方式向居民發佈有關政策影響的信息，有效傳達各項政策的意圖，做到信息透明，並接受輿論監督，建立共治共享，市場、政府與社會良性互動，推進各項製度的完善。其次，注重提高維護公共安全能力，推進重大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應急機制建設增加危機預防與處理能力，建立應急反應系統和綜合防災應急體系，保障社會安全。落實醫護人力增配規劃，增加與醫護專業相關的資助學額，構建覆蓋“院校教育 — 畢業後教育 — 繼續教育”全鏈條的公共健康衛生人才培養體系。加強對衛生健康管理部門負責人的疾病防控和應急防疫方面的教育培訓。亦可考慮靈活引入本澳嚴重短缺的境外專科醫生，提高政府滿足人口老化、健康管理與疾病防控的社會需求的能力。此外，政府還應更加妥善地處理好與社會慈善組織、非牟利志願機構等社會組織的相處模式，處理好其與社會團體的關係。社會組織憑藉其靈活高效的工作方式、專業的服務能力與知識，及通過過往在社區基層開展過大量社會活動的經驗往往能積聚更廣泛的社會動員，其草根性與運作彈性相比政府往往具有更強的社會公信力、民意反映力，對監督政府及審視政策民主合理性亦有一定作用。應加強社會政府、企業 / 個人與社會組織的協調與配合，組建政企社協同的慈善聯動機制，保持良好互動，通過社會理性對經濟理性的約束，構建社會人對經濟人約束。6 婁勝華︰〈提升政府管治能力研究〉，《澳門公共行政雜誌》，2019 年第 2 期，第 5-20 頁。

- 10 - 澳門思路‧總第五期（三）實施精準合作策略，改善區域協作能力。特區政府提高區域協作能力的重要措施是實施精準的合作策略，構建完備的區域協同發展體系，在融入國家戰略的過程中尋找精準合作的切入點，完成國家賦予的使命和要求。從機制框架來說，發揮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工作委員會的統籌部署作用，以粵澳合作聯席會議為協調機制，相關工作與特區年度施政報告相結合，加快合作深化體制機制創新，推動粵澳兩地有關法律、科技、金融、營商和社會民生等領域的政策協調和規劃銜接。健全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發展委員會的相關部署，以“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委員會的方針政策為基礎，協調各方發揮澳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作為“超級聯繫人”的優勢，強化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和區域合作能力。從合作方向來說，在澳門區域合作常態化和擴大化的趨勢下，特區政府應當依託自身優勢實施精準合作，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突破疫情下的經濟困局。例如，在橫琴開發中以“澳門新街坊”等綜合民生項目為起點，探索“飛地”新小區建設模式，推動教育、醫療、養老、環保等具體領域的互聯互通，與珠海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既能促進疫情期間投資與消費的增長，提供更多就業崗位，又能為澳門將來發展開發經濟腹地。在粵港澳大灣區合作中，澳門可拓展“一平台”的服務功能，主動與廣州南沙和深圳前海自貿區展開合作，為豐富內地企業與“一帶一路”沿線葡語國家的經貿往來與合作交流的內容。同時，特區政府亦應加強公共衛生安全國際合作意識，特別是與內地、港台、以及周邊東盟與東南亞國家，增強在邊境管控制度上的互惠靈活性，加強防疫物質供需等方面的交流，為下次類似經濟危機的防控設立更加靈活區域合作機制。（四）深化公共行政改革，加強政府治理能力。特區政府本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到，不因疫情而停止改革的腳步，持續推進公共行政改革，建設廉潔高效便民便商的服務型政府，進一步提高特區政府治理水平。與此目標相對應，未來的公共行政改革可從理清政府職能、推進部門功能性整合，加強政策規劃和團隊的建設、合理化政府機構設置、建立公務員人才培養機制和問責執行機制以及簡化行政程序等幾個方面展開 7。其次，打造“數字政府”，制定數字政府建設相關標準規範。可藉助現代科技手段，發展智能政務，推動更多的公共服務實現全程電子化；深化市民一體化在線政務體系，打通部門界線、優化業務流程，減少業務辦理步驟與等待時間，打造集成服務；與粵7 婁勝華：〈回顧與前瞻：澳門特區公共行政改革〉，《港澳研究》，2020 年第一期，第 48-56 頁。

- 11 - 試論危機下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選擇與管治能力提升港共同探討在保護市民隱私前提下推動跨區域部份數據共享，實現部份證件跨區互認等。同時，應當注重發揮公共資產監督管理辦公室的作用，加強公共財政和公共基金管理，提高公共資本企業整體競爭力。參照韓國放鬆經濟管制的行政改革經驗和新加坡廉潔高效的政府體系建設，特區政府為實現建設一個廉潔、高效、便民、便商的現代服務型的政府的目標而推行的一系列公共行政改革措施將有利於營造持續優化的營商環境，對本地商業活動繁榮和對外招商引資都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勢必加快疫情後澳門經濟復甦的步伐。（五）建立政策反饋系統，提高政府應對能力。疫情造成特區內外部環境具備極其不穩定性，建立政策跟踪反饋機制，對政策效果做出及時、動態、科學評估，並根據政策實施成效、民眾意見及周邊環境動態變化等情況，對政策進行鞏固、修正與調整，優化政策執行過程，及時反饋執行中的不利情況，使得高度不確定性外部條件下的政策措施與風險狀態的變化相匹配，有利於促進當前多變環境下政策實施的高效性及靈活度，提高政府應對能力。這要求對政策執行過程與周邊環境變化、涉及利益相關體進行全面、及時追蹤。這可基於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物聯網、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建立較為精準的決策機制，最大限度掌握決策信息，提高決策精確度與預見性。譬如粵港澳三地的通關政策變化對恢復澳門經濟影響顯著，對三地流動辦公的人員影響亦極大，三地政府應根據各地疫情變化情況，在有效控制病毒流動的情況下有條件地逐步放鬆通關限制，為澳門注入生產與消費動力。另外，反饋機制亦有益於服務型特區政府的改進。公共事務的運作中往往經歷“公共決策─公共政策─公共行政”的“上─中─下游”的設計與過程，反饋機制往往出現在公共政策─公共行政的中─下游的反向壓力，其能使得政府公務人員更直接、更頻密、更規範化地面對社會人士，同公眾進行溝通，在社會與輿論的壓力下在政策決策、調整階段輸入社會團體、利益團體及一般民眾的意見。

- 12 - 澳門思路‧總第五期參考文獻︰1. 林瑞光：〈澳門特區政府的綜合管治能力的思考〉，《澳門公共行政雜誌》，2009 年第 4 期 , 第 875-889 頁。2. 楊愛平、林振群：〈精準合作：新時期澳門特區政府區域合作發展的新路向〉，《港澳研究》，2020 年第 2期，第 73-84 頁。3. Rodrik, D.， Understanding economic policy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4(1), 1996，pp. 9-41.4. Pollitt, Christopher, and Hilkka Summa, Trajectories of reform: Public management change in four countries, Public Money and Management, 17.1, 1997, pp.7-18.5. 王春法：〈金融危機以來的韓國四大經濟改革措施及其經濟復興〉，《世界經濟》，2001 年第 5 期，第46-55 頁。6. 婁勝華︰〈提升政府管治能力研究〉，《澳門公共行政雜誌》，2019 年第 2 期，第 5-20 頁。7. 婁勝華：〈回顧與前瞻：澳門特區公共行政改革〉，《港澳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48-56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