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5 年第 4 期編輯委員會主 任: 嚴肇基副 主 任: 李雁蓮 劉澤生委 員:(以姓氏筆畫為序)王長斌 付海晏 朱 劍仲偉民 李向玉 李長森李惠芳 李雁蓮 吳新凡林發欽 洪慶明 秦曰龍原祖傑 陳志雄 陳慶雲高自龍 黃貴海 張云峰張耀銘 路育松 蔡赤萌齊鵬飛 劉 明 劉澤生劉曙光 嚴肇基總 編 輯: 劉澤生執行總編輯: 陳志雄澳門理工大學主辦
目 錄2025年第 4期(總第 100期) 1998年 4月創刊·名家專論·“楚文字學”的構建 李守奎 (5)…………………………………………………………·港澳研究·主持人語 劉澤生 (27)…………………………………………………………………擦亮“文化澳門”這張金名片———寫在《澳門理工學報》創刊一百期之際 齊鵬飛 (28)………………………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內涵特徵與理論啟示 蔡赤萌 (40)…………………………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二十一世紀中國建設發展的獨特範式 米 健 (55)………………………漢語形容詞的現代重構與語言接觸———以“重大、重要”為例 周 菁 沈國威 (69)…………………………………語義違逆感和語法違逆感:從現象到方法再到理論 李文山 (79)……………………·中西文化 / 文化遺產與人類學專題·主持人語 林發欽 (93)…………………………………………………………………理解非遺保護系統性概念的三個維度 高丙中 (94)…………………………………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認定與國家文化典範建構 宋俊華 (104)…………自然—文化關係視角中的海岸帶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 張先清 (113)………………本期基本參數: ISSN 0874-1824* 1998* q* A4* 208* zh* P* MOP50* 1350* 21* 2025-10本期英文編輯:Áine Ní Bhroin(譚小果) 本期執行編輯:陳志雄
·總編視角·主持人語 劉澤生 (124)…………………………………………………………………AI 與學術期刊:賦能與祛魅 張耀銘 (125)……………………………………………提升影響力:學術期刊在數智時代的生存之道 朱 劍 (142)………………………匿名評審與編輯部評審之關係再辨 仲偉民 (148)……………………………………數智時代學術期刊發展的歷史辯證法 劉曙光 (153)…………………………………因勢利導 順勢而為———數智時代學術期刊的應對與變革 路育松 (159)……………………………·文學研究·增刪官方文學獎和調節非官方文學獎:長普京時代俄國文壇變化 林精華 (164)…朱光潛翻譯康德哲學主要術語的獨特性———以《西方美學史》康德一章為例 宛小平 (178)………………………………成為現實:安東尼·史密斯的藝術與記憶認同思想 羅易扉 (186)…………………人民音樂家冼星海留法史實新探———兼及其藝術水準的評價問題 陳 越 (194)…………………………………·“日記中的抗戰生活”專題·主持人語 付海晏 (206)…………………………………………………………………陷都小學教員周廉臣的西遷之旅 岳謙厚 (207)………………………………………另類“商客”:無錫“商民保姆”錢孫卿的上海歲月(1938~1945) 付海晏 (217)……“古稀猶為家國計”:抗戰時期蔣維喬的日常生活 邸宏霆 (229)……………………本期英文內容提要 (239)…………………………………………………………………《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5 年總目錄 (245)……………………………徵稿啟事 (248)……………………………………………………………………………
JOURNAL OF 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Vol. 28, No. 4 (Serial No. 100), 2025CONTENTSConstruction of “Chu Character Studi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 Shoukui (005)Polishing Macaos Cultural Hallmark: Commemorating the 100th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i Pengfei (028)Hong Kong and Macaos Integration into the Overall National Development Framework: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etical Insight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i Chimeng (040)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nstruction—The Unique Paradigm of China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 Jian (055)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the Lexical System and Language Contact: A Case Study of “重大(zhòng dà, significant) / 重要(zhòng yào, important) ”. . . Zhou Jing & Shen Guowei (069)Semantic Anomaly and Ungrammaticality: a Shift in Perspective from Phenomena to Methods and to Theori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 Wenshan (079)Three Dimens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Systemic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ao Bingzhong (094)Representative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Exempla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ng Junhua (104)Coastal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A Perspective of Nature-Culture Relationshi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ang Xianqing (113)AI and Academic Journals: Empowerment and Disenchantment. . . . . . . . . . . . . . . Zhang Yaoming (125)Enhancing Influence: The Survival Strategy of Academic Journal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ce Er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u Jian (142)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Review and Editorial Review. . . . . . Zhong Weimin (148)The Historical Dialectics of Academic Journal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ce Er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u Shuguang (153)Response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Academic Journal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ce Era. . . Lu Yusong (159)Adding and Removing Official Literary Awards and Adjusting Non-official Literary Awards: Changes in Russi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Putin Er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 Jinghua (164)The Uniqueness of Zhu Guangqians Translation of Key Terms in Kants Philosophy: A Case Study of the Chapter on Kant in A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 . . . . . . . . . . . . . . . . . Wan Xiaoping (178)Becoming Reality: Anthony Smiths Thoughts on Art and Memory Identity. . . . . . . . . . . . Luo Yifei (186)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Peoples Musician Xian Xinghais Study in France and Reflection on the Evaluation of His Artistic Standar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n Yue (194)The Westward Exile of a Primary School Teacher from the Fallen Capital Nanjing. . . Yue Qianhou (207)An Unconventional “Merchant-Politician”: Qian Sunqing, Wuxis “Nurserymaid of Merchants”, and His Years in Shanghai (1938-194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u Haiyan (217)“Aged Septuagenarian Yet Devoted to Family and Country”: Jiang Weiqiaos Day-to-Day Activiti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 . . . . . . . . . . . . . . . . . Di Hongting (229)
·名家專論·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楚文字學”的構建*李守奎[提 要] 自從作者提出構建“楚文字學”已將近十年,在對楚文字各個方面不斷研究的基礎上,對“楚文字學”的學科化建設深入思考,已經初步構建起“楚文字學”的框架。 楚文字研究提升為“楚文字學”,需要具備研究對象清晰、目標明確、方法有效、成果豐富、話語系統自洽、理論體系完備等諸多條件;楚文字學不是狹義的文字學的一部分,對於當時實用的古漢字的研究不能脫離文本、語境、歷史文化進行孤立的“文字”研究,而是以文字的釋讀為基礎,整理文本,釋讀歷史文化,反過來,在對歷史文化、文本語篇整體理解的前提下,更加準確釋讀與闡釋文字的“大楚文字學”;楚文字可以從文字學、漢字學、古文字學、地域文字等不同角度觀察與研究;楚文字是地域文字,但地域文字的研究價值不能局限於差異,更要關注漢字系統的傳承與融合過程。 該文是“楚文字學”的綱要,是古漢字地域文字學科化的初步探索。[關鍵詞] 楚文字學 大楚文字 新學科 理論構建 地域文字 古文字 [中圖分類號] H1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005 - 222015 年,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舉辦的“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表達了“楚文字研究與‘楚文字學’ 的構建” 的設想,得到大家的鼓勵和支持。 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楚文字綜合整理與楚文字學的構建”立項。 十年期間,在持續研究楚文字的基礎上,楚文字學構建越發明晰。 本文擬介紹我們對“楚文字學”的理解、具體的建設過程和楚文字學構建的新進展。一、“楚文字學構建”是“大楚文字”的學科化建設(一)“楚文字”研究與“楚文字學”楚國銘文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宋代。 二十世紀末,楚簡的大量發現可與十九世紀末的甲骨文媲5*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楚文字綜合整理與楚文字學的構建”(批准號:18ZDA304),古文字工程規劃項目“楚文字的綜合整理與楚文字學的建構研究”(批准號:G1450)、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專項項目“古文字構形系統發展研究與數據庫建設”(批准號:2024JDZ048)的階段性成果。
美。 自上個世紀下半葉以來,材料之豐富實為古文字之最,可以肯定,楚文字還會不斷有新發現。楚文字研究成果積累豐厚,日新月異,涉及語言文字學、歷史文獻學、考古學等多個學科,對很多學科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對於重新了解先秦學術生態、重建古典學意義十分重大。 對楚文字研究進行理論歸納,建設“楚文字學”,十分必要。“楚文字學”與描寫性的“楚文字通論”不同,是楚文字專門知識的學科化,當以理論建設為主。“學科”這個詞是外來的,我國現有的學科作為現代知識體系,有國家標準,也在不斷發展。 目前對高校的評估主要表現為“一流學科”的評估,學科建設是各個教學科研單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學科體系呈開放狀態,根據學術研究的進展,可以建立一些新學科,納入學術體系中。 新學科最能凸顯學術的進步與創新。楚文字研究的出發點是對出土文獻的釋讀與整理。 楚文字研究學科化一旦研究對象固化到狹義的“文字學”範圍,離開文本、去語文化,就脫離了楚文字研究的根本目標。 構建一個從實踐中來、能夠到實踐中去的新學科,是我們努力的目標。我理解的“學科”的要點是:專門的知識系統及其在學術體系中的位置,獲取知識的方法以及知識系統的價值與應用。 一個“學科”能否立得起來,需要看各個方面的建設程度:明確的研究對象、清晰的研究目標、可操作的研究方法、豐富的研究成果、完備的工具書系列、完整的學術史、系統的知識與理論、精確的話語系統、明確的學科定位,在學科體系內或現實中重要的應用價值,用於培養專業人才的系列教材等等。第一,首先要確定楚文字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範圍。“楚文字”是古漢字在傳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地域文字系統,是當時的實用文字,在出土楚文獻中記錄當時的語言與歷史文化,從中可以歸納出古漢字的子系統。 楚文字學的研究對象不限於文字,也包括文獻文本。古文字研究可以追溯到漢代。 漢代的“古文”並不專指古代的文字,更多的是指以古文字書寫的文本。 現代“古文字研究”從來也不是限定在文字學的範圍內,而是把與古漢字相關的所有內容都納入研究範圍,參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會刊《古文字研究》收錄的文章就可以了解大概。 黃德寬先生最近發文強調了古文字學的交叉學科特性。①“楚文字”是古文字的下屬地域文字,也必然是這樣的跨學科“大楚文字”。 楚文字的載體、書寫、字形、所記錄的語言、文字編碼理據、構形過程、所形成的文本、文本的內容等等都是楚文字研究的對象。 楚文字學是涉及古文字學、文字學、書法學、語言學、文獻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多學科的交叉學科。 多學科交叉,並不是沒有明確的研究對象,各學科都以文字為核心,之所以不叫“出土楚文獻學”就是強調文字的基礎功能、核心作用。 楚文字只有放在大學科體系中才能充分體現其價值,文字研究也只有對應用過程中活文字的深入觀察,才能發現各種現象與規律。第二,楚文字學的目標。構建楚文字學有三個基本目標:首要是歸納總結釋讀楚文字、整理楚文獻的理論。 其次是歸納楚文字構成系統與研究方法,進行文字學的描寫與闡釋;最後是初步建立地域文字理論的框架。第三,楚文字學的研究方法。楚文字是文字,楚文字是漢字,楚文字是古文字,楚文字是地域古漢字。 文字學、漢字學、古文字學都是相對成熟的學科,需要充分消化、吸收。 各學科的研究方法既是楚文字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觀察楚文字的不同視角。 但楚文字學必須從材料研究出發,歸納總結其自身的規律。6
楚文字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取決於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與研究目標的確立。 楚文字是秦代就被廢除了的文字,歷史上或隱或現,但都沒有被充分重視,留下的蹤跡很少。 上個世紀前期,大宗楚文字材料開始出現,後期楚文書簡、古書簡開始大量湧現,盛況堪比漢代壁中書、晉代汲冢書。 由於材料的獨特性,楚文字研究方法自然有其獨特之處。 例如楚文字考釋是楚文字學的基礎部分,由於竹簡中有大量的古書,有的可與傳世古書對讀或不同抄本可以彼此對讀,這就決定了其研究方法從以字形分析為主向文獻比勘為主轉變。 楚人厚葬,遣策也入埋。 考古發掘的墓葬遣策與所記載的器物同出,可以互相對應,古文字考釋與考古密切結合,彼此互證,是遣策文字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 楚文字是活著的應用文字,可以觀察到字形與所記錄意義變化的過程以及所形成的字際關係等等。楚文字學是交叉學科,其研究方法一定是多元的。 楚文字的研究方法還有待進一步歸納總結。第四,楚文字研究與研究成果。各種楚文字研究都是楚文字學建設過程中的一部分,是楚文字學構建的基礎。 如果不能釋讀楚文字卻來建立“楚文字學”,一定是閉門造車,華而不實,毫無用處。 楚文字學的建設與構建應當努力向裘錫圭先生的文字學學習,每一條規律都從研究實踐中產生。 楚文字研究成果也是楚文字學的研究對象。 搜集、整理、判斷、取捨是基礎工作之一,這方面的成果很多,但需謹防“工夫活”重複勞動。第五,話語系統與理論體系。建立起能夠清晰、準確表達的話語系統才能充分表述理論體系。 學科語言要去除語文詞語的模糊性,建立起一套術語與理論系統自洽。 “楚文字”、“典型楚文字”、“楚常用字”、“楚疑難字”等等所指明確,研究才能深入,理論才能周延。 楚文字術語系統、理論體系建立起來就是“楚文字學”的初成。 這是一個長遠的目標,目前還有相當的距離。 另外,作為一個有比較廣泛社會需求,可以持續發展的學科,還需要有完備的工具書,完整的學術史、系統的教科書等等。 在當今新技術日新月異的背景下,也要跟隨時代的步伐,新技術研究和利用也是楚文字學的重要內容。一個學科的建立不是幾位專家編出“楚文字學”就能夠完成。 它是因應學術與社會發展需求、經過從業者共同努力的系統化理論,具有指導進一步研究的應用價值和長遠發展的前景。(二)“楚文字學”構建的理論基礎與操作路徑第一,古文字視域下的楚文字學。楚文字是古漢字,是先秦的一種文獻用字,是當時的實用文字,楚文字學首先要遵循古文字的理論方法。 楚文字在漢代是“古文”的一部分,當時關注的是經學部分。 目前所知世界最早的文字理論就是發端於漢代學者整理古文文本過程中發明的“六書理論”。 古文字研究是從文本中來,還要回到文本中去。 以出土楚文獻為研究對象的楚文字學與古文字學一樣,構成三層釋讀目標:上層:文字學、語言學、歷史文化等各學科充分利用,為各學科取材,深化各學科研究。中層:完成文本整理,完成語篇的釋讀,為各個學科提供可信可讀的文本。底層:文字釋讀,形、音、義互相求,核心是文本中所記錄的語言,是學科的基礎。這三層目標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依託。 只有釋讀了文字才能理解語篇,反過來,只有把握住語篇,考釋文字才不會走偏。 文字的學習過程是釋字、組詞、造句、作文。 古文字考釋有時需要倒過來,是在語篇、語句理解的基礎上確定文字所記錄的詞義,最後完成“完全釋字”。“大楚文字學”不僅要對出土楚文獻進行釋讀、整理、描寫,而且要有宏觀的認知和多學科闡釋。 較之甲骨文、金文等獨特載體、獨特用途的文字文本,楚文字有大量的古書文獻,上、下三層互7
相求證會有更確切的認知和更廣闊的空間。楚文字研究需要充分重視傳統語文學的價值,解決文獻中的各種問題。 謹防學科化之後脫離實際,為理論而理論,為學科而學科的傾向。第二,文字學視域下的楚文字學。文字有其共性,所有的文字都是書寫的視覺符號,都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 對於表音體系的文字來說,記錄語言是其唯一功能;對於漢字來說,儘管有多種功能,但記錄語言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楚文字也不例外,對楚文字的認識與研究要遵循文字的普遍規則。 書寫的符號如果不記錄語言,或者說不能和語言符號相對應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字。 文字一旦失去所記錄的語言,就成了僵死的形體。 日常語文中,文字所記錄的音義都是可知的。 年代久遠的文獻語言中,有些文字所記錄的音義不明,就需要考釋,古文字考釋與文獻訓詁的核心都是考證文字所記錄語言的意義。 楚文字在秦漢之間就一度消失,不論是漢代還是當今,出土的楚文字與現行的文字系統都有很大差異,考釋清楚其所記錄的語言是研究的首要目標,也是核心內容。 只有全面把握了楚文字所記錄的語言,文本才能準確釋讀,才能成為歷史、文學、思想史各個學科研究的史料。 離開文字記錄的語言研究文字,背離了文字的本質,研究道路會越走越窄,最後鑽進筆劃、偏旁之類的狹小空間。 文字研究不能脫離其所記錄的語言,這是我們堅持的首要原則。文字的本質是符號。 戰國楚文字表意字記號化,字符記號化,假借字與本字的關係已經模糊,從符號的角度認識楚文字能夠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猜測。第三,“漢字學”視域下的楚文字學。這裡所說的“漢字”是文字學術語,不是漢代的文字,也不是六朝人所說的“漢字”。 漢字是我國古老的自源文字,是運用多種編碼方式對語言符號再編碼,記錄語言、蘊含文化,具有多種功能的書寫符號系統,是表意字體系的典型代表。②漢字最大的特點是源遠流長,古老的表意系統一直沿用至今,可以從源頭研究文字對語言再編碼的各種方式。 第一部漢字學經典《說文解字》就開啟了這樣的研究道路,在這方面積累了巨量的研究成果。 目前漢字學理論也在不斷前進。 充分吸收漢字學的理論方法,溯源觀流,對其編碼方式、構形過程、發展演變有更深入的認識。第四,地域文字視域下的楚文字。地域文字研究肇始於上個世紀初期,王國維把戰國文字分為東土、西土兩系;郭沫若把兩周金文按國別區分,楚國金文辭已經是其中的一類;李學勤的戰國題銘分為六個區域,其中楚國題銘最為豐富;何琳儀把戰國文字分為五系,楚系文字是其中之一,目前已經被學界普遍接受。 戰國文字地域特徵最為突出,所以地域文字研究主要集中在戰國文字領域。楚文字學的構建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一些構想。其一,“楚文字”研究的主要價值不在於建設一套理論來描寫楚文字,而是釋讀文字,整理文本,我們所說的“楚文字”大約相當於李學勤先生所說的“楚國題銘”。 如果僅從文字學的角度著眼,歸納出幾條簡化、繁化的普遍規律,意義並不很大。其二,戰國楚文字是成熟的地域文字系統,但“楚文字”不局限於戰國文字。 以全部楚文字為研究對象,上溯可達西周,影響可及漢代。 楚文字學包括楚文字的起源、發展、消失、再現的全部過程,可以藉此了解楚文化的傳播與傳承。其三,充分消化吸收已有的文字學、漢字學、古文字學、戰國文字學各學科的理論,不能閉門造車。 沒有基礎理論,沒有理論思維,無法建構新的理論。 理論是必要的,但我們反對理論先行,任何8
理論都不能代替從楚文字研究實踐中歸納與概括。其四,楚文字作為古漢字的一個地域分支,必有其特色,但無論是在漢字發展史上,還是地域文字體系中,不同地域漢字之間的共性都大於前後或彼此的差異。 地域文字研究要防止為了強調特色而誇大差異的傾向。基於以上的認識,套用目前時尚的表述,楚文字的構建是在“古文字視域下”、“文字學視域下”、“漢字學視域下”去理解與構建“地域文字”的理論框架。(三)楚文字學建設的過程作為一個重大項目研究課題,研究方法已經經過論證,在實際操作中還需要不斷調整、完善。第一,理論準備。 多年來,我在研究楚文字的同時,關注文字理論,注重規律的總結。 近出的《漢字理論與漢字闡釋概要》其中的“漢字理論部分”只是一個概要,雖然還很粗糙,但有這麼個理論基礎,有利於把楚文字放在文字學、漢字學的理論視野下觀察。第二,文本的二次整理與深入研究。 各個時期的出土文獻整理成果都是階段性的成果。 古文字研究有價值的成果都是對文本深耕的結果。 課題組對文本進行深入研究與二次整理,重新審核行款、編聯、釋讀等,在充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寫出新的釋文。 結合課堂教學,我個人也帶領同學完成了一小部分,例如對信陽簡進行了重新編聯釋讀,對楚帛書的形制、釋讀、內容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再整理等。 如果深入研究,對於出土楚文獻,我們確切知道的是少數,不懂的是多數。 文本釋讀這一關不過,可以說就是還沒有入門。第三,文字研究與整理。 在文本研究的基礎上,處理文字字形,對楚文字進行系統的整理,建立數據庫,將所有楚文字錄入,完成對楚文字的綜合整理,完成專題文字編與楚文字全編。 文字編定位為“學術著作”,其學術含量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釋字水準,主要在於前期文本研讀;二是文字學闡釋,主要是對構形理論的把握。 至於其工具書價值則取決於用心、用功的程度。第四,楚文字學專題研究。 楚文字材料很多,涉及領域非常寬廣,深入研究需要集體合作。 多年來指導博士生研究,與博士後合作,各個擊破,在“大楚文字學”三個層級不斷耕耘。 具體情況在下一節介紹。第五,經過多年在楚文字各個領域的建設,最後加以理論概括,構建起“楚文字學”的框架。二、楚文字與楚文字學術史以“楚金文辭”、“楚國題銘”、“楚國文字”、“楚系文字”、“楚文字”、“出土楚文獻”等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成果已經積累得非常豐富。 楚文字考釋、文本整理、研究成果匯集、工具書編纂等等,各個方面都有專題研究,可以進行專門的學術史梳理。 下面著重介紹課題組在楚文字學建設中的一些工作與成果所構成的楚文字學框架。(一)楚文字的來源、形成與發展“楚文字”作為古漢字體系中的一種地域文字,一方面隨著楚國的興亡而興衰,從接受、發展、地域特色形成、使用範圍擴張、消失到再現,經歷了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隨著不同的文化需求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視與重視。楚文字中的“楚”,涉及到楚人、楚族、楚國、楚文獻、楚文化等不同內涵;“楚文字”也包含著楚人用字、楚系文字、楚國文字、出土楚文獻等不同的角度。楚族的起源學術界有很多不同意見,目前難有定論。 最晚商周之際,楚人已經在漢水流域荊山9
一帶定居,根據目前所知一些信息推斷,楚人應當是在商代末年接受漢字,進入文明歷史階段。目前能夠見到的最早楚文字屬西周晚期。 從以下兩點略可推測其更早的源頭。 《史記·楚世家》記載楚人的世系,把穴熊與鬻熊分作兩人,鬻熊之前的世系不明。 鬻熊生活於商末,自鬻熊之後的世系非常明晰。 出土文獻與《楚世家》等古書互證,鬻熊與穴熊是同一個人。 從出土文獻看,此人之前的世系也是模糊不清,其後的世系二重互證高度一致。 這就說明,鬻熊之前的記載很可能是後人對楚人傳說的整理,鬻熊之後楚才有了成文史。 另外,出土楚文獻中鬻熊還有其他異稱,都是楚人的始祖,大都帶有神性,還帶有不同程度神話傳說的色彩。 種種跡象表明楚國在商末周初已經有了成熟的文字,有了成文的歷史記載,已經從傳說時代走進文明歷史時代。 這個時候的“楚文字”應當就是對商周文字的接受。 到了西周後期,楚人使用的文字已經開始出現一些特色,例如楚公家鐘的“家”字寫作“ ”。東周時期,楚人崛起,隨著疆域的不斷擴大,楚文字的使用範圍也在擴大,從南陽盆地,到淮河流域,一路北上東擴,鄧、申、江、黃,滅國無數,楚人使用的文字與被佔領地區的文字彼此融合,形成“楚系文字”。 楚人是否對所滅國或控制區實施文化強制政策無法得知,但結果是廣大疆域內形成了共同的文字特徵,例如楚與徐的銅器銘文高度相似,難以分辨。 由於被楚覆滅列國的銅器難以確定是被滅之前的列國器還是被滅之後的楚器,這個時期用“楚系銅器”、“楚系文字”概括就顯得更加嚴謹。 到了戰國時期,列國被滅亡,楚國擴大到長江下游,疆域明確,楚國文字成為特徵明顯的地域文字系統。“楚文字”並不是一個自我封閉、與其他列國完全對立的系統。 由於文化交流,在使用過程中列國文字之間會彼此影響。 《詩》、《書》等不同底本古書傳入,用楚文字轉寫,經過吸收、改造、融合,逐漸完成楚化的過程,其中一部分外來成分保留下來了,也會成為非典型楚文字的一部分。楚國滅亡後,楚文字作為一個系統已經消失,但部分文化特徵繼續傳承,例如在楚故地出土的漢初馬王堆帛書,其中的一些文字就保留了楚文字的特徵。漢代文獻復興,淮南王等在楚國故地搜羅文獻,其中當有大量楚文字,楚文字是漢代古文的重要來源。 當今楚文字大量湧現,已經成為一時之“顯學”。楚文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內涵各有側重。 早期是楚人借用商周文字,應當還沒有地域特色;中期是楚國通行文字的形成與對其控制區域列國文字的楚化;晚期是具有共同文化特徵的楚國文字與他國文字的融合。 對於“楚文字”,需要動態觀察,不能一概而論。 《楚文字的歷史發展與地域文字系統的形成》一文對楚文字的形成與發展有初步的探討。③目前材料日多,可以進行更加細緻、深入的研究。楚文字一度消失。 秦滅楚之後,先後實行文字統一(秦始皇 26 年)和禁書焚書(秦始皇 33 年)政策,楚文字與楚文字書寫的楚文獻先後消失。 漢代文獻復興,古文再現,其中的楚文字並不以地域文字見重,今古文合流後,很難確認和剝離。 宋代金石學發達,趙明誠已經明確判斷出楚器上的文字;《汗簡》、《古文四聲韻》等字書取材廣泛,其中也當有楚文字,也沒有加以分別。 楚文字成為關注的焦點是上個世紀楚簡帛古書大量發現之後,材料的獨特性開啟了與其他地域文字不同的研究道路。(二)典型楚文字與非典型楚文字楚文字學構建首先需要明確什麼是“楚文字”。 “楚文字”是一個動態發展,內涵豐富的概念,很難用一個定義囊括各個時代不同特徵的所有對象。 理論需要符合實際,需要對複雜的問題具有01
解釋力。 例如楚人抄寫齊地傳入的古書,文本中可能用楚文字轉寫了一部分,也保留了一部分齊文字,有些文字構形甚至可能是齊、楚不同特徵糅合為一體。 作為文字系統,依舊是“楚文字”,但文本的一些文字構形與應用不符合典型楚文字的特徵,甚至與楚文字對立,與齊文字相合;與楚文字不相合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這樣複雜的問題很難用是楚文字還是齊文字來簡單判斷。 我們借用認知語言學中語義典型特徵與非典型特徵等理論,提出“典型楚文字”與“非典型楚文字”,根據地域文字的特徵對其進行分級認知判斷。把具有共同特徵的事物歸納為一類形成概念,以語音做標記就成了語言中的詞。 詞義認知表現為對這類事物的各種特徵的把握,有典型特徵,有非典型特徵。 具備所有典型特徵和大部分非典型特徵就是其中的“典型”。 例如男與女,典型特徵是性別區分,還包括體貌、社會分工、衣飾等方方面面的特徵。 長著鬍鬚,體格健壯,田野耕作,勇敢殺敵,男性髮型……這些特徵具備得越充分作為男人就越典型。 漢字“男”就是抓住了男性田地耕作的社會分工的語義特徵來編碼構形。 一個男人也可以不長鬍鬚,不去耕作,性情柔弱,喜穿花衣……在傳統認知裡就是不典型的男性,但依然是男性。 這種詞義的理解遠比給下個定義更符合實際,也更能說明問題。楚文字隨著楚與周的政治分裂而逐漸形成其地域文字,戰國時期在字體、構形、應用等方面形成鮮明的特色,形成了典型的楚文字。 典型楚文字與非典型楚文字的研究價值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確定判斷楚文字的標準和楚文字的研究範圍;第二,觀察並解釋楚文字的地域特徵的層級性;第三,解釋外來文本在楚地的楚化程度。典型楚文字與非典型楚文字不限於個別文字構形,還要觀察整個文本的用字特徵,著眼文字的系統性。 其研究必須結合文本展開,具有可操作性,其結果具有解釋力,才能發揮其學術價值。首先,確定典型的楚文字。 作者是楚人,書寫者是楚人,使用範圍在戰國時期楚地核心區域或楚化程度很高的佔領的楚地。 按照這樣的標準,可以從各類文書,禮器、量器、符節等禮儀性、規範性、實用性文本中篩選出典型楚文字。第二,對典型楚文字深入研究,書寫與載體、表層結構與字體,深層結構與構形過程,所記錄的語言與字際關係等等,研究越深入細緻,對楚文字特徵就了解越全面。第三,以典型楚文字為標準,觀察各種文字文本,對各種楚文字特徵加以細化、量化,判斷文字分域理據的充分程度,判斷外來文本的楚化程度。典型楚文字具有全部或大部分楚文字特徵;非典型楚文字就是不充分具備楚文字特徵,或有與典型楚文字特徵相對立的因素。 例如楚璽的判斷,需要先確定楚璽的特徵,可以概括為:1)內容符合楚制楚事;2)構形符合楚文字發展規律;3)字體,陰刻白文,筆劃粗而婉;4)形制為楚璽常見;5)出土於楚墓等也是邊緣特徵,可以起到一定的佐證作用。長沙楚墓所出的姓名私璽 “登(鄧)紳”, “黃惑”,④完全符合這些特徵,是楚姓名私璽無疑。 《古璽匯編》收錄的 2631 號姓名私璽“行可”陽文小印 ,⑤ 學者多歸入三晉璽,就不一定可信。⑥ 陰刻白文是楚璽的特徵,但並不代表所有的楚璽都必須具備這個特徵。 例如《古璽匯編》2634 號“行慎” ,也是誤入姓名私璽的吉語璽。 “慎”字的文字構形地域特徵很突出,秦作“慎”;齊與《說文》古文同,作“昚”;楚作“ ”。 《秦文字字形表》收錄的“悊”字,陳劍先生很早就釋讀為“慎”。⑦這個11
字見於侯馬盟書,很可能是三晉的“慎”字,清華簡《厚父》也有此字,很可能源自三晉文字的底本。表 1 “慎”字構形地域差異表楚 秦 齊 晉 左塚漆梮慎北大秦簡《算書甲種》31 昚《集成》245 《璽匯》4284從構形與應用統計上看,“ ”及其變形是典型的楚文字。 在楚簡古書中,有些“慎”並不都是典型的楚文字,郭店簡《語叢一》簡 46“昚”是齊文字特徵,清華簡《厚父》簡 7“ ”是三晉特徵。 這些文字進入楚地,尚未完成楚化。 在一篇楚地出土的文獻中出現一些非典型楚文字,並不能從整體上否定是楚文獻。反觀 2634 號的“行 (慎)”璽,除字體陽刻朱文符合三晉璽典型特徵外,都與楚璽特徵吻合,認定為非典型楚文字比定為三晉璽證據更加充分。 如果“陽文小字”是楚璽文字的邊緣特徵之一,一些陽文璽的國別就需要重新思考,像《璽匯》3368 陽文“大福”定為楚吉語璽更加可信。⑧就楚吉語璽來說,陰刻粗筆白文是典型特徵,陽刻細筆朱文是邊緣特徵之一;就三晉璽來說陽刻細筆朱文是其典型特徵。 根據這個特徵只能判斷出屬於晉璽的可能性大而已,但不能排除是楚文字的可能。 典型楚文字與非典型楚文字可以讓我們走出非此即彼的簡單化認知。典型楚文字對於楚地出土文獻的性質判斷有所幫助。 概括為典型楚文字與非典型楚文字理論對古書文本的傳抄過程有更好的解釋力。 古書來源不一,如果一個文本都是典型的楚文字,楚人原創的概率就很高;如果非典型楚文字突出,是尚未楚化或楚化不夠充分的外來文本的可能性就很大。 清華簡全部是古書,整理已經接近尾聲,其中哪些是楚人的原創,哪些是外地傳入,從哪裡傳入,這些問題還沒有系統研究。 另外,充分認識楚文字特徵對於考釋楚文字以及西周文字、殷商文字也有所助益。典型楚文字研究,朱惠琦博士做了一些嘗試,目前還停留在初步探索階段。(三)楚文字的發現與研究———楚文字學術史一個學科之所以有必要建立,其前提條件就是其研究對象有足夠的廣度與深度,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有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其萌芽、發展、興盛、擴展的過程與原因可以描寫和闡釋。 對於楚文字來說,學術研究隨著材料的發現展開,成果日益豐富。 六國文字中目前楚文字獨大,楚簡文書、古書的大量發現,可以填補很多學術史上的空白,甚至可以改變對先秦學術狀態的整體認識。從學術史的角度,對楚文字的發現與研究加以描寫、紹介、歸納、判斷和評述,能夠十分豐富,可以撐得起一個“學科”。學術史建立在對研究對象全面把握的基礎之上,展現其前因後果,忌諱流水帳式的材料堆砌,需要揭示出每一個時期的學術成果產生的原因與影響。我在二十多年前寫過一篇《出土楚文獻文字研究綜述》,非常粗疏。 課題組目前對楚文字及相關研究材料已經整理完畢,以時間為線索,努力對“大楚文字學”進行全面、準確描寫與總結。 博士生林康關注楚文字研究的學術史,正在進行此項研究。綜合以上三節,我們認為楚文字是留存在各種載體上的一種古漢字,是楚人自商末借用漢字,21
經過長期發展,到戰國時期形成具有明顯特徵的地域文字系統。三、古文字視野下楚文字學構建(一)楚文字書寫的載體與簡冊形制文字是書寫的符號,書寫必須具備書寫工具、書面載體等物質技術條件和書寫能力。 楚文字較之其他地域文字最大的特徵就是出土了帛書和大量的竹簡,尤其是大量的古書實物。商代就有典有冊,有留存在玉器、陶器等無機物載體上用毛筆書寫的字跡。 可以肯定,用毛筆在簡牘上書寫是漢字自有了成熟的文字系統以來實際應用的主流。 毛筆與簡牘這些有機物難以保存,時代越早就越難以發現,很長時間內我們的先秦文字發展史是在缺失了主流文字載體的條件下的片面認識。 戰國時期楚簡古書的大量發現,彌補了一段空白,讓我們對古書的形制有了真切的感受和認知,已經受到學者的關注,積累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對楚文字載體的深入研究及價值的開發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文字的載體對文字構形有影響,例如現實中的馬、虎、豕、犬等都是首前尾後、四足著地,但古文字中大都是首上尾下、四足懸空,這是為了適應竹簡不便容納寬度大的形體而產生的構形方式。 龜甲與獸骨即使寬度足夠,但這些文字構形還是呈這種首上尾下的長方形,正可以說明在竹簡上書寫的字形已經成為習慣。 這種習慣一直延續到楚簡文字,也延續至今。竹書載體的形制對文本復原的作用尤其突出。 楚文字研究的首要目標是文字釋讀與文本復原,這二者相輔相成。 對於失序殘亂的竹簡,能夠正確復原文本,就意味著文字已經基本可以正確釋讀,文意能夠貫通。 所以文本復原是出土文獻整理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 對於殘缺嚴重的古書來說,依靠文意復原有很大風險,竹書形制是綴合編聯的首要條件。竹書對傳世古書研究也有諸多啟示。 古人很早就發現了錯簡、脫簡等現象,但沒有實證,多為可備一說。 我們現在知道先秦古籍經過漢代學者用今文字的系統整理,其中必然會有一些訛脫、錯簡等問題,有些讀不通的地方,需要我們換一種角度考慮。賈連翔博士從始至今參與清華簡的整理與研究,有機會直接從一手材料入手,對竹書形制有深入的研究,在清華簡綴合、編聯、分篇、釋讀過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先後出版了《戰國竹書形制及相關問題研究》、《出土竹書的微觀考古與復原》等著作。 在楚文字學框架下,對楚文字的書寫工具與載體、書寫特徵、古書形制等問題進行規律性總結,從書寫物質形態的角度觀察楚文字,可以大大推進先秦古書在載體形制方面研究的進展。(二)楚文字疑難字與楚文字考釋長期以來,古文字中疑難字的考釋是古文字研究的核心,已有的各種古文字考釋方法主要是針對疑難字,疑難字考釋在古文字研究的各類論著中佔很大的比重。 對於新發現的已經不使用的文字文本來說,疑難問題很多,疑難字是首先面對的攔路虎。 疑難字不僅要一字一字地考釋,而且需要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總結釋讀的規律與方法。什麼是疑難字? 每一個文字符號都包括三個基本項:其一,視覺可見的形體———表層結構;其二,這個形體所記錄的語言單位———文字所記錄的語言;其三,形體與所記錄語言之間的聯繫———深層結構,亦即編碼理據。 就文字個體來說,這三個方面都完全弄清楚就是“完全釋字”。⑨每一個字所記錄語言的音義大都不是單一的,在文字系統中構成彼此錯綜複雜的關係,理清歷時的演變過程與共時的字際關係是更高的要求,也是文本釋讀的必然要求。 即使是兩千多年前的楚文字也經31
歷過了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到了戰國時期表層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記錄的語言與我們所熟悉的秦漢以來形、音、義系統也有很大差異,大部分表意字的構形理據不溯源就只能視同記號。 嚴格地說,只要未達到“完全識字”就是“疑難字”。疑難字根據其難度可以分為不同的級別。 我們以 1984 年湖南長沙市塗家村廢銅倉庫揀選所得的燕客量為例加以說明。 量銘 59 字(含合文 3 字),下面是我們的釋文:郾(燕)客 (莊)嘉 (問)王於 郢之 (歲) = (享月)己 (酉) = (之日), (羅)莫囂(敖) (莊)帀(師)、連囂(敖)屈 (上) (以)王命命攻(工)尹穆 (丙)、攻(工) (佐)競(景)之、 (集)尹陳 (夏)、少 (集)龏賜、少攻(工) (佐) (李)癸,鑄廿金 以賹 (故) (筲)。第一級,字形結構、所記錄語言單位的音義、構形理據都不明確的不識字。 例如量銘最後兩個字“ ”,從最初釋文缺釋到《集成》釋文作“告(造)七月”,都是完全不識字。第二級,表層結構明確,記錄的語言不明。 例如“賹”,字見《廣韻·卦韻》去卦切,義為“賹,賹記人物”,沒有用例,不知所云,無助於銘文釋讀。對於疑難字考釋來說,只要文字所記錄語言的音義明確,文本可以通讀,就已經完成了最重要的考釋,對於文獻訓詁來說,只要看清文字結構,與後世文字對應,確定文本中的音義就可以算作“已識字”。 下面的層級主要是文字學探討的需求。第三層,記錄的語言明確,表層結構與構形理據不明。 例如人名“陳夏”,“陳”字右側部件“ ”非“東”非“重”,其深層理據很複雜。表 2 燕客銅量疑難字變化表《江漢考古》⑩ 《集成》 《教程》 存疑與深化 (郾、燕) (郾、燕) 郢的歷史地理問題□ 享 亯 隸定的原則梄(酉) 酉 酉 “ ”的構形與酉的區別羅 地名用字分化與分化失敗隀(陳) 陳 隀(陳) “陳”音符的來源 允 帀(師) 帀(師) “帀”的構形理據孛 孝 (李) “李”字的來源與深層結構 (桶) (半) 形音義:“桶”與“半”賹 賹 賹 意義:測量或更換 告(造) 意義:“故”與“胡” 七月 (筲) 12 5 3第四層,表層結構部件清晰,構形理據不經過上溯則不能知曉。 “少攻(工) (差—佐)李41
癸”,其中“ (差)”與“ (李)”上部構件完全相同,但來源、功能完全不同。“疑難字”的考釋方法主要是構形分析與文本中的音義判斷。 釋讀的標準有兩個方面,一是讀通文本,確定所記錄的語言;二是文字學依據,符合文字構形與發展的規律。“疑難字”隨著研究的深入,疑難的程度會逐漸降低,有些最終會達到完全識字。 燕客量 59字,1987 年《江漢考古》、2007 年《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2024 年《出土文獻與古文字教程》三個階段疑難字的變化(見表 2)。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釋文中,有十二個字不識或錯釋,另有“連”、“癸”雖然正確釋出但還不能確定,全篇有五分之一以上的疑難字。 經過近二十年的研究,從文字釋讀層面只剩下“ ”、“ ”、“賹”、 “ ”、“ ”五個字了。 又過了將近二十年,銘文釋字與釋讀大部分解決。 目前還有三個方面的“疑難”:第一,工尹穆丙等“鑄廿金 ,以賹 (故) (筲)”的釋字與釋讀還存在不同意見。 《教程》以“ (半)”為量器名,訓“賹”為測量,鑄大器以測小器,還不能無疑。 劉波認為應該讀為“鑄二十金桶,以易故筲”,意思是穆丙等受命製造了這些桶形量器,替換了舊的量器筲,文通字順,也可備一說。第二,文字的深層結構不明或認識不同。第三,隸定原則不同,有些隸定不能準確表達文字的構形。如果按照“完全釋字”的標準,楚文字中很多字還是不同程度的疑難字,需要去考釋。 對於疑難字來說,“一個字就是一部學術史”的確切含義應當是把它放在時、空框架中,對其字形演變、所記錄音義的全部,構形理據的形成、喪失與再造,作為字符的構形功能,字際關係等的全方位研究,這樣就可以以某一個字為中心形成一個彼此關聯、彼此互證的字群,形成由點到面的研究。楚文字疑難字考釋史是十分必要的。 疑難字考釋隨著新材料與新方法不斷推進,按照楚文字學術史劃分時期,歸納每一個時期用什麼方法正確釋讀了多少,留存了多少疑難字,一個時期一個時期做下來,弄清楚文字中還有多少疑難字以及疑難的級別,不僅可以弄清楚文字考釋史,而且可以對疑難字考釋起到指引作用。疑難字研究是個開放的領域。 隨著新材料的發現,不僅有新的疑難字出現,而且會發現過去的“已識字”中的“疑難字”。 例如甲骨文中的“視”字長期被釋作“見”,既不難也無疑,隨著楚竹書與傳世文獻的對讀,才得以區分。 區分後又有混淆,產生新的疑難。侯建科的博士學位論文《楚文字疑難字考釋史研究》 (清華大學學位論文,賈連翔指導,2022年)對疑難字考釋史進行了詳細的梳理。 常用字與稀見字相對應,疑難字與已釋字相對應,這是兩個不同的研究角度。 但稀見字常常就是疑難字,常用字中也有疑難待解決。 侯瑞華博士在常用字研究的同時,對疑難字考釋與疑難字理論有深入思考,進一步提升的研究工作正在進行。(三)楚文字常用字研究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領域一向不太關注常用字。 從文字應用與文本釋讀著眼,文字系統中的常用字是最重要的。 常用字不僅使用頻率高而且大都歷史悠久,構形功能強。 任何時代,掌握三千多字能夠滿足日常應用,掌握五千字基本上能夠解決文獻閱讀的問題。 楚文字是當時人們實際應用的文字,我們今天研究楚文字的首要目標也是讀懂其所記錄的語言、所書寫的文本,發揮其在各個學科中的文獻史料價值。 隨著楚簡竹書的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文史工作者有閱讀出土楚文獻的需求,如何在較短的時間內讀懂楚文獻是楚文字研究的重要目標。以應用為目的的現代漢字學習一定是從常用字開始。 現代漢字常用字研究很成熟,其研究方51
法可以借鑑,但並不完全相同。 楚文字常用字不僅表現在使用頻率,而且表現為構形功能,其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下列幾個方面:第一,常用字掌握直接關係到楚文獻的閱讀。 掌握兩三千常用字,基本上就具有閱讀楚文獻的能力了。第二,常用字大都具有較強的構形功能,有利於楚文字系統的理解。 楚文字中的音符、意符與區別符號大部分來自常用字,很多孤立的形符在發展過程中也會離析或類化為熟悉的常用字符。第三,常用字大都是自古及今的傳承字,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在文化傳承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楚文字與商代文字、西周文字同源,同屬於我們所說的“漢字”系統,即使到了文字異形的戰國,列國地域文字各有特點,但依舊不至於彼此完全看不懂。 漢代學者能夠迅速隸定、釋讀“古文”,也是因為常用字的穩定性與傳承性。第四,常用字大都記錄多個意義。 楚文字與所記錄語義的對應關係與秦漢以來的對應關係很少完全吻合,例如上面所說的楚文字中的“酉”與“ ”是兩個字形,“酉”所記錄的音義是{酒},“ ”是地支用字{酉},這與秦文字以來“酒”與“酉”的區別方式完全不同。 如果以我們習慣的用法去理解楚文字的“酉”就會完全扞格不入。楚文字常用字研究在文本釋讀與楚文獻應用等方面價值很高。古文字常用字研究很薄弱,目前僅有《金文常用字典》、《甲骨文常用字字典》。 前者是有構形分析和注音、義項的字典,後者主要是按現代讀音排列的字形表。 常用字理論建設還很少被關注。楚文字常用字研究建立在對所有楚文字釋讀、應用調查的基礎之上,需要研究和處理大量的材料,難度很大。 侯瑞華的博士學位論文《戰國楚文字常用字研究》(李守奎指導,2022 年)對楚文字常用字做了深入的研究,論文先後獲清華大學優秀博士論文、北京市優秀博士論文,基本上完成了楚文字常用字的理論構建,考釋了一批楚文字常用字,列出常用字表,目前受國家社科基金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出版項目資助,現已出版。 楚文字常用字字典也在撰寫中。(四)楚文獻文本整理不論是狹義的“古文字”還是廣義的“大古文字”研究,從古至今都離不開出土文獻的釋讀與文本的整理。 對於古文字研究來說,一旦脫離開文獻文本,向著狹義的文字學方向“學科化”,就會脫離文字記錄語言的根本,理論越來越完備,但距離實際需求可能會越來越遠。 楚文字研究之所以受到重視,文獻學、歷史學等諸多學科的需求是重要原因。 楚文獻的文本整理不僅是“楚文字學”研究的對象,也是楚文字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這裡說的出土楚文獻與楚文字相對應,是用楚文字書寫的文獻,簡稱楚文獻,其整理包括初始整理報告與公布之後的再整理。金石學領域中的楚文獻整理多以題跋或釋文的形式,內容與形式另有規矩,與全面的文本整理差距很大。 戰國文字研究的興起與楚文字密切相關,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先後出土了兩批重要材料———李三孤堆楚幽王墓銅器銘文與楚帛書,這是上個世紀前半葉所見到的兩批最大宗的戰國文字材料。 但由於都是盜掘出土,大部分很快流散海外,很長時間缺少成熟的整理文本。 五十年代後楚簡面世,但數量少,大量楚文字未能釋讀。 四五十年代出土的楚文獻即使幾十年後的再整理,有些依舊是整體不明,強加註解。出土文獻整理是原創性科學研究,運用文字、音韻、訓詁、文獻多方面知識解決文本釋讀過程中的各種問題,目標是盡量準確無誤,讓學界能讀懂和放心利用。 六七十年代先後發現的望山簡和曾61
侯乙墓簡、曾侯乙墓銅器銘文等是考古發現的大宗楚文字材料,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等先生對其深入研究,確定了整體把握、謹嚴求實、不知則闕、精確表述的楚文獻整理範式。八十年代之後,楚文獻日益增多,整理報告層出不窮,或精或粗,各有特點。 我有幸在李學勤先生的指導下參加清華簡的整理,對文獻整理的過程與得失有了比較真切的了解。整理報告是少數學者原創的階段性成果,必然會存在各種問題。 學者可以在整理報告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 有些整理報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整體不明,疏漏百出,公布後學者會群起修正。經過一定時間的沉澱,相關研究成果積累到一定程度,文獻解讀可能會取得局部或整體的突破,就需要在充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文本的再整理。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與湖北省博物館聯合對楚地出土戰國簡冊進行系統的再整理,已經出版了湖北地區所出土的十四批楚文獻的整理成果,質量很高,是楚文字研究必備的參考書。對於楚文字研究者來說,會自覺不自覺地持續進行楚文獻的再整理工作,從字詞訓詁到語篇文意,從語言文字到歷史文獻,從文本文獻到思想歷史,從局部問題解決到文本整體突破。 如果有必要,對再整理成果可以進行再再整理,這方面的學術成果非常多。 近年來,我也著手對楚文獻進行再整理工作,與趙相榮合作完成了《信陽簡遣策分組編聯與補釋》。對楚帛書進行了全面再整理,目前已經發表了《楚帛書乙篇的文本復原與文字辨釋》、《楚帛書的圖文結構與神話敘事》 (與胡霖合作),與胡霖、趙相榮合作的《楚帛書再整理》初稿已經完成。楚文獻文本整理與再整理十分重要,建立一門“出土文獻整理學”也未嘗不可。 梳理楚文獻文本整理的發展史,探尋方法,總結得失,予以理論概括。楚文獻文本整理大都面向學術界的研究需求,讀起來大都佶屈聱牙,令人望而生畏。 楚文獻中的很多內容可以面向大眾,目前通俗普及的整理文本還很稀缺。(五)楚文字與甲骨文、金文互證古漢字地域文字都有共同的源頭,它們同屬於一個大文字系統,但傳承關係與發展道路不完全相同。 楚人地處南國,周人建立曾、唐諸姬加以鎮撫,但隨著楚國勢力的不斷擴大,春秋早期湖北大部與南陽盆地就成為楚人控制的區域,其文字傳承與遠在西北的周秦有所不同。 有些商、周的古體字只在南國流傳。 更重要的是楚簡中的實用文書、古書,與具有特殊用途的甲骨文、金文等不同,有些可以和後世文獻對讀。當把楚文字放在歷史的過程中,放在古漢字系統去考察,會呈現多重價值。 從宏觀來看,可以探討中華民族的融合過程;從微觀來看,可以借助楚文字考釋商周文字,也可以利用商周文字考釋楚文字。商周上下結構的古文字中,處於下部的“人” 與“卩” 大部分是對立關係,例如“見” 與“視”、“祝”與“兄”、“鬼”與“畏”等等。 但在以秦文字為主的《說文》系統中,形體已經訛混為一,以《說文》為依據的古文字考釋就會誤加混淆。 依靠文獻對讀釋出楚文字的“視”,甲骨文中的“視”自然就可以從“見”中區別出來。利用楚文字考釋甲骨文與金文已經取得很多優秀成果,利用甲骨文與金文考釋楚文字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徑;楚文字很多已經記號化,構形理據大都需要上溯。 楚簡中的“ ” (包山簡237)表層結構是“ ”,只有上溯到甲骨文,才能明確是“毓”字的省形。把楚文字放在歷史發展中觀察,不僅有助於文字考釋,也可以深化、細化古漢字發展史。 《說文》中“毓”是“育”的或體,從商至秦漢其傳承關係十分清晰。 清華簡《楚居》中有“ ”字,即使正71
確隸定為“ ”,也不見於字書。 這個形體在春秋時的曾文字中也出現過。 “毓(育)”字在西土、南土有不同的傳承發展:表 3 “毓”字西土、南土分化表商 西周 春秋 戰國 《說文》西土《合》22663 《集成》4341 秦骃玉版甲南土《屯南》469 《新收》530 《楚居》簡 2“毓”字的發展脈絡讓我們比較清晰地看到商代以後文字南北分化的過程。楚文字與商、周文字互證尤其需要古文字前後貫通。 李春桃教授對古文字與計算機信息處理有精深造詣,正在運用大數據總結楚文字與商周文字互證的相關規律。以上五節是基於古文字理論與目標的楚文字學。 楚文字學首先要服務於楚文字考釋、文本整理、楚文獻應用等。 我們沒有按照文字學、漢字學、古文字學、楚文字學由大到小的順序展開,主要是出於對楚文字學價值的認識———楚文字學的價值首先在於古文字學。四、文字學視野下的楚文字研究與地域文字學的構建(一)楚文字的表層結構與書寫文字是書寫的符號,書寫工具、載體與書寫過程是導致字體差異的直接因素。 商代的甲骨文“書寫”用刀類契刻工具在龜甲獸骨上刻寫,金文的“書寫”要經過毛筆書寫、製範、鑄造等複雜的過程,工具、載體與書寫過程表現出不同的字體面貌,相關研究已經非常深入。文字是視覺的符號系統,文字學關注的是書寫的結果,即這套視覺符號的構成。 文字系統首先表現為一套形體彼此區別的形體符號,文字結構也首先表現為視覺可見的表層結構。 這套符號的表層結構系統可以分析,可以描寫。表層結構的底層是幾十個形狀不同的筆劃,筆劃組合成構字部件,部件組合成字形,字形群體表現出共同特徵就是字體。 我和肖攀曾在《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一書中對清華簡《繫年》的筆劃、部件和字形進行過拆解、歸納,進行過解剖麻雀式的探討。 就楚文字來說,理論上可以進行更加全面的分析、描寫、歸納。 區分為西周至春秋和戰國兩個階段分別研究,觀察楚文字字形字體的特徵以及發展變化,具有一定的意義。 這種脫離其所記錄語言的形體研究是文字學的一個方面,單純的表層結構研究對於古文字釋讀沒有太大作用,但與書法學十分密切。漢字表層結構分析有利於漢字的書寫與教學。 現代漢字由直接構字的區別部件構成八種表層結構。 識字積累到一定的程度,應用者都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建立起一套表層結構系統去釋讀和書寫,只有這樣才能突破識字障礙,變得越來越容易。 楚文字也是這八種表層結構,古今基本一致。表層結構首先關注的就是形體之間的區別。 對於非區別特徵,可以淡化甚至忽略。 例如“釋”字左側不是“采”,“冒”字上邊不是“曰”等等,對於符號區別毫無意義,為了照應已經不能表達理81
據的“理據”,只會增加識字的難度。 楚人在書寫過程中,把一些沒有區別功能的部件進行了簡化、合併和類化,這方面的規律很值得總結。表層結構追求形體的視覺之美,均衡、豐滿等是其基本原則。 早期漢字表意字較多,形符構形,隨體詰詘,大小不一,隨著漢字的形聲化,整齊劃一成為趨勢。 楚文字中為了字形美觀,飾筆、飾符大量出現。 形體裝飾是楚文字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孫偉龍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羨符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李守奎指導,2009 年)對部分楚文字的“羨符”進行了研究。 裝飾性部件從對音、義的表達角度觀察是零功能,是羨餘,所以稱之為“羨符”,但從表層結構的角度觀察,具有裝飾功能,並非完全多餘。 文字理論中沒有了裝飾部件或羨符,就是系統性缺陷,直接導致構形闡釋中把裝飾部件強解為表意字符,《說文解字》就因此犯了系統性錯誤。 楚文字中的飾符逐漸受到重視,新的研究成果不斷問世。 視覺符號追求美,是文字學與書法學彼此相通的橋梁。文字的形體是通過書寫完成的,從書寫的角度關涉到文字系統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字體的形成與演變。 字形向簡化的方向發展,字體筆劃向平直的方向發展,都是漢字發展的“規律”,其驅動力來自書寫追求簡便。書寫與構形系統的變化。 書寫簡化導致產生大量的記號字,文字構形系統由以表意、形聲為主向著以記號字為主的方向發展。書寫是書法藝術主要研究的對象,以漢字書寫求美為主的書法成為一門獨立發展的藝術,是漢字的一大特點。 漢字學一般只研究書寫的結果,自覺把“書寫”從研究對象中剝離出去。 楚文字書寫是楚文字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希望能夠汲取書法研究的長處研究其表層結構。 楚文字書法方興未艾,不僅湧現出一批以楚簡書法見長的書法家,而且已經上升到理論認識的高度。 書法對書寫工具、載體、書家學識與技藝都有一定要求。 朱友舟教授系統研究過楚人使用的毛筆,還有專著《戰國楚簡書風研究》系統探討楚簡書法,對我們的研究多有助益。文獻中對先秦字體的認識局限於文獻記載與以青銅器銘文為主的一些銘刻,字體概念如籀文、大篆等糾纏不清。 青銅器銘文是特殊的規範字體,大都經過三次“書寫”才能完成,無法看到毛筆字跡的原初狀態。 楚文字載體有大量的竹簡寫本與抄本,展現出眾多不同風格的字跡。 把楚簡加以斷代,可以歸納各個時期的書體特徵,加以分類。 楚文字有多種不同類型的字體是事實,至於如何命名,僅僅是話語系統問題。 包山簡中的一些文書簡與漢代的一些文書簡比較,字體特徵已經高度相似。 如果稱之為行書或行草,大概不會有人相信,但事實上,毛筆書寫的這種日常應用書體的源頭應當更加久遠,也有更高的相似度。楚文字書手與字跡的分類研究已經相當成熟,李松儒在這方面貢獻尤多。 字跡分類有助於竹簡編聯、文本流傳研究,開拓了楚文字研究的廣度。從楚文字書寫的角度觀察文本的形成、文字的書寫過程,有多重價值。 王先虎博士本科、碩士都是書法專業,博士論文以《書寫與楚文字形體研究》為題,探討了相關問題(清華大學學位論文,李守奎指導,2025 年)。(二)楚文字的上古音問題與上古音研究語音是語言符號的物質載體,記錄語言的文字必然記錄語音。 由於漢字不直接表音,表意字、記號字等無法直接顯示其讀音,形聲字即使有表音字符,隨著字形與語音的演變,很多也變成了孤立的記號。 漢字與語音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使其可以突破時空的限制,根據當時、當地的實際語音進行換讀,這樣就越發遮蔽了文字記錄語音的功效。 很長時間內,人們用當時的語音換讀先秦經91
籍中的文字理所當然。 直到清代古音學大發展,從材料中歸納出上古音系統,使經籍訓詁大明。 古文字用上古音階段的文字記錄上古音,無論是對上古音研究還是利用古音解決出土文獻的釋讀,都有著更加直接的作用。 由於楚文字材料很多,楚文字的上古音價值就更加突出。上古音的韻部是根據文獻語言材料歸納出來的,所以實用價值很高,可以充分利用上古音解決文獻釋讀問題。 出土楚文獻中有大量的韻文、假借字、諧聲字、異文等上古音材料,首先需要對其進行系統的搜集與整理,這是必要的基礎研究。 劉波的學位論文《出土楚文獻語音通轉現象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學位論文,李守奎指導,2013 年)曾經做過比較全面的整理與初步研究,論文獲吉林省優秀博士論文提名獎。 白于藍教授的《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收入大量的楚文字用例。出土楚文獻材料中反映出來的上古音現象非常複雜,很多突破了文獻語言材料歸納得出的認知。 工具書不論採用 19 紐 22 部還是 22 聲母 30 部,都是一個呈現主體的框架。 用這些古音系統解釋南北古今,有些不能密合或完全不通。 把特定時代、特定條件下發生的通轉現象當作證據去釋讀所有材料,就會出現無所不通的氾濫。 由於出土楚文獻的大量出現,利用這些材料嘗試探討楚國方音的研究也提上日程,趙彤先生的《戰國楚方言音系》廣有影響。根據現有的楚文字材料構建楚文獻的語音系統是否具有可行性值得探討。 將典型的楚文字與底本為外來古書等非典型的楚文字分別歸納,可以觀察二者之間是否存在規律性差異。 通過深入細緻的描寫分析,即使得出差異不大的結論,也可以看到先秦時期楚地方言與中原通語的一些實際情況。 根據新材料,上古音研究需要細化是大家的共識。 這方面已經有很多的研究成果,需要總結其得失,向前推進。楚文字釋讀、楚文字考釋、楚文字構形都離不開楚文字的語音研究。楚文字中有大量的語音現象需要解釋,“疑難音”比“疑難字”更加突出。 例如“李”字《說文》分析為“從木,子聲”,楚文字構形上“來”下“子”,理解為“來”、“子”雙音符沒有問題,但據此得出來母與精母相通就不可信。 “李”字可上溯到“釐”及其各種異體,用法有別,讀音也分為舌音和齒音兩個系列,不能用通轉簡單解釋,需要更全面的考慮。 楚文字讀音研究可以從疑難音入手,像疑難字一樣一個釘子一個釘子地拔,只有經過深入研究和詳密考證,才能確定每個字的音韻地位。 在這種具體問題解決過程中逐漸歸納出規律,驗證或建立起符合實際的體系。根據楚文字的實際讀音,歸納出一部《楚文字聲韻表》,後面附上疑難音歸字說明,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 由於主要依靠傳世文獻材料建立起來的古音系統自身的局限,其解釋力也受到限制。中外學者利用古音學、音系學等理論,把材料擴展到漢藏語系、方言、對音等材料,語音系統構建得更加周密並構擬出音值。 這兩種研究方法應該互補,共同推進古音學的進展。 古文字學界盡量避開厚此薄彼、攪入到門戶之爭。 不論是什麼理論方法,能夠解決實際問題,具有充分解釋力的,就是好的理論方法。 這是很專精的學問,張富海、葉玉英、鄔可晶等一批古文字與上古音兼修互證的青年學者已經做出很好的成績,期待有更多的突破。沈奇石的博士論文《楚簡帛用韻文獻整理研究》 (華東師範大學學位論文,白於藍指導,2024年)已經對楚簡帛用韻進行了系統整理,上古音理論有深厚的積累,目前博士後階段正在對楚文字音韻及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博士生趙市委以《楚簡典籍類文獻異文中的上古音韻問題研究》為題也探討了相關問題。(三)楚文字的語義系統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文字研究的核心是其所記錄的語義,字形分析、語音探索等都是手段。 古02
文字語義研究可以借鑑詞匯學、語義學的理論方法,但要從古文字的特徵與研究目標等實際情況出發。 語義是語言的意義,對於文獻語言來說,既離不開文字也要謹防文字的干擾。漢字是表意系統的文字,古文字中有些疑難字的語義或部分語義根據文字構形與上下文語境可以脫離語音獲得。 這一特點可以充分利用,但不能誇大,防止走入據形濫訓的誤區。首先,要剔除字書說解中的非語義。 例如《說文》中“ ,口上阿也”“ ,舌皃(貌)”“也,女陰也”等等,這些是在文字構形誤解的前提下附會出來的構形“字義”,與這些文字所記錄的語義沒有任何關係,不能以此作為訓釋的依據。第二,要區別字義與語義。 “字義”是字形所表達出來的視覺可見的意象或字符拼合出來的意義,例如甲骨文中“ (休)”(《花東》53)的字形意象是歪脖子“木”下有個人,“ (赤)”是“大火”。字義是文字構形的理據,與語義之間有一定的聯繫,在詞義明確的情況下可以判斷為語義的某一個邊緣特徵義。 例如知道了“休”有庇蔭、休息、美好等意義,就可以逆推這些意義與人在歪脖樹下之間的聯繫,就可以知道是庇蔭、休息的具象化。 字義“大火”的意義可能是“旺”,也可能是“燒烤”,只有在明確了“赤”的意義之後才能確定“大火”是顏色的聯想。 語義有很多特徵義,造字時選擇哪一個作為編碼理據,是當時的文化背景和造字者的思維習慣,具有一定的任意性。 由字形表達的意象推測其所記錄的語義是什麼,會有無限可能。第三,要區分文字與語義的不同對應關係。 “令”是倒口下面一個跪坐的人,表示命令義,既可以是動詞,也可以是名詞。 加意符“口”形聲化成為“命”,“命”與“令”異體通用。 在這個意義上,直到今天即使雙音化為“命令”,依舊既可以是名詞,也可以是動詞。 在秦系文字中,“命”與“令”的分化是在“令”表示職官令長之“令”、法令之“令”後,異體分化,音義有別,二字不能互通,成為秦漢以來的用字規範。 楚文字中也區別命令與職官之“令”,但與秦文字大不相同:“命”與“令”保持一字異體的傳統,另外為職官之“令”造了一個專字“ ”。 從文字記錄語義的角度精確表達,就不能簡單地說楚文字的“命”與“令”就是秦漢文字的“命”與“令”,它們與所記錄的語義不對等。 秦系與楚系同形字更能突出反映出文字所記錄的語義差異,例如楚銅器銘文中的“脰”和遣策中的“紳”分別記錄{廚}和{靷},與我們熟悉的形音義關係不同。傳世典籍語義系統以及與文字的對應關係經秦漢整理規範過,一定程度上與楚文字不是同一個系統。 一方面我們不能簡單用秦漢文字語義系統去理解楚文字的語義系統;另一方面雖然楚文字消失了,但在文本轉寫中還會留下其影響。 只要從材料出發認真觀察,就會發現很多楚文字記錄語義的獨特現象,需要進一步深化、細化。楚文字、楚文獻雖然已經有足夠大的體量,但目前的研究還主要集中在文字考釋、文本整理、字形表編著、研究成果匯集等基礎研究。 對楚文字個體或部分小群體的詞義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但從語義的角度進行系統的研究還很不夠。楚文字詞義的研究成果目前主要是從材料出發,在整理、歸納、描寫過程中發現的各種語義現象的專題研究。 系統的楚文字意義研究和楚文字詞典都很稀缺。12
楚文字研究對詞典有急迫需求。 詞典不論是釋讀文本還是語義研究都是必須的。 楚文字目前還很難自學,和沒有切用的工具書密切相關。 編寫高質量的詞典,尤其是從古文字文本歸納義項的詞典,不僅對編者的學識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工作量巨大,需十年磨一劍。 一些評估體系還不算作有效科研成果,所以高質量的詞典很難產生。 楚文字詞典可以從楚常用詞詞典或部分材料的專題詞典做起。 把一批材料定為研究對象,進行文本斷代、釋義、分詞、義項歸納,最後按照一定的體例編成詞典,操作相對容易。 我們進行的楚帛書再整理後面附有《楚帛書詞典》,是這類專題詞典的雛形。主題、專題詞典例如楚遣策名物詞典、楚文獻人名詞典、楚文獻官名詞典,是各類專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有學者已經開始編纂,也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參考。常用詞詞典的道理和常用字字典相同,結論大都能確定,對於楚文獻釋讀應用價值最高。 常用詞詞典編纂不能僅僅是匯集已有研究成果的工夫活,更要進行實實在在的研究,考證其在文本中的意義,歸納其義位,在此基礎上建立義項,最後進入詞典。 人名、地名、官名等另有研究目的與方法,可以除外。古代以單音詞為主,所以楚文字常用字字典與楚常用詞詞典重合率很高,需要彼此互相照應,突出重點,滿足不同的需求。石從斌的博士論文《楚簡常用詞研究》 (黃德寬指導,2023 年)已經對戰國楚常用詞進行了系統的梳理、考證和研究,論文獲評清華大學優秀博士論文,基本上完成了楚常用詞的理論構建,目前受到 2024 年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暨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出版專項資助,期待早日出版。(四)楚文字的深層結構與楚文字的構形共時文字系統中的文字呈現出來的是視覺形體和對語言符號再編碼的方式,我們稱之為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 深層結構之“深”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是與視覺可見相對應,是看不見的編碼原理,有學者稱之為“內部結構”;第二,喪失了理據的記號字,只剩下與其他形體相區別的表層結構,其構形理據藏得很深,通過歷史溯源才能得知。現代漢字對探求深層結構有很大的局限,例如“强”字表層結構是左“弓”右“虽”,會正確書寫,記住其音義,能夠正確應用即可,其深層結構藏得很深。 《說文》字形作“強”,以為“從虫,弘聲”已經是誤解。 秦文字就寫作“强”,應當是從虫, 聲。 楚文字中有“ ”、“ ”等不見於字書的字形,音義用法正是{强}或{剛}。 上溯到甲骨文,綜合考慮,基本上可以確定就是“剛”與“强”的本字。 字形分析是古文字考釋的基礎,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梳”的表層結構是“木”和“ ”構成的左右結構。 記錄的語言是一種以木為主要材質,用於疏通頭髮的工具。 “木”與“梳”的意義有關聯,“ ”與“梳”的音、義都沒有直接關係,是個半記號字。 深層溯源,“ ”是“疏”的省形,既表示意義(齒稀疏與篦子的齒密相對應),也表示語音,所以叫做省聲字。 這種深入的構形分析對於現代漢字“梳”的識讀與書寫都太過迂曲,但對於古文字考釋就十分必要。 楚文字中有一個上下結構的“ ”(仰天湖 34 號簡),是遣策中記載的器物。 上部“ ”中的“疋”,就是“疏”左側的音符,下部像梳子的形狀。 儘管上、下兩個構字部件都不見於已知文字系統,但根據其構形分析,可以確定其記錄的就是“梳”這個詞,與墓中所出器物也吻合。 其構形類型就可以歸入從梳的象形字符表意、 聲的形聲字。漢字學的構建從漢字編碼理據解析開始,有其現實需求,那就是漢代學者解讀古文經、考釋古文字的需求。 對於從來沒有見過的古文字字形的考釋,明確其構形才能確定其所記錄的音義,明確22
其音義才能確定其構形原理,二者表裡相依,不可分離。 楚文字構形研究回歸構形研究的原初目的,有助於楚文字考釋。 一旦文字所記錄的音義已經確知,就可以算作“已釋字”,進一步明確構形理據就是“完全釋字”。 完全釋字需要充分的條件,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不需過度追求。 例如“不”與“帀(師)”是楚文字中的常用字,記錄的音義明確,即使上溯也構形不明。 在目前的材料條件下提出各種假設都只是可備一說而已,耗費大量的精力徒增煩擾。 構形研究不能流為脫離實際,牽強附會,瑣碎分類。構形是文字構成的動態過程,任何一個共時系統中的文字,都是在人們對表層結構需求和深層結構需求兩種動力推動形成的結果。 表層結構追求區別明確、書寫簡單、形體美觀等,深層結構追求表達準確、理據明晰。 就以“陵”字為例,從西周文字到楚文字的各種異體的構形過程可以描述,可以解釋: 三年 壺——— 高陵君弩機 裏耶 8- 527 背 夆伯鬲——— 新蔡乙四 60——— 鄂君啟車節——— 《璽匯》164構形的結果就是文字系統中不斷出現新的形體或新的形音義結構。 每一個時間節點上的楚文字都有其形體、所記錄的語言和編碼形式,都經過編碼造字、應用變化、理據消失和理據重構的過程。《璽匯》164 的“陵”靜態觀察就是上“來”下“土”,從土來聲。 但其形成過程經歷了意符“ ”變形為音符“來”,音符“仌(冰)”轉變為意符“土”(也可能是累增意符),截除省略意符“阜”等複雜的過程。漢字研究有必要區分“結構”與“構形”,使二者有明確的界域。 “結構”是構形的結果,可以從形體結構與編碼原理兩個角度進行靜態觀察與分析。 “構形”可以理解為支配式複合詞,重點是如何構成這個形體。 構形理論與實踐的價值主要在於動態研究漢字,考察結構形成的過程。構形過程中形成的基本結構類型頗有分歧,“六書”、“三書”、“四書”、“二書”各有道理。 我們以漢字編碼方式和構形發展史為標準,把漢字的基本類型區分為記號、表意、表音、形聲四種,每一種都有多種下位類型。 所謂“基本類型”是指漢字發展各個階段都存在,在某一階段是主體構形形式。 漢字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但基本構成方式與構形類型不變,“基因”不變。目前的材料呈現的楚文字發展歷程比較短,但由於戰國材料極其豐富,地域性很強,構形研究有很大的發展前景。 楚文字的構形研究無論是對於楚文字考釋,還是漢字發展史的細化都很有意義。楚文字構形有兩條路徑相輔相成,靜態的結構描寫和動態的構形過程描寫。結構由一定的結構單位按照一定的原理組合而成。 結構描寫首先要分解出結構單位。 出於古文字研究的目的,楚文字構成單位的拆分主要以音、義功能字符為核心。 記號字如果不溯源就不必進行理據分析,只進行部件拆分。 例如“ ”(包山 18)是“鑄”的表意字的簡化,靜態觀察該字已經完全記號化,上部是“ ”與“大”或“入”,下部是楚文字中的“皿”。 靜態構形描寫不能缺少記號字與裝飾字的理論,一些完全喪失理據的記號字只需區別構字部件。 分析出結構單位,根據結構單位的功能與組合方式確定文字的結構類型,這樣就可以看清楚文字的結構全貌。動態的構形描寫展現結構的形成過程,解釋其變化的原因。 例如上面說到的楚文字“鑄”,列出字譜,可以知道上面是倒過來的容器或者變形“火”,下面是“皿”,可以清晰看到記號化的過程。楚文字系統中的直接構字字符可以全部歸納出來,根據其功能加以區分。楚文字構形研究不能離開文本進行簡單的操作。 一切構形現象都是在文字應用過程中產生,構形研究的最初目的也是為了古文字釋讀。 只有從文本釋讀過程中產生的構形研究才可能符合實32
際,才具有原創性。 回到文本釋讀,構形研究才具有實用性、可驗證性。楚文字構形研究不僅是理論構建,更重要的是實際操作,即在構形研究中發現新的構形方式、解決文字釋讀的問題或為解決問題提供文字學的證據。 如果研究了一批楚文字材料的構形,卻沒有發現、解決任何楚文字釋讀中的問題,這種“楚文字構形研究”的學術價值就需要重新評價。從文本出發的漢字構形研究難度很大,工作量也很大。 可以從具有某種共性的材料做起,也可以從某一時段的材料做起。 只要深入進去,就會發現我們對楚文字的構形很多都是似是而非,是未來學術的增長點。 也可以以一類字為研究對象,如楚文字表意字、楚文字形聲字、楚文字記號字等都可以做專題研究;也可以以彼此關聯、彼此影響的一群字為研究對象構成很多的專題研究;還可以以一個構形單位為核心探討其在所有構形中功能和演變,這更是一個開放的課題。楚文字構形研究的成果很多,恕不能一一例舉。 我們也做了一些嘗試,曾與肖攀合作《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 (中西書局 2015 年出版),肖攀博士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楚文字構形分析與疑難字考釋”,對於楚文字的構形有一些初步認識。 清華大學也有博士生應用不同的構形理論對楚簡文字構形進行探索。 對全部楚文字進行構形的深入研究,任重道遠,需要更多的學者參與進來。(五)楚文字應用、演變與字際關係研究楚文字絕大部分存在於當時的文本中,呈現出應用的真實情況。 楚文字應用與字際關係成為楚文字研究的熱點,研究成果已經積累得十分豐厚。《說文》的後二書“轉注”與“假借”,學者很早就發現與前四書的文字結構理論不同,多有困惑。 如果把六書理論放在古文釋讀過程中思考就很容易理解。 釋讀出土文獻,除了新出現的文字需要通過字形分析去釋讀外,以假借為主的“一形(字)多義”和以訛書異體、異構異體、通假等構成的“一詞多形(字)”普遍存在,必須隨文釋讀,一字多詞是假借,多字一詞就是轉注。楚文字在發展過程中自成表達系統,與秦漢以來形成的文字與語言的對應關係多有不同。楚文字所記錄的語言不斷發展變化,為了更加準確記錄,不斷分化。 在應用書寫過程中不斷簡化、裝飾,發生種種變化。 各種變化的結果構成楚文字之間歷時、共時的錯綜複雜關係。假借字、異體字、同形字、同義換讀、古今字等等,都是文字應用過程中的字際關係,這也是個開放的方向,需要大量投入。 張峰的博士論文《楚系簡帛文字訛書研究》(吉林大學學位論文,李守奎指導,2012 年),2013 年獲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資助,出版了《楚文字訛書研究》一書;黃一村博士的《清華簡(壹—拾)用字差異現象與文本研究》(清華大學學位論文,李守奎指導,2022年),2023 年“戰國楚地典籍類文獻特殊用字現象整理與研究”獲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支持。 曹雨楊博士的學位論文《戰國楚文字用字系統研究》(清華大學學位論文,李守奎指導,2024 年)探討了“用字系統”。 這些成果都從某一個側面對楚文字的應用中的各種現象進行了研究。楚文字應用、楚文字演變、楚文字系統等做得很不夠,是楚文字研究的薄弱環節。(六)楚文字與其他地域文字比較研究區別地域文字的前提是地域之間有差別,各地域的文字有特色。 西周時期雖然諸侯林立,但無需分出地域文字,就是因為目前所見材料沒有明顯的地域差異。 楚文字與其他地域文字相比較,有明顯的特色:第一,在所有地域文字中,材料最豐富。 第二,簡帛古書、遣策、卜筮祭禱記錄等形制獨有,內容獨特。 第三,文字字體、結構、構形過程有特色。 第四,文字應用、字際關係有特色。特色因比較而來,沒有比較,就無從見到特色。 通過與其地域文字比較,這些特色才能具體化。42
王永昌博士的《清華簡文字與晉系文字對比研究》 (吉林大學學位論文,指導教師李守奎,2018年),進行了楚與晉文字的對比嘗試,2019 年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資助,有所完善。 孫偉龍博士也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曾、楚文字比較研究”。目前楚文字與秦文字、齊文字的對比研究還沒有很好地展開。 燕文字材料太少,與楚文字也沒有什麼糾結,暫時可以放緩。 吳越文字進入戰國已經衰微,與楚文字之間的關係還需要仔細對比後再做推斷。因為材料數量不對等,內容不同質,目前的對比研究只能根據已知的材料就事論事。 所謂“只見於楚文字的文字或構形”,如果有三晉古書簡問世,就可能不再是楚文字的特色。以上六節主要在文字學、漢字學的視域下,對楚文字分別從書寫的形體、記錄語音、記錄語義、對語言再編碼的構形方式、文字系統與字際關係以及地域文字之間比較等六個方面對這個地域系統加以描寫,展示地域文字的特徵與研究價值。 另外,我們在工具書編纂、數據平台建設、楚文字與楚文化的發展等方面對楚文字學加以拓展。駱珍伊、沈奇石二位博士後在楚文字工具書的編纂方面用力甚勤,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不同類型的工具書可以解決文本釋讀中的不同問題。 目前楚文字工具書主要表現為字編、集釋等資料匯集,尚缺少完備的字典、詞典。 楚文字工具書理論建設不足,亟待完善。賈連翔副教授、張馳博士和博士生趙相榮與出版社合力搭建起在楚文字信息化處理平台,目前已經將所有的楚文字做成數據庫。胡霖博士對楚文化深有研究,目前正在以楚文字的形成、發展演變為線索,探討楚文化的內涵發展與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融合過程。限於篇幅,我們對上述“楚文字學”的的各節內容不一一展開。五、結語楚文字主要存在於出土文獻中,是古漢字的一部分,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漸形成其地域特徵。 楚文字學從釋讀、利用楚文獻和全面認識古漢字發展史的目標出發,在對楚文字的載體、書寫、所記錄語言、結構系統、構形過程、字際關係等全面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規律的探索和理論概括。我們把所有與楚文字相關的研究都叫做學科的“建設”,把楚文字學框架的形成叫做“構建”。通過多年的建設,基本上構建起楚文字學的框架,目前已經有一些研究成果:(一)發表一定數量的文章;(二)建設楚文字信息處理平台,完成楚文字數據庫;(三)完成楚文字專題文字編的編輯;(四)系列博士學位論文、博士後出站報告展開楚文字專題的深入探討;(五)在以上實踐基礎上,我們構建起“楚文字學”的框架,在不同的視域下觀察楚文字,總結規律,概括理論,不斷補充、修正,以期呈現一部有創新、有用途的理論著作;(六)理論指導實踐,全面系統對楚帛書再研究、再整理,完成《楚帛書的再整理》與《楚帛書新探》。 我們扣住四個方面構建楚文字:古漢字的一部分,地域文字,理論建設,理論指導實踐及專門知識對其他學科的作用。作為地域文字,需要描寫出系統的特殊性,對於文本釋讀來說,主要是解決差異帶來的疑難,所以地域特色必然是研究的重點。 如果放在漢字與文化傳承的大背景觀察,更需要從“古漢字”的角度思考,不僅看到地域文字之間的差異,更要看到地域文字之間的交流與融合,這才是中華文化的主流。〔文章在寫作過程中,承蒙侯瑞華與趙相榮協助處理文檔、校對文稿並提出修改意見,特此致謝!〕52
①黃德寬:《新時代古文字學學科建構》,北京:《歷史研究》,2024 年第 12 期。②李守奎:《漢字理論與漢字闡釋概要》,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24 年,第 3~8 頁。③李守奎、白顯鳳:《楚文字的歷史發展與地域文字系統的形成》,長春:《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7年第 1 期。④湖南省博物館等編著:《長沙楚墓(下)》圖版一五九圖 8、圖 12,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年。⑤故宮博物院編,羅福頤主編:《古璽匯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第 253 頁。⑥李守奎、肖攀:《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第 195 頁。⑦陳劍:《說慎》,《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 年,第 39~53 頁。⑧肖毅已將此璽定為楚璽。 肖毅:《古璽分域研究》,武漢:崇文書局,2018 年,第 26、130 頁。⑨李守奎:《系統釋字法與古文字考釋———以“石”構形功能的分析為例》,長春:《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 年第 4 期。⑩周世榮:《楚 客銅量銘文試釋》,武漢:《江漢考古》,1987 年第 2 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七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5591 頁。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撰:《出土文獻與古文字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 685 頁。李守奎:《清華簡〈繫年〉中的“ ”字與陳氏》,見《古文字與古史考:清華簡整理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第 146~154 頁。劉波:《釋楚郾客銅量中的“故”字》,武漢:《江漢考古》,2012 年第 1 期。 李守奎、趙相榮:《信陽簡遣策分組編聯與補釋》,《簡牘學與出土文獻研究》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 年,第 74~92 頁。李守奎:《楚帛書乙篇的文本復原與文字辨釋》,長春:《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3 年第 2 期;李守奎、胡霖:《楚帛書的圖文結構與神話敘事》,長春:《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4 年第 6 期。朱友舟:《戰國楚簡書風研究》,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23 年。作者簡介:李守奎,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教育部中文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文字學會副會長,中國古文字學會理事。 曾入選 2016 年度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長期從事古文字與出土文獻、漢字學等方面的學術研究和漢字文化的普及工作,先後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兩項。 參與清華簡整理與研究工作,獲“教育部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出版著作《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書(一至五)文字編》、《古文字與古史考》、《漢字學論稿》、《漢字為什麼這麼美》、《漢字闡釋十二講》、《漢字理論與漢字闡釋概要》等十餘部著作;在《文物》、《考古》、《中國史研究》、《古文字研究》、《中國文字研究》、《歷史語言學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復旦學報》、《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報》、《中山大學學報》等刊物發表文章一百多篇;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清華名家演講錄》等。 其中《楚文字編》、《包山楚墓文字全編》、《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等獲“教育部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漢字說解一百五十講》入選科技部“2023 年度全國優秀科普作品”。[責任編輯 劉澤生]62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港澳研究·主持人語:“港澳研究”是《澳門理工學報》最富有地方特色的研究專欄,也是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評選的“特色欄目”(名欄),2011 年學報全新改版伊始,即受到海內外學界的廣泛關注。 改版 15年來,“港澳研究”專欄共發文 152 篇(包括以澳門“旅遊博彩”等為名的其他 15 篇),約 300 萬字,是當前海內外人文社科綜合性期刊中發表港澳研究成果頗具代表性的學術專欄之一。“港澳研究”專欄的創辦,很好地體現了《澳門理工學報》之策劃初心。 以地域特色撬動學術大視野,進而塑造並強化期刊的個性特徵,是成功打造精品欄目並藉此助推期刊高質量、高影響力發展的重要方式,走出一條富有自身特色的轉型之路、發展之路。 該欄目在兼顧學科發展需要的基礎上,有效結合了澳門“一國兩制”地域特點以及由此衍生的澳門學術研究的地方特色,同時還重點融入本校的優長學科,較好地實現了專業化、專題化發展。 圍繞國家戰略總體布局和重大熱點問題,展開重點策劃和欄目建設,是新時代人文社科期刊 “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時代使命所在,這一特色也成就了“港澳研究”欄目的學術影響與精品地位。港澳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具有凝重和深厚的歷史內涵,值得學界高度重視。 回歸以來的港澳研究,在某種意義上說,堪稱是一部“一國兩制”實踐的“學術鏡像”,既記錄了這一史無前例的偉大事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也深刻揭示了其曾經面臨的複雜挑戰。 國內外學界的相關研究,不斷回應現實需求,從回歸初期的平穩過渡、制度構建、港澳“窗口”功能借鑑,逐步深化與系統化,直面深層矛盾、回應治理挑戰,再到新時代的守正創新、關注範式重構與安全考量,探索國家、港澳相互賦能的融合發展模式,始終將港澳與祖國內地的命運緊密相連。 未來的研究,必將更加側重於在堅守“一國”原則的前提下,通過制度創新推進深度融合,探索確保港澳長治久安與更好服務國家的實踐路徑,從而不斷豐富和發展“一國兩制”的理論與實踐。當前,港澳研究正處於一個新的重要階段。 新的歷史時期賦予學術研究新的使命與新的內涵。本期推出的三篇研究文章,正是這一領域的新探索。 齊鵬飛教授的《擦亮“文化澳門”這張金名片———寫在〈澳門理工學報〉創刊 100 期之際》,可謂“應時之作”。 他認為在“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時代的當下,構建其本土自主知識體系的“文化澳門”專題,正是最具針對性、前瞻性和信服力的問題意識和研究導向。 蔡赤萌教授的《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內涵特徵與理論啟示》指出,“一國兩制”框架下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種獨特的國家治理模式與發展路徑,其核心在於維護“兩制”差異的前提下,通過制度創新和政策協同,實現港澳與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深度協同與有效對接。 在“兩制”差異性基礎上實現融合發展並達致港澳與國家整體利益的最大化。 米健教授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二十一世紀中國建設發展的獨特範式》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核心任務是優化與國際高度接軌、體現“一國兩制”精神的營商環境,重點和難點是規則對接,明確對接取向是前提。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戰略目標的實現,在一定程度上將直接折射未來中國的發展圖景。香港、澳門是我國實踐“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兩個特別行政區。 對於港澳問題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結合問題意識和目標導向,提出新的研究選題,構建新的研究體系,尤其是探討當前港澳經濟、社會、法律、歷史、文化等領域的熱點、重點與難點,站在更高的層面上思考未來的研究,是新形勢下時代發展的要求。 “港澳研究”應該有所作為,也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劉澤生)72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擦亮“文化澳門”這張金名片———寫在《澳門理工學報》創刊一百期之際齊鵬飛[提 要] 由於澳門特區具有可以把“國家所需、澳門所長”和“澳門所需、國家所長”有機結合起來的“一國兩制”制度性優勢,以及長期作為祖國內地對外開放“窗口、橋梁、國際通道”和“超級連絡人”之獨特地位和功能,所以,歷經百期已經成長為澳門特區高校學報和學術期刊之重要品牌的《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應以更加開放和包容的心態,繼續秉持傳統的“面向澳門、面向兩岸四地、面向中西文化交流、面向當代世界”的學術定位、學術風格和學術特色,開拓創新,銳意進取,努力“更上層樓”。 而關於“面向澳門”的研究,放置於澳門回歸剛剛邁過 25 周年的重要歷史節點、“一國兩制”實踐進入行穩致遠的新時代新階段的當下,將思想興奮點階段性地聚焦於方興未艾的“澳門學”和事實上才剛剛開始重新起步、才剛剛重新構建其本土自主知識體系的“文化澳門”專題,可能是最具針對性、前瞻性和信服力的問題意識和導向。[關鍵詞] “一國兩制” “文化澳門” 中西薈萃 “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 《澳門理工學報》[中圗分類號] D676.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028 - 12“文化澳門”的發展願景、“文化澳門”的建設理念,是在澳門回歸剛剛邁過 25 周年的重要歷史節點、澳門特區第六屆政府全面履新之際,正式成為澳門特區政府面向新階段新形勢新任務而“革新謀發展、奮進開新局”之施政綱領、施政部署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內容的,成為澳門特區政府為徹底破解“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這道“必答題”、“必做題”而確立的 “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 ①之目標定位、“1+4” ②之發展策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內容的,這是積澳門回歸 25 周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在對於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規律性認識日漸明晰而深刻的基礎上達成的思想共識、形成的主流意見。 作為澳門特區本土的、必須紮根於澳門和服務於澳門的高校學報和學術期刊,《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需要應時而作、順勢而為,在繼續秉持傳統的“面向澳門、面向兩岸四地、面向中西文化交流、面向當代世界”的學術定位、學術風格和學術特色的基礎上,開始有意識、有導向地聚焦“文化澳門”這個新命題、新課題,努力匯融學界的力量,綿綿用力、久久為功,將“文化澳門”研究引向深入和持久。82
一澳門回歸 25 周年慶典之前的 2024 年 9 月 28 日,澳門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候選人政綱宣講及答問大會在澳門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綜合體會議廳舉行,候選人岑浩輝第一次面向選委會委員和澳門市民公開了其以“奮發同行、持正革新”為基本理念的五大施政構想和四項發展願景———“法治澳門、活力澳門、文化澳門、幸福澳門”,他明確提出,若當選,則希望通過五年努力,打造“法治澳門”,政府實現良政善治,社會彰顯公平正義,澳門更安全、更穩定;打造“活力澳門”,國際大都市金名片更為閃亮,全球競爭力更為強勁,澳門更開放、更包容;打造“文化澳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揚光大,中西合璧多元文化綻放異彩,文化之都魅力更勝往昔;打造“幸福澳門”,宜居、宜業、宜學、宜遊、宜養,不同族群的人們和諧共處,大家生活更加美好。③其中,“文化澳門”之說令人印象深刻。在澳門回歸 25 周年慶典的當天———2024 年 12 月 20 日,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在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舉行,剛剛宣誓就職的岑浩輝發表就職演說,面向中央政府、面向澳門市民莊嚴承諾:“他和其施政團隊將牢記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勇挑重擔,不負使命,擔當進取,凝聚社會共識,團結各方力量,務實有為,善作善成,奮力建設‘法治澳門’、‘活力澳門’、‘文化澳門’、‘幸福澳門’,不斷開創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 實踐新局面”,④重申“文化澳門”之說。2025 年 4 月 14 日,岑浩輝在其行政長官任上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代表新一屆特區政府面向立法會議員和澳門市民正式表態:“本屆政府將始終秉持改革創新、實幹擔當、銳意進取的精神,與社會各界和廣大市民一道,革新謀發展、奮進開新局,推動特區各項事業高質量發展,實現法治澳門、活力澳門、文化澳門、幸福澳門的美好願景。”其中,在新一屆特區政府開局之年踐行“文化澳門”建設理念的具體舉措主要有:積極打造國際性文化藝術盛會,舉辦“藝文薈澳:澳門國際藝術雙年展”。 建設“演藝之都”,進一步優化“澳門戶外表演區”的各項工作,持續舉辦大型節慶品牌盛事。 推出“影視產業人才培訓計劃”,繼續實施影視範疇的補助及支持計劃。 全面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和旅遊吸引力。 構建“濱水歷史旅遊軸帶”及“一河兩岸合作軸帶”。 促進國際人文交流,提升澳門文化影響力。 發揮中西薈萃的文化優勢,加強“一基地”建設,促進國際人文交流,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窗口。 加強世界文化遺產保護。 持續推進澳門世界遺產展示館建設工作。 藉澳門歷史城區申遺成功 20 周年契機,加強宣傳推介澳門世界文化遺產,舉辦以國際文明互鑒為主題的高規格國際文化論壇及系列活動。 推進各項文化軟硬件建設。 擴大“東亞文化之都”的品牌效益。 進一步加強與其他“東亞文化之都”城市交流合作。 藉著澳門獲選 2025“東亞文化之都”的契機,爭取中日韓文化部長會議和旅遊部長會議在澳舉辦。 深化東亞文化交流合作,開拓亞洲文明對話,為促進文明交流互鑒作出貢獻。 建設澳門國際綜合旅遊文化區,為進一步豐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內涵,推進“一基地”建設,將澳門文化“金名片”擦得更亮。 “特區政府將積極謀劃打造澳門國際綜合旅遊文化區,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標誌性、高規格的重大文化設施,為‘一基地’的建設及加快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和高質量發展提供必要和重要的物質載體和發展空間”,⑤等等。也就是說,澳門特區新的“當家人”岑浩輝從其決意參選到高票當選乃至宣誓就職、依法履職第六任行政長官的過程中,在其施政構想和施政綱領中,“文化澳門”的發展願景、“文化澳門”的建設理念,始終是其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內容,是新一屆特區政府積澳門回歸 25 周年正反兩方面豐92
厚的歷史經驗,直面“一國兩制”澳門實踐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遭遇到了深層次矛盾和結構性問題的實際,堅持一以貫之地以“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為目標定位、以“1+4”為發展策略作為全面破解“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這道“必答題”、“必做題”之有效途徑和有為擔當。 這也表明,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對於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規律性認識日漸明晰和深刻,在“文化澳門”的發展願景、“文化澳門”的建設理念上逐步達成了思想共識,形成了引導性的主流意見。二新一屆特區政府之“文化澳門”的發展願景、“文化澳門”的建設理念,是符合中央政府的希望和要求的,是符合澳門同胞的希望和要求的———一如 2024 年 11 月 1 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會見新當選並獲中央政府任命的澳門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岑浩輝時所言之———“你參選行政長官以來,展現出務實親民、敢於直面問題的良好形象,參選政綱和施政理念符合澳門實際,符合廣大澳門居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 你在行政長官選舉中獲得高票提名、高票當選,表明澳門社會對你的廣泛認同和支持。 中央對你是充分肯定、充分信任的。” ⑥而“中西文化薈萃”、“多元文化交相輝映”、“多元文化共存共榮”,則是中央政府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之“九九”澳門回歸以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所取得的舉世矚目和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所展現出的勃勃生機和獨特魅力的具體內容和具體形式之一,同時也是中央政府希望和要求的“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必須繼續保持和充分發揮之不可替代的“澳門的獨特地位和優勢”的具體內容和具體形式之一。在 2014 年澳門回歸 15 周年之際,習近平有了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第一次“澳門之行”。 12 月 20 日,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15 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我們高興地看到,澳門作為中西文化薈萃的歷史文化名城,傳承嶺南色彩的中華文化,融匯歐陸風情,蘊含獨特魅力。 生活在澳門的不同族群和諧相處,相互學習,守望相助,展示了澳門活力四射的形象。” ⑦在 2019 年澳門回歸 20 周年之際,習近平有了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第二次“澳門之行”。 12 月 19 日,習近平在出席澳門特區政府歡迎晚宴時發表重要講話指出:“特別值得讚揚的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堅持把‘一國兩制’原則要求同澳門實際相結合,勇於探索和創新,使澳門“一國兩制”實踐呈現出許多亮點。”其中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不同族群相互尊重、互助友愛,多元文化共存共生、互融互促,街坊鄰里守望相助、和衷共濟。” ⑧12 月 20 日,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20 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澳門回歸祖國 20 年來,社會保持穩定和諧,多元文化交相輝映。 ……中華文化傳承光大,多元文化異彩紛呈。”因此,希望“澳門特別行政區新一屆政府和社會各界要站高望遠、居安思危,守正創新、務實有為,在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推動澳門特別行政區各項建設事業躍上新台階。 ……要發揮澳門中西文化薈萃的優勢,助力國際人文交流,促進世界文明互鑒。” ⑨在 2024 年澳門回歸 25 周年之際,習近平有了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第三次“澳門之行”。 12 月 19 日,習近平在出席澳門特區政府歡迎晚宴時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今天的澳門,愛國愛澳主旋律更加響亮,多元文化共存共榮的特色愈發彰顯。” ⑩12 月 20 日,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澳門是鑲嵌在南海之濱的一顆璀璨明珠,是偉大祖國的一方寶地。 中國最早一批留學生從這裡走向世界,不少中華經典在這裡經翻譯傳到西方,西方近代科學、技術、文化不少經澳門傳入中國內地。 在不同歷史時期,澳門03
都扮演著重要角色,作出了獨特貢獻。 ……澳門回歸祖國 25 年來,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大力支持下,特別行政區政府團結帶領社會各界接續奮鬥,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取得巨大成功。 澳門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 ……對外合作持續擴大,‘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作用日益彰顯。 ……澳門作為世界上唯一以中文和葡文為官方語言的地區,在促進中國同葡語國家經貿合作中發揮著重要平台作用。 ‘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處處是旅遊打卡地,備受中外遊客青睞。 美食之都、文化之都、盛事之都等美譽紛至遝來,格蘭披治大賽車、澳門國際音樂節等品牌活動聲名遠揚,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藝術在這裡交相輝映,中外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優勢更加突出,成為不同文明和諧相處、融合發展的典範。”因此希望“新一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要團結帶領社會各界,搶抓機遇、銳意改革、擔當作為,更好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不斷開創‘一國兩制’事業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用好中西薈萃的文化優勢,促進國際人文交流,講好澳門故事、中國故事,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窗口。” 而在 2018 年 11 月 12 日習近平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 40 周年訪問團發表重要講話時,也曾經專門論及這一主題:“對香港、澳門來說,‘一國兩制’是最大的優勢,國家改革開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是新的重大機遇。 我們要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香港、澳門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定位,支持香港、澳門抓住機遇,培育新優勢,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展,作出新貢獻。”因此,希望香港、澳門“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 香港、澳門多元文化共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 要保持香港、澳門國際性城市的特色,利用香港、澳門對外聯繫廣泛的有利條件,傳播中華優秀文化,宣介國家方針政策,講好當代中國故事,講好‘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香港故事、澳門故事,發揮香港、澳門在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鑒、民心相通等方面的特殊作用。” 事實上,目前澳門特區以“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為導向和牽引力的“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目標定位的確立,尤其是“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之概念和理念的形成和提出,也是直接源於中央政府的指導和支持,源於國家戰略的推動。2011 年中央政府出台“十二五”規劃,首次將涉港澳台地區與祖國內地、祖國大陸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問題的相關內容單獨成篇成章,專門論述“深化合作,建設中華民族共同家園”問題,凸顯了“一國兩制”港澳台實踐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獨特地位和作用,並對未來港澳台地區的經濟發展之努力方向提出了明確寄望。 其中,關於澳門特區發展的目標定位,“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了“一中心、一平台”的概念和理念———“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加快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 其中,“一平台”,是在澳門回歸以後特區政府所倡言之“三個平台”建設———“粵西地區商貿服務平台”、“國際華商聯絡與合作服務平台”、“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基礎上聚焦整合而來,而“一中心”則是第一次正式提出。 2016 年出台的“十三五”規劃延續了這一看法和提法———“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 2017 年 7 月 1 日,在習近平的親自見證下,國家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拉開了國家層面推動大灣區建設的帷幕,在該“協議”中,關於澳門特區發展的目標定位,第一次出現了“一基地”的概念和理念———“推進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 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開啟了全面推13
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粵港澳經濟合作(即新的“9+2”之粵港澳三地經濟合作機制)的新篇章和新模式,澳門特區發展 “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目標定位,被正式確定下來———“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2021 年出台的“十四五”規劃,進一步強化了這一看法和提法———“支持澳門豐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內涵,支持粵澳合作共建橫琴,擴展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功能,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支持澳門發展中醫藥研發製造、特色金融、高新技術和會展商貿等產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也正是在中央政府的指導、支持和推動下,澳門特區發展 “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目標定位,包括“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之“一基地”,也被正式寫進了行政長官歷年的“施政報告”、寫進了澳門特區的“二五”規劃———《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年規劃(2021—2025 年)》和澳門特區首個全面系統的產業發展規劃──《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2024—2028 年)》,成為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高度共識。三而在學界,“文化澳門”之說的出現,則要早得多。 也許,本人應就是其中的“始作俑者”或者說是主要的“鼓與呼”者之一。“九九”澳門回歸之前,現在《澳門理工學報》的總編輯劉澤生,當時還是全國第一家港澳問題研究的學術機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研究中心(港澳經濟研究中心)的主要負責人、全國第一家港澳問題研究的學術刊物———《港澳經濟》雜誌社的社長兼總編輯,他在“九七”香港回歸前夕發起組織、編輯出版了匯聚學界香港問題研究最新成果的論文集《邁向新紀元———“九七”香港回歸專家談》之後,又在“九九”澳門回歸前夕發起組織、編輯出版了匯聚學界澳門問題研究最新成果的論文集《邁向新世紀———“九九”澳門回歸專家談》。本人應邀為該論文集撰寫了《葉落前的“喧嘩”與“靜寂”———“舊澳門”文化淺談》,第一次談及了面向“九七”香港回歸、“九九”澳門回歸之“經濟香港”、“文化澳門”的“價值論”問題———由於中英雙方的合作和香港同胞的努力,由於中葡雙方的合作和澳門同胞的努力,“東方明珠”香港、“東方寶石”澳門已經“璧還”和即將“璧還”,從“英人治港”的“舊香港”過渡到“港人治港”的“新香港”,從“葡人治澳”的“舊澳門”過渡到“澳人治澳”的“新澳門”。 那麼,“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 “澳門模式”的特殊價值何在呢? 簡言之———“經濟香港、文化澳門”! 傳統觀念“大香港、小澳門”的香港之大和澳門之小僅僅具經濟層面的意義,對“新”、“舊”澳門“文化特區”的地位、作用解讀和闡釋不足,作為“自由港”,“東方明珠”、“國際經濟中心”的異彩和“東方寶石”、“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的異彩交相輝映。 “舊澳門”之“不古不今,亦古亦今;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舊文化”即所謂“中西合璧”的“海島文化”、“海洋文化”或曰“中西交匯”的“鹹淡水文化”、“混血文化”,乃“新澳門”之“新文化”建設的歷史背景和現實基礎。 “新香港”社會發展,“經濟建設”是重心,是支撐點和增長點,是優勢和特色;“新澳門”社會發展,“文化建設”是重心,是支撐點和增長點,是優勢和特色。在此前後,本人在參加一系列關於“九九”澳門回歸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包括 1999 年 11 月在珠海舉行的“澳門歷史與發展”學術研討會上,也重點並展開闡述了“經濟香港”、“文化澳門”的23
概念和理念問題。 但是,不期然,此一議題引起了不小的爭議,應者寥寥,而不屑者眾。 批評者言之鑿鑿———南海一隅的蕞爾澳門,不脫一個“賭”字:“賭城”、“賭業”、“賭徒”,哪有什麼“文化建設”的歷史和未來? 甚至還連累到另一個範疇的“澳門學”,被斥之———“藏汙納垢的文化沙漠”不堪負載“文化澳門”之盛名,“以淺陋的殖民地文化為底蘊”的“澳門學”無法與“以經濟奇蹟為內涵”的“香港學”比肩! 頗耐人尋味的是,這種學界的爭議,一度還引起了媒體的關注,也就是在 1999 年12 月,中新社記者曾發專稿報導《“文化澳門、經濟香港”價值論引起關注》;央視“現象級”的談話類節目《實話實說》,在澳門外海的船上做“九九”澳門回歸的專題節目時,恰遇風動船搖,主持人崔永元對作為特邀嘉賓的本人機敏地打趣道“看來你的學術觀點不僅引起關注,還引起震動了!”眾皆莞爾。對於這一爭議,本人基本上保持了緘默,僅僅在“九九”澳門回歸以後特區政府開始以“澳門歷史城區”為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之工程啟動的 2001 年和 2002 年,分別在 2001 年 10 月在澳門舉行的“澳門文化、漢文化、中華文化與 21 世紀”學術研討會上提交論文《“一國兩制”模式的“文化澳門”建設》、在 2002 年第 1 期《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發表論文《“文化澳門”芻議》,算是做了一個相對正式的回應。事實上,在“九九”澳門回歸前和回歸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段,澳門學界雖然很少直接觸及和運用“文化澳門”的概念和理念展開相關探索,但是對於其核心價值和基礎支撐的“澳門文化”問題之研究和討論,則在旨在構建本土自主知識體系和學術話語權、“橫空出世”後不久即發展為地方“顯學”的“澳門學”之成型成熟過程中,一直恆溫不減,始終是被高度重視的話題和課題,在以陳樹榮、黃漢強、楊允中、吳志良、湯開建、錢乘旦、郝雨凡、劉澤生、金國平、章文欽、林廣志、李長森、朱壽桐、林發欽等澳門學者為主體兼及部分內地學者之“澳門學”的倡導者、奠基者和研究中堅力量關於“澳門學”的相關論著中,“澳門文化”是繞不過去的主題詞、關鍵詞之一。尤其是在黃漢強先生在本世紀之初明確提出“澳門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應該由“澳門社會”調整為“澳門文化”———“我過去認為‘澳門學’的對象應是‘澳門社會’,這太籠統了,也不貼切。 現在看來應該是澳門文化,是中西文化長達 400 多年在澳門交匯、碰撞、交流的沉積和結晶,既包括歷史文化,也包括現狀文化,而且這個文化是廣義的文化,即整個文化結構的三個層面,不僅涵有深層的精神思想意義,還包括有表層的物質文化和中間層,‘物質化的意識’,即理論、制度與行為等。”他指出,“澳門學”以澳門文化為研究對象,不僅要研究其現象,研究它的特色及其性質,還要顯示它的內在的發展規律,通過對澳門文化的研究,進一步揭示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相處相匯相通相碰撞和相融合的規律性及其在交流中形成的共生文化的意義。 因此,有必要用最廣闊的視野來看澳門文化和建立“澳門學”的意義及其可能性。 在澳門,葡萄牙的人文主義和中國的宇宙觀和諧相處,中西文化互相尊重,互相學習,澳門這種開放而兼收並蓄的精神給各國不同文化增添了光彩,不言而喻,澳門文化將像燈塔一樣,給這個不安寧的世界帶來光明和希望。 “這是我認為‘澳門學’以澳門文化為研究對象和創立‘澳門學’的原因和意義,也是中國古語‘山不在高,有仙則靈’的道理。 總而言之,我認為‘澳門學’是以澳門地名創立的一門學科,以 400 多年來中西方文化在澳門交匯、交流、碰撞、融合而形成的獨具特質的澳門文化為對象,研究其特點、性質及其形成和發展規律。 廣義而言,是以澳門文化為模式,尋找和揭示世界不同文化交流的規律性及其價值。” 這一新的見解和主張,得到了澳門學界的熱烈反響和積極回應。 而且,本人在前文之所以言以前“澳門學界雖然很少直接觸及和運用‘文化澳門’的概念和理念展開相關探索”,是因為“雖然很少”但並非絕對沒有,著名學者楊允中先33
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外。 在澳門學者中,楊允中先生是比較早地關注“經濟香港、文化澳門”價值論的,也是比較早地開始前瞻性地探索“澳門文化”與“文化澳門”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的———如早在 2004 年“九九”澳門回歸 5 周年前後,楊允中先生即組織編寫了直接題為《澳門文化與文化澳門:關於文化優勢的利用與文化產業的開拓》的研究報告;如在 2009 年“九九”澳門回歸 10 周年之際,楊允中先生利用接受記者訪談的機會,相對系統地論述了他對“研究澳門文化、建設‘文化澳門’”問題的思考———澳門文化是具有歐陸文化特徵的中華文化,是中華文化特別是嶺南文化系統中獨具特色的一個類型。 澳門文化的繼承性、包容性、地域性、開放性都很突出,澳門文化可以完善、有待開拓的空間很大。 可以說澳門文化是一個聚寶盆。 2005 年 7 月 15 日澳門歷史文化城區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是澳門地位和與價值被國際社會認同的一個重要標誌。 澳門文化是無價之寶,要保護好、開發好,它的開發利用也可以有效地推動澳門經濟的發展。 具體到澳門文化本身來講,澳門文化是澳門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人們常說“經濟香港,文化澳門”,就是說明了澳門從歷史觀察具有一個文化優勢。 澳門文化不論是物質文化、精神文化,還是制度文化都有其與眾不同的地方。 澳門是一個多元化的港灣,港灣文化、多元混合文化和休閒娛樂文化,是澳門文化的三大特點。 數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使澳門成了罕見的多元文化匯聚的地方。 中西文化在這裡長期共存、和平相處、相互交融、共同發展。 主要表現在語言文字的多元化、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樣化、傳媒的多元化和多樣化、澳門地名與人名中西合璧、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等。 在此基礎上,要進行“文化澳門”建設,“就是要通過文化融入和滲透,讓文化發展來帶動經濟發展,讓經濟發展來促進文化建設,讓精神的、無形的東西變為物質的、有形的東西,提升澳門文化的品位和競爭力。” 也可以說,正是由於澳門學界在“澳門文化”研究領域長期不懈的努力和積澱,才有了近年來在“一基地”的目標定位確立、“文化澳門”的發展願景提出之後,“文化澳門”之說在歷經“山重水複疑無路”之後很快就迎來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再言說再構建之新契機。這裡,非常感佩一些親身見證過這一歷史過程之重量級的澳門文化人,他們在澳門回歸 25 周年慶典過後,在學習宣傳闡釋習近平主席視察澳門重要講話精神的不同場域,曾分別回溯過“文化澳門”之說的學術緣源,如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吳志良,他於2025 年 1 月 11 日在橫琴舉行的“‘愛國者治澳’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學術研討會上做主旨發言,在闡述“澳門作為多元文化交流合作基地,文化是澳門的靈魂與根本,未來應該關注打造‘文化澳門、人文灣區’,將澳門作為中國的‘文化矽谷’,充分提高文化軟實力”時,曾憶及在“九九”澳門回歸之前內地學者齊鵬飛就已提出了“文化澳門”的問題;如曾任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局長、現為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副會長的穆欣欣,她於 2025 年 1 月 17 日在《澳門日報》上發表《站在世界高度 感知世界跳動的脈搏———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視察澳門重要講話精神》 一文指出,國際舞台”、“對外開放平台”、“中外文化合作交流基地”、“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窗口”,都是習主席此次在不同場合講話中對澳門的定位。 顯而易見,澳門需要以更開放的姿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內聯外通的作用。 澳門在歷史上,是重要的貿易港口,因緣際會之下,不同種族的人口匯聚於此,長此以往,以中華文化為主體和多元文化交流與互鑒的澳門特質就逐漸形成。 回歸前,澳門人經歷了從身份問題的自我探尋到文化自覺的過程。 “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祖國後,在國家支持下,特區政府出台諸多文化的保護和扶持政策,澳門在本土歷史、文學、藝術等領域內望自省,錨定文化澳門的基礎目標日漸清晰。 港澳問題研究學者齊鵬飛當時率先提出‘經濟香港,文化澳門’,在對比和差異中凸顯港澳兩地不同的發展方向。 如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在二○一九年出台的《粵港澳大灣43
區發展規劃綱要》,以‘文化澳門’定位澳門──‘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並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第六任行政長官岑浩輝更在他的競選政綱中提出‘法制澳門’、‘活力澳門’、‘文化澳門’及‘幸福澳門’四大願景,可見文化是發展澳門的獨特優勢,中西文化薈萃的現象,令澳門具有高辨識度。” 當然,他們的思想興奮點,不是“回頭看”,而是“向前看”,重點關注的是未來“文化澳門”建設如何推進、“文化澳門”的發展願景如何切實落地的問題。四“文化澳門”建設,是新一屆澳門特區政府的施政目標,也是澳門社會各界包括學界義不容辭的使命和責任,其中,已創刊百期、在澳門及內地高校學報和學術期刊界影響日隆的《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更是應該率先垂範成為“文化澳門”研究的高地。就整體觀,與內地、香港、台灣比較而言,澳門真正意義上的現代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起步都比較晚,一直到 1981 年私立東亞大學創辦,澳門地區有了自身的第一所現代大學以後,尤其是 1991年私立東亞大學改組為公立澳門大學、私立東亞大學理工學院改組為公立澳門理工學院以後,這一切才步入發展的快車道並漸成規模的。 澳門的高校學報以及相關的專業性學術刊物,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在這個歷史時期逐步孕育和發展起來的。 當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澳門現代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包括其高校學報以及相關的專業性學術刊物的起步、建設和發展,是與“九九”澳門回歸前的中葡外交談判和澳門回歸祖國進程、與“九九”後“新澳門”以“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為導向和牽引力的 “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設進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是與“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探索和創新發展進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也正是因為有這個大的歷史背景,所以,澳門現代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包括其高校學報以及相關的專業性學術刊物的發展,起點是比較高的、建設速度是比較快的,各方面取得的成績也是比較顯著的。 並且,澳門現代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包括其高校學報以及相關的專業性學術刊物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是非常突出地彰顯並逐步強化其“一國兩制”之“澳門特色”的。十三年前,我曾應剛剛改版後的《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之約就其學術定位和學術特色問題提出過“四個面向”的粗淺寄語———“面向澳門、面向兩岸四地、面向中西文化交流、面向當代世界”,今至百期,我個人以為仍然是立得住的,仍然是必須堅持的發展路向。 而關於“面向澳門”的研究,放置於澳門回歸剛剛邁過 25 周年的重要歷史節點、“一國兩制”實踐進入行穩致遠的新時代新階段的當下,將思想興奮點階段性地聚焦於方興未艾的“澳門學” 和事實上才剛剛開始重新起步、才剛剛重新構建其自主知識體系的“文化澳門”專題,可能是最具針對性、前瞻性和信服力的問題意識和導向。至於“往前看”之“文化澳門”建設如何推進、“文化澳門”的發展願景如何切實落地的問題,茲事體大,可能需要另文專門論述。 這裡,僅僅談及兩個在介入“文化澳門”的概念和理念進行創新性探索和深化研究時必須觀照的坐標點:其一,“文化澳門”建設,是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的“一國兩制”之“文化澳門”建設。澳門回歸 25 年來,儘管“一國兩制”實踐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全新試驗,不斷遭遇各種新情況新問題,其獨有的長期性、複雜性、艱鉅性充分顯現,但是同時我們更應該看到具有澳門特色的“一53
國兩制”實踐所取得的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輝煌成就。 “俗話說,‘桌子上唱大戲———擺佈不開’。澳門回歸祖國……的實踐證明,只要路子對、政策好、身段靈、人心齊,桌子上也可以唱大戲。” 澳門回歸祖國以來“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就,實現了‘小而富’、‘小而勁’、‘小而康’、‘小而美’,在小小的桌子上唱出了精彩的大戲。” 這是歷史發展的主流! 也正是在這一戰略高度上,習近平主席明確指出———澳門回歸祖國以來所取的鉅大成就,“值得澳門同胞和全國各族人民自豪和驕傲;探索積累的寶貴經驗,值得澳門同胞和全國各族人民珍惜和銘記。” 澳門回歸祖國以來,“是澳門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民生改善最大的時期,也是澳門同胞共享偉大祖國尊嚴和榮耀感最強的時期。” “澳門地方雖小,但在‘一國兩制’實踐中作用獨特。” 澳門回歸祖國以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展現出勃勃生機和獨特魅力。” 也正是在這一戰略高度上,習近平主席明確指出———“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完全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 “‘一國兩制’是符合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澳門根本利益的好制度。” “澳門回歸祖國以來取得的輝煌成就向世人證明,‘一國兩制’具有顯著制度優勢和強大生命力,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好制度,是服務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好制度,是實現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好制度,必須長期堅持。” 這裡,習近平主席所言之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全面總結和系統闡釋的“一國兩制”澳門實踐的精彩故事、成功經驗和特色、價值、魅力、亮點,就包括被傳承、被創新、被發揚得淋漓盡致的“澳門的獨特地位和優勢”,自然也包括“中西文化薈萃”、“多元文化交相輝映”、“多元文化共存共榮”的精彩故事、成功經驗和特色、價值、魅力、亮點。因此,本人再次重申和強調一以貫之的想法和看法:一如“澳門學”的研究,在“文化澳門”建設中,“一國兩制”支撐、保障、引領之重要作用絕對不可漠視、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我們必須要有這方面的思想自覺、理論自覺、學術自覺。 其中的道理很簡單———沒有“中國故事”、“中國經驗”、“中國智慧”,就沒有“澳門故事”、“澳門經驗”、“澳門智慧”;沒有“一國兩制”,沒有澳門回歸,就沒有“文化澳門”! 脫離開了祖國內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大背景和驅動力,脫離開了中央政府“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在澳門問題和澳門地區付諸實踐的大背景和驅動力,脫離開了“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建構即澳門回歸和“新澳門”建設的大背景和驅動力,亦即脫離開了“一國兩制”因素作為其底蘊和主基調,所謂的“文化澳門”建設,勢必成“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其二,“文化澳門”建設,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脈和魂魄而有機匯融古今中外之風“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形成“中西合璧”特質的“澳門文化”為基礎和支撐的“文化澳門”建設。自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澳門學”發軔至今,關於其主題和主體———“澳門文化”之內涵和外延厘定的探索和討論就不曾停歇過,各種思辯仁智互見、各擅所長,代表性的觀點有前文所介紹過的黃漢強先生關於“澳門文化”的梳理和闡釋,也有陳樹榮先生所津津樂道之中西交匯的“鹹淡水文化”之說;有楊允中先生結合歷史的透徹分析———“澳門的中華文化同整個大陸中國的傳統中華民族文化連成一體,是背靠關係,而澳門的葡萄牙文化同其母體文化遠離半個地球,是背離關係。前者屬借入式,後者屬傳出式。 兩者作用力、影響力不同,後者所以能立足,主要是藉助行政手段。由於澳門是東西方文化方面在遠東的最早主要接觸點之一,兩種文化的精華部分分別向外擴散,使澳門近幾個世紀在溝通東西方文化過程中扮演了不容置疑的歷史性作用。” 有吳志良先生聯繫現實的精闢言說———“文化及其影響力是國際大都會的重要標誌之一,是澳門最具發揮空間的資源63
優勢,也是澳門在國家發展戰略中最為重要、最具澳門價值、最能作出貢獻的資本。 數百年不間斷的中西交流經歷,不僅奠定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歷史地位,也鑄就了澳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定位。 無論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還是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貫穿其中的都是文化,文化是根本,文化是靈魂。 澳門擁有古今同在、中西並舉的深厚歷史文化底蘊,具有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化交流互鑒豐富經驗,有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良好社會環境,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獨特話語體系。 澳門是名副其實的人類文明實驗室,享譽世界,是建設國際大都市的最佳切入點和最有效的路徑選擇。 ……中外文化交流互鑒是澳門最擅長的,這也是國家所需要的。” 包括上述這些“澳門學”的倡導者、奠基者和研究中堅力量在內的澳門學界和內地學界,在長期的探索和討論中,對於“澳門文化”的基本特質逐步形成了一個有高度思想共識的主流意見,就是“中西文化薈萃”、“多元文化交相輝映”、“多元文化共存共榮”! 即以“中西合璧”與“不同而和、和而不同”以及“多元兼容、互動共生”為底色和亮色的澳門文化。 而“文化澳門”建設,正是這種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脈和魂魄而有機匯融古今中外之風“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形成“中西合璧”特質的“澳門文化”為基礎和支撐的“文化澳門”建設。 不能離開“澳門文化”談“文化澳門”建設。 對此,我們必須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2024 年 12 月,習近平主席在視察澳門特區時曾經明確指出:“‘一國兩制’蘊含的和平、包容、開放、共享的價值理念,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值得共同守護。” 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揭示了“一國兩制”的歷史價值和中國價值,深刻揭示了“一國兩制”的時代意義和世界意義,日益彰顯了“一國兩制”在文化層面、在精神層面對內對外廣博的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 在“一國兩制”建設步入回歸後的第二個“二十五年”的新征途上,以“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為導向和牽引力的 “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設,尤其是“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之“一基地”建設,以及其中“重中之重”的“文化澳門”建設,勢必成為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再鑄輝煌的基礎、支撐、保障和主要驅動力,使命光榮、責任重大。 在新時代新階段,“國家的發展日新月異、勢不可擋,澳門的發展厚積薄發、未來可期。” 讓我們為“澳門明天更好”祝福!①即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和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②“1”就是按照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要求,促進旅遊休閒多元發展,做優做精做強綜合旅遊休閒業;“4”就是持續推動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四大重點產業發展,逐步提升四大產業的比重,不斷增強經濟的發展動能和綜合競爭力,著力構建符合澳門實際且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結構。③《岑繪澳門四大願景》,澳門:《澳門日報》,2024 年9 月 29 日。④《岑: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進步》,澳門:《澳門日報》,2024 年 12 月 21 日。⑤行政長官岑浩輝:《 2025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2025 年 4 月 14 日),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25 年編印。⑥《習近平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候任行政長官岑浩輝》,北京:《人民日報》,2024 年 11 月 2 日。⑦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15 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2014 年 12 月 20 日),北京:《人民日報》,2014 年 12月 21 日。⑧《習近平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歡迎晚宴上的致辭》(2019 年 12 月 19 日),北京:《人民日報》,2019年 12 月 20 日。⑨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20 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73
(2019 年 12 月 20 日),北京:《人民日報》,2019 年 12月 21 日。⑩習近平:《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歡迎晚宴上的致辭》(2024 年 12 月 19 日),北京:《人民日報》,2024年 12 月 20 日。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2024 年 12 月 20 日),北京:《人民日報》,2024 年 12月 21 日。習近平:《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 40周年訪問團時的講話》 (2018 年 11 月 12 日),北京:《人民日報》,2018 年 11 月 13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2011 年 3 月 14 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批准),北京:《人民日報》,2011 年 3月 17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2016 年 3 月 16 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批准),北京:《人民日報》,2016 年 3 月 18 日。《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2017 年 7 月 1 日簽署),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 https://www.ndrc.gov.cn/fzggw/wld/hlf/lddt/201707/t20170703_1166853.html.《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2019 年 2 月 18 日發布),北京:《人民日報》,2019 年 2 月 19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2021 年 3 月 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批准),北京:《人民日報》,2021 年 3 月 13 日。齊鵬飛:《葉落前的“喧嘩” 與“靜寂”———“舊澳門”文化淺談》,載劉澤生、梁軍主編: 《邁向新世紀———“九九”澳門回歸專家談》,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耿軍:《“文化澳門、經濟香港”價值論引起關注》,中新社澳門 1999 年 11 月 7 日電,中國新聞網:https://www.chinanews.com/1999-12-1/26/9894.html.齊鵬飛:《“文化澳門”芻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2 年第 1 期。參見黃漢強:《硏究澳門 服務澳門》,澳門:《文化雜誌》,1987 年總第 2 期;黃漢強:《關於建立“澳門學”的一些思考》,廣州:《港澳經濟》,1989 年第 2期;吳志良:《舊話重提“澳門學”》,1994 年 6 月 28 日在《澳門總覽》(國內版)出版發行座談會上的發言,收入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 年;章文欽:《澳門歷史文化研究之展望》,澳門:《澳門研究》,1994 年總第 2 期;常紹溫:《從澳門歷史文化的特點略談建立“澳門學”問題》,澳門:《文化雜誌》,1994 年總第 19 期;陳樹榮:《建立澳門學 促進澳門研究》,澳門:《澳門日報》,1995 年 1 月 22 日;湯開建:《“澳門學”芻議》,廣州:《特區與港澳經濟》,1995 年第 2 期;楊允中:《面臨新突破的澳門社會科學研究》,載吳志良、楊允中、馮少榮編:《澳門 1996》,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 年;黃漢強:《關於“澳門學”對象與方法的思考》,廣州:《學術研究》,2001 年第 7期;王旭:《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與重點領域》(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澳門,2006 年12 月 7~8 日);劉伯龍:《政策研究:澳門社會科學界的未來發展重點》 (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鄧正來:《全球結構中的澳門社會科學發展》(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劉澤生:《回歸十年澳門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以澳門歷史研究為中心》,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09 年第 6 期;許嘉璐:《研究澳門文化,弘揚澳門精神》(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澳門,2010 年 4 月 15~ 16 日);趙偉:《推動澳門學研究,打造澳門“文化名片”》 (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郝雨凡:《澳門學的範式及意義》 (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湯開建:《澳門學的起源及分期》(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陳樹榮:《再議建設澳門學》(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林廣志:《互動—相生:人類文明發展的澳門模式———近 20 年澳門學研究述評及其他》 (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劉澤生:《澳門熱·澳門研究·澳門學———關於“澳門學”的若干思考》(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王傑:《交匯·內化·昇華————兼論澳門學形成之樣態》(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龔剛:《小澳門,大歷史———建構澳門學之我見》 (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葉農、袁紹珊:《“澳門學”研究的學理化與國際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83
會”評析》,澳門:《澳門研究》,2010 年第 2 期;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0 年第 6 期;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廣州:《學術研究》,2011年第 12 期;韓震:《澳門學:揭示澳門文化的內涵與價值》(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2012 年 11 月 15 ~ 16 日);吳志良:《學術規範:澳門學學科建設的基礎》(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高翔:《澳門學發展的三個要素》(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吳志良:《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3 年第 2 期;劉澤生:《“港澳研究”專欄主持人語》,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3 年第 2 期;林發欽:《澳門學的新生:走出文化焦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 年 3 月21 日;郝雨凡:《澳門學:中西文化互動共生的範型》,澳門:《澳門日報》,2014 年 4 月 2 日;劉澤生:《“港澳研究”專欄主持人語》,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年第 3 期;吳志良:《放寬視野,深耕細作,構建澳門學的話語體系》,澳門:《行政》,2017 年第 4 期;吳志良:《澳門學:歷程、使命與發展路向》,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 年第 2 期;吳志良:《澳門學與澳門發展道路》,澳門:《南國學術》,2019 年第 1 期;于茗卉、郝雨凡:《人類文明發展的新範式———回歸 20 年澳門學的發展與未來之路》,北京:《港澳研究》,2019年第 3 期;吳志良:《“澳門學” 與“一國兩制” 的實踐》,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 年第 1 期;郭萬達:《澳門學學科構建的理論問題、實證分析及策略建議》,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 年第 1 期;婁勝華:《澳門學需要明確的幾個關係》,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 年第 1 期;郝雨凡:《再談澳門學》,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 年第 3 期;錢乘旦:《關於澳門學的幾點思考》,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 年第 4期,等等。黃漢強:《關於“澳門學”對象與方法的思考》,廣州:《學術研究》,2001 年第 1 期。冉 茂 金、 余 寧: 《 研 究 澳 門 文 化 建 設 “ 文 化 澳門”———訪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楊允中》,北京:《中國藝術報》,2009 年 12 月 22 日。穆欣欣:《站在世界高度 感知世界跳動的脈搏———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視察澳門重要講話精神》,澳門:《澳門日報》,2025 年 1 月 17 日版。齊鵬飛:《〈澳門理工學報〉之學術定位與學術特色》,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2 年第 3 期。齊鵬飛:《“澳門學”再認識———以“一國兩制”文明範式構建為視角》,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2年第 1 期。《習近平出席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歡迎晚宴並發表重要講話》,北京:《人民日報》,2014 年 12 月 20日。《習近平會見澳門社會各界代表人士》,北京:《人民日報》,2019 年 12 月 20 日。《習近平抵達澳門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賀一誠等前往機場迎接》,北京:《人民日報》,2024 年12 月 19 日。《習近平會見賀一誠》,北京:《人民日報》,2019 年9 月 12 日。陳樹榮:《澳門鹹淡水文化的特徵及發展》,澳門:《濠鏡》,1997 年總第 15 期。楊允中:《論回歸意識》,澳門:澳門經濟學會,1999年,第 291 頁。吳志良:《澳門學術發展與價值共同體的形成》,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4 年第 4 期。作者簡介:齊鵬飛,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北京 100872[責任編輯 劉澤生]93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內涵特徵與理論啟示蔡赤萌[提 要] “一國兩制”框架下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種獨特的國家治理模式與發展路徑,其本質是在一個單一主權國家的制度體系內,通過制度創新將多樣性轉化為發展動能的治理變革與創新。 在內涵上,融入發展具有綜合性、全局性和多層次性,需要從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等多個維度來把握其獨特性、時代性和戰略意義。 在實踐中,需要遵循底線思維、差異發展、制度創新、民生導向等原則,以達致“差異共存—功能互補―認同增進”的良性互動。 在理論上,需要對基於中國式“一國兩制”創新實踐進行體系化、理論化研究闡釋,從而為突破傳統國家結構理論、重構區域發展理論、創新全球治理理論,揭示“制度多樣性”與“國家統合”的兼容路徑。[關鍵詞] “一國兩制” 國家治理 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融合發展 制度創新[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040 - 15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貫穿其回歸前後持續深化的動態過程。 中共十八大以來強調的“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在以往港澳與祖國內地深化合作、協同發展的演進基礎上,賦予了新的時代要求與內涵特徵,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重要戰略部署,是中央政府在新時代推進“一國兩制”創新實踐的重要指引,體現了“一國兩制”理論的創新發展。 2017 年中共十九大報告首次明確提出“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將港澳融入國家發展提升至中央政府治港治澳方略的戰略高度。 2018 年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闡述,“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是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是香港、澳門探索發展新路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的客觀要求。” ①2022 年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特別提出“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②進一步強調港澳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及國家探索現代化進程中的內在角色。 2024 年習近平強調港澳應“深度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更好地扮演橋梁角色”,③為新時代港澳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推進“一國兩制”創新實踐作出重要指引。 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在戰略層面“自上而下”布局了系列政策推進,2019 年制訂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規劃指引和實踐路徑。 在融入發展實踐中,形成“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04
結合、港澳特區與國家戰略相向而行的多層次、多領域的探索與互動格局。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作為新時代中央政府對港澳政策的戰略性部署,其地位與時代特性體現了國家治理體系的深化與現代化進程的深刻要求。 正確理解“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需要從國家戰略高度把握其政治邏輯、實踐路徑和全局意義。 這一戰略既是“一國兩制”理論的深化發展,也是新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環節,具有多層次的戰略價值。 不少研究文獻對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支持政策進行了多方位的解讀,從不同視角、不同領域研究了港澳融入國家發展的意義、挑戰、路徑;也涉及與融入相關的機制、能力、動力及觀念。 然而,從宏觀視角在理論層面對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行整體闡述的研究還不多,現有研究的部分結論也存在進一步深化的空間。 本文從“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相關概念的定義、內涵特徵的界定和辨析入手,結合時代背景探討“一國兩制”框架下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獨特性,嘗試從學理性上闡釋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內涵特徵、獨特要求、實踐探索與理論啟示。一、時代背景了解與把握“一國兩制”制度安排下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獨特性,需結合國家發展的時代背景綜合觀察港澳與祖國內地關係、港澳在國家發展中地位角色的演進脈絡與核心要素。 新的時代特徵和發展需求,賦予“一國兩制”實踐創新發展的新使命和新空間,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既有的歷史演進基礎上,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一)歷史演進:呈現階段性深化的發展脈絡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演進脈絡,是隨著國家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實踐推進而不斷深化,與港澳同內地經濟社會交流合作持續深化趨勢相吻合,同時又是逐步納入國家發展戰略的有機過程。 有研究將改革開放以來內地與港澳融合發展一般特徵概括為橫向融合發展、異質融合發展和有機融合發展。④筆者以國家戰略嵌入為脈絡,將回歸以來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脈絡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1. 初步探索階段(1997~2003 年)1997 和 1999 年港澳相繼回歸祖國,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一國兩制”全面實施,港澳與內地的合作關係迎來質的變化。 1997~2003 年,既是“一國兩制”實踐的起步期,同時也是內地從外向型經濟向開放型經濟轉型的關鍵過渡期,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入初步探索階段。 期間“一國兩制”制度框架確立、經貿合作深化、制度性合作需求日益凸顯,政府間合作機制尤其是粵港粵澳合作機制的建立,為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奠定了制度基礎。期間,相關標誌性事件與政策包括:“一國兩制”進入實施階段,《基本法》賦予港澳特區法律地位相繼落實,中央政府對港澳的全面管治權以及港澳與國家治理體系的關係由此展開。 粵港粵澳分別於 1998、2001 年建立政府間聯席會議制度和高層會晤制度,並於 2003 年升格為由雙方行政首長主持的“粵港/粵澳聯席會議制度”,該機制作為常態化頂層溝通平台,定期就粵港粵澳合作方向、重點及重大經濟社會問題進行磋商和決策。 1997 年香港遭遇亞洲金融危機衝擊、2003 年港澳遭遇非典疫情衝擊,中央政府及時果斷出台支持政策,全力支持港澳成功應對相關危機。 2001 年中國內地加入世貿組織,主動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港澳連接國際市場的窗口功能與戰略地位進一步凸顯,與內地產業合作從制造業向服務貿易、金融、科技等多元領域延伸;與內地間的要素流動也從單向轉為雙向,香港成為內地企業“走出去”首選營運平台。 此外,在區域合作中政府積極發揮引導14
功能,深港、珠澳基礎設施對接加速,拱北口岸擴建,深圳皇崗口岸 24 小時通關。 這一階段,制度框架的搭建、經貿融合的深化、戰略功能的拓展等,相關實踐探索為日後深化融合奠定制度基礎。2. 國家戰略初步納入階段(2003~2012 年)2003 年,以內地與港澳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實施為標誌,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入新階段。 該階段的特點是,國家戰略對港澳有了初步納入,政府層面的合作全面展開,區域合作機制陸續建立。 國家五年總體規劃———“十一五”規劃首次納入港澳內容,港澳在國家規劃中獲得明確角色,但合作仍以市場驅動為主,政府間的合作側重推進港澳與內地間的投資貿易便利化,逐步消除因跨關稅區邊界而引發制度成本。 港澳在國家戰略層面的融入尚未全面展開,相關政策協調仍處於探索階段。期間,相關標誌性事件與政策包括:2003 年,簽署《內地與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首次以制度化形式推動港澳與內地間的貿易投資便利化,逐步取消貨物關稅和服務業准入限制。 2003 年逐步開放內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政策,便利內地赴港澳的人員流動以及推動港澳旅遊業發展。 2006 年國家“十一五”規劃(2006~2010)首次將港澳納入國家總體規劃,以獨立段落明確港澳發展定位與國家支持港澳的政策方向,提出支持香港發展金融、物流、旅遊、信息等服務業,保持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等中心的地位;支持澳門發展旅遊等服務業,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⑤港澳與珠三角跨境基建與區域合作在相關區域規劃得到體現。 2008 年區域規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內容涉及粵港澳合作;2009 年國務院批覆《橫琴總體發展規劃》,提出推動澳門產業多元化。⑥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央政府通過支持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的角色,強化香港國際金融地位及其在國家金融開放中的獨特戰略功能。3. 國家戰略引領階段(2012~2017 年)2012 年中共十八大以來,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上日程。 這一階段的特點是,開始注重從國家頂層設計上推動港澳全面融入,港澳在國家總體戰略中的定位逐步明晰,並持續深化與拓展,相關重大戰略平台相繼落地。 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開始進入國家戰略統籌引領期。相關標誌性事件與政策包括:(1)2011 年國家“十二五”規劃(2011 ~ 2015)首次將涉及港澳的內容獨立成章,明確港澳的發展定位,明確支持香港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並提出澳門“一中心”(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一平台”(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發展目標;支持港澳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支持港澳培育新興產業,深化內地與港澳經濟合作,並提出具體支持方向,將港澳發展核心要素內嵌於國家總體規劃之中,體現了國家戰略的完整性。 (2)2016 年“十三五”規劃(2016~2020)強化與拓展了上述定位、功能,提出支持港澳提升經濟競爭力: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等;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 此外,進一步強調支持港澳參與國家雙向開放、“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升級,深化與內地合作。 (3)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2013 年)中,香港被定位為“一帶一路”重要節點,澳門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 (4)啟動研究制定包含港澳特區在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是該階段最具突破性重大事件。 2017 年,制定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列入當年政府工作報告,同年 7 月在習近平的見證下,國家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在港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確定了大灣區建設的基本原則與合作重點,拉開了國家層面推動大灣區建設的帷幕。⑦(5)中央政府主導港澳融24
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頂層設計。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既保障港澳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又強化其服務國家發展的責任,不斷提升港澳特區在國家對外開放中的戰略地位,實現支持港澳經濟轉型與國家戰略深度融合。 2017 年中共十九大報告進一步部署方略、描繪藍圖,明確提出要“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4. 國家戰略深度協同階段(2017 年至今)以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實施為分水嶺,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入系統拓展、全面深化的快速發展期。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正式將港澳發展納入區域規劃,並以國家規劃形式予以確定。 在該階段,港澳定位轉向國家全局性戰略,並在國家五年總體規劃中有進一步體現。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港澳選舉制度的完善等為融入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和穩定環境。 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邁向有規劃引導、制度保障的高質量發展階段,兼顧國家安全與深度整合,側重規則銜接與民生發展。標誌性事件和政策有:(1)2019 年 2 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頒布實施,成為推進港澳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核心平台。 大灣區規劃以國家規劃的形式,首次納入港澳特區進行整體規劃,明確了大灣區發展目標、核心功能、空間布局、產業體系等發展藍圖。 港澳被定位為大灣區增長極與核心城市,與珠三角 9 個城市一起共同打造世界一流的城市群和國際科技創新中心。(2)2021 年國家“十四五”規劃(2021~2025)進一步拓展了港澳的功能定位,明確支持港澳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支持香港建設“八大中心”、澳門發展“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並對積極穩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出具體部署。 在“十四五”規劃中,“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已獨立成節,並提出具體支持方向。 (3)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廣州南沙、深港河套等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深入推進,成為創新體制機制、探索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與港澳參與國家雙向開放的重要抓手。(4)與融入相關的體制機制四樑八柱相繼完善。 香港國安法頒布(2020 年)、港澳選舉制度完善(2021 年、2023 年)及“愛國者治港治澳”原則的落實,為融入國家發展提供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確保港澳行政主導體制與國家戰略相向而行。 “十四五”規劃強調要“完善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 隨著大灣區規劃的落實與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持續推進,中央政府與港澳特區、廣東與港澳、大灣區各城市之間都建立了相應的管理架構與協調機制,並出台系列法律法規與支持政策。 中共二十大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職責歸併到“中央區域協調發展領導小組”,由後者統籌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協調發展工作。 (5)2022 年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2023 年習近平對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提出新要求,大灣區要發展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2024 年習近平特別強調了港澳“內聯外通”獨特優勢,要求港澳深度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更好扮演橋梁角色。⑧由此,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已上升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篇章。從演進脈絡看歷史邏輯,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呈現以下深化發展特徵:一是從市場自發到國家戰略引領。 早期依賴民間經濟合作,後由國家規劃推動系統性融合,從漸進演化轉為主動謀劃。 二是從經濟領域到多方位整合。 初期側重經貿,後擴展至基建、科創、民生乃至社會治理。 三是從區域協作到融入國家全局。 港澳角色從珠三角區域夥伴、國家開放窗口升級為國家“雙循環”戰略的重要支點、制度型開放的探索高地、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環節、民族復興與中國式現代化34
建設主體。 上述發展特徵,體現著“一國兩制”實踐的階段性深化與時代要求。(二)時代特徵:國家戰略與歷史演進的深度融合與以往階段相比,新時代“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核心內涵是強調港澳與國家發展“大局”之間的戰略關係,其本質是通過國家力量與港澳特色的系統性耦合,實現多重戰略目標:激活港澳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獨特價值、構建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新體制、鞏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進而呈現出鮮明的時代性和戰略意義,有其內在的時代特色與發展動因。1. 激活港澳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獨特價值之需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推動力之一,是源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國家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需要,與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步伐高度關聯。 港澳發展、“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是國家發展及民族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 繼中共十九大報告將“一國兩制”列為十四個必須堅持的“基本國策”後,善用“一國”優勢拓展“兩制”之利、發揮港澳之長服務國家之需,成為新時代“一國兩制”創新實踐的重要命題。 激活港澳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獨特價值,為新時代國家構建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新體制作出新貢獻,也成為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內在需求與動力。因而“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被列為港澳治理的核心目標之一,不僅在國家總體規劃中有清晰的闡述,同時也列入中共十九大、二十大報告。 習近平在多個場合都強調與闡述了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意義與戰略內涵。 “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是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⑨是國家對港澳的要求,也是港澳的基本責任與義務。2. 鞏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之重要支撐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港澳發展正面臨著各自的挑戰與問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著內在必要。 就港澳而言,面臨著發展資源、發展後勁、經濟轉型上的壓力,鞏固和提升經濟競爭力離不開國家的支持與戰略合作,需要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的過程中實現自身更好地發展。 與此同時,港澳解決土地住房、教育青年、貧富懸殊等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需要不斷提升治理水平,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 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澳門探索發展新路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的客觀要求”,⑩也是其實現目標的重要路徑,在實踐中呈現出空間融入、功能融入和群體融入齊頭並進的樣態。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有助於港澳加快破解民生領域深層次矛盾,進而不斷提高港澳同胞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並逐步培育國家意識與國家認同。就國家而言,中國式現代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包含港澳同胞在內的共同願望和目標,是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的大舞台,是探索“一國兩制”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需要。 港澳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門戶,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起點、新征程上,同樣需要港澳同胞主動參與、貢獻力量,對標國際領先水平不斷優化營商環境,強化內聯外通,為國家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人民幣國際化等提供壓力測試和試驗場。 支持港澳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更好發展,共同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篇章。就國際競爭態勢而言,國際經濟競爭已與國家安全高度捆綁。 在中美政經角力的大背景下,美國已將香港從過往中美關係的“緩衝地”調整為遏制中國發展的“前沿地”。 港澳特區作為單獨關稅區、作為單一城市,較難獨立抗衡美西方的非經濟性壓力。 需要通過與國家戰略對接和經濟融合來抵禦外部勢力干預,既解決港澳自身發展問題,提升經濟韌性,又增強國家整體競爭力,為發展構築一道安全屏障功能。44
總體而言,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其戰略意義體現在多個層面:對國家,是完善“一國兩制”實踐,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善用港澳戰略價值服務中國式現代化的需要;對港澳,有助破解發展瓶頸,提升競爭力,以有效應對國際政經環境大變局帶來的各種挑戰;對區域與全球,通過構建高水平開放新格局、探索區域發展新模式,構建國際規則銜接試驗田和文明互鑒橋梁。從發展階段看,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持續深化拓展、動態優化調整的過程,而以國家規劃形式從戰略上整體推進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港澳與內地“深度融合”發展的重要練兵場與制度創新高地。 在融入發展新階段,“中央支持+港澳積極主動”雙向互動格局基本形成,未來將更注重規則銜接、民生共享和國際競爭力提升,通過國家戰略嵌入區域發展、地方發展,形成清晰的發展目標、角色定位。二、內涵特徵如前所述,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其自身的演進邏輯與時代特徵,又疊加“一國兩制”制度安排與國家戰略嵌入,因而發展出自身特有的內涵特徵。 而正確理解與合理界定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內涵,是科學制定頂層設計、合理推進相關政策的重要前提。(一)概念界定“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指香港、澳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通過制度銜接、經濟協同、社會融合和文化認同,深度參與國家現代化建設,實現自身發展與國家戰略的有機統一。 其核心是堅持“一國”原則、善用“兩制”優勢,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實現港澳與內地的互利共贏,其中涉及到經濟融合、社會協同和制度創新等多重維度。這裡的“融入”,既是一個動態過程,也是一種戰略目標導向,其目標是要在“兩制”差異性基礎上實現融合發展並達致港澳與國家整體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需要從國家戰略高度來理解與把握“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予以系統的政策支持。 從歷史邏輯與戰略功能來看,這一戰略具有鮮明的時代背景,體現了“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階段性深化過程,同時也是新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環節,具有多層次的戰略價值和全局意義。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成為國家對港澳治理的核心目標之一,同時也因為該目標的綜合性和多層次性,在實踐中又成為現階段“一國兩制”及港澳治理相關政策的統領與抓手。(二)相關概念辨析在研究與探討“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時,一些與“融入”相關聯的概念,經常出現混用,例如“融入式發展”、“融合發展”、“一體化發展”等,它們都是融入所要達致的目標或結果,但又有其自身內涵與側重,需要結合“一國兩制”特定框架來進行辨析與界定,比較其核心定義與側重點的異同。(1)融入。 指港澳在保持自身制度特色的前提下,逐步嵌入國家發展體系的過程。 其側重點強調單向或雙向的“嵌入”過程,注重制度銜接與功能互補。 例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功能與體系服務國家戰略,並成為國家金融開放戰略與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重要組成,搭建互聯互通機制,發揮國家金融漸進式開放的試驗場和壓力測試地。 再如,港澳居民通過“居住證”制度享受內地公共服務,後者體現的是個體層面的融入。(2)融入式發展。 在融入過程中實現港澳與國家發展的協同增效,既保留差異又尋求共同利益最大化。 其側重點是動態平衡“兩制”差異與協同效率,突出發展路徑的漸進性。 例如在深港河套科創合作區,探索香港科研+深圳產業化的“互補式發展”模式等。 一般而言,融入的方向,通常是單向或者不對稱的,表現為“後來者”或“體量較小者”向“先發者”或“核心平台”的靠攏;融入發54
展強調保持自身相對獨立身份,通過規則對接、市場開放、標準互認等方式,與外部系統實現“接口兼容”。(3)一體化發展。 指多個獨立主體通過制度性安排,打破彼此間的壁壘,形成一個規則統一、市場協同、政策協調的全新且更高級的單一實體或共同空間的過程。 其側重點是以制度同質化為目標,是一個融合與再造的過程,強調重塑一種新的共同身份。 為此需要讓渡部分經濟甚至政治主權,可能會削弱地方獨特性。 傳統的區域一體化理論將一體化發展路徑由低級到高級依次分為五個階段: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同盟、完全經濟一體化。 歐盟一體化模式是實踐中的最高形態,成員國統一貨幣、實施關稅同盟,與港澳“兩制”背景下異質性融合有明顯的差異。市場一體化,是一體化發展的基礎與必經階段,特指經濟活動和要素配置空間的統一,其核心是消除商品、服務、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壁壘,形成一個更大規模、更有效率的統一大市場。 而一體化不僅包括市場一體化,還延伸至社會、法律、制度、環境、治理乃至政治等非經濟領域的協調與統一。(4)融合發展。 一般指通過制度創新打破系統邊界壁壘,促進要素、資源、功能、優勢的交叉滲透與重組,最終形成一個共生共榮、有機統一的更高層級新系統。 其核心特徵包括:創新性融合,通過融合催生原有體系中不存在的新業態、新模式、新動能;雙向或多向互動,相互影響、相互賦能,不存在絕對的主從關係;系統重構與邊界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深層次與全方位融合,涉及多領域深度整合,整體性、系統性融合,可能涉及部分制度趨同(如粵港澳社保互通)。 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建設,推動跨境就業、居住、醫療一體化,也是融合發展的體現。“融合發展”是“融入式發展”的深化和超越。 “融入”解決的是“聯通”和“接入”;而“融合”則是在“融入”基礎上去實現“優化”和“創新”。 “融合發展”是“一體化發展”的高級形態和實現路徑。 如通過推動規劃、交通、產業、生態等領域的“融合發展”,最終達成“一體化”目標。 與“一體化”強調的“統一”和“標準”等制度性整合相比,“融合發展”更強調“創新”和“活力”,其應用場景廣泛,可以涵蓋國家戰略、產業政策和具體業態,也能解釋“一國兩制”下港澳與國家戰略深度協同的發展模式。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相關概念上的核心差異,需要注意不同概念的邊界與適用場景,尤其是“融入發展”、“融合發展”與“一體化”的區分,以及一體化不同階段的類型與內涵。 需要特別關注的是,港澳在融入國家發展中始終保留其獨立關稅區地位,與歐盟的一體化模式有著本質區別。 此外,前述概念也具有共性特徵。 在目標指向上,均服務於國家整體發展戰略,提升區域競爭力;在制度創新上,均具有較大需求,均需突破傳統治理框架;在風險管控上,均需防範各種制度摩擦引發的經濟或社會波動。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其特徵更加多元、複雜。(三)內涵特徵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種獨特的國家治理模式與發展路徑,既不同於內地省份的同質化發展,也不同於國際區域一體化模式,是一種在單一主權國家框架內,兼容兩種社會制度、三種法律體系、三種經濟模式的獨特發展路徑,其核心在於既保持港澳的資本主義制度特色,在維護“兩制”差異的前提下,通過制度創新和政策協同,實現港澳與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深度對接與協同增效。“一國兩制”下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個複合型、多層次的模式: 從形態上看,它是 “融入式發展”的升級版和高級形態,核心是 “融合發展”。 從過程上看,它以“融入”為基礎和前提,以64
“融合”為核心方法和目標,在特定領域審慎探索“一體化”。 從本質上看,它是在堅守“一國兩制”原則下,探索一種最大限度減少制度差異帶來的摩擦、最大限度發揮兩種制度優勢疊加效應的創新型區域合作範式。 它既不是簡單的單向融入,也不是完全的一體化,而是旨在創造“1+1 > 2”協同效應和新事物。 總體而言,它主要是一個“融合發展”的進程,其中包含了“融入式發展”的要素,並在特定領域呈現出“一體化發展”的特徵(如市場一體化)。作為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載體———粵港澳大灣區,處於一個 “超越傳統階段”的複合形態。 其建設目標,並非簡單地、線性地經歷傳統一體化階段,而是開創了一種“功能型一體化”或“軟性一體化”的新範式,在保持“制度差異性”前提下,追求“功能上的連通性”和“規則上的銜接性”。 它的目標階段可以解釋為“共同市場+”,即在實現生產要素便捷高效流動的基礎上,深度融合科技、社會、生態等多個系統,最終建成世界級城市群。概括而言,“一國兩制”下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個以“融入式發展”為起點、以“融合發展”為現行主體路徑,並在特定的非敏感領域謹慎地觸及“一體化發展”的獨特模式。 其內涵特徵體現如下:(1)制度性嵌入。 這種制度性嵌入是一種非替代性融入。 保留港澳資本主義制度,通過規則銜接實現制度互補,而非制度統一。 中央政府通過政策供給引導融入目標與方向,但具體實施中允許差異化探索,是中央政府主導的彈性協調。 (2)主權安全優先。 區別於純經濟導向的一體化,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是簡單的經濟合作,而是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根本前提,其政治前提是堅守“一國”原則。 中央政府對港澳的全面管治權是融入的保障,如中央政府統籌頂層設計與制定相關規劃等,體現國家主導性、戰略目標導向性。 港澳國安法實施與選舉制度的完善,為融入掃除政治風險。 (3)非對稱互惠。 內地向港澳開放市場、提供資源,不以對等交換為原則,而是國家整體戰略下的資源配置,以“一國兩制”差異化優勢最大化為原則,是善用“一國”之利發揮“兩制”之優的創新實踐。而港澳以其差異化的獨特優勢為國家提供國際化通道、發揮經濟樞紐與戰略支點等功能。 (4)社會文化漸進整合。 通過民生合作、教育交流等逐步增強文化認同與國家意識,但保留港澳社會文化特色,如繁體字使用等。三、獨特要求從以上內涵特徵分析可見,“一國兩制”下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獨特性,與其綜合性、全局性和多層次內涵高度關聯,也與融入發展的階段性密切相關。 這也是其內涵獨特性的具體體現和內在要求,可以從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等多個維度予以考察和把握。(一)政治獨特性:主權統一與高度自治的動態平衡1. “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辯證統一其一,要確立中央政府主導的底線思維。 中央政府通過基本法、國安立法(如香港國安法)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築牢國家安全底線,抵禦外部勢力干預,為國家主權與安全提供戰略保障。 香港選舉制度改革後,立法會中愛國愛港力量佔絕對主導,香港法案通過效率得到顯著提升,有效地推進香港與國家戰略相向而行。 其二,保持高度自治的靈活性。 港澳保留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司法權,需要切實擔當特區發展的第一責任人,在國家規劃引導下探索與落實港澳長遠發展的目標與政策供給。 其三,設立動態調整機制。 中央政府通過政策供給引導融合方向,同時允許港澳根據本地實際制定實施細則。2. 非對稱治理模式74
港澳作為特別行政區,其權力來源於中央政府授權而非固有權利,與聯邦制下的“分權”本質不同。 香港無權自行決定政制改革,需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 中央政府對港澳特區的治理兼具“剛性管控”與“柔性協調”。 一方面通過法律手段維護國家安全,另一方面通過民生合作增強社會向心力。 通過港澳成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創新實踐,證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在單一主權國家內可以協同共生,為“一國兩制”制度創新提供示範價值。 通過粵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三關稅區”的協同實踐,為全球多制度國家治理提供中國方案。(二)經濟獨特性:制度差異下的協同效應最大化1. “兩制”優勢的互補性整合互補性整合,是將港澳與內地各自因制度不同而產生的、具有比較優勢的核心要素進行有機對接與融合,形成“1+1>2”的整體競爭力。 在資本與市場、規則與標準、創新與產業等方面,港澳與內地都具有很強的互補性整合空間。 例如,在資本與市場互補方面,香港憑藉自身獨特的國際樞紐功能優勢,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功能,成為內地企業“走出去”進行海外融資的首選平台和國際資本進入內地的“安全門户”。 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機制,就是在內地資本管制背景下,巧妙藉助香港實現內地資本市場“有限開放”和“風險可控”的典範。 內地企業利用香港成熟的法治環境和國際網絡進行海外並購、發行美元債,並以香港為基地,管理和配置其全球資產。 在規則與標準的互補方面,港澳的國際化規則為內地提供了“壓力測試”的環境與“規則銜接器”功能,內地在與港澳規則融合的過程中,逐步探索和建立起既符合國情又能被國際社會所接受的現代化經濟治理體系。 “兩制”差異性優勢的互補與整合,不僅可以拓展港澳經濟功能的深度與寬度,同時也可助力內地更好地探索制度型開放與高質量發展。2. 差異化協同這裡強調的是在保持制度差異的前提下,通過精準的功能定位和機制創新,讓兩種制度在特定領域和層面產生化學反應,實現系統性的效能提升。 一是功能定位的差異化協同,在規劃導向、目標導向下進行空間重構、功能重構,強化港澳與內地城市各自的獨特功能,形成錯位發展、功能互補的城市群生態。 例如在大灣區,香港定位側重於“國際化”和“高端服務業”;澳門定位側重於“特色平台”; 內地大灣區內城市各具特色,如深圳的科技創新、廣州的商貿與綜合交通、東莞與佛山的高端製造等,形成一個從基礎研究、應用開發到製造營銷、再到全球金融和貿易服務的完整且高效的產業生態鏈。 二是治理模式的差異化協同,探索跨制度的協同治理新模式,以解决因制度差異帶來的要素流動壁壘。 中央進行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從國家戰略層面明確方向,打破地方行政壁壘;通過“軟聯通”最大程度地促進要素便捷流動。 如基礎設施“硬聯通”,在物理上連接了不同的關税區和法律區;規則“軟聯通”,如探索建立“粤港澳大灣區數據特區”, 推動專業人才的資格互認、促進人才跨境執業,推進單一窗口通關等,這些拓展是治理協同中最具創造性的部分。(三)社會獨特性:流動性社會的認同建構1. 跨境社會空間的形成這在粵港澳大灣區表現得尤為突出,跨境生活圈業已形成。 一是跨境“雙棲生活”常態化。 已有超過 30 萬港澳居民在內地參保,橫琴“澳門新街坊”項目提供 4,000 套住房,配套澳門標準的醫療教育服務,跨境社會空間正在逐年擴大。 二是社會資本也在跨界流動。 香港社工機構參與內地社區服務(如廣州“港式物業管理”試點);澳門社團組織赴內地扶貧,促進價值觀融合等。 與此相關聯,流動性社會一般性特性與相關社會認同工程亟需關注。84
2. 認同工程的漸進性社會認同工程漸進性,主要體現在部分港澳居民的國家觀和身份認同相對滯後,其改進又是一個漸進過程。 2023 年香港學生國家認同感調查顯示有 78%認同“中國人”身份,顯示認同工程建設的必要性與長期性。 目前香港中小學已全面推行升旗儀式,國情教育課程已經開啟;此外,針對青年群體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通過職業發展增強青年的歸屬感。 在重構歷史記憶方面,澳門與內地聯合策展澳門“抗戰歷史紀念館”,強化港澳與國家的歷史連接。(四)法律獨特性:多元法系的銜接創新1. 法律衝突的柔性解決一是設計規則接口。 通過制度創新,探索多種形式的規則銜接、制度對接的銜接點與小切口,破解“兩制”差異壁壘。 例如,在前海試點“港資港法港仲裁”,允許企業選擇適用香港法律解決合同糾紛,2023 年受理涉港案件中有 35%選擇香港法。 2025 年 2 月,“港資港法”措施由深圳前海擴展到整個深圳及珠海;“港資港仲裁”措施由內地自貿試驗區擴展至大灣區內地九市。 在橫琴探索澳門法律延伸適用模式,通過“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形成與澳門體制機制高度銜接的琴澳一體化機制。 二是完善司法協作機制。 探索不同法系的司法制度融合發展的實踐機制,內地港澳三地之間簽署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判決安排,通過在港澳轉化為本地立法、在內地轉化為司法解釋後,在相關地同時生效,大幅提升了跨境案件執行效率。 例如 2024 年 1 月在內地與香港同步生效實施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該機制下兩地民商事領域司法協助已基本全面覆蓋,內地與香港 90%以上的民商事案件判決能夠互認與執行。2. 中央主導性與地方能動性的相向而行與有機結合中央的主導性,體現在多個層面。 在憲制上,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基本法最終解釋權,確保“一國”原則底線。 例如 2016 年對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的釋法,直接終止“港獨”議員資格。 港澳本地法院在司法實踐中逐步形成與內地法理對話機制,如香港終審法院在“高鐵一地兩檢”案中援引國家憲法論證合憲性。 由中央政府統籌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國家五年規劃相關章節等頂層設計,體現著國家主導性及總體方向上的“自上而下”縱向引領,而港澳特區則在對接國家戰略、本地法律落實上具有能動功能,已陸續出台了與國家五年總體規劃和大灣區區域規劃相對接的系列本地規劃。四、實踐探索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時代背景、內涵特徵及核心要素上具有自身特色與發展目標,在實踐中它既是“一國兩制”實踐的深化發展,也是新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環節,因此在支持和推進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部署上,需要持續回應“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各種新命題與新需求,需要形成自身特有的實踐指導原則與實施路徑,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獨特的制度創新樣本。(一)指導原則在支持和推進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具體實踐中,需要遵循以下指導原則:(1)底線思維。 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根本前提。 堅持“一國”原則是融入的政治前提,中央政府對港澳的全面管治權是融入的保障與導向。 (2)差異發展。 根據港澳的獨特優勢設定其在國家發展戰略中差異化定位和政策支持方向,探索“一國”之內差異互補的新模式。 (3)制度創新。 通過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等方式破解制度差異,探索不同特色的跨境規則銜接試點。 (4)民生導向。 在融入中94
注重港澳的民生發展需求,推動民生領域互通,解決港澳居民在內地享受同等就業、居住、社保、醫療、教育等待遇,通過民生融合增進社會認同。(二)實踐路徑具體實踐路徑,核心是制度突破與經濟民生協同,實現經濟、社會、文化多層次融合發展。(1)制度創新:強化頂層設計,破解“兩制”差異壁壘。 完善港澳基本法配套立法與相關體制機制建設,築牢安全底線。 依託“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探索規則銜接、制度對接,深化制度型開放,打造“國際規則接口”。 在前海、橫琴、南沙、河套四大粵港澳合作平台中設置差異化功能目標,展開不同的試點探索,通過政策賦能,推進深度融入,形成“自上而下”頂層設計與“自下而上”實踐創新相結合的實施模式。 例如在法律領域,深圳前海率先試點“港資港法港仲裁”,允許港企選擇香港法律解決合同糾紛;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探索“澳門法律延伸適用”,探索澳門民生配套。 在職業資格互認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已實現醫師、稅務師、律師等 20 類港澳職業資格直接執業;還可建立跨境職業資格互認中心,比如澳門將葡萄牙工程師認證體系與內地職稱評定系統對接,形成“港/澳平台+灣區轉化”模式。 在深化制度型開放方面,在數據跨境流動(粵港澳大數據中心)、綠色金融標準互認等領域先行先試,打造國際規則銜接示範區。(2)經濟協同:功能互補與區域整合。 制定差異化政策,通過功能互補與區域整合,探索經濟協同成效最大化,並在重點領域獲得突破。 香港聚焦“八大中心”功能建設。 在金融領域,進一步強化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的樞紐功能,在內地資本市場“管道式”開放中擔當互聯互通的獨特功能。 在科技領域,河套深港科創區探索促進兩地園區間科研物資、資金、數據、人員跨境流動的創新政策。 澳門聚焦“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功能,拓展“1+4”產業適度多元發展,並在橫琴粵澳深合區推動中醫藥、現代金融、高新技術等新興產業發展。 在區域協同方面,深港共建河套科創合作區,探索“一區兩園”協同發展模式,首批五所香港高校實驗室/優質科研項目入駐深圳園區;大灣區戰略產業呈現多層次協同模式,以市場為導向、產業鏈為紐帶、合作平台為載體。 新一代信息技術形成以“香港—深圳—廣州”為創新研發核心、“東莞—惠州—佛山”等城市為製造和應用腹地的產業鏈;生物醫藥和健康產業則呈現“香港基礎研究+深圳產業化+廣東市場及醫療服務”的協同模式。(3)社會融合:民生互通與認同建構。 在民生互通方面,大灣區實施“灣區通”工程,提升跨境通關便利度、推動跨境便利執業與行業標準共通、便利港澳居民在粵發展生活。 港澳居民可憑居住證在內地參加社保、公積金,超 30 萬港澳居民參加內地社保,通過“灣區社保通”、“港澳藥械通”,港澳醫療保障在大灣區內跨境直接結算已超過 53 家醫院覆蓋內地九市。 這些“微創新”經驗正轉化為灣區公共服務一體化方案,為灣區民生互通與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新方案”。 文化認同是社會融合的重要基礎,在文化認同建設方面,構建“認同增量”機制,尤其是加強港澳青少年國情教育、擴大港澳青年內地實習計劃、推動公務員雙向掛職交流。 在港澳中小學全面推行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提升學生國情知識測評合格率。(4)風險防控:完善和創新相關機制。 在發揮國家雙循環樞紐功能和幫助國家推進制度型開放過程中,做好壓力測試和風險防控機制。 設立金融防火牆,離岸人民幣市場與在岸市場保持適度隔離(如每日跨境資金流動限額);創新風險防控體系,建立大灣區金融監管信息共享平台,設立跨境風險緩衝基金(如粵港澳聯合外匯儲備池)。(三)實踐機制與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內涵獨特性相對應,在推進融入實踐中需要把握若干特點:05
其一,中央政府統籌頂層設計,“自上而下”引領融入方向與策略。 在引領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實踐創新中,中央政府已形成若干行之有效的模式:一是宏觀著眼與微觀著手相結合;二是目標導向與問題導向相結合;三是一體推進與示範引領相結合,以更好地適應新時代“融入”的核心內涵及其差異性、非對稱性特徵。其二,雙向互動與制度創新,是成功融入的關鍵。 “融入”不是單向“內地化”,而是雙向賦能,更好地發揮港澳“兩制”差異化優勢,在服務國家需求中實現港澳自身發展及競爭力的提升。 因此需要發揮參與各方的能動性,通過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等制度創新,探索形成“一國”之內差異互補的互動新模式。 粵港澳大灣區在探索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中持續創新,解決了一批港澳關注度高的熱點難點問題,探索形成“一國兩制”框架下推動規則銜接行之有效的路徑和方法,概括為立法創新、簽訂協議、創制通道、技術推動、集成示範五種模式。其三,實踐維度上涉及多層次融入,要借助功能平台綜合推進。 在經濟層面,港澳要積極主動參與國內大循環,提升國際循環的樞紐功能;在社會層面,推動民生領域互通互惠,增強港澳同胞的歸屬感;在文化層面,通過國家歷史教育、重大國家戰略宣講、重要活動鏈接等強化港澳同胞的國家意識與身份認同。 廣東以“灣區通”工程為抓手,注重功能平台引領帶動與綜合推進。 自 2022 年建立常態化典型案例遴選機制,全力推進與港澳規則機制的聯通、融通和貫通。 每年遴選出一批具有先進性、創新性、示範性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典型案例,目前已發布三批次共 52 個典型案例。五、理論啟示鑒於“一國兩制”下港澳與國家/區域融合發展內涵與實踐中的獨特性,在分析研究“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相關理論時,更多地需要基於“一國兩制”創新實踐來進行學理闡釋及理論深化,構建符合國情區情的理論分析框架與研究範式。(一)理論框架的突破1. 概念精準化、理論本土化、工具創新化構建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理論框架,需在概念精準化、理論本土化、工具創新化三個層面突破。 概念精準化,是要準確把握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精準內涵,避免因術語混淆導致政策偏差。理論本土化,就是要立足“一國兩制”實踐來創新理論,而非簡單移植西方區域發展等理論。 工具創新化,就是要開發適配港澳特殊性的分析工具,增強理論對實踐的指導力。 唯有如此,方能構建既具中國特色又具備國際解釋力的理論體系。2.理論支撐體系的跨學科整合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實踐中體現為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港澳通過制度銜接、經濟協同、社會融合和文化認同,深度參與國家戰略與國家現代化建設,其理論支撐體系也會相應地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等多個學科,需要進行跨學科整合。(1)政治學視角。 創新與深化“一國兩制”理論,闡釋中央全面管治權與港澳高度自治權的辯證關係;構建“主權―自治權”的動態平衡機制,突破傳統聯邦制或單一制範式;探索港澳與內地治理體系的協同路徑、跨域協同治理機制,實踐“軟性邊界”治理;發展“制度接口”理論,在“兩制”間建立轉換機制,既保持制度差異又實現功能銜接,超越傳統“制度趨同”的一體化理論。(2)經濟學維度。 創新與發展區域發展相關理論。 發展“差異性一體化”和“非對稱一體化”理論,探索“一國兩制”制度差異下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模式;拓展“制度型開放”理論,對標國際高標15
準經貿協定(CPTPP、DEPA),發揮港澳在國家制度型開放中的“壓力測試區”功能;豐富區域創新系統跨境整合理論,廣深港澳科技走廊對“創新要素跨境流動”的範式創新;強化港澳“雙循環”戰略樞紐與節點功能,推動節點城市功能相關理論的動態演化。(3)社會學視角。 構建“認同—利益”雙輪驅動模型,闡釋民生改善如何促進國家認同;發展“流動性社會”治理理論,針對港澳青年北上創業、跨境社會保障銜接等議題探索相關治理模式;豐富“嵌入式發展”模型和社會組織跨境協作機制,探索粵港澳三地社會組織在環保、慈善、應急管理等領域的“跨制度社會網絡”;探索港澳居民文化認同和國民身份認同構建機制,形成“制度信任—文化共鳴—利益共享”的認同建構路徑,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此外,理論框架需預設“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的前提,建立“兩制”底線思維;避免簡單套用內地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或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需針對港澳設計差異化路徑、設計專屬政策工具。(二)理論啟示港澳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將“一國兩制”紅利最大化,靈活運用“一國”之本、最大限度拓展“兩制”之利的制度創新,以期形成“差異共存―功能互補―認同增進”的良性互動。 在理論上,需要對基於中國式“一國兩制”創新實踐進行理論深化,從而為突破傳統國家結構理論、重構區域發展理論、創新全球治理理論,揭示“制度多樣性”與“國家統合”的兼容路徑。1. 突破傳統國家結構理論:“單一制+高度自治”範式,超越聯邦制與單一制二分法 從國際比較的視角,“一國兩制”下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單一主權國家內、在維護國家統一前提下探索中央與特區間差異互補效應最大化,其目標、機制和整合深度,既不同於歐盟的一體化模式,也不同於美國的聯邦制,是一個具有獨特內涵的創新實踐。 “一國兩制”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統一於一個主權國家之內,這一模式,超越了現代主權國家社會制度同質性的普遍預設。港澳特區的自治程度之高也遠超出國外的自治地區和聯邦制下的州,體現了中國改革開放大膽借鑒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管理經驗的戰略思路,同時顯示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和自我革新能力的充分信心。 隨著“一國兩制”實踐的不斷發展,中國共產黨對“一國兩制”規律性認識也不斷深化。 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中共十九大報告將“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上升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標誌著“一國兩制”實現了由國家統一理論與實踐到國家治理理論與實踐的歷史性飛躍,成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兩制”空間“並存”到主動創新機制“融合”發展,形成了以國家戰略為基礎的“單一制+高度自治”的有機結合和動態平衡,以功能性“融合”促進對國家共同體的認同。 “一國兩制”下的這種“單一制+高度自治”模式,是中央主導的多制度之間的非對稱融合,是對傳統國家結構理論的突破與發展。2. 重構區域發展理論:融入式發展證明制度多樣性可轉化為發展競爭力“一國兩制”下的融合發展,是一種通過制度創新將制度差異轉化為發展動能、創新勢能的雙向賦能模型。 其實質是在 WTO 框架下探索“一國”之內不同關稅區融合發展的創新實踐,策略性地軟化邊界效應、增加邊界彈性,進而形成獨具特色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和世界一流的灣區城市群。 “一國兩制”制度設計初衷就是服務於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的,回歸以來國家推動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對接國家戰略,在服務國家戰略中成功地塑造了港澳經濟發展新動能和新優勢,成為區域合作的成功範例。 在差異化整合模式中,既堅守“一國”之本又善用“兩制”之利,在保留25
不同關稅區的基本特徵的同時,通過“制度接口”設計和國家規劃引領,最大化地降低制度摩擦成本,推進區域間的要素便捷流動和產業協同發展;通過民生融合促進社會心理認同;中央選擇性放權、賦予粵港澳合作平台更大的政策紅利和試點功能(如橫琴澳門參與管理,共建“四共”機制),增強地方能動性。 這種模式,超越傳統區域一體化的“主權讓渡”邏輯,既避免了“一體化”的制度消解風險,又超越了單純的經濟合作層次。 在港澳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的基礎上,與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區探索融合發展的共贏模式。港澳與內地在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方面已取得顯著進展,涵蓋金融、法律、專業服務、民生便利、科技創新等多個領域。 在 2025 年 9 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5 年全球創新指數(GII)》全球百強創新集群排名中,中國以 24 個集群數量繼續位列全球第一,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首次超越日本“東京―橫濱”集群躍居榜首,成為全球第一大創新集群,顯示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發展協同效應正在有效提升其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地位及整體競爭力。3. 創新全球治理理論:為多民族、多制度國家治理提供“和而不同”的中國方案“一國兩制”下的融入式發展,揭示了“制度多樣性”與“國家統合”的兼容路徑,催生了“跨制度治理”新範式,它要求治理主體超越單一的行政層級和法域界限,建立起多層級的、靈活的協同機制(如中央統籌、粵港澳政府協商、市場和社會組織參與)。 其獨特性體現為以更大制度彈性拓展融合空間,最大限度地尋找利益交匯點和制度接口,形成“差異共存—功能互補—認同增進”三重邏輯的良性互動。 “一國兩制” 之所以能成為“實現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好制度”,最根本的原因是其蘊含的和平、包容、開放、共享的價值理念,體現了人類政治文明的巨大飛躍。 這一理念充分尊重制度差異和多元特色,成功解答了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部如何實現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和平共處這一重大課題。 該理念最大限度拉長包容的多樣性半徑,畫出最大同心圓,既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求同存異、共謀發展的中國氣派,也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中國思路、中國方案,是對人類政治文明作出的一大貢獻。目前,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已取得階段性成果,尤其在基礎設施、民生便利和金融合作領域成效顯著。 下一步需聚焦規則銜接、產業協同和社會融合的深層次問題,通過“硬聯通”與“軟聯通”結合,實現港澳與國家發展的互利共贏。 相較於空間和產業的“硬聯通”、規則機制深度對接的“軟聯通”,落實港澳居民同等待遇的“心聯通”是更深層、更持久、更根本的融入。這種模式的成功實踐,不僅關乎港澳長治久安,也為多制度大國治理提供了新的範式。結 語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種獨特的國家治理模式與發展路徑,其核心是在保持港澳資本主義制度特色、維護“兩制”差異的前提下,通過制度創新和政策協同,實現港澳與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深度協同與有效對接,在“兩制”差異性基礎上實現融合發展並達致港澳與國家整體利益的最大化。正確理解“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需要從國家戰略高度把握其政治邏輯、實踐路徑和全局意義。 在內涵上,融入發展具有綜合性、全局性和多層次性,需要從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多個維度來把握其獨特性、時代性和戰略意義。 在實踐中,需要遵循底線思維、差異發展、制度創新、民生導向等原則,以達致“差異共存―功能互補―認同增進”的良性互動。 在理論上,需要對基於中國式“一國兩制”創新實踐進行理論深化,從而為突破傳統國家結構理論、重構區域發展理論、創新35
全球治理話語,揭示“制度多樣性”與“國家統合”的兼容路徑。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動態演進的系統工程,需平衡制度差異與協同效率、市場邏輯與國家安全、本土特色與國家認同多重關係。 其成功實踐不僅關乎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更是中國突破“制度型開放”瓶頸、參與全球治理改革的“中國方案”。 為此,需要堅守“一國”底線,以更大魄力推動規則銜接創新,以更大制度彈性拓展融合空間,將制度多樣性轉化為國家發展競爭力,使“兩制”優勢在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持續釋放能量。①⑨⑩ 習近平:《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 40 周年訪問團時的講話》,北京:《人民日報》,2018 年 11 月 13 日。 ②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57~58 頁。 ③⑧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北京:《人民日報》,2024 年 12 月 21 日。 ④劉祖雲:《內地與港澳融合發展:現代化視角的解讀》,廣州:《學術研究》,2021 年第 8 期。 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⑥齊鵬飛、王玉:《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更好發展———澳門回歸 20 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祖國內地因素”探析》,北京:《港澳研究》,2019 年第 4 期。 ⑦何立峰:《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北京:《求是》,2021 年第 11 期。 楊愛平:《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三重邏輯》,北京:《港澳研究》,2022 年第 3 期 蔡赤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挑戰》,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7 年第 4 期。 張玉閣:《“一國兩制”實踐新階段與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北京:《港澳研究》,2025 年第 1 期。 蔡赤萌:《“雙循環”新格局下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2 年第 1 期。 楊愛平:《縱向推動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治理體系的實踐構造》,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5 年第1 期。 蔡赤萌、董書慧:《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實踐探索與經濟治理模式調整》,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24 年第 6 期。 吳志良:《發揮澳門獨特優勢 為大灣區發展注入新動力》,北京:《人民政協報》,2025 年 3 月 11 日。 陳端洪:《“一國兩制” 蘊含的價值理念》,參見:《“一國兩制”具有顯著制度優勢和強大生命力》,北京:《人民日報》,2025 年 2 月 21 日。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推動“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行穩致遠》,北京:《人民日報》,2018 年 6 月 28 日。 蔡赤萌:《回歸初期香港經濟管理理念探索》,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3 年第 4 期。 鄧中華:《譜寫新時代“一國兩制”事業新篇章》,北京:《學習時報》,2023 年 2 月 22 日。 陳思琦:《“深圳—香港—廣州”躍居全球創新集群首位》,廣東:《21 世紀經濟報道》,2025 年 9 月 1 日。 夏寶龍:《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 不斷開創“一國兩制”事業高質量發展新局面》,北京:《港澳研究》,2025 年第 1 期。 喬曉陽:《“一國兩制”是個好制度》,參見:《“一國兩制”具有顯著制度優勢和強大生命力》,北京:《人民日報》,2025 年 2 月 21 日。郭萬達、張玉閣:《支持港澳深度融入大灣區》,北京:《經濟日報》,2023 年 8 月 7 日。作者簡介:蔡赤萌,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研究所研究員。 北京 100872[責任編輯 劉澤生]45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粤港澳大灣區建設———二十一世紀中國建設發展的獨特範式米 健[提 要]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二十一世紀中國的一件大事。 它是一國之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在“一國兩制”國策下展開的新時期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承載著豐富“一國兩制”,保持區域經濟社會持續繁榮發展,帶動新一輪改革開放,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完善,支撐“一帶一路”建設,加快走向世界的歷史使命。 這樣一個宏大的國家戰略從制定到實施,只能在中國完成。 所以,它是一個中國範式。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核心任務是建設與國際高度接軌、體現“一國兩制”精神的營商環境,重點和難點是規則對接,明確對接取向是前提。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戰略目標實現如何,將直接折射未來中國的發展。[關鍵詞] 粤港澳大灣區 區域經濟一體化 “一國兩制” 中國範式 營商環境 規則對接[中圖分類號] F127;D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055 - 14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這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制定和實施的一項重大且有深遠意義的國家戰略。 毫無疑問,此一國家戰略目標實現得如何,必將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下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產生重大影響。 回顧粵港澳大灣區過去六年多的建設發展進程,首先應該肯定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同時也要看到這些成就距《規劃綱要》提出的各階段性目標實現尚有很大空間。① 所以,我們有必要在總結既有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深化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一新時期國家戰略的認識,以期更有效、更全面地實現其戰略目標。一、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基本認識對於粵港澳大灣區,雖然在《規劃綱要》發布之後已經有了許多的解讀和討論,但實事求是地講,仍然有進一步深入探討和明確的空間。 時至今日,大灣區建設實踐中在有關政策落實、路徑選擇和操作方法等方面之所以遇到種種困難,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認識問題。(一)粵港澳大灣區的實質粵港澳大灣區是由廣東省九個城市,即: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55
市、江門市、肇慶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共同構成,即所謂“9+2 模式”的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②不過應該指出的是,“9+2 模式”並非 2019 年突然出現,它是中國區域經濟合作醞釀已久的產物。 早在 2004 年 6 月,珠江流域九省區與港澳兩個特區政府共同簽署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定》,此時就已有“9+2 模式”之雛形,只不過當時是珠江流域九省區與港澳的區域經濟合作,與現今粵港澳大灣區的廣東省九個城市與港澳合作在範圍、層級、定位和目標諸方面大不相同。③所謂經濟一體化或區域經濟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是當今世界上國家或地區之間常見的經濟運作形態,一般是指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基於地理上的天然聯繫,將其經濟活動作為一個整體考量,並且按此原則參與制定國家或地區共同接受的經濟政策,從而形成生產和貿易在跨域、跨境更大範圍內的合作互補關係。 其核心內容是參與國家或地區之間在整合區域範圍內實現人員、商品、資金、技術和信息的自由流動,最大限度發揮資源利用和產品互補效益,降低生產和貿易成本,促進整合區域內的整體經濟發展。從當今世界既有經濟一體化的起源和發展情況看,其參與主體主要是國家。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二戰結束後,歐洲首先出現“歐洲煤鋼共同體”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ECSC),後來在此基礎上又逐步形成“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ies)、“歐洲單一市場” (European Sin-gle Market),直至歐盟(European Union);在北美,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於 1992 年建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NAFTA);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有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等。④雖然區域經濟一體化起源於國家之間,但縱觀當代世界,一國之內也常採取這種方式促進經濟發展。 例如現今世界上一般公認的六個城市群,都不同程度上體現著一國之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就此而言,城市群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很大的共性和相似。 但必須指出它們並不完全一樣,不能一概而論。⑤中國是一個幅員廣大、行政區劃甚多的國家。 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尤其是市場經濟得到長足發展時,區域經濟整合就成為一個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市場經濟健全、協調各省市經濟運行、與國際經濟貿易聯通和接軌的重要手段。 當代中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正是在此歷史背景下發生的。 2010 年經國務院批准,國家發改委發布了《長三角區域一體化規劃》。 2019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正式發布《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⑥2014 年,中央提出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實際也是以經濟一體化為主,同時涉及北京、天津和河北三省市協調共同發展的重要國家戰略。 2019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設立粵港澳大灣區。 上述這些戰略部署,本質上都是為了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儘管實際上其意義和影響已明顯超出經濟領域。(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核心內容與戰略意圖對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綱要》開宗明義:“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既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⑦進一步說,其核心任務是在“一國兩制”的大框架下,通過規則對接與國際接軌、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營商環境,促進和實現大灣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 總的戰略意圖是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帶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最終把大灣區建設成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的重要支撐與基地。⑧2023 年4 月,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時,更進一步闡明國家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期待,即:“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 理論界所熱議的“一點兩地”,正是據此65
而來。⑨將港澳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直接目的,是使港澳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所以,處理好港澳在“一國兩制”大框架下與珠三角九市的互聯互通、四個流動就成為問題的關鍵。 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解決港澳與珠三角九市的規則對接問題。 由此可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僅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實際還承擔著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使命。⑩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際肩負著雙重使命,完成這個雙重使命,對未來中國發展進步意義重大而深遠。(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特點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本質、核心內容和戰略意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多維度、多層面的戰略部署。 具體可概括為“一二三三四”:1. “一”:大灣區是在“一國兩制”大框架下展開雖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一國之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但港澳的參與使之直接涉及到“一國兩制”的憲制安排,所以其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 正因如此,大灣區建設從一開始就已經不僅僅是地方或區域事務,而且還是國家事務。 換言之,它具有地區事務和國家事務兩個不同層面的雙重內涵。 在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背景下,這種雙重內涵無疑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它與全球化發展的大勢,同時也與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大戰略相策應。 可是必須看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在史無前例、世無先例的“一國兩制”框架下展開,故它所面對的問題非常複雜。 有學者對此曾敏銳地指出:“‘一國兩制’建設‘求一國之大同,存兩制之大異’的經濟磨合過程,其艱鉅和複雜程度,遠遠超出了國際社會、海內外的中國人包括澳門同胞的想像。” 不過,或許這正考驗著中國人的智慧。 習近平在澳門回歸 25 周年之際指出:“‘一國兩制’蘊含著和平、包容、開放、共用的價值理念,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值得共同守護。”可以說,這正是對中國智慧的一種精闢闡釋,實際為中國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進行大灣區建設明確了基本精神和方向。2. “二”:大灣區建設是以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為關鍵根據《規劃綱要》,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區別於其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關鍵之處,就是它包括了“一國兩制”框架下的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不僅如此,這兩個特別行政區還在其中起著樞紐和全面對外開放的重要作用。 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港澳及其所具有的特殊樞紐作用,那麼大灣區建設也不過是多了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而已,就沒了其特殊價值和影響。 因此,如何使港澳在大灣區建設中真正且積極地發揮其獨特作用,也就成了大灣區建設的關鍵。概括來講,香港和澳門的參與及其扮演的角色,使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這一國家戰略具有了獨特的內涵和外延———“一國兩制”框架下的規則對接和港澳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這一方面使得它面對非常大的挑戰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大灣區建設的深遠意義。 正因如此,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下,全面推進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的獨特範式,並因之與其他所有區域經濟一體化區別開來。3. “三三”:粵港澳大灣區空間布局的三個極點和三個平台對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空間布局,大體可用兩個“三”,即“三個極點” 和“三個平台” 來描述。第一,“三個極點”。 《規劃綱要》以地緣聯繫和輻射範圍為依據,明確提出“構建極點帶動,軸75
帶支撐網絡化空間格局的發展方針”,即:以港深、廣佛、澳珠三對城市為大灣區建設的極點支撐,通過各具特點的強強聯合,帶動整個大灣區的發展建設,提升大灣區整體實力和對外輻射影響力,促進粵港澳大灣區逐步深入地參與國際合作。應該看到的是,隨著大灣區建設的深入展開,“三極”中的“港深”一極似乎正越來越多地承擔起大灣區大局乃至國家全面發展的使命。 2025 年 5 月30 日,香港成立了全球首個政府間國際調解組織———國際調解院,它在某種程度上標誌著中國在國際規則制定領域走出重要一步,突破了長久以來西方在國際爭端解決領域的獨斷,豐富發展了國際多元糾紛解決機制。 2025 年 6 月 10 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深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深化改革創新擴大開放的意見》,推出十五項措施,要求深圳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更好發揮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重要引擎作用和在全國一盤棋中的輻射帶動作用。毫無疑問,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大灣區建設新動態。第二,“三個平台”。 為能有重點地通過合作、開放推進大灣區建設,《規劃綱要》明確規定了三個整合運作平台,即: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廣州南沙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珠海橫琴粵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 從大灣區建設戰略部署的全域看,我們會發現“三個平台”之間各擔重任。 其中: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最為複雜,因為它完全是根據“一國兩制”體制機制設計的,它必然要面對並解決所有涉及“一國兩制”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又大多是國家事務,而非地方事務。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深”字,本身就表明了其難度。 它是要在兩種不同社會和法律制度下,通過規則的硬性對接,即制度化對接實現雙方合作,這無疑是非常複雜和困難的工作。 所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承載的使命要比其他平台難且重,挑戰性也更大。 與此不同,深圳前海現代服務業合作示範區這個平台的複雜程度要小些,雖然它不可避免地要與香港發生聯繫,必然有許多涉港和涉外元素,但它起初並不以規則硬性對接為前提。 不過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深入進行,除了這個《規劃綱要》明確定位的平台外,深圳似乎逐步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和使命,如落馬洲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也開始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平台作用。 南沙全面示範區實際運行雖然同樣涉港澳和涉外,但實質上是一個內地的自由貿易區,不具有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典型特徵。 某種程度上講,南沙全面合作示範區有些類似世界三大灣區,實際是高端集中、集約經濟的運行方式。 就此而言,它的運作並沒有前兩個平台複雜。4. “四”: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為引擎《規劃綱要》明確地規定了四大中心城市,即: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將其“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繼續發揮比較優勢,增強對周邊區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 根據這四個中心城市的條件和特點,《規劃綱要》從大灣區本身建設和整個國家發展全域兩個層面,分別賦予其應該承擔的任務和使命。香港位列四大城市之首,其發展目標是建立一個具有全球範圍競爭力的國際都會,具體體現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以及航空樞紐等方面的重要地位以及高端、高增值、科技創新等新興產業方面的引領作用。 《規劃綱要》對於香港的定位,充分表明香港在整個大灣區建設中的突出地位,其中的深刻含義,不僅僅在經濟發展方面,而且還在“一國兩制”的政治考量和香港歷史上形成的國際地位。澳門以其陸地面積不足 35 平方公里的小城位居第二,充分表明其特殊性。 《規劃綱要》除了要求它逐步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外,還賦予其“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即:世界旅遊休閒中85
心、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和諧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使命。 顯然,它所承擔的使命來自於澳門的特殊歷史背景和多元文化積澱,具有深刻的歷史文化意義和鮮明的時代要求。廣州雖然位列第三,但它卻是大灣區中最具有政治、經濟和文化多方面底蘊的城市。 《規劃綱要》對其定位不僅是大灣區的中心城市,而且還要求其加強作為國家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與此同時,通過提升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加強與周邊城市的協同發展,帶動、促進並最終形成大灣區城市群之間的聯動互補、協同發展的大格局。 概括地講,廣州既是大灣區的中心城市,還是中國的中心城市,所以它肩負著“雙中心”的國家使命。深圳位居第四,但這並不意味著其地位和重要性居於其他三個城市之次,相反,因其特殊條件和既有基礎,即其科技產業條件的領先和人才聚集的優勢,使它被賦予了引領科技創新的時代重任。 國家要求其在強化科技創新中心地位的同時,還要推動和帶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爭取與世界科技發達國家的創新發展同步甚至領先,提升深圳自身和整個國家在全球創新網絡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加快建成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大都市。從《規劃綱要》對上述四個中心城市的定位和賦能來看,我們基本可以看到一個戰略宏圖的輪廓。 它具有以下幾個應該認識到的特點:第一,它雖然是國家區域性戰略,但卻有國家整體戰略的全域性考量和部署。 香港、澳門這兩個特別行政區位列在前,不僅反映了國家對它們的重視,更是表明了國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擴大對外開放、加速走向世界的取向與決心,它是以向外發展、與國際接軌、走向世界為基本導向的。 尤其是把澳門這樣一個人口不足 70 萬、陸地面積不過 35 平方公里的小城列在其中,顯然有國家的特殊戰略思考。 必須指出的是,雖然國家始終強調要幫助澳門逐步實現經濟多元、保持其經濟持續繁榮,但對國家而言,顯然還有更高層面的戰略意圖,即:除了前述“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任務外,還有拓展“一國兩制”實踐成果,配合新一輪改革開放,鋪墊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個通道。第二,它具有時代性、前瞻性的全球經濟戰略考量,這尤其表現在對香港和深圳的戰略定位和要求。 根據《規劃綱要》,香港和深圳的未來都要建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都市,包括金融、經貿、交通運輸、新興和高端產業和服務業,尤其是科技創新引領力諸多方面。 顯而易見,這些都是未來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繁榮穩定,走向世界參與國際競爭,維護國家安全的必備條件,所以必須部署在先、行之於前、掌控在手。第三,它具有承外接內、內外互動的全域戰略觀,這主要可見於《規劃綱要》對廣州這個“雙中心”城市的定位和要求。 在整個大灣區十一個城市中,除了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外,其他九個城市在行政區劃上均屬廣東省管轄。 因此,在整個大灣區建設中,廣州無疑具有特殊的政治和經濟樞紐地位,它不僅要承擔協同港澳和其他各個城市共同發展的責任,而且還要承擔將大灣區各個城市建設聯繫在一起,形成內外聯動態勢和格局的任務,從而使以港澳為新一輪改革開放前沿的發展建設與新時代整個國家的發展建設融為一體。(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大勢與邏輯根據《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基本上沿珠江兩岸展開,並且因此形成一個基本態勢:以珠江東岸既有的產業優勢和經濟能量為增能、擴能和釋能區域,取向於高科技、高端製造和高端服務業,著重對外發展,並在此基礎上同時向珠江西岸釋能、分能和輸能。 珠江西岸則是充分發掘和利用本區域的豐富資源,一方面通過接受珠江東岸的動能和勢能,啟動和調動自身的潛能,形成本95
區域爆發增長點;另一方面則是取向於國際高科技、高端製造、文化旅遊、現代化服務業以及其他特色產業發展的基本蓄能,最終成為整個大灣區建設中獨特和可持續發展的增長點。 實際上,近些年珠江西岸的交通設施陸續建設完成並投入使用,包括連通珠江東西兩岸的港珠澳大橋和深中通道、連通珠澳的金海大橋、連接珠海、江門和陽江的黃茅海通道的建成通車,明顯地促進了珠江兩岸的能量移動和轉換。 可以斷言,業已立項的深珠通道一旦建成投入使用,則珠江兩岸的經濟發展必然會得到更大的促進和發展。其中,東岸技術、產能、人才以及產品會獲取更大的潛在市場,從而促進其擴大再生產、衝擊高科技;而西岸則會在東岸動能輸入和各種產品要素加速、加大、有效流動的情況下,借用其帶來的勢能,憑藉西岸豐富的自然資源,發揮經濟增長的潛能。 就此而言,珠江西岸的經濟發展對於大灣區建設將有更多預期空間。應該指出,珠江西岸都市圈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在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是一個重要看點,蘊含著很深遠的戰略意圖。 在新時代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參與者必須要有新時代的思維、境界和策略。 第一輪改革開放已經半個世紀過去,它所取得的成就已使國家受益、全民得益、舉世公認。 在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當我們要深化擴大改革開放,並稱之為第二輪改革開放時,其指導思想和行為策略必須要有對第一輪改革開放的超越。 進一步說,在獲得了第一輪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之後,在歷史已經證明了國家發展大政方針是正確的情況下,我們或許無需再“摸著石頭過河”,而是應沿著正確的道路只爭朝夕、大踏步過河。 只有這樣,才能不失歷史機遇地取得第二輪改革開放的成功。 或許可以認為,在“一國兩制”基本國策和大框架下進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戰略部署,正是國人在歷史經驗和政治智慧基礎上的深謀遠慮。二、粤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獨特的中國範式粤港澳大灣區建設不只是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一個國家戰略,更有深意甚至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是全面推進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的一個獨特範式———中國範式。 什麼是“中國範式”? 就是只有在中國才可能發生、實施並成功實現的範式。(一)粵港澳大灣區與世界三大灣區在相當一段時間裡甚至直到今天,國內都有些學者將粵港澳大灣區與當今世界三大灣區相提並論,然而這或許是低估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意義。 因為雖然中國的粵港澳大灣區和世界三大灣區有類似的地方,但本質和主要內容是不同的。1. 粤港澳大灣區與世界三大灣區的相同世界三大灣區的共同特點大致可概括為“一極五化”:一極,即本國經濟重要增長極;五化,是基礎設施一體化、創新發展集群化、產業協作化、要素流動自由化、營商環境包容化。 粵港澳大灣區與世界三大灣區的共同點,其實就體現在這些基本思路方面。 世界三大灣區的“一極五化”,實際上不同程度地在《規劃綱要》中得到了體現。 如《規劃綱要》中的五個定位其實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世界三大灣區的“五化”思路———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現代產業集群、生態環境保護和改善、建設形成優質生活圈。2. 粤港澳大灣區與世界三大灣區的不同首先,本質和格局不同。 紐約、舊金山和東京三大灣區都是通過創新和高端產業的集中與集約運行,實現資源利用和配置的最佳、生產質量與效率的最大,而粵港澳大灣區則是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實現資源充分利用和配置、生產質量與效率的最大,促使整個區域的經濟得到一體化發展,帶06
動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概括講,世界三大灣區的目標是地方和局部的、基本上是限於經濟生產領域,而粵港澳大灣區的目標則是全域的,涉及各個領域,兩者格局不一樣。其次,制度環境不同。 世界三大灣區主要是通過以一個城市為中心來解決資源優化、提高生產效率和高質量產品的問題,一般情況下並不涉及規則和制度問題,因為它們都是在“一國一制”的營商環境下展開。 與此不同,粵港澳大灣區則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進行協調、合作和一體運作,規則、制度需要銜接、創新乃至突破,以獲得一體化運作的基本前提。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想達到預期目標,必須解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個法系、三個法域、三種貨幣、三個關稅區以及四個流動的系統性問題。再次,基礎和內容不同。 世界既有三大灣區本身各據一方城市,本身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條件較高且成熟,是好上加好,強中更強,是向更高水平發展;而粵港澳大灣區兩區九市的經濟基礎和市場條件則有很大不同、各具特點,涉及地域範圍和人口大得多,其中部分地區是要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帶動發展,更有效地追求一體化的均衡發展,並不單單是向更高水平發展。(二)粵港澳大灣區與六大城市群的比較粵港澳大灣區雖然可以溯源於城市群,而且也具備城市群的某些特徵,如地理關聯、生產資料的更合理配置、人力與自然資源的更有效利用、產業類型的互補與互動等等,但它和城市群顯然有很大不同。城市群理論最早是二十世紀中期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首先創立的。 他從地理經濟學角度出發,提出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大城市集聚成為較為龐大的聯合體,在經濟和城市建設發展過程中具有多核心、多層次、多優勢的特點。 在中國,根據 2018 年 11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當時明確的城市群有: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關中城市群等。 在此,可以發現目前國家層面的三個經濟一體化區域也在其中,這從一個方面說明了城市群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關係,但並不能因此把粵港澳大灣區和城市群等同。兩者之間的區別可從三個方面予以說明:首先從產生來源看,粵港澳大灣區是城市群發展到一定程度上的產物;其次從發展路徑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有明確的一體化考量,有較為硬性的規劃、路徑和制約,而城市群則相對自然、鬆散,雖有相互配合和促動,甚至一體化的傾向,但其強度和硬度和前者並不一樣。 再次從戰略目標看,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有城市自身和區域發展的考量,還有國家戰略乃至國際戰略層面的深謀遠慮。 就此而言,它與城市群發展主要是為了區域內城市互聯互動大不一樣。 整體看,從都市圈到城市群,從城市群再到區域經濟一體化,再到粵港澳大灣區獨具一格、獨當大任,它們之間基本上是一個由小到大、由局部到全域的遞進發展關係。 所以,將粵港澳大灣區等視為城市群,是低估了它的意義和使命。(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獨特的中國範式將粵港澳大灣區解讀為獨特的中國範式,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闡明:1. 國家戰略層面的設計部署。 現在世界上許多區域經濟一體化,一般都是地方層面的經濟主體之間通過市場機制刺激和調動而自主、自發和自調形成的經濟運行模式,而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樣多省市、多行政區劃、跨域且跨制度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只有在國家層面進行統一設計規劃才有可能,其實施也只有在中國才能夠實現。其戰略目標,不是地方性或區域性的,而是國家整體戰略意圖與目標,它從產生時就是國家大棋局中的一步。16
2. 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加入是中國範式的核心標誌。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由於有香港、澳門加入,使得本是普通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成了中國獨有的發展範式,其要點是“一國兩制”。 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如果沒有了港澳參與,那就沒有了特別之處,更沒有了特定時代下的政治和經濟新意,結果也自然降維成普通常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3. 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方略。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肩負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進步的歷史使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一個路徑選擇,這體現在“四個有利於”:有利於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內涵;有利於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有利於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新平台;有利於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4. 新時代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前沿場域。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鞏固和擴大二十世紀第一輪改革開放輝煌成果,尤其是“一國兩制”港澳實踐成果的戰略部署。 它是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前線和試驗田。5. 二十一世紀中國走向世界的準備與通道。 《規劃綱要》所提出的發展目標是中國走向世界的基本條件。 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提升整個大灣區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民生福祉,在促進大灣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成為帶動整個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並在此基礎上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重要支撐。 同時,更為中國在全球化進程和全球文明形成過程中的積極參與和貢獻創造條件。基於上述原因,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既定目標實現如何,將在相當程度上折射或反映二十一世紀中國建設發展的成就。三、粤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點、難點、取向與原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立意高遠、目標宏大;涉及頗多、任務複雜。 在此情況下,如果抓不住重點,看不到難點,方向原則不清,那麼就會陷入困惑。 所以,抓住重點、突破難點、明確方向和堅守原則,就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基本前提。(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點———營商環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點或核心是建立一個有時代特徵、容納時代內容、符合大灣區建設特點並適應其戰略目標、高度開放且與國際高度接軌、具有全球競爭力和吸引力的營商環境。 2024 年6 月,習近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 70 周年紀念大會上再次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永遠不會關上。 我們正在謀劃和實施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措施,繼續擴大制度型開放,形成更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其實,早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就已經提出“制度型開放”的方針。 此次又一次予以強調,足見其重要和關鍵。 這表明它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迫切任務,實際也直接指明了建立國際化營商環境的方向路徑。 可以說,通過“制度型開放”來構建一個“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已經是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那麼,怎樣理解“制度型開放”? 簡單說,就是在規則與制度方面同樣持對外開放態度,主動對接國際規則,以期形成與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相對應的規則制度體系。 事實上,這也是一個政策邏輯。 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高水平對外開放得到保障;才能吸引和促進國際貿易合作;才能更積極、有效和安全地行走於國際貿易大循環中;才能使我們在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時代背景下有更多話語權並有效參與全球治理規則和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才能反過來促進國內和國26
外經濟生產與商業貿易一體化、促進國內經濟循環水平提高;才能同時不斷地完善自身規則制度,促進法治社會和國際化營商環境建設。在此,必須認識到,“制度型開放”提出的深意已經遠遠不限於經濟發展,它實際上是以另外一種方式提出了“制度改革”,從而為新時代國家治理水平的提高創造條件。實際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根本是區域市場規則的一體化,因為只有市場規則一體化,才可能有經濟運行的一體化,世界上既有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驗已經充分表明了這個邏輯。 如歐洲共同體逐步發展成為歐盟,其根本動能就是成員國之間漸漸形成了一個統一協調的市場規則。 其實,區域經濟一體化之所以發生,它發生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各個經濟體之間各自為政、各設其規、各行其是、各定標準、各設關稅的壁壘和障礙,從而在更大範圍內實現經濟要素自由流動,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效率與經濟增長。 而良好的營商環境則是所有市場主體都接受的,有統一規則保障,有安全感的生產、貿易和生活環境。(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難點———規則對接我們既然明確了營商環境是整個大灣區建設的核心,那麼如何建設一個與大灣區建設目標相適應的營商環境就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 毫無疑問,營商環境的建立必然是通過制度規則實現,而這正是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工作中的難點。 因為這種涉及不同法律規則、法律制度直至法律體系的規則對接,直接涉及到國事和國家利益,是頗為複雜、嚴肅和必須遵守程式的。 其中,如何進行規則對接,即港澳規則或與國際高度接軌的規則如何過來,內地的資源能否過去,都會直接影響既定戰略目標的實現。 進行這項工作,不僅僅需要對不同法律制度、制度背景和法律實踐有深刻認識和研究,更為重要的是還必須對中央政策的精神、原則和目標、對國家現實利益和發展利益關係的準確理解和把握。 從整個大灣區建設的戰略布局來看,目前規則對接問題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最為突出和緊迫。(三)規則對接的基本原則———國家利益和安全進行和實現規則對接,首先要明確對接的原則。 如何明確規則對接的原則? 簡而言之,根本依據是國家憲法和港澳《基本法》,具體依據則是《規劃綱要》。 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為例而言,還有中共中央、國務院為落實《規劃綱要》制定而在 2021 年發布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下稱:《總體方案》)。 港澳《基本法》是憲制性法律,決定了規則對接必須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前提,必須在“一國兩制”基本框架下進行。 也就是說,無論是營商環境建立還是規則對接,都要本著“一國兩制”的精神來思考和行動。 《規劃綱要》雖然不是法律,但是對國家和地方機關有拘束力的中央政策文件,是為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直接制定的規定和要求,因此自然是規則對接的重要依據。 也就是說,大灣區建設的具體措施、行動和目標都必須在《規劃綱要》的基礎上擬定和展開。除此之外,《總體方案》雖然是專門針對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制定發布,但其思想內涵和意義絕不僅僅限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對整個大灣區內出現的相關問題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原則上講,在不與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相悖的前提下,凡為了達到《規劃綱要》既定戰略目標進行的規則對接,都應該是可以接受的。(四)規則對接的取向———向外與國際高度接軌明確了規則對接原則,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明確規則對接的取向。 根據前述不同層面法律和文件,規則對接的取向其實是明確的:首先,這種對接不是平行相向的,因為法律規則硬性性質決定了規則不可能平行相向對接,而36
只能單向或有方向對接。 對於這個問題,近年來的研究很多,有些論者也提出了許多思路和建議,但由於並沒有看到這個問題的實質,所以觀點有些紛亂。 例如有人提出的“雙方成熟規則”或“單方成熟規則對接”,但這顯然是把問題複雜化了,而且根本行不通。 至於“協商對接“則更是忽略了法律規則的本質決定它們不可能通過協商對接。 其次,這種對接不是向內,而是向外,應是與國際規則高度接軌的。 對此,《規劃綱要》有方向性規定:“發揮香港、澳門的開放平台與示範作用,支持珠三角九市加快建立以國際高標準投資和貿易規則相適應的制度規則,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減少行政干預,加強市場綜合監管,形成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一流營商環境。”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這裡所說的“加快建立以國際高標準投資和貿易規則相適應的制度規則”,其實非常明確地指明規則對接是向外的,是與國際高標準投資和貿易規則為取向的規則對接。 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做到有利於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新平台。 其實更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中央自 2018 年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制度型開放”之後,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多次闡明“制度型開放”的內涵與意義,中共二十大報告、2023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進一步強調和部署了“制度型開放”,近年來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對“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作出具體安排。再次,規則對接是要促進構建與外部世界“一體化高水平開放新體系”。 這裡,有兩個關鍵詞,即“一體化”和“新”。 怎樣一體化? 相關精神在橫琴《總體方案》闡釋得非常清楚。 與《規劃綱要》相應,《總體方案》在第一部分“指導思想”中首先明確了“著力構建與澳門一體化高水平開放的新體系”,隨後又在第四部分就此專門做了具體規定。 這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框架下規則對接的原則是與香港和澳門的規則對接,而不是後者規則與前者規則的對接。 如果是後者,規則對接就失去了它的意義,而且會有悖於基本法精神。 尤其應該注意到,《總體方案》中還強調了“新”,什麼是“新”? 就是要突破“舊”的觀念與規則的束縛,就是要確立尚沒有或不健全的規則體系。(五)對接方向的深層意義規則對接的取向向外而不是向內,有其深層次意義。 對此,《規劃綱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明確闡述。 第一,貫徹落實港澳《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精神,保持特別行政區法律制度“五十年不變”的基本原則;第二,通過與港澳規則的對接使內地相關的經濟運行和商業活動更加國際化,從而更適應當今世界日益深入廣泛的全球化趨勢。 必須看到,由於香港、澳門特殊的歷史和現實,其規則更為國際化;第三,通過與港澳規則的對接,營造出國際社會認同且具吸引力的國際化營商環境;第四,通過規則對接的實踐,發展完善整個國家法律制度和法治環境,促進“法治中國”建設;第五,通過規則對接為中國走向世界鋪設通道、獲取經驗、拓展市場和贏得朋友。四、粤港澳大灣區建設必須解決的問題明確了前述幾個基本問題,我們自然也就明確了我們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大體可見諸以下幾个方面:(一)營商環境的優化在目前社會歷史條件下,在當今時代大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建立起一個良好健康的營商環境。 就像人類生存發展需要一個良好美麗的自然生態環境一樣,任何經濟46
社會的發展繁榮,也需要一個良好健康的經濟運行生態環境,這種經濟運行的生態環境就是營商環境。 過去四十多年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和輝煌成就,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摸索、形成了一個良性的、有活力的、既充滿機會和希望,又讓人有信心並有安全感的營商環境。歷史和經驗都證明,營商環境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經濟發展的前提。 營商環境好不好,直接決定經濟運行和發展的效果,更影響投資者進入市場的決心與信心。(二)規則對接的原則與方法1. 一般原則營商環境建立的基本途徑是規則對接,但它必須以不危及和損害國家利益和安全為前提。 一般地講,規則對接主要局限於經濟與商業活動領域。 當然,也不絕對排除一些公法,如稅法、登記法等領域規則的對接。 但涉及國家層面利益和安全的法律,如土地法、刑法、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不在對接之列。 此外,不適合中國現實國情和文化的規則,無論私法還是公法也都不在對接之列。由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戰略,包括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也是國家層面的戰略部署,因此規則對接必須按照相關程式由國家立法機關或其特別授權機關完成。 對此,《總體方案》第二十七條有明確的規定。2. 方法路徑建立一個與國際高度接軌的規則體系,不僅是一個目標,而且還是一個迫切的現實需要,它直接影響大灣區建設的進程與成效。 所以,在一個特別適用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制度規則未完整建立起來之前,可以考慮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法和路徑來滿足現實需要,即:個別對接和系統對接。首先,個別對接(個別規則適用)。 這是特定既有法律規則的個別、選擇適用和特定範疇法律規則的制定,但這遠不能完成《規劃綱要》和《總體方案》所賦予的任務,它只是一個過渡,為以後的整體立法創造條件。 例如,前者如律師、醫生資格和學歷的互認;後者如 2020 年 11 月,國家有關八個部委聯合發布了《粵港澳大灣區藥品醫療器械監管創新發展工作方案》,嘗試在藥品醫療器械領域首先實現規則對接。又如,2024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政司就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的行動綱領》。其中就有關涉外仲裁規則提出了“港資港法港仲裁”的方法。 它突破了一般仲裁選擇的限制,但卻是給外資以更多安全感,從而吸引外資進入香港。 再次,概括授權或清單式授權。 由於法律制定是國家事務,而規則對接主要也是法律規則的對接,所以從根本上講,實現系統對接必須有國家權力機關的概括授權,地方立法機關通過這種授權而獲得大灣區內規則對接的執行權或行使權。 只有這樣,大灣區內跨越法律制度和法律體系的規則對接才有法理基礎。 所以,全國人大的概括授權或清單式授權應該是一個較佳路徑選擇。 凡涉及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刑事、土地使用權出讓以及勞動法等方面的關係與事項,一律適用內地法律。 經濟、商事、部分民事活動及一般合同法律關係原則上適用港澳法律,但具體法律適用中違反上述基本原則的除外。 如果有了這種授權,那麼有關立法機關就可以在不違背國家法律和相關強制性法律規定前提下,融合不同法域的法律規則,通過立法程序,創新建立一個體現和維護人類共同價值觀念、具有國際認受性、符合港澳《基本法》精神、適用合作區及所有跨境、跨域商事和民事活動的規則體系。3. 身份對接與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所謂身份對接,是指將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居民身份從法律制度上真正納入中華人民共和56
國公民範疇之內,使之能夠享有和內地公民同樣的權利。 法理上講,所有港澳居民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故是當然的“國民”,凡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依國家憲法和部門法所享有的權利,港澳居民都應享有,“國民待遇”這個概念在港澳回歸之後不應再適用於港澳居民。 “回鄉證” (即“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的俗稱)本是澳葡和港英統治時期形成的制度,兩地回歸祖國之後,它在法理上已無依據,雖然現階段仍有其存在的客觀需要。 當然,這絲毫不影響港澳居民做為特別行政區居民,依據港澳《基本法》享有其特殊權利。 依據上述法理,應在通關和其他涉法實踐中探討“一個身份,一次查驗”的政策和措施,不僅是為方便和促進港澳居民在內地自由流動,更主要的是使“一國兩制”的法理與實踐與時俱進。 具體說,請求中央政府通過立法程式明確港澳居民得以其居民身份證為法定身份證件自由往來內地,同時還准許港澳居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以一個身份( ID)參與社會和經濟活動。最後要指出的是,將涉港澳事務視為“涉外事務”實際意味著“境外事務”,而這又會進一步成為“國外事務”,這不僅給法律和司法實踐甚至社會管理帶來相當的困擾和負擔,而且還與港澳回歸後的法理地位形成悖論。 所以,這是一個迫切需要重視和調整的現實問題。 此外,仍然適用“國民待遇”規定以及“回鄉證”制度,同樣與港澳居民回歸後在國家政治、法律和經濟活動中的地位不相適應。 解決這個問題,其意義不僅在於提高人員流動效率和經濟活動便利,而且還能使港澳居民更強地感受回歸祖國的公民榮耀與待遇,讓港澳居民與內地居民身份在國家法律層面平等,促進港澳,尤其是港澳居民更深入地融入國家和國家發展大局。①《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第一章第四節“發展目標”規定:“到 2022 年,粵港澳大灣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粵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廣泛,區域內生發展動力進一步提升,發展活力充沛、創新能力突出、產業結構優化、要素流動順暢、生態環境優美的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 到 2035 年,大灣區形成以創新為主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②《規劃綱要》第九章“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第二節“提升市場一體化的水平”對此做了明確規定。③最初泛珠三角區域的“9+2”包括廣東、廣西、海南、雲南、貴州、四川、湖南、江西、福建 9 個省區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關於“9+2 模式” 的來龍去脈,學者齊鵬飛有迄今可以看到的較為詳細的說明。見齊鵬飛:《經濟發展視角的“變”與“不變”———澳門回歸 25 年的歷史經驗與現實啟示》,北京:《教學與研究》,2025 年第 1 期。④當今世界四個主要區域經濟整合組織: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經合組織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上個世紀末期,世界各地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一個運動和高潮,幾乎與歐盟正式成立同時,1992 年 8 月 12 日,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就《北美自由貿易協議》達成一致意見,並於同年 12 月 17日正式簽署。 1994 年 1 月 1 日,協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 與此同時,隨着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在全球範圍內産生的影響,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於 1989 年 11 月舉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首届部長級會議,它標誌着自身區域經濟整合開端。 1991 年11 月,中國以主權國家身份加入該組織。 1993 年 6月,該組織正式定名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APEC,亞太經合組織)。 2001 年 10 月,亞太經合組織首次在中國上海舉行領導人會議,此後時隔 13 年,2014 年 APEC領導人會議再次於中國舉行。 2026 年,中國將擔任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東道主。 目前,亞太經合組織共有 21 個正式成員和三個觀察員。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hina-Asian Free Trade Areas)始於 1991 年中國與東盟十國等對話,1996 年中國成為東盟國家全面對話伙伴國。66
⑤現今世界 6 大城市群中,長三角位居其一。 其他 5個分別是: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倫城市群和歐洲西北部城市群。⑥該規劃於 2019 年 12 月 1 日升級由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為《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⑦參見《規劃綱要》前言部分。⑧參見《規劃綱要》第二章“總體要求”第一節“指導思想”和第三節“戰略定位”。⑨參見《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走在前列》,見北京:《人民日報》“人民網”,2023 年 4 月 14 日。 有關內容的理解和討論可參見張玉閣:《“一點兩地”戰略定位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05年第 2 期。⑩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論述可參見楊愛平:《縱向推動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治理體系的實踐構造》,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5 年第 1 期。這個空間布局方式頗類似“京津冀一體化”中的“一核、雙城、三軸、四中心、多節點”框架。 參見:《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第 3 條“空間布局”,國土資源部,2016 年 12 月 23 日,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領導小組。 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_京津冀_中國區域發展網。齊鵬飛:《經濟發展視角的“變”與“不變”———澳門回歸 25 年的歷史經驗與現實啟示》,北京:《教學與研究》,2025 年第 1 期。《“一國兩制”蘊含的價值理念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北京:《人民日報》,2024 年 12 月 24 日。《規劃綱要》第三章“空間布局”,第一節“構建極點帶動、軸帶支撐網路化空間格局”。 詳見嚴瑜:《國際調解院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新選項》,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2025 年 6 月 3日;《關於深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 深化改革創新擴大開放的意見》,北京:《環球時報》,2025 年 6 月10 日。《規劃綱要》第十章“共建粵港澳合作發展平台”以整章篇幅對這三個平台作了明確規定。 2023 年 8月,國務院批准印發了《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學界因之有“河套平台”之說。 但這個合作區規劃原本發端於港深政府之間的合作項目,並非《規劃綱要》第十章直接明確,故本文並未將其與橫琴、前海和南沙三個平台並論。 從近期深圳香港在大灣區建設中地位逐步加強的趨勢看,“河套平台”亦將逐步凸顯其特别作用。有關“三個平台”的特點和不同可參見楊愛平:《縱向推動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治理體系的實踐構造》,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5 年第 1 期。 又見:陳朋親、毛豔華:《粵港澳大灣區跨域協同治理創新模式研究———基於前海、橫琴、南沙三個重大平台的比較》,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23 年第 5 期。《規劃綱要》第三章“重大意義”,第二節“完善城市群和城市發展體系”第一段。深珠通道已納入《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廣東省綜合立體交通網規劃綱要》和《廣東省高速公路網規劃(2020 年—2035 年)》。 同時,深圳、珠海都在其《2025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將加快推進深珠通道的規劃和建設。 不僅如此,兩地還分別啟動了伶仃洋通道兩側連接線規。此處內容可進一步參見米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澳門未來發展》,北京:《行政管理改革》,2019 年第 12 期。《規劃綱要》第二章“指導思想”,第三節“戰略定位”。 戈特曼於 1961 年發表的論文《城市群:城市化的美國東北海岸》 ( Jean Gottmann,Megalopolis: the Ur-banized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一文,是其關於“城市群”的代表作。 有關戈特曼學術觀點及其影響的討論可參見史育龍、周一星:《戈特曼關於大都市帶的學術思想評介》,北京:《經濟地理》,1996 年第 3 期。即使像長三角和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也因其沒有跨域和跨制度的問題而與粵港澳大灣區大不相同。《規劃綱要》第一章“規劃背景”,第三節“重大意義”。《規劃綱要》第九章“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第一節“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營商環境”。2024 年 6 月 28 日習近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76
表 70 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 北京:《人民日報》,2024 年 6 月 29 日。2018 年 12 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了“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的要求。 到了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提出了“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 見2022 年 10 月 16 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中第四部分“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此處所論詳可參見趙福軍:《如何理解制度型開放?》,北京:《中國經濟時報》,2024 年 3 月 1 日。參見卞飛等:《粵港澳大灣區法律規則銜接的理念、方法與路徑》,北京:《港澳研究》,2024 年第 2 期。《規劃綱要》第九章“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第一節“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營商環境”。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第二條“指導思想”:……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堅持“一國兩制”……著力構建與澳門一體化高水平開放的新體系,不斷健全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體制,支持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澳門“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注入新動能。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第二十七條:加大賦權力度。 支持合作區以清單式申請授權方式,在經濟管理、營商環境、市場監管等重點領域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有關改革開放政策措施,涉及需要調整現行法律的,由有關方面按法定程序向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提出相關議案,經授權或決定後實施;涉及需要調整現行行政法規的,由有關方面按法定程序提請國務院授權或批准後實施。有關規則對接的問題研究著述很多,有關文獻線索可參見北京師範大學法治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灣區通訊》(內部交流)“規則對接”欄目中對有關研究文獻的綜述,見 2024 年第 3 期(上)、第 4 期(下)。2020 年 11 月 25 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國家藥監局、國家發展改革委等 8 部委印發《粵港澳大灣區藥品醫療器械監管創新發展工作方案》,提出在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深化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改革,建立國家藥品醫療器械技術機構分中心等,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生物醫藥產業創新發展提供機制保障。2024 年 4 月 12 日,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發布《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行動綱領》,闡述了特區政府就大灣區法治建設工作的基本方針、發展路向及具體政策措施。參見李可:《論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規則銜接的示範法路徑:以合同法為例》,北京:《中國應用法學》,2024 年第 2 期。《規劃綱要》第九章“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第二節“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第一段中仍有“國民待遇”的表述。 當然,這會涉及到現今仍然生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2019)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2020)等法律法規的修改。相關內容可參見米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澳門未來發展》,北京:《行政管理改革》,2019 年第 12 期。對於這個問題,國家有關部門研究機構和學術機構已經予以重視,並提出了“國家涉外”和“香港涉外”區分說。 具體可見奚俊堅等:《國家涉外法治建設中的香港角色探析》,北京:《港澳研究》,2025 年第 1 期。 又見張春良:《精準塑造更高水平對外開放與涉外私法制度創新》,北京:《法學研究》,2024 年第 5 期。 不過該文中所講的“涉外”與“非涉外”標準與內涵,尚有討論空間。作者簡介:米健,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政法大學退休教授。 廣東珠海 519000[責任編輯 劉澤生]86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漢語形容詞的現代重構與語言接觸———以“重大、重要”為例*周 菁 沈國威[提 要] 經過 19 世紀一個世紀的準備,至 1920 年代末,漢語初步完成了現代轉型。 轉型期內,不僅是科學術語,一般的形容詞、動詞等亦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本文考察了古典詞“重大、重要”成為現代漢語形容詞的全過程。 “重大”在 19 世紀的本土文獻及辭典中已經廣泛使用,而“重要”在同一時間段尚未完成詞彙化;其後“重要”的用例增多,並被英華辭典收為譯詞。 20 世紀初“重要”取代“重大”成為概念範疇 IMPORTANT 的原型(prototype)。 這一變化與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漢語吸收日語詞彙的風潮密切相關,其遠因則是日語二字形容詞的劇增與定型。 詞彙的現代轉型不僅僅指新詞的創製、跨語言的詞語借入、詞義與用法的演化,還包含概念範疇的重塑及原型的實現等問題。 本文的考察結果揭示:漢語詞彙現代化的過程中,英中及中日語言接觸、詞彙交流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關鍵詞] 新詞 二字詞 原型化 英華字典 語言接觸[中圖分類號] H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069 - 10大航海時代以降,尤其是進入 19 世紀後,西學東漸,東方用漢字詞接受西方的近代知識體系,在這一過程中,新造、改造或激活了數千如“神經、哲學;政府、教室;思考、調查;正確、優秀……”等二字詞。①其中不僅有科技術語、抽象詞彙,還包括大量一般名詞、動詞和形容詞;既有新詞,也有獲得了新生命———指詞義的改變和使用頻率的增加———的舊詞。 王力說這是一個超過以往幾千年的大變化。②形容詞也與名詞等一樣,在這一過程中經歷了全面的更新。 形容詞是表示事物性質和狀態的詞類,並不直接涉及新概念的表述。 那麽為什麽還會有創製新形容詞的必要? 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表達新感覺的需要,形容詞與其他詞類不同,對流行異常敏感,可以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形容詞,故新舊更替的現象時有發生。 二是為了上口,即說得出聽得懂。③這一點主要表現在新96∗本文係 2021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西交流背景下漢語詞彙學的構建與理論創新研究”(項目號:21&ZD310)、2025 年度浙江省高質量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課題“東西文明互鑒視域下現代中國話語及概念體系的構建與數據庫建設”(項目號:2025JDKT16Z)的子課題“東亞詞彙環流與現代中國話語及概念體系的構建”的階段性成果。
增的形容詞都是二字詞形式,舊有的一字形式的形容詞,如“大”,需要與二字形式的“巨大、偉大、龐大、宏大……”等構成單雙呼應的狀態。④以上兩種原因促成了漢語在 1900 ~ 1930 年間的轉型期裡出現了一批新的形容詞。 其具體呈現方式有二,一是新造,造詞者包括中國士子、西方傳教士和日本知識人;二是傳承,即利用漢語典籍的詞語資源。 關於第一種情況,周菁曾對“優秀”、“正確”的生成史做過論述,⑤第二種情況,周亦探討過“偉大”由古典詞成長為現代詞語的機制。⑥上述研究的成果顯示,形容詞的任何變更都應該放到更大的背景———詞彙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中去考察。本文正是基於這一觀點,選取了概念範疇 IMPORTANT,⑦對該範疇內詞語成員的消長與原型化( to prototype)的過程加以探討。⑧筆者認為,現代漢語概念範疇 IMPORTANT 中的主要詞語有“重要、重大、要緊、緊要、緊切、關鍵、重”等,其中“重大、重要”是近代翻譯活動引發的詞語二字化的結果,而“重要”成為該概念範疇原型這一結果,則是受到了日語的深刻影響。一、漢語中的“重大、重要”:詞源與演化“重”字見於《說文》,《說文·重部》:“重,厚也。” (《漢語大字典》3768 頁)表示物理質量義是後起的,其後又派生出抽象義,指稱事物的輕重。 《漢語大字典》所釋“重”義項 8“要緊,重要”的抽象義,現代漢語只在“看重;以 XX 為重”的結構中才能顯現。 而《漢語大詞典》中“重大、重要”的釋義可歸納如下:重大:1. 謂物體大而沉重。 2. 大而重要。 3. 指高而重要的官位。 4. 指詩文風格凝重,氣象闊大。 書證上自宋元,下逮明清,連續不斷地有用例出現。重要:1. 指重鎮、要地。 書證舉《北齊書·任胄傳》。 2. 謂重大而主要。 書證取自 20 世紀以後的文獻。從《漢語大詞典》的義項排列及書證可以看出,“重大、重要”二詞由具體轉入抽象的詞義變化軌迹。 關於“重要”義項 2 的書證,《漢語大詞典》未能列舉 20 世紀以前的文獻,但是如果檢索《中國基本古籍庫》、《中國方志庫》等語料庫,可以很容易地上溯到元代的用例。 進入 19 世紀後,無論是中國人撰寫的書籍、報刊文章,還是西方傳教士著譯、編纂的書籍和英華辭典,“重大、重要”均不乏用例,詞義與現代漢語基本相同。 需要指出的是,語料庫的檢索結果顯示,“重大”作謂語時只出現在“關係重大”等固定格式中,用法上似有某種限制。 這一點在現代漢語中也保留了下來。⑨漢籍中的“重大、重要”的用例從元代持續至清末,沿襲不斷,所以“重大、重要”既不是近代“新詞”,也不是冷僻詞。⑩進入 19 世紀以後,“重大、重要”在外國傳教士創辦的中文定期出版物《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遐邇貫珍》和《六合叢談》中亦有用例;近代最具影響力的報紙《申報》自 1874年起均有一定數量的用例。 以上是漢語典籍、19 世紀以降本土文獻及西人著述中“重大、重要”的大致情況。 下面讓我們把視線轉向另一類文獻———英華辭典。 這種雙語辭典類資料的重要性在於:展示了中外詞語概念範疇上的對應關係;譯詞的排列序列反映了該範疇成員的基本度;辭典類資料記錄了英語單純詞被譯成漢語複合詞,並固化的歷史。被辭典收錄的詞可以認為已經進入編纂者的視野。 由於當時的漢語工具書以“字”為基本單位,複合詞的收錄極為有限。 相比之下,雙語辭典更及時地提供了與外域事物、概念相對應的包括複合詞在內的漢語譯詞,既有書面語,也包含口語甚至方言,因此是考察 19 世紀漢語詞彙的重要資料。 表 1 為 19 世紀四種主要英華辭典所收概念範疇 IMPORTANT的中英詞語對應的情況。07
表 1 19世紀英華辭典中的“重大”與“重要”辭典名稱、出版年、編者 詞條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22,馬禮遜IMPORTANT is expressed by 重 heavy; 大 great; An important affair 事情重;Important business 要緊之事;Important consequence 關係重大;Important trust 重大之任;任重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47~1848,麥都思CONSIDERABLE important 重要IMPORTANT 要緊、重要、湛湛、重貴、緊要、最、篤、成、畧、重大MOMENT of moment 重要、要緊PRIMARY primary importance 重要的、第一要緊的WEIGHTY 重、要緊、重要、重大英華字典,1866~1869,羅存德Considerable important 重要、重大Concern it is an important concern 事情重大Capital first in importance 重大的、最大的、最要嘅、至緊要嘅Important 要、緊要、重要、握要、重大、鈞、湛湛Magnitude importance 重大Moment weight, consequence 關係、重要、緊要Primary of primary importance 第一緊要的、重要的英華萃林韵府,1872,盧公明Important 重、緊重、緊要、要緊、總要;affair 要緊之事 consequence 關係重大;trust 重大之任 Primary importance 重要的、第一要緊的 Responsibility 責任;great 責任重大 Weighty or heavy 重;or important 重要、要緊、重大 由表 1 可知,馬禮遜的辭典未收“重要”,但收有“重”、“大”、“重大”、“要緊”等。 而在 1847 ~1848 年出版的麥都思的辭典中,“重大、重要”已經成為“ considerable、important、moment、primary、weighty”等的譯詞。 此後,羅存德、盧公明所編寫的辭典也採用了“重大、重要”作譯詞。 後三種辭典,尤其是羅存德的《英華字典》,鴻篇巨製,幾乎全數銷往日本,成為當時日本學者翻譯西文及編纂英和辭典的主要參考書。英華辭典中“重要”作為譯詞頻繁出現,說明它早在 19 世紀前半葉已圖 1 19世紀《申報》中“重大”與“重要”的使用頻率在一定程度上被賦予了獨立的“詞”的身份。從表 1 還可以知道,在馬禮遜的辭典以後,作為 “ important” 的譯詞,“重大”和“重要”同時被採用,而且後者往往排序在前,是首選譯詞。 那麽,英華辭典的譯詞選擇是否反映了本土文獻中 “ 重大、 重要” 的實際情況? 以近17
代刊行時間最長的報紙———《申報》為例,“重大”與“重要”從創刊的 1872 年至 1900 年的使用頻率,如圖 1 所示。 從圖 1 可以發現,直至 19 世紀末,“重要” 的出現頻次較少,但曲線平穩,除了1899 年出現了一個明顯的高峰外,其他年份基本在 10 次左右。 相比之下,“重大”的曲線雖然有一定的起伏,但其使用頻率遠高於“重要”。 這也就是說,英華辭典的譯詞順序與本土文獻中的實際使用之間存在著差異。在進一步展開之前,我們先整理一下現有的結論:第一,“重大”、“重要”早在元代的文獻中已有用例,二者均為漢語固有詞而非外來詞。 第二,“重大”作為古代漢語中的既有詞彙,很早便出現在 19 世紀的英華辭典中,是“ important”主要的譯詞之一。 第三,在 19 世紀中期以後的語料中,“重要”的使用頻率較低,還不是概念範疇 IMPORTANT 的中心成員。 最後,麥都思與羅存德的英華辭典中的譯詞“重要”對當時的漢語使用情況影響並不大,這是因為西人編纂的英華辭典在中國幾乎沒有流通。這樣“重大、重要”的反轉是何時,如何實現的就是需要解答的問題了。二、日語概念範疇 IMPORTANT的形成與定型現代日語概念範疇 IMPORTANT 主要成員有“重い、大切、肝心、肝腎、肝要、緊要、大事、重大、重要”等。 其中“重い”是日語固有詞彙,可以表示具體的物理質量,也可以有條件地表示事物的輕重;“大切”是和制漢語,由“大為迫切”而來,最初表示“緊急”義,後派生出“重要”、“優秀”、“可愛”等義,日本平安朝後期(12 世紀)已有用例。 “肝心、肝腎、肝要”以人體器官功用派生出“重要”義,與“大切”相比,更多用於漢文文體,是書面語詞彙。 “重大”由唐話文獻傳入日本,沿襲了唐話中“關係重大”、“事體重大”的用法。 而“重要”的使用則較晚,早期的用例見於 19 世紀中期以後的翻譯書中。 山中敬叟譯《砲術新篇》 (1866)和神田幸平譯《經濟小學》 (1867)是現階段能找到“重要”用例絕無僅有的兩種譯著,二書均以“重要之事”、“最重要者”或“頗為重要一事”、“最重要者為”的形式使用。荷蘭語的書,往往譯自英語,例如神田幸平翻譯的《經濟小學》,其荷蘭書的原著是 1850 年出版的英語書Outlines of Social Economy 。 與“重要”相對應的英文原文為“…may be a matter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as affecting the happiness of society”。日語譯著中的“重要”是與“ importance”相對應的荷蘭語的譯詞。 那麽,上述譯著中的“重要”從何而來? 當時主要的蘭日辭典有《波留麻和解》(1796)、《譯鍵》 (1811)、《長崎波留麻》 (1816)、《和蘭字彙》 (1858) 及《增補改正譯鍵》(1864)等,其中表示“重要”義的荷蘭語“belang(rijk)”、“gewicht(ig)”、“voornaam(ste)”、“ ernstig”、“gewaardeerd”與“gewigtig”等的詞條下均未見“重要”。 全面繼承了蘭學譯詞的《英和袖珍對譯辭書》(1862)中“considerable”、“ important”、“ importance”、“weightiness”、“weighty”等詞條下,也只有“大切”,並無“重要”。 上述譯著中的“重要”應該是利用麥都思英華辭典的結果。進入明治以後,“重要”出現在另一部風靡日本的譯著———中村正直譯《西國立志編》中。 本書是英國著名作家、社會改革家塞繆爾·斯邁爾斯的名著Self-Help 的日文翻譯。 譯者中村正直 1866年留學倫敦,1868 年歸國之際,朋友贈書一本作為餞别的禮物,這本書正是 Self-Help 。 中村在1870 年開始翻譯該書,第二年出版,所使用的底本是 1867 年的增訂版。 英文原著“…the one to be trusted with the transaction of matters of importance”;“…, but they acquire their importance from repeti-tion and accumulation”(Smiles, 1868) 中的“ importance”均被譯為“重要”。 根據木村秀次(2003)與黄美静(2007)的研究,中村在翻譯《西國立志編》時,麥都思的辭典(1847 ~ 1848)及羅存德的27
《英華字典》(1866~1869)是他使用的主要工具書。 如上所述,這兩部辭典“ important”詞條下均包含譯詞“重要”。 此外,中村本人在將羅存德的辭典譯成《英華和譯字典》 (1881)時,“ important”詞條下原封不動地採用了羅存德的譯詞“重要”。 《西國立志編》是明治時期最暢銷的譯著之一,在當時僅三千萬人口的日本,其銷量達到了驚人的百萬部,這無疑為“重要”一詞的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高野繁男指出,“‘重要’似乎最早出現於中村正直翻譯的《西國立志編》(1870~ 1871),該詞的使用始於洋學。 至明治 30 年代,小說中也可見該詞。” 雖然高野提到的《西國立志編》並非圖 2 NDL Ngram Viewer所示 1870年代“重大、重要”詞頻曲線“重要” 的首例書證,但“重要”最早使用於洋學的主張,從目前的考察結果來看是成立的。需要指出的是, 《西國立志編》 中表示 “ 重要”概念的詞語除了“重大” 以外,還有 “ 要緊”、“切要”、“要用”等,使用頻次也較為均衡。 原著出現 “ important” 34 處,“ importance” 32 處,但譯文僅出現了 2 次“重要”。 “重要”還沒有成為“ important”唯一的,或主要的譯詞,而極有可能是為了避免同一單詞反復使用而被採納的詞,是諸多同義詞中的新成員。使用域的大小也是判定詞語普及程度的重要指標。 一個詞如果出現於多個不同領域,被不同的作者使用,保持相對較高的詞頻,並被辭典收錄,那就基本可以認定這個詞已經普及定型了。 在1868~1878 年這一時段,“重大”廣泛使用,已經平穩地從江户期過渡到明治期。 與之相比,“重要”首先零星出現在譯書及啟蒙性書籍中,然後逐漸擴展至廣告、新聞報導、文學作品等多個領域。 限圖 3 NDL Ngram Viewer所示 1880年代以後“重大、重要”詞頻曲線於篇幅,以下僅列出作者和書籍名。津 田 真 道譯《表記提綱》第三篇(1874)、箕作麟祥譯《明六雜誌》第 5 號(1874)、福澤諭吉著《文明論之概 略 》 巻 之 3(1875)、 《 東京日 日 新 聞 》( 1876 年 3 月37
18 日)、《朝日新聞》【大阪】(1881 年 6 月 30 日)、夏目漱石《我是猫》(1905)。津田真道、箕作麟祥、福澤諭吉與《經濟小學》的譯者神田孝平、《西國立志編》的譯者中村正直一樣,都是日本最早的近代啟蒙團體———明六社的成員。 他們在文章中多次使用“重要”,說明當時“重要”在知識精英中已經普及了。 進入明治後僅數年,“重要”開始出現在大眾媒體的書籍廣告和新聞報導中,《東京日日新聞》、《朝日新聞》【大阪】,均為影響力很強的大報,而夏目漱石的名著《我是猫》無疑比早期其他的翻譯書擁有更多的受眾。時任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研究員的田中牧郎曾利用構築中的日本歷史語料庫討論了詞語的文白演變問題。他指出了兩點:一是“重要、重大”等在綜合雜誌《太陽》中呈現為文言詞彙的特徵,“大切”等則為口語詞彙;二是“重大、重要”,尤其是後者的辭典收錄較為滯後。 而本文作者進一步發現,這背後還有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重大”和“重要”的基本度發生了翻轉。 英和辭典的譯詞順序和這一時期的詞頻變化證明了這一點。 《附音插圖英和字彙》 (1873)、《英和對譯辭典》(1885)、《新選英和字典》(1886)、《增補訂正英和字彙》 (2 版 1887)、《附音插圖和譯英字彙》(1888)、《韋伯斯特新刊大辭書和譯字彙》 (1888)等辭典的“ important”詞條下只有“重大”,沒有“重要”;“重要”主要是“considerable”的譯詞。 在英和辭典中“重要”與“ important、importance”形成對譯關係要等到 1886 年出版的《獨英和三對字彙大全》和 1887 年出版的《明治英和字典》。在此後的辭典中,如《新譯英和辭典》(1902)、《新譯英和雙解辭典》(1908)、《模範英和辭典》(1911)等,“重要”才開始成為“ important”詞條下第一位的譯詞,二者建立了牢固的對譯關係。 另一方面,在和英辭典中,“重要”首見於《和英大辭典》(1896),被明確標注為名詞和形容詞。 這說明“重要”在日語中獲得了“詞”的地位,而不再是臨時的字串。 Ngram Veiwer(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與《日語歷史語料庫》(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的詞頻曲線也反映了進入 1880 年代後,“重要”超越“重大”,成為日語概念範疇 IMPORTANT 的“原型”(prototype)這一事實(見圖 2~4)。圖 4 《日語歷史語料庫》所示“重大、重要”詞頻曲線下面讓我們看一下日本語文辭典方面的情況。 日本第一本被譽為近代國語辭典的《言海》(1889 ~ 1891)中“重要”沒有被立為詞條,但被用於解釋其他詞語。 如“探題:置於偏遠地方的重要職務”,這裡的“探題”是日本獨有的室町時代的官職。 《言海》收有近 1 萬 4 千條漢字詞,但現代日語常用的二字動詞、形容詞很多沒有被收錄,如“優秀、正確、簡單、偉大、困難、特别;愛惜、考慮、思考、調查、壓榨”等。 “重要”在其後的大型辭典《帝國大辭典》(1896)、《日本新辭林》(1897)、《言葉泉》 (1898)中也未被收錄,但出現於其他詞語的釋義中,直到 1907 年出版的《辭林》,才得以單獨列為詞條。 現代日語的二字動詞、形容詞,其主體部分儘管在明治中葉以後的書籍、報刊等文獻中已經有穩定的使用,但全面收錄於辭典中還需等到《言海》的改定版《大言海》 (1932 ~ 1935)的出版。 為何會發生這種辭典收錄大大晚於實際使用的情況? 這與新詞意識較弱不無關係。 因為這些詞語只是提供了新的詞形(二字詞),47
而並不表示新的概念。 大量二字漢字詞在這一時期被創製或頻繁使用起來。 這一現象體現了詞彙體系的近代重構,與日本的言文一致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以上的考察結果可總結如下:“重大”通過唐話文獻較早傳入日本,與之相比,“重要”傳入的途徑是麥都思、羅存德的英華辭典,是晚到者。 其後“重要”通過翻譯書《西國立志編》等廣泛傳播,與“重大”構成同義關係,並在詞頻上實現了逆轉。 1880 年代的英和辭典中,“重要”超越“重大”成為“ important”的首選譯詞;在日本的語文辭典中,儘管“重要”被立為詞條的時間晚於“重大”,但“重要”被用來解釋“重大”,這說明前者基本度更高。 隨著“重要”從譯著、啟蒙作品走向其他各類題材,其使用頻率不斷升高,最終普及定型。 現代日語的概念範疇 IMPORTANT 中詞語情況大致如下:【重い】(Omoi)除了某些特殊的句型和搭配以外,已經不再表示抽象義;【大切】作為口語詞,更多地表達貴重的意思;【大事】作為口語詞,表示需加以重視的意思;【重大】無顯著文體特徵,更多地表達“嚴重”義,與“問題、影響、過失、事故”等搭配;【重要】無文體特徵,是概念範疇 IMPORTANT 的原型(prototype),對譯“ important”,與“事情、作用、要素、事項、事物、課題、問題、財產”等詞語搭配。三、漢語“重大、重要”的普及與反轉如前所述,“重大”、“重要”都是漢語概念範疇 IMPORTANT 的成員,但是前者是中心成員,即“原型”。 在麥都思、羅存德的英華辭典中,“重要”是排序靠前的譯詞,但在實際使用中,如《申報》、《時務報》中“重要”的詞頻遠遠低於“重大”。 《申報》1872 年 4 月~1899 年 12 月,“重大”2,030 例,“重要”301 例(參見圖 1);《時務報》全刊,“重大”43 例,“重要”4 例。 然而在進入 20 世紀以後,報刊中“重要”的使用頻率呈現出與上一世紀截然不同的傾向。 檢索《中國近代報刊庫》(北京愛如生)的結果顯示,“重要”在《新民叢報》的使用情況為:1902 年 32 例,1903 年 76 例,1904 年 35 例,1905 年33 例,1906 年 93 例。 與此前的《申報》、《時務報》形成鮮明的對比。 《新民叢報》出版於日本横濱,主要執筆人是梁啟超,該報作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刊物,影響廣泛,發行量很大。 梁啟超的文章中常夾雜日語詞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重要”詞頻陡然升高的契機,表明該詞與日語的密切關係。此後,不僅與日本相關的刊物,其他報刊中也出現大量用例。 以下列舉 20 世紀初期的部分用例:(1)白色民族之重要者三……其最有勢力於今世者誰乎? 條頓人是也。 (梁啟超:《新民說二》,《新民叢報》第 2 號,1902 年)(2)凡衣食重要一切物品,皆產自國內,無俟他人之供給。 (日本持地法三郎著,湯調鼎譯:《支那問題》,《新世界學報》壬寅第 6 期,1902 年)(3)電氣雖有強弱,然有調和其間使之平均者,電氣重要之性質也。 (《湖北學生界》第 1 期,1903 年)(4)這薩利彭自作聰明,以為右首一條路,與中間一條路,最為重要。 左首那條路,可以置諸不問。 (《綉像小說》第 21 期,1904 年)(5)本部和滿洲,南北共長九千里,沿海一帶重要的口岸很多。 (《安徽俗話報》第 7期,1904 年)將上述用例與 19 世紀進行比較,可發現兩點不同:第一,文體由艱澀的文言轉向淺顯的文言,57
乃至白話文,如例(4) (5)與現代漢語幾乎無異。 第二,用例多與日本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如例(1)(3)所載報刊出版於日本,(2)譯自日語文章。 與 19 世紀的例子相比,共同點是“重要”既可以做定語修飾名詞,也可以做謂語結句,只是白話文中與名詞銜接的助詞由“之”變成了“的”。下面,讓我們來看一下近代影響力最大的綜合性報紙《申報》1900 年以後“重要”、“重大”的使用情況。圖 5 20世紀初《申報》中“重要”與“重大”的使用頻率從圖 5 可以看到,《申報》中“重要”與“重大”的詞頻均呈現顯著上升的趨勢,其中“重要”的增長速度尤為明顯,“重大”則相對平緩。 為了排除報紙歷年文本總量變化造成的影響, 筆者對 1900 ~ 1909 年間《申報》總字數的變化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每年字數增長量有限,不足以引起如此劇烈的詞頻變化。 此外,《申報》為國內發行的綜合性報紙,用詞與題材不存在特别偏向。由此可見,20 世紀早期“重要”已經得到廣泛使用,而這一逆轉是短期內突然發生的,而非長期漸進式發展的結果。“重要”在 19 世紀已被收入英華辭典,進入 20 世紀後,如下所示作為譯詞出現在更多的詞條下。 麥都思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47~1848),5 條;羅存德《英華字典》(1866~ 1869),4條;盧公明《英華萃林韵府》(1872),2 條;顏惠慶《英華大辭典》 (1908),64 條;翟理斯《華英字典》(1912),1 條;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商務書館英華新字典》 (1913),8 條;赫美玲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官話)(1916),18 條。 在顏惠慶編纂的《英華大辭典》 (1908)中,“重要”出現次數高達64 次,尤為引人注目。 該辭典的“例言”中提到:“是編採用諸書。 暨所參考。 不下數十百種。 有為中國教育會本者。 有為江南製造局本者。 有為嚴氏所著本者。 有為英和字典本者。”而實際上其譯詞主要取自《新譯英和辭典》(1902)。下面我們再來看一下 20 世紀以後的國語辭典的情況。 《辭源》 (1915)、《王雲五大辭典》(1930)、《辭源續編》(1931)、《辭通》(1934)、《國語詞典》(1937)、《辭海合訂本》(1947)、《新華字典》(1954)等辭典中,“重要”最早見於《王雲五大辭典》中“重”條目下的釋義部分。 在《國語詞典》(1937)裡“重要”沒有被列為詞條,僅被用來解釋“重大”:重大,尤言重要。 《新華字典》 (1954)裡“重”的第六項釋義中也出現了“重要”。 辭典的收錄與報刊等的實際使用情況相比嚴重滯後。 其他二字動詞、形容詞(含區别詞)也都存在這種情形。個中緣由需要進一步探討。隨著“重要”成為表示相應概念的原型,與其搭配使用的詞也逐漸固定。 調查結果顯示,相較於概念範疇 IMPORTANT 的其他成員,與“重要”搭配使用的詞彙意義分佈最為廣泛,涵蓋了“生物”、“具體事物”、“抽象事物”、“時空”、“生物活動”、“社會活動”等各個領域,與“者”、“問題”、“位置”、“部分”、“地位”、“人物”、“事項”、“關係”、“條件”等詞語呈高頻率共現。67
四、結語漢語詞彙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轉型期,經歷了不同於此前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獲得了一套近代科學叙事賴以成立的專業術語;(二)獲得了科學叙事所需的二字形式的動詞、形容詞(含區别詞);(三)獲得了對爆炸式增長的概念加以分類整理的詞頭、詞尾等詞綴性成分;(四)初步完成了以單雙相通為特徵的同義詞群的擴充。(一)是導入近代知識體系所必需的新概念;(二)是實現言文一致的詞語基礎;(三)是對日益膨脹的概念加以體系性整理的有效手段;(四)是教育普及帶來的表達多樣化的要求。 本文對形容詞“重大、重要”的考察,屬於(二)的內容,也必然地涉及到現象(四)所引發的原型化過程。 上述四種現象構成了詞彙體系的現代重構,從而保證了漢語由近代向現代的轉型。 需要特别強調的是,上述變化不是漢語本身自律性演化的結果,而是西學東漸、語言接觸的產物。 “重大、重要”這兩個詞原本在漢語日語各自的發展軌道上行進,經過東西、東東的語言接觸與詞彙交流,最終成為中日二語的共通詞彙資源。 在這一過程中,英華辭典和英和辭典都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本文所討論的“重大、重要”並非絕無僅有的孤例,上述四個方面的研究也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聊以本文抛磚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的討論。①關於古典詞的改造、激活等問題,參見沈國威:《漢語近代二字詞研究:語言接觸與漢語的近代演化》第 5章,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 145 ~236 頁。②王力:《漢語史稿》第三版,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第 501 頁。③沈國威:《言文一致:從詞彙看現代漢語的現代性》,上海:《學術月刊》,2021 年第 12 期。④沈國威:《漢語詞彙體系的近代重構與語言接觸》,張西平主編:《國際漢語教育史研究》第 2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年,第 63~77 頁。⑤參見周菁:《二字形容詞“優秀”的成立———基於語言交涉視角的考察》,東京:《中國語研究》,2018 年総第 60 號;另參見周菁:《中日同形詞“正確”的考源》,杭州:《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2017 年第 2 期。⑥參見周菁:《“偉大”的詞源及詞義變遷———基於漢日語言接觸的視角》,北京:《日語學習與研究》,2020年第 3 期。⑦所謂“概念範疇”即意義相同、相近詞語的集合,本文用英語大寫表示該概念範疇。⑧Prototype 是名詞,譯作 “原型”,也是動詞,意為make a prototype of (a product),在此譯作“原型化”。原型化有兩類,一類反映了百科知識,如麻雀是鳥的原型;另一類反映了語言知識,如在漢語中“妻子”是WIFE 的原型。 見沈國威:《漢語近代二字詞研究:語言接觸與漢語的近代演化》第 4 章,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 116~144 頁。⑨參見沈國威:《漢語近代二字詞研究 3》,第 181~192頁。 以宋元以來口語詞彙為收錄對象的《近代漢語大詞典》、《近代漢語詞典》均未收錄“重大”。 見許少峰主編:《近代漢語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白維國主編:《近代漢語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年。⑩雖然“重要”在漢語典籍中有一定的用例,但它在古漢語中是“短語”,還不是一個結合緊密的“複合詞”。筆者認為“重要”被收入英華辭典做譯詞是其詞彙化的起點。 仂語受英語翻譯的影響凝固成複合詞的討論見王力:《中國現代語法》及《中國語法理論》,見《王力全集》第 7 卷、第 8 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2015 年。77
所謂“基本度”即指某一概念範疇中成員的分佈情況。 靠近範疇中心的詞基本度高,反之則低。最早談及這一點的是王力(1943)。 參見王力:《中國現代語法》;《中國語法理論》。關於下述辭典的具體情況參見沈國威:《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日本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 年。該書中文增補版近期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刊行。詞語檢索可以利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英華字典資料庫”,https://mhdb.mh.sinica.edu.tw/dictionary/index.php。關於羅存德的英華辭典對日本的影響,參見森岡健二:《改訂近代語の成立 語彙編》,東京:明治書院,1991 年。沈國威:《近代英華字典環流:從羅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務印書館》,汪榮祖等:《思想史 7: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台湾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 年,第 64~102 頁。唐話文獻即江户時代學習漢語的課本、辭書等的資料。“重要”在蘭學文獻《砲術新篇》中的用例蒙松井利彦教授示教;《經濟小學》中共出現“重要”6 例。William Ellis, Outlines of Social Economy ,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65, Cornhill, 1850, p. 14.神田幸平早年學習儒學,後改修蘭學,未見其學習英語的記載。 但 1860 年代日本已經完成了學術上的蘭學向英學的轉换。 英華辭典也大量進入日本,為翻譯界所利用。 關於神田幸平的教育背景,參見南森茂太:《神田孝平の政治·経済論――官僚,洋學者,そして思想家として》,日本西宫:關西學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年。木村秀次:《西國立志編』の漢語――「英華字典」とのかかわり》,東京:《新しい漢字漢文教育》,2003 年第 36 號。Samuel Smiles, Self-Help; with Illustrations of Charac-ter, Conduct, and Perseverance , London: U.K. John Mur-ray, 1868, p. 275; p. 392.筆者查閱的是 1868 年出版的增訂版,比中村所用的底本晚了一年。黄美静:《『西國立志編』の訳語研究――出自と拠り所を中心に》,東京:《國語と國文學》,2007 年第 84卷第 6 號。高野繁男:《近代漢語の研究――日本語の造語法·訳語法》,東京:明治書院,2004年,第 122頁。田中牧郎:《近代書き言葉はこうしてできた》,東京:岩波書店,2013 年。《明治英和字典》由多册組成,各册分别出版,“ im-portant (importance)”所在分册出版於 1887 年。參見周菁:《日本近代二字形容詞的形成———基於詞彙近代化視角的考察》,日本大阪:關西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 年;楊馳:《近代二字漢語動詞的形成與發展———基於中日語言接觸及詞彙近代化視角的考察》,日本大阪:關西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 年。田中牧郎指出,日本言文一致運動推動了口語體書面語的使用,隨著書刊受眾面變廣,書面語中原本被任意使用的大量漢字詞經歷了新舊更替,其中一部分逐步成為表示相應概念的基本詞。 見田中牧郎:《近代書き言葉はこうしてできた》,東京:岩波書店,2013 年,第 158 頁。搭配數據來自 NINJAL-LWP for TWC(《築波網絡語料庫》檢索工具),該工具採用詞彙分佈概貌搜集(Lexical Profiling)手法,能够顯示實詞的共現關係及語法特徵。删除了不表示 important 概念的用例。沈 國 威: 《中 國 語 の 現 代 性 と『英 華 大 辭 典』(1908)》,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創立 70 週年記念論文集: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日本大阪:游文舎,2022 年,第 1~20 頁。《近代報刊數據庫》及北京語言大學《BCC 語料庫》(語料的收錄自 1872 年起)的檢索結果顯示,“重要”在進入 20 世紀後迅速增長,並保持在一個較高的使用頻率上。詞彙意義分類參照蘇新春:《現代漢語分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作者簡介:周菁,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與哲學學院、東西文明互鑒研究院講師,博士。 杭州 310018;沈國威(通訊作者),浙江工商大學東西文明互鑒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日本關西大學名譽教授。[責任編輯 桑 海]87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語義違逆感和語法違逆感———從現象到方法再到理論*李文山[提 要] 語義矛盾可引起兩種不同語感:有語義違逆感的句子中有語義矛盾而沒有形式語法問題,可以解讀,不過意義通常不是字面意義;有語法違逆感的句子中也有語義矛盾,句子沒有顯著的形式語法問題,無法解讀。 對語義違逆感的觀察始於語言學領域,目前該現象主要在哲學領域中討論,對語法違逆感的觀察則長期作為句法和詞彙語義研究的檢驗手段,近期成為正式的研究對象。結合文獻中的一些漢語句法和詞彙語義研究個案重新審視學界對語義違逆感和語法違逆感的研究,不難看出關於兩種違逆感的現有理論所面臨的問題。[關鍵詞] 語義違逆感 語法違逆感 語義矛盾 範疇錯配[中圗分類號] H0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079 - 14一、引言 有些句子語義荒唐,卻在民間口耳相傳,只當是笑料,例如(1)、(2)。 (1)說胡話,道話胡,公牛生了個母牛犢。 (2)一個黄昏的早晨,一個年輕的老人,拿着沒刃的菜刀,殺了一個死去的活人。西方語言學家則以語義荒唐現象作為語義衝突不會導致句子不合語法的證據。 Chomsky 給出過(3a)和(3b)兩個例子,其中(3a)廣為流傳。 (3) a.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b. Furiously sleep ideas green colorless.①(3a)中的 colorless(無色的)和 green(綠色的)在語義上是矛盾的,因為綠色蘊含着有顏色。 Ideas(思想)是沒有生命的,sleep(睡覺)則要求其表述的對象有生命。 這個句子充滿語義矛盾,但人們感覺它是合乎語法的,而含有同樣單詞的(3b)給人不合語法的感覺,亦無法解讀。 (1)、(2)和(3)皆涉及句內成分之間的語義矛盾。 語義自相矛盾是哲學和語言學界長期關注的現象。 Carnap 認為,語義自相矛盾句指的是變元在一個句子的語義中出現兩次,對其發揮作用97∗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漢語隱性一致的語義和句法研究”(項目號:21BYY152)的階段性成果。
的兩個謂詞意義相反,如 red(x) & not red (x)(x 是紅色的且不是紅色的),該式可進一步抽象為 P(x) & not P(x)(x 是 P 且 x 不是 P)。②此類邏輯語句被認為恆假。 當語義學家們將注意力從人工語言轉向自然語言時,發現常有涉及語義矛盾的句子不被感知為語義恆假,而是别有意義。 Chierchia曾給出三個例句,其中後兩個例句,見(4b)、(4c),都看似有語義矛盾,卻均可解讀,且並非一定解讀為假話。 (4) a. * There are any cookies left. b. Right now, it is raining and it is not raining. c. an Italian that is not Italian③與(4b)、(4c)形成鮮明對比的是,(4a)乍一看並不涉及語義自相矛盾,但在人們的語感中卻是不可理解的,給人強烈的語法違逆感,④儘管其中沒有任何語序和形態方面的語法問題。 依舊是涉及英語中 any 一詞的另外一個句子,見(5),也被認為有語法違逆感,不可理解,儘管同樣沒有語序問題、沒有形態問題、也沒有直接看得出來的語義自相矛盾。 (5)* Anyone stole John' s sandwich yesterday.⑤(4a)和(5)等看似沒有顯著語法問題卻給人語法違逆感的句子涉及導致語法違逆感的語義自相矛盾。⑥換言之,明顯的違反形態、語序語法和某些在語義上的自相矛盾可以給人相同的感受。 學界對此問題的關注逐漸升温,本文對相關研究加以評介並結合漢語研究指出已有理論的一些問題。二、國外已有研究 當下有一種主流的認識,沒有顯著形態和語序問題的句子之所以給人語法違逆感,是因為它們在語義上是自相矛盾的。 有關研究為數不少,多以 Gajewski 提出的理論為基礎。⑦Gajewski 注意到,把句子中實義短語的語義內容全部替換為沒有具體內容的不同變元,同時保留其中的功能詞(虚詞)的語義,所剩邏輯骨架( logical skeleton)的真值恆為真或假(後者稱作語義自相矛盾)。 如果一個語句的邏輯骨架在真值上恆為真或假,則該語句被稱作邏輯平凡(L-trivial)。 一個包含邏輯平凡語句的更大語句也是邏輯平凡語句。 在此基礎上,Gajewski 提出:如果一個句子是邏輯平凡的,則該句子給人語法違逆感。 Gajewski 認為,這個假說可以直接解釋為何英語中的 There is every fly in my soup(我的湯裡有每只蒼蠅)給人語法違逆感:這個句子的邏輯骨架是 There is every P,其中 P 是一個變元,其餘成分為邏輯常項(虚詞)。 不管 P 獲得什麽樣的解讀,這個邏輯表達式都是真的。 這個理論也被認為可以解釋為何 Every woman is woman(每個女人都是女人)沒有語法違逆感:雖然在這個句子中 woman 出現兩次,但是句子的邏輯骨架 Every P is Q 中卻有兩個不同的變元P 和 Q,這就保證了邏輯骨架中的變元獲得不同的解讀時,邏輯骨架真值有變,而非恆真或者恆假。⑧同理,(4b)和(4c)兩個句子中的邏輯骨架中都有不同的變元,而這些變元在獲得不同解讀時,所得的句子的語義不一定恆真或者恆假,所以這些句子不給人語法違逆感。 Del Pinal 在 Gajewski的思想基礎上提出了一個不同的主張:獲得句子的邏輯骨架並不需要把實義短語用不同的變元替換,而是用相同的變元替換,同時每個變元受到一個隱性調節算子( rescale operator)的作用,因此即使當相同的變元用相同的實義短語替換,得到的句子仍然可以在調節算子的作用下避免語義上的自相矛盾。⑨例如,(4b)中兩次出現的 raining(下雨)分别被調節算子作用,得到 Rescale( raining)和Rescale( raining),因此可以獲得不同的解讀,(4c)中兩次出現的 Italian(意大利人)分别受到調節算子作用而獲得不同的解讀,因此這些句子有機會避免邏輯語義上的恆假,不會成為邏輯平凡句,不08
給人語法違逆感。Gajewski 的理論以及 Del Pinal 的理論都不能直接解釋為何(4a)和(5)這樣的句子也有語法違逆感,因為按照 Gajewski 的操作得到的句子邏輯骨架很難說是恆為真或假。 Chierchia 整合 Gajew-ski 和 Krifka 的思想並結合英語中更多的現象提出了對(4a)和(5)的解釋。 Chierchia 假設作為焦點的 any(某些)在解讀中產生意義上的替代項(alternatives)。 Any 的語義替代項是它激活的語義域的所有子集。 以 Anything is blue 為例,其邏輯形式、真值內容以及替代項可以分别表徵如下:⑩(6) a. LF of Anything is blue: O[any F, D thing is blue] “任何東西為藍色”的邏輯形式 O[任何 F, D 東西為藍色] b. the truth-conditional import of 6a: x∈D[ thing(x)∧blue(x)] 6a 的真值條件內容: x∈D[東西(x)∧藍色(x)] c. the alternatives of 6a: x∈D′ [ thing(x)∧blue(x)] | D′⊆D} 6a 的替代項:{x∈D′ [東西(x)∧藍色(x)] | D′⊆D}Anything 的語義被假設為包含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真值語義內容,anything 貢獻的是一個不定指名詞短語的意義,另一個部分是替代項語義,在這裡依舊是一個不定指名詞短語的意義,不過變元的取值範圍是真值語義內容中變元值域 D 的子集 D' 。 (6a)蘊含(6b)而不蘊含(6c),不被蘊含的替代項(6c)被排除(否定),也就是真值為假。 這個操作的結果是,句子一方面承認某個值域 D 中存在某些藍色的東西這個意義是真的( i),同時又承認在這個值域的每個子集 D' 中有藍色的東西存在這個意義是假的( ii)。 如果一個值域的每個子集中都不存在藍色的東西( ii),那麽整個值域中存在藍色的東西也不可能是真的( iii),這就造成造成( i)和( iii)之間的語義矛盾,所以(6a)在語義上存在自相矛盾,是一個邏輯平凡句,這就是它給人語法違逆感的原因。Chierchia 還嘗試在語義自相矛盾基礎上區别語法平凡(G-triviality)和邏輯平凡(L-triviality)。語法平凡是由句中虚詞語義所致,而邏輯平凡則是由句中虚詞和多次出現的實詞短語是否相同所致。 語義恆真恆假句都是邏輯平凡的,但不一定語法平凡,或者是不典型的語法平凡。 語法平凡和邏輯平凡的關鍵區别是對虚詞成分的刻畫。Chierchia 承認,自然語言中的虚詞到底是什麽,有哪些虚詞等問題並不好回答,但樂觀地認為,沒有辦法窮舉語言中的虚詞不意味着對它們的研究基礎不復存在。 Chierchia 對語法平凡做如下定義: (7) 一個句子 ϕ 是語法平凡的,當且僅當對於任何情境 s 和模型 M,都有‖ϕ‖s ,M =恆值(恆值是 1 或 0),且經過任意替代 ϕ 中的實詞節點可以獲得 ϕ' 。 此定義自然涵蓋句子表面上含有虚詞的情况,但它面對表面結構不含虚詞的情况則顯現出局限性,後文將就此做進一步討論。針對 Gajewski 和 Chierchia,Abrusán 指出,實、虚詞的區分在解釋語句是否給人語法違逆感的價值值得懷疑。 她還認為把詞匯劃分為邏輯詞和非邏輯詞幷且認為語法與實詞概念涇渭分明的觀念面臨挑戰。 首先是精準區分邏輯詞和非邏輯詞極其困難。 區分邏輯詞和非邏輯詞的做法源自邏輯學。 對邏輯學而言,邏輯意義獨立於句子所談論的話題。 通常,區别邏輯詞和非邏輯詞的標準有三:其一,在結構變換中保持變或不變。 其二,在結構映射中保持變或不變。其三,在同形結構中保持變或不變。18
若詞在此三種情况中語義不變,則為邏輯詞;若詞義可以變化,則詞為非邏輯詞。 這些區别邏輯詞和非邏輯詞的方法不適合區别自然語言中的虚詞和實詞,因為依此法認定不同類别的詞,某些實詞會被認作虚詞,如 exist(存在量化)、every(全稱量化),這些詞皆非單純的邏輯詞或虚詞,因為其限定的名詞須可數。概言之,針對自然語言中沒有形態和語序問題卻給人語法違逆感覺的句子,已有研究認為它們在語義上恆真或恆假。 傳統的邏輯恆真恆假判斷標準無法完全解釋自然語言中的這些現象,因為有一些句子中存在字面上的語義矛盾(恆假)或者語義恆真卻並不給人語法違逆感,另有一些句子沒有呈現出明顯的語義恆真或者恆假,卻給人語法違逆感。 下文筆者以若干已有漢語研究為據,對此問題再加思考。三、來自漢語的印證、挑戰與再思考過往漢語虚詞研究挖掘出很多語義矛盾現象,這些現象都暗含着語義自相矛盾可以作為句子給人語法違逆感的解釋基礎。 下面重審幾個已有研究,但觀察重點從詞義本身轉到詞義如何造成句子的語法違逆感。 下文討論並不限於虚詞,還將考慮某些實詞在句法功能作用下也能造成語法違逆感的現象,這些現象挑戰 Chierchia 的語法平凡和邏輯平凡分界。(一)虚詞同現引發的語法違逆感 虚詞同現引發的語法違逆感在漢語虚詞語義和句法研究中多被拿來當作一種檢驗手段,最常見的是“都”的研究。 在現代漢語中,一些含“都”的句子可以獲得全稱量化意義,這就引發了一個重要的詞彙語義學討論:含“都”句子的全稱意義是否來自“都”,或者說“都”在語義上是不是貢獻一個全稱量化算子。 這方面的研究文獻已是海量,筆者不做全面綜述,而只是介紹若干在論證“都”的語義內容過程中以某種語義衝突作為檢驗手段的研究,目的不在於駁斥或者支持已有的觀點,也不在於提出任何關於“都”的語義的新主張,而在於展示虚詞語義衝突的確導致句子不合語法的感覺。 李文山為了檢驗“都”有相對大量意義,做過如下觀察: (8) a. * 極個别領導都把“地位”看的很重。 b. * 一小部分學生都能考上國內一流大學。 c. * 三成以下的城市男人都離過婚。 d. * 我把這本書一小半都讀完了。在(8)中,“極個别”“一小部分”“三成以下”“一小半”與“都”共現給人語法違逆感,儘管這些句子不含語序和形態的問題。 而 “大多數”“大部分”“三成以上”“一大半”能够和“都”共現,都不造成語法違逆感。 (9) a. 大多數領導都把“地位”看的很重。 b. 大部分學生都能考上國內一流大學。 c. 三成以上的城市男人都離過婚。 d. 我把這本書一大半都讀完了。在此基礎上,筆者做進一步觀察。 若將(8)中的實詞換成變元,會得到(10)中的句子骨架,這些句子骨架足以造成語法違逆感。 (10)a. * 極個别 X 都 P。28
b. * 一小部分 X 都 P。 c. * 三成以下的 X 都 P。 d. * X 把 Y 一小半都 P。但把(9)中的實詞替換成變元,得到的句子骨架不造成語法違逆感,見(11)。 (11)a. 大多數 X 都 P。 b. 大部分 X 都 P。 c. 三成以上的 X 都 P。 d. X 把 Y 一大半都 P。若將(11)中各個句子骨架中的變元胡亂替換成其他的具體實詞,得到的句子充其量給人語義違逆感(用#標記),而非語法違逆感,見(12)。(12)a. # 大多數男人都生過孩子。 b. # 大部分河魚都生活在海水裡。 c. # 三成以上的嬰兒都是老人。 d. # 樹把大風的一大半都拔掉了。比較(11)和(12)也為說明語義違逆感與語法違逆感的差異提拱了生動的證據。再舉一例。 張蕾、潘海華以“每”和“全”共現產生語法違逆感作為論證“每”具有分配意義的證據。 觀察(13)和(14)。 (13)a. * 每個孩子全喜歡玩具。 b. * 每個運動員全有自己的衣櫃。(14)a. 孩子全喜歡玩具。 b. 運動員全有自己的衣櫃。(14)兩句顯示“每”不出現,“全”出現的句子不造成語法違逆感。 把(13a、b)中的實詞和實詞性短語全部替換成變元得到句子骨架(15a)。 把(14a、b)中的實詞性短語全部替換掉得到(15b)。 (15)a. * 每 X 全 P。 b. X 全 P。(15a)依舊給人語法違逆感。 同樣把(15b)中的 X 和 P 替換成其他實詞性短語,即使是存在語義違逆感,也不會造成語法違逆感,見(16b)。 (16)a. * 每位領導全打領帶。 b. # 那些石頭全愛上了這顆小草。有趣的是(16b)在字面意思上是荒唐的但可以產生隱喻意義,這是(16a)沒有的特點,類似的還有本文開頭提到的例(1)、(2)。李文山揭示了漢語中一些句法範疇相同語義相反的虚詞在彼此共現時受到的制約,違背這種制約就會造成語法違逆感。 (17)a. * 學生們可以選修至少不到七門課。 b. 學生們可以選修至少超過七門課。 (18)a. * 學生們可以選修最多超過七門課。 b. 學生們可以選修最多不到七門課。(17)和(18)顯示“至少”和“至多”、“不到”和“超過”的句法分佈相同。 滿足句法分佈條件,“至38
少”和“不到”不能同現,“至多”和“超過”不能同現,否則造成語法違逆感。 這兩組詞之間分别存在語義衝突,這種語義衝突造成語法違逆感,而不是語義違逆感,也不會激活非字面解讀。以上內容事實上為 Chierchia 的理論提供了來自漢語的例證,也顯示漢語研究曾關注類似現象,只不過這些現象主要作為研究中使用的檢驗手段而非研究的主要對象。 (二)虚實互動引發的語法違逆感 不僅單純涉及虚詞語義矛盾的句子(語法平凡句)有語法違逆感,虚詞和實詞之間的語義衝突也會引發語法違逆感,很難再說此類句子是嚴格意義上的語法平凡句,但也不能算是邏輯平凡,因為 Chierchia(2013)定義的邏輯平凡並不導致語法違逆感,而是引發超越字面意義的解讀。虚詞和實詞語義相互作用導致產生語法違逆感的現象在前人研究句末“了” (稱作“了2”)與“只”的同現中有所表現,如(19)。 (19)a. * 我和爸爸媽媽只待了一個月了。 b. * 這本書我只看了一半了。在(19a、b)中,“只”和“了2”所在的句子位置都沒有問題,因為下面的句子都可以說: (20)a. 我和爸爸媽媽只住了一個月。 b. 我和爸爸媽媽住了一個月了。 (21)a. 這本書我只看了一半。 b. 這本書我只看了一半。句中“只”和“了2”之間有衝突,造成語法違逆感,這似乎與上文提到的虚詞語義衝突導致句子產生語法違逆感的現象沒有區别。 但是仔細觀察顯示,有些實詞的出現卻許可“只”和“了2”同現,如動詞“剩”,見(22)。 (22)水和堤面之間只剩(了)一尺了。無論“剩”是否帶 “了”都許可“只”和“了2”同現。 “剩”表達量减縮後的狀態,這使得它和“看”、“住”等諸多蘊含某度量增加的動詞不同。 因此,(19)各句中實詞性短語替代成變元而得到的句子骨架(23)不一定有語法違逆感。(23)X 只 P 了。照 Chierchia 的分類,(23)沒有恆定的真值(無論真假),所以沒有語法平凡性。 問題是,一旦 X 和 P獲得的某些語義值,如(19a、b),句子就能給人語法違逆感,而不是語義違逆感,也不激活非字面解讀。 這意味着,“只”和“了2”的語義不足以解釋句子是否有語法違逆感,實詞和虚詞語義上的互動也在發揮作用。 更多例子如下所示:陳振宇、李于虎曾就“過2”與可重複性的關係有如下觀察:(24)a. * 她自殺成功過。 b. * 這顆隕石落下來過。(25)a. * 1917 年,列寧領導俄國人民推翻過沙皇統治。 b. * 1945 年,世界人民打敗過法西斯,贏得過戰爭的勝利。若(24)、(25)中實詞性短語替換成變元,則得到句子骨架(26)。(26)X P 過(Y)很難說(26)是否有語法違逆感。 只有當 X、P、(Y)獲得具體的語義,確定句子除“過2”之外的部分表達的事件是否具有可重複性時,方可以判斷句子是否會給人語法違逆感。 這些例子暗示,句子是48
否有語法違逆感並非單由句中虚詞語義决定。又如馬真指出,“也”出現在兩個不同主體具有相同的性質、處在相同的狀態或者有相同類型經歷的句子中,見例(27)。(27)a. 他抽煙也喝酒。 b. 他抽煙,我也抽煙。(27)的例子清楚展示了“也”的功能,因此這些學者就沒有再利用語法違逆感做測試,但這種測試也並非沒有價值,見(28)。 (28)a. 今天下雨也沒下雨。 b. * 今天下雨也下雨。(28b)展示了違背“也”的語義導致句子有語法違逆感,句中“也”前後兩個實詞性短語表達的意義完全一樣。 “也”字句呈現的這個的特點就好像英語中包含 and(且/和/也)的句子所呈現的特點,例如(29)。(29)* John is drinking water and John is drinking water(Magidor,2013:1)。(28a)中的“也”前後的兩個部分語義相反,但沒有造成理解困難,對英語中類似現象的解釋可以應用在這裡,也就是兩個“下雨”通過微調獲得了不同解釋。不過這個解釋在這裡顯然遇到了問題:為何(28b)的兩個“下雨”和(29)中的兩個“ John is drinking water”沒有通過微調獲得不同解讀從而消除句子的邏輯平凡甚至語法平凡呢? 在筆者看來,要解决這個問題還得從“也”的語義入手。前人假設“也”要求其所在小句的命題和前一個命題(見畢永峨 1994)有相似之處,但並沒有直接說二者是否可以相同,而沈開木則直接指出兩個命題不能完全相同。不但“也”不許可前後兩個命題完全相同而且“也”的這個性質在語義解讀過程中具有優先地位,即“也”先要審查其關聯的兩個具體命題是否相同,若相同則語義解讀就無法繼續進行下去,這就阻止了 Del Pinal 所提出的微調算子發揮作用,結果(28b)中的兩個“今天下雨”也就無法被調節為相似而不相同的命題。 此方案類似於 Fox and Hackl 的主張:語言中有一個和語境信息隔離開來的異類(exotic)演繹系統(deduc-tive system),如果這個系統演算的結果產生語義矛盾,句子就給人語法違逆感,只有當這個系統的演算不產生語義矛盾才可以展開和語境信息有關的邏輯演算。 但另一方面,(28b)和(29)也對Fox and Hackl 的主張構成挑戰。 他們主張的語義衝突是虚詞語義操作,不受實詞及語境的影響,從而產生語法違逆感。 “也”和 and 的詞義要求其連接的命題不能相同,但它們在(28b)和(29)中連接的兩個命題完全相同,這就出現了語義矛盾。 這個語義矛盾相比句子的命題內容內部產生的語義矛盾是一種高階語義矛盾,不是不同語義成分之間的語義矛盾,也不是傳統上所說的句法範疇或者詞類範疇不當。 因此,有理由認為,如果存在一個異類演繹系統,該系統也要處理(28b) 和(29)這種情况中的高階語義。 可見(28b)和(29)中的情况比已有的類似情况還要複雜。 Dowty 在研究英語中動詞的動貌意義(Aktionsart)時,利用英語中的“ in+時段”和“ for+時段”短語來區别具有不同動貌意義的動詞或者動詞短語,例如(30)。 (30)a. * John pushed his bike in three minutes. b. John pushed his bike for three minutes. (30a)給人語法違逆感,(30b)合乎語法。 Dowty 利用這種感覺判斷 pushed his bike 是無界的(atel-ic)。 相比 Dowty 所給的這種情况,“也”和 and 同樣更為複雜,因為這兩個詞涉及到對兩個命題內容是否相同進行判斷决定是否與虚詞的語義矛盾,而不僅僅是單個命題的性質是否與虚詞有語義58
矛盾。(三)語序引發的語法違逆感對特定類型語言的觀察可能會產生局限性。 不同於英語的是,漢語中的很多語法意義由語序負責表達,而非用形態或者虚詞。 Chierchia 指出,“某種意義上,語言研究就是虚詞研究”,按此思路,筆者則認為語序可視作虚詞的功能等價物。例如,漢語的語序影響時段短語與動詞短語同現是否會造成語法違逆感。 以漢語的有界和無界為例:(31)a. * 昨天,小張三分鐘看這本書。 b. 昨天,小張三分鐘看完這本書。(32)a. * 小張每天三分鐘跑。 b. 小張每天跑三分鐘。在(31a)中,“三分鐘”在“看這本書”之前,句子給人語法違逆感。 在(31b)中,“三分鐘”在“看完這本書”之前,句子不給人語法違逆感。 “看這本書”“看完這本書”之間的語義差異顯著,前者表達無界事件,後者表達有界事件,這就檢驗出時間短語的語序位置對表達“有界”和“無界”事件的動詞短語有影響。 將此認識遷移到(32b)中,就可以推斷“跑”表達無界事件。 此檢驗和判斷已是漢語語法學界的常識,筆者之所以進行重温,旨在指出其也依賴語法違逆感。 在漢語中,時間短語相對於動詞短語的位置發揮類似於英語中 in 或者 for 的作用。 當前,從這個觀察中能够得到的認識是,句中時間短語的位置造成的語法違逆感仍舊牽涉語義問題,而非時間短語不能出現在某個位置,也非時間短語的句法範疇不準其出現在某個位置。 可以說,沒有獨立語音形式的語序作為無形的虚詞發揮着語義作用。對語法違逆感的利用也常見於動補充結構研究。 對此結構的已有研究數量不少,較早的描寫可見李臨定、吕叔湘著作,後面補充和發展工作不勝枚舉,因筆者關注的話題與這些文獻聯繫不大,這裡不做全面綜述。動補結構中前一個謂詞和後一個謂詞共同表達事件之間有前因後果關係,這是大多數研究者認可的,學界並不關注二者之間語義關係作為一種制約被違背會發生什麽,這樣的現象也不被拿來當作其他研究中的檢驗手段。 觀察(33)、(34)。(33)a. 他跑累了。 b. 他累跑了。 (34)a. 臉凍紅了。 b. * 臉紅凍了。在(33a)句中,“跑”是因,“累”是果,在(33b)中,“累” 是因,“跑” 是果。 在(34a) 中,“凍” 是因,“紅”是果。 而在(34b)中,“紅”出現在因的位置,“凍”出現在果的位置,句子有語法違逆感,無法理解,而非有語義違逆感,不激活非字面意義。 在動補結構裡,兩個謂詞語序位置負責表達它們之間的因果關係,整個動補結構可以用 XP1P2Y 表示。 P1 和 P2 的語序相當於兩個虚詞,分别把因和果的語義地位賦予出現在這些位置上的詞。 在(34b)中,“紅”與“凍”之間分别獲得了因和果的解讀,該解讀與人們的常識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導致句子獲得語法違逆感,沒有解讀。(35)中 b 句不一定被每個人都認為有語法違逆感,或許給人介於語法違逆感和語義違逆感之間的感覺。(35)a. 秋天,樹葉變黄了。 b. * 秋天,樹葉變落了。68
(36)a. 張三踢了李四一脚。 b. * 張三瞅了李四一脚。(37)a. 他剛剛上了一趟廁所。 b. * 他剛剛下了一趟廁所。(35b)、(36b)和(37b)事實上很難產生非字面意義解讀。 這暗示着,一些語義衝突不具有可調節性,無法通過其他渠道獲得字面意義之外的解讀,調節難度越大,獲得非字面意義的難度越大,語句越傾向於有語法違逆感。(35)-(37)中的這些給人語法違逆感的句子同樣挑戰了 Del Pinal 的微調說。對於為何給人語法違逆感的句子不可以通過語義微調獲得非字面意義,筆者在這裡嘗試給出一個解釋。 微調發揮作用需要滿足另一前提:調節的語義對象具有多個語義維度,當它在一個語義維度上與其他同句語義成分發生語義矛盾,則可以調節到其他維度解讀,但如果調節對象沒有其他的語義維度,則調節失敗。四、語義違逆感對於語義違逆感,哲學家和語言學家提出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是這些句子的語義矛盾是否可以獲得句法解釋;二是這樣的句子是否有字面意義。 下面筆者對前人為回答這兩個問題所做的工作加以梳理,目的在於論述有語義違逆感的句子不同於有語法違逆感的句子,前者能够在遭遇語義矛盾的時候迂迴避開語義矛盾,從而獲得解讀。 本節先對哲學界有關語義異常的討論進行評介,然後再次簡要論述語義違逆感和語法違逆感之間的關係。(一)語義違逆感的句法解釋在 Chomsky 的早期工作中,曾用特徵選擇性限制來刻畫造成語義違逆感的語義矛盾,哲學語義學研究領域則稱這種語義矛盾為範疇錯配(category mistake)。Chomsky 早年用例(3)說明語義是否會影響人們對句子合乎語法的判斷,今天看來顯然是不恰當的。 當下,學術界也極少有人嘗試支持 Chomsky 提出的句法解釋路線,因為 Chomsky 堅持句法系統應該是簡單而概括的,而這個理論路線會導致句法特徵泛濫。 不過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問題。 最具挑戰性的是一些句子中的範疇錯配無法用 Chomsky 提出的選擇性特徵加以解釋。 Magidor 給出過如下的例子:(38)#This person that I proved that John was mistaken in believing was a woman is pregnant. (39)#The thing Jane is thinking about is green.(38)中的 this person(這個人)性别不確定,而後面的關係小句為其提供了性别,即這個人是男人,而句子的主幹謂語是 pregnant(懷孕),這個謂語要求句子的主語是女性,所以句子在語義上是異常的(但並不給人語法違逆感)。 然而,這個語義異常無法通過假設 person(人)和 pregnant(懷孕)這兩個詞具有某種選擇性特徵加以解釋。 這無疑挑戰了以詞具有與句法相關的選擇性特徵作為解釋語義異常/範疇錯配手段的理論。 同樣,如果在上下文中,(39)句中的 the thing(東西)指的是“思想”,那麽句子在語義上同樣有範疇錯配,這個範疇錯配顯然不能通過 thing(東西)的某個句法相關選擇性特徵和 green(綠色)的某個選擇性特徵之間的語義矛盾獲得解釋。 這些範疇錯配句無法用句法理論直接解釋,自然在句法研究領域受到的關注就越來越少。(二)語義異常句是否有字面意義雖然句法領域不再持續關注範疇錯配句,但是哲學領域的語義學者對它的興趣不减。 主要的78
爭論集中在範疇錯配句是否有字面意義。 一個主張是,這些句子沒有意義,另一個主張是這些句子沒意義但有真值。 所謂範疇錯配句是否有意義指的是這些句子是否有字面意義而非隱喻意義等非字面意義。認為範疇錯配句沒有意義的一方通常理所當然認為這些句子沒有意義。有一些學者為這個主張提出了一些證據:首先,很難想象這樣的句子在什麽情况下是真的,而對於其他真值恆假的句子(哪怕是對經過嚴格證明成立的數學定理的否定),人們總能想象它們為真的情境。但這個意見的反對者如 Magidor 則認為,像英語中的 Two is green(數值 2 是綠色的)涉及範疇錯配。 人們一樣可以想象某些場景下它們被解讀為真或者假,所以不能簡單說這個句子沒有意義。 在筆者看來,這種基於能否想象什麼情況下範疇錯配句可以被判斷為真假的爭辯幾乎是純粹思辨性的,因此也很難說明雙方哪一方更有說服力。為範疇錯配句無意義提供另一種支持的論證路線是選擇一種特定的意義理論。 有人主張句子有意義需要有條件驗證句子的真假。 如果這樣的條件存在,句子就有意義,如果沒有這樣的條件,句子沒有意義。 而驗證句子真假的方法無非兩種,一是用經驗驗證,二是確認句子是否是分析句(analytic sentence),具有恆真或者恆假的真值。 按照這個理論,範疇錯配句沒有意義,因為找不到驗證其真值的條件。 同樣,反對者並不認為驗證條件缺失就等於句子沒有意義,並認為人們可以輕鬆認定 Two is green(數值 2 是綠色的)這句話是假的。 此外,按照傳統的驗證主義思路,如果人們承認有“非黑非烏鴉”的感知經驗,就可以證實“烏鴉是黑的”。 同理,人們認為存在綠色非數值的東西為真,存在綠色數值的東西為假,因此 Two is green(數值 2 是綠色的)為假。 既然這句話的真值為假,那麽它就有真值,所以也就有意義。 範疇錯配句無意義的第三種支持無非就是認為這些句子是胡言亂語(nonsense)。 但這個主張很容易把哲學上的“無意義” (no sense)和日常用語“胡言亂語(nonsense)”混為一談。主張語範疇錯配句有意義的一方又可以分為兩派。 一種認為,範疇錯配句有意義但沒有真值,下文簡單表達為 MBT,另一種則是認為這樣的句子有意義也有真值。 下文簡單表達為 MAT。 主張 MBT 的一方認為,範疇錯配句之所以異常就是因為沒有真值。 直接支持一個句子可以有意義沒真值的情况是涉及指稱現象的 That is red(那是紅色的)之類的句子在一個 that 所指不明的語境中有意義但沒有真值。 這樣的句子在不恰當的語境中讓聽者感到茫然。 關鍵是,這是否意味着範疇錯配句也是有意義無真值的。 Martin 認為,範疇錯配句在直覺上給人的不連貫感與預設失敗(presupposition failure)給人的不連貫感接近。 他認為後者是沒有真值的,所以相信前者也沒有真值。主張 MAT 的代表學者是 Magidor,她立場如下:1. 人理解自然語言是把詞的意義組合成句子的意義,既然人知道句子中詞的意思,就應該知道詞和詞組合的意義。 Magidor 意識到這個理由面臨一個挑戰性問題:如果詞和詞的意思之間不能組合,句子還有意思嗎? 她的答復是目前沒有任何可行的理論能够有效刻畫詞和詞之間組合受到的制約。 她認為,這些語義異常句充其量是沒有真值而不可能沒有意義,甚至主張這些句子不僅有意義,也有真值。 在筆者看來這個理由難以令人信服。 雖然目前還沒有能够精準刻畫詞和詞組合過程中所受語義制約的理論,這並不等於永遠不會有這樣的理論,而且目前沒有這樣的理論也不等於不存在詞和詞之間的制約。 如果制約是真實存在的,那麽當詞和詞組合違背制約時,組合就不可能成功,除非有别的機制能够使得那個制約被繞開,一旦這樣的機制發揮作用,語義組合獲得的結88
果也就不可能是兩個詞的字面語義的組合。 2. 分句組合可以提供範疇錯配句有意義的證據。 在 That is a number and that is green(那是一個數值而且那是綠色的)這樣的句子中 that is a number(那是一個數值)和 that is green(那是綠色)兩個分句都是有意義的,那麽這兩個部分組合起來一定是有意義的。 而它的意思等於 The number is green(那個數值是綠色的)。 筆者認為這個理由也難以令人信服,因為當第一分句被理解後,第二個分句中的 that 就被限定為一個數值,那麽第二分句有沒有意義就處於爭論狀態,因此整個句子有沒有意義又成了爭論。 Magidor 認為整個句子有意義應該是一種幻覺,因為“ that is a number”和“ that is green”都含有代詞,都是符合語法的,脱離語境,這些句子可能被認為有意義,因為人們可以隨意為 that 假想一個合適的指稱對象。 但是當它們放在一個句子中理解時,那個許可假想的條件不復存在,句子也就不再通過想象獲得某個意義。3. 同義句提供的證據。 Magidor 主張兩個有意義的句子可能才是同義句。 英語中的 Two is green(數值 2 是綠色的)可以翻譯成别的語言,例如法語的“Deux est vert(數值 2 是綠色的)”,這兩個句子可以互譯,說明它們意思相同,因此它們都有意義。 這個證據同樣令人懷疑。 當前英語和法語的兩個句子是一種機械對譯關係,筆者提供的漢語翻譯也一樣。 但這並不等於這些對譯的句子都有意義。4. 語句嵌套可以作證。 Magidor 認為一個範疇錯配句可以嵌套在一個主幹句中,做主幹句中態度動詞的賓語,如(44)。(40)Jane believes that the number two is green.這個例子果真是 Jane(簡)相信了一個有意義的東西嗎? 筆者認為這個證據沒有說服力。 如果賓語小句沒有意義,整個句子也沒有意義,儘管主幹句部分有一些意義。 例如漢語中的(41)。(41)老張相信老馬非常跑。(41)中的賓語從句“老馬非常跑”給人語法違逆感,無法理解。 同理,如果(40)句中的賓語從句是否有意義是有爭議的,那麽整個句子是否有意義也是有爭議的,儘管它的主幹句部分有意義。 這裡筆者想要強調的是,部分有意義並不等於整體就一定有意義。5. 隱喻解讀可以提供證據。 Magidor 認為很多的隱喻句都涉及到字面語義異常,例如 The si-lence was liquid(沉默是液體的),同時堅持既然隱喻句有意義,這些句子字面上也有意義,儘管語義是異常的。 這個證據也不可靠。 有比喻義的句子不需要有完整的字面句義,句內的詞或者短語在字面意義上無法組合。 這可以通過 Stern 假設的能應用於單詞和短語的“隱喻”算子實現。簡言之,隱喻是語義異常句獲得迂迴解讀的途徑,隱喻解讀不要求句子一定有字面的意義。(三)範疇錯配的語用解釋從語用學的角度看範疇錯配句,人們首先獲得的思路是:假設這些句子有字面意義且字面意義有真值,恆真或者恆假,按照格萊斯理論,這樣的句子違反了“質的準則”中的“不說知道不真實的話”“盡可能說帶來新信息的話”,所以這些句子沒有字面意義。 但 Magidor 認為這個解釋很幼稚,幷且指出範疇錯配句和“今天下雨也沒下雨”這樣的句子不一樣,後者才是真值恆定(恆假)的語義平凡句,這些句子與範疇錯配句給人的感覺不一樣。(四)語法違逆感和語義違逆感的異同綜合前人的討論可以看出,前人用預設失敗分别解釋有語法違逆感的句子和有語義違逆感的句子。 但問題是,理論家的直覺是這兩種違逆感不一樣。 如果用預設失敗解釋兩種違逆感,那麽它98
們的那種莫可名狀的區别又如何解釋呢?筆者認為,這種區别在於預設失敗是否可以消除或規避。 如果預設失敗可以消除或規避,句子有語義違逆感;如果預設失敗不能消除或規避,句子有語法違逆感。 回顧前文提到的有語法違逆感的句子。 這些句子在語義層面涉及一些虚詞語義(哪怕是用語序表達出來的語義)造成的預設失敗,Chierchia 認為有些句子不是預設失敗而是句子蘊含的不同命題之間存在語義矛盾,如果這個語義矛盾不可以消除,則本質上和預設失敗不可以消除是一樣的。相比之下,只有語義違逆感的句子雖然有預設失敗,但是這種預設失敗的影響可以通過某種方法得以消除,從而使得的句子獲得非字面的解讀。(五)語法違逆感和語義違逆感的語言學意義在先前的討論中,筆者在談及語法違逆感時,始終同步提到,有語法違逆感的語串不可解讀,而有語義違逆感的句子可以解讀,獲得非字面意義。 從句法理論建設的角度看,語法違逆感是參與造句的語言單位之間無法實現語義組合而導致的語感,這種組合的失敗發生在組合過程中,而非組合結果中。 從這個意義上看,語義組合的過程屬於句法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語言單位的語義內容成為語義組合必須滿足的條件,如果這樣的條件得不到滿足,則組合過程被強制終止,因此不會得到最終的組合結果。 而相比之下,語義違逆感現象中的語言單位所表達的意義之間在語義組合過程中不具有彼此匹配的強制要求,發生不匹配的情況,語用推理可以介入,從而產生語用意義,語用推理產生的意義實現組合。 因此這種現象所涉及的語義因素不具有句法性質。 Lakoff 曾經指出,一部分語義特徵恰恰是 Chomsky 所謂認為的句法特徵。這些句法特徵在語義組過程中一方面對組合過程能否順利進行發揮硬性制約作用,同時也最終成為語句意義的組成部分,因此這些句法特徵具有語義和句法雙重性質。 至於人類語言中是否有一套普遍的兼有語義性質和句法性質的語義內容,則需要未來在更多的觀察中不斷發掘。(六)邏輯結構、語法形式与語法意義前人把與意義相關的一些語法違逆感現象解釋為邏輯結構中出現的語義衝突。 在筆者看來,若邏輯結構是語義組合的產物,則在邏輯結構形成過程中,一旦發生邏輯語義衝突,就不會形成邏輯結構而非導致邏輯結構中存在語義衝突,即邏輯語義衝突發生在組合過程中而非邏輯結構中。換言之,導致語法違逆感的原因是語串上各個語言單位組合失敗,無法形成邏輯結構,語串沒有意義。 簡言之,不合語法的語串是整體上沒有意義的語串。 在此基礎上,可以反思所謂不涉及語法形式的語法違逆感與涉及語法形式的語法違逆感之間的關係。 語法形式,包括形態變化、虛詞和語序,負責傳遞概念以及概念組合受到的制約。 一旦語法形式不當,則會違背概念組合受到的制約,最終導致概念組合被強制終止,這就會導致語串整體上不能獲得邏輯形式,也就是語串沒有意義。無論是否有語法形式卷入其中,語法違逆感的出現都是語串無法獲得整體邏輯形式,沒有意義的直覺反映。 反過來看,那些所謂不涉及語法形式的語法違逆感現象中並非沒有語法形式,只是語法形式不顯著,例如卷入衝突的語義沒有獨立的形態,但這並不等於這個作為語義組合制約的語義沒有形式。 同樣,造成語義衝突並導致語法違逆感的語序也是有關語義的形式。 概言之,語法違逆感始終涉及形式和意義兩個方面。 至於那些並不導致語法違逆感而只會導致語義違逆感的語義衝突所涉及的意義及其關係不是語法的一部分,因此不是語法意義,而語法意義則是那些由顯著的或者不顯著的表達形式傳遞的,影響語串是否獲得邏輯形式的意義。09
五、結論本文縱覽了 1950 年代以來語言學界和哲學語義學界關注的兩類給人違逆感的句子。 一類句子有語義違逆感,無語法違逆感,另一類句子有語法違逆感,無法解讀(沒有意義)。 語言學界重點研究有語法違逆感的句子,哲學界重點討論有語義違逆感的句子。 總體上,雙方都在各自研究上提出某種語義矛盾,特别是預設失敗,造成了某種違逆感。 筆者認為,固然兩種違逆感都是預設失敗(或者蘊含語義矛盾)造成的,它們之間仍舊存在差異。 有語法違逆感的句子沒有意義,這種違逆感是不可規避的語義矛盾造成的,而單純有語義違逆感的句子是某些可規避的語義矛盾造成的,這類句子可能沒有字面意義,但在其組成成分經過語義調節後,可以獲得某個解讀,因此這樣的句子往往有非字面意義。 雖然本文以綜述為主,但是筆者也藉助已有漢語研究成果指出了國外理論界的局限性,特别是西方學者在對虚詞造成語義矛盾的研究中忽視了由語序表達的邏輯意義。 筆者的批評揭示了至少部分語序問題造成的語法違逆感本質上仍是語義矛盾造成的。 可以預期一旦漢語研究界正視語義違逆感和語法違逆感的關係,並結合漢語事實對其開展深入研究,這個研究領域一定會迎來很多有價值的新見解。①Noam Chomsky, Syntactic structures , Berlin: Mou-ton, 1957. ②Rudolf Carnap,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 , Lon-don: Routledge, 1937. ③⑩Gennaro Chierchia, Logic in Grammar: Polarity, Free Choice, and Intervention ,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④即通常說的“不合語法的感覺”,為了表達簡潔,此處表述為“語法違逆感”,與之相對的是“語義違逆感”,也就是給人語義上荒唐的感覺。⑤Márta Abrusán, Semantic Anomaly, Pragmatic In-felicity, and Ungrammaticality, The Annual Review of Linguistics , 2019, 5:329-51.⑥Chomsky 則認為句子有語法違逆感是純粹的形式(語序、形態)因素造成的,參見註①。⑦Jon Gajewski, On analyticity in natural languag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ttps://jon-gajewski.uconn.edu/wp-content/uploads/sites/1784/2016/08/analytic.pdf, 2002; Jon Gajewski, More on quantifiers in comparative clauses, In Tova Friedman, Satoshi Ito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8th Seman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Conference (SALT 18), Washington, DC: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2008, p. 340-357; Jon Gajewski, L-triviality and grammar , Hand-out,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Log. Group,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torrs, 2009.⑧Jon Gajewski, On analyticity in natural languag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02), https://jon-gajewski.uconn.edu/wp-content/uploads/sites/1784/2016/08/analytic.pdf.⑨Guillermo Del Pinal: The logicality of language: a new take on triviality, “ungrammaticality,” and logical form, Noûs , 2017, 53: 715-811.類似思想還可見 Von Fintel:Exceptive construction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 1993,1(2): 123-148,此處不做展開。Gila Sher, The Bounds of Logic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Alfred Tarski and Steven R. Givant, A Formalization of Set Theory Without Variables , Provi-dence, RI: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1987; Johan van Benthem, Logical constants across varying types, Notre Dame Journal of Formal Logic , 1989, 30: 315-42.Solomon Feferman, “Logic, Logics, and Logicism,” Notre Dame Journal of Formal Logic , 1999, 40: 31-54.Denis Bonnay, Logicality and invariance, Bulletin of Symbolic Logic , 2008, 14: 29-68.李文山:《也“論”都的複雜性及其統一刻畫》,北京:《世界漢語教學》,2013 年第 3 期。19
張蕾、潘海華:《“每”的語義再認識》,北京:《當代語言學》,2019 年第 4 期。Ofra Magidor, Category Mistakes Ox-ford ,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有些例外見鄭懷德:《 “住了三年”和“住了三年了”》,北京:《中國語文》,1980 年第 2 期。 但鄭文觀察是有問題的,限於篇幅此處不做展開。李文山:《焦點敏感副詞與“了”同現的語義條件》,北京:《語言教學與研究》,2011 年第 5 期。 有些例外見鄭懷德:《 “住了三年”和“住了三年了”》,北京:《中國語文》,1980 年第 2 期。陳振宇、李于虎:《經歷“過2”與可重複性》,北京:《世界漢語教學》,2013 年第 3 期。馬真:《說“也”》,北京:《中國語文》,1982 年第 4期;還可參見畢永峨:《“也”在三個話語平面上的體現:多義性或抽象性》,見戴浩一、薛鳳生主編《功能主義與漢語語法》,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年,第 79~94 頁。參見沈開木:《表示“異中有同”的“也”字獨用探索》,北京:《中國語文》,1983 年第 1 期。見 Daniel Hole, A crosslinguistic syntax of scalar and non-scalar focus particle sentences: the view from Viet-namese and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 2017, 26(4): 389-409。 Hole 提出用“替代選項”(alter-natives)作為理論概念解釋“也”的語義。Fox and Hakle, The universal density of measurement,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006, 29 (5):537-586.David Dowty, Word Meaning and Montague Gram-mar: The Semantics of Verbs and Times in Generative Semantics and in Montague' s PTQ , Dordrecht: Spring-er, 1979.沈家煊:《“有界”與“無界”》,北京:《中國語文》,1995 年第 5 期。李臨定:《動補格句式 》,北京:《中國語文》,1980年第 2 期;呂叔湘:《漢語句法的靈活性》,北京:《中國語文》,1986 年第 1 期。Cora Diamond, What nonsense might be, in Diamond, C., The Realistic Spirit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Arthur Pap, Types and meaninglessness, Mind , 1960, 69: 41-54.Shalom Lappin, Sorts, Ontology, and Metaphor , Ber-lin & New York: de Gruyter, 1981; Johanne Stern, Meta-phor, literal, literalism, Mind & Language , 2006, 21, 243-79.John Martin, A many valued semantics for category mistakes, Synthese , 1975, 31:63-83. Johanne Stern, Metaphor, literal, literalism, Mind & Language , 2006, 21, 243-79.George Lakoff, Toward generative semantics, reprin-ted from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7 Notes from the Linguistic Underground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George Lakoff, Linguistics and natural logic, Syn-thesis: 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 , II 1970, 22(1/2): 151-271.作者簡介:李文山,西安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 西安 710128[責任編輯 桑 海]29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中西文化 / 文化遺產與人類學專題·主持人語:近年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邁入制度深化與理論創新的關鍵階段。 國家持續完善文物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律體系,確立了分門別類、層級分明、兼顧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多元體系。在強化制度保障的同時,更加注重文化遺產的全面性、系統性與活化利用,提出“讓文物活起來”等理念,積極推動社會力量參與,逐步形成了全民保護的新格局。 但毋庸諱言,當前文化遺產保護仍面臨諸多嚴峻挑戰,考驗著制度彈性與政策協同的現代化治理能力。澳門自回歸祖國以來,逐步構建起以文化遺產保護為核心的文化治理體系,形成“政府主導、民間參與、學術支持”的三方協同機制。 在現實與理論需求交織的雙重背景下,澳門理工大學適時闢設“文化遺產與人類學”博士學位課程,並在《澳門理工學報》首次推出相關專題,致力於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遺產保護體系貢獻學術智慧與實踐方案。高丙中教授系統梳理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從“整體性”到“系統性”的概念演進,指出“系統性”已成為當前非遺保護的基礎性理念。 在保護對象維度,強調通過分類與串聯將分散的非遺項目整合為系統化的保護對象;在保護方法維度,提出“非遺進校園”、“生產性保護”和“文化生態保護區”等系統性實踐路徑;在保護體制維度,探討了國家主導、多部門協同的非遺保護制度體系。 這種“系統性”概念不僅是對“整體性”的超越,更體現了中國非遺保護的理論自覺。宋俊華教授聚焦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的認定機制,指出該制度源自聯合國典範,通過社區申報與國家逐級認定,將優秀傳統文化提升為國家文化典範。 他批判了當前名錄評審中存在的“平庸化”與“功利化”傾向,強調名錄的本質在於國家對社區文化的“典範化”,非遺代表作不僅是文化多樣性的體現,也是國家建構文化記憶、強化民族認同與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工具。 在非遺認定中,應處理好社區與國家、多樣性與統一性、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多重關係,激發基層自覺自信。張先清教授指出,中國海岸帶文化遺產面臨風暴潮、污染與過度開發等多重威脅。 當前海岸帶綜合管理偏重自然資源,忽視文化遺產維度。 他批判傳統的“自然—文化”二元思維,借鑑德斯科拉、拉圖爾等人的理論,強調海岸帶是自然與文化交織的複合系統,其遺產具有生態、文化、經濟與社會多重價值。 為此,應通過空間規劃、風險評估與多部門協同,將文化遺產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框架,建立跨學科、多主體保護機制,推動生態—文化—社會協同可持續發展。上述研究共同推動了文化遺產保護策略的認識論轉向:從聚焦單一項目的存續展示,轉向關注其在社會結構、制度環境與生態系統中的關係網絡與保護路徑。 而其更深層的意義在於,面對氣候變化、人口流動與身份重構等多重挑戰,提供了一套文化保護與可持續性發展的策略架構:透過跨部門、跨學科及跨生態的協同機制,將歷史記憶與傳統文化實踐轉化為具有韌性的資源和策略。主持人簡介:林發欽,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澳門文教出版協會會長、澳門口述歷史協會會長。 主要從事澳門歷史文化、文化遺產與旅遊、文化治理與公共政策、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研究,近年對澳門抗戰史用力尤多。 出版專著《澳門人的抗戰》、《澳門史稿》、《澳門街道的故事》、《澳門傳統手工業口述歷史》、《傳承出新: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人法地:澳門土地神壇調查報告》等多部。 其中《澳門人的抗戰》榮獲第八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普及讀物獎”。39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理解非遺保護系統性概念的三個維度*高丙中[提 要] “系統性保護”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實踐和學術研究的常用概念之一,近年來被賦予了基礎性概念的地位,這既體現在國家政策文件的正式表述中,也體現在學術討論的理論聚焦上。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也和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一樣,最初曾把“整體性”和“本真性”作為兩個基礎概念,但隨著實踐發展,“本真性”很少再使用,“整體性”也被“系統性”所取代。 本文嘗試從保護對象的系統性、保護方法的系統性和保護體制的系統性三個理論維度來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系統性概念,進而在更廣泛的中國現代化實踐中分析系統性概念發揮功能的情景,由此認識當前中國社會實踐的時代屬性。[關鍵詞] 非物質文化遺產 整體性保護 系統性保護 中國實踐[中圖分類號] G1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094 - 10一、“系統性”成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基礎概念非物質文化遺產(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簡稱“非遺”)保護作為人類共同事業,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相關公約推動,促使全球絶大多數國家和眾多國際組織展開合作。 在一國範圍內,非遺保護的實施同樣是政府、專業團隊、文化實踐者群體與公民協同合作的過程。 非遺保護將各種不同的社會主體凝聚起來,推動其採取集體合作行動,因此需要有自己的精神感召與觀念共識;同時,作為一種具有很強專業性的文化事業,非遺保護也必須有其自身的工作原則與技術指標,為不同主體之間的協商與合作提供觀念基礎和評價尺度。 中國的非遺保護既是一項全國性的文化工作,也是一場波及廣泛、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其得以持續發展的觀念條件值得認真發掘。 在政策宣示和學術研究中,中國的非遺保護都將“整體性”和“系統性”作為“原則”概念。 作為初步探討,我們可以從系統梳理這一集體行動過程所依託的基礎概念入手。從專項工作的意義上説,非遺保護是隨著 2000 年崑曲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而進入中國的。 全國性非遺保護工作的啟動,則以 2005 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為標誌。 這一文件實際上是中國國家層面非遺49*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項“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與統一監管的實現路徑和政策支持研究”(項目號:24ZDA079)的階段性成果。
保護的實施方案,明確了保護的目標、方針、工作制度和機制,並頒布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辦法,由此啟動了第一批國家級非遺代表作名錄項目的申報、評審與公布工作。 文件也首次正式提出要“堅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真實性和整體性”,從而為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非遺保護的專業化奠定了根本基礎和創新衡量標準。 當時,“真實性”和“整體性”這兩個概念(在措辭上,“真實性”和“本真性”、“原真性”,“整體性”和“完整性”可以互換)是並重的①,但隨後,一方面受公約實踐和國際學界觀念變化的影響②,另一方面受國内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對“整體性”保護的特别加持③,“本真性”逐漸淡出中國非遺保護實踐和學術研究,“整體性”則成為獨立的“原則”概念,既體現在學術文章中,也見諸於法律條文④。 一些文章或文件也開始使用“系統性”概念,甚至將“系統性”與“整體性”並用,如文化部副部長王文章在 2010 年指出,“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已由以往單項的選擇性的項目保護,逐步走向全國整體性、系統性的全面保護階段” ⑤。 然而,此時“系統性”作為一項原則的具體概念,尚未形成專業共識。到 2020 年前後,“系統保護”和“系統性保護”在非遺相關工作文件和學術文章中成為正式的、專門的表述,“系統性”逐步取代“整體性”,完成概念上的升級換代。⑥這一變化體現於 2020 年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其中明確提出“深入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強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 “系統性”概念在非遺保護中的核心地位,則明確體現在 2021 年 8 月由文化和旅遊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組織專家研擬、並經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於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中。 這裡的“進一步”對應著 2005 年國務院辦公廳的相關通知。 新的指導意見在“指導思想”部分強調“切實提升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水平”,而“整體性”概念僅以“整體保護”的表述出現在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部分。 顯然,“系統性”已被提升為非遺保護領域最基礎的專業性概念。 宋俊華等學者將這一變化視為中國非遺保護的階段劃分依據,他把中國的非遺保護分為三個階段,認為以 2021 年上述《意見》為起點,非遺保護進入第三階段,而其主要標誌是非遺系統性保護全面開始實施。⑦“整體性”作為非遺保護的基礎性概念,是這項事業的歷史因果產物。 2003 年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衍生自 1972 年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⑧,兩者屬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保護工作的不同序列。 1972 年公約創生了“世界遺產”的概念及其保護理念⑨,為文化遺產保護積累了成功的經驗和操作範例。 這些基於“整體性”原則的經驗,自然為 2003 年公約的非遺保護所承襲。 但非遺保護作為另一公約所規定的領域,畢竟有其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在 2003 年公約討論過程中顯然已為各方所感知,只是尚未得到充分、清晰的表達。 非遺保護作為一種多主體參與、合作的公共文化實踐,其獨特性需要在保護實踐中逐步顯露出來,並被當事人和研究者所發現和表述。 “系統性”概念的後來居上,就是這一實踐過程和學術反思的產物。“整體性”與“系統性”在詞義上具有相似性,都可以指多部分集合而構成的一體之物,都具有齊備、完全的意涵和該當的功能預期,因此在非遺保護和文化遺產保護中經常被互換或合併使用。⑩但當針對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遺產和文化遺產保護的具體對象時,二者在語義内涵和語用功能上有明顯差異。 “整體性”是一體之物的固有屬性,而“系統性”是多事物關聯、結合而產生新功能的屬性。 二者的區別在於,“整體”本身是一體,“系統”是多體卻具有了一體性(類似一體的某種屬性,但並非一體)。 物質文化遺產(如遺址或古建築)本質上是一個在物理空間上具有邊界、辨識度很高的存在,在該項目成為文化遺產時,其整體已經被認定。 非物質文化遺59
產則是一種活態文化,存在於生活實踐之中,是活生生的人所進行的活動所藴含和呈現的,它被確認為非遺代表作時,並不能認定什麽構成其整體,申報和立項依據的材料主要發揮索引和底本的作用,其整體是未來保護工作不斷發現的對象。由於物質文化遺產本身被認定為一項實體,對它們的保護當然要保障其完整性,用“整體性保護”是適切的。 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言,因為它們依存於傳承人群的活動(講述、表演、實操),起碼可以分解為可辨識的文化表現形式(如項目申報書文本所代表的)和傳承人的文化呈現,此時固然可以採用整體性概念確保該項目的完整性,但非遺保護涉及參與保護行動、保護事業的眾多機構和主體,改用“系統性”概念則更為適切。 2004 年,劉魁立在闡述非遺整體性保護原則時提出,不僅要關注文化事項本身,也要關注其生存環境和歷史形態,整合與協調各方利益,尊重文化共享者的價值認同和文化認同。在今天看來,將這裡的“整體性”替換為“系統性”或許更為貼切,因為其所描述的正是多主體、多事物結合從而產生“保護”新功能的過程,而這恰恰是“系統”的屬性。二、從三個維度認識非遺保護的系統性概念既然系統性已成為非遺保護的基礎性概念並被廣泛使用,那麽對其內涵進行理論梳理就顯得十分必要。 我們將從三個維度展開分析:第一,對非遺保護的系統性進行理論分析的對象維度。 非遺保護是從一個個具體項目的認定與立項開始的,但在公共文化事業的意義上,它不只是對各個項目分别採取孤立行動,而是以項目為基礎進行了富有創造性的系統化,主要表現為非遺項目的單項關聯和多項目集合,從而構成非遺保護的實踐對象。第二,非遺保護的系統性方法維度。 由此可以看到系統思維如何指導非遺保護措施的設計與實施。第三,非遺保護的系統性體制維度。 非遺保護的制度體制、工作機制幾乎涵蓋國家各個領域和社會各種主體(如行政、專業與社群等相關方),它們分别或共同構成非遺保護的制度體系、行政體系、專業工作體系及實踐體系等,其協同運作構成中國的非遺保護系統。今後,我們還可以通過四個語境———活態文化、瀕危話語、分類命名和社群代表性———進一步揭示系統性保護的語用條件與實踐邏輯。 希望通過這一探索,不僅能深化對系統性概念的理解,也能夯實我們對於非遺保護中國實踐的認識。(一)理解非遺保護系統性概念的對象維度各國的民族民間文化都是汪洋大海般的存在,非遺保護從一個個的立項開始,項目經過申報、評審和官方公布而確立,具有較大隨機性,相互之間在這個環節並不具有必然的内在聯繫,因而呈現散佈狀態。 但是,非遺保護是由專業團隊參與運作的,從我個人的親身經歷來看,程序性工作的幾乎所有環節和步驟都是以專家團隊的研擬為基礎的,非遺保護正是從單獨的項目開始構築多種操作對象,使其成為全社會的公共生活内容,成為國家的文化事業,成為世界絶大多數國家參與的人類共同事業。 非遺保護雖從具體的項目著手,卻不僅是各項目在自身傳承社區內發生的事件,更是動員全社會參與的運動。 這種可能性之所以成為中國非遺保護的現實,直接得益於非遺保護採取多種系統化方式構建自身的工作體系。單純看非遺項目保護,也一直強調系統保護。 非遺項目的立項必須按照國家級名錄項目申報—評審的分類進行操作,而現行分類共有十個類别: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69
藝;傳統體育、遊藝與雜技;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傳統醫藥;民俗。 由於一個項目只能對應一個類别申報,那麽項目申請必然採取細分策略,例如歌舞部分的現實情況就會被分割為音樂和舞蹈分別申報。 專家了解這種分類和申報規則的實際問題,項目實踐者當然也會在傳承活動中突破分類限制。專家和實踐者都會支持不限於項目本身的保護方式,因此形成了以項目為中心的整體性保護、系統性保護主張,幾乎從非遺保護興起之初,業内就這樣在做。 在保護實踐中,非遺項目與其所依託的生產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以“薅草鑼鼓”為例,田埂上的人在敲鑼打鼓唱歌,田裡的人在插秧,你不能説只保護在田埂上唱歌敲打鑼鼓的内容,因為它還涉及具體的生產方式,包括鄉村中的生產互助互惠等觀念。 這些村社合作精神也是項目保護的關聯内容。 這就構成了以項目為中心卻關聯多種要素的系統性保護(早期更常採用“整體性保護”的概念)。非遺的分類發揮了項目各自分立的邏輯功能,其邏輯力量的運用既可以造成項目的分散化、細碎化,也可以作為系統化工具對項目進行重組,直至以整體形式發揮作用。 在中國非遺保護的創新實踐中,常見單項或小分量的項目經由名錄的系統化而成為大體量、大影響的保護對象。作為系統化的起點,非遺保護主體通過項目間關聯而構成系統性的整體保護對象。 例如,德州扒鷄等地方風味食品散見於各地民眾的日常生活,單獨項目未必能够納入國家級非遺代表作。但如果將這些地方性的小項目串聯起來,就成為中華飲食文化的一個序列,就能够以系統化對象彰顯對中國文化的代表價值。 民族文化的魅力往往通過日常生活體現,其中飲食文化最具親和力(對內的凝聚力與對外的吸引力)。 中國生活文化的全球影響力必然要把飲食項目排在前面的位置。 很多外國人之所以喜歡中國文化,形式多樣的飲食是重要原因。 由於中國地域差異大,飲食種類繁多,口味豐富多彩,自古強調“民以食為天”,無論是宫廷的奢侈還是民間的簡樸,都以自己的資源條件把很多心思花在吃的上面,從而造就了品類繁多的飲食。 通過一個個具體的非遺項目將中國飲食文化串聯起來,對於我們的文化自信具有非常感官性的影響力。 國家級非遺名錄將天津狗不理包子製作技藝、浙江衢州邵永豐麻餅製作技藝、蘭州牛肉面製作技藝、新疆饢製作技藝等分散各異的地方項目合併歸入“傳統麵食製作技藝”,構成了中國麥作文化的一個代表系列,正是對象系統化方法的體現。這種項目串聯的系統化方法在“實戰”中成為中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有效工具。 例如,剪紙藝術在眾多地區都有國家級代表作項目,各地普通民眾(多為婦女,也有男性傳承人)的小項目組合起來,足以代表中國文化成功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 再如,立春、清明、穀雨、冬至等節令項目先期分别確立為非遺代表作,後以“二十四節氣———中國人通過觀察太陽週年運動而形成的時間知識體系及其實踐”於 2016 年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這也是一個基於部分已經立項的國家級項目在“二十四節氣”名下進行系統化對象重構的例子,具有重大的影響和示範作用。中國非遺保護的四級名錄及其分類體系本身是一種在保護實踐中支持對象設計創新的工具,以多種方式發揮了系統化保護對象的作用。 這種方式方法使分散的小項目可以發揮支撑大事業的功能。 參與其事的專家團隊通過逐步發揮其内在的邏輯力量,使非遺保護從單獨的小項目起步,集成為地方社區、國家乃至人類共同的事業。 國家之所以願意投入資源支持非遺事業,正因為它確確實實顯現為大事業、大結構、大格局,它的份量在實踐過程中可以不斷增長。(二)理解非遺保護系統性概念的方法維度非遺保護從紙上公約到世界上絶大多數國家加入並承諾履行責任,動員國民廣泛參與,必須經79
歷一個落地實施的過程,而這一過程的具體步驟需要不斷的方法創新來提供支持。 回顧中國非遺保護的發展歷程,雖然“系統性保護”方法論近期才明文確立,但分析其實績可見,系統性作為思想方法,一直都是這項事業在中國社會落地擴展的概念工具。應採取何種措施來保護非遺項目?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列出了 9 項工作方式。鑒於中英文翻譯的準確性以及中文自身語詞搭配的合理性,建議將公約的英文表述譯為:“保護”是指目的在於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命力的諸種措施,包括對這種遺產的各個方面的認定、立檔、研究、保存、維護、推廣、加強、傳承(特别是通過正規和非正規教育)和振興。 中國的非遺保護工作文件並未全盤照搬這一套措施,為結合中國實際進行方法創新保留了空間。 2011 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三條規定,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採取傳承、傳播等措施予以保護”。 在實際工作中注重實現“振興”這一目標,政府部門專門設立重大工程振興傳統工藝、傳統戲劇和傳統醫藥,其中包含直接以“振興”為目標和手段對非遺開展傳承和利用的工作。 在具體實施方法上,主管機構、業務機構和專家團隊分工合作,其中一個卓有成效的方式是以系統性概念創設保護方式,如非遺進校園、非遺生產性保護、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等具有顯著中國特色的方法創新,都可以視為非遺系統性保護的產物。非遺進校園是《公約》關於利用正式與非正式的教育傳承非遺的建議在中國以系統性思維落實的生動表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 34 條也載明,“學校應當按照國務院教育部門的規定,開展相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 但各級各類學校歸教育部管理,校園、課堂、教材都受到嚴格規範的管理,由文化部門管理的非遺難以從外部直接進入學校系統。 非遺失傳危機源於現代學校教育與生活文化傳承的分離,中國方案將非遺保護的複雜工程簡約化為傳承與傳播兩個要點,優先打破學校教育和生活文化的既有運行體系,以來自生活文化的非遺為抓手重建系統。非遺進校園具體包括:(1)非遺項目進入校本教材,重構教材體系;(2)非遺傳承活動進課堂,包括邀請傳承人進課堂,面對面(甚至手把手)向師生傳授藝術課的民歌或舞蹈、體育課的武術、手工課的剪紙或泥塑等非遺項目的内容,這些地方特色的文化項目充實了課堂,也改變著學校的面貌,使之接地氣、有生氣;(3)傳承人進入教師體系,擔任課程講師、專業導師或學位導師,打通了傳統文化技藝傳承與正規教育體系的通道。 在某些情況下,“非遺進校園”是以學校師生走出校園參與傳承現場活動的方式進行的,由此發展出頗具規模的研學體系。 “非遺進校園”既是豐富多彩的活動項目,也是一項長期持續的文化傳承工程,鋪設著多個分立、分隔的系統之間的聯繫,既以有效方式落實非遺傳承傳播,也參與培育學校在知識傳播功能之外的文化傳承功能。 這些都是系統性思想方法重建社會關聯的成果。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一些類别經過改變條件可以適應市場經濟,其中,針對具有市場潛力的傳統技藝、傳統美術和傳統醫藥類非遺項目,提出了生產性保護措施。 2010 年 11 月 4 日,文化部辦公廳下發《關於開展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範基地建設的通知》,明確將生產性保護作為一種積極的保護方式納入國家行動。 此前,文化部、商務部及學術界已開展研討。 2007 年 2月 12 日,商務部和文化部聯合發布《關於加強老字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嘗試藉助政策支持,使具有市場潛力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同時做好傳承與發展的文章。 2009 年初,文化部在北京主辦“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方式保護論壇”,專家們認可在以手工為主的非遺項目中採用生產性方式將非遺傳承與經濟效益相結合。 2011 年 10 月 31 日和 2014 年 5 月 16 日,文化部分兩批89
公布了 100 家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範基地,涵蓋全國各地傳統技藝、傳統美術和傳統醫藥類項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產性保護在提出之初是一種創新舉措,其依據仍然是系統性的思想方法。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必要性的論述常常會引入瀕危話語,認為某些非遺項目正在因傳統生活方式消失而失去活力,如拉網號子、田歌等僅能以展演方式留存。 而傳統技藝、美術、醫藥類項目的代表性作品往往具有商品屬性,對它們的有效保護需創造條件使其商品生產能够與市場銜接,有暢通的流通渠道以適應市場需要,有一定的生產規模保障其存續與活力。 生產性保護的要點在於保障生產,進入並贏得市場。 生產性保護的提出涉及傳統社會系統與現代社會系統的對接,一方面認識到非遺項目脱離了一個正在消亡的社會系統,另一方面尋找進入現代市場經濟系統的途徑,即通過提供條件將非遺項目重置於現代市場體系。非物質文化遺產領域創立、實施的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是一項深具中國特色的文化工程,覆蓋地域、人口及文化遺產項目規模宏大,所以在全國意義上堪稱壯觀,而每一個文化生態保護區得以立項、規劃與實施,均依賴系統性概念的方法支持和系統化過程的成果積累。 文化生態保護區在設計上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中心,整合物質文化遺產和自然生態,通常在地市級區域(極少數是縣域,少數幾個是包含多個地市的區域)範圍内落地實施。 2007 年 6 月,文化部批准設立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在當時的論證口徑中被視為創立了一種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開展整體性保護的新方式。 至 2017 年,文化部先後批准設立了 21 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涵蓋徽州、熱貢、羌族聚居區(涉及四川、山西、甘肅)、客家聚居區(梅州、贛南、閩西)、武陵山區(湘西、鄂西南、渝東南)、浙江象山(海洋漁文化)、晋中、濰坊、迪慶、大理、陝北、河池(銅鼓文化)、果洛(格薩爾文化)、寶豐(説唱文化)、玉樹(藏族文化),涉及 220 個縣級單位、399 個國家級項目。2020 年,文化和旅遊部又批准設立河洛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洛陽)以及景德鎮陶瓷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 此外,各省亦設立省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近期主管部門正開展新一輪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申報和立項評審,數十個申請待批。文化生態保護區被視為生態博物館的新發展,但二者有很大區别。 生態博物館是鄉村體量的民族文化保護地,而文化生態保護區是縣級和地市級的文化遺產傳承、傳播、利用的區域;前者的理想狀態是最少介入,而後者的創立目標是行政及文化事業機構發揮主導作用去規劃建設。 鄉村是小共同體,居民多為民族文化的實踐者、知情者或參與者;縣及地市是大共同體,文化遺產一般只與部分人、甚至少數人直接相關,創設文化生態保護區旨在通過政府及多方努力重建文化遺產項目與公眾(社區、學校、公共場所等)的密切關聯。文化生態保護區不是生態博物館的擴大版,而是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事業的創新工程,其在創意上依靠專家在兩個層次運用系統性概念:(1)把分别認定的本地非遺代表作項目聯結起來,如陝北文化生態保護區的規劃將音樂舞蹈(陝北民歌、陝北秧歌等)、戲劇(陝北説書、陝北道情等)、民俗(節日、廟會等)等地域特色濃郁的非遺項目歸入類别、序列;(2)將非遺項目的類别和序列與同地域的物質文化遺產、自然遺產(景觀)對接起來,如將三個部分統合起來構成陝北文化生態整體的延河流域走廊(延安市)和無定河流域走廊(榆林市)。專家團隊通過單一項目的形式和主題歸類構成第一次系統化,再通過非遺類别、序列與物質文化遺產和自然生態的系統化表述而構成“文化生態”的整體性,使“保護區”的區域一體性得到充實。 這兩個層次的系統化需要借助傳説圈、廟會圈(信仰圈)、作物區、商道、流域等多種輔助工具。99
系統性概念作為創新的思想方法,在各個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概念構建、内容描述與建設規劃等方面都發揮了支撐作用。(三)理解非遺保護系統性概念的體制維度非遺保護在國際層面所依據的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及相關國際組織,本身也是一套制度體系;在國内則需要政府主導建立一系列制度,建立行政管理機構、專業指導和服務機構、專家隊伍,建立非遺代表作名錄體系及傳承人體系,建立公眾廣泛參與非遺傳承和傳播的體制與機制。事實上,2005 年 3 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同時下發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確立了“逐步建立起比較完備的、有中國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的目標,確定了文化行政部門主管、部際聯席會議協調的行政管理體系,確立了非遺代表作名錄建設的具體工作任務,後續發展成為國家四級名錄體系及傳承人體系。 至 201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頒布實施,標誌著中國非遺保護體系初步建成。中國的非遺保護體系在國家管理層面由三個部分構成,即部際聯席會議、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和對外文化聯絡局、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部際聯席會議由文化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教育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財政部、建設部、國家旅遊局、國家宗教局、國家文物局等“部委局”組成,文化部為牽頭單位,部長任召集人,副部長任秘書長,各成員單位有關負責人任成員。 在文化部内,初期由社會文化圖書司承擔行政工作,2009 年 3 月設立獨立建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司”負責國内工作,相關國際事務由“對外文化聯絡局”分擔。 鑒於非遺保護專業性強、業務量大,2006 年 9 月 14 日,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掛牌成立,定位於承擔非遺保護專業事務的國家中心,與陸續成立的省市區、地市、縣區非遺中心構成一個處理專門事務的全國體系。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本可作為一項文化工作由文化部系統自身組織實施,但中國的非遺保護並未局限於此,而是從一開始構建國家管理體系時便將十餘個相關部委局納入,“系統化”為一個新的管理體系和機制,這既有利於全社會、全領域的參與,也直接推動了非遺保護從文化專項工作提升為全面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公共事業。 非遺保護起初只是一項文化遺產的專門工作,在開展過程中逐步從群藝館、文化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場所走入學校(非遺進校園)、社區,成為文旅融合的重要機制以及文化產業、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的建設性内容。 這一巨大的社會功能轉變與部際聯席會議的國家格局相對應。 中國非遺事業不是就便利用現有體制,而是通過重建制度體系發揮獨立作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體制建設當然在根本上需要構建國家法律與地方法規配套的完整體系。2011 年 2 月 25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發布施行。 這部文化領域重要法律的出台,標誌著中國非遺保護進入規範的依法保護階段。 該法源於 1998 年九届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保護民族民間文化的立法動議,建議雲南省率先制定保護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地方性法規,為國家立法積累經驗。 2000 年 6 月 26 日,《雲南省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條例》通過。 2002 年 8 月,文化部向全國人大報送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法建議稿,2003 年 11 月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法(草案)》。 2004 年中國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後,國務院在 2005 年發布通知全面開展非遺保護工作,民族民間文化的立法調整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立法。 經反復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草案)》經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於 2010 年 6 月提交全001
國人大,經兩次審議後於 2011 年 2 月通過,由國家主席胡錦濤簽署第 42 號主席令,自 2011 年 6 月1 日起施行。目前,絶大多數省(區、市)已經出台了實施非遺保護的地方條例,其中 7 個省(區、市)的立法文件是在《非遺法》頒布之前出台的,17 個省(區、市)的配套立法是在《非遺法》頒布之後出台的。從我們參與非遺法和地方條例相關研討的經歷來看,法律體系建設是行政、立法、行業、公眾在專家團隊的中介作用下建立關聯、研擬條款的複雜漫長過程,在技術上就是建立一個系統並有效運作的過程。三、在中國現代化實踐中理解非遺保護對系統性概念的運用結合 2005 年國務院辦公廳提出的關於初步建立中國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體系的目標,再對比 2020 年以來各項政策文件中對“非遺系統性保護”的倡導,我們或許會發現,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專業思維正在從以“整體性”為基礎概念向以“系統性”為基礎概念演進,甚至有人將這種演進視為一種升級替代。 然而,分析“系統化”概念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實踐中的運用,無論是在對象維度、方法維度還是體制維度,都可以看出,“系統性”始終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走出具有獨特性的道路所依賴的思想工具。 政策文件和學術成果中語言表述從“整體性”到“系統性”的轉變,在基本面上反映了對概念使用準確性的追求。 原先用“整體性保護”所概括的實踐方式,其實用“系統性保護”更恰當,正如我們之前引用劉魁立論文化生態保護區的觀點時所解析的那樣。 更根本的是,這體現了專項工作的推進與國家現代化事業的契合。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已成為一項吸引全社會參與、全面融入國家現代建設各個領域的文化事業,既是因為在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正確時間”引入它,也是因為中國的非遺保護主體在逐漸學會用好系統性概念的過程中,以“正確方式”實施著非遺保護行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在 2000 年前後引入中國,可謂恰逢其時,它回應了時代巨變中重建國土與國民聯結方式的迫切需求。 中國從傳統的定居農業社會向工業化和城鎮化驅動的高度流動社會轉型,伴隨而來的是長期的動盪與戰亂(各種“内憂外患”)。 黨政合一體制建立後,行政、經濟和政治秩序的高度一體促進了內部凝聚力,但阻礙了對外交往和國家利益的追求。 隨後,對外開放和參與全球化,帶來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數十年來熱度不减的春運人潮是其徵兆)。 在這種轉型狀態下,民族凝聚力和國家秩序不可避免地面臨形形色色的新挑戰。國民獲得一定自由之後,國家對他們的吸引力就必須建立在自願選擇和個人興趣的基礎上,而文化遺產就是這種社會心態下重建國民個人、社群及全體與國土認同關係的憑藉。 先期開展的文化遺產項目,如兵馬俑、長城、故宫、泰山和三江併流等,都得到了國家的大力支持(開放的基礎設施和魅力宣傳)。 這些舉措吸引了國民自願或付費參訪,從而增進了國民對於祖國江山社稷和歷史節點的體認。相比之下,來自日常生活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是在地的,也是可以流動展演的;它的傳承和傳播過程既促進了人們對文化項目的欣賞和人際關係的親和性,同時也型塑著國民與國土以及國民相互之間的一體性。 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重建自由流動的國民與蘊藏著歷史記憶的國土之間一體關係的較優方案,值得國家透過建立專業或專門的多層次系統來給予支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各國政府基於國際公約在國家層級主導實施的工程。 各國對它的需求不同,投入不同,推行過程和取得的成就也各不相同。 如前所述,它在一個“正確的時間”出現在中101
國面前,中國以“正確的方式”打開這個寶盒,依靠豐富的創新方式,將一紙文書轉化為一場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在國家各部門和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下,成為各種媒體持續報導的熱門話題。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非物質文化遺產一直是國際文化傳播的熱點之一;在世界各國的比較中,中國在非遺保護方面的創新做法為其贏得了顯著的能見度和巨大的影響力。 僅從一些量化指標來看,過去二十年,國家投入的資金已達數百億元人民幣。 五批共 1,557 項目被列入國家級名錄,涉及 3,610 個申報地區或單位;六批共 4,010 位代表性傳承人被納入國家級名錄;中國成功申報44 項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以及急需保護名錄和優秀實踐名錄),佔比近 5.6% ,體量驚人。 學者們在國際比較中,將中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創新概括為“中國實踐” 或“中國經驗” ,這確實有豐富的實證支持。 我們看到,中國的成功在於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需求、投入和專業技術的系統化,對象建構、方法創新和體制建設都以系統性概念為支撑,並取得了顯著成就。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基礎概念在學術論述和政策表述中從整體性到系統性的演變,恰是這一過程的自覺意識的呈現。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系統化操作把原先分散的要素(主體、資源等)聯結起來,形成組織性的、穩定秩序的對話關係、合作關係,並產生要素本身不具有的系統特有的功能:(1)民族民間文化活動以自在的方式散佈在“民間”的各個角落,非遺保護的四級代表作名錄把入選的項目組成中國的國家與社會共同承諾保護的對象,項目的傳承人群有機會在各種公共空間(節會、博物館、學校、媒體)相聚,由此形成了國土範圍和國民體量的相互看見、相互欣賞。(2)這一個公共文化活動的新格局、新景觀是由國家專設的行政、財政、法律制度所支持的,内中也是一系列改革所構成的國家現代治理的能力建設。(3)非遺保護由國家承擔責任,由行政主導,但它是專業性很強的公共事務,需要重建一個相匹配的專家系統。 我們並没有一個在非遺保護之前就存在的專家隊伍,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活動的開展,才逐漸形成了打破原有學科分野的非遺專家隊伍。 這個過程匯集了國內外多學科研究人員,形成了一個協作提供公共服務的新型學術共同體。 非遺學的興起,正是這一過程的自然產物。(4)這些社會結合實際上發揮著新形勢下社會重構的系統化機制,促成各種分散的要素有序流動,在制度支持的通道裡自願結合,形成新型的社會團結(solidarity)。(5)非遺保護抓住了這一時期中國現代化需求所提供的機遇,在文化上調整了歷史與現實、本土與外部、社會與國家的關係,也就充分利用了為這一重大需求所配置的巨大資源和制度支持,從而建立了作為一項文化工作的非遺保護體系。 這項文化工作在運作中逐漸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幾乎所有領域,文旅融合、鄉村振興、區域經濟發展、民間外交等國家議題,都對非遺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保持著強烈的期待和信心。 這就形成了非遺保護作為多個子系統一體化運作與其自身融入國家現代化發展大局的雙向支撑關係,其前景樂觀可期。〔本文部分内容曾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舉辦的學術會議上進行交流,鄧苗博士幫助整理了會議發言,謹此致謝〕①如張成渝、謝凝高《“真實性和完整性”原則與世界遺產保護》(北京:《北京大學學報》,2003 年第 2 期)一文所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972 年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在實施中是真實性和整體性201
並重的。 非遺保護在國内興起時,學者們直接借鑒了世界文化遺產的經驗,最初也是對這兩個概念並重的,如李榮啟《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主要原則與方法》(南寧:《廣西民族研究》,2008 年第 2 期)同樣重視非遺保護的本真性原則和整體性原則,在這個時期頗有代表性。②劉曉春:《“本真性”何以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不當用詞”》,南寧:《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24年第 5 期。③劉魁立:《文化生態保護區問題芻議》,浙江金華:《浙江師範大學學報》,2007 年第 3 期。④2011 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没有沿襲 2005 年國務院辦公廳的相關意見,明確將真實性和整體性列為原則概念,而是在第 26 條專門將“整體性”置於“區域性整體保護”中來表述。⑤《文化部副部長王文章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進展和下一步工作思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https://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6764/。⑥如丁元竹:《“十四五”時期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相關政策措施研究》,北京:《管理世界》,2020年第 11 期;林繼富、閆静:《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内涵建設與實踐模式研究》,廣州:《文化遺產》,2023 年第 1 期;宋俊華:《可持續發展理念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廣州:《文化遺產》,2023 年第 3 期。⑦宋俊華:《可持續發展理念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廣州:《文化遺產》,2023 年第 3 期。⑧Noriko Aikawa, An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Prepa-ration of the UNESC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International, May 2004, Vol. 56, Issue 1-2, pp. 145-146;愛川紀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約:從通過到第一次政府間委員會召開》,白義譯,北京:《民間文化論壇》,2011 年第 6 期。⑨Michel Batisse and Gérard Bolla, The Invention of “World Heritage” , Paris: History Club, Association of Former UNESCO Staff Members, 2005.⑩張治強等:《筆談:整體性保護視野下的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北京:《中國文化遺產》,2025 年第 1 期。韓成豔:《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體與保護主體之解析》,濟南:《民俗研究》,2020 年第 3 期。劉魁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保護的整體性原則》,南寧:《廣西師範學院學報》,2004 年第 4 期。以德州扒鷄製作技藝之名於 2014 年列入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編號為 VIII-233。《公約》第二條第三節寫道,“‘Safeguarding’ means measures aimed at ensuring the viability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cluding the identification, documenta-tion, research, preservation, protection, promotion, en-hancement, transmission, particularly through formal and nonformal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various aspects of such heritage.”韓成豔、高丙中:《非遺教育的實踐創新與理論認識》,濟南:《民俗研究》,2024 年第 5 期。文化和旅遊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編制:《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基礎信息》,内部資料,2018 年,第 33~38 頁;第 32 頁。高丙中:《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革命的終結》,廣州:《開放時代》,2013 年第 5 期。高丙中:《〈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精神構成與中國實踐》,武漢:《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17 年第 4 期;安德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中國實踐與經驗》,北京:《民間文化論壇》,2017 年第 4 期。巴莫曲佈嫫:《申遺與履約:從〈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 年進程看中國實踐與中國經驗》,濟南:《民俗研究》,2023 年第 6 期。作者簡介:高丙中,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廣東省教育廳社會科學研究基地“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與發展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廣東珠海 519085[責任編輯 陳志雄]301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與國家文化典範建構*宋俊華[提 要]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是國家非遺保護工作的重要舉措,其制度設計源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實踐。 在我國,基於社區申報並逐級認定的國家非遺代表性項目,本質上是建構國家文化典範的體現。 將社區在傳統與現實互動中所確立的優秀傳統文化認定為非遺代表性項目,既能激發社區民眾的文化自覺、自信與自強,也有助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鞏固國家文化根基。 因此,在認定國家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的過程中,必須正確處理好六種關係,堅持優秀性與典範性的遴選標準,防範平庸化與空泛化傾向。[關鍵詞] 非物質文化遺產 代表性項目名錄 國家文化典範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文化自覺[中圖分類號] G1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104 - 09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保護研究已步入拓展與反思並重的新階段。 一方面,為適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與新挑戰,研究視野、領域和方法需持續拓展與創新;另一方面,針對研究中出現的新問題與新情況,需不斷進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以修正研究方向。自 200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佈首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以來,非遺代表性項目(或稱“代表作”,以下統一用“代表性項目”)名錄始終是保護實踐的核心措施之一,同時也是研究的熱點議題。 有關人類和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的現有研究,多聚焦於名錄的認定標準、程序及其社會影響等技術層面,而對名錄的本質內涵及其意義缺乏足夠的反思與批判。 當前,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的申報與認定存在平庸化與過度功利化的傾向,“代表性”意義被泛化乃至消解,逐漸偏離非遺保護的初衷,亟需引起重視。那麼,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中的“代表性”究竟指什麼? 其認定的本質與意義何在? 應如何確定並實施“代表性”標準? 這些問題亟待深入反思與辨析。401*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閩粵非遺項目在東南亞華僑華人社群中的傳承傳播研究”(項目號:22JJD850009)的階段性成果。
一、非遺保護何以從認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開始?21 世紀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倡導的非遺保護,正是從認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開始的,名義上是通過它提高非遺可見度,激勵各國與地區積極開展保護工作;本質上則是通過非遺社區的自我認定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他者認定實踐,共同構建既體現文化多樣性、又彰顯人類普遍價值的文化典範。首先,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的設立借鑒了世界遺產名錄的經驗。1946 年 11 月 4 日正式生效的《聯合國教育、科技、文化組織組織法》指出,“戰爭起源於人之思想,故務需於人之思想中築起保衛和平之屏障”,並明確該組織旨在“通過教育、科學和文化促進各國間之合作,對和平與安全作出貢獻,以增進對正義、法治及聯合國憲章所確認之世界人民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均享有人權與基本自由之尊重” ①。考慮到“保護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對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也有利於實現其維護“和平與安全”的宗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1972 年 11 月 16 日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以下簡稱“《世界遺產公約》”),把文化遺產界定為“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古跡、建築群、遺址等;把自然遺產界定為“從審美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自然景觀、地質和地文結構、動物和植物生境區、天然名勝或自然區域。②所以,是否對人類具有“普遍價值”,是文化和自然遺產界定的基本標準。《世界遺產公約》第十一條確定要建立《世界遺產名錄》,且至少每兩年更新一次。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在 1977 年第一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通過的《實施〈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操作指南》(以下簡稱《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對建立、管理“世界遺產名錄”標準和程序作了詳細、明確的規定,並把世界遺產範圍擴大為“文化遺產”、“自然遺產”、“文化和自然混合遺產”、“文化景觀”四大類型,但具有“普遍價值”的認定標準保持一致。③受此啟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非遺保護中也採取了代表性項目名錄認定方式。 1998 年通過的《宣佈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條例》(簡稱《非遺代表作條例》),旨在“獎勵口頭和非物質遺產的優秀代表作品”,並對宣佈的稱號、標準、程序等做了明確的規定。④2001 年與 2003 年,該組織先後公佈了第一批及第二批“人類口頭與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名錄”。2003 年 10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32 屆大會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簡稱《非遺公約》,2006 年 4 月正式生效),確定了非遺定義和保護非遺宗旨,正式提出設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並將公約生效前宣佈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遺產納入該名錄。⑤2008 年 6 月 16~19 日《非遺公約》締約國大會第二屆會議通過的《實施〈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業務指南》(簡稱《非遺公約操作指南》,每兩年更新一次)進一步細化了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標準與程序。⑥由此可見,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在建立過程中,既吸收了世界遺產名錄的經驗,也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其次,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與世界遺產名錄在性質和標準上是有區別的。在《非遺公約》出台之前,受“世界遺產名錄”影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名錄”,都以人類“普遍價值”為標準,強調列入名錄的遺產是從眾多文化表現形式中精選出來的傑作。《非遺公約》實施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人類非遺代表作名錄”與“世界遺產名錄”在性501
質和標準上都有所不同,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非物質與物質的區別。 前者的對象是非物質的、活態的、以人為載體傳承的遺產;後者的對象是物質的、靜態的、以物為載體的遺產。 二是“代表作”與“傑作”的區別。 前者是從眾多文化實踐中選擇出來的,作為文化多樣性代表的遺產;後者是從眾多人造物或自然物中選擇出來的,最能體現對人類普遍價值的傑作。 三是雙方認定與單一認定的區別。 前者是由遺產所屬社區、群體的自我認定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他者認定共同實現的,是社區、群體的自我價值判斷與他者價值判斷相互協調的結果;後者則基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他者認定,是以其認可的人類普遍價值為標準的。最後,我國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的建立,借鑒了人類非遺代表作名錄的經驗。2004 年加入《非遺公約》後,我國於 2005 年全面啟動非遺保護工作。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 (簡稱“《意見》”)指出:“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體系。 要通過制定評審標準並經過科學認定,建立國家級和省、市、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體系。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由國務院批准公佈。 省、市、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由同級政府批准公佈,並報上一級政府備案” ⑦。 《意見》後所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簡稱“《暫行辦法》”)對國家級非遺代表作申報評審的目的、標準和程序等做了具體規定,其第四條指出:“建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目的是:(一)推動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保護與傳承;(二)加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認同,提高對中華文化整體性和歷史連續性的認識;(三)尊重和彰顯有關社區、群體及個人對中華文化的貢獻,展示中國人文傳統的豐富性;(四)鼓勵公民、企事業單位、文化教育科研機構、其他社會組織積極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五)履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識,促進國際間的文化交流與合作,為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及其可持續發展作出中華民族應有的貢獻”。 第六條規定:“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的申報項目,應是具有傑出價值的民間傳統文化表現形式或文化空間;或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具有典型意義;或在歷史、藝術、民族學、民俗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及文學等方面具有重要價值。 具體評審標準如下:(一)具有展現中華民族文化創造力的傑出價值;(二)紮根於相關社區的文化傳統,世代相傳,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三)具有促進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增強社會凝聚力、增進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四)出色地運用傳統工藝和技能,體現出高超的水平;(五)具有見證中華民族活的文化傳統的獨特價值;(六)對維繫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因社會變革或缺乏保護措施而面臨消失的危險。” ⑧在《暫行辦法》指導下,我國在 2006 年、2008 年、2011 年公佈了第一、二、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1 年 2 月 25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 (簡稱“《非遺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四十二號,201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正式將“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更名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並對評審目的、標準和程序等做了具體規定。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強調非遺代表作的“代表性”,強調其有利於增強社區、群體的“認同感、持續感”不同,我國“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更強調非遺代表作的“傑出性”,強調其對中華民族有“重大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 ⑨,是“優秀傳統文化”。二、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的“代表性”與“典範性”《非遺公約》明確了國際社會、國家、社區在非遺保護中的不同職責。 第三章“在國家一級保護601
非物質文化遺產”強調,締約國應該“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其領土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受到保護”,同時“應努力確保創造、延續和傳承這種遺產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的最大限度的參與,並吸收他們積極地參與有關的管理” 。 可見,締約國是非遺保護的責任主體,社區從屬國家且在國家賦權範圍內參與非遺保護工作。第四章“在國際一級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指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在締約國提名的基礎上,編輯、更新和公佈人類非遺代表作名錄。締約國對非遺代表作的認定,會直接影響到人類非遺代表作的認定。可見,在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認定中,國家是主要力量,既對社區有賦權和規範作用,又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提名和制衡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雖然受人類非遺代表作名錄的影響,但本質上是獨立的,是國家主權的體現,反映了國家意志與文化特色。《非遺公約》指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輯、更新、公佈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的目的是“擴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影響,提高對其重要意義的認識和從尊重文化多樣性的角度促進對話” 。《非遺法》規定:“國務院建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將體現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重大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列入名錄予以保護。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建立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將本行政區域內體現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列入名錄予以保護。” 可見,國家和省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都強調“體現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並在國家和省級之間存有價值差與等級性。那麼,中國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的“代表”,究竟是優秀代表還是多樣性代表?非遺是社區所創造並世代傳承的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與技能,它們在社區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不斷被再創造,賦予其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因此,非遺首先是社區所選擇和認定的,是有價值的,主要是因為它賦予社區認同感和持續感,是社區“凝聚性結構”體現。 非遺代表性項目是社區和群體選擇的“正典化”非遺,將社區凝聚性結構推向穩固方向。 社區通過非遺“構建出一種回憶文化的方式,在想像中構建了自我形象,並在世代傳承中延續了認同” 。文化記憶是集體記憶中的鞏固根基式回憶,“總是通過一些文字或非文字的、已被固定下來的客觀外化物發揮作用,這些客觀外化物的形式包括儀式、舞蹈、神話、圖式、服裝、飾物、文身、路徑、繪畫、景象等” 。 “文化記憶始終擁有專職承載者負責其傳承。 這些承載者包括薩滿、吟游詩人、格里奧,以及祭司、教師、藝術家、抄寫員、學者、官員等,這些人都掌握了(關於文化記憶的)知識。文化記憶所保留的那些意義具有非日常性,與此相應的是,文化記憶承載者也具有某種從日常生活和日常義務中抽離的特質。” 社區認定的非遺,需符合地方與國家的標準,才能上升為地方乃至國家的代表性項目,才能從社區文化記憶上升為地方、國家的文化記憶。 這就需要從社區的典範性中找到地方、國家典範性,成為更大共同體的文化典範。 在中國語境下,這意味著項目應體現“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有利於增強民族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標識。每一項被社區所認定的非遺,都是其文化記憶的載體,都是對社區具有鞏固根基意義的文化典範,是穩定的、可以不斷重複的文化實踐,具有文化“卡農” 的意義。在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社區的文化選擇與記憶被選擇並納入地方乃至國家的文701
化記憶中,成為地方、國家的文化典範以及文化共同體建構的象徵符號,在鞏固國家和中華民族根基方面,發揮著深遠的作用。 因此,一項非遺項目從社區層級進入各級代表性項目名錄的過程,實質上是其從地方性文化典範,逐步升格為地區乃至國家層級文化典範的過程。 這一過程既是一種“再代表化”,也是一種“典範化”的轉變。 那麼,社區的代表性與典範性,是如何轉化為地方和國家的代表性與典範,並進一步成為國家優秀文化和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這一方面取決於國家在建構國家記憶過程中對社區文化的整合規訓需求;另一方面,也依賴於社區在國家文化建構過程中的自覺融入與積極轉化。 可以說,這一轉化並非單向賦予,而是民間與國家互動協商的結果。作為國家文化典範,非遺代表性項目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非遺代表性項目是維護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的典範;其二,非遺代表性項目是中華民族在歷史、文化、藝術與科學領域擁有傑出創造力的典範,對當代社會發展與國家戰略具有重要價值;其三,非遺代表性項目是中華民族開放包容的典範,是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體現。每項非遺都是社區共同體在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的,是基於共同的價值需求而選擇傳承的文化表現形式,是其成員認同與凝聚的文化符號。 相對於包含自身在內的更大共同體等來說,小共同體既有自己的特殊性,又包含了大共同體的普遍性。 隨著大共同體成員範圍的擴大,普遍性也會相應地發生變化。 因此,非遺不僅是小共同體自我想像的文化符號,也包含了小共同體融入更大共同體的共性基因,是大共同體想像的基礎。 國家是想像和建構的共同體,作為國家共同體組成部分的各民族、各地區的小共同體的非遺,自然是各民族、各地區小共同體想像的文化符號,也會上升為國家共同體想像和建構的文化符號。《關於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文明綿延傳承的生動見證,是連結民族情感、維繫國家統一的重要基礎。 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非物質文化遺產,對於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 。三、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認定的國家需求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認定,是針對國家重大需求而提出來的。中華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發展史中,創造並傳承了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這些遺產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是中華民族智慧和創造力的結晶,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標識,也是中華文明五大特質──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具體體現。 非遺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基。 因此,認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是民族國家維護自身合法性的內在需求。(一)面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國家需求首先,認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是激發民族文化自覺與自信的重要手段。 從《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對非遺的定義來看,非遺是以社區的文化自覺、自信和自我確認為前提的。 因此,認定和公佈國家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本身就是一場全民的文化啟蒙運動,是中華民族在當代對自身傳統文化的自覺和重新選擇的實踐,是建構有利於提升中國民族共同文化典範的實踐。 這些實踐及其成果,本身就是增強文化自信與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在需要。其次,認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是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具體要求。801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 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他再次強調,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闢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 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的認識,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 而“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所以,只有那些既代表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又能夠契合馬克思主義原理的非遺項目,才能真正被認定為非遺代表性項目和確定為國家文化典範,因為它們所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最後,認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是確立中華民族共同文化標識和精神符號的實踐。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想像與建構,建立在共同的文化標識和精神符號之上。 這些文化標識和精神符號,不僅包括長城、兵馬俑、故宮、黃帝陵等物質形態,也包括黃帝祭祀大典、舞龍、春節、昆劇、二十四節氣、中國茶製作技藝及相關習俗等非物質形態。 這些不同的文化表現形態及其所蘊含的精神,構成了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身份想像和文化想像,是中華民族共有的標識。 “只要一種儀式促使一個群體記住能夠強化他們身份的知識,重複這個儀式實際上就是傳承相關知識的過程。 儀式的本質就在於,它能夠原原本本地把曾經有過的秩序加以重現。” (二)面向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國家需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性質、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 。 認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和建構國家文化典範,是實現人民群眾參與國家治理的重要手段。首先,認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是利用非遺智慧提升社會治理能力的具體體現。 非遺蘊含著人類在歷史長河中累積的關於人與自然、人與人關係的各種經驗與智慧,既包括人類如何保護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知識,也包括人類如何應對不同群體之間的競爭與和諧。 這些經驗和智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能為現代社會治理提供借鑒。 一些群體實踐性的非遺項目如春節、龍舟賽等,往往既體現了中華民族適應自然環境生存發展的智慧,也體現了人類應對不同社群之間競爭與共存的經驗。 在同一區域內,不同社群之間面臨著資源競爭的關係,在長期相處中他們通過參與共同的民俗實踐,達成了一種動態的和解。 這些智慧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將它們認定為代表性項目,既是社區、群體和諧相處的需求,也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其次,認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既是建構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實踐,也是促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有效途徑。 非遺是人類文化自覺與自信的體現,對一個社區或群體而言,它是凝聚內部認同的重要基礎。 非遺所蘊含的認同價值,有助於推動社會治理的現代化。 這種基於非遺的認同,一方面體現為由非遺表現形式所構建的可感知的社群的共同文化符號,如共同的圖騰、語言、民俗與藝術等,又表現為社群成員通過持續參與共同的非遺實踐,形成共享的身體記憶,從而增進彼此的相互認同。 非遺對現代社會治理的啟示在於:通過構建全體社會成員能夠共同感知和想像的符號體系,並推動其持續參與共同實踐,從而使集體認同得以塑造,社會凝聚力得以增強。最後,認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也是文化治理的重要體現,而文化治理現代化正是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內容。 非遺治理既是傳統的,也是現代的。 非遺保護就是在傳統非遺治理基礎901
上的現代治理,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 2005 年我國全面啟動非遺保護工作以來,我們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勢,在非遺保護治理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建立並不斷完善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及地方性非遺條例為核心的法律法規體系,構建並優化了非遺代表性項目與代表性傳承人的四級名錄制度,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部門協同、社會參與”的工作格局與運行機制,實施了分類保護與整體性保護相結合的系統策略,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研究與理論體系,並營造了全社會共同參與非遺保護的良好氛圍。 這些治理成就不僅推動了非遺保護事業的長足發展,也為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注入了積極動力。(三)認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是提升文化實力的國家需求非遺是傳統文化在創新中的代表,也是當代文化創新的活水源頭。首先,以非遺創新提升國家創新力。 非遺本質上是不斷創新的文化,創新是其生命力的核心所在。 一代有一代的文化,每一代人都在學習與繼承前人文化的基礎上,結合時代需求與自身理解對其進行發展,這正是非遺能夠得以世代活態傳承的原因所在。 因此,挖掘非遺中的創新基因,結合時代特點和需求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既是延續非遺自身生命力的內在要求,也是實施國家創新戰略的重要基礎。 以創新視角理解非遺,從中汲取智慧並積極推動其“雙創”實踐,已成為國家創新戰略的重要內容之一。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歷史文化服務國家創新發表講話,他指出:“要加強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讓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豐富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 ,“要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積極培養傳承人,讓非物質文化遺產綻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其次,以非遺 IP 提升國家經濟實力。 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非遺是中華文明在當代的活態傳承,蘊含了豐富的民族文化基因。 這些文化基因體現為兩個層面:一是表現形式,包括非遺實踐中可感知的視聽形式以及工具、場所和產品的物質形態,這些表現形式的部分或整體均可作為當代新文化、新經濟的 IP 要素而發揮作用,如民族刺繡針法、民歌旋律、戲劇演出服飾、手工藝品等表現形式都可以轉化為文化產業的 IP。 當前實施的“非遺賦能鄉村振興”“文旅融合”等戰略,正是通過將非遺 IP 轉化為鄉村產業與旅遊產品而實現其價值。 二是精神內涵,包括非遺所蘊含的知識、技能、習俗、精神功能等,這些內涵既可以轉化為當代文化與經濟發展的實踐能力,也可以為其提供精神動力。 無論是國家創新戰略還是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實施,都離不開非遺精神內涵的支撐。(四)認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是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家需求以非遺交流提升國家影響力。 非遺在處理人際關係方面的智慧與經驗,不僅對社群和國家的內部治理具有重要作用,也在國際交往中具有重要意義。 在中國對外交流史上,非遺始終扮演著重要的橋梁角色。 無論是漢代張騫出使西域、明代鄭和下西洋,還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通,都是以非遺或非遺產品的交流與交換為媒介。 此外,大量中外移民所攜帶的非遺內容,也成為中外交流的重要載體。 因此,新時代我國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體現了中國對世界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責任擔當,也契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宗旨。 這些重大戰略的實施,同樣離不開非遺的支持,離不開中外非遺交流所積澱的歷史經驗。四、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認定需處理的若干關係非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是國家根據整體需求對社區非遺進行選擇與典範化的結果,體現了國011
家所倡導並需持續強化的文化典範,也是塑造國家命運共同體、鞏固國家文化根基的重要實踐。國家文化典範具有四個特徵:一是超越日常性的神聖實踐;二是超越社區、群體與地域特殊性的國家共同體文化記憶;三是超越一般技術性的悟道實踐;四是體現優秀傳統的文化實踐。非遺源自社區在生產與生活過程中的創造與傳承,是社群自主選擇的文化實踐,具有非主流、社群性與私權性等基本屬性。 然而,隨著非遺被納入國家級代表性項目名錄,其屬性逐漸向主流性、國家性與公權性轉化,成為社區與國家互動的媒介。 在此過程中,社區將部分非遺私權讓渡予國家,而國家則在對社區與群體非遺加以規範的同時,賦予其公權性。各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不僅是社區與各級政府之間關於非遺權利讓渡的契約體現,也是國家依循文化典範標準對社區非遺進行逐級篩選與持續強化的過程。 因此,在認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與構建國家文化典範時,必須妥善處理以下六組關係:一是要處理好社區與國家在文化選擇上的關係。 在認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時,既要尊重社區非遺的特殊性與多樣性,又要堅持國家文化的統一性和普遍性,實現二者良性互動與共生發展,激發社區與群體在構建國家文化記憶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二是要處理好地方政府與國家在文化選擇上的關係。 在認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時,要兼顧非遺的地方特色和國家屬性,充分發揮地方在國家文化記憶建構中的能動作用。 三是要處理好非遺作為鞏固根基的文化記憶與一般性記憶的關係。 在認定非遺代表性名錄時,要堅持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的鞏固根基本質,突出那些最能體現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實踐形式;四是要處理好非遺在鞏固歷史感、持續感與解決基本生計需求的關係。 在認定非遺代表性名錄時,要弘揚那些有助於鞏固中華民族歷史感、持續感的文化實踐;五是要處理好非遺自身固有功能發揮與當代利用的關係,把固有功能作為非遺正典來發揚;六是國家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既應著眼於鞏固中華民族根基、增強認同感與凝聚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需兼顧國際社會關於人類文化傳承的共有價值理念,體現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國際人權文件、可持續發展原則,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需要。總之,國家各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的認定,本質上是國家在社區自我認定的基礎上,對具有典範意義的文化實踐進行識別與確認的過程。 國家文化典範包括物質文化遺產典範、非遺典範、文獻典範等多種形式,它們共同構成了民族國家的文化基石,具有鞏固認同與彰顯合法性的雙重意義。 作為活態遺產,非遺的典範性是在歷史與現實、社區與國家的互動中建立起來的。 儘管從歷史和社區角度看,每種非遺項目都是具體而功利的,與特定歷史環境下社區的特定需求相聯繫,是生產生活所需的特定知識、技藝、民俗或審美形式;而從現實與國家角度審視,每種非遺項目又都超越了歷史和社區、擺脫了具體需求和功利目的,服務於國家需求,成為國家對內形成凝聚力和生命力、對外展現競爭力和包容性的基礎,是國家的文化典範,對社區和地方的文化具有規範和引導作用。因此,國家各級非遺代表性項目的認定,應避免陷入過度功利化與平庸化的陷阱,而須立足於國家鞏固文化根基與構建文化典範的戰略高度,從社區自我認定的非遺項目中遴選優秀的代表作。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理應成為國家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在認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上,還需要注意以下五個方面的問題:其一,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中“優秀”的標準並不是絕對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作為國家文化典範的非遺,是在歷史與現實、社區與國家、體與用互動中確立的,與其他文化典範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記憶;其二,社區、群體非遺在上升為國家文化典範和文化記憶的過程中,要摒棄或改良其與國家價值觀念不一致、甚至衝突的項目,包括不符合中華民族統一性、可111
持續發展、人與人相互尊重需要的項目,如污染環境或有性別、民族歧視的非遺項目;其三,對典範性非遺認定要避免急功近利,不能為了片面追求產業利益而盲目擴大食品、工藝品等傳統技藝類非遺項目,避免國家非遺代表性項目評審變成了商業功利場;其四,在確認非遺典範性時,要兼顧穩定性與活態性,要突破“卡農”的不變性限定,把重複的文化實踐轉化為螺旋上升的文化實踐;其五,要注意文化記憶與政治的關係,要在確保非遺記憶與國家政治良性互動的基礎上,促使非遺轉化為國家與民眾共同認可的集體文化記憶。①《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組織法》 (1945 年簽訂,1946 年生效)指出:“各簽約國特創建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通過世界各國人民間教育、科學及文化聯繫,促進實現聯合國據以建立並為其憲章所宣告之國際和平與人類共同福利之宗旨”,參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網。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72 年 11 月 23 日。③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政府間委員會世界遺產中心:《實施〈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操作指南》(2021 年版),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譯,WHC.21/01,2021 年 7 月31 日。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佈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 表 作 條 例 》 ( 1998 年 ), https://www. ihchina. cn/zhengce_details/15719。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 年 10 月 17 日。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 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公 約 〉 2022 年 版 本 》, CLT-2022/WS/3; CLD-1001.22。⑦《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 (國辦發〔2005〕18 號),國務院辦公廳,2005 年 3 月 26 日。⑧《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 (國辦發〔2005〕18 號)所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⑨《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2011 年2 月 25 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遺產公約》,2003 年 10 月 17 日。楊·阿斯曼( Jan Assmann):《文化記憶: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17~ 19 頁;第 46 頁;第 54頁;第 103~132 頁;第 87~88 頁。《中辦國辦印發意見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北京:《人民日報》,2021 年 8 月 13 日。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 年 10月 16 日),《黨的二十大報告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5~16 頁。習近平:《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北京:《求是》,2020 年第 1 期。習近平:《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 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北京:《求是》,2020 年第 23 期。《守護“城市之魂” 傳承歷史文脈》,廣州:《南方日報》,2020 年 10 月 17 日。作者簡介:宋俊華,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廣州新華學院中文系主任。 廣州 510275[責任編輯 陳志雄]211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自然—文化關係視角中的海岸帶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張先清[提 要] 海岸文化遺產作為中國海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保護與存續,事關海洋強國戰略的實施。 海岸文化遺產因其所處的海岸帶特殊環境,與其他內陸遺產形態相比,易於遭受更為嚴峻的破壞威脅。 現有的海岸帶綜合管理模式,在海洋自然資源保護層面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但卻對於同處海岸帶的海岸文化遺產保護議題有所忽視。 從自然—文化關係視角出發,有必要儘快探索將海岸文化遺產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的有效方案,從而制定立足本土實際、適合我國海岸文化遺產保護的機制與策略,建立基於中國實際的海岸文化遺產保護綜合模式。[關鍵詞] 海岸文化遺產 海岸帶綜合管理 自然—文化關係理論[中圖分類號] G1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113 - 11全球海岸管理模式幾經迭變,海岸帶綜合管理(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ICM)日漸受到海岸帶管理、決策機構、科學家和公眾的普遍重視。 相比之下,同處於海岸帶的海岸文化遺產(Coastal cultural heritage)卻未得到足夠關注。 目前,國內相關部門在規劃海岸帶管理方案時,主要聚焦於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保護,較少納入有關海岸文化遺產的內容。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在界定“遺產”概念的同時,也確定了“自然”和“文化”的二元劃分法,將遺產分為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 然而,這種自然—文化二分法,顯然不利於海岸帶綜合管理與海岸文化遺產的可持續保護。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海岸帶是海岸文化遺產分佈最為密集的地方,這類文化遺產是我國沿海人群在長期海洋實踐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寶貴財富,具有重要的歷史、科學、藝術和社會價值。 因此,如何在社會急劇變化與全球氣候危機日益明顯的背景下,將海岸文化遺產納入國家海岸帶綜合管理機制,推進海岸帶自然與文化遺產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效應,值得進一步審視和研究。①本文擬結合人類學自然—文化關係理論,探討當前我國海岸帶綜合管理框架中納入海岸文化遺產保護的路徑、意義與可能性。311*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中國海洋石刻文化遺產的調查、整理與數據庫建設 (項目號:24&ZD220)的階段性成果。
一、海岸文化遺產屬性及其保護困境所謂海岸文化遺產,顧名思義,主要是指分佈在海岸帶的各類涉海文化遺產。 因此,在探討海岸帶綜合管理和海岸文化遺產保護關係時,首先應明確“海岸帶”的定義。 關於海岸帶的具體概念,目前尚未形成統一的標準。 世界銀行在其有關環境可持續發展研究指南中,將海岸帶視為陸地和海洋結合的界面,其組成包括“河流三角洲、沿海平原、濕地、海灘和沙丘、珊瑚礁、紅樹林、潟湖和其他具有海岸屬性的對象”,是一個生物、化學、地質屬性變化頻發的動態區域,其邊界的劃定實際上取決於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②聯合國 2001 年啟動的“千年生態系統評估”(MA)國際合作項目則認為海岸帶是“海洋與陸地的界面,向海洋延伸至大陸架的中間,在大陸方向包括所有受海洋因素影響的區域;具體邊界為位於平均海深 50 米與潮流線以上 50 米之間的區域,或者自海岸向大陸延伸 100 平方公里範圍內的低地,包括珊瑚礁、高潮線與低潮線之間的區域、河口、濱海水產作業區,以及水草落”。 我國對海岸帶的劃分則非常強調地質和地貌因素,認為海岸帶是“海陸交互作用的地帶”,包括海岸、海灘和水下岸坡三部分。③綜合上述定義,本研究將海岸帶視為海洋與陸地交界的一個特定空間地帶,包括沿海陸地、島嶼及近海區域等,這一海岸帶呈現出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交織的複雜景觀特徵。 其中,海岸文化遺產就是一類特殊的文化遺產。④就分佈空間而論,海岸文化遺產可以分為陸岸文化遺產和水下文化遺產兩個子系統,這種分類方法已在國際實踐中得到應用。⑤以意大利為例,意大利國家研究委員會(Consiglio Nazionale delle Ricerche)在“保護文化遺產特別項目”(Progetto Finalizzato Beni Culturali)的框架下制定了《海岸文化遺產管理指南》(The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Coastal Cultural Heritage),該指南對海岸文化遺產進行界定,指出其既包含與海洋有關的文化遺產,又明確強調與陸地相關的遺產內容:(1)面向海洋的文化遺產,包括那些與海上經濟活動有關的考古遺跡、沉船殘骸、文物和精神表現,以及沿海社區在其歷史中建立的相關社會行為模式;(2)部分面向海洋的文化遺產,包括只與海洋環境有部分聯繫的本地文化遺產;以及(3)不以海洋為導向的文化遺產,包括只與陸地環境有關的那部分本地文化遺產。⑥自 197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以來,海岸文化遺產中的陸岸文化遺產研究及相關保護實踐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相比之下,有關水下文化遺產的保護則較為滯後。 直到 1996 年,國際水下文化遺產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才通過了《水下文化遺產保護憲章》(Charter on the Protection for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受此影響,200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門通過了《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倡議締約國在保護水下文化遺產方面加強合作,涉及的空間範疇包括內水、群島水域和領海。 《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另外一個重要意義在於對“水下文化遺產”的概念和範疇做了明確規定:a. 水下文化遺產為具有文化、歷史或考古性質的人類存在的所有痕跡,這些痕跡已經部分或者全部定期或者連續在水下潛藏至少 100 年,例如:i. 遺址、結構、建築物、文物和人類遺骸,以及它們的考古和自然背景;ii. 船舶、飛機、其他車輛或其任何部分、其貨物或其他內容,以及它們的考古和自然背景;iii. 具有史前特徵的對象。411
b. 鋪設在海底的管道和電纜不視為水下文化遺產。c. 除管道和電纜外,放置在海底並仍在使用的裝置不應被視為水下文化遺產。⑦上述規定不僅明確了海岸文化遺產的定義和內容,而且也增強了人們對海岸文化遺產保護重要性的認識。 當然,如前所述,由於海岸帶具有複雜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文化特徵,單純以陸岸文化遺產和水下文化遺產劃分,並不能涵蓋海岸文化遺產的所有類別。 長期以來,人類在海岸帶的各類活動,留下了豐富多樣的文化形態,不僅包括港口、海防堡寨、燈塔、城鄉建築、歷史遺址等物質形態的文化遺產,也包含了大量在海洋生產、生活中形成的技藝、生活習俗、節日慶典等非物質表現形式,這些也應歸入海岸文化遺產的類別。⑧阿戴爾伯特·瓦勒格(Adalberto Vallega)在學理層面對海岸文化遺產的內容進行了初步界定,認為其至少包含四個範疇,內涵非常豐富:(1)生態遺產,包括石窟、保護區和公園;(2)文化遺產,包括居民的定居點、軍事要塞、宗教場所、海港、農業點、製造業的生產點、水利溝渠、道路、橋梁、高塔、燈塔、城牆、博物館、展覽;(3)陸海景觀,包括重要的遺址、歷史園林;(4)非物質遺產,包括語言、地方文獻、音樂、傳統、宗教習俗等。⑨與其他文化遺產相比,海岸文化遺產不僅內容多樣,而且因其位於海洋區域,面臨日益急迫的保護壓力。 其一,在社會環境層面,近年來,隨著全球化、工業化進程加快,海岸帶成為重要的社會經濟開發區域,大量工廠搬移到濱海地區所造成的海岸帶“工業園區化”,往往引發海岸及近海海域污染加重、漁業資源過度開發、沿海漁村大量消失等問題,原有歷史上伴隨著漁業聚落而形成的漁港、堡寨、宮廟等涉海傳統建築也不同程度被廢棄,與之相伴的是,各類海洋文化習俗也逐漸消失。 其二,在生態環境層面,全球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等因素,也加速了海岸帶的侵蝕,使得沿海地區遭受颱風、海嘯、海水酸化、赤潮等海洋生態災害的危害,海洋生態系統被破壞,嚴重威脅海岸文化遺產的存續。 因此,近年來海岸文化遺產面臨著嚴峻的保護困境。中國是一個擁有漫長海岸帶的海洋大國,海岸文化遺產無疑是我國海洋文明的重要載體,不僅具有顯著的文化和景觀價值,而且具有突出的生態、經濟和社會價值,必須重視其保護與可持續發展。 近年來,隨著我國海洋強國與生態文明戰略的實施,我國日益加大了海洋保護的力度,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做法是引入了國際上通行的海岸帶綜合管理模式。 這是以海岸帶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綜合管理系統,在促進區域海洋治理與海岸帶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了突出的作用,但目前這一海岸帶綜合管理仍然忽略了海岸文化遺產內容。 因此,如何將海岸文化遺產保護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模式,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二、“自然—文化”視角與海岸文化遺產保護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的可能性海岸帶綜合管理是“一種自然資源和環境管理的框架,它採用的是綜合性和整體性的方法,是一個在解決海岸帶地區複雜管理問題時,交互決策、規劃和實施的過程,且這一過程遵循一定的循環週期”。⑩海岸帶綜合管理是近年來世界各國普遍採用的一種海洋保護模式,它的提出,是為了因應全球範圍內海洋環境污染日益嚴重、海岸帶生態系統遭到破壞、海岸帶自然災害頻發,從而造成生命、財產損失、海岸帶資源使用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等一系列問題,尤其是在許多國家,對海岸帶及其空間範圍內資源的管理往往涉及多個陸地和海洋管理部門,此前經常遇到各類條塊分割的管理屏障。 海岸帶綜合管理的重要目標正是解決這一普遍存在的管理碎片化、多部門難以協調的問題。目前全球擁有海岸線或者島嶼的國家有 177 個,截至 20 世紀 90 年代,已經有近半數國家推動實行海岸帶綜合管理的議程或者項目。我國從 2001 年以來,也逐步推行了海岸帶綜合管理機制511
及各項措施,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實踐表明,海岸帶綜合管理模式在我國海洋保護工作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這一管理模式尚未在當前海岸文化遺產保護上發揮應有的作用。 究其原因,在當前的海洋管理模式下,將海岸帶文化資源納入海洋綜合管理體制,容易受到生態、社會、政治和經濟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首先,如前所述,海岸文化遺產具有多樣態和多元化的特徵,這也意味著對海岸文化遺產的綜合管理涉及不同的利益相關者,且他們各自擁有不同甚至相互競爭的議程,不易協調。其次,海岸文化遺產管理目標之一是實現海岸文化遺產有效保護,促進海岸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但現有海岸帶綜合管理模式並未體現出自然—文化的有機結合,也就是說,既充分認識到生態環境因素(如全球變暖)對海岸文化遺產的影響,同時也注意到文化遺產消費模式對區域範圍內生態環境的反作用。可以說,當前制約海岸帶綜合管理模式與海岸文化遺產保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首先需要將海岸帶視為一個整體的自然—文化系統,並消解原有的自然—文化二元對立觀念的影響。 長期以來,人們在認識與實踐海洋遺產保護過程中,人為區分出自然與文化兩大領域。 相應的,海岸帶綜合管理模式也被定義為主要解決的是海岸帶自然生態及遺產的保護問題,從而忽略了海岸文化遺產內容,而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之間的這種二元對立劃分顯然是不可持續的。近年來,有關自然與文化的二分屬性已在全球範圍內遭到質疑與批判,在眾多研究者中,法國人類學家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對自然與文化的本質關係進行了反思,他在《超越自然與文化》一書中指出,文化———作為人類、藝術、語言等的集體創造———通常被視為與自然存在本質區別,而自然常被描繪成非人類世界、植物、動物、地質和自然力量的集體。 然而,德斯科拉表明,這一自然—文化二分法並非是普遍存在的,相反,它僅僅是西方社會進入現代以後的特定概念劃分。 由此他提出了一種“本體製圖學”(ontological cartography)的路徑,這一路徑使用“本體”作為一種概念工具,勾畫出分佈於不同地理空間(以及時間)的人類群體建構世界方式,以此來打破自然與文化二分的思想。同樣的,布魯洛·拉圖爾(Bruno Latour)則批判了人類中心主義視角下的一元自然觀,他通過“行動者網絡理論”,試圖改變對物的定義的方式來消解自然與文化的二元對立。 他用描述性定義取代實指性定義,使得主體與客體、物與人、非人類與人類之間的差別不再是本質性的差異,而僅僅是在實踐中行動者地位的差異,質的不同被量的不同所取代。 在這一路徑之下,在行動中發揮了影響力的任何事物都被拉圖爾納入了“行動者”的概念,從而也化解了人與物之間的不可通約性,挑戰了自然與文化二分的表徵主義認識論,英國人類學家英格爾德(Tim Ingold)也試圖超越自然—文化二元論,提出“棲居視角”,以此彌合人與自然的傳統兩分。在上述自然—文化關係理論視角下,可以重新認識海岸帶作為一個整體性的海洋系統的意義及海岸文化遺產所具有的自然—文化屬性及其被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模式中的可能性。 文化價值和自然價值是人類為了便於管理而製造的二元區分,但在現實層面往往相互交織,密不可分,正是自然和文化的共同作用製造了海岸帶文化景觀。基於自然—文化關係理論,海岸帶被視為一個兼具自然與文化的海洋空間系統。 海岸帶綜合管理模式無疑有助於建立海岸文化遺產保護的協調機制。 在對海岸文化遺產實施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戰略時,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可能存在潛在衝突。 例如,英格蘭西南端沿海地區曾為保護農民利益而暫停海岸景觀線路的自由通行權,結果不僅重創旅遊業及相關產業鏈,農民自身利益也最終受611
損。因此,保護海岸文化遺產長期發展的關鍵,在於建立能夠協調各方利益的有效機制。 海岸帶管理模式可有效統籌中央與地方、政府各部門之間的關係,並推動社會各界參與海岸帶管理及文化遺產保護。 這一點在海岸水下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尤為重要。 當前,水下文化遺產常面臨自然與人為雙重威脅,世界各地的海洋文化歷史遺址正不斷消失,海洋考古學家亟須抓緊時間開展搶救性記錄、調查與解讀工作。瑪麗-伊芙安·代爾(Marie-Yvane Daire)以及埃利亞斯·洛佩斯-羅梅羅(Elias Lopez-Romero)等學者的研究認為,主要有 10 個變量對歷史考古遺址可能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包括:(1)基礎設施,如房屋、建築、營地、停車場等硬件設施;(2)交通與通行頻率,涉及鄉村小路、公路、鐵路以及汽車、自行車等交通工具的使用;(3)人類活動,如工農業發展;(4)距離懸崖的遠近;(5)生物侵蝕,包括樹根、擅長挖穴的動物以及其他可能會危及遺跡的活動;(6)風化,考古遺址暴露在外可能會受到風、浪的侵蝕;(7)遺跡的物理耐蝕性;(8)地質條件,涉及遺址周圍沉積物或風化岩石等形成的物理阻力;(9)物理保護,如圍牆、鐵絲網等保護遺址的人為設施;(10)法律保護措施。影響海洋考古遺址長久保存的潛在因素既涵蓋生態自然環境,也包括人類活動軌跡。 因此,保護工作往往需要多個政府部門、跨學科研究者及其他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 顯然,遺產保護領域亟須開發系統性綜合管理辦法與規劃方案,為可持續發展政策提供更明確的參考。 澳大利亞曾推行一種新的管理辦法,系統分析文化資源的價值與意義,承認其文化重要性及人地聯繫,尊重文化價值多元性,並注重徵詢利益相關者意見。這種以多價值體系評估文化資源、擴大公眾參與並推進空間一體化的管理模式,正是海岸帶綜合管理機制的體現。 可以說,國際社會在海岸文化遺產管理方面的諸多討論與實踐,為將其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範疇提供了有益借鑒。三、海岸文化遺產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的路徑近年來,一些國家與地區在打破自然—文化區隔,將海岸文化遺產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保護方面,已經取得了新的進展。 1998 年,歐洲委員會通過《歐洲海岸帶行為準則》 (European Code of Conduct for Coastal Zones),強調“海岸景觀和海景是歐洲最珍貴和最具吸引力的景觀之一。 這很大程度上源於它們的自然或文化特徵,那些保留下來的地區應該受到保護”,將海岸景觀的文化屬性與自然屬性並置,從生物和景觀多樣性的角度出發,將文化遺產與生態、土地和海景區分開來,並在此三元結構的海岸管理框架下實施保護。同樣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國也特別關注海岸文化遺產的綜合管理,並將其視為海岸線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將文化遺產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過程中,必須將文化資源視為一種整體進行評估和理解。開發海岸文化遺產的評估模型,將文化遺產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不僅可以在區域範圍內改善海岸文化遺產的狀況,還可以在文化資源豐富的地區進一步完善海岸帶綜合管理方法。 克勞斯·范·巴倫(Koenraad van Balen)等學者強調將區域範圍內的海岸文化遺產進行整體化、系統化的管理,由此提出“文化海岸區域”(cultural coastal area)的分析工具,將介於海洋和陸地之間、包含水面上和水面下,兼具陸地和海洋文化價值的區域視為“文化海岸中間地帶” ( cultural coastal middle ground),在一個總體空間框架內梳理各種文化資源,並在此基礎上評估與之相關的歷史、事件、價值等社會屬性,區分文化遺產單元,在每個文化遺產單元內部,系統描述其現在和過去的基本情況和特徵,從而識別主要文化區和較小的景觀單元,凸顯彼此之間的聯繫,並進一步界定更大的自然—文化區域。 他們基於綜合複雜性理論( integrative complexity theory)構建了綜合複雜性模型711
( integrated complexity model)。 該理論主張將自然和文化資源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框架,以對其進行保護、利用和可持續發展,借鑒保護、管理自然資源的經驗對海岸文化資源進行評估和定義,強化海岸文化遺產在海岸帶綜合管理框架中的位置。 在建構模型時,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和政治是對海岸文化遺產的管理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四個最重要維度:1. 自然環境對海岸文化遺產管理的影響。 海岸文化遺產地依存於海岸帶的生態環境系統,就資源屬性而言,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相交織,同時在基於保護的管理規劃中也存在潛在利益競爭。評估自然環境對海岸文化遺產的影響,首先需要在海岸帶的陸地、水下和海陸過渡區域理清海岸文化遺產的數量,確定其現狀。 其次,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合作,提出具體的問題和指標,使用科學模型評估海水侵蝕、風浪、生物污染覆蓋等因素對保護海岸文化遺產的影響;2. 社會對海岸文化遺產管理的影響。 人與海洋、土地、海洋產品之間的關係是構成海岸文化遺產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公眾在遺產地身臨其境地體驗將會引發公眾思考、重視文化遺產的價值,進而樹立、提升保護文化遺產的意識。 社會因素影響海岸文化遺產管理的指標通常涉及人、遺產和環境的聯繫,如人與建築遺產、人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聯動程度;人們對過去的記憶;人們如何看待遺產資源之間的關係;遺產在個人、社區和國家層面被普及的程度;3. 經濟對海岸文化遺產管理的影響。 海岸文化遺產和海洋景觀是人類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是一種文化資本,其價值包括市場價值和非市場價值、使用價值和非使用價值。 當前,對於文化遺產進行保護、開發以促進可持續發展的一條重要路徑,就是探索其新的經濟功能(如旅遊、教育),但其非市場價值則不能單純使用現代經濟學的指標來衡量,目前的一種趨勢是提出“生態經濟學”的概念,將生態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相結合,制定一套新的經濟指標,引入文化資本的概念,評估遺產價值,以此證明海岸文化遺產在海岸帶綜合管理中的價值;4. 政治對海岸文化遺產管理的影響。 政治在海洋文化遺產的評定及管理策略中發揮著巨大作用。 海岸文化遺產管理的困境之一在於陸地和水下遺產管理體制的分離。 顯然,這涉及到海岸帶不同區域的管轄權問題,是政治、司法體制的問題。 此外,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有關海岸文化遺產管理的政策和法規是根據政治議程制定的。 因此,管理、保護海岸文化遺產應該根據法律文書調整管理策略,同時以科學為依據推動新的立法。上述克勞斯·范·巴倫等學者構建綜合複雜性模型,為探索影響海岸文化遺產管理的要素提供了一個主要框架,但沒有提出更加具體的指標和標準,這對於現實應用和實踐而言是一個缺憾,需要項目的策劃者根據實際情況在框架內細化。 這一模型的評估內容恰恰也闡釋了將海岸文化遺產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的必要性。 海洋文化遺產所處地質情況和生態環境是影響海岸文化遺產的重要指標,面對漸進的地貌變化,文化遺產脆弱而容易消逝。保護、開發海岸文化遺產要求利益相關方以及公眾參與其中,公眾對海岸文化遺產的重視及可持續發展觀念,不僅為將海岸文化遺產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民意基礎,也是協調各方利益、推動綜合管理方案順利實行的保障。 在經濟層面,遺產價值與社會、經濟、政治和自然環境密切相關,生態經濟學和文化資本為當前評估遺產價值提供了新的標準和內容。 在政治領域,海岸帶管理體系的分散和碎片化要求整體、綜合的管理模式,並推動新的立法使之適應當前海岸文化遺產以及海岸帶的管理要求。在通過海岸帶綜合管理模式開展海岸文化遺產保護方面,意大利可以為我們提供寶貴的案例。經過長期的工業化過程,意大利沿海地區已經高度城市化。 截至 21 世紀初,已有 1,690 萬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區,佔全國總人口的 30% ,而該區域面積僅佔國土的 13% 。 此外,海岸線 300 米範圍內811
的城市化區域已達 2.056 平方公里,覆蓋沿海邊界的 34% 。海岸帶對於意大利社會經濟可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海岸帶綜合管理能夠促進意大利沿海地區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在利用海洋資源的同時維持海洋生態多樣性。 然而,意大利在實施海岸帶綜合管理時面臨一項法律障礙———意大利的國家法律不承認海岸帶的特殊性,海岸帶目前不是制定國家法律的焦點,海岸帶管理只能適用公共海事領域或其他相關領域的法規。 意大利的《民法典》(Civil Code)和《航行法》(Code of Nav-igation)規定公共海洋領域的財產屬於國家,對公共海洋領域的佔領依賴於一定期限內的特許權,並需要支付一定費用,一定程度上為國家之外的第三方獲取使用、管理海岸帶的權力提供了法律依據。 此外,1985 年的《格拉索法》 (Galasso Law)規定“‘某些棲息地———河流、小溪、水稻、濕地、冰川和距離基準線 300 米以內的沿海地區等等’‘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被特定的保護制度涵蓋”,意味著按照現行法律,海岸線 300 米以內的沿海地帶棲息地包括自然與文化遺產作為一個整體都在保護之列。國際法和區域組織政策也深刻影響了意大利海岸帶文化遺產保護。 在歐洲,歐盟一直致力於在其成員國推行海岸帶綜合管理。 根據索倫森(Jens Sorenson)統計,截至 1993 年,已有 11 個歐洲國家實行了海岸帶綜合項目。為了探索海岸帶綜合管理的合作模式,激發規劃、管理和使用海岸帶的各利益相關方對綜合管理的廣泛討論,歐洲委員會於 1996 年啟動了一項為期三年的示範計劃,包括 35 個子項目和 6 項專題研究。 受歐盟這一海岸帶綜合管理示範計劃的影響,荷蘭、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希臘等國家取得了顯著成果。 2002 年,歐洲理事會和歐洲議會通過了《關於實施歐洲海岸帶綜合管理的建議(2002/413/EC)》,倡導歐盟“每一相關成員國應酌情與地方當局和區域間組織合作,制定一項國家戰略,或在適當情況下制定若干戰略,以執行海岸帶綜合管理的原則”,並確立了海岸帶綜合管理的基本原則:(a)一個廣泛的整體視角(專題和地理),將考慮到自然系統和人類活動對沿海地區影響的相互依賴和差異;(b)長遠考慮預防原則、當代及未來代際的需求;(c)在循序漸進的過程中進行適應性管理,根據問題的提出和知識的發展作出調整,這意味著需要全面的海岸帶演變的科學基礎;(d)歐洲海岸帶的局部特殊性和巨大的多樣性可能導致必須以具體的解決辦法和靈活措施來適應實際的需求;(e)處理自然過程並尊重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這將使人類活動從長遠來看更有利於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經濟健康;(f)讓有關各方(經濟和社會夥伴、海岸帶居民的代表組織、非政府組織和商業部門)參與管理過程,例如通過協議的方式和共同承擔的責任;(g)國家、區域和地方各級行政機構的支持和參與,應在這些機構之間建立或保持適當的聯繫,以改善各種現有政策的協調。 應酌情使用與區域和地方當局的夥伴關係以及他們之間的夥伴關係;(h)使用旨在促進部門政策目標一致以及規劃和管理一致的組合手段。2008 年,歐盟推動地中海國家簽署《地中海海岸帶綜合管理議定書》 (Protocol on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in the Mediterranean),這是第一部有關海岸帶綜合管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作為地中海國家之一的意大利在此法律文書管轄範圍內。 根據 Nicola Cantasano 等學者911
發表於 2017 年的研究統計,意大利包括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亞( Friuli Venezia Giulia)、威尼托(Veneto)、利古里亞(Liguria)等 13 個沿海行政單位實行了海岸管理計劃,包括海岸帶區域計劃、水文地質計劃、集水計劃、實驗計劃和 ICM 計劃。 在上述計劃中,威尼托的實驗項目旨在保護歷史遺存免受潮水侵蝕,顯示海岸文化遺產保護已引起人們的重視。由此可見,國際社會對待海岸文化遺產的觀念正在發生變化,開始意識到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互為補充,相互交織,兩種遺產類別都應得到保護,對於海岸文化遺產,應該建立新的評估體系,並將其作為重要遺產加以保護的觀念正在意大利取得廣泛共識。在聯合國有關文化遺產保護的公約以及歐盟的指導性文件框架下,意大利開始在本國探索將海岸文化遺產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的有效方案。 1996 年,意大利發起一項浩大的計劃,旨在研究海岸文化遺產在海岸帶綜合管理中的潛在作用,國家研究委員會由此成立一個保護文化遺產特別項目研究單位,充分利用地理信息系統工具,探索調查海岸文化遺產的方法,甄別具有代表性的海岸文化遺產,以實現為決策系統提供管理指南和支持,將當地重要資源納入綜合管理規劃和行動的最終目標。保護文化遺產特別項目研究單位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制定《海岸文化遺產管理指南》,提倡一種整體論的海岸管理方法(holism-inspired coastal management approaches),在設計方案時,將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和景觀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充分考慮文化遺產在社會、政治和倫理方面的重要價值,統籌生態、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多樣性特徵,確保政策的制定能夠實現生態完整性、經濟有效性、社會公平的可持續發展相結合。對於如何將海岸文化遺產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朱塞佩·塔加雷利(Giuseppe Tagarelli)等學者研究了卡拉布里亞(Calabrian)的案例。卡拉布里亞位於地中海中部,擁有 715.7 公里的海岸線,分佈有 58 個歐盟自然保護區(Natura 2000 sites) ,是歐盟最具生物多樣性的地區之一。 顯然,在卡拉布里亞沿海地區,海岸生態系統和文化遺產已整合為一個完整的系統,形成景觀連續體,兼具自然與文化遺產的雙重屬性。 根據意大利 1985 年頒佈的《格拉索法》(Galasso Law),距離海岸線 300 米以內的棲息地受國家保護,這為自然與文化資源的整合管理提供了法律基礎。在文化遺產評估方面,研究團隊首先設定了空間範疇標準,將自然保護區及其周邊 200 米範圍內劃入海岸帶綜合管理的區域。 其次,他們系統識別了區域內文化遺產面臨的多重威脅,其中海岸侵蝕被確定為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共同面臨的最大威脅。 地方政府已通過《海岸侵蝕防治計劃》(Extract Plan of Coastal Erosion)繪製詳細地理信息圖,並據此將濱海地區按受海岸線後退影響的程度劃分為 P1 至 P3 三個危險等級。 此外,遊客數量超過環境承載能力也是一個突出問題。 第三,研究明確了區域範圍內的具體文化遺產,並對其危險程度進行了評估。 基於評估結果,他們嘗試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在侵蝕嚴重的區域實施海灘滋養工程,建設有效的海防系統;針對遊客過多的問題,採取遊客分散和限制措施———包括提供完整的遊覽信息,在生態敏感區域鼓勵步行,限制車輛和船隻的停放。 總而言之,海岸帶綜合管理需要各方行動者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以多元協作拓寬管理視野,推動海岸帶保護與發展的有效協同。朱塞佩·塔加雷利對卡拉布里亞海岸帶綜合管理下海岸文化遺產的個案研究,為我們將海岸文化遺產保護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模式提供了可資探索與分析的範例。 海洋管理是一件極端複雜的事情,海岸帶綜合管理成為全球共識,正是因為其嘗試解決海洋管理的本質問題,整合不同管轄部門和利益群體,完善立法,同時積極倡導公眾參與,促進不同學科之間的合作,啟發公眾思考海洋021
的整體性保護,促進有關海洋的新觀念深入人心。 可以說,海岸帶綜合管理正在為海洋管理提供新的路徑。 而將海岸文化遺產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框架則是一種雙贏模式,既可優化海洋管理體系,又能促進海岸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可持續發展。 但是,當前的海岸帶綜合管理模式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第一,海岸帶綜合管理的實行模式主要以項目驅動型為主,在項目的實行過程中,制定各項指標,按照流程一一執行。 正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指出的,國家的管理體制傾向於將具體事務簡單化,由此容易導致項目失敗。可量化的、標準化的指標很難超出項目制定者和參與者的認知範疇,可能引發對複雜事務的認識不足,甚至誤解。第二,海岸帶綜合管理理念的提出和廣泛實行,很大程度得益於聯合國、歐盟等國際、區域組織傾力推動。 換言之,海岸帶綜合治理是一個自上而下、概念先行的理論實踐,在海岸帶生產生活的直接行動主體只是被動接受這一觀念和行為。 儘管現行項目規劃中不斷強調加強與利益相關者的溝通和協調,但仍然不能掩蓋他們話語權較小的事實。 利益相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護自己的利益,主要取決於項目實行者的規劃和決定。第三,海岸帶綜合管理的具體實踐對政府有很強的依賴性。 方案的實施需得到政府許可才能推行,來自政府的資金是項目得以長期運行的經濟保障。 但這種依賴很可能導致項目發起人為獲得政府長期支持,在方案設計中屈從於政府關注的優先事項,或鼓勵執行短期內能呈現結果的事項,從而危害長期目標。第四,國際組織對海岸帶綜合管理的重視,對於一些沿海發展中國家可能是一把雙刃劍。 國際支持固然有助於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海岸帶綜合管理並優化其模式,但也不排除這些國家為獲取資金支持,主動或被動地強行實施該管理模式。 需知海岸帶綜合管理並非易事,即使是歐洲發達國家也會因責任複雜性、政策真空、信息封鎖與不對稱等問題而陷入僵局。糟糕的管理方案和行動,不僅無法達到預期目標,還可能對海岸帶的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保護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而從海岸文化遺產的角度來看,文化遺產是一種社會建構和想像,是當代人為了現在的目的對過去進行的選擇,只有置於文化和經濟的實踐中才能得到明確的定義和表達。保護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策略,是如何推動政府制定保護性措施,獲取政府和非政府文化遺產保護組織、實體和個人提供的資金、人力、物力等資源,用以長久維護和保持文化遺產。 對文化遺產實施保護,就其本質而言,其實是一個選擇的過程。 實踐主體基於既定標準從歷史文化資源中篩選部分內容,同時進行評估並確定等級。 顯而易見,這種確認、評估體系可能會將部分人關注的文化資源排除在外,由此對未被選入的文化資源以及等級較低的文化遺產形成威脅。 因此,儘管將海岸文化遺產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能有效地發揮保護機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固有缺陷。 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的海岸文化遺產,其重要性和價值不得不面臨其他議程的競爭和協調。 因此,可以說,海岸帶綜合管理模式和海岸文化遺產結合仍然需要經過長期的磨合,從而在更廣闊的視野中不斷提出新的研究和實踐路徑。四、結語總之,海岸帶是海岸文化遺產分佈最為密集的空間,關於其保護與管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 中國作為海洋大國,當前正處於邁向海洋強國建設的關鍵時期。 海岸文化遺產的存續,不僅關係到中國海洋文明的載體保護,而且也關聯著海洋生態系統整體性的維繫。 因此,在新的時代121
背景下,我們有必要結合自然—文化關係視角,探索將海岸文化遺產納入海岸帶綜合管理的有效模式,制定立足本土實際、適合海岸文化遺產保護的機制與策略,提高公眾的參與意識與保護行動,建立基於中國實踐的海岸文化遺產保護經驗,從而實現海岸帶生態—文化—社會的有機統一與可持續發展。〔本文資料蒐集與初稿撰寫得到陳婷婷博士的幫助,謹此致謝〕①⑨Adalberto Vallega, The coastal cultural heritage fa-cing coastal management,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Vol. 4 (2003) Issue 1, pp. 5-24.②Jan C. Post and Carl G. Lundin (eds), Guidelines for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6, p. 3.③馮士筰等主編:《海洋科學導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27 頁。④⑧張先清:《中國海洋文化遺產保護的生態視角》,武漢:《武漢科技大學學報》,2015 年第 3 期。⑤Sorna Khakzad, The Necessity of a Common Lan-guage for Coastal and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Vol. 2 (2014) No. 1, pp. 17-31.⑥Fabiana Callegari & Adalberto Vallega, Coastal cultural heritage: a management tool,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Vol. 3 (2002) Issue 3, pp. 227-236.⑦UNESCO,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Paris: 2 November 2001.⑩PEMSEA 秘書處編著:《海岸帶綜合管理讀本》,張朝暉、傅明珠、王守強等譯,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 20 頁。F. Douvere, et al., The role of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in sea use management: the Belgian case, Marine Policy,Vol. 31 (2007) Issue. 2, pp. 182-191.約翰·克拉克:《海岸帶管理手冊》,吳克勤等譯,“中譯本序言”,北京:海洋出版社,2000 年,第 1 頁。Peter Howard & David Pinder, Cultural heritage and sustainability in the coastal zone: experiences in south west England,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Vol. 4 (2003) Issue 1, pp. 57-68.Philippe Descola, Beyond Nature and Culture,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白美妃:《超越自然與人文的一種努力———論英格爾德的“棲居視角”》,西寧:《青海民族大學學報》,2017 年第 4 期。布魯洛·拉圖爾:《我們從未現代過》,劉鵬、安涅思譯,江蘇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 年。Tim Ingold, Culture, Nature, Environment: Steps to an Ecology of Life, in Bryan Cartledge (ed.), Mind, Brain,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Linacre Lectures 1995-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58-180.Jon M. Erlandson, Racing a Rising Tide: Global War-ming, Rising Seas, and the Erosion of Human History, Journal of Island & Coastal Archaeology, Vol. 3 (2008) Issue 2, pp. 167-169.Marie-Yvane Daire, et al., Coastal Chang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1): Assessment of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Coastal Heritage in Western France, Journal of Island and Coastal Archaeology, Vol. 7 (2012) -Issue 2, pp. 168-182.Anna Tengberg, et al.,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pro-vided by landscape: Assessment of heritage values and i-dentity, Ecosystem Services, Vol. 2 (2002), pp. 14-26.Committee for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in the Field of Biological and Landscape Diversity, Eu-ropean Code of Conduct for Coastal Zones, CO-DBP (99) 11, Geneva: Council of Europe, 1999.Sorna Khakzad, et al., Coastal cultural heritage: A resource to be included in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Vol. 118 (2015) - Part B, pp. 110-128.Andy J. Howard, Management global heritage in the face of future climate change: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geological and geomorphological processes and hazar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221
19, 2012 - Issue 7, pp. 1-27.Nicola Cantasano, et al.,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in Italy: a gap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cy, Journal of Coastal Conservation, Vol. 21 (2017), pp. 317-325.Julien Rochette, Challenge, dialogue, action...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protection of coastal zones in Italy, Journal of Coastal Conversation, Vol. 13 (2009), pp. 131-139.Jens. Sorenson, The International Proliferation of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Efforts,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Vol. 21 (1993), pp. 45-81.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Parliament, Recommendation o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30 May 2002 concer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in Europe, 2002/413/EC,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L 148/24 (June 6, 2002).Giuseppe Tagarelli et al.,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of Natura 2000 an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n Calabrian coastal landscape (southern Italy),” in Laura Bonora et al. (eds.), Monitoring of Mediterranean Coast-al Areas: Problems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 Firen-ze: Firenze University Press, 2024, p. 338; UNEP/MAP/PAP: Protocol on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in the Mediterranean. Split, Priority Actions Programme, 2008.Nicola Cantasano, Gaetano Pellicone & Fabio Ietto,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in Italy: a gap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cy, Journal of Coastal Conserva-tion, Vol. 21, 2017, pp. 317-325.Fabiana Callegari & Adalberto Valleg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spects for Italian coastal cultural herit-age: a Ligurian case study,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Vol. 4, no. 1 (January 2003), pp. 49-56.參見歐盟委員會網站: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nature/natura2000/index_en.htm。Giuseppe Tagarelli et al.,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of Natura 2000 an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n Calabrian coastal landscape (southern Italy), in Laura Bonora et al. (eds.), Monitoring of Mediterranean Coast-al Areas: Problems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 p. 338.詹姆斯·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王曉毅譯,胡搏校,“導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第 4 ~5 頁。Brian Shipman & Tim Stojanovic, Facts, Fictions, and Failures of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in Eu-rope, Coastal Management, Vol. 35 (2007), Issue 2-3, pp. 375-398.B. Graham, Heritage as Knowledge: Capital or Cul-ture? Urban Studies, Vol. 39, No. 5/6 (May 2002), pp. 1003-1017.作者簡介:張先清,貴州師範大學新時代文化發展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海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貴陽 550025[責任編輯 陳志雄]321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期刊人有一種頗為特殊的紀時符號———“期”———一期又一期的耕耘,一期又一期的守候。 它精準地捕捉到學術、出版和專業領域內一種獨特的“時間維度”。 這對於作者、讀者和編者,不僅僅是一個時間單位的標識,也是一種生命的周期和價值的衡量,更是承載着深厚的文化脈絡與學術內涵。 “總編視角”正是沉澱著期刊人特有的智慧、擔當、匠心與情懷,值得細細品味。《澳門理工學報》創刊於 1998 年,本期正值百期紀念。 “總編視角”專欄則創辦於 2011 年,迄今也已走過 15 個春秋。 如果說筆者投身學術編輯似乎有點偶然巧合,那麼主持“總編視角”則可謂是因緣際遇的必然選擇。 40 多年間,本人有幸在學界結交了眾多學識淵博、志趣高遠的師友,深受教益。 這是辦刊一個重要的學術積澱與人脈資源。 正是他們無私的默默奉獻與傾情相助,才逐步形成本刊“學術厚實、品位高雅、特色鮮明、編輯規範”的風格,造就了一家刊物、一個專欄的小小傳奇,“總編視角”也在海內外眾多華文期刊的讀者、作者中贏得了廣泛的認可。學術期刊在學術研究中擔當着學術交流平台這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現代學術發展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篇章。 這裡凝聚着一個嘔心瀝血“為他人作嫁衣”的幕後群體———期刊編輯。 這個群體中有許多人本身就是某一研究領域的資深專家學者,或者是知名的編輯行家,他們在相關的研究課題或編輯出版上,其觀察、思考的路徑與視角也往往有獨到之處,理應受到學界乃至社會各界的尊重。 當年創辦“總編視角”的開欄第一期,筆者就在“主持人語”中深情告白———學術期刊是我們共同的精神家園。 作為一群特殊的家園守護人,我們衷心地歡迎海內外學術界、期刊界的編輯同行、從事學術研究與期刊評論的專家學者、關注期刊事業發展的各界熱心人士,從默默奉獻的幕後走向台前,就學術期刊的學術導向、學術規範、學術爭鳴、學風建設、學科發展、選題策劃、期刊評價、電子網絡等選題發表高見。 本刊將樂於利用這一小小園地,開闢專欄,直面讀者,廣納良言,共襄盛舉。專欄創辦以來,已經連續出版 57 期,發文凡 186 篇,約 300 萬字,涉及學術期刊的體制改革、學術期刊之數字化轉型、學術評價與期刊評價、版權的變遷與重構、編輯學者化的討論、人文學科的“跨學科”研究、數智時代學術期刊的變革等等話題。 參與討論的嘉賓有來自內地、港澳台的專家學者,也有美國、德國、加拿大、新加坡等地的國際友人。 本期的五位作者———張耀銘、朱劍、仲偉民、劉曙光、路育松,則是當年參與專欄創辦、組稿策劃、親筆撰文的知名主編、教授,也是本刊的資深編委,令人感念。 現在看來,上文筆者的“告白”似乎正趨於實現。時光流逝,恍然如夢。 《澳門理工學報》創刊已整 100 期,全新改版也歷 15 載。 對於一家刊物、一個專欄、乃至一所學校來說,這都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筆者作為創辦“總編視角”全過程的親歷者與主持人,捧讀這沉甸甸的碩果,隨手記下這漸漸遠去而難以忘懷的編輯歲月,感慨良多。這是一份平凡而有意義的事業。 我們期待着未來有一個更加豐碩多彩的新篇章。 倚立濠江,歲月如煙;遙望南天,思緒綿綿。 此情可待成追憶,心中迴蕩著江山的《如水年華》———落葉它靜靜的鋪滿了這條街驀然回首才發現人已到中年往日的一切啊仿佛都在昨天這一轉身就是歲歲年年…… (劉澤生)421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AI 與學術期刊:賦能與祛魅張耀銘[提 要] 1956 年達特茅斯會議標誌著人工智能的誕生,符號主義、連接主義與行為主義三大學派共同構建了 AI 的理論基石。 歷經 70 年“兩起兩落”的技術浪潮,生成式人工智能(GAI)在 21 世紀實現了從“分析系統”到“生成系統”的範式躍遷,推動人工智能從“模仿人類”走向“協同人類”的“後學派時代”。 生成式人工智能對學術生態的影響呈現多維變革:在科研範式維度,催生“第五科研範式”,AlphaFold 蛋白質預測、AI 輔助定理證明等案例,打破了傳統學科壁壘,實現數據驅動與模型驅動的融合;在知識生產維度,從主題構建、文獻綜述到文本修飾,AI 以高效的信息整合能力輔助作者重構創作模式;在編輯審稿維度,學術期刊編輯必須提高識別 AI 生成論文的能力,從編輯加工角色進化為“人機協作管理者”,通過一次次與 AI 的合作,實現熱點追蹤、選題策劃、稿件審讀、同行評審等工作效率的提升。 然而,技術狂飆背後暗藏深層風險:訓練數據的版權模糊性、AI 生成物的著作權歸屬爭議、“AI 幻覺”導致的虚假信息傳播,均對現有學術規範與法律體系提出挑戰。 如何在技術賦能中守護學術本真,在範式變革中堅守人文內核,不僅是學術期刊面臨的時代命題,更是整個知識生產領域需要共同書寫的答卷。[關鍵詞] 生成式人工智能 三大學派 人機協作 AI 幻覺 版權侵權 倫理風險[中圖分類號] G2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125 - 17毋庸諱言,1956 年注定是在人類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特殊年份。 這一年的夏天,美國新罕布什爾州漢諾威鎮的達特茅斯學院召開了“人工智能夏季研究項目”會議,先後有約翰·麥卡錫、馬文·明斯基、塞爾弗里奇、內森·羅切斯特、克勞德·香農、赫伯特·西蒙和艾倫·紐厄爾等四十多位數學、心理學、神經學、信息科學和計算機科學等方面的專家學者參與了這次暑期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麥卡錫非凡地提出,“讓機器達到這樣的行為,即與人類做同樣的行為”可以被稱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①1956 年也就成了人工智能元年。 1969 年國際人工智能聯合會議組織在美國成立,標誌著人工智能學科正式確立。 人工智能在之後的發展進程中,基本形成了符號主義、連接主義、行為主義三大學派。 三大學派研究的側重點雖然不同,但都豐富了人工智能的理論體系。 正如基辛格所言,人工智能有望在人類體驗的所有領域都帶來變革,“變革的核心將發生在哲學層面,即改變人類理解現實的方式以及我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②近年來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正推動知識生產的“範式革命”,重塑論文寫作521
模式。 學術期刊作為知識生產內容的重要載體,從內容生產到傳播模式,從審稿流程到學術誠信體系,均面臨系統性重構。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場景下,人與 AI 的合作恐怕將成為常態,學術期刊編輯如何認識自身與 AI 的關係? 如何通過人機協作,既提高工作效率又能保持科學精神和人文底線? 學術期刊出版業態會被如何重新定義與重構? 又會帶來哪些版權風險與倫理問題? 這些問題都值得學術期刊從業者進行深入思考。 本文僅做一些初步探討,懇請方家不吝賜教。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術崛起從歷史維度審視,學術期刊與 AI 技術的發展呈現出深刻的雙向驅動共生關係。 這種關係在不同階段以不同形式展開,既體現為學術期刊對 AI 技術突破的記錄與傳播,也表現為 AI 技術對學術研究範式和出版模式的賦能與革新。 20 世紀 50~60 年代是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要起步階段,學術期刊在這一時期為早期 AI 理論的孕育提供了關鍵支持。 早在 1950 年艾倫·圖靈在《心靈》( Mind )發表《計算機器與智能》論文,就“提出了如今人盡皆知的圖靈測試理論以及機器學習、遺傳算法、強化學習等多種概念”。 這篇論文為人工智能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也是在 1950 年,克勞德·香農在《哲學雜誌》( Philosophical Magazine )發表《為下棋編程計算機》,首次系統地提出了用算法實現計算機下棋的理論框架,為後來人工智能在遊戲領域的應用奠定了基礎。 人工智能的歷史與計算機歷史相伴,隨著馮·諾依曼結構計算機的誕生,人工智能悄然在大學實驗室裡嶄露頭角。 其實在麥卡錫 1956 年正式提出人工智能概念之前,“香農早已完成他的三大通信定律,為計算機和信息技術打下基礎。 明斯基已經造出第一台神經網絡計算機(他和同伴用 3,000 個真空管和一台 B-24 轟炸機上的自動指示裝置來模擬 40 個神經元組成的網絡),不久寫出了論文《神經網絡和腦模型問題》。 這篇論文當時沒有太受重視,日後卻成為人工智能技術的鼻祖。 而圖靈早在1950 年就提出了如今人盡皆知的圖靈測試理論以及機器學習、遺傳算法、強化學習等多種概念。” ③1955 年美國西部計算機聯合大會在洛杉磯召開,塞弗里奇提供了一篇關於模式識別的論文,代表了企圖模擬神經系統的一派觀點;紐厄爾則探討了計算機下棋,試圖模擬心智系統的方法。 討論會主持人、美國神經科學家沃爾特·皮茨總結時指出兩者殊途同歸,這一觀點也預示了人工智能後續幾十年關於“結構與功能”兩條路線的發展態勢。 經過近 70 年的發展歷程,人工智能研究經歷了兩起兩落,終於在 21 世紀初迎來了第三次發展浪潮。1. 人工智能的潮起潮落(1)人工智能的第一次浪潮(1950~1969)。 以英國數學家艾倫·圖靈 1950 年發表論文《計算機與智能》,提出“圖靈測試”為標誌,符號主義、連接主義和行為主義等人工智能研究的多個分支出現,掀起了人工智能研究的第一次浪潮。 1958 年麥卡錫開發了 LISP 編程語言,成為一種通用高級計算機程序語言。 1968 年愛德華·費根鮑姆使用 LISP 語言開發了第一個專家系統 DEN-DRAL,標誌著符號主義學派逐漸形成。 此後符號主義盛行,LISP 編程語言更是長期壟斷人工智能領域的應用。 1958 年弗蘭克·羅森布拉特在《心理學評論》 ( Psychological Review )發表論文《感知器:大腦中信息存儲與組織的概率模型》,首次系統性地提出了感知器模型,為人工神經網絡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969 年馬文·明斯基和西摩·帕爾特在著作《感知器》中指出單層感知器無法解決非線性問題,其存在局限無法突破應用瓶頸。 這一結論對連接主義學派的神經網絡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進而導致了“第一次 AI 寒冬”的到來。 存在局限無法突破應用瓶頸,導致連接主義學派的神經網絡研究進入低谷。 儘管如此,這段時期仍被後來的研究者稱為“黃金時代”。621
(2)人工智能的寒冬(1970~1979)。 1965 年 12 月,蘭德公司顧問休伯特·德雷福斯發布《人工智能與煉金術》的研究報告,對蘭德公司主導的人工智能研究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包括國際象棋中的組合爆炸、啟發式方法在機器定理證明中的停滯、10 年來投入了 1,600 萬美元的機器翻譯面臨的上下文歧義問題、模式識別只能做到識別手寫的摩爾斯電碼和英文字母的水平。” ④這使得人工智能研究的聲望在美國空前下降,很難再從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申請到經費資助。 1973 年,英國科學研究理事會發布了劍橋大學知名物理學家詹姆斯·賴特希爾教授提交的一份關於英國 AI 研究現狀的調查報告。 報告的結論是僅支持對神經生理學和心理學過程的計算機模擬,而放棄對機器人和語言處理的資助,這導致科學研究理事會終止了多數大學 AI 研究的支持。一連串的黑天鵝事件,導致人工智能研究跌入低谷經歷至闇時刻。 不過寒冬中還是出現了一抹亮色,1970 年愛思唯爾創辦了《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期刊,成為全球首個專注 AI 研究的學術陣地,系統收錄了符號主義學派的經典成果,並通過同行評審機制篩選出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推動 AI 領域的學術規範形成,促進研究者之間的批判性討論和思想碰撞,為後續的 AI 研究提供了可信賴的參考依據。(3)人工智能的第二次浪潮(1980 ~ 1992)。 20 世紀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被認為是人工智能的高速發展時期。 第一個標誌是“專家系統”的研發,該系統將人類專家的知識和經驗以一定的形式存儲在計算機中,通過推理機制來解決特定領域的問題,讓人工智能從理論研究走向了醫療、氣象、地質等領域實際應用。 第二個標誌是“反向傳播算法”的提出與應用,讓人工智能神經網絡研究再次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1986 年 7 月,傑弗里·辛頓與戴維·魯梅爾哈特等合作在《自然》雜誌發表了《反向傳導誤差的學習表徵》論文,提出了反向傳播算法。 這種算法的核心思想是通過計算每一層的誤差,並將這些誤差逐層向後傳播,進而調整每一層的權重和偏置,使得整個網絡的輸出誤差最小化,這就創造性地解決了多層神經網絡無法高效訓練的理論難題。 第三個標誌是“行為式機器人”概念的提出,1986 年羅德尼·布魯克斯批判了傳統的符號主義人工智能過於依賴複雜的推理系統,忽視了身體與環境的互動對智能行為的關鍵性貢獻。 他強調機器人通過身體與環境的動態交互實現自主學習和進化,其核心在於將感知、行動與認知深度融合。 這一理論被視為行為主義學派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重要代表,為後來的具身智能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並對當時的機器人學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 但從整體上看,人工智能的第二次浪潮“仍然籠罩著濃厚的學術研究和科學實驗色彩,雖然激發了大眾的熱情,但遠沒有達到與商業模式、大眾需求接軌並穩步發展的地步。” ⑤(4)人工智能的低谷(1993~2005)。 人工智能第二次低谷的起點之所以劃在 1993 年,主要考慮五個關鍵節點:其一,日本第五代計算機研究開發計劃,因最終沒有突破關鍵性技術難題宣告失敗;其二,基於規則和符號推理的專家系統表現不佳,難以處理不確定性問題風光不在;其三,當時的硬件算力和數據規模無法支撐機器學習(尤其是深度學習)的發展,導致許多理論難以落地;其四,部分 AI 項目(如語音識別、機器翻譯)因商業化失敗被詬病,投資信心受挫;其五,“奇點理論”的提出。 1993 年,美國計算機科學家兼著名科幻作家弗諾·文奇寫了《即將到來的技術奇點:後人類時代如何求生》,對人工智能潛在的風險發出警告。 論文開頭就危言聳聽地寫道:“在未來 30 年間,我們將有技術手段來創造超人的智慧。 不久後,人類的時代將結束。” ⑥弗諾·文奇成為最早的人工智能威脅論的吹哨者。 這一年馬賽克瀏覽器的流行,使得覆蓋互聯網的萬維網成為新的連接世界的平台,也引發了硅谷的電子商務革命。 “在這種大的背景下,DARPA 的新任領導認為人工智721
能並非‘下一個浪潮’,因此大幅度地削減了資助,AI 研究再次遭遇經費危機陷入低谷,並在漫長的寒冬中蟄伏起來。” ⑦儘管 1997 年 IBM 的超級計算機“深藍”擊敗了當時的世界冠軍加里·卡斯帕羅夫,2001 年保羅·維奥拉和邁克爾·瓊斯提出的 Viola-Jones 算法(人臉檢測算法)廣泛應用於數碼相機和安防監控,但只不過是資本寒冬時期燃放的幾朵爆竹煙花。2.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驚世人2003 年約書亞·本吉奥在《機器學習研究雜誌》 (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發表《神經概率語言模型》論文,其核心貢獻在於將分布式表示與概率建模深度融合,不僅顯著提升了語言模型的性能,更開創了 NLP 的深度學習時代,為計算機理解和處理人類語言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動了機器翻譯和自然語言理解系統的重大轉變。 2006 年傑弗里·辛頓提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深度神經網絡”框架和“逐層預訓練”方法,解決了深層神經網絡訓練困難的問題,引發了“深度學習”革命。 2024 年諾貝爾物理學奬授予傑弗里·辛頓,以表彰他利用人工神經網絡進行機器學習的奠基性發現和發明。 2014 年伊恩·古德費洛提出“生成對抗性網絡”概念,創新機器學習算法,在圖像生成等領域有了廣泛的應用。 2017 年谷歌與多倫多大學研究團隊共同發表論文《注意力滿足一切》,提出了 Transformer 自然語言處理模型,突破傳統架構,完全基於注意力機制,大幅提升了並行計算能力和長序列處理效率。 2021 年理希·博馬薩尼等學者共同發表的報告《基礎模型的機遇與風險》中將 Transformer 模型稱為“基礎模型”。 可以說,“大基礎模型 Transformer 已成為這一輪人工智能迭代發展的範式之基。 並且,已有諸多實驗證明,基礎模型規模越大,效果就越好。” ⑧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GAI)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指一種基於算法、模型和規則生成文本、圖像、音頻、視頻、代碼等內容的技術。 生成式人工智能與傳統 AI 的數據處理和分析功能不同,其核心技術包括大規模數據集、生成對抗網絡、大規模預訓練模型和人的存在這個價值尺度。 “相較於過往各階段的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典型特徵是運作邏輯的轉變,即從分析式系統轉向為生成式系統,極大提升了技術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使人類能夠更便捷高效地應用先進技術。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過學習和理解數據的分布,已經具備強大的生成能力、遷移能力和交互能力,展示出類人的感知與認知智能。” 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突破了“科技”與“人文”的傳統邊界,例如技術邏輯的人文隱喻、多模態生成的跨學科屬性和人機何以價值對齊等問題,其對人類社會的滲透已深度觸及人文社會科學的核心議題。 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僅僅是一個科學技術問題,也是一個人文社會科學問題。 “倫理與技術同向而行,確保科技向善,人類需要發展對倫理問題的敏感性和負責任的應對能力。” ⑩2022 年 11 月,美國 OpenAI 公司發布一種大型語言模型 ChatGPT3.0,引起了學界和業界的高度關注,被媒體稱為“有史以來向公眾發布的最佳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 比爾·蓋茨甚至認為,它是一項革命性的技術,其出現的重要性不亞於互聯網和個人電腦的誕生。 它的面世炒熱了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這一概念,多家科技公司紛紛推出了 Bard、Ernie Bot、LLaMA 等同類產品。“ChatGPT 能夠自己讀取網絡上包括維基百科等在內的海量文本,從中模擬出語言生成模型。ChatGPT 在數學計算和數據儲存方面,遠遠超過了真人的大腦,正是因為有這兩個超強的能力,自然語言中的詞語可以真正被自動標注,實現高維向量化,形成複雜網絡關聯,人工神經網絡可以進行大規模運算得到最佳輸出。” ChatGPT 能夠根據用戶需求生成符合要求的文本內容,根據用戶輸入的問題或疑難,提供個性化的答案和建議。 同時,可以處理各種類型的自然語言任務,包括但821
不限於對話交互、即時問答、文本生成、文字翻譯、論文摘要、撰寫論文和文學作品等,具有很高的語言自組織能力和內容的再創造能力。2024 年 2 月,美國 OpenAI 公司推出的文生視頻模型 Sora,可以根據文字描述生成高質量、逼真的短視頻(最長約 60 秒)。 Sora 擁有高度逼真的場景,能模擬物理世界,生成複雜的光影、運動和細節;擁有深入的語言理解能力,能準確解釋提示,生成表達豐富情感的角色,更好地理解並忠實反映用戶的文本指令;擁有多鏡頭生成能力,在單個生成視頻中創建多個鏡頭,同時保持角色和視覺風格的一致性;擁有從靜態圖像生成視頻的能力,可以準確地動畫化圖像內容,或擴展現有視頻;擁有物理世界模擬能力,如物體的移動和相互作用,展示了人工智能在理解真實世界場景並與之互動的能力。 “Sora 作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視頻生成領域的劃時代產物,掀起了一場全新的智能生成革命。 圍遶 Sora 產生的技術討論與技術想像層出不窮,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維話語迷思中,Sora 的社會應用與未來前景愈發撲朔迷離。” 2024 年 12 月,中國大語言模型 DeepSeek-V3 上線並同步開源,憑藉其卓越的性能和顯著的成本優勢,迅速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被譽為“來自東方的神秘力量”。 作為多模態智能系統,Deep-Seek 支持文本、圖像、音頻、視頻、代碼等多種格式輸入,具備智能問答、內容生成、數據分析、任務管理和學習助手等核心功能,可應用於日常生活、家庭教育、職場工作等多個領域,能幫助用戶寫演講稿、制定旅遊攻略、解答學術問題、整理會議紀要等。 DeepSeek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領域的最重要突破,體現在對中文信息的處理更加精準與流暢,鮮明的本土化特徵使其能夠輸出更符合中國文化背景的內容。 從處理速度、分析深度和覆蓋廣度等多個方面,DeepSeek 正持續推動著生成式人工智能從輔助工具向知識生產主體的轉變,進而對人文社科學術研究範式的解構與重塑產生深遠影響。 DeepSeek 採用開源策略,將模型權重、訓練框架及數據渠道全部開源,吸引了大量開發者和研究人員參與,形成活躍的社區,推動了技術的快速迭代和創新。3. 生成式人工智能對三大學派理論的融合生成式人工智能(GAI)作為當前人工智能領域的重要分支,其發展深受傳統人工智能三大範式———符號主義、連接主義和行為主義的影響。 符號主義學派強調邏輯推理,認為人類認知和思維的基本單元是符號,認知過程是在符號表示上的運算。 GAI 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符號主義的思想。如自然語言處理中的文本生成任務,模型會將輸入的文本理解為符號序列,通過對符號的處理和組合來生成新的文本。 在生成代碼、摘要等任務中,模型同樣是基於對符號的操作來實現。 但是 GAI並非單純的符號處理。 傳統符號主義面臨知識獲取瓶頸等問題,而 GAI 藉助深度學習等技術,能從海量數據中自動學習符號間的關係,無需人工手動編碼大量規則,這是對符號主義的發展與突破。連接主義學派從神經生理學和認知科學出發,強調智能活動是由大量簡單單元通過複雜相互連接的人工神經網絡並行運行的結果。 GAI 中的神經網絡架構,正是連接主義的具體應用。 以圖像生成模型為例,模型由眾多神經元組成的網絡結構,通過對大量圖像數據的學習,調整神經元之間的連接權重,從而能夠生成逼真的圖像。 再如 GPT-4 的思維鏈技術既需要神經網絡的特徵提取能力,又依賴符號化的推理步驟。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訓練過程中採用的大規模並行計算方式,也符合連接主義並行運行的理念。 它充分利用連接主義的優勢,通過不斷優化網絡結構和訓練算法,提升生成內容的質量和多樣性。行為主義認為智能是系統與環境的交互行為,是對外界複雜環境的一種適應。 GAI 通過引入921
強化學習人類反饋機制,將行為主義的“試錯—反饋”範式融入生成過程。 模型根據環境反饋的奬勵信號,不斷調整自身的生成策略,以更好地適應環境需求。 在智能對話系統中,GAI 根據用戶的輸入(環境刺激)生成回復(行為反應),並通過用戶的反饋不斷優化回復策略,體現了從感知到行動的行為主義模式。總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正在消解傳統學派的理論邊界,它融合了三大學派的部分理念與技術,在不同領域展現出與各學派的千絲萬縷聯繫,推動了人工智能技術向更智能的方向發展。 西方學術期刊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貢獻,遠不止於學術成果展示窗口的表層功能。 學術期刊通過構建嚴謹的學術規範、促進跨學科對話、容納批判性聲音、引導資源流向,推動 AI 技術從“碎片化創新”走向“系統性突破”的生態系統。 從某種意義上說,生成式 AI 的進化史,就是學術期刊上的理論爭鳴與實驗室裡的技術試錯相互滋養的歷史;Transformer 架構的論文曾因“看似簡單”遭遇拒稿,後來卻在學術期刊的不斷爭論中被重新審視;早期擴散模型的數學推導因“複雜晦澀”鮮受關注,卻在學術期刊的長期傳播中被工程師發現應用價值。 當我們驚嘆於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驚艷表現時,不應忘記那些刊載於紙本期刊頁面上的公式、圖表與爭論,這些看似枯燥的文字,正是學術期刊對 AI 發展最深刻的饋贈。 所以,有學者認為 GAI 標誌著人工智能進入後學派時代。二、人工智能對知識生產的賦能學術研究與學術期刊是現代學術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與關鍵支柱。 學術研究的本質是知識生產、問題回應和學術傳承與創新,而學術期刊則通過成果傳播、質量篩選、學術對話、知識存檔、規範引導履行著學術共同體公認的“知識守門人”的職能。 二者深度依存、協同而行,共同支撐著知識的生產、傳播、驗證與積累。 從這個意義出發,AI 技術對於學術研究的賦能抑或魅惑都會集中地表現在學術成果———論文之中,而論文要進入主流傳播領域,需要順利通過學術期刊的合規審查和價值判斷,所以,AI 的賦能或魅惑能否最終實現,實取決於學術期刊。 因此,學術期刊能否正確引導學術研究利用 AI 賦能和實現對 AI 祛魅,就成為關鍵。 要做到這一點,還在於學術界以及期刊界對AI 如何賦能學術生產的看法和認識。隨著人工智能(AI)從技術層面到社會層面的深度滲透,知識生產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 AI 對知識生產賦能的核心是從加速器到認知革命。 首先,自然語言處理與海量數據分析能力使人類得以從信息迷霧中提煉洞見,實現知識創造指數級加速。 其次,AI 以超越人類直覺的模式識別與複雜關聯分析能力,突破傳統認知邊界,揭示隱藏規律,催生跨學科融合的新知識圖譜。 再次,AI 推動知識生產從“人類中心”向“人機協同”躍遷。 人類提供批判思維、價值導向與意義追問,AI 則貢獻強大的計算能力與模式發現,共同編織更複雜深邃的知識網絡。 AI 時代,正加速進入一個自然人、機器人、數字人“三人”共生的新時代。 我們“需要注意其技術本身,但是更要關注其次生效應,更要關注其給語言、語言生活和語言治理帶來的新問題、新形態和新趨勢,關注‘三人’之間的共生、共享、共治和共建。” 1. 知識生產的“範式革命”1962 年,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其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中,第一次提出了“範式”理論並進行了系統性闡述。 庫恩認為,“科學成就”既吸引了“一批堅定的擁護者”,又為後來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具有這兩個特徵就可以稱之為“範式”。 庫恩強調,儘管“一個範式就是一個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東西,而反過來,一個科學共同體由共有一個範式的人組成。” 031
受範式理論的啟發,美國科學家、圖靈奬獲得者吉姆·格雷在 2007 年發表報告《科學方法的革命》,提出了人類科學研究經歷了四種範式的演進:第一種範式為伽利略時代之前的經驗觀察,第二種範式為牛頓之後的理論建構,第三種範式為計算仿真技術支持的仿真模擬,第四種範式為數據密集型的科學發現。 而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有學者提出或將催生出“第五範式”———“在數據密集型範式的基礎上引入智能技術,強調人的決策機制與數據分析的融合,將數據科學和計算智能有效結合起來。” 人工智能驅動的科學研究是以生成式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與科學研究深度融合的產物。 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國傑研究員將智能化科研(AI4R)稱為第五科研範式。 概括它的一系列特徵包括:“(1)人工智能(AI)全面融入科學、技術和工程研究,知識自動化,科研全過程的智能化;(2)人機融合,機器湧現的智能成為科研的組成部分,暗知識和機器猜想應運而生;(3)以複雜系統為主要研究對象,有效應對計算複雜性非常高的組合爆炸問題;(4)面向非確定性問題,概率統計模型在科研中發揮更大的作用;(5)跨學科合作成為主流科研方式,實現前 4 種科研範式的融合,特別是基於第一性原理的模型驅動和數據驅動的融合;(6)科研更加依靠以大模型為特徵的科研大平台,科學研究與工程實現密切結合等。” 近幾年,人工智能技術在國際生物、化學、材料、製藥等領域的科學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催生了大量的 AI 模型、基礎軟件和應用。 在生命科學領域,DeepMind開發了一款 AlphaFold 程序,採用深度學習技術,破解了蛋白質結構預測這一長期困擾科學界的難題。 在數學領域,2017 年以來科學家嘗試使用機器學習、ResNet、seq2seq 模型等技術求解偏微分方程,獲得了更快更準的結果。 2021 年,DeepMind 開發了啟發數學家直覺靈感的機器學習框架,幫助數學家和 AI 研究人員在紐結理論方面發現新定理,並在證明 Kazhdan-Lusztig 多項式古老猜想上取得了進展。 在物理學方面,2022 年 8 月,物理學家通過使用基於多年實驗數據的神經網絡找到了質子中存在隱性內含粲夸克的證據,這一發現可能會改寫量子色動力學的教科書。 在材料科學領域,2016 年《自然》發布了美國哈弗福德學院和普渡大學的研究成果,科研人員利用機器學習算法,用“失敗”的實驗數據預測了新材料合成,這啟示機器學習等 AI 技術成為材料科學的重要研究方式。我國 2017 年啟動“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項目”,開始布局重點領域的相關研究。2022 年 10 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建立數據驅動的 AI 化學家機器人“小來”。 目前,“AI 驅動科研範式變革的主要特徵體現在嵌入科研全流程、推動科研設施升級、重構科研人員與儀器設備定位及角色分工、促進科研組織治理模式變革 4 個部分。” 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就在蛋白質三維結構預測、分子動力學模擬和芯片全自動設計領域,取得三個成功案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正以驚人的滲透力重塑科研全鏈條,帶來科研管理各環節深層次的變革。生成式人工智能對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等人文社科學科的衝擊較重,為學術研究和知識創新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 對人文社科研究範式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現出了獨特的能力。在哲學領域,生成式人工智能通過分析經典著作、學術論文等海量哲學文本,學習哲學概念的語義網絡、邏輯關聯和論證模式,進而模擬人類的哲學思維過程,能夠獨立完成概念推演。 “這些變化不僅體現在人工智能應用會激發出新的哲學問題,如人工智能的道德地位問題、智能駕駛的事故歸責問題、數據偏見與隱私保護問題等。 更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出現和發展本身就會改變甚至顛覆傳統的哲學觀念和視野。 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可以被視為一個‘哲學事件’。 因此,當我們在人工智能時代問出‘人是什麽’的問題時,我們不是要回到人文主義的舊圖景,而是要在人工智能技術的衝擊下重新定義人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這將成為人工智能時代的哲學母題。” 在歷131
史學領域,“歷史學家使用人工智能協助標注史料、查詢筆記、總結文獻主題、史料分類等工作,都是在助力而不是阻礙學術研究。 在具體研究實踐展開的環節,人工智能同樣能夠發揮效能,幫助歷史學家更充分利用史料,提高研讀文獻的效率。” 生成式人工智能憑藉大規模史料的信息提取與整合、歷史脈絡的關聯性分析與敘事重構、歷史文本的校勘與辨偽、跨地域跨時段的歷史比較研究等文本挖掘與分析能力,正逐漸成為重構歷史認知的重要工具,並還原更接近真相的歷史脈絡。 在文學領域,DeepSeek 促進了文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 研究者可以將文學與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領域的數據結合在一起,通過 DeepSeek 的分析工具探討更為複雜的人類行為和歷史進程,形成多維度的研究視角,豐富了文學研究的內涵。 “DeepSeek 對傳統詩學的賦能,體現在:第一,創作能力加持;第二,重構學術進路;第三,跨媒介傳播。” 在藝術領域,“AI 技術早就部分參與、輔助並賦能人文研究了。 比如,利用生成對抗網絡技術,藝術家可以生成山水畫、水墨畫和花卉等進行藝術創作,並將傳統中國畫轉換為逼真圖像;利用深度卷積生成對抗網絡技術,研究者可以識別圖像的損壞部分並填充缺失部分,修復文化遺產;利用語音生成技術,研究者可以探索古代語言和音樂的聲音,促進跨文化溝通與理解。” 總之,“DeepSeek 等人工智能的異軍突起突破了技術圈層,直抵人文社科學術體系,驅動著傳統學術研究範式轉向人機協同的創新範式,這一過程引發了知識生產權力的深度遷移,催生了一種新型知識生產方式。 構建兼具人文深度與前沿技術的學術新範式已經成為當前人文社科學術研究的新興理論生長點。” 2. 人機協同寫論文早在 2005 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計算機科學與人工智能實驗室的傑里米·斯特里布林等三位研究生聯合編寫了一個叫做 SCIgen 的計算機程序,能夠自動生成英文科技“論文”,包含摘要、引言、文獻綜述、實驗結果、結論、圖片和參考文獻等。 此後幾年用這個神器生成的論文,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世界各地的科技學術會議,有的甚至通過了同行評審,被 CSSE 雜誌錄用。 2010 年,法國約瑟夫·傅立葉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家西里爾·拉貝,虚擬了一個叫做 IkeAntkare 的機器人作者,製造了 102 篇機器生成論文來測試“谷歌學術”是否收錄。 結果這位機器人成功了,甚至還成為世界上第 21 位被引用次數最高的“科學家”。15 年過去,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學術研究中的輔助創新方式是多維度的,貫穿於整個創作流程中,其可能完成的輔助性任務包括翻譯、簡潔呈現研究結果、文本生成、提煉摘要、上下文理解、數據分析等,其在推理、對話和總結方面的突出表現,可充分滿足人們在短時間內低成本獲取密集知識的需求”。機器人輔助寫稿正在成為常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也將面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野蠻敲門。 截至 2024 年 10 月,我國完成備案並上線為公眾提供服務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近 200 個,注冊用戶超 6 億。目前國內流行的 AI 學術工具有很多種,如美國 OpenAI 公司的 ChatGPT、中國深度求索的 DeepSeek、抖音有限公司的豆包、騰訊公司的騰訊元寳、阿里巴巴公司的夸克 Quark 和通義千問、百度公司的文心一言、北京閱之暗面公司的 Ki-mi、北京智譜華章公司的智譜清言、上海知否知否公司的包閱等,總體呈現出“垂直化、專業化”趨勢。 對於人類個體而言,生成式 GAI 就是一個巨大且持續擴充的知識庫,“作為個體的人遠不如匯集了集體訓練成果的機器系統儲存的知識多”。學術研究的根本目的在於知識生產,就是在總結人類理解宇宙、世界、社會、人生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反思已有的思想、觀點和命題,並賦予已有知識體系以新的思想內涵、時代內涵和文明內涵。 隨著算法不斷迭代創新,預訓練模型不斷優化,多模態能力不斷升級,使得社會科學研究也更231
加重視計算思維、協同思維、跨學科思維和數據驅動,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悄然重塑論文寫作模式。(1)主題構建。 傳統論文主題的構建,主要依賴作者的學術經驗與知識儲備。 以 CHatGPT、DeepSeek、文心一言、豆包等為代表的大語言模型,在接收到研究者輸入的初步研究方向與關鍵詞之後,能夠快速掃描海量文獻數據庫與核心期刊發文規律,通過對大量學術數據的深度挖掘和分析,可以洞察各學科領域的研究熱點及其變化趨勢,快速列舉出目前存在的關鍵問題和揭示潛在研究空白。 研究者通過與 GAI 的多層次、深維度交互探討,可以進一步明確研究的核心問題,甚至實現個性化的主題定製,確保論文主題具有針對性與研究價值。 不過,“GPT 生產的知識確實是沒有意向對象的,它形成知識文本的過程是依靠邏輯關係實現的,但人類的參與,卻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類與 GPT 一問一答的‘雜合文本’有了某種‘弱意向性’,特別是 GPT 生產的雜合知識文本若經過人類的深度再加工,其意向性的特質就更加突出。 只不過,GPT 介入知識生產後,人類也將不得不面對‘雜合知識’急遽擴充的局面。” 因此,研究者必須深度融入個人學術見解,創造性重構框架,嚴格規範使用流程,才可能有效規避風險。(2)文獻綜述。 傳統文獻綜述,需要研究者手動篩選和閱讀圖書館、數據庫的大量文獻,不僅耗費大量時間與精力,而且容易遺漏重要文獻,導致綜述的完整性與準確性受到影響。 生成式人工智能憑藉其強大的自然語言處理能力,能夠理解研究者輸入的自然語言查詢指令,快速在各類學術數據庫中進行精準檢索和篩選。 不僅能迅速檢索出大量相關文獻,還能篩選出相關的高影響力研究主題、核心觀點、實驗結果等關鍵信息,並且按照主題、時間、研究方法以及與其他文獻的差異點等維度進行分類整理與歸納總結,極大地提高了文獻篩選的效率。(3)論文寫作。 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夠依據研究者給定的論文主題、研究框架、關鍵詞、研究方向等信息,在短時間內生成邏輯連貫、結構完整的論文初稿。 論文初稿雖然在專業深度和學術創新方面存在缺陷,但它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寫作基礎。 如果研究者已經完成部分論文內容寫作,但需要對某些觀點進行進一步拓展或深化時,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夠根據已有的觀點,通過搜索相關文獻,為研究者提供更多支持性證據或不同的學術觀點,幫助研究者從多個角度對研究結果進行深入分析和討論,使論文的內容更加豐富、全面和深入。(4)觀點提煉。 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夠快速提煉數千篇論文的核心觀點,構建領域研究脈絡;能夠橫向對比多篇論文的觀點,對比發現領域未解決問題;能夠突破學科壁壘,從聚類結果中提取交叉領域的共識與爭議。 生成式人工智能對論文觀點的提煉,遵循“解構—提取—聚合—驗證”的閉環流程,通過結構化分析將碎片化文本轉化為系統化知識體系。 這一過程不僅依賴文本處理技巧,更需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術本質、應用場景及學術範式有深層理解,最終為學術研究提供清晰的理論參照。(5)文本修飾。 生成式人工智能對論文的文本修飾已形成多維度、系統性的賦能體系,具體體現在語法與用詞規範校準、句式多樣性與語言流暢度優化、文獻引用格式標準化、學術倫理合規提示等方面。 不同的學科研究和學術期刊審稿,往往有特定的寫作風格和學術規範要求。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根據用戶指定的規範指南,對論文進行全面的格式化和風格調整。 它能夠自動設置字體、字號、行距、頁邊距等文檔格式,統一各級標題的樣式;按照要求調整參考文獻的格式和引用方式,甚至模仿特定學者或學術流派的寫作風格,使論文在風格上更加契合目標期刊和研究領域的要求,增強論文的專業性和說服力。 總之,生成式人工智能對論文的文本修飾已超越簡單的“糾錯改字”,已形成從語言表層到邏輯內核的多層級賦能。331
(6)生成結論。 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備強大的知識整合能力,通過分析不同研究成果之間的關聯和差異,能夠幫助研究者從更宏觀的視角審視自己的論文,從而使結論更加系統、客觀。 通過識別文章中的核心觀點、重要數據,按照一定的邏輯順序進行歸納整理,形成更具深度和廣度的研究結論,提升論文的學術價值。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突破,使學術研究主體正進化為人機交互的協同模式。 “在這一模式中,研究者作為需求提出者和反饋提供者,為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語境、價值觀和行為特徵輸入。 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再停留於傳統人機交互模式中輔助者的角色,而是承擔了包括方案制定者在內的多種角色,憑藉其全域知識和預測能力,幫助研究者突破傳統思維局限,為研究者制定更加準確和高效的解決方案。” 綜上所述,AI 技術對學術研究的賦能,體現在科研效率的指數級提升、跨學科研究的融合加速和數據驅動的範式革命。 AI 技術對學術研究的魅惑,也會引發研究者認知理解錯覺、學術誠信危機和學術主體性消解等深層倫理挑戰。 當 AI 既能撰寫論文又能生成評審意見,傳統的“作者—編輯—讀者”三者的關係面臨重構。 過度依賴 AI,可能使研究者淪為“算法操作工”,喪失批判性思維能力。 過度依賴 AI,可能使編輯逐漸失去職業核心的“主動性、創造性與人文性”,從“內容的把關者”降格為“技術的跟隨者”。三、生成式人工智能正重塑學術期刊出版隨著 ChatGPT、DeepSeek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普及,學術不端行為呈現出新特點與新形態。 據《自然》雜誌調查,2023 年提交至預印本平台的論文中,疑似 AI 生成的佔比達 12% 。 德國蒂賓根大學數據科學家德米特里·科巴克領導的團隊,分析了學術數據庫 PubMed 中 2010 年至2024 年 6 月期間發表的 1,400 萬篇論文摘要。 他們估計,2024 年上半年,至少有 10%的生物醫學論文摘要(約 7.5 萬篇)使用了大語言模型(LLM)進行寫作。生成式人工智能輔助寫作的出現,人們的反應各有不同,恐懼者有之,扺觸者有之,擁抱著更有之。 2024 年 11 月復旦大學教務處發布了《復旦大學關於在本科畢業論文(設計)中使用 AI 工具的規定(試行)》。 規定中明確提出了“六個禁止”:禁止在研究方案設計、創新性方法設計、論文結構設計等關鍵環節使用 AI 工具;禁止使用 AI 生成或修改原始數據、實驗結果和圖像;禁止直接使用 AI 生成的正文文本、致謝等內容;禁止使用 AI 進行語言潤色和翻譯;禁止評審專家使用 AI 工具進行評審;對於涉及保密內容的論文,禁止使用任何 AI 工具。這一規定,明確劃定了人工智能工具在學術寫作中的使用邊界。 此後國內多所高校和學術期刊紛紛出台相關辦法與措施,集體扺制 AI 生成論文,強化審查機制,呼籲守護學術尊嚴,拒絕技術捷徑。 但採取的這些防禦措施,做出的各種規定,是否又過於簡單粗暴,潑髒水容易把孩子一起潑出去。 生成式人工智能充滿了張力,許多人正在上面做著充滿想像力的探索,不妨“讓子彈再飛一會”,不要匆忙下結論。(1)提高識別 AI 輔助論文的能力作為學術期刊,當然要重視生成式人工智能輔助寫作論文中存在的版權與倫理風險,建立必要的使用標準和規制框架。 作為學術期刊編輯,更要結合技術原理、專業知識、學術規範和實踐經驗提升識別 AI 生成論文的能力。 一是從語言表達特徵分析,AI 生成的論文過度流暢且顯得機械刻板,缺乏人類寫作時的口語化表達和個性化措辭。 由於對語義的理解存在局限性,AI 生成論文會出現詞彙搭配不合理或語義前後矛盾的情況。 二是從內容邏輯與專業深度考量,AI 生成論文只是對已有知識的簡單拼湊與複述,缺乏專業作者對學科前沿問題的深入思考與獨特見解。 此外,AI431
生成論文在論證時會出現邏輯跳躍,論據與論點之間缺乏緊密聯繫,難以形成完整的邏輯鏈條。 三是從格式與排版細節觀察,AI 生成論文存在標題格式不統一、數據與文字描述不符、圖表類型選擇不當、參考文獻不符合規範等。 四是數據分析表面化且缺乏情感與人文關懷。 AI 能生成合理的圖表和數據,但分析往往停留在描述層面。 對比發現,人類作者即使處理簡單數據,也會嘗試挖掘潛在模式或提出解釋機制,而 AI 生成的分析常止步於數據表面特徵的陳述。 五是結論部分泛泛而談且缺乏針對性。 結論未能緊扣研究成果在實際應用中的可行性、局限性以及與其他相關技術的比較優勢,沒有深入挖掘和討論研究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和潛在的改進方向,僅說了一些籠統空洞的大話,沒有提出針對性強的對策建議和具體的優化進路,缺乏實際指導意義。 六是參考文獻引用不規範。 首先是引用文獻與討論問題關聯性弱,雖然引用的是高被引作者和高被引論文,但與正文討論內容匹配度很低。 其次是存在“幽靈引用”現象,引用的參考文獻實際出版物中並不存在。 再次參考文獻引用存在異常片面特徵,有的重要基礎性文獻集體缺失,有的重要文獻引用比例過高,跨學科引用幾乎為零。 七是有時會“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 生造晦澀術語、堆砌流行概念,將簡單思想包裹成高深理論。 比如“ChatGPT 給出的綜述性文獻,雖然很多都不存在,但看起來卻能‘無懈可擊’;它輸出的代碼,雖然大多無法使用,卻總能給人‘一本正經’的規範感。 可以說,ChatGPT 在對社會、金融、教育等學科的專業性問題提出建議時,幾乎總顯得‘真理在握’,即便是應對古典學科的某些‘冷門絕學’問題,它也敢大開腦洞地‘瞎編’。” (2)人機協作將成為一種常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應用場景下,學術出版已不再局限於人類內容創作的單一維度,而是向人機協作模式延展;不再局限於傳統的期刊與圖書,還包括視頻、音頻、增強現實(AR)和虚擬現實(VR)等多種媒介形式。 “學術編輯的定義可以擴展為:基於自身的知識積澱和業務經驗積累,合理選用人工智能工具,挖掘發現內容價值,依據學術出版規範對內容進行整理、加工、製作、發行,向讀者和用戶提供知識服務的行為者。” 傳統學術期刊編輯僅僅滿足於會策劃、會組稿、會審稿、會改稿、會校對,顯然已經無法適應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場景下的崗位要求。 單純的內容加工者轉變為多模態內容的整合者和人機協作的管理者,將成為學術期刊編輯的核心競爭力。 一個人機協作的編輯,應當是學術前沿的追蹤者,應當是問題導向的倡導者,應當是內容質量的把關者,應當是人文價值的發現者,應當是多模態內容的整合者,應當是內容創新的策劃者,應當是平台化傳播的推動者。 “學術期刊的平台化生存,不僅關乎編輯在虚擬空間中的存在,也關乎編輯在現實空間裡的生存。 因此學術期刊要努力實現從‘數字化’到‘數智化’、從‘內容為王’到‘創新為要’、從‘單一傳播’向‘複合傳播’、從‘紙媒期刊’向‘媒體平台’的轉型。” 從一定意義上講,“編輯這一行當的日常,在今後或許將逐漸演變成與 AI 的一次次合作。 我們需要逐漸習慣使用 AI,並掌握與之共同完成創作的本領。” 人機協作可以讓 AI 技術在學術期刊選題、審稿、評審、編輯加工、出版發行等各個環節發揮獨特作用,與編輯的專業判斷形成互補,從而推動學術期刊向更加智能化與專業化的方向邁進。第一,選題策劃。 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夠顯著增強熱點選題的追蹤效率。 通過對海量學術文獻、社交媒體數據以及科研動態信息的實時監測與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快速識別出當前學術界的研究熱點和潛在趨勢。 如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開發的“學術之眼”系統,旨在通過數據挖掘、知識圖譜和人工智能技術,幫助編輯用戶高效獲取學術資源、分析研究趨勢、發現潛在作者等,通過深度學習數百萬篇已發表論文的語料庫,能夠提供有價值的選題參考,極大提升了選題策劃的531
科學性、時效性和匹配作者的準確性。第二,稿件審讀。 學術期刊的傳統工作流程,編輯要面對大量投稿,憑藉專業知識與經驗篩選出具有學術價值與創新性的優質稿件,審稿過程耗時費力且主觀性比較強。 生成式人工智能輔助審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論文格式規範。 利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能夠快速檢查論文的參考文獻格式、圖表排版格式等是否規範。 二是學術不端檢測。 通過學術文獻數據庫進行對比,能夠檢測稿件中潛在的學術不端風險。 三是作者學術水平評估。 基於學術數據庫統計,對作者的研究方向、過往發表成果、引用情況等進行分析,生成作者學術水平評估報告。 編輯可據此瞭解作者在相關領域的研究能力和影響力,輔助判斷稿件的學術價值,提高審稿效率和準確性。第三,同行評審。 在同行評審環節,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根據稿件的學科領域、研究方向、關鍵詞等信息,從龐大的專家數據庫中快速匹配出合適的評審專家。 同時,它還能對專家過往評審記錄進行分析,評估專家的評審風格、評審效率以及評審質量,為編輯提供更全面的參考,大大縮短了專家邀請週期,提高了同行評審的效率與質量。 不過,“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有效提升學術評價效率,但不宜取代人類評價;可作為有效輔助工具,但必須以人類專家評價為主導;學術評價因技術發展而推陳出新,但評價的人文屬性不變。” 第四,編輯加工。 在編輯加工環節,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在語言潤色、邏輯結構優化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 它可以檢查稿件中的語法錯誤、拼寫錯誤,對語句進行通順性調整,還能根據學術寫作規範,對論文的結構進行分析,提出優化建議,使論文邏輯更加清晰。 編輯在此基礎上,對稿件的語言規範、邏輯結構、圖表格式、觀點論證等進行審核完善,大大縮短了編輯加工時間,提升了稿件質量。 生成式人工智能已成為編輯加工不可替代的輔助工具,但仍需與人類編輯的專業判斷相結合———AI 負責“標準化、重複性”工作,人類則聚焦“創新性、人文性”內容的把控。第五,內容校對。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學術論文校對中的核心價值,首先體現在語言規範性校驗的高效性,可以自動檢測語法錯誤、優化句子結構,提升表達流暢度。 其次格式與規範的標準化控制,按期刊要求自動調整參考文獻格式、檢測圖表標注、公式編號、段落縮進等格式的一致性。 再次學術嚴謹性的輔助審查,可以識別邏輯斷層、數據表述一致性、預警潛在學術不端等。 一些先進的校對軟件利用深度學習技術,能夠學習不同學科領域的語言風格和專業術語,從而實現更精準的校對。 總之,“人機協同並不是指機器完全取代人類,而是指人與機器之間相互配合、互補的關係。在人機協同中,機器的優勢在於高速計算、大數據處理和精確性方面,而人類則具有創造性思維、靈活性和情感等優勢。 因此,人機協同的真正價值在於充分發揮人與機器各自的優勢,從而實現更高效、更智能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帶來的版權與倫理風險生成式人工智能近年來取得的突破性進展,為諸多行業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 不過,硬幣通常都有兩面。 在學術出版領域,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場景不斷拓展,在給學者、編輯帶來便捷與新奇體驗的同時,一種“AI 附魅”現象悄然興起。 人們將 AI 賦予了超越其技術本質的魔力光環,甚至將其神化。 美國計算機科學家摩西·瓦迪在 2012 年發表觀點認為,“當前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很快,所有人類勞動力都將在未來 30 年內被廢棄。 現在,機器正在與人類的大腦角力。 機器人兼具大腦和肌肉。 我們都正在面對‘被我們的造物完全取代’的未來。” 中國學者趙汀陽 2022 年曾明確表示,“人工智能試圖改變智能的本質,這是要創造一種新的存在,所以是一個存在論級別的631
革命”,而“模仿了人性和人類價值觀的人工智能就和人類一樣危險”,它們會試圖“自主建立遊戲規則”,“因此安全的人工智能必須限制在沒有反思能力的圖靈機水平上”。近年來,新聞媒體更是對 ChatGPT、DeepSeek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給於過度解讀與渲染,常冠以“顛覆性革命”或“行業終結者”、“突破人類極限”或“超越人類的文化理解”等附魅之詞,不僅影響公眾對 AI 的客觀認知,更可能對學術研究和學術期刊出版帶來版權與倫理風險。1. 機器學習使用訓練數據侵權機器學習需要海量數據進行訓練優化算法、提升性能,如 GPT—3 語言模型就需要挖掘 1750億個參數加以支持。 這些數據涵蓋文本、圖像、音頻、視頻等多種形式,來源廣泛,包括互聯網上的公開數據、用戶生成內容以及企業內部數據等。 在數據收集和使用過程中,由於相關法律法規尚不完善,部分企業和開發者為追求效率和降低成本,未經授權擅自使用受版權保護的作品、侵犯個人隱私數據或違反數據使用協議,導致訓練數據侵權事件頻發。 從法律層面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法律規定與司法實踐存在很大差異。 歐盟在《數字化單一市場版權指令》(2019)中創設了《文本與數據挖掘例外條款》,允許科研機構和文化遺產機構在未經著作權人授權的情況下使用作品進行 AI訓練,但要求權利人可通過“選擇—退出”機制保留控制權。 美國尚未通過專門立法確立 AI 訓練的合理使用地位,司法實踐傾向於嚴格解釋。 在《湯森路透訴羅斯智能案》中,法院明確駁回了 AI訓練適用合理使用的抗辯,認定未經許可使用 Westlaw 數據庫內容構成侵權。 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規定:複製權是以印刷、複印、拓印、錄音、錄像、翻拍、數字化等方式將作品製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權利。 機器人在挖掘數據的過程中,無論是將這些數據讀入系統還是進行格式轉換和數據分析,均涉及受著作權人控制的複製行為。2023 年 8 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第七條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提供者應當依法開展預訓練、優化訓練,增強訓練數據的真實性、準確性、客觀性和多樣性,使用具有合法來源的數據和基礎模型。 涉及知識產權的,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識產權。 涉及個人信息的,應當取得個人同意或者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這個《暫行辦法》僅提出原則性要求,具體如何界定侵權仍需深入探討。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多種來源的海量數據、知識作為訓練數據,但這種直接或間接“搬運”,掩蓋了原創內容引用的嚴謹性,會使作者與學術期刊編輯誤將模型輸出等同於對現象的真正理解,忽略添加注釋和參考文獻,結果導致涉嫌抄襲或學術不端。2. 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可版權性在人工智能技術蓬勃發展的當下,AI 生成的繪畫、論文、小說、音樂等作品不斷湧現,其是否具有可版權性成為法律界和學術界熱議的焦點,主要形成“工具說”與“無版權說”兩種對立觀點。“工具說”強調人類對工具的主導性。 AI 生成物當以人為本,不能以機器為本。 因為 AI 生成物的數據準備、特徵提取、算法規則、模型訓練、標籤應用、效果優化等都是由人工完成的。 “比工具更重要的是設計工具、製造工具、使用工具的人。” 因此,AI 生成物的人類創作者可基於其貢獻獲得版權保護,AI 僅被視為高級創作工具。 根據《伯爾尼公約》及多數國家版權法,作品要獲得版權保護,通常需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原創性,作品需體現作者的獨立創作,而非簡單複製。 二是人類作者,傳統版權法默認作品需由人類創作。 英國 1988 年發布《版權、外觀設計和專利法》,將計算機生成作品的著作權歸“創作作品進行必要安排的人”所有。 “必要安排的人”被視為作者,可能包括編寫人工智能的程序員、人工智能系統或設備投資者、人工智能的最終使用者等主體。2023 年美國版權局裁定美國藝術家卡什塔諾娃創作的科幻漫畫書Zarya of the Dawn ,其中“作者創作的文字731
和對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的選擇、協調和安排”可獲部分版權,但通過 Midjourney 生成的圖片不受著作權保護。 “無版權說”強調“作者必須是自然人”原則。 基於這一標準,作品中包含的人工智能成果,統統被排除在版權保護之外。 美國版權局 2023 年 3 月發布的《版權登記指南:含有人工智能生成材料的作品》指出,在面臨涉及人工智能的成果時,需要區分:一種是人類主導、機器輔助的產物,這種客體具有可版權性;一種是主要由機器進行構思與落實的產物,這種客體不具有可版權性。“在確認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權性時,人類作者與創造性,是其中兩個最核心的元素。 為此,《版權指南》要求申請人在提交注冊人工智能作品時,必須解釋人類在其中的創造性貢獻,以方便識別版權類型。” 中國案例為 2023 年 8 月“李某與劉某侵害著作權糾紛案”,原告李某起訴稱其使用開源軟件 Stable Diffusion 生成涉案圖片並發布在小紅書平台,後發現被告劉某在百家號文章中使用該圖片且截去署名水印。 北京互聯網法院經審理認為,涉案圖片生成過程中原告進行了較多智力投入,如設計人物呈現方式、布局構圖、選擇提示詞、重複調整參數等行為,體現了原告的獨特審美、個性化表達,具備“獨創性”要件,屬於美術作品,原告享有著作權,被告行為構成侵權。 “該案將文生圖作品定性為人類智力成果,扭轉了社會評價中人工智能機械式生成和人類無法控制輸出內容的偏見,也蘊含了對於不同 AIGC 成果施以分級版權保護設計的內涵。”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對人格權的侵害人格權是民事主體享有的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等權利,是民事主體維護其人格尊嚴和人格自由發展的重要權利基礎。 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運行機制和應用模式,卻在多個維度對人格權構成了威脅。 首先,直接侵害個人隱私和信息。 未經授權生成高度逼真的個人肖像、聲音,直接盜用或扭曲他人身份。 冒用他人姓名生成虚假言論或行為,導致身份混淆。 泄露學者科研成果數據、學術交流隱私、未發表作品內容、個人聯繫方式,曝光讀者閱讀偏好、購買記錄、個人身份信息等,都嚴重侵害了他人的隱私權和個人信息權益。 其次,人格尊嚴與名譽損害。 生成虚假負面信息,貶損他人社會評價。 編造關於學者的虚假學術成果、學術不端行為等,一旦這些虚假信息傳播開來,會嚴重損害學者的學術聲譽,對其長期積累的學術成果和人格尊嚴造成極大傷害。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與作者風格相似的低俗、違法作品,並將其歸為作者名下,會嚴重玷污作者的創作聲譽。 再次,侵害肖像權。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圖像,比深度偽造造成的損害後果更加嚴重,其不僅會侵害個人的肖像權,甚至可能透過圖片、視頻扭曲個人的形象,特別是當生成的圖片涉嫌性騷擾、猥褻、非法同居等虚假信息後,將會造成對他人的名譽權、隱私權等權益的嚴重侵害。” 4. 存在 AI 幻覺現象生成式人工智能存在“生成與特定來源相關但無意義或不真實的內容的機器幻覺現象,可能導致危險的發生。 例如對藥品說明書翻譯錯誤會產生嚴重後果”。AI 幻覺林林總總,大致可以歸納為四種主要類型。 一是語義層面的幻覺。 模型在回答涉及具體數據、歷史事件或科學原理的問題時,可能編造不存在的信息;在推理過程中,出現邏輯矛盾、缺乏因果關係的表述。 二是感知層面的幻覺。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處理視覺、聽覺等感知任務時,對輸入信息產生與實際不符的錯誤理解或解讀,形成類似人類幻覺的認知誤判。 三是生成式幻覺。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生成內容時,由於數據中的噪聲、錯誤標注或不明確的信息,可能使模型在學習過程中產生混淆,從而在生成內容時出現不準確或虚假內容的情況。 四是認知層面的偏見。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多元行業和領域中大放異彩的同時,伴隨而來的偏見問題也變得日益嚴峻。 “人設遊戲中的信任誘導陷阱、人機交往中831
群性迷失陷阱、公共實踐中的合法歧視陷阱”以及“技術大眾化風險、媒介私密化風險、後真相迂迴的挑戰”等風險也日漸凸顯”。英國科技分析師本尼迪克特·埃文斯“將 ChatGPT 描述為一個自信的扯淡的傢伙,可以寫出非常有說服力的廢話。 其很大的危險在於 ChatGPT 是錯誤的或有偏見的,但聽起來卻像是正確的和權威的。” 中國 360 集團創始人周鴻禕認為,能否胡說八道,恰恰是智能的分水嶺,將來很多新的 GPT 大腦在某種程度上要保留這種幻覺的能力。硬幣都有兩面,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找到正面。 兩位的觀察不約而同地犀利、獨立,既可見對事物本質的深刻洞察,也能感受到字裡行間那份不迎合、不盲從的思考。 這樣的判斷,不管是對是錯? 足以引發更多人對問題的重新審視。人工智能技術的狂飆突進和知識生產的人機協作,似乎不可阻擋,正極大挑戰我們的想像力,也極大衝擊現有高度學科化的知識體系和學術傳播秩序。 學術期刊無疑再次置身於這場變革和挑戰的風口浪尖。 學術期刊的“祛魅”,始於技術工具理性的反思。 《自然》雜誌率先建立透明化機制,要求作者明確標注論文中 AI 參與的環節,將技術工具從幕後推向台前。 德國《科學計量學》期刊則讓審稿人同時評審人類論文與 AI 生成論文,在實戰中提升專業群體的鑒別力。 實踐證明破除AI 附魅,需要制度約束與認知覺醒的雙重驅動。 學術期刊的“祛魅”,終於價值重構:回歸學術共同體的精神內核。 撕掉 AI 附魅的華麗外衣,我們會發現學術的本質從未改變———它是對知識的創造性生產,亦是思想傳承的橋梁,更承擔著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 因此,學術期刊“應當保持審慎的認知,即不盲目地媚俗技術,也不因技術的強大而產生畏懼,而是應當在技術的膨脹中,堅守人的主體性,在與技術的良性互動中共同實現人機關係的平衡”。結 語生成式人工智能對學術期刊的衝擊,本質上是一場關於“知識生產權力” 的重新分配。 當ChatGPT、DeepSeek 能在數秒內完成文獻綜述,當 Sora 可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可視化視頻,學術期刊的角色正從“內容提供者”轉向人機協作的“質量把關者”與“價值整合者”———編輯需以學術洞察力識別 AI 發現和提出問題的真偽,以學術概括力分析 AI 總結、凝練問題的優劣,以學術想像力判斷 AI 重組和創新問題的良莠,以學術思辨力考察 AI 闡釋和論證問題的是非。 在選題策劃中融合AI 的熱點預測與人類的問題意識,在同行評審中結合算法匹配合適的審稿專家,在學術傳播中平衡多模態形式與學術深度。 這場變革的深層啟示,在於技術理性與人文價值的辯證統一。 基辛格曾預言人工智能將“改變人類理解現實的方式”,而這種改變的終極意義,不應是機器對人類的替代,而是通過技術賦能釋放人類的創造力。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重構學術生態的進程中,我們既要擁抱“第五科研範式”帶來的效率革新,也要堅守學術研究的本質———對真理的探索、對思想的創新、對人文精神的傳承。 唯有如此,才能在智能革命的浪潮中,構建一個技術與人文相互滋養的學術新生態,讓生成式人工智能成為推動知識進步的工具,而非消解學術價值的威脅。斯蒂格勒認為,技術是用來彌補人類的原初性缺陷的,愛比米修斯在分配“屬性”時,忘記了給人留下一個屬性,所以人必須依靠技術來使得自身存在。隨著人機對話不斷走向人機交往,人機融合程度勢必不斷加深。 不過即使人工智能這樣的“技術神話”,也永遠無法複製完整的人性,永遠不能代替人類進行是非善惡的判斷。 “人機交往作為一種理想化的未來人機形態,將人人主體交往的問題擴展到人與非人交往的、更為廣闊的層面,這或許能夠一定程度上減少人類之間的摩擦和內捲,引導人們關注機器和其他非人客體對於人類的影響。” 作為 AI 輔助寫作的擁護派,如何931
在技術賦能中守護學術本真,在範式變革中堅守人文內核,不僅是學術期刊面臨的時代命題,更是整個知識生產領域需要共同書寫的答卷。學術期刊與人工智能融合的趨勢已經無法阻擋,誰也無法關起門來營造自己的圍城。 融合,或許不是主動邁出的步伐,而是時代浪潮下必須接納的現實。 不過穿越視見看出遼闊,何嘗不是另一番景色?①騰訊研究院、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等:《人工智能》,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 4 頁。②基辛格:《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北京: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第 16 頁。③李彥宏:《智能革命———迎接人工智能時代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變革》,北京: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第 5 頁。④陳自富:《煉金術與人工智能:休伯德·德雷福斯對人工智能發展的影響》,濟南:《科學與管理》,2015 年第 4 期。⑤李開復、王詠剛:《人工智能》,北京:文化發展出版社,2017 年,第 46 頁。⑥馬丁·福特:《機器人時代———技術、工作與經濟的未來》,王吉美、牛筱萌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中文版序 XXIII。⑦張耀銘、張路曦:《人工智能:人類命運的天使抑或魔鬼———兼論新技術與青年發展》,北京:《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19 年第 1 期。⑧王文:《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人文學科的機遇與使命》,北京:《數字人文》,2024 年第 3 期。⑨馬費成、陳帥樸:《生成式人工智能賦能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學報》,2024 年第 6 期。⑩付長珍:《智能與智慧:人機關係的倫理前瞻》,哈爾濱:《求是學刊》,2024 年第 6 期。陳保亞、陳樾:《人類語言習得的親知還原模式———從 ChatGPT 的言知還原模式說起》,北京:《北京大學學報》,2024 年第 2 期。張愛軍、郭鎮毓:《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術神話、祛魅與認知進路———以 Sora 模型為例》,合肥:《理論建設》,2025 年第 1 期。王春輝:《自然人、機器人、數字人“三人”共生時代的語言生活》,北京:《語言戰略研究》,2024 年第 3 期。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147 頁。董波:《探索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新範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 年 5 月 6 日。李國傑:《智能化科研(AI4R):第五科研範式》,北京:《中國科學院院刊》,2024 年第 1 期。王飛躍、繆青海:《人工智能驅動的科學研究新範式:從 AI4S 到智能科學》,北京:《中國科學院院刊》,2023 年第 4 期。余江、張越等:《人工智能驅動的科研新範式及學科應用研究》,北京:《中國科學院院刊》,2025 年第 2 期。魏犇群、王田等:《人工智能時代的哲學思考》,北京:《光明日報》,2025 年 5 月 12 日。王濤:《生成式人工智能之於歷史研究的機遇與挑戰》,北京:《史學理論研究》,2024 年第 3 期。胡曉明:《DeepSeek 與人機同題比較詩學》,長春:《社會科學戰線》,2025 年第 4 期。曾軍:《從數字人文到 AI 人文:人文研究範式的變革》,福州:《東南學術》,2024 年第 4 期。姜秀敏、張嘉印:《DeepSeek 介入人文社科學術體系催生的“智能增強學術範式”》,北京:《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25 年第 3 期。張耀銘:《人工智能驅動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轉型》,濟南:《濟南大學學報》,2019 年第 4 期。張萌、朱鴻軍:《知識暗流的合規實踐:ChatGPT 在學術出版中的應用與挑戰》,北京:《科技與出版》,2023 年第 5 期。方經綸:《工信部:我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大模型的注冊用戶超 6 億》,人民網,2024-10-23,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4/1023/c1004-40345610.html肖峰:《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知識生產的功用探析———藉助 ChatGPT 和“文心一言”探究數字勞動的體驗》,重慶:《重慶郵電大學學報》,2023 年第 4 期。姜華:《從辛棄疾到 GPT:人工智能對人類知識生產041
格局的重塑及其效應》,南京:《南京社會科學》,2023年第 4 期。劉霞:《生成式 AI 學術使用亟須關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2024-08-08, https://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34/info93343.htm《復旦發文規範畢業論文 AI 使用》,光明網,2024-11-2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817016770187946607&wfr=spider&for=pc曾建華:《人工智能與人文學術範式革命》,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23 年第 4 期。謝壽光、王譽梓:《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場景下的學術出版和學術編輯:挑戰與機遇》,北京:《科技與出版》,2025 年第 1 期。張耀銘:《數智時代學術期刊的平台化生存》,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24 年第 6 期。瓦當、李敬澤等:《AI 時代的文學書寫———何以純粹? 如何現代?》,上海:《文學報》,2025 年 4 月 25 日。葉繼元、郭衛兵:《生成式人工智能參與學術評價的反思》,北京:《中國社會科學評價》, 2024 年第 1 期。劉偉、孫惟一:《人機協同前沿問題及未來發展趨勢》,吉林延吉:《延邊大學學報》,2025 年第 1 期。約翰·馬爾科夫:《與機器人共舞———人工智能時代的大未來》,郭雪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 86 頁。趙汀陽:《人工智能會是一個要命的問題嗎?》,廣州:《開放時代》,2022 年第 6 期。吴高:《人工智能時代文本與數據挖掘合理使用規則設計研究》,北京:《圖書情報工作》,2021 年第 22期。劉漢俊:《“人工智能+傳播”如何創新》,北京:《中國出版》,2025 年第 1 期。叢立先、李泳霖:《聊天機器人生成內容的版權風險及其治理———以 ChatGPT 的應用場景為視角》,北京:《中國出版》,2023 年第 5 期。葉娟麗:《概念視角的版權重構與變遷———兼談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權性》,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4 年第 1 期。姬艾佟:《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版權保護與證明要素》,北京:《中國出版》,2025 年第 8 期。王利明:《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權的法律應對》,北京:《中國應用法學》,2023 年第 5 期。姜灃格、于海防:《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規制———從技術與人機關係出發》,哈爾濱:《求是學刊》,2025年第 2 期。羅曉東、趙宏瑞:《從應用陷阱到防治壁壘:人工智能風險的兩重性認識及機制應對》,武漢:《湖北社會科學》,2024 年第 7 期。胡泳:《當 ChatGPT 產生幻覺,一個“幻覺時代”要來臨了》,2023-04-0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 =1762284989739915299&wfr=spider&for=pc。周鴻禕:《GPT 有四個不可解釋的現象》,圖靈社區中國信息界,2023-08-16, https://mp.weixin.qq.com/s? __biz=MzIzNzA2NTY2NA= =&mid=2651231196&idx=1&sn = b401d15560dcc36020fda7a5c2f94c14&chksm =f33c7773c44bfe6569a316c63b10a4c7421d4cb7217a5a3f5eef8622146bfb08007f3016f7aa&scene=27。張愛軍、郭鎮毓:《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術神話、祛魅與認知進路———以 Sora 模型為例》,合肥:《理論建設》,2025 年第 1 期。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 trans. by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88.陶鋒、劉星辰:《從人機對話到人機交往———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的哲學反思》,長春:《社會科學戰線》,2024 年第 5 期。作者簡介:張耀銘,《新華文摘》 原總編輯、編審。 北京 100706[責任編輯 劉澤生]141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提升影響力:學術期刊在數智時代的生存之道朱 劍一、數智時代的到來對學術期刊的挑戰歷史上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對傳統行業提出嚴峻的挑戰。 學術期刊本身就是技術革命的產物。 在機器印刷術發明之前,學者們的異地交流手段僅限於通信,15 世紀古登堡印刷術的突破,打破了知識傳播的時空壁壘,使得批量複製和大面積傳播文獻成為可能,批量印刷的書籍成為學術交流的新媒介。 印刷革命的意義足以與三個世紀後開始的工業革命媲美。 16 世紀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出版揭開了科學革命的序幕,隨著科學革命的進展,17 世紀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了基於觀察和實驗的歸納主義方法,推崇培根學說的自然科學家以“無形學院”的形式開啟了科學家的組織,促成了 1660 年英國皇家學會的成立,而標誌著現代學術期刊誕生的英國皇家學會《哲學匯刊》於1665 年的創刊,正是印刷技術、科學革命與學術組織共同作用的產物。 學術期刊問世後,很快就躋身學術傳播主流媒介的地位。工業革命開始後,技術革命對傳統行業的挑戰更為明顯。 蒸氣機時代機器對手工作坊的取代,電氣時代工業流水線對傳統單工位機器生產的取代,計算機時代數控程序對人工操作機械的取代,結局無一不是傳統行業的萎縮乃至消失。 技術進步對期刊的影響也很顯著,19 世紀蒸氣動力印刷機的普及,打破了期刊發行量的瓶頸,使期刊的種類和發行量皆呈指數級增長,大量專業期刊的問世使學術期刊走向繁榮,促進了現代學術建制化與制度化的完成;20 世紀後期電子排版技術的應用,縮短了出版周期,提升了內容的豐富性和呈現的規範性;20 世紀末互聯網和 21 世紀初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使得學術傳播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期刊數據庫不僅告別了傳統學術期刊紙本出版模式,讀者閱讀的習慣也發生了從“讀刊”到“讀庫”的根本改變;而近二十年來令人眼花繚亂的新媒體層出不窮,更是連學術成果的傳播路徑乃至表達方式都可能發生革命性的變化。當以人工智能(AI)技術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宣告了數智時代到來之時,有著三百餘年歷史的學術期刊已成為標準的傳統行業,必然面臨著一系列挑戰。 學術期刊所遭遇的挑戰大致可分為兩方面:其一,技術對學術期刊傳統製作流程的挑戰。 比如,信息過載與篩選難題,海量的投稿導致編輯篩選和初步評估工作量倍增;合格的審稿人資源更加緊張、更難找到;審稿周期延長,審稿質量可能下降;學術造假更加容易而識別愈加困難。 此類挑戰的共同特點在於:挑戰來自系統內部。其二,新技術造就的新媒介對學術期刊存在方式的挑戰。 在諸多挑戰中,這是最具威脅性的,因為它試圖對學術期刊取而代之。 工業革命以來,這樣的先例和教訓可謂俯拾皆是。 而在學術傳241
播領域,自數字時代到來後,這頭欲取代紙本學術期刊的新媒介“狼”就要來的陰影始終存在,而在人工智能技術越來越多地應用於出版領域的今天,我們似乎已聽到了它由遠及近的腳步聲。 比如開放獲取期刊,通過打破訂閱制的壁壘,使研究成果可免費獲取,直接衝擊了傳統期刊的商業模式;再如興起中的預印本平台,憑藉“快速傳播”、“開放評價”和“免費獲取”的優勢,正在削弱傳統學術期刊作為“首發”和“質量守門人”的主流學術媒體絕對權威的地位,重塑學術交流的生態。面對數智時代的挑戰,學術期刊必須審視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如果說,面對系統內部流程的挑戰,通過適時地更新製作流程,主動擁抱和利用新技術,就不僅能夠應對,而且可望提高效益和質量及傳播效果,使其不再具有根本威脅,那麽,來自數智技術造就的新媒介的挑戰,則需要引起充分的警惕。 長期以來,學術期刊一直受到體制的庇護,刊號審批制和學術評價機制將學術期刊潛在的競爭者統統擋在了賽道之外,而看似競爭十分激烈的 CSSCI 來源期刊、核心期刊的遴選,也只是擁有刊號的期刊界內部的遊戲,不會危及學術期刊這一媒介的生存。 然而,當新媒介逐漸建立起獨立的質量認證體系(如預印本平台的同行評議徽章、開放獲取期刊的透明評審流程),更為重要的是,假如有一天,體制承認了這些新媒體和新的質量認證體系,那麽,學術期刊的生存根基便會動搖。所有這些,都需要學術期刊人認真對待。 期刊人應該時時問自己:一旦失去體制的特別庇護,我們是否還有繼續生存下去的能力?二、來自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行動的啟示面對挑戰,學術期刊該如何應對? 其實,自從進入新世紀以來,除了數字時代到來給予的挑戰以外,學術期刊還一直生存在期刊評價的壓力之下,或者說來自評價的壓力更為真實,更為迫切。承受壓力的不僅是學術期刊,更是整個學術界,評價的源頭皆可追溯到評價機構的產品。 因此,學術界、期刊界對現行學術評價機制特別是製作排行榜的評價機構的討伐,近二十年來一直沒有止息過,直到頂層也看不過去,自上而下地發起了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 至上”行動。 能讓從權力頂層到整個學術界如此動真格地行動,評價機構的產品何以具有如此能量? 評價機構又面臨著多大的壓力? 他們是如何頑強生存的? 期刊人不妨思考一下,這中間是否有值得我們在面對 AI時代挑戰時借鑒之處?所謂“四唯”指的是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奬項,“五唯”就是在“四唯”之外再加上一個“唯帽子”;“SCI”指的是《科學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一個由美國情報學家尤金·加菲爾德研製的科學文獻引文數據庫。 教育部等部委正是看到了學術評價中的嚴重問題,而於 2018年聯合正式發起了“破唯”行動。 在教育部的部署和督促下,“破唯”行動在各高校全面展開了。 兩年後,教育部等部委又發起了破除“SCI 至上”行動。 那麽,破除“SCI 至上”與“破唯”行動是什麽關係? 一般都以為兩者是“既要破……又要破……”的並列關係,但在筆者看來,兩者的關係,與其說是並列,不如說是因果。 SCI 是因,“四唯”、“五唯”是果。道理很簡單,“四唯”、“五唯”的基礎都是“唯論文”,沒有論文,一切免談。 但隨著信息時代來臨,論文的數量呈幾何級數增長,難免良莠不齊,所以得給論文分分等級,只有頂級論文,才是其他各“唯”的敲門磚。 那麽,誰來給論文分級,憑什麽分級? 早在 1960 年代,美國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是剛剛問世的 SCI 自告奮勇毛遂自薦,成功地對論文進行了分級,而且可以做到,論文一經發表,等級同時定出。 分級的憑據是什麽? 是發表該論文的期刊,好刊發優文,孬刊發垃圾。 那期刊的好不好憑什麽確定? 影響因子,也就是在一定時段(比如兩年)該刊所發論文被引次數與刊文總341
數的比值。 按比值大小排序,排得越前,刊物就越好,客觀公平,童叟無欺。 這是 SCI 之父加菲爾德的創造。 20 年後的 1980 年代,SCI 及其評價體系傳入了中國,受到各級科研管理部門青睞,成為科研資源分配和管理的主要依據。 因此,“四唯”也好,“五唯”也罷,根源都在 SCI 那兒,“破唯”先得把“SCI 至上”給破了。 可見,SCI 是順著“四唯”、“五唯”的“藤”被摸到的那顆“瓜”。從“破唯”行動開始至今有七八年了,破除“SCI 至上”也有五六年了,效果如何呢? 近日有一帖子在微信朋友圈傳得挺火,那就是《敦促教育部取消南大 C 刊建議書》,閱讀已是 10 萬+,所謂“C 刊”,就是 CSSCI 來源期刊,而 CSSCI 則是 SCI 在中文社會科學中的移植產品。 如果“破唯”成功,這樣的帖子大概就不會出現,即使出現也不會有那麽多人爭相傳閱了。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袁亞湘在去年“兩會”期間的一席話也印證了這一點,他說:不少青年科技人員反映,“破五唯”似乎是越“破”越“唯”,而科研工作中的繁文縟節依然存在。 這也是學界中許多人的共同感受。 那麽,越“破”越“唯”,是因為教育部沒有下決心取消從 SCI 衍生出來的評價產品 CSSCI 嗎? SCI 或 CSSCI 能被教育部的一紙命令就取消嗎? 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理由說來也是簡單,科研資源的分配和管理權力集中於行政權力部門手中,出於專業性的要求,行政權力部門不得不藉助於第三方機構提供的評價服務,以作為資源分配和管理的重要依據。在“四唯”或“五唯”中,直接由評價機構評判的似乎一樣都沒有,間接的也只有論文這一項———以評價機構評出的優刊來衡量論文的質量。 但就這間接的一項,卻足以左右其他的所有各項。 有研究表明,在現今這個科技時代,有 80%以上的最新科研成果都是以論文的形式在學術期刊發表的,所以,無論評價學者,還是評價機構,都必須以評價論文為基礎。 可見,加菲爾德的確目光如炬,他以影響因子(論文影響力)為評刊的主要乃至唯一指標的選擇,一下就抓住了行政權力部門需求的要害,而得到管理部門採信的評價機構都是憑此而與行政權力聯手,從而掌握了學術評價大權的。當然,評價機構也自有他的絕活,加菲爾德於 1960 年代創立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出版 SCI,1970 年代基於 SCI 數據庫推出上一年度世界範圍的《期刊引證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又將引文索引及其評價擴展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相繼推出《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皆非靈機一動或一時衝動,而是有充分的準備和自信的。 他對1870 年代開始出版的美國法律業務工具書《謝潑德引文》 ( Shepard’ s Citation ) 經驗的吸納、對1930 年代布拉德福文獻集中分散定律研究的推進、對引文集中分散定律的發現,以及對遺傳學文獻引文索引的實踐,都是他為日後成功奠定的基礎。 SCI、SSCI 和 A&HCI 也不僅僅是期刊排行榜,更重要的,它們首先是科學文獻、社科文獻和藝術人文文獻引文數據庫,這些數據庫的出版,對科研的作用是誰也不會否定,也否定不了的。 SCI、SSCI 和 A&HCI 被移植到中國後,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唯有 CSSCI 擁有這樣一個引文數據庫,而編製這個數據庫,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確定數據的來源期刊,即“C 刊”,既然數據庫對科研的作用不能否定,那教育部又有什麽理由來叫停它?瞭解了從 SCI 到 CSSCI 的這一背景,對為何越“破”越“唯”也就不難理解了,“破唯”難的不是破,一聲令下也就破了,難的是立,即拿什麽來取而代之。 七八年的“破唯”讓我們發現,我們一時根本就找尋不到真正客觀公正還具有可操作性的讓學界更為信服的替代品。 其實,這不僅是中國的難題,也是一個世界難題。無論是 SCI 還是 CSSCI,都是靠評價期刊起家的,從它們在數智時代不但仍能站立不倒,而且繼續參與甚至左右行政權力部門資源分配與管理,可以說明兩點:其一,學術期刊雖然遭遇挑戰,但441
在學術傳播領域的主流地位仍然沒有失去;其二,SCI 和 CSSCI 的研製者所採用的評價標準不但有一定的價值,而且並沒有過時。這個 SCI 和 CSSCI 都採用的標準是什麽? 還是很簡單,加菲爾德根據其最了不起的發現(引文集中分散定律)而發明的影響因子指標。 這個指標指向的不是期刊的質量,至少它們的研製者從來都沒直接說這是一個質量指標,而是說“影響力”。 影響力與質量之間有複雜的關係,但卻是無法相互取代的。這樣一個不是直接指向質量的指標是如何能夠左右期刊評價,並讓行政權力部門採信,讓學界和期刊界跟著它的指揮棒轉,從而導致其能夠左右幾乎所有學術評價項目的?這就要說到從信息時代到數智時代的發展中,媒介的影響力是如何壓倒質量的了。 “媒介即訊息”,麥克盧漢早在 1960 年代就揭示了其中的奥妙。 加菲爾德即使在創製 SCI 時並無如此明確的意識,也是抓住了時代給予他的機會。 影響因子這樣一個不能深入到內容評價的指標,原本是一個評價體系的天然弱點,在他手中,卻正因其不指向各專業的內部而變成一個“通用”的工具,被他成功地運用於所有學科期刊的評價,並巧妙地將以文評刊延伸到以刊評文,也就沒有哪個學科的論文不能評價了,其中的秘訣正是他牢牢地抓住了期刊影響力這個“牛鼻子”。如此一來,只要行政權力部門找不到比影響因子評價(影響力評價)更令人信服的替代品,就正好證明了影響因子評價的不可取代,而行政權力的行使又離不開學術評價產品,可不就越“破”越“唯”了?那麽,上面說的這一切對學術期刊應對數智時代挑戰有何啟發? 那就是,影響力才是數智時代確保媒介生存的法寶。 要在數智時代更好地生存,就要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努力提升期刊的影響力。 如此,才能繼續佔據學術傳播主流的地位。三、學術期刊在數智時代提升影響力的路徑選擇提升期刊質量和提升期刊影響力並不矛盾,更不對立,但卻是不同的兩回事,或者說是相輔相成的兩件事。 關於如何提升質量,學術界和期刊界已有很多討論,限於篇幅,本文不再展開,只是重點說說如何在數智時代提升學術期刊的影響力。如前所述,學術期刊在數智時代遭遇了來自兩方面的挑戰,應對之道自然也分兩個方面。1. 重新審視傳統的期刊編輯出版流程,努力破圈跨界隨著數智時代的到來,一本有影響的期刊,影響出圈應是常態。 而要保持這樣的常態,就要勇於打破那些人為設定的制約學術期刊影響力的邊界。首先,努力突破既有的讀者圈。 期刊的影響,就是對讀者的影響。 在圈子內密度不變的前提下,讀者圈子越大,影響就越大。 突破既有的讀者圈,不是對原有讀者群的稀釋,而是在圈外吸引和發展新的讀者群體。 每個期刊都有自己的讀者定位,綜合性期刊模糊些,專業期刊清晰些,都有各自相對固定的讀者圈子。 期刊的影響力,主要是對圈子內讀者而言。 要擴大影響力,就得突破這個已相對固定的圈子。其次,努力突破選題範圍的邊界。 每個期刊,不管是綜合的還是專業的,都有自己相對固定的專欄或偏好的選題範圍,而這些專欄和選題,大多是有專業限制或門檻的。 突破專欄和選題範圍的邊界,就是除了專業性選題外,還要關注學界乃至社會各界共同關心的問題,也就是期刊人常說的要實現跨學科。 一般認為,只有綜合性期刊才具有跨學科優勢,筆者的看法正好相反。 只有行穩才541
能致遠,而行穩的前提是先要站穩,跨學科首先要立足本學科,要在學界共同關心的問題上,首先表達本學科的立場和看法,然後結合本學科和相鄰學科的方法,將研究推進,更好地回應學界的共同關注。 唯其如此,學科的邊界才能真正地跨越。 要說在某一學科站得穩,較之綜合性期刊,專業期刊當然更具優勢,而且,這種優勢幾乎是“先天性”的。再次,努力突破作者隊伍的邊界。 選題最終得由作者來完成,研究的跨學科得由跨得過學科的作者來完成。 吸引這樣的作者不僅需要期刊人轉變辦刊觀念,還要轉變工作方式。最後,突破既有工作方式中各種以鄰為壑的邊界。 長期以來,學術期刊,尤其是綜合性期刊熱衷於“人無我有”獨樹一幟的特色化發展,但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這種單打獨鬥式的辦刊已無法應對時代的挑戰,人工智能時代更是如此。 期刊的製作和傳播早已進入刊群和刊系為主流的時代。在刊號審批制之下,一個刊物無法發展出刊群和刊系,唯有刊際聯合,結成聯盟,共享選題、作者和工作及傳播平台,才能形成群體的影響力。以上幾個破圈跨界各有所指,共同的特點在於,期刊人要勇於突破自己熟悉和舒適的封閉區域,走向廣闊開放的更大空間。 這需要能力、魄力,更需要智慧。2. 積極擁抱人工智能技術,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那些新湧現出來的新媒介之所以能對傳統學術期刊的生存構成威脅,似乎因為這些競爭對手是新技術造就的,較之學術期刊,新媒介更適應和更擅長運用 AI。 其實,這只是一種表象。 回顧學術期刊與學術研究的關係史,可以看到,形塑印刷時代學術成果主要形式———學術論文的是學術期刊。 從 1665 年《哲學匯刊》問世以來的 360 年間,學術論文的形式和規範從無到有,從粗疏到細微,都出自學術期刊。 换言之,如何寫作學術論文的話語權一直掌握在學術期刊手中,而執掌學術期刊的,則是學術共同體中的佼佼者(嚴格執行編輯職業化的中國學術期刊曾經是個例外,近年來,職業化規則正在被突破,特別是自然科學期刊,越來越多的著名學者走入編輯隊伍,兩院院士親任主編不再罕見,學術期刊和主編、編輯正在回歸學術共同體),從而造就了學術期刊作為學術共同體中心和公共平台的地位。 因此,只要學術論文作為學術發表的主要形式這一點不變,學術期刊的傳統優勢就仍然存在。那麽,新媒介的威脅又從何而來? 來自於新媒介的影響力,這是新媒介的生命力所在,在其比照下,傳統學術期刊似乎已技遜一籌。 學術期刊出於對傳統傳播渠道的路徑依賴(在中國則還有對以刊號審批制為特點的學術期刊體制的依賴),拱手讓出了新技術開闢的傳播渠道。 其實,到目前為止,新媒介(如開放獲取期刊平台、預印本平台)傳播的仍然是學術論文,所改變的只是製作和傳播的流程,這些改變的目的只有一個:取代傳統學術期刊;而路徑也只有一條:超越傳統學術期刊的影響力。 這也在影響因子評價之外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 AI 時代學術影響力之於學術媒介的重要意義。因此,對於學術期刊,如果說 AI 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在提出挑戰的同時,也在給予機遇,在筆者看來,AI 給予的機遇遠大於挑戰。 因為在比拼學術影響力方面,新媒介很難介入作者的研究和寫作過程,而學術期刊可以很容易地做到這一點,憑藉許多學術期刊人常掛在嘴邊的“引領學術”,就能指揮作者(這要感謝體制賜予的刊號)、調動讀者,這種對讀者和作者的影響才是更深遠的。 可見,關鍵不在於技術,而在於期刊人要意識到學術影響力對於數智時代媒體的意義,利用包括最新技術在內的各種工具切實做好它。首先,要善於將 AI 技術嵌入期刊日常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率。 比如:稿件初篩,面對海量來641
稿,可以利用 AI 快速掃描稿件,發現低水平重複、不遵守學術規範等 AI 更擅長鑒別的問題,篩選出明顯不合格稿件;匹配審稿人,利用 AI 分析稿件內容和合適審稿人應具有的研究背景、發表記錄,更精準、高效地找到最合適的審稿人;語言潤色與格式檢查,利用 AI 工具輔助進行語言語法檢查和格式標準化,減輕編輯負擔;專家審稿意見內容核查,利用 AI 輔助識別專家審稿意見中的潛在矛盾、偏見或不合理要求;自動化生產流程,從投稿、審稿、編輯到排版、發布,利用 AI 實現更智能化的流程管理,縮短出版周期。其次,利用 AI 實現破圈跨界。 上述力求破圈跨界提升期刊影響力的四項舉措,都可以藉助 AI來實現。 比如,基於用户閱讀歷史、研究興趣,利用 AI 算法提供高度相關的研究論文的個性化推薦,提升用户體驗和知識獲取效率,實現讀者圈的突破;利用語義分析、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自動挖掘論文間的深層聯繫(概念、方法、結論),構建跨領域的知識網絡,實現專欄和選題的破圈跨界;利用 AI 強大的智能搜索功能,尋找適合本刊要求的具有跨學科能力的新作者;利用 AI 尋找合適的可以與之聯盟的期刊;等等。再次,利用 AI 構建期刊聯盟工作平台,形成期刊合作共同體,共建新型傳播平台。 這個平台要以提升學術期刊的影響力為中心,盡可能吸納競爭對手的一切長處,結合主流媒介自身獨特的優勢,與時俱進。最後,利用 AI 進行期刊影響力的多維評估。 比如,整合傳統引文數據和 Altmetrics 數據(通過社交網絡、學術平台等非傳統渠道獲取的學術影響力數據),提供更全面的研究成果影響力報告;為作者、研究機構提供基於其發表記錄的深度分析報告,等等,讓學術評價除了為管理部門服務外,還能服務於作者和讀者。由此可見,AI 許多強大的功能正是學術期刊最為需要,而在此前求之不得的,堪稱提升期刊影響力的“神器”。 顯然,AI 不是新媒介的專利,新媒介能用的,傳統學術期刊為何要拒之門外? 而隨著 AI 的發展,AI 會有更多新的功能問世,只要用好了,在學術影響力方面勝過競爭對手,就能夠助力學術期刊走得更好更遠。四、結語數智時代的挑戰給學術期刊人帶來的壓力,本質上是學術期刊從“制度性壟斷”向“市場性競爭”轉型的陣痛。 技術對內部流程的挑戰,可通過工具革新實現優化;而新媒介對學術傳播顛覆性的入侵,則要求傳統學術期刊重新定義自身在數智時代學術生態中的角色。 學術期刊本就誕生於科學革命的時代,如今更需以開放的心態擁抱變革———在保持學術嚴謹性的同時,滿足數智時代對學術傳播速度、透明度和可及性的需求。 唯有如此,學術期刊才能在數智浪潮中存續其核心價值,發揮其特有的影響力,成為連接知識創造與社會進步的橋梁。作者簡介:朱劍,《南京大學學報》原執行主編,編審。 南京 210093[責任編輯 劉澤生]741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匿名評審與編輯部評審之關係再辨仲偉民 隨著數智時代技術的突飛猛進,期刊出版無論在出版流程還是在閱讀傳播方面,都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革命性變化。 但是,也有一些內容並沒有隨技術進步而發生根本性變化,比如匿名評審制度就非常典型。 因為這個制度主要由學術資源分配部門或編輯部實施,外人所知不多,所以不太引起大家的注意;即使注意,大家也只是關注非常表面的內容。 這項制度在表面上的理想化完美化,使人們很少懷疑其實際上的不合理性;甚至相反,人們對這個制度表面上的程序合理性經常讚賞備至,已經導致對匿名審稿制的非理性崇拜,這使其原來的不合理性有更加強化甚至固化的趨勢。其實,“匿名評審制”更確切的說法,應該是歐美學界所常說的“同行評審”或“同行評議”。 此項制度引進到中國,我們特别強調其中的“匿名”程序,甚至還強調“雙向匿名”,這其中有不少深意,能說明很多問題。 首先,強調“匿名”是為了減少行政主管部門的行政干涉,這說明在學術評價中行政干涉的嚴重程度已經制約了學術的正常發展;其次,強調“匿名”是為了減少人情的過分介入,基於師承、同學或利益交換而形成的人情,在學術評價中具有極大的影響力,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再次,強調“匿名”說明我們現在缺乏一個客觀公正的學術評價標準,無論評審者或被評審者,都很難正面接受,於是就只能背靠背。匿名評審目前已經成為學術成果審查的一般制度,不僅在碩博論文評審中被廣泛使用,而且也成為編輯部稿件審查的必備程序(幾乎所有編輯部都這麽宣傳)。 在中國,匿名評審被作為國際慣例,受到人們的普遍推崇,並被視為公平正義的一種學術評價手段。 但是,匿名評審制度真是客觀公正的學術評價手段嗎? 這個制度在國外實行的真相是怎樣的? 我國實行匿名評審制的真相是什麽? 這些問題看似簡單,實際非常複雜。我們先從兩位著名學者的實際經歷和意見說起吧。曾經師從費正清和史華兹的美國著名漢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有一段與出版社合作很不愉快的經歷,而不愉快的根源就是所謂的匿名審稿制。 柯文最著名最有影響的學術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出版時並不順利,曾被多家出版社拒絕;後來,他的另一本同樣影響極大的著作《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剛送出版社時也遭拒絕。 這兩本書儘管後來都是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但出版過程的痛苦遭遇,很讓柯文困擾。 無論從他本人的自我評價,還是從學術界的客觀反響看,後來都證明這是他最具學術影響的兩部著作,而恰恰這兩部著作的評審都不順利。 問題就出在匿名評審過程中,出版社非常認真,每本書都至少請了兩位專家,如同編輯部經常碰到的情況:每一本書的評審報告都呈現兩極化,一位評價非常高,並給出了建設性意見,另一位則不僅極其負面,而且意見毫無建設性。 這使柯文感覺到標準化的學術著作評審過程(最起碼在美國)是非常成問題的,表面上公平公正,但實際結果並非如此。 上述評841
審結果對柯文造成了極大的困擾。 所以,後來柯文給那些準備向出版社投出第一部書稿的年輕學者提出中肯的建議:遭遇拒稿或受出版社冷遇,並不一定意味著你們的書稿質量不高或充滿缺陷,每個年輕學者職業生涯中都會有一個很艱難的時期,在這個時候,你們要盡可能誠實地問自己,自己寫出的東西是否真有價值? 你自己堅信你寫的東西的價值嗎?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麽你就别無選擇,一定要堅持,不能喪失信心。 因為,出版社的審稿决定畢竟都是人寫出的,有些評價不一定正確,甚至可能很荒唐或莫名其妙(參見《柯文談他的中國史研究之旅》,“上海書評”微信公眾號,2021 年 5 月 9 日發布)。柯文的兩部著作後來都不僅獲奬,而且成為學術史上的經典著作,甚至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我們無法想像如果《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真的被扼殺在審稿環節,美國當代中國學研究應該如何書寫? 學術發展史已經證明,凡是具有創新的學術成果,無不具有挑戰性和爭議性。 所謂挑戰,肯定是對學術權威的挑戰,而學術權威又極可能是出鏡率最高的匿名審稿專家。 所以,不僅具有挑戰性的新成果容易在匿名審稿環節被否定,即使一些具有爭議性的新成果也可能無法過審。 柯文如此,其他學者的就可想而知了。 因為柯文師出名門,且當時已經有了一定的學術影響力,非一般年輕學者可比。羅志田教授是著名歷史學家,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有很深的造詣。 尤為重要的是,他在國外有多年的遊學經歷,對歐美的學術制度和學術規範也有相當深入的了解。 回國後,他不僅繼續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深耕,發表了很多有影響的學術成果,而且還特别關心學術規範的建設及學術期刊的發展,特别關愛年輕學者,這在知名學者中是較為少見的。關於匿名審稿制的問題,羅志田教授撰寫的《專家審稿制下堅持學術刊物的主體性》(《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5 期)一文,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 他明確指出:“專家審稿的目的是幫助刊物處理來稿,而不是代表一種‘正確’的學術程序,來控制甚或代替刊物决定是否採用來稿。”他還說:“有突破性的研究,往往使維持既存思路者產生不舒服的感覺(中外學界類似的事例屢見不鮮,連愛因斯坦都有不為人所識的經歷)。 這是學術評審與生俱來的困境,且通常越強調‘規範’者,越難容忍和接受具有挑戰性的研究。 我接觸到的不少編輯,都說現在好稿不多。 不排除一些有突破性的好稿,就是為守成的外審所斃。 怎樣使有突破的優秀稿件不被眼光已固化的外審‘專家’所扼殺,恐怕是辦刊者的一大難題。”在這篇文章中,羅教授對匿名審稿制提出了質疑甚至批評,當然他批評的是那種極其僵化呆板的匿名審稿制,並提出真正高水平、負責任的學術期刊,應該旗幟鮮明地堅持學術期刊、編輯部的自主性,不能為表面上的所謂公平正義及刻板的制度所綁架。以上所舉兩位著名學者對匿名審稿制的質疑和批評,不是個例,而是很多學者能夠感受和體會到的問題。 但是,因為匿名審稿制或匿名評審制已經成為很多編輯部及學術機構所依據的工作法則,甚至當作公平正義的公正原則,即使意識到了有問題,也只能按目前的規則去做。 因此,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形成了一道奇異的風景:這個制度的實行在歐美學術界比較有彈性,在中國反而實行的越來越剛性。 之所以如此,與中國學術急於同國際學術接軌有很大關係。 其中,1990 年代中國學術界開展的學術規範大討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正是在這次大討論之後,匿名審稿制成為中國學術界的一項神聖制度,不僅被各大編輯部所採納,而且也成為學術管理部門實行各種學術評價的一項重要制度。從目前中國學術界的實際情況來分析,舶來的匿名審稿制在中國是一種奇異的、矛盾的存在。這個制度表面上在中國已經落地,但實際上是嚴重水土不服,甚至變異走樣。 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941
方面:其一,中國學術界目前尚不具備全面實行匿名審稿制的條件,但現實情況卻是實行的很普遍、很徹底。 眾所周知,實行匿名評審制最重要的必要條件是要有一個健康的學術共同體;換句話說,健康的學術共同體是實行匿名審稿制的基本前提。 很顯然,目前中國學術界並沒有形成這樣的學術共同體,也就是說,中國也還基本不具備實行匿名審稿制的社會條件,因此這項制度在實施過程中變形走樣就很難免了。很多人張口閉口談學術共同體,但實際上對這個概念理解不深不透不全。 關於學術共同體的內涵和重要性,李劍鳴教授在《自律的學術共同體與合理的學術評價》 (《清華大學學報》2014 年第4 期)一文中作了非常全面深入的論述。 他認為,自律的學術共同體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術圈”或類似歐洲現代早期的那種沙龍式的“人文圈”,更不是那種空泛的“想像共同體”,“它是由學者以專業為基礎自願結成的眾多學術團體、學術刊物和學術會議組合而成的。 專業性和自律性是這種學術共同體最突出的特點”。 學術共同體強調專業性,是因為專業性消除了學術的泛化,學術同行間形成了通行的話語方式和專業標準;強調自律性,是指各專業領域的學者自願結成以專業為基礎的學術團體,這種團體絕不是經權力部門的批准而成立,而是學者們通過自行召集學術會議、自發組成各種學術團體或創辦學術刊物等途徑,充分發揮學術共同體的作用。 比較而言,學術共同體的自律性更加重要,所謂自律性,最重要的內容包括學術共同體內部可以制定學術規範,建立學術標準,形成學術倫理準則,李劍鳴教授將之歸納為“學術立法”。 當然,這裡的“立法”只是一種“隱喻式”的說法,它不是由立法機構制定的,而是學術界經過長期積澱而形成的各種慣例和共識,包括學者共同遵守的研究方式、評價標準、倫理規範和奬懲機制,這種自律性最終落實為學術共同體的自主約束。 李劍鳴教授進而指出:“學術共同體的成員大都遵從學術規範和專業標準,進而形成認同感和歸屬感;學術共同體則通過自主行動來執行學術規則,貫徹學術標準,維持學術秩序。 一方面,共同體成員基於信譽、良知和羞耻感,要為自己的學術行為承擔責任;另一方面,共同體則擁有某種‘追責’的權力,可以對違規的學者進行處罰。 無論是發表還是評議,共同體成員大多能自覺遵循相應的標準和倫理;違規行為必受到共同體成員的一致譴責。 那種為抄襲和剽竊的指控說情、請願的事,大約是十分罕見的。”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下,儘管學術團體、學術會議和學術期刊等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學術共同體的作用,學術討論和批評也有一定的空間,但因為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尤其受行政權力的制約,學術共同體發揮的作用還比較有限。前面我反復強調,匿名審稿制必須建立在學術共同體之上,同行評審必須以學術共同體為依託,學術共同體是同行評審制度的基石。 不言而喻,學術共同體的建設在我國還剛起步,任重而道遠,如果我們在不具備基本條件的情況下實施更為嚴格的匿名審稿制,只可能變形走樣。 即使在學術共同體發育比較健全的歐美學術界,在實行同行評議時也不是鐵板一塊。 比如,歐美期刊實行匿名審稿制較為嚴格,碩博論文的評審卻較少實行匿名評審制。其二,目前中國普遍實行的匿名審稿制,與其說是為質量,不如說是為“避險”,其實質是逃避責任。 話說的有點尖銳,但這是實情。與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步調一致,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學術事業也是突飛猛進,這一點舉世矚目,無人否認。 但是,學術事業在急速的發展過程中也暴露了很多問題,諸如抄襲剽竊、低水平重複、領導或導師沒有學術貢獻卻在成果上署名、重複發表等學術不端或不規範現象屢屢發生。 這些學術不端或不規範現象的發生,除因為我們基礎不牢、搞學術大躍進、重數量輕質量等原因外,學術051
共同體沒有同步發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學術界缺乏自我糾偏的機制。 學術界內部既然不能自我糾偏,那就只能依靠外部力量,於是我們看到行政領導和行政干預在中國學術界無處不在;而有關職能部門為了逃避責任,正巴不得行政來干預。 所以,實際情形是,無論行政部門還是職能部門,都沒有把學術標準放在第一位:行政部門是為了便於領導,職能部門則為了擺脱責任。以編輯部審稿為例,現在很多編輯部都聲稱實行雙向匿名審稿制。 某種程度上說,這的確也是事實,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現在很多編輯部之所以實行匿名審稿制,是為了退稿方便,或者說是借審稿之名行退稿之實,尤其是為了退名家的稿件。 再舉一例,最為典型的是目前的碩博論文送審,幾乎全國所有高校都實行碩博論文雙向匿名評審,這項制度執行之徹底,讓人難以置信。 更為不可思議的是,全國眾多高校居然都委託一中介機構送審,有的專家一年能接到幾十篇論文審讀,别說專家不可能花太多的時間評審學位論文,即使有專家願意審看,他能看的認真嗎? 如此做法,最大的好處是能夠逃避責任,不僅學校、學院逃避責任,導師也能逃避責任。其三,匿名審稿制的目的本來是為了公平公正,但敷衍潦草、不負責任的匿名評審,恰恰違反了公平公正原則。 歐美學界在學術共同體意識的驅使下,同行評議不僅被認為是學者的一種義務,而且多數學者以此為榮,因為參與同行評議是被學術界認可的象徵,學者們普遍自律,大家願意為學術的健康發展而付出。反觀中國學術界,匿名評審制完全走形。 目前中國學術期刊的論文評審幾乎都是付費的,而且付費的標準越來越高,1990 年代每篇普遍不超過 50 元,2000 年後漲到每篇 100 元、200 元、300 元,甚至更高達每篇 1,000 元、2,000 元。 因為審稿量越來越大,審稿費已經成為編輯部一項沉重的經濟負擔。 對於付費問題,絕大多數專家認為應該付費,有的專家甚至抱怨,每篇博士論文三五百元的報酬,與付出的勞動太不相稱,實在不值得,因此有不少專家由於付費太低而經常拒審。 有的專家雖然答應評審,但很可能極不認真,甚至非常隨意給出結論。 這導致目前碩博論文評審環節暴露出的問題越來越多,各高校因為擴招而使每年的送審論文大幅度增加,但評審專家卻沒有相應增加多少,這導致每位專家評審的論文太多,所以不可能全部非常認真和細緻,錯評或謬評現象屢屢出現;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每年各高校都有碩博論文評審遭遇滑鐵盧,而其中不少論文在預答辯或校內送審環節都得到了充分肯定,這說明匿名評審環節很可能有問題,即評審專家很可能沒有認真審讀;更為不合理的地方是,幾乎各高校都規定,凡匿名評審被否的論文,就直接槍斃或延期,根本不給學生申訴的權力,這給年輕人造成了極大傷害。 這些事例說明,在學術共同體尚未健全的社會中,無論學術團體還是學者個人,都還沒有形成真正的學術自律,這種社會背景下實行的匿名審稿制不僅流於形式,甚至可能產生極大的危害。朱劍在《數字時代的同行評議:一個有待破解的悖論———以學術期刊匿名審稿制為中心》(《理論與改革》2023 年第 5 期)一文中已經指出了匿名審稿制在中國學術界的尷尬,並稱之為“匿名審稿制悖論”,這個概括的確非常準確。 他接著分析了匿名審稿制在當今學術生態下產生悖論的成因有如下四點:“首先,源於對能夠找到完美審稿方法的執著信念;其次,源於以提升學術期刊質量、影響力或品質的方法來定義匿名審稿並以此來評判其成效;再次,源於對實行匿名審稿制外延作用的期望;最後,源於實現匿名審稿制預期效果必備條件構建的困境。 正是這四種原因的綜合作用,使得學界和期刊界在滿懷期望地引入卻沒有得到預期結果時對匿名審稿制的態度變得矛盾而糾結。”正如那個時代的中國經濟發展,我們希望通過引進外資的手段來提升中國的整體工業水平和技術水平,但現實情況卻複雜的多。 比如我們在洗衣機、電視機、電冰箱等領域,通過引進外資而151
大大上了一個台階,但在燃油汽車製造領域,我們卻收穫甚微。 匿名審稿制引進中國後的情況,與此類似,我們對匿名審稿制賦予了過高的希望。比較而言,論文評審在中國學術期刊界執行的算是比較好,這是因為中國的學術期刊編輯部有一個獨特的制度,即三審制。 儘管三審制源於中國特殊的出版管理體制,但事實證明這個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三審制是中國學術出版界的一大創新,甚至可以稱為中國真正的自主知識體系創新。 因為三審制完全是根據國內編輯部的實際運行情況,由中國的編輯同仁逐漸摸索出來的。 三審制不僅符合中國的國情,而且在短時間內提高了期刊的學術質量,形成了中國的學術期刊體系。 之所以這麽講,是因為中國學術期刊的編輯、主編都是專業出身,且大多具有博士學位,本身就是專家,他們完全有判斷文章水平高低的能力。 有的主編,甚至原來就是本領域的專家。此點與歐美的學術期刊編輯部完全不同。 中國學術期刊同行的工作程序是,以三審為基礎,以匿名評審為輔助,期刊所發文章不必過分依賴外審,部分稿件完全可以自定。 實踐證明,三審制與匿名評審制結合是中國學術期刊編輯部最佳的審稿方式。 也正因此,新聞出版管理部門在發布的一系列出版管理文件、法規中,都特别強調三審制的重要性;2021 年中央宣傳部制定的《關於推動學術期刊繁榮發展的意見》,同樣強調了編輯部實施三審制的必要性。羅志田先生就特别贊成三審制與匿名評審相結合的審稿方式,他說:“我們不必過分迷信匿名專家的審稿意見。 希望我們的刊物編輯特别是主編,有足夠的自信和擔當。 在學力所及的範圍裡,遇到自己感覺好的文章(或有值得信任的學人力薦),似不必非尊重外審意見不可,甚至可以不送外審。 一篇論文本身是否立得住,大體略經時日即可知悉。 有專業能力的編輯若確信能直面時間的考驗,正不必擔心在程序上是否‘學術正確’。 否則,即使處處謹守規範,也不過做到‘程序正確’而已。”(《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5 期)羅先生反復提醒學術期刊必須注重自己的主體性,應該讓專家審稿為我所用,而不是被程序綁架,更不能因為程序正確而湮沒真正有突破性的好文章。從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學術期刊發展史來看,如果捨棄三審制,將審稿權從編輯部完全抽離,徹底實行匿名評審制,則會引發期刊編輯職業化後的身份焦慮,是嚴重不符合中國國情的。 對此,葉娟麗教授有過深入論述:“這種將學術審查權力外包的制度設計,更加強化了學術期刊編輯作為稿件收發中介和加工校對的角色定位。 儘管有的期刊編輯仍然是學術策劃與創作的主體,但更多的期刊開始將期刊編輯出版過程中的學術創作部分外包而只專注於編輯出版的技術部分,編輯隊伍中出現了更多的職業化或者純技術性編輯。”(《編輯學者化:一個不應成為問題的真問題》,《澳門理工學報》2018 年第 3 期)從目前情況看,學術期刊編輯的焦慮是普遍現象,希望我們在審稿制度方面能夠根據國情做相應調整。總之,根據目前國內學術期刊編輯部的實際,絕對的三審制或絕對的匿名評審制恐怕都難以完全執行,這兩種制度相結合是最切實的辦法。作者簡介:仲偉民,《清華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北京 100084[責任編輯 劉澤生]251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數智時代學術期刊發展的歷史辯證法劉曙光 數智時代的高質量發展,無疑是關乎國家發展大勢,關乎中華民族共同體每個成員前途命運,關乎國家整體利益、根本命運、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和關鍵事務,即“國之大者”。 而新質生產力,特别是其中的科技創新,作為高質量發展的內在動力,或者說高質量發展的引擎,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也理所當然成為各行各業研究的重點領域。 學術期刊行業也不例外,更不能置身時代之外,而是要置於時代科技革命的大潮之中,抓住難得發展機遇,從容應對挑戰。每一歷史時代的人,既是“劇作者”,又是“劇中人”。 把握數智時代學術期刊發展的歷史辯證法,有助於把握歷史大勢、着眼長遠、增強歷史主動精神,以深切的家國情懷、強烈的責任擔當、形成共識後凝聚的磅礴合力,更好地發揮主體性、能動性、創造性,利用時代所提供的技術手段和內容材料,進一步全面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從整體上推動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一、數智時代、新質生產力與“交錯帶”或許我們可以從歷史辯證法的角度來解讀數智時代、人工智能、新質生產力等概念。“農耕區與畜牧區是依人類經濟生活方式而劃分的基本區域,介於兩者之間的則為農牧交錯帶……”自然帶邊緣交錯地帶較為敏感,當環境出現波動時,它們會最先發生改變,進而推動整個地區產生變化。 其實,歷史發展、社會變遷、文化傳承、科技創新乃至生活中的問題解決,都有類似的“交錯帶”。 (《語文教學之友》,2025 年第 5 期封底)數字化時代、人工智能時代、數智時代等都是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交錯帶”。 只是這裡的“交錯帶”不是一個“空間”概念,而是一個“時間”概念。 即我們常講的“歷史轉折時期”、“社會轉型時期”、“科技的更迭期”。 “交錯帶”強調的是社會各系統要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和相互關係,特别是“時代”與“時代”的“交錯帶”更呈現出複雜性、豐富性、互容性、不確定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等特點。 通過“交錯”,不同時代的文化、技術、資源和觀念相互影響、融合,產生新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 這裡不僅有量變、量的積累、局部質變、質的飛躍即質量互變規律發生作用,更有傳統與現代、人與機器、科技與人文、守正與創新、本土化與全球化的對立統一。 社會歷史正是在這樣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過程中不斷進步。對立統一,就是承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和過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對立的傾向。 列寧認為,發展是對立面的“鬥爭”,“要認識‘自己運動’中、自生發展中和蓬勃生活中的世界一切過程,就是要把這些過程當作對立面的統一來認識” (《列寧選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57 頁)。 數智時代、人工智能、新質生產力與高質量發展是對立統一的。 統一體現在它們之間具有一致性、互動性和共生性,對立則體現為國家與國家、傳統與現代、分散與協同、個别與一般、局部與整體、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現象與本質、多元價值觀等的矛盾。351
何謂“數智時代”? 一般是指信息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由“數據”與“智能”深度融合驅動的新型時代形態。 它並非獨立於互聯網、數字化時代的全新階段,而是在數字化基礎上,通過人工智能等智能技術對數據價值的深度挖掘和應用,實現社會、經濟、生活等各領域智能化升級的新階段。 數智時代的性質、特點可以概括為:以數據為核心生產要素,以智能技術為關鍵驅動力,賦能各行各業。 數智時代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升級,更是對生產關係、社會規則的重構。“新質生產力”是當前的熱詞,它區别於傳統意義上的生產力,是以數字化、智能化等關鍵性顛覆性新興技術突破為基礎,伴隨着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迅速崛起而呈現的生產力發展新質態。新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在文化領域也不斷催生新業態、新應用、新模式,深刻重塑媒體形態、輿論生態和文化業態,帶給包括學術期刊在內的整個出版行業全方位的技術賦能,推動出版行業走上了“新賽道”,給學術期刊及其編輯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數智時代有一個不斷形成、發展、展開的過程,數據與智能的融合也是一個由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的過程。 毫無疑問,我們還處於數智時代的初級階段,其高級階段還遠未到來。 對數智時代,我們不知道的比知道的要多得多。 我們的認識也必然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不斷豐富發展的過程。很多理論和實踐問題不可能一次性、一勞永逸地解決,我們也不可能安逸地在前人栽種的大樹底下乘涼,而是要不斷地結合時代為這棵大樹提供營養,對前人的研究不斷地反思、修正。人工智能,作為新質生產力,是最新銳、最強勢的出版生產力。 新質生產力內在地包含了更高素質的勞動者,更高技術含量的勞動資料,更廣範圍的勞動對象,以及三者的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隨着數智時代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學術期刊的發展不斷更新迭代,現在似乎又進入一個新的“過渡時代”或“轉型時期”,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二、數智時代的歷史辯證法唯物史觀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辯證法。 歷史辯證法的核心內容,就是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規律。 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社會形態理論、世界歷史理論、大歷史觀則是確立歷史時代的科學理論基礎。 觀察、認識中國與世界,制訂相應路線、方針、政策,包括對數智時代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的分析思考,都應以歷史辯證法作為理論基礎,需要有歷史感、系統性思維、整體性思維、過程性思維。數智時代摧毁一個舊世界,同時創造一個新世界。 一個行業的未來發展前景,主要取決於該時代的性質、特點、社會發展程度以及與之相應的社會需要。 談論數智時代一個行業的未來發展,首先應當正確認識該時代發生的新變化、新特點,特别是佔主導地位的技術手段,以大歷史觀(長時段視角、全球視野、系統思維),從政治、經濟、文化的互動中把握其發展的基本趨勢和基本潮流,而不能就學術期刊談學術期刊,就出版行業談出版行業。 否則,就可能被個别的、局部的、有時前進有時後退的運動所迷惑,迷失方向甚至作出錯誤決策。 例如,對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劃分,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方向,等等。人類社會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巨大系統,這個系統中有無限多個因素在交互作用。 這些因素中,既有生產力,又有生產關係;既有經濟基礎,又有上層建築;既有客體方面的因素,又有主體方面的因素,等等。 各種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會歷史表現出種種難以預料的隨機性、偶然性,但社會歷史的發展並不是雜亂無章、毫無規律的,其中,作為生產關係與生產力具體和歷史對立統一的生產方式,制約着人們的整個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 作為一種總的趨勢的歷史必然性(規律)就在451
這些隨機性、偶然性中跳躍,時隱時現。 社會歷史是各種合力作用的結果。 必然性的東西並不能完全決定個别的歷史事件,它只能規定歷史發展的大致範圍和一般趨勢。 研究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意義在於“規律能彌補這個缺陷,既能把握否定的方面,又能把握現象的總和” (《列寧全集》第 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28 頁)。 正是這種“個别向一般的轉變,偶然向必然的轉變,對立面的過渡、轉化、相互聯繫”,使得社會歷史呈現出豐富多彩、絢麗多姿的面貌。數智時代的規律就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 技術與經濟、社會、文化的關係十分密切,技術是將科學知識付諸應用、保護與改造自然、造福人類的創新實踐,是生產力發展最重要的因素。 當前世界,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往往就是科技主導權的爭奪。 中美兩大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詮釋了當下這個充滿關稅壁壘和技術限制的時代。 這場競爭的結果無疑將重塑 21 世紀全球舞台上的權力格局。 在中國,科技已融入日常生活。 中國已在量子計算、生物技術和人工智能等領域處於領先地位。 “甚至有一個術語來概括這一切———‘新質生產力’,既呼應了馬克思主義,又展望了技術夢想的未來。” (吉列爾莫·阿夫里爾:《技術創新助力中國提升影響力》,《參考消息》,2025 年 7 月 8 日)數智時代的到來、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現象遠比規律豐富。 “鐵的必然性”與無數偶然的因素糾結在一起,是在偶然性中實現的,新質生產力的實現不會自然而然、一蹴而就,而是要通過主體的艱苦奮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24 年,第11 頁)。 數據與智能的融合、新質生產力由弱到強,都具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由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由肯定到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並不是毫無作為,而是要把握歷史大勢,乘勢而上、順勢而為、大有可為。從總體的歷史發展來看,隨着歷史時代和生產力水平的迭代更新,學術期刊將不斷變換其內容和形式,內容和形式的對立統一表現為“內容對形式以及形式對內容的鬥爭”。 從紙質版到電子版、音視頻,學術期刊的發展更多的是“抛棄形式,改造內容”。三、新質生產力給學術期刊帶來的革命性變革“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别,不在於生產什麽,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麽勞動資料生產。 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藉以進行的社會關係的指示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70 頁)毫無疑問,新質生產力,特别是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提高了全民族的生產力水平,促進了社會分工的規模化、一體化程度,也給學術期刊帶來了革命性的變革。 新質生產力的“新”,在勞動者、勞動對象、勞動資料、生產關係中體現出來。第一,對主體繁瑣的編輯事務工作的解放,創造編輯“新”人(能力和素質提升),促進編輯和學者雙向互動。 “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能夠欣賞美的大眾,———任何其他產品也都是這樣。因此,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6 頁)AI 創造了懂得 AI 的期刊編輯,對 AI 的使用則不斷提升編輯的素質。 人工智能幫助期刊編輯完成文獻檢索、審稿、校對、稿件加工,監控出版流程,處理編輯部繁雜事務,提高工作效率,縮短出版周期。 在生產力系統中,人是第一位的因素。 在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中,主編、編輯、編委、合作伙伴的素質和資源決定期刊的資源和品牌。 人工智能賦能和新質生產力發展,551
在某種程度上雖然是對傳統出版業的否定和“反動”,但期刊編輯必須意識到,融合出版不是削弱編輯傳統出版能力,相反,是要全面提升傳統編輯的素養和能力。 因為它給期刊編輯創造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也就是給編輯創造了可以獲得自由發展的時間。第二,推動學術期刊轉型升級,使之成為知識生產的組織者、服務者、引領者。 科研模式、科研範式、知識生產方式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數據驅動、人工智能、機器人、自動化工具廣泛用於科研;論文選題由以往的單一學科走向跨學科和交叉融合,學科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推動科技人文的一體化;欄目設置由以學科為單元變成以問題為中心;來稿由紙質投稿、郵箱投稿轉向數據採編平台或投審稿系統,由全、小、散、弱走向特色化、專題化、品牌化,打造核心競爭力;稿件的組織形式,由被動的來什麽稿用什麽稿,轉向年度選題策劃會、主持人制度、與學科學院學術團體聯動互動、主辦青年學者論壇、專題策劃、筆談等;由不關注現實的象牙之塔轉向關注國計民生、作為智庫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由大數據分析走向挖掘學術趨勢,遴選優質稿件、優質作者;編輯校對由單純人工校對轉向多種軟件智能校對;出版形式多樣化,由傳統出版走向融合出版,如,設計精美的封面和版式、手機自適應終端閱讀、電子期刊書架、微信公眾號推送、領域專家學者精準推送(知識服務)、短視頻、多語種出版、長英文摘要、預印本、網絡首發、增強出版、加入國際數據庫等。第三,促進了行業標準和評價標準的與時俱進、更新迭代。 數智時代,學術期刊的產品主要不再是紙質版,與之相適應,編排規範、摘要編寫規則、參考文獻著錄規則等發生了重大變化,評價標準也不再只是紙質發行量的大小、轉載量,而是閱讀量、下載量、影響因子、社交媒體粉絲數,通過大數據分析可以準確了解學術期刊的質量、影響力。 當前的評價體系是推進學術進步還是抑制了學術發展? 這本身就需要評價機構之外的學術共同體進行調研和評價。 推進了治理能力的提升,包括對評價及其指標體系進行反思、治理和重構,使之更趨科學、合理,涵養良好學術生態。 當然,還會有更多的行業標準陸續出台。 如今年 7 月 3 日,由全國新聞出版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主辦的新聞出版行業標準《學術出版規範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標注與聲明》研製工作啟動會在北京召開。第四,各種平台的宣傳傳播越來越注重可聽化、可視化、國際化,促進了知識共享和文化傳播,中外文化高頻互動、高度互聯,帶來世界性的深化和民族性的強化。 學術期刊“內容為王”固然重要,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通過人工智能對論文的加工處理和翻譯,有助於國際國內數據庫的收錄,有助於全渠道、全方位宣傳傳播,提升傳播力、影響力、美譽度,促進學術交流和文明交流互鑒。 即使是學術性非常強的文章,也可以通過加工改寫,變成可聽化、可視化的“新聞”、短視頻、學術直播,推廣其新突破、新發現、社會價值。第五,更充分發揮學術期刊的服務功能,或許使之成為知識服務商。 關注現實和更為廣泛的傳播,使得期刊更好提供決策諮詢和服務國家發展戰略;服務“雙一流”大學建設,服務學科體系和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內容定制化推送服務,提升了讀者的滿意度;學術社交功能強化,為作者服務,更好提供一對一論文指導,等等。第六,促進了社會化程度更高的分工,推動了學術期刊的集群化、集團化、規模化。 馬克思指出:“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於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 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20 頁)作為“新質”生產力,必然促進全民族的分工向規模化、集約化、一體化方向發展,彼此協作程度更高。 至於出版行業,也必然如此。 所謂學術期刊的集群化、集團化,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學術期刊、學術期刊與其他學術機構651
(學院、研究所、出版社等)聯合起來,通過要素整合、規模擴大、技術革新、資源共享、分工協作,作為一個整體運行,獲得集群優勢,從而達到節省精神生產成本,提高辦刊效率,擴大核心競爭力的目的,使各自獲得更充分的發展,更大程度地實現自身的價值。 如,業已出現的期刊出版社模式(期刊與出版社整合)、期刊社模式(多個期刊整合成立期刊社)、期刊研究院模式(期刊和科研院所整合),就是如此。 毋庸諱言,當前相當多的期刊出版資源分散、力量微弱、集成度不高、內容交叉重複,難以形成有效的市場化運作,在與知識資源平台、與國際機構合作過程中,難以形成走出去的合力,難免處於弱勢地位。 學術期刊的集群化、集團化,實質上就是生產關係的變革、體制機制的改革,提高了協同發展能力,就是新質生產力。第七,學術共同體的作用進一步凸顯,優化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推動學術繁榮發展。 學術期刊、作者、研究機構(院、系、所、中心)、知識資源平台、管理機構、評價機構、社會團體等緊密合作、資源共享、民主協商、深度互動、命運與共,構成協同創新的學術共同體,培育和扶持學術創新人才。 共同體本身就是偉大的生產力。 在某種意義上說,調整學術共同體不同主體之間的生產和合作關係,就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當然,數智時代還只是處於初級階段,並沒有把它的本質全部展現出來,本質的展現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上述變革也還只是從理論層面的分析,可能還是一種理想狀態,而並不是已經完成了的現實。四、AI對於學術期刊是把雙刃劍事情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的。 數智時代在給學術期刊帶來快捷便利的同時,也會產生同樣多的問題。 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給主體(期刊編輯、作者和讀者)帶來心理生理和智力某些方面的傷害。 數智時代的閱讀帶有碎片化、大眾化、娱樂化、低價值、膚淺化特點,使人的紙質版閱讀和高品位學術理論閱讀的時間減少、深度閱讀能力和記憶力退化、反思能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弱化、持續注意力下降;AI 寫作帶有創造性局限、邏輯與事實風險、倫理和版權問題、情感溫度缺失、參考文獻虚假性,這對於主體的邏輯性、系統性、心理生理健康是有害的。(二)AI 帶來的法律、倫理及學術規範問題。 科研中允許使用 AI 或許是一個必然趨勢,但 AI降低了學術創作的門檻,使得論文質量良莠不齊,在實現技術賦能的同時又如何保持學術的尊嚴?學者利用 AI 寫作,學術期刊是否認可? 允許作者使用 AI 創作的比例如何確定? 又如何鑒别 AI 造成的學術不端? AI 驅動變革伴隨倫理風險,AI 生成的內容可能是虚構的,造成真實性危機;也可能污染學術生態,學術期刊如何建立技術倫理審查機制? AI 的數據收集、採集,可能洩漏個人信息、個人隱私;AI 生成內容很可能產生侵權和傷害,那麽責任主體如何界定,如何保護作者和出版單位的權利? 如何對上述問題進行立法和規範,或許真的是任重而道遠。(三)使傳統出版走向式微。 由於融合出版的興起,傳統出版業萎縮或改變原有形式。 紙質版將不會是閱讀的主要形式,但不會消失。 歷史的辯證法往往是“高級階段重複低級階段的某些特徵、特性等等,並且仿佛是向舊東西的復歸”即否定之否定。 紙質版的功能將走向收藏、把玩、版本研究、審美等,印製可能會更加精緻。(四)評價體制過分重視國外知名數據庫收錄、影響因子高低,重數量輕質量,以刊評文,核心期刊與非核心期刊名單固化,不合理不科學指標體系亟待改進。 由於受到出版平台、評價體系、期751
刊管理體制和品牌影響力等因素影響,學術期刊,特别是中文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小,優質稿源外流,總體大而不強。 如,最具國際影響力期刊的遴選,實際上只是計算期刊的國外影響力。 應建構鼓勵探索、寬容失敗、尊重原創的科研氛圍和學術評價體系,進一步利用國際出版平台、提高國際傳播力,鼓勵科研工作者將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五)學術期刊與知識資源平台的共生關係發生變化。 學術期刊在平台的呈現碎片化,不見森林只見樹木,不見整刊只見單篇。 一方面,學術期刊與平台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平台投審稿系統的開發,查重,檢索摘要功能,使得學術期刊需要向平台付費。 另一方面,學術期刊與平台的利益衝突越來越大。 學術期刊製作網站的能力和水平有限,數據更新不及時,訪問學術期刊網站的數量越來越少,幾乎沒有什麽存在的必要,越來越依附平台,而平台通過知識付費和版權運營來盈利,越來越無償地佔有學術期刊的內容價值。小 結數智時代,在學術期刊發展中,機器人會承擔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的工作,諸如寫作、審稿、校對、潤色、加工等,也帶給我們很多值得探討的問題,例如人—機關係、編輯的本質、未來是否還需要編輯等。 身處時代的“交錯帶”,我們的認識難免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我們的認識必然是從現象到本質、從不甚深刻的本質到更深刻的本質。 “人的認識不是直線……而是無限地近似於一串圓圈、近似於螺旋的曲線。 這一曲線的任何一個片段、碎片、小段都能被變成(被片面地變成)獨立的完整的直線,而這條直線能把人們(如果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話)引到泥坑裡去。” (《列寧選集》第2 卷,第 560 頁)作為學術期刊編輯,我想有幾點認識必須堅持:第一,AI 在學術期刊中的使用是必然趨勢,對技術賦能應持開放態度,不能因循守舊和墨守成規,不能禁止新技術的開發利用。 隨着 AI 的迭代更新,其對傳統出版秩序產生的衝擊越來越深刻,也將越來越多地介入學術生產和學術評價,這是歷史潮流。 我們應培養使用 AI 的能力,AI 雖不能成為獨立責任主體但它是強大的輔助工具。 第二,積極探索和創新,提高對 AI 負向效應的治理能力。 AI 寫作的界限在哪裡? 如何提升治理能力? 人—機對話與人—機關係,將會引發更多關於人體哲學和人的哲學思考。 通過人—機對話和互動,人是“新”人,會更聰明;機是“新”機,會更智能。時代提出的問題,時代總會解答。 第三,不斷反思和修正對數智時代的已有認識。 人工智能作為工具,不具備人類的思想、情感、想象、智慧、審美和創新能力。 技術不是萬能的,我們需要培養的是具有創新性的複合型編輯人才,人的主體性是不可替代的。發展就是機遇與挑戰的對立統一。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行業要想贏得歷史主動,就要審時度勢、未雨綢繆,善於抓住機遇、從容應對挑戰。 所謂機遇,也就是歷史與現實、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在錯綜複雜的矛盾運動中所形成的一種最佳狀態。 抓住機遇,往往就能實現跨越式發展。 學術期刊和出版行業也是如此。作者簡介:劉曙光,《北京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教授。 北京 100871[責任編輯 劉澤生]851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因勢利導 順勢而為———數智時代學術期刊的應對與變革路育松 當前,隨著“數智技術”的快速發展,人類文明在繼工業革命後,又迎來了更具革命性的“數智時代”。 ChatGPT、DeepSeek 等人工智能工具在數據處理和分析、文獻檢索與利用、語言處理和翻譯、跨學科與新興學科突破等諸多方面展現出的強大能力,使學術研究與學術發表等都發生了重要改變,對學術期刊工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當此之際,關注數智時代學術期刊的應對與變革,可謂正當其時也十分必要。 本文圍繞學術期刊如何對待來稿中 AI 的使用,以及如何利用 AI 提升刊物質量這兩個方面略陳淺見,敬祈批評指正。一、學術期刊如何對待來稿中 AI的使用學術期刊以往主要通過刊物、作者、讀者三者之間的互動,實現學術研究、發表、交流的螺旋上升和繁榮發展。 但隨著數智時代的到來,這種三邊關係中新增了一個隱形且日顯突出的第四方———人工智能 AI,不僅學術生產、傳播和交流的方式由此發生了巨大變化,也形成了刊物與作者、作者與 AI、AI 與刊物之間頗為複雜的關係。 學術期刊如何對待來稿中 AI 的使用,是一個從不同角度有不同態度,甚至可能會出現矛盾衝突的問題。1. 從促進學術發展和科技創新的角度出發,學術期刊應鼓勵和支持 AI 使用作為一種全新的“數智技術”,AI 將數字和智能技術有機結合,在推動學術進步方面展現了巨大的能力和潛力。 就人文科學研究來說,AI 技術在文獻檢索與整理方面展現了強大高效的檢索能力和篩選能力,以及整理、分類的條理性;就社會科學研究來說,AI 技術在數據分析領域展現出強大的數據預處理能力,以及數據的挖掘與分析能力。 在涉及海量數據統計分析時,AI 技術能在短時間內高效處理以往需要耗費個人乃至團體幾年甚至十幾年時間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借助人工智能這些前期技術性工作,學者能夠更快、更多、更好地獲取資料,能夠站在更高的平台、以更寬廣的視野開展更全面的學術研究。 在論文寫作中,AI 也能在語言潤色、語法檢查、格式處理以及圖表化、可視化等方面為學者提供諸多便利。 總之,依託強大算力,人工智能通過對大數據的深度學習,能按照用戶要求,執行分析、歸納、推理、翻譯、寫作等任務,生成數據、文本、圖表、影音等各種成果,前所未有地提升了學術研究的深度、廣度、速度和便利性。 這一切,使得數智時代的學術研究無論從信息獲取、分析考察還是形式表述等各方面的提高,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助力。 它使研究者如虎添翼,更好地探索世界,表達觀點,有登高望遠、一日千里之感。 其進步是革命性的,猶如蒸汽動力的應用對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影響,很多傳統難題迎刃而解。作為學術發表平台,學術期刊以刊發高水準學術成果、推動學術創新為追求。 從這個目標出951
發,學術期刊應鼓勵學者與時俱進,在學術研究中合理充分利用 AI 這一新的學術動能,彌補個體在認知、分析、耐力等方面的不足,提升研究能力,產出更高水準的學術成果,展示數智時代的學術風采。 事實上,我們也看到,學術界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將人工智能運用到如金融分析、城市建設、地理信息、災害預警等多學科各領域研究中,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這都是值得倡導的。 現階段,哲學社會科學界擔負著加快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戰略任務,要做到基礎學科紮實推進、重點學科優勢突出、新興和交叉學科創新發展、冷門絕學代有傳承,迫切需要學術界群策群力、集思廣益,這其中也應包括高度重視和鼓勵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型科研手段。作為學術前沿的領跑者,學術期刊在促進 AI 技術完善,推動科技創新方面也承擔著重要職責。AI 技術作為一種新質生產力,其完善將對包括學術研究在內的各領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理想的人工智能,應能進行知識創造,極大解放生產力,使人類在其工作基礎上,從事更具人文性、前瞻性、創造性的工作。 但就目前 AI 技術水平而言,無論是國外的 ChatGPT 還是國內的 DeepSeek、豆包、文心一言、智譜清言、訊飛星火等人工智能工具,雖然具備了一定的學習模擬和創造能力,但在價值判斷、資料發掘、邏輯推理、語言運用等方面均存在很大不足,出現諸如數據偏見、信息虛構、邏輯機械、表達缺乏個性化等問題,並不能代替人類完成前沿探索與創新工作,與人們對人工智能的期待還存在很大差距。 這些問題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 AI 技術發展與專業群體、權威機構的使用和驗證有著密切關係,高度依賴於監督學習,需要正確可靠的數據標簽和盡可能多的用戶反饋及交互信息,通過算法的升級迭代和預訓練的投入力度,不斷調整模型參數,提高預測的準確率。 如果相關應用訓練不夠,數據來源不權威,交互數據不充分,所謂的人工智能工具便會出現各種“弱智”表現。為在新的科技革命和自主知識體系構建進程中搶佔制高點,作為學術發表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學術期刊在促進 AI 技術完善、支持科技創新方面理當有所作為。 如為人工智能在學術研究中提供應用和改善平台,為 AI 的監督學習提供更多權威數據,與 AI 從業者在內的科技、學術各界協力,創辦 AI 研究媒體或專欄,作為完善 AI 的“試驗田”,既介紹 AI 技術發展的最新成果和心得經驗,也刊載人工智能創作的各類成果,不斷挖掘完善 AI 的科研潛力,通過人機交流互動,共同攻克 AI 發展難關,引領人工智能發展潮流。2. 從維護學術規範和學術倫理的角度出發,學術期刊要“限制”AI 使用人工智能在為學術研究提供強大助力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因濫用人工智能、破壞學術規範、衝擊學術倫理的問題。如濫用人工智能寫作能力捉刀代筆、弄虛作假。 2022 年以來,大語言模型展現出強大的文本生成能力,開啟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時代。 AI 從寫總結報告、詩歌、故事、散文等,迅速升級到寫小說、寫論文階段,其寫作能力和作品水準也隨著其學習能力的增強和數據積累的疊加而得以迅速提升。 在有些領域,AI 的寫作能力甚至已經超過了多數人類作者,而且 AI 還具有超強的對話和修正能力,不僅能夠根據用戶需求更換數據,還能根據指令重立觀點、重新表述甚至重出結論,表現出既有被動性、機械性,又有能動性、針對性的特徵。 一些投機者,通過反復的對話和指令,與 AI 展開分論點和細節的交流,再加以簡單的重組、縫合,就能炮製出一篇基本合格的學術論文。 目前,這種情況在國內外大學作業、論文寫作中開始出現,並已蔓延滲透到學術期刊投稿中。再如不當使用 AI 創造的知識產權。 眾所周知,學術研究注重知識產權,要求作者通過註釋等方式,釐清個人成果中所涉他者的學術貢獻,以此確定成果的原創性和學術價值。 但一些作偽者,061
隱瞞在學術生產中借助人工智能獲取研究數據、優化分析架構、修飾文字表述等事實,在學術評價和人才選拔中牟取不當利益。 此外,還有利用人工智能改寫既有成果、偽造數據等。上述這些行為,違反了現有的學術規範,其實質是傳統學術不端在數智時代的變形升級,並沒有因其利用人工智能手段而改變性質,反而因其便捷性、隱蔽性而更具危害性。 如不加以糾正,將嚴重破壞學術生態,或降低學術研究水準,生產出大量學術贗品。 或影響學術評價,造成不當學術競爭,使濫用 AI 技術成果者得以攫取不當學術資源和榮譽。 更嚴重者,將衝擊人們的學術探索熱情,導致對人工智能的群體依賴,造成學術研究的整體退化。為確保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在數智時代能健康、長遠發展,持續推出高水平成果、產生高素質人才,促進中國學術的整體繁榮,作為學術發表和評價平台,學術期刊需要制訂規則,對 AI 在學術中的使用加以限制。 這種“限制”,更確切地說,是按照學術規範和學術倫理,對人工智能在學術研究中的使用範圍、介入程度以及知識產權等問題進行釐定。從維護學術規範角度,如前所述,一方面,我們要鼓勵學者擁抱新科技,利用人工智能實現突破創新;但與此同時,也要反對違反學術規範,濫用人工智能來謀取不當利益。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學風和學術規範建設,他指出:“繁榮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必須解決好學風問題。 當前,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存在一些不良風氣,學術浮誇、學術不端、學術腐敗現象不同程度存在,有的急功近利、東拼西湊、粗製濫造,有的逃避現實、閉門造車、坐而論道,有的剽竊他人成果甚至篡改文獻、捏造數據”(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 年 5 月 19 日 ),要求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樹立良好學術道德,自覺遵守學術規範。 這一講話在數智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更具指導意義,學術期刊應以此為指引,自覺提高責任意識,不斷提升自身業務水平,運用包括 AI 在內的多種手段,從選題、審稿、發表全流程,防範 AI 濫用等學術不端行為,這將是一項長期而具有挑戰性的任務。從維護學術倫理角度,一方面,我們要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建設,將其作為贏得全球科技競爭主動權的重要戰略抓手,全力扶植、推動 AI 技術完善,打造新質生產力;但與此同時,我們更要強調以人為本,不能因重視人工智能的發展而忽視了人自身的發展。 AI 雖然有巨大的能力和潛力,但 AI的使用不是為了取代人,而是為了更好地推動人的發展。 人,始終是文明發展的依託和依歸。 故此,數智時代,我們在發展人工智能的同時,也要為人類自身發展保留、開拓空間,更要重視人的建設。 反映在學術期刊工作中,我們在遴選、評價、刊發稿件時,要對學術研究、學術發表過程中的 AI使用加以規範,確保人與智能工具的學術貢獻可以甄別釐清,平衡其中“人文”與“數智技術”的權重,將人文性、原創性作為刊物更為強調的標準,以此維護人在數智時代對人工智能的主導權和優勢地位。二、如何利用 AI提升刊物質量面對數智技術應用的現實和趨勢,學術期刊需要積極應對和主動變革,既要利用新技術提高工作效率,拓展新功能和發展空間,提升刊物質量和傳播效力。 同時也要認識其局限,採取各種防範措施,避免可能帶來的技術風險。 以下試從 4 個方面簡單論述。1. 加強與 AI 行業合作,打造期刊業 AI 模型筆者不是 AI 專家,據我淺見,以現有的底層計算架構為基礎,可以實現對 AI 的定製化優化,即通過對 AI 進行定向數據訓練和指令微調,提高其在特定領域的智能化表現。 我們目前使用的都是161
通用型的 AI,這些智能工具在一般問題上表現頗為優秀,但一旦涉及專業或小眾問題,就會難為無米之炊甚至胡編亂造,這主要是因為使用的 AI 工具先天數據不足導致的,例如無法利用專業類數據庫、地方性文獻等。 所以,學術期刊如要充分利用 AI 新技術拓展發展,是否首先應該“利其器”,加強與 AI 行業合作,打造期刊界的專業 AI 模型? 目前來看,這個模型應該具備了較好的數據基礎,如各種數據庫,囊括了古今中外海量的專業數據,如能加以整合,應該可以造福學界。 在此基礎上,把握學術動態、策劃選題、篩選稿件、分析決策等也都有了較好的基礎,能極大提高效率。2. 開發 AI 輔助工具,提升期刊選題效率選題策劃是學術期刊展示學術敏銳、引領科研發展、創造社會價值的重要抓手。 期刊可根據自身定位,密切關注國內外相關領域的前沿進展和新興需求。 在此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可提高收集、處理信息的效率。 例如,由技術團隊配置數智工具,鏈接國內外新聞、學術、社交媒體平台,系統可根據要求,自動抓取國內外相關時政動態、學術進展、社會焦點等,定期整理信息並生成叢目,並結合刊物定位推薦兼具時效性、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選題方向。 系統還可以自動監測並報告短時間內政策、學術或社會討論度激增的熱點話題,以供編輯團隊適時策劃專欄。 當然,儘管數智工具理論上能夠完成機械的信息檢索、採集和匯編工作,但人工的復核仍是不可或缺的,編輯人員必須仔細考校數智工具提供的叢目內容的有效性,並始終堅持人的主體地位,不斷提高自主策劃選題的能力;對於人工智能系統推薦的選題方向,要充分評估其價值、可行性和潛在風險,審慎決定採納與否。 同時,編輯部也可以有計劃地推出一些相關選題,針對某個領域,同時邀請傳統學者和有 AI 背景的學者進行探討,既推動學術的發展,促進 AI 不斷完善發展,也增進學界對 AI 的認識和了解,提倡和鼓勵學者,利用 AI 進行輔助研究。3. 制定 AI 使用規範,嚴守期刊學術質量稿件篩選是期刊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學術期刊一直面臨的難題。 以往我們多通過編輯部內部審稿和同行專家外審來保證稿件質量,後來又增補了內容查重等手段。 但無論是編輯部、外審專家審稿還是網絡查重,仍難以完全避免信息盲區,依然會出現學術不端稿件。 進入數智時代,這種挑戰將更加嚴峻。目前,為維護良好學風,不少學術期刊出台了防止濫用 AI 的規定。 例如,繼 2025 年 3 月初中國歷史研究院歷史研究雜誌社首推生成式人工智能行業使用規範後,5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也發布《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關於規範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啟事》,聲明不接受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署名或撰寫的稿件,以及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內容直接作為研究成果的投稿;不接受運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生成文章的主體架構、核心觀點和主要內容,改寫既有研究成果;不得虛構人工智能工具信息或隱瞞使用情況;不得運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偽造或捏造文獻、內容、數據或其他材料,以及其他違反人工智能倫理規範或學術規範的情形;明確規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投稿中的應用,僅限於語言潤色、文獻檢索、數據整理與分析等非核心研究環節,並且應遵守通行的人工智能倫理規範和學術規範;同時要求作者必須向期刊如實說明投稿內容中運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部分(包括但不限於繪圖、收集和分析數據),並標明工具名稱、版本、使用時間和生成頁面截圖等。 而且聲明不僅是對作者明確提出要求,同時也作出對編輯和外審專家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規定,在此不一一列舉。 但即便如此,數智工具的發展還是會造成學術不端的風險。 如人工智能工具可以憑藉大語言模型,根據用戶指令快速輸出大量表面連貫、風格接近自然語言的文本,使學術不端者可以輕鬆改寫既有研究成果,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觀點拼湊論261
文,甚至偽造數據、材料等。 因此,數智時代對編輯人員和外審專家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須更為全面嚴格地對稿件作批判性審讀。 在此過程中,編輯團隊可以借助 AI 對海量數據高速比對、分析的優勢,輔助篩查稿件的學術不端行為,例如可以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文本翻譯、文本理解等方面的能力,通過本地部署的數智系統,檢測跨語種抄襲、觀點剽竊等問題,以供編輯參考復查。這樣,既能合理利用 AI 技術,防止信息盲區,彌補個人不足,又通過“隔離艙”方式,避免將稿件上傳至公開的數智工具平台,為第三方所竊取,造成對作者知識產權的侵犯。4. 運用 AI 優化傳播,擴大期刊成果影響成果推廣是期刊推動科學研究、發揮學術和社會價值的關鍵環節。 當前,期刊在紙媒之外,一般都會利用數字媒介如電子期刊、學術數據庫、社交媒體等渠道,擴大刊物內容的傳播,增加刊物的曝光度和影響力。 在所有這些宣傳推介方式中,以社交媒體在宣傳成本、時效、覆蓋範圍等方面最具綜合優勢。 因此,學術刊物可以適度將社交媒體運營與數智技術相結合,更為靈活高效地推動期刊成果的傳播與普及。 例如,可以由技術人員配置聯網的智能輿情監測工具,將之與本地的已刊文獻數據庫相關聯,實時報告社交媒體的熱點話題,並自動推薦本刊的關聯文章,以供編輯作為當日推送內容的參考。 在保證學術嚴謹性、版權合規性的前提下,編輯團隊可以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圖表製作、圖片及視頻生成等方面的能力,將文字成果轉化為思維導圖,或為其配製插畫、動畫等,從而使抽象的知識變得直觀生動、簡明易懂,更易於在各類社交媒體平台———無論是深度閱讀友好型平台如微信公眾號,還是泛娛樂型平台如微博———吸引用戶注意力並產生更大影響。 編輯團隊還可以充分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本身提供的數智分析工具,跟蹤解析內容的閱讀量、點擊趨勢、傳播渠道,以及用戶的來源構成、活躍程度、興趣偏好等,從而有針對性地優化文案、選擇宣傳時間、確定投放渠道;也可以在常規推送之外,結合用戶興趣進行個性化論文推薦,進一步提高閱讀轉化率。三、結語數智技術的突破,正在世界範圍內掀起生產方式革新的浪潮。 作為新質生產力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工具,勢不可當地進入學術生產的各環節中。 學術期刊應時代而生,隨時代而動,面對時代變局,期刊人應該因勢利導,順勢而為,不僅要接受數智時代發展變化帶來的挑戰,避免新技術對自身的衝擊與解構,更要熱情擁抱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積極主動尋求應變之策,運用先進科學技術提高生產力,確保自身發展不落後於時代步伐。 值此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節點,我們需要立時代之潮頭、發思想之先聲,放眼世界,不做黃昏起飛的貓頭鷹,爭做破曉報時的雄雞,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的大勢和機遇,把握信息革命發展的歷史主動,推動人工智能和學術研究、學術發表的深度融合,走出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之路,為加快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發揮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貢獻。作者簡介:路育松,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副總編輯,編審。 北京 100006[責任編輯 劉澤生]361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文學研究·增删官方文學奬和調節非官方文學奬:長普京時代俄國文壇變化*林精華[提 要] 長普京時代區别於葉利欽時代,在文壇上的反映包括:原來設立的官方文學奬或日益國家話語化,如俄聯邦國家奬變化為奬勵那些在直接服務於國家要恢復蘇俄空間的“俄羅斯世界”概念中做出特殊貢獻的文學藝術家,甚至文藝服務業人員,或取消試圖繼續倡導要融入西方的奬項,同時增加旨在直接彰顯“俄羅斯世界”概念之魅力的文學奬。 與之對應的是,原來設立的民間文學奬紛紛夭折,無論是英國人設立的“布克奬”因不符合國家話語導向,還是國內財富精英設立的“反布克奬”,只有與國家話語所需吻合的才能生存,新設文學奬亦然。 但這樣做又反噬文學奬自身,俄羅斯文學在後冷戰時代的世界影響力始終不彰,或與此不無關係。[關鍵詞] 官方文學奬 民間文學奬 國家話語 長普京時代[中圖分類號] I1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164 - 14普京開啟第二個任期伊始(2004 年 6 月 21 日)便簽署兩項總統令,分别終止葉利欽簽署的旨在追求去蘇聯化的官方奬項,即奬勵詩歌領域獲最高成就詩人的“奥庫扎瓦國家奬” (1998)、奬勵極具才華詩人的 “普希金國家奬” (1995),哪怕這兩個奬項影響力巨大。 同在 2004 年,普京擴大國家奬在文學藝術領域名額,設立俄聯邦總統文學藝術奬。 之所以如此大膽行政,是因他執政第一任期末期,葉利欽時代留下的許多棘手問題直觀上得以解決,他的聲望日隆。 在這種情勢中,他很容易動員官方乃至社會力量介入文學藝術事業,如設立越來越多的官方奬,非官方奬增減也日益受國家意志影響,從而波及文壇發生結構性變化。 這種情形隨著長普京時代的延伸,有增無減。一、初步調整民間文學奬和國家文學奬:普京總統第一個任期文壇變化普京為改變葉利欽時代狀况,加大實施國有化政策力度,如執政不久,便對在新聞播報、時事評461∗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俄國文學通史”(項目號:17ZDA283)、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代文學意義的生產與俄蘇文學關係研究”(項目號:22&ZD279)的階段性成果。
論和社會問題分析等欄目表達獨立聲音的“獨立台”進行國有化改組。 此舉引發媒體人和作家貝科夫(Дмитрий Быков)反對普京壓縮自由表達思想空間,認為這涉嫌違反《大眾傳媒法》,還曾兩次拒絕普京約見。 不過,因沒有書報刊審查制度羈絆,他仍如常刊行《帕斯捷爾納克傳》、《六月》、《拖車》等作品,並獲巨著奬、暢銷書奬、銅蝸牛奬。 但這位聲望赫赫、思想深刻的文學家,卻再也未能獲官方文學奬,甚至不得不於 2021 年移民美國。進入福布斯財富排行榜的後現代主義作家和日本文學翻譯家阿庫寧( Борис Акунин)、以《追悼蘇聯文學》(1990 年)和《俄羅斯美女》(1982)而著稱的文學家葉洛費耶夫(Виктор Ерофее),因反對當局逮捕尤科斯公司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和 МЕНАТЕПа 公司前總裁列别傑夫( Платон Лебедев)無果,便在媒體上宣稱,對這些財富精英的重判,是法律史上最可耻之頁。 然而他們的抗議收效甚微,還禍及自身:雖然葉洛費耶夫獲法國和波蘭頒發的奬項、阿庫寧獲日本頒發的文學奬,但他們此後皆未獲俄國任何官方奬項。普京執政伊始,便嚴厲打擊金融寡頭。 從 2000 年 6 月開始,檢察院以涉嫌詐騙國家巨額財產罪,先後起訴和重判霍多爾科夫斯基、列别傑夫,以及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等人,使關於市場化之神話消失,同時重塑克里姆林宫權威。 這種用事後法律去追訴此前合法發達並積極投資於國家各項事業的經濟大亨的做法,卻因契合市場經濟傳統本就不發達且被中斷 70 餘年、大量普通人在轉型中所得極少之情勢,獲俄羅斯大眾支持。 普京便順勢形成各領域的國進民退態勢,終結葉利欽時代中央和地方及各政黨之間的紛爭,以強力手段穩定盧布幣值。 由此,普京連任總統順理成章。對此,西方許多媒體哀嘆道,俄國民眾對普京的廣泛擁戴,就像對前蘇聯領導人的個人崇拜那樣,只不過這次乃自發形成。① 這種變化,應和馬卡寧( Владимир Маканин) 《地下人,又名同時代人》(1998)呈現的人們不滿葉利欽時代改革的情勢,該作獲多種奬項,預示著國民希望重估蘇聯解體、重振國家、恢復社會秩序。這種名義上用法律解決經濟危機、實則用政治手段解決所謂金融寡頭問題並收緊公共輿論的做法,顯然與蘇聯解體帶來的效益相違逆,卻得到民眾支持,因而文化精英和經濟精英的抗議收效甚微。 如是氛圍,直接影響到當局對文學奬的結構進行調整。 後來曾短暫出任俄聯邦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的巨富别列佐夫斯基(Борис Березовский),面對英國人把布克奬延伸到俄國並產生巨大影響力,便以其愛國之情和熱愛俄羅斯文學之心, 出資支持 《 獨立報》 創設 “ 反布克奬”(Антибукер)。 儘管該奬試圖扺消英國布克奬在俄國延伸的影響力,迎合了轉型中的俄羅斯國族主義訴求,但在普京總統執政第一年,這個有著巨大影響力的奬就夭折了。自 1995 年首届評獎以降,反布克奬就引發社會關注,不僅是因以比布克奬多 1 美元的高額奬金,更因評審結果的相對高質量,如首届只授予瓦爾拉莫夫的《誕生》,詩歌、戲劇、文學批評和回憶錄空缺。 第三届(1997)獲奬作品包括加爾科夫斯基《無盡頭的死胡同》、基彼洛夫詩集《同義異說》、鮑嘉耶夫(Олег Богаев)的劇作《俄羅斯夢》,2000 年獲小說奬的是阿庫寧的《加冕禮,又名羅曼諾夫王朝末期》,它們自然顯露出對俄羅斯國家或文化的認同性焦慮。2000 年 5 月 8 日,别列佐夫斯基還受邀出席普京就職總統典禮,月末就對普京修憲賦予克里姆林宫更大權力提出質疑。 9 月,他拒絕克里姆林宫迫使他轉讓電視台 ОРТ 股份的要求,還在《華盛頓郵報》聲稱,若沒有強大的公民社會,俄國社會進程會倒退,於是便被作為金融寡頭遭到普京打壓,10 月甚至被檢察官傳唤。 彼時他正在英國,高調宣稱被迫成為政治流亡者,不再回國。 這些自然危及反布克奬———僅僅維持六年就告終。561
終止“反布克奬”僅僅是長普京時代之開端。 l991 年 7 月 23 日,原本維護蘇聯的著名作家普羅哈諾夫(Александр Проханов)與邦達列夫等作家及蘇聯黨政軍界要人聯名發表《告人民書》(被視為“八一九事件”的“理論綱領”),這也觸動他刊行小說《帝國的最後士兵》。 作為俄羅斯民族主義《明日》報主編,面對時局巨變,他修訂《帝國的最後士兵》 (2003 年),以政治分析家和克格勃將軍别洛謝利采夫的視角叙述“八一九事件”,表達對蘇聯的忠誠,同情俄共,批評葉利欽及其追隨者。 如此叙述引發截然不同的評價,面對普京權力來源於葉利欽並藉助執政資源而輕鬆勝選,執政伊始加大限制俄共活動、終止討論國家話語,普羅哈諾夫思考俄國未來,繼而創作《黑炸藥先生》、《政治學家》、《第五帝國》等。 在結構上與《帝國的最後士兵》相類似的《黑炸藥先生》(2001),把世紀末俄國發生的克里姆林宫權力交接等叙述為黑箱政治,巧妙地揭示金融寡頭、克里姆林宫政治權謀之真相。 這些叙述極為大膽卻不合時宜之作的問世,引發社會紛爭,讓作者毁譽參半。 這是因為普京調整國家權力結構,影響到了包括文學作者和讀者在內的居民生存狀態和理想。長普京時代到來不久,文壇發生巨變,更因普京上任之初便改變了葉利欽時代的基本政治架構。 地方長官普選制本是蘇聯解體的積極成果之一,俄聯邦進程中最初十年一直堅持這一制度,使轉型時期政治生活充滿活力,但也限制了中央政府在社會治理和發展中的權力,刺激了地方分離主義。 2000 年 5 月,普京剛出任總統不久,就推動杜馬通過《聯邦委員會(議院上院) 組成辦法草案》、《聯邦地方自治設置原則修正案》等法案。 由此總統有權罷免地方州長、有權建議國家杜馬撤銷地方法律法規,甚至有權建議解散地方立法機構,並把全俄 85 個聯邦主體劃分為 7 個聯邦區(2014 年增加到 8 個),在每個區派駐監督各州長的總統代表等。 這種促成權力、資源、財政等不斷回歸中央的改革,招致地方反對。 普京利用 2004 年 9 月北奥賽梯别斯蘭中學劫持人質事件,順勢取消地方行政領導普選制,終止了 1992 年總統、政府和地方領導人簽署的《聯邦條約》,合法地削弱了地方行政長官權力,遏制了地方分離主義態勢,也鞏固了親普京的“統一俄國黨”在全俄各地的影響力。 與此同時,普京還大幅改革杜馬:地方行政長官需進入隸屬於總統直接領導的國務委員會,從而限制地方對中央決策的影響力,加大克里姆林宫對地方的掌控,還影響杜馬選舉結果,確保“統一俄國黨”獨大並變成政權黨,成為中央選舉的最重要資源。 這些在實質上違逆蘇聯解體初衷的舉措,導致克里姆林宫重新壟斷行政權力和財權,蘇聯時代的國家強盛、社會發展和居民所得不同步的機制復活,這種政治生態衍生出中央和地方在許多領域相互扭曲的結構,降低法律嚴肅性、公權力的社會道德倫理召唤力,使機會主義和功利主義開始彌漫。 ②這樣的情勢推動長普京時代到來,如選民要求普京連任的呼聲很高,他以空前的高支持率(高達 71.31%)獲第一次連任,也很快改變了俄的社會氛圍。 在伊拉克戰爭之後,美國進入高加索和中亞地區,俄國戰略空間進一步收縮,但這些反過來推動普京重建俄國和西方關係,借機建構反西方的國家話語,進而推動重建大國地位的戰略,把持續十餘年的去蘇聯化浪潮轉换為對蘇聯的懷舊。蘇聯—俄聯邦時代著名媒體人和作家帕爾菲諾夫(Леонид Парфёнов)先後在中央一台、獨立台製作新聞時評———歷史節目《不久前》,展示對所經歷的蘇聯之認知、情感的如是變化。 這種懷舊性氛圍很快演變為社會潮流,莫斯科等城市重建價值不菲的仿斯大林風格公寓,售房廣告也有“斯大林風”,並孕育出要恢復蘇俄空間的“俄羅斯世界”概念。如此一系列政治改革及其所營造的社會氛圍,使媒體、文學藝術、人文社科等領域深切感受到,蘇聯解體後的政治生態環境在急劇變化,使文學家境遇、文壇結構也發生相應的變化。 普羅哈諾夫訴說轉型失敗的《黑炸藥先生》和《帝國的最後士兵》,問世過程困難重重,連政治傾向和作者一致661
的保守派雜誌《我們同時代人》也拒絕接納該書稿,他不得已在自己主編的《明日報》以及同道的《蘇維埃俄國》報連載。 所幸,因其中的時政性描述和犀利評論,Ad Marginem 出版社看好其市場前景,便大膽出版單行本,引發社會關注。 著名政客涅姆佐夫( Борис Немцов)痛恨其中所描繪的金融寡頭情節與形象,聲言該作根本不是文學、藝術,而是一些瘋狂的虚構,對許多場景和人物的叙述很不道德。 俄共主席久加諾夫則相反,認為該作揭示了俄國所發生的悲劇之本質,任何認真思考國家命運的人皆該讀該作。③這部備受爭議的小說獲暢銷書奬(2002),作者把奬金捐給政治同道和政客型作家利蒙諾夫(Эдурд Лимонов)。詭異的是,普羅哈諾夫在蘇聯末期任有自由派色彩的《文學報》記者,觀點和言論常以激進著稱,卻在蘇聯解體前後,突然轉型為眷戀蘇聯的政論家,公開反對葉利欽時代金融寡頭政治,把葉利欽和普京之間的國家權力交接視為“私相授受”,對普京的改革、塑造政治強人形象等不以為然。但他渴望恢復強大俄國的叙事契合長普京時代的國家話語,如《俄羅斯勝利步伐》(2012)採用新聞性叙述方法,展示對俄國過去和未來的思考,積極叙述俄羅斯文明在經歷一次次悲催後又一度度復活,深得官方讚許。 2012 年 7 月普京簽署《關於批準公共電視委員會組成》令後,他當選委員,還任國防部公共委員會副主席。在這樣的政治進程中,國家奬的結構和導向自然發生變化。 蘇聯解體伊始,蘇聯國家奬轉型為俄聯邦國家奬,拉斯普京獲奬(2000)是因其作品深刻表達國民在蘇聯—俄聯邦時代的人生悲劇,把斯拉夫民族傳統的價值觀之審美表達與對俄國大自然之神奇的描繪相結合,以彰顯俄羅斯精神之純潔和魅力。 強烈批評蘇聯的俄僑作家沃伊諾維奇(Владимир Войнович),其著名小說《宏大宣傳》(2000)因加大否定性叙述蘇俄史的力度、契合時代所需而獲該奬,翌年他又獲薩哈洛夫奬。與之相反,在葉利欽時代和當局關係緊張的索爾仁尼琴,激烈地批判蘇聯,並非是因崇尚西方,而是熾熱地認同俄羅斯作為斯拉夫主體民族,力主通過復興俄羅斯—斯拉夫民族一體化(主張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應統一成完整國家)而振興俄國。 這與葉利欽治國理政主張南轅北轍,卻契合普京改革,獲莫斯科大學榮譽博士學位(2003)、“年度俄國精神領袖”奬(2004)。鑒於俄聯邦國家奬影響力日漸遞增,從 2004 年開始,普京擴大該奬數量,文學藝術領域和科技領域各擴大到 3 名,翌年增加 1 名人文學術領域成就奬。 索爾仁尼琴從“俄羅斯世界”角度批判蘇聯,契合普京戰略轉型所需,獲國家奬(2007)。 普京在頒奬禮上宣稱,全球成千上萬人把他的名字和創作與俄國命運聯繫在一起,其研究俄國的學術成果和創作的文學作品,事實上就是他的全部生命,他把一生獻給祖國,總統要代表全俄感謝他為俄國所做的貢獻。④這樣的國家奬導向,不斷推高索爾仁尼琴這類契合“俄羅斯世界”概念作家的聲望:2008 年 8 月 3 日他去世,克里姆林宫為其舉行國葬,時任總統梅德維傑夫和總理普京、原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科學院院長奥西波夫院士、莫大校長薩多夫尼奇院士、曾任政府總理的普里馬科夫院士等等政要和社會名流出席其隆重的彌撒葬禮,並於去世兩週年忌日,在莫斯科豎起索爾仁尼琴高大塑像。隨著長普京時代的延伸,國家奬的現實性功能也更加強化。 2008 年文學藝術奬授予的不是作家,而是國家軍事—歷史和庫里科沃原野自然保護區主任格力欽科(Владимир Гриценко)、副主任納烏莫夫(Андрей Наумов)、資深研究員丹尼洛夫(Владимир Данилов),是因他們對快速重振俄聯邦的功用,更能立竿見影。 這種不奬勵文學家的情形,在 2008 ~ 2020 年間成為常態。 在普京治下,國族主義外交、實用主義內政之趨向顯而易見,導致語言書寫的審美產品在文化市場化語境中影響力下降,財政預算更願意支持在愛國話語建構上有直接效果的影視、音樂、戲劇、博物館、圖書761
館等,由此 2011 年國家奬授予國家電影電視公司總經理和副總經理。2009 年奬勵有蘇聯情懷的詩人葉甫圖申科(Евгений Евтушенко),2012、2013 年分别只奬勵拉斯普京、伊斯坎德爾(Фазиль Искандер)。 這兩位有著強烈斯拉夫情懷的蘇聯時代名作家,雖然在21 世紀鮮有重要作品問世,卻支持普京的治國方略。 1976 年獲蘇聯國家奬的作家格拉寧(Даниил Гранин),在葉利欽時代去蘇聯化浪潮中積極批判蘇聯、呼吁融入西方,獲總統奬(1998)、國家奬(2001),隨著普京時代延伸,轉向俄羅斯國族主義,獲聯邦政府奬(2014)、國家奬(2016)。 同樣,批評家巴辛斯基除《19 世紀末~20 世紀俄羅斯文學和第一代僑民》 (2002)閃出智慧之外,絕大部分著述,無論是對高爾基還是對托爾斯泰的文學批評性研究,多是一般性闡述他們的俄羅斯認同,他由此成為聯邦政府機關報《俄國報》專業評論家,因《高爾基》(2011)、《寫實主義時代的人》(2012)等著述,獲國家奬(2018)、赫爾岑奬(2020)。這種趨勢,隨著長普京時代延伸,波及影響力同樣巨大的“凱旋奬”。 别列佐夫斯基以其強大的團隊,發表百餘篇學術論文和多部數學著作,當選科學院通訊院士(1991),他利用自己的聲望和市場經濟改革而暴富起來,創辦基金會,在莫斯科普希金造型藝術博物館設立非官方文學藝術奬“凱旋奬”(Триумф)。 首届授奬範圍覆蓋原蘇聯空間;第二届(1993)獲奬者包括詩人阿赫馬杜琳娜、作家日瓦涅茨基;此後,許多著名文學家獲該奬,如阿斯塔菲耶夫(1994)、達維多夫(1995)、沃伊洛維奇(1996)、阿列克謝維奇(1997)、伊斯坎德爾(1998)、托爾斯泰雅(2001)、彼得魯舍夫斯卡婭(2002)、施瓦茨(2003)、楚洪采夫(2005)、别楚赫(2010)等,因為他們普遍熱心於展示蘇聯制度對普通人的傷害。 官方以反腐敗名義,以事後法律追訴别列佐夫斯基,還通過國際刑警組織以欺詐、洗錢和企圖暴力奪取政權等罪名通緝他。 如是一來,這個奬項的運行日益艱困,2010 年落幕。葉利欽時代體制內外的文學奬儘管宗旨不同、評奬程序有别,但皆推動文壇積極創造去蘇聯化的俄羅斯文學,隨著普京調整轉型戰略,文學奬的命運受到影響也就在所難免。二、調整民間文學奬和國家文學奬範圍擴大:長普京時代之初文壇大面積變化令人驚奇的是,長普京時代到來不久,俄國文壇出現一大批車臣戰爭題材的作品。 如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税務警局警官米洛諾夫( Вячеслав Миронов)創作的《我曾親歷戰爭:1995 年車臣》(2001),真切叙述第一次車臣戰爭期間俄軍未擊敗車臣武裝分子的後果。 時任《新報》評論家帕麗特科夫斯卡婭(Анна Палитковская)深入車臣所創作的《地獄之旅:車臣日記》 (2000)、《第二個車臣女人》(2002)、《車臣:俄國之耻辱》(2003)等叙述車臣人的殘忍,表明發動第二次車臣戰爭的正當性。 這些作品大多把這場摧毁格羅兹尼之戰描繪為反恐,叙述車臣武裝分子的暴虐和俄軍的浴血奮戰,翻轉 1990 年代車臣戰爭題材作品。 1999 年下半年莫斯科出現多起暴恐事件,普京借機發動第二次車臣戰爭,用戰爭手段解決車臣地位問題,贏得社會聲望。 基於此,文壇也在發生變化,從而出現上述作品,並激發更多促進認同國家的文學奬誕生,強化文學奬的愛國主義導向。1990 年代,索爾仁尼琴和葉利欽關係緊張,但在法律保障下從事文學事業。 他構想的“索爾仁尼琴文學奬”成功創設(1998),旨在彰顯俄羅斯文化傳統,由作家太太任評委會主席,批評家巴辛斯基等任評委。 托波洛夫(Владимир Топоров)院士因對俄羅斯精神文化和世界文學的探討而成為首位獲奬者,彰顯俄羅斯傳統文化價值的老作家拉斯普京獲第二届奬(2000),莫大哲學系教師謝達科娃(Ольга Седакова)和歸僑詩人庫巴蘭諾夫斯基(Юрий Кублановский)獲奬(2003),則因用簡潔抒情語言來表達生命之神秘、用豐富修辭和豐饒的形而上學訴說俄羅斯命運。 然而,長普京861
時代延伸不斷招致文壇分裂,如《新世界》評論部主任羅德良斯卡婭(Ирина Роднянская)在《現實生活就像襯衫》(2005 年)中稱“好的文學對我們來說仍是一個重要的生活來源,儘管並非更直接的來源”,表達對文學的信心,但在《病理學中的俄國》(2010)中則論述俄國猶疑全球化之不合時宜性。 提出 1990 年代文學批評堪稱“輝煌十年”的批評家涅姆澤爾(Андрей Немзер),原本積極推動國家開放,但隨著長普京時代延伸,轉向探討一般性文化問題。 在烏克蘭戰爭持續近三年之際,他獲得索爾仁尼琴奬,表彰“他誠心誠意地服務於俄羅斯文學,熱情地捍衛其道德和審美基礎,在科學、文學批評和教學等方面的高度專業精神”。 在這種氛圍中,2011 年俄羅斯正教會按宗主教基里爾的倡議,設立名義上的“聖徒基里爾和梅福吉宗主教文學奬”,實際上是准官方奬。 教會在長普京時代,全方位支持克里姆林宫政策,例如,在克里米亞入俄過程中教會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此,克里米亞入俄雖引發社會撕裂,但該奬仍授予庫爾巴托夫(Валентин Курбатов)這位在俄聯邦時代刊行 16 部文學評論著作的評論家。 在對蘇聯懷舊的社會氛圍中,這種蘇聯時代的普通作家,反而時來運轉,出版《我們神聖的祖國》(2007)、《我們的責任》(2007)、《日常的普希金》 (2014)等契合時代主流話語之作,按主流話語分析帝俄—蘇俄時代經典給俄聯邦時代帶來的文化負重,贏得國家奬(2020)。 相應的,蘇聯著名的軍旅作家邦達列夫(2016)、蘇聯功勛文化工作者波塔寧 ( Виктор Потанин)、 《 莫斯科》 主編阿爾焦莫夫(Владислав Артёмов)等在葉利欽時代被淘汰的作家,也因為充滿著蘇聯情懷,先後獲奬。所幸,長普京時代延伸,伴隨著國家話語日益強大,卻未改變法律保障言論自由,文學仍可通過文化市場而非意識形態尋求存在和發展空間。 在這種張力中,曾獲國家奬(1999)的作家馬卡寧,創作了不同於主流車臣戰爭題材叙事的小說《阿山》 (2008)。 他本來對第一次車臣戰爭就持懷疑態度,寫下消解愛國主義傳統的小說《高加索的俘虜》,成為對這場戰爭進行後殖民批評叙述的極少數作家之一。 在第二次車臣戰爭發生後,他又轉向車臣題材寫作,刊行再度質疑這場戰爭意義的長篇小說,即少校軍官日林自叙所經歷的車臣戰爭、俄軍腐敗之慘狀,寫作技術上該作勝過《高加索俘虜》,獲當年巨著奬。 《阿山》主人公和《地下人,又名同時代人》主人公一樣都是“我們時代人物”,後者作為作家沒有發表過作品,前者作為軍人只是軍需官,而非出入戰場的軍官。⑤這部提醒俄國人不要簡單化地把車臣人訴求視為恐怖主義的作品,雖然廣受歡迎,翌年卻被反全俄暢銷書奬機構評為最差的暢銷書(НацWorst)。 這位獲第二届布克奬(1993)和第八届國家奬的作家,因創作傾向不合主流,此後除獲歐洲文學奬(2009)外,再沒獲其他文學奬。更有甚者,幻想類作家盧基揚年科(Сергей Лукьяненко)的《守夜人》系列(1998),叙述現代莫斯科光明(代表著西方)與黑暗(代表著本土的吸血鬼)之神秘力量鬥爭,不同於蘇聯科幻小說意在彰顯蘇俄之偉大未來,而是將俄國未來寄望於接納西方現代文明。 該作不但在俄國大獲成功,2004年被改編成電影,也深得西方讀者青睞。 這絕非該作俄語多麽優美、故事設計多麽精巧,而是契合時代所需。 蘇聯解體後,西方把俄國視為一個不再對歐洲和世界構成威脅的大國,積極支持俄國向市場經濟和民主國家轉型,大量外資、企業和技術進入俄國,歐盟和北約獲得俄國認可後東擴,歐洲在更趨安全的環境中為歐俄務實合作開闢更多領域。 這些惠及俄國經濟,使俄國有史以來第一次不需要把大量資源用於軍備、國防、軍援,就能免受外部威脅或為全球爭霸所累。 此外,大西洋兩岸許多大學斯拉夫學崗位向俄國文化精英開放,不是基於否定俄聯邦的政治動機,而是由於西方—俄國人文合作交流和斯拉夫學專業發展所需。 因此普京時代雖希冀通過復興“俄羅斯世界”而調整振興國家戰略,但未妨礙社會對西方向往,俄聯邦仍是歐洲委員會成員,文壇和西方合作交流頻繁961
(直到烏克蘭戰爭之後才終止)。 這種情勢使盧基揚年科創作持續受到歡迎,《守夜人》系列先後被拍攝成電影,獲俄羅斯幻想類作品奬(2001 ~ 2004)、奬勵優秀科幻小說的銅蝸牛奬(2000 ~ 2006、2008、2010)、十多次獲旨在推動俄羅斯科幻小說發展的“羅斯康”奬(РосКон)。另一位科幻小說家格盧霍夫斯基( Дмитрий Глуховский)之反烏托邦小說《地鐵 2033》 (2002年完成),從反方向表達俄國若脱離西方的後果:叙述核戰爭後幸存者,在封閉的莫斯科地鐵站生活的奇異情形,因他們不和西方接觸,會發生多方面變異。 這樣的作品未得到出版社接納,但在網絡上廣受歡迎,很快 Эксмо(2005)、Аct(2009)等出版社再版,獲新苗奬(2007)、被翻譯成 37 種語言且發行量達及百萬之巨,進而激起作者繼續創作《地鐵 2034》 (2009)、《地鐵 2035》 (2015)和《未來》(2009),繼續叙述脱離西方的俄國可能面臨的問題。然而,科幻小說之成功,只是文壇顯示出的俄國如何面對西方的一個層面。 隨著長普京時代延伸,越來越把西方重新塑造為敵人,這種叙事對文壇的影響是複雜的。 索羅金《禁衛軍一日》(2006)呈現俄國自我封閉於西方、重蹈覆轍地把歐洲視為“腐朽的西方”之後果。 烏利茨卡雅《東正教堂綠色頂蓋》(2010)以新聞小說和歷史研究相融合的方式,叙述三位出生在莫斯科的底層人,從斯大林葬禮到 1996 年布羅茨基去世期間,作為持不同政見者在蘇聯生活、作為移民到西方後的複雜人生,呈現國家對西方的不同立場,普通人的生活際遇大相徑庭。 先後獲布克奬(2002)和索爾仁尼琴奬(2012)的帕弗洛夫(Олег Павлов) 《馬丘辛的事業》 (2013),觸及蘇聯如何以為“已趕上並幾乎超過美國”神話。 佩列文《倒轉的聖書》(2015)叙述主人公把自己在西方經歷定義為“可耻、臭名昭著的”之荒謬。 造成如此反差,乃長普京時代改變後蘇聯進程的結果。 入歐之途困難重重,乃因當局終止去蘇聯化進程,把以懷疑西方和不信任自由市場經濟為主體的蘇聯,改造為懷舊的青春歲月和兒童時光等,引導國民強化俄聯邦和西方之不同、恢復帝國的積極意義等。⑥如此一來,大西洋兩岸由俄聯邦希望融入其中的區域,再度演化為作為“敵人”的“西方”。 這種逆轉引發索羅金創作反烏托邦小說《禁衛軍一日》,前瞻性地叙述未來俄國(2028 年) 恢復沙俄特殊時期(1565~1572)的恐怖情形,即俄國人被自己修築的俄羅斯長城與世隔絕開來,過著與西方為敵的內耗生活;也激起貝科夫《島嶼,又名巫師學徒》(2010)重叙 1925~ 1926 年間列寧格勒處罰那些被視為和共濟會有關人士案件,以發掘俄國反西方的傳統。如是情勢,自然衝擊到文學奬。 眾所周知,普希金作為俄羅斯民族詩人,在俄國享有至高無上地位,1881 年俄羅斯科學院就設立普希金奬,蘇聯終止該奬項。 1989 年阿爾弗雷德·捷普菲爾基金會設立該公司冠名的“普希金奬”,以其高額奬金和評審結果的公正性而享有廣泛聲譽。 彼托夫(1990)、彼得魯舍夫斯卡婭(1991)、伊斯康德爾和沃爾科夫(1992)、普里戈夫和基彼洛夫(1993)、利普金(1995)、日古林 (1996)、阿斯塔菲耶夫 ( 1997)、馬卡寧 ( 1998)、楚洪采夫和庫什涅爾(1999)、馬姆列夫(2000)、列伊因(2003)等最具實力文學家先後獲奬。 然而該奬 2005 年落幕,原因複雜,但與它不是俄國人所設不無關係。面對融入西方之艱困,普京調整國家發展戰略初見成效,俄國作家聯盟和阿爾法銀行等合作,於 2000 年設立“俄國卓越文學奬”(Больш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премия России),旨在奬勵那些以忠於俄國文學傳統為導向的詩歌、小說、戲劇和文學研究。 自 2005 年起,增設“為了俄國利益”特别奬。作協理事會批準的評委會討論決定最後的優勝者,評審範圍包括面向全俄作者和地方作者(專門針對薩哈—雅庫特地區)。 首届獲奬者為科學院通訊院士斯卡托夫(Николай Скатов)《普希金:俄羅斯天才》、《我們同時代人》主編昆亞耶夫(Станислав Куняев)《詩歌、命運、俄國》,雅庫特州功勛071
作家和薩哈神學院副院長盧季諾夫(Николай Лугинов) 《按成吉思汗命令》、後來支持普京發動烏克蘭戰爭的高爾基文學院副教授謝根(Александр Сегень) 《使用過的》和《俄羅斯颶風》。 該奬旨在奬勵來自全俄各地的作者積極創作助於建立統一的俄國身份認同之作,這種趨向自 2004 年更為強勁。 《明日報》副主編和《文學日》主編邦達連科《俄羅斯愛國主義的三副面孔》獲此奬(2004),乃因它彰顯國家所需的話語導向;蘇聯—俄聯邦科學院通訊院士和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長庫兹涅佐夫(Феликс Кузнецов)《〈静静的頓河〉之真理》仍按蘇聯反映論方法闡釋,獲此奬(2005)。 這種趨勢醞釀出該奬項自身危機,2013~2015 年無法運行,2021 年評審虎頭蛇尾,烏克蘭戰爭發生後該奬項本該得先機,更有作為,卻在當年終止了。普京第二個任期到來不久,莫斯科人文大學、俄國語言文學愛好者協會等在 2005 年聯合創設布寧奬(Бунинская премия),旨在扶持祖國文學傳統,獲勝者得奬金 55 萬盧布,最終的四位候選人獲 6 萬盧布,人文大學校長伊利因斯基(Игорь Ильинский)任監事會主席,獲“國民藝術家”稱號的文學批評家和音樂批評家貝爾扎(Святослав Бэлза)長期任評委會主席。 由此,彼托夫、希什金、彼得魯舍夫斯卡婭、普羅哈諾夫等著名作家,和格拉寧、普里列平、波廖科夫等追求主流話語的作家,獲奬或入圍短名單。 克里米亞入俄和烏東戰事引發西方制裁,推動普京營造出反西方的社會氛圍,但董事會一如既往地繼續支持俄羅斯文學中的愛國主義傳統、關心俄語命運。⑦這種反西方意願的導向卻反噬本奬自身,2018 年董事會認為大多數參賽作品不符合要求,決定停止這年評選活動,解散評委會,殊不知該奬就這樣無疾而終。在如此矛盾中,長普京時代改變著國家奬的導向、使國家奬走向日趨官方話語化,既終止葉利欽設立的一些重要奬項,又增設新的國立文學奬,如增設俄聯邦總統青年文化活動家奬、兒童少年文學藝術作品奬,還擴大國家奬在文學藝術領域名額。 文學奬如此體制化,克里姆林宫顧問别爾科夫斯基(Станислав Белковский)在普京第二任伊始就已預言,“2004~2008 年應當奠定滿足俄國所需的基礎。 我們各民族有著共同命運—帝國命運”(《共青團真理報》,2004 年 1 月 19 日)。三、民間文學奬分化:長普京時代文壇大面積變化如此情勢中,葉利欽時代設立的許多非官方文學奬之影響力不斷遞減,甚至消失。 在德國基金設立的普希金奬終止時,朱可夫基金會同普希金博物館等於 2006 年及時創設“新普希金奬”(Новая Пушкинская премия)。 獲奬者除别楚赫(2007)和波波夫(Валерий Попов)、庫爾巴托夫和羅德良斯卡婭(2010)等重要作家、批評家之外,還有鮑恰洛夫(2005)、歸僑詩人庫巴蘭諾夫斯基和阿列克謝·盧基揚諾夫(2006)、小說家諾維科夫(Дмитрий Новиков)、《十月》評論部主任普斯托娃雅(Валерия Пустовая)和詩人格爾波夫斯基(Глеб Горбовский)、文學史家和翻譯家米麗欽娜(Вера Мильчина)、作家阿布兹雅洛夫( Ильдар Абузяров)等,這些人身份各異,普遍懷有蘇聯情懷。 然而,該奬雖迎合長普京時代國家話語,卻影響力不彰,維持十年後,無疾而終。長普京時代使許多民間文學奬停止運營的同時,又鼓勵創立新的民間文學奬。 在普京執政第一年(2000),巨富和國家杜馬代表斯科奇(Андрей Скоч)通過“世代”國際基金會設立“新苗奬”(Дебют),翌年又出現 ЭКСМО 出版社和《旗》雜誌合作創立奬勵年度優秀俄語中篇小說“伊凡·彼德羅維奇·别爾金奬”、作家和實業家圖彼林(Константин Тублин)與批評家托波洛夫在彼得堡合作創立名為“全國暢銷書奬”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бестселлер)。 詭異的是,迎合長普京時代所創設的奬項,多被時代反噬:國立莫斯科人文大學創立“布寧奬”,奬勵年度優秀文學作品,每年獲奬者171
多達 5~6 人,也只存續 12 年。在曾任葉利欽政府第一副總理的丘拜斯( Анатолий Чубайс)的倡議下,俄國能源股份公司提供財力支持,科學院通訊院士亞歷山大·拉甫羅夫(Александр Лавров)、莫斯科大學教授波戈莫洛夫(Николай Богомолов)等設立“全俄‘詩人’奬”(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ремия Поэт),庫舍涅爾、楚洪采夫、基彼洛夫、葉甫圖申科等健在時曾獲過奬。 但 2018 年 5 月 22 丘拜斯在頒奬典禮上宣稱,“13 年來‘詩人奬’不僅存在著,而且形成了詩人的‘最高聯盟’。 但若我們要履行支持民族詩歌的使命,就必須改變。 為了進一步發展創作活動,將設立一個新詩歌奬”,以取代這個奬項並在青年中推廣。⑧“成就”基金會設立的“詩人奬”(2019),因太緊跟潮流,只維持三年就夭折。同樣,歐亞研究院發展基金、葉利欽總統中心基金會、“俄羅斯世界”基金會聯合創立“俄羅斯奬”(Русская премия),先後覆蓋中亞和外高加索、原蘇聯、全球的俄僑所創作的俄羅斯文學,旨在召唤更多的人參與建構統一的國族認同。 然而,2008 年 8 月因俄格戰爭及其嚴重後果,導致獨聯體參賽者減少,組委會竟然授予全球只有俄聯邦承認的“南奥塞梯共和國”之軍旅作家塔德塔耶夫(Т. Тадтаев)用俄語書寫的戰爭題材小說。 作者參與奥賽梯從格魯吉亞分裂出來的戰爭,多次負傷,獲南奥賽梯“保衛祖國”勛章,這樣的作家居然常在《涅瓦》、《北方》、《獨立報》等俄國媒體上發表《叛教者》等作品。 克里米亞入俄和頓巴斯戰事之後,更改變了後蘇聯地緣政治格局,獨聯體國家作者正面參賽作品銳減(反俄作品數量劇增),組委會卻順勢擴大烏克蘭作家得奬數量,如 2014、2015 年授予哈爾科夫大學副教授克拉斯樑希(Андрей Краснящи)《背叛與投敵》、小說家馬托科夫斯基(Максим Матковский)《鸚鵡在熊窩》、詩人葉芙薩( Ирина Εвса)主編《荒原:20 世紀末烏克蘭—俄羅斯詩人作品選》等五位。 該奬充分迎合長普京時代,但僅存續 12 年,令文壇唏噓不已。在這些民間文學奬中,“新苗奬”特别引人注目。 該奬意圖在組織青年俄語文學愛好者的文學競賽,從中選擇優秀的大/小篇幅小說、詩歌、戲劇這四種體裁作品;因文化部看到了該奬的影響力,2004 年增加文學批評奬,2005 年添列電影文學奬,2007 年增設幻想小說,2009 增添優秀散文奬。每届評委會主席皆為著名作家或批評家,包括卡巴科夫(2001)、波波夫(2005)、馬卡寧(2006)、基彼洛夫(2008)、巴克(2009)和羅佐夫斯基(2010)、巴辛斯基(2012、2104)等。 由於該奬覆蓋各體裁、專業化評審機制、高額奬金(2013 年奬金為 100 萬盧布),很快吸引成千上萬的文學青年,當年參賽作品達 3 萬件,到 2005 年參選者達到 17 萬人次,稿源來自俄國各州作者以及原蘇聯空間國家和美國、以色列、澳大利亞、日本等地俄僑。 獲首届詩歌奬的是伊爾庫茨克師範大學女詩人博雅爾斯吉赫(Е.Боярских)《婦女之聲》、雅羅斯拉夫大學物理系學生尼特琴科(Андрей Нитченко)詩集《水表》獲文學精神探索奬、托木斯克文學青年布爾金 ( Станислав Буркин) 《 神奇的絞肉機》(2006)獲 2007 年大篇幅小說奬等。 評委會給獲奬作品編輯成年度專輯,如《替换調色板》(2005)、《幸福的周邊》(2007),在文學青年中產生廣泛的影響,召唤青年人對俄羅斯文學的熱望,直接推出文壇新秀達 90 來名,培養出不少傑出作家。 《十月》雜誌編輯普斯托娃雅( Валерия Пустовая)因《新生活宣言》 (《新世界》2004 年)獲新苗奬(2006),很快成為重要批評家,先後獲《新世界》 奬(2007)、新普希金奬(2008),升任《十月》批評欄目主任。該奬契合時代所需,2003 年俄聯邦文化部受其啟發設立年度“世代之聲”特别奬,包括最佳兒童和青少年文學奬、提升年輕評論家在俄羅斯文學進程中作用的批評奬,放在“新苗奬”中一起評審。 這樣一來,參加過第二次車臣戰爭的巴波欽科(Аркадий Бабченко)所寫的《戰爭十集》獲“文學勇氣奬”(2001),來自柏林的青年記者蓋伊斯特( Василий Гайст) 《在被征服土地上的勝利者》271
(叙述居住德國的原蘇聯衛國戰爭老兵的命運) 獲此奬 ( 2005),莫斯科中學女生捷列霍娃(Марьяна Терехова)以純情文字書寫戰勝疾病的《蝴蝶》獲“文學勇氣奬”(2007)。然而,新苗奬在文學發展再度轉型時段運行,哪怕其評審機制能保證公正性,也無法應對社會複雜化的審美觀。 面對評審結果並非公正意願的表達,詩刊 《阿里翁》 主編阿列欣 ( Алексей Алёхин)的《金色乳頭》(2007)斥責道,這個奬把青年創作文學轉化為投機事業,許多獲奬者和入圍者都經不起批評,鮮有真正才華横溢的作家經得住激勵的,他們獲奬後很快就墮落,“真正的天才不需要且也不利用‘青年’的特殊地位,因為幸運又美麗的女性通常對性别問題漠不關心。 這裡所論的不幸,不在於作者年輕,而在於該奬尚未成為重大文學現象,雖然有人試圖真誠地說服自己和他人,此奬有望創造出新文學,且是傑出文學。 罪責在於不負責任的那些成年人,他們助長這些青少年的急功近利”。⑨克里米亞入俄,招致西方制裁、鄰居疏離,莫斯科和彼得堡等大批青年人移民/留學西方後發送的參選作品,普遍不符合重建“俄羅斯世界”潮流,造成 2015 年獲奬作品中,沒有選出合適的戲劇類和幻想獲奬類作品,其他文體的獲奬作品,也備受爭議。 就是這樣令人黯然的評審結果,也成為該奬最後的挽歌:2022 年作協委托潘克拉托夫(Георгий Панкратов)這位兩度入圍“巨著奬”名單的文壇新秀推出《新苗奬:怎麽沒有成為作家》,紀念該奬的最後餘暉。 文學奬的這種教訓,使曾獲奬的許多年輕新秀放棄文學事業。令人驚訝的是,面對“俄國卓越文學奬”前四年風生水起,“支持祖國語言文學中心”和俄國文化部、俄羅斯科學院、圖書聯盟等在 2005 年聯合創設“巨著奬”(Большая книга),旨在奬勵有著深刻道德—心理意識的俄羅斯傳統的小說、傳記。 它由專業文學家、出版商、文化藝術活動家等百名人士組成專家團,推薦並確定 8 ~ 15 部作品名單,對每一部作品都形成專家委員會意見;在此基礎上,蘇聯時代名作家格拉寧和拉津斯基、後現代主義作家馬卡寧和彼托夫等先後任評委會主席,評委會最終從中評出一、二、三個等級奬各一名,奬金分别為 1.5、1、0.5 萬美元。 首届獲一、二、三等奬的,分别是貝科夫《帕斯捷爾納克》、卡巴科夫長篇小說《一切皆可矯正》、希什金長篇小說《維納斯的頭髮》,理由是各自挖掘俄羅斯精神價值。2014 年之後局勢進一步大變,許多文學奬無法適應或不願意適應而消失,但“巨著奬”一如既往:文壇新秀雅辛娜(Гузель Яхина)《祖列哈睁開眼》獲“巨著奬”(一等奬),它重新叙述 1930 年集體化傷及穆斯林的沉重歷史。 如此深刻叙述,卻被《文學報》 評論員阿爾塔莫諾夫( Владимир Артамонов)指責,“這部反蘇作品在一個自稱是全國性奬中獲勝,鮮明地說明,今天正式刊行的紙質文學作品越來越遠離有思想的讀者,文學已然成為一種政策工具或一種盈利方式”;⑩波廖科夫認為這部流行小說中的基本元素和獲奬所需相結合,就成了所謂愛國作品(отчизноедство),“在獲布克奬、雅斯納亞·波良納奬、巨著奬的作者中,有的人響應消除蘇聯遺產之影響的設奬目的。 這個新奥林波斯奬挑選候選人,是基於其反蘇,甚至恐俄症,最終滿足社會冷漠無情所需。 這樣的獲奬作品,一兩年內就會被人遺忘”。實際上,雅辛娜是與時俱進的新生代作家,其《我的孩子們》再獲巨著奬(2019),尤其是獲俄聯邦國家文學藝術奬(2019)。巨著奬的這種導向,使得因《恰金》而獲此奬的作家沃德拉兹金( Евгений Водолазкин),作為科學院“普希金之家”古羅斯文學博士,一直致力於發掘古羅斯文化史,甚至創作出寫古羅斯東正教價值的《月桂樹》(2012),並由此先後任總統文化藝術委員會、國家杜馬文化委員會委員。 更有甚者,參加過車臣戰爭的作家普里列平(Евгений Прилепин),其《肖洛霍夫:非法的》獲巨著奬中的讀者奬。 2014 年之後他公開支持當局的烏克蘭政策,讚賞普京對烏克蘭展開特别軍事行動,2023371
年 1 月前往戰區,獲任某部副指揮官和中校軍衔。 評委會主席自 2012 年一直由人文大學教授和國家文學博物館長巴克(Дмитрий Бак)擔任,他在 2014 年文化活動家支持普京收復克里米亞的公開信上簽名,2022 年以來切實支持對烏克蘭戰爭,2024 年開始任總統文化藝術委員會委員。 這種積極投身於長普京時代的社會名流擔任評委會主席,促成該奬急劇地國家話語化,如俄聯邦總統文化藝術委員會委員(2011~2024)瓦爾拉莫夫(Алексей Варламов)、獲俄聯邦國家奬(1993)和支持普京對克里米亞政策的歸僑作家舍米亞金(Михаил Шемякин)、普里列平分别獲一、二、三等奬,奬金分别為 300、150、100 萬盧布。 巨著奬的這種導向乃文壇的常態,2024 年各大文學奬皆然。四、文學功能何在:長普京時代延伸伴隨著文學奬紛爭隨著長普京時代延伸,在日常生活中蘇聯痕迹不是減少,而是日漸凸顯,這與在文學藝術領域不斷復活蘇聯傳統近乎同步,如引導企事業單位設立文學奬,使文學變成國家話語之美學表達,看上去更自然。 然而,《大眾傳媒法》保障審美自由,這就使國家話語化的文學奬引發的紛爭不斷。如是趨勢激發實業家和出版商圖波林(Константин Тублин)、批評家托波洛夫 2001 年在彼得堡設立全國性年度最佳俄語小說奬(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бестселлер )。 入首届最終角逐者名單的是入圍布克奬(2000)的波爾馬特(Сергей Болмат)之《自食其力》、貝科夫《宣告無罪》、政客和作家利蒙諾夫《死亡之書》、普羅哈諾夫《夜行》、索羅金《湯》、偵探小說家尤澤弗韋奇( Леонид Юзефович)《風公爵》等;第二届最後角逐作品包括普羅哈諾夫《黑炸藥先生》、帕弗洛夫《卡拉干達第九日》、斯拉夫尼科娃《不朽》等;2003 年入圍決賽作品包括貝科夫《正字法》等……這顯示該奬一開始就是奬勵名人的。 這在 2004 年之後更成為常態,克里米亞入俄後,被國家話語主導的趨勢有增無減,如以下作品曾獲該奬:彼得堡《文化時代》雜誌主編莫斯科文娜( Татьяна Москвина)懷念蘇聯的《蘇維埃少女的人生》(2015),托波洛娃(Аглая Топорова)否定性叙述基輔獨立廣場革命之作《烏克蘭的三次革命》(2016),傳記作家盧班諾夫( Андрей Рубанов)叙述頓巴斯戰事背景下愛國者在莫斯科行動的 《 愛國者》 ( 2017 ), 以及在德國俄語電台工作的彼得洛夫斯基 ( 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ский)《親愛的,我回家了》(2018)等。 這種直接體現“俄羅斯世界”概念的評奬導向,是長普京時代的普遍狀況,如《愛國者》獲雅斯納亞·波良納奬(2017)、廖波夫小說集《法西斯分子》(2021)入圍卓越文學奬短名單(2024)。 2022 年組委會公佈入圍名單後宣佈不頒奬,翌年初組委會解釋這一決定是暫時的,但最終沒有下文,至今沒有恢復。同樣,Эксмо 出版社和《旗》雜誌在這樣的情勢中,接受批評家伊凡諾娃倡議,2001 年創設以文學人物形象命名的“伊凡·彼得洛維奇·别爾金奬”(Премия Ивана Петровича Белкина),旨在奬勵年度優秀俄語中篇小說。 該奬的生機僅維持五年,隨著時代氛圍變化和作家對文學認知之巨變而改變。 2009 年獲獎者乃出生並生活在烏克蘭的加繆恩( Ульяна Гамаюн) 《穿著舊鞋的無聲生命》,她卻拒絕該奬。 批評家瓦西連科比較别爾金奬和布克奬說,布克奬是在大英帝國崩潰背景下產生的,旨在保護英國文學影響力,布克奬之於俄羅斯文學是外來的( чужероден),而别爾金小說奬則最具俄羅斯特色,只奬勵發自俄國人內心的作品,因此該奬會成為社會討論的中心。不幸的是,這種原本要通過文學建構俄羅斯國族認同的目標,卻因被國家話語裹挾,2013 年落下帷幕。2003 年,在列夫·托爾斯泰誕辰 175 年之際,國立列夫·托爾斯泰博物館和三星電子公司聯合創立雅斯納亞·波良納奬,旨在奬勵體現人類理想的當代作家優秀作品和俄譯外國作品。 該奬評選傑出的俄羅斯文學藝術作品(2003~2005),後被代之以“當代經典”奬和“21 世紀”奬(2006 ~471
2011)。 首届獲“當代經典”奬(2006)的是曾獲蘇聯國家奬(1981)和俄聯邦國家奬(2004)的别洛夫(Василий Белов)之小說《凡人瑣事》(1966),引發讀者懷舊性閱讀蘇聯時代文學經典。 2012 年開始增加“幼年、少年、青年” 奬,獲首届該奬的是布克奬、巨著奬得主德米特里耶夫( 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農民和半大小子》(2012)。 從 2015 年開始又增加“外國文學奬”和“讀者奬”,是年獲“當代經典”奬的是曾獲國家奬(1992、1997)的彼托夫(Андрей Битов)的《亞美尼亞課程》(1969),該作前瞻性叙述蘇聯民族問題。 獲“21 世紀”奬是雅辛娜的《祖列哈睁開眼》,獲其中“幼年、少年、青年”奬的是貝林斯基(Валерий Былинский)處女作《暗礁》(1995),獲外國文學奬的是美、加作家露絲·奥澤吉(Ruth Ozeki) 《我的魚會活下來》。 2022 年“當代經典”奬授予丹尼洛夫( Дмитрий Данилов)《薩沙,你好!》,外國文學奬授予余華《兄弟》。 評委會試圖既滿足國家話語所需,又能兼顧文學審美質量,引發拉斯普京、彼托夫、邦達列夫、馬卡寧等拒絕接受提名“當代經典”奬,並指出可公正地稱為當代經典的作品眼下尚未出現,致使該奬在急需通過文學奬促進國家認同的烏克蘭戰爭之際黯然終結。2009 年,正值果戈理誕辰二百週年之際,普羅哈諾夫基金會創設奬勵優秀俄語小說的“新語言文學”奬(Нов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利波維茨基等著名批評家出任過評委會主席,别列文的長篇小說《 t》和《給漂亮女士的鳳梨水》、索羅金《暴風雪》、希什金《寫作指南》、魯賓斯坦《關切的表現》等獲奬(或進入最後的短名單)。 這種以文學審美質量為導向的評審,未因克里米亞入俄所引發的國族主義浪潮而改變,招致紛爭不斷,即讀者和官方話語之間的分裂日趨嚴重,2022 年不幸終結。最嚴重的文學奬事件,當屬布克奬終結。 伴隨俄聯邦誕生而創設的布克奬,一路走來就紛紛擾擾。 如該奬設立四年後,《獨立報》創立奬金比其多一美元的“反布克奬”,而别列文的名作《恰巴耶夫與虚空》未能入圍布克奬,引發軒然大波。 就是在激烈的紛爭中,布克奬一年一度推出力作。 以《伏爾泰的男女信徒們》(2004)獲布克奬的回歸作家阿克肖諾夫就注意到,“布克奬是另一個層面的文學氛圍。 我確信,有人推薦我的作品角逐該奬,它也就得奬了,哪怕作品沒拍成電影電視。 電視劇和獲奬不會構成衝突,因為是不同領域、層面,有不同的思想維度、理解高度”。隨著俄聯邦進程,社會氛圍變化,2005~2017 年間該奬雖如常評審、頒奬,古茨科《無路尋踪》(2005)、斯拉夫尼科娃 《2017》(2006)……阿列什科夫斯基《城堡》(2016)等先後獲奬,但質疑布克奬的聲量也不斷升高。 在貝科夫《布克奬是如何選擇的? 最糟糕的是……》 (2010)看來,“布克奬評審團有驚人的能力,可以從短名單的六部小說中選出最糟糕的,或至少是最不重要的那部”,“俄羅斯布克奬鼓勵的,不僅是寫作狂熱者,而且是一種集極不詼諧幽默、很無聊、多層次庸俗之大成,我們須相信,這是俄羅斯文學之縮影”。更有甚者,批評家特盧寧(Константин Трунин)聲稱,“自設立以來,布克奬一直就未能證明自己的合法性,每年都會選出一位優勝作家,其作品與俄國人對現實的理解相去甚遠。 這不是對俄羅斯價值觀的直接宣傳,而是對西方價值觀的張揚。 西方推薦的文學,並不註定作家要創作與貫穿 19 世紀俄國傳統相似的作品。 年復一年,俄國布克奬在新興奬項中失去信譽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第 26 届評奬後,它面臨著贊助商的斷供,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其存在的意義,以滿足向真正的俄羅斯人文主義價值體系的轉變”。也就是說,隨著國家話語轉向,曾給文學注入生命活力的布克奬,影響力日減、紛爭卻不斷增加,2019 年 9 月被宣佈終止,標誌着一個時代結束。伴隨著長普京時代延伸,文學奬日趨體制化,因而那些積極投身於社會主流話語的文化藝術界名流更容易獲奬。 第 7、8 届杜馬文化委員會議員沙爾古諾夫( Сергей Шаргунов),係作家和出版社聯盟主席,2012~2016 年作為俄羅斯語言藝術和愛國文化協會成員,任《自由進步》網絡主編,先571
後獲巨著奬(2017)、聯邦政府奬(2018)等。 國家奬也發生相應的轉向,如讚賞普京長期執政的俄國藝術學院院長和長期任布寧奬評委會主席貝爾扎獲國家奬(2012)和政府奬(2013)。在這樣的情勢中,歷史悠久的安德烈·别雷奬(1978 年列寧格勒地下雜誌《時鐘》設立的非官方文學奬),卻始終保持著文壇聲望。 最初旨在奬勵詩歌、小說和人文學術研究,1997 年增加為文學服務貢獻奬,從 2009 年開始增加文學批評奬和翻譯奬。 2017 年獲奬詩人是畢業於莫大化學系的利沃夫斯基(Станислав Львовский)、獲奬小說家是别列文、獲學術成就奬的是俄國文化學院心理分析教授魯德涅夫(Вадим Руднев)、獲為文學服務奬是長期擔任該奬評委和巨著奬評委的莫列夫(Глеб Морев)。 該奬完全是榮譽性的,奬金只有一盧布、一瓶伏特加、一盤蘋果,“對語言藝術之極限的探索,對新語言的金礦脈的辛勞開採,沒有豐厚的報酬,也沒有榮耀。 也因沒有巨大的經濟利益,歷史累積了那些獲該奬之作的聲望,更尊重安德烈·别雷奬,它邀請我們去看看新語言的黄金是如何在這些文本中尋找到的”。長普京時代改變了文學發展方向和文壇結構,官方文學奬和此前迥異。 1990 年代國家文學奬幾乎都來自蘇聯時代普通作家,其中獲 1994 年度俄聯邦國家奬的詩人列維坦斯基 ( Юрий Левитанский),原本是以書寫蘇聯普通人情感為主體的普通詩人之一,早期曾寫過《士兵之歌》(1948)、《遇見莫斯科》(1949)、《我們的時光》(1952)等得到大眾青睞、官方不反對的作品,因詩歌《在新年棕樹旁的對話》(《旗》1970 年第 1 期)被譜成電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1980)的主題曲而廣為人知。 這種遠離蘇聯官方意識形態卻能得到受眾普遍接受的詩人獲奬,顯示出俄聯邦試圖拉開和蘇聯制度的審美傾向。 這次獲奬,促使詩人更注重詩歌創作的日常生活性,如詩篇《每個人自主選擇》被作曲家别爾科夫斯基(Виктор Берковский)、功勛藝術家(1988)和國民藝術家(2001)别列津(Сергей Березин)譜成曲,用作因沙科夫(А. Иншаков)據司各特小說《巴黎的羅伯特伯爵》拍攝的同名影片(2000)的主題曲。相較於此,通過審美質量而提升公眾素質的文學效益在長普京時代日益遞減,國家文學奬也受到衝擊:一方面 2008、2010~2012、2014~2017 年沒授予任何作家和詩人,即便正值烏克蘭衝突期間特别需要文學強化俄聯邦國家認同,2022、2023 年文藝領域奬勵立竿見影的影視、舞蹈名流,文學家不在其列;另一方面奬勵體制化名流,曾獲文化部奬(2014)、國家奬(2019)的庫爾巴托夫是總統文化委員會委員,2014 年他公開支持收復克里米亞,而 2020 年獲國家奬的是俄羅斯正教會對外聯絡部長阿爾菲耶夫 ( Г. Алфеев)、 獲國民藝術家 ( 1995) 稱號的雕塑家盧卡韋什尼科夫 ( А. Рукавишников)、謳歌普京戰略的女歌手戈爾兹姆娃(Хибла Герзмава)。文學奬趨於國家語話之勢,是長普京時代文壇的典型症候。 先於蘇聯解體之前就分裂了的作協,很快就成為自負盈虧的民間團體,日益缺乏向心力和聲望,但隨著國家話語滲透文壇,作協也再度體制化。 2025 年 2 月末,作協第 17 次特别代表大會通過了以“俄國作家協會”為基礎整合專業文學工作者的大會宣言,總統助理和原文化部長梅津斯基( Владимир Мединский )高票當選作協主席兼秘書長。 這位在烏克蘭戰爭發生不久就作為俄烏談判代表團成員的主席,在就職演說中強調作協須重樹權威、更新與整合,此乃國家層面的重要任務。 相應地,這也使統一的俄羅斯文學進程困難重重,如《旗》常務副主編伊凡諾娃《作為外國代理機構的俄羅斯文學》 (2013)所說,僑民作家參與祖國文壇,已然變成敏感現象。 總之,文學奬曾是葉利欽時代推動文學積極參與社會進程的重要力量,讓世人從中看到了國家去蘇聯化的強勁趨勢,但隨著長普京時代延伸,社會氛圍日趨復興“俄羅斯世界”,哪怕沒有書報刊671
審查制度威脅、有《大眾傳媒法》保障,文學仍被這種氛圍所滲透,以至於那些不顧及這種時代變化,或不以懷舊性心態叙述蘇聯歷史,或仍希望融入西方的作家,很難獲官方奬。 這種變化波及最具聲望的女性主義作家彼得魯舍夫斯卡婭,此後只獲得民間文學奬而不可能獲俄聯邦政府奬。 後現代主義文學在俄聯邦最初十多年是文壇上最有實績的,包括回歸的另類文學、索羅金的觀念主義文學、别列文的玄幻文學、阿庫寧的偵探小說等各種形態, 但這種豐富多彩情景此後逐漸消失。由於沒有完成世代更替,這些人仍是文壇主體,但思想力度和審美視野遠不及前。 更有甚者,文學奬曾以批判性姿態介入國家走向,如多個文學奬授予否定性叙述車臣戰爭的作家,但長普京時代文學奬對俄格戰爭、克里米亞入俄和烏東戰事、烏克蘭戰爭或置若罔聞,或奬勵那些正面叙述這些題材的作家作品,以推動更多作家投身於愛國主義。 這種變化,在相當程度上是克里姆林宫直接推動的,如 2024 年 12 月總理米舒斯金簽署總理令,設立俄聯邦少年兒童文學藝術奬,鼓勵作者、插圖畫家、出版商為俄聯邦少年兒童文學藝術事業做貢獻,提高俄國少年兒童文學的社會意義,以高額奬金鼓勵創作出這方面題材作品的最佳小說家、詩人和出版商等七名。 2024 年能運行的民間文學奬幾乎都是 21 世紀新設立的,即葉利欽時代所創設的民間文學奬大多消失了。①Вернется ли Россия 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俄國是否要回到蘇聯?)// Московская правда, 29- 01- 2007.②弗拉基米爾·戈爾曼:《中央—地區—地方自治:當代俄國的中央再集權政策》,上海:《俄羅斯研究》,2009 年第 4 期。 ③ О. Рашидов, Писатель - патриот Александр Проханов: Хочу бросить в котел борьбы с режимом и скинхедов, и лимоновцев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24 апреля 2002.④全俄國家電視廣播公司俄羅斯 24 台(Россия- 24)電視節目,2007 年 7 月 12 日。 ⑤Марк Амусин, Чем сердце успокоися: заметки о серьезной и масс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России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 3, 2009, С.13. ⑥Andrew Kahn, Mark Lipovetsky, Irina Reyfman, and Stephanie Sandler, 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702.⑦ Ильинский Игорь, Хватит шуметь, господа!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0 августа 2015. ⑧Премию Поэт сменит премия Поэзия // Colta, 22- 05- 2018. ⑨Алексей Алёхин, Золотая соска// Арион, № 3, 2007.⑩Артамонов Владимир. Гузель показала личико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7 декабря 2015. Юрий Поляков, что стоит за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и премиями. // Москва.Центр. 10 декабря 2015. Светлана Василенко. Критика критики, или опять о премии Белкина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Россия. 23 - 02- 2010. Василий Аксенов, ` Я возвращаюсь в Россию ` // Виперсон, 06 декабря 2004. Д. Быков, Как выбирает Букер? Да как все: худшее… // Новая газета , № 137, 6 декабря 2010 г. К. Трунин, Лауреаты россий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премий, 2018. Вадим Левентал, Шум машины письма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 232 от 10.12.2007. 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а,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агент // Знамя, номер 6, 2013. А. М. Кусаинов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останай: Костанайский филиал ФГБОУ ВО Челяби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20.С.51.作者簡介:林精華,首都師範大學燕京學者、安徽大學至誠講席教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京市教委特聘教授。 北京 100048[責任編輯 桑 海]771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朱光潛翻譯康德哲學主要術語的獨特性———以《西方美學史》康德一章為例*宛小平[提 要] 由新發現朱光潛《談心》裡發願翻譯康德《判斷力批判》,延伸至《西方美學史》對康德主要術語的中譯,進行一番考察可知,朱光潛不讚成將康德哲學稱為“先驗主義”(Apriorism),而更傾向於以“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替代。 在《西方美學史》的《康德》章中,朱光潛以“知解力”譯德文 Verstand,有其獨一無二的理解;比較早地用中國文論“意象”和“意境”翻譯康德的 Idee,對跨文化接受起了示範作用;還對宗白華譯《判斷力批判》術語的個别錯誤做了深度剖析。 這些關鍵術語的中譯,與朱光潛美學思想有著內在的關聯。[關鍵詞] 康德 先驗主義和超驗主義 知解力 理式和意象 朱光潛的物甲物乙說[中圖分類號] I01; B83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178 - 08朱光潛被稱為中國的克羅齊,而克羅齊在朱光潛眼裡則是“康德版”的。 “康德是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開山始祖,也可以說是形式主義美學的開山始祖,‘超功利’、‘無所為而為地觀照’、‘純形式’等等口號都是他首先提出來的。 克羅齊在美學方面與其說是近於黑格爾,毋寧說是更近於康德,不過是把康德的理論推到更大的極端,來替資產階級沒落時期的形式主義的藝術作辯護。” ①朱光潛早期美學思想就是受到了這種形式主義的影響,他的《文藝心理學》等一系列著作,提到這種形式主義都是將康德的名字和克羅齊連在一起,稱“康德—克羅齊一線形式派美學”。不像對克羅齊和黑格爾那樣(分別翻譯過《美學原理》和《美學》),朱光潛沒有完整地翻譯過康德的著作,但是不是就不可以討論他對康德哲學術語翻譯的問題了呢? 我認為不是這樣。 首先要看到,朱光潛具備翻譯康德原著的條件:其一,朱光潛對康德原著非常熟悉,在其早期英文博士論文《悲劇心理學》以及中文著作《文藝心理學》中皆多次引用過,並且朱光潛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時已熟練掌握英、德、法等多種語言。 其二,更令人驚訝的是,朱光潛留學的第一站———英國愛丁堡大學的哲學老師就是研究康德鼎鼎大名的侃普·斯密斯教授。 斯密斯送自己的著作《笛卡兒研究》871∗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朱光潛、宗白華、方東美美學思想形成與桐城文化關係研究”(項目號:17ZDA018)的階段性成果。
給朱光潛,祖父(朱光潛先生)將此書寄我學習,信中稱:“學哲學應順歷史發展次第,先從古希臘學起,柏拉圖的對話集值得特别注意,亞理斯多德的《詩學》可接著研究,中世紀可暫時擱下,轉到康德和黑格爾,為了讀懂這兩位的著作,宜先略知十七、八世紀大陸理性派和英國經驗派的論爭,寄你的笛卡兒《哲學研究》是我的老師 Kamp Smith 寫的一部很好的書,他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譯評康德的。” ②儘管導師沒有教他直接研究康德,而是推薦他讀懷疑派休謨的《自然宗教的對話》,但我們知道正是大衛·休謨把康德從“獨斷的睡夢中驚醒”。 同時,朱光潛在留學期間已經譯出克羅齊《美學原理》的初稿,前面提到在美學界康德、克羅齊都是形式派美學的始祖。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中國學者中,朱光潛是非常適宜翻譯和介紹康德哲學的。一、朱光潛翻譯康德《判斷力批判》何以未成現實我們知道,朱光潛具備翻譯和介紹康德美學著作的條件是一回事,他自己是否有翻譯此巨著的動機又是另一回事。新近發現朱光潛在 1947 年《自由文摘》第七期登載的《談心》一文(此文未收入安徽教育出版社和中華書局出版的《朱光潛全集》),其中說道:“我近來對哲學底興趣似比較濃厚。 理比較一切似都實在,耐人探索玩味,我打算以剩下來底大部分時光,翻譯幾部真正重要底哲學著作,翻譯可以集中注意力,幫助徹底了解,同時我心裡也總有一個實用的念頭。 我相信支配世界動向的終於是思想,要想中國一切入正軌,中國人必須在思想上作更切實的努力。 多翻譯幾部好書,也許就是多下幾粒思想的種子,目前蟲飛轟轟,聲氣雖然不小,恐怕那都是浮的、假的,無補於長久大計,我認定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對於現在社會實所能做的最大貢獻是翻譯,所以發願就這方面努力,放棄從前愛做零星文字的習慣,在最近幾年內我預料先把克羅齊、康德、赫格爾(即黑格爾———引者)三人的美學著作譯成,以後再譯我最心愛的柏拉圖,我的翻譯標準是自己透懂原文,把它譯為充實而流暢底中文,使不懂西文而肯用心底讀者讀起來不太覺得難澀。”這篇文章作於抗戰剛結束時,朱光潛發願今後一門心思在翻譯上,他後來的確也是這樣做的。不過,上面提到的幾位西方大哲,獨獨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未成譯,其他像克羅齊《美學原理》、柏拉圖《柏拉圖文藝對話集》、黑格爾《美學》,朱光潛的譯作都是譯壇經典的範作。那麽,是什麽原因使得朱光潛未完成此夙願呢? 1980 年代初我曾迷戀讀康德和黑格爾的著作,陪祖父散步時被問及在讀什麽書,回答正在讀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是藍公武譯的,半文半白。他馬上就表示那應該重新翻譯,應該讓人能讀懂。 回到書房,他揀幾本英文書讓我學習,說有康德的英文版原著,好像是借給安大姓錢的老師了。 安大哲學系有兩位姓錢的(一位是錢廣華,另一位是錢耕森),在 1980 年代都先後拜見過祖父,他一時想不起是什麽名字。 我過後到哲學系教書,也不曾問究竟祖父將康德英文版《判斷力批判》借給了哪一個錢了。 前不久,已故錢耕森老師的夫人沈老師打電話給我說,有這麽一本祖父給她丈夫的書在她那裡。 她不願歸還,我也不好再問。 但據我的經驗,祖父在喜愛的英文書上批註(英文原版往往用鉛筆,這和祖父讀古線裝書不一樣,讀古籍往往是用毛筆蠅頭小楷批註)總是很多的。 我想,一定能從中窺見祖父因為發願翻譯康德這本大著而所做的密密麻麻的批註準備工作。既然朱光潛做過翻譯康德《判斷力批判》的準備工作,又為什麽最終未去翻譯呢? 我揣測:時值 1949 年及以後的一段時間,似乎翻譯康德著作與當時意識形態不相適宜。 黑格爾因為是被馬克思吸收改造的哲學家,尚可批判地研究,康德則不然,多半是被當時哲學界看作和唯物論對立的先971
驗唯心哲學,是應該遭到嚴厲批判的對象。 估計這是朱光潛放棄翻譯康德著作的一大原因。 還有另一大原因,也是我假想的:朱光潛一般除同行翻譯得實在不理想,如好友郭斌和翻譯的柏拉圖著作,他決心重新翻譯外,一般有别人在翻譯,他就不願再去做這件事了。 當時朱光潛和宗白華同在北京大學任教,宗白華在翻譯康德《判斷力批判》,朱光潛不會不知道。儘管朱光潛未留下康德《判斷力批判》的中譯本,但卻留下了《西方美學史》裡寫《康德》的一章。 這是實實在在(生平介紹極其簡短)有深度分析的文字,其中翻譯康德關鍵哲學術語的中文和一般中國其他學者並不一樣,很值得進一步研究。二、朱光潛稱康德哲學為“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而非“先驗主義”(Apriorism)朱光潛在《西方美學史》的《康德》 ③一章裡對康德哲學應該以什麽統稱為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認為:“我國一般西方哲學史的術語,稱康德哲學為‘先驗的’,並不確切,應該用‘超驗的’。‘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固然也是一種先驗主義(Apriorism),都不從經驗出發而以假定為據;但是超驗主義並不完全等於先驗主義,因為它還包括‘不可知論’,即主張現象可憑感官去認識而物自體卻不可知,只能憑理性去假定。 ‘先驗主義’卻不包括不可知論,而且先驗公理(如數學所用的)還是可由經驗來證實。” ④朱光潛用“超驗主義”來稱呼康德哲學,這在學界似乎並不常見。 但從列寧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裡肯定“自在之物” (物自體)來看,似乎朱光潛這個看法是堅持辯證唯物論立場的。康德之後的費希特、謝林都是發揮“先驗唯心主義”的一方面,取消康德哲學本來存在的物自體的一方面,那是向右方向改造康德哲學。的確,仔細審視我們常用的“先驗主義”一詞,只是肯定先驗形式(在感性是時空;在知性或知解力是十二範疇)作用外界對象(現象)提供的材料構成知識的對象,這就是康德“人給自然立法”(外界圍繞著人的主體先驗形式轉的 “哥白尼式的革命”)。 然而這對象(現象界)背後支撑的本體(物自體)卻如同一片黑暗一樣,我們不得而知。 人的知識只能和現象界打交道,和本體界(物自體)是隔著的。畢竟,我們和現象打交道背後有一個“物自體”支撑,這也是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考察知識論的基礎,它和“自由意志”以及“共同感覺力”一起構成《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其他假設的基礎。 康德的知、情、意的一切推論,都是由這三大“假設”出發而建立起來的。由此可知,朱光潛提出以“超驗主義”作為康德哲學的總稱,顯然比“先驗主義”要合理得多。其合理性在於格局要比“先驗主義”大。 由於包括了“物自體”(不可知),就相應主體而言,則須涉及理性的思維,所謂“能思維和能認識不一樣” (康德),即“物自體”雖不知,卻可思維。 這就勢必引出“理性”(不同於我們一般的理性認識)這個詞。 朱光潛深刻分析了“理性”這個詞,指出:“康德的‘知解力’相當於我們了解的理性認識能力,而他所謂實踐‘理性’卻是‘知解力’以外的事,不以感性認識為基礎,而且根本不是一種認識能力,它是‘先驗的’、‘超感性的’,由上帝在造物時設立來幫助人窺探本體和精神界的自由,揭示宇宙的和諧秩序,指導人發出道德意志的,這一切都還不能給人任何認識的內容。 這種‘理性’實質上是反理性的,只是神秘主義和不可知論的基礎。” ⑤當然,還有一種觀點,模糊 a priori(先經驗)和 transcendental(超經驗)兩者的界限,主張用“先天”來譯這兩個詞,並用“先天唯心論”稱呼康德哲學。⑥這種觀點雖然注意到“超驗”、“先驗”皆不從經驗出發而以假定為據這一共同性;但是,卻忽略了“超驗的”包括“不可知論”,而“先驗的”卻081
不包括不可知論。此外,還有“批判哲學”、“批導哲學”等指稱康德哲學的詞,但與朱光潛“超驗主義”一詞比較,似都顯得更有消極意義。 表面看,“批判哲學”似乎以“理性”為指導,事實上,這種“理性”恰如朱光潛所稱:“據說按照這種理性,事物不僅有原因,而且有自身的‘目的’,即上帝在造它時對它所進行的設計安排;特别是研究有機物和人時,因果律的解釋據說還不够,還只是機械的,還要加上‘目的論的解釋’,說明為什麽有某些事物,某些事物何以有它們本來的那樣形狀,才能見出宇宙間的理性秩序。 這種看法說近一點,是理性派哲學的傳家衣鉢,說遠一點,是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的殘餘。” ⑦這就是列寧說的“知識讓位於信仰”。 這樣,從啟蒙運動的進步觀點看,這種“批導哲學”反倒有其消極含義。 所以,以此來稱謂康德哲學也不是十分妥當。三、朱光潛以“知解力”翻譯“Verstand”有其獨特的理解德文 Der Verstand(英文 understanding)一詞,日本人最早譯為“悟性”居多,國內宗白華、鄭昕也步其後塵。 還有像朱光潛桐城中學同班好友方東美,更是把“悟性”和“理解”並用。 方東美這樣寫道:“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裡本來就知識形成的步驟,劃分心靈作用的三個層級:(一)感性、(二)悟性(理解)、(三)理性。” ⑧這種悟性或者理解並不能獨自直觀知覺對象,感覺不能獨自作為任何事物。 只有將直觀與思維結合起來才能有知識。 所謂“直觀無概念則盲,思維無內容則空”。而在朱光潛看來,方東美的這個中譯也很不妥當。 他說:“一般把德文 Verstand 譯為‘悟性’,不妥,因為‘悟性’在禪宗用語裡指‘一旦豁然貫通’的能力,不符合康德的原義,原義只是認識功能,原譯‘理解力’,現一律改為‘知解力’,以便避免憑‘理性’去認識。” ⑨在學界,翻譯這個德文祠 Verstand 最多的是以賀麟為代表,譯成“知性”,以表示把握對象、構成概念的能力,“悟性”則不一定能具有構成概念的能力。 顯然,朱光潛避免了“悟性”不確切的譯法,又吸取賀麟等所譯“知性”中包含形式邏輯的推斷、分析、綜合和推理的能力。 不過在康德哲學中,這種能力也只能掌握自然界現象的某些部分,而不能把現象作為“整體”來認識。 要作為“整體”來認識,康德有比“知解力”(或知性)更高的“理性”概念,它才是把握對象“物自體”、“靈魂不朽”、“意志自由”之類概念的能力。 於是,朱光潛用“知解力”來翻譯 Verstand,既可以和“悟性”區别開來,又不至於和“理性”(Vernunft,reason)混淆在一起。此外,在“知解”後面加上“力”,以表示康德的知識的考察有對能力限度審查的意思。可見,朱光潛用“知解力”翻譯 Verstand 一詞應該是對康德哲學原義比較準確的表述。四、《康德》裡比較早的用中國文論中的“意象”和“意境”範疇來翻譯“ Idee”康德所用“Asthetische Idee”一詞,朱光潛翻譯成“審美的意象”,並加脚註:“原文是 Asthetische Idee,指審美活動中所見到的具體意象,近似我國詩話家所說的‘意境’,亦即典型形象或理想。” ⑩這裡關鍵是 Idee 能不能譯為“意象”。 這還和德文 Vorstellung 是否譯為“表象”相關。 他的看法是Idee 似應譯“意象”,而 Vorstellung 譯為“表象”不妥,他在另一處脚註中稱:“德文 Vorstellung 過去譯為‘表象’,欠醒豁,它指把一個對象的形象擺在心眼前觀照,亦即由想象力掌握一個對象的形象,這個詞往往用作 Idee(意象,觀念)和 Gedanke(思想)的同義詞,含有‘思維’活動的意義。” 而朱光潛的好友賀麟先生卻有另一番見解。 他指出:“至德文 Vorstellung 一字,則宜採日譯作181
‘表象’而不可譯作‘觀念’。 ‘觀念’( idea)一詞在康德、黑格爾哲學中均無地位,惟英國的經驗派人所謂 ideas 以及德國叔本華的 die Vorstellungen 可以譯作‘觀念’,因叔本華受洛克、貝克萊影響甚深故。” 或許賀麟的看法是正確的,但朱光潛的看法也不能說全無根據。 朱光潛的確受英國經驗派哲學的影響很深,對休謨情有獨鍾。 他早年的代表作《文藝心理學》裡引用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裡一段話,其中 Idee 就是翻譯成“意象”的。 似乎如賀麟的講的,和叔本華有同種眼光。可見,將 Idee 譯為“意象”在朱光潛那裡是一貫的態度。 早在 1946 年 11 月發表在《新思潮月刊》第 1 卷第 4 期的《幾個常見的哲學譯詞的正誤》中,他就指出:“ Idee 源於希臘文,本義為‘見’,引申為‘所見’,泛指心眼所見的形相( form)。 一件事物印入腦裡,心知其有如何形相,對那事物就有一個 idea,所以這個字與‘意象’( image)意義極相近。 它作普通用時,譯為‘觀念’本不算錯。 不過在哲學上,以往哲學家用這字,意義往往各不相同。 柏拉圖只承認 idea 是真實的,眼見一切事物都是 idea 的影子,都是幻相。 這匹馬與那匹馬是現象,是幻相,而一見馬之所以為馬則為馬的 idea。這是常存普在的,不因為有沒有人‘觀念’它而影響其真實存在,它不僅是人心中一個觀念,尤其是宇宙中一個有客觀存在的真實體。 近代哲學家康德與黑格爾用 idea 字,大體也取這個意義。 所以它不應譯為‘觀念’,應譯為‘理式’,意思就是說某事物所以為某事物的道理與形式。” 顯然,朱光潛這番對 idea 的解讀,既表明了其“意象” 、“觀念”帶有主觀的一面;又說明在柏拉圖、黑格爾那裡,Idea 指某種客觀的精神真實的存在。 無獨有偶,中國研究希臘哲學的權威陳康也有相類似的見解,他指出:“柏拉圖之主要思想可名之為‘形論’。 此所謂‘形’在希臘文為 íδεα,εîδοζ(舊譯為‘觀念’‘概念’‘理型’以及近來愈不可解之‘理念’等等皆誤,今譯為‘形’,其故容另述,兹暫從略),‘形’之一詞所指甚多,然其可别為二大類,其一屬於客觀方面,其另一屬於主觀方面。” 從主客兩方面解讀 Idea,可謂全面且深刻。 不過,究竟是朱光潛以“理式”來標明客觀唯心論好,還是以“形”來標明好。 我認為朱、陳兩學者的觀點相差不遠,因為朱光潛對“理式”的進一步說明就是“道理和形式”。 這裡有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陳康指責以“理念”來譯是一大錯誤,這一觀點頗為令人驚訝。五、《康德》裡多處指出宗白華《判斷力批判》譯文值得商榷朱光潛和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參與美學大討論的學者私人關係是很好的(這裡包括宗白華先生),但是在探索真理面前,則不能有私人的情感介入。 宗白華在美學大討論中寫的文章不多,因為是康德《判斷力批判》上卷的譯者,在《新建設》1960 年第 5 期發表了《康德美學思想評述》。 其中對“美的分析”康德第一個程式的說明一段翻譯如下:“他說(指康德):一個關於美的判斷,即使滲入極微小的利害關係,都具有強烈的黨派性,它就絕不是純鑒賞判斷。 因此要在鑒賞中做個評判者,就不應從利害的角度關心事物的存在,在這方面應該抱淡漠的態度。” 朱光潛在《康德》一章裡再重新翻譯了這段話,有一個脚註顯然是針對宗白華翻譯的錯誤。 為了準確,我也把朱光潛翻譯康德這段話的脚註直抄如下:“一個審美判斷,只要是摻雜了絲毫的利害計較,就會是很偏私的,而不是單純的審美判斷。 人們必須對於對象的存在持冷淡的態度,才能在審美趣味中做裁判人。 ———第二節”。自然,朱光潛和宗白華商榷文字的觀點是正確的。 不過,我們發現宗白華在這篇論文之外的康德《判斷力批判》原著相關文字,並沒有直接譯成“強烈的黨派性”,而是“就會有偏愛而不是純粹的281
欣賞判斷了”。 可見,宗白華在其論文中改成“強烈黨派性”肯定是有原因的。幸虧《文藝理論譯叢》1958 年第 1 期上選了宗白華翻譯康德的《美的分析論》。 在“譯後記”裡有一段話:“普列漢諾夫在他的‘法國的戲劇文學和法國繪畫’結論章裡談到康德的美學,他說:‘康德:沒有私心(白華按,即指康德所論的審美感是脫離利益感和利害關係的)是對個人說的,而對於社會———是利益。 藝術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的手段。 同樣,也是他們之間的鬥爭的手段,分成了階級的社會裡,藝術表現某一階級所認為是好的,重要的,以及這一階級在當時所最注意的,像馬克思所說的,他們的思想,興味和幻想。’” (引用瞿秋白譯文,見《海上述林》)這上面“譯後記”沒註明是宗白華寫的還是編輯寫的,但從文中註有宗白華按語,似又是編輯寫初稿,宗白華加的按語。 不管怎樣,這個帶有明顯蘇聯意識形態意味的翻譯被宗白華接受了,並寫在了他那篇介紹康德美學的論文裡。同是在這期宗白華的康德《美的分析》譯文上,朱光潛有許多批語。 從這些批語可見,朱光潛對宗譯康德《判斷力批判》是不太滿意的。 像宗白華將德文 Geschmack 譯為“鑒賞判斷”,朱光潛則從日譯作“趣味”,並作說明:“審美力或鑒賞力在傳統術語裡叫做‘趣味’(Geschmack,本章一律譯為‘審美趣味’),所以康德往往把‘審美判斷力’又叫做‘趣味判斷力’,為著簡便,本文將一律用‘審美判斷力’。” 宗白華一般譯“鑒賞判斷”的四個“契機”。 這“契機”的譯法(鄧曉芒後來翻譯康德此著也還是譯為“契機”),朱光潛也不以為然,主張譯成“程式” 、“方式”為妥。六、申論譯事難,嚴復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之說。 何况是翻譯像康德這樣難懂的哲學家。 兩種不同文化、不同語言要天衣無縫地融貫成一個名言系統,談何容易! 更難的是朱光潛也有自己的美學體系,“先入之見”是難免的事,只能說在客觀介紹康德哲學美學系統時,少一點因文化和語言的不同帶來的曲解。前述朱光潛曾發願翻譯康德《判斷力批判》大著終未能實現,原因有很多。 但從朱光潛晚年《西方美學史》裡《康德》一章的譯名考察來看,他比同時代的學者可能思考得更深、更遠。 如果不是因為晚年精力都投入到翻譯黑格爾《美學》和維柯《新科學》,假以時日,朱光潛以他外文和中文俱佳的深厚學養,一定能貢獻給學界一部康德《判斷力批判》的精審譯本。首先,我們應該意識到朱光潛以“超驗主義” (Transcendentalism )替代一般流行對康德“先驗主義”(Apriorism)的稱呼,不僅僅是對一個翻譯名詞不同理解的問題。 肯定“超驗主義”就是肯定“自在之物”(物自體)的列寧唯物主義的路線,一定程度上也和後來費希特、謝林的先驗唯心主義路線劃清了界限。不僅如此,朱光潛美學在改造康德美學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主客觀統一”的美學。 他在 1957 年《論美是客觀與主觀的統一》一文中指出:“美是客觀方面某些事物、性質和形象適合主觀方面意識形態,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為一個完整形象的那種特質。”又說:“現實事物是藝術所要描寫的起點對象。 例如畫梅花,畫的是一種實物,這實物的客觀存在是必須肯定的。 我們把它叫作物本身(不同於康德的‘物本身’,那是不可認識的),或簡稱‘物甲’。” 這裡,我們既見到了朱光潛繼承康德“自在之物(物自身)”的一面;又看到他強調肯定美的客觀條件是可認識的,這和康德“物自身”不可認識不同。381
另外,朱光潛進一步指出:“梅花本身只有‘美的條件’,還沒有美學意義的美。 主要的理由在於美學意義的‘美’是意識形態性的,而一般所謂物本身的‘美’是自然形態的,非意識形態性的。日常語言都把這兩種性質不同的‘美’混為一事。” 這就是朱光潛吸收改造康德二元論提出了“物本身(物甲)”和“物的形象(物乙)”劃分的所謂“物甲物乙”的學說。其次,朱光潛“知解力”翻譯德文 Verstand 和英文 understanding,這在學界獨一無二。 “知解力”和“悟性”(宗白華、鄭昕皆這樣譯)相比,不像“悟性”容易落入省悟、醒悟、覺悟等“豁然貫通”的直覺意味,那就和“直覺”混淆了;也不像“理解力”的譯法,這個“理”字,易使聯想到“理性”,從而又和“理性”相混淆。 總之,朱光潛這個 “知解力”的譯法,恰好說明了康德所謂“(審美)判斷力”是既略帶“知解力”的性質(涉及知解力的概念,在審美判斷中是暗含的,在審目的判斷中是顯露的),又略帶理性的性質(“目的”本身就是一種理性概念),是在知解力與理性之間起橋梁作用。 所以,美是知解力和想象力的一種和諧心意狀態。第三,朱光潛用中國文化“意象”和“意境”範疇來譯德文的 Idee 更是别拘一格。 在朱光潛的美學體系中,康德一直是和克羅齊的名字連在一起,是形式派美學的始祖。 朱光潛通過克羅齊的“直覺”和“形象”聯繫(“形象的直覺”),把 Idee 這個詞的希臘原始的字義(見)發掘出來了。 再通過朱光潛強調美是情趣的意象化和意象的情趣化,使我們不自覺地將中國傳統文論的“情” 和“趣”,“意”和“象”很自然地和康德、克羅齊的美學觀念融會在一起。第四,談到 Sehr parteitish 一詞宗白華譯成“具有強烈的黨派性”,朱光潛也指出了宗白華這個“牽強”的翻譯是據“俄譯本”來的。 其實,這個詞的本義是“很偏私的”。 順便說一句,朱光潛和宗白華私人關係是很友好的。 抗戰中朱光潛寫了一篇批評馮友蘭《新理學》的文章寄給方東美,並請方轉給宗提意見。 我認為,朱光潛在這樣正式發表的《西方美學史》裡提出宗白華的誤譯並非偶然,而是覺得這個詞不能被曲解。 在朱光潛美學裡,也有怎樣看待非功利和功利(藝術和道德)關係的問題。 所以朱光潛抓住這個詞不放,他不能容忍這個詞擴大到“黨派”和“階級性”那樣的高度(但五、六十年代受蘇聯意識形態的影響,有些也是難免的事)。保持康德用 Sehr parteitish 那個詞的本義是重要的,但這並不表明康德自己的美學思想沒有矛盾,沒有轉變。 不然,“美的無所為而為”的欣賞和“美是道德的象徵”就不是出自一個人之口了。朱光潛到對康德這種轉變有個評價:“康德在認識論方面錯誤的根源在於把知識的內容和形式割裂開來……最突出的矛盾是他在‘美的分析’部分,表現出明顯的形式主義傾向,而在《崇高的分析》部分,卻從‘美在形式’轉到‘美是道德精神的表現’,又走到‘道德主義’。” 朱光潛認為康德的這種轉變的後期更重要,不像西方資產階級學者把前期美在形式誇大的那樣。 我倒認為,朱光潛對這個詞和這個問題感興趣,恰恰是因為自己的美學也是由追隨形式派美學向包含社會歷史(道德在其中)的重大轉變。最後,還有一點或許是題外話,因為我們討論的是朱光潛在《西方美學史》 “康德”一章裡的中文譯法的問題,朱光潛的其他著作談到似乎不在論例。 然而,有一點我還是願意指出來,在《西方美學史》裡,朱光潛談到康德《判斷力批判》裡用的“美”、“崇高”,是學界普遍的翻譯,但朱光潛早期《文藝心理學》裡在把桐城派姚鼐提出的剛性美和柔性美聯繫到“崇高”和“優美”時,除了這裡面有跨文化的對接意義之外,還牽連到對這兩個術語的多種不同翻譯。 朱光潛寫道:“姚姬傳所拿來形容陽剛之美的,如雷電、長風、崇山、峻崖、大川等等,在西方文藝批評中素稱為 sublime;他所拿481
來形容陰柔之美的,如雲霞、清風、幽林、曲澗等等,在西方文藝中素稱為 grace。 grace 可譯為‘清秀’或‘幽美’。 sublime 是最上品的剛性美,它在中文中沒有恰當的譯名,‘雄渾’、‘勁健’、‘偉大’、‘崇高’、‘莊嚴’諸詞都只能得其片面的意義,本文姑且稱之為‘雄偉’。 西方學者常討論‘雄偉’和‘秀美’的分别,對於‘雄偉’的研究尤其努力。” 朱光潛以“雄偉” 而非“崇高”翻譯康德《判斷力批判》裡 sublime 這個詞,也不能不說是具有獨創性的。①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 5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15 頁;第 75 頁;第 76 頁。②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 10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607 頁。③以下簡稱《康德》。④⑤⑦⑨⑩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第 442 頁;第 442 頁;第442 頁;第 358 頁;第 432 頁;第 392 頁;第 391 頁;第389 頁;第 443 頁。⑥賀麟稱:“我們發現 a priori 乃‘先經驗’或在經驗之先之意,亦即有‘超經驗’意。 而 transcendental 乃‘超經驗’意。 兩個字原來含義既同,故可同用‘先天’二字譯之。”見賀麟:《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年,第 265 頁。⑧方東美:《黑格爾哲學之當前難題與歷史背景》一文,收入《方東美全集·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修訂版,第 288 頁。賀麟:《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第 274 頁。這段話很長,現鈔錄如下:“如果一個人憑心的力量,丢開尋常看待事物的方法,不受充足理由律( the law of sufficient reson)的控制去推求諸事物中的關係條理,———這種推求的最後目的總不免在效用於意志,———如果他能這樣的不理會事物的‘何地’‘何時’‘何故’以及‘何自來’(where,when,why,whence),只專心關照‘何’(what)的本身;如果他不讓抽象的思考和理智的概念去盤踞意識,把全副精神專注在所覺物上面,把自己沉沒在這所覺物裡面,讓全部意識之中只有對於風景、樹林、山嶽或是房屋之類的目前事物的恬静觀照,使他自己‘失落’在這事物裡面,忘去他自己的個性和意志,專過‘純粹自我’(pure subject)的生活,成為該事物的明鏡,好像只有它在那裡,並沒有人在知覺它,好像他不把知覺者和所覺物分開,以致二者融為一體,全部意識和一個具體的圖畫(即意象———引者)恰相叠合;如果事物這樣地和它本身以外的一切關係絕緣,而同時自我也和自己的意志絕緣,那麽,所覺物便非某某物而是‘意象’( idea)或亘古長存的形象……而沉沒在這所覺物之中的人也不復是某某人(因為他已把自己‘失落’在這所覺物裡面)而是一個無意志、無痛苦、無時間的純粹的知識主宰(pure subject of Knoeledge)了。”見朱光潛:《文藝心理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17~18 頁。 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 9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225 頁。 陳康:《論希臘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年,第3 頁。 宗白華:《宗白華全集》第 3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363 頁。 朱光潛在此處有脚註:“很偏私的” 原文作 Sehr parteitish,有人據俄譯作“具有強烈的黨派性”的,來論证康德反對審美的黨派性,似不免牽強。 文藝理論譯叢編輯委員會編:《文藝理論譯叢》1958年第一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 69~70 頁。 朱光潛:《文藝心理學》,第 224 頁。 朱光潛對“雄偉”翻譯的理由是譯名中“偉”字可以括盡康德的“數量的 sublime”的意義,“雄”字可以括盡“精力的 sublime”的意義。作者簡介:宛小平,安徽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合肥 230039[責任編輯 桑 海]581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成為現實:安東尼·史密斯的藝術與記憶認同思想*羅易扉[提 要] 藝術是集體記憶的一種方式,族群成員因擁有“共通記憶”而形成情感共同體。 藝術作為一種記憶語言,通過藝術意象創造族群“共同文化”。 藝術作為文化象徵物的生動載體,具有重建人類身份認同、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特殊價值。 英國民族學家與人類學家安東尼·史密斯為“族群—象徵主義”範式的奠基者,他聚焦世界民族及民族認同問題研究,尤其關注歷史記憶、文化象徵物與民族認同的關聯。 通過分析 1600 至 1850 年之間的西歐藝術,論證了藝術意象對民族認同的促進作用,指出藝術通過創造文化象徵物建構民族共同文化。 藝術通過想象與構建藝術意象,從而使藝術想象成為真實民族文化。 當代國內外學界普遍重視史密斯的民族理論,但其關於藝術與記憶認同思想的專門研究尚待深入。 在文明各異的後民族時代,史密斯關於藝術與記憶認同的思想,為世界各國民族認同的社會實踐提供了更具意義的思想啟示。[關鍵詞] 安東尼·史密斯 藝術 共通記憶 情感認同 民族認同[中圖分類號] J0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186 - 08英國民族學家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為“族群—象徵主義”(ethno- symbolism)範式理論的奠基者。 國外學界對史密斯理論的研究多聚焦其民族理論,學者們多聚焦其“族群—象徵主義”理論。 如約翰·哈欽森(John Hutchinson)、沃克·康納(Walker Connor)與艾維爾·羅什瓦爾德(Aviel Roshwald)等學者,研究前現代族群與現代民族之間的關係,並認同前現代族群擁有共享的歷史記憶和文化。 國內學界對史密斯理論研究多集中在民族學與政治學領域,關注史密斯的民族概念和民族主義理論時,又多聚焦於民族理論通論方面,但從藝術與記憶認同角度的專門研究尚待深入。 因此,本文結合藝術學、民族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專門分析其理論中的藝術與記憶認同思想,為後民族時代的民族認同社會實踐尋找新的思想啟示。一、民族紐帶:藝術與記憶認同的啟示藝術是記憶的一種方式,記憶是人類精神的故鄉。 集體記憶是民族情感認同的基礎,人類通過681∗本文係文化和旅遊部項目“中國西南邊地風俗器物的民族志研究”(項目號:24DA001)的階段性成果。
集體記憶獲得情感認同。 藝術通過建構藝術意象並塑造社會現實,藝術促進集體記憶而形成想象共同體。 藝術是人類記憶的生動語言,記憶通過藝術象徵而激發情感認同。 一個民族的記憶共同體根植於故園的田園山水之中,還體現在各類體裁的藝術形式之中:在景觀藝術中被鋪叙,在人物雕塑中被表達,在歷史畫中被叙事,還在儀式舞蹈節慶中被展開。 藝術是記憶的物質與非物質載體,集體記憶在藝術中被想象與建構。 無論是視覺藝術、聽覺藝術還是身體藝術,均是記憶的形象語言與形式。 藝術成為記憶與民族認同的具體形式與情感連接,“地方藝術連接著人對於地方的往昔歷史經驗,是人重返地方的記憶之物。 地方藝術携帶著個人、社會及國家的集體記憶,並幫助我們重建人的身份認同與民族認同”。①安東尼·史密斯關注世界民族與民族認同問題。 在青年時期,他修讀經學、哲學與社會學,此後致力於民族主義與族群學研究,曾擔任族群和民族主義研究協會主席。 他聚焦民族、民族主義和族群性研究,並提倡民族主義的跨學科研究,發展了研究民族和民族主義的方法,即族群—象徵主義方法論,該方法論本質是通過象徵維度研究民族和族群問題。②在 1980 年代前的早期研究中,他對民族主義理論展開批判性反思,反思現代主義民族理論對民族“現代性”的過分強調,提出應關注族群和歷史連續性之間的緊密關係。 他認為現代民族並非憑空創造的想象共同體,而具有深厚的族群基礎和歷史根源。 在 198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代末,他系統闡述了族群象徵主義的思想。在 2000 年之後的晚期研究中,他關注民族的象徵維度和文化因素,包括藝術、儀式與神話等在民族認同中的作用。 在史密斯的族群象徵主義理論中,他強調了文化象徵物和歷史記憶的價值。 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情感共同體,源於那些唤起共同歷史記憶的象徵物。 通過對“構成民族與眾不同遺產的價值觀、象徵物、記憶、神話和傳統模式持續複製和重新解釋”,民族認同得以形成和鞏固。③史密斯將藝術視為象徵物的載體,藝術既是文化的表達形式,也是傳播和再生產文化的載體。 史密斯的藝術與認同思想在其早期研究中即開始,其博士論文《愛國主義與新古典主義:英法繪畫與雕塑中的“歷史復興”(1746~1800)》專論了歐洲藝術與歷史的關係。④此後,史密斯在專著《成為真實民族:1600~1850 年西歐藝術與民族認同》中,集中表達了其關於藝術與民族認同的思想。⑤藝術作為一種文化表達形式,不僅是歷史記憶的載體,也是民族象徵的表現形式。 在當代全球化時代,在全球化與地域化、普遍主義與民族主義相互交錯的當下,如何通過藝術和文化記憶凝聚民族,以及如何幫助維持民族認同的連續性,是一個緊迫的現實問題。 現代主義學派強調民族是現代性產物,而史密斯持有不同於現代主義學派的觀點,他注重民族歷史文脈、記憶與情感認同的作用,並重視象徵對民族形成、存續與發展的意義,強調民族與前現代族群紐帶的歷史連續性。 他關注主觀因素如記憶、情感和象徵因素,尤其是歷史記憶、神話象徵與文化傳統等因素,並強調文化符號、歷史記憶和情感依戀在認同中的意義。 這種視野在後民族時代獨樹一幟,為凝聚民族情感共同體提供了現實參照。 在今日世界局勢複雜的後民族時代,史密斯的藝術與記憶認同思想,對於世界民族具有新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史密斯的理論雖形成於歐洲學術語境,但對思考中國的民族認同問題同樣具有啟發意義。二、發明傳統:再造民族象徵物與“共通記憶”英國社會學家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將 19 世紀形容為“民族創建的世紀”。⑥經歷18 世紀啟蒙運動、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及拉美獨立運動,英法成為歐洲較早的民族國家,美州與拉丁美洲的民族國家紛紛誕生。 在世界第一次大戰之後,中歐、東歐與小亞細781
亞地區民族國家也如雨後春笋。 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後,亞非地區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涌。 在當代全球化時代,民族認同成為後民族時代的緊迫問題。 面臨這樣新的社會現實,學術界隨之引發民族研究思潮。 自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英美學者多關注民族認同問題,卡爾頓·海斯(Carlton Hayes)、漢斯·科恩(Hans Kohn)與愛德華·卡爾(Edward Carr)等學者,此時期多研究民族問題的起源與傳播問題。 1960 年代至 1990 年代初,史密斯與厄爾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及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等學者,延續了民族起源問題的討論。 史密斯成為族群—象徵民族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歐美學者普遍認可該範式,例如,約翰· 哈金森(Jhon Hutchinson)、阿德里安· 哈斯廷斯(Adrian Hastings)與約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等,故學界將他們歸於“族群—象徵主義”學派,這一流派學者普遍強調文化象徵物的價值。文化象徵物具有凝聚與傳播民族文化的作用。 民族為共享信念的情感共同體,族群成員通過共享的象徵、記憶和傳統文化獲得情感認同。 史密斯特别強調情感認同的主觀因素,即記憶、情感和象徵因素。 精英人士往往通過動員人民,通過激發大眾的族群情感來維持身份認同,民族主義常常呈現為大眾化與跨階級運動。 沃克·康納(Walker Connor)也強調了成員情感認同的價值,認為“隱隱約約”、“難以琢磨”的族群—國族紐帶在心理上的延續性是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⑦霍布斯鮑姆認為“被發明的傳統”意味著,“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開或私下接受的規則所控制的實踐活動,具有一種儀式象徵特性,試圖透過重複來灌輸一定的價值和行為規範,而且必然暗含與過去的連續性”。⑧在民族的形成過程中,對傳統文化的重新詮釋是對早先族群的情感重構過程。 一切民族節日、國旗、國歌、雕像狂熱和體育比賽,是文化“設計”師的“發明”。 民族認同根植於文化傳統和延續性集體記憶中,通過符號象徵並通過記憶重獲民族認同。不同學派對於民族象徵的要素各有側重。 史密斯認為民族擁有“一個被命名的人口總體,它的成員共享一塊歷史性的領土,擁有共同的神話、歷史記憶和大眾性公共文化,共存於同一個經濟體系,共享一套對所有成員都適用的一般性法律權利與義務”。⑨他將歷史記憶納入民族文化系統,認為象徵物、記憶、傳統與遺產等構成民族的基礎成分。 蓋爾納為現代民族主義學派,認為民族是工業化時代的社會現象。 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側重“想象的共同體”,認為民族為“一個想象的政治共同體,且被自然而然的想象成擁有至高無上的地域邊界”。⑩霍布斯鮑姆則側重民族與傳統的關係,認為“傳統”源自近代社會服務於統治的精英。 史密斯發現了記憶與民族的隱性關係,他強調民族是一個“與領土有關且擁有名稱的人類共同體,擁有共同的神話與祖先, 擁有共通記憶並共享文化”。 在史密斯的“民族”概念裡,他尤其強調了記憶與民族的關係。 他強調民族必須具備一定的社會空間,一定邊界的領土範圍,以及具備經濟上可掌控的資源。 康納發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對民族的定義差異,資本主義認為民族與國家的利益是超越階級的,而馬克思主義提倡“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關於民族的定義,史密斯結合斯大林的客觀定義模式及本尼迪克特的主觀模式。 在此,他特别強調了象徵物與記憶作為民族象徵的價值。 史密斯提出了其民族模式觀點,認為同一民族的民族模式在不同階段具有雙元性,即同時具有“市民民族模式”與“族群民族模式”。 既具有“公民的”和“領土的”因素, 又同時具有“族群的”和“文化的”因素。他認為法國即具有這種雙元模式的歷史時期。 在史密斯的民族模式理論中,他更注重共通記憶與共享文化的情感認同作用。 他重視情感認同的基礎,認為人民對血統與譜系的認同超越領土認同。“共通記憶”與“共同文化”是民族認同基礎要素。 安東尼·吉登斯認為民族源於對領土的情881
感,而皮埃爾·伯格(Pierre Berghe) 則從生物學視角出發,認為民族認同是一種親緣選擇。 此外,原生主義民族學者格爾茨認為,民族認同源於“文化施與”,即民族認同的對象是社會文化“施與”的,是一種既定的文化。 史密斯提出身份認同具有多重因素,涵蓋家庭、領土、階級、宗教、族群與性别身份。 史密斯的“民族認同”理論攬括五大要素,歷史形成的領土,共同的神話傳説與歷史記憶,共同的文化,成員所擁有的法律權利與義務與共同的經濟。在史密斯看來,“民族認同”反映人群的傳統慣習與道德觀念。 顯然,他特别強調了“共通記憶”與“共同文化”的特殊價值。藝術是文化象徵物的生動載體。 無論是精英藝術還是大眾藝術,均是民族認同的情感載體。藝術家通過藝術符號及意象來表達民族文化,來實現民族共同體的“共通記憶”,從而以地方藝術實現地方情感認同,並因此達成人民的共通記憶而產生身份認同感。 史密斯在其“民族”與“身份認同”的理論中,特别強調了獨特的“族群—象徵主義”思想。 他將共享的歷史記憶、文化及神話這類主觀因素,納入其民族認同理論框架。 史密斯的民族認同觀融合了東西方模式,他認為“要廢除單一、直線的解釋模型,而採取更為多元和地緣上分散的解釋辦法”。在前現代群體中,族群、民族記憶、共同崇拜的儀式、神話和象徵構成族群的文化象徵。 共同的“祖地”是公民認同的對象,共同的習俗和法律、血緣聯繫、共同的神話為認同的基礎。 史密斯的“族群民族模式”結合主觀與客觀的民族模式,其理論更側重“共通記憶”與“共同文化”的民族概念模式,奠定了其思想起點。三、“族群—象徵主義”範式與民族情感依戀族群通過記憶與象徵物形成情感紐帶。 民族認同根植於族群歷史與文化,並為個人提供身份認同。 民族理論具有幾種不同的範式,通常區分為永存主義、原生主義、現代主義及族群—象徵主義範式。 不同範式對於民族的特性解釋不同,永存主義範式認為民族是古老永存的現象,“個體的民族或許消亡,但作為民族的共同體或類共同體永存” 。原生主義認為民族源於民族血脈的原生之物,強調原生性的一面。 現代主義強調民族主義的現代性、公民性 、政治性與建構性。 “族群—象徵主義”強調民族歷史性、族群基礎及文化特徵,強調民族的歷史地位與綿長的民族生命力。“現代主義”與“族群—象徵主義”為當代歐洲主要兩大流行流派,史密斯為後者的奠基人。現代民族主義理論盛行於 1960 年代,該流派強調客觀因素,即工業與印刷資本主義等技術因素,代表學者有蓋爾納、霍布斯鮑姆與本尼迪克特等。 他們認為民族認同具有人為性及工具性特質,認為民族認同源於人為的社會建構。 霍布斯鮑姆認為文化是被建構的結構,因此發明的傳統促進建構民族,民族共同體帶有人為的意識形態建構性,認為民族主義起源於法國大革命。 而本尼迪克特則從認知模式出發,認為想象共同體為一種“想象的真實”, 認為民族主義起源為美洲獨立戰爭時期。 本尼迪克特認可技術在歷史中的推動作用,但不重視歷史記憶為民族產生的基礎,英國歷史學者奥利弗·齊默(Oliver Zimmer)則不太認同其觀點。 蓋爾納否定前現代因素,認為前工業時期遺留物對於民族沒有直接影響,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不具有直接對應關係。 霍布斯鮑姆與本尼迪克特均認為民族是想象共同體,認同歷史記憶對於民族主義形成的價值。族群—象徵主義學派關注民族歷史文化與記憶。 他們通過觀察民族與民族主義內部世界,探究精英與底層民眾之間的互動。 史密斯重視民族認同的五種核心元素:即歷史領土和祖國、共同神話與歷史記憶、共同的大眾文化、共同的法律權利和義務、共同的地域內的經濟生活。 他對於現代民族主義認同理論持批評態度,基於此批評觀並形成了“族群—象徵主義”理論。 他採用芬蘭與愛爾蘭等國的民族形成例證,這些地區的民族並非伴隨工業化出現。 史密斯的藝術與民族認同研究981
起點時期為 1600 年代,研究了此後時期的諸多西歐視覺文化。他批評現代民族主義將民族限於法律政治共同體,而忽視了民族的文化共同體屬性。 在史密斯的理論中,共享記憶與文化是其核心要素。 他雖認可民族主義是現代現象,不僅重視客觀因素,但也同時重視主觀因素,即歷史記憶、神話與象徵因素。 族群的共享記憶確立彼此之間的聯繫,從而形成集體文化身份及文化認同。 記憶、宗教、神話與文化等要素,不僅建構民族的情感共同體,且集體情感依戀是民族認同的核心精神力量。民族共同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無處不在。 民族的共同文化會促進民族凝聚力,記憶、神話和象徵符號賦予文化特色,並凝聚了族群成員的感情。 史密斯重視記憶、價值 、情感、神話與象徵因素,並重視民族主義的內在精神世界,其思想無疑在當代具有特殊意義。 史密斯的思想影響了跨學科領域研究,重塑了民族認同問題的概念框架。 他將傳統與現代相結合,從族群情感維度出發研究民族認同,關注到藝術對於民族認同的融合功能。 民族所共享的共同的價值觀、象徵與傳統,在個體與階級之間產生社會聚合力。 民族意象涵蓋各類象徵符號,包括旗幟、國歌、制服、紀念碑與慶典,族群成員認同共同遺產與共同文化,並獲得身份認同,從而獲得民族歸屬感。在此意義上,象徵符號從想象意象成為真實的民族文化現實。四 、作為象徵的藝術與民族意識共鳴藝術通過情感共鳴建構民族自豪感。 無論是藝術實踐和藝術理論均證明了相關觀念,德國社會運動史學者斯特凡·伯(Stefan Berger)的相關研究,集中討論了藝術與民族認同主題。通過比較不同歐洲國家構建、解構和重建國家歷史的過程,闡釋了國家歷史與民族認同感的相連過程。 英國藝術史學家西蒙·沙馬(Simon Schama)等學者,也通過藝術和文化史研究視角觀察藝術與身份認同的關聯。 在當代藝術社會實踐中,藝術通過描繪歷史事件和文化傳統來構建國家身份和民族神話。 各類藝術作品表現了不同的國家叙事,德國從危機中建立國家認同,以及希臘從古代精神中重生等。 歐洲其他國家如荷蘭、瑞典和瑞士等,通過文化藝術來構建民族神話。 荷蘭畫家倫勃朗等畫家的歷史繪畫,各國設計英雄紀念幣來紀念國家英雄,設計紀念品成為民族主義的象徵。 藝術作品和紀念品不僅紀念了英雄的行為,也成為了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的象徵。藝術具有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作用。 史密斯提出了“文化族”概念,認為羅馬法、希臘哲學和科學、希伯來倫理與基督教神學、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等,可視作歐洲大陸文化與歷史傳統。 史密斯主張弘揚前現代時期族群及集體象徵、神話與符號,認為早期西歐民族,如英格蘭、法國與西班牙基於前現代族群形成。 藝術作為民族意象形成歷史記憶,從而從想象建構到成為真實民族與國家。 史密斯在早期萌生了藝術與民族認同的思想種子,他在其專著《成為真實民族:1600 ~ 1850 年西歐藝術與民族認同》中,追踪了西歐兩個半世紀以來的視覺藝術,將中世紀時期藝術作為考證對象,考證自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的英法油畫、尼德蘭與德語地區的藝術,以及意大利與斯堪的納維亞地區視覺藝術。 通過西歐視覺藝術,考證藝術在傳播民族主義中的影響。 通過詮釋藝術中所顯現的民族認同情感,論證“想象”的民族如何獲得民族歸屬感,並最終成為現實的民族共同體。他通過追溯 17 世紀荷蘭歷史畫,通過繪畫考證荷蘭與西班牙的宗教衝突關係,以及歷史畫中所描摹的舊約中以色列人民的苦難。 關於歷史畫中所描摹的巴塔維亞神話,他認可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的言論,認為繪畫反映了低地國家日耳曼部落抵抗羅馬帝國的事件。 史密斯還注意到荷蘭城市民兵的角色,他考證了倫勃朗的《夜巡》這類題材繪畫。 他還注意到“土地與人民”的油畫題材,091
分析這類繪畫在荷蘭風景畫中的視覺表徵。 史密斯通過這些視覺藝術得出結論,認為荷蘭風俗畫家哈爾斯及倫勃朗等,通過藝術致力於塑造一種民族意識,這不是一種藝術想象而是社會現實。 荷蘭藝術家通過刻畫生動的視覺藝術,創作並舉起民族的旗幟,並以此增強荷蘭民族在漫長的戰爭之後,他們所苦苦積聚的民族文化。 這類現象説明,藝術在早期現代國家中具有身份認同的作用。17 世紀的歐洲風景畫同樣充滿了民族意識。 歐洲風景畫不僅描摹風俗場景,同時充滿了民族歸屬感。 史密斯按照時間的線性及主題線索,追踪 1600 年前民族形象的來源。 他從希臘雅典開始溯源,言及古猶太與歐洲中世紀晚期,乃至文藝復興時期的城邦。 他通過雅克·大衛的法國革命繪畫題材、德拉克洛瓦的繪畫《自由引導人民》與英國畫家康斯太勃爾與特納的繪畫,分析英法的歷史與民族主義。 在德國的藝術分析中,他選取大衛·弗里德里希的繪畫為代表,以此分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北方崇高”風格。 關於歷史繪畫及紀念藝術,史密斯主要分析了英法繪畫藝術。 他將法國視作政治民族主義的摇籃,將英國視作温和而懷舊文化民族主義的代表。 他不僅分析了頌揚愛國的古典時期與中世紀作品,還分析馬拉特(Marat)和詹姆斯·沃爾夫( James Wolfe)將軍等當代英雄。 史密斯選取傳統經典作品展開分析,對於聞名遐邇的雕塑與繪畫展開再思考。 從倫勃朗的《夜巡》到大衛的《馬拉之死》,再到康斯太勃爾的索爾兹伯里大教堂。 史密斯沒有採取嚴格的線性時間編年史,而是比較分析 18 世紀和 19 世紀初英法藝術。 該時期英法各地出現的民族英雄具有共時性,英國藝術家在 18 世紀樹立了清晰的國家形象。 通過英雄事件培養民族英雄主義和民族歸屬感,藝術形象在民族意識建構方面起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尤其是英法戰爭以及隱含的美國革命。 大革命對法國歷史及歐洲歷史具有革故鼎新的影響,大革命建立了現代化的世界新秩序。 史密斯還通過一些繪畫和雕塑中的女性形象,啟發人們深刻地重新認識民族認同的觀念。 史密斯尤其擅長辨識具有張力的一些民族形象,那些同時兼具“歷史共同體”又代表“跨歷史”的藝術表徵。史密斯旨在依據這些事件,並以此説明畫家所具有的民族認同視野,他們通過創造藝術意象來培養記憶認同的民族意識。五、藝術意象與記憶情懷的建構與方法藝術意象是點燃民族情感認同的生動載體。 史密斯是一位兼具人類學及藝術史知識的學者,他不僅積澱了深厚的民族及前民族歷史知識,還十分熟悉藝術史知識。 在《成為真實民族:1600 ~1850 年西歐藝術與民族認同》中,他從民族認同與文化符號體系轉向視覺藝術研究,聚焦 17 世紀的盛世荷蘭、18 世紀末與 19 世紀初英法視覺文化。 他採取社會學取向並從社會內部觀看藝術,思考藝術如何提升了西歐民族意識。 史密斯從藝術史、視覺研究、歷史與民族主義視角觀看藝術,細膩觀察藝術與民族認同的深刻關係。 他分析各類繪畫構圖及風格特徵,並聚焦繪畫所描述的主題,對繪畫展開視覺話語分析。 他沒有將分析重點放在藝術家或贊助人的私人或公共聲明之上,而是轉而關注圖像傳播中受眾對於視覺文化的影響,從而觀察視覺文化對於人民的民族意識建構影響。史密斯主張象徵主義,且反對“現代主義”與“唯物主義”方法論,故他考察歐洲早期現代視覺藝術,他採用繪畫和雕刻中的民族形象例證,認為“無論藝術家的初心如何,人們從這些圖像與符號中感知到民族思想,因而這些藝術作品點燃了人民的民族情感”。藝術意象是史密斯“民族”詞語定義的核心組成部分。 在他這裡,“民族是一個自我定義的人類共同體,不僅擁有共同的神話、記憶、符號、價值與傳統體系,且居住在歷史悠久的家園,集體認同他們所創造並傳播一套獨特的公共文化,並遵守共同的習俗和習慣法”。顯然,藝術意象成為點燃民族記憶與情感的核心元素。191
民族意象包含藝術符號與藝術表徵等若干維度。 在啟蒙運動與早期工業主義時代,無論是 17世紀荷蘭風景畫,還是 18 紀末至 19 世紀初的英法藝術,都充滿了激越的民族意象。 德拉克羅瓦的繪畫《自由引導人民》,通過古典寓言的形式來闡釋法國的民族性。 在英國的風景畫中,藝術家通過自然風景表現出英國的民族性。 英國畫家康斯太勃爾的畫作《乾草堆》,表達了英國人將家園視為人與景觀的自然融合。 藝術家採用特定的歷史風格,採用地方時空景觀來加深民族認同感。 18世紀羅馬樣式促進了愛國與美德教育,此後此類樣式逐漸被英法民族歷史及中世紀古典場景所取代。 史密斯還採取大視覺研究框架,分析了烈士紀念碑這類視覺文化資源,他採取歷史與文化社會學取向,研究藝術家通過藝術去表徵隱性的意圖,通過藝術感召力促進民族意識。藝術通過記憶與情感認同滋養濃厚的民族情懷。 藝術家身處時代的文化與知識洪流之中,藝術家的意圖潛移默化嵌入作品之中。 人民的民族主義培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特定藝術作品激發人民的民族情懷。 大衛的繪畫《馬拉之死》,其震撼人心的現實主義激發人民的革命鬥志。 史密斯用他引人入勝的筆墨,描述了文化與政治變革中所逐漸形成的民族性。 維米爾的繪畫《窗邊的女孩》,帶有中產階級的浪漫情懷。 韋斯托爾的《朱迪思王后為阿爾弗雷德朗誦》,繪畫叙述了王后為阿爾弗雷德朗誦吟游詩人之歌的場景,向少年描述其祖先的英勇事迹。 毋庸置疑,這類作品激發了戰爭期間英國人的“愛國精神”。 史密斯採用“民族的國家” (national state)來替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詞語,“就新視覺藝術與現代民族之間關係而言,顯然證明他們之間的某種相關性”。視覺藝術對於國家建立具有明顯的影響,在打造一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18 世紀的政治和商業精英們具有關鍵作用,他們基於民族性、古典範式及土地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從而努力打造並建構民族的本真性。 精英人士往往通過再造民族叙事,作為精英階層的藝術家自然而然投身於此,藝術通過在公眾心中樹立鮮明的民族意象、在沙龍或皇家學院展覽中被展示,或通過版畫和雕刻複製得到廣泛傳播。 因此,通過藝術所傳播的藝術意象,達到了促進民族認同的顯赫意義。六、成為現實:從藝術想象成為真實文化記憶如影子,昔日是故鄉。 藝術是記憶的一種方式,人類社會因擁有記憶而綿延歷史。藝術通過激發族群成員的情感點燃民族激情。 17 世紀荷蘭經歷了迷人的黄金時代,在文學及藝術作品中充滿盛世盛景的描摹。 英國歷史學家西蒙·沙馬的《財富的窘境:黄金時代荷蘭文化的註解》,通過文學形式描摹出荷蘭的盛世景象。同樣,荷蘭黄金時代的 17 世紀油畫藝術,也生動描繪了那個燦爛的黄金時代。 藝術家通過多重維度與方法來建構藝術意象,共同的文化與共通的記憶形成記憶認同。 藝術家通過創造記憶象徵與記憶符號,表達與建構民族集體認同的意象。 藝術家還通過藝術作品表達國家叙事,通過國家叙事培育民族意識與民族認同。 藝術不僅能唤起集體共通記憶,並塑造民族的共同文化。 藝術還能通過作品再現歷史叙事記憶並不斷塑造民族認同。藝術與記憶的想象共同體被不斷重塑並成為現實。 民族象徵符號能唤起人民對歷史遺產與文化的情懷,民族認同包括公民與領土的維度,也包括族裔和血緣的維度。 族裔共同體的文化、神話、記憶、價值、象徵符號與傳統成為民族的記憶庫。 史密斯在他的長時段研究中,強調“價值觀、象徵物、記憶、神話和傳統模式”滋養民族認同感。同樣,蓋爾納也主張“通過復興或創造一種本地自己的高層次文化”增強認同感。在蓋爾納這裡,高層次文化即精英文化,包含語言、文字、服飾、音樂與舞蹈文化等。 正如安東尼·史密斯所言,民族像“流傳的俄狄浦斯王神話一樣,雖以戲劇形式講述著過去事件,但旨在服務於現在與未來”。藝術家塑造民族象徵符號並成為藝術意象,藝術意象291
從想象建構到成為真實文化。人類社會正處於一個激越的後民族時代。 史密斯提醒我們民族“神聖性”的四個方面,即共同體、領土、歷史與命運。 在史密斯的族群—象徵模式中,記憶、神話與象徵符號等因素,通過情感把族裔聯結在一起,而正是因為擁有不同的文化而賦予了民族獨一無二的存在價值。 史密斯主張族裔民族主義,而哈貝馬斯則主張公民民族主義。 如果説後民族結構顯示為一類脆弱的結構,而民族意識則較之具有內部的張力,這也是史密斯與哈貝馬斯的論爭核心所在。 然而,在霍米·巴巴(Homi Bhabha)那里,當今世界歷史認同感變得分裂又重叠。 如同霍布斯鮑姆所記述,“民族與民族主義的確已過了其鼎盛時期,黑格爾説,智慧女神的猫頭鷹會在黄昏時飛出,如今它正環飛於民族與民族主義周圍,這顯然是個吉兆”。因此,在這個脆弱的後民族時代,史密斯的民族認同理論更具有意義。 而他關於藝術的記憶認同思想,無疑成為後民族時代的一盞明燈。 正是在此意義之上,藝術實現了一種語言在另一種語言中重生,藝術實現了一種記憶在另一種記憶中認同。①羅易扉:《地方、記憶與藝術:回到地方場所與往昔的歷史經驗》,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23 年第 2 期。②安東尼·史密斯:《族群—象徵主義和民族主義:一種文化方法》,林林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21年,第 1~2 頁。③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葉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8頁;第 93 頁;第 18 頁。④Anthony Smith,“Patriotism and neo - classicism: the‘historical revival’ in French and English painting and sculpture, 1746- 1800,” Thesis ,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7. ⑤Anthony Smith, The Nation Made Real: Art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Western Europe, 1600-18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 p.3, p.2, p.7, p.173. ⑥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李金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 頁;第184 頁。⑦吉拉德·德朗蒂編著:《當代歐洲社會理論指南》,李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87 頁。⑧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傳統的發明》,顧杭、龐冠群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年,第 2 頁。⑨安東尼·史密斯:《民族認同》,王娟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 年,第 21 頁。⑩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s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 London: Ver-so, 1991, p.6. Anthony Smith,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p.13, p.60.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 -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5.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p.13, p.14, p.17. Stefan Berger,“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The Writ-ing of National Histories in Europe,” Debat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 2004,12(1), pp.73- 96. Simon Sc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7. 歐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韓紅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年,第 76 頁。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1, p.19.作者簡介:羅易扉,上海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上海 200234[責任編輯 桑 海]391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人民音樂家冼星海留法史實新探———兼及其藝術水準的評價問題陳 越[提 要] 基於新發現的冼星海佚簡《巴黎通訊》,結合冼星海本人所寫文字以及其他相關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大致可確定冼星海從上海經新加坡到法國之行的基本情况。 本文還對冼星海在巴黎國立音樂院求學的一些情形做了初步考證,並就有關其在法國求學的“存疑史實”,以及如何正確評價冼星海的藝術水準問題提出一點看法。[關鍵詞] 冼星海 佚簡 《巴黎通訊》 人民音樂家 評價[中圖分類號] J6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194 - 12長久以來,冼星海與另一位英年早逝的音樂家聶耳一起,被視為人民音樂家的典範,也由此獲得了極高的政治地位。 冼星海在音樂上的成就和貢獻有目共睹,但在各種主客觀條件的制約下,他的作品並非完美無缺,對此他自己生前也深以為憾,這自然也是無須諱言的。 應該指出的是,圍繞冼星海及其作品所展開的這種頗具政治意味的典型化與經典化,極大推動和促進了有關他的生平和創作的研究,而這一過程中的某些偏頗之處,又成為某些人批評、質疑和否定其創作成就的誘因。1957 年,上海音樂學院的三位年輕學生汪立三、劉施任、蔣祖馨,因有感於“人們對星海同志的作品的評價往往不夠實事求是,而是流行著一種全盤肯定、過分讚揚的作法,這種作法特别明顯地表現在對星海同志的交響樂作品的評價中”,①對冼星海的交響樂作品提出批評意見,最後被打成右派。這自然是令人同情的不幸遭遇,冼星海若還健在,顯然也不是他本人願意看到的局面。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圍繞汪立三等人的批評文章所展開的爭論,大體上還是針對作品本身展開的具體的學術討論,不乏認真的思考與探討。 儘管汪立三等人的批評意見並非全然正確、無可商榷,甚至不無偏激和過頭的言辭,而對他們的觀點進行反批評的文章也不乏上綱上線、言過其實的話語。②2007 年,有學者在回顧 60 年來的“冼星海研究”狀况時,指出其在總體上呈現出如下“幾多幾少”的態勢,即“意識形態層面的定性多,技術理論層面的分析少”、“紀念回憶性質的感言多,編年事件調查的研究少”、“人物事件追憶的研究多,創作心理層面的研究少”、“內容重複拷貝的成分多,新視角新史料的成果少”、“缺乏學術規範的研究多,規範研究廣度推進者少”,認為“這些問題如果不予解決,將會制約‘冼星海研究’的可持續發展,也將會對整個中國新音樂家研究的工程,產491
生不利影響”。③這裡所說的“態勢”,應該說是一個相對客觀的總結,新的研究,應該從反思和解決這些問題入手。著名的人民音樂家冼星海,一直是中國現代音樂史研究的重點。 文獻和史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礎,由於冼星海英年早逝且學習和工作輾轉於多國多地,文獻和史料的收集整理存在很大難度。 儘管如此,從 1960 年代開始,以黄翔鵬、齊毓怡為代表的學者就開始致力於為冼星海研究奠定文獻基礎,他們主編的《冼星海專輯》(一)和(二)作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史資料叢刊”,以“內部資料”的形式先後於 1962 年 6 月和 11 月出版,後續的《冼星海專輯》 (三)由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輯,《冼星海專輯》(四)的編輯團隊還增加了廣州音樂學院,它們先後於 1983 年 1 月和 11 月內部印行。 這一套四本的“冼星海專輯”做了大量的輯、校、註的工作,在很長時間內都是冼星海研究的權威史料,迄今仍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1985 年 12 月正式啟動的《冼星海全集》編輯工作,強調“嚴格堅持科學態度和求全、求真、求善、求用的方針”,④在四卷本“專輯”的基礎上有了更大的推進。該全集共十卷,第一卷於 1989 年 9 月出版,第十卷於 1990 年 12 月出版,歷時五年完成,為此後的冼星海研究奠定了更為完備的文獻基礎。 應該看到,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是盡善盡美的,《冼星海專輯》也好,《冼星海全集》也好,在具體工作中,各種主觀和客觀原因都會造成缺失和錯漏,最初擬定的編輯方針和原則也並不能完全落實和實行,有些問題則是由於冼星海本人的表述就存在著語焉不詳、前後矛盾的地方,是需要綜合各方面材料加以細緻考辨來解決的。 有研究者針對某個作者所編寫的冼星海年譜和《冼星海全集》先後進行了指謬與批評,應該說是切實指出了問題,也為進一步的文獻整理和研究工作提出了意見和建議。⑤近些年隨著文獻基礎工作不斷推進、可利用的數字化資源不斷增多、國際交流與合作不斷深化,冼星海留學法國時期的一些檔案文獻就被研究者發掘出來,如所有權歸屬里昂第三大學、現藏於法國里昂市立圖書館的共計 36 頁的冼星海檔案和法國國家圖書館典藏的冼星海致保羅·杜卡的四封信函,⑥這就為探究冼星海留法時期的狀况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獻,有助於解決此前懸而未決、含混不清甚至以訛傳訛的一些疑案。筆者偶然看到了冼星海於 1930 年大約 5 月底 6 月初(詳見下文考證)從法國寫給上海友人的一封信,此信未收入《冼星海全集》,迄今發表或出版的諸多《冼星海年譜》 ⑦也未曾提及。 查太元編著的《冼星海年譜》是目前最為精審詳實的一部冼星海年譜,該譜在涉及冼星海留學法國時期的經歷時,雖對此前各家論述均有所考辯,但亦未留意到這封佚簡。在查閱有關冼星海的研究著作與文獻資料的過程中,筆者看到了某音樂專業的學者探究冼星海在法國求學情况的文章。 這位作者以所謂的新史學理論為工具,依據並不充分的史實,進行所謂想象性闡釋,其目的似乎並非在探究史實,而更像是試圖通過所謂釜底抽薪的手法,運用明褒暗貶的修辭手法,以看起來頗為學術化的方式來進行“酷評”。 引起筆者關注和探究的,並不在於該文認為冼星海留法期間學習作曲的效率較低、能力較差等具體的結論,而是冼星海留學法國的經歷居然成了貶低與否定冼星海及其創作成就的一個切入點或者說理由,因此,深感有必要在鈎沉史實的基礎上來對這段經歷加以重審和辨證。下面將從這封佚簡入手,在披露其全文以及就所涉相關人事略作考證後,基於冼星海本人所寫文字以及其他相關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對冼星海從上海經新加坡赴法國的行程予以準確描述,並對其在巴黎國立音樂院求學的一些情形做出初步考證,繼而針對有關研究者圍繞冼星海在法國求學的所謂“存疑史實”所作的分析和判斷提出不同看法,嘗試對於冼星海的評價這個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的問題,提出一點粗淺的看法,以求教於學界先進及同仁。591
一、冼星海的佚簡《巴黎通訊》相比其他時期,冼星海巴黎時期的經歷一直是冼星海研究的薄弱部分,多部《冼星海年譜》有關這一時期的記述大多語焉不詳,甚至還有不少錯訛以及以訛傳訛的內容,它們所依據的主要材料,除了冼星海本人的幾篇自述和回憶文章(《我學習音樂的經過》、《創作札記》,兩份自傳⑧以及他致董任堅、李鑒墀和李燮華、司徒喬、鄭式如等師友的信函)中的相關內容外,就是冼星海友人的回憶文章(如滑田友的《冼星海在巴黎》、闕文的《冼星海在巴黎的音樂生涯:訪問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曾竹韶紀實》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冼星海本人的自述和回憶文章中就存在前後不一和語焉不詳的情况,於是不免有互相矛盾與令人起疑的地方,⑨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對於冼星海本人的認識與理解。 至於在他去世後出現的回憶和追悼文章所提及的內容,就更需要加以仔細考辨了。 舉一個例子來說,冼星海本人在其自傳(二)(《冼星海專輯(二)》)中寫到自己“一九二九年在法國專學習音樂”,在《創作札記》(《冼星海專輯(一)》)中寫到“在巴黎的時候(從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五年)”,這些顯然都是誤記或誤寫,因為他是 1930 年 3 月 29 日才抵達巴黎的。這個明確的抵達時間就出自冼星海的佚簡《巴黎通訊》,該簡刊載於 1930 年 7 月 5 日《廣州民國日報》的“白雲”副刊第 9 期。 目錄作者署名為“冼海”,正文末尾署名“冼星海”,目錄署名顯係誤排。 信末無寫信時間,不知是原信未署抑或刊載時為編者略去,考慮到海外來鴻所需時間,此信的寫作時間當不會晚於 5 月底或 6 月初。全信不長,先原文照錄如下(括號內為筆者校訂的內容):碧魂兄暨白雲社諸同志:弟自去年十二月廿四日由上海啟程,經過星加坡逗留了三個月,今年三月廿九日才安抵巴黎,舟中别無可告。 上陸不久便找到鄺醫生,承他照料,食住這兩大問題已經解決。求學問題,想不久也可以解決了。 但是,苦也吃了不少,然而沒有若(苦)怎能創造甜呢。這裡生活程度真是高得可以,住在黎巴(巴黎),至少每月也需二百多塊,住在離城市較遠的鄕下地方,也要一百多塊了。 巴黎人也可以算得節儉,待人接物也和平,只是寄居此地的外國人,就窮奢極侈,浪費異常,真可說千金一擲,絕無吝色。 夜間游樂場,戲院的區域,繁華萬狀,艷麗迫人,使徘徊門外的我,只有對這物質文明的盛况,驚嘆叫絕吧了(此處原文如此,“吧了”可能意為“吧”或“罷了”)。巴黎的藝術環境,空氣極濃厚,音樂會,美術展覽會,戲劇跳舞等會,隨處都是,可惜我常常鬧窮,無力盡量欣賞,但是每星期也要到會三四次了。 這裡的藝術出品,在我看來,無論在質或量方面,都是些超越的,值得陶醉的東西。至於這裡的名勝,我也常去逛逛,我極愛 Louvre 宫之博物院,鐵塔,拿破侖墓,Notre Dame 等,在這短短的信上,我實在找不到相當的字來形容它的偉大。 總之,這種建築物的形式和搆(構)造,都可以盡量表現出某時代的精神和國民性,想起我們國內的所謂名勝,大都是些帝王和名士們遺溺的所在地,至於現在的所謂新建築,在高唱些“國民性”之類的那些紅紅綠綠的東西,我真不曉得怎樣說才好。最近我和一位朋友到國立歌劇院看排演“浮士德”,院內布置極精巧,極華貴,我見到兩種顏色,一是金色,一是黄色,座位全用紅絨,地氈也是紅的。 場內四面都是雕刻,正中691
的那塊幕,據說是一千六百六十九年的東西,現在還保存著。 音樂家都是些負盛名的人物。 這戲院聞說是世界第一宏偉的歌劇院。那晚排演“浮士德”,主角是 MM.Villabella,女主角是 Cambon,都是世界著名的演員,在音樂方面,在歌唱方面,舞台裝置方面,表演藝術方面,都可以說是極藝術底能事了。 回想去年廣州禁演“浮士德”影片,以為是導人迷信,大有宣傳宗教意味,比之這裡排演這“浮士德”歌劇的那種莊重和熱鬧,就可以窺見兩國文化的程度了。我在這裡,打算一弄到錢便入國立歌劇院,從事研究。 近來白雲社未審有什麽進行。尚希時賜佳音為幸。 冼星海 冼星海此信寫給“碧魂兄”及“白雲社諸同志”,這裡的“碧魂兄”可能為“韋碧雲”的筆名或昵稱,韋碧雲與冼星海同為嶺南大學的學生,活躍於戲劇和電影界,與其兄長韋履義共同創辦了廣東的首家電影學院。⑩“白雲”副刊係由“白雲社”主編,其創刊號上刊有麥宏泉所寫的帶有發刊詞意味的《白雲社與藝術運動》,“碧魂”所寫的《話劇與觀眾》及所譯 Boleslavsey 原著的《表演藝術中第一課》等文章都是在此副刊發表的。 “白雲社”成立於 1929 年,“曾兩度公演,極受觀眾讚賞”,在復旦大學公演過白話三幕劇《血》。《申報》的“學校生活”欄目上介紹“白雲社”為“粤語劇團”,“是旅滬一班青年所組織的,發起人大部分是從前的嶺南大學學生”,嶺南大學“是戲劇音樂研究者的出產所”,故白雲社“便先從戲劇和音樂著手”。現有的關於冼星海的研究,多關注冼星海與南國社的關係,但少有注意到他與白雲社的關係。冼星海信中提到的幫他解決食住問題的“鄺醫生”,當指鄺安坤(堃)。 據較為權威的資料,“鄺安堃教授是我國著名的內分泌學專家。 1902 年 11 月 2 日出生在廣東省番禺縣。 少年時隨家遷居上海。 1919 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績在中法學校(現光明中學)畢業,被保送進震旦大學理學院學習,次年自費赴法國里昂大學攻讀化學。 由於受當時同窗學友的啟發,他開始對醫學感興趣,於是改考巴黎大學理學院醫學預科”,“1929 年畢業於法國巴黎大學醫科,同年考上了巴黎國立醫院的住院醫師”,1933 年“獲得法國醫學博士學位”,同年秋回國。據《冼星海全集》的編者所做註釋,鄺安坤為“冼星海的世交,當時在法國學醫”。在更早的《冼星海專輯(四)》中,編者所做的註釋稱鄺安坤為冼星海的“舅父,當時在法國學醫”,此處“舅父”可能為此前的誤傳,在編輯《冼星海全集》的時候做了更正,無論是“舅父”還是“世交”,冼星海與鄺安坤的關係都是比較親密的,並非泛泛之交。 因此,冼星海赴法國並非是投奔司徒喬,或只奔著司徒喬而來。 鄭式如(鄭模祖)在《憶星海》中回憶“我和星海同志相識是在 1930 年夏天。 那時我正在巴黎一家華人開設的飯店裡工作。 他一到法國就投奔到這裡來,開始了他留法工讀生活的第一步”,還提及“1933 年 4 月,我為了籌措回國路費,重新又返回巴黎到飯店工作”。冼星海在 1934 年鄭式如回國前夕與之有過交談並於次日寫了一封信給他,提到“給鄺的信已寫就”,“順候老雲好”,這裡的“鄺”還是指的鄺安坤,此時已經回國工作,而據全集編者所加的註釋,“老雲”係“飯店的股東兼厨師,河北省高陽縣人”。 由上述內容可以推斷,冼星海《巴黎通訊》中所說“上陸不久便找到鄺醫生,承他照料,食住這兩大問題已經解決”,很可能就是指他經鄺安坤介紹,到老雲所開的飯店工作,一段時間內的食宿問題得到解決。與冼星海同為上海國立音樂院學生,且同因學潮事件而被開除的洪潘,在回憶文章中曾提到在他們被開除後,“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冼星海來告訴我,說是有個法國的華人醫生來上海探親。 冼791
星海見到了他,並告訴了那個醫生,他被開除的經過情况。 那個醫生就對他講:你到法國來吧,我那裡有個診所,你幫我掛掛號,我幫你找個學習的機會。 我估計這個醫生也是個廣東人,因為我沒有見到這個人,可能冼星海當時對我講了這個人的名字,因為不大注意,現在記不起來了”。這裡所說的“也是個廣東人”的“法國的華人醫生”,很可能就是鄺安坤,其簡歷上文已有介紹,1929 年他從巴黎大學醫科畢業後可能是回國探親,得以在上海見到冼星海。 若洪潘所記無誤,那麽,冼星海與鄺安坤在上海的這次會面可能是在 1929 年八九月間,因為當時上海的國立音樂院被訓令改組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是在 1929 年 8 月 22 日,隨後冼星海被變相取消學籍,由此離校。《巴黎通訊》中提到“自去年十二月廿四日由上海啟程,經過星加坡逗留了三個月,今年三月廿九日才安抵巴黎”,冼星海於 1929 年 12 月 24 日從上海啟程,在新加坡停留約三個月(信中所說“逗留了三個月”當指時間跨度,而非實際天數),1930 年 3 月 29 日抵達法國巴黎,這個時間與冼星海於 1930 年 7 月 21 日寫給董任堅及其夫人王瑞嫻的信中所言“到巴黎將有四月了”是一致的,當無誤。與冼星海同為上海國立音樂院同學、後來也赴法國留學的熊樂忱,在回憶文章中特意提及,“星海的計劃是分程赴法,先到新加坡向新埠親人求助,將新加坡的地址告訴了我,他比我先離開上海,我晚走一個多月,當我經過新加坡時見到了他,已是 1930 年 1 月了(經我查過出國護照,我到法國馬賽時是 1930 年 1 月 31 日),那時他還沒有決定行期,他到巴黎時約在 1930 年二月以後。《冼星海專輯》(二)第 240 頁倒數第四行,他手稿寫的‘一九二九年以半工半讀的努力在法國學習音樂’,這點他把時間寫錯了。 幸好我在 1962 年查了我的出國護照,否則我也記不清楚。 (見 1962年《人民音樂》第七期)”。熊樂忱稱他比冼星海晚一個多月離開上海,那麽他們在新加坡見面的時間應該不會早於 1930 年 1 月底了,這又與他在護照上確認過的抵達法國馬賽的時間相衝突了,所以,他的回憶有誤,原因可能是他記錯了冼星海離開上海的時間,將其誤作 1929 年 11 月了。綜合以上材料,可以捋出一個大致的時間線索:冼星海於 1929 年 12 月 24 日從上海啟程,約在12 月底抵達新加坡,1 月初與途經新加坡前往法國馬賽的熊樂忱會面,在新加坡停留到 2 月底或 3月初,然後航行大約四周時間(比照熊樂忱的航行時間),於 3 月 29 日抵達巴黎。在《巴黎通訊》的前半段,冼星海主要說的是他對於法國的初步觀感,除了感嘆巴黎物價水平高,藝術氣氛濃厚,“音樂會,美術展覽會,戲劇跳舞等會,隨處都是”,雖因受限於經濟條件,“無力盡量欣賞,但是每星期也要到會三四次了”,還提及平時愛去巴黎的名勝之地遊覽,由此對於中西建築在體現時代精神與國民性等方面的差異發了一點感慨;在後半段,則是較為詳實地介紹了自己與朋友到國立歌劇院看排演《浮士德》的經歷,同樣也有一番基於比較的感慨,由此可以略窺冼星海初到異國時的心態與文化觀念,應該說也是時代思潮使然吧。冼星海此信寫於初到巴黎之時,其間情緖較為昂揚樂觀,雖然也提到學業問題還未解決,“常常鬧窮”,也吃了不少苦,但並未顯出因為生活壓力所致的愁苦之色。 在 1930 年 7 月 21 日致董任堅及其夫人王瑞嫻的信中,冼星海對自己尊為師長的董、王二人,所談則更為深入一些。 他在信中首先報告自己的生活問題和求學問題均已解決,雖然自己很艱苦,“巴黎從來不讓苦學生工作,而我找得工作也算例外”。 他提到自己的月薪能夠支付生活與求學之需,還多少能寄給國內的母親,但大部分的錢都用於去音樂會和歌劇院觀摩演出了。 對於之後的生活,他所表露的心態是“我希望有再好的機會與我上進,不致半工半讀。 如無好機會,就停留在巴黎,我等待學得相當成績便可回家”。 他對自己的期許則是“我不希望做一個大名鼎鼎的音樂家,因經濟與環境都不許我做。 我891
只希望能領略音樂之美,盡量去研究它。 所以成功與失敗不關我緊要,只要我是個忠實的信徒而已”。此前因為缺乏可靠的材料,冼星海在巴黎學習音樂的情况一直都不太明晰。 學者查太元基於已有的實物證據,即冼星海 1934 至 1935 學年的學生證,和冼星海在巴黎音樂院的註册登記表(1935 年 1 月 22 日於保羅·杜卡作曲班註册,刊載於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撰的《冼星海畫傳》),藉助在法國新發現的冼星海的檔案材料,做出了初步的推斷:“綜合以上新發現的文獻材料,可明確知曉冼星海在法國的求學情况:其一,冼氏應於 1931 年入讀巴黎聖樂學校,學習作曲及管弦樂指揮。 其二,冼氏於 1934 年 9 月份投考巴黎音樂院的保羅·杜卡作曲大師班獲錄取(且考試日期經推測可知為 1934 年 9 月 23 日),並非全日制學生。” 理查德·科特·克勞斯(Richard Curt Kraus)在其專著《鋼琴與政治在中國:中產階級的抱負及其為西方音樂所進行的奮爭》 ( Pianos and Politics in China: Middle-Class Ambitions and the Struggle over Western Music )的第二章《作曲家冼星海的含混遺產》 (The Ambiguous Legacy of Composer Xian Xinghai)中認為,冼星海 1935 年夏天返回中國,沒有從巴黎音樂院畢業,該作者在註釋中說明,得出這一結論的依據是 1988 年 2 月 2 日來自該學院的一封私人通信,未註明來源, 其譯文(由筆者翻譯)內容如下:他(按:指冼星海———引者)在巴黎音樂院的學習非常不盡人意———事實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他在學校只待了不到 6 個月,隨後就不告而别……他於 1935 年 1 月 22 日註册入學,是保羅·杜卡作曲班的學生,參加了 1935 年 6 月的學年期末考試,但沒有取得任何成績。 隨後,他申請並獲准 1935 ~ 1936 學年休學。 此後,由於沒有恢復與音樂院的聯繫,他於 10 月被學校開除(開除信的日期為 1936 年 10 月 12 日)。 總之,他浪費了音樂院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他對於音樂院的感激之情顯然微乎其微。這一段文字中提到冼星海“於 1935 年 1 月 22 日註册入學,是保羅·杜卡作曲班的學生”,所說的時間與上文提到的冼星海在巴黎音樂院的註册登記表(1935 年 1 月 22 日於保羅·杜卡作曲班註册)的時間是一致的。 該信中所表示的態度似不夠客觀,因為前文提及冼星海在該院學習了半年就“不告而别” (disappearing without giving the school any notification),下文又說他參加完 1935年 6 月的期末考試後,未獲得成績,然後申請下一學年休學並獲批準(He then requested & was gran-ted a leave of absence from studies for 35-36 academic year),那麽“不告而别”之說不知從何而來。此後冼星海已經返回中國,自然也就沒有再與學院聯繫,學院於 1935 年 10 月 12 日將其開除,這自然也合乎規定。 但最後認為冼星海浪費了學院的時間和精力,還對學院毫無感激之情,這就是明顯帶有個人情緖的看法了。 根據何在,不得而知,只能留以待考了。若該私人通信內容可靠,那麽起碼可以說明如下幾點:第一,巴黎音樂院是存有冼星海的就讀檔案的,並非如探討冼星海留法史實的某文註釋中所言的屢查無獲。第二,冼星海在巴黎音樂院學習了半年,即 1935 年 1 月 22 日註册,6 月參加完期末考試後,便申請並獲准 1935 至 1936 學年休學,隨後返回中國。由上述材料,可以基本證實鄭錦揚在《冼星海離開杜卡班的時間及其他》中的結論,即“冼星海留學法國的最後學歷應是:巴黎音樂學院杜卡班肄業,這在目前是較客觀的”。991
二、冼星海留學法國的“存疑史實”與其藝術水準的評價問題筆者查閱近年來有關冼星海的研究文獻時,發現了一篇探討冼星海留法史實的文章, 拜讀後,頗感詫異與遺憾,由此想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即如何正確或者說恰當地評價冼星海這樣的文化名人、享有盛譽的文藝工作者。 筆者認為,就如同曾經有關“聶耳能否被稱為作曲家”的爭論一樣,這是個複雜的問題,同時具有某種代表性和普遍意義。該文作者自稱受所謂西方新興的“新史學”感召,針對所謂的“存疑史實”,即“冼星海儘管曾在法國巴黎受教於多位名家,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他遺存的專業音樂藝術領域的器樂曲、藝術歌曲作品,其質量却不盡如人意”,試圖探究“如此的名校、名師,又加之可以想見冼星海的勤奮努力,他何以會在作曲技能方面存在著這樣的問題?”,但他所引為論據的材料和說法,却是存在問題的。該文認為冼星海的自述有些不夠真實,所舉出的證據之一就是冼星海去法國的緣由,並非如他自述所言,是因為馬思聰將其老師介紹給了他,同時認為他的自述也“隱匿”了他在上海國立音樂院遭遇失學的經歷。 關於前者,確實是冼星海的記憶和表述有誤,因為冼星海與馬思聰在巴黎相遇的時間,此前的相關回憶文章頗有分歧,現經學者考證,大概可以確定是在 1931 年夏初,馬思聰和冼星海的回憶均有誤。至於後者,冼星海的自述未提及他在上海國立音樂院因為不滿校方對於學生所採取的措施而參與學潮並因此失學之事,並不能簡單視為他有意“隱匿”。 將這一變故視為他赴法國的一個重要動因,作為一家之言,也無不可,但該文作者認為冼星海赴法國的另一個動因是因為其老鄕和好友司徒喬在法國,我們現在看到了冼星海的這封《巴黎通訊》,就可知所謂冼星海投奔司徒喬不遇因而“頓時陷入了困境”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該文認為冼星海的自述有些不夠真實,所舉出的證據之二,是冼星海自述曾考入巴黎兩所音樂學校的說法令人存疑。 他所質疑的,是冼星海自述的“考入”這一表述,認為這“不無誇大成分”。他認為冼星海“‘考入’杜卡所主持的高級作曲班應該是事實,但它的性質似乎是一個入選人員經過考核甄别的非學歷教育研修班,類似現在無學籍的‘大師班’。 從冼星海的描述來看,其活動更多的是參與者之間音樂作品的試唱、試奏和研討、交流,而非系統的作曲技術的學習”。 這位作者提出質疑的真正目的,是想要否定冼星海接受了“系統的作曲技術的學習”。 他認為前五年冼星海疲於謀生,用於專業學習和練習的時間和精力都無法保證,且無鋼琴可用。 再者,他“按人之常情揣測”,認為免費教授冼星海作曲技術理論的加隆先生是出於施捨的心理,從而不可能像對待繳納學費的學生那樣“定時定量、循序漸進地進行系統化教育”,時間一久,在教學上“終究難免力度減弱”。 由此,他認為“這一階段就作曲技術理論的學習而言,冼星海的效率似乎很成問題,系統性的學習恐怕更無可能”,縱然他個人極為努力,“至少在作曲技術理論方面的學習結果,並未能有效達到專業化、系統化的境地,始終尚處在相關知識碎片化的業餘階段”。 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在於,即使這位作者勉強認可冼星海在這一階段的創作成果《d 小調小提琴奏鳴曲》,但仍然強調,“然而,這一階段對於冼星海的作曲技術理論的系統掌握和水平的提高,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這位作者以所謂的“掌握以四大件為基礎的作曲技術理論,本應在音樂學院本科階段之前就解決了的”這一說法為依據,暗示冼星海未能掌握“四大件”,因此,冼星海即使師從杜卡學習作曲理論,也仍然於事無補,這自然是臆斷。 至於他引為證據的第二點,冼星海所考入的“高級作曲班並非教學性質的組織”,“主要是成員間就自己作品進行交流研修”,因此,在杜卡去世導致該班停辦後,冼星海作品中的“一些基本技術錯誤”就未能在老師與同學的指教下得到糾正。 這位作者的目的還是想要說002
明,冼星海即使考入了高級作曲班,也仍然未能系統掌握,作曲技術理論,更談不上提高作曲技術。而實際情况是,在杜卡去世後,這個高級作曲班並未停辦。 冼星海在 1935 年杜卡去世後寫給好友司徒喬的信中,明確說到:今早接到全法的藝術教育廳的一封信,囑我們務必於星期六上作曲班,因為已經找著新的教師替代刁客士。 我們有點不大想去。 但考試時候快到了,一位暫時來代替的教師是免不得的。 只怕我們上課去了,還是沒心聽講。 ……這封信足以反駁上述引文中“就此停辦”之說不確,而“另聘教師延續教學”才是事實。冼星海在 1933 年 6 月從日內瓦寫給好友司徒喬的信中,如此寫道:……從前我對你說俄國音樂家照顧我的事,不到四月的時光,他就到了美國。 我便要在巴黎再渡苦生活。 可是現在我居然找著了生活費與學費! 而且我還得了個機會遊歷瑞士,維也納,柏林,倫敦。 我不是向你說謊,我正莫明我自己今天怎的來到日內瓦! 我已上過 Mont Blanc 之巓,還到過 Mer de Glace。 明天打算去 Lousanne。 ……除了盡情地欣賞湖色,登高,我還赴過不少音樂大小演奏會。 我還能携帶小提琴跟我同去! ……由這段文字,我們可以得知,起碼在寫信的 1933 年 6 月,冼星海的生活費和學費是有了著落的,還能赴歐遊覽一番,哪怕是所謂的“窮游”,也足以說明此時冼星海並非是一直在打零工,毫無學習音樂理論和練習樂器的時間和精力。總的來說,由於未能獲得當時國民政府的奬學金,冼星海在法國的學習過程是很艱辛的,但他因為自身的才華和品質,也獲得了很多人的幫助,一直咬著牙努力拼搏,因此,關於他在巴黎學習的情况,比較符合事實的應該是,遇到過階段性的困境,但都能克服,並在不利的情况下,拼命工作和學習,在獲得各方人士幫助特别是考入了兩所音樂學校之後,情况大有改觀,能用於專業學習的時間和精力都有了一定保障,他也並未辜負眾多伯樂與好心人的期待,而是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績的。如果說,這位作者認為冼星海在作曲技術理論的學習上效率很成問題,尚未入門,純屬想當然地想象和猜測,那麽,他認定冼星海寫得好的曲子不是因為他本人的才華和努力,而是得益於、有賴於老師和同學所提出的意見,這就是典型的先入之見所導致的貶損了。就是這位作者,在其文章的結尾,總結冼星海在巴黎留學期間,儘管本人極為努力,但在專業作曲技術理論學習上未能取得進步的原因在於,“太為嚴酷的生存環境和艱難的學習條件,以及他精力分攤於小提琴、作曲”,而他所取得的收穫則是,“他在和聲、對位上由於有老師輔導,掌握和運用得稍強”,同時“於曲式上,因他在巴黎多數接觸的是結構不大的室內樂,之後當他面臨大型作品的結構時,存在著較大的問題;至於配器,則是他最為薄弱的環節”。 這裡所說的音樂方面的專門知識,筆者無法置評,但對於這位作者一以貫之的論述邏輯,則不能不表示反對。 他認為冼星海“在和聲、對位上”“掌握和運用得稍強”,是“由於有老師輔導”,絲毫未曾肯定冼星海本人的才華和努力。經由上述的這番“想象性”的質疑和分析,這位作者在文章的最後指出,“冼星海的巴黎之旅,對於啟迪世人而言,更多地還是他留下了一部為實現自己夢想而百折不撓進行奮鬥的感人傳奇”。在他看來,冼星海在巴黎留學多年,在音樂方面特别是專業作曲技術上的收穫和成就是乏善可陳、不值一提的,冼星海在艱難處境中的勤學苦練只具有了象徵意義,“其歷經磨難堅持不懈的精神,不僅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留下了一段令人動顏的佳話,也成了後人的文藝創作提供了鮮活的素材。102
就此,他也足以不朽!”。 這句話的不通之處可能是修改中的失誤所致,姑且不論,但是否有著明褒暗貶的意味,則讀者自可體會和判斷。該作者試圖通過質疑冼星海留法時期的學習經歷,來達到貶低冼星海能力與才學的目的。 令人深感遺憾的是,這種貌似新潮與客觀的研究,以“新歷史”之名所作的探究却是“非歷史”的。其實,該文的核心觀點,即冼星海因為基礎本來就不好,又因為學習條件太差(沒錢、沒時間),所以留學期間沒能學好作曲,也並非所謂新見,在此之前香港學者劉靖之在其《中國新音樂史》中已有過類似的表述,而他對於冼星海的總體評價是這樣的:冼星海是中國新音樂發展史裡一位舉足輕重的作曲家,對新音樂的發展作了重要的貢獻。 可能由於經濟困難,在巴黎時他無法專心學習、未能好好地掌握作曲所需要的各種技法,但他窮畢生之精力,忘我地創作、試驗,寫出了許多歌曲和器樂作品。 這些作品不僅發揮了巨大的力量,也是中國音樂文化的寳貴文獻。 冼星海的音樂具有一種質檏豪放之氣,孕育著濃厚的中國傳統精神,可惜他的天賦未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便英年早逝,實在可惜。劉靖之雖然認為冼星海在巴黎時由於經濟困難,未能專心於學業,以至於在作曲方面所學未精,但他對於冼星海的努力奮鬥及其才能和成就仍然是持肯定態度的,而非僅僅只是肯定其所謂的奮鬥精神。三、餘論:“知人論世”與“實事求是”針對同一事實,尚且容易產生“横看成嶺側成峰”的情况,而史實不清,自然更容易產生誤解和臆想,不同人基於不同的立場和心態,也就會得出不同甚至可能是完全相反的結論。 有關冼星海在法國求學的經歷,就存在著這種情况。 冼星海在法國學習音樂多年,這是事實,但具體情况如何,存在疑點和爭議。 肯定和褒揚其成就者,會強調他在法國求學多年,畢業於著名音樂學府,音樂造詣深厚云云。 而意欲貶低其成就者,則就質疑他並未正式考入過巴黎音樂院,算是學無所成。 冼星海是否正式入學,是否拿到文憑畢業,就還原史實而言,這些問題當然值得探究,但無論其答案的是或否,都不足以成為評價冼星海藝術水準的依據。 為尊者諱而導致的吹捧和拔高,與出自偏見的質疑和貶低,其實都不足取。作為後來者,自然可以對前輩作品的不足之處進行批評,但同時必須牢記前輩所處的時代與環境,做到“知人論世”,而不是以傲慢與偏見來質疑、貶低或者明褒暗貶前輩們的心血與成就。 無論冼星海還是聶耳,他們當時縱然是沒有條件掌握現在看來稀鬆平常的“四大件”,也無損於他們的成就與聲名。 須知,學過“四大件”的眾多音樂專業的學生,能夠寫出媲美《義勇軍進行曲》和《黄河大合唱》這樣作品的又有幾人呢?冼星海本人曾經對聶耳有過如下的評價,而這段話其實也正適用於他自己:許多人說他欠缺修養和音樂上的最高技巧,這並不是全對的,由他的努力與實生活及創作的成績而論,已超過許多所謂“音樂大師”或什麽“作曲家”之流。 正因為他覺得自己不夠,他在虚心和努力學習裡,已在無形中超過許許多多的有名無實的“音樂大師”!冼星海在魯藝的同事瞿維在回憶文章中談到,冼星海為沒能聽到自己交響樂作品的演出而深感遺憾。 他認為冼星海的很多作品由於“沒有經過試奏,作者無法檢查它的效果,因而一些技術上的缺點也是難免的”,而今天作為後繼者的“我們應該以慎重的態度去審訂、整理星海的器樂作品,202
使它們得到演出和考驗的機會。 建立中國新音樂的事業需要無數人為它拓荒、播種,然後才能有收穫。 星海的努力,即使有不足、有失敗,也是可以給我們提供經驗的。 星海的遺憾心情,不正流露出他對中國新音樂發展前途的關注嗎?” 冼星海始終未曾以大師自居過,他初到巴黎的時候就表示過“不希望做一個大名鼎鼎的音樂家”,自認只是音樂的信徒,想要通過學習西方音樂,來改良和發展中國的音樂,這才是他的志向。評價冼星海的藝術水準問題,基本原則應該是“知人論世”和“實事求是”,在避免吹捧、拔高乃至“神化”的同時,也不能進行“矮化”、隨意揣測和肆意貶低。 個别研究者,對於冼星海表述上的疏漏(有意或無意)、記憶上的錯誤等情况,從道德上加以評判,認為這些是與其被樹立起來的光輝形象不匹配的;同時,對於冼星海在音樂創作上的不足和缺點,不考慮其所處的具體時代背景和生活條件,以現在的標準來衡量其藝術追求和藝術成果,認定其能力不足,由此再否定其藝術上的成就和貢獻。 這顯然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如果能客觀看待冼星海的音樂才能以及他所取得的成績和所做出的歷史貢獻,那麽我們就能對他所獲的“人民音樂家”這一榮譽稱號產生更為深入的理解和認同。 冼星海在赴法國之前,對於西洋音樂,是抱有仰視和崇敬心態的,這一點從他這一時期的文字中明顯可見。 但隨著學習的深入、閱歷的豐富和認識的深化,他的看法也有所變化,待到回國後深入民眾開展群眾歌咏運動,特别是到延安後隨著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其思想認識不斷深化和提高,對於音樂與民眾的關係、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中國音樂的大眾化等問題都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和認識。 他在思想上和藝術上的這一轉變是明顯可見、毋庸置疑的。 他在抗戰救亡運動中、在延安的音樂教學和創作中,在社會與大眾那裡接受了更為深刻的再教育。 正如他病逝前寫給蘇聯作曲家格里艾爾的信中所說的那樣,“中國人民的鬥爭教育了我,使我懂得許多事情,這也就是我的第二所音樂學院”。冼星海在法國時,學習刻苦且成績優異,但多次申請都未能獲得當時政府的公費資助,不得已才要靠打零工來維持生活和學業,只要不是帶著偏見,那麽對於他的努力奮鬥以及由此所取得的成績就會感到由衷欽佩。 受到貧窮的限制,這不是他的過錯。 初到巴黎時,他便對自己留學的生涯有過設想,“我希望有再好的機會與我上進,不致半工半讀。 如無好機會,就停留在巴黎,我等待學得相當成績便可回家”。 在筆者看來,1935 年 5 月他敬愛的老師保羅·杜卡突然病逝,是促使他回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此時他來法國已經六年了,勤學苦讀中也算略有小成,一直心懷祖國的他於是決定回國,在救亡圖存實現民族解放的時代大潮中去實現自己音樂救國的理想。1937 年 7 月,冼星海在與學生朋友的閒談中,談及聶耳時曾說過如下這一段話:如果聶耳當時堅持著讀完音專或等留學回來有了“充分的”技巧後再開始創作,他不一定會有像今天這樣的成就。 這並不是說,我們只要工作,不要學習。 而是說,每個工作者都應該抓住一切工作機會獻出自己的力量。 至於學習,只要是配得上稱為工作者的,除了工作之外,他應該是不斷的追求學習的。這也完全可以用來說明冼星海在巴黎音樂院作曲班申請休學而歸國的原因。 他努力學習,是為了工作,是為了報效祖國和人民。 可以說,他努力實現了自己留學法國的初衷,儘管他沒能如願申請到公費資助,沒能拿到畢業證,但他始終以音樂信徒的虔誠和熱情在努力學習和進取,最終他實現了自己的心願,“把音樂普遍了中國”,他最終並沒有辜負他的祖國和人民。聶耳也好,冼星海也好,如果地下有知的話,他們會以歌曲作者的身份而自豪的。 至於是不是被視為作曲家,他們當不以為然,因為,他們都是人民的音樂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藝事業中傑出302
的文藝工作者。謹以此文紀念“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誕辰 120 週年,逝世 80 週年。①汪立三、劉施任、蔣祖馨:《論對星海同志一些交響樂作品的評價問題》,北京:《人民音樂》,1957 年 4月號。②有關這場爭論,可參見陳偉平:《對汪立三等關於冼星海交響樂之討論的回顧與思考》,湖南株洲:《株洲工學院學報》,2003 年第 6 期。③明言:《“冼學”研究甲子錄———冼星海研究 60 年鳥瞰》(下),成都:《音樂探索》,2007 年第 2 期。④《〈冼星海全集〉編委會第一次會議紀要》,見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中國音樂年鑒 1987》,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 年,第 395 頁。⑤參見戴鵬海:《唯史不可以為偽———秦啟明〈冼星海年譜簡編〉 偽誤實錄》,廣州:《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96 年第 1 期、第 2 期;《〈冼星海全集〉編輯工作刍議》,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7 年第 2期、第 3 期。⑥查太元:《冼星海生平研究之相關史料考證舉隅》,武漢:《黄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2020 年第2 期。⑦冼星海去世後,《解放日報》1945 年 11 月 15 日第四版“冼星海同志追悼特刊”刊載了《星海同志年譜紀略》(《新華日報》1946 年 1 月 5 日第 4 版“冼星海紀念特刊”轉載),這應該算是最早的冼星海年表,此後《學習知識》 (1946 年第 1 卷第 6 期)、《民主青年(北平版)》(1946 年第 2、3 期合刊)、《文匯報》(1949年 10 月 30 日,第 5 版)、《人民音樂》(1950 年第 1 卷第 2 期)、《冼星海選集》 (中國音樂家協會編選,上海:音樂出版社,1955 年)等出版物所刊登的諸多年譜紀略,其內容除稱呼上的不同以及個别處的訂正與增補外,大體上與《解放日報》本“紀略”一致,似均可視為同一版本。 此後,出現了內容有所擴充的齊毓怡《冼星海年譜(一九三七.七──九三八.十一)》(上海:《音樂藝術》,1985 年第 3 期、第 4 期連載)和秦啟明的《冼星海年譜簡編(1905─1945)》 (廣州:《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9 年第 2 期至第 4 期、1990年第 1 期連載)。⑧《冼星海專輯(二)》收入了據手稿校錄的兩份自傳(第一篇寫於 1939 年 5 月 15 日,係“致魯藝中共支部趙毅敏同志”的個人自傳,第二份未署寫作時間),當對應於《冼星海全集》收錄的《致中共“魯藝”支部的自傳》及附錄的寫作時間不詳的《我的履歷(簡單歷史)》,但不知何故,“專輯”本與“全集”本的文字存在一些差異。⑨參見戴鵬海: 《〈 冼星海全集〉 編輯工作刍議》(上),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7 年第 2 期。⑩參見周承人、李以莊:《早期香港電影史 1897—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31 頁。《白雲社公演之白話劇》,上海:《良友》,總第 61期,1931 年。深:《白雲社》,上海:《申報》,1929 年 5 月 20 日增刊。《內分泌學專家鄺安坤教授》,見中國內科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內科年鑒 1984》,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5 年,第 511 頁。《冼星海全集》第一卷,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305 頁。《冼星海專輯(四)》,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 年,第 27 頁。鄭式如:《憶星海》,《冼星海專輯(四)》,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 年,第 112~113 頁。洪潘:《關於上海國立音樂院學潮事件及其他》,南京:《藝苑》,1985 年第 2 期。查太元:《冼星海年譜》,香港:中大合唱協會有限公司,2020 年 11 月,第 82 頁;第 96~100 頁。熊樂忱:《重溫我和星海同志在一起的一些往事》,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廣州音樂學院編(執行編輯:齊毓怡、李雁)《冼星海專輯(四)》,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 年,第 153 頁。 該文未標註出處,與熊樂忱發表於《人民音樂》1983 年第 3 期的《重溫我和星海同志在一起的往事》 在內容上有詳略之别。《致董任堅的信》 (之二),《冼星海全集》第一卷,402
第 302 頁。此處係採用宫宏宇的中文譯名,詳見《鋼琴、中產階級、政治鬥爭與西方音樂在中國———理查德·克勞思(Richard C. Kraus):〈鋼琴與政治在中國:中產階級的抱負及其為西方音樂所進行的奮爭〉》,北京:《中國音樂學》,2004 年第 1 期。順便說明一下,有研究者在《20 世紀西方中國音樂研究》中談及西方中國音樂學研究的特點時,認為研究中國音樂學的外國學者“敢於提出批評或說出一些真實情况”,舉為例證的是“在 Barbara Mittler 的《危險之音:1949 年以來的香港、台灣和大陸的音樂政治》一書中,作者調查到了冼星海在法國未完成學業的情况”。 這裡的表述有誤,所謂“調查到了冼星海在法國未完成學業的情况”的應該是 Richard Curt Kraus 的《鋼琴與政治在中國:中產階級的抱負及其為西方音樂所進行的奮爭》,而非此書。Richard Curt Kraus, Pianos and Politics in China: Middle-Class Ambitions and the Struggle over Western Music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27-228.鄭錦揚:《冼星海離開杜卡班的時間及其他》,北京:《人民音樂》,1986 年第 3 期。戴嘉枋:《以“新史學”為視閥的一點新認知———對冼星海一點存疑史實的“想像性”詮釋》,上海:《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2019 年第 1 期。該信最初由時任《大公報》 (天津) “藝術週刊”編輯的司徒喬以“悼亡師保羅·刁客士”為題發表於該報 1935 年 8 月 10 日“藝術週刊”第 45 期,收入《冼星海全集》 第一卷時,“刁客士” 改為通用的譯名“杜卡”。《藝訊一則:歡迎挾著小提琴歸國的遊子———行將在滬舉行個人作品演奏會的冼星海》,天津:《大公報》,1935 年 11 月 2 日“藝術週刊”第 56 期。 這段書信內容被收信人司徒喬用在他所寫的報導文字中,可能因為節選的緣故,未作為書信收入《冼星海全集》第一卷,但這篇報導收入了《冼星海專輯(二)》。《鋼琴與政治在中國:中產階級的抱負及其為西方音樂所進行的奮爭》第二章討論冼星海及其音樂道路時,認為冼星海身上並存著民粹主義和世界主義,而中國音樂界由此形成了思想派别的對立,從而影響到對於冼星海的認識和接受,(所謂“世界主義”)的音樂工作者們發現,冼星海的聖人形象能被用於他們保護整個西方古典音樂事業的目的。 而與此同時,(所謂“民粹主義”)的左派對冼星海複雜性所採取的簡單化的做法,却讓許多具有“世界主義”傾向的西化的音樂家在今天私下裡對有關冼星海的紀念活動嗤之以鼻。 克勞斯自承“嗤之以鼻”的說法來自1987 年 10 月 27 日他在俄勒岡州尤金市與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茅于潤教授的面談,後者認為存在由文化民粹主義者領導的“冼星海—聶耳音樂家協會”與世界主義者主導的中國音樂家協會之間的對立。(詳見該書第 69 頁及第 233 頁註釋 127)茅于潤本人曾在《醒人的春雷———〈論對星海同志一些交響樂作品的評價問題〉讀後感》 (《解放日報》1957 年 5 月 7日“朝花”第 133 期)中高度評價了汪立三等人批評冼星海的文章。劉靖之:《中國新音樂史論》 (增訂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228 頁。冼星海:《在抗戰中紀念聶耳———為聶耳逝世四週年而作》,《冼星海全集》第一卷,第 45 頁。瞿維:《對祖國的思念———冼星海同志在蘇聯》,《冼星海專輯(四)》,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 年 11 月,第 129~130 頁。冼星海:《致格里艾爾的信》,《冼星海全集》第一卷,第 375 頁。明 敏 摘 記 《 星 海 先 生 論 創 作》, 《 冼 星 海 專 輯(二)》,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研究所,1962年,第 288 頁。冼星海:《普遍的音樂———隨感之四》,《冼星海全集》第一卷,第 15 頁。作者簡介:陳越,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 北京 100012[責任編輯 桑 海]502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日記中的抗戰生活”專題·主持人語: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 週年,多家高水平學術期刊相繼闢設抗日戰爭史研究專欄。 本期推出的三篇專題論文,正是為此而作。 三篇文章分別聚焦於三位江蘇籍人士在全面抗戰爆發後的人生歷程,以個案視角呈現戰時個體命運的多樣圖景。岳謙厚的論文研究了鎮江人周廉臣的流亡之路。 1937 年 11 月 26 日,時年 31 歲的南京小西湖小學教員兼校長周廉臣被迫踏上流亡苦旅。 他先返回家鄉鎮江,繼而西行,輾轉於南京、漢口、長沙、湘鄉蔣市街等地,最終於 1938 年 2 月抵達桂林,進入廣西中山紀念學校工作,流亡生活暫告穩定。 該文運用周廉臣的流亡日記,以難民親歷者的視角,生動勾勒出難民們顛沛流離的生活圖景,記述了淪陷區普通民眾的悲苦命運,展現了一位在流亡中仍堅守教育初心、將抗戰思想融入教學的愛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付海晏的論文剖析了無錫人錢孫卿息影上海的社會生活。 1938 年 2 月,52 歲的無錫商會主席錢孫卿因無錫淪陷而避居上海。 作為商會領袖,他在上海獲得了更廣闊的活動舞台,以多種形式參與抗戰,面對日偽的多次勸誘,始終拒絕“合作”,堅守民族氣節。 他積極投身旅滬同鄉會的社會救濟工作,也因此而不得不與地方敵偽勢力維持某些社會往來。 錢孫卿是過渡時代中具有多重面向的“另類商客”:既是完整意義上的傳統士紳,又代表著無錫新興資本家的利益;既致力於維護地方利益,又在重大政治抉擇中始終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邸宏霆的論文探討了常州人蔣維喬抗戰時期在上海的生活。 全面抗戰爆發後,64 歲的教育家、哲學家與佛學家蔣維喬選擇留在上海,擔任光華大學等校教職與行政職務,並出任鴻英圖書館館長。 居滬八年間,蔣維喬除注重個人養生外,更以保留教育火種、延續文化命脈、培養抗戰人才為己任,積極應對日偽威脅,承擔多所學校和文化機構的管理工作,並發起整理宗教典籍、推動佛教文化傳承與研究等一系列事業。 即使身處淪陷區的“孤島”,他仍以堅韌不拔的精神踐行教育救國理念,堪稱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勇擔重任、報效國家的典範。三篇論文均以日記、年譜等個人生活史材料為基礎,從不同角度深入探討了抗戰時期個體的社會活動、日常生活與精神世界,顯示出該領域仍具廣闊研究空間。 周廉臣的個案關注普通知識分子為難民代言的書寫實踐;蔣維喬研究揭示知識人日常的豐富內涵;錢孫卿案例則呈現地方菁英行動的複雜面向。 這些研究共同表明,抗戰史不僅需挖掘新史料,也應深化對既有文獻的解讀,既要重視重大事件,更應聚焦普通人物的生命歷程,響應章開沅先生加強對“普通老百姓”研究的呼籲。透過不同身份、年齡、職業的個體在抗戰時期的經歷,可見每個人皆能以自身努力與行動,匯聚成照亮黑暗歲月的星火,共同書寫中華民族在危難中永不屈服的篇章。主持人簡介:付海晏,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著有《變動社會中的法律秩序:1929—1949 年鄂東民事訴訟案例研究》、《中國近代法律社會史研究》、《中國近代商會通史(第一卷)》、《北京白雲觀與近代中國社會》、《國家、宗教與社會:以近代全真宮觀為中心的探討(1800—1949)》等,主編《大數據與中國歷史研究》 (1 ~ 5 輯),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等國內外重要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602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陷都小學教員周廉臣的西遷之旅岳謙厚[提 要] 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戰區乃至臨戰區大批民眾被迫走向內遷之路。 曾於丹陽、南京一帶執教多年的小學教師周廉臣,在首都淪陷之前即加入難民遷徙隊伍,並將從南京輾轉湖南湘鄉途中所見所聞及內心感受書於日記,留下珍貴的流亡實錄。 途中,他既經歷露宿街頭寒風侵襲的艱難困苦,亦在友人家裡度過難得的片刻安寧。 周氏以親歷者的角度記載了戰時內地社會的“常”與“變”,異鄉的短暫寧靜與故鄉淪陷的強烈反差,使其逃亡旅程充滿思鄉之情與憂國之愁,而作為教育者“執筆上陣”的身份特徵則尤為彰顯。 即便在湖南湘鄉友人家中過上安穩生活,其仍不顧挽留毅然踏上前往桂林的流亡苦旅,以覓尋終身執志之教職。 這不僅僅在於其日常家庭生計,亦充分地展現了其深厚的家國情懷。[關鍵詞] 周廉臣 周廉臣日記 戰時內遷 難民[中圖分類號] K2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207 - 10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遷都、民族工業搬捵、高等院校轉移和黎民百姓流亡相互交織,共同構成規模空前的戰時內遷運動,而由普通民眾所形成的巨大難民潮更為引人注目。①論者先前多從宏觀層面敘述內遷進程中的重大事件,或聚焦政府官員、社會菁英群體的遷徙經歷,或將難民視為整體透析其流離失所中的生存困境及政府的因應之策。②這雖勾勒出了內遷運動的大致輪廓,而菁英階層憑藉物質條件和社會地位留下的記錄,顯然難以反映底層難民的真實生存樣態。 換言之,無數作為親歷者的普通難民,因未能留下任何文字記載,而不得不成為歷史敘事中的“失語者”。戰時私人日記不僅記錄了書寫者自己的心路歷程,亦留存了特定時空下的社會相貌,是觸摸歷史肌理的珍貴載體。 江蘇鎮江人周廉臣,1928 年 7 月畢業於省立南京中學高中師範科,曾任教於丹陽、南京等地小學。 1937 年底,京滬地區相繼淪陷,31 歲的周廉臣被迫於 11 月 26 日從南京踏上流亡苦旅。 初期往返於南京與家鄉之間,12 月 1 日則開始一路西遷,先後歷經南京至漢口、漢口至長沙、長沙至湘鄉蔣市街三段主要行程,其中南京至漢口段包括了返鄉經歷。③周廉臣的流亡日記以難民親身經歷者的視角,完整細緻地記錄了內遷的苦難歷程。 日記中對出行方式、食宿情形、人際交往等生活細節的描寫,勾畫出普通難民顛沛流離的生活圖景;對故土的深切眷戀、對親人的無盡牽掛,以及對淪陷區民眾悲苦命運的記述,體現出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與內心掙扎。 正是周氏兼具難民與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令這份流亡日記頗具價值,不僅呈現了普通702
百姓在戰火下的生存遭際,亦揭示出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成為理解普通人內遷之旅的微觀記憶。基於此,本文從周廉臣遷徙經歷切入,求索內遷過程中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態、情感體驗與精神追尋。一、流離路上的難民淞滬會戰落幕之際,日軍分兵西進,直逼首都南京,戰局驟趨緊張。 自 1937 年 11 月 12 日起,日機對蘇州展開輪番轟炸,“蘇嘉公路淒涼滿目,已成人間地獄”。④11 月 20 日,國民政府發布遷都宣言,明確以四川重慶為戰時陪都,誓言與日本侵略者戰鬥到底。 兩天後即有新聞媒體報導稱:“國民政府五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長與所管機關,已經決定一律遷往內地,財政部長孔祥熙已於 19日赴漢口……寧府要人之恐慌,頗形深刻”。⑤22 日,時任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亦在日記中載:“遷家逃難者,已去十之八九……黨政領袖,除蔣委員長外,悉已離京矣。” ⑥實際上,早在一周之前,行政院內“只聞苦力搬運之聲,職員多已不在”,而“路上行人亦多倉皇失色”。⑦政府機關大規模內遷,加劇了普通市民的恐慌,市內道路擠滿乘汽車、人力車、馬車、獨輪車及其他交通工具出逃的人群,成群結隊的難民紛紛湧向下關,“聽天由命地等待去漢口的機會”,而原本有限的交通資源又被特權者包攬。⑧有報導稱,從 10 月初起,南京就已出現糧荒,物資極度匱乏,學校與各公共機關多陷入停擺狀態。⑨儘管前線敗報頻傳、學校經費拮据、教員相繼離職,周廉臣仍堅持授課至最後一刻。 1937 年 11月 26 日清晨 5 點,其在他人建議下收拾了行囊並東返鎮江老家,因“意志屈服了情感”。 從理性上講,其意欲堅守南京,但出於對家人的牽掛與個人安危的憂慮,最終還是加入了內遷洪流。⑩同期,陳克文亦登船離寧赴漢,其憑藉政府職員身份,乘坐的“外交部預定〔訂〕,英籍註冊”輪船“安全舒適無比”,且有獨立空間辦公休憩,免去了顛沛流離之苦;甲板上則擠滿難民,“一母攜幼兒女數人,臥二等艙甲板上,寒風中戰慄失瑟,哭泣呼號……” 相較於陳克文的內遷待遇,周廉臣的遷徙之路則充滿波折。 當其離開南京之時,陸路交通已然癱瘓,輕裝步行四五里即“力不能支”。 途中多次受阻,不僅雇車後遭遇空軍總站攔截,行至索墅鎮又聽聞“土橋散兵甚多,紀律極壞”。 為躲避亂兵騷擾搶掠,數次繞道,雖抵句容之後證實此前傳言不實,當地“安謐如常” ,但因謠言屢次繞道的行為並非戰時個體的偶然心理反應,而是有跡可循。潰散士兵與鄉間亂兵肆意侵擾民眾,儘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曾下令整飭軍紀,然此類禍民現象始終未能根絕,特別是官兵索款劫物滋擾民間的行徑給民眾帶來嚴重的心理創傷。在如此社會背景下,謠言和真相的邊界常系於個體生存焦慮的一念之間,蘊藏著不確定性的謠言往往更直接地關聯著民眾的生存危機,亦非常易於被人採信。11 月 27 日中午,周廉臣在前陵村與表兄重逢,留下“晚餐吃煨雞,鮮味可口”且餐後“沐浴於蒸鍋上,極暢”的溫馨記憶。這些溫暖畫面成為流亡生涯中珍貴的精神慰藉。 29 日,剛與家人團聚,便知好友泰榮兩日前曾赴南京欲約其西遷,不禁感慨“南轅北轍,鑄成大錯,悔之不迭”。 與家人交談時,炮聲“如山崩地裂,屋為震撼,作聲諸人相顧失色”,半夜一家人又被炮聲驚醒,母親囑咐其與三弟“同向西逃亡”。 次日晨,周廉臣含淚辭別家人,踏上流亡之路。返京途中,周目睹炮聲隆隆中有的農人仍在田間耕作如常,有的村民則因懼怕被拉夫而慌忙逃離田野避難;牽牛攜物的難民與寒冬裡穿著破爛單衣的國軍守衛交錯而行,共同呈現出生存困境下的不同狀態。 周在恐慌憂慮中保持鎮靜,甚至與逃兵同吃茶點。 而遠處京城宏偉的佈局與即將被日軍侵佔、河山變色、民眾流離的前景形成強烈對比。 這段往返經歷,不僅讓周提前感受到流亡的艱辛,亦在內心深處留下家國已傷802
痕累累的圖景。12 月 1 日,周廉臣回到南京之時,“經中華東門,僅有半扉可通行人,並拉夫做工。 市內交通除少數軍用汽車及少數軍用人力車外,別無所有。 市民個個面帶愁色。 沿城一帶各戶已滿駐軍隊,少數店鋪仍繼續營業,大有朝不保夕之慨。” 夜幕下,周及其三弟在警報聲中踏上由南京西行蕪湖的列車,並遭遇“人眾不易擠上,軍民雜處”、“車蠕蠕動,速率極緩,車上亦無燈光,擠得一身臭汗”的困境。 途中火車又停車兩小時,抵達蕪湖時已近午夜兩點,兄弟倆人僅以隨身攜帶的茶蛋充饑。 因人生地不熟,“欲宿旅社遍不著,乃於車站侍車處坐等天明,風寒刺骨”。 次日晨,兩人購買油炸餅為食,隨後在洋碼頭尋找上水輪無果,又與好友泰榮和家人兢生擦肩而過,亦未能在旅館尋得友人,周廉臣徹夜未眠,精神疲乏。逃難中,人們因交通阻滯、局勢動盪難以履行與親友的約定,求生本能驅使下的逃亡成為割裂親情與友情的枷鎖,而內心的思念與書信往來則成為流亡者彼此慰藉的精神紐帶,支撐其在顛沛流離中恪守希望。12 月 19 日,周廉臣歷經水輪換乘、車船停滯等重重困阻,終抵漢口。 次日上午,前往賓陽門車站候車。 因當日上午列車禁載軍人與難民,不得已改乘下午的難民車。 候車間隙,周雇人力車至菱湖中學,向校工詢問友人炎孚通信地址,得知其已遷至江陵。 隨即修書報平安,稱自己已“逃出虎口”。從白晝到傍晚,候車過程漫長而備受煎熬。 下午 4 時,一列空車駛入車站,卻為傷兵專列,二人無法搭乘。 但在月台上偶遇友人畢先生,短暫相聚,互訴別後境遇。 然好友重逢並未緩解行程困頓,直至午夜一時半,三人才登上一輛無任何照明設施的列車,車廂內擁擠混亂:“在婦孺叫呼與人聲嘈雜中,致與三弟、畢先生失散,心中時刻不寧。 當時一片混亂情形,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此次意外失散,使之產生嚴重情感焦慮,以至坐以代睡,天明至湖南臨湘境內,站立於凳子上望見三弟方覺心安。 早晨“進餅點整口,食五茶蛋充饑及飲開水半杯”,又因隱忍一天,“大小便極感不便”,備嘗旅途困苦。 21 日下午 5 時,三人抵達長沙北站,隨畢先生至其家中進餐,後入市沐浴。 次日,拜訪教育廳曹來寶獲還款 5 元,借此“購零星物件”。在長沙停留的三日裡,因寄宿於畢先生家,周在等候赴湘潭輪船時免去無處棲身之苦,可於碼頭問詢後返回畢府靜候。12 月 23 日,周廉臣在細雨中登上前往湘潭的客船。 船內人滿為患,無立足之地,甚至無法如廁,只得終日相對而坐,“食預購之乾糧充饑”。 當晚下船之後投宿旅店,因旅客複雜,“恐防意外,夜眠不熟”。 次日晨,倆人雇人力車赴湘鄉,途中見軍用汽車“風馳電掣而過”,不禁感慨“人力與機器相去天壤”。 抵達湘鄉之後,尋人打聽內遷之前友人周必鑅留下的井字街住址,幾經打聽未果,“焦急異常”。 幸在一所學校偶遇周必鑅堂兄周伯渙,方知井字街即蔣字街,並獲前往線路。 25 日,啟程前往周必鑅家,步行 10 里之後即“足背筋肉酸痛”,遂“雇人力車一輛,與三弟二人同坐”,下午一時至虞塘鎮時“足已僵冷麻痛不堪”。短暫進食之後繼續前行,途中翻山越嶺,雖被山水景致觸動,卻因山間陰森心生恐懼,“一則怕歹徒搶劫,次則懼山處野狼”。 其三弟常年勞作,體力強健,同行過程中分擔行李數十斤,感慨若非三弟“平時訓練有素,則寸步難行”。 黃昏時分,兩人終抵蔣市街,經藥號與周伯渙處輾轉得知周必鑅家在獅坪,不得已繼續拖著疲憊身軀前往友人家裡。在周家安居的一個多月,成為周廉臣流亡途中最安寧閒適的歲月。 抵達周家當晚,面對東道主待如上賓的禮遇,他表示“萬里投靠,正有歸宿”。 這種安穩的生活狀態使之從疲憊中恢復,實現“被褥齊整,夜睡舒適,疲勞全復”的身心調適。在此後的鄉居歲月,周過著“一日三餐,均食乾飯,無所事事,飽食無所用心,除致冬友書信與必兄下棋談天外,別無所事”的安逸生活。 同時引發其不安情緒,希望能夠重新工作,以消解受恩於人的愧疚之感。 其間,他雖自認為“到處均能安住”,902
並將三弟“思家特甚”歸因於長期居家的生活模式,但這種自我剖析並不能遮掩內心深處的思鄉情結。 事實上,無論是三弟的思鄉表現,還是其本人“家書絕音,家鄉僻壤,偶得省會報紙,如獲至寶”的感慨,均體現出內遷者對故土的深切眷戀。而“隨地可居”的能力,實則建立在戰前時局相對穩定的基礎上。 日本全面侵華之前,他雖因工作漂泊在外,卻能保持與家鄉的緊密聯繫;而戰時的動盪使包括周廉臣在內的個體喪失了自主選擇的權利,被迫在顛沛流離中遙念故鄉,內地他鄉的寧靜生活反而加劇了其思鄉之情。因三弟經周必鑅介紹至親戚處充任田夥勞作,周廉臣在周家安居期間除每日與鄉中老者談文論史外,唯以讀書、記日記為業。 經與桂林友人書信往來,知悉當地或可謀得教職,便於 1938 年農曆新年之後的 2 月 1 日在周家燃放的爆竹聲中再度踏上內遷桂林的行程。 三弟送行一程後即返回蔣市街安居,周廉臣獨自啟程。 兄弟別離的悲傷思緒尚未消散,2 月 6 日抵達衡陽站時又遇大雨,幸投宿至一家鎮江旅舍。見到家鄉招字牌頗感慰藉,稱其“飯菜極佳”,即便後來補記當天日記時仍“羨念不已”。而這一紀錄亦成為其現存日記的終篇。從出行方式與生存狀態觀之,周廉臣的內遷充滿荊棘與不確定性。 他或乘車,或登船,甚至徒步翻山越嶺;途中既需忍受車船內軍民混雜帶來的不安,又常因進入陌生村莊被當地村民視為異客而心生惶恐。 食宿條件同樣窘迫,時而夜宿船艙,時而在車站苦候至天明,更因難民潮導致旅館爆滿不得不在街頭舊鐵棚車中和衣而眠;飲食亦無規律,偶遇友人資助便能飽餐,而身處陌生環境時則只能忍饑受凍。 值得注意的是,日記顯示周廉臣在流亡途中頻尋舊友,通過索回借款、獲取資助等方式維繫生存。 這種基於人際網絡的互助成為流亡旅程的重要保障,體現出教育界知識分子相較於普通貧苦民眾在生存資源獲取上的優勢。而周廉臣與其三弟流亡至蔣市街之後做出的不同選擇,則體現出內遷難民返鄉現象的複雜性。難民返鄉雖與思鄉之情有關,但更多出於生計考慮。 儘管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在各地廣設救助站以安置難民,內遷之路依舊充滿艱險。 與大多漂泊不定、生命財產難有保障的普通難民相比,周憑藉教育界人脈獲得支持,遷移過程相對順利。 然即便抵達後方,許多難民仍面臨生計無著、前途未卜的窘境。 此時,收到淪陷區家鄉“如常安靜,沿途無阻,可覓便歸來”的消息,促使他們選擇返鄉,甚至產生“回鄉遠勝流亡”想法。赴渝民眾難以大規模就地疏散鄉間,反多被遣返至武漢,主因在於缺乏合適疏散點及難以解決生計問題。當局雖高度重視難民回籍問題,並在重慶、沙市等船隻出口處嚴加檢查,試圖引導難民返回後方,但在短期內無法解決生計的情況下,生存困境反而強化了他們的思鄉之情。陳達宇一家人內遷途中,既遭遇家鄉財產糾紛,又面臨流亡經濟壓力,但家庭事務始終縈繞於心。由此可見,難民返鄉原因錯綜複雜,生存需求始終是其決策的核心。 周廉臣三弟在蔣市街重獲勞作機會,思鄉之情漸淡;而周廉臣在蔣市街“無所事事”,既難經濟獨立,亦難踐行教育者價值,故迫切希望赴桂林求職。 他們的選擇與境遇,與無數流亡難民處境有著共通之處,反映出戰爭背景下個體生存的困境與無奈。二、困頓中的教育者與內遷途中的絕大多數難民相異,周廉臣是一位通過閱讀與思考,對職業發展和家國命運持續不斷追索的教育工作者。 周氏畢業後,相繼在江蘇丹陽縣立師範實驗小學擔任過 4 年教導主任,在南京市小西湖小學執教兩年,有累計 6 年的基層教育經歷,構築起其教師職業發展的重要基礎。1930 年 12 月 18 日,丹陽縣立師範學校 80 餘名學生在 3 位教師帶領下前往鎮江省立實驗小學參012
觀,以周彼時在當地教育界的執業經歷與人際網絡,此次活動或許與其存在一定程度的關聯。此外,在南京期間,其亦可能通過友人了解到劉百川有關《小學教育實際問題》的演講內容。小西湖小學的發展具有特殊的歷史脈絡。 該校前身為普育堂資助且僅招收救濟院兒童的小學,1933 年 8月經南京市社會局提議更名小西湖小學,並將招生範圍擴展至曾在義塾小學或民眾學校肄業的學生。周在普育小學時期便已任教,親身經歷學校更名重組及招生標準轉變。 1934 年 7 月,通過南京市社會局資格檢定後,開始擔任市立高崗里簡易小學校長,直至 1937 年底因戰亂流亡離校,任職達三年有餘。南京保衛戰打響及其失守之後,學校在戰火中損毀嚴重,教職員工離散,周亦踏上流亡之路,教育事業則陷於停滯。1938 年 2 月 25 日,32 歲的周廉臣流亡至桂林,面臨生計與擇業雙重困境。 經舊友引薦,獲得前往廣西中山紀念學校工作的機會。 因日機轟炸引發的倉促內遷,其畢業證書及過往工作證明未能妥善攜帶。 面對廣西省教育廳履歷審查與資歷考核,周向南京市社會局桂林辦事處提交教師資格證明申請書及履歷書。 最終,順利入職廣西中山紀念學校,擔任生活指導部辦事員,參與 1937 年度第二學期工作,入職時間早於新任校長李相勖(安徽桐城人、著名教育學家)。這一任職結果可能與當時申請流程的推進及其人際資源網絡等因素有關。重獲教職後,周廉臣悄然隱去流亡者身份,重拾教育者的初心與信念,提筆撰寫教育改革方案,字裡行間飽含對時局的思索與愛國熱忱。 他在日記中抄錄《蘆溝橋》一曲,悲憤之情與抗戰之志躍然紙上。 其生死認知的蛻變,始於南京出逃之後的顛沛流離歷程。 除短暫東歸返鄉外,一路西行的困頓、途中見聞的衝擊,以及親友離散的痛楚,使之對個體生死與民族命運產生新的省思。 日本侵略者的屠戮暴行與敵機轟炸,使中國民眾時刻面臨“悲慘的死”。 周痛斥此類死亡實為無價值之犧牲,視其為刀俎魚肉般的屈辱結局,於民族存亡無益。 在國難深重之時,他將個人安危與民族存亡相連,認為“有代價的死才是生的門徑”,以凸顯反抗的意義。西遷途中,周廉臣目睹亂兵劫掠行人的場景,侵略者炮火下的亂象對其內心造成強烈衝擊,激發深沉悲憤。 基於自身逃難體驗與閱讀積累,他對曾國藩“駐紮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貧民” “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的論斷產生共鳴。通過觀察,他發現日本侵略引致敗兵搶劫、散兵滋擾等現象嚴重威脅民眾生存根基,明確提出當局與軍隊長官須嚴令禁止士兵擾民的治理主張。 同時,戰時官場腐敗與社會失序又使之不禁感慨:“今日我國居官居家者,多半有此現象,是亦可悲矣。”在其眼中,社會呈現多元矛盾圖景:“一方面奉行民國正朔,一方面準備廢曆過年;一方面壯烈犧牲,一方面依舊娛樂;一方面毀家紓難,一方面擁資自豪;一方面焦土抗戰,一方面大興土木;一方面妻離子散,一方面訂婚結婚;一方面風餐露宿,一方面養尊處優;一方面公用汽車缺乏,一方面市上空停多輛;一方面徒步向前方增援,一方面包車運家具避難;一方面吃素念佛,一方面勾心鬥角。” 這些基於現實的觀察與反思,反映出時代變動中知識分子的認知嬗變軌跡。走出書齋與校園的小學教師周廉臣,已然成為社會問題的思考者與教育者。 他關注的問題上至國家戰略、官場秩序,下至社會生活、民情百態,這些矛盾現象構成複雜集合,在侵略與抗戰、“常”與“變”之間,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皆被捲入。 名聲、地位與財富在當時甚至成為生存窒礙,有錢人家逃難時雖有家資支撐,卻常常難免遭遇搶劫,乃至因之而殞命;貧苦百姓逃難時雖身無分文而衣食住行艱難,卻似乎反倒變成了一種避險優勢。 陳達宇一家人逃難至東湖常遭強盜騷擾的村莊,房東見其落難,免費提供住所並借糧,條件是幫助守夜;因村民怕被搶劫,每夜皆攜財物躲避。 正如112
陳氏所言:“我們是個光桿兒,什麼也不怕,便落得答應他們。” 這表明在劇烈變動的時代,財富與地位的差距常因特殊原因縮小甚至逆轉。走出書齋並非意味著周廉臣可以臨陣殺敵,書生身份決定其只能重返課堂從事教育工作,然此時他已將抗戰教育思想融入教學,實現教學思想轉向,即“說教”與“做事”成為其行事與教學的雙重準則。 他明確提出:“說是口頭說話,做是實行做事,說與做實是不可分割的,但有許許多多人,他偏只是口頭說,而不肯實行去做。”並斷言此類靜坐言說卻不實踐者,於社會於國家無益。 救亡呐喊雖盛,若非人人落實救亡工作亦無意義。 面對日軍深入中國腹地的局勢,他呼籲同胞“莫只說,快去做”。與周氏相類似,身處晉南鄉村的小學教師郝星久同樣對“學而不做”及“教而不做”等現象深刻反省,將其日記命名為《教學做日記》,指導教學實踐與社會活動。由此可見,對戰時社會現實問題的深入思索與改革訴求,構成以周廉臣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共同時代體驗。 基於“做事”的態度,他對當時小學教育現狀深感憂慮,強烈呼籲教育轉型。回顧 1937 年 11 月 25 日上完離京前的最後一課,繼而流亡武漢、湘鄉、桂林等地的經歷,周廉臣在重獲服務兒童教育工作機會之時,開始深刻思考過去國民教育失敗的根源。 他敏銳地意識到,戰時全國總動員應涵蓋兒童群體。 時論認為,在爭取民族解放的戰爭中,若要提取民族與個人的一切資源供給戰爭,必須廣泛深入地開展全國總動員,廣泛至窮鄉僻壤,深入到落後群體乃至每個人心底,如此戰爭勝利才更有把握。受到此類觀點影響,周在日記中強調國民政府的全國總動員應不分前方與後方,前方將士浴血奮戰,後方需積極開展宣傳、武裝與組織民眾、服務戰區、慰勞傷兵、撫慰流亡者等工作,刻不容緩。 作為流亡者,他需教學維持生計;作為教育者,他主張後方國民教育須順應戰時環境改革,學生不能拘束於傳統的閉戶讀書、按時上課模式。因抗戰持續時間難以預料,兒童作為未來抗戰的生力軍,其教育成效直接關係抗戰人才培養與輸送。 據此,他提出抗戰時期兒童教育改革的基本原則:其一,實施政教衛合一,將教育重心從學校課程轉向社會改造;其二,培養兒童耐勞吃苦、勤儉節約習慣,以及抗戰所需實用技能;其三,推進學校社會化,提升兒童自治能力,通過實踐實現生活社會化;其四,強化童子軍教育,要求高年級學生全員受訓。 尤其在其擬定的改革計劃中,從學業、訓練、體格鍛煉、兒童自治、家庭聯絡、社會推廣六個維度明確了兒童教育的核心內容,凸顯“走出學校、超越課本,服務抗戰”的主旨。 他強調,戰時兒童技藝學習須緊扣抗戰需求,將學校視為軍隊、教師作為指揮官,通過民族英雄事蹟薰陶,養成兒童強健體魄和豐富軍事技能;同時,注重培育兒童社會服務意識,使之成為抗日動員的積極宣傳者。為直觀地呈現戰時教育內容,他將報紙上有關抗戰的圖畫剪貼於日記中,圖畫下方配有“四六分租,主佃雙方快樂”、“加緊生產,收成超過幾倍”、“吃飽肚子,打仗節節勝利”、“打走鬼子,大眾安居樂業”等標語,這些內容既與他對兒童的培養期望高度契合,亦彰顯出其對戰時國人的普遍期待。此外,他還在日記中抄錄《中國童子軍誓詞及規律》的核心內容,致力於將學生培養成做事能力強、習慣良好、常識豐富、體魄健全,且兼具智、仁、勇品質的青年。周廉臣的教育事業並非持續未斷。 1938 年春,他經友人舉薦再任教職,然其教育工作的具體時長已無明確記載。 1943 年 7 月印行的《資源委員會運務處職員錄》顯示,“周廉臣,字養之,三十七歲,江蘇鎮江人,1940 年 10 月 1 日報到,為資源委員會總務處事務員。” 這一記載清晰呈現了其職業軌跡的重要轉折。 其離開教育領域的原因,或在於因戰時生計所迫而放棄學校工作,或在於隨機構內遷獲資源委員會職員一職。 無論何種情形,可以確定的是,他始終以知識分子的自覺承擔時代責任,將愛國信念融入資源委員會的工作日常,在戰時經濟建設與後勤保障中踐行日記中強調的212
抗戰救國理念。 其經歷不僅反映出戰時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更凸顯了個體選擇與國家命運的深度鏈接。 周廉臣在維持生計的前提下,通過職業角色的身份轉換,將救國理想變為多元行動,成為全面抗戰時期知識階層精神世界的生動縮影。 進一步說,普通人的抗戰正是在生存考量與愛國情懷之間不斷平衡的結果。三、淚眼中的家國作為流亡途中的內遷難民與兼具家國思量的知識分子,周廉臣目之所及,盡是山河破碎、生靈塗炭。 其逃難經歷中深沉的家國之思,彰顯出知識分子“忍不住的關懷”。這種對國家的熱愛與時局的憂慮,集中體現於札記書寫中。 他將摘錄的日軍暴行報導命名為《倭寇獸行錄之臥薪嚐膽恥復此仇》,題名既深含對侵略者的痛恨,亦寄託著國人奮發圖強、重建山河的強烈願景。早在離寧之前,他便關注法國傳教士饒家駒(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曾任華洋義賑會會長)赴松江視察的報導,並形成深刻認知。 原報導稱,在滬從事救濟事業的饒家駒抵達松江後,發現全城已成瓦礫場,日軍駐兩師團,華人幾被殺戮殆盡,沿途僅見 5 人且形容枯槁。周廉臣由此感慨上海至南京之間昔日人口稠密的區域已成焦土,視松江的淒涼景象為該區域戰時情形的典型寫照。 彼時尚未流亡的他,在授課之餘仍憂心京滬間大量人口的遷徙去向,而報導中上海至松江“目光所及,田野不能見一物”的荒涼景象更令其痛心不已。札記系統記錄了多則日軍暴行。 在松江,日軍“皆滿攜由鄉間獲得之劫掠品,並有洋車若干,裝載箱囊物品,跟隨於軍馬隊後,其狀極為奇特。 騎於驢車甚至水牛背上之日兵奔馳於田野者,隨處可見。 日軍之炮架上則縛小豬多口,至於鄉間之雞及野禽,亦皆為日軍搶去”。在盱眙、來安一帶,日軍殘殺無辜民眾千餘人,盱眙城內兩千家居民經浩劫餘 200 家,損失達 200 萬元。 英國駐滬記者電稱,自日軍佔據京滬一帶後,華人被殺者 30 萬人。 該電文遭日方檢查所扣留。 從蘇州逃出的商人證實,日軍將無法逃離的老幼婦女五六十名集中囚禁,每日由其司令部發入內券 600 張供輪流逞慾,並以每日兩百輛載重車將劫掠品運往上海,總價值達五六千萬元。此外,留日僑胞亦遭殘害,僑務委員會委員楊壽彭(廣東香山人,曾任中國同盟會副會長、中國國民黨駐神戶直屬支部執行委員等職)於 1937 年 9 月 15 日被神戶憲兵拘押,同被囚禁的僑胞 34 名受盡折磨,楊則最終死於獄中。這些暴行如尖刀般刺入周廉臣的心,令他悲憤交加,深感“國將不國,家園不在”。 私人日記中的系統記錄,既是對民族傷痕的文本留存,亦是愛國精神的直觀映射。 這些札記用文字定格了日軍的侵略罪行,深刻展現了知識分子在烽火歲月中的家國情懷。周廉臣的流亡之路伴隨著秩序崩解之時的眾生相,個體行為空間被極度壓縮。 其自南京返鄉途中,見千餘川軍調防西移,“狀極狼狽可憐,隆冬天氣,甚至有僅著軍短褲者”。 由家返京時,又因軍隊強徵壯丁屢受驚擾,不僅目睹村民四處逃亡,自身亦加入避丁隊伍。 途中所見駐軍形容憔悴,“均著單衣褲,望之慘然”,向守城軍士韓某討水時,對方稱“縣府遷走,縣局與保安隊無形解散,余一二日即擬逃走,汝輩先行,余即步後塵”。 後又遇逃兵王某形跡可疑,“解開包袱,內裡均係綢緞衣料”,周推測財物係沿途劫奪所得,由此發出感慨:“如此軍人何止千萬,吾民浩劫先受國軍糟擾,再受敵寇蹂躪,如此貪生怕死、利慾薰心之軍人焉能以之抗敵哉,其必敗無疑也。”因對王某心存忌憚,周廉臣“夜不成寐”,盡顯流亡者的生存焦慮。在蕪湖候船期間,他與同行者以 53 元高價乘坐軍用民船,押船下士班長雖“為人直爽”,卻在中途換船時再度索費,周指斥其借“國難時期實行敲詐”。儘管不滿敲詐行為,但軍人押送的船隻可以規避散兵劫匪。 陳達宇對此深有體會:“在蕪湖312
的兩岸,聚集著許多打垮了的散兵,等著封船後退,可是因為戰火的逼近,船隻早已躲避一空,他們弄急了,便在江面上亂封船。” 周雖憑藉謹慎避開了行船時的侵擾,但在湖北黃石港候船時遭遇傷兵滋事,只能隨下水輪暫避;在漢口賓陽門車站又遭小軍官搜身,因無財物方得走脫;長沙尋船時,船長因“恐軍隊封差”、“恐難民眾多與傷兵滋事”而變更開船時間地點。1937 年 11 月 21 日抵達長沙,他觀察到傷兵難民聚集都市,建議政府收容疏散,部分滋事者經懲處後收斂。 在衡陽車站,則慶倖乘軍人車廂“不甚擠,亦不查票”,但目睹孩童為避兵役渾身淋濕的慘狀,又心生憐惜之情。周氏一路與傷兵、亂兵遭遇,構成戰時個體對社會變動的直接體驗。 在戰爭邏輯下,普通百姓的生存弱勢被極端放大,生死安危往往系於瞬間。周廉臣的內遷之旅,亦交織著時空錯位中的複雜心緒與價值判斷。 在內遷之前由家返京途中,已萌生家國之痛。 途經東山時,目睹“建築偉大而奇異,行將見棄於敵手”的蒼涼景象;遙望京都,雖見“氣象壯偉,形勢天然”,卻對日軍入侵威脅保持警惕;行至雨花台,又因防禦工事太過遲緩憂心如焚;抵達南京校內後更悲嘆“心血結晶佈置付之一毀”。這些觀察為其後續流亡經歷埋下情感伏筆,而在漫長的流亡歷程中始終心繫漸行漸遠的故鄉與往昔工作地域。 1937 年 11 月 27 日,日機在鎮江丹陽一帶實施轟炸,投彈逾百枚,造成重大人員傷亡與房屋損毀,此時周正自南京返回家鄉途中。12 月 27 日,歷經艱辛抵達蔣市街周家後,通過報紙獲悉鎮江已於同月 8 日淪陷,當日其正於湖北武穴水域隨舟漂泊。報端所載“敵軍侵入鎮江時……該地房屋被毀殆盡,斷壁殘垣,滿目荒涼。 該地民眾除有一部分入山匿避外,其餘均被殘殺,屍首狼藉,血流成渠”的內容,令其讀罷“痛泣在胸,熱血沸騰,非復斯仇誓不休也”。當知悉日軍佔領南京 39 天之後“仍有許多地方大火尚在焚燒中,恐怖之時期仍未度過”,且所有商業區均已淪為廢墟等慘狀時,身處異鄉的周廉臣不禁發出“回首燕雲,東望京滬,不免有故國悲感”的感嘆。1937 年 12 月的流亡行程中,周廉臣情感劇烈波動。 6 日抵達彭澤馬當鎮時,目睹工人日夜趕築封鎖工程,其將國防建設的緊迫與舟行逆風的困境類比,以“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喻指抗戰形勢。 然 5 天之後於湖口得悉日軍侵入南京光華門、通濟門並佔領空軍總站,遂哀嘆“料大勢已去,南京恐將不保矣”。 又聞南昌空襲噩耗,其在流亡途中持續承受戰事惡化的精神衝擊,乃痛心疾首道:“目睹我錦緞河山行將被倭寇鐵騎橫逞,可慨也!”此後在赴漢口途中,武昌鄉師宣傳隊的愛國歌聲激發周廉臣愛國熱情,但偶遇逃出的南京站某報務員,兩人同病相憐,談及南京淪陷慘狀則“長敘許久”。這些即時性的情感體驗,生動地再現了個體命運與民族危亡的緊密關聯。自漢口沿粵漢路至長沙途中,周廉臣對內地社會的觀察蘊含著對家鄉的思念與戰爭的思考。鄉村社會呈現出“居民多獨居成村落,造屋材料均用土磚,瓦房與竹房各半。 居民生活極苦,多營小本業,在車站兜售”的貧困圖景;長沙、武漢等都市則延續著“奢侈享樂,崇尚摩登,好逸惡勞”的消費文化,遂發出“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慨嘆。 同時,異鄉與故鄉在語言、貨幣等生活細節上的異同,如“言語普遍均能聽懂,生活程度較京都稍低,習慣人情,與蘇地大同小異”,“語音多開口呼,與蘇地略別”,“蘇幣市面不用,通用以湘省銀行紙幣及中央法幣為準”,又不斷觸發對淪陷家鄉的深切思念,凸顯流亡者身份認同的矛盾與掙扎。在湘潭途中,周廉臣對市井經濟的觀察進一步深化了其對戰時社會的理解。 他既目睹因人口遷徙帶來的商業繁榮,又發現小商販“互嫉營業,競價出售,每角十六包”的生存困境,由此得出“社會不景氣之現象可見一斑,均為生計所迫”的理性判斷。即便在友人家裡短暫安居,周廉臣的流亡者身份意識依然十分強烈。 他看到街道小學蓬勃向412
上的精神面貌,既心生欣慰又因無法繼續從事教育工作而倍感悲涼。 友人家豐衣足食的生活場景強化了其對家鄉親人的思念與擔憂,異鄉人的漂泊感與對故土的眷戀之情交織於心。 帶著深沉的家國之痛,周廉臣最終踏上內遷桂林的旅程。 從現存日記可見,周始終以文字為載體,持續記錄流亡者的生存實態,表達對家國命運的深刻思索。四、結語日本侵華,國土淪喪、家園毀於戰火,周廉臣為謀生存踏上內遷之路。 遷徙途中,他既因亂兵劫掠而憤懣,又不得不借助軍隊押送的車船以求平安;目睹異鄉百姓生活安寧,甚至親歷湘鄉友人闔家團圓,卻難掩自身與家人離散、故土淪陷的悲愴。 現實境遇與內心情緒的強烈反差,使之即便寄情他鄉山水、感受友人溫暖,精神世界仍飽受煎熬。 與定居湘鄉蔣市街、回歸田園勞作的三弟相比,作為保持閱讀習慣的知識分子,周廉臣所見山河破碎之景、所念民眾苦難之情,持續加劇其作為流亡者的身份焦慮。 從湘鄉經桂林至重慶的輾轉歷程,雖結束了地理空間上的流亡,但思家愛國之情與面對現實的無力感相互交織,精神始終處於流亡狀態,且隨著對家國命運的憂慮與現實困境的無奈加深,這種漂泊感愈發強烈,深刻影響著精神世界與生存體驗,折射出當時知識分子普遍面臨的精神困境。內遷難民群體龐大,逃難經歷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珍貴記憶。 周廉臣作為戰時內遷難民群體中的親歷者,既經歷了難民群體共有的艱難困苦,亦具備知識分子的特殊性。 他既無政府官員的優渥內遷條件,亦不具備菁英階層免於長途奔波的經濟實力,但教師職業積累的盤纏路費和人際網絡使之境遇又不同於廣大底層難民。 他無需如眾多難民般忍饑挨餓、沿街乞討,甚或賣兒鬻女以維持生計。 其三弟雖無穩定職業與廣泛社會關係,卻憑藉家庭血緣紐帶,在與兄長一同內遷後共享社會網絡帶來的效益,從而擺脫了普通難民在饑餓線上掙扎的命運。 從這一角度而言,他無疑是幸運的。周廉臣流亡日記的珍貴之處在於,它不僅記錄了自身與底層難民相比條件稍好的逃難體驗,更描繪了那些生活無以為繼的難民群像。 作為親歷者,他對這些群體懷有共同的時代體驗和深摯同情。 而教師職業帶來的有限內遷資源,既未能減輕遷徙中的身心勞頓,亦平添了些許知識人的憂思緊張。 正是通過諸如周廉臣之類的普通知識分子的記憶留存,後人才得以讓“失語者”發聲。 普通民眾在戰爭摧毀家園後的生存抉擇,是國家和民族面對外敵入侵時不屈精神在個體層面的生動展演。 儘管多數內遷民眾未能留下任何文字記載,但通過類似周廉臣的個體日記等史料,我們得以窺見戰時民眾為生存拼搏的身影。 這些看似平凡的個體經歷,實則是民族精神的微觀縮影,他們的血淚與哭喊及為生存努力遷徙的行動,彙聚成照亮黑暗歲月的星火,共同書寫了中華民族在危難中永不屈服的篇章。①參見蘇智良等編著:《去大後方———中國抗戰內遷實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②如萬振凡、何金華:《兩難的困境:抗戰時期的難民回流問題(1938—1940)》,南京:《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3 年第 2 期;程朝雲:《抗戰初期的難民內遷》,北京:《抗日戰爭研究》,2000 年第 2 期;王春英、吳會蓉:《抗戰時期難民遷徙與“內遷文化”的形成》,成都:《西華大學學報》,2015 年第 5 期;孫彥魁:《抗戰時期難民群體初探》,南京:《民國檔案》,1991年第 2 期,等等。③《周廉臣流亡日記與札記》(1938 年 1 月至 2 月),南京市檔案館編:《南京市檔案館藏抗戰家書及流亡512
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 年。④達文:《蘇州淪陷記》(1937 年 11 月 27 日),香港:《戰地通信》,1937 年第 8 期。⑤《因日軍之突破蘇州,南京恐慌,各部院將一律遁入腹地,寧方似仍圖死守南京說》,馬來亞檳城:《現代日報》,1937 年 11 月 22 日。⑥⑦ 陳方正編輯、校訂: 《陳克文日記 ( 1937—1952)》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第132 頁;第 128 頁;第 134 頁。⑧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59):〈東京朝日新聞〉與〈讀賣新聞〉報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7 頁。⑨《南京糧荒物資亦極缺乏,各學校及公共機關率多停止工作》,北平:《世界日報》,1937 年 10 月 4 日。⑩南京市檔案館編:《南京市檔案館藏抗戰家書及流亡日記》,第 232頁;第 232 頁;第 233 頁;第 234 頁;第 234~237 頁;第237 頁;第 238 頁;第 245 頁;第 246 頁;第 248 ~ 249頁;第 249~250 頁;第 250~ 251 頁;第 251 頁;第 252頁;第 253 頁;第 270 頁;第 259~260 頁;第 267 頁;第259~267 頁;第 268 頁;第 263 頁;第 254 頁;第 255頁;第 255 頁;第 255 頁;第 255~258 頁;第 257 頁;第236 頁;第 241 頁;第 246 頁;第 253 頁;第 237 頁;第255~256 頁;第 257 ~ 258 頁;第 240 ~ 243 頁;第 247頁;第 248 頁。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 5 冊,台北,2014 年,第 573 頁。《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關於難胞回籍資敵的三點建議致社會部之公函》(1940 年 4月 24 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社會部檔案,卷宗號一一(2)—3699。《中央社會部職員鄒壽昌關於如何解決來渝義民生計以杜絕潛返武漢之風的提呈》 (1940 年 4 月 2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社會部檔案,卷宗號一一(2)—3699。《賑濟委員會為在渝義民生計一事致中央執行委員會社會部之覆函》(1940 年 5 月 3 日),南京:中國第 二 歷 史 檔 案 館 藏 社 會 部 檔 案, 卷 宗 號 一 一(2)—3699。陳達宇:《八年流離》,南京市檔案館編:《南京市檔案館藏抗戰家書及流亡日記》,第 204 頁;第 213頁;第 208 頁。《丹陽縣師來鎮參觀》,鎮江:《新江蘇報》,1930 年12 月 18 日。朱佐廷筆述:《小學教育實際問題:劉百川先生在丹陽縣中小學成績展覽會講》(1933 年 10 月),鎮江:《江蘇教育通訊》,1933 年第 1 卷第 4 期。《普育小學改稱小西湖小學案》 ( 1933 年 9 月 8日),南京市政府秘書處:《南京市政府公報》,第 132期(1933 年);《普育小學改名小西湖小學,變更入學資格》,南京:《南京晚報》,1933 年 8 月 11 日。《南京市市立簡易小學一覽表》,南京:《新南京》,南京市政府秘書處,1935 年。《廣西中山紀念學校概況》,出版地不詳,1938 年,第 19 頁;《廣西中山紀念學校校長李相勖就職》,南寧:《南寧民國日報》,1938 年 3 月 17 日。岳謙厚、侯采坪整理:《一個鄉村知識分子的抗戰記憶———郝星久日記》,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 4 頁。凌青編著:《民族解放戰爭的戰略和戰術》,上海:上海雜誌公司,1938 年,第 1 頁。《中國童子軍誓詞及規律》(1933 年 9 月 28 日),廣州:《廣東教育月刊》,1933 年第 2 卷第 12 期。《資源委員會運務處職員錄》(1943 年 7 月),出版地不詳,1943 年,第 7 頁。具體論述參見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 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饒神甫談松江劫後慘狀》,《中央通信社稿》,1937年 11 月下卷,第 394 頁。《敵機轟炸鎮江丹陽》,《中央通信社稿》,1937 年11 月下卷,第 321 頁。《一週大事日記》 ( 1937 年 12 月 8 日—12 月 14日),上海:《國聞週報》,1937 年第 14 卷第 49 期。作者簡介:岳謙厚,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院教授。 南京 210023[責任編輯 陳志雄]612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另類“商客”:無錫“商民保姆”錢孫卿的上海歲月付海晏[提 要] 錢孫卿是近代無錫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更是唯一被認可的“商民保姆”。 無錫淪陷前後,他以商會領袖身份積極投身抗戰,拒絕參與偽政權。 避難上海期間,他仍以多種方式堅持抗日活動。 面對日本特務和地方偽組織的勸誘,始終堅守愛國愛鄉立場。 在上海這一更廣闊的舞台上,錢孫卿積極參與旅滬同鄉會的社會救濟工作,尤其注重維護桑梓利益。 為此,他與楊翰西等敵偽勢力保持了一定的社會往來。 淪陷時期錢孫卿在上海的活動,進一步彰顯出他不僅是“商民保姆”、“地方人民利益”與“工商界合法利益”的代表,更是一種另類的商客———在過渡時代中,既秉承傳統士紳精神,又體現新興資本家價值理念,同時融無錫地方與國家利益於一體。[關鍵詞] 抗日戰爭 錢孫卿 商客 商民保姆 無錫旅滬同鄉會[中圖分類號] K2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217 - 121920 年代,楊蔭杭在論及商人與政治關係時,曾尖銳批評“商客”現象。 所謂“商客”,實為政客化的商人,“周旋官場、長於奔走開會者,大率皆商客也”。 其可分為兩類:一為官僚式商客,或自商而官或自官而商;二為流氓式商客,乃民國特產,本身與商業毫無關聯,“然開會時之口才優於真正之商人,選舉之運動力強於真正之商人。 凡商人舉代表見官長,無一次不挺身而出。 凡商人打電報有所陳述,無一次不列名。 見中國官長,則慷慨陳辭,動則曰‘商民公意’,動則曰‘中國主權’。見中國官廳不利於己,則又表明其本籍為外國籍,或乞靈於外國之官廳。 此類商客,今亦風行,但‘曲辮’之官僚,每誤認為真正之商人。” ①在此背景下,錢孫卿卻是一個反例,堪稱近代商人中的另類“商客”。 1949 年 3 月無錫解放前夜,中共華中工委會調研室編撰的《無錫概況》將其列於工商人物首位:“錢孫卿,64 歲,無錫人,住七尺場 3 號。 曾任議員,工商中學校長,蘇省民政廳第一科科長,十三年任無錫市總董。 現任商會理事長,平時敢說,能博得一般市民信仰。” ②這段文字雖簡,但對於錢孫卿經歷、性格與身份的概括大體不錯。 在無錫眾多資本雄厚的商業家族與複雜政治勢力交織的環境中,錢孫卿既無顯赫政界背景,亦無巨額資產,卻在地方享有極高聲望,“一言一行,對社會上無形影響力甚大” ③。 究查原因,在於錢孫卿“淡泊自甘”,“不做軍閥走狗,不跟政客尾巴” ④,被地方民眾視為唯一“能替大眾說712
幾句話吐一口氣”的“商民保姆” ⑤。作為近代無錫官民共同推崇的紳商領袖,儘管有關錢孫卿的資料整理與研究方面已有若干成果,然相較於其實際地位與影響,尤其是抗戰時期的經歷⑥,仍有巨大的研究空間。 全面抗戰前後,錢孫卿長期擔任無錫商會會長、理事長等要職,在維護商民利益、推動地方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無錫淪陷後,他“息影滬上”,敵偽多次“要他回錫主持地方,他始終為著正氣,為著民族,而不為所動,保持著他的清風亮節” ⑦。 本文以錢孫卿自編年譜等資料為基礎,嘗試梳理其在抗戰爆發後“息影上海”期間的重要活動。 無錫淪陷前後,他以商會領袖身份積極投身抗戰,拒絕參與偽政權。 避難上海後,仍以多種方式堅持抗日。 面對日本特務與地方偽組織的勸誘,他始終堅守愛國愛鄉立場,拒絕與敵偽“合作”。 同時,錢孫卿充分利用在上海的更廣闊舞台,積極參與旅滬同鄉會的社會救濟工作,並在愛護桑梓、保護地方利益的前提下,與楊翰西、錢鳳高、周阿福等敵偽勢力保持了一定的社會交往。 他在上海的活動,不僅進一步印證了其作為“商民保姆”和“地方人民利益”、“工商界合法利益”代表的角色,更體現了一種另類的“商客”形象———既秉承傳統士紳精神,又體現新興資本家價值理念,同時融無錫地方與國家利益於一體。一、積極參與抗戰無錫商會是近代無錫最重要的社團組織,錢孫卿作為商會常務委員會主席,主導無錫商界三十餘年,可謂地方士紳中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人物。 全面抗戰爆發前,在地方商會及實業團體的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中,身為商會主席的錢孫卿以自己作為辦理選舉人員需迴避為由,主動聲明不參選,並公開提名更年輕的“政治實業家”薛明劍為候選人,強調在中日戰爭一觸即發的形勢下商界須保持團結:“國家禍至無日,地方明達,宜以大局為重,須謀團結一致。 代表有無,在今日無關大計,豈可因此遽啟釁端?” ⑧此舉既確保了選舉順利,亦維護了商界團結,為全面抗戰爆發後無錫地方協力應對變局奠定了基礎。七七事變後,無錫各界積極組織抗戰,“地方一切組織,咸均委重商會”。⑨1937 年 7 月 28 日,“無錫各界抗敵後援會”成立,由國民黨縣黨部、總工會、縣商會、縣農會、縣婦女會、旅外學生服務社、律師公會、醫師公會、新聞記者公會、救火聯合會、童子軍等團體聯合組成,主要從事募捐、慰勞、救護、收容傷兵難民等工作。 後援會以縣商會為首,總部辦公處設於前太平巷縣商會內,錢孫卿以商會主席身份擔任主任委員。⑩除抗敵後援會外,無錫其他重要組織如軍運代辦處、難民救濟會、江蘇航業公會等,亦均由無錫商會主導,錢孫卿自然扮演了無可爭議的領導角色。 他曾自云:“時地方重要組織,尚有各界抗敵後援會、軍運代辦處及難民救濟會等組織,凡捐募物資慰勞將士、輸送難民安置後方、組織救護隊救護傷兵及難胞等事,亦均以商會關係,由余主之”。錢孫卿的孪生孿生兄長錢基博亦記述:“二十六年,抗日興軍。 予季以無錫縣商會主席、江蘇航業公會主席,而被委任主任軍站供應。 予季以匹夫有責,不敢逃命,則徵集汽輪,以供運輸,凡幾百艘,徵集米麵,以供糧食,凡幾萬袋。 而各輪船公司、各廠家以予季服勞地方,未嘗以自私利,予取予求,悉索惟命。” 軍糧供應是錢孫卿抗戰期間的重要貢獻之一。 八一三事變後,無錫縣長隴體要轉達江蘇省政府指令,委任錢孫卿為地方糧食調節處處長,土地局長丁松林為其副手。 錢孫卿慨然應允:“待罪地方,義無逃避,事請官辦,責歸某負,何如?”無錫是近代重要的糧食市場,因此戰爭爆發後成為軍糧採辦要地。 江蘇省指令無錫成立地方812
調節處,而錢孫卿成為官方信任的處長,在軍糧採辦中展現出卓越擔當,雖強調得罪地方義無逃避,卻能妥善處理軍政部與農本局同時購米導致的競爭。 據錢孫卿記載,最初軍政部在無錫駐有特派員專門採辦軍米,隨後農本局也派委員來無錫大事買米,並與碾米業接洽,頗有壟斷糧食市場的趨勢。 兩個部門同時在無錫買米,糧商則“構煽其間,以致頗有齟齬”。 錢孫卿以軍運代辦處、糧食調節處處長身份,建議縣政府召集雙方及糧商公開質詢,最終農本局委員因無公文憑證離去,軍米採辦由此歸一,避免了糧商操縱和市場混亂。無錫淪陷後,錢孫卿避居鄉間,勸導地方區長加強聯絡、團結守望:余抵鄉後,先集上下家屬,告以大局劇變,將家事略作處分,並分寄叔兄及在外兒子信,告邑中事,亦略指示難中方針,聽其相機自處。 鄉人來詢城息者紛紛,四區區長朱鏈、十區區長馮俊彥及石塘灣孫克明、洛社劉邦彥等,先後相過,余均告以政府已將棄我,鄉間須有組織,可先聯絡楊墅園、新瀆橋、陸區橋、張舍、胡垠等鄰近村鎮,暫作臨時團結,各處傳遞情報,並定守望相助,以備應付萬一。1938 年 2 月 20 日,他輾轉至上海,隨即組織江浙同鄉會,較有影響的成員包括蘇州張一麟、錢琳叔,鎮江陸小波、王小川,常熟龐甸材,嘉定程傳德等名紳。據錢基博稱,錢孫卿乃江浙同鄉會發起人:“予季則建議糾集江、浙兩省士紳之亡命而至者,成同鄉會,月兩聚餐於八仙橋之青年會,以資搏結而圖善後” 。 江浙同鄉會除聯絡鄉誼外,也成為各方勢力尋求政治支持的重要平台。 憑藉這一組織,錢孫卿也獲得了相比無錫更大的政治活動空間。 1939 年汪精衛蒞滬,企圖介入同鄉會活動,錢孫卿約集會員自動解散,另在浦東大廈六樓組織“江蘇各縣旅滬同鄉臨時通訊處”,維持小型集會。 八一三抗戰週年時,錢孫卿清理了無錫淪陷前商會經手的抗敵後援會各界救國捐款,以縣商會主席名義全部匯往重慶,以示效忠祖國,支持抗戰。 他先以無錫商會會長名義致函無錫遷滬各銀行,請求清理商會經手的各界民眾捐款數目。 中國銀行、江蘇銀行、上海銀行等配合辦理,查明各銀行所存無錫商會經手、不同賬戶名下存款、救國捐、救國公債等共約 23,169.609 元,並遵照錢孫卿的要求,將所有款項作為雙十節獻金匯解中央銀行,同時在《江蘇鄉訊》發布公告。對於此事,錢基博亦有記述,並提到錢孫卿嚴責攜款隱匿者,強調“國家喪敗,而廉潔不可墮;地方紊亂,而風氣不可壞。 雖亡老成人,尚有典型。 吾斯以無負於地方者,無負於國家矣”。1944 年 4 月,錢孫卿當選為無錫旅滬同鄉會理事長。 時國民黨中統江蘇省室主任黃大臨秘密抵達上海,代表重慶國民政府推銷“勝利公債”,錢孫卿將其介紹給榮德生、王禹卿、唐星海、程敬堂、唐君遠等無錫實業家,認購總額達 1,000 餘萬元。據錢鍾漢回憶,錢孫卿抵滬後很快與國民黨地下政府建立緊密聯繫。 國民黨地下江蘇省二區督察專員曹血俠甫一上任,即赴滬與錢孫卿商議無錫縣長及二區駐滬辦事處人選,並接納其推薦,由毛木君、吳邦周分別擔任上述職務。此後幾任縣長均尋求錢孫卿支持,他亦動員在滬無錫工商界人士出錢出力,協助無錫地下縣政府開展工作。二、與敵偽周旋卜正民在《秩序的淪陷》一書中指出,江南各縣淪陷後,不少地方精英選擇與侵略者“合作”。無錫城破後,與錢孫卿交好的多位商會同仁相繼落水,其中就有楊翰西與陳湛如。 楊翰西是廣勤紗廠廠主、著名實業家,長期與錢孫卿輪流擔任商會會長;陳湛如則是錢孫卿在商會中的重要助手。儘管楊、陳二人“失節事偽”,錢孫卿卻始終保持“清風亮節”,未受日方“合作”的誘惑。 在上海期912
間,面對日本“宣撫班”的屢次上門騷擾與“請益”,他始終堅守愛國立場。1937 年無錫淪陷前夕,楊翰西、張揆伯等城內精英多避往南鄉,“一時名流咸集”。 據錢孫卿之子錢鍾漢回憶,日軍在攻陷無錫前便已知悉楊翰西等名流居處,特派翻譯至南鄉,要求楊出面組織維持會。12 月 8 日,楊翰西派人赴西鄉邀錢孫卿速往南鄉商議今後去向,專函由楊親筆署名、錢孫卿的老師許彝庭代書。 錢孫卿收信後“頗躊躇”,不願前往,並已察覺楊翰西有意“落水”。 因無錫淪陷前後,楊並未遷出其龐大的企業資產,更於 11 月 29 日在南鄉召集士紳緊急會議,懸掛日本國旗,宣佈中國敗局已定,並派張揆伯等五人入城與日軍談判。 事實上,在錢孫卿 8 日收到信函之前,楊已與日方初步達成協議:日憲兵隊“宣撫班”同意其籌組偽自治委員會(維持會),並於 5 日派長子楊蔚章與日軍接洽。 錢孫卿的猶豫,顯然是因為深知楊邀其南行,實為“拖人下水”,而這恰是日人所樂見的。因掛念妻子及在南鄉的五子錢鍾魯與姻親,錢孫卿在友人———無錫幫會頭面人物、輪船公司老闆陳榮泉———的勸告、擔保與陪同下,於 9 日晨自新瀆橋啟行,傍晚抵南鄉許舍,宿於陸鴻聲宅。 此時得知“紅卍字會張揆伯、張仁山及李仲臣、楊蔚章、范薪之、孫維嘉均已赴城”。 10 日,錢孫卿拜訪楊翰西。 關於會談內容,錢僅簡略記載:“相對唏噓,旋談邑事。 余以過去立場,不宜再有過問”。這番隱晦表述,實為拒絕參與偽組織。 錢鍾漢則在回憶中講言其父在會談中堅決表示不參與,並勸楊也不要親自出面。然而有史料顯示,會談當天,日軍“宣撫班”班長白澤茂已與楊翰西代表團達成協議,正式成立偽自治委員會。錢孫卿年譜中也記載了此事:“以張揆伯為委員長,孫維嘉為秘書長,張仁山、張桐、楊蔚章、范薪之、李仲臣、楊仲滋六人為委員,聞分總務、時務、警務、工務四組,一切皆仿蘇州也。” 在這份偽自治委員名單中,楊翰西雖未親自出面,但其子楊蔚章位列委員,可見楊氏已深度參與。 目睹舊日同僚與友人附逆,錢孫卿最終選擇與之分道揚鑣。 返回西鄉後,因傳聞有人逼其出山參與偽組織,錢孫卿“變易姓名為孫少卿,越境而至常州戴溪橋朱翁竹筠家暫避”。1938 年 1 月間,他在戴溪橋注意到無錫偽政權發生了變動,楊翰西出任委員長,許彝庭、秦亮工、楊高伯、秦琢如、王克等人成為委員。對於日本侵略者而言,拉攏或脅迫最具影響力的地方精英參與偽組織是首要目標。 錢孫卿注意到,日方認為楊翰西的影響力遠超過紅卍字會張揆伯等人,故迅速改組偽自治會,強令楊親自出任負責人。 錢孫卿避居常州期間,謝勝璧的地方武裝也注意到他。 據錢記載,謝部活躍於宜興、溧陽一帶,曾在溧陽誅殺偽自治會長陳某,“以其為漢奸也”;在宜興則強逼某名流任縣長,“大掠馬山,常紳避此者頗為所窘”。 謝勝璧遣人持介紹信求見錢孫卿,但錢視其為“匪人”,避而不見:“余固不欲用異國,但亦不能輕聽匪人假名義禍地方,知已難安於鄉也,亟思去之” 。既不願降敵,也不願被“匪人”利用,錢孫卿唯有再次出逃。 2 月 17 日晨,他由新瀆橋雇舟,繞道江陰乘輪赴滬,20 日下午抵達,深感白居易詩所謂“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之悲。 在上海期間,他仍與附逆舊同僚有書信往來。 甫到上海,便接到楊翰西自無錫來信,對錢表達了內心的無奈:“自念家傾業毀,本身一無所戀,所以遲遲在此者,邦人共命,無告相依。 更一念遺骼未埋,餓殍滿目,彷徨終夜,往往以被角拭淚。 知我如君,其亦哀其遇而憐其志乎?”對於楊氏的來信,錢孫卿頗感同情,認為“意尤牢落”,並在同鄉親友詢問無錫近況時,“均以此書示之” 。 同年,隨著南京偽維新政府及偽江蘇省政府成立,無錫偽自治會改組為縣政府,偽自治委員、無錫人秦亮工被任命為縣知事。 秦氏較錢年長,任知事後致書錢孫卿,表述內心的苦痛:“作事一本良心,事事以顧全小民生計、救度小民痛苦為主,惟強凌弱而徒知利己者,則不敢稍縱。 至吾民權利而苟可挽回者,022
亦無不舌敝唇焦,多方奔走,以維護之,乃私人痛苦接踵而來,入地獄而不能救眾生。”對於秦亮工,錢孫卿的評價是“其人謹厚,有長者稱”。楊、秦二人的來信,皆為其“合作”行為辯白,強調被迫與無奈,聲稱旨在收埋遺骼、照顧餓殍、救度小民、維護民權,這與卜正民對江南淪陷區合作者心態的研究相符。 錢孫卿在自編年譜中收錄這些信件,顯示其對二人“內心之苦痛”的同情,並感慨:“亦以見事變後,地方政情之複雜焉” 。他對老朋友楊翰西一直比較關注。 1940 年 3 月,汪精衛組建偽中央政府,監察院副院長顧忠琛、實業部次長蔡培、社會部次長顧繼武、外交部次長周隆庠均為無錫人。 據錢鍾漢記載,汪偽政府有意拉攏錢孫卿等江蘇士紳,並許以法院副院長、江蘇民政廳廳長或偽內政部民政司司長等職,均遭拒絕。此次改組中,楊翰西除擔任偽江蘇省政府委員外,還就任水利委員會委員長。 錢孫卿在年譜中稱,“楊翰西氏托言不欲多問政治,願為社會盡力”。 年譜中還用較大篇幅詳細介紹了楊翰西的治水主張,包括當年來信中的治水新論。錢孫卿自述與楊翰西在治水領域頗有共識,也曾是長期的合作夥伴。 楊氏於 1925~ 1926 年任水利工程局長時,錢為水利研究會主任,與胡雨人共同籌劃地方水利。 三人均認為無錫水利應“江、湖並籌,然後旱有所蓄、澇有所泄,而水乃為利而不為害。 籌湖,宜先拓寬西門橋及開濬閭江口;籌江,宜與江陰協力開濬黃田港。 籌江,非錫一時所能自擅,故宜先從籌湖始”。 胡雨人作為水利專家,“一時主張頗前進,與地方意見相左”,楊翰西則居中協調,“以胡君之說為主,而常協調地方之意”,最終促成拓寬西門橋及開濬閭江口,徹底解決了無錫水患。錢孫卿對老友的聯絡與評價,反映了抗戰時期地方士紳關係的複雜性。 政治上,他拒絕楊翰西的拉攏,不參與偽組織,堅守民族大義;但在避居上海期間,仍與無錫偽組織成員保持書信往來,聽其“心聲”,並給予一定的理解與同情。 這既展示了淪陷區地方政情的複雜,也揭示了戰爭背景下人性與選擇的艱難。 卜正民曾研究過南京淪陷後與日本人合作的地方精英以及貝德士等外國人,指出這些人與日方的“合作”使他們不可能成為抗日英雄,但他們自身也不認為其行為是投降。但無論如何,“意圖與結果的模糊性”證明“合作”是一種失策的選擇。 楊翰西等人的例子表明,與侵略者合作或許在特定時刻能夠起到局部救濟作用,但總體上違背民族大義,加劇地方社會秩序崩壞,加速政權內捲,進一步削弱了合作者本就不足的權威。錢孫卿對落水老友的同情與交往,或可從錢鍾漢 1960 年代特殊背景下的文字中窺見部分原因。 錢鍾漢稱,其父不願參與汪偽政權,“主要是留得此身為‘去者’(跟國民黨蔣介石撤往後方的)和‘留者’做一中間斡旋之人”。 事實上,抗戰勝利後,錢孫卿公開為漢奸辯護:“不有留者,何有去者?”(意為:沒有留下做漢奸的人,哪有你們這些跟蔣介石逃跑可以回來的一天?)他正是以此立場周旋於國民黨與敵偽之間,獲得雙方借重。作為一個例子,錢鍾漢特別提到錢孫卿與絲廠資本家、日偽鎮長錢鳳高的“特殊結合關係”。錢鳳高在擔任華中蠶絲公司常務董事、偽維新政府無錫城區鎮長時聲名狼藉,為尋求錢孫卿的庇護,主動獻殷勤,攀附本家關係,自 1939 年起常至錢孫卿家探望,贈送現款或食品,邀其投資並擔任自己開設的上海工商銀行董事長,利用錢孫卿的關係贖回周紹甫抵押的鼎昌絲廠廠產,並代替周成為主要大股東,另組公司後推錢孫卿為董事長,“從此就以錢孫卿為主要護符,以逃避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辦他的漢奸罪”。 另外,錢孫卿還在錢鳳高為主要股東的三家企業擔任董事。卜正民注意到,1938 年春江南各地“宣撫班”常赴上海動員有影響力的地方精英與商人回鄉,尋求政治經濟合作,如太倉、嘉定“宣撫班”拜訪旅滬同鄉會會長,動員他們返鄉重建秩序、投資興122
業。儘管錢孫卿離開了無錫,但在寓居上海時,仍不斷遭受日方特務(如“宣撫班”)的騷擾勸誘。1939 年,曾任無錫“宣撫班”班長的二村穰調任上海,“強邑人為介,來寓相見”,詢問錢孫卿如何安定地方、復興工廠,錢孫卿的回答是,安定地方的前提是“國家有國是”,有“人民一切之標準”。當前沒有“國是”、戰事未已,地方人心不能收拾,也無從安定。 生產是人本性,本來無需他人相勸。無錫工廠毀於兵事,復興關鍵是保障不致再毀。 錢孫卿還談到中日戰爭起因是“日本為維持資本主義、膨脹國內經濟而戰,而其結果,乃至摧毀一切資本,破壞兩國經濟,兵連禍結,勞師糜己。 中日親善而出於戰爭,異日必有坐收漁人之利者。”為防止日人造謠,錢孫卿將會談記錄郵寄無錫地方人士以正視聽。此次會見後,有人勸其速逃香港或重慶,並願資助旅費,但錢孫卿選擇留滬,理由是自己無官無職,無需自憂。 離開無錫是“明吾素志”,不與漢奸同流;留滬則為表明自己心系“人民”,“不願接近政治”。 此亦印證錢鍾漢所謂“中間斡旋”之說。 然而,這也導致此後敵偽勢力輪番動員“請益”,令錢孫卿難以擺脫。1940 年,又有“邑人”介紹“宣撫班”班長筱原氏等人來滬相見。 錢孫卿觀察筱原氏年約二十八,似大學生離校未久。 筱原氏問錢孫卿能否回無錫,錢以精力非昔、不能再問邑事婉拒。 錢詢及住宅被佔之事,對方稱“既竟佔用,無論中日,不必置意,如欲騰讓,必累他人,請姑置之”。同年,敵機關長小松潤三亦“強邑人為介,來滬相晤”,勸錢返錫合作,稱:“深悟中國局面,必須多得地方骾直之士,相與合作。 君當為鄉里計,幸速返錫。”錢答以“病體支離,亦何能為”。 小松問其如何看待日德意三國同盟,錢告以“日德意同盟,以德為主,由於德蘇有不侵犯條約,故得東西策援,成此同盟,而德蘇之於波蘭,有其歷史矛盾,一時不能易協調,必且因此破裂。 德在歐洲,又將竭蹶應戰,重蹈從前覆轍,東西懸隔,自顧不暇。 意則因人成事,不能有所輕重。 日在東方,亦必孤立。軸心同盟,未足恃也。” 小松聽後默然而去。1943 年,二村穰再度來滬拜訪錢孫卿。 二村此時任蚌埠特務機關長,徵詢錢對偽政權“清鄉”政策的看法,問為何無錫人對這一政策“多無好評”,錢以“離錫已久,地方事不甚了了”推託。 二村介紹安徽計劃從蕪湖開始“清鄉”,問“如何能使民眾了解,地方咸起協力”,錢答以“清鄉係一種善意的政治運用,首須辨別良莠,現在中國良莠,一時亦難懸斷,恐難得人民協力也”。 日人又追問有關中國政治的問題,錢稱:“此問題極複雜,非一時所能盡。 中國數百年一易代,而民族性不易毀滅,故有違反其民族性者,必敗,證以金元事而可知也。”。錢鍾漢指出,全面抗戰八年間,儘管錢孫卿避居上海,但其社會基礎反較戰前擴大。 無錫一些主要大工商資本家遷滬,這些人原是縣商會的主要社會勢力基礎,與錢孫卿保持著密切關係;同時,原本在上海開辦企業卻不管家鄉事務的工商資本家也開始利用鄉誼加以拉攏,錢孫卿成為兩方資本勢力的橋梁人物,其政治活動範圍遠超抗戰前,“成為蘇南各縣的地主資產階級能發生較大影響的代表性人物” 。 正因如此,日本“宣撫班”才多次強迫“邑人”引見。 這些“邑人”很可能就是與日本合作的偽組織成員、錢的“老朋友”們。 1942 年,錢孫卿記載“邑人多貽書,相約返錫,且疑余或因政治關係,不欲遽返者”。 他特意回信表明心志:余覆書告以過去立場及近年心跡,不敢忘鄉邑,不願問政治,且證以地方鄉老,近如薛南溟、孫鶴卿,遠則秦苣風、趙伯仁諸先輩,或見而知,或聞而知,久主邑事,譽望日損,則以少壯精力有餘,遇事多能躬親;及其更事已多,年亦漸老,左右近習,趨奉日盛,亦不能無稍假手,以耳為目,而人賣之矣,習非成是,而亦自賣矣。 此知進而不知退,《大易》所謂亢龍有悔也。近年地方諸公,能自潔以去者,惟裘葆良先生,則以民元擺脫地方,決然舉室來滬,自更其字222
曰可檸,以見意於鄉邑事絕無系戀,有壯士斷腕之風。 當時意甚欽之,以為真乃大智大勇,不愧讀書人也。 某在地方亦既有年,茲以遭時多艱,差幸善刀而藏,吾其為裘先生第二矣。 諸君過愛,幸相忘也。錢孫卿宣稱不敢忘鄉邑,但不願過問政治,如今年老精力不濟,應效仿裘葆良、薛南溟、孫鶴卿等人知進退,壯士斷腕、自潔以去。 他明確拒絕回鄉,意圖“善刀而藏”,始終清醒認識到重返無錫“主邑事”即等同於附逆。 然而,作為去留的中介與地方工商利益的代表,錢孫卿於 1946 年 2 月 15 日無錫縣商會就懲辦漢奸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一時成為輿論焦點:鄙人主張漢奸要擇尤重辦,而且要辦得快,如不擇尤重辦,枝枝節節,牽累太多,即不能辦得快。 如一漢奸處死刑,而人皆曰可殺,則此漢奸是罪有應得;如處置一漢奸,而地方人多數以為冤,則似有商榷之必要。 對整個處理漢奸問題,各界輿論似有不滿。 如某某在敵偽時為敵爪牙,鄉民受其毒者不可勝計,勝利後恃有背景,招搖過市。 鄙人要責備諸公,在地方不免徇情,不肯檢舉,同時或有冤枉者,亦應切實予以公道之主張,並希望當局對東南淪陷區之同胞,勤求民瘼,加意撫慰,要知有偽官而無偽民,不能有民皆偽、無漢不奸也。他強調既要快速“擇尤重辦”漢奸,又要對淪陷區同胞加強安慰,防止擴大化,避免“有民皆偽、無漢不奸”。 錢孫卿的發言得到與會者鼓掌認同。 他更乘勢代電當局,系統闡釋了對懲治漢奸(尤其是經濟漢奸)的觀點:應嚴格依照《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所列各款,“要以通謀敵國為前提,如無通謀敵國,則所謂漢奸者,其罪行實皆不成立”。 他贊同輿論所謂“奸有叛國之行為,罪無可赦;偽乃環境所逼迫,情或可矜”的觀點,強調懲治宜無枉無縱,而“收拾陷區人心,無枉較無縱尤要”。 因此,應依據《政治協商會議決定》與《和平建國綱領》,發動組織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嚴禁非司法機關拘捕審訊人民。 經濟漢奸的懲處,應明辨“所謂偽組織所屬之機關”僅指政治部門,而非普通人民團體,惟“通謀敵國”可構成罪行,呼籲要防止外電對於各地拘捕漢奸首以資產為對象的詬病,強調國家要有法治精神與民主態度,不忘保障人權。錢孫卿此舉旨在保護無錫工商業:“僕近在錫各界談話,對於懲治漢奸,亦略有論列,而社會一般傳說,似多疑層暗雲,空穴風來,不知何自,尤以經濟漢奸,漫無解釋,以致工商界人人自危。 竊念無錫實業為全國冠,實以工商為命脈。 毀工商,是毀無錫也,且亦危害國家也。 僕愛地方,何忍坐視,尤愛國家,不敢坐視,用敢率貢其愚,為官府備參證,為人民作保障。” 他自認公道無愧,但漢奸案多涉及財產糾紛,所言雖出於公心,亦難免招致部分利益受損者的控訴。1946 年底,無錫地方法院緝捕漏網經濟漢奸,“責妻交夫,責子交父”,錢孫卿致函首席檢察官馬希援,稱此舉“有背人道”,“當此急景凋年,倒風頻傳之際,拘捕漢奸,更足使工商陷於凋零”。 有市民隨即致函駁斥錢孫卿,稱責家屬交案並不違背人道,市面之盛衰更與逮捕漢奸無關。 不久,申新三廠員工李子昂之子、協昌絲廠廠主李瑞祥在報紙刊登巨幅廣告,痛駡錢為奸偽幕後人物。 李瑞祥在惠山建有慶雲山莊(係停厝棺柩之所),1942 年被錫金公所收買改為惠麓山莊,安葬滬上遷錫的同鄉棺柩(此舉被視為滬錫同鄉合作的重要成績,錢孫卿是此項交易的重要推動者,後文會有詳論)。 李稱係被公所代表吳臣笏、童秩群等勾結偽商會理事長陳湛如、偽保安大隊長周阿福等“脅迫勒賣,全部價款,僅得半數”。 勝利後李屢向地方法院檢察處控訴,要求返還,並向臨時參議會呼籲。 錢孫卿則代電江蘇省高院檢察處,斥責李瑞祥“籍口敵偽,圖翻成約,直以司法為兒戲”。 李父李子昂遂具狀高院檢察處,追控錢孫卿之罪,並刊登廣告抨擊錢於淪陷期間雖居滬上,卻與敵偽陳湛如、周阿福等交往,實為幕後人物。 現在錢氏又包庇奸偽,是“一貫土豪劣紳狼狽為奸之作風” 。322
上海小報稱錢氏陰溝翻船,第一次“被人吃癟” 。三、愛護桑梓作為雄踞無錫三十餘年的“商民保姆”,輿論稱錢孫卿並不是一個長袖善舞的商人,“除了祖遺的一所典當以外,並不經營任何商業,更不會投機囤積而擁資自肥。 可是他有清晰的頭腦和犀利的筆鋒,他能根據法理替大多數的人說話,他能犧牲一己為著地方福利和人民服務,因此往往為少數的官吏所側目,而獲得多數商人和民眾的信仰和擁護,實在是商民的保姆。” 無錫淪陷後,錢孫卿息影滬上,但仍心系桑梓。 其主要事蹟略有如下諸端:一是勸導地方勢力從善,愛護鄉土。無錫淪陷前,錢孫卿便告誡地方幫派與豪傑人士嚴守幫規,維護地方體面:余則乘間托吳正榮、毛木君、蔣仲良、陳榮泉等,約集城鄉開堂收受弟子、庶幾所謂豪傑之士者數十人,在商會公開談話,告以“大局未可知,而地方不可自亂,諸君素以豪傑好義自負,正宜有以自效,為地方留體面,異日功罪,均在此時。 余知諸君各有幫規,此時宜嚴厲執行。 余在地方無負諸君,亦望諸君幸納吾言。”則皆唯唯應曰惟命。 時地方開堂收受弟子者,有數大派:一為季雲卿,似陳榮泉亦隸弟子籍,咸土著;一為陸連奎,則蔣仲良似為其關係人,有外藉,而吳正榮則在地方任水巡偵緝有年,已七十餘,於此輩有宿望,尤所謂老將。 別有所謂鎮江朱二太爺幫者,則毛木君在錫實為主盟,多水警中人,而鄉間季伯琴、黃貞白,亦其支流也。 至余離錫,而地方有事,是輩均出力相助,無有非分滋事者,可嘉也。1938 年無錫淪陷後,“某邑人”借鄉誼夤夜拜訪,錢孫卿勸其作為蘇人應愛護地方。 對友人介紹來滬拜會的幫會人物“西鄉周某、北鄉董某”,他聲淚俱下地說道:“余雖離錫,而桑梓敬恭,未嘗一日去懷。 既荷諸君相念,深望推余夙昔愛護地方之心,勿輕殺異己,勿多禍人民。 亂世報應最快,嘗聞先人遺訓,戰時發橫財者無傳代。 諸君異日功罪,全視有無餘財,幸各自愛,可相見也。”聞者無不動容。 所謂“西鄉周某”,即投靠日人的幫會頭目、無錫保安隊長周阿福;“北鄉董某”則為董志民。錢鍾漢回憶:“無錫四鄉的土匪遊擊隊為了取得國民黨軍隊番號,不少都上門求請接引門路;甚至有在投偽以後還上門請求諒解或致電的。 我記得上過門的,有周阿福、董志民和嚴文惠,其中周阿福還曾由錢孫卿之命,不經我同意,就把他女兒認作我的乾女兒。” 至 1942 年,周阿福、嚴文耀、張鶴亭等來滬,“以鄉誼相約見過,且見其衰病而致慰藉也”。 面對這些地方偽軍與土匪頭目,錢孫卿告誡他們:“諸君今日有無誅取鄉里? 有無縱恣為害? 余離鄉久,固無所知。 而要之地方功罪,全視鄉人好惡,眾好可以減禍,眾怨決無倖免。 天道忌巧,人心惡盈,諸君乘時而起,不能為國馳驅,須知保護地方。 佛說自度度人,禍福惟人自召,吾願諸君之學華先生,而無為王將軍也,敬以此杯飲水,為諸君祝福。” 錢在年譜中提到“當時聞者,亦頗感動也”,但實際上,周阿福等漢奸的罪行表明,“頗感動”之效未必真實。1945 年春夏間,因江南各縣“強徵軍米及租稅須徵實物”,在無錫、武進等地引發聲勢浩大的先天道暴動。 先天道號稱“佛力保家會”,本身極具封建落後色彩,道首們在內部提出“先打新四軍,後打忠救軍,再打東洋人”的口號。 在中共錫澄地區黨組織引導下,先天道將鬥爭矛頭轉向日、偽、頑。 自 1945 年 2 月至 5 月底,先天道發動大小暴動 90 次,殺死日軍 30 餘人、偽軍百餘人,搗毀稅所、檢問所、海關、車站 10 餘處。日偽為平息暴動,採取了“剿撫兼施”的手段。 5 月 6 日,偽無錫縣長逮捕倪子才、倪子裕、周玉書等 13 名道首;7 日,澄錫虞地區日本最高司令官發表《告先天道會員422
書》,明令取締;9 日,偽無錫縣長限令先天道於 5 月 20 日前解散;18 日,日軍策劃先天道教主姜明波及道徒 5 人在無錫城公開試法,6 人被機關槍射死。 轟動一時的先天道逐漸煙消雲散。 在善後中,錢孫卿扮演了重要角色。 據時任武進縣商會理事長蔣克定回憶,暴動後,他會同無錫商會理事長陳湛如及兩縣旅滬紳商錢孫卿、唐企林、蔣慰先等人,走訪日寇登部隊(駐江浙兩省)參謀長近藤,強調事件起因是官員貪贓枉法激起民憤搶糧,日軍因阻止群眾搶糧而被打死,實屬“官逼民變”,並非抗日部隊所為。 日軍基於種種考慮,同意以“官逼民變”處理,槍決偽江蘇省糧食局長后大椿,並沒收其財產充作日兵撫恤金;“至於被搶軍糧的損失,則由常州、無錫兩縣紗廠業出錢賠償。 這樣總算使常錫間廣大農民沒有遭到禍殃。” 暴動結束後,錢孫卿在上海接待了先天道無錫負責人、33 歲的北鄉安鎮人倪子才。 得知倪“此次來滬,係由北京派代表張智先,偕一敵寇顧問,專約來商錫事,謂可特許在錫成立蘇常總部,並另選集萬人,組織武裝核心。 現在地方無政府,人民困苦不堪,不能不亟起自衛,故先從除暴安民入手,言下大有體天行道之意”。 實際上,先天道在日寇顧問支持下,意在抵抗反日力量。 錢孫卿告誡其“應即勸令徒眾,一律下鄉歸耕,毋失保家本旨,輕受人餌,更滋他患也”。 在他看來,先天道與白蓮教、義和團一樣充滿了迷信色彩,所謂神降、法術皆不可恃” 。二是組織江浙、無錫上海同鄉會。1938 年 2 月,錢孫卿避居上海,隨即組織了江浙同鄉會(詳見上文)。 此外,他還參加了旅滬無錫同鄉會,很快成為無錫在滬代表人物。 1938 年初,表兄孫希俠等發起無錫茶團,“先在維也納,後徙麗都,均以聯絡鄉誼為主,余亦時往參加焉” 。 同鄉會最初由大資本家榮宗敬、王堯臣任理事長,1941 年大事徵集會員並籌募基金,錢孫卿被推舉為城內的徵募委員會總參謀,募得“會所基金七十七萬餘元,購置雲南路德鄰里及愛多亞路兩處房產,共七十三萬元,又永久會費八萬餘元。 同鄉群策群力,鐵幫尤為踴躍……同鄉丁君熊照、趙君仲光及鐵幫蔣君貴慶、陳君貴生、顧君鴻沼、周君仲慶、許君瑞清、謝君家麟諸人,均極義忱,非僅為同鄉奔走已也,私心尤佩之”。 募捐事畢,錢孫卿被推為同鄉會名譽理事,後改為理事。 到 1944 年 3 月 24 日同鄉會第 63 次理監會議上被推為理事長,與錢交好的電池大王丁熊照被增補為副理事長。 錢孫卿擔任理事長後,推選常務理事、監事各若干人,制定議事規則,由理監事每日輪值,“平日多接頭,臨時自團結;無事常作有事準備,有事可免張皇失措”。 他還親函無錫重慶同鄉會會長薛明劍,“告以滬渝合作之旨。 邑中人聞者,多函電相賀,頗致屬望”。三是滬錫合作參與社會救助。錢孫卿避居上海後,參與無錫社會救濟的第一事,即為南鄉募捐。 1940 年 12 月,日軍遭南鄉顧復興部襲擊,遷怒地方,“許舍為其所踞,敵軍一火燼焉。 居民流離,無人敢問”。 南鄉人陸翔千曾任私立無錫中學體操教員,與錢孫卿、錢鍾漢父子相熟,特來求助。 在錢孫卿看來,無錫淪陷前後,城內人多在南鄉避難,理應出面救助。 他約吳邦周來寓所,委託其呼籲同鄉發起募捐,又在表兄孫北護家會見紅卍字會華藝三及申新公司諸人,商定在滬募款須由南鄉人多負其責,由紅卍字會代出面、出收據。 福新麵粉廠總經理王禹卿“尤熱心,倡捐鉅款,實主其事。 錫鐵幫在滬者,多南鄉人,亦踴躍。 吳君奔走,尤為盡力,而葉君志青,則由王君委託,親赴其地散放急賑者也。 楊翰西氏在寧聞之,亦自動出鈿款,託無錫溥仁慈善會楊章幣氏,赴鄉散放急賑” 。1942 年,錫金公所在無錫購置惠麓山莊,安置遷錫鄉柩。 此事由殷耀章及錫金公所坐辦吳臣笏籌辦。 錢孫卿以其有利鄉人,特致函無錫偽商會會長陳湛如及幫會人物陳榮泉等協力促成。 此522
外,錫金公所董事長祝大椿之子、振揚電燈會社揚州變電所董事長祝伊才(戰後被定為經濟漢奸)首倡無錫、上海兩地同鄉組織“滬錫合組管理委員會”,得到錢孫卿贊同。 委員會請陳湛如任主任委員,錫金公所常務董事蔣貴虜為副主任,“是尚為滬錫兩地同鄉合作之第一事”。 捐款最多者為鐵幫諸君及同鄉丁厚卿、楊雲隆與邑人童軼群、周漢良等。 周漢良就是前文所提及的周阿福。1943 年元旦,無錫人陳惠孫等代表普濟堂來滬拜見錢孫卿,因“留養老人行將斷炊”,委託其在滬募捐。 錢孫卿隨即約無錫上海同鄉會會長王堯臣、坐辦顧冰生等人聯名在大利酒樓宴請無錫同鄉,申福新公司及鐵幫諸商人到會,募捐效果顯著:“某氏自捐一萬二千元,以為之倡,王禹卿氏首表贊助,餘人亦極踴躍。 計申福新公司一萬元,鐵幫大小同行一萬元,度豐公司五千元,麗新公司五千元,太和公司五千元;個人則陳梅芳五千元、丁厚卿二千元、丁熊照三千元、潘誦宣二千元、祝伊才一千元,合共六萬一千元。 以錫地時價買米,差敷留養老人一年之需也”。當然,對於地方人士幫助募捐的請求,錢孫卿並非來者不拒。 1943 年,無錫佛教淨業社派人找到錢孫卿,請其協力勸募六十萬工程費,用於在上海社址之外另建西方三聖閣及印光法師紀念堂。錢孫卿反對媚佛裝點門面,強調出家“志在避地養晦,非實關係公眾,不欲輕煩同鄉,而況十萬功德,根本尤須信仰,苟非實具信心,恐難望其施捨” 。此外,錢孫卿還謀劃私立無錫中學復校。 1938 年,該校校長周真伯來滬商復校事。 校主高陽兄弟及原創辦人唐蔚芝均不在滬,錢孫卿以主席校董身份,約集在滬校董及教職員會商決定復校,事後也得到了高陽的認可。結 語錢孫卿是另類商客,特別致力於保護商界利益,被認為是無錫最理想的商會主席。 即便在避居上海時,他仍自信能代表無錫工商界乃至鄉邑利益,成為滬錫兩地公認的代表人物。正如錢鍾漢所指出的,錢孫卿在滬期間,成為無錫與上海各方倚仗的名士,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基礎,尤其是得到了長期在滬經營的無錫資本勢力的認同,電燈大王丁熊照即為典型一例。 曾協助錢孫卿籌組無錫上海同鄉會並由此結下友誼的丁熊照,在 1960 年代收到錢孫卿寄至香港的早年存稿時回憶:“是時先生旅滬八年,嚴拒敵偽,持節不屈,正氣磅礴,而於桑梓之福利事業,復竭其心力以赴,隱然已負東南一時之清望”。 儘管此時錢孫卿的政治聲望達到了新的高度,但其所居簡樸,唯以讀書為好:“猶憶其所寓,環堵蕭然,僅破沙發一張,茶具且殘缺不全,而先生似處之怡如,其自奉之儉也如此。平日惟好讀書著作,公暇輒手執一卷,或濡筆直書,孜孜無倦容,此即其一生精神命脈之所寄” 。作為“地方人民利益”和“工商界合法利益”的代表,在無錫淪陷前後的關鍵政治選擇中,錢孫卿秉持民族大義,沒有像楊翰西那樣投靠偽政權。 逃難上海後,他通過各種方式堅持抗戰。 面對在無錫參與偽組織的故交舊友以及日本特務的勸誘,他始終堅守立場,體現了傳統士紳的愛國精神。 蟄居上海期間,又始終關心地方社會救濟,堪稱過渡時代中另類的商客:既是完整上的傳統士紳,又能代表無錫新興資本家的利益;既時刻維護無錫地方利益,又在重大政治選擇中始終不忘國家利益。錢孫卿自稱做人不隨人俯仰。 在上海歲月中,出於愛護桑梓和保護地方利益的目的,他與敵偽政權成員楊翰西、錢鳳高、周阿福等都保持著廣泛的交往與合作,尤其在社會救濟方面。 從極為簡潔的年譜記載裡,可以發現這些人的身影。 錢孫卿對楊翰西、秦亮工投偽自辯的同情與理解,抗戰勝利後有關漢奸的看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一些言論,均表明他試圖成為所有商民的守622
護者。 當然,他並非不知壞人之惡,但仍保持交往,也與其個性以及獨特的好壞觀有關。無錫地方報紙曾批評錢孫卿除了自信太甚不免獨裁外,“同時對好人苛,而遇壞人恕。 他的所以對好人苛,是因為他期望好人者切,而所以遇壞人恕者,則惟恐一嚴之後,杜絕了為善之機” 。對此,丁熊照有生動回憶:錢孫卿“雍容爾雅,處事對人的器度與談吐,真有如坐春風之感,衷心欽佩”,錢孫卿告訴他,自己信奉老師章太炎的話:“對於壞人現時如不揭破他的面皮,仍當他好人看待,至少可以不讓他太走極端,少做點壞事”。 丁熊照稱,由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太炎先生之高明,也可以看到孫卿先生深體師言,做到爐火純青之境” 。需要補充的是,錢孫卿的上海歲月除上述豐富複雜的社會活動與交往外,編撰五十歲前後的兩本年譜(《孫庵年譜》《孫庵私乘》)是其重要精神寄託。 1943 年《孫庵年譜》刊印後,他感歎:“是雖一家之私言,而實國家之痛史”。 他還將年譜寄給外孫秦文瀾,並寫信囑咐其學習自己兄弟兩人的立身制行,告誡“做中國人,不可不讀中國史”,希望他效仿無錫名士薛福成,多讀《資治通鑒》,“上者可見古來忠臣孝子,決不失其國民性,次亦可明處世做人、應事接物之道,下者可知亂世一二君子,何以得全其生,而小人行險僥倖,往往得禍尤慘。 吾觀南北朝事,多與今日相類,真所謂‘鑒影莫如水,鑒人莫如史也’” 。 在錢鍾漢離滬時,他手書《年譜題辭》付之:“須知老人一生謹慎,遇事未嘗敢稍以輕心掉之,而自問耿介拔俗,不致隨人俯仰,實得力於不輕取與,故能自強不息,自處於不夷不惠,做人在不亢不卑。 守此,吾之子也;不守此,雖成功,汝之幸也。 天下獲無妄之福者,必受無妄之禍;發橫財者,必傾家;貪非分者,必顯報;以他人性命,博自己富貴者,尤禍不旋踵。 往古不論,今世無限,唐花好景不常,以其生機促也。 政治充滿殺機,吾願汝勿近之” 。 透過錢孫卿編撰年譜的夫子自道以及對外甥、兒子的耳提面命,不僅有助於理解其個性與精神世界,也有助於理解他在滬期間的政治選擇與社會活動背後的心理世界。 或許是重視歷史、一生謹慎使其保持民族大義與清風亮節,或許是始終“耿介拔俗”令其即便離開無錫,仍被公認為商民保姆、另類商客。①楊蔭杭:《楊蔭杭集》 上册,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 362~363 頁。②《無錫概況》,中共華中工委會調研室,1949 年 3月,轉引自陳文源、郭明主編:《民國時期無錫年鑑資料選編》,江蘇揚州:廣陵書社,2009 年,第 750 頁。③丁熊照:《真理與事實全集》,台北:新天地書局,1977 年,第 58 頁;第 59 頁。④錢孫卿:《孫庵晚年文存》,香港:香港凸版印刷公司,1971 年,第 17 頁;“跋”,第 92 頁。⑤⑦《無錫工商大集·人物介紹》,轉引自《民國時期無錫年鑑資料選編》,第 541 頁。⑥無錫地方文史學者陸陽整理了《錢孫卿集:孫庵年譜·孫庵私乘》(以下簡稱《錢孫卿集》,北京:團結出版社,2016 年)、 《孫庵政論》 (北京:團結出版社,2016 年)等重要資料集,對錢氏家族研究貢獻尤多。李紅岩較早利用過錢孫卿年譜,指出錢是極富愛國氣節之人,對於錢組織的同鄉會“談時局,訴鄉情,互通消息,談古說今”,稱圍城中約略有反映。 參見李洪岩《智者的心路歷程:錢鍾書生平與學術》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36 頁;關於錢孫卿的直接相關研究,可參見汪春劼 《雄踞地方三十年———浅析民國時期無錫士界領袖錢孫卿》(江蘇無錫:《江南大學學报》,2010 年第 5 期)、《地方治理變遷———基於 20 世紀無錫的研究》第三章第三節“官民普遍認同的士商領袖———錢孫卿”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第 150~ 157 頁)、袁逸穎、周孜正的《政治變局中無錫商會會長錢孫卿的困頓與抉擇(1945- 1949):基於無錫商會檔案的分析》 (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4 年第 12 期》等。 另外有關戰時無錫的研究,可參閱 Toby Lincoln 的Ur-banizing China in War and Peace: The Case of Wuxi Count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ʻi Press, 2015)722
等書。⑧⑨陸陽主編:《錢孫卿集》,第132 頁;第 133 頁;第 133 頁;第 133 頁;第 135 頁;第140 頁;第 141 頁;第 137 頁;第 138 頁;第 139 頁;第139 頁;第 139 ~ 140 頁;第 140 頁;第 144 頁;第 144頁;第 142~143 頁;第 145 頁;第 146 頁;第 153~ 154頁;第 149 頁;第 171 頁;第 172~ 173 頁;第 171~ 172頁;第 133~134 頁;第 150~ 151 頁;第 166 頁;第 140頁;第 162~163 頁;第 146 頁;第 153 頁;第 159 頁;第158~159 頁;第 160~161 頁。⑩朱邦華:《無錫民國史話》,見《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編:《江蘇文史資料》第 129 期,2000 年,第217 頁;第 253 頁;第 254 頁;第 222 頁。錢基博:《予季事略》,轉引自《錢孫卿集》,第251 頁;第 251 頁;第 253 頁。 錢孫卿,字予季。錢鍾漢:《關於〈錢孫卿與無錫縣商會〉的補充意見》,《無錫文史資料》第 24 輯,江蘇無錫:無錫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 年,第 171~172 頁;第 169 頁;第 170 頁;第 172 頁;第 172 頁;第 174 頁;第 173 頁;第 172 頁。卜正民:《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北京: 商 務 印 書 館, 2015 年, 第 184 頁; 第 101 ~102 頁。錢鍾漢:《關於〈錢孫卿與無錫縣商會〉的補充意見》,《無錫文史資料》第 24 輯,第 177 頁。 上海工商銀行 1942 年成立時,錢孫卿擔任三名監察人之一。參見中央儲備銀行調查處編印《上海銀行概況》 (上海:編者刊,1945 年)第 319 頁。《商會會長左袒漢奸錢孫卿被人控訴 無錫一件轟動案件》,上海:《大公報(上海版)》,1947 年 1 月4 日。錫人:《無錫兩位大好老之一錢孫卿翻船陰溝裡被人罵得狗血噴頭》,上海:《快活林》,第 52 期(1947年 3 月 16 日)。《錢孫卿》,原刊於江蘇省工業協會編《無錫工商大集》,上海:上海中國印書館,1948 年,轉自《民國時期無錫年鑑資料選編》,第 247 頁。《新四軍老戰士憶無錫先天道暴動始末》,江蘇無錫:《江南晚报》,2015 年 8 月 6 日。蔣克定口述,顧雪雍整理:《淪陷時期的武進商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常州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常州文史資料》第 9 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常州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1989年,第 202 頁。《小傳(採錄邑報各種特寫及評論)》,《錢孫卿集》,第 208 頁。《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我做了人民的罪人 錢孫卿的發言》,北京:《人民日報》,1957 年 7 月 22 日。作者簡介:付海晏,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武漢 430079[責任編輯 陳志雄]822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4 期“古稀猶為家國計”:抗戰時期蔣維喬的日常生活*邸宏霆[提 要]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蟄居上海的蔣維喬經多年潛心研修,已在融合儒釋道文化精髓及現代醫學知識的靜坐修法方面小有所成。 加之他日常注重鍛煉體魄、講求醫療保健,因此雖年逾古稀,仍精神矍鑠,身兼教職以維持家計。 日本全面侵華後,因目睹滬上文教事業遭受重創,本不願再與聞政事的蔣維喬毅然接管正風文學院、誠正文學院及鴻英圖書館,為籌措辦學經費和建館資金多方奔走,同時參與愛國女校、常州旅滬同鄉會及“影印宋版藏經會”的高層決策,憑藉其豐富的組織與協調經驗,充分發揮各團體的優勢,推動學校、圖書館及社會組織之間的互利互助與合作共贏。在動盪不安的淪陷區環境中,蔣維喬始終從容自若、平和淡然,其生活樣態與當時部分青年陷於迷茫頹喪、及時行樂的風氣形成鮮明對比。 他於國家危亡之際,堅守踐行“教育救國”理念,為保全和延續淪陷區文教事業做出卓越貢獻,堪稱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勇擔使命、報效國家的典範。[關鍵詞] 抗戰 蔣維喬 教育救國 淪陷區文教事業[中圖分類號] K2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229 - 10近年來,國內外學界日益重視日常生活史研究,強調從社會大眾千姿百態的日常生活實踐出發,探究其變化發生機制,從而深入理解歷史變遷對個體生活的影響,以及個體如何在歷史進程中塑造自己的生活。 這一研究視角“對所有社會階層人的生活,包括他們的‘私人領域’都感興趣,不僅是想要瞭解誰、什麼對歷史起了作用,而且還想知道歷史是如何對人施加影響的,以及他是如何接受它的。” ①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變革時代,抗日戰爭不僅牽涉政治格局的重塑、經濟結構的轉型與國際地位的轉變,更深刻觸及國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激發了民族覺醒。 當前,學界對淪陷區、國統區及根據地民眾的生活狀況已有不同程度的探討,多聚焦於政要、婦女、商人、學生、農民等群體;相對而言,關於知識分子日常生活的系統研究,仍有進一步拓展與深化的空間。蔣維喬(1873~1958),字竹莊,別號因是子,近代著名教育家、哲學家與佛學家,曾任南京臨時922* 本文係國家社科 基 金 青 年 項 目 “ 近 代 中 日 商 約 與 雙 邊 經 貿 關 係 研 究 ( 1871-1931)” ( 項 目 號:20CZS055)、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 72 批面上資助(項目號:2022M721121)階段性研究成果。
政府教育部秘書長、教育部參事、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東南大學校長等職,主持制訂《中華民國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大中小學學制方案》等規章制度,並編輯多部中小學教科書。 其論著廣泛涵蓋哲學、教育、佛學與養生等領域,為構建中國哲學史編撰體例、普及佛教知識、推動近代教育事業發展做出了顯著貢獻。 抗戰期間,蔣維喬蟄居上海,執教於上海光華大學與正風文學院(1940 年更名為誠明文學院),同時擔任多校行政職務及鴻英圖書館館長。 其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養生修法及社會交際細節,均詳實記錄於個人日記中,為觀察上海淪陷區的文化事業實態提供了珍貴窗口。既往有關蔣維喬的研究,多集中於其戰前的文化思想、教育改革、日常生活與修身實踐,對其戰時生活狀況的關注則相對不足。②有鑒於此,本文主要依據蔣維喬所撰日記,通過考察其健康習慣、教育活動及社會參與,從知識分子視角體察戰時上海文教事業在艱難環境中維持與發展的實況,並試圖揭示抗戰時期不同階層與個體之間迥然相異的處世心境和生活樣態。一、養生有道:蔣維喬的健康習慣蔣維喬自幼體弱多病,消瘦骨立,常頭暈目眩、耳鳴盜汗,十五六歲後又添怔忡心悸、潮熱等症,加之刻苦讀書以致深夜不寐,身體健康每況愈下,“以病為常事,以不病為變例” ③。 雖以湯藥治療,卻時有懈怠。 及至二十八歲染上肺結核,咳嗽咯血,久治不愈,因恐重蹈其兄肺病去世之覆轍,方開始重視養生,規律作息、均衡飲食、鍛煉身心,並自此長期保持良好習慣,至花甲之年仍未改變。(一)飲食作息因常年修習靜坐,蔣維喬的飲食與作息習慣亦相應調整。 飲食方面,他二十二歲時因進食過快、不加節制且時間不規律,以致患上胃擴張病。 後通過研習靜坐法與衛生學,逐漸認識到宜少食、定時、細嚼慢嚥,否則易導致消化不良或胃液分泌過多,引發疾病。 於是他大幅減少食量,“每餐所食之物已較前減少三分之二” ④,並極力避免油膩重口之物,“能素食為最佳” ⑤。 他還提倡不吃早餐,實行“二食主義”,即正午 12 點進午餐,晚 7 至 8 點進晚餐,以維繫“心身健康及不老長壽” ⑥。靜坐時間則選在早晨空腹及餐後兩小時,以免影響消化。睡眠方面,因靜坐需神智清明,而睡眠過多或過少皆影響心神,故蔣維喬以每日睡眠八小時為宜。 他自年輕時便養成嚴格作息,凌晨三四點起床,於床上趺坐一至兩小時。 至抗戰時期,因年齡、體力與時局等因素,起床時間推遲至五六點,之後修法誦經;晚間九點沐浴、十點就寢,數十年如一日。 關於睡眠與靜坐的時間安排,他主張因人而異:半夜醒後起坐固然好,若覺睡眠不足亦可小憩,功力深厚者甚至可以坐代睡,但“此非可以勉強學步” ⑦。(二)調養身心蔣維喬主張身心兼修,既重視精神修養,亦不荒廢體魄鍛煉。 在調神養心方面,他融合儒釋道傳統養生學說,並結合哲學、心理學、生理學、衛生學等現代科學,提出一套靜坐養生體系,通過調息靜心以強身健體。 自二十八歲起,他每日晨起與睡前各靜坐一小時,即便出行在外亦不間斷。 在修行方法上,他博覽道經佛典,參加道場法會,求教於宗教人士,多次調整修持方式:1917 年由道家功夫改習佛教禪修,1929 年受大愚法師點撥,修習《菩提心成就契》、《如來母契》、《如來語契》、《如來善集陀羅尼契》等。 1932 年“一·二八事變”後,感傷於國土淪喪、民不聊生,他修法後加誦《金光明頂經》、《仁王護國經》、《阿彌陀經》、《往生咒》等,“為國家人民祈禱和平,解除痛苦” ⑧。 1933 年經諾那呼圖克圖傳授大彌陀法及長壽法,1937 年於毗盧寺行灌頂禮,“上師教令誦亥母金剛咒” ⑨。由是每日晨起靜坐、修法、誦經、持咒長達三四小時,成為抗戰期間其祛病養生的主要方式。032
在以佛法修煉的同時,蔣維喬亦兼修道家功夫,常讀老莊經典,並以《易經》卜卦為樂。 1936 至1939 年間,他與道家人士蕭步(布)禪過從甚密,幾乎每日對坐,得其傳授“守中之法”,遂將修法由“守丹田”改為“守中宮”,其後遂有諸如“動力恒自中宮升頭部,眉間現紫金光,時時衝動印堂,似欲開天眼出竅” ⑩、“入坐上半身放光,即現空相,……下半亦放白光,如在白雲中,而全身現空相”等奇異體驗。 蕭氏亦不時給予修行和用藥指導,如“丹田充實,已結丹” 、“三田合一功夫上變化,夜間不寐,乃陽盡陰純,缺少真鉛之故”等,故蔣維喬尊其為師,二人交往直至 1939 年 5 月蕭氏返津方漸疏。 此外,他還與道教領袖人物陳攖寧探討“靈泉神水”之性質,盛讚其“於道家經典研究極深,功夫亦到家,並世不可得之人也” 。在強健體魄方面,蔣維喬喜好戶外散步,每日至草坪、江邊或公園呼吸新鮮空氣,並習太極拳、推手及劍術一至二小時。 春秋時節,常邀集朋友尋幽探勝。 全面抗戰爆發前,他曾遊歷陝西、浙江、江西、山東等地。 每至一處,必先閱讀方志遊記以瞭解風土人文。 遊覽時“腰腳既健,每入名山,必登絕頂,日行數十里,少壯者不能從”。 年過六旬登華山時仍能從容越過鑿於懸崖上的險道“鷂子翻身”,抵達三面絕壑之旗亭,“行若無事”。登山之餘,亦常訪名寺古刹、考察農事產業,撰有《雪竇遊記》、《華山遊記》、《馬跡山遊記》、《嶗山遊記》等多篇遊記。 上海淪陷後,出遊中斷,仍以習拳舞劍鍛煉身體。(三)醫療保健蔣維喬雖重靜坐修法,卻不諱疾忌醫。 因自幼多病,他格外重視醫療保健,青年時修習衛生學、植物學等課程,成績優良,故具有較豐富的醫療衛生知識與先進觀念,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其一,具備較強的衛生防病意識。 抗戰期間社會秩序混亂,民眾多忽視衛生,傳染病因之盛行。在此情形下,蔣維喬仍堅持每日就寢前沐浴,並戒除隨地吐痰之習:“在道上不吐,行之兩日尚未再犯。 可見惡習愈小亦愈難除。” 疾病預防方面,1932 年遊華山前,因聞洛陽、西安有時疫,遂兩度至醫生處接種防疫針。 日常亦注意監測血壓,“余之血壓,最低 101 度,最高 140 度,確合健康標準” ,並定期體檢,“心肺亦毫無障礙,肺之兩尖特別長,蓋因余之功夫所致,體溫亦良” 。 他還購置補血針、鈣藥針、維生素、肝精、鐵質等針劑,定期至學校醫務處或診所注射。 這種良好的衛生防病意識,雖有助於防病及維護公共衛生,但為尋求營養補充、改善機能而過度使用保健藥物亦存在風險,如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風靡一時的西藥補血針(又名清血針),中醫壽守型曾撰文批評西醫貪圖其利豐厚而存在濫用問題,報端亦有過量致死案例。 蔣維喬曾連續兩年幾乎每日注射,又因咳嗽嘗試鈣藥針,雖出於保健目的,卻亦暴露於藥物風險之中。其二,中西匯通的醫療觀念與積極接受新療法。 X 光自晚清傳入中國後,廣泛應用於骨科、肺病、皮膚病等診療方面。 1931 年,蔣維喬因傷風久咳不愈,試驗多種中、西藥皆不能根治,遂聽西醫丁福保勸說,至肺病療養院照射 X 光以排除肺癆:“樓上一室安置機器,其旁先用電爐燒熱,我即立入機器之前方,胸前則置幹片,裸我上體,光從背部射入,為時不過一秒鐘而已” 。 言語中透出好奇與探究。 經查明為慢性支氣管炎後,轉請中醫王仲奇開方調理。 後又多次借 X 光治療牙痛與頸部皮癬,頗以為常。 此外,他還大膽嘗試痔瘡療法。 或受靜坐影響,其痔瘡頑固,兩次手術仍未愈。1938 年經人介紹至蔡漢基醫師處,通過敷藥提出痔核,雖療程持續多日且“作痛殊甚” ,但終祛病根,故盛讚“此秘藥不損好肉,能使壞痔與之脫離,真神妙也” 。 次年復發仍用該法,“不若去年之痛耳” ,顯現出開放積極的治療心態與樂觀主動的風險承受意識。總體而言,憑藉科學的衛生知識、動靜結合的生活習慣和開放積極的醫療觀念,加之社會地位、132
人脈資源與生活條件的支持,蔣維喬雖偶有病痛,但體魄較同齡人更見強健,從而為其在抗戰時期維護與推進上海教育文化事業提供了重要基礎。二、興學育才:蔣維喬的教育活動清末民初社會局勢風譎雲詭,蔣維喬認為“救國根本,厥在教育” 。 他自 1903 年擔任愛國學社國文教員,至 1927 年卸任東南大學校長,推進了中國近代教育的革新。 就在其息影滬上、不願再聞世事之際,一生積蓄養老費萬數千金,為人矇騙,無以為生,“以生活環境突變,不得不重操教讀生涯。” 於是 1929 年始,他先後任光華大學文學院教授、誠明文學院教授兼院長、太炎文學院教授、上海愛國女校校長等職務,在艱苦的戰爭條件下依然恪盡職守、堅持辦學、籌措經費,為戰時教育的維繫做出了重要貢獻。(一)家庭教育作為一位身體力行的教育者,蔣維喬對孫輩悉心教養,注重生活與學習習慣的養成以及興趣愛好的全面發展。 在生活層面,他積極引導孫輩養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定期去公園呼吸新鮮空氣、修習太極拳,並為之報班學習游泳、騎術等,將養生理念融入日常實踐。 此外,蔣維喬亦重視休閒活動的教育意義,常攜孫輩觀賞如《義勇血戰》、《獸國記》、《逃亡》、《紅羊豪俠傳》、《大家庭》、《小將軍》、《紅馬俠》、《小玲瓏》、《全國運動會》、《泰山奪寶》等影片以及雜技、馬戲等表演;並帶領他們參觀各類展覽,如芝加哥博覽籌備會、書畫展覽會、中國參加倫敦藝術預展會、防空防毒展覽會等。他還利用工作之便,安排孫輩到印刷廠排字間參觀“排字、鑄字、澆紙板等工作” ,或“至新聞報館看印刷機器” ,使其親歷排字、鑄字、澆紙板及印刷流程,在情境中拓寬視野、增長見聞,實現寓教於樂。 在學習方面,蔣維喬尤為重視閱讀習慣的培養,特為孫輩訂購《幼童文庫》等商務印書館出版物,並每日親筆書寫習字垘本、輔導功課。 他還延聘家庭教師進行針對性教學,例如請傅統先每週三次為孫兒補習英文與算學,自己則審閱其《心理學原理》譯稿作為交換。隨著孫輩年齡增長,蔣維喬更在家中講授《文字蒙求》,並批閱其習字作業。 淞滬會戰期間,儘管上海教育環境深受衝擊,他仍堅持將孫兒送至光華附中臨時校舍就讀,並在其小考不及格後主動請托教員協助補習英文與算學。凡此種種,皆體現出蔣維喬對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視。(二)日常教學蔣維喬之子雖已成家,卻終日遊手好閒、不務生計,致使他年近古稀仍須為維持家庭生計而奔波。自 1929 年至 1937 年“八·一三事變”前,他受聘於上海著名的私立光華大學,同期在滬江大學、正風文學院及暨南文學院兼職,多校並行開設佛教學、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與應用文等課程。 其教學任務繁重,日程極為緊湊:通常上午在光華授課兩小時,下午則轉赴滬江或暨南繼續授課兩小時。 以 1932 年 5 月為例,該月他僅有 5 天未到校,且在家中為汪仲長等人講授《周易》與《雜卦傳》等內容,“未嘗一日休息” 。 儘管蔣維喬長期鑽研哲學並出版多部專著,卻仍一絲不苟地堅持提前備課、撰寫講義。 《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便是其在光華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期間,隨講隨編而成。 從監考、閱卷到審閱畢業論文,他皆親力親為,不假他人之手。 在教學態度上,他嚴謹負責,鼓勵學生自主探究。 例如,對楊寬、沈延國二人有意搜集諸家對《呂氏春秋》的注釋並編纂集解之舉,他深表贊同,允諾合作。同時嚴格要求,實行末位淘汰制,曾因“國文、英文不及格,又不及格學分過半數以上,無故不大考亦不請假”等原因一次開除四十名學生。針對“九·一八事變”後光華大學學生頻繁因抗日救國活動而停課的現象,蔣維喬頗不認同,認為滬江大學學生雖亦參與救232
國工作,卻能維持正常教學秩序,兩校校風高下可見。他亦曾贊許滬江大學在罷課風潮中迅速復課之舉。然而,隨著日本侵華態勢加劇,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所引發的惡果日益顯現,蔣維喬開始密切關注學生動向。 當他得知軍警將愛國學生圍困一晝夜且禁止送食時,憤然質問:“對外則奉送土地,對內則極端嚴厲,國亡無日,民氣銷沉,誰之過歟?” 在“孤島”時期的上海,各高等院校或內遷、或停辦、或留守。 光華大學、暨南大學、滬江大學、正風文學院等先後遷入租界,維持辦學。 這一時期蔣維喬因路遠已辭去暨南文學院教職,而在光華大學任中國語文學系主任,負責確定該系應開學程,聘請龍榆生、蘇濟灜、陳詒先等來校任教,及預定教材等事務,自己依然主講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修詞學等課程,兼在光華附中教授初一年級國文,如是每週任課多達 19 小時,“精力實不勝” ,遂將課程分與他人。 1938 年 8 月,蔣維喬接任正風文學院院長後,又在該校及太炎學院開設中國哲學史,終是體力不支、神經衰弱,將光華學生與正風學生合併上課,“以便講者節省精神” 。 在學生管理方面,按照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以及教育部頒發的《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綱要》與《關於各校實施導師制應注意各點令》,光華大學制訂《導師規程》,要求導師名下學生數量平均以 20 人為限,“隨時指導並考察學生之操行思想及學業,以誘掖獎勸為主旨,重在浹洽情感並指示生活之改進及處世持躬一切方法。” 且規定導師每兩週分別召集學生談話一次或隨時個別談話。 然則在嚴峻的戰時條件下,受師資銳減、學生增多等因素影響,師生交流很難如期進行。 蔣維喬雖參與了《導師制實施規程》的起草、修改和實施過程,本人分得 19 名學生,以之身兼多校教職、工作繁忙的情況,召集學生次數也不過寥寥,但若學生遭遇疑難,他仍會竭盡所能解其之所困,譬如有學生甘和珍選修《周易》,病假歸來後“從半途談起,不能瞭解” ,蔣維喬遂接連兩三日為其補講功課;1940 年太炎文學院停辦,他幫學生轉學到由正風文學院更名的誠明文學院,王瑜孫為此甚表感激:“有機會接觸到耿淡如、傅統先這些名教授,學到了西洋哲學以及邏輯學、心理學等以前從未碰過的東西,幫我打開了思想之窗” ,彰顯出抗戰時期師生在體制規範外,於共克時艱、堅持學習的環境中形成的深厚情感。隨著 1941 年 12 月日本佔領上海公共租界,誠明文學院經教職員開會“議決校務暫時停頓” ;光華大學為免遭日偽控制、嚴守愛國立場,對外宣稱停辦,實則改組為誠正文學社、格致理商學社和壬午補習社,維持學校命脈。 蔣維喬作為誠正文學社主任,主持校務會議、聘請教師、安排課程等行政事務居多,課程依舊以文學史、佛教史、歷代詩文選為主,惟課時減去一半。 1942 年 9 月始,他兼在上海工業專科學校教國文和文藝思潮史,於家中組織靜坐學社,傳習靜坐法,私下又為錢琳叔、江上達、唐純、宋雪琴、吳雲倬等十數人講授《心經》、《金剛經》、《詩經》、《八識規矩》、《百法明門》、《圓覺經》,形式頗類私塾。 這種境況一直維持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光華大學和誠明學院相繼復校,方有所轉變。抗戰時期蔣維喬身兼多校教職的經歷,折射出上海教職員工薪資待遇的低下。 光華大學常年辦學經費短缺,不斷降低教員工資,1933 年便遭遇經濟困難,給教員“計鐘點給薪,每年按九個月”。1937 年為解決大學開學問題,量入為出,復將“教薪約打對折,職薪亦打折”。儘管 1938 年後光華教職員待遇有所增加,然以副教授陳醒庵每月 192 元作比,和教育部規定的 320 元最低標準仍有較大差距,加之留守師資數量少,且抗戰後期物價飛漲,“米價前日曾高至每擔六萬元,今日稍跌,至四萬五千元,恐生民以來所未有也。”“一浴之價竟至二千一百元,亦駭人聽聞。” 在維持生計的現實驅動下,不單蔣維喬,乃至上海教育界的大學教員都普遍存在兼課現象。 而對於蔣維喬這332
一境況,學生亦不禁同情:“蔣老真是個老好人,為贍養一家,甘心做牛做馬。” (三)學校管理蔣維喬對戰時教育的支持尚不僅限於家庭教育和日常教學,作為多所學校的高層管理人員,他在參與校務決策、對接政府機關、解決學校發展困境等方面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愛國女校與蔣維喬有著深厚淵源。 該校於 1902 年由蔡元培、林少泉、吳產復、陳夢坡等人發起創辦,旨在提高女性知識水平和愛國意識。 1903 年蔣維喬受蔡元培之邀,擔任該校義務教員,值該校受債主逼迫、“勢將停閉”之際,“不得已自任校長,籌募款項,恢復舊觀。” 並找人訂約建屋,使原本遷徙不定的校址得以穩固。 時至抗戰時期,蔣維喬早已卸任校長之職,仍保留校董身份,參與一般性行政事務之餘,主要協調解決該校人事和債務糾紛。 1932 年“一·二八事變”後,愛國女校戰區內校舍全被焚毀,“三十年來之文物,損失殆盡” ,給本不富裕的學校財政雪上加霜。 校長孫翔仲重建校舍、添置設備之餘,在教職員工降薪問題上卻未做好安撫工作,“非但不記前功,反用圓滑手段,挖苦備至”,“喜笑怒駡,更使難堪” ,致使戰時親率學生避難、帶病工作的女教員黃汕自殺未遂,輿論譁然,“區黨部興風作浪,利用機會,想將此校收歸市有” 。 對此,蔣維喬與季毅生、孫翔仲相談辦法,應教職工代表要求以常務校董資格發布通告,並參與常務校董會決議,推舉季毅生為校長。 然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鴻記營造廠以愛國女校拖欠建築費兩萬餘元,把蔣維喬、蔡元培兩位校長保證人訴諸法庭。 為救危局,蔣維喬一面協助校方向中央黨部遞交補助申請,得到資金 2萬元,一面與廠商潘守仁交涉,最終雙方議定 15,000 元,即校方支付現款 5,000 元,蔣維喬支付兩張期票共 10,000 元,“此外一萬零五百餘元潘守仁以校董名義捐助愛校” ,方結束糾紛。辦學經費之短缺,是戰時上海高校的普遍問題,光華大學、正風文學院、太炎學院等面臨著同樣的窘況。 1938 年 8 月,蔣維喬應邀擔任旦華學院代理院長、正風文學院院長。 相比於新成立的旦華學院,1928 年創辦的正風文學院屢遭日本轟炸,校舍受損嚴重,可謂慘淡經營。 蔣維喬鑒於前校長王西神承諾正風債務與後任無涉,遂聲明“正風財產亦絲毫不接收” ,並與旦華學院協商,暫以正風借用旦華校舍、二校合作的形式繼續辦學。 隨後,他大力整頓校務、編制學制,聘請胡僕安、姚明輝、呂思勉、李仲乾等名家學者授課,使正風文學院一掃積弊,全院“一致埋頭努力,研究學術之風氣充溢一時” ,學生數量有所增加。 以此蓬勃勢頭為基礎,蔣維喬積極擴充經費來源,不僅向教育部呈請臨時補助,還爭取到更多的出資者,“鄭允與朱錫璿二人分擔正風文學院經費” 。 他不願強迫他人,“惟校董自願幫助者極所歡迎” ,寧借自己七十大壽為學校籌集資金。 “蓋余明年七秩生年,最厭祝壽,自三十至六十從未酬觴,明年則親友之來慫恿者殆不能免,故不如借此……籌集基金。” 經過蔣維喬的不懈努力,正風文學院不僅很快另租校舍、獨立辦學,還設置了學業獎學金、開辦中學教員選習班,博得各界好評。 1940 年該院因屢被日偽騷擾,遂請示教育部批准改作“誠明學院”,在次年日本佔領公共租界後即宣告停辦,實則“隱藏在蘇州工業專業學校上課。 敵偽兩方,都沒有注意” ,得以安全低調地繼續運營。戰火蔓延,不僅嚴重影響施教方的辦學,更使受教者的求學之路變得分外艱難,戰區大量學生喪失家產,“吃飯穿衣,都沒有保障” 。 國民政府於 1938 年開始實施貸學金制度,各省區也不同程度地設有獎學金,但伴隨著抗戰後期貨幣貶值與物價飛漲,學生仍然難以自給。 蔣維喬自 1944 年起依託誠明學院、愛國女校和鴻英圖書館,廣泛接洽社會團體,成立獎助學金以紓學生之困。 在常州旅滬同鄉會,他身兼教育小組委員、常務理事,起草貸學金簡章和實施方法,籌募貸學金和常州貧兒院教養費,親自往訪募捐隊各隊長,“每至一處,談及貸學金募捐事,皆相當贊成” ,並主持申請432
者在誠明學院的招錄選拔工作,“對錄取貸學金之學生訓話” 。 此外,蔣維喬與何德奎、黃仲蘇、唐企林等人合作設立保謙公紀念獎學金,又將鴻英圖書館出借誠正文學院召開助學金委員會,每日輾轉奔波各處之餘,還要酬謝人情,“為酬誠正捐助貸金者補寫對聯” 。 在其穿針引線下,社會各界出於對教育的支持紛紛慷慨解囊:“同鄉會開茶話會,為救助隱貧疏散及貸學金募款,當場認捐二千餘萬元” 。 “往訪倪君不畏,請渠捐助誠正經費一百萬元,慨然應允。” 一定程度上給大、中、小學生解決了生活和學習上的難題,為培養抗戰人才提供了可能。三、仁心義行:蔣維喬的社會參與蔣維喬性格剛直,不慕榮利,“率性而行,不好隨俗,視富貴得喪,漠如也” ,惟熱心社會公益事業,日常交際多集中在文化界人士。 抗戰時期,除業已述及的教育領域外,其社會參與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整理典籍以弘揚佛教文化蔣維喬以佛法調養身心,進而逐步深入佛學研究。 平素修法誦經、登山拜寺、講授佛學之餘,與宗教界人士過從甚密,參與整理並出版了多部佛教典籍。 《磧砂藏》係佛教經典彙編,歷經宋、元兩代雕版刻印而成,共收錄典籍 1,532 部、6,362 卷,具有極高的歷史與學術價值,“以如此钜大奇珍,久經名震東亞,覬覦片紙,價已難酬。” 1931 年,為保護西安臥龍寺與開元寺所存孤本,監察委員朱慶瀾聯合葉恭綽等社會名流成立“影印宋版藏經會”,蔣維喬亦列名其中。 該書編纂期間,副理事長葉恭綽多次致信蔣維喬,請教版本問題:“宋藏共有數本,此次擬印者究為何本,似須考訂明白。”“磧砂有無由宋逮元之說?” 在安排藏經調查等具體事務上,二人亦頻繁商討,足見蔣維喬“理事”之銜絕非虛名。 全書影印工作最終於 1935 年完成。類似的文獻整理還包括《華嚴疏鈔》的校訂。 該書原為唐代澄觀所撰,因歷代傳刻訛誤甚多,1939 年,蔣維喬與應慈法師、范古農等組建《華嚴疏鈔》編印會,彙集中、日各類版本十餘種,考訂異同,補正缺失。 作為副理事長,蔣維喬在考校版本、制定凡例、聯繫出版等方面投入大量心血。 而戰時最關鍵也最困難者,莫過於經費籌措。 蔣維喬帶病奔走,爭取北京刻經處撥款,以及姬覺彌(倉聖明智大學校長)、羅迦陵(哈同夫人)、朱紫橋、葉恭綽、周梅泉等人資助,三年僅得三萬餘元。 然該書“排工及製紙型計四千餘頁,亦須四萬元”,加之紙張昂貴,“不敢言印” 。 故雖 1941 年即已完成編輯,卻直至 1942 年底籌得十萬元印資,才籌備印刷,最終於 1944 年春付梓。 此外,1943 年蔣維喬還參與盛幼盦等人發起成立的“普慧大藏經”刊行會,負責校勘審定、接洽印刷等事務。在生存安全受威脅的環境下,蔣維喬不辭艱難推動佛教典籍整理出版,為後世研究佛教義理提供了更全面、準確的文獻資料,促進了佛教文化的傳承與弘揚。(二)出任要職以維繫公共事業鴻英圖書館前身為黃炎培、沈恩孚所創“人文圖書館”。 1933 年,因實業家葉鴻英捐資 40 萬元以興建館舍、添置設備,遂更名為鴻英圖書館以示紀念,館務仍由沈恩孚主持。 蔣維喬與鴻英圖書館的往來大致可追溯至 1934 年 1 月,彼時他受光華大學國學教授莊翔聲等委託,就購地事宜接洽上海市地方協會。 後為遴選教材,曾請該館主任嚴名揚“代為審閱近出之修詞學、文學批評史各書” ,但交集不多。 至 1941 年,因沈恩孚年邁多病,黃炎培力邀蔣維喬幫同料理,“即代任之駐館董事職權。” 蔣維喬遂削減光華大學課時,列席鴻英圖書館董事會,並於次年正式接任館長職務。上任後,他首先調解沈恩孚與嚴名揚之間的人事衝突,“彼輩中風狂走,非斷送會館不止。” 對532
沈動用律師、偵探、流氓等手段逼迫嚴交印交鑰之舉,予以“正言厲色”之勸誡。面對日本的文化高壓,他亦沉著應對、積極施救。 1942 年 1 月,有日本憲兵及法租界警察二十餘人到館搜查,時任名譽會長的蔣維喬冒雨趕赴交涉,得知係檢查“有無抗日書籍,各書店均去過,不過持此類書籍取去耳” 。 此次日方掠去圖書雜誌約三千冊,所幸嚴名揚已事先將書籍目錄割走,才使珍貴線裝書免遭損失。 然日人的騷擾活動並未停止。 不久後又以圖書館前職員孟徵祥犯有嫌疑,到館拘捕楊中一、陳寶洪等人,“打傷以後,醫治幾個月方愈。” 館中書物亦遭踐踏,狼藉滿地。 蔣維喬立即托人設法營救,事後慰問安撫。 1945 年日本憲兵查抄張鼎元寄存於鴻英圖書館之鐵箱,亦由蔣維喬出面辨明,使全館人員免遭無妄之災。抗戰後期,鴻英圖書館經費匱乏,難以為繼。 1943 年沈恩孚八十壽辰,因其不喜祝壽,且心力盡傾注於鴻英圖書館,眾人遂提議“曷不以先生之志為志,藉南極之輝光,增百城之聲價,移嘉賓之觴酒,助後學之津梁,以此多儀藉充館費,俾館事賴以維持” 。 蔣維喬被公推為祝壽籌備會主席,撰寫壽文、安排會務、廣邀賓客,壽宴當日“座為之滿”,現場購沈氏“所寫對聯、扇頁”者甚眾,獻壽儀者更達近四百人。 會後,他又籌辦鴻英金石書畫展覽會,在親自書寫屏聯之餘,徵集繆谷瑛、葉恭綽、夏敬觀等 200 餘位名家作品,展售募款。 此外,還與江上達主持成立鴻英圖書館協會,會員每月各捐三千元,以一年為期,“為館中籌經費” 。 彼時社會公共事業維持之艱難,誠可想見。(三)抵拒日偽以堅守民族大義蔣維喬雖不願與聞政事,卻十分關注抗戰局勢,日記中常記述日本侵略行徑,偶爾亦抒發對國民政府的不滿,“瀏河並未克復,政府亦未派援軍……政府之居心如此,人民由失望而絕望矣。” 閒暇時,他撰寫禱文祈願消災,攜兒孫察看“一二·八”戰跡、先施公司廢墟等進行愛國教育,並勸誡身邊投敵失節者迷途知返。 舊識池宗墨投靠殷汝耕,組建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甘為漢奸。 蔣維喬遊河北時與之面談無果,返滬後又專函規勸,“深望足下及早抽身,勿終於為賊也。”“因反對其人而倚假外力,顛倒祖國,此萬不可者也。” 紡織實業家江上達曾擔任汪偽政府職務,抗戰勝利後被控為漢奸,亦是蔣維喬勸其自首,並陪同前往特工隊,協助籌措補救辦法,盡顯其堅守民族大義、是非分明的交際原則。蔣維喬的社會聲望,自然引起了日偽方面的注意,對方多次以功名利祿為餌,誘其合作。 儘管生活清貧困頓,蔣維喬卻始終嚴詞拒絕,不為所動。 1938 年,梁鴻志等人在南京成立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意圖聘其出任教育次長一職。 蔣維喬明確回應:“我一生愛惜羽毛,不肯苟且的”,明志之言,凜然可鑒。1942 年,他在友人金某的宴席中遭遇偽政權職員遊說,勸其就任教育協會會長。蔣維喬默然離席,次日更告誡金某:“倘是偶不經意,與他們發生關係,那就插入的泥足,永遠拔不出了。”並稱“我七十老翁,還怕死麼?” 此後,偽政府仍不死心,屢以中日合辦暑期講習所講師、上海特別市教育會副會長、編輯委員等頭銜糾纏不休。 蔣維喬明知將招致陳公博、丁默村等人忌恨,卻仍不為所動,或另薦他人,或直接回絕,並謂:“我儘管貧窮,從來不飲一滴盜泉水。” 汪精衛在上海宴邀各界人士,他撕毀請柬,堅拒出席。 事後得知,汪精衛竟誤將震旦大學校長認作蔣維喬,恭敬迎候,並因其未到而推遲開宴。 面對說客,他亦毫不留情。 日華佛教會曾遣一名中國僧人前來遊說,請其蒞會演講,蔣維喬厲聲訓斥:“你們出家人,何苦自尋煩惱,和寇賊撕〔廝〕混。” 姚明輝借私交之誼,請其為偽教育部駐滬辦事處填寫光華大學調查表,更被蔣維喬當面痛斥為“漢奸的走狗” ,姚氏只得踉蹌遁去。 日偽見拉攏不成,轉而施以武力威脅。 蔣維喬內侄之子曾在蔣宅西廂房後設置秘密電台,與重慶方面保持聯絡。 事泄之後,日偽特務封鎖蔣宅,禁止出入。 然而蔣維喬632
處變不驚,“仍讀書著述,練功舞劍不輟” ,其風骨令人敬佩。 屢次誘脅失敗後,日偽亦知其凜然不可侵犯,故自 1944 年之後,“我的門前很清潔,沒有歹人的蹤跡了。” 結 語隨著日本全面入侵,上海民眾家園被毀、生活朝不保夕,陷入對未來的憂懼迷茫之中。 許多青年、知識分子乃至政府要人通過日記宣洩悲觀、焦躁、苦悶與不滿等負面情緒。 受此影響,一些人的行為也趨於麻木、消極怠工甚至放縱享樂,無形中加劇了戰時社會的混亂與失序。 蔣維喬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他在日記中以理性而克制的筆調客觀記述現實境遇,甚少直抒胸臆或作出主觀評判。 儘管在旁人眼中,蔣維喬年屆古稀仍須操持贍家,誠可謂生活困頓,但他本人卻並無怨懟,依舊有條不紊、勤懇工作,致力於社會文教事業,並始終保持從容平和的心境。 唯有在面對日偽政權的拉攏與威脅時,他才不假辭色,展現出鮮明的民族立場與毫不妥協的抗爭精神。 這種從容與堅韌,既源於蔣維喬剛直率性的性格和豐富的人生閱歷,也與其常年修法靜坐、注重養生的生活習慣密切相關,映射出淪陷區民眾在逆境中安之若素、堅韌不拔的另一種生存樣態。抗戰時期,上海的教育文化事業深陷困境,這一點在當時出版的報刊與留存的檔案文獻中均有明確反映。 蔣維喬的日記則從更為具體而細微的層面揭示了這一問題的實態,尤其凸顯了經費短缺對當時高校辦學、書籍出版與圖書館運營所造成的多重制約。 在充分認識到文教事業對於保存教育火種、延續文化命脈以及培養抗戰人才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基礎上,蔣維喬並未將自己局限於普通教員的身份之中,而是毅然承擔起多所學校及文化機構的管理職責。 面對日偽統治的威脅,他積極奔走,多方籌措經費,勉力維持各機構的正常運轉,並推動包括整理宗教典籍、促進佛教文化傳承與研究在內的一系列文化事業。 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蔣維喬以其實際行動深刻踐行了“教育救國”的理念,為淪陷時期上海文教事業的存續與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因而贏得了社會各界廣泛的尊敬與讚譽,堪稱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勇擔使命、以身報國的傑出代表。①《中文版序》,漢斯-維爾納·格茨 (Hans-Werner Goetz):《歐洲中世紀生活》,王亞平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 年,第 2 頁。②筆者管見所及,有關蔣維喬生平和思想的整體性研究參見何宗旺《蔣維喬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 年);關於蔣維喬的個人生活,學者們主要研究其 1903~ 1911 年的在滬日常、職業選擇、知識轉化、社會交往及旅遊愛好等,參見葉舟《“過渡時代”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蔣維喬在上海(1903~1911)》(上海:《史林》,2015 年第 1 期),陳仲丹《民國時期的大旅行家蔣維喬》 (南京:《唯實》,2018 年第 5 期),徐文武《主動還是被動:從蔣維喬的即時觀察認識 “學堂樂歌” 的豐富性》 (西安:《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019 年第 3 期),黃漫遠《清末書院生徒的職業選擇與職業經歷———以南菁書院蔣維喬為例的考察》 (長春:《職業技術教育》,2020 年第 21 期),張芝帥《晚清民國時期蔣維喬的社會交往與文化慣習研究》 (南昌:江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3 年);在蔣維喬的教育活動方面,學者們圍繞其教育思想、教材編輯、改革措施、職業教育、心理學實踐等開展研究,參見何宗旺《蔣維喬與中國近代教育》 (長沙:《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03 年第 2 期),徐超富、何宗旺《蔣維喬與近代新式教材編輯思想初探》 (湖南湘潭:《湘潭大學學報》,2004 年第 3 期),閻書昌《蔣維喬的心理學實踐與中國近代心理學史研究》 (江蘇常州:《常州工學院學報》,2008 年第 3 期),謝長法、王景玄《蔣維喬:中國近代教育改革的弄潮兒》(北京:《教育與職業》,2009年第 13 期),王景玄《蔣維喬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研究》(重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付惠732
雲《蔣維喬語文教科書編輯思想探微》 (北京:《小學語文》,2015 年第 3 期),曾玉嬌《蔣維喬與我國女子職業教育探微》 (成都:《教育科學論壇》,2021 年第15 期);關於蔣維喬的養生方法和佛學研究,參見周霞《蔣維喬與佛學》(北京:《世界宗教文化》,2009 年第 3 期),周佳榮《從宗教哲學到靜坐養生———蔣維喬的事功與著作》 (香港:《大公報》,2016 年 8 月 22日),郭紅、楊玉娜《“過渡時代”下知識分子的養生選擇———以蔣維喬為中心》 (太原:《武術研究》,2018年第 7 期),郭紅、楊玉娜《蔣維喬在滬的養生交往》(上海:《醫療社會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尚未有關於抗戰時期蔣維喬日常生活的專題研究。③④⑤ ⑦蔣維喬:《靜坐氣功———因是子靜坐法彙編》,侯漢初注釋,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第 35 頁;第 42 頁;第 52 頁;第 53 頁。⑥蔣維喬:《因是子健康養生經》,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2010 年,第 83 頁。⑧林盼、胡欣軒、王衛東整理:《蔣維喬日記》(第四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2092 頁;第 2123 頁;第 2031 頁;第 2114 頁;第 2059頁;第 2076 頁;第 2094 頁。⑨⑩林盼、胡欣軒、王衛東整理:《蔣維喬日記》(第五冊),第 2579 頁;第2559 頁;第 2590 頁;第 2376 頁;第 2437 頁;第 2439頁;第 2399 頁;第 2638 頁;第 2338 頁;第 2299 頁;第2431 頁;第 2213 頁;第 2620 頁;第 2266 頁;第 2360頁;第 2532 頁。林盼、胡欣軒、王衛東整理:《蔣維喬日記》(第六冊),第 2779 頁;第 2764 頁;第 2669 頁;第2773 頁;第 2956 頁;第 2651 頁;第 2692 頁;第 2693頁;第 2795 頁;第 2661 頁;第 2770 頁;第 2844 頁;第2975 頁;第 3206 頁;第 2706 頁;第 2734 頁;第 2818頁;第 2972 頁;第 3176 頁;第 3180 頁;第 2998 頁;第2652 頁;第 2935 頁;第 2995 頁;第 3002 頁;第 2984頁;第 3086~3087 頁;第 3153 頁。《陳攖寧先生與因是子蔣竹莊先生討論先後天神水》,上海:《仙道月報》,1939 年第 2 期。蔣維喬:《蔣維喬自述》,濟南:泰山出版社,2022年,第 11 頁;第 3 頁。壽守型:《論所謂補血針》,南京:《國醫公報》,1934年第 2 卷第 1 期。蔣維喬:《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上海:《覺有情》,1943 年第 4 卷第 81~82 期。王 瑜 孫: 《 小 忍 庵 叢 稿 》, 私 印 本, 2012 年, 第304 頁。湯濤:《張壽鏞校長與光華大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17 頁;第 251 頁。顧國華編:《文壇雜憶》 (全編六),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 年,第 86 頁。蔣維喬:《序言》,《愛國女學校校友會年刊(第一期)》,上海:中國印刷廠,1924 年。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七卷),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第 149 頁。《不為經濟,不為家庭與戀愛,悲母校之前途黃冰清自殺》,上海:《時事新報》,1934 年 2 月 6 日。《正風文學院舉行書畫會》,上海:《申報》,1938 年12 月 16 日。蔣維喬:《八年來敵偽誘脅記》,載政協江蘇省常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常州文史資料》 (第五輯),1984 年,第 85 頁;第 91頁;第 84 頁;第 87 頁;第 92 頁;第 90 頁;第 91 頁;第92 頁。《短評:戰區同學的生命線———貸金》,重慶:《戰時青年》,1940 年第 4 期。林盼、胡欣軒、王衛東整理:《蔣維喬日記》(第七冊),第 3232 頁;第 3242 頁;第 3250 頁。沈延國:《回憶蔣竹莊先生》,載《常州文史資料》(第五輯),第 106 頁;第 102 頁;第 107 頁。《陝西宋版藏經運滬波折》,上海:《威音》,1931 年第 36 期。葉恭綽著,王衛星整理:《葉恭綽全集》 (第三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9 年,第 1525 頁。《祝沈信卿先生八秩壽辰 壽儀移充鴻英圖書館經費》,上海:《申報》,1943 年 5 月 3 日。作者簡介:邸宏霆,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博士。 長沙 410000[責任編輯 陳志雄]832
ABSTRACTSConstruction of “Chu Character Studies” .................................................................................................................Li Shoukui (005)Abstract: It has been nearly a decade since the author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u Character Studies” . Through con-tinuous research on various aspects of Chu characters, in-depth reflections on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Chu Charac-ter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and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for “Chu Character Studies” has been established. Elevating the study of Chu characters to the level of “Chu Character Studies” requires clear research focus, well-defined goals, effec-tive methodologies, abundant outputs, a self-consistent discourse system, and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Chu Character Studies is not merely a branch of narrow philology. The study of ancient practical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at time cannot be conducted in isolation from texts, contexts, and historical culture as a mere “ character” study. Instead, i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aracters, organizing texts, and interpreting historical culture. Conversely, under the premise of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extual contexts, it aims to more accurately interpret and eluci-date characters, forming a “Macro-Level Chu Character Studies” . Chu characters can be observed and studied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such as philology, Chinese philology, ancient character studies, and regional character studies. Chu characters are regional characters, but the research value of regional characters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distinction; instead, it should focus on the inheritance and integr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 This paper serves as an outline for “Chu Character Studies” and represent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into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studies.Keywords: Chu character studies; macro-level Chu character studies; new disciplin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regional char-acters; ancient charactersPolishing Macaos Cultural Hallmark: Commemorating the 100th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 ......................................................................................................................................................................................Qi Pengfei (028)Abstract: Macao benefits from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which combines the strengths of the nation with the distinctive advantages of Macao. It has also long functioned as a “window” , “bridge” , and “ internation-al channel” , as well as a “super connector” in China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Journal of 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should adopt an increasingly open and inclusive outlook. After one hundred issues, the Journal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leading academic publication in Macaos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y. It should continue to uphold its orientation,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erving Macao, serving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and the four regions, promoting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and engaging with the contemporary world” , while fostering innovation and maintaining steady progress toward higher standards of scholarly excellence. In parti-cular, with regard to research that “ serves Macao” , at this pivotal historical moment, marking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Macaos return and the new phase of steady and sustained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and as the framework moves into a new stage of steady implementation—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focus on two areas: the emerging field of “Macao Studies” and the thematic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Macao” , which is only beginning to reconstruct its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Concentrating on these areas offers a relevant and forward-looking direction for scholarly inquiry.Keyword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Cultural Macao;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 “One Center, One Platform, One Base” ; Journal of 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Hong Kong and Macaos Integration into the Overall National Development Framework: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etical Insights ...............................................................................................................................................Cai Chimeng (040)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Hong Kong and Macao in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represents a unique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l and development path. Its essence lies in a 932
governance reform and innovation within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a single sovereign state, which transforms diversity into development momentum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erms of its connotati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compre-hensive, holistic and multi-leveled. Its uniqueness, contemporary relevance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must be understood from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In practice, it is essential to adhere to principles such as bottom-line thinking, differential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so as to foster positive interaction characterized by “coexistence with differences, complementarity in function and identity enhancement” . Theoretically,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China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This will help break through traditional theories on state structure, reconstruct theorie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innovate the theory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shed light on the compatible path between “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Keyword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national governance; Hong Kong and Macaos integration in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framework;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nstruction—The Unique Paradigm of China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Mi Jian (055)Abstract: Build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It is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in a country,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period under the state polic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and it bear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expandi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maintaining the sustainabl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society, bringing along a higher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suppo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accelerating towards the world. Such a grand national strategy, from formulation to implementa-tion, can only be completed 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a China Paradigm. The core task of the GBAs construction is to build a business environment that is highly integrat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embodies the spiri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is “connecting rules”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Its premise is to make clear the orientation and principles of such a connection at first. How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the GBAs con-struction will directly refle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Keyword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China Paradigm;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nect-ing rules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the Lexical System and Language Contact: A Case Study of “重大(zhòng dà, significant) / 重要(zhòng yào, important) ” ..................................................................................................Zhou Jing & Shen Guowei (069)Abstract: After a century of prepar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by the late 1920s, the Chinese language had initially completed its modern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adjectives also underwent substantial chang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ntire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classical terms “重大” (zhòng dà, significant) and “重要” (zhòng yào, important) became incor-porated into the lexicon of Modern Chines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involves the creation of new words, word borrowing across languages,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d meanings and usages, but also the reshaping of conceptual categori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prototypes. The investigation presented herein reveals that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vocabulary, language contacts and lexical exchang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s well a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is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words; two-character words; prototyp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language contactSemantic Anomaly and Ungrammaticality: a Shift in Perspective from Phenomena to Methods and to Theories ....................................................................................................................................................................................Li Wenshan (079)Abstract: Two different intuitions caused by semantic conflict are compared. Sentences involving semantic anomaly suffer 042
from semantic conflict. They are grammatically well-formed, and are interpretable although not necessarily meaningful liter-ally. Sentences involving ungrammaticality also suffer from semantic conflict and are not interpretable although having no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terms of surface syntax. Observation of the feel of semantic anomaly began in linguistics, but such a phenomenon is mainly explored in philosophy, while the feel of ungrammaticality has long been employed as a diagnostic in the research of syntax and lexical semantics. Existing work on the feel of semantic anomaly and that of ungrammaticality of sentences at issue is assessed with reference to some case studies in Chinese syntax and lexical semantics, via which some theoretical problems with the research of the two types of counterintuition feel are pointed out.Keywords: Semantic anomaly; ungrammaticality; semantic conflict; category mistakeThree Dimens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Systemic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Gao Bingzhong (094)Abstract: The notion of “systemic safeguard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concepts in both the practice and academic re-searc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safeguarding in China. Recently, it has been elevated to a foundational concept, reflected not only in formal expressions within national policy documents but also in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within scholarly discourse. Similar to the safeguarding of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hinas ICH protection efforts initially emphasized “ in-tegrity” and “authenticity” as two core principles. However, a shift has occurred over time: “ authenticity” is now seldom invoked, while “ integrity” has been supplanted by “ systemic safeguarding” as a fundamental conceptual framewor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systemic safeguarding of ICH through three theoretical dimensions: the systematic nature of the objects of protection,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to safeguarding methods, and the systematic structure of the safeguarding mechanisms. By examining these three dimensions through which the systemic concept operates, the paper aims to illuminat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modern practice in this field.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egral safeguarding; systemic safeguarding; Chinese practiceRepresentative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Exemplars ..................................................................................................................................................................................Song Junhua (104)Abstract: The Representative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erves as a crucial tool for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was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UNESCOs “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the National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community nominations and multi-tiered review is essentially an endeavor to create national cultural exemplars. Recognizing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practices—established by communities through their dynamic interaction with tradition and con-temporary life—as the representative projec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ot only fosters communities cultural awareness, confidence, and revitalization, but it also contributes to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on-solidating national foundations. In identifying the National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 is necessary to strike an ad-equate balance between six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adhere to norms of quality and exemplarity, and avoid tendencies toward mediocrity and vagueness.Keywords: Representative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exemplars;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cultural consciousnessCoastal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A Perspective of Nature-Culture Relationship .............................................................................................................................................................................Zhang Xianqing (113)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maritime civilization, the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coastal cultural her-itage are crucial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powerful maritime nation. Coastal cultural heritage, due to its unique coastal environment, is more vulnerable to severe threats of destruction compared to other inland heritage forms. The existing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ICM)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natural resources, but neglects the issue of coast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the same coastal zone. To effectively 142
incorporate coastal cultural heritage into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it is essential to explore solutions that devel-op mechanisms and strategie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for protecting this heritage in China, thereby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model based on the countrys actual situation.Keywords: Coastal Cultural Heritage;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nature and culture perspectiveAI and Academic Journals: Empowerment and Disenchantment ..................................................................Zhang Yaoming (125)Abstract: The 1956 Dartmouth Conference marked the bir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with three major schools—symbol-ism, connectionism, and behaviorism—contributing to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ver the past 70 years, characterized by cycles of technological rise and fall,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 has achieved a paradigm shift from “ analytical systems” to “generative systems” in the 21st century, moving AI from “mimicking humanity” to “ collaborating with hu-manity” in what can be termed the “post-academic era.” The impac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academic e-cosystem manifests as a multi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dimension of research paradigms, it has given rise to a “ fifth research paradigm” , exemplified by cases such as AlphaFold protein prediction and AI-assisted theorem proving, which break down traditional disciplinary barriers and integrate data-driven and model-driven approaches. In the dimens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I assists authors in reconstructing creative processes through efficient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from topic construct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s, to text refinement. In the editing and review dimension, academic journal edi-tors must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identify AI-generated papers, evolving from traditional editorial roles to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managers” who improve efficiency in hotspot tracking, topic planning, manuscript review, and peer evaluation through repeated collaboration with AI. However, beneath this technological surge lie profound risks: the ambiguity of copy-right in training data, disputes over the authorship of AI-generated content, and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due to “AI hal-lucinations” all challenge existing academic norms and legal framework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safeguard academic au-thenticity amidst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while maintaining a humanistic core during paradigm shifts is not merely a timely issue for academic journals, but also a collective challenge that the entire knowledge production field must address.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ree major schools,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I hallucinations, copyright infringement, ethical risksAdding and Removing Official Literary Awards and Adjusting Non-official Literary Awards: Changes in Russi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Putin Era ................................................................................................................................................Lin Jinghua (164)Abstract: The literary responses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utin era and the Yeltsin era include: the previously estab-lished official literary awards became increasingly official discourse, such as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tate Prize being changed to reward those who have made special contributions to the “Russian World” concept that directly serve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imperial-Soviet space, or the cancellation of attempts to continue advocating for integration with the West. At the same time, new literary awards aimed at highlighting the charm of the “Russian World” have been added. In contrast, the previously established literary awards, such as the “Booker Prize” and the “Anti-Booker Prize” , due to not conforming to the unofficial discourse orientation, all failed. Unless they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utin eras national discourse, they could not survive. The newly established literary awards also need to meet the Kremlins discourse requirements, but doing so has also harmed the literary awards themselves. This has led to the persistent lack of global influence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Keywords: Official literary award; unofficial literature award; official discourseThe Uniqueness of Zhu Guangqians Translation of Key Terms in Kants Philosophy: A Case Study of the Chapter on Kant in A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Wan Xiaoping (178)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aspirations expressed in Zhu Guangqians “Talking to the Heart” , where he vowed to translate Kants “Critique of Judgment” , extending to an examin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hus Chi-242
nese translations of key terms in Kant within “A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It points out that Zhu Guangqian disagreed with labeling Kants philosophy as “apriorism” ; instead, he preferred “ transcendentalism” as a substitut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uniqueness of Zhu Guangqians translation of the German term “Verstand” as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in academic circles; Zhus use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 imagery”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to translate Kants “ Idee” has played a demonstrative role in cross-cultural reception. It also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certain errors in the trans-lation of terms in the “Critique of Judgment” by Zong Baihua. Finally, a preliminary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se key term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Zhu Guangqians aesthetics.Keywords: Kant; apriorism and transcendentalism;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ideal and imagery; Zhu Guangqians Theo-ry of Objects A and BBecoming Reality: Anthony Smiths Thoughts on Art and Memory Identity .........................................................Luo Yifei (186)Abstract: Art is a form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members of an ethnic group could form an emo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their shared “collective memory” . As a language of memory, art creates a “ common culture” for an ethnic group through artistic imagery. Art as a type of cultural symbol, has unique value in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recognition,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British ethnologist and anthropologist Anthony Smith is a founder of the “ ethno-symbolism” paradigm. He focuses on world na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study, particularly historical memory, cultural symbols, and na-tional identity. By analyzing Western European art from 1600 to 1850, he demonstrates the role of artistic imagery in promo-ting national identity, pointing out that art could create cultural symbols that construct a shared national culture. Through i-magin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rtistic imagery, artistic imagery becomes the reality of national culture. While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widely acknowledge Smiths theory on ethnicity, his specialized research on art and memory iden-tity still needs further exploration. In the post-national era with its diverse civilizations, Smiths thoughts on art and memory identity provide meaningful intellectual insights for the social practice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various countries.Keywords: Anthony Smith; art; collective memory;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national identity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Peoples Musician Xian Xinghais Study in France and Reflection on the Evaluation of His Artistic Standard ......................................................................................................................... Chen Yue (194)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Letter from Paris by Xian Xinghai and the articles written by Xian Xinghai him-self, as well as other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vailabl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ascertains the basic facts of Xian Xinghais trip from Shanghai to France via Singapore and make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his study in the Nation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in Paris. Following this, I would like to put forward my humble view on the “doubtful historical facts” about Xian Xinghais study in France and the problem of how to correctly evaluate his artistic standard, and in this way to seek advice from advanced scholars and colleagues.Keywords: Xian Xinghai; newly discovered letter; Letter from Paris ; peoples musician; evaluationThe Westward Exile of a Primary School Teacher from the Fallen Capital Nanjing .......................................Yue Qianhou (207)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Japans full-scale invasion of China, vast numbers of civilians from the combat zones and the combat-adjacent zones were compelled to embark on a westward exile. Zhou Lianchen, a primary school teacher who had taught in Danyang and Nanjing for many years, joined the refugee migration before Nanjings occupation and documented in his personal diaries the migration from Nanjing to Xiangxiang, Hunan, which serves as a firsthand record of wartime exile. In the diaries, the hardships of exile, the moments of peace at the residence of friends, and the traditional routines, versus changes in wartime inland society, reveal the temporary stability inland in contrast to the violence in Zhous Japanese-occu-pied hometown, conveying Zhous nostalgia and patriotism. Zhous diaries are also a manifest of identity as an educator to fulfill the commitment of “ taking up the pen as the weapon” . Zhou even rejected staying in temporary stability in Xiangx-iang and resumed the exile to Guilin in search of a teaching position to which he would devote his life, despite efforts to per-342
suade him to stay. This was not only for the sake of his familys daily livelihood, but also a full expression of his profound patriotism and devotion to the nation.Keywords: Zhou Lianchen; Zhou Lianchen Diaries ; the wartime inland migration; refugeeAn Unconventional “Merchant-Politician” : Qian Sunqing, Wuxis “Nurserymaid of Merchants” , and His Years in Shanghai (1938-1945).................................................................................................................................................................Fu Haiyan (217)Abstract: Qian Sunqing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figures in modern Wuxi and the only person recognized as the “nurserymaid of merchants” . As a chamber of commerce leader, he actively resisted Japanese aggression before and after Wuxis fall, refusing collaboration with puppet regimes. Even after fleeing to Shanghai, he still persisted in resisting the Japa-nese in various ways. Faced with inducements from Japanese secret agents and local puppet organizations, he always main-tained his patriotic and localist political stance. Qian Sunqing made full use of the broader platform he gained in Shanghai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cial relief activities of the Wuxi Compatriot Association in Shanghai. In particular, for the purpose of caring for his hometown and protecting local interests, he maintained quite a lot of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puppet forces such as Yang Hanxi, Qian Fenggao, and Zhou Afu. Qian Sunqings activities in Shanghai during the occupation period fur-ther confirm that he was not only a “nurserymaid of merchants” or a representative of “ local peoples interests” and the “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rcles” , but also an unconventional “merchant-politician” in the tran-sitional era who conformed to the ideal values of both traditional gentry and emerging capitalists, and simultaneously upheld both Wuxis local interests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Keywords: Wuxi; Qian Sunqing; merchant-politician; nurserymaid of merchants; Wuxi Compatriot Association in Shanghai“Aged Septuagenarian Yet Devoted to Family and Country” : Jiang Weiqiaos Day-to-Day Activiti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i Hongting (229)Abstract: In the 1930s and 1940s, while living in isolation in Shanghai, Jiang Weiqiao had already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developing a method of meditation that integrated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 Buddhist, and Daoist cultures, with contem-porary medical knowledge after years of devoted research. In addition to his daily focus on health and physical activity, he maintained his energy and vitality well into his seventies, taking on teaching positions to support his family. After the full-scale outbreak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Jiang witnessed the severe devastation of Shanghais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e stubbornly took charge of Zhenfeng College, Chengzheng College, and Hongying Library in spite of his initial reluctance to get involved in political affairs. He worked diligently to raise money for operational and construction funds. He concurrently took part in high-level decision-making at the Shanghai-based Changzhou Fellow Townsmen Associ-ation, Patriotic Girls School, and the “Society for Photolithographic Printing of the Song Edition Buddhist Canon” . By le-veraging the assets of these diverse groups, he promoted collaboration, win-win outcomes, and reciprocal benefits between schools, librarie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disillusionment and hedonism prevalent among many youths in the occupied areas during this period, Jiang Weiqiaos poise, serenity, and steadfast calm embodied a distinct way of liv-ing. In the midst of national crisis, he unwaveringly upheld and put into reality the principle of “saving the nation through education” , making exceptional contributions to the advancement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initiatives in the occupied are-as. His deeds demonstrate the dedic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taking on responsibilities and serving the country.Key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Jiang Weiqiao; saving the nation through educatio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initiatives in the occupied areas442
《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5 年總目錄(第 28 卷第 1~ 4 期)括號內前一數字為刊次,後一數字為頁碼【名家專論】比較文學文獻學的建構及其基本方法張哲俊(1·5)民初商會與“國體變更” 朱 英(2·5)“湖廣熟、天下足”與明清時期長江中游地區 經濟格局的變化 方志遠(3·5)“楚文字學”的構建 李守奎(4·5)【港澳研究】主持人語 劉澤生(1·26)縱向推動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治理體系的 實踐構造 楊愛平(1·27)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與路徑選擇倪 外(1·38)主持人語 劉澤生(2·25)“一點兩地”戰略定位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張玉閣(2·26)琴澳社會治理共同體:理論探索與實踐發展陳蓁蓁(2·38)主持人語 劉澤生(3·25)經濟特區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演進績效陶一桃(3·26)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四共”新體制建設: 意義、現狀及建議 江 華(3·38)主持人語 劉澤生(4·27)擦亮“文化澳門”這張金名片 ———寫在《澳門理工學報》創刊一百期之際齊鵬飛(4·28)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內涵特徵與理論啟示蔡赤萌 (4·40)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二十一世紀中國建設發展的獨特範式米 健 (4·55)【總編視角】主持人語 劉澤生(1·103)國家學術評價驅動的人文社科期刊評價研究蔣 穎(1·104)著作權法利益平衡視角下學術期刊出版者價值 溯源與回歸 周明園(1·117)主持人語 劉澤生(2·111)人文學科的“跨學科”自救:學科問題或是人文 問題 任劍濤(2·112)作為學科建設“供給側”的學術期刊楊九詮(2·126)主持人語 劉澤生(3·114)跨學科與人文學科的危機:再論全球化時代 人文學科的功能 王 寧(3·115)數智時代:學刊編輯人的挑戰還是機遇劉京希(3·126)主持人語 劉澤生(4·124)AI 與學術期刊:賦能與祛魅 張耀銘(4·125)提升影響力:學術期刊在數智時代的生存之道朱 劍(4·142)匿名評審與編輯部評審之關係再辨仲偉民(4·148)542
數智時代學術期刊發展的歷史辯證法劉曙光(4·153)因勢利導 順勢而為 ———數智時代學術期刊的應對與變革路育松(4·158)【中西文化】首部《葡漢詞典》新探 宋黎明(1·70)西學中化與知識的全球史 ———以《宋元學案》黃百家一則案語為例王 皓(1·79)制序與博弈:晚清時期粵港澳三地的粵劇文化孔慶夫(1·92)《詩經》中的女性及其情感表達〔法〕雷米·馬修(Rémi Mathieu)(2·83)知識翻譯學視域下的中國神話英譯探蠡趙洪娟(2·92)明清儒家“奉祀型書院”的建立和發展賀晏然 褚國鋒(2·102)主持人語〔法〕梅謙立(Thierry Meynard)(3·80)明清士人對西方“鬼神”的理解與反應孫 赫(3·81)一個哲學家的旅行與思想嬗變:儒家思想在 歐洲接受與重構的個案解讀〔瑞士〕陳萍(Ping Zeller)(3·93)跨文化倫理學視野中的“明明德”:衛方濟 《中國哲學》中的詮釋 王 格(3·104)·文化遺產與人類學專題·主持人語 林發欽(4·93)理解非遺保護系統性概念的三個維度高丙中(4·94)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認定與國家文化典範建構宋俊華(4·104)自然—文化關係視角中的海岸帶文化遺產保護 與管理 張先清(4·113)【文學研究】·偵探小說研究專題·主持人語 石 娟(1·127)黑幕·報刊·讀者:偵探小說本土化之生成池田智惠(1·128)三四十年代廣東幫會小說的國際化色彩 ———以周白蘋的“中國殺人王”系列為中心魏 艷(1·136)“蘭社”偵探小說創作及其文學史意義 ———以張天翼、施蟄存、戴望舒為中心戰玉冰(1·145)景觀再造:人文賦予與習家池意象的生成 及其意蘊 熊 明(2·139)朝鮮君臣的一場讀書會:《曝書亭集》的海東 閱讀史 王思豪(2·151)捕“光”捉“影”之詩學:論《觚庵詩存》的思想 段位及詩藝境界 朱興和(2·159)從“本根剝喪”到“朕歸自我” ———非洲文學、第三世界文學與反世界的 世界屬性 姚 峰(3·139)後殖民非洲寫作中的地理想象與地緣政治 ———以萊格森·卡伊拉的《金加拉》為例肖麗華(3·150)人物、原型與作者:從個人主義角度重審 《魯濱孫歷險記》 裴亞琴 李建軍(3·159)增刪官方文學獎和調節非官方文學獎:長普京 時代俄國文壇變化 林精華(4·164)朱光潛翻譯康德哲學主要術語的獨特性 ———以《西方美學史》康德一章為例宛小平(4·178)【藝術研究】傳統營造智慧中的空間美學 ———遊廊中的空間、時間與“視窗”高迎進 賈雲傑(1·154)“張氏之山”和大觀園 范若恩(1·163)642
成為現實:安東尼·史密斯的藝術與記憶認同 思想 羅易扉(4·186)人民音樂家冼星海留法史實新探 ———兼及其藝術水準的評價問題陳 越(4·194)【語言翻譯】漢語形容詞的現代重構與語言接觸———以“重大、重要”為例周 菁 沈國威(4·69)語義違逆感和語法違逆感:從現象到方法再到 理論 李文山(4·79)【歷史】定位與定性:社會主義論戰中的“梁啟超系”周月峰(1·173)思想之歧與代際分野 ———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北平黨務的 再考察 王建偉(1·189)耳聽為虛,眼見為實 ———晚清出洋士人的西方印象邵 建(2·171)復出與引退:丙午年間張元濟宦跡探微楊巍巍(2·183)在政言商:民國北京政府對服制用料的討論 與抉擇 李 浩(2·194)·“澳門與東亞海域”專題·主持人語 董少新(3·169)16~17 世紀日本刀在東亞海域的流通 ———基於中朝日圍繞日本刀之交涉的考察朱莉麗(3·170)葡萄牙點心在日本的發展 ———以貿易為焦點 〔日〕岡美穂子(3·180)明清之際東亞海貿中的絲、銀流動和市场重組 ———兼論“17 世紀危機”與明清鼎革李 慶(3·192)·“日記中的抗戰生活”專題·主持人語 付海晏(4·206)陷都小學教員周廉臣的西遷之旅岳謙厚(4·207)另類“商客”:無錫“商民保姆”錢孫卿的上海 歲月(1938~1945) 付海晏(4·217)“古稀猶為家國計”:抗戰時期蔣維喬的日常 生活 邸宏霆(4·229)【動物研究專題】主持人語 陳懷宇(3·48)神聖、政治與文明重建: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 的“自然動物”書寫 閔雪飛(3·49)上海犬展:英式運動、運動家精神與近代中國 寵物觀念的變遷 許 月(3·59)試論抗戰時期淪陷區的衛生防疫 ———關於上海偽政權犬類處置的個案研究張二剛(3·70)【社會文化研究專題】主持人語 閔冬潮(2·49)有性的人:理論奠基與性別實踐 ———以李小江的女性主義認識論為中心畅引婷 杨 霞(2·50)現代中國早期的經期衛生及女性觀建構王向賢(2·63)國族化與世俗化:早期電影明星與中國男性 氣質的現代想象 游曉光(2·75)【學術短訊】《澳門理工學報》再創佳績 (2·138)《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喜獲佳績(3·138)742
徵 稿 啟 事《澳門理工學報》是澳門理工大學主辦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1998 年創刊。 “人文社會科學版”為中文版,季刊,大 16 開本,每期 208 頁。 常設欄目有名家專論、港澳研究、總編視角、中西文化、文學研究、語言翻譯、歷史研究等。 現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全國高校權威社科期刊、全國高校人文社科核心期刊。本刊熱誠歡迎海內外學界朋友賜稿。 茲就中文來稿規範及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本刊係學術理論性刊物,尤其歡迎有原創性的學術論文。 來稿篇幅以 12,000~15,000 字為宜,簡體、繁體文本均可,錄入請採用 Word 軟件。二、本刊注釋一律採用文末注,標號順序採用加圓圈的阿拉伯數字①②③……,並置於正文文字的右上角。 具體標注格式如下: 1. 專著、譯著、論文集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碼。2. 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報告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地點、機構、文獻形成時間、頁碼。3. 期刊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刊名、年期。4. 報紙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報名、日期。5. 古籍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卷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或責任者、文獻題名、部類名、卷次、版本。6. 檔案文獻的標注順序為:文獻標題、文獻形成時間、卷宗號或其他編號、收藏地點。7. 外文文獻的標注格式原則上採用該語種通行的引證標注方式。三、參考文獻置於注釋之後,按其重要性或參考的先後順序編號排列。 注釋中已出現的徵引文獻,在參考文獻中不再列出。 參考文獻的標注格式與注釋的格式基本相同,但不標示具體頁碼。四、本刊採用網上投稿,請登錄採編系統 http://MPIJHS.cbpt.cnki.net,在“作者投稿系統”中註冊賬號。 稿件成功提交之後,即可在線跟蹤處理結果。五、來稿需提供 200 字左右的中英文提要、3~6 個中英文關鍵詞及作者中英文姓名。 本刊實行匿名審稿,請作者另紙附上學術簡歷以及聯繫地址、郵政編碼、電話、電子郵箱等相關資料。 基金項目或資助項目請注明具體名稱及編號。六、本刊對擬採用稿件有酌情刪改權,如不同意刪改者,請在來稿時特別聲明。 來稿一經刊用,即付薄酬,並贈送兩本樣刊。 凡刊載於《澳門理工學報》文稿的著作權,均由澳門理工大學和作者共同享有,作者著作權使用費已在稿酬中一次性給付,本刊不再另行支付。 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本刊所授權的相關收錄、上網、下載、轉載或收入論文集等用途,請在來稿時作特別聲明。 稿件請勿一稿多投。 來稿一律不退,敬請作者自留底稿。七、本刊倡導良好學風,嚴格遵守學術規範。 來稿如發生侵犯他人著作權或人身權行為,作者應負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八、歡迎光臨本刊網站( journal.mpu.edu.mo)、澳門虛擬圖書館(www.macaudata.mo/periodicals/index)或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www.ncpssd.cn/)免費查閱電子版全文。九、本刊聯繫地址: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大學《澳門理工學報》 編輯組。 電話: (00853)85996254。 傳真:(00853)28723786。 電子郵箱:xuebao@mpu.edu.mo《澳門理工學報》編輯組2025 年 10 月 15 日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