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編輯委員會主　　任:嚴肇基副主任:李雁蓮　劉澤生委　　員:(以姓氏筆畫為序)王利民　王長斌　毛思慧朱　劍　仲偉民　李向玉李長森　李惠芳　李雁蓮吳承學　吳新凡　林子予林發欽　姚　申　徐秀菊高自龍　陳志雄　陳慶雲崔月琴　張耀銘　黃貴海齊鵬飛　劉　明　劉澤生劉曙光　韓璞庚　韓麗麗謝丹嬋　嚴肇基顧　　問:李向玉總編輯:劉澤生副總編輯:陳志雄澳門理工學院主辦

目　　錄2020年第3期(總第79期)1998年4月創刊·名家專論·迷魅與祛魅:《自然》、《科學》上的中國史王利華　(5)……………………………·港澳研究·主持人語劉澤生　(24)…………………………………………………………………再談澳門學郝雨凡　(25)………………………………………………………………近二十年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的進展張中鵬　(34)………………………………“不用說”構成的複句及相關問題溫鎖林　(47)………………………………………粵港澳高等院校葡語教學溯源及發展張云峰　(59)…………………………………MomentInPeking之漢譯本研究———以張振玉、郁飛譯本為中心孔令雲　(67)…………………………………·中西文化·壯志未酬:朱經農的教育思想與實踐劉家峰　(78)…………………………………思高聖經譯本:天主教唯一中譯聖經全書趙曉陽　(90)……………………………基督教與女子職業教育:吳興民德女子學校研究(1918-1937)王　淼　(98)……

·總編視角·主持人語劉澤生　(109)…………………………………………………………………化危為機:計量時代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困境與出路劉京希　(110)…………………學術發表中的平等價值觀困境何雲峰　(123)…………………………………………融媒體時代學術共享的期刊參與鄭珊珊　(135)………………………………………·文學研究·“精確人文科學”的價值〔德〕GerhardLauer　(144)…………………………………數字人文與世界文學:重釋“歌德與世界文學”一案姚達兌　(156)………………社會網絡分析在科舉研究中的探索———以歷代曾姓進士為例劉京臣　(163)…………………………………………人人皆革命黨———從“新革命史”談起彭　劍　(171)…………………………………………護國戰爭後中華革命黨基層成員的境遇———以旅滬革命黨人遣散問題為中心的考察陳　喆　(182)……………………從虛幻到務實:大躍進時期土鐵路熱潮及其技術演進路徑馬陵合　(191)…………本期英文內容提要(203)…………………………………………………………………徵稿啟事(208)……………………………………………………………………………

JOURNALOFMACAOPOLYTECHNICINSTITUTEVol.23,No.3(SerialNo.79),2020CONTENTSEnchantmentandDisenchantment:ChineseHistoryinNatureandScienceWangLihua(005)…………MacaologyRevisitedHaoYufan(025)……………………………………………………………………MacaoHistoryStudiesinPortugalduringtheRecentTwoDecades:ProgressandEnlightenment　ZhangZhongpeng(034)………………………………………………………………………………TheChineseCompoundWords“buyongshuo”ComplexSentenceandItsRelatedProblems　WenSuolin(047)………………………………………………………………………………………TheOriginandDevelopmentofPortugueseTeachingin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of　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ZhangYunfeng(059)……………………………StudyontheChineseTranslationofMomentInPeking:CenteredonZhangZhenyu’s　andYuFei’sVersionsKongLingyun(067)…………………………………………………………UnfulfilledPotential:ZhuJingnong(KingChu)’sEducationalIdeaandPracticeLiuJiafeng(078)……StudiumBiblicumVersion:TheOnlyCompleteChineseTranslationofCatholicBible　ZhaoXiaoyang(090)…………………………………………………………………………………ChristianityandWomen’sVocationalEducation:AStudyofHuchowWomen’sSchool　from1918to1937WangMiao(098)…………………………………………………………………TurningCrisisintoOpportunity:theDilemmaandHopeofComprehensiveAcademicJournals　intheQuantitativeAgeLiuJingxi(110)………………………………………………………………TheDilemmatoHoldtheValuesofEqualityinAcademicPublishingHeYunfeng(123)……………JournalsandAcademicSharingintheEraofFusionMediaZhengShanshan(135)……………………TheValueof“PreciseHumanities”GerhardLauer(144)………………………………………………DigitalHumanitiesandWorldLiterature:theCaseof“GoetheandWorldLiterature”Revisited　YaoDadui(156)………………………………………………………………………………………TheExplorationofSocialNetworkAnalysisinthe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s:aCaseStudy　ofImperialExaminationGraduatesSurnamedZengLiuJingchen(163)………………………………EveryoneWasaRevolutionary:OnThe“NewRevolutionaryHistory”PengJian(171)………………TheDisbandmentoftheRevolutionistsinShanghaiaftertheNationalProtectionWarChenZhe(182)…FromFantasytoReality:TheIndigenousRailwayduringtheGreatLeapForwardandIts　TechnologicalVolutionPathMaLinghe(191)………………………………………………………本期基本參數:ISSN0874-1824∗1998∗q∗A4∗208∗zh∗P∗MOP50∗1350∗18∗2020-07英文顧問:JoannaRadwanskaWilliams(安霞)　　　　　本期英文編輯:ÁineNíBhroin(譚小果)

·名家專論·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迷魅與祛魅：《自然》、《科學》上的中國史*王利華［提　要］　自從近代實行“分科治學”體制，歷史研究和教育逐漸疏離自然科學，造成諸多流弊，環境史學者深知自身欠缺，迫切需要向自然科學家學習。最近十多年來，《自然》與《科學》兩個頂級雜誌（含其子刊）先後刊載了一批涉及中國歷史的科學論文，研究者思維活躍，方法先進，足可稱道。但他們關於中國歷史事物起源和因果關係的見解頗多偏差，信息“自閉”相當嚴重。這表明“分科治學”體制同樣對自然科學家造成不利影響，提醒中國環境史學者在謙遜地向自然科學家學習、積極師其長技的同時，亦應避免盲目崇信其具體研究結論。［關鍵詞］　分科治學體制　環境史　《自然》　《科學》　迷魅與祛魅［中圖分類號］　K0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005⁃19近年來，“大歷史”（BigHistory）之類新型歷史編纂①相當風靡，自然科學家參與“重構歷史”並且甚受追捧等現象引人注目。此類歷史編纂往往敘事手法新穎，時空尺度超大，軼越自然與社會界線，顛覆以往歷史知見，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公眾重新定位人類、整體認識歷史的期待，連歷史學者都感到大開眼界，深受啟發和刺激。環境史學者致力於考察歷史上的人與自然關係，需要跨越“兩種文化”鴻溝，並且深知自身欠缺，對自然科學家時或出人意表的歷史見解抱有濃厚興趣，這是自然而然並且理所當然的，然而同時出現的一些偏向頗為令人擔憂。本文擬通過評述若干典型案例，就如何積極學習自然科學理論方法、同時祛魅自然科學家的具體研究成果發表幾點淺見，向同仁提出警示，希望引起注意。一、“分科治學”利弊：自然科學家的歷史解說“魅”從何來？②最近10多年來，《自然》和《科學》雜誌（含其子刊）陸續刊出一批關涉中國歷史的研究成果。由於這兩大世界頂尖科學期刊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國人迷魅至極，故有關論文常常廣受媒體5*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中國生態環境史》”（項目號：13&ZD080）、中央宣傳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專項“中國特色環境史學理論話語體系之建構”的階段性成果。

關注，吸引大量擁躉，其作者亦自以神乎其技，“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③面對幾場相當鬧熱的學術公宴，歷史學者的態度冷熱如同冰火：熱者迷魅非常，跟風抃舞，自愧不如；冷者漠然視之，即或心裡竊非，亦因知識欠缺，只好噤聲不語，聽任他人在“自家庭院”狂歡。此種學術景觀背後，其實隱藏著一種嚴重的雙向性缺失：自然科學家的歷史知識貯備恐有不足，而歷史學者的自然科學素養更是欠缺。蓋因近代以來實行“分科治學”、“專業教育”，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分道揚鑣，彼此過度割裂，造成諸多流弊。環境史學者深有所感，志欲跨越“兩種文化”鴻溝，橋接人文與科技研究，努力開展對人與自然歷史關係的多學科探索，構建文化與自然互相交融的歷史知識體系。正是這種志向，促使同仁形成新的學術自覺，奮力學習和積極運用自然科學。不過，中國環境史研究畢竟興起未久，思想方法很不成熟，專用工具箱更是遠未齊備，在四處求索特別是向自然科學家學習的過程中，難免出現一些偏差。觀察近年環境史學動向，特別是拜讀有關論著，積極學習和借鑒自然科學研究成果固然可喜，但盲目崇信和誤解誤用等現象亦頗令人擔憂。在偶然發現並竭力研讀《自然》、《科學》所刊載的一批關涉中國歷史的論文之後，筆者更加感到已有必要提出某種警示：從自然科學中借取各種思想方法和分析工具，無疑是中國環境史學者必須完成的重要課業，對自然科學家基於各自課題研究所提出的歷史知見自當充分尊重和合理借鑒，但同時亦須認真鑒別和謹慎採信，不宜迷魅過甚、盲目崇拜，以免東施效顰、鸚鵡學舌，進而放棄獨立思考、失去辨識能力。年輕的中國環境史學群體當下正面臨著多少有些互相矛盾的雙重任務：一方面要積極學習和運用自然科學，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祛魅自然科學家的具體成果、特別是那些未必正確的學術見解。就目前情形而論，“祛魅”需要很大勇氣，首先要了解魅從何來？何以成魅？何以自然科學家的歷史編纂、解說甚至某些嚴重偏頗的歷史知見，竟具有迷倒眾生的魅惑力量？歷史學者應當如何客觀對待和自我反省？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這裡抛磚引玉，嘗試稍作分析。個人認為：自然科學之魅，根植於當代社會對日新月異強大科技力量的普遍崇信。近代以來，世界已經歷三次重大科技革命，以萬物互聯、人工智能、生物新技術等等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排山倒海而來，科學技術不斷加速改變著人類社會和自然世界的一切———不但支配一切物質活動方式，而且操控每個精神思想角落。雖然職業歷史學者更樂意把自己的學術探索當作一種精神旅行和心靈感悟，但單憑生活體驗、直覺觀察和冥想沉思，終究難以揭示歷史背後的真相和規律。自然科學可為歷史學者提供重要啟示和借助，而歷史研究從史料獲取、證據分析到問題解說都愈來愈需要自然科學武裝。自然科學家的歷史解說之所以成“魅”，在很大程度上緣於歷史學者（特別包括環境史學者）缺位並賦魅。世間萬事萬物，樣樣都有歷史，歷史學是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更新的學術建構。這門學問很是特殊，涵蓋自然和社會所有領域卻並無一片專屬園地，前賢稱它是“合一切科學而自為一科者也”。④研究對象不囿於一域，探究問題不拘於一法，凡我們覺得有意義的過去事物都能研究，一切學科的理論知識和技術方法皆可按需借取，天然地屬多學科研究。方今動輒自詡“跨學科”，稍許運用些自然科學知識便特加顯擺，其實自詡和顯擺背後既有渴求和希冀，更多無奈甚至自卑———歷史研究需要自然科學裝備，歷史學者卻愈來愈缺乏自然科學素養。這固然由於人生苦短而學海無涯，任何博雅之士都不可能通曉太多領域；更是由於長期過分細碎化的“分科治學”、“專業教育”流弊所致。近代以來，大學順應行業、職業分化，不斷劃分學科專業，造就專精尖人才，時勢使然，亦合情理。但分科既細且久，院牆高築，或至老死不相往來，卻是流弊深遠。相信絕大多數學者都贊同，206

世紀中國史學的主要發展導向之一是“科學化”：在建制層面，“科學化”就是“學科化”———原本博綜天人的史學被不斷肢解、切割，被黜降為眾科之一並定格於文科；在學理上，“科學化”實為“社會科學化”———百餘年來，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給歷史學者提供了豐富的資鑒，促進歷史學不斷拓展進步。然而自從被劃歸文科序列，除考古學、歷史地理學和那些並不歸屬史學門類的學科史、行業史外，主流史學，不論科研還是教育，總體上都同自然科學分道揚鑣，漸行漸遠，終至兩相懸隔。對大多數歷史學者來說，自然科學理論知識和技術方法固非絕無用處，亦非不可或缺，多數人可能終生無需查閱任何科技文獻，因為自然變化不在他們敘事、論史之列。然而社會對歷史知識的需求是隨時代發展而改變的。近代以來，中國史學從帝王家政史走向百姓生活史，政治史、經濟史和社會文化史相繼興盛，都是順應了時代需求。當今生態危機持續加劇，人們不僅想要知道更多的人類往事，也期望了解曾經長期被忽略的自然故事，認識古往今來人與自然關係的歷史變化。歷史學者願意並且有能力滿足這些新的需求嗎？或許正是由於缺少自然科學知識，我們才對自然科學家另類的歷史解說產生諸多神秘感並且深受其魅惑吧？歷史學的“公共性”，給自然科學家施展才能和散發魅力提供了機會。歷史學是一門並無固定圍欄和入行門檻的學問，任何學科背景的人都可以對自己感興趣的歷史問題做些研究。一位美國歷史學家聲稱：“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⑤或許另有深意，亦恐言之太過。但是可以肯定：在有些歷史問題上，一位大學歷史教授的識見並不必然高於業餘歷史愛好者。對許多關涉自然界的問題，歷史學者常常難以解答或者囿於學統不打算解答，這就給自然科學家留下了巨大空間。弔詭的是，自然科學家運用日新月異的科技手段獲取超越想像的奇特證據，採用各種原理、概念、術語、公式、圖表、曲線完成令人頭暈眼花的論著，從內容到風格都很新奇另類，總是讓歷史學者一臉茫然而歷史讀者倍感神秘。此等迷魅令人既尷尬、且擔憂：一場更具顛覆性的史學危機似乎正在悄悄降臨，自然科學家參與“歷史重構”或將擠壓我們的思想空間、攘奪我們的話語權力。然而，自然科學家能夠替代歷史學者的角色和地位嗎？“分科治學”、“專業教育”只給歷史學者造成負面影響而自然科學家不曾受到危害嗎？似乎也不盡然。在那種體制之下，各個學科都在按照自身邏輯和取向發展，自成一統，漸趨“閉鎖”（Lock⁃in）和“內卷”（involution）。專業教育與之互為輔弼，在滿足社會對專門人才需求的同時，也造成人文社會學者和自然科學家的眼界、學識和能力都日益受到拘限，術業專攻有餘而綜合素養不足，在當今社會已成普遍情形，蔡元培早在一百年前即已預見並且甚感憂慮，甚至一度試圖推行本科階段不劃分文、理科。他曾經說道：孑民又發現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學、文學，均與科學有關，而哲學則全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乃文科學生，因與理科隔絕之故，直視自然科學為無用，遂不免流於空疏。理科各學，均與哲學有關，自然哲學，尤為自然科學之歸宿，乃理科學生，以與文科隔絕之故，遂視哲學為無用，而陷於機械的世界觀。⑥既知“魅”從何來，何以生“魅”，則我們雖十分渴求自然科學知識，對自然科學家的工作滿心讚佩，但亦應了解他們同樣存在局限，其研究成果，不論從形式上看是多麼科學嚴謹，觀點和見解未必都是不刊之論，有的甚至存在相當嚴重的錯誤。因此，同仁固當積極學習、借鑒和吸收自然科學成果，但同時亦須保持應有的警惕。科學的基本精神是質疑，質疑必須基於證據。為了自證並非妄言，茲特舉證2005～2018年間發表在《自然》、《科學》雜誌（含其子刊）上的一批成果。這兩大科學雜誌位於世界科學巔峰，早已魅登神壇，讓素來自慚科學素養低下的我們一直“高山仰止”。然而靠著一堆詞典艱難拜讀相關論7

文之後，感覺卻是相當魔幻：標準的科學形式和新異的歷史解說相互結合，果然充滿魅惑，令人精神恍惚！思慮有年，筆者終於決定將它們分為幾組，從“歷史推原”、“古史解謎”、“因果解釋”三個方面稍做評述。再三自我壯膽，猶是戰戰兢兢———與其說是批評，不如說是自省。⑦二、自然科學與歷史推原：麵條和人工施肥究竟何時出現？“人之所以為人者”的主要標誌之一是具有歷史意識。自從發生認知革命，開始分辨物我，人類就從來不曾放棄對自身和世間萬物的追根溯源。中國古史即是由眾多推原傳說構成的：盤古開天闢地、女媧摶土造人、燧人氏鑽燧取火、伏羲氏推演八卦、有巢氏構木為巢……都是創世造物的遙遠記憶；炎、黃、堯、舜、禹都是造物創制的“文化英雄”。他們因以成就德業，接受萬民景仰，進而擁有天下。作為人類過往經驗的整理者，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都以推原、通變作為天職，而向來歸屬於自然科學家群體的地質學家、古生物古人類學家等等亦經常參與其中，只是其研究成果大多在自然科學雜誌上發表而歷史學者一般很少查閱。我們拜讀的第一篇論文，是由呂厚遠等一批科學家共同完成的關於喇家遺址出土麵條的研究。2005年10月，《自然》雜誌報導該項研究成果稱“一個驚人的發現重構最早的麵條製作記錄。”⑧根據同期刊發的論文，考古學家在青海省民和縣喇家遺址（屬新石器晚期齊家文化）出土的一個倒扣、密封並且保存完好的陶碗中發現了迄今所見最早的麵條遺存，時間距今4000年。澱粉粒和植矽體檢測分析表明：該麵條並非用麥類麵粉製作，而是將小米（包括粟和黍）磨粉製成麵團然後反復拉伸製成。⑨麵條直徑約0.3厘米，長度超過50厘米，薄而細膩，呈黃色，很像中國傳統的臘麵條。誠如研究者所言：麵條在世界許多地方至少已經流行2000年，其發明權應該歸屬中國人、意大利人還是阿拉伯人始終存在爭議，因此這個“驚人的發現”一經公佈，立即引起中外許多媒體關注，中國觀眾更是一片喝彩，飲食考古學家王仁湘旋即撰文高度稱讚，他甚至據此推測中國先民邁出由粒食向麵食轉變的重要一步應不晚於5000年前。⑩麵條是數千年來一直滋養著眾多國家億萬人民的主要食品。正如學人長期汲汲證明中國是稻米、茶葉和其它飲食物品起源中心一樣，若能確證麵條發明者乃是中國先民，文化歷史意義自然非常重大。喇家遺址因蘊藏豐富卻突然毀滅而被譽為“東方的龐貝”，其豐富的遠古飲食文化遺存令人大開眼界，4000年前留下的那第一碗麵條更是非同凡響。可以理解：該團隊的驕傲和喜悅是何等難以掩抑！他們隨後發表的一篇文章句句洋溢著自豪，特別引用一位國外科學評論家的話說：中國人發明了紙、絲綢、瓷器、火藥、印刷術和指南針等等，今天的考古發現和研究證明中國人還發明了吃的麵條並帶給世界。而更讓團隊深感自豪的原因，似乎是“……這項研究作為考古學多學科合作的一個成果，能夠被世界頂級的科學刊物所重視和接受，說明它的意義是世界性的和前沿性的。”這多少有些讓人嘀咕：如果這項成果沒有幸運地“被世界頂級的科學刊物所重視和接受”，其意義又是如何呢？歷史不能假設，自然不該多想。只是數十年來《自然》、《科學》迷魅之巨大及其所導致的諸多弔詭現象，特別是科學人生的升遷降黜、喜樂哀傷，著實令人感慨復感慨！但一片喝彩之中並非沒有質疑的聲音。2010～2011年間，考古學家葛威等人根據自己的實驗結果，對以上成果提出了四點質疑，認為：為了更好地理解喇家麵條的成分，有必要對其重新進行取樣分析。不過並未完全否定那是麵條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法國飲食史家FrançoiseSabban的批評就遠為尖銳，她斷然否定所謂“最古老的麵條”的真實性，並且認為這種所謂“發現”損害科學真相乃至直接證據。她還為《自然》雜誌沒有認真審查文章內容、缺乏學術嚴肅性而感到悲傷，指出：8

該研究團隊裡沒有飲食史家，考古學家也只有一名，茫然不知歷史學和植物學的大量相關成果，發佈此一研究只是博人眼球、嘩眾取寵而已。如此尖刻的批評，中國學者是很少遇到的。作為對批評的回應，2014～2015年間，該團隊先後發表中、英文論文公佈他們進一步試驗研究的結果，其中包括使用傳統餄餎麵條製作工具，並參考擠壓糊化凝膠成型的方法，複製與出土麵條成分和形態一致的粟類麵條。在筆者看來，儘管該團隊遍尋全國民間製作麵條的經驗方法，採用各種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複製試驗，終究無法確證在喇家遺址發現的那一“線狀物”就是4000年前的粟米粉麵條。綜合飲食需求、器具條件、製粉能力諸多因素分析，即便取樣沒有任何問題且經鑒定所含成分亦是千真萬確，即便採用現代食品科技試驗手段可將粟粉做成麵條而現在民間亦有此類經驗，甚至即便從原料角度而言粟、黍的眾多品種中有粘性較大的品種，要想確證那個碗底“線狀物”就是4000年前的麵條仍然是非常困難的。其難以置信的原因之一（也是最簡單直接的理由）是它實在太細長了———請注意：其直徑約0.3厘米，長50厘米以上，難以想像4000年前已經具備製作如此細長粟粉麵條所需技術、器具等等條件。即便是世代嫻習麵食製作的當今北方人士，擁有千百年來不斷改進的做麵工具，技能已經達到手麵合一、隨心所欲的化境，可能用含有大量穎殼成分的小米粉做成如此細長的麵條嗎？作為歷史學者，我們不掌握相關科學實驗的技術手段和方法，完全無意捲入爭論。但我們或許了解文獻較全，可從史料角度略談些許意見。唐代以前麵食通稱為“餅”，確切記載不早於戰國後期，呈線條形狀的麵食可能直到東漢才出現，而目前所見最早明確記載長度（粗細未載）的“餅”，是北朝後期賈思勰《齊民要術》“餅法”中的“膏環”。那是一種用糯稻米粉屑揉搦成條、兩端曲接成環型的油煎餅圈，並非通常所說的麵條。考古文獻方面，喇家遺址之後見諸報導的最早“麵條”出土於新疆吐魯番蘇貝希遺址，可巧也是用粟類米粉製作成，但形狀短粗，遠遠不及喇家遺址出土麵條那樣細長。蘇貝希遺址的年代約在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之間，晚於喇家遺址至少1500年，然而蘇貝希居民的做麵技藝卻是遠為粗糙，難道喇家居民先曾掌握的精湛技藝不幸失傳了？若是某種極特別的手工技藝，我們也許有理由做此種推測，但很難設想象做麵條這類家家戶戶日日所需的基本生活技能會輕易失傳，竟致造成兩千年後技藝遠不如前，且不曾在文獻中留下任何蛛絲馬跡。基於嚴謹科學態度，即使只有萬分之一概率，歷史學者都不會斷然絕對否定4000年前已有麵條的可能性，但也決不會輕信那時就有如此細長的麵條———除非找到更確鑿可靠的證據。另一項推原性研究是關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北方地區的農地施肥。2013年7月，一個西方科學家團隊發表了一項特別研究成果，他們從13處歐洲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遺址年代從5900B.C.到2400B.C.）提取土壤樣本，運用C（碳）N（氮）穩定同位素測量法獲取δ15N數值，推斷歐洲農民在大約8000年前即可能開始穀物施肥管理。數年後，一支以中國學者為主的中外聯合團隊採用同樣方法對取自陝西白水河流域7個考古遺址（距今5500～3500年前）中的粟、糜和伴生動物遺存（包括馴化和野生）進行同位素測量，發現新石器時代晚期穀子的氮同位素數值明顯高於當地自然植被，因此認為那時當地穀子種植已施用動物糞便作為肥料，大部分是家豬的糞便。該團隊結合黃土特性進行分析，認為家畜糞肥在維持土壤生產力和作物產量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是驅動華北地區農業擴張的一個必要條件。筆者曾研習農業史多年，後來轉向環境史，深知此一研究的潛在學術意義。從農史角度來看，利用家畜糞便做肥料施於農地可顯著增加土壤有機質，保證土地不因連續耕種而發生肥力衰竭。9

這是中國農民堅持了數千年的一個優秀農業傳統，中華文明綿延不衰與此有著莫大關聯，誠可謂“道在屎溺”！一般認為：利用人畜糞便實行農作施肥始於殷商時代，胡厚宣曾根據甲骨文資料做過專門探討。更早時代是否積肥施肥？中西方農史學家都缺少專門探討，因此考古學、地質學等領域學者運用最新科技方法提取證據進行推原研究，是值得肯定的有益嘗試。從環境史角度來說，人類如何改變土壤性狀特別是如何利用廢物促進有機物質循環利用，是古往今來人與自然關係的重大課題之一，也是應對當今農村環境污染和農業生態危機所必須解決的問題。若此項研究結論符合歷史事實，即意味著黃土地上的農民早在5000年前就經驗地認識到“變廢為寶”的道理並且付諸生產實踐。這項研究所運用的科技手段和方法同樣十分專業，筆者既無意亦無力質疑其樣品提取、元素測量和數據分析的科學性。但作為一名農史研究者，我反對簡單、孤立地討論肥料起源問題，而主張綜合人口—土地關係、工具技術能力和生產生活習慣等等多重因素進行判斷，不能遽爾結論。該團隊稱施用家畜糞肥在維持黃土地的生產能力和作物產量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是農業文化擴張的一個必要條件，這都是正確的觀點。但白水河流域農民是否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即已實施人工積肥施肥？尚需找到更多證據做進一步考察。在我看來，就算該項研究取樣、測量和分析完全符合科學，出土粟黍的δ15N值確實遠高於同期自然植被並是由於豬糞的緣故，仍然不能斷定新石器時代晚期陝西農民已經持續積肥施肥。發明和運用此類方法是具有技術邏輯和經濟理性的，在人口稀少、土地充裕的時代和地區，農民普遍實行“撩荒”，通過輪番拋荒休耕自然恢復地力。生長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農村的人們都知道：積肥施肥並非一件輕鬆愉快的事情，大量積肥施肥乃是受到緊張的人地關係脅迫———土地不足迫使農民不得不在同一塊土地上投入更多勞動以維持產量，故人口密集地區必須實行精耕細作、包括精細的水肥管理；而在地廣人稀的情況下，投入大量勞動積肥施肥遠不如擴大耕地面積合算。新石器時代晚期人口依然稀少，草萊遠未盡闢，農民不會捨易就難地辛苦收集、搬運和施用糞便。我們願意相信項目測量的粟黍δ15N值高於天然植被，但其原因卻可有相當不同的解釋：既可推斷為人工施加豬糞的結果，亦未嘗不可能是由於家豬在休閒農地裡放養、隨地糞便之故———根據現有農史知識判斷，我們更傾向於後者。先民在農閒地或休耕地放豬是合情合理的行為：一因灌木叢林被清除，豬群便於看管；二因殘稼可供豬食，既省食料又治秸稈、雜草；三則豬群踐踏幫助鬆土———在耕具非常落後的時代，這對減輕掘地勞苦具有相當意義（理解這一點，不妨參照“象耕鳥耘”傳說）；四是豬群且食且糞，能夠增加土壤中可溶性有機氮含量，效果差近人工施肥。與當今建場封閉養豬非常不同，傳統時代豬群多為野放，在農閒地裡放豬是普遍現象，數十年前在不少農村依然古風猶存。要之，運用穩定同位素測量方法獲取地質資料證據追溯農作施肥的源起是一項值得讚賞的嘗試，但如何合理地解釋資料數據是最關鍵、費思量的難題，應儘量避免簡單思維和輕易結論。三、自然科學與古史解謎：地震堰塞湖潰決催生了夏王朝？文明國家起源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謎題。在中國，破解這一謎題無法繞開“大洪水”和“大禹治水”傳說。史稱大禹治水而有天下，其子夏啟推翻舊制建立了第一個“家天下”王朝———夏朝，數千年來言之鑿鑿，爰及清朝。然而20世紀初葉，受西方實證史學影響的日本學者白鳥庫吉、中國史家顧頡剛分別提出“堯舜禹抹殺論”和“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此後介乎“神—人”、“虛—實”01

之間的禹跡和夏朝，成為眾多學者不斷試圖破解的歷史“哥德巴赫猜想”———充滿迷思，倍多期待，並滲透著複雜的家國文化情感。它們究竟是真實歷史抑或只是神話傳說？百年以來聚訟紛紜———疑者無法否認逐漸增多的文字和實物（如公盨銘文）發現，信者亦不能像殷商史那樣獲得確鑿證據支持。概觀相關學術史可以發現：當年顧頡剛提出石破天驚的觀點，引起巨大思想震動，幾乎顛覆國人信奉不疑的王朝歷史體系，但“疑古派”並未佔據上風。考古學家或許不再執著地尋找夏王朝而是努力地發現夏文化，嘗試以更加寬闊的視野重建古史，但大多數學者仍將“大洪水”和“大禹治水”作為真實發生的“先在事實”，努力查實其地域範圍，探尋其歷史因果。隨著研究不斷深入展開，考古、歷史、地質、地理等多個領域大批學者都參與了探討，既為證實大洪水發生及其與夏朝建立的關係，也為解釋同期具有跨入文明門檻資格的其他文化何以相繼衰變而中原地區率先建立王權國家?距今4000前後的自然環境特別是氣候變化成為一個重要焦點，不少學者由此著力研究並提出新見。吳文祥、劉東生認為：4000aB.P.前後降溫事件是世界許多地區全新世人類演化史上的重要轉折點之一，也是導致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古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中國，該降溫事件導致了中原周圍地區五大新石器文化衰落和終結，卻加速促進了以夏朝建立為標誌的文明國家誕生。降溫和地球軌道因素變化所引起的全新世東亞季風的長期變化，使東亞夏季風降雨帶北撤南遷，在中國東部季風區形成一種南澇北旱的環境格局，可能是那時中原周圍地區新石器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吳文祥等人還借鑒美國人類學家卡內羅（RobertL.Carneiro）的“限制理論”（CircumscriptionTheory），嘗試對人口增長、氣候突變、人口遷徙、地理限制與區域規模性戰爭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解釋中國第一個王朝為何誕生於中原而非其他地區？何以誕生於距今4000年前後而不是其他時期？認為人口增長、氣候突變、人口遷徙和地理限制等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人口—資源失衡，引起人群之間的戰爭，是夏朝建立的主要原因。不過，由於缺乏高分辨率氣候重建結果支撐，“氣候突變說”仍屬推測。古史傳說之證實，國家起源之解謎，尚需突破舊思路，提出新假說，尋找新證據。在學界的希冀和求索之中，一項另闢蹊徑和富有奇思妙想的成果誕生了！2016年8月5日，中國青年科學家吳慶龍及其合作夥伴在《科學》雜誌發表論文，主題是關於距今約4000年前的一場大洪水及其與夏朝建立的關係。湊巧的是，這項研究亦主要取證於喇家遺址。這項由來自多個國家和地區16位科學家共同完成的成果，最引人注目亦飽受批評之處，是它將傳說中的那場大洪水歸因於地震造成的堰塞湖之潰決，而不像此前學者那樣將其指認為氣候突變、降雨驟增造成的洪澇。該項研究目標明確：基於地質學資料，為解釋大洪水傳說進而證實夏朝存在提供科學證據。吳慶龍團隊的探索前後持續了大約10年時間，野外調查、資料蒐集、證據分析和思考論證所付出的艱辛努力定然巨大。他們廣泛採集樣本，運用多種科技手段進行測量、分析和校正，建立各種沉積物之間的地層關係，以及喇家遺址、官亭盆地和積石峽考古、地質資料的證據關聯，模擬重建堰塞湖洪水規模及其潰決後果，進而確定一系列事件及其年代，具有高度的專業性，顯示了研究者的科學素養和思維寬度，令人欽佩。準確地介紹該團隊的整個研究過程，對一個外行來說是極其困難的，更遑論對其科學水平進行評價了。筆者反復研讀，亦僅能概知其主要觀點和結論。大約在公元前1920年，一場強烈地震在地處黃河上游的積石峽引發巨大山體崩塌，堵塞河道長達6～9個月，形成巨大的堰塞湖，後來堰塞湖發生災難性潰決，釋放水量113～160億立方米，洪峰流量達到400,000立方米/秒，超過黃河積石11

峽常年平均流量的500餘倍，是全新世時期地球上最大的淡水洪災之一。潰決洪水可以輕易突破黃河堤岸，到達2,000公里之外的黃河下游地區，造成數十年洪水氾濫和河流改道。這場巨大洪災留存於當地人民的集體記憶，形成大洪水和大禹治水傳說，文字出現以後乃見諸史籍記載。與此前學者均認為大禹所治大洪水是由氣候突變和異常降水造成不同，該團隊認為：從公元前2000年開始，黃河下游氣候寒冷乾燥，早期文獻亦未提及頻繁而極端的暴雨，故大洪水並非極端氣候造成，而是上游堰塞湖潰決所致———簡單地說：責任不在老天，而在大地。他們自信，模擬重建積石峽堰塞湖水潰決，既為大洪水傳說提供了科學支持，亦為夏朝真實存在提供了潛在線索。堰塞湖潰決發生時間約在公元前1920年，古史傳說鯀、禹父子治水歷時22年，據此推算：夏朝建立約在公元前1900年，這與此前關於夏朝建立年代的諸種說法都不相同。作者認為這個年代既與二里頭文化的開始時間吻合，又與黃河流域由新石器晚期文化向青銅器文化轉型的時間一致，從而也就支持了二里頭文化屬夏文化的論斷，而二里頭遺址自然就是夏朝的一個都城遺址。他們自信，該項研究在有關夏朝的歷史文獻學與考古學研究之間架設了一道重要橋樑，解決了文獻年代學與考古年代學之間的矛盾，對探索夏朝歷史和中國文明起源將產生重要推動作用。要之，該團隊的這項另闢蹊徑的研究，通過模擬重建地質災害（地震造成的堰塞湖之潰決），為破解古史謎團打開了一扇新視窗。他們以證實大洪水和夏王朝作為既定目標，以古籍文獻中的古史傳說作為底本，匯集各種地質、考古資料，模擬重建一段地震———堰塞湖———大洪水的自然史，構設了諸多自然、社會事件之間的時空聯繫，可謂曲盡解說，費盡心思。然而，其論證手法未免過於蒙太奇式，所建立的事實（證據）關聯亦過於穿鑿，一些結論（例如定年）明顯失之武斷，讓人感覺更像科幻而非科學，所以有學者稱其“充滿童趣”。難怪除同期《科學》雜誌有一篇文章給予肯定之外，幾乎一邊倒地遭到了學者們的質疑和批評。2017年3月31日，《科學》雜誌集中刊出吳文祥團隊、黃春長團隊和香港學者Jian⁃ChiuHan（韓劍秋）的批評以及吳慶龍團隊的回應。批評者從不同角度指出其在資料採集、證據鏈接和事實判斷等多方面的錯誤。董廣輝等人也在國內期刊發表批評，明確指出喇家遺址地震發生時間不早於公元前1800年，而積石峽堰塞湖早在公元前3600年就已消亡，故積石峽堰塞湖的形成和潰決、喇家遺址古人類的突然死亡和古地震是不同時間獨立發生的事件，不存在公元前1920年左右的黃河上游特大洪水，與大禹治水和夏朝建立聯繫起來的基礎不能成立。筆者沒有能力評判此等高度專業性的研究，僅以常識判斷，亦認為其觀點和結論無法採信。若果如他們所言那是一場萬年不遇的巨大洪水潰決，橫掃2,000公里沖進黃河下游平原，即便破壞力在途中已經耗散許多，對於生活在二里頭的夏人部族來說，仍是頃刻之間從天而降完全猝不及防的滅頂之災，逃生保命尚且不及，豈可能在廣大區域組織開展卓有成效的治水活動進而建立王朝國家？！其實，作為黃河中下游人與自然關係漫長故事中一個情節，水土環境治理是必然要不斷發生的，由於地質、地貌、降水等多方面的特點，大、小水災即非年年發生，亦是相當頻繁。何須必待那場特大洪水發生才由大禹父子來治理？倘若一定要考察某個具體年代的具體治水事實，則需要綜合考量人口（勞動力）、工具技術、信息傳遞、物資轉輸、社會動員和組織等等諸多方面的可能性，方可具體估測治水規模，確定地域範圍，還原真實情況。在筆者看來，並無必要將古史傳說中的“大洪水”定格於某個年代的某一次，那只是當地人民長期慘遭洪澇侵襲經驗，在特定時代因需要而形成故事，爾後見諸文字記載，故事情節是隨著時間推移和華夏文明在愈來愈遼闊區域展開而不斷演繹、豐滿和放大的。我們不應否定中華民族尤其是黃河兩岸人民世世代代同洪水及其它自然災害21

作頑強抗爭的歷史，尤其不能否定期間凝聚起來的艱苦卓絕奮鬥精神。從其最基礎的內容來看，應將“大禹治水”傳說放到中原農業發展特定階段的環境史（即人與自然關係）中進行考察，與其執著於某個年代氣候變化導致降水異常增多、甚至歸因於某次地震造成巨大堰塞湖及其潰決，還不如更多思考在華北農耕區域由河流兩岸台地和山前洪積—沖積扇高地向廣大低濕平原推進過程中所遭遇的水潦下濕問題以及早期社會的應對行動，那樣或許更容易接近歷史的真相。公允地說，該研究所需處理的資料和問題都極其複雜，其主體部分採集豐富的地質、考古資料並運用多種方法進行測量分析，然後模擬重建堰塞湖洪水潰決事件，符合科學規範，也提供了新的視角，甚至富於跳躍性的複雜思維亦可稱道。但整個論說證據鏈條很不完整，而種種推論（特別是年代推斷）過於隨意，嚴重忽略相鄰學科的豐富成果，沒有參詳前人論說以達成圓融解釋，最是令人遺憾。其中固有版面原因，但也反映了長期“分科治學”體制下的學術“自閉”。嚴格說來，該項研究是在接受大禹治水而王天下這個早已有之的先在結論的前提下試圖尋找新的證據，百餘年來的考察研究大多遵循著這樣的思想邏輯：既然西周以下眾多史籍記載都將大洪水、大禹治水和夏朝建立聯繫在一起，大洪水就肯定發生過；因此只要證明大洪水確曾發生（不管是因氣候異常還是由堰塞湖潰決所致），大禹治水和夏朝建立便是信史。不過，任何科學研究若是先確定（接受）了結論然後再找證據去做更多說明，終究讓人感覺不甚踏實。若想最終確立大洪水、大禹治水和夏王朝三者之間的歷史關聯，尚需繼續努力探索。四、自然科學與歷史因果：夏季風減弱導致中國改朝換代？氣候變化攸關人類命運，影響文明進程，如今已成共識。早在1907年，美國歷史地理學家亨廷頓在其《亞洲的脈動》一書中就特別援引中國歷史事實論證民族遷徙、征服戰爭等等與氣候變化的關係。1972年，中國科學家竺可楨發表了一篇積數十年心力而完成的長篇論文，綜合運用考古學和物候學氣候代用資料、方志記錄以及近代儀器觀測數據，對近5000年來中國東部氣候變遷作了精湛論述，被學人奉為經典。其後，氣象、地理、地質、考古和歷史諸領域眾多學者加入氣候變遷史研究，或根據物候、農時、自然災害等方面的文獻記錄，或採用同位素測量分析等多種方法從高山雪線、樹木年輪、植物花粉、洞穴岩芯、海洋湖泊沉積物……中獲取數據，探討不同時代氣候冷暖乾濕狀況和變遷週期，建立分辨率不斷提高的歷史氣候變化時間序列。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氣候變化成為熱門科學與政治話題，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匯集全球數以千計的科學家共同探討並連續推出研究報告，氣候與文明的既往關係更成為許多領域學者趨之若鶩的課題，學者試圖縱深考察地球氣候變化趨勢及其影響，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提供長期歷史參照。關於氣候變化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主要圍繞三個課題展開探研：一是氣候變化與農業起源；二是氣候變化與國家起源（見上節）；三是氣候變遷與古代民族遷徙、經濟漲落、社會治亂和王朝興衰的關係。氣象儀器觀測始於近代，時間短暫；此前文獻中的氣候記錄非常有限並且存在諸多不確定性，遠不足以支持重建清晰可靠的氣候變遷史。因此，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和方法提取代用資料和測量數據，建立高分辨率氣候變化時間序列，揭示不同時間尺度的歷史氣候變化及其影響，是十分重要的科學探索。只是，氣候冷暖波動和乾濕變化的過程和機理既已極其複雜，其作用於人類系統影響經濟、社會和文明進程的實際情形更是撲朔迷離，必須綜合多種因素審慎判斷。然而《自然》、《科學》先後推出若干論文探討東亞季風強弱如何引起中國氣候乾濕變化、進而導致王朝興衰，其推論31

之簡單化令人頗感意外。2007年1月4日，《自然》發表豪格（G.H.Haug）小組的論文———《熱帶輻合帶對東亞季風的影響》。他們利用在中國廣東湛江西南部湖光岩瑪珥湖所獲岩芯樣品作為氣候代用資料，分析其磁屬性和鈦物質含量變化，討論16000年來熱帶複合帶位置移動影響東亞季風變化的機制及其連鎖反應，認為：冬、夏季風強度在年際尺度變化上存在反相關的關係———冬季風強則夏季風弱，反之亦反；季風強弱影響降水，夏季風弱、冬季風強，則降水減少，氣候傾向乾旱，並指“中國朝代的主要變化確實發生於冬季風強勁之時”、“中國古代王朝變更傾向於發生在夏季風弱、降水減少時期。”他們根據測量數據建立了年際尺度的氣候變化時間序列，進而對應於太平洋兩岸文明衰亡的歷史。文章推論說：耐人尋味的是，古代瑪雅興亡與中國唐王朝的黃金年代和衰落彼此吻合。湖光岩瑪珥湖和卡里亞科盆地鈦資料之比較顯示了若干相似性，包括自公元750年左右氣候走向乾旱的總體轉變，和此一總體乾旱時期中的3個多年降水極少期，其中最後一個正與瑪雅崩潰的最後階段和唐朝的末日相吻合。鑒於這些結果，重大的環太平洋熱帶複合帶位置移動，看來似乎在太平洋兩岸文明中同時催化了（衰亡）事件。作者的思想邏輯是：夏季風弱———降水減少———歉收饑饉———人民起義———王朝（文明）崩潰。文章發表後，中外媒體多有報導，旋即引起爭論。次年，《科學》發表中國科學家張平中率領的中外聯合研究團隊對甘肅武都萬象洞石筍的研究成果，題為《由一份1810年的中國洞穴記錄考察氣候、太陽與文化的關係》。他們根據同位素測量數據描繪出1810年間夏季風強弱與氣候乾濕變化時間序列，建立了更多王朝興衰與氣候變化的時間對應。撰寫該文之時他們應已了解豪格小組的成果和張德二等人的尖銳批評，但仍然做出如下判斷：9世紀乾旱期被認為促成了唐朝和中美洲瑪雅文明的衰落，這個觀點引起了重大爭議。“晚唐弱季風期”的時間與這個觀點相吻合，特別是唐代最後數十年的衰落。由於“晚唐弱季風期”的時間超出了唐代，它也可能對五代十國時期未能統一發揮了作用。不僅如此，隨後的“北宋強季風期”可能促進了水稻栽培的快速增加、人口的戲劇性增長以及北宋前期的普遍穩定。此後，元末和明末均以夏季風異常偏弱為特徵，表明了氣候與這些朝代滅亡之間的聯繫。其它因素肯定影響了中國文化歷史的這些“章節”，但我們（所揭示）的關聯表明氣候發揮了關鍵作用。與豪格小組還算委婉的表述相比，張平中團隊的推論相當斷然。在他們看來：夏季風強弱與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對應關係不止表現在唐末，還見於其它多個朝代。或因該文不僅為豪格小組提供了支持，而且論證了東亞季風和氣溫變化對太陽輻射的響應，西方同行頗感興奮，理查德·科爾（RichardA.Kerr）赫然以《中國岩洞訴說善變的太陽打倒了古代王朝》為題推介讚賞，國內則有媒體將其列為“2008年中國十大科學發現”之首。作為歷史學者，筆者無力評判以上兩項成果的科學得失，這是相關領域科學家的任務。但關於降水變化與中國古代經濟起伏、社會治亂和王朝更替的關係，懇請允准略陳淺見。人是地球生命演化的產物，生存和發展必須依託於一定自然條件包括氣候條件；人類歷史從來不完全由人類獨自決定，眾多自然因素亦參與其中，不同時空尺度下的地球環境和生態系統變化，對人類種群延續、經濟活動、社會發展和文明演進毋庸置疑具有重大影響———有時甚至是決定性影41

響，若不承認並且探明相關事實，就不可能獲得周備圓融的歷史認識。在諸多自然環境因素中，氣候最善變亦最易造成災害，故一直最令人困擾。在中國先民觀念中，陰陽失調、氣候異常是上天的警示和懲戒，老天爺若生惱怒，便降下水、旱、蝗、大風、霜凍、瘟疫……造成歉收饑饉，引發社會動盪直至改朝換代，如今全球氣候變化更被視為人類最大挑戰。正因如此，氣候問題日益受到學界高度重視。20世紀以來，關於地質和歷史年代的氣候變遷，氣象、地理、地質等多個領域學者做了大量研究，不少真知灼見為主流歷史學者所吸收、借鑒。但以氣候解說歷史，時空尺度之選擇、數據指標之提取與過程機制之考察，向來即具很大模糊性和主觀性，故而一直充滿爭議。上述兩個科學團隊運用最新科技手段進行高分辨率古氣候重建，將時間標尺推進到更小年代直至年際水平，並據以解說中國王朝歷史，無疑值得關注和尊重。不過，人類畢竟不像其它動物那樣單憑本能適應環境，而是通過社會文化機制應對自然變化；王朝興亡和文明起落並非自然運動，歷史主角終歸是具有文化能力的人類。考察文明歷史固然不能像過去那樣漠視大自然的作用，但也不能走向另一極端，過度誇大單一自然因素的影響而罔顧人類社會的作為。說到底，氣候只是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諸多因素之一，其它自然和社會因素同樣發揮重要作用。特定時代何種因素發揮關鍵作用，需要在具體歷史情勢中綜合觀察和審慎判斷，不可一概而論。最近幾十年，頗有學者熱衷於把王朝興衰、文明起落、民族遷徙和征服戰爭等等都歸因於氣候變化，機械地排列氣候冷暖乾濕與王朝興盛衰亡的時間對應表。如此解說歷史無助於揭示人與自然關係真相，必定墜入“環境決定論”陷阱，導向“歷史宿命論”。上述兩項成果可能受到此種風氣影響。氣候變遷機制極其複雜，人類至今尚未充分掌握。大量研究顯示氣候變遷具有一定節奏和週期，中國先民早就注意到短期暘雨、燥濕、旱澇具有一定韻律，但由於直接資料嚴重匱乏，且不說超大時空尺度的氣候變遷判斷起來多麼困難，十年數十年小尺度年代際氣候狀況如何也是難以一錘定音。就算某年某地確實發生嚴重旱澇，仍非必然與冬夏季風強弱、年均氣溫高低和降水量大小完全吻合，其作用於特定區域農業系統、進而影響社會穩定的機制、程度和後果，更是不可簡單斷言。正如多位中國科學家清醒認識到的那樣：氣候變化與王朝興衰的關係，不是某個學科學者能夠獨自解答的問題，需要多學科共同努力進行綜合探討。僅僅根據一、兩處地質資料樣本（岩芯和石筍）測量數據來揭示太平洋東西兩岸文明興衰，把一個自然因子十年尺度的變化指認為龐大帝國崩潰的關鍵原因，未免太過簡單化了。就算我們完全採信上述研究所建立的夏季風與降水量的對應關係，亦實在無法接受其過度推演並且語出驚人的歷史判斷。請恕直言：上述兩個團隊，都似乎不僅缺少中國歷史常識，對中國氣象學家的豐富成果亦缺少必要的學習和借鑒。歷史學家一直在探詢大唐帝國和其他王朝何以衰亡，以往單從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求其因果固有思慮不周，但歸咎於夏季風減弱所導致的乾旱氣候的關鍵作用是更加簡單機械化的推論。即便我們不考慮古代國家—地主—農民關係的複雜矛盾運動，不考慮藩鎮、宦官、黨爭和邊患內外交煎的惡劣形勢，姑且完全接受氣候變化造成經濟衰退進而導致帝國衰亡這一單線思維邏輯，僅從氣候學角度而言，由一兩份地質學氣候代用資料樣本的測量分析結果能否判斷全國整體氣候狀況，亦十分令人懷疑。氣象學和氣候史家的大量研究表明：中國幅員遼闊，從南到北跨越多個氣候帶，且受青藏高原隆起影響形成複雜氣候格局，冬夏季風變化對各地降水的影響頗不相同。單就東部季風氣候區而言，通常情形是：夏季風強，則雨帶向北推移較遠，北方多雨，淮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地區反而偏旱；51

夏季風弱，降雨帶滯留不進，南方往往多雨成澇，華北則多罹患旱魃之災。早在20世紀30年代，竺可楨就結合歷史文獻和近代氣象科學觀測資料做過系統考察，此後氣象學界對太陽活動、大氣環流、海洋運動、地圈和生物圈……眾多因素造成季風、降水及其在不同地區的表現和影響，都做了大量卓越研究，豪格小組和張平中團隊均幾乎未予引證參考，可見不同學科領域自然科學家之間的彼此隔膜亦是相當嚴重。倘若進一步求全責備，可靠推論不能僅僅基於地質學氣候代用資料測量數據，還需要考慮其它因素甚至包括非氣候因素。例如，萬象洞石筍是地面降水溶解石灰岩緩慢下滲生成，直接發揮作用的並不是地面降水量而是經由溶岩下滲的水量，地面狀況特別是植被對水分下滲應有相當影響，而地面土石、植被等等則受人類活動及其它因素影響。在此1810年間，這些因素如何變化並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石筍生長及其成分？或許亦當有所考量。更重要的是，探討氣候乾濕變化對社會經濟（首先是農業）的影響還必須特別注意：降水量大小固然與夏季風強弱有著莫大關聯，但南北地區降水的年、季乃至月份變差不同，作物種植結構和生長季節需水情況頗多差異，雨水影響農業的實際情況具有多重變數和不確定性。只有明確了降水與需水呈有利或不利時空耦合，方始可言某年風調雨順或水旱不調，是否造成嚴重水、旱、蝗災致使農業嚴重歉收、進而引發政治動盪乃至國家崩潰，這取決於眾多自然因素和社會機制的協同作用，決不能簡單結論。回到兩項成果都重點談到的唐朝後期，那時的實際歷史情境是：黃河中下游與長江中下游同為基本經濟區域，北方主要旱種粟麥，南方則主營水田稻作，南北人口和經濟正在發生優勢位移，就帝國財政和糧食供給來說，北方因藩鎮割據已不足恃，故而日益倚重“東南八道”。即如豪格、張平中團隊所言晚唐屬弱夏季風期，通常情況應是北方多旱而南方多雨，帝國經濟根基不當僅因為夏季風減弱導致北方乾旱、農業歉收而徹底動搖；宋朝中國經濟重心已經南移，元、明、清朝國家依恃更加遼闊區域的物質經濟支撐，且南方人口和經濟比重已經顯著超過北方，情況就更非如此簡單了。總之，上述兩個科學家團隊所建立的季風變化與王朝更替的歷史關聯，不但與唐朝史實不符，在其他朝代更加無法得到驗證。迄今為止，關於中國歷史上的氣候變化及其經濟、政治和社會影響，幾乎所有判斷都帶有很大推測成分，並不具備充分而且堅實的證據支持。不論運用歷史文獻還是現代科技手段或者綜合運用各種方法，利用有限資料建立的氣候變化時間序列及其與社會歷史變動的時間對應關係，都在很大程度上屬推測性質，學習和借鑒相關成果必須保持審慎態度。五、迷魅與祛魅：環境史學者應當怎樣向自然科學家學習？歷史學以過往事實作為研究對象，但本質上是一門與時俱進、不斷開新的學問。古往今來以至將來，人類在前進道路上都必定遭遇各種難題，歷史學者需要不斷重新回望過去，開展時代所需、與時相副的歷史研究。當今世界，生態危機日益深重，已經凸顯為全人類共同面臨的最大挑戰，系統回顧和檢討人與自然關係的歷史，為尋求人類與天地、萬物和諧共生之道提供資鑒，也就成為當代歷史學者的重要職責，環境史學應運而生。環境史學者的工作界面是自然與社會兩大領域的交錯地帶，手眼之間需要綜攬人類系統和自然系統之中的無數問題。我們的自然科學知識貯備與開展高水平環境史學研究所需具足的綜合素質嚴重不相匹配，必須以誠懇、謙遜的態度不斷向自然科學家學習，自覺擴充自然知識，積極尋找科學武裝。在這方面，環境史與“大歷史”、“深歷史”、全球史、疾病災害史等領域的學者有著共同的61

需要。當我們翻越歷史學科院牆，放眼人文領域之外，可以發現生物、醫學、地質、地理……諸多領域的自然科學家正在不斷伸展思想觸角，興致盎然地探詢人類社會的過往———歷史與自然似乎開始彼此問候，“兩種文化”鴻溝可望逐漸填平，這是共同應對環境挑戰、攜手建設生態文明的時代需要。環境史學者若欲有所作為，即需認真思考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的異同、人文社會學者與自然科學家的對話和聯盟、特別是自然科學在環境史研究中的運用等一系列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本文從《自然》、《科學》集中選取實例進行冗長評說，與其說是對自然科學家的批評，不如說是對自身缺失的檢討，並不試圖系統闡述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的關係———如此幽深而複雜的重大問題，決非筆者所能承受之重。只是觀察近年學術景象，頗有感觸和困惑。環境史同仁當以何種姿態對待自然科學家的歷史解說，既師其長技、又祛其魅惑，避免邯鄲學步、削足適履？實有認真省思之必要。茲僅結合前舉案例略陳陋見。首先，努力增加自然科學知識貯備，增強自然科學素養，合理吸收自然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是歷史學進一步拓展開新的重要進路，更是環境史學者必須補修的功課。百餘年來，外緣西學東漸，內因社會變革，中國史學朝著“科學化”方向重構統系，實現了“社會科學化”，成就巨大毋庸置疑。但因“分科治學”規制被定格為“文科”，主流史學研究和教學不斷疏離自然科學，也是毋庸諱言的事實。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科學技術接連實現巨大躍遷，並不斷對人文社會科學張揚其顛覆性的巨大力量。歷史學是否將被迫以“自然科學化”作為主要導向掀起新一輪革命，筆者未敢遽論，但可預料更多地借助於自然科學是歷史學者進一步拓寬視野、開創新局的必然進路。中國傳統史學博綜天人，司馬遷“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環境史學者的志業與之千載相通。然而究心天人、遊藝古今不但需要扎實的文史功底，還需要廣博的自然知識，殊為艱難。在具體實踐中，我們愈來愈感到古事幽微，資料有限，證據難得，事理、真相更是難求。合理解說一個複雜的環境史問題，必須首先弄清什麼是什麼。倘若對生態、動物、植物、地理、氣象、土壤、水文、中醫、中藥……眾多學科知識缺少起碼的了解，首先面臨的問題是不能正確地解讀史料，對蘊藏在各類文獻和實物中的環境歷史信息，要麼視而不見，要麼不知所云；接下來的煩惱是不能提出“真問題”，無法找出紛繁複雜歷史現象和事實之間的相互關聯，更無力揭示因果規律和進行價值判斷。總之，環境史研究從查找證據、解讀信息到判定史實、評估價值，每個環節都不能缺少相應的自然科學知識。不斷學習乃至終身學習，是我們唯一的出路。其次，學習自然科學首先需要秉持科學精神，景仰自然科學家並非盲目崇信他們的具體研究結論，更非迷魅《自然》、《科學》雜誌，對其中關於中國歷史問題的某些見解尤須審慎鑒別。近代以來，自然科學日趨強勢，百年巨變的歷史充分證明了科技力量的偉大。然而從歷史流變中釋讀“科學”，可知它是一個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擴張和泛化的概念，在近代歷史語境中至少有三重涵義：其表層是源於西方的“分科治學”統系，故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工程科學……各種不同劃分；其中層是學術研究的規制和技藝，大抵以“假說（論題）—實驗（資料、數據、證據）—論證（證實或證偽）”作為通行程式，講求思想方法，歸納原理公理，探求因果規律，具體的規則因科而異；其深層涵義是客觀、務實、求真的治學精神，敢於質疑既有，勇於探索未知，矢志追求真理。這些是所有學術成其為“科學”都必須具備的質性和組件。如今“科學”已是最為強勢的話語，既具學術權威、又具道德權威，幾乎與“正確”同義。然而從最嚴謹的學術意義上說，“分科治學”體制之下的任何一門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只是人類認知世界的諸多方式之一，其認知對象都只是大千世界的某個局部，而任何一項具體的研究都只是一個尋找證據、揭櫫事實和通往真理的求索71

過程。因而，各個領域學者的具體研究結論，通常都只是在努力接近真相過程中所形成的局部性和階段性認識，而並非絕對正確的定論。一項具體研究的結果，即便其合理性和說服力得到所在學科乃至更多學科承認，仍然具有一定的邊界和限度。因此對待自然科學家基於各自研究所提出的歷史見解，我們既不可輕率否定、過度苛責，也不能輕易遵從、盲目崇信。基於“分科治學”實際，前舉諸項成果都不應受到過分挑剔和責難，因為它們沿著其所在學科發展進路提出新問題、獲取新證據並提出新觀點，嚴格遵循了其所當遵守的學術規範，運用了其本學科的先進方法，因此各個團隊的工作就其所在學科而言都是合情合理並且中規中矩的。問題在於，一旦跳出其所在學科而進行綜合評鑒，便可立即發現一些（或許依然不應苛責的）嚴重欠缺：一是歷史常識錯誤———此因“分科治學”特別是文理分科所致；二是只管自說自話———此因學科“閉鎖”、“內卷”所致；三是單向思維、機械推衍和簡單結論———幾乎完全不曾留意其它學科的大量相關研究成果，顯得相當“自閉”。檢視各個團隊的人員構成可以發現：各項研究都涉及中國歷史的重要問題，卻沒有一位歷史學者參與，考古學家也幾乎沒有。這頗為令人費解：他們既然有心解說歷史，何以完全無視歷史學家的存在？甚至有人猜想：這些成果之所以能被刊用，是因它們將冰冷的數據應用於解說古老中國的神秘歷史，更容易引起關注。若果真如此，緊接著的問題就是：對文明歷史一直頗感興趣的《自然》、《科學》（請注意它們是學術資源無比豐富的世界頂尖雜誌）在審查相關論文時是否同樣未曾留意地球上還生活著一群叫做歷史學家的人呢？學科割裂竟至於此，著實令人慨嘆！筆者不得不指出一個確定的事實：比起《自然》、《科學》刊發的那些成果，不少在國內期刊發表的論文對相關歷史問題的論說更加周備、圓融和可靠。再次，歷史學者在積極學習自然科學理論知識、合理借鑒和運用其先進技術方法的同時，應當保持自己的思想主體性和學術自信心。當代自然科學飛速發展，日新月異，正在迅速改變著世界的一切，在歷史學這樣傳統的人文學術領域亦愈來愈展現出其強大魅力，引起歷史學者日益熱切的渴求，環境史等新興史學的研究者對自然科學家的成就更是深懷敬意，非常留意他們關於歷史問題的科學解說，積極學習、吸收、引用甚至模仿都是可以理解並且應當鼓勵的，這有利於多角度、更全面地考察歷史問題特別是那些自然與社會彼此滲透、交相作用的複雜性歷史問題。自然科學家的研究往往具有高度專業性，其問題意識、思想方法、資料途徑和分析工具擁有不同於歷史學的“異質性”，可以幫助我們拓寬學術視野，增強分析能力，提出新穎見解。在前舉案例中，科學家從土壤地層、湖底沉積、洞穴石筍等特殊環境中提取地質、考古實物證據，運用同位素測量等多種方法獲得數據，進而提出新的歷史見解，其視角、理論、手段、方法和觀點都很獨特。對歷史學者來說，其主要價值或許並非那些具體的資料證據和歷史見解，而在於他們獨特的觀察視角、取證途徑、分析技能和解說方式的啟發和刺激作用。但是正如法國歷史學家亨利⁃伊雷內·馬魯所提醒的那樣：“我們要加倍小心，一個學科借用與之鄰近的學科的一種概念是正常的（例如生物學，當它研究關於冰川期植物或動物在某一個已知的原野中分佈的情況時，就喜歡相應地談論‘歷史’現象），但是，必須著重指出，把某一個經驗領域所構成的概念應用到不同的經驗領域裡去，整個科學概念會逐漸失去它的有效性，而這種新的應用，也只有一種類比的性質，所以是有限度的。”借取其他領域思想理論、概念術語和技術方法都應充分消化，明瞭適用範圍，避免盲目套用。更重要的是，歷史學者必須保持思想獨立性、問題判斷力。自然科學家的歷史解說，終究無法替代歷史學家的專業思考。即使表面上兩者在探研同一問題，亦具有相當不同的思想邏輯、解說方81

式和目標訴求。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除非擁有不容置疑和否認的鐵證足以確定某個歷史事實（例如“黑死病”對中世紀歐洲的毀滅性打擊），歷史學者反對僅憑某個單一因素對歷史問題進行簡單機械的因果推論、尤其是不經過綜合分析便對那些複雜而且宏大社會變化（如王朝更替）的原因遽爾做出結論。在積極學習和吸收其他學科思想理論和技術方法時，歷史學者應當保持自信心，因為我們擁有自己的專長和優點。嚴格的文獻訓練，縱深的觀察習慣，廣泛聯繫、綜合評判的思維方式等等都使史學成果顯得踏實而厚重，更具時代縱深感和歷史流動感。這些優點在某些領域學者中可能比較欠缺。為了達成更加圓融、周備的歷史認識，也許自然科學家與歷史學者都需要更多地關注對方，成為互相請益和批評的學術諍友甚至同盟軍和合夥人，針對各種重大時代課題攜手開展多學科合作研究，更是我們深所期望。①“大歷史”最值得注意的：一是敘事的超大時空尺度，二是重視自然界的歷史。具有類似傾向的還有“深歷史”（DeepHistory）、“全球史”（GlobalHistory）等。它們不再只是津津樂道於人類“內鬥”，而是從更宏大視閾認識世界。就此而言，環境史如同它們的堂兄表弟。環境史主要考察歷史上的人與自然關係變化，其中的“環境”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環境而不是整個自然界。②關於“分科治學”和“專業教育”的發展及其對歷史學的影響，筆者另有《跨越“兩種文化”鴻溝———環境史的學術圖謀與實現途徑》詳論，本文僅略說其梗概。③《莊子·養生主》。見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119頁。④清末京師大學堂史學教習陳黻宸在其《京師大學堂中國史講義》中說：“無史學則一切科學不能成，無一切科學則史學亦不能立。故無辨析科學之識解者，不足與言史學，無振厲科學之能力者，尤不足與興史學……蓋史一科學也，而史學者又合一切科學而自為一科者也。”見陳德溥編：《陳黻宸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676～677頁。⑤卡爾·貝克爾（CarlBecker)：《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見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近現代西方史學著作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國內學者對其思想的最新批評有張江：《評“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兼論相對主義的歷史闡釋》，北京：《歷史研究》，2017年第1期。⑥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頁。⑦特別申明：一、本人對《自然》、《科學》兩份科學期刊無絲毫不敬之心，因它們享有至高無上的學術權威地位，從中舉證更具典型性和說服力；二、本文強調歷史學者的主體性，絕非主張倨傲地面對自然科學家。筆者堅定信奉科學，對科學家不斷創新科技、推動文明進步、造福人類生活始終無限景仰；三、筆者對所舉論文作者不存任何偏見，他們都是優秀的科學家，由衷敬佩他們運用現代科技手段獲取特殊證據勇敢提出新的歷史見解———科技與人文已經割裂太久，自然科學家參與歷史研究值得特別讚賞；四、本人嚴重缺乏自然科學素養，所持意見未必正確，或恐誤解作者原意，敬請寬宥！⑧該報導原文是“Aremarkablefindallowstherecon⁃structionoftheearliestrecordedpreparationofnoodles”。同期刊出HouyuanLuetal.,CulinaryAr⁃chaeology:MilletNoodlesinlateNeolithicChina,Nature,437(2005):967⁃968.⑨該團隊隨後在另一篇報導中聲明：“從形態上觀察，喇家遺址出土的麵條像拉麵，斷面近似圓形，但是我們並不肯定這就是拉麵。一些媒體稱為拉麵，可以說是曲解了我們的意思。我們估計，這個麵條可能是用某種簡單的工具壓製而成的。”葉茂林等：《喇家遺址四千年前的麵條及其意義》，北京：《中國文物報》，2005年12月23日。⑩王仁湘：《麵條的年齡———兼說中國史前時代的麵食》，北京：《中國文化遺產》，2006年第1期。該遺址飲食文化遺存的詳細情況，可參葉茂林：91

《喇家遺址與飲食文明———青海喇家遺址史前飲食文化的考古發現》，見科技部社會發展科技司、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與社會文物司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會與精神文化卷》（I）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WeiGe,et.al.,CanNoodlesbeMadefromMillet?AnExperimentalInvestigationofNoodleManufacturetogetherwithStarchGrainAnalyses,Archaeometry,53(2011):194⁃204.此外，他們還發表《小米能否製作麵條的實驗研究：兼論喇家麵條的成分》，南昌：《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根據作者注釋，前文2010年先於Archaeometry在線發表。FrançoiseSabban,AScientificControversyinChinaovertheOriginsofNoodles，https://cecmc.hypotheses.org/7663。筆者通過電子郵件向作者確認這是她本人的文章。LÜHY,etal.,ComponentandSimulationofthe4000⁃year⁃oldNoodlesExcavatedfromtheArchaeologicalsiteofLajiainQinghai,China,ChineseScienceBulletin,59(2014):5136⁃5152；呂厚遠等：《青海喇家遺址出土4000年前麵條的成分分析與複製》，北京：《科學通報》，2015年第8期。按：麵條通常用麥類（特別是小麥）麵粉製作，乃因其中含有豐富的穀朊粉（又名活性麵筋粉、小麥麵筋蛋白，vitalwheatgluten），具有良好的黏彈性和拉伸性。而小米（包括粟、黍）即使是粘性品種，亦缺少此種物質，除非另外添加，否則無法像麥類麵粉那樣做成細長麵條，做成短粗條狀食品亦頗難水煮而不散碎。實在無法想像早在4000年前就擁有將小米粉做成如此細長麵條的複雜技術。關於中國中古及其以前的麵食，可參王利華：《中古華北飲食文化的變遷》第五章詳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墨子·耕柱》云：“見人之作餅，則還然竊之。”這是目前所見最早的餅食記載，還不能確定是用穀物磨粉製作的“餅”。東漢崔寔《四民月令》記載有煮餅、水溲餅和酒溲餅等名目。東漢後期劉熙《釋名》卷四《釋飲食第十三》稱：“餅，併也，溲面使合併也。胡餅，作之大漫冱也，亦言以胡麻著上也。蒸餅、湯餅、蠍餅、髓餅、金餅、索餅之屬，皆隨形而名之也。”其中“蠍餅”可能形如蠍子，“索餅”有可能是呈線條形狀的麵食。另外，凡水煮麵食皆屬“湯餅”類，或有呈條形帶狀者，不能確定。《齊民要術》卷九《餅法第八十二》記載“膏環”做法：“用秫稻米屑，水蜜溲之，強澤如湯餅麵。手搦團，可長八寸許，屈令兩頭相就，膏油煮之。”可見是一種用糯米粉拌和水、蜜揉捏並用膏油煎炸的環形食品，類似今天的油炸甜圈。請注意：此物最多八寸長，折成今制不會超過24厘米，粗細未載。另外，做成環狀可降低斷裂概率；“膏油煮之”實即用動物或植物油脂煎炸，比起水煮相對不易斷裂。YiwenGonget.al.,InvestigationofAncientNoodles,Cakes,andMilletattheSubeixiSite,Xinjiang,China,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38(2011):470⁃479，報告稱該“麵條”大小為6.4×0.7×0.3cm。AmyBogaard，et,al.,CropManuringandIntensiveLandManagementbyEuropesFirstFarmers,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引自《美國科學院院報》官網：https://www.pnas.org/content/110/31/12589）.XinWang.et.al.,MilletManuringasaDrivingForceforthelateNeolithicAgriculturalExpansionofNorthChina，2018年4月3日《自然》雜誌子刊《科學報導》在線發表，其文詳見ScientificReports,(2018)8:5552.胡厚宣：《殷代農作施肥說》，北京：《歷史研究》，1955年第1期；《殷代農作施肥說補證》，北京：《文物》，1963年第5期；《再論殷代農作施肥問題》，長春：《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文學史研究者楊煉對“大禹治水”相關研究的學術源流和觀點分歧做過迄今最詳細的清理，可惜仍然局限於文史領域，沒有重視自然科學工作者的大量論著。楊棟：《神話與歷史：大禹傳說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代表性成果有徐旭生：《洪水解》、《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年，第128～162頁。此後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發表了大量成果，例如沈長雲就大禹治水區域、範圍、規模和夏族興起之地，撰寫、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參沈長雲：《論禹治洪水真象兼論夏史研究諸問題》，上海：《學術月刊》，199402

年第6期；《禹都陽城即濮陽說》，北京：《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2期；《夏族興起於古河濟之間的考古學考察》，北京：《歷史研究》，2007年第6期；《公盨銘與禹治洪水問題再討論》，北京：《國學學刊》，2014年第1期。劉東生、吳文祥、夏正楷、王巍、王紹武、葛全勝、王星光……都曾發表論著，數量眾多，茲不詳列。俞偉超率先提出這一問題，此後成為一個研究焦點。見俞偉超：《龍山文化與良渚文化衰變的奧秘》，北京：《文物天地》，1992年第3期。關於早期夏人活動中心，學界大多定位於地勢較高的黃河中游豫西—晉南地區，徐旭生、沈長雲等人則將夏人興起和大禹治水區域定位於古河濟之間（古兗州）低濕沮洳的大平原。由於定位不同，關於大禹治水、氣候變化等問題的解說也就存在許多分歧。吳文祥、劉東生：《4000aB.P.前後降溫事件與中華文明的誕生》，北京：《第四紀研究》，2001年第5期；吳文祥、劉東生：《4000aB.P.前後東亞季風變遷與中原周圍地區新石器文化的衰落》，北京：《第四紀研究》，2004年第3期。請注意他們對季風變化影響中國降水之南北差異性的正確知見。卡內羅的國家起源理論，見RobertL.Carneiro,ATheoryoftheOriginoftheState,Science,169(1970):733⁃739.吳文祥、葛全勝：《氣候突變、人口增長、地理限制與夏朝的建立》，鄭州：《中原文物》，2014年第5期。QinglongWu,et.al.,OutburstFloodat1920BCESupportsHistoricityofChinasGreatFloodandtheXiaDynasty,Science,353(2016):579⁃582.張經緯：《大禹和千里之外的洪水》，上海：《文匯報》，2016年8月12日。DavidR.Montgomery,EmperorYusGreatFlood:GeologicaldataProvideSupportforaLegendaryFloodinChina4000Yearsago,Science,353(2016):538⁃539.WenxiangWu,et.al.,Commenton“OutburstFloodat1920BCESupportsHistoricityofChinasGreatFloodandtheXiaDynasty”;Jian⁃ChiuHan,Commenton“OutburstFloodat1920BCESupportsHistoricityofChinasGreatFloodandtheXiaDynasty”;ChunChangHuang,et.al.,Commenton“OutburstFloodat1920BCESupportsHistoricityofChinasGreatFloodandtheXiaDynasty”;QinglongWu,et.al.,ResponsetoCommentsonOutburstFloodat1920BCESupportsHistoricityofChinasGreatFloodandtheXiaDynasty,Science,355(2017),1382b,c,d,ande.董廣輝：《喇家遺址史前災害與黃河大洪水無關》，北京：《中國科學·地球科學》，2018年第4期。該團隊推算：堰塞湖潰決泄水量達110～160億立方米，潰口流量達到40萬立方米/每秒，是歷史上黃河最大洪災流量（其文稱發生於1843年，3.6萬立方米/每秒，不知何據？）的10倍以上。查詢“黃河網”可知，1975年黃河水利委員會規劃辦公室採用1919～1975年56年系列進行的實測，花園口站實測年徑流為469.8億立方米；1986年《黃河水資源利用》報告採用1919年7月至1980年6月61年系列測量和還原，花園口站天然年徑流量為563.4億立方米。參見http://www.yellowriver.gov.cn/zwzc/lygh/200612/t20061222_75458.html。這意味著堰塞湖潰決泄水量達到黃河年徑流量的1/5到1/3。如此巨量洪水頃刻下泄具有何等威力，無法想像！即使在當代，倘若突發如此滅頂之災，積石峽以下黃河中下游兩岸能否有生靈存活都是疑問，以4000年前人口稀少、工具技術落後的社會狀況，豈有可能組織大量人力成功治水並建立文明國家？請想想1938年的花園口事件吧！比起大禹治理天下九州九河大洪水，先秦文獻關於“遂溝洫、澮、川”系統的記載更加真實可信。《論語·泰伯》記載孔子稱大禹“盡力乎溝洫”。阮元校刻本《十三經注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第2488頁。EllsworthHuntington,ThePulseofAsia:aJourneyinCentralAsiaIllustratingtheGeographicBasisofHistory,Boston:Houghton⁃MifflinCo.,1907.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北京：《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考察地質年代和歷史時期氣候變遷的學者對寒冷氣候的影響多持負面判斷，他們對比歷史上的氣溫升降幅度，對當代全球氣候暖化並不以為異；考察當代全球氣候變化的學者則視氣候變暖為最大挑戰並且歸因於工業革命以來不斷增強的人類活動。這是12

一個很有趣的情況。關於歷史時期氣候變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重要成果如許靖華：《太陽、氣候、饑荒與民族大遷移》，北京：《中國科學》D輯，1998年第4期。事實上，地理學、地質學和歷史學等多個領域學者開展了大量研究，論著眾多，難以羅列。若欲了解相關研究的學術脈絡、動態、論題和觀點，可參：Ka⁃waiFan,ClimaticChangeandDynasticCyclesinChineseHistory:aRe⁃viewEssay,ClimateChange101(2010):565⁃573；魏柱燈、方修琦等：《過去2000年氣候變化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影響研究綜述》，蘭州：《地球科學進展》，2014年第3期；葛全勝、鄭景雲等：《過去2000年中國氣候變化研究的新進展》，北京：《地理學報》，2014年第9期。《自然》、《科學》對氣候變遷之於古代文明（如兩河流域古文明、中美洲瑪雅文明）興衰的影響似乎一直有著特殊興趣，並不局限於中國和東亞地區。詳情可參吳文祥等：《氣候突變與古文明衰落》，北京：《古地理學報》，2009年第4期。GernagaYanchevaet.al.,InfluenceoftheInterTropi⁃calConvergencezoneontheEast⁃AsianMonsoon,Nature,445(2007):74⁃77.中國歷史上氣候變化（變乾變冷）─農業歉收─社會動亂─王朝更替因果關係鏈條，並非豪格小組的新發現，他們只是採用新技術手段獲取證據，進一步將氣候乾旱的原因推定為東亞夏季風減弱。事實上，中國氣候史家對相關問題早有探討，論著很多，論說遠比豪格小組的觀點圓融可靠。詳情可參見魏柱燈、方修琦等：《過去2000年氣候變化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影響研究綜述》。2007年11月15日《自然》雜誌刊出中國氣候史家張德二等、地理地質學家周厚雲等的兩篇批評，以及豪格小組的簡短回應。DeerZhangandLonghuaLu,“Anti⁃correlationofSummer/winterMonsoons?”andYanchevaetal.,“Reply”;HouyunZhouet.al.,“RecordofWinterMonsoonStrength”,andYanchevaetal.“Re⁃ply”,Nature,450(2007):E7⁃E9,E10⁃E11.PingzhongZhang,et.al.,ATestofClimate,Sun,andCultureRelationshipsfroman1810⁃YearChineseCaveRecord,Science,322(2008):940⁃942.RichardA.Kerr,ChineseCaveSpeaksofaFickleSunBringingDownAncientDynasties,Science,322(2008):837⁃838.馬佳、陳永傑：《2008中國十大科學發現》，北京：《北京科技報》，2008年12月22日，不少網絡媒體予以轉載。所謂“重大科學發現”大多是《自然》、《科學》發表的成果，可見國人對這兩大雜誌的崇拜。張德二等人先後發表多篇論文提出批評，系統地質疑豪格團隊研究成果的科學性。丁仲禮指出：豪格小組的研究成果尚需解決“年代標尺”、“時間尺度”、“氣候指標”三個關鍵性問題。張德二：《由中國歷史氣候記錄對季風導致唐朝滅亡說的質疑》附件1《丁仲禮院士點評》，北京：《氣候變化研究進展》，2008年第2期。還有一些氣候史家在大眾媒體發表了不同看法。中國氣候史家對歷史氣候變化之於農業特別是糧食安全的影響已有許多論述。可參方修琦等：《糧食安全視角下中國歷史氣候變化影響與響應的過程與機理》，長春：《地理科學》，2014年第11期。周力平指出：“朝代興衰、更替的原因這一考古學家與史學家們一直關注的重大問題不會輕而易舉地被自然科學家們解決，而是需要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對特定時段的氣候變化、環境背景、政治格局、經濟形態、文化基礎等高度複雜的社會生態系統進行綜合研究。”見張德二：《由中國歷史氣候記錄對季風導致唐朝滅亡說的質疑》附件2《周力平教授讀Nat⁃ureYancheva等和張德二等論文有感》，北京：《氣候變化研究進展》，2008年第2期。竺可楨：《東南季風與中國之雨量》，北京：《地理學報》，創刊號（1934年）。值得注意的是，《科學》所發表的另一支科學團隊的研究成果稱：長江中游末次冰川消融期（TheLastDeglaciation）季風演變的多重代理石筍記錄（MultiproxySpeleothemRecords），表明在北大西洋冷卻期，儘管夏季風較弱，中國中東部地區的氣候卻較濕潤；長江中游與華南、華北乾濕古氣候變化存在明顯的地域差異：當東亞夏季風較弱時，長江中游氣候相對濕潤，華南和華北則正好相反。這一認識與竺可楨非常相似。此外，該文還揭示了西風在傳導北大西洋對東亞氣候影響中的作用（說明不單受到東南季風的影響）。HongbinZhangetal.,22

EastAsianHydroclimateModulatedbythePositionoftheWesterliesDuringTerminationI,Science,362(2018):580⁃583.氣象學界關於東亞季風強度與降水時空配置關係的研究成果眾多，可重點參閱劉長征等：《東亞季風區夏季風強度和降水的配置關係》，北京：《大氣科學》，2004年第5期；徐建軍等：《東亞夏季風與中國夏季降水年際異常的分形研究》，南京：《南京氣象學院學報》，1998年第3期；李崇銀、張利平：《南海夏季風活動及其影響》，北京：《大氣科學》，1999年第2期。關於亞洲季風的集中研究，可參閱丁一匯、村上勝人主編：《亞洲季風》，北京：氣象出版社，1994年。對相關研究動態的評述，可參閱黃榮輝等：《東亞夏季風的研究進展及其需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北京：《大氣科學》，1999年第2期。隋唐史和經濟史學者對此論說很多，已是歷史常識，無需舉證。張德二等人利用歷史資料、季風指數和氣候記錄，對由石筍古氣候記錄提出的東亞季風強度與中國朝代興亡的關聯性進行檢證,指出這種關聯性與中國歷史事實之間存在許多矛盾，認為大量器測和歷史氣候記錄表明中國東部的降水在1～10年尺度上存在明顯空間差異；季風強度與降水的關係因地區而異，不能以單個地點的古氣候記錄來反映整個中國東部地區的乾濕狀況進而得出東亞季風強弱是影響中國朝代變更的關鍵因素的結論。張德二等：《從降水的時空特徵檢證季風與中國朝代更替之關聯》，北京：《科學通報》，2010年第1期。近代以來，傅斯年等人曾極力主張廣泛借取自然科學建立歷史科學，在研究實踐中也有學者積極引進自然科學理論知識和技術方法，考古學和歷史地理學的興盛正是大量運用了自然科學知識和手段。但總體而言，主流史學界主要致力於歷史研究的“社會科學化”，極少就自然科學與歷史學的關係專門展開學理探討。西方學界（如德國弗萊堡學派）則曾經有過一些重要思考。可參W.文德爾班：《歷史與自然科學》，收入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近現代西方史學著作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H.李凱爾特：《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涂紀亮譯，北京：商務印務館，1991年。亨利⁃伊雷內·馬魯：《歷史如同知識》，見田汝康、金重遠選編：《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作者簡介：王利華，安徽宿松人，南開大學教授。目前主要從事中國環境史、生態文明理論研究和教學。主持和獨立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重點和後期資助項目以及部委專項等10餘項，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等數十家期刊發表論文近百篇，出版《中古華北飲食文化的變遷》、《中國家庭史》（第一卷，先秦至南北朝時期）、《人竹共生的環境與文明》、《中國環境通史》（第一卷、第二卷）等獨著、合著和論文集10多種，學術論著曾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獲教育部高等院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第二完成人）、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三等獎；參與組建南開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組織建設《生態文明》慕課並入選國家精品在線開放課程，曾獲天津市、全國高等教育研究會教學成果獎4項；先後入選教育部“新世紀人才”及“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宣傳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理論界）、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萬人計劃”）、天津市“有突出貢獻專家”並獲市“五一”勞動獎章；曾任東亞環境史學會（AEAEH）主席、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史專業委員會首屆主任委員、中國農業歷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唐史學會理事、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等兼職。［責任編輯　劉澤生］32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港澳研究·主持人語:何為“澳門學”?“澳門學”研究什麽?“澳門學”如何推進?這似乎都是一些“熟悉”的提問,又似乎還沒有圓滿的答案———這實在是一個饒有興味而又嚴肅的學術問題。百度百科是如此解讀的:“澳門學是一門以文獻檔案、文化遺產為基礎,以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活為研究對象,探尋澳門模式與澳門精神的國際性、綜合性學科。”隨着新的歷史時期賦予學術研究新的使命與新的內涵,隨着學術探索新的深入與發展,隨着新史料、新工具、新視角、新理論的推動,原有的定義也許將引起新的討論。學界完全有條件和能力站在比以往任何時期更高的層面上總結已有的成果、分享理論的創新、探尋未來的世界。近年來,本刊已就“澳門學”舉行過多期專題討論,誠邀學界專家精心著述,共鑄“澳門學”研究之基業,先後發表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李長森等學者的宏論,可謂名篇佳作,匯聚一堂,實屬難得。本期特別邀請郝雨凡教授就全球史觀下的“澳門學”研究發表高見。郝教授認為,澳門作為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標本,提供了人類不同文明和諧共生、互動發展的特定範式,這種範式的解釋不僅有利於更深刻地認知澳門,而且為世界文明發展提供了一個文化融合的成功觀察點。研究“澳門學”,既可以揭示人類文明傳播與發展的另一種模式,又能為人類不同文明和諧相處提供經驗,為當今世界解決各種民族衝突提供某種啓示。過去那個非贏即輸、非生即死、非黑即白的零和博弈時代,應該讓位給一個承認差異、允許多元、謀求共存的非零和博弈的新時代。“澳門學”應該通過這樣的研究和理論探尋,為人類不同文明和諧發展及其如何發展作出貢獻。這是“澳門學”倡導者應有的胸懷與願景,也是“澳門學”成立和發展的最終極也最輝煌的目標。而“澳門學”所能揭示的道理為人類提供不同文明融會共榮的智慧和巧妙的生存之道,這將是“澳門學”貢獻給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研究的重要一筆。郝文明晰而突出的問題意識與前沿意識,具有一種歷史的厚重感與現實的啟示性,豐富和拓展了學界關於“澳門學”的研究內涵與研究視域。無庸諱言,在“澳門學”研究中關於澳門歷史文化類的著述,幾佔半壁江山,成果不可謂不豐碩。但稍感遺憾的是,囿於諸多條件,終未能將海外近年有關澳門史之研究成果更多地收入其中。從學術史的角度,介紹、刊發葡萄牙學界有關澳門史的研究成果,甚具借鑒意義。近期適逢張中鵬博士在里斯本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於是有了這扇頗為難得的窗口。張文以近二十年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的部分相關學者及其學術成果為敍述起點,從政治結構變遷與轉型、西學東漸與中西文化交流、自下而上的社會史考察、澳門與中西關係、史料發掘與出版五個維度,反映其學術演衍的取向、脈絡與進展,從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的眾多成果中,梳理了其研究的特色。張文認為,就澳門史研究而言,中葡史學具有不同的傳統、取向與發展趨勢,從而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差異。從這一意義來看,對於中國學者而言,充分借鑒葡萄牙同行的研究成果與優長,在堅持自身優勢的基礎上深入拓展,廣泛參與國際學術進程,顯得尤為必要。“澳門學”的提出與發展,迄今已35年。目前學界對於“澳門學”的關注,其討論的意義早已不局限於構建這一學科是否具備條件的問題,而是如何充實、完善、豐富“澳門學”的研究內涵,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中,充分發揮其認識澳門、建設澳門的更大效應,為繪製澳門這塊蓮花寶地的美好明天奉獻智慧。學者們的艱辛努力,令人欽佩。編者謹掬一瓣心香,向諸位學者的不懈努力致以由衷的敬意,相信“澳門學”的探索成果必將更上層樓。　　(劉澤生)42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再談澳門學郝雨凡[提　要]　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澳門積累了不勝枚舉的文化遺產和豐厚的文化底蘊,既對中華文化的傳統有着很好的保留,同時也對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的認識,逐步形成了“中西交融,多元共存”的澳門文化。這種獨特的文化及其蘊含的充滿智慧的和諧相處之道,給澳門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提供了廣袤的學術發展前景。澳門學,應當跳脫於地區學的框架限制,建構以不同文明“互動相生”為核心的學術範式,去挖掘澳門地方知識體系的全球意義,為人類不同文明和諧發展提供澳門經驗。[關鍵詞]　澳門學　學術範式　文明互動[中圖分類號]　D676.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025-09自大航海時代以來,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使澳門一度成為東西方貿易發展的匯集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賈、教士及移民停留與居住,使得這座東方小城成為中國看世界,世界看中國的一扇窗戶,成為東西方各種宗教文化交匯碰撞之地,澳門也被喻為“世界型的土地與海洋”①。在400多年的滄桑變化中,澳門在東西方文明的相遇、碰撞和交融中不斷自我調適,既倔強而獨立地堅守了中華傳統文明中的精華,又相容並包地吸納了西方文明的優異之處,最終形成了獨一無二的“澳門文化”。儘管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各種文化都具有對內凝聚團結、對外體現整體特徵的作用。澳門文化以及其在不同文明的衝突、調試、共存、融合的演變過程為國際學術界提供了一種文明和諧互動交融的素材,也使得“澳門學”作為一種學術概念被提了出來。一、澳門學的提出與發展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澳門學被提出至今已經有了35年的歷史。當時中葡兩國正協商解決澳門問題,造成澳門地區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動蕩,也觸發了知識界對澳門現實問題、未來發展等諸多問題的關注與思考。陳樹榮、黃漢強等學者最初提出“澳門學”概念,是希望將澳門學術研究回歸現實並服務發展。澳門學的命名與提出儘管一開始在學術上並不十分自覺,但對澳門研究的熱情和士氣具有明顯的提振。這期間圍繞着澳門學展開的學術研究出現了一批較有影響的論文,如黃漢強的《關於建立澳門學的一些思考》(1989)、吳志良的《舊話重提“澳門學”》(1996)、湯開建的《“澳門學”芻議》(1998)、趙利峰的《澳門文獻整理研究與“澳門學”》(2008)、林52

廣志的《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2010),郝雨凡等《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2011)等。②在過去15年間,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為澳門學的研究不斷注入動力。澳門大學一度將“澳門學”作為重點人文學科加以建設,並制定了澳門學研究與發展規劃,希望能逐漸將“澳門學”推向國際主流學術界。但從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澳門學的發展似乎並沒有走得太遠。澳門學的學科涉獵廣泛,涉及歷史研究、跨文化研究、法律體系研究、文明互動研究、區域發展研究、經濟發展研究、社群研究和城市研究等諸多方向。但恰恰是廣泛的學科涉獵導致澳門學出現學科發展參差不齊的現象。目前,史學研究一枝獨秀,法學研究次之,這一方面是與這兩類學科研究的相關學者較為集中緊密相連,另一方面則是“一國兩制”下澳門地區的特殊法律、行政管理等制度所帶來的研究特殊性。但除此之外,澳門學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語言、宗教等相關領域的拓展進度參差不齊。雖然沒有帶動起一個可持續性的和具有普遍學術價值的學理上的研究突破,但這些學術努力仍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澳門學逐漸浮出了學術的地表,並在澳門學發展的必要性上達成共識。澳門學也開始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30多年來,人們對澳門學似乎還停留在兩種基本的理解上。一種將其看成單純的歷史學研究,認為澳門學就是以澳門史為重點,以文獻檔案為基礎,探討16世紀至19世紀中葉澳門在東西文化交流過程中角色的史學研究。另一種是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澳門研究,認為一切有關澳門當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法律等問題都在其研究範圍之內。這兩種理解導致澳門學的研究現狀呈現出兩種困境,一是長期停留在地區學的層次上,即使是澳門史的研究,也較少與中國史、歐洲史乃至全球史深入交融;二是更具功能性的着眼當前澳門問題的研究,焦點集中於單個學科領域或問題上;史學研究和現實研究各成一體,互不連接,且又古今割裂,這使得澳門研究難以發揮以史為鏡、鑒古知今的現實功能,而且也遠離國際學術主流。從根本上來說,澳門學的學科發展參差不齊、各自為戰現象的背後是學界對澳門學內涵和目標的理解尚不一致,也缺乏宏觀的研究框架,學者往往將其討論的焦點集中於單個學科,希望實現個別突破。然而,無論是以澳門歷史文獻研究為重點還是以澳門社會抑或是澳門文化為重點,都在強調自己領域的重要性,而較少能與其他學科做到相互交流滲透、相互借鑒並有系統的並榮發展。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澳門學似乎只是單一的研究澳門,而幾乎所有關於澳門的研究都可以被命名為澳門學。這種研究思維嚴重影響了各大學科之間的研究關聯性,無法互相支撑,形成一個有針對性的系統研究。這也致使澳門學離獨立的“學”的概念尚有距離。如果繼續這樣,澳門學仍然是將任何有關澳門的研究都包羅在內的大雜燴,僅僅擁有數量上的積累與增長,很難實現有關澳門學問的規定性和整體性的把握以及學理上質的提升,而後者才是澳門學長久發展的核心要義。任何一個文化區域都擁有屬於它的較為完備的知識系統,而且都有各自的特色,人們因此可以構建不同類型的“地區學”,例如“嶺南學”、“上海學”等。本土知識(IndigenousKnowledge),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定義,是指一個與自然環境互動歷史悠久的社會所產生的認知、技能以及價值觀,是地方在教育、安全、醫療健康等社會、經濟活動層面決策的重要基礎。本土知識是基於廣泛而深厚的實踐經驗,並與其被附着的物理和社會載體無法脫離的。但如果這種知識系統不具有明顯的縱向的深邃和橫向的廣闊,則很難提煉出可供比較和借鑒的全球意義。不可否認,澳門作為中國向外瞭望、對外接觸為內涵的近代化歷史的早期支點,一切有關於這段歷史的文明積累和文字材料,都顯示着中國融入世界、擁抱海洋文明的最初的完整資訊,有關澳62

門歷史的學問與中國近代歷史息息相關,屬於具有鮮明近代色彩的中國歷史的獨特分支。近現代以來,中國的儒家經典、地圖地理、文學藝術、園林建築、中醫中藥、生活習俗等特色文化,經澳門流向海外,對西方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澳門作為西方世界最初較為全面地矚望東方世界、接近東方文明的窗口,承載着全球地理大發現之後東方文明大發現的最初的完整記憶。在“西風東漸”形勢下,澳門作為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技術等先進文化和制度進入內地的中介,也成為中國新思潮、新文化的重要發源地。有關中國與全球文明板塊互動、碰撞的歷史運作脉脉相通,澳門歷史的確屬於世界文明史框架中獨具特色的一部分。但是澳門歷史的研究在學科發展中如果只關注自身歷史記憶的挖掘和整理,而不把它提升到人類歷史發展的學術大河中去歸納和比較,則很難提煉出地方史中的全球意義。澳門學要想突破地區學的約束,不僅要思考澳門的獨特性是什麽,更要深入剖析在過去幾經沉浮的歷史發展中,澳門的獨特性是怎樣產生的?其產生的過程能提煉出哪些人類知識體系當中有比較價值的道理或哲理,而這才是澳門學作為一門獨立“學”問的普泛性,也是澳門學的真正意義所在。可要真正將澳門學整理出地方知識體系的世界意義,則必須打破學科單兵作戰的格局,考慮建構起能夠體現一種學術自覺乃至學科自覺的澳門學框架。因此我們有必要從理論上闡析搭建澳門學學術框架的可能性。二、澳門學應該研究什麼澳門學並不能簡單停留在以澳門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研究為對象,以大量的澳門史料文獻和澳門社會現實為基本材料的地區性研究平台上,因為任何一個單一領域的澳門研究,哪怕是頗有建樹的澳門歷史文化研究,都尚不具備能夠作為一門學問乃至學科獨立資格的學術屬性。理想意義上,澳門學不應該是澳門研究的別稱,不應當局限於既有框定的研究領域與題材,僅圍繞着與澳門有關的資訊知識,或簡單凸顯研究對象與話題,或單純迭加澳門研究的相關內容,而應是有關澳門研究的一種學理的、質的、規定性的概括;建構並提供獨特又具有內在邏輯體系的學理認知系統。理想的澳門學不僅僅揭示圍繞着澳門及關於澳門的信息知識系統,更須呈現澳門知識系統所展示的歷史的、地域的、文化的學術特性;澳門學不應僅停留在有關澳門知識體系的特徵性概括,而應具有普泛性的概括,從世界和人類文明發展的廣闊視野取其內涵的價值能量,從而顯現其學術輻射力和可以被學界引用和比較的深刻道理,使之具有可以被長期館存的學術價值。這就是說,當一個如澳門研究這樣獨特的研究領域需要提升為一門類似於澳門學這樣的學問或者學科時,它需要精心設計和打造的是這門學問乃至學科的學術規定性,也就是它要取得能夠作為一門學問乃至學科的獨立學術資格的屬性。明確了這一點,就能夠有效地避免關於澳門學應該側重於有關澳門研究哪一個領域的爭辯,因為任何一個澳門研究領域,無論是澳門歷史文獻研究,還是澳門文化研究,還是當下澳門諸多問題的研究都僅僅是有關澳門的研究,不足以構成具有特定學術屬性的澳門學,它們都只是構建澳門學這座大厦的磚頭和木料。建構一個被稱之為“澳門學”的學問體系和學科框架,不是某一兩個有關澳門研究的學術領域所能承擔的工作,而且也不是有關澳門研究的所有學術領域簡單綜合起來就能完成的任務,其中必須經過嚴密的學理整合,深刻的理論探究,以及合適的研究方法和類似於建築設計的學術框架來聚合這些研究。這樣的學問體系和學科框架必須包含明確、科學而穩定的知識系統,包含鮮明、準確而獨立的學術特性,更須包含潜在但可以預知的學術影響力和整體輻射力③。這是澳門學的價值展示,也是澳門學能夠從一般的澳門研究中擢拔出來並在具有國際視野的社會人文學術格局中具有某種獨立學術品性的基本依據。72

每一個區域都可以成為學術聚焦點,但並不是每一個區域都可以像澳門這樣聚焦為一門獨特的學術體系。澳門學的成立首先基於其完整和引人入勝的知識系統,這是澳門學所以能夠成為超越於澳門的獨立學問並引人關注的基礎條件。澳門承載着其他地區研究都無法企及、無法媲美的歷史深韵,既包括豐贍而浩繁的典籍檔案,精緻而蘊蓄的自然人文景觀,亦有散逸在民間生活中的風俗人情乃至語言習慣等精神文化形態,無論從質還是量都彰顯出澳門歷史悠久深邃震撼的文化底蘊。與世界第九大文明奇迹的敦煌學相比,澳門具備立體多元的價值形態,物質與文字交相輝映的史證結構,以及大量材料有待長時間挖掘、解讀、整理、利用的學術格局。更值得一提的是,澳門學的材料無論是物質的傳承還是精神的承載,無論是風物景觀還是文字記載,均從歷史中映照着現實,從現實中透析歷史,二者相互映照,其擁有的鮮活生機與敦煌學材料的死寂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④任何一個文化區域都可能擁有屬於它的較為完備的知識系統,但這種知識系統倘若不具有明顯的特性和延續性,則很難為此建構真正的獨立學問。澳門的歷史文脈既有階段性,也有系統性和連續性,澳門文化從未斷層。⑤從特性上看,澳門的發展史是中西文化的交流史,這在內地歷史名城中都是罕有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從而構成了當今澳門學無與倫比的豐富的知識體系。從延續性上看,澳門學要研究的對象不僅體現在靜態的建築文物和城市空間上,還活躍在動態的現實生活之中。中華民俗雖作為澳門民俗的基石,但自16世紀以來,以葡萄牙文化為主的西方文化傳入澳門後,給當地民俗注入了新的外來元素。在早期,兩種民俗有過衝突與碰撞,如17、18世紀澳葡官員、教會有人竭力反對中國居民在澳門舉行祭神遊行活動,甚至到19世紀初,教士們還極力干預澳門的媽祖神像遊行,企圖禁止中國籍教徒觀看,並專門發布“告誡書”,要求所有基督徒不能在街上或通過百葉窗偷看遊行,否則將被開除教籍。對於中國人習慣在紅白喜事時敲鑼吹號或者放烟花炮竹,澳葡政府也曾於1883年做出過宵禁規定。總體來看,兩種民俗在其發展過程中也經歷過一種巧妙且充滿智慧的衝突與妥協的磨合,⑥例如早期傳教士利瑪竇有感澳門當地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決心調整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教政策,培訓後來傳教士學習中國話和中國風俗,還在中國人祭祖、祭孔的問題上作出了讓步。利氏所確立的“調適”傳教政策為後來湯若望、郎世寧等傳教士成功入華奠定了基礎。更具有代表性的歷史見證即是澳門著名的地標大三巴牌坊。該牌坊是聖保祿教堂保留下來的巴羅克風格的前壁,在五層高的有限空間裡用雕塑的方式展示天主教的基本教義,從天主到人間、耶穌基督受難的經過、聖母踏龍頭等故事。甚至還用中文刻上“念死者無為罪”和“鬼是誘人為惡”的警世之言,這在世界所有教堂上是絕無僅有的,形成了在澳門地區相互交融、共生發展的獨特局面。可以說,澳門學所要探究的文明,是在東西方不斷的文化和思想碰撞中發展起來的文明,以及這一文明在中西文化交流、交織、衝突與磨合的全部過程。澳門學所負載的完整、詳備、鮮明而又多姿的知識體系,使其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發展過程中一個獨特的存在。在400多年的歷史沉浮變遷中,澳門的每一步發展都交織着變幻莫測的國際風雲和複雜而深刻的國家命運。澳門與葡萄牙之間特殊的政治關係,則造就了澳門複雜而豐富的史學可能性,且使之遠遠超越了一般性的歷史常識範圍⑦。可以說,獨具特色是澳門學能夠成為一門獨立學問的根本保證,也是澳門學在世界學科研究中的個案意義。400多年來,澳門華洋雜處,留下了東西方文化和諧共生的深刻烙印。澳門擁有社會傳統造就的獨特的政治形態,自由開放的社會環境造成的獨特的經濟狀態,中西交融的社會結構形成的獨特的文化生態,以及由此衍生而來的各種澳門現象,如社團社會,家族模式,自由經濟,特色經濟結構,多元宗教,多族共存,多種語言82

混合,古今文化共生,中外文明交融等等,無不呈現出澳門特有的色彩與風姿。歷史發展雜陳着進步的和落後的文明資訊,吸收着積極的和消極的社會因素,進而沉澱出濃厚、沉鬱的澳門味道和澳門特色的澳門文化與澳門現象,使得澳門學可以成為世界關注的對象,成為國際性的學問。澳門學的學術基礎、學術容量和學術範式的考察,自然而深刻地揭示了澳門學的學術價值,而這種學術價值的揭示,為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肯定理由。對於世界的中國學來說,澳門是中國文明乃至東方文明的最初模組;而對於中國的西方學來說,澳門則是西方世界投射到中國視域的原初鏡像。澳門所具有的這種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使澳門學在中國與世界知識體系中具有別樣的風情和魅力。澳門學的全部學術指向400多年來中西文明交流史,指向中國近代史的重新認知,同時也指向世界文明史的學術重構。而這具有不可忽略的學術意義和價值。三、澳門學應該怎樣推進如何將一項特定對象的研究上升為一門獨立的自成體系的學問,重點需要從其既有的學術知識體系和學問體系當中凝聚成一個具有標本意義的文化個案,而又能在當代世界性學術高度上提煉出一種對人類知識體系有所貢獻且可以被廣泛接受的道理與價值。這需要首先產生一個合乎現有學術規範並被學術界所認可的學術範式。據托馬斯·庫恩解釋,學術範式應是某一學科的策源地和矩陣(DisciplinaryMatrix)。⑧它不僅包含着由於所關心的共同問題而鬆散地聯繫在一起的特定群體,還包括共同認定的研究對象,針對該研究對象應該抽繹出何種問題,如何提出這些問題,解析和解決這些問題的各種方法,如何解釋研究出來的結果,以及如何概括由此產生的普遍性學術意義。⑨一定程度上講,學術範式具有元理論的特徵,因而不同於具體的研究方法,它是宏觀的、哲學的、理論的研究框架,能為人們對於特定對象的學術認知提供一種理論化的思路和聚合的包容性。每個學科研究領域均有屬於自己的研究範式。例如,在史學研究中,不同的學術範式對人類歷史發展和文明走向有着不同的學術信念。以據實直書、客觀表述為範式的蘭克學派強調史料依據的重要性和不偏不倚的叙述傳統;而法國年鑒學派則傾向於從宏觀的、動態的、長時段的角度考察歷史的進化軌迹,進而探究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年鑒學派強調文明的擴散性,認為近代史就是西方文明向非西方文明擴散的歷史。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們通常用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兩種不同的學術範式,試圖理解戰爭與和平,以及不同文明之間和不同民族之間的互動與變遷。經濟學者則在分析和解釋經濟如何運作和應該如何運作的理論框架中,演化出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馬克思主義等諸多經濟學範式。文化學者也用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的範式來研究分析各種文化現象。澳門學的發展需要一個具有統領學科階段性發展能力的學術範式,作為一門新興而獨立的學科,澳門學理所應當具有屬於自己的學術範式。作為一種共同持有的信念性的指導思想,澳門學範式可以從各種角度、用各種理論和研究方法對研究對象進行深入系統的探索,將經濟、政治、歷史、社會、文化等不同學科相容到統一的範式框架內來對澳門文化和澳門現象加以解釋,最終梳理出屬於澳門學的“澳門道理”。如何才能建構和打造“澳門學”的學術範式,使之成為獨立的學術體系?當前國際學術界有沒有合適的理論框架可以為我借鑒?由於澳門地方知識體系的特色是中西文明互動,近年來史學界興起的全球史觀可能對我們具有啓示意義。歷史學家湯因比曾提出文明擴散中的挑戰─應對模92

式,強調文明的純粹性以及文明發展要經歷的起源、成長、衰落和解體的四個階段。⑩但這個學術範式要麽將歷史看成是靜止和孤立的,要麽將文明的擴散定義為以西方為主導向非西方的單向傳播,很少考察非西方文明對西方文明的影響。這種“歐洲中心論”的殖民史觀在學術界影響很大,一直到後殖民時代的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民主化理論都仍然有着“西方中心論”的味道。20世紀中葉後,英國史學家杰佛瑞·巴勒克拉夫首次提出全球史觀的概念,認為應當將西方歷史學重新定向,側重研究不同國家、地區和文明之間的差異、相互作用和影響,同時應當關注“跨文化互動”(cross-culturalinteraction),即“在考慮不同民族組織自身社會的獨特方式的同時,世界歷史應格外關注各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多種方式。”可以說,全球史觀最有魅力的核心理念是“文明互動說”。它打破了以往史學界所帶有的明顯的“只有西方才能產生真正的歷史意識與史學”的預設以及西方─東方的二元分析範疇,認為獨立的文明是可以相互交流和互相借鑒學習的。而人類文明正是在這樣的互動交流、學習和相互借鑒中前進並不斷豐富。這與早期阿諾德·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探討的“文明在空間中的接觸”和“文明在時間的接觸”概念也有所違背。湯因比的文明接觸、文明相遇理論包含着充滿暴力色彩的“文明衝突”觀點,即文明本身是遵循獨立發展原則的,而少有的文明接觸總是伴隨着一個或者多個文明的滅亡。對此,麥克尼爾否認文明獨立發展的觀點,提出“各自獨立的文明之間並不像斯賓格勒和湯因比宣稱的那樣不能相互交流,事實上,只要文明之間發生了接觸,互動就會產生”。阿納森則在《理解文明際相遇》中分析了印度歷史上與西方文明的三次相遇,希臘─印度相遇,印度─伊斯蘭相遇和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即文明的相遇可能意味着暴力與毀滅,也可能存在着和平與互利。這為文明相遇提供了“文明互動”這樣的中性視角。人類文明曲折而沉重的發展史見證的多是“血與火的洗禮”,一種文明以戰爭的方式與優勝的姿態征服另一種文明,而後者往往只能被動臣服並接受勝者的文明取代。事實上,文明的接觸與互動,決定着不同文化和民族的發展歷史,各民族之間沒有優劣之分,都是在互動中吸收養分,甚至由於滲入雜質而變得更有生命力。因此,任何一種文化或文明,都不是單純的地方現象,而與不同國家、地區和文明存在某種關聯。有趣的是,東西方不同文明在澳門這樣一座東方小城相遇,非但沒有出現一個文明的勝利後另一個文明的解體與消亡,反而各美其美、蓬勃發展,更在相對平穩的演變之中幻化出了獨具特色的新的文明,也塑造出澳門人特有的“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文化性格。澳門文化正是在過去幾百年的文明互動中平穩發展的一種文明,也是不同文明和諧相處的一個“人類文明實驗室”,其獨特的智慧提供着文明包容、互動與新生的“澳門經驗”。這一實驗的結晶之一是產生了土生葡人———葡萄牙人輿亞洲人通婚的產物,這一被形容為“大地之子”的特殊群體正是東西方文明“互動相生”的具體樣態,其體質、婚姻、家庭、語言、宗教、風俗等方面呈現的特質,可以豐富人類學寡欲亞歐之間不同體質、文化、風俗的人種相互接觸和融合及其變遷過程的論述。“澳門有兩位上帝———葡萄牙與中國,他們善於調和生性不同並都以中庸之道為處世哲學,這並不違背福音。這是基督教教義與中國人智慧的結合物。事實上,耶穌、釋迦牟尼、孔子、老子為解決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和行為,開創了非暴力、對話、矛盾合一、自然和人類和諧的新紀元。”顯然,澳門中西文化相互接觸、交融,乃至新生,可以概括為文明的“互動相生”模式。這種“互動相生”的文明形態的存在和發展,為“澳門學”創立人類文明傳播與發展的新範式提供了學術上的可能。“非常引人深思的是,中葡在澳門的交往過程中表現出高度的文化自覺性,基本上在不捨弃自身傳統、不失去自我意識的前提下,努力地試圖了解、認識、尊重對方,盡可能自我調適、避免衝03

突”。這種以文明互動為核心理念,提倡在地方史研究中引入全球視角,成為探討小地方與大世界之互動關係的學術範式,為澳門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工具。澳門歷史的研究如果能從文明互動的歷史範式中去挖掘,會更加具有全球意義。通過不同文明互動來審視澳門,研究澳門,可以印證全球視野中澳門學的學術價值。衆所周知,當今世界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各國各地的歷史、語言、文化等各有差異,在社會發展水平、政治制度和價值理念等方面,更是存在着天壤之別。如何尊重這些差異性和多樣性,如何避免因政治理念和價值觀的不同而引發的戰爭衝突,如何使國際政治格局中的實力和權力變遷不再以“血與火”的形式進行,是人類應從過去的歷史經驗與文明互動的真實故事中所汲取的教訓。澳門作為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標本,提供了人類不同文明和諧共生,互動發展的特定範式,這種範式的解釋不僅有利於更深刻地認知澳門,而且為世界文明發展提供了一個文化融合的成功觀察點。可以說,澳門學的範式,應該是以研究不同文明的傳播模式,以“互動相生”為對象,用全球視野,挖掘人類不同文明“和諧相處”的澳門樣本。研究澳門學,可以為今天世界解決各種民族衝突提供重要的啟示。過去那個非贏即輸、非生即死、非黑即白的零和博弈時代,應該讓位給一個承認差異、允許多元、謀求共存的非零和博弈的新時代。自16世紀以來,澳門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早期港口以及歷史上西學東漸、東學西傳的重要樞紐,成為異體異質的文明類型相互運動並產生新型文明的重要舞台。在這裡上演了一場人類文明大碰撞、大融合以致孕育新文明的壯麗情景: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習俗的人們以其各自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共生,由此誕生了既不同於中華文明,又迥異於西方文明的多元、包容、和諧的“澳門文化”,亦即所謂“結合兩種不同文化而創造的第三文化”。澳門即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和集散之地,也是新舊文化相安共處、並行不悖的和諧之地,這種和諧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構成了一個獨特而有意義的標本,其中的緣由與規律需要總結。澳門學以澳門的地方知識系統為基礎,以澳門的文化特性為基本研究對象,自覺地將澳門定位為中國乃至文明進程中的一個有價值的個案,通過這一個案的規律性解讀與理論性揭示,尋索其對建構人類和諧、健康的生活秩序和不同文明交融發展所具有的某種啟示作用。通過澳門歷史與文化及其特定生態的個案研究,從理論上總結出:文化和諧與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必然聯繫;文化和諧與社會政治風貌之間的必然聯繫;文化和諧與社會心理機制條件的必然關係;文化和諧與社會生態乃至特定的文化地理之間的某種聯繫。這種種關係的理論解決,便可揭示澳門和諧文化形成與發展的基本規律,這樣的規律性揭示,對於在世界範圍內營構和諧的文化環境和文化生態都有相當的啟發意義。澳門學應該通過這樣的研究和理論探尋,為人類不同文明和諧發展的可能性及其如何發展作出貢獻。這是澳門學倡導者應有的胸懷與願景,也是澳門學成立和發展的最終極也最輝煌的目標。當然,澳門學的成立和發展須以翔實、深入且富有創造性的學術研究為標志,所有關於這門學問學術可能性的探索都只是一種理論思路的準備,研究情緒的熱身和學術環境的營造,大量艱苦的工作和努力是為了將這種學術可能性轉變為現實的學術性。這其中尚需要系統而有效的方法論的設計與建構,需要較大的財力、人力和物力的投入,系統而全面地建構澳門學材料的收藏、整理和解讀體制,需要調動具有國際學術背景的專家力量,對於澳門學的知識系統、學術特性,以及澳門現象及其規律隱含着的學術能量和影響力作出深刻而富有穿透力的理論歸納和總結。四、小結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和重要節點,數百年來,澳門一直發揮着中西文明交流13

的門戶作用,積累了不勝枚舉的文化遺產和豐厚的文化底蘊,既對中華文化的傳統有着很好的保留,同時也對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的認識。東西方文化在澳門這座小城並存、碰撞、互通和互融,賦予了這座小城獨特的“中西交融,多元共存”的文化魅力,使得澳門在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交流中具有先天的優勢條件。澳門學就是基於對澳門本土知識深入了解以及系統性知識體系重建的雙重目標而提出的一門學問。澳門學是從澳門獨特的文化魅力和深厚的歷史經歷中滋生出來的。然而,本土知識都有地方性知識的特色,或多或少都有一種排斥普適性的傾向,這又明顯不符合澳門東西方文化巧妙融合的文化特性。日本著名學者池田大作在1995年被授予澳門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時曾坦言:“人們發現澳門從來就是一個各種思想相互寬容的社會。在澳門,葡萄牙的人文主義和中國的宇宙觀和諧相處。中西方文明相互尊重,互相學習。在澳門,這種開放而兼收並蓄的精神給各種文化增添了光彩。不言而喻,澳門文化將像燈塔一樣給這個不安寧的世界帶來光明和希望。”在這種意義上來說,澳門學應該而且也必須超越於本土知識體系。澳門基金會吳志良主席撰文道:“數百年歷史發展告訴我們,澳門是中華文化傳統基因保存最好、延續性最強的一座城市,也是最充分、最持久展示中華文化開放性和包容性的一座城市,並且充分展現出了融合中西文化對話、溝通的技巧和能力,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從根本上說,“澳門學”生於澳門,卻遠遠超越澳門。這種生生不息、從未斷層的歷史文脉塑造了澳門學的特殊性,也賦予了澳門學無與倫比的獨特學術內涵。澳門學應當將澳門的經歷和經驗納入全球化和世界現代化的宏闊視野,突破歷史的、地域的、文化的澳門本土知識體系,對澳門的歷史和當下現象進行系統化整合,建構一整套規定性的、獨特的而具有內在邏輯體系的學理性認知系統,並能夠提煉出具有全球意義、學理意義的知識和學問體系。當今,正是冷戰結束三十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四十年階段性成果的時期,歷史似乎又站在了新的拐點,開始召喚一種全新的走向和合的觀念。人們開始意識到一個不同於西方的選擇。這種和合觀念讓我們不再以槍炮和制裁為手段,也不再以經濟利益的擴張和掠奪為動力,也不再以某一方的絕對制勝和獨領風騷為目標,而是真正呈現出一種承認差異的、互相尊重的、和諧共存的、多元斑斕的圖景;而澳門學所能揭示的道理會為人類提供不同文明的融會共榮的智慧和巧妙的生存之道,這將是澳門學貢獻給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的重要一筆。①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序言,蘇勤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②1986年11月,澳門社會科學學會舉行座談會,提出建立“澳門學”的創議;1989年2月,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前身)舉辦“澳門學”學術研討會,討論“澳門學”的對象、方法及其意義,對“澳門學”的概念作了初步界定;1994年,澳門大學再次召開“澳門學”問題研究的專題討論會;2000年11月,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聯合舉辦“澳門學”的對象與方法學術研討會,對“澳門學”多年來的研究做了一次階段性總結。上述論文都是這些會議的成果。同時參見劉澤生《回歸十年澳門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以澳門歷史研究為中心》,澳門:《澳門研究》,2010年第1期。③有關澳門學定義的討論,參見郝雨凡:《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代前言)第2頁;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23

法》,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郝雨凡:《澳門學:中西文化互動共生的範型》,澳門:《澳門日報》,2014年4月2日。④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廣州:《學術研究》,2011年第12期。⑤參見于茗卉、郝雨凡:《互動相生:人類文明發展的新範式———回歸20年澳門學的發展與未來之路》,北京:《港澳研究》,2019年第3期。⑥參見楊仁飛:《澳門民俗:一幅絢麗多姿的畫卷》,見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澳門史新編》第四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第1135~1156頁。⑦參見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14~121頁。⑧ThomasS.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3rdedition,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6,pp.176-191.中譯本見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⑨MargaretMasterman,“TheNatureofaParadigm-iI.LakatosochA.Musgrave.CriticismandtheGrowthofKnowledge”;alsoseeDudleyShapere,“TheStructureofSceintificRevolution.”ThePhilosophicalReview,LXXI-II(1964),pp.383-394.⑩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第16頁.GeoffreyBarraclough,HistoryinaChangingWorld,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56.p.10.傑里·本特利、赫伯特·齊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公元1000年之前)》第5版,魏鳳蓮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MicolSeigel,“WorldHistorysNarrativeProblem”,Hispanic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84,2004,p.431.WilliamH.McNeil,“TheChangingShapeofWorldHistory”,HistoryandTheory,Vol.34(1995),pp.8-26.JohannP.Arnason,“Understandingintercivilizationalencounters”,ThesisEleven86,no.1(2006),p.41.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參見郝雨凡在北京論壇“世界政治變遷與文明的互動”研討會上的發言:《未來世界政治的走向———從衝突中求勝利到在和諧中求多元》,2008年11月13日。劉新成:《文明互動:從文明史到全球史》,北京:《歷史研究》,2013年第1期。卡布拉爾:《澳門的族群構成》,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二十期,《“澳門土生人”特輯———人類學、歷史和文化》,1994年。參見吳志良:《以全球史視野深入解讀澳門歷史》,澳門:《澳門日報》,2010年3月10日。吳志良:《中華文化傳統在澳門的傳承和發展》,澳門:《行政》,2005年第70期。婁勝華:《澳門學需要明確的幾個關係》,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年第1期。參見郝雨凡:《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瀋陽:《社會科學輯刊》,2012年第1期。池田大作:《在澳門大學授予社會科學名譽博士儀式上的答謝講話》,黃漢強:《第十屆澳門社會科學年會開幕辭》,澳門:《濠鏡》,1997年總第15期。吳志良:《總結澳門歷史經驗,弘揚中華文化傳統》,澳門:《澳門日報》,2018年9月19日。作者簡介:郝雨凡,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席教授,澳門科技大學特聘教授。[責任編輯　劉澤生]33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近二十年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的進展*張中鵬[提　要]　新世紀以來,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在史學觀念、機構建制、期刊建設、國際合作等方面發生了積極變化,經過多年學術實踐,日漸形成獨有的研究特色。其具體表現為:在歷史認知上,不斷突破民族國家邊界,以全球眼光重新審視過去,但歷史寫作多根植於自身經驗,致力於在東西方之間尋求澳門的紐帶角色,闡述葡萄牙在早期全球化、澳門現代化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在研究內容上,側重以澳門為中心的早期世界體系研究、以日常生活為主題的全球史寫作和以政治轉型為主線的地方變遷考察。探究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視角、觀點、方法的進展,對於中國學界在堅持自身優勢基礎上深入澳門問題研究、建構本土知識體系、參與國際學術進程,具有借鑒意義。[關鍵詞]　澳門史　葡萄牙　全球史觀　比較史學　話語權[中圖分類號]　K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034-131999年1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不僅結束澳門形式上的殖民管治,更為重要的是,象徵自大航海時代始維繫五百餘年葡萄牙海洋帝國的落幕。史學與時代互為表裡。如何在重大轉折關頭書寫過去,呈現自我及與本國歷史休戚相關的世界圖景,成為葡萄牙學界回應時代、重塑學術的應有之義,從而引致21世紀以來其在新舊兩個世界中的激蕩、徘徊與掙扎。作為本國史、帝國史、葡中關係史、東西方文明交流史等領域盤互交錯的重要節點,葡萄牙學界的澳門史研究在史觀、視域、文獻、方法上,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風貌與趨勢,日漸形成獨有的特色。這一切,均值得中國學界在堅持自身優勢基礎上予以參考和借鑒。一、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的歷程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之起源,可追溯至大航海時代早期漢學系統。作為近代早期最先抵達東方的歐洲國家,葡萄牙率先揭櫫西方漢學序幕。然而,就其規模與成就而言,及至19世紀初始漸成氣候。真正學術意義上的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發軔於19世紀上半葉,大致與同時代形成中的歐洲“專業漢學”同步,亦在旨趣、方法、關注領域上保持相當一致性,逐漸拓展至史事、語言、文字、43∗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近代澳門華人文化認同變遷研究”(項目號:15YJC770048)的階段性成果。

信仰、藝術、風俗、法律、政治等方面,且取得一定成果。檢視19~20世紀較具代表性的研究者,包括聖塔倫子爵(ViscondedeSantarém)、公神父(JoaquimAfonsoGonçalves)、高美士(LuísGonzagaGomes)、雷戈(AntniodaSilvaRego)、穆里亞斯(ManuelMúrias)、蕭偉華(JorgeNoronhaeSilvei-ra)、葉士朋(AntnioManuelHespanha)、施白蒂(BeatrizBastodaSilva)、林慕士(JoãodeDeusRamos)等,尤以裘昔司(CarlosAugustoMontaltodeJesus)、白樂嘉(JoséMariaBraga)、文德泉(MonsignorManuelTeixeira)、潘日明(BenjamimVideiraPires)最引人矚目。這些研究早期側重政治、外交、軍事等議題,某種程度上因應了當時葡萄牙對於其在澳門居留合法性的訴求,20世紀後半葉宗教、貿易、文化類話題漸成主流,方法上從推崇文獻註疏和史事考證,過渡到歷史描述與歷史解釋並舉,其結果是學理性日益增強,意識形態色彩大大減弱。仍需說明的是,大量歐洲語言原始檔案的搜集、分類和整理,始終貫穿同時期研究的全過程。新世紀以來,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在百餘年學脈基礎上逐漸發生一系列影響深遠的變化。(一)史學觀念。二戰後葡萄牙史學界發生較大變革,尤其1970年代葡萄牙對內開啟民主化進程,對外實施非殖民化政策,史學研究受此影響也迎來新的發展機遇。面對澳門回歸的巨變,葡萄牙學界逐漸跳脫葡中關係、殖民治理的分析框架,轉向從全球眼光重新發現澳門,再評估澳門於東西方之間的紐帶角色。誠如前海外部部長、里斯本大學教授阿德里亞諾·莫雷拉(AdrianoMoreira)所言,澳門回歸後,葡萄牙政治權力於此不復存在,但仍以語言、文學、詩歌、音樂、習慣、風俗、歷史等非物質遺產表達文化身份,成為東西方交往的紐帶。①如果說,民主化革命後的一系列變化構成葡萄牙史學變革的社會背景,那麼,學術思潮的自身演化則是又一誘因。囿於視野和文獻,以往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多拘泥於海外擴張史、帝國史的既定框架,偏重於政治、外交和軍事諸問題。與之相應的是,史料辨析、史事考證、政策梳理成為這一時期從業者共同遵循的法則。環視20世紀下半葉西方史學界,一個蔚為壯觀的新潮是試圖超越西方中心論和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分析框架,側重不同文明的聯繫互動,及其對彼此變遷所發揮的作用。受此影響,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者亦批判性反思以民族國家為本位的傳統史觀,日益轉向以全球史為理念指引的歷史編纂。其趨勢主要表現在:研究視域上,王室史、本國史研究仍佔統治地位,但帝國史、全球海洋史日漸引起重視,不過始終未成為研究主流。進一步看,巴西、非洲常被視作海外屬地問題核心所在,澳門僅佔相對微弱的份量。在全球史寫作語境下,澳門的屬性、功能及與其他地區之間的張力愈發清晰;研究視角上,以往熱衷於在海外擴張、國際關係框架下思考澳門的角色,廣泛涉及港口、貿易、宗教、政治、外交、軍事等議題。伴隨全球史興起,其關注焦點不斷轉移到海洋、藝術、科技、書籍、醫療、消費、飲食、女性、旅行等社會文化話題,近年來生態、環境、記憶、認同、身體、閱讀等成為新的關鍵詞。基於新定位,經過多年發展,無論機構建制、印刷出版,還是通史纂修、專史推進、文獻整理,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均取得較大程度的進展。(二)機構建制。進入21世紀,以往臨時設置的葡萄牙海外發現事業紀念委員會等被撤銷,致力於支持澳門史研究的組織包括古本江基金會、歐維士基金會、賈梅士學院、中國觀察協會、歐洲—大西洋研究學院等,主持開展澳門史研究的機構主要有葡萄牙歷史研究院、葡萄牙海軍科學院、東方基金會、里斯本地理學會、里斯本歷史研究學會、葡萄牙獨立歷史研究學會、澳門科學文化中心、里斯本大學文學院歷史中心、里斯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里斯本新大學海外史研究中心、亞速爾大學海外史中心等。其中,近年澳門史領域最為活躍且卓有成效者有:世紀之交成立的澳門科學文化中心以研究歷史時期以及當前澳門文化、葡中關係、歐亞關係為重心,近年尤集中於澳門城市化、53

澳門與16~19世紀中西關係、早期全球化、海域與文化交流等議題,已成為世界性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平台。2013年,歐維士基金會聯合里斯本新大學、亞速爾大學重組的海內外史研究中心,着眼於以史學為基礎的跨學科研究,主要圍繞作為空間鴻溝的邊界、作為知識領域的邊界、身份界線與建構三個議題,涉及澳門的專题有海洋、族群、全球城市網絡、國家交往、遺產與記憶等方面。21世紀幾經改組的里斯本大學文學院歷史中心致力於史學研究的全球轉向,目前主攻帝國原動力、法院研究與外交、文化相遇與社會交流、軍事史、昔日習俗等五個方向,澳門史是其中重要一環。這些機構不僅不斷擴充關於澳門史、東亞史、葡萄牙在亞洲活動史的各種原始資料,而且開展常態化澳門史的教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定期推出相關出版物。(三)學術期刊。刊登澳門史研究成果的葡萄牙學術期刊,以往主要集中於科英布拉大學文學院《葡萄牙歷史雜誌》(Revistaportuguesadehistria)、海外歷史研究中心《學習雜誌》(Stvdia)等,近20年湧現出一些登載澳門史論文的新期刊,如海內外史研究中心《海外歷史年鑒》(AnaisdeHistriadeAlém-Mar)、東方基金會《東方雜誌》(Oriente)、里斯本大學東方研究所《大西洋國———葡萄牙亞洲研究雜誌》(DaXiYangGuo-RevistaPortuguesadeEstudosAsiáticos)、里斯本新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歐洲澳門研究集刊》(EuropeanJournalofMacaoStudies)等。這些刊物主要刊發有關大航海時代以來葡萄牙海外活動史、海洋史的原創性成果及相關學術訊息,亦注重立足於區域視角通過跨學科、跨文化方法探討與葡萄牙密切關聯地區的社會和文化變遷。(四)國際合作。近年來,葡萄牙學界更加注重同海洋史、近代早期世界史、拉丁美洲史、東亞史、東南亞史、宗教史等領域卓有成就的國際學者,如美國塔瑪爾·赫爾佐格(TamarHerzog)教授、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SanjaySubrahmanyam)教授、萬志英(RichardvonGlahn)教授,巴西瑪利亞·畢卡羅(MariaFernandaBicalho)教授,德國普塔克(RoderichPtak)教授,荷蘭包樂史(LeonardBlussé)教授、比利時高華士(NoëlGolvers)教授等,進行常態化的學術聯繫,亦重視與中國內地、澳門、香港、台灣研究機構之間的交流合作。其中,葡澳合作最為密切。一批葡萄牙學者長期供職於澳門高校或科研機構,鼓勵澳門學者前往葡萄牙就讀或訪學,且每年以研究獎學金方式合作培養扶持葡澳青年學者,葡方同澳門基金會、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定期合作舉辦以澳門歷史文化為主題的國際會議,在共同推動研究、出版、培訓、傳播等工作上卓有成績。二、編纂實踐與問題聚焦經過史學觀念、研究機構、歷史編纂、國際合作等方面的積極變化,在近20年學術實踐的基礎上,葡萄牙學界的澳門史研究漸具特色。囿於篇幅,茲以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和相關成果為敘述依據,反映其學術演衍的取向、脈絡與進展。大致可歸納為如下數端:(一)政治結構變遷与轉型21世紀之交,世界史名家A.H.馬克斯(A.H.deOliveiraMarques)領銜出版集體攻關之巨制《葡萄牙在遠東》,②以不少篇幅勾勒四百年澳門政治和社會變遷的進程。這是近年為數不多的涉澳通論性著作,也說明歷史時期政治結構變遷及其所帶來的社會影響仍是葡萄牙學界關注的焦點。而對於斷代政治結構變遷與政治轉型的研究,主要圍繞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四個關鍵時期。第一,澳門起源與開埠早期。回歸後影響澳門起源問題研究的主權爭議困擾消逝,中葡雙方均努力客觀追尋不同勢力在港埠地位確立與維繫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個雙方認可的共識是,中葡商人基於現實考量所形成的利益共同體,對朝貢貿易體制構成衝擊,最終促成明王朝澳門開埠舉63

措的落地。換言之,促成澳門開埠的主角不僅是國家力量,也應包括漂浮於海上的私商,即關注商人群體在澳門港埠形成過程中的能動作用。然而,就近代早期澳門世界性港口的塑造者而言,中葡學者均根植於各自歷史經驗,強調己方商人的主導作用。區別於中國學者注重考察華商的行動和作用,葡萄牙學界更強調西方商人群體突破果阿、馬六甲、澳門、日本各種規限,進而編織全球化早期的海上貿易網絡。具有代表性的是蘇札(LúciodeSousa)以猶太商人蘭得羅(BartolomeuLandei-ro)的澳門經歷為切入點,揭示16世紀居澳外國商人中近半數具有猶太血統,其利用廣東、日本方面的支持直接影響當時澳門的政權和社會組織方式。蘇札認為,蘭得羅不僅是16世紀東亞、東南亞海域最具勢力的歐洲商人,也是當時澳門的實際掌控者。③而對於早期政治變遷考察,謨區查(CharlesRalphBoxer)開創以議事會為澳門政治中心議題的先例,近年來葡萄牙學界有所推進,尤其致力於尋繹其背後的思想淵源。有學者指出17世紀葡萄牙人及議事會能夠居留澳門營生,與其奉行的獨立精神和重商思想密不可分。澳門葡萄牙人這種群體性格不僅協調了其與葡萄牙王室、明清王朝的緊張關係,也消弭了宗教與商貿、神聖與世俗之間的內在矛盾。④第二,乾嘉之際澳門政治結構轉型。1783年《王室制誥》以擴大總督權力的方式,強化葡萄牙中央對澳門的管治,澳門議事會自治權日益式微,成為澳門政治史上的重要轉捩點。中國學者對此有較多論述,但對促成政治改革的關鍵人物葡萄牙殖民事務大臣馬丁約·卡斯特羅(MartinhodeMelloeCastro)卻知之甚少。基於多年18世紀中後期澳門斷代史研究,A.M.杜瓦雷(A.M.Mar-tinsdoVale)繼續勘查馬丁約·卡斯特羅本人的澳門觀和中國觀,從中可見其固執作風直接影響了當時中央的決策。⑤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歷(MigueldeArriagaBrumdaSilveira)是此時澳門政治改革的重要實施者。中國學者相關研究主要採用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中文文獻,並不能深入了解其生平與思想。安東尼奧·卡埃塔諾(AntnioAlvesCaetano)利用海外歷史檔案館檔案重構了眉額帶歷的個人經歷,且以此為焦點,透視19世紀初歐洲“拿破崙時代”影響下的澳門社會,這一研究具有文獻意義的較大突破。⑥近年受澳門方面支持,有葡萄牙學者開展以1821年以降澳門議會機構、1750~1850年澳門仁慈堂精英群體的研究,相信對於理解同時期政治轉型和社會變遷有所助益,也表明這一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歷史時期仍是葡萄牙學界關注重點。第三,殖民管治的確立及影響。鴉片戰爭後,澳門主權與治權逐漸分離,日益由王朝體制轉入殖民式管治體系,同一時間澳門也進入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期。如何認識澳門殖民化統治與城市化興起之間的內在關係,即如何理解澳門城市化、現代化發展的動力,聚焦於澳葡政府還是民間社會,歸因於居澳葡人還是華人華商,成為葡中雙方研究者的重要分歧點。近年中國學者對華商群體、華人群體的決定性作用已有充分認識,葡萄牙學者更多指出亞馬留等代表的澳葡當局以及土生葡人在推動澳門現代轉型中扮演着主導性角色。⑦綜合觀之,對於澳門早期現代化的基礎、動因、契機、動力、依靠力量及具體表現,仍是有必要持續深入且需要中外合力廓清的關鍵問題。第四,共和轉型與20世紀初澳門社會。1910年代,中葡兩國大約同步結束帝制,走進共和,澳門社會受到雙重影響。希莉亞·雷斯(CéliaMariaFerreiraReis)系統梳理了葡萄牙共和革命後,以何種方式影響海外領地,澳門是其中一環,這一研究有助於理解世紀之交澳門社會變遷的宏觀背景。⑧具體到20世紀初澳門,葡萄牙學者較多聚焦於居澳葡人社會的即時反應,主要從出版史、輿論史、政治思想變遷角度審視知識與權力的互動,分析土生葡人輿論如何對澳門政治構成影響。也有以共濟會為中心,從組織視角解讀政府與葡人社會之間的關係。⑨這些成果有助於深層次認識20世紀初澳門政治轉型的進程及其限度,也為理解民國澳門(不僅僅是民國初年)的社會變遷提供了73

線索。如有學者指出1920年代澳門的反抗風潮和政治困局,雖然直接源自於澳葡當局同葡萄牙中央、居澳華人社會的矛盾與衝突,但遠因亦可追溯至民初以來效果難彰的共和轉型。⑩(二)西學東漸與中西文化交流對於以澳門為中心的西學東漸與中西文化交流,近年研究主要體現在相輔相成的兩個方向:一是探討以澳門為媒介的全球性海洋、族群、宗教、物質、科技、知識、語言、藝術的聯繫互動;二是基於族群、語言、宗教、信仰等元素追尋澳門多元文化的起源流變、演進脈絡、精神內涵、時代特性及其當代價值,從而實現在全球視野下從內外不同視角重新發現澳門。第一,宗教傳播與多元文化的形成。歷史時期傳入的基督宗教(含天主教、基督新教等)及其所帶來的信仰、觀念、知識、藝術是構成澳門多元文化屬性的根本要素。洛瑞羅(RuiManuelLoureiro)、巴列度(LuísFilipeBarreto)等以天主教傳播和受容為中心宏觀檢討澳門文化的起源和流變,系統總結了大航海時代澳門多元族群文化的基本特性。在東傳進程中,耶穌會始終是天主教全球傳播史研究的重心。作為天主教東傳延長線的重要節點,澳門某些標誌性機構如聖保祿總院和聖若瑟修院、著名人物如葡萄牙籍耶穌會士自然受到葡萄牙學界較多關注。可喜的是,對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奧斯定會、巴黎外方傳教會及其他國籍傳教士的研究也有涉及,如澳門土生葡裔方濟各會士保祿·達·特林達德(PaulodaTrindade)、賈辛托·德·德烏斯(JacintodeDeus)等。透過這些傳教士的生平與著述,既可反映其時澳門、華南、中國乃至東亞變遷的某些側面,也透視出教會內部基於不同利益博弈而產生的合作與衝突,尤其中西禮儀之爭等重大事件中澳門的角色以及不同國籍不同修會傳教士的困境與選擇。對於澳門天主教會系統,澳門與宗教法庭這一議題始終缺乏深入研究,羅彌格(MiguelRodriguesLourenço)側重考察果阿宗教裁判所對16~17世紀中葉澳門社會日常生活的介入,不僅以原始史料否定“澳門曾經擁有宗教裁判所”的說法,而且通過宗教裁判對民眾事件的介入,討論宗教裁判對同時期澳門世俗社會運轉的引導、規範乃至約束作用。而關於澳門主教這一特殊群體,有學者從類型視角歸納1576~1782年澳門主教模式,但對於鮮活的人物個性缺乏深描。如高若瑟(JosédaCostaNunes)執掌澳門教區凡20載,《生而為贏》雖然只是一部傳記作品,卻以翔實的史料、嚴謹的語言追敘傳主生平,為了解澳門天主教會、天主教與地方社會的互動以及歷史時期主教群體研究提供難得案例。第二,知識傳播與文化流動。從流動視角出發,關注繪畫、制圖、音樂、建築、醫學、瓷器、語言、文字等知識、技術、藝術的傳播,以此重構以澳門為中心的多層次歷史,是葡萄牙學界澳門社會史、文化史研究的重心。伊莎貝爾·碧娜(IsabelMurtaPina)以傳教士曾德昭(ÁvaroSemedo)在華遊歷的“行李箱”為例,考察17世紀中期西方知識進入中國的進程及其廣度和深度。佩德羅·迪阿斯(PedroDias)着眼於以建築和瓷器為主題的文化交流,考察明清澳門建築發展史和以澳門為通道的瓷器西傳史,是同類藝術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對於葡語語言移植現象集中於巴西、非洲,葡語在亞洲如澳門、印度、帝汶的移植變異關注較少。白妲麗(GracieteBatalha)系統考察澳門及亞洲葡語教育問題,以及澳門語言中特殊的語音、語彙、語法三要素。在西方現代技術的輸入與應用上,有學者考察澳門交通體系從轎子、人力車到汽車的演變歷程,以及公共交通體系的擴大與完善,還有學者集中觀察18世紀以來澳門郵政與電訊的變遷過程,其所涉及郵路、郵資、郵戳、信封、郵票、明信片等信息,對認識同時期交通、經濟、生活乃至社會運轉等議題均有裨益。(三)自下而上的社會史第一,社會生活史是近年來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的亮點。受新文化史、微觀史學影響,社會83

生活史關注不同群體乃至個體細緻入微的“小歷史”。16~18世紀,澳門作為葡萄牙全球貿易體系中的樞紐型港口城市,轉口貿易、進出口市場的經濟要素,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匯聚,加上頻繁的接觸互動,使得澳門成為獨特的社會文化混合體。佩瓦爾瓦(ElsaPenalva)將目光集中於服務於澳門外貿的華人群體,通過華人商人實例分析17世紀初這些社會精英作為耶穌會會士和葡中貿易翻譯員的多重身份。猶太人離散族群與澳門的關係向來缺少紮實研究。蘇札以流動在亞洲海洋上的兩個猶太商人家庭為中心,追蹤近代早期猶太人在亞洲各港口城市的遷徙足跡,進而通過原始檔案進入在澳西方商人的生活現場。這些流亡海外的伊比利亞猶太人在澳門、日本和菲律賓等地形成獨立社區,對當地商業和宗教產生重要影響。近年,蘇札將目光轉向大航海時代早期生活在亞洲沿海城市底層的奴隸,以從更多側面審視其時的澳門與世界。高埃麗(ElisabettaColla)重新解讀意大利人弗蘭西斯科·卡萊蒂(FrancescoCarletti)的私人手稿,反思16世紀末澳門華葡商人眼中的澳門社會及其私人生活。另外亦有一些學者合作勘查近現代澳門的民生環境,包括生存困境下普通民眾住房、食物、服飾、衛生、救濟以及畸形消費諸問題。娛樂休閒是城市生活的重要方面。基於此,既體現旅行經驗又窺測不同時期澳門事態的旅行史,向來是早期澳門史研究的重點。頗為典型的是蘇一揚(IvoManuelVeigaCarneirodeSousa)對於葡萄牙、西班牙、法國等歐洲人在澳門旅行的研究,屢獲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學術研究獎學金。1637年,彼得·芒迪(PeterMundy)短暫停留澳門,並在其遊記中記述了其時澳門生活場景。1933年,葡萄牙作家雅伊梅·德英索(JaimedoInso)在《中國願景》(VisõesdaChina)一書中,濃彩重抹地描繪了澳門的自然與人文景觀。普卡(RogérioMiguelPuga)、瑪利亞·曼德斯(MariadoCarmoCardosoMendes)以此分析了同時期西方人的見聞與記憶。清代中後期澳門逐漸由葡萄牙貿易港蛻變為向所有西人開放的居留消費地,不僅成為西方休閒文化進入中國的早期通道與試驗場,各種娛樂遊戲在城市生活中地位日益突出,亦是塑造澳門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一環。阿瑪羅(AnaMa-riaAmaro)延續其既往澳門兒童遊戲史研究,漸而拓展至成人間流行遊戲。值得注意的是,阿瑪羅對於居澳華人社會的休閒生活着墨甚多,是目前西方澳門華人娛樂生活史研究的少有之作。甘帝德(CândidodoCarmoAzevedo)探討浪漫主義思潮在東亞的傳播與近代澳門體育運動興起的內在關聯,以及澳門體育理念、活動、競賽和社團組織,豐富了城市生活史的研究圖景。第二,土生葡人及其演化。土生葡人作為澳門多元文化交融的集中體現,其身份定位、文化認同與歷史記憶是葡萄牙學界持續關注的焦點話題。中國學界多主張華人自明以來均是澳門主體族群,華人社會自應佔據澳門史研究的“主體地位”,而葡萄牙學界澳門社群研究的焦點長期是居澳葡人。區別於中國學界土生葡人研究集中於家族組織、宗教信仰、社會活動,葡萄牙學者從體質、語言、飲食、信仰、文化、遷徙等更為廣泛的文化性視角予以考察。近年若爾熱·福爾加斯(JorgeFor-jaz)的《土生葡人家庭》再版,比初版增加了大篇幅的文字與圖片,土生葡裔家庭增至500多個。日諒(AlfredoGomesDias)追索近代土生葡人的流散蹤跡,以及他們在澳門、香港、上海的活動軌跡,展示宏觀的社會背景與不同家族人物命運的相互聯繫和相互影響。斯圖爾特·白樂嘉(StuartBra-ga)集中考察了羅莎(Rosa)、白樂嘉(Braga)兩個在港澳地位顯赫的土生家族,以此窺測晚清以來土生葡裔埠外遷移流散史。施安東(AntnioM.JorgedaSilva)以澳門葡裔為中心,描摹這一具有獨特語言、宗教、美食和傳統的社群,不僅在澳葡社會治理、中葡文化交流和商貿合作中架起橋樑,亦通過全球範圍內的人口遷移促成文化播散和跨族群影響。第三,性別史/婦女史研究是近年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的新領域,通過考察歷史上女性參與93

政治、法律、經濟、宗教、藝術、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狀況,較大程度上改變了澳門史研究中長期以來女性聲音微弱的局面。不僅如此,葡萄牙學界還試圖從女性視角重新解釋澳門多元族群文化的融合過程與特性。基於此,有學者以16~17世紀澳門尊貴者、平民與奴隸三種女性為例,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也有學者從更廣泛的視角全面考察16世紀以來全部葡萄牙海外帝國的女性狀況,雖然關注重心並不是澳門女性,但也為我們從全球視野理解歷史時期澳門女性問題提供重要參考。(四)澳門與中西關係從中西關係視角考察澳門史,主要集中於兩個方面:一是還原歷史時期外國人在澳門的活動軌跡,以此窺測外國勢力對澳門社會演變所產生的影響;二是以澳門為中心,考察歷代中葡關係的演變,以及以什麼方式影響澳門的命運走向。第一,大航海時代東西方關係與澳門。回溯中國與外部世界尤其歐美國家接觸的過程,探討16~19世紀早期全球化以及中國吸納消化外來文化的進程、趨勢與特點。近年值得注意的成果,是普卡(RogérioMiguelPuga)不僅追索英國人自晚明到清中期在澳門的各種活動,而且也站在全球史立場思考英葡兩國在東亞政治、商貿、文化活動中的合作與衝突。第二,澳門與近現代中葡關係。近年來關注更多的是從中葡關係變動視角反思澳門在不斷變動中的處境,尤其佔人口絕大多數華人能動性的發揮。在既往基礎上,薩安東繼續深入晚清中葡談判的過程與曲折。有學者強調應更多從中國與中國對外關係視角審視20世紀後半葉的澳門,如費茂實(MoisésSilvaFernandes)更多地注意到中國國內形勢變化對澳門命運的影響,澳門境內華人精英為此成為對中葡關係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行動者。關於1974年民主化革命後澳門在非殖民化背景下的命運,葡萄牙學者特別注重葡萄牙外交部官員、澳門總督等歷史見證人的回顧與評述,成為我們檢討現代澳門史、中葡關係史的重要資源。中國和葡萄牙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是葡萄牙近現代中葡關係史研究的又一重點。卡門·曼德思(CarmenAmadoMendes)基於葡語材料重新評估澳門問題談判上葡萄牙方面的得與失,認為其時葡萄牙方面關於澳門問題談判的政策與策略,既受到全球非殖民化浪潮、中葡雙邊以及中葡英三角關係等國際局勢的影響,也存在葡萄牙內部不同政治力量折沖角力的干擾,並對中葡雙方在談判中的地位和態度作出評價。(五)史料開掘與出版葡萄牙關於澳門史的文獻藏量豐富,尤其20世紀末大量葡文檔案被運到歐陸,其典藏機構如東波塔國家檔案館、海外歷史檔案館、外交部檔案館、葡萄牙國家圖書館、里斯本科學院圖書館、里斯本地理學會圖書館、阿儒達圖書館、埃武拉公共圖書館及區檔案館、東方博物館文獻中心、澳門科學文化中心文獻中心、科英布拉大學歷史檔案館、科英布拉大學圖書館、科英布拉大學文學院圖書館、米尼奧大學歷史檔案館、龐利馬仁慈堂檔案館等均有收藏。近年來,葡萄牙學界以此為中心整理出版了一批重要澳門史文獻。《東方志》是16世紀初首位葡萄牙赴華使節皮萊資(ToméPires)的沿途聞見錄。洛瑞羅(RuiManuelLoureiro)利用現存年代最早的手抄本,不僅精心編校,也以此深入辨析早期中葡關係史、澳門史中一些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佩瓦爾瓦、羅彌格合作編選阿儒達圖書館等藏17世紀澳門史料,對於了解總督制形成過程、早期東亞天主教會、澳門與明末中葡關係、葡荷戰爭衝突至關重要,正好接續了此前金國平編譯的《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羅彌格同時推出有關16、17世紀澳門與果阿裁判所關係史的專題原始文獻集,為研究同時期天主教亞洲傳播、澳門教會與澳葡政府之關係、澳門教會社會功能等提供便利。金國平依據趙春晨校注本將《澳門記略》譯為葡文,增補近千條注釋,是葡語學界明清澳門史研究的案頭必備之作。有04

關近現代澳門史新文獻,薩安東和金國平等編輯的《葡中關係史料彙編》、《晚清名臣奏議澳門》,費茂實選匯的《1945~1995年中葡關係大事記》等,共同組成百餘年中葡關係文獻完整序列,是目前研究近現當代中葡關係史的必備參考書。也有研究者全面搜羅被譽為20世紀上半葉最傑出澳葡知識人的文第士(ManueldaSilvaMendes)不同時期的政論、文論、散文、詩歌等著述。隨着公共史學的異軍突起,以往頗受疏忽的回憶錄、口述、圖片、影像史料,越來越被視作文獻史料的重要補充,甚至具有拓寬史學關懷對象、突顯平民化與個人性視角的特殊價值。近年,一批鮮活而有溫度的記憶文本相繼問世,如2013年再版阿不留(AntnioGraçadeAbreu)的《中國面面觀》,距離初版已70年,內容取材於作者30餘年在華旅行及生活經驗,大量涉及一個葡萄牙文化人視角下動蕩變遷中的澳門社會。泰萊斯(IsaíasTeles)以從布拉干薩到澳門為題,回憶多年海外派遣和參戰經歷,澳門是其海外戎馬生涯的重要一頁。前澳門總督李安道(JoséEduardoMartinhoGarciaLeandro)於“四·二五革命”後澳門深陷內外交困之際履職,至1979年初離任,任內組織擬訂《澳門組織章程》,確定澳門是由葡萄牙管治的中國領土,同時歷經設立立法會、整肅貪污、發展工業、葡軍撤離等事件。其近期出版的回憶錄主要以提交至葡萄牙總統的總督報告為依據,既是一部難得的殖民官員親歷記,也是從葡人視角自上而下審視革命歲月澳門社會變遷的著作。另外,葡萄牙前總統馬里奧·蘇亞雷斯(MárioAlbertoNobreLopesSoares)著作有助於窺測上世紀後半葉葡萄牙中央對澳門的態度及政策變化動向,1987~1991年在任的澳門總督文禮治(CarlosMontezMelancia)即將問世的回憶錄同樣值得期待。關於圖像史料,葡萄牙記者若昂·博塔斯(JoãoF.O.Botas)廣泛收集抗日戰爭時期圖像資料,以反映戰爭年代居澳中外普通人的生活實景。關於土生葡人,一批日記、書信等珍稀文獻被披露。葡萄牙“澳門之家”收藏諸多有關土生葡人和近現代澳門的圖片及影像資料,同時也進行20世紀土生葡人口述採集與歷史記憶的初步研究,涉及景觀、建築、家庭、生計等不同層面日常生活的記錄與反思。在古籍數字化方面,東波塔國家檔案館、海外歷史檔案館、阿儒達圖書館等機構不定時對外公布一批批電子化文獻。最值得注意的是,澳門基金會、中國觀察協會等聯合建立“16至19世紀澳門———中國古文獻門戶網”,主要收錄葡萄牙國家圖書館藏有關同時期中國及澳門經濟、社會、文化的葡萄牙語、西班牙語記錄,目前已完成超過17萬頁資料的數字化處理,均在葡萄牙國家圖書館上線,世界各地學者幾乎可以同步獲取這些珍貴的原始文獻。三、啟示與展望檢討21世紀以來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的演進脈絡與發展軌跡,其顯著特點體現在史學觀念上不斷突破民族國家的疆界,強調以全球眼光重新審視過去,但具體編纂實踐又多從自身經驗出發,一方面持續努力在東西方文明之間尋求澳門的紐帶角色,另一方面探尋葡萄牙在大航海時代以來世界現代化、全球化以及澳門城市化蛻變進程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這一發展取向雖然涉獵範圍相當廣泛,但以澳門為中心的早期世界體系研究、以日常生活為主題的全球史寫作和以政治轉型為主線的地方變遷考察是近20年葡萄牙學界澳門史研究的三個核心議題。換言之,澳門史作為葡萄牙整個史學界的研究分支,21世紀以來在史觀、視角、觀點、方法等方面均取得較大進展,值得我們加以深思。與此同時,就澳門史研究而言,中葡史學具有不同的傳統、取向與發展趨勢,從而呈現出不小程度的差異。從這一意義來看,對於中國學者而言,充分借鑒葡萄牙同行的特點與優長,在堅持自身優勢基礎上深入拓展,廣泛參與國際學術進程,顯得尤為必要。14

第一,準確凝練澳門史的內涵,拓寬學術研究的視界。回歸以前,澳門史長期被葡萄牙學界視作海外殖民史的組成部份,中國學者則將之歸入地方史範疇,均缺乏“以澳門為主體”、“真實反映中葡(包括其他民族)居民在澳門地區共同生存發展各個方面”的歷史。換言之,中葡學界對澳門史的界定並不統一,甚至中國學界對於澳門史的定位或主張以鑒戒資政、服務社會為存史目的,或肯定其綜合性、跨學科的知識屬性,或堅持以史料批判、史實重建為主體對象。近年來,學界呼籲從內部視角書寫澳門史,且以此為基礎構建澳門學本土知識體系,漸成一種共識。就時代處境與學術迴響的互動而言,近30年中國學界澳門史學研究歷經由外及內的三個階段:回歸之前史學討論以政治性話題為主,致力於以學術方式助推政權順利交接,為回歸熱潮提供知識準備和輿論氛圍,回歸初期則突破政治、外交的事件史範疇,學術討論以文化類話題為內核,立足於為特區尋求新的文化身份、城市定位和地方認同。近年澳門史研究中社會性話題漸趨增多,以剖析澳門人的生計方式、組織形態、生活習俗和觀念世界,嘗試從史學角度對新生的社會現象、社會問題予以詮釋。正是日益注重基於內部視角審視澳門,歷史時期澳門人(主要是華人群體)的行動及其所關聯的生活、事件、制度、文化的變動順理成章地成為澳門史研究對象的“主體”。而至於如何書寫歷史上澳門人的行動及其影響,近年存在澳門史逐漸從“作為問題”到“作為方法”的轉向,澳門不僅是作為實體的研究對象,而且虛化為微型都市類型和文明接觸模式的重要參照,澳門史研究開始了地方性知識建構與普遍意義追尋交織並行的新階段,有必要借鑒葡萄牙經驗採取多元視角予以再審視。同葡萄牙學界相比,中國學界稍顯薄弱者包括澳門與近代早期世界海洋網絡、天主教東亞系統、近現代中葡關係、土生葡人族群等涉外話題。具體來說,借鑒全球史視野下的寫作方式,將澳門置於近代世界早期以來全球網絡中,重構澳門與中國內地、歐洲、亞洲、非洲、印度洋、南美洲、太平洋之間的聯繫,又注重凸顯澳門人(尤其華人)在近代早期全球化、澳門城市化進程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同時,微觀日常生活史研究在歐美學界方興未艾,中國社會史學者亦進行艱辛探索,而歷史上澳門日常生活的研討相對不足,從全球範圍內跨國境、跨地域流動視角考察更顯匱乏。近年歷史人類學者開展對近代粵劇、粵樂、粵曲、粵菜跨國境、跨地域流動的考察,澳門雖非觀察重心,卻是新視角下澳門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示範。他如西方史學界已蔚然成風的環境、生態、疾病、閱讀、書籍等史學新探索,在澳門史領域仍觸及不多,自應積極介入,以史學方式回應生態、生物、災疫、衛生等當前世界社會共同關切的話題。第二,尋求史料的原始性,拓寬史料的徵引範圍。中國澳門史學界始終遵循原始史料本位原則,然而大多研究所徵引的西文史料多依據二手資料,非特定歷史現象當事人、目擊者遺留的原始文獻,因此一手多語種史料的廣泛搜集、別擇、整理與利用仍是一個重要且迫切的任務。譬如關於葡文史料。澳門檔案館已大量複制來自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國、英國、荷蘭、瑞典、美國、巴西、印度、泰國等國所藏相關檔案,也廣泛收羅北京、南京、廣州、香港等國內多地典藏文獻,但前文所及葡萄牙典藏機構仍有豐富遺存未能充分收錄。阿儒達圖書館藏卷帙浩繁的明清時代東亞檔案有待更深開掘,葡萄牙學者已有徵引的東波塔國家檔案館“薩拉查檔”,國內近現代史研究者甚少採用。如關於英文史料。近年來,學界編輯出版了一批英文回憶錄、日記、檔案等原始史料,頗有價值。如1941~1945年香港淪陷時期,英國駐澳門領事瑞維斯(JohnReeves)組織開展對在澳華人、英國難民的醫療救濟和物資保障,留下了一部關於日本侵華時期澳門人生活的實錄。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香港大學出版社書後附錄作者收集的其時關於澳門收容難民的媒體報導。如關於日文史料。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國立國會圖書館、台北中研院等藏有大量有關24

近現代澳門的史料,僅筆者所寓目台灣總督府檔案中涉澳書籍達20餘本,學界罕見引用。由於有關澳門史的多語種原始文獻數量繁多,廣泛分布於世界各地,同時包括刻本、印本、抄本、稿本等多種文本形態,以及照片、圖像、音頻、視頻等史料形式,集中整理具有相當大的挑戰性,可依據研究需要的變化分時段、地區、專題、形式同步進行。在明確中文、英文、葡文作為澳門史研究通行語言的基礎上,大量轉錄辨識難度最大的手稿文獻,匯集整理各種印刷體文獻以及圖像音頻視頻史料,按照統一標準規模化翻譯西文原始文獻,分系列、分批次出版。唯如此,方能建立在全面佔有原始文獻基礎上與西方平行發展的高水平澳門史研究。第三,擴大深化國際合作,構建全球澳門學共同體。東西方文明交匯地的特定屬性決定澳門史研究必須面向世界,推動跨地域跨學科的深度交流,不僅對象上應密切關注澳門史及其中國史、葡萄牙史、全球海洋史等相關領域研究前沿,在方法論上也需取鏡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如美國人類學家雷凱思(CathrynH.Clayton)近年對於澳門人身份變遷的跟蹤考察。一方面,加強國際學術合作先務之急仍以推動中葡協作為最,同步推進與南歐、西歐、非洲、拉美、東南亞之間的合作。在既往共同整理清代漢文文書、近代葡萄牙駐華領事館檔案等原始文獻的基礎上,拓展至不同領域專題類史料的整理與研究,如傳教士文獻、總督府公文、訴訟司法檔案、社會調查報告、災疫賑濟資料等,由此實現將近年來方興未艾的澳門學全球文獻調查轉向大規模的文獻整理與利用,促進各類專題研究或具體問題上中外合作的廣度與深度。另一方面,深化對國際同行的了解核心在於對於學術史和前沿問題的梳理與總結。雖然已有羅理路、王國強、文兆堅、葉農等學者所編著目錄書,但主要收錄回歸前澳門學研究成果,對中英文之外的著述關注亦明顯不足。2019年,范岱克(PaulA.VanDyke)在《澳門研究》發文對過去百年間葡萄牙語、英語出版物中澳門史研究有所回顧,但相當簡略。若要發揮“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能,仍需密切追蹤學術前沿的進展狀況,尤其新世紀以來葡萄牙、葡語國家乃至歐美世界的相關成果,從而推出包羅時間更長、範圍更廣的目錄學著述。第四,鞏固組織平台優勢,加快人才隊伍建設。繼續保持澳門在國內外澳門史研究中的引領地位,持續發揮中國研究者善於文獻梳理、制度辨析、史事考證的優長,鞏固中國學界在澳門史、中外關係史、東西方文明交流史研究的集體優勢。需要說明的是,近代以來,葡萄牙乃至西方澳門史研究者多具有長期在澳門生活的經歷,澳門因此具備了中外學術交往上超級聯繫人的功能。同時,澳門基金會、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國際研究所、澳門利氏學社等始終是聚集葡籍學者的重要引導性機構,理論期刊《行政》、《文化雜誌》、《澳門理工學報》、《南國學術》、《澳門研究》一直充當葡萄牙與西方學者相關研究的發表平台。這些要素共同構成中國學界與葡語國家及全球同行進行學術交流的“澳門角色”,未來仍需鞏固得之不易且彌足珍貴的研究重鎮、整合者、引導者地位。最後,進一步藉助組織形式和平台力量培養青年學者,實現良性的代際傳承與提升,尤其參照葡萄牙經驗,強化同時掌握中、葡、英等多種語言的學術訓練,培養和提高解讀一手文獻的能力,以新的姿態參與國際人文學術交流,掌握歷史的解釋權與話語權。①AdrianoMoreira,Macau,umeloentreoOrienteeoOcidente,10.oAniversáriodaTransferênciadaAdministraçãoPortuguesadeMacau,Lisboa:FundaçãoJorgeÁlvares,19dedezembrode2009.②A.H.deOliveiraMarques,Histriadosportuguesesnoextremooriente,Lisboa:FundaçãoOriente,1998-2003.③LúciodeSousa,TheEarlyEuropeanPresenceinChi-na,Japan,ThePhilippinesandSoutheastAsia(1555-34

1590):TheLifeofBartolomeuLandeiro,Macau:MacauFoundation,2010.④AnabelaNunesMonteiro,Adiplomaciaaoserviçodocomércio:Macaunoséc.XVII,ImprensadaUniver-sidadedeCoimbra:RevistaPortuguesadeHistria,2003.⑤A.M.MartinsdoVale,MacaueaChinanopensa-mentodeMartinhodeMeloeCastro,AnaisdeHistriadeAlém-Mar,N.o1,2000.⑥AntnioAlvesCaetano,Macaunaeranapolenica:iníciodostemposgloriososdoouvidorArriaga,Lisboa:LabirintodeLetras,2016.⑦MariaTeresaLopesdaSilva,TransiçãodeMacauparaaModernidade(1841-1853):FerreiradoAmaraleaConstruçãodaSoberaniaPortuguesa,Lisboa:FundaçãoOriente,2002;AntnioVasconcelosdeSaldanha,OTratadoImpossíve:UmExercíciodeDiplomaciaLuso-ChinesanumContextoInternacionalemMudança,1842-1887,Lisboa:MinistériodosNegciosEstrangeirosdePortugal,2006;MariaTeresaLopesdaSilva,TransiçãodeMacauparaaModernidade(1811-1853):FerreiradoAmaraleaConstruçãodaSoberaniaPortuguesa,Lis-boa:FundaçãoOriente,2002.⑧CéliaMariaFerreiraReis,OPoderentreLisboaeoOriente-persistênciaseMudançasnaAdministração,doUltimatoaoAtoColonial,UniversidadeNovadeLis-boa:TesedeDoutoramento,2018.⑨ArnaldoGonçalves,ODebatede1911-1912sobreoModeloPolíticodeMacau,ReviewofCulture,Vol.40,2011;FranciscoLimadaCosta,Ocontributodasassociaçõesparaamigração:ocasodacomunidadechinesaemPortugal,Administração,56(15),2002;ArnaldoGonçalves,TheFirstRepublic:MacaoandtheFreemasons,ReviewofCulture,Vol.36,2012;JoséAugustodosSantosAlves,AopiniãopúblicaemMacau:aimprensamacaensenaterceiraequartadécadasdoséculoXIX,Lisboa:FundaçãoOriente,2000;JoséAugustodosSantosAlves,AImprensadeLínguaPortuguesanoOriente,Lisboa:BibliotecaNacional,2018.⑩CéliaReis,Aaçãodeumgovernador:aspetosdogovernodeMaiaMagalhãesemMacau,RevistadeHistriadaSociedadeedaCultura,Vol.17,2017;DiogoCamposRodrigues,MaiaMagalhães:ummilitar《democrático》naGrandeGuerraenaresistênciaaoSidonismo,LerHistria,Vol.65,2013;LuizGonzagadaSilva,HistriadeMacaueseusdirigentes(1935-2000),Macau:Serg-raf,2001.RuiManuelLoureiro,Fidalgos,missionárioseman-darins:PortugaleaChinanoséculoXVI,Lisboa:FundaçãoOriente,2000;LuísFilipeBarreto,Macau:poderesaber,séculosXVIeXVII,Lisboa:EditorialPresença,2006;CelinaVeigadeOliveiraeAntnioAresta,Macau:UmaHistriaCultural,Lisboa:FundaçãoJorgeÁlvares,2009.RuiManuelLoureiro,Fidalgos,missionárioseman-darins:PortugaleaChinanoséculoXVI,Lisboa:FundaçãoOriente,2000;LuísFilipeBarreto,Macau:poderesaber,séculosXVIeXVII,Lisboa:EditorialPresença,2006;CelinaVeigadeOliveiraeAntnioAresta,Macau:UmaHistriaCultural,Lisboa:FundaçãoJorgeÁlvares,2009;蘇一揚(IvoCarneirodeSousa):《耶穌會士羅歷山:第一個在澳門的法國人》,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總第93期,2014年。特謝拉(VítorGomesTeixeira):《保祿·達·特林達德修士———方濟各會士、編年史家、土生葡人》,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總第91期,2014年;塞亞布拉(LeonorDiazdeSeabra):《賈辛托·德·德烏斯修士對於中國的描述》,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總第92期,2014年;A.M.MartinsdoVale,OsdominicanosespanhisemMacau,1707-1710:perseguidospelospor-tuguesesourefénsdasuafidelidadeaoCardealdeTour-non?,AnaisdeHistriadeAlém-Mar,N.o2,2001;A.M.MartinsdoVale,EntreaCruzeoDragão:OPadroa-doPortuguêsnaChinanoSéculoXVIII,Lisboa:FundaçãoOriente,2002;AntnioVasconcelosdeSal-danha,DeKangxiparaoPapa,pelaviadePortugal.MemóriaeDocumentosrelativosàintervençãodePor-tugaledaCompanhiadeJesusnaquestãodosRitosChinesesenasrelaçõesentreoImperadorKangxieaSantaSé,Macau:InstitutoPortuguêsdoOriente,2003.MiguelRodriguesLourenço,AArticulaçãodaPerife-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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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不用說”構成的複句及相關問題溫鎖林[提　要]　“不用說”構成的遞進關係複句,雖然有不少學者的研究都有涉及,但是還有一些最根本性的問題没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由此,我們從三個方面開展了關於“不用說”及其構成的複句的研究。1)“不用說”表達遞進關係時的詞性問題。我們不讚同將其看成連詞的觀點,認為它是一個表否定義的動詞。2)“不用說”的語義性質與遞進關係的形成。表遞進關係的“不用說”是對預設的否定,並通過附加另一個更有力更典型的事體來進行對比,從而形成了遞進關係的表達。3)“不用說”遞進複句的語用策略與表義的虛實。[關鍵詞]　遞進複句　“不用說”　語用否定　預設　詞匯化[中圖分類號]　H1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047-12“不用說”在現代漢語裡可分為自由短語與詞兩種形式。作自由短語時,表勸阻義(“你不用說了,趕快吃飯”),記為“不用說1”。而詞匯化後的“不用說”則比較複雜,共有三種意義與用法:1)否定動詞,構成遞進複句,記為“不用說2”(下例a、b);2)話語標記,表推導義,記為“不用說3”(下例c、d);3)語氣副詞,表情態義,語義上類似於“當然、自然”,記為“不用說4”(下例e、f)。請看用例:①(1)a.不用說一兩,要夠二錢也算我是瞎說!(否定義,作用是引導)b.大理石的樓梯尚且如此,弄堂房子裡的木樓梯就不用說了。(否定義,作用是襯托)c.在一般人的眼光中,像他們這樣一男一女在湖上泛舟,那不用說,一定是一對情侶。(推導義,作用是表明事件的關聯)d.曠開田則正站在那兒怒罵:這是哪個狗日的,暖暖聽得差一點笑出聲了,不用說,這一定是對賞心苑有意見的人幹的。(推導義,作用是表明事件的關聯)e.犀吉在這天不用說一直被拒絕於這套公寓的大門之外。(情態義,作用是表達言者的態度)f.伊利亞說,“劈柴不用說得買,鍋當然該換新的啦……”(情態義,作用是表達言者的態度)本文主要關注的是用於遞進關係中的“不用說2”,即上例a、b中表示引導與襯托作用兩個小74

類。與“不用說2”語義與功能相近的還有“不必/要說”、“不用/必/要提”、“別說/提”等,這些表否定的詞語也能構成遞進關係,故而,本文對“不用說2”的描寫與分析也大致適用於這些詞語。本文研究的內容與思路是:1)表遞進關係複句的“不用說”的詞性;2)“不用說”表遞進關係的語義基礎;3)“不用說”遞進複句的語用策略與表義的虛實。一、遞進關係中“不用說”的詞性用於遞進關係的“不用說”被看成連詞,②或是被看成半虛化的關聯性詞語。③但是,連詞說會遭遇一系列的困境,而對“不用說”詞性的認定是對其語義與功能準確描寫與解釋的關鍵性環節,所以,我們的研究就先從確定“不用說”的詞性入手。(一)連詞說的困境一是句法位置與連詞不符。“不用說”在構成遞進複句時有兩種類型四個句法位置。第一種類型是“不用說”用於前一分句,有兩種表達格式:“不用說X,Y”和“X不用說,Y”。第二種類型是“不用說”用於後一分句,也有兩種表達格式:“Y,就不用說X了”和“Y,X就不用說了”。單純從句法位置上來考慮,“不用說”只有在“不用說X,Y”一種表達式中所佔位置與連詞一致(例1a、例2a),其他三種表達式中的“不用說”絕非連詞所能出現的位置。請看例子:(2)a.不用說五四,就是五四之前,康有為的《大同書》裡所講的個人自由,也不同於傳統,他的觀念受近代西方的影響很明顯。b.在軍隊,軍團長、政委不用說,就是被毛主席稱為“小將”的師長、團長和他們的政委,都是在戰鬥裡成長起來的。c.家裡的奶奶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裡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喝酒下棋,彈琴畫畫,橫豎有伏侍的人呢。d.因為在以前的官宦之家,姨太太不用說,即便是來自官宦之家的兒媳婦,也得遵守吃飯時伺候公婆的規矩。e.這樣的小船本來可以載一百多人,現在因為是戰時竟載了四百多人,而船主還說,不算多呢,多的時候,可載五六百。這船連廚房帶廁所都是人了,甲板上就不用說了。f.最困難的時候連買砂子、水泥的錢都沒有,更不用說撥工程款了。應該特別指明的是,“不用說”構成的遞進關係的四種表達式並非孤立的存在,它們可以互相轉換而意思基本不變。如下面的例(2′)各句是在例2的基礎上將“不用說”特意調整位置後形成的。這種現象足以說明,不論是出現於前一分句還是後一分句,“不用說”的語義與句法具有同一性。這樣,連詞說與虛詞說只能在兩難中選擇:承認“不用說”是連詞,則無法解決非連詞的句法位置問題;如果將四種遞進複句表達式中的“不用說”做詞性的不同處理,即只承認符合連詞句法位置的“不用說X,Y”是連詞,將其他不符合連詞句法位置的“不用說”拒之門外,這樣做的結果又會人為地割裂“不用說”表義與用法的同一性,理論上講不通,實際操作上也是難以行得通的。請對比:(2′)a.就是五四之前,康有為的《大同書》裡所講的個人自由,也不同於傳統,他的觀念受近代西方的影響很明顯,更不用說五四之後了。b.在軍隊,就是被毛主席稱為“小將”的師長、團長和他們的政委,都是在戰鬥裡成長起來的,軍團長、政委就更不用說了。84

c.就是屋裡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喝酒下棋,彈琴畫畫,橫豎有伏侍的人呢,家裡的奶奶姑娘就更不用說了。d.因為在以前的官宦之家,即便是來自官宦之家的兒媳婦,也得遵守吃飯時伺候公婆的規矩,姨太太就更不用說了。e.這樣的小船本來可以載一百多人,現在因為是戰時竟載了四百多人,而船主還說,不算多呢,多的時候,可載五六百。不用說甲板上了,這船連廚房帶廁所都是人。f.不用說撥工程款了,最困難的時候連買砂子、水泥的錢都沒有。二是句法功能也不像連詞。觀察發現:1)“不用說”在小句中起的是核心動詞的述謂功能,“不用說X”或“X不用說”中的X從句法上看,前一X為“不用說”所帶的賓語,後一X為“不用說”陳述的主語;2)能受副詞(就/也就/更)修飾;3)“不用說”小句後還可帶時體成分“了”;4)“不用說”後還可帶動詞賓語(下例c、d)。(3)a.其實還不止沒有穀子收,連菜也沒有,果木更不用說了。b.假如公司的領導們真有這些事情,不用說別的了,只要有其中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就足以把他們全部開除黨籍、逮捕法辦!c.啊!不用說懷疑,夫人,他對您的聰明,尤其對您的愛情自豪得不得了呢。d.可是這都成了已往的她的光榮的日子了,那種自由的日子恐怕一時不會再來了。現在她不用說打,就連罵也不大罵她了。三是語義上無法統一。眾所周知:1)連詞的作用是連接,語義虛化而空靈。且不說構成遞進複句的“不用說”句法的位置與連詞大都不搭邊,語義上更難以應對。“不用說”在遞進關係表達中語義上都表示否定,並通過否定X來引導與襯托Y(具體情況見2.1),總不能有否定連詞吧?2)關聯連詞往往是成對使用的,而“不用說”有多種匹配,僅僅靠“成對”很難解釋如下的情景:“不用說X……就說Y”、“不用說X……還Y”、“X不用說……還Y”、“不用說X……Y就……”、“不用說X……連Y也/都……”、“Y,就/更/自不用說X”、“Y,X就/更/自不用說”等。連詞“連接”的語義很難對這些多樣匹配模式中“不用說”的意義做出統一而有說服力的解釋。(二)“不用說”的詞性根據上述關於“不用說”在遞進關係複句中的語義與句法的特點,可以判斷,它並非連詞,而是一個表否定義且具有述謂功能的否定動詞。把“不用說”看成動詞,依據除了上面談到的句法與語義表現的特點外,還有幾點需要補充。一是漢語中有否定動詞“沒/沒有/無”等的存在,故“不用說”並非否定動詞的孤例。二是從其內部構成來看,“不用說”雖然基本完成了詞匯化,但是語義上仍然隱約可見“不用”表示勸阻的語義因子,但它完全可以用“別”來替代,可見否定是其語義的核心,而漢語中是絕無否定連詞的。與“不論、無論、不僅、不光、不但、不管”等純粹的連詞不同,雖然它們也是從否定義的動詞演變來的,但詞匯化的程度較高,它們一旦完成了詞匯化與語法化,語義中已經基本看不到什麼否定的意思了。可見,“不用說”只是基本完成了詞匯化,語法化的進程開始不久,在語法化與詞匯化的程度上與這些純粹的關聯性連詞不在同一層次。三是從語言結構的系統性來看,把“不用說”看成連詞,會帶來一系列棘手問題。與“不用說”語義與用法相同或相近的還有三字組的“不用提、不必提、不要提”,二字組的“不說、甭說、別說、甭提、別提”等,它們都可以出現於與“不用說”相同的位置形成遞進複句。但是,語言事實告訴我們,94

這些三字組合與二字組合都具有明顯的動詞性,既可以獨立成句,也可以用於句子當中,但是,它們都具有述謂的功能,是表否定的動詞。典型的連詞則不同,它們除了起句法上的連接作用外,並無其他實在的語義功能,更不可能單獨成句。故把“不用說”看成連詞,不僅理論上難以立足,還會造成連詞內部成員的不融洽。本文的觀點是,表達遞進關係,不一定非得用連詞。從“不用/說/提”等三字組合與“不說/提、甭說/提”等二字組合經常用於複句關係的功能看,它們都是以動詞性的身份來表達複句關係的。“不用說”所在複句的遞進語義是通過否定X(X代表一個事體或一種說法)來引導或襯托出Y(Y代表另一個事體或一種說法),並由X與Y展示的不言自明的梯度級差來表示的。那麼,為何否定性動詞“不用說”能夠表達出遞進關係?“不用說”表示否定的性質究竟是什麼?下面是對這一問題進一步的思考。二、“不用說”表遞進關係的語義基礎“不用說”最初是表達勸阻義的自由短語,隨着使用範圍由單句到語篇的擴大,其語義作用也從單一命題(單句)擴展到篇章間(複句),並由此而基本完成了詞匯化,其語義也從勸阻變成了否定,並借助特定的表達格局衍生出了表示遞進關係的用法。(一)否定是“不用說”基本的語義功能在遞進複句中,“不用說”的語義是否定,否定某個說法/事體X的目的是為了引出另一種說法/事體Y,有意突出兩種說法/事體間強烈的級差對比,從而形成兩個分句語義上的遞進關係。根據觀察,“不用說”出現在前一分句還是後一分句,其否定的作用會有點微弱的差異。具體說來,“不用說”居於前一小句時(“不用說X,Y”“X不用說,Y”),其否定的作用體現為引導,如下例的a、b。否定了X,順便引導出了更有說服力與典型性的Y,這就形成了由不典型(X)到典型(Y)的梯級對比,從而表達出了兩個分句的遞進關係。此類“由少到多,由低到高,由窄到廣,由淺到深,由弱到強”等漸次推進的順向遞進關係可稱為順遞。④“不用說”居於後一小句時(“Y,就不用說X了”“Y,X就不用說了”),其否定的作用體現為襯托,如下例的c、d、e。先推出一種說法/事體Y,隨之將另一種處於前台的說法/事體X否定,由於X的否定,先推出的Y的典型性就被襯托出來,這樣,由於Y後X的否定,自然形成了由典型(Y)到不典型(X)的梯級落差。這種用遞減方式表達的梯級關係也屬遞進關係,可稱為逆遞。請看:(4)a.我們將擁有最強大的、能征善戰的軍隊,不用說烏克蘭,就連俄羅斯也不敢侵犯我們的獨立!b.從X光照片上看,那個公務員有明顯的骨質老化現象,沒有特殊異常處。不用說住院,我看連休息都無必要。c.在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是沒有自由的,更不用說“創作自由”了。d.既然對她來說也這麼危險,對我就更不用說了。e.雖然沒有所謂的“情人”,倒是不愁沒有男朋友,女性朋友就更不用說了。可見,“不用說”在表達遞進關係時,不論是順遞還是逆遞,其核心語義是否定,僅從這一點來看,“不用說2”與表勸阻義的“不用說1”在語義類別上極不相同。“不用說1”用於祈使句,勸阻就是以言行事,故屬行域。用於遞進關係的“不用說2”則屬於知域。何以言之?物有本末,事有始終。遞進關係中“不用說2”之所以要否定那個在語境中被推到前台的信息X,是因為在說話者看來,這個被推到前台的說法X並不真實可信,或者缺乏適宜性,於是在否定它的同時,還隨即推出05

另一個更為直接也更有說服力的證據Y,通過兩種說法真假的對比與典型性差異的展示,從而形成了兩個小句語義上的遞進關係,體現的正是“探物之本末,究事之始終”的對比過程。通過“不用說”對X的否定,並用另一個更典型的Y來做典型性梯級的對比,不僅為否定X的合理性進行了辯護,也形成了漸次推進的邏輯關係。經驗告訴我們,要徹底否定一種說法/事體,最好的方法就是提供另一個更為基本的並且有說服力的說法/事體作為證據。對比是認識事物的最好方法,“不用說”通過對比而形成的遞進關係的表達,否定有據,證據有力,是基於推理機制的表達策略,故屬於知域。事實上,典型的遞進關係複句都有通過否定而進行對比的因子。如“不但……而且……”、“不僅……而且/還……”即是。遞進關係中“不用說”用否定的手段,引導與襯托出另一個具有顯著級差的說法/事體來給出否定的理據,其根本的目的在於說理,即,不是阻止你去行動,而是讓你在對比中明了兩種說法/事體X與Y的本相,故而,這種基於知域的否定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句法語義的否定,而是屬於語用否定。(二)語用否定———“不用說”的否定性質預設就是說出一句話時預先假設當然成立的命題。被“不用說”否定的說法/事體X,要麼是在話語中剛剛引入的某個信息,要麼是人們觀念中的某種看法與觀念,“不用說”所質疑與否定的,正是這些“預先假設當然成立的命題”。用於遞進關係的“不用說”都不是單獨使用的,總是有另一個分句相伴。“不用說”所否定的總是被對方引入語境或在言談的語境中處於被激活或是易激活的那個“預設為真”的信息。這種複句採用的總體策略是:“你肯定,我否定,還附加一個典型例證Y;你否定,我肯定(否定你的否定=肯定),還附加一個典型例證Y。”先看一個“你肯定,我否定”的例子。假定言談雙方談論的是“買房子”這個話題,甲對乙說他下月要買房子,“他能買得起房子”這個信息X就被推到了前台。乙認為甲的說法“他下月要買房子”不適宜不真實,與實際情況相悖,因為其預設“他能買得起房子”是個假命題,乙就先用“不用說(買得起)房子了”對甲的說法的適宜性與真實性來了個否定,並且又隨之給出了另一個更具有代表性的說法Y(“他連房租都交不起”)作為否定的證據,由此,甲的說法就不攻自破。還原這個言語互動的過程,則形成如下的遞進關係複句:“不用說(買)房子了,你連房租都交不起。”“Y,不用說X”表達所使用的基本邏輯也是如此,不同之處是先推出一種說法Y(“你連房租都交不起”),隨之再把處於前台的說法X否定(“不用說[買]房子了”)。還原這個過程,則形成如下的遞進關係複句:“你連房租都交不起,更不用說(買)房子了。”請看:(5)a.不用說(買)房子了,你連房租都交不起。b.你連房租都交不起,更/就不用說(買)房子了。話語預設:你能買得起房子;“不用說”的作用:我否定你這個預設;事實佐證:你連房租都交不起;話語邏輯:否定極小量就等於否定極大量。再看一個“你否定,我肯定”的例子。假定言談雙方談論的話題是有沒有錢的問題,甲本來很有錢,但他卻出於某種考慮對乙說他辦公司沒有掙下多少錢,公司連交房租都成問題,這樣“他交不起房租”這個信息X就成為甲話語中的預設的命題。乙對甲的真實情況非常了解,認為甲的這個說法與實際情況相悖,因為其預設“他交不起房租”並不成立,就先用“不用說(交)房租了”來否定甲說法的適宜性,並且又隨之給出了另一個更具有代表性說法Y(“他連房子都能買得起”)作為否定X的證據,相形之下,甲的說法“他交不起房租”的適宜性與真實性就被徹底否定。15

(6)a.不用說(交)房租了,你連房子都買得起。b.你連房子都買得起,更/就不用說(交)房租了。話語預設:你交不起房租;“不用說”的作用:我否定這個預設;事實佐證:你連房子都買得起;話語邏輯:肯定極大量自然就肯定了極小量。由此可見,“不用說”就是專門針對某個預設的否定,而預設的否定都是語用的否定。在觀察眾多的“不用說”構成的遞進複句後,不難發現,其使用具有極強的規律性。即“先否定再肯定”的“不用說X,Y”和“X不用說,Y”表達時,因為否定後引導出了一個更具有說服力的說法Y來作佐證,形成了語義上遞增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順遞關係。而用“先肯定再否定”的“Y,X就/更不用說了”和“Y,就/更不用說X了”表達時,因為首先推出了一個更具有說服力的說法Y,並隨之對語境中那個預設的說法X予以否定,這個被否定說法X成為剛推出的前項Y的襯托,形成了語義上由大到小、由強到弱的強烈而顯著的對比效應,是一種逆遞的遞進方式。所以,“先否定再肯定”的“不用說X,Y”類的順遞表達和“先肯定再否定”的“Y,X就/更不用說了”類的逆遞表達只是否定小句在前還是在後的策略性差異,兩種表達方式所形成的都是遞進關係的複句。語用否定都是引述性否定和辯解式否定。⑤可以看到,用於遞進表達的“不用說”這種語用否定,在話語功能上都有引述與辯解的性質。1.“不用說”否定的都是引述性否定所謂引述性否定就是引述對方言談中的某個說法,或是引述當前語境下某個被激活的話題,或是引述人們熟知的某種說法,並順便將其否定,故稱引述性否定。可見,引述性否定都是對預設的否定。一個不容忽略的語言事實是,被否定的說法/事體X前往往可以加上一個表示否定意味的“什麼”,正是因其“預設”性質形成的引述性否定的具體表徵。如:(7)a.在那篇文章中,我表達了一個觀點,即美國不會全面入侵伊朗。美國對伊朗動武的最大可能是空中打擊,是定點清除,或者假手以色列;而對於朝鮮,我的看法是美國人甚至連空襲都不大可能採取,更不用說什麼全面的對朝鮮戰爭了。五十年前,美國在朝鮮吃過苦頭,那是美國人在海外第一次嘗到失敗的滋味。b.回國後,我像一個逐漸開了竅的男人,知道怎樣去吸引我想要的女孩子,即使不能完全如願以償,但也能讓我喜歡的女孩子在我面前服服帖帖。我不去主動,自然也談不上拒絕,更不用說什麼負責了,因為我從來沒有給她們承諾過什麼。事實上,表示遞進關係的“不用說X,Y”與“Y,就不用說X”兩種格式中的“不用說X”小句,往往可以換成“什麼X不X的”,這也充分說明,“不用說X”的作用就是對被引述的成分“X”進行否定,所以本文將“不用說”的否定稱為引述性否定。試比較下兩例前後兩種表達的意思:(8)a1.不用說汽車了,馬車都沒有。≈a2.什麼汽車不汽車的,馬車都沒有。a3.馬車都沒有,更不用說汽車了。≈a4.馬車都沒有,什麼汽車不汽車的。b1.不用說買了,白給我都不要。≈b2.什麼買不買的,白給我都不要。b3.白給我都不要,就不用說買了。≈b4.白給我都不要,什麼買不買的。“不用說”引述性否定的特點還表現在,典型的對話語境中,被“不用說”否定的說法/事體X,常常會出現於前面對方的話語裡,引述的特點更為明顯:(9)有翼又看了他媽一眼,滿喜追着說:“我的先生!拿出你那青年團員的精神來說句公道話吧!有沒有一兩麵?”有翼再不好意思支吾,只好照實說了個“沒有!”大家又哄笑了25

一陣,滿喜說:“這不是了嗎?也不能說一點麵也沒有,橫順一樣長那麵條節節,每一碗總還有那麼十來片,不用說一兩,要夠二錢也算我是瞎說!”(趙樹理《三里灣》)2.“不用說”否定的辯解性質“不用說”否定的X,都是因其預設的性質而被引述於語篇中的。這個X因其“預先假設當然成立”的性質,具有極大的正當性與迷惑性。將一個預設引述出來並旋即將其否定,就是要解除這個X的迷惑性與非實性,而附加的另一個更有殺傷力的Y就是用來對比的佐證。“不用說”遞進關係的表達,正是倚仗其否定而引發的對某個說法/事體的正反、真偽、強弱等屬性進行辯解的運用,典型地表現出人們認識世界與表達事理中經歷的去偽存真,由表及裡的辯解過程。引述是為了否定,否定成了辯解的手段,辯解是基於比較,正好是“不用說”遞進關係形成的邏輯與話語過程。(10)“聽說你最近買了大房子啦,哪天讓我們參觀參觀。”“嗨,你聽誰說的?不用說買大房子了,小房子咱都買不起啊!”(三)從否定的使用動機看遞進關係的形成用“不用說”構成的語用否定何以會形成遞進關係的複句呢?這可以從“不用說”的使用環境中清楚地看出來。當表示遞進關係時,“不用說”否定分句總是出現在“不用說X,Y”或“Y,就不用說X”這樣雙項對比的複句語篇中。否定只是一種手段,否定預設X就是要突出說話者着意要強調的另一個說法/事體Y的典型性與代表性。所謂不破不立,沒有對比就沒有認識。否定預設X就是“破”,另附的Y即為“立”,破與立形成了顯性的層級關聯度的對比,這大體就是用“不用說”進行預設的否定形成遞進關係的複句的邏輯條件。下面主要從“不用說”語用否定的使用動機來看遞進關係的形成。1.修正對方的認知傳遞信息,交流思想,表達情感是言語交際的基本作用。盡管同一言語社團的人具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認知環境與價值取向,但由於不同的個體的家庭、教育背景存在着差異,生活、工作環境也存在差異,造成了諸多的認知差異。這些差異在交際中總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表露出來。有的“不用說”遞進複句,其言語動機是修正對方認知,突出自己的看法與建議。例如:(11)a.“有你去,自然更好,就是我一個人也不會把官司打輸!”春兒說。“我站在一邊給你仗膽兒,”老常說着歎口氣,“不用說你,就連你爹,一輩子敢和誰犟過一句嘴?就不用提打官司了。……”(預設:你要打官司;整句意思:你爹都沒打過官司,你更不能打)b.“現在,他既然躲在井裡,只怕天下絕不可能有人找得到他了!”馬方中沉默了很久,一字字道:“的確不會,除非我們說出來。”馬月雲的臉色已變青,還是勉強笑道:“我們怎麼會說出來呢?不用說你,連我都一定守口如瓶!”(預設:你會守口如瓶;整句意思:不光是你會守口如瓶,我也能做到守口如瓶。)2.修正認知常識即使是面對常規認知,說話者也可能根據自己的體驗做出調整與修正,“不用說”構成遞進複句時,目的還可用於修正某些認知常識,突出自己的主觀體驗與感知。(12)a.李山東吃的過多,已昏昏的睡去。忽然依稀的聽見有人說出城,由桌上把頭搬起來,掰開眼睛,說:“出城去聽戲!小香水的‘三上吊’!不用說聽,說着就過癮!走!小香水!‘三上吊’!……”(預設:只有聽戲才過癮;整句意思:不僅聽戲能過癮,說到名角和戲名都能過癮。)35

b.我到日本訪問歸來,中途在上海停留了一兩天,只見了幾位朋友,並沒有遊覽市容。當年秋天,我就病倒了,不用說到上海去,就是家門,也輕易不出了;……(預設:我去過上海市區;整句意思;我不僅沒去過上海市區,連家門都輕易不出了。)“不用說”對認知常識的修正,典型地反映在對一些並不存在等級性差異的事體的“人為性”改造上,如下面的“紅茶”與“綠茶”、“她媽”與“她爸”兩個事體地位平等,難分伯仲,“沒得滿分”與“得了滿分”、“沒有錢”與“有錢”是對立的事體,但這並不妨礙說話者對它們進行認知的改造,一旦被用於“不用說”構成的遞進複句中,都在格式的逼迫之下,臨時附加了一層事體間的梯級差異。這是“不用說”語用否定性質而形成的對認知常識的改造與修正的典型結果。請看:(13)a.不用說紅茶了,綠茶我都不喝。b.不用說她媽了,她爸的話都不一定管用。c.不用說數學沒得滿分,就是得了滿分你也考不上清華。d.不用說沒有錢,就是有錢我也不會買的。(四)用於遞進關係表達“不用說2”的詞匯化用於勸阻義的“不用說1”是一個自由短語,前可加被勸阻的對象,“不用”與“說”之間還可加副詞“再”等。如:(14)a.你不用再說了!b.不用你再說了!c.不用再說了你!而用於遞進關係的“不用說2”已經詞匯化,語義上只表示否定,不再有顯性的勸阻義,“不用說”變得凝固化,“說”也基本失去了言說動詞的語義與功能,多數情況下,“不用說”之前很難再加上言說的主體成分“你/我”。請看几个例子(取自上文中例1和例3):a.(*你/*我)不用說一兩,要夠二錢也算我是瞎說!b.大理石的樓梯尚且如此,弄堂房子裡的木樓梯(*你)就不用說了。c.其實還不止沒有穀子收,連菜也沒有,果木(*你/*我)更不用說了。d.假如公司的領導們真有這些事情,(*你/*我)不用說別的了,只要有其中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就足以把他們全部開除黨籍、逮捕法辦!e.啊!(*您)不用說懷疑,夫人,他對您的聰明,尤其對您的愛情自豪得不得了呢。當然,“不用說”從表勸阻義的自由短語“不用說1”演化到表示遞進關係的否定動詞“不用說2”,雖然經歷了詞匯化的過程,但是,其詞匯化程度還不是很高。言說主體“你”出現於“不用說”前的例子偶爾也可見到。不過,這些用例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預設了一個基於與聽/讀者的互動語境,“不用說”前的這個“你”表明,說/寫者在敘述時站在了聽/讀者“你”的立場,是說/寫者與聽/讀者互動的表徵。所以,“你”絕不能換成“我”,而且“你”以虛指的(下例a~d)居多,實指的(下例e)少見:(15)a.一進門,一下子我就震撼了!看見那個豬場非常乾淨漂亮。你不用說用手摸了,就是說你可以在那個豬場裡隨便打一個滾,起來後衣服都不會沾上灰塵,就那麼乾淨。(中國教育電視台《西部教育》欄目組編著《西部教育·創業篇》)b.對於這個問題,我從五個方面奉勸不廉者要自廉:一是現在一些企業很困難,職工不能正常足額開支,你不用說去卡、要,就是去吃吃喝喝,也會增加企業幹群對立情緒,增45

加對執法部門的反感。(宋有才《稅海耕濤》)c.好多垂危的病人到最後,好幾天不能吃飯了,突然能吃下飯去了,你不用說吃很多,吃一點,突然的高燒了,一般不過一天,那就是最後的垂危的現象。(高繼平口述《金谷子講傷寒論》)d.過兩天不成啦,切菜刀淨鋸齒啦!你不用說切鹹菜,連豆腐也切不開啦。(張壽臣《張壽臣單口相聲選》)e.於是他說:“我和你待會兒,待會兒我就走。”張立說:“你不用說待一會兒,就是待一宿我也不攆你。就怕你待不住。”(李景臻《命運》)可見,用於遞進關係中的“不用說2”已經基本完成了詞匯化的進程,儘管它詞匯化的程度還不一定很高,如上例中反映的現象。我們如果聯繫“不用說”整個的虛化鏈,即前面所示的“不用說1→不用說2→不用說3→不用說4”,可以更加清晰地認識“不用說2”在這一虛化過程中的關鍵性作用。三、“不用說”的語用策略與表義的虛實(一)省略的表達“不用說”遞進關係,大體說來,可分為“不用說”居於前一分句與居於後一分句兩種情況。觀察大量語料不難發現,充當“不用說”之後賓語的那個“X”,雖然從理解的角度來看,應該是一個主謂齊全的小句,或是動詞性短語,但這樣的用例所佔比例並不高,尤其是“X”由主謂結構來充當的情況極為罕見,最常見的是名詞或名詞短語。仔細看來,“不用說”遞進關係表達中,不用動詞短語而僅用一個名詞或動詞的表達方式,是充分地運用了省略,表述極大減縮,使得話語在語氣上更有短兵相接的味道。在“不用說”遞進複句中,當“不用說”居於前一小句時,採用的是蒙後省。當而“不用說”居於後一小句時,採用的是承前省。(16)a.不用說汽車了,你連自行車都買不起。b.你連自行車都買不起,更/就不用說汽車了。(17)a.不用說自行車了,你連汽車都買得起。b.你連汽車都買得起,更/就不用說自行車了。兩例a句中的“不用說”後分別是名詞“汽車”和“自行車”,但是這個名詞其實代表的是一個省略了主語“你”和動詞中心語“買”及其補語“不起/得起”的小句。全句完整的表達應該分別是“不用說你買不起汽車了,你連自行車都買不起”和“不用說你買得起汽車了,你連自行車都買不起”。人們之所以能夠理解這些省略句,是因為有語境的幫助,很容易將這些蒙後省略的成分調動出來。同理,雖然兩個b中的“不用說”後分別都是一個名詞“汽車”和“自行車”,由於採用了承前省的策略,聽者很容易將缺省了的核心成分通過前一小句的內容補充起來,順利地得到全息式的解讀。(二)不同語體中的“不用說”的虛實1.日常話語中的“不用說”“不用說”表達的遞進關係,以否定預設的方式進行辯解,以澄清是非,表達出說話人對所述事體的真實看法,以擺事實講道理為基本特點。在語言形式上,“不用說”否定的事體X,形式短小,55

往往是一個名詞性成分,因為在語境中已被激活,具有認知的顯著度。而隨後推出的另一個事體Y,更加具有客觀性,語言形式上用的多是主謂齊全的表達式。不過,“不用說”構成的遞進複句,因其表達中強烈的辯解意味,也很容易把說話者的主觀性帶進表達中來。說話者有時出於表達主觀情感的需要,或是為了增強話語的力量,強化對比效應,還會用虛構、誇張的方式構擬另一個事體Y來佐證,話語的主觀性表現得特別明顯。(18)a.在你的概念裡,你的家是你和他,兩人一起努力,不要說豐衣足食,就是寶馬輕裘也指日可待。(Y是想象的未經證實事體,誇張意味)b.那是十一月天氣,產房裡大小放着四個火爐,窗戶連個針尖大的窟窿也沒有,不要說是風,就是風神,想進來是怪不容易的。(Y是虛擬的事體,誇張意味)c.她的兩鬢已顯出很多白髮,不用說額上的皺紋,就是顴骨也突出來象懸崖一樣了。(Y是想象的事體,誇張表達)d.這孩子頑皮到家了,誰見了都發愁。不用說在學校沒人能管得了,就是閻王爺來了也沒用的。(Y是虛擬的事體,誇張意味)a句被否定的“豐衣足食”本來也是未經證實的存在,而另外推出的“寶馬輕裘”更是想象中的產物。b句中的“風神”是純屬虛擬的事體,誇張意味十足。後兩句c、d也是如此。這些“不用說”構成的遞進複句,不管是通過真實的事體還是虛擬誇張性的事體,都把預設的否定當成了表達主體感受時虛晃一槍的手段,而憑借想象與虛擬推出的另一個事體Y,也只是為此前對X的否定的一種語義補償,沒有人會對其真實性進行質疑。這種主觀化的表達在日常話語中也常常能夠見到。但是,不管是採用客觀性的表達還是採用非常主觀性的表達,“不用說”在構成遞進複句時說話者的主觀意圖和表達形式之間是一致的。即主觀意圖是:否定事體X,突出事體Y;表達形式是:不用說X,Y。表達意圖要否定的“不用說”總是與表達形式上的短小相一致,表達意圖要突出的事體總是與表達形式上的加長加細相一致。這種言行一致應該是“不用說”使用的常態。在一些非遞進關係的複句表達中,這種語義與形式的一致情況也隨處可見。(19)a.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戲曲演員技藝精湛背後所下的功夫自不用說。其實,下苦功夫、出好成果,在各行各業都是普遍的道理。b.回想起來,周恩來同志對我一直是非常關心的。早年的不必說,僅就50年代在一些重要會議上他總促我發表意見,並很重視我的意見,就足以說明了這個問題。a句隨着“不用說”而至的是一個句號,關於戲曲演員下功夫的表達也真的戛然而止不再提及。b句“不必說”的是“早年的”事,而要詳細說的內容都是後來周恩來對我關心的往事。2.文藝語體中的“不用說”但是,在文藝語體中,如果按照日常語體來理解“不用/必說”,往往不能體會說/寫者表達的真正意圖。說/寫者有時會用“不用/必說”來做掩護,有意造成形式與語義的不匹配,明言“不用/必說”,實際的意圖卻是大說特說,即造成明輕實重、言不由衷、指東打西的表達效果,非常具有迷惑性。這種“明壓實抬,形義錯配”式的表達方式最常見於文學作品中,是作家渲染氣氛,表情狀物的常規武器。請看:(20)a.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葚;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裡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裡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裡低唱,蟋蟀們在這裡彈65

琴。(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b.走遍了南北西東,也到過了許多名城,靜靜的想一想,我還是最愛我的北京。不說那天壇的明月,北海的風,蘆溝橋的獅子,潭柘寺的松。唱不夠那紅牆碧瓦太和殿,道不盡那十里長街臥彩虹。只看那紫藤古槐四合院,便覺得甜絲絲、脆生生,京腔京韻自多情。不說那高聳的大廈、旋轉的廳,電子街的機房,夜市上的燈。唱不夠那新潮歡湧王府井,道不盡那名廚佳肴色香濃。單想那油條豆漿家常餅,便勾起細悠悠、密茸茸,甘美芬芳故鄉情。(《故鄉是北京》歌詞)這兩例中“不用/必說”使用於文學語篇的敘述文本中,為了達到對描述對象窮形盡相的表述效果,在一連串排比句的開頭,不時地冠以“不用/必說”,有效避免了行文的單調,同時也起到了暗示描寫層次的目的。必須指出的是,這種文藝語體中的“不用/必說”,往往在連續的語篇中形成連用,並與後續的“光說、單說、只說”或是“單是、僅是、只是”等形成前後的呼應,是文藝性語篇描述性話語中常見的手段。下面的“不用/必說”的連用出現在文藝性語體的口語或內心獨白中,與敘述文本中的用法特點一樣,表面用的雖是“不用/必說”,但實際上這些內容恰恰是作者最想表述的內容。請看:(21)a.大衛端咖啡的手從磨破的袖口伸出。一件從美國或歐洲舊貨店裡買的西裝穿得架子也沒了。腳上該穿皮鞋的,卻穿了雙舊布鞋,鞋比腳還疲憊。什麼也不必說了,不必說大衛的太太的產後風,以及如何落的病根,也不必說大衛如何到處兼職,寫報屁股文章,家裡房子還是越搬越小……那麼他和別人合辦的若干雜誌呢?每一份出世,手筆都不小,都是有着跟《東方雜誌》、《現代》或者《小說月報》一同稱雄上海的勢頭,但是雜誌們一份份出世,一份份夭折,最長的一份活了八個月;老板賠了八個月,作為主編的大衛做了八個月的準義工。(嚴歌苓《陸犯焉識》)b.波卓:(抒情地)世界上的眼淚有固定的量。有一個人哭,就有一個人不哭。笑也一樣。(他笑起來)因此,我們不必說我們這一代的壞話,它並不比它的前幾代更不快樂。(沉默)我們也不必說它的好話。(沉默)我們根本不必說起它。(沉默)的確,人口是增加了。(薩繆爾·貝克特《等待戈多》)由此看來,用於文學語篇中的這些“不用/必說”、“不說”,不是用來表達遞進關係的,而是排比性列舉的標記成分,在表達上具有欲罷不能、欲蓋彌彰的效果。這種現象很值得我們深入研究。①本文所用例句取自北京語言大學BCC語料庫,極少數例子為自擬。②參見張斌:《現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張灩:《“X(連)A都/也Y,更不用說/別說B”框架下的“連”字結構語義—句法界面研究》,西安:《外語教學》,2010年第2期;張灩:《構式“XAYletaloneB”與“X(連)A都/也Y,更不用說/別說B”的語義—句法界面研究———基於“交互主觀性”認知觀》,北京:《中國外語》,2010年第1期;潘曉軍、胡承佼:《“不要說”與“不用說”的共時變異與歷時發展》,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7期;李金曉:《現代漢語“不用說”的構式研究》,黑龍江佳木斯:《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③張誼生:《“就是”的篇章銜接功能及其語法化歷程》,北京:《世界漢語教學》,2002年第3期。④潘曉軍、胡承佼:《“不要說”與“不用說”的共時變異與歷時發展》,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7期。75

⑤沈家煊:《“語用否定”考察》,北京:《中國語文》,1993年第5期。參考文獻[1]董秀芳:《“X說”的詞匯化》,江蘇徐州:《語言科學》,2003年第3期。[2]方梅:《自然口語中弱化連詞的話語標記功能》,北京:《中國語文》,2000年第5期。[3]黃慧英:《現代漢語裡一個新的關聯詞語“不說”》,吉林延边:《漢語學習》,1996年第5期。[4]韓蕾:《連詞“別說”功能探析》,見齊滬揚主編:《現代漢語虛詞研究與對外漢語教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5]李敏:《遞進連詞“不說”及其語法化過程》,廣州:《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6]李宗江:《連詞“不說”的語義和語用功能》,武漢:《漢語學報》,2009年第3期。[7]廖秋忠:《現代漢語篇章中的連接成分》,北京:《中國語文》,1986年第6期。[8]唐善生:《“不說”的副詞化》,吉林延边:《漢語學習》,2016年第2期。[9]溫鎖林:《一種特殊的語用否定:隱喻式否定》,上海:《當代修辭學》,2010年第3期。[10]溫鎖林:《話語主觀性的數量表達法》,武漢:《語言研究》,2012年第4期。[11]溫鎖林、劉元虹:《從“含蓄原則”看“有+NP”的語義偏移現象》,武漢:《漢語學報》,2014年第1期。[12]溫鎖林:《評估義構式“夠/不夠X”》,太原:《山西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13]溫鎖林:《漢語的非量化名詞》,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14]肖任飛、張芳:《熟語化的“(更)不用說”及相關用法》,武漢:《語言研究》,2014年第1期。[15]邢福義:《漢語複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16]張成福、余光武:《論漢語的傳信表達———以插入語研究為例》,江蘇徐州:《語言科學》,2003年第3期。作者簡介:溫鎖林,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天津　300387[責任編輯　桑　海]85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粵港澳高等院校葡語教學溯源及發展張云峰[提　要]　粵港澳地區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近年來,在澳門“中葡平台”地位的帶動和輻射下,粵港澳大灣區高等院校葡語教學無論從辦學層次、培養學生數量和師資水平力量等方面都有了明顯的發展。隨着澳門“中葡平台”作用不斷深化,破除中葡語言壁壘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更為迫切。以澳門高校為代表的粵港澳三地高等院校憑藉本地區的經貿、科技和學術優勢,在建設中葡雙語人才培訓基地、解決中葡翻譯瓶頸問題等方面不斷開拓,為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和進一步加強中國和葡語國家友好合作發展貢獻己力。[關鍵詞]　葡萄牙語　高校教學　廣東　香港　澳門　粵港澳大灣區[中圖分類號]　H773;G64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059-08一、引言葡萄牙語作為超過兩億人口使用的第五大語言,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與日俱增。201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5月5日定為“世界葡萄牙語日”①便是很好的例證,這是首次就聯合國非官方語言進行相關規定,充分說明了葡萄牙語在當今國際社會的地位。近年來,隨着葡語國家加入“一帶一路”以及與中國的往來日益密切,對中葡雙語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葡萄牙語的重要性也越來越多地為人所知曉,而回應上述需求的正是近15年來中國高等院校葡語教學“井噴式”的發展。中國高等院校首個葡語專業學士學位課程始於1960年北京廣播學院(2004年更名為“中國傳媒大學”),次年北京外國語學院(1994年更名為“北京外國語大學”)也開辦了葡語學士學位課程。上述兩個課程開創了中國葡語專業學士學位課程的先河。然而,葡語專業在中國高等院校得以快速發展則是進入21世紀之後,這在內地尤為明顯。各高校如雨後春筍般相繼開辦葡語專業課程,由世紀初的3所內地高校(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和中國傳媒大學)開設葡語學士學位課程,到如今的超過50所內地高校教授葡萄牙語(其中30餘所院校開設葡語專業學士學位課程),增長不可謂不迅速。廣東省高等院校開辦葡語專業也是在這一時期,目前廣東省共有5家高等院校教授葡萄牙語,其中3所開設葡語專業學士學位課程。香港的葡語教學發展則相對坎坷,香港大學是最早開設葡語課程的高校,也是目前香港唯一開設葡語教學的高等院校。香港大學於1999年正式開設葡語選修科目,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該校早在1957年就透過其校外課程部(199295

年更名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針對校外學生提供葡萄牙語培訓課程。澳門葡語教學歷史悠久,回歸之後在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高等院校葡語教學有了長足的發展,無論在就讀葡語學生數目,亦或是開設葡語專業課程層次和數量方面,都有突破式的增長。粵港澳三地高等院校葡語教學背景不一,發展也相對參差。然而,隨着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地位和作用不斷彰顯,葡萄牙語在粵港澳地區的重要性較其他地區更為突出,培養中葡雙語人才也顯得更為迫切,從而促使葡語教學在三地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二、廣東高等院校葡語教學:積極探索,成效已彰2003年,由中國中央政府發起、中國商務部主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承辦的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在澳門正式成立,標誌着中國和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邁上一個新的台階。廣東省作為中國對外貿易大省,加之毗鄰澳門這一“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區位優勢,在中國和葡語國家的貿易往來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廣東省對於中葡雙語人才的需求也應運而生。新世紀中國內地高校進入了開辦葡萄牙語課程的“井噴”時期,廣東省也不例外。2006年中山大學率先將葡萄牙語作為二外選修科目納入教學體系,拉開了廣東高校教授葡萄牙語的序幕。目前,廣東共有5所高校開設葡萄牙語課程或科目,其中包括學士學位課程、必修科目和選修科目教學,按開設先後順序分別是中山大學(2006)、廣東外語外貿大學(2009)、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2011)、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2014)和中山大學新華學院(2017)。就學士學位課程而言,目前廣東真正意義上開設葡語專業學士學位課程的高校共3所,分別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和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於2009年開設葡語專業學士學位課程,教授歐洲葡萄牙語和巴西葡萄牙語,是廣東最早開設葡語專業學士學位課程的高等院校,也是廣東省唯一開設葡語專業學士學位課程的公辦高等院校。目前,葡語專業在職教師共4名,均具備碩士學歷,其中3名在讀博士,此外還有葡萄牙籍外教和巴西籍外教各1名。葡語專業學士學位課程學生約100人,學習期間可赴澳門、葡萄牙或巴西進行交流。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於2014年開設葡萄牙語選修科目,並從2016年起正式開設葡語學士學位課程,是廣東省第一個開設葡語學士學位課程的民辦高校,教授歐洲葡萄牙語和巴西葡萄牙語。目前,葡語專業在職教師共7人,除1人外均有碩士學歷,其中3人在讀博士,葡萄牙籍外教1名。葡語專業學士學位課程在校學生約110人,可赴葡萄牙進行交流學習;選修葡語專業人數約30人。中山大學新華學院於2017年開設葡萄牙語選修科目,並於2018年開設葡語專業學士學位課程,教授歐洲葡萄牙語和巴西葡萄牙語。目前,葡語專業在職教師共4名,除1人外均具備碩士學歷,巴西籍外教1名。目前葡語專業學士學位在校學生約70人,學習期間可赴葡萄牙進行交流學習;此外,葡語專業選修學生約80人。除作為學士學位課程外,葡萄牙語也作為專業必修課或選修課進行教學。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自2011年起針對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學生開設葡語必修課(每週2課時,修讀3年),是廣東省唯一將葡萄牙語作為專業必修課開設的高等院校。目前葡語專業全職教師1名,具有碩士學歷,外教1名,全校約120名學生修讀葡萄牙語專業必修課。除中山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大學外,暨南大學珠海校區也曾於2016至2018年間開設葡萄牙語專業選修科目,但2019年起未繼續開設,目前該校並無全職葡語專業教師。06

綜上不難看出,廣東各高校葡語專業在職教師人數不多,且很多教師仍在繼續攻讀更高學位。全國葡語專業大規模發展是近10年,所開設碩士以上學位課程數量非常有限,目前具有高學歷特別是博士學歷葡語人才十分短缺。由於高校招聘教師時往往對學歷層次等方面有較高要求,因此缺乏高學歷葡語教師目前已成為影響高等院校葡語專業教學發展的一大制約因素。近年來葡語國家與廣東省往來日益密切,其中很好的一個例子便是2018年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館正式揭幕,成為第3個葡萄牙駐中國領事館。加上巴西駐廣州領事館,目前已有兩個葡語國家在廣東省設有領事館。在此背景下,廣東高校開始在葡語國家研究和葡語教學研究方面逐漸嶄露頭角。例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國內首部葡語國家黃皮書《中國與葡語國家發展合作報告(2019)》於2019年5月正式發布。該黃皮書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葡語國家研究所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匯聚廣東、澳門和北京的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綜合研究中國和葡語國家間的合作發展,內容覆蓋政治、經濟、貿易、社會文化、國際關係等領域,為了解和研究中國和葡語國家合作發展提供重要參考。在葡語教學與研究方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合辦的“第五屆中國葡萄牙語教學及研究國際論壇”於2019年7月在廣州舉行,來自葡萄牙、巴西、澳門及中國內地20餘所高校的近80名葡語教學領域的學者及教師參加了論壇。“中國葡萄牙語教學及研究國際論壇”是中葡高校葡語界最重要的盛會,自2011年北京外國語大學與澳門理工學院合辦首屆論壇以來,論壇首次進入廣東省並由粵澳兩家高校聯合舉辦。另值得一提的是,廣東省高校在葡語國家合作建立了兩所孔子學院。第一所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和佛得角大學在2015年成立的佛得角大學孔子學院,這也是在佛得角建立的唯一一所孔子學院。第2所是2019年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和葡萄牙波爾圖大學剛剛建立的波爾圖大學孔子學院,這也是在葡萄牙成立的第5所孔子學院。這兩所孔子學院的建成標誌着廣東高校和葡語國家高校的合作以及在葡語國家推廣漢語教學方面邁上一個新的台階。綜上可見,廣東省高等院校葡語專業教學起步雖晚,最早開設的葡語學士學位課程距今也不過10年的歷史,但依靠廣東貿易大省的優勢以及毗鄰澳門這一“中葡平台”的區位便利,取得了良好的發展。全省共有5所高校開設葡萄牙語專業課程或科目,單從高校開設數量而言,廣東在中國內地已經成為僅次於北京(北京共有11所高校教授葡萄牙語,其中8所開設葡語本科課程,3所開設葡語選修課程)的高校葡語教學規模最大的省份。憑藉着和葡語國家良好的關係,廣東高校積極開展中國和葡語國家合作發展研究,攜手葡語國家高校積極推廣國際漢語教學,為助力中國和葡語國家合作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三、香港高等院校葡語教學:發展坎坷,規模欠缺由於歷史原因,人們往往將香港與英語、澳門與葡萄牙語聯繫在一起,英語和葡萄牙語分別是各自的官方語言(正式語文)之一。不可否認,目前在香港的葡萄牙語教學尚不具規模,無論老師或是學生的數量都遠少於臨近的廣東和澳門。由於香港和澳門的地緣關係,早年葡僑社群在香港也留下了他們的足跡,現今在香港依然可見以葡語或葡萄牙人名命名的地點或街道。例如,在柏架山大風坳有一處地名喚作野豬徑,其西文名稱正是葡萄牙文BoaVista(中文字面意思為“美景”);又如位於何文田的梭椏道(SoaresAvenue)、棗梨雅道(JuliaAvenue)及艷馬道(EmmaAvenue)都是以當時香港聲名顯赫的葡萄牙人的名字來命名。②在早年香港的外籍族群中,葡萄牙人是一個獨特的群體,19世紀香港開埠伊始便遷居至此。16

其他外籍人士來香港須遠渡重洋、長途跋涉,葡萄牙人卻來自只有一水之隔的鄰埠澳門,因而是外籍族群中最早落地生根的群體。③19世紀香港曾經出現過葡文學校或接收葡萄牙學生的學校,但是隨着英港政府推行英語教學,葡萄牙語作為教學語言越來越少,香港葡僑群體漸漸開始學習英文以便更好地融入本地社會,導致葡萄牙語在香港的教學日漸式微。④1957年香港大學成立校外課程部(1992年更名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隨即向校外學生提供葡萄牙語言文學課程,主要是針對“一些旅居香港與母語失去聯繫的葡萄牙人後裔,以及部分與巴西經商及計劃移民當地的人士”。⑤在這個早年的葡語培訓課程相關描述中這樣寫道:“這是一個為期兩年的葡萄牙語言文學課程,每學年48講(每星期兩講)。第一學年(1957年9月至1958年4月)主要學習語言;第二學年將延伸至部分葡萄牙文學作品,例如GilVicente的戲劇和賈梅士的《葡國魂》。”⑥雖然該課程針對校外學生開設,且課程目的“僅僅是為學生自學葡萄牙語提供輔助”,但是早年香港大學開設的校外葡語培訓課程依然值得關注。時至今日,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仍然提供葡萄牙語進修培訓,共分為“初級葡萄牙語”和“中級葡萄牙語”兩個課程,分別提供A1和A2語言水平⑦的葡語培訓課程。自早年的葡語校外培訓課程之後,香港高等院校中葡語教學並未得到長足的發展,截至目前仍然沒有一個葡萄牙語專業學位課程出現。香港首個開設葡萄牙語教學的高等院校也是香港大學,1999年起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和文化學院將葡萄牙語作為選修科目進行教學。香港大學開設葡萄牙語教學得到了葡萄牙賈梅士學會和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的支持。《南華早報》就香港高等院校首次開設葡語教學進行了報道,報道中時任葡萄牙總領事EmidiodaVeigaDomingos接受採訪表示“很高興見到緊隨第一位葡萄牙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香港大學開設葡語教學”。⑧自2003/2004學年開始,葡萄牙語由原來的選修科目提升為專業輔修課程(minor),也是目前香港唯一一個葡萄牙語專業輔修課程。儘管香港大學開設葡語教學距今已有20年的歷史,葡語教學發展卻十分有限,目前選修葡語和輔修葡語專業課程學生合計約40~50名,全職葡萄牙語專業教員僅1名。鑒於香港大學是目前唯一開設葡語教學的高等院校,可知香港高等院校的葡語教學仍不具規模。香港理工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也曾開設過葡萄牙語選修課程,不過遺憾的是目前均已不再開設。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英文系開設的歐洲研究專業輔修課程中包含現代歐洲語言科目,學生可在四種歐洲語言(西班牙語、法語、葡萄牙語和德語)中任選一種進行修讀。然而由於選擇葡萄牙語學生人數較少,英文係於2016年起停止開設葡萄牙語選修科目,目前僅提供西班牙語、法語和德語供學生選擇。香港城市大學的情況也十分類似,其人文社會科學院下屬的語言學及翻譯系開設的全球語言課程中曾涵蓋葡萄牙語,針對零基礎學生教授巴西葡萄牙語,然而目前該系開設全球語言課程中僅包含法語、西班牙語和德語,不再包含葡萄牙語。綜上可見,香港高等院校葡萄牙語教學發展坎坷。首先,教學層次低,目前只有葡語輔修課程,尚未出現以葡萄牙語作為專業的獨立學位課程;其次,規模欠缺,香港大學是目前全港唯一教授葡萄牙語的高等院校,但師生數量均十分有限,與鄰近的廣東省與澳門地區差距明顯。究其原因,葡萄牙語在香港使用不多,加之中國和葡語國家經貿往來的平台作用主要集中在澳門,在香港學習葡萄牙語的動因不足,學生在選讀歐洲語言時往往選擇更為通用的西班牙語、法語等。因此,學習葡萄牙語缺乏環境和氛圍,加之教師和教學資源不足,香港高等院校葡語教學規模欠缺也就不難理解了。26

四、澳門高等院校葡語教學:歷史悠久,創新發展澳門的葡萄牙語教學歷史源遠流長。2003年“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在澳門正式成立,澳門成為中國和葡語國家合作的橋樑和平台,葡萄牙語的重要性更不言而喻。近年來,隨着澳門“中葡平台”作用的不斷彰顯,加之特區政府大力支持,在澳門掀起了一股學習葡語的熱潮。1981年成立了澳門第一所由中國人主辦的高等學府———私立東亞大學,標誌着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開始。⑨在東亞大學時期曾開設高等專科學位的葡語課程,而澳門真正意義上的葡萄牙語學士學位課程則在1990年代初東亞大學改制成為公立的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之後才出現。⑩澳門現代高等院校出現雖晚,但葡語(翻譯)教學卻有着悠久的歷史,這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華務司技術學校”,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50多年前。早在1865年,葡澳政府華政衙門就成立了翻譯培訓隊,1905年正式成立翻譯學校,後逐漸演變為“華務司技術學校”。1992年該校併入澳門理工學院,是今天澳門理工學院下屬的語言及翻譯高等學校(前稱“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前身。因此,雖然澳門理工學院成立於1991年,但是其下轄的語言及翻譯高等學校可謂名副其實的百年老校,在培養中葡雙語人才方面有着悠久的歷史。澳門大學作為澳門最大的公立大學,其人文學院下設葡文系,開辦葡語專業學士、碩士和博士課程。截至目前,葡文系全職教研人員34名,其中正教授1名,副教授3名,助理教授9名。葡文系內設葡亞研究中心和中葡雙語教學及培訓中心,人員由葡文系教研人員兼任。學士學位課程方向為葡語研究,每年招收學生約80名,學生三年級可申請參與留學計劃,赴葡萄牙或巴西留學一年。碩士學位課程包含葡萄牙語言及跨文化研究、第二語言習得和翻譯(中葡),學制2年。博士課程包含應用語言學(葡語)和文學及跨文化研究(葡語)兩個領域,正常修業期限為4年。澳門大學是澳門最早開設葡語碩士、博士課程的高等院校,相關課程招生多來自於澳門本地和中國內地。除上述學位課程外,澳門大學還提供葡語專業輔修課程(minor)和葡語暑期課程。該暑期課程始於1986年,每年舉辦,最初僅有36名來自中國內地的研究生參加,次年開始招收澳門本地中學生參加,之後參加學生範圍不斷擴大,2019年的暑期課程吸引了來自中國內地、澳門、香港、韓國、日本、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學生前來學習葡萄牙語言和文化。在葡語學術競賽方面,澳門大學每年舉辦澳門高校葡語演講比賽,在2019年舉辦的“第十七屆葡語演講比賽”中,有來自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和澳門科技大學的9名同學參加。同年,澳門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聯合舉辦“首屆中國高校中葡筆譯大賽”,吸引了來自中國內地和澳門地區的高等院校共提交70份作品參賽。澳門理工學院在葡語領域開設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課程,分別來自其轄下的語言及翻譯高等學院和應用科學高等學校。除上述教學單位之外,澳門理工學院還於2012年成立了獨立的葡語教學及研究中心(前稱“葡語教學暨研究中心”),開展相關領域學術科研活動,舉辦葡語教師培訓,出版以《環球葡萄牙語》為代表的葡語教材,促進葡語教研水平提升。截止目前,澳門理工學院葡語領域共有全職教研人員36名,其中正教授4名,副教授12名。學士學位課程包含中葡翻譯、葡萄牙語以及中國———葡語國家經貿關係三個領域,每年分別招收約60、20和20人,合計100人左右。三個領域全部學生二年級均赴葡萄牙相關高校交流學習一年。碩士課程為中葡筆譯和傳譯領域,學制兩年,分為筆譯和傳譯兩個方向,該課程側重翻譯實踐能力的培養。博士課程為葡萄牙語研究,學制3年。除上述學位課程外,每年定期舉辦多個非學位課程,例如與歐盟口譯總司合辦葡語36

會議傳譯培訓班,為澳門政府和國家部委口譯人員、高校口譯教師提供培訓(2019年成功舉辦第九屆培訓班),2019年12月學院還揭牌成立了“國際葡萄牙語培訓中心(會議傳譯)”;與葡萄牙賈梅士學院合辦葡語教師暑期培訓課程,為澳門和中國內地葡語教師提供師資培訓(2019年成功舉辦第六屆培訓課程);針對澳門葡人社群開設葡萄牙語文學公開課,為澳門社會推廣葡語文學文化(2020年舉辦第五屆公開課)。學術競賽主要包括和澳門高等教育局合辦的中國和亞洲區高校葡語辯論賽(2019年舉辦第十屆)、中國高校葡語詩歌朗誦比賽(2019年舉辦第十四屆)和世界中葡翻譯大賽(2020年舉辦第四屆)。其中,世界中葡翻譯大賽影響力最為廣泛:大賽始於2017年,由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語言大數據聯盟和葡萄牙理工高等院校協調委員會支持,澳門高等教育局和澳門理工學院聯合舉辦,三年共吸引了來自各葡語國家和地區、中國內地和澳門380多支隊伍、近千名師生積極報名參賽。在澳門中葡文均是官方正式語文,因此政府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都面臨大量的翻譯需求。為應對此需求,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分別成立了“自然語言處理和中葡機器翻譯實驗室”和“中葡英機器翻譯聯合實驗室”,藉助人工智能等創新技術手段輔助翻譯工作。2019年12月澳門理工學院還揭牌成立了國家教育部在港澳地區設立的第一家工程研究中心———機器翻譯暨人工智能應用技術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目前由澳門理工學院研發的“中葡葡中公文輔助翻譯系統”在澳門立法會、中葡經貿論壇常設秘書處輔助辦公室等多個政府部門投入使用。除兩所公立高等院校外,澳門科技大學、聖若瑟大學和澳門城市大學也相繼開設了葡語專業學位課程。澳門科技大學是最早開設葡語學位課程的私立高等院校,2012年開設葡語語言學學士學位課程,平均每年招收學生50人;2018年開設葡語語言學碩士學位課程,學制兩年。澳門聖若瑟大學共開設3個葡語相關領域的學位課程,分別是葡萄牙與中國研究(語言及文化)學士學位課程(2016年開設)、葡中翻譯研究學士學位課程(2018年開設)和葡語語言學與文學研究碩士課程(2019年開設)。澳門城市大學於2019年獲批開設葡萄牙語學士學位課程,從2020/2021學年開始招生。此外,澳門城市大學在2017年開設了葡語國家研究碩士和博士學位課程,這兩個課程並非語言專業課程,但以葡語國家研究為專業方向,是粵港澳地區唯一的葡語國家研究碩士和博士課程。除上述學位課程外,澳門旅遊學院(公立院校)和澳門聖若瑟大學都開設了葡語選修課程。綜上可見,澳門葡語教學歷史悠久,再加之澳門連接中國和葡語國家的平台優勢和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葡語教學在澳門的高等院校中取得了很好的發展。資料顯示,近年來澳門高等院校修讀與葡語相關專業及主要以葡語授課的註冊學生人數呈現穩步上升態勢,由2014/2015學年的759人大幅上升至2018/2019學年的1,490人,增加近97%;而教授葡語的教師數目亦相應增加,從2016/2017至2018/2019學年,澳門高等院校葡語專業及以葡文授課的課程教師人數(包括相關課程的非葡語課教師)由155人上升至216人,升幅接近40%,其中,具博士學歷的教師由73人上升至117人,升幅逾60%。葡萄牙語教學在澳門高校掀起的熱潮由此可見一斑。五、澳門“平台”優勢,共建中葡雙語人才培訓基地2019年2月18日正式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明確提出支持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充分發揮粵港澳高校聯盟的作用,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在葡語領域,《綱要》不僅強調了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重要作用,還特別提出支持澳門建設中葡雙語人才培訓基地。46

澳門作為“中葡平台”,在高等教育領域起到的紐帶和橋樑作用日趨明顯,這一點單從澳門吸引中國內地和葡語國家學生的數量就有所體現:近年來內地學生來澳修讀與葡語相關專業的人數持續上升,由2014/2015學年的209人上升至2018/2019學年的435人,增幅超過一倍;另外,愈來愈多葡語國家的學生來澳升學,據統計數據,葡語國家學生人數由2016/2017學年的186人上升至2018/2019學年的269人。澳門高教領域“平台”作用的另一大體現便是架起了中國內地高校與葡語國家高校溝通的橋樑,其中一個例證便是2018年10月在澳門舉辦的“第一屆中國與葡語國家高校校長論壇”。論壇除吸引港澳地區及葡語系國家高校及高等教育機構參加外,還吸引了內地10個省市的高校參加。2019年3月,澳門高等教育局推出“中國與葡語國家高等教育資訊平台”網站,來自澳門、內地和葡語系國家地區共40多所開設葡語專業課程的高校登記為會員,為推動多方互動交流、創造更廣泛的合作機會提供平台。在澳門“中葡平台”地位的帶動和輻射下,據調查目前粵港澳三地共有12所高等院校開設葡萄牙語教學,其中8所高校設有葡語專業學士學位課程(5所來自澳門),4所高校開設葡語碩士學位課程(均來自澳門),2所高校開設葡語博士學位課程(均來自澳門)。詳參表1。表1　粵港澳三地高等院校葡語專業一覽表序號地區高等院校學士學位課程碩士學位課程博士學位課程非學位課程1廣東中山大學√2廣東廣東外語外貿大學√3廣東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4廣東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5廣東中山大學新華學院√√6香港香港大學√7澳門澳門大學√√√√8澳門澳門理工學院√√√√9澳門澳門旅遊學院√10澳門澳門科技大學√√11澳門澳門聖若瑟大學√√√12澳門澳門城市大學√13廣東暨南大學珠海校區√目前不再開設14香港香港理工大學√目前不再開設15香港香港城市大學√目前不再開設　　注:1.該表僅統計葡語專業課程,葡語國家研究等課程未統計在內;2.“非學位課程”包括培訓課程、輔修課程、必修或選修科目等;3.後三個院校曾開設葡語課程,然目前已不再開設。粵港澳三地憑藉地緣相近、文化相通等優勢,具備在葡語教學領域深化合作、謀取更大發展的先天條件。這其中,澳門可憑藉自身“平台”,搭建合作橋樑,聯合粵港地區共建中葡雙語人才培訓56

基地。2019年4月在澳門理工學院舉辦的“粤港澳大灣區葡語教學發展論壇”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該論壇首次匯聚粵港澳三地葡語院校的專家和老師進行交流和探討,為三地高校葡語教學進一步開展全方位交流與合作打下了基礎。目前,粵港澳灣區高校聯盟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未來三地高校在葡語學術領域進一步合作與發展更值得期待。六、结语澳門回歸以來,在澳門特區政府和各高等院校的不斷努力下,葡語教學邁上一個新的台階,煥發出的活力超過了回歸前的葡澳政府時期。隨着澳門“中葡平台”作用不斷彰顯,葡語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與粵港澳三地以及和中國互動交流日益頻繁,對中葡雙語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更為迫切,因此,澳門建設中葡雙語人才培訓基地是實至名歸,也是責無旁貸。澳門的葡語教學不乏創新之處,結合自然語言處理、人工智能等計算機領域開展跨學科合作,輔助人工翻譯和翻譯教學,目前中葡自動翻譯和機器輔助翻譯系統研發方面取得的成果領先世界。隨着粵港澳三地高校交流和合作日益頻繁,澳門在葡語教學方面的優勢已逐漸向大灣區輻射,未來更將透過粵港澳大灣區輻射至其他地區。澳門憑藉和葡語國家高等院校良好的合作夥伴關係,有望在大灣區建設一個中國和葡語國家高校互動創新的平台,從而促進中國和葡語國家學術、科研水平進一步提升。粵港澳三地高等院校憑藉本地區的經貿、科技和學術優勢,在中葡雙語人才培養和中葡翻譯研發方面不斷開拓,透過與國內外高校及機構進一步加強交流與合作,努力打破中葡語言壁壘、解決中葡翻譯瓶頸問題,將對於國家“一帶一路”建設以及進一步深化中國和葡語國家合作起到至關重要的助力作用。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9年11月9日會議宣布“世界葡萄牙語日”,會議決議文件見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1438_chi。②③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第45頁;第41頁。④FranciscoPelicanoAntunes:《香港葡語教學的興衰》,澳門:《行政》,第31卷第1期,2018年。⑤⑥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葡萄牙語言文學課程簡介》,1957年,見https://hkuspace.hku.hk/cht/memorabil-ia/the-language-of-learning。⑦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CECRL)。⑧MichaelTaylor,“HKUcentrestartsPortugueseles-sons”,Hongkong:SouthChinaMorningPost,Septem-ber23,1999.⑨陳志峰等:《澳門高等教育發展成效探究》,廣州:《高教探索》,2019年第5期。⑩李長森:《中國(澳門)高等院校葡語人才培養的現狀與特徵》,《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發展報告(2017-201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238頁;第240頁。澳門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第二語言習得)課程2020/2021學年暫停招生。李向玉:《〈環球葡萄牙語〉教材編寫歷程與特色探析》,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7年第4期。在第四屆世界中葡翻譯大賽中,葡萄牙理工院校協調委員會作為支持單位參加。“澳門平台”2019年6月3日報道,https://www.plataformamedia.com/zh-tw/要聞/社會/interior/澳門學生在葡萄牙修讀葡語獲證書-10970488.html。作者簡介:張云峰,澳門理工學院葡語教學及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博士。[責任編輯　桑　海]66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MomentInPeking之漢譯本研究———以張振玉、郁飛譯本為中心孔令雲[提　要]　林語堂的英文長篇小說MomentInPeking自1939年在紐約出版後,國內有多種漢譯本面世,中文題名亦有《瞬息京華》和《京華煙雲》兩種譯法。不同譯者的節譯本、全譯本存在顯著差異,同一譯者前後的譯本亦有所變動。其中張振玉譯本、郁飛譯本為全譯本,且影響較大。張、郁譯本在技術性操作與意識形態操控等方面呈現出不同的翻譯風貌,從中亦體現出譯者的翻譯策略與文化觀。[關鍵詞]　MomentInPeking　《京華煙雲》　《瞬息京華》　漢譯本　校評[中圖分類號]　H059;I206.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067-11林語堂先生的英文長篇小說MomentInPeking①1939年由紐約TheJohnDayCompany出版,立即引起廣泛關注。《時代》周刊發表書評稱其“很可能是現代中國小說之經典之作”,“這部小說的成功,奠定了林語堂作為小說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②這部小說陸續被翻譯成包括漢語在內的多種文字。僅就漢譯本而言,不同譯者的節譯本、全譯本存在差異,甚至同一譯者前後的譯本亦有所不同。本文以1939年英文版MomentInPeking為底本,以張振玉1987年、1994年譯本和郁飛譯本為中心,分析幾種漢譯本特色,並進一步探尋譯者的翻譯策略與文化觀。一、MomentInPeking之漢譯版本概述林語堂曾自言英文小說MomentInPeking為“紀念全國在前線為國犧牲之勇男兒”③而作。他期望好友郁達夫翻譯此作,以早日讓抗戰中的同胞讀到中譯本。然而,諸多原因使這一特許全譯本未能譯成,殊為文壇憾事。迄今為止,已有白林、沈沉、汎思、越裔、林若年、楊和壎等中文節譯本、譯述本,鄭陀、郁飛、張振玉之全譯本。1940年代,羅明還將《京華煙雲》改編為話劇,分期發表在《小說月報》。④此外,還有幾部私印本、盜印本問世,影戲界也曾計劃把《京華煙雲》搬上銀幕與舞台。⑤許多讀者亦紛紛發文對中英文版本予以評價。可見,該小說在當時產生了不小影響。(一)漢語節譯本簡介白林節譯本題名《瞬息京華》,北平東風書店1940年初版。這一譯名符合林語堂本意,他曾致76

信友人,稱小說“似可譯為《瞬息京華》”。⑥卞之琳談到詩歌平仄問題時,亦認為“《瞬息京華》這個著者自譯的四字文言書名,是順口、順耳的,而改成《京華煙雲》這個四字文言譯書名就不然:這是因為前者是仄仄/平平,而後者是平平/平平”。⑦白林譯本有刪減,注重譯述故事情節,故難體現原作風貌。該譯本流傳不廣,如今更難覓蹤跡。沈沉譯述本亦名《瞬息京華》,1940年7月由上海世界文化社出版,翌年4月由上海歐風社再版。譯文分三卷,即“道家的女兒”、“園中的悲劇”、“秋日之歌”。每卷不分章節,卷前分別引《莊子》中《大宗師》、《齊物論》、《子(知)北遊》中的一段話。其他內容如著者序、人物表等省略未譯。沈譯本對丫鬟銀屏被姚家驅逐,孔立夫法庭受審,姚思庵、木蘭會見曹麗華等情節譯述細致,而中日事變後的情形及書中幾位重要人物的命運則譯述簡略,甚至以一兩段話概括。原作中豐富的民俗風情、故事背景,以及對塑造人物形象起重要作用的詩詞歌賦等,則基本省略未譯。姚木蘭寫給“第三者”曹麗華的信沒有直譯,由此,木蘭處理此事時的睿智、豁達、才情,譯文中無法充分地體現出來。不過,有些對聯及簽文,譯筆可謂精彩、準確,如,“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忙?”“假作真時真作假,香風一陣盡成空!”⑧“曲水繞山山繞水,閑人觀伶伶觀人!”⑨這些譯文對以後的幾種譯本有參考作用。在大後方,林若年譯述本亦名為《瞬息京華》,⑩在桂林等地出版。林譯本與沈沉譯述本鮮有差異,只是一些標點符號略有變化,林譯本將少數誤寫改正。越裔譯述本題名《瞬息京華》,分上、中、下三集分別刊發於《世界傑作精華》期刊。越裔僅節述正文部分,其他內容未譯。譯文不分章節,一些解釋性、議論性內容以及詩詞、信函等刪去未譯,且數字誤譯較多。不過,譯者古詩文修養可以從部分譯文中體現出來,如紅玉的遺信等。越裔在當時上海雜誌《天下事》上發表了大量譯作,還曾翻譯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林氏評為“此譯不錯,引用中文無誤,又凡引用中文各段,附加英譯。”越裔譯述本故事完整,較為關注歷史性、政治性事件。該譯文後附林語堂致周黎庵信函,以及周黎庵的長文《關於〈瞬息京華〉》。周黎庵在此敘述了故事概況,探討作者的思想及著書的淵源,並用公式表示“《瞬息京華》=《紅樓夢》+莊子+其他”。越譯本還被收入大國書店出版的《縮小了的巨著》。此外,正氣書局發行的《瞬息京華》,只注明著者,未注譯者,譯述正文內容,翻譯獻詞及三集的標題。該譯文前部分與越裔譯文幾近相同,但後部分有較大差別,主要表現為第三集突出抗戰內容,借木蘭之口喊出了抗戰必勝的心聲。結尾改譯為木蘭“想到國難家仇,不禁滿眶眼淚,只聽得那‘還我河山’的歌聲又在遠地裡悠揚激昂地唱着”。很顯然,正氣書局譯本增強了抗戰意識,在日寇侵略的環境下,譯者的勇氣難能可貴。在“節述後言”中,譯者強調原作“對於此次中日戰事上替中國的宣傳也很努力”,讓人讀後“了然中國的苦衷,和不能再不抵抗的理由”。在藝術方面,譯者認為小說結構安排與材料選取“也很巧妙”。同樣,由於其譯述性質,該譯文無法充分體現原作藝術神韻。汎思翻譯的《瞬息京華》在加拿大出版的《華僑評論月刊》連載,只譯了原作第一章及第二章開始部分。譯本省略獻詞、人物表、目錄、正文前的引文等內容。該譯文採用中國傳統小說形式,語言文白相雜,有時顯得過於晦澀。值得稱道的是,汎思譯本京話嫻熟。期刊編者稱贊汎思:“對北平話下一般苦工,故於書中人的對話,神態身份,描摹盡致,譯風別具一格。”此評當不為過。總之,1940年代的節譯本譯者多為作家兼翻譯家,故譯筆尚流暢,只是其譯述、節譯性質,難以忠實地再現原文,殊為遺憾。這種節譯方式,林語堂不贊成,認為“在作者是一種損害”。而譯者也表明這種翻譯方法的不得已:“惟因環境所限,不克依原文直譯,殊感遺憾啊!”譯者自知“不能將86

原書的精神充分的表顯述者的意思”,大有嚴復翻譯《天演論》“譯例言”中申明的“我罪我知”的意味。1940年代,MomentInPeking沒有令林語堂滿意的譯本問世,原因是多方面的。譯者的文化修養,戰時惡劣的翻譯環境,譯述、編譯等翻譯方式,以及譯者急切地想讓漢譯本早日問世以鼓舞抗日,這些都影響了譯本質量。鄭陀在“譯後記”中談到譯者的心聲與艱難處境,完善的全譯本難以問世。(二)漢語全譯本簡介MomentInPeking第一種全譯本為鄭陀、應元傑合譯的《瞬息京華》,1941年1月由上海春秋社出版部出版,分上、中、下三冊,分別名為《道家的女兒》、《庭園的悲劇》、《秋之歌》,書後附有林如斯《關於〈京華煙雲〉》一文。1946年1月,該譯本由上海光明書局重排出版,迄1948年4月,共出四版。林語堂詳細校評過該譯本,指出譯名“不失原意”,譯文“瑕瑜共見”,有幾段“令作者滿意”。鄭譯本人名、地名等誤譯之處甚多,譯文有“佶倔聱牙的巨句子”,句法“冗長”,未能用純粹白話寫人物對話。林語堂總評為“譯文平平,惜未諳北京口語,又兼時行惡習……,書中人物那種南腔北調的現代話,總不免失真”。抗戰勝利後,光明書局出版鄭、應譯本,香港、台灣亦多次再版,但多數並未注出譯者。該譯本在當時流傳甚廣。郁飛曾談到,在1940年代的新加坡、重慶、上海見到的全譯本都是鄭、應譯本。馮亦代也曾提到他在抗戰末期的重慶見過該譯本。鄭、應譯本雖不完善,但“是比較忠實的一個譯本,富有史料價值和閱讀價值”。在搶譯、濫譯、節譯之風盛行的時代,作為第一個全譯本,對於再現原作及抗戰宣傳,都有積極意義。第二個全譯本於1977年在台灣問世,由德華出版社出版。譯者張振玉為台灣大學教授,也是著名翻譯家與翻譯理論家,曾翻譯多部林語堂作品。譯文初版本因“倉促付印,校對有欠精確”,存有不少誤譯、誤植等現象。當然,也有出於政治原因的改譯現象。1987年,時代文藝出版社以此為底本出版,大量誤譯、漏譯等內容亦未訂正,僅“個別文字作了修訂”,而這有限的修訂多為意識形態控制的結果。其後,張譯本多次在大陸再版。寫於1988年的“譯者序”中,張振玉詳細列出再版本修訂內容。張譯本在大陸流行廣泛,已成為譯界與讀者公認譯本。1991年,郁達夫之子郁飛翻譯《瞬息京華》,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在林語堂心中,郁達夫是最合適的翻譯人選,符合他在《論翻譯》中對譯者的三條要求。郁達夫當時已經出版了四五部譯著,創作方面更是文名遠播,有廣泛的讀者群並熟知讀者的閱讀期待。此外,二人的翻譯觀也有相通之處。從私人交情方面,“在當時作家中,與語堂往還最好的還是郁達夫”。譯者與作者之間可隨時就翻譯問題交流意見。在原作尚未出版時,林語堂就委托郁達夫代為翻譯成中文。出版後,林語堂又將原著引用的人名、地名、古詩文及成語等,做了兩冊詳細注解,寄給郁達夫。郁達夫也很重視老友委托的譯事,遺憾的是諸多原因導致譯文未能完成,只在新加坡《華僑周報》刊載部分譯文,可惜今已無法查找。幾十年後,郁飛代父完成心願。郁飛譯文後附有“譯者後記”,林語堂的《關於〈瞬息京華———給郁達夫的信〉》、林語堂《談鄭譯〈瞬息京華〉》,郁達夫的《語及翻譯》(摘錄)、《談翻譯及其他》、《嘉陵江上傳書》及林如斯《關於〈瞬息京華〉》。這些譯介緣起、評論等內容,提供了豐富的背景材料,有助於讀者更好的理解作者、譯者及翻譯文本。二、漢譯本譯校張振玉譯本多次修訂,不同版本之間有較大變動,現選用時代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以下簡稱96

張譯時代版)及《林語堂名著全集》之《京華煙雲》(以下簡稱張譯名著版),以1939年紐約TheJohnDayCompany出版的英文本為底本(以下僅隨文標註頁碼),考察張振玉、郁飛譯本,兼論其他譯本。(一)譯者的技術性操作張振玉譯文初版本與87版,誤譯、增譯、漏譯、改譯之處較多。此後,譯者多次修改,但譯文中仍存在不少問題有待完善。1.誤譯之處較多。主要表現為時間、年齡等數字誤譯,此不一一列舉。此外,尚有用詞不當、句子結構混亂等翻譯現象。例如:Thediplomaticcorpsprotested,butKangYi,sentto‘investigate’theBoxers,reportedthattheywere‘sentfromHeaventodriveouttheOceanicPeopleandwipeoutChinasshame’andsecretlylettensofthousandsofthemintothecapital.(p.9)外國使節團抗議,大臣剛毅派人去“調查”義和團的情形。結果回報說義和團是“上天派遣,驅逐洋人,洗雪國恥”。於是反倒暗中把千萬義和團放進了北京城。(張譯時代版,第6頁)此句話應該是大臣剛毅被派去“調查”義和團的情形,而不是剛毅派人去“調查”。例如:buthewastoointelligenttoapproveoftheBoxers,andwasgratefulthatLotaandhisbrotherLo-tunghadkeptawayfromtherabble.(p.9)他頭腦清楚,不附和義和團的無知胡行。他家僕人羅大與羅東兄弟避亂唯恐不遠,深以遇到這樣的主人為幸。(張譯時代版,第6頁)此句話意為:他家僕人羅大與羅東兄弟避亂唯恐不遠,他深以有這樣的僕人為幸。上述張譯文不當之處,郁飛譯文多已改正,但亦有少量誤譯之處。例如:AndhismotherpromisednottosendSilverscreenaway,ifherfamilydidnotcometoclaimher.(p.215)他母親答應,只要銀屏家裡不來贖就放她走。(郁譯,第203頁)試譯:他母親答應,只要銀屏家裡不來贖就不打發她走。又例如:Actually,Lifuhadbeengreatlyinfluencedbyhisfather-in-law.(p.455)立夫實際不受到岳父姚思安的極大影響。(郁譯,第426頁)試譯:實際上,立夫受他岳父極大影響。此外,郁譯文有些句子過於拘泥於英文結構,使得譯文表達不順暢;相較而言,張譯文句子結構簡單,句意明晰。例:Mulan’sthreatoftellingtheirfatheraboutwhathehaddonemightmeantellingaboutslappingher,butitmightmeanmuchmore,forthereweremanythingsthathehaddonethatshouldnotbetold.(pp.76-77)木蘭說來嚇唬人的什麼把他的行為告訴爸爸的話可以是打她耳光的事,也可能是許多別的情況,因為他做的見不得人的事太多了。(郁譯,第76頁)木蘭威脅他說要把他做的事告訴父親,也許意思是把打她嘴巴的事告訴父親,也許並不止此,因為體仁還有別的事情也是不宜於讓父親知道的。(張譯時代版,第89頁)07

2.增漏刪改MomentInPeking的預想讀者是外國人,林氏初衷是“把《京華煙雲》當作全面介紹中國社會的一扇大門,不熟悉中國國情的異域讀者從這扇大門裡伸頭探入中國社會,然後登堂入室”。其中涉及很多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如錦繡服飾、文明禮儀、社會風俗、中醫治療、哲學思想等知識,張、郁譯本基本都得以體現,同時也有增刪現象。對於原作正文之前的“Thecharacters”,“Howtopronouncethenames”,“SomeChinesetermsofaddress”,這類稱謂及姓名拼讀等內容,各漢譯本均未譯出。此外,一些背景知識及解釋性、議論性知識,多數譯文選擇性翻譯或乾脆省略不譯。如,“thirdfinger”,“Tsangfu”,“ChengPanchiao”等,林語堂原文均有進一步的解釋,郁飛譯本未譯。對此,郁飛在譯者後記中指出,其譯本最大的特色是忠實於原著,“只刪去了純粹向英文讀者解釋中國事物的幾處,於完整性無損”。原作與譯文所面對的讀者群不同,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對中國讀者而言,屬於常識性的東西,刪去並不影響原文的解讀,反而使結構簡練,故事更緊湊,可讀性加強。但是,在敘述故事中融入解釋性內容,恰恰是林語堂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時採用的翻譯策略之一,可以完整展現他輸出中國文化時的具體方式,有助於我們了解林語堂的翻譯觀。張譯本增譯部分主要是“專名詞之補足”,即補充解釋文中的人名、地名、書名等。例如:Lin,thetranslatorofConanDoyleandSirWalterScott,wastheleaderoftheclassicalgroup.Ku,theoldphilosopherandmitandawhole-heartedsupporteroforientalculture,wasanother….Therewerefourleadersofthe“Renaissance”Chen,Chien,Hu,andLiu.(p.502)翻譯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偵探案》與斯哥德《撒克遜劫後英雄傳》的林琴南,是舊派的領袖。老哲學家智者辜鴻銘,全心全力擁護東方文化,也是舊派中的健將。……新文學運動中四個領袖是陳獨秀,錢玄同,胡適,劉半農。(張譯名著版,第138頁)原作中沒有具體書名《福爾摩斯偵探案》、《撒克遜劫後英雄傳》,新文學運動領袖也只提到四人的姓氏,張譯文補充完整,這是譯者有意為之。郁飛增譯的內容與張振玉譯文類似,多為補充知識性內容,這類增譯算不上語義過載。3.原文替換。不同語言體系的轉換中,要實現內容、音律、形式的完全對等是極其困難的,尤其是詩詞歌賦、繞口令、順口溜等文類。我們來看不同譯文是如何翻譯繞口令這一特殊文體的。例如:Abigdarkdogmetabadblackduck.Nowdidthebigdarkdogbarkatthebadblackduck?Ordidthebadblackduckpeckatthebig,darkdog?(p.253)一只大黑狗遇上一只壞黑鴨。是大黑狗向壞黑鴨吠還是壞黑鴨啄那只大黑狗?(郁譯,第237頁)一個大黑狗遇見一個壞黑鴨還是大黑狗咬那個壞黑鴨還是壞黑鴨啄那個大黑狗(張譯時代版,第257頁)山前有個崔粗腿,山後有個粗腿催。二人山前來比腿。也不知崔粗腿的腿比粗腿催的腿粗,還是粗腿催的腿比崔粗腿的腿粗。(張譯名著版,第290頁)這段繞口令,郁飛與張振玉87版都按照英文直譯。而張振玉在修改版中選取了與原文內容沒有任何關係的一段繞口令來替換。張振玉本人對此翻譯行為做過解釋,這種替換行為能達到較17

好的接受效果。其實,這種翻譯策略與林語堂本人的翻譯思想是有相通之處的。林語堂對特殊文體的翻譯處理如下:Thus“drum”beingthesyllablecommonto“humdrum”and“drumstick”,thepuzzleisgiveninthecombination“hum-stick”andtheotherpartyistosupplythemissingsyllable.(TheImportanceofLiving,1937,p.245)這是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中關於中國射覆遊戲的內容。意為:兩個單詞“humdrum”和“drumstick”共有一個“drum”音節,兩詞合成的“humstick”即為謎語,對方要補上省去的音節。譯者黃嘉德將之替換成如下漢語:“例如,注意‘酒’字,則言‘春’字及‘漿’字,使人射之,蓋言‘春酒’及‘酒漿’也。”黃嘉德在序中指出,這是依林語堂之建議處理的。可見,張振玉和林語堂的翻譯策略都是以譯入語讀者為中心,注重接受效果而採取靈活翻譯方式。4.詩文、典故還原。原作中有許多典故、詩文,翻譯時需要回譯原文,這方面郁飛譯本處理的最好,張振玉及其他譯本,有些地方沒有譯回原文。例如:Hecastshisnetmid-streamhishaultotake,Shedropsherlineandwaitshercatchtomake;Whenallthedayscatchischangedagainforwine,Theypaddletheemptyboathomeintheshowerswake.(p.367)本詩是張君壽的《魚磯詩》,郁飛回譯原詩,張譯本自譯該詩,這種情況也表現在以下譯詩:Wearebutpassingguestsfromwhoknowswhere?Saynotthyhomeishere,thyhomeisthere.Itsuitsme-whatIvegotandwhatI’venot.Theplum-flowersbloomhere,there,andeverywhere.(p.367)此詩是明代詩人鄧青陽的《觀物吟》:“人生天地長如客,何獨鄉關定是家,爭似區區隨所寓,年年處處看梅花。”郁飛譯回原詩(第343頁),張譯本、鄭譯本則根據英文意譯:人本過客來無處休說故里在何方隨遇而安無不可人間到處有花香(張譯名著版,第425頁)誰知過客從何來莫謂君家在那畔故里若無還若有李花到處有花開(鄭陀、應元傑譯,第410頁)俞曲園的《別家人》一詩的翻譯情況與此類似。在詩歌的音律、審美方面,張、鄭譯文都達到與英文接近的效果,這也顯示了幾位譯者傳統文化修養較高,文字功底深厚。不過,原作是直接翻譯漢詩,漢譯文譯回原詩應是最合適的處理方式。(二)意識形態操縱幾部漢譯本的增刪改譯也與意識形態操控有關。政治文化語境決定了譯者採取何種翻譯策略,第四十五章的這段對話最為典型地體現出來。例如:“ThatmanisthecoolestandthemoststubbornIeversaw,”remarkedSunya.“HehasdonethingsthatChukoLiang(intheThreeKingdoms)couldnotdo.Hehadtheworsttaskanymaneverundertookinthisworld,inunitingChina.Andnowthathehasdoneit,heisconfrontedwithastillgreatertask,leadingChinatofightJapan.Heislikeapetrelthatfindsitsnaturalelementinastormatsea—andper-hapsenjoysit,too.Hewillcarrythewartotheendifanyonewill.Ihavewatchedhimfortheselasttenyears.Heissogauntandbony,butlookathismouth!HisfaceshowsthemostcuriouscombinationofstubbornnessandwilinessIveeverseen.”(1939:778)鄭陀、應元傑的譯文為:27

“蔣先生這個人是我見過的人們中一個最冷靜和最堅決的人物。”新亞這樣說,“他替中國做了幾件事,是三國時代的諸葛亮所不能做的。他為了要使中國統一,曾擔任了世界上任何大人物所不曾擔任過的艱苦工作。現在他已經把這種統一的事業完成了,所以他要進一步去應付一種更重大的工作,就是領導中國去同XX作戰。蔣先生好象是一只海燕,喜歡在海洋的颶風駭浪當中去找玩意———也許他喜歡這種玩意。如果人民都願意的話,那麼他就會作到底。在過去十年中,我曾經注意他的種種行動。他這人是這樣的瘦削,而又這樣的怪骨嶙峋———但是你且看他的那張嘴,他臉上的表情是把堅決和深思混在一起的———這種表情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鄭譯文中表達的是:蔣介石已經完成了統一中國這件事,現在面臨的抗戰,如果人民願意,他會作戰到底。鄭譯本基本表達了林語堂對蔣介石的看法。由於鄭譯本的出版於上海孤島環境,遂以“XX”替換“日本”等敏感詞彙。蓀亞說:“他這個人,在抗日的事情上,原來是消極的,畏首畏尾的。他是國民黨的領袖,是中央政府的首腦。他的消極態度不能不影響一大批黨國要人,這是令人遺憾的。西安事變將了他一軍,給了他一個深深的刺激,他應該變得積極了。全國同胞是這麼期望他的。只要他堅持抗日,他手下那些文官武將也就會堅持抗日。究竟他會不會使全國同胞失望呢?只有天知道。看着他的官邸我心緒茫芒。也許這是多餘的憂慮吧。果真如此,那就謝天謝地。我相信我的感情能夠代表很多同胞的感情。”(張譯時代版,第824頁)這是1987年時代文藝出版社的譯文,與原文意蘊大相徑庭,譯文刻意掩蓋原作對蔣介石的由衷贊頌。林語堂曾在不同場合都表現出明顯的親蔣立場,在《新中國的誕生》中說蔣介石是“一位偉大的領袖,他的智慧及道德觀念,足以應付日本的侵略以及國共糾紛。”他回憶往事時也承認:“那時……我是唯一為蔣中正先生效力的。當時,我把喉嚨都喊啞了。”此段譯文屬於改譯,主要是由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及其決定的出版環境決定的,非譯者個人所能左右。張振玉曾談到譯文初版本因政治原因,出版社將少量“禁忌字眼”予以刪除或“婉曲粉飾”。1987年時代版所作的改譯亦多涉及政治內容。據出版者梅中泉回憶,當年提議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京華煙雲》時,報請吉林省委審定,並附上“激濁揚清的序跋”,結果有人利用當時的政治氣候,掀起大波瀾。國家新聞出版署請專家、學者對《京華煙雲》審讀後,方通知出版社可以發行。為了順利出版,出版社對譯文作適當調整是可以理解的。與此相印證的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於1998年出版英文版MomentInPeking時,則直接將上述段落中稱頌蔣介石的內容刪減,並刪除了有關義和團暴行的敘述。在“出版說明”中亦謹慎地指出:“《京華煙雲》或褒或貶地描寫了許多新派革新人物和民國特色人物,而又宣揚了莊周生死循環的達觀哲學,希望讀者能夠以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審慎明辨。”此後,張振玉對譯文又進行了多次修改,包括評價蔣介石政治傾向的內容:蓀亞說:“他這個人,是我所見過的最冷靜而堅強不屈的人。別人做不了的事他都做成了。北伐戰爭這項空前艱巨的任務,他必須要擔當起來,他已經完成了。現在他又遭遇到更艱難的任務,要領導中國對抗日本。他已經習慣於在風暴裡幹自己的事,也許他以此為榮。他一定能夠把這場戰爭進行到底。過去這十年,我一直注意他。他削瘦硬挺而骨骼嶙峋,可是你看他的嘴!他的臉上顯出的堅強不屈與足智多謀,兩者配合得那麼神奇,我是從來沒見過的。(張譯名著版第2卷,第459頁)37

蓀亞說:“蔣先生是我所見過的人中一個最冷靜最倔強的人,他正想完成三國時代諸葛亮沒能完成的事業。統一中國這項艱難萬分的任務誰也沒能完成過。現在他又面臨領導中國抵抗日本這個更加重大的任務。他像在海上風暴中的海燕———他或許也以此為樂,他會能夠抗戰到底的。我注意了他十年。這人瘦骨嶙峋,可是你看他那張嘴,他現在臉上表現出來的那種堅毅和深沉混在一起是我從沒見過的。”(郁譯,第738頁)張譯文強調蔣介石的作為,“別人做不了的事他都完成了”。在時態上屬於過去完成時。而蔣介石領導抗戰也“一定能夠”進行到底,表達上用了肯定語氣;郁飛譯文中,蔣介石“正想完成三國時代諸葛亮沒能完成的事業”,“統一中國這項艱難萬分的任務誰也沒能完成過”,“他會能夠抗戰到底的”。這些譯句運用將來時態,否定、猜測語氣所表達的感情與內容,與原文顯然不符。很顯然,張、郁譯文通過選詞、時態、語氣、增刪等翻譯策略,體現出不同的政治表達:肯定/推測,完成時/將來時。由此,張譯文流露出對蔣介石的贊譽傾向,郁譯文則未過於褒貶。從漢譯時態及語氣中,兩部譯作表現出不同的政治傾向性。漢譯本中還有一些內容出於政治原因省略不譯:例如:YuanbecamePresidentoftheRepublic,becauseSunYat-sennoblybutfoolishlyresignedinhisfa-vor.(p.347)袁世凱做了中華民國的總統,因為孫中山先生把總統的職位讓給了他。這雖然是高風亮節,但是也未免太書生氣。(張譯時代版,第361頁)高尚的孫中山看錯了人,把民國大總統一職讓給了袁世凱。(郁譯,第324頁)郁飛沒有翻譯“foolishly”這一感情色彩明顯的修飾詞,張振玉譯為褒貶色彩不濃的詞彙“書生氣”。上述翻譯細節典型地體現了意識形態對翻譯的操縱,除了譯者個人的價值取向,這種翻譯行為與譯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三、漢譯文體特色敘事結構的處理上,張振玉譯本採用章回體,每一章附一個小標題。這是清末民初以林紓為代表的譯界風尚,為了適應讀者的欣賞習慣與審美需求,將譯文變成中國傳統章回小說樣式,這種翻譯方式至“五四”新文學之後逐漸消失;汎思譯本沒有添加回目標題,但譯文採用明顯的章回體形式,故事以“話說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那天……”開始,第二章首句譯為“如今且說自從五月裡……”;郁飛譯本按照英文原著標出章目,未添加標題,譯文結構與原文對應;其他節譯本多是分三集譯述,各集內部不分章節。句式表達方面,張譯本善於將英文中的複合句,譯成若干簡單句或詞組,甚至將主謂賓結構打亂,再以豐富多彩的譯筆重新組合,使譯文通順而富有文采,讀之有原創之感。這是符合林語堂的翻譯理念的,他曾批評鄭陀的譯文句子“冗長”、不順。林語堂的自譯作品算不上直譯,很注意根據讀者期待選擇翻譯靈活的方式,甚至譯著結合;相較之下,郁譯文則根據英文句法結構直譯。例如:Illnessbroughtherastrangerestlessnessandmadeherallthemoreeagertoclingtolifeandsqueezefromitthelastdropofhappiness.Itmadeherenvyhealth,butitalsomadehersentimentaloveraleafthatthewindhadblownintoherroom.(p.484)這種病使她特別敏感不安,她越發急切於抓住人生不放,似乎是要把人生的甜蜜幸福擠到最後47

的一滴而後已。這病使她多麼羡慕人家的健康,也使她多愁善感,見一葉飄零,隨風入室,便愁緒滿懷,無以自解。(張譯名著版第2卷,第117頁)疾病纏身使她想得更多,想得古怪,也使她更加抓緊人生,想從中擠出最後一滴幸福。她對於健康羨慕不已,也對偶然間被秋風吹進屋裡來的落葉傷感不已。(郁譯,第453頁)原文只有兩句話,郁、張譯文將其分成若干短句。郁譯文依照原文結構直譯,句意清晰。張譯文更加突出富有才華的紅玉之多愁善感,“擠到最後一滴而後已”,“後已”二字,突出了病中的紅玉,像溺水者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般絕望又執着;從句thewindhadblownintoherroom修飾aleaf,但譯者將它們翻譯成兩個並列短句:“一葉飄零,隨風入室”。譯者根據語境,將sentimental一詞譯作“多愁善感”,並進一步引申出“愁緒滿懷,無以自解”。顯然,譯者發揮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葉知秋”,“悲秋”主題,以此深化紅玉病中愁腸百轉,難以釋懷。從譯文語體來說,張譯本文白相間,比白話文簡練、優美,比古文清順易讀,基本達到林語堂要求的“達”、“美”效果;汎思譯文對普通讀者來說則略顯古奧,如:這珊瑚今年有二十多歲。……不幸翌年既失所天又無所出,珊瑚因仍回到姚宅住下,迄今已有四年光景。但已柏舟自守,不獨面無愁痕且有恬然自足之態,而在男子面前,舉止大方,一點兒並不忸忸怩怩的。(《華僑評論》1946年第1卷第6期第38頁)“柏舟自守”等詞語會使普通讀者感到生疏,近似晚清譯文風格。此外,張振玉喜用四字詞語或成語,譯文讀起來富有韻律,優美動人。現將張、郁譯文比照:ItwasofaninlaidSungpalacedesign,withcurvedroofsoftowersreachingintotheclouds,andwildgeeseflyingagainstdistanthillsinthebackground,andpalacewomenwithhighcoiffuresandlow-neckeddressesinthetowersplayingflutesorstandingonacoveredterracelookingatfishswimminga-midstlotusflowersintheforeground.(p.134)屏風上鑲嵌着宋朝的宮殿圖,閣樓飛脊,聳入雲漢,山巒遠列,秋雁橫空,樓中宮女,頭梳高髻,衣着低領,或坐而吹簫,或立畫廊觀魚戲蓮池。(張譯名著版,第154~155頁)屏風上鑲嵌的是宋代宮廷圖景:一座座樓閣的飛簷曲頂聳入雲際,遠山背景前雁群橫列,樓閣中的仕女發髻高聳,衣衫低領,有的吹笛,有的站在樓台上觀賞池魚在荷花葉間游動的情景。(郁譯,第129頁)郁飛譯成純正白話文,通順暢達;張譯文四字詞語的運用增強了節奏感,文采斐然。此外,小說中的主人公多生活在京津地區,人物對話多用京話。譯者是否用嫻熟的京話翻譯,林語堂是很在意的。當年他談到為何不自譯時,原因之一是對自己的“京話未敢自信”,並強調若自譯此書,必先將《紅樓夢》精讀三遍,因其白話最經典。林語堂批評鄭陀、應元傑譯文,“描繪口吻,可謂多半失敗,且常夾雜上海話”;“惜未諳北京口語,……書中人物那種南腔北調的現代話,總不免失真”。這方面的缺憾,當時的讀者認為譯者乃南方人之故。譯文語言京味最濃的是汎思譯本,多用兒化音,注意地域方言。郁飛曾就讀於北京,張振玉自幼居北京多年,二人對京話並不陌生,但也未能達到信手拈來熟練運用的程度。郁譯文和張譯文注意使用北京方言,但不少譯詞並非地道的北京話。四、結語當年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成為中國譯界的翻譯準則;林語堂在《論翻譯》一文中談到翻譯的標準為忠實、通順和美。從這個標準來看,上述節譯、譯述本顯57

然不符合翻譯原則。越裔、沈沉等譯本有較大刪減,自然未能達到林語堂心目中善本的要求。但這些譯述本自有其存在價值,一些精彩的翻譯片段也曾得到林語堂的肯定,並為後來的張、郁譯文所參考。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譯述本頗受當時讀者歡迎,這從報刊刊發的讀者(評論家)反饋體現出來,覺得該小說“夠風趣”,重要的是扮演着特殊的社會使命,即“林語堂將這本書獻給前線抗戰的戰士”,“作者在本書中暗示一個民族永存不滅的意義”。特殊時代賦予小說翻譯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該英文小說出版後,很快被譯成多國語言,1940年已有三種日譯文,“這些日譯本不僅都經過刪削,甚至還歪曲了作者的原意”。中國譯界與讀者將翻譯該書與抗戰聯繫在一起,“林語堂的《瞬息京華》卻喚醒‘一個強大的民族,猶如一個巨人醒後奮發自為’,提醒一個老大民族返老還童”。可見,在民族危殆年代,中國讀者對小說描繪的文化中國感興趣,更是對作品中的戰時中國產生共鳴。這些譯述本及時回應了讀者的閱讀期待,為他們帶來審美愉悅與精神支持。張振玉與郁飛譯本增刪較小,“於完整性無損”。張譯文力求“達”“雅”,翻譯方式靈活多變,基本還原了原作風采。敘事結構採用章回體,這種復古形式明顯具有晚清民初譯事特徵。這種翻譯風格與張振玉的教育背景有關,他曾談到在輔仁大學讀書時,“已經看過不少商務印書館的林譯小說,與上海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就不知不覺中譯出了一篇文言文”。他主張翻譯應該充分體現譯入語之美,譯文應有獨立之價值。張振玉注意從詩詞曲賦、古典名著中體會用語之妙,並善於吸收具有生活氣息的生動話語,故能將古文的雅潔與現代漢語的通順融於一體,譯筆優美,句式靈活,字裡行間迴旋着一種自然節奏感,體現了他的歸化翻譯觀。作為後起之譯作,郁飛參照前人譯文與林語堂的評價,改正了前述譯本的諸多誤譯。他堅持“信”是翻譯的基本準則:“忠實表達原意便是應遵循的原則。”郁譯本在詩文回譯、敘事結構、歷史文化再現等方面,明顯比其他譯本更忠實於原作。除了少數語句因拘泥於原作句式而略顯滯澀,郁譯文總體上更具現代翻譯特色,譯筆簡明達意。只是,在影視媒介、出版界、學術界的合力互動下,張譯文在傳播與接受方面的影響力遠遠超過郁譯文。①LinYutang,MomentinPeking,NewYork:TheJohnDayCompany,1939.②施建偉:《林語堂在海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43頁;第73頁;第93頁;第55頁。③林語堂:《瞬息京華》,郁飛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年,第783頁。④林語堂原著、羅明改編:《京華煙雲》(四幕六場),上海:《小說月報》,1943年,第33~37期。⑤《〈京華煙雲〉搬上銀幕舞台》,上海:《影迷週報》,1941年第6期。⑥林語堂:《關於〈瞬息京華〉———給郁達夫的信》,郁飛譯:《瞬息京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785頁。⑦卞之琳:《與周策縱談新詩格律信》,江弱水、青喬編:《卞之琳文集》(上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0頁。⑧⑨LinYutang,MomentinPeking,p.91,pp.113-114.⑩林語堂:《瞬息京華》,林若年譯,廣西桂林:建國書局,1942年,10月再版;重慶:正風出版社,1943年。見周勇等主編:《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獻聯合目錄》(中),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年。林語堂:《瞬息京華》(上、中、下),越裔節述,上海:《世界傑作精華》,1940年3月號、4月號、5月號。林語堂:《生活的藝術》(上、中、下),越裔譯,上海:《世界傑作精華》,1940年,第10~12期。林語堂:《〈語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記》,陳子善編:《林語堂書話》,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1頁;第333頁;第331頁;第331頁。周黎庵:《關於〈瞬息京華〉》,上海:《世界傑作精67

華》,1940年3月號。徐培仁等譯著:《縮小了的巨著》(上、下編),(出版地不詳)大國書店,1946年。林語堂:《瞬息京華》,譯者不詳,上海:正氣書局,1947年,第158頁;第158頁。林語堂:《瞬息京華》,汎思譯,《華僑評論》,1946年第6~10期,1947年13期。以上譯文分別為原作第一章和第二章開始部分的內容。林語堂:《瞬息京華》,汎思譯,《華僑評論》,1946年第6期。沈沉:《寫在前面》,林語堂:《瞬息京華》,沈沉譯,上海:上海歐風社,1941年。沈沉:《節述後言》,林語堂:《瞬息京華》,沈沉譯,上海:上海歐風社,1941年。林語堂:《京華煙雲》(下冊),鄭陀、應元傑譯,上海:春秋社,1941年,第999~1000頁。秦賢次、吳興文編:《〈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匯編〉之一:林語堂卷》,未刊本,第31頁。林語堂:《關於〈京華煙雲〉》,廣西桂林:《宇宙風》,第113期(1942年4月)。郁飛:《瞬息京華·譯者後記》,林語堂:《瞬息京華》,郁飛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781頁;第781頁;第781頁。馮亦代:《林語堂的〈瞬息京華〉》,《水滴石穿》,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134頁。萬平近:《談〈京華煙雲〉中譯本》,北京:《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2期。林語堂:《京華煙雲》,張振玉譯,台北:德華出版社,1977年。張振玉:《京華煙雲·譯者序(上)》,梅中泉主編:《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曾於1991年、1992年、1994年三次再版。林語堂:《論翻譯》,吳曙天編:《翻譯論》,上海:光華書局,1933年。郁達夫:《〈幾個偉大的作家〉譯者序引》,屠格涅夫等撰:《幾個偉大的作家》,郁達夫譯,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林語堂:《論翻譯》,吳曙天編:《翻譯論》,上海:光華書局,1933年。徐許:《追思林語堂先生》,子通主編:《林語堂評說70年》,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年,第145頁。郁達夫:《談翻譯及其他》,新加坡:《星洲日報星期刊·文藝》,1940年5月26日。郁飛:《瞬息京華·譯者後記》,林語堂:《瞬息京華》,郁飛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王任叔:《記郁達夫》,上海:《人世間》,2卷1期(1947年10月1日),2、3期合刊(1947年12月1日)。梅中泉主編:《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2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林語堂:《生活的藝術》,黃嘉德譯,上海:西風社,1941年,第265頁。梅中泉:《編輯需要膽識———寫在林語堂〈京華煙雲〉出版之後》,北京:《出版工作》,1988年第12期。林語堂:《談鄭譯〈瞬息京華〉》,廣西桂林:《宇宙風》,第113期(1942年4月)。程心枌:《評林語堂的〈瞬息京華〉》,北平:《中國文藝》,1940年第3卷第3期。全增嘏:《瞬息京華》,上海:《西洋文學》,1940年第1期。密勒氏評論報:《瞬息京華》,上海:《宇宙風》(乙刊),1940年第21期。張振玉:《憶吾師李霽野先生》,《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第131頁。參見張振玉:《譯學概論》,台中:中台印刷廠,1966年。作者簡介:孔令雲,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博士。南京　210044[責任編輯　桑　海]77

·中西文化·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壯志未酬：朱經農的教育理念與實踐劉家峰［提　要］　朱經農被王雲五譽為民國時期的“全面教育家”，但在當代中國卻幾乎被遺忘了。他留學美國，深受杜威教育哲學影響，堅持民本主義的教育理念。他是虔誠的基督徒，鼓吹宗教教育對國民教育的重要性。在19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中，他高聲為教會學校辯護。他是資深的國民黨員，一生追隨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教育宗旨與西方教育學說融為一爐。他主張大學教育的獨立和思想自由，反對政府和黨派的干涉。他是一位躬行實踐的教育家，在政學之間多次轉換，在湖南從事教育行政十年多，政績卓著。無論是為學還是為政，朱經農都以教育作為他一生的興趣和志業。但捨學從政、從政誤學也給晚年的朱經農帶來壯志未酬的遺憾，這也是那個時代懷抱“教育救國”的知識分子共有的遺憾。［關鍵詞］　朱經農　全面教育家　政學轉換　教育救國［中圖分類號］　G40⁃092;K25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078⁃12前言：被遺忘的全面教育家朱經農（1887～1951），祖籍江蘇寶山縣（今屬上海），生於浙江浦江縣署，其父當時任該縣縣令。八歲喪父，全家投奔在湖南做官的叔父朱其懿。1904年朱經農赴日留學，1905年由黃興介紹加入同盟會。同年底因日本政府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留日學生集體退學抗議，朱經農回上海參與創辦中國公學。辛亥後，赴京擔任《民主報》與《亞東新聞》編輯。1916年以留美學生監督書記身份入華盛頓大學，1920年畢業後入哥倫比亞大學，深受杜威教育哲學影響。1921年應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學敎育學敎授。1922年轉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主編新學制教科書及教學參考書，被全國很多中小學選用。1924年任滬江大學國文系主任與教育學敎授。1925年五卅慘案後，參與創辦光華大學，任教務長、副校長。1927年出任上海特別市教育局局長，1928年轉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普通教育處處長、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長、教育部常務次長。1931年短暫代理中國公學校長，後轉任齊魯大學校長。1932年任湖南省教育廳廳長，長達十年半。1943年擔任中央大學教育長，後轉任教育部政務次長。抗戰勝利後回上海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光華大學校長。1946年作為教育界國民大會代表參與制憲會議。1948年11月作為中國政府首席代表赴黎巴嫩參加聯合國文教會議，後留居美國講學著述。1950年任職哈特福德神學院（HartfordSeminary），研究中國教育史。1951年3月9日，朱經農因心臟病突發猝逝於美國寓所，享年65歲。①87

從以上所列朱經農簡歷來看，他從20歲開始投身教育，在45年的職業生涯中，或在學校教書育人，或編寫、出版教科書，或在學校和政府主持教育行政，其所從事的工作都是直接或間接與教育有關。王雲五在朱去世後這樣評價他對中國教育的貢獻：“致力之勤，成績之優，方面之廣，範圍之遠，就余所知，國內尚不多見”，並因此美譽朱經農是“全面教育家”。②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兼出版家、學者和詩人，在當代中國卻幾乎被遺忘了。與同時代的晏陽初、陶行知等教育家相比，學術界對朱經農的關注和研究就太少了，這跟他對中國教育的貢獻極不相配，其中原因或許與他長期在國民政府任職、鼓吹三民主義教育宗旨有關。最近幾年有所改觀，已有幾篇文章對朱經農的人生經歷做了梳理和研究。③本文擬在已有研究基礎上，以朱經農的教育理念和實踐為中心，對朱經農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教育理念的形成做一補充，這是以往所忽略的；同時，擬對朱經農在教育實踐中政學身份的多次轉換再做探討，以說明他究竟是“游刃有餘”還是“游移不定”。討論這兩個有聯繫的問題，對我們理解把教育作為一生興趣和志業的朱經農當有所裨益。一、一個基督徒眼中的宗教教育朱經農是新教基督徒，這是事實，但有關朱經農的傳記資料、年譜卻很少提及。朱經農長子朱文長撰寫的訃告中提到：“先君為虔誠之基督教徒，晚年信奉尤篤”。④但朱經農何時信教，從屬哪個教派，走向基督教信仰的心路歷程如何，現在還缺乏可靠資料。這其中主要原因來自朱經農本人，他很少提及個人信仰。他在1926年一篇談論宗教教育的文章中提到，直到十八、九歲他才聽到福音，是他主動而非被強迫參加禮拜。⑤以此推算，朱經農接觸基督教應該是在1905年左右。另外一個材料是他在1932年擔任湖南教育廳長時，與長沙基督教職員聯合會聚餐演講，提到“余三十年前在上海某教會研究聖道，受洗歸主。以後每到一處，與教會總有親密的交誼”。⑥以此推算，他應該是1904或1905年去日本留學前就已信教。“某教會”是哪個教會？這篇演講發表在監理會的雜誌《興華週刊》，據此推測他可能屬監理會。朱經農自1921年回國服務，在兩個教會大學任過職（滬江大學國文系主任和齊魯大學校長），又在國民政府教育系統擔任高官，這樣的經歷讓他在教會教育界，特別是海外差會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作為中國教育界的代表，他曾深度參與中國基督教教育會、高等教育委員會的工作。從1920年代末他擔任中國基督教大學協作計劃的顧問，一直到抗戰勝利後，他對基督教大學協作計劃的制定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影響力。朱經農回國不久就爆發了聲勢浩大的非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無論是作為教育工作者還是基督徒，他都不贊成非理性的反對基督教和教會教育。1921年，芝加哥大學神學院教授伯頓（ErnestBurton）帶英美合作組考察中國教會教育。伯頓就基督教學校在中國的新學制中應該佔有什麼地位發表了意見，朱經農第一時間將其翻譯成中文，在《新教育》雜誌發表。伯頓認為基督教教育必須適應中國人的需求，而且應儘快將學校移交中國人辦理；公立學校和基督教學校都不可缺少，各有長短，應有互助和通力合作的精神。⑦這也是朱經農後來一貫堅持的主張。在非基督教運動期間，鼓吹收回外人教育權最力的當屬以青年黨人為主的國家主義派，其代表人物是李璜、余家菊、陳啟天等，他們從1923年起出版《國家主義的教育》、《國家主義教育學》等著作，以《醒獅》週報作為輿論陣地，闡述他們的教育主張，要求無條件全面禁止教會教育和殖民教育，收回教育主權。1925年2月，朱經農在自治學院的一次演講中批評了國家主義派的教育主張，這激起了對方的辯論興趣，因為自他們提出國家主義教育兩年來，教育界還從沒有反響，公開批評97

也只有朱經農的聲音。陳啟天就在《醒獅》發表長文，反問朱經農是否真贊成國家主義的教育方針，有何理由反對收回教育權等。⑧朱經農針對陳的詰問做了回答，解釋他贊成國家主義是因為“正當的國家主義與民治主義不相衝突”。關於收回教育權，他主張分為幾個層次：包含政治侵略意義的學校應該立刻收回；教會學校在政府註冊後，應允許繼續存在，因為教會學校不過是私立學校的一種，文明國家大半容許其存在。另外，中國教育現在未能普及，多一個學校，兒童就多一點受教育的機會，只要教會中小學課程與國家所規定相合。⑨他在之後一次演講中對此又做了闡述，指出教會學校當下還存在很多問題和缺點，主要問題是不遵照國家所定的新學制課程。他認為中國在義務教育普及之前，可以暫時允許教會辦小學，但必須遵照國家規定；中學也可以讓他們聚精會神辦幾個好的實驗學校，以供其他公立學校借鑒；大學是無所不包的學府，應有自由容忍的態度，應允許各種宗教學說進入校園，只要他們不違背國情。無論哪種學校，都應該向中國政府立案，按國家規定辦學，取消強迫參與宗教儀式，注重中國固有的文化。他試圖說服國家主義教育派允許教會學校存在還有一個現實原因，即中國教育尚處於萌芽發展時期，師資、經費都還很缺乏，“教會教育殊足補我們力量之所不及；但為了社會的要求，我們不妨要他們改良，以求吻合我們的限度”。⑩在和非基督教人士的辯駁中，朱經農發展了他的宗教教育觀。他認為宗教在教育中有其特別的功用，一方面宗教信仰是個人的自由選擇，“強迫別人信教是應該反對的；強迫人家不信教，也是錯的”。信教自由為文明國憲法所保障，信仰問題應由學生自由選擇，家長和老師都不得干涉。他認為信仰與國家主權也要分開來看，這與政治侵略完全是兩件事。另一方面，宗教教育也是道德教育的一種實驗，宗教的宗旨“不過是勸人為善，學道愛人，並無政治侵略的意義在內，似無絕對不准留存的必要”。他認為教會學校可以有宗教教育，但反對教會學校實施強迫式的宗教教育。西教士們認為選修課方式會弱化宗教教育的效果，朱經農總以自身信教經歷為例，說明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他認為如果他的父母以他們的方式給予信仰指導，他可能就沒有機會成為一個基督徒，因為對一個受過現代教育的人來說，只會把宗教看成婚姻，是一種個人選擇，而不是父母之命。因此，朱經農認為強迫式的宗教教育絕對不適合中國國情，只有師生在最大程度上心對心的個人交流，才能真正贏得學生的信仰皈依。朱經農和同時代其他擁有基督徒身份的教育家如晏陽初、陶行知等略有不同，他一直把宗教作為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關懷，並公開鼓吹宗教對教育培養的重要性。1923年初思想文化界開啟“科玄論戰”，朱經農就積極撰文參與，從八個方面對玄學派代表張君勱提出了質疑，特別是關於張氏對物質和精神的劃分。此後，朱經農意猶未盡，在1924年3月又完成一長文《科學與宗教》，投給胡適準備創辦的《努力》月報。他在給胡適的信中這樣介紹該文內容：“十分之八是為科學辯護，十分之二是為宗教辯護，因為我是一個誠實信宗教的，我又是極端推崇科學的。我為宗教辯護的地方或者為兄等所不許，兄等盡可發表意見糾正我的錯誤，不過大家不牽涉意氣為是”。朱經農首先批評玄學家們把許多絕不相干的罪名加至科學頭上，譬如科學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批評玄學家們對“科學”和“科學方法”的誤解。同時他也指出科學的局限性：“科學對於宇宙之謎，只發見了‘第二步’的原因，並沒有得着根本的解決。”因為宇宙之謎得不到解決，由此就要想到上帝，在朱經農看來此即宗教產生的緣由：“因為世界上的人不能全憑理智，滅絕感情。對於‘虛空無着落’的宇宙，‘茫渺無由來’的萬物，若不尋出一個根源來，於情實有所不安。人生百年，只如曇花一現。生何自來？死將安在？前途渺茫，了無歸宿。在此黑暗中摸索，熱烈之情感，將何向所寄08

託？於是不可知之境界中遂有種種假設。科學的止境即為宗教之起點。宗教是安慰情感的妙品，於人有益，而與科學並無不能相容之處。”據此，朱經農得出了結論：宗教與科學應該是相輔相成，不該相互攻擊；科學家在沒有得着充分證據以前，也不能“無端闖入不可知的境界中，無端推翻宗教的信仰”；而宗教家也不應憑着空想來推翻科學已經證明的事實，更不應該無端仇視科學。朱經農把科學與宗教的思考也融入他的教育思想。他在抗戰中完成的《教育思想》專列一章“科學與宗教”，觀點與上文基本一致。但該章以王陽明和文天祥為例說明他對宗教信仰的理解。在朱經農的理念中，王陽明的“良知”即是超絕時空的天理，就是基督教《約翰福音》所講的“太初有道”的道；王陽明雖未直說神或上帝，但他講的“理”是絕對至善，無始無終，無時不有，無處不在，恰似耶教所謂的“聖靈”，至善之理，就是耶教的道。而文天祥的《正氣歌》所講的天地正氣，“充塞乎天地之間，創造山川河嶽，創造日月星辰。在人身上表現出來，便是浩然之氣，便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便是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朱經農認為這就是一種信仰，也是中國立國的精神，雖然名稱各異，稱神或稱上帝，或稱真宰，或稱佛，“其實大家信仰中都有一個全知全能，大仁大愛，創造宇宙，化育萬物的真神存在”。因此，朱經農強調不宜抹殺宗教信仰在教育過程中的作用，因為教育即生活，人類生活不能缺少宗教的要素。在抗戰時期，朱經農提出不僅要用科學建立“物質的國防”，也必須建立“精神的國防”，就包括不可忽視宗教，因為“天地正氣，和內心的靈明，都發源於宗教信仰……不提倡宗教，信仰宗教，不容易產生‘視死如歸’‘殺身成仁’‘從容就義’的國民”。尤為注意的是，朱經農在這本著作中破天荒用了祈禱式的語言：“我們祈求神賜給我們更多的智慧，更大的愛心，更強的理解力，廓清許多誤解，認識真正的天道”。朱經農在執掌光華大學時力倡“愛的教育”，即“先生與學生，同學與同學之間用親愛精誠的精神相互合作”，反對“恨的教育”，“如果心裡懷着恨的心理，要革命，要流血，要鬥爭，要清算，那麼不必來”。雖然他的初衷是要避免學生捲入黨派之間的政治鬥爭，但“愛的教育”顯然與他基督教的信仰背景分不開。對宗教教育的重視，是朱經農異於同時代其他教育家的一個重要特點。二、從民本主義到三民主義的教育理念朱經農勤於寫作，有關教育的文章、演講大多散見於報刊，只在抗戰時期出版了兩本著作，即《近代教育思潮七講》（1941）和《教育思想》（1944），可以作為他教育研究的代表作。已有學者從五個方面總結了朱經農的教育思想：兒童本位的基礎教育思想；實用與育人相結合的職業教育思想；美與實相統一的藝術教育思想；理論與實踐學習並重的公民教育思想；知識與精神兼顧的科學教育思想。這個歸納比較全面，也很精當。本文無意就朱經農具體領域的教育思想展開論述，僅就他這些思想所呈現的教育理念做些考察。所謂“教育理念”，是指辦教育的根本原則和目標。一個人所秉持的教育理念與他的信仰、價值觀密切相關，國家的教育宗旨也會影響到個人的教育理念。1919年4月，教育部教育調查會議通過了沈恩孚、蔣夢麟兩人的提案，確定中華民國的教育目標為“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所謂“健全人格”，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私德為立身之本，公德為服務社會國家之本；人生所必需之知識技能；強健活潑之體格；優美和樂之感情。所謂“共和精神”，就是發揮平民主義，人人知民治為立國根本，養成公民自治習慣，人人能負社會國家的責任。這個新宗旨發佈在蔣夢麟主編、創刊不久的《新教育》雜誌上，體現了新文化運動以來追求科學與民主的精神，也是杜威在中國的弟子們所追求的教育理念。1924年，已回國三年的朱經農對18

此宗旨又做了補充解釋。他梳理西方學者關於教育目的的種種觀點之後，認為1919年《新教育》創刊時所題的“養成健全的個人，創造進化的社會”是教育目標的更佳表述。所謂“健全的個人”，他列出的九條標準，包含了以前“健全人格”的全部內容，還增加了能與人合作、有公民常識和能力、了解世界與本國經濟、保持家庭和睦子女受教育、能運用心思有所創作、要有適當信仰等等內容。所謂“進化的社會”，朱經農直接引用了杜威的觀點，即團體之中各分子能通力合作，團體之間也能開誠布公，用和平方法改良社會。簡而言之，朱經農完全遵循了其導師杜威教育哲學中的“民本主義”（Democracy）思想，這也是他一生所秉持的教育理念的核心。針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種種弱點，朱經農又提出應加強的幾個具體教育領域，分別是體育與衛生、公民教育、人格教育、科學教育、鄉村教育、義務教育、平民教育。這些名詞可以說是1920年代中國教育的關鍵詞，朱經農是其中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不但協助朱其慧、熊希齡（朱的姑姑、姑父）及晏陽初創辦平民教育促進會，與陶行知編寫第一套平民千字課本，還在商務印書館編制全套新學制中小學教科書，把公民教育、人格教育、科學教育等思想貫徹其中，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以後隨著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朱經農職位也不斷變遷，他對教育理念的思考和表述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最明顯的特徵就是“三民主義”教育宗旨的介入，這在他的論著中很容易發現。“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源於1928年5月，大學院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出席各方一致同意廢止“黨化教育”的提法，採用“三民主義”教育的新概念。剛從上海市教育局局長轉任大學院處長職的朱經農參與了新教育宗旨的起草。按他的說法，在國民黨領導下的中國教育，“當然要建立一個完全而切於現實情形的教育宗旨，以為領導全民實行訓政、憲政工作的標準”。大學院的教育宗旨草案共有四條，前三條旨在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措施，實現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最後一條提倡國際主義，達到世界大同。1929年4月，國民政府正式公佈了《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其中關於“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表述與朱經農的說法大致相同。此後，朱經農就以“三民主義”作為教育研究的指導思想。這裡以他的《近代教育思潮七講》為例予以說明。該書是朱經農在齊魯大學擔任校長時的講義。1932年1月他攜書稿赴上海，準備交商務印書館出版，不巧趕上“一二八”事變，書稿葬身戰火。他回濟南後重新起草，緒論和五章的內容陸續發表在《齊大月刊》，但一直未能將全書編成一本系統的著作。他到湖南主持教育行政後，更難有餘暇專門著述，直到1939年夏天湖南開辦行政幹部訓練班，他擔任近代教育思潮講座，才將舊時殘稿“有刪有加”編成講義，兩年後出版。無論是舊稿本還是正式出版本，朱經農都在緒論（引言）中聲明，西方各種教育思潮生機蓬勃，但立場互異，支派繁多，他只選擇對近代教育潮流有重大影響、與中國現代教育有密切關係的思潮，並且要看這種教育思潮與中國環境是否適合，要站在中國教育的立場，來選擇何種學說，最終目標是解決中國各種教育問題。這如同近些年來大陸教育界力倡的“紮根中國大地辦教育”。這裡需要重點指出的是，他從西方所選取的教育理論都給予“三民主義”的洗禮，最終改造成為他認為最適合中國的教育理念。下面舉例說明之。朱經農把兒童本位的教育列為近代思潮中貢獻最大的一股。國民政府雖然規定“全力發展兒童本位的教育”，但實際上除少數實驗小學略知根據兒童心理，選擇教材，改良教法，大多數辦學的人依然固執成人的意見，把許多不合兒童身心發育的材料強加給兒童。當時有些小學教材不但反對採用物話，並且反對採用白話；有些大城市教育部門居然通令各小學增加讀經課程，想把“修齊治平”、“正心誠意”等等大道理，用“注入式”方法教兒童記憶，讓兒童像鸚鵡學語一般在人前背誦。28

這些做法在朱經農的教育理念中，都是違背兒童本位的教育謬說。因此，他把兒童本位教育列為第一章，對自然主義者盧騷（盧梭）、愛倫凱（EllenKey）、托爾斯泰等兒童教育學說做了細緻的梳理，指出對中國的合理成分和不合理的地方。在該章最後，朱經農援引“三民主義”教育宗旨，提出“使兒童整個的身心融育於三民主義的教育中”、“使兒童個性群性在三民主義教育指導下平均發展”、“使兒童於三民主義教導下具有適合於實際生活之初步的知能”等一系列實施原則。在這裡，朱經農很巧妙地把三民主義教育宗旨與西方自然主義兒童本位的教育思潮融為一爐。朱經農在該書的其他章節中基本按此模式進行。比如第二章科學教育，朱經農認為這是近代第二大有重要影響的教育思潮。他先介紹孔喬治（GeorgeCombe）、斯賓塞、赫胥黎、培根的學說，然後引用孫中山、蔣介石等“黨國先進”關於科學教育的主張，最後把它融入實現抗戰建國的教育方針中。《近代教育思潮》稿本與商務出版本的篇章比較1932年稿本1941年商務版第一章　緒論※第一講　近代教育思潮鳥瞰第二章　自然主義與兒童本位的教育※第二講　自然主義與兒童本位的教育第三章　唯實主義與科學教育※第三講　唯實主義與科學教育第四章　民本主義與普及教育※第四講　民族思想與普及教育第五章　實利主義與職業教育※第五講　唯物史觀與勞動教育第六章　人文主義與藝術教育第六講　新理想主義與人格教育第七章　唯物史觀與勞動教育第七講　三民主義與教育政策第八章　新理想主義與人格教育附錄一　人文主義與藝術教育第九章　心理學對教育思潮的貢獻附錄二　心理學對於教育上之貢獻　　　　※已發表於《齊大月刊》如果比較一下上表中稿本和商務版本的篇章結構，不難發現兩者內容大體一致，所謂“有刪有加”，只是舊稿本中的“實利主義與職業教育”刪除了，商務版加了一章“三民主義與教育政策”，主要內容是對三民主義的要點、國民黨教育政策的確立及實施方案、訓政時期約法與國民教育、抗戰建國綱領與戰時教育實施方案等做了詳細的介紹，凸顯了戰時教育的特徵。比較這兩個版本還發現一個變化，即稿本中的“民本主義與普及教育”，在商務版中變成了“民族思想與普及教育”，“民本”變“民族”。根據《齊大月刊》發表的文章，朱經農先解釋了民本主義即democracy（民主，當時也作“民治主義”），是近代教育思潮中的第三種重要的發展，在政治上就是“民為邦本”、“主權在民”；用在文化上，就是教育機會平等；用在教育上，就是指導青年養成一種習慣，在一個團體之內，能夠與人合作，同甘共苦，採他人所長，補自己所短。如前面所述，這是他回國後以杜威教育學說為指導而力倡的民本教育理念，強調普及教育才是改良社會的途徑，為全民政治的基礎，民本主義的實現與普及教育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在商務本第四講中，朱經農講“民族思想”就是人民愛護自己民族的原動力，也就是愛國心，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民族意識，那麼在危急時刻，就不能認識“民族至上”、“民族高於一切”的重大意義，就不能犧牲個人私利與成見，去挽救瀕危的民族，愛護多難的國家。他引用普法戰爭是教育之38

爭的例子，德國後來之所以崛起，是因為費希特大倡新教育、積極宣傳教育建國之說。他又引用孫中山的話“中國退化到現在地位的原因，是由於失了民族主義的精神”，因此在當下民族危機之時，政府當局要依照抗戰建國綱領，加緊普及教育，培養民族意識，藉以加強抗戰情緒，充實抗戰實力，以完成抗戰建國兩大使命。這一章跟稿本的詮釋完全是不同的重點。稿本講民本主義思潮帶來了教育普及，教育普及會加強民治社會，而這一章只強調了普及教育的目標是培養民族主義。從這個差異也可以看出抗戰思維對朱經農教育理念的影響。顯而易見的是，無論是《近代教育思潮七講》還是後來的《教育思想》，朱經農都大量引用“總理”“總裁”言論，《思潮》一書第三、五、六章甚至設有專門小節講述“黨國先進”對科學、勞動、人格教育的主張，以此作為他論述的起點或根據。《思潮》在多處都強調了領袖言論的至高無上，指出國民政府所有教育政策與實施方案，都必須以“三民主義”和“總理遺教”為基本原則。朱經農作為早期革命黨人，一生追隨孫中山，篤信“三民主義”，也出版過“三民主義”的研究成果，是“三民主義”理論的重要詮釋者。因此，作為國民政府教育行政系統的一個重要成員，把“三民主義”教育宗旨與西方教育學說融會貫通並付諸實踐，倒也順理成章。但需要指出的是，朱經農自始至終反對黨派把持大學教育，主張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他在1931年2月1日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曾充分表達了這個觀點：“現在中國的政客，看見教育界有一種潛勢力，所以都想來操縱教育。……現在國民黨如果想黨化國立大學，也未必有好結果。大學校不是軍隊，不能不容許學者思想自由與講學自由”。抗戰時期，國民黨實施“教育統制”政策，對學術獨立損害更大。抗戰勝利後，時任教育部次長的朱經農對此憂心忡忡，曾對外公開宣示，“黨團退出學校，思想不能統制，大學教育必須做到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從這點可以看出，朱經農雖然堅定抱持“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但並非無原則地支持國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其教育理念的底色仍閃耀著年輕時所追求的“民本主義”的光輝。三、捨學從政：游刃有餘抑或游移不定？自1921年從美回國任教北大，到1948年11月作為中國代表出席聯合國文教大會，在這27年中，朱經農約有一半時間是在從事教育行政，一半時間在各大學或商務印書館任職，中間經歷了多次政學轉換。在目前所見朱經農同事好友的回憶中，都對他的學問和行政能力給予很高的評價，因此當代學者俞可稱他“為學為政游刃有餘”。徐保安對朱經農的職業選擇和仕學掙扎做過分析，認為他終其一生並無一以貫之的人生職業設計，對為政還是為學游移不定，家庭生活壓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他的職業選擇。這兩種看法都有事實依據，但仍有可議之處。學人從政在朱經農時代並不少見，著名者如丁文江、翁文灝等，這裡面既有“學而優則仕”的士大夫傳統，更多是近代知識人為實現“學術救國”理想抱負的主動選擇。這裡結合朱經農幾次關鍵的政學轉換，對這一問題再做討論。1927年7月上海特別市成立，黃郛出任市長，到處網羅名彥，朱經農被選中擔任教育局長。黃郛在就職演說中曾提到他的用人標準：“純以專門學識與辦事經驗為衡，而因上海環境之惡劣，同時尤不得不注重於德性”。上海市政府的高級職員中有黃郛多年深知者，也有素未謀面者。朱經農就屬後者，足見其專業與聲譽優良。也有另外一個說法，在北伐勝利前，朱經農曾赴廣州與國民黨中央取得聯繫，回滬後同吳稚暉、楊杏佛等人秘密從事黨務工作，成為受國民黨上層信任的“同志”。此前，朱經農擔任光華大學副校長及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哲學教育部部長。根據所長王雲五48

的說法，執掌全國第一大都市的教育，“當局認為捨經農莫屬，浼之再三，義不可卻”。這是朱經農第一次進入教育行政領域。他屬下只有16位職員，在經費奇缺的條件下，居然把大上海各項教育事業部署得井井有條，而且他還兼任若干私立大學講座。這讓王雲五在敬佩其學識之外，也不得不承認其“兼具行政的長才”。他當時的同事潘公展在回憶中這樣評價他：“胸有成竹，不急就，不躐等，腳踏實地，循序漸進，為未來樹立良好基礎”。然而，剛開創新局面不久，黃郛請辭，朱經農隨即引退。朱經農辭職還有一層被迫無奈的原因。據韓戍的研究，由於朱經農任職光華期間對國民黨學生有所壓抑，他們就通過上海學聯，控告朱經農組織大學同志會從事“反革命”活動，是“反動中堅、軍閥走狗”。上海市清黨委員會因此召朱經農問話，朱對此極力否認，稱組織加入大學同志會，係代表光華大學加入，否認在光華大學壓抑國民黨學生的事實。然而，學生拒絕諒解朱經農，連篇累牘發表宣言，要求國民黨罷免朱經農教育局長的職務。朱經農最後被迫辭職。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大學院，朱經農應蔡元培之邀擔任普通教育處處長。大學院改組分出教育部，朱經農又擔任普通教育司司長，很快升任常務次長，仕途一路順利。但由於中央大學的派系之爭，教育部長蔣夢麟與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等人發生衝突，1930年12月4日蔣被免職，朱經農也隨後辭職，出任考試院考選委員。此時，中國公學學潮迭起，經費短缺，幾乎無法維持，朱經農又被請來救火。但中公問題非常複雜，學生與黨部之間矛盾不斷，朱經農處於兩者之間，“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做得非常之苦”，他給胡適寫信抱怨，想找機會離開中公。機會很快就來了。齊魯大學1929年申請教育部立案失敗，學潮工潮接踵而來，學校陷於停頓。為讓齊大從絕境中走出，齊大女生部主任麥美德（LuellaMiner）向時任實業部長孔祥熙求助。孔在義和團時期曾保護傳教士，被麥美德稱為“護教英雄”，後資助他赴美留學。孔祥熙知恩圖報，為幫助齊大迅速立案，親任齊大校董會主席，1931年3月又兼任校長，但他不可能常駐校園，就推薦朱經農做校長。齊大校董會和美國、英國的差會立即開會通過了任命。他們對朱經農表示非常歡迎，其原因不僅僅在於他做過教育部次長，與中央政府有密切關係，能直接幫助齊大立案，更看重他是一位知名教育家，而且被譽為“基督徒君子”（Christiangentleman），因此深受齊大中外人士推崇。朱經農在1931年7月上任，12月齊大就順利立案。齊大在校長空缺一年半之後終於有了理想的人選。朱經農在齊大任職期間工作頗為順利，生活也安逸瀟灑。按他的說法，學校行政是由各學院院長分任，校長職務也很清閒，正好是他講學、著述的好時光，“本擬趁此機會，補讀平生未讀之書，並對中國教育文化，作一系統研究”。但好景不長，僅一年之後，湖南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卻要求他去湖南擔任教育廳長，重整湖南教育。朱經農“初無重入仕途之意”，因此堅持拒絕，但行政院卻不顧他的意見，於1932年8月15日直接對外公佈了任命。朱經農念其先人曾在湖南辦理教育，只好答應先去半年，最多一年，並承諾一旦幫助湖南建立起新的教育體制，就立即回齊大。齊大校董會也同意做出犧牲，協助國家的教育事業，但要求朱給校董會一書面承諾，到期必須返回齊大。到1933年6月，距離朱經農承諾返校的時間還有兩個月，兩邊就開始了密集的函電交涉。6月6日，湖南省主席何健率先給孔祥熙寫信，要求朱繼續留任，但齊大堅決不同意朱延期。多重身份的孔祥熙成為各方都遊說的對象，他先是支持齊大校董會的意見，但接到蔣介石要求朱留任的電報後，又建議齊大再給朱一年假期。夾在齊大與湖南中間的朱經農無所適從，壓力越來越大。各方電報你來我往，過程頗為精彩，這裡不再詳述。簡要地說，朱經農在反復權衡中不得不痛下決心，58

於8月2日不辭而別離湘回魯，但緊接著就是包括蔣介石、汪精衛在內的黨國要人給他施壓，最後朱經農不得不向齊大辭職回湘。這次捨學從政對朱經農來說是最難以抉擇、也是最痛苦的一次。齊大是英、美、加拿大的十多個差會共同支持建立的，差會之間、中外之間關係複雜，矛盾不斷，難得如朱經農這樣一位令齊大各方人士都非常滿意的一位校長。朱經農的離去，對剛剛走上發展軌道的齊大而言是當頭一棒。如果聯想到齊大此後為尋找各方都滿意的校長人選所付出的代價，包括三年多的尋找時間，齊大內部的分裂，這樣的結局自然讓齊大感到很不公平。當然，湖南也需要朱經農，一個省的人口總比一個大學要多很多，這也是湖南方面用來說服朱經農的主要理由，這是國家教育建設的需要，作為一位有著學術報國理想的知識分子，在這強大的理由面前欲辯無言。齊大損失就是湖南受益。朱經農在湖南教育廳長任上居然一干就是10年半，省主席都換了三個。他或許是民國時期主政一省教育行政時間最長的官員。他到任後大刀闊斧整頓教育，很快取得了湖南人民和何健的信任。為解決鄉村教育經費長期短缺問題，他創造性提出了“募田募山”的新方法：“欲謀一勞永逸，首在募田募山，田能收稻，可發實物；山能種植雜糧果樹，亦可解決經濟困難”。這裡不去詳列顯示教育進步的數字，可以引用同事余先礪的一段文字來說明之：在那十年中，無論學制的革新、學校的增設、教學的改進，殆有如荊棘叢中，漸見生機蓬勃，光彩煥然，桃李滿園，弦歌不絕，況值時局動盪不寧，政府撥遷無定，先生以其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的精神，在動亂中求安定，在艱苦中求進步，用能誠樸做人，創造奇跡。朱在任期間提前完成了國民普及教育計劃，實現“一鄉鎮一中心學校，一保一國民學校”。考慮到當時湖南經濟不算發達，而且還是在全民抗戰的環境下，在當時就能實現基本的義務教育，堪稱一大“奇跡”。然而，朱經農在湖南的教育實踐並非一帆風順，除了面臨教育經費、人才緊缺的困難，當地黨派之爭也蔓延到全省教育界。朱經農設法制止各級學校沾染黨派色彩，對湘局穩定和中央政策的貫徹有相當貢獻。1943年2月，蔣介石以行政院長身份兼任中央大學校長，就把朱經農從湘省調來擔任中央大學教育長，主持校務。由此可見蔣介石和當時教育部長陳立夫對他的信任，也有人由此把朱經農列為CC派。一年後，1944年3月蔣辭去校長職務，朱經農被陳立夫安排轉任教育部政務次長。抗戰勝利後，朱經農辭去教育部次長職務。據朱文長回憶，朱經農因從政已久，對於宦海浮沉，早有倦勤之意。這時王雲五因為從政，就請朱經農執掌商務印書館。朱對管理工人並無經驗和自信，但他還是聽從了王雲五的勸說。他同時兼任光華大學校長，又回到他擅長的教育一線。1948年11月，朱經農代表中國政府出席聯合國文教會議，這是他最後一次出任公職。會後他未及返回中國，見國民黨大勢已去，遂決定轉道美國，從事講學和教育研究，1950年8月到哈特福德神學院就職。《愛山廬詩鈔》中有一張朱經農和傳教士葛德基（E.H.Cressy）的照片。葛德基曾長期擔任中國基督教教育會和高等教育委員會的負責人，跟朱經農熟悉，朱所以能在哈特福德神學院工作，應是葛德基的邀請。從上面所述朱經農政學之間的頻繁轉換，可以看出他的官職都是隨著政府任免而被動轉換，有些是符合他意願而就職，如上海教育局和國民政府教育部的職位；有些是他經過反復思考而痛苦抉擇，如離魯赴湘；有些則是權勢者和老朋友的邀請。大部分職位選擇幾乎都受到外界影響，甚至是68

不得已而為之，在實際工作中也遇到方方面面的困難和阻力，並非都順風順水。因此，認為朱經農為學為政游刃有餘，一切都在其掌握中，作為時人對朱經農學識和能力的讚譽可以理解，但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另一方面，朱經農的政學轉換確實頻繁，顯得游移不定，他在各個崗位的任職時間最長達十年半，短則一年半載，頻率之高也是民國時期政治、社會劇烈變動的一個表徵。需要廓清的是，這並非說明朱經農只是隨波逐流，沒有一以貫之的職業追求。他晚年在一次演講中坦白他的專業學習經歷。他出國留學時最早關注比較憲法、政府、國際法等政治學功課，但很快認識到“每一種政治變革，裡面包含一種政治理想”，所以他的興趣就由政治學轉向思想史，進而又認識到“一種思想的傳播，不能不靠教育”，因此，他又專習教育及人類思想進化史，“一直到現在，我的興趣，還是在這一方面”。由此可見，教育是朱經農一生的興趣和志業，無論是為學還是為政，他從沒有離開過教育事業，他不是書齋裡的教育家，而是一位懷抱救國理想、躬行實踐的教育家。從這點出發，我們或許更能理解王雲五稱朱經農為“全面教育家”實乃不易之論。餘論：廣被弦歌抑或一場空夢？1942年9月，湖南省教育廳在耒陽開會，慶祝朱經農就任廳長十周年。余先礪和同事合撰一聯，懸掛在戲台，以表彰朱經農十年成就，其聯曰：樹木易，樹人難，十載辛勤，敢云七澤三湘，遍栽桃李；秋風清，秋月朗，一場粉墨，藉使千門萬戶，廣被弦歌。面對各方的交口讚譽，朱經農卻這樣評價自己：“各項有關教育之數字，年有增益，咸改舊觀。然以丁茲時會，復苦才輕任重，深恨未達成吾人之理想”。1951年2月27日，就在他去世十天前的日記中，他對自己一生做了如下感言：我為同盟會員，民元轉入國民黨，對黨始終如一。黨當政時，我只守黨紀，不爭黨權。黨失敗時，流離顛沛，絕不背黨。國民革命初步成功，十七年國府成立，余因黨的關係，捨學從政，浮沉二十餘年，至今思之，實為重大犧牲。倘以二十餘年光陰從事學術研究，埋頭著述，則今日成就絕不止此。從政二十餘年，所做建設工作，均被戰事摧毀。至今回思，一場空夢。今年老力衰，雖欲從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這則日記可以看做是朱經農的夫子自道。他本人對捨學從政、因政誤學還是懷有極大的遺憾，他原本更願意做一個書生。其實，朱經農此前就表露這樣的想法：“我歸國之後，大部分的時間，卻消磨在教育行政中間。不是辦地方教育，就是辦大學行政事務。許多該讀的書，沒有機會多讀，許多應該發表的思想，也沒有功夫把他寫成有系統的著作。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夠拋開一切行政工作，閉戶讀書，寫幾本粗淺的著作，把自己的思想表達出來。俗話說得好，若要好，學到老。我自己很慚愧，一切學問都沒有研究得徹底”。朱經農晚年流落美國，從東海岸到西海岸，一路困苦和疾病，身體稍微康復就“努力讀書，續事著作”，終於有機會潛心治學了。可惜的是，中道殂喪，他擬定的《中國教育思想簡史》尚未完成，“遺稿盈尺”。如果假以時日，以他從事中國教育三十餘年的經驗，加之飽讀中外古今教育思想，他或許能完成他計劃中的皇皇巨著，造福於中國教育界。但這樣的遺憾不完全是朱經農個人選擇的結果，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教育救國”、“學術救國”的必然產物。朱經農的昔日老友王雲五評價他是“身在教育，而心不忘國家與人群”。另78

一位同事潘公展評價他是“不只以言教而以身教的教育家”。有這樣抱負的教育家豈能安於書齋著述？無論是教書育人還是教育行政，朱經農都是為了實現“教育救國”的夢想，只是個人際遇與時代環境讓他壯志未酬，生發出如此“一場空夢”的感慨。朱經農所謂“至今回思，一場空夢”，實際並不盡然。至少朱經農在湖南、在商務印書館、在齊魯大學等都留下了很多看得見的成績，還有他主編的數種流行全國的教科書，他的教育言論和著作，今天都已成為中國教育思想的寶藏，值得進一步發掘。湖南現代著名教育家劉壽祺曾長期在朱經農部下任職，1935年開始擔任義務教育實驗區主任和民眾訓練指導處幹事。朱經農到中央大學和教育部任職時，劉壽祺跟隨並擔任秘書和督學，是朱非常得力和信任的助手。劉壽祺在1938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且利用國民黨政府職員的公開身份，保護了一些進步青年和地下黨組織。他對朱經農有這樣的評價：他是一個知識淵博、學貫中西的學者，雖在政界漂浮一些時間，卻不是縱橫捭闔的政治家。他是一個正直無私、忠誠勇敢的愛國主義者，又是一個真誠勤勞、立己立人的教育家。無論在耒陽、在重慶他對我黨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起到了一些掩護作用，保護了一些進步青年，雖不是完全自覺的主動的，但對黨對人民是有益的。這是一個資深共產黨員對更加資深的國民黨員的評價，超越了意識形態和黨派分歧，立場客觀，雖然不是中共官方的蓋棺論定，但這樣的評價可以稱作是實事求是了。①關於朱經農的傳記材料，重要者有朱文長所編輯的《愛山廬詩鈔》（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張達人：《朱經農先生年譜（初稿）》，台北：《湖南文獻》，第11卷第4期（1983）、第12卷第1～2期（1984）連載。②王雲五：《我所認識的朱經農先生》，載《愛山廬詩鈔》，第152頁；第157頁。③主要文章有智效民：《詩名應共宦名清———關於朱經農》，台北：《傳記文學》，第472號（2001年9月），該文亦收錄於《胡適和他的朋友們》（增補本），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李卯：《朱經農基礎教育課程思想及實踐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李卯：《近代教育家朱經農教育思想的全面解讀》，武漢：《江漢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徐保安、李萌：《詩名還是宦名？———從朱經農看民國知識分子的職業選擇與人生處境》，南京：《民國研究》，總第26輯（2014年秋季號）；韓戍：《戰後中國私立大學的治理困境———以朱經農執掌光華大學為例（1946⁃1949）》，合肥：《安徽史學》，2018年第5期。④朱經農著，朱文長箋注：《愛山廬詩鈔》，第126頁。⑤KingChu,CompulsoryReligiousInstruction,Shanghai:TheChineseRecorder,Vol.57,No.5(May1926）.⑥《朱廳長經農演講》，上海：《興華週刊》，第29卷第41期（1932年10月26日）。⑦褒敦（ErnestD.Burton）撰：《基督教學校在中國教育系統中所佔地位》，朱經農譯，上海：《新教育》，第4卷第3期（1922年3月）。在收回教育權運動愈演愈烈時，該文曾被《河南教育公報》（1924）等多家轉載。⑧陳啟天：《請問贊成國家主義的朱經農君》，上海：《醒獅》，第21號（1925年2月）。⑨朱經農：《為國家主義的教育答陳啟天君》，上海：《中華教育界》，第14卷第11期（1925年5月）。⑩《中國教會學校改良譚———在南方大學講演》，上海：《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2期（1925年6月）。朱經農：《讀張君勱論人生觀與科學的兩篇文章後所發生的疑問》，北京：《努力週報》，第55期（1923年6月3日）。亦見《晨報副刊》1923年6月18日。該文後收入汪孟鄒編輯的《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88

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75頁。但因種種原因《努力》月報未能創刊，《科學與宗教》後發表在《文社月刊》第1卷第11、12合冊（1926年10月）。朱經農：《科學與宗教》，上海：《文社月刊》，第1卷第11、12合冊。朱經農：《教育思想》，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文庫本，第78～80頁；第91頁；第85頁。朱經農講、汪公暇錄：《施行愛的教育的光華大學》，上海：《上海教育》，第5卷11、12期合刊（1948年6月15日）。李卯：《近代教育家朱經農教育思想的全面解讀》。上海：《新教育》，第1卷第3期（1919年4月）扉頁。朱經農：《教育的目的》，上海：《申報·教育與人生週刊》，第16期（1924年1月28日）。朱經農演講，鄭精忠筆記：《中華民國教育的宗旨》，南京：《教育月刊》，第1卷第12期（1928年7月）。朱經農：《近代教育思潮七講》，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第1頁；第2～3頁；第5頁；第64～65頁。經農：《民本主義與普及教育》，濟南：《齊大月刊》，第2卷第8期（1932年6月）。朱經農：《孫中山先生學說的研究》，上海：新時代教育社，192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30頁；第445頁。《教次朱經農氏談思想不能統制》，漢口：《大剛報》，1946年2月11日。俞可：《朱經農：為學為政游刃有餘的全面教育家》，上海：《上海教育》，2015年4月B刊。徐保安、李萌：《詩名還是宦名？———從朱經農看民國知識分子的職業選擇與人生處境》。沈怡：《上海市工務局十年》，台北：《傳記文學》，第99號（1970年8月）。韓戍：《北伐前後的校園政治與學生運動———以上海光華大學為中心》，上海：《史林》，2018年第1期。潘公展：《紀念一位中國教育家》，《愛山廬詩鈔》，第150頁。LuellaMiner,TwoHeroesofCathay,anAutobiographyandaSketch,FlemingH.RevellCompany,1903.Mr.KingChusRegination,CheelooMonthlyBulletin,No.1,Sep.30.1933,NewHaven:ArchivesofUnitedBoardofChristianHigherEducationinAsia,RG11⁃265⁃4263.朱經農：《十年回憶》，長沙：《湖南教育月刊》，第33、34期（1942年10月13日）。各方函電見PresidentChusResignation,RG11⁃267⁃4273。這是齊大校方在“朱經農事件”結束後對各方函電彙編而成的小冊子，共20頁，未公開出版。劉家峰：《校園政治與中西博弈：齊魯大學立案前後的易長風波》，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余先礪：《湘省教育的輝煌史頁———紀念朱經農逝世十週年》，載《愛山廬詩鈔》，第148頁。賴景瑚：《一代鴻儒》，台北：《湖南文獻》，第11卷第2期（1983年4月）。賴在抗戰前後數年任湖南省黨部特派員，與朱經農密切合作。劉壽祺：《朱經農與湖南教育》，《湖南文史》，第34輯，長沙：湖南文史出版社，1982年。朱經農：《我怎樣求學》，上海：《讀書通訊》，第155期（1948年5月）。朱文長、朱文華：《先君經農公逝世前後》，載《愛山廬詩鈔》，第126頁。作者簡介：劉家峰，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濟南　250100［責任編輯　陳志雄］98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思高聖經譯本：天主教唯一中譯聖經全書*趙曉陽［提　要］　《聖經》漢譯始於天主教傳教士，早期譯本均為文言文。明末清初時，天主教聖經翻譯已初有規模，這些未出版的《聖經》翻譯手稿對基督教的《聖經》翻譯起到了奠基性影響，但隨之沉寂。19世紀末期，天主教傳教士再次開始翻譯並出版了《聖經》文言文譯本。隨著1931年方濟各會士雷永明神父的來華，以及1945年思高聖經學會在北平的成立，中國天主教聖經翻譯進入了新時期。1968年，香港思高聖經學會出版了白話文《聖經全書》，這是中國天主教會翻譯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中文《新舊約聖經全書》，成為華語地區天主教最廣泛採用的權威《聖經》譯本。［關鍵詞］　思高聖經譯本　雷永明　思高聖經學會　唯一聖經中文全譯本［中圖分類號］　B97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090⁃081968年，在香港的天主教思高聖經學會出版了11卷的《聖經全書》，這是中國天主教會翻譯完成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中文《新舊約聖經全書》。它很快成為華語地區天主教最廣泛採用的中文聖經，迄今中國天主教會都是採用這部聖經。“三四百年以來，直至1968年底，天主教信徒才能揚眉吐氣的說，我們終於有一本中文的《新舊約全書》。”①思高聖經譯本是中國天主教會的權威中文譯本，也是流行使用最廣泛的聖經譯本。它的翻譯與修訂工作，經歷了30個春秋寒暑，與思高聖經學會、與方濟會士雷永明神父的一生成就，交織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頁，奠定了中國天主教會的新發展和進程。1924年在上海舉行的全國天主教第一屆主教會議認為，應翻譯一本完整的中文天主教《聖經》譯本，並決議成立一個特別小組承擔這項任務。遺憾的是，當時沒有任何專家既中文修養較高，又熟知聖經原本語言和聖經研究，因此這個小組從未成立。一、思高譯本之前出版的天主教傳教士聖經譯本《聖經》在中國的翻譯是從天主教開始進行的，起初都採用漢語文言文進行翻譯。明末清初09*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聖經中譯本史”（項目號：19BZJ035）的階段性成果。

時，天主教聖經翻譯已經初有規模，出現了如耶穌會士的單篇聖經譯作或教義綱領、巴黎外方傳教會士白日升譯本（BassetVersion）、耶穌會士賀清泰譯本（PoirotVersion）等。其中耶穌會士的早期單篇譯作，如羅明堅的《祖傳天主十誡》、利瑪竇的《天主實義》、陽瑪諾的《聖經直解》、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紀略》等，它們共同的特點，一是均用文言文譯寫；二是不能稱之為完整的聖經譯本，其中所敘述的字句與聖經經文非常切合；三是均得以出版，奠定了中國天主教的漢語著述方式和詞匯。之後的白日升和賀清泰譯本，開啟了中國天主教準確聖經翻譯的歷程，均用文言文譯寫，均是手稿，未能出版。其中白日升譯本，對基督教最早的“二馬譯本”產生了奠基性影響。賀清泰譯本被其他聖經翻譯者所知較少，借鑑參考的後期影響有限。②之後近兩百年間，天主教聖經漢譯比較沉寂，沒有出現新譯本。19世紀末、20世紀初，幾乎同時出現了外國天主教傳教士和華人天主教徒翻譯的聖經譯本。外國傳教士譯本有德如瑟譯本（DejeanVersion，1892）、何雷思譯本（AubazacVersion，1913）和卜士傑譯本（BousquetVersion，1923）。雖然三種譯本翻譯內容不同，但均由香港納匝肋靜院出版，三位譯者均係巴黎外方傳教會士，均採用了文言文翻譯。有關華人天主教徒聖經翻譯情況，將另文研究。1.德如瑟譯本：《四史聖經譯注》———中國天主教會最早出版的四福音書譯本1892年，納匝肋靜院出版了文言文的《四福音書》並附譯注，題名為《四史聖經譯注》，由德如瑟（JosephDejean，又名德雅）神父翻譯。該譯本參照拉丁文聖經翻譯，並在經文的頁頂有注解。這是中國天主教會最早出版的《四福音書》中譯本。德如瑟還翻譯了《新經》的其它經卷，因他去世而未能出版。德如瑟神父出生於法國里昂，1858年進入巴黎外方傳教會修院，後晉鐸。1867年來華，在廣東和廣西傳教。1901年6月17日在香港伯大尼康復醫院去世。③納匝肋靜院創辦於1885年，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羅若望（JeanJospehRousseille）神父創辦於澳門，是以印刷與祈禱為宗旨的團體。後遷到香港，於1895年開辦了納匝肋印書館。天主教在香港的大量出版物都是由這所印書館出版，直至1954年關閉。④2.何雷思譯本：《聖保祿書翰》———天主教會翻譯出版的第一部聖保祿和其他宗徒的公函譯本1913年，納匝肋靜院出版了何雷思（Marie⁃LouisFelixAubazac）翻譯的文言文《聖保祿書翰》，包括保祿書信和公函。這是天主教會翻譯出版的第一部聖保祿和其它宗徒的公函譯本。1927年，納匝肋靜院再版該譯本，題名為《聖保祿書翰：並數位宗徒函牘》，書首附何雷思所寫的序言，每章經文後都有注釋，共280頁。何雷思神父出生於法國上盧瓦爾省索格，1889年進入巴黎外方傳教會修院，1894年晉鐸，同年赴廣東傳教區，先學習漢語，後在廣州小修院工作。1902～1905年因病返回法國休養，此後再返回廣東傳教區。他還出版了一部《法語廣東話辭典》。⑤3.卜士傑譯本：《新經公函與默示錄》1923年，納匝肋靜院出版了卜士傑（PierreLouisBousquet）翻譯的文言文《新經公函與默示錄》，摘自《新經》中的聖保祿（保羅）、聖雅各伯（雅各）、聖伯多祿（彼得）、聖若望（約翰）的書信及啟示錄，附有每卷書的序言和注解。共546頁。卜士傑神父出生於法國朗德省達克斯，1892年進入巴黎外方傳教會修院，1897年晉鐸，同年赴貴州傳教區，先學習漢語，後被派往烏江流域傳教。1923～1924年間曾在納匝肋靜院印刷廠逗留，19

後被派往廣州修院。1944年7月遭日軍關押，1945年2月16日去世。⑥二、雷永明神父和聖經翻譯雷永明神父原名若望·斯德里·阿勒格辣（GiovanniStefanoAllegra），於1907年12月26日出生於意大利西西里島的一個小鎮，家中有四男四女共八個兄弟姊妹。1918年進入阿喜勒阿肋（Acireale）的方濟各會小修院，1923年進入布朗特（Bronte）的初學院，改名嘉俾額爾瑪利亞（GabrielMaria）。他深受最早來華的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St.FrancisXavier）的影響，1924年在方濟各會發初願時，覺得他得到了去任傳教士的聖召。他是一位超級熱愛閱讀的人，終其一生都手不釋卷。1925年當他返回阿喜勒阿肋時，閱讀了聖女小德蘭的《靈心小史》（TheStoryofaSoul）和一些聖徒傳記，更激起他傳教使命的決心。1926年9月至1931年5月，他在羅馬聖安多尼大學（CollegeofSaintAnthony）學習神學及傳教學。1929年矢發大願，1930年晉鐸。1931年4月，雷永明神父受方濟各會派遣，赴湖南衡陽教區聖心修院任職。5月31日，他乘船離開布特斯（Brindisi），7月3日到達上海，20日抵達目的地。歷史有很多巧合，也有很多聯繫。1328年，天主教第一位從事聖經中文翻譯的孟高維諾（JohnofMontecorvino）主教在元大都（今北京）逝世，他就是方濟各會士。時隔579年後的1907年，雷永明出生，日後他也加入了方濟各會，深受孟高維諾的影響“決定到中國翻譯聖經”，並最終完成了孟高維諾未竟的事業。早在1928年，即孟高維諾主教去世600年時，遠在意大利尚未踏上中國、仍是修生的雷永明已萌生了將聖經翻譯為中文的念頭。雷永明擁有非凡的語言天賦，來華僅短短兩年時間，他已經掌握了中文的運用。他每日花五小時學習中國語言及文化，三小時學習聖經的語文及注釋方法，也嘗試將中國文學作品翻譯為意大利文。在1935～1938年期間，雷永明已經在衡陽獨自開始了聖經翻譯的工作。但由於嚴重的神經衰弱症，他只好於1939年返回家鄉休養。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後，雷永明前往羅馬，在宗座聖經學院再修讀了敘利亞文、先知書神學等。1940年4月20日，他獲得了聖安多尼大學首席講師文憑。這時的雷永明可以返回中國，可以成為真福董思高著作的編輯小組成員，或選擇擔任米蘭天主教大學宗教歷史系教授。但他無法忘記自己翻譯《聖經》的宏願，這位“我是要到中國去翻譯《聖經》”的神父，決定返回中國。⑦雷永明先飛抵葡萄牙里斯本，再乘船到美國紐約，再轉往日本橫濱，再乘船去赴海。1941年4月26日，經過四個月的行程，雷永明終於抵達北平。他使用薪俸、購買、贈送等各種方式，在北平方濟堂建立了一所小型圖書館。這時珍珠港事件爆發，許多基督教的外國傳教士都急於返回自己的祖國，雷神父獲得了以廉價得好書的絕佳機會。他同時還在天主教輔仁大學再進修了一年，修讀中國哲學、語言、文學。他特別拜見了羅馬教廷駐華代表蔡寧（MarioZanin）總主教，努力爭取獲得他的支持。他從北平北堂圖書館裡，找到了賀清泰神父翻譯的《古新聖經》，又通過蔡寧總主教的幫助，從倫敦大英博物館複製了白日升的聖經譯本。在認真參考前人的天主教聖經譯本後，他開始翻譯工作，於1944年完成了舊約的翻譯。但他仍然不滿意，希望有更多華人參與到這項工作裡來，遂決定組織一個有華人神父參加的聖經學會，幫助他修改譯稿。⑧1945年8月，聖經學會正式成立。1948年，雷永明神父與思高聖經學會一起遷到了香港，在那裡繼續完成了思高聖經譯本，並於1968年在香港首次出版。值得提及的是，1955年11月17日，雷神父獲得羅馬的宗座聖安多尼大29

學（PontificalAthenaeumAntonianumatRome）頒發的榮譽神學博士學位。1960～1963年，他奉命前往新加坡，創辦安道社會學社，負責主理初期院務。1975年4月15日，經過長達5年的努力，厚達1357頁的《思高聖經辭典》（DictionariumBiblicumSinense）終於出版，內含雷永明擬定的2,600個條目，由方濟會士梁雅明和韓承良神父主編，所有條目撰寫者附名，這真是又實現了雷永明的另一個夢想。⑨1976年1月26日，雷永明神父離世。他享年69歲，在華傳教45年。之後，思高聖經學會繼承他的遺志，於1982年至1984年，出版了一部聖經叢書《信仰旅程》（舊約12冊，新約12冊）。1995年又出版了一部聖經叢書《天道人語》（舊約12冊，新約12冊）。⑩1977年，思高聖經學會下屬的《聖經雙月刊》創刊，1999年改為季刊。除了將《聖經》從希伯來和希臘原文翻譯成中文，以及編撰中文聖經辭典之外，雷永明神父還有相當多其他著作、論文、書評和專書，顯示他對於聖經學、教父學、神學、聖母學和方濟會歷史等都有淵博的學識。2012年9月29日，雷永明神父被教宗本篤十六世列入真福品。三、思高聖經學會與思高聖經譯本在獨自翻譯《聖經》的漫長歲月中，雷永明構思成立一個有中國神父同仁共同組成的聖經學會，一方面可以修正他的中文用語，使其更符合中國教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合作編寫引言和注釋。1945年8月2日，在北平東城西煤廠胡同的輔仁大學宿舍裡，聖經學會正式成立了，外文名稱為StudiumBiblicumFranciscanum，中文名稱卻經歷了幾次變化。成立之初稱“中華聖經學會”，1946及1947年出版《聖詠集》及《智慧書》時，書籍上還曾刊印過“方濟堂聖經學會”的名稱，因這時的聖經學會設置在北平方濟堂裡。後改稱“思高聖經學會”而沿用至今。中文名稱中的“思高”，即真福董思高（BlessedJohnDunsScotus），他是雷永明神父十分尊敬的“聖母瑪利亞的擁護者”，“不遺餘力地去維護聖母無玷始胎的道理”，被該聖經學會奉為主保聖人。首批加入思高聖經學會的神父，除雷永明外，還有李志先、李玉堂、李士漁、劉緒堂和左維斗等。這幾位中國籍神父隨即開始學習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並潤飾雷永明神父翻譯的《聖詠集》以及引言和注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非常慶幸的是，雷永明神父於1935至1939年間在衡陽所翻譯的《聖經》手稿，竟然平安地返回他的手中。經過了最後的校對和修訂後，第一個《聖詠集》譯本於1946年在北平出版，《智慧書》於1947年出版。他們決定先試驗性出版一部分譯作，可以觀察一下中國讀者的反應。由於許多青年會士來到北平方濟各語言學校，學習兩年制的中國語言和文學課程，思高聖經學會必須遷移。雷神父和他的同仁們只得返回方濟堂工作，圖書館不能設立，翻譯小組成員也沒有地方一起工作。這時的北平已經臨近解放，北平的天主教會也在考慮如何應對。思高聖經學會最初曾考慮遷往華人天主教徒比較集中的地方———菲律賓碧瑤，後因受到香港教區主教的歡迎，便改遷至香港。1948年5月31日學會撤離北平，第一批中國神父於8月15日到達香港。但雷永明、左維斗和陳維統三位神父仍留守北平，直至1948年10月4日《梅瑟五書》付梓。他們隨後出發，10月22日抵達香港。方濟各圖書館全部45箱圖書也平安運抵香港。思高聖經學會遷至香港後，最初坐落在九龍窩打老道的方濟各會院裡。這時不斷有天主教修士從內地南遷香港，窩打老道的空間面積日益擠迫，思高學會只能另尋新址。1949年底雷神父返回意大利，努力獲得方濟各會的批准，尋找到重要的經濟支援，為購置新會所而辛苦奔波。1950年39

5月20日，在港島的堅尼地道新會址舉行了落成祝聖禮，思高聖經學會終於擁有了自己的會所、小聖堂、圖書館和工作室。思高聖經學會於1972年再遷至香港渣甸山的軒德蓀道，非常感恩和幸運的是，筆者2008年曾在這裡閱讀拍照過雷永明神父收集的賀清泰聖經譯本抄本！思高聖經學會的《聖經》翻譯工作歷史，可以歸納總結出三個特點：（1）聖經翻譯由個人單獨工作演變至團體合作模式；（2）翻譯工作最初由外籍神父為主，後發展為以華籍神父為主；（3）翻譯目標由以禮儀為主轉為以福傳為主，再後則發展至側重聖言推廣與傳播。直至今天，思高聖經學會的工作已經不局限於《聖經》的翻譯，還兼負聖經牧民的重任。1973年，香港天主教聖經協會正式成立，隨後在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陸續成立了聖經協會，並一起保持與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的密切聯繫，發揮著它的使命作用。它進一步促使了“天主教華語聖經協會聯合會”（UnitedChineseCatholicBiblicalAssociation）的誕生，這是一個“有系統的使徒組織，彰顯出思高聖經學會50多年來的精神”。整個思高聖經譯本的翻譯大致可分為兩種方式，一是雷永明神父獨立翻譯舊約，二是思高聖經學會眾多學者神父集體翻譯。具體完成譯著的時間大致如下：第一時期，雷永明神父的譯經工作。1935年4月至1944年11月，雷神父將《舊約》譯成中文。第二時期，思高聖經學會在北平的《聖經》翻譯和注釋工作。包括1946年8月至1947年6月翻譯的《智慧書》以及1948年1月至7月翻譯的《梅瑟五書》。1948年8月至11月，思高聖經學會成員分批自北平遷至香港。第三時期，思高聖經學會在香港的《聖經》翻譯和注釋工作。自1948年11月至1961年8月，先後翻譯了《舊約史書》（上、下冊）、《先知書》（上、中、下冊）、《福音》以及《宗徒經書》（上、下冊）。在此期間，1950年5月，思高聖經學會遷至香港堅尼地道70號；1954年7月至1955年8月，學會成員往聖地進修一年。1963年12月至1965年6月，多位聖經學者和神父翻譯了舊約各篇章，李士漁譯《創世紀》、《肋未紀》、《戶籍紀》、《申命紀》，劉緒堂譯《出谷紀》，李智義譯《若蘇厄書》、《民長紀》、《盧德傳》、《艾斯德爾傳》，陳維統譯《撒慕爾紀》上下、《列王紀》上下，李志先譯《編年紀》上下、《厄斯德拉》上下，梁雅明譯《多俾亞傳》、《友弟德傳》、《瑪加伯》上下。1965年6月至1966年12月，劉緒堂譯《約伯傳》，梁雅明、李少峰譯《聖詠集》，李智義譯《箴言》，陳維統譯《訓道篇》，李士漁譯《雅歌》，楊輝譯《智慧篇》及《德訓篇》。1966年12月至1968年8月，陳維統譯《依撒意亞》，李士漁譯《耶肋米亞》、《耶肋米亞哀歌》、《巴路克》、《十二小先知》，劉緒堂譯《厄則克耳》，李志先譯《達尼爾》。思高聖經漢語白話譯本刊印表名稱譯　者出版時間聖詠集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漁、劉緒堂、李玉堂1946智慧書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漁、劉緒堂、李玉堂1947梅瑟五書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漁、劉緒堂、李玉堂1948舊約史書上冊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漁、劉緒堂、李玉堂、陳維統1949舊約史書下冊李志先、李士漁、劉緒堂、李玉堂、陳維統1950先知書上冊（依撒意亞）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漁、劉緒堂、陳維統195149

續表名稱譯　者出版時間先知書中冊（耶肋米亞、厄則克耳）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漁、劉緒堂、陳維統1952先知書下冊（達尼爾、十二小先知）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漁、劉緒堂、陳維統、翟煦、牛漢謨1954福音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漁、劉緒堂、陳維統、翟煦、牛漢謨、李智義、李少峰1957宗徒經書上冊雷永明、李志先、李士漁、劉緒堂、陳維統、翟煦、牛漢謨、李智義、楊恒輝1959新經全書思高聖經學會1959福音（四福音袖珍本）思高聖經學會1960新經全書思高聖經學會1961宗徒經書下冊雷永明、李士漁、劉緒堂、陳維統、翟煦、牛漢謨、李智義、李少峰1961天國喜訊、新經全書思高聖經學會1962聖經全書思高聖經學會1968聖經全書思高聖經學會1971聖經全集袖珍本思高聖經學會1972新經史書思高聖經學會1976聖詠釋義、箴言釋義韓承良1980雅歌釋義、訓道篇釋義、德訓篇釋義、智慧篇釋義韓承良1981約伯傳釋義、創世紀釋義韓承良1983出谷紀釋義韓承良1984肋未紀釋義、戶籍紀釋義韓承良1985申命紀釋義韓承良1986　　思高聖經譯本於1968年在香港出版後，得到了華人天主教會的最大認同和接受。繼1981年在北京印行了蕭靜山翻譯的《新經全集》後，1990年，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批准將思高版《古經》照相製版，在北京印刷了5萬冊。雖然新舊約是兩個聖經譯本，即《古經》是思高譯本，《新經》是蕭靜山譯本，但中國天主教暫時擁有了一套拼合的聖經全譯本，為當時的修生學習、修院教學和地方教會的牧靈福傳解決了燃眉之急。1992年，在思高聖經學會的創辦地———北京，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批准出版思高版《新舊約聖經》，由北京新華印刷廠印製了5萬冊。44年之後，思高聖經學會的成果，又隆重地回到了它的誕生地。1993年8月15日聖母升天瞻禮時，在全國修院聖堂，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團長宗懷德主教將第一本在大陸印刷出版的思高版《聖經》隆重地奉獻給了中華聖母。1994和1996年該版本又在北京再版各5萬冊，總計印刷了15萬冊。59

1993年1月，香港思高聖經學會主任陳維統神父，應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的邀請，到北京天主教全國修院講課兩周，集中講授整部聖經梗概和新約聖經導論，並帶領65個參與者研讀分享聖經。這些活動，都將思高聖經譯本及其理念傳播到了整個中華大地，極大地擴大了思高聖經譯本的影響力。從1998年開始，聯合聖經公會與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合作，平均每年大約免費提供10萬本聖經紙張，資助天主教印刷聖經。截止到2006年底，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已承印思高版新舊約《聖經》全書59萬冊。近年來，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還印行了各類思高版聖經如64開袖珍本《新約》（10萬冊）、32開本《新約》（10萬冊）。各種開本印刷總量共計170多萬冊。四、餘論思高聖經譯本是天主教會出版的第一個完整的中文聖經譯本，也是天主教唯一一本完整的中文《聖經》譯本。從1945年到1961年，從北平到香港，思高聖經學會的中外聖經學者和神父們辛苦努力，歷時16年，根據原文將全部《聖經》譯成了現代漢語，並在每個書卷前後加有引言、注釋和附義。再經過6年（1963～1968）的修訂，於1968年在香港出版了11卷的《聖經》合訂本。除God按傳統譯為“天主”外，Yahweh均譯為“上主”。在世人皆知思高聖經譯本的同時，它還有一個天主教會內部通用的名稱“白冷聖經”。思高聖經譯本從原文（即希臘文和希伯來文）譯出。舊約譯本採用了瑪索辣經卷作為底本，主要是基特耳（R.Kettel）的希伯來聖經（BibliaHebraica）第3版，也參考斯威特（H.B.Swete）出版的《七十子譯本》（LXX）（TheOldTestamentinGreek,Cambridge,1930）及格辣提卡主教（MonsL.Grammatica）出版的《拉丁通行本聖經》（Vulgate），以及早期的敘利亞簡明譯本（Peshitta）。新約方面，譯本以默爾克所校勘的《新約全書》第七版（AugustinusMerkNovumTestamentum:GraeceetLa⁃tine.Ed.Septima,Rome:PontificiiInstitutiBiblici）為藍本，還參考了其他學者如峰索登（VonSoden）、乃斯特爾（Nestle）、務革耳斯（Vogels）、包威爾（Bover）等人的新約校勘本。思高聖經在翻譯過程中，參考了諸多天主教中文前期譯本，如白日升譯本、賀清泰譯本，以及18、19世紀的天主教中文譯本。還參考了基督教的馬禮遜譯本、委辦譯本及和合譯本。思高譯本的基本翻譯原則如下：（1）翻譯時一律依據原文，如原文殘缺，則以最古的譯本補充；如沒有好的譯文，就以其他相關的經文意義補充。如這一步也不能達到，則加點以示殘缺。（2）儘量不修改原文，除非古譯文與原文用字不同，而譯文又較原文更合上下文義，或明知是原文抄錯，就會修改原文。（3）如原文版本之間有異，則參考古譯本；如意義有難有易，則取較難者，因較易的經文可能經過後人的修改。（4）參考多種各國語言譯本，觀察它們如何以近代語言表達經義。（5）對原文章節決不變動，如多數聖經學者們對某章節主張移動，卻沒有古譯本為根據，則仍不會變動。（6）翻譯時盡力保存原文的語風及語氣，並以“信”為主，“達”為次，“雅”則不及前兩者重要。但也不可過於依字直譯，反使經文意義更為不明，或過於生硬，則失去翻譯的意義。同時，對經文中的人名地名，皆依原文音譯，但對那些在教會內已經慣用的名詞，則繼續沿用。翻譯時還要保留與原文同樣的體裁（如散文、詩歌、法律等），因為體裁與經文內容也有很大的相關性。《聖詠集》是雷永明神父領導的聖經學會所完成的第一部作品。全書分五卷，共150篇，每篇之首，有引言以考證方法說明本篇的作者、著作的時代，以及歷史與心理的背景；次則有章旨，提綱挈領，敘述每篇的大意，段落的分析，使讀者能了然詩中的旨趣，再後是聖詠的正文。他們再以此69

為樣板，將所有聖經書卷譯出，這些都極可說明思高聖經譯本的精細和認真。整部思高聖經譯本的譯注歷時16年才完成，新約的修訂由李士漁神父負責，舊約部分從1963年開始，到1968年結束，不僅是修改譯文或注釋，更可以說是將整個聖經重譯了一次。一個更重要的特點就是：思高譯本以十分淵博的聖經學問為其基礎。與和合譯本相較，思高譯本有許多處都選用了比較接近原文的版本，或選擇了比較接近原文的涵義。附在聖經每一卷書前的研究資料及書中的詳盡注釋，反映出翻譯小組的各成員都有極好的學問。最後形成的、奉獻給讀者的思高聖經譯本，除了聖經譯文外，有總論、導論、概論、引論、引言；有43幅大小不同的插圖；有6個附錄及7幅彩色地圖。至於注釋，在1,900多頁的聖經譯文中，沒有附注的單頁只有兩處，即第155頁和第1395頁。①房志榮：《聖經：思高聖經學會譯釋》，香港：《神學論集》第2號（1970年1月）。②趙曉陽：《二馬聖經譯本與白日升聖經譯本關係考辨》，北京：《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明末清初天主教的聖經翻譯》，載趙建敏主編：《天主教研究論輯》第7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③④⑤⑥榮振華、方立中等：《16～20世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列傳》，耿昇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855頁；第980頁；第798頁；第822頁。⑦關於雷永明神父生平，參見雷永明：《雷永明神父回憶錄》，韓承良譯，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87年初版，2001年再版。⑧⑨卡孟斯：《雷永明與思高聖經學會：天主教首部完整的中文聖經》，載伊愛蓮等：《聖經與近代中國》，蔡錦圖編譯，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03年。⑩李士漁：《雷永明神父與思高聖經學會》，載《思高聖經學會五十週年公開聖經講座》，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96年。Fr.AlvieroNiccacci：《雷永明神父、聖經及中華文化》，梁靄儀譯，載《思高聖經學會五十週年公開聖經講座》。雷永明：《雷永明神父回憶錄》，第20頁；第204～207頁。其中《聖詠集》、《智慧書》、《梅瑟五書》為北平方濟堂出版，《福音》為香港StarPrintingPress出版，其餘均為香港思高聖經學會出版。資料來源：李士漁：《聖經學會三十年的沿革與工作梗概》，香港：《鐸聲》，第13卷第8期（1975年8月）；以及筆者收集的思高聖經版本和資料匯總。張士江：《聖經與中國及福傳》，石家莊：《信德》，2007年第2期。岳霖峰：《思高聖經全集之貢獻的認同》，香港：《聖經雙月刊》，第9卷第4期（1985年7月）。思高聖經學會：《宗徒經書：上冊》，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59年，第V頁。李士漁：《聖經學會三十年的沿革與工作梗概》。翟煦：《譯經的特殊困難》，香港：《鐸聲》，第13卷第8期（1975年8月）。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9年，第2366頁。賈保羅編：《聖經漢譯論文集》，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5年，第33頁。作者簡介：趙曉陽，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北京　100101［責任編輯　陳志雄］79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基督教與女子職業教育：吳興民德女子學校研究（1918⁃1937）*王　淼［提　要］　吳興民德女子學校是由美國北浸禮會於1918年創辦的一所基督教職業學校，主要招收成年失學女性尤其是已婚婦女，以允許學生攜帶子女一同入學而著稱。該校建立了包含兒童部、幼稚園、完全小學、女子職業教育在內的較為完備的學制體系，其重視婦女家政技能培訓與強調兒童照料的教育特點相當獨特，時人譽為“獨一無二的婦女學校”。但是，民德女子學校濃厚的基督教色彩，在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時期引發了一場爭論，學校限制學生自由的管理政策也遭到批評。民德女子學校的歷史表明，近代基督教會所辦的女子職業教育針對中國社會實際狀況而興起，受到中國民眾的廣泛歡迎，但仍然擺脫不了教會學校在時代浪潮下經受衝擊的相似命運。［關鍵詞］　吳興民德女子學校　女子職業教育　基督教會［中圖分類號］　B97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098⁃111920年4月12日，上海《民國日報》主編邵力子給讀者“蘊璞”回信，鼓勵後者送他失學五年的妹妹入讀女子學校。他還應這位讀者之請，寄上其索要的吳興民德女子學校章程。①1923年2月7日，茅盾也在《民國日報》發表《“母親學校”底建設》一文，他根據朋友所寄的民德女子學校章程，對該校加以點評。儘管這所學校與其心目中理想的“母親學校”並不一致，但他認為“雖有缺憾，總比在我們那些黑暗齷齪無人道無常識的家庭裡拖大來要好些罷？”②作為浙江紹興人的邵力子和嘉興人的茅盾，竟然在同一時期都有一所湖州美國基督教會所辦女子學校的章程。而兩人對這所外國人所辦的教會學校大體持肯定態度，則不禁讓人好奇：在五四運動後民族主義浪潮興起的時代，他們為何對一所西方教會學校有好感？目前學界對於基督教與近代中國女子教育關係的研究相當豐富而全面，尤其集中在西方教會在華所興辦的各種女子普通教育事業，③但對於基督教會與女子職業教育的討論則相對較少。清末民初是中國婦女解放事業的狂飆時期，同時也是中國職業教育興起的時代。在這一劇烈變革的89*本文係浙江省社科規劃課題“西方傳教士與抗戰時期浙江淪陷區變遷研究1937⁃1945”（項目號：16NDJC086YB）的階段性成果。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李期耀博士惠賜資料。

時代，基督教會女子職業教育是如何應對和發展，中國社會又是以何種態度面對被視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教會女子職業學校，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探討。④本文以吳興民德女子學校為個案，探討民國時期基督教會在女子職業教育方面的特色及其引發的爭論。一、“女界之明星”：吳興民德女子學校的創建及其發展湖州地處太湖南岸，杭嘉湖平原北部，自隋唐以後就屬於江南富庶之地，民國時期稱為吳興。近代以來，在湖州宣教的新教公會為美國北浸禮會和美國監理會。1887年，傳教士梅思恩（Y.L.Mason）在湖州設傳教站，標誌著北浸禮會開始在湖州傳教。⑤吳興民德女子學校的創辦人為北浸禮會女傳教士榮美理（MaryI.Jones），她於1907年到湖州。在傳教工作中，她認識到中國傳統忽視女子教育，造成女性識字率極低，“識字讀書，百人中難得一二”。在她看來，中國女性文化素質普遍低下，不但導致迷信現象氾濫，而且會破壞家庭和睦。雖然新式女子教育在中國迅速普及，未婚女性可以受到正規教育，但社會對於已婚婦女卻完全忽視，因而有必要“創設婦人學校，專收已嫁失學之婦人”。⑥民德女子學校校史如此宣揚榮美理的創校之功：“本校於民國七年為前校長榮美理女士所手創，女士深知欲救中國，非提倡婦女教育改良家庭不可。故屢次建議於美國浸禮差會。至民國七年，始蒙浸禮差會之承認，得支常年經費。本校遂於是年秋季招生授課。”⑦有研究表明，1912年教會就曾倡議設立這一學校，但直到1918年才得以實現，其中關鍵人物即為榮美理。⑧1918年秋季，學校正式開學，起初定名“吳興進德婦女學校”（英文名稱為HuchowWomansSchool或SchoolofMothercraft），榮美理為校長。由於政治局勢動盪和教育制度變更，學校名稱歷經多次變化，1928年改名為“吳興民德女子學校”，1929年又更名為“吳興私立民德婦女職業學校”。1934年夏，經浙江省教育廳備案，學校定名為“吳興私立民德婦女保嬰科簡易師範學校”。⑨吳興民德女子學校的開辦，與當時中國女性教育發展的時代潮流相契合。民元以後，隨著政府對女子教育的重視，女子學校在全國各地迅速成立。以1918年為例，當時全國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並可設立女子中學、女子師範，當年全國已有女子師範學校46所。相對於女子普通教育發展迅猛的情況，女子職業教育則緩慢得多。1913年，教育部頒布《實業學校規程》，鼓勵各地因地制宜創辦女子職業學校，並強制小學開設縫紉家事為女子必修科，女子職業教育有所發展。1917年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後，各地興辦女子職業教育的速度大大加快。1919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當時全國有職業女校20所，多為蠶桑、刺繡和醫學。⑩基督教方面，1916年的統計顯示，當時國內教會所辦的職業學校只有寥寥數所，而且多面向男子，但相當受歡迎。1922年中華續行委辦會公布的調查報告中也明確指出，中國社會各界充分肯定教會所辦的職業教育，“調查團所詢問過的中國人幾乎一致贊成教會學校應當積極發展職業教育”。在全國發展女子教育的熱潮中，民德女子學校以其招收已婚失學婦女、傳授家政知識和兒童護理技能的特點，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歡迎，開辦當年就有20名學生入學，並有23名兒童一同報到。次年已有學生30多人，攜帶30餘名兒童。浸禮會的記載稱該校為中國唯一招收已婚失學婦女的學校，吸引了從北京到廣州的學生。國內一些知名人士如前教育總長范源廉、基督教青年會領袖余日章、著名教育家郭秉文、兒童教育家朱胡彬夏均對該校持肯定態度，“熱忱讚許以教育中國一般年長失學之已婚及未婚之婦女，使成為賢母良妻造福家國，實為當今之急務”。《申報》甚至譽之為“女界之明星”。在當時的一些基督教期刊上，關於該校的介紹文字也有不少，雖然其中不99

無“打廣告”的嫌疑，但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是確定的。值得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國高等教育機構中也有很多設置家政系的，比如同為教會學校的燕京大學家政系就成立於1923年。大學所設家政系多將其學術化，作為一門獨立的家政學來研究，而民德女子學校更多從應用層面，即所謂的職業教育出發，培養的人才能夠具備實用技能。1923年，榮美理從國外募得鉅資，在湖州城東街華樓橋修建一座4層樓高的“大校舍”，這是一座現代化的鋼筋混凝土建築，一樓為教室、大禮堂、飯廳、家政室、書報室、大廚房；二、三樓為教員和學生宿舍，以及兒童寢室、遊戲室、洗浴室、更衣室、病室；四樓為屋頂花園，在當時相當罕見。此外還有一座2層的“小校舍”。1936年4月參觀過該校的一名研究者稱其“校舍宏大”，並指出學校的“各種設備，均合該校教育上之用”，可見其教育設施相當完善。民德女子學校以其優良的設備、獨具特色的職業訓練和重視兒童教育的特色，受到社會的熱烈歡迎，也奠定了其在國內婦女職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1930年12月，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在該校召開華東區基督化家庭運動領袖研究會。此次會議匯集國內近百名中外基督教領袖，他們實地考察了民德女校，對其大加讚揚。《教務雜誌》的一篇文章稱，沒有人會懷疑為何將會議放在民德女校，因為其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績，使得教會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將這一經驗複製到全國其他地方。參加這次會議的中華慈幼協會總幹事吳維德同樣對該校給予高度評價，“民德職業女子學校在我國實為創舉，跡其訓練婦女，使能勝任母職之事實，良為今日所急需，其對於社會之貢獻，良非淺鮮，甚望此種學校，不久即能普遍各處”。經過二十餘年發展，民德女校吸引了來自四川、湖北、湖南、廣東、江蘇、浙江等地的婦女，並且大多數學生是攜帶子女一同求學。江西、江蘇、福建等地的兒童專門培育機構也派出“專修生”前往該校受訓，經過兩年學習再回到原來所在的“托兒所”或“育嬰室”工作。學校規模與招生人數也在逐漸擴大，1918年有學生20人，嬰兒23人；1919年有學生30餘人，嬰兒30餘人，當年畢業6人；1923年有教師10人，學生50人，嬰兒23人；1925年有教師13人；1936年有教師10餘人，學生100餘人（三分之一為已婚婦女），嬰兒30人，小學和幼稚園學生300餘人。抗日戰爭爆發後，民德女校校舍毀於戰火，校方決定遷滬辦學。起初與之江、惠蘭、秀州、弘道、勵實、輔實等校籌辦聯合中學，但因為民德女子學校的性質不同，於1938年春遷至滬西愚園路。1940年學校曾舉行畢業儀式，有50餘名畢業生。1941年，因上海形勢愈加嚴峻，民德女子學校併入“上海私立華東聯合中學”，形成十四聯校。目前關於合併之後民德女子學校發展的資料暫時缺乏，但可以肯定的是，“吳興民德小學”至1948年仍在開展教學活動。二、“獨一無二的婦女學校”：吳興民德女子學校之辦學特點作為西方基督教會開辦的女子職業學校，與當時中國人所辦的同類學校相比，民德女子學校最突出的特點是：基督化與注重家政訓練。近代西方教會在華興辦的社會事業如教育、醫療、慈善等，其根本目標均為傳播基督教。民德女校之所以創建，自然也是出於同樣目的。榮美理認為，基督教宣教從個人和家庭兩方面入手是正確的策略，但在實踐中卻只關注單身女性和男性，而忽視了對已婚女性的工作。在她看來，女子學校是最佳的傳教場所，但當時中國女子學校中受教育的女基督徒太少，因而有必要創建專門的女子成人職業學校，向其傳授職業技能並傳播基督教。和其他教會學校一樣，民德女子學校也具有強烈的基督教色彩。學校通過宗教課程及宗教活動向學生傳教。非基督徒學生進校後，也必須修讀名目繁多的宗教課程，學校強制要求每個學生都001

參加查經班，每天進行宗教活動，並鼓勵校內基督徒學生對外傳教。事實上，學校在日常教學活動和生活中，均將基督教滲入其中。榮美理相當自信地表示，該校學生已經放棄了儒家觀念而改信基督教。在其章程中也明確鼓勵學生向隨同入學的子女傳教，並可獲得加分。在學校的一些正式集會或活動中，宗教儀式也貫穿始終，如1920年的畢業儀式就包含唱詩、讀經、祈禱等程序。和其他教會學校或宣教機構不同的是，民德女校以改良家庭為切入點，專門針對已婚婦女傳教。榮美理並不諱言創建民德女校是為宣教服務，她認為在中國傳統家庭中，妻子比丈夫更能促成家庭成員的基督化，尤其是對子女的影響至關重要。但由於中國婦女很少接受正規教育，婚後不但與社會隔絕，有些甚至缺乏家庭生活的必備技能。所以在針對成年失學女子尤其是已婚婦女宣教的同時，必須向她們提供文化知識教育和家政技能培訓，“當家庭中的婦女覺醒、受洗，主動實踐她們遵奉的教義，唯有這樣才能有真正的基督教家庭”。而“服務（Service）”這一帶有基督教意味的詞語，被作為該校校訓。榮美理在解釋其涵義時，列出了九種具體活動，其中兩種直接涉及基督教，分別是“在別的學校教授《聖經》”與“聖誕節製作並向窮人贈送禮物”。當然，在民德女校教師何仲蕭看來，服務的對象乃是“社會”，“她們的身體是在校中念書，她們的觀念和精神卻早和社會融化起來”，所以才能做到所學為所用，而不是像其它學校的學生“口裡說了多少服務社會的美談，卻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做起才好”。這一點也得到了社會輿論的認可，上海《民國日報·婦女週刊》社論曾讚揚民德女校以“社會服務”作為校訓，認為值得其他學校學習，“這實在很可以改正中國婦女一向對於社會漠視的缺點，把西方婦女的精神移植到中國來。新設的成年婦女補習學校，對於這一層，似乎很可以仿行的”。榮美理的這一理念也被該校學生所接受，“（中國婦女）受過教育的太少，並且她們的本性，大半富於服從、機械、奴隸等性，自己既沒有自生的能力，又沒有謀家庭改良的思想”。因而，學校建立伊始，培養目標為“賢妻良母，造福家國”。這一用詞在1924年曾遭到強烈批評，雖然有教員表示校方已經認識到這一問題，將會加以改進，但在1925年的英文版章程中，仍有“幫助婦女成為賢妻良母”的字眼。直到1928年，公開材料才顯示民德女校的宗旨已修改為“改良家庭，服務社會，提高婦女地位”。1930年的中文版章程則去掉了“提高婦女地位”。“改良家庭，服務社會”這一表述成為民德女校的官方話語，此後一直得以保留。民德女校最具特色的是招收失學成年婦女，特別是已婚婦女。在1923年的宣傳材料中，該校明確將招收失學婦女和接收嬰兒列為其特色。因為中國傳統婦女結婚年齡多在16歲左右，一旦婚後步入家庭生活，則難以接受正規教育。即便婦女能夠衝破各種阻礙，也難以找到合適的學校。從1918年建校伊始，民德女校就將招生對象限定在成年失學婦女，無論婚嫁均可；8歲以下的兒童及嬰兒也可以一同入學。學校從建校即設立兒童部，后改稱嬰兒園。與其它幼稚園不同的是，一般幼稚園“只收一歲半到四歲或五歲的，我們嬰兒園的兒童，是可從初生到八足歲為止，其中已達幼稚園年齡的兒童，送入本校的附屬幼稚園”。其作用固然是為了解除入學婦女的後顧之憂，更是為了給學生提供一個實踐專業知識的“實驗室”。在校方看來，中國婦女缺乏家政的專業技能，即便是結婚以後，子女也多由婆婆或傭人照料。通過照料嬰兒的實踐操作，學生不但可以檢驗自己的專業知識，還能夠在和孩子的交往中體驗母親的角色。畢業返回家庭以後，也能夠繼續其教育實踐。民德女校招收已婚婦女以及子女可以隨同入學，既是針對中國社會現狀，也是國內罕見的，“已嫁的女子，原來各女學校（沒有“婦”字的）也都收納，惟帶同嬰孩的母親，少有相當的學校”。榮美理的養女榮仁志（也是民德女校教師）不無得意地稱，該校嬰兒園為中國第一所嬰兒園。101

在招生對象上，隨著學校組織的完善和完全小學的建立，校方放開了對年齡的限制。未嫁女子在14歲以上進入婦女部接受職業教育，14歲以下則分別入讀小學和幼稚園。學制初期分預科、正科、特科三科，前面兩科相當於小學，特科相當於初級中學的水平，總學年先是6年，後改為7年。學生來源方面，雖然學校對招收對象只作性別限制，但實際入讀的學生往往是社會中上階層，下層民眾較少。民德校方1923年的宣傳材料和榮美理1924年發表於《教務雜誌》的文章都顯示，當時學校的學生來源於以下家庭：其丈夫或父親為國內高中或大學學生、公立或教會學校教師、留歐學生、青年會幹事、傳道人、商人、政府官員、醫生、律師、護士、農民。而何仲蕭在1924年則直截了當地說校內學生“都是嬌生慣養的，不是小姐，就是夫人了”。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個原因是學生以已婚婦女為主，能夠進入民德女校讀書者，需得到家庭尤其是丈夫的同意，不僅要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對學生丈夫的文化水平也有較高要求。在1923年的宣傳材料中，校方承認大多數學生之所以前來就讀，都是出於丈夫的強烈要求，下文討論的數個事例也將證明這一點。另一個原因可能和學校收費較高有關。儘管校方否認是貴族學校，但該校的收費在當時是偏高的。以1925年為例，住宿生的收費為每人每年60元，隨同入學的子女每人每年36元，如果超過兩年則為42元。1930年，前述費用分別為90元、50元和70元，如米價上漲，學生還要補足差額。根據學者的研究，1930年吳興縣家庭年均消費為257元，如果學生攜同一名子女入讀，每年需要繳納140元，佔家庭每年生活費的一半還要多。可供對比的是，同一時期上海普通工人月工資最低僅有8元，最高為41元。橫向對比來看，民德女校的收費也是較高的，1937年的統計資料顯示，該校住宿生每學期收56元，同城的教會學校湖郡女中高中20元、初中15元，公立的南潯初級中學20.5元。民德女校相比這些學校收費要高一倍，其中固然有教學內容較多實踐方面的原因，但仍然不是普通家庭可以承擔的。學校課程方面，從1918年到1930年間雖然略有變動，但由於其專業一直以家政和嬰兒看護為主，所以課程大致包含文化知識、專業知識和宗教教育三大類。以1930年為例，保嬰師範系專業必修課包括：教育學、兒童心理、教授法、產婦學、保姆學、看護常識、兒童文學、兒童遊戲；公共必修課：黨義、國文、算術、歷史、地理、音樂、體育衛生；選修課：英語、刺繡、琴學、聖經。家事系專業必修課包括：社會學、家庭經濟、家庭工藝、烹調法、縫紉學、園藝學、家畜飼養、蠶桑學。宗教類課程雖然被列入選修，但學校的宗教色彩並未削弱。正是這一年的12月，浙江省教育廳還專門發出訓令，指責民德女校“教會色彩仍未能盡除”，在宗教課程、宗教儀式方面仍然違反規定，要求“應即嚴飭革除一切宗教之設施；將類似宗教之修身道德選修科取消，並不得設置任何其他類似宗教之科目；星期日應遵章給假，並不得強迫或利誘學生參加禮拜儀式，小學兒童更絕對不得由教員率領行祈禱禮！”或許是無法抗拒政府的強大壓力，民德女校似乎有所改正。在1932年4月浙江省教育廳的訓令中，吳興另一所教會女子中學仍然因“宗教色彩濃厚”受到批評，而民德女校並無此問題。學校所開設的兩個專業尤其是保嬰師範相當獨特，具有不小的影響力。如浙江省教育廳1934年第二學期全省師範學校會考科目也參考民德女校提供的課程。在接受專業訓練後，民德女校畢業生可以擔任初級小學教員以及家庭、學校、醫院等機關的管理員，受到國內輿論廣泛讚譽。除宗教屬性的爭議以外，民德女校在學生管理方面的一些規定也遭到非議，主要是當時女子學校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女生社交自由。民德女校規定學生不能自由外出，只能“赴家屬及保證人來信先行認可之所”，外出購物必須有學校派人跟隨或是家屬來信證明“於規定時間內任其自由出入”。學生收發信件除家屬申明免檢之外，學校有“稽查權”。這些條款旨在防範女學生在校期間201

的越軌行為，在1920年代普遍流行於中國各女子學校，但遭到一些人的猛烈抨擊。民德女校的這些規則同樣被輿論點名批評，但在1925年的英文章程和1930年的中文章程裡，這些條款都被保留。對於教會學校來說，非常看重學生的道德水準。民德女校學生入學有明確的規定，必須是有“端方之品行，健全之身體，並有妥靠之保證人”者才予以接收。其他如禁止飲酒、抽煙、賭博、偷盜等涉及學生道德方面的規定均很詳細，1925年的英文章程甚至規定學生在校內必須穿黑色的裙子和襪子，而且裙子長度要合適；1930年的中文章程則用比較含混的“學生衣衫均以儉樸為主”代替。由於民德女校附帶兒童部，所以有些規定也比較有特色。如雖然禁止學生雇傭僕人進校，但特別指出女生如果帶超過1名子女入校，僕人可在指定時間內進校幫助洗衣；在母親生病時，僕人同樣可以進校。當母親上課時，嬰兒由專門的人員看護；母親下課之後至子女就寢，則自行負責看護。通過創設當時嚴重缺乏的失學成人婦女學校，提供獨特的家政專業訓練，招收已婚婦女和子女一同入學，民德女校在女子職業教育領域可謂獨樹一幟。但教會學校的屬性，使其無法擺脫國內政治運動的衝擊。三、所辦為何？———圍繞吳興民德女子學校之“爭論”1924年10月，上海《婦女雜誌》刊登了北京讀者“谷萬川”與該刊主編“章錫琛”的往來通信。在信中，谷萬川不但猛烈抨擊吳興民德女校，也對章錫琛代表《婦女雜誌》向讀者推薦該校的做法極為不滿。在谷萬川看來，中國“果然除此以外，別沒個婦女適當學校嗎？”一石激起千層浪，由此引發了一場關於民德女子學校的“爭論”。作為民國時期知名的婦女刊物，《婦女雜誌》在第二任主編章錫琛領導下，於五四運動後關注社會問題，成為國內女子解放思想的重要輿論平台，甚至多有出格言論。在1920年代初期婦女解放的思想爭鳴中，對失學婦女的教育問題關注較少。1922年的《婦女雜誌》3月號刊登了幾篇討論救濟成年失學婦女的文章，引發了讀者關注。1923年6月，讀者“葉健行”專門就其夫人教育問題向章錫琛寫信求助，並希望《婦女雜誌》能夠圍繞成年失學婦女的教育問題展開討論。章錫琛在回信中除提及該雜誌前一年刊登的相關文章外，並向葉健行建議，“尊夫人要讀書，最好進一種招收成年失學女子的學校。如浙江湖州的進德女校，是專收這類學生的。”時隔不到半年，該雜誌第11號再度刊登了浙江長興讀者“許本源”和章錫琛討論成年失學婦女教育的往來通訊。許本源面臨和葉健行類似的問題，他希望妻子通過“求學”來解決經濟獨立和服務社會的問題。他打算讓妻子去離長興不遠的民德女校讀書，在他看來，這是“失學成年婦女們的求學的一個良好場所”，但他的妻子並不願意，雙方由此產生嚴重衝突。章錫琛認為，求學如果單純出於經濟考慮，則沒有必要，因為其妻從事家政也做了經濟貢獻，何況不識字也能找到適合的工作；讀書若是為了學習文化知識，則無論是否按時畢業，顯然都是有益的。章錫琛特別提到，他對於民德女校在提高學生文化知識方面的情況並不了解，“進德的情形我沒有曉得”，倒是推薦了上海一所學校興辦的成年人補習班。章錫琛在前後半年之內，對民德女校先是強烈推薦，後則表示一無所知，這種表態看似矛盾，其實恰恰說明民德女校在外界的印象中是以成年婦女“家政”訓練而知名的。在《婦女雜誌》連續就成年失學婦女問題進行通信討論之後，終於引發了全國範圍的關注。儘管前述通信多次提及吳興民德女校，但雜誌主編章錫琛及大多數讀者對該校的了解並不深入。僅僅隔了兩個月，《婦女雜誌》1924年第1號就刊登了一封介紹民德女子學校情況的通信，作者卞樹錕係民德女校教師，他正是在閱讀了許本源和章錫琛的通信討論後“引起了我的感想”。卞樹錕認301

為，中國成年婦女沒有機會讀書，而民德女校恰是“使得歲數大的婦女們到本校裡讀書，將來他們的家庭，成為完美的，或出來做一點事，得著經濟獨立的能力”。隨後他簡要介紹了民德女校優越的教學條件、良好的師資、完善的兒童部以及較低的學雜費等。在他看來，民德女校“出乎其類，拔乎其萃”、“雖不完全，似乎在中國地方，沒有別的學校可來比較一下”。為了展示民德女校在物質方面“無一不精美而合於衛生”，卞樹錕還特別附上學校校舍照片，並被刊登在雜誌上。卞樹錕寫信的目的，不僅僅是解決許本源與章錫琛討論的問題，他也很坦然地說希望章錫琛“代為介紹年長的婦女進入本校”，並將民德女校介紹給社會各界。章錫琛較為少見地並未將給卞樹錕的覆信一同刊登，抑或是根本沒有回信，但卻引來了谷萬川的猛烈抨擊。卞樹錕對民德女校的溢美之詞，激發了谷萬川的興趣。於是，他向民德女校索取該校章程。谷萬川在給《婦女雜誌》的通信中表示，在他“很歡喜地翻閱章程細瞧的時候，頭一頁就便看見大書特書著”學校的宗旨“在輔助婦女，使為賢妻，為良母”。第二頁學生規則有“學生出校訪友，或購物，必須有本校所信任者一人為伴……學生接見賓客及收發信件，本校有稽查之權……學生除疾病外，每逢星期，赴禮拜堂聽講”。谷萬川用“駭人聽聞的條文”來形容這些條款。而對於另外一條“學生如為基督徒，宜教兒女虔心祈禱”者，“酌予操行分數”，直接以“真是豈有此理”來概括。他認為，這是校方以學習成績“鼓誘”學生，強迫學生向兒女傳教。在對民德女校加以抨擊後，他在信末反問章錫琛，中國是否沒有其他女子學校了？並建議他以後應當介紹一些不帶上帝色彩的學校。尤為特別的是，谷萬川並未用當時通行的公元紀年作為落款時間，而是寫為“五四紀念日”，其中所隱含的反帝和批判基督教的意味非常明顯。對於上述言辭激烈的抨擊，章錫琛一一加以回應。關於卞樹錕對民德女校的過譽之詞，章錫琛認為，“卞君係進德校的教師，替本校鼓吹得好一點，原是當然的事。”至於谷萬川指責民德女校帶有濃厚的基督教色彩乃至強迫學生信教，以及限制學生自由，在章錫琛看來，“卻是現在教會學校及國內多數女學校共有的缺點，不能獨責進德校的”。章錫琛的回應，看似有為民德女校開脫之嫌，但並未否認該校的問題，而更像是在緩解谷萬川激烈的情緒。針對谷萬川要求介紹非基督教性質學校的建議，章錫琛的回覆是“在諾大的中國，當然很多，但因我們囚在編輯室中，不能外出考察，所以很難列舉，還望原諒”，不無反擊之意。其實早在一年前，已經有另外一份更加著名的報紙對民德女子學校的某些規章制度提出質疑。1923年12月12日，上海《民國日報·婦女週刊》刊登了“奚明”的一個社評，開篇就點出民德女校的宗旨“在於傳播基督教”，但並未加以批判。作者在閱讀該校章程以後，對其中的一些管理制度提出批評。如民德女校為了表示反對多妻制度，凡是做人妾的婦女進校，畢業時只有修業證書，不發畢業證。奚明以為，“因為中國作妾的人，本是被父母或他人所賣，與奴婢一樣，出於自主的可說很少，所以伊是無罪的。”退後一步，就算是女子主動做妾，那麼學校又該如何對待多妻家庭中的“妻子”呢？因而，民德學校在這一點上是不公平的。他同樣注意到了校方對於學生在校自由的侵犯，認為可以再加斟酌。面對谷萬川的指責，民德女子學校另外一名教師何仲蕭很快做出回應，《婦女雜誌》1924年第12號刊登了他的長文《關於吳興進德婦女學校的報告並答谷萬川先生》。何仲蕭首先指出，谷萬川所閱讀的章程為1922年的舊版本，很多地方已經修改。他承認該校原來的宗旨的確不妥，已經修正為“教育婦女，使能改良家庭，服務社會”。對於校方限制學生自由權利的規則，何仲蕭則以為有待商榷。在他看來，學生的權利自然應當得到尊重，但很多女學校的學生往往不能很好地利用這種自由。因學生濫用自由並引發禍端後，承擔責任的卻是校方，這對學校管理者而言並不公平。故401

何仲蕭以為，在當時國內教育界的實際情況下，特別是女學生“她們自己不爭氣”，為其爭取“完全的自由”“恐怕還是害多益少吧！”雖然何仲蕭本人是基督徒，卻對教會學校的宗教問題和谷萬川有某些相似的看法。他十分贊同在國立學校將宗教和教育分開，然而他認為，中國政府並無能力收回外國人在華所辦的學校，由此推測他默認了在教會學校內可以進行宗教教育。何仲蕭更是明確指出，民德女校“宗教教育以外的”課程是中國社會所亟需的，而且該校“雖然不能盡如外邊人所期望的，他對於婦女教育的提倡，也總得引起國內多少人的注意，而給他一個相當的地位了”。在民德女校無法取代的情況下，“卻又因為他是一個教會學校，不讓求學如渴的年長失學的婦女們在他的裡面受一些適用的教育……空讓一般年長失學的婦女們沉悶地等著像谷先生理想中所有的婦女學校之開辦，望穿了眼白盡了頭髮”。何仲蕭並未否認民德女校的種種缺點，尤其是基督教屬性，但他卻避談教會學校的宗教教育，而是從當時中國社會對女子職業教育的需求來回應，希望各界人士“平心靜氣地給他一些具體的、有益的批評和建議”。谷萬川的抨擊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受到社會運動的影響。在1922年初掀起的聲勢浩大的非基督教運動中，教會學校成為打擊的重點。在此基礎上，以1924年4月22日廣州聖三一學校要求“收回教育權”的學潮為起點，非基督教運動再度席捲全國。這場運動的主要政治訴求包括教會學校向中國政府立案、註冊，要求教會學校停止宗教類課程，不再強迫學生參加宗教儀式。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就不難理解谷萬川貌似激烈的批評意見與當時流行的反基督教話語相呼應。對於何仲蕭的文章，谷萬川沒有做出回應，但關於民德女校的爭論並未就此偃旗息鼓。讀者“董紹求”在閱讀了何仲蕭發表於《婦女雜誌》的文章後，於1925年初給他寫了一封信。董紹求在信中坦言，他和一位朋友都面臨如何為妻子選擇一所合適學校的問題，他的朋友甚至赴吳興民德女校實地考察，但仍猶豫不決。如同何仲蕭所言，他們肯定民德女校確實是中國婦女教育所需，但最擔憂的問題和外界批評完全一致，即該校的宗教色彩過於濃厚。既然何仲蕭也同意宗教和教育應當分離，所以董紹求期盼何仲蕭利用教員的身份，建議校方將“分別信教非信教之學生，免除非信教學生之一切宗教功課”寫入章程。在學校管理方面，董紹求認為校方的規章制度治標不治本，反而“似係迎合舊社會的心理”。在他看來，該校只有向學生傳授“性的衛生知識”、“性道德”等知識，才能徹底解決男女社交及相關問題。表面看來，董紹求似乎站在谷萬川一邊，反對何仲蕭，但他直白地說並非如此，因為他“是百二十分的希望有個完善的婦女學校如貴校者，以便我妻可以得一讀書地”。同時刊登的何仲蕭回函則顯示，他此時已和民德女校解約，任教於定海中學。雖然他無法再就民德女校做出實際的工作，卻答應就失學婦女教育問題再做討論。果然，僅僅過了一個月，《婦女雜誌》1925年5月號上就刊登了何仲蕭的《失學婦女教育問題》。此文延續了有關民德女校宗教問題的討論，何仲蕭將此前對民德女校的批評意見概括為宗教色彩過於濃厚和學校管理辦法陳舊。對於董紹求“策勵我進行改革的運動，使進德學校可以多得些國內人士的同情”，何仲蕭表示自己“無能為力”，主要原因在於，外國人辦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傳教，“除非設法使他們不辦，要想一個教會學校———像進德學校———廢除道學和一切關於宗教儀式的遵守，那是斷斷得不到他們讚許的事”。此外，他已和民德女校解除關係，自然不可能有所作為。頗令人玩味的是，何仲蕭是由於1924年江浙戰爭導致民德女校暫時停辦，所以才“脫離關係”。但即便何仲蕭仍然在校，面對“像進德學校掌權者的自信力和獨裁手段”，他坦言自己還是無法有所作為。何仲蕭在此前為民德女校辯護的文章，不但沒有指責校方，對於外國人在中國興辦教育的弊端501

也不置一詞。此刻，他卻完全拋去了顧忌，指出中國只有幾所外國人辦的失學婦女學校，但外國人對“中國的國民性不曾完全了解，所以他們所辦的婦女教育還不配算作真正的中國失學婦女教育”。何仲蕭本人是基督徒，這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他對教會學校的宗教問題點到即止。但對於外國人掌握了中國失學婦女教育權，他呼籲中國人應積極主動從事這項工作，並提出了較為系統的解決方案，大聲疾呼社會各界推行“失學婦女教育大運動”。但這場以《婦女雜誌》為討論陣地，由吳興民德女校引發的失學婦女教育問題，卻走向了終結。這場爭論雖然範圍不大，也未得出一個結論，社會影響力更無法與1924年的收回教育權運動相提並論，卻提示我們應注意，基督教會所辦的成年婦女學校是順應了社會的廣泛需要才得以生根發芽，以至於很多人可以容忍其傳教的一面。無論是批評還是為吳興民德女校辯護者，都承認一個事實，即學校具有濃厚的基督教色彩。在非基督教運動的時代浪潮下，教會學校雖然可能會做出某些讓步，卻依然堅持其傳教宗旨，不願減少宗教課程。民德女子學校直到1930年還因宗教課程設置和宗教儀式遭到浙江省教育廳的批評，從中可見一斑。四、結語1940年，榮美理應邀就婦女問題為《真光》雜誌撰文，她不無感慨地發出疑問：“今日中國的青年婦女，實在相信中國的將來，是託付在她們的身上嗎？”基於從事婦女教育工作近三十年的經歷，榮美理認為，當時中國仍然非常缺乏能夠服務家庭的專業人才。民德女校可以向其學生提供嬰兒看護和服務家庭方面的訓練，但絕大多數中國婦女不僅未能意識到自身知識和技能的不足，更得不到受訓的機會。至1930年代，民德女校以獨具特色的專業訓練和辦學方法，仍被認為是國內罕見的婦女職業學校，這不能不讓榮美理提醒中國婦女注意服務家庭和社會的素質。民德女子學校所推行的職業教育，並未讓榮美理感到滿意，基督化家庭才是她認為中國所需要的，而宗教色彩恰恰是阻礙中國婦女進入民德女校最大的障礙。1921年和1925年，北洋政府先後發布關於教會學校立案的命令，以強力手段收回教育主權。而1924年興起的收回教育權運動，從社會運動層面將教會學校的問題暴露在中國人面前。對此，中外教會人士在恐慌之餘，也積極以註冊的方式來應對。吳興民德女子學校在北洋時期是否立案，目前並不可知，而校長改由中國人施振林擔任，可視作適應中國政治局勢變化的表現。在學校1930年的中文版章程中，幾乎不見涉及基督教的字眼。根據周東華的研究，浙江基督教中學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大多數已在1931年完成註冊，只有少數幾所學校例外。民德女子學校正是在該年底向教育部提交了立案請求，至1932年初獲得通過。1934年改名為簡易師範後，再度立案。從這些不多的資料中，可以看出民德女校在1930年代後期不斷適應中國社會的變化。吳興民德女子學校的歷史表明，儘管近代基督教會所辦的女子職業教育針對中國社會實際狀況而興起，受到中國民眾的廣泛歡迎，但仍然擺脫不了教會學校在時代浪潮下經受衝擊的相似命運。①傅學文編：《邵力子文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64頁。②茅盾：《茅盾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第22～27頁；第28頁。③學界比較典型的研究如李湘敏：《基督教教育與近代中國婦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朱峰：601

《基督教與近代中國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與華南女大比較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整體的研究概述可見戴懿華（MelissaDale）：《從近年英文學術著作看婦女與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的研究現狀》，載陶飛亞主編：《性別與歷史：近代中國婦女與基督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劉文娜：《近30年來有關中國女性與基督教研究述評》，北京：《婦女研究論叢》，2016年第2期。④關於民國時期婦女職業教育研究的綜述，見陳文聯、張亞芳：《近二十年民國時期婦女職業問題研究回顧與思考》，南昌：《南昌航空大學學報》，2017年第3期。⑤吳立樂編：《浸會在華佈道百年略史》，上海：上海浸會書局，1936年，第115、124頁。⑥榮美理：《女學成立之預告》，上海：《興華》，1917年第14卷第36期。⑦《吳興私立民德婦女職業學校學則附小學部及幼稚園簡章》，吳興私立民德婦女職業學校，1930年，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⑧KennethGrayHobart,AComparativeHistoryoftheEastandSouthChinaMissionsoftheAmericanBaptistForeignMissionSociety,1822⁃1935,Ph.D.Dis⁃sertation,YaleUniversity,1937,p.540.⑨俞秀文：《江浙粵桂師範學校及小學參觀報告：私立民德保嬰科簡易師範學校》，廣州：《教育研究》，1936年12月第72期。為行文方便，文中統一稱為“民德女子學校”。⑩上述資料以公立學校為主，未統計基督教會所辦學校，見喬素玲：《教育與女性———近代中國女子教育與知識女性覺醒（1840⁃1921）》，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7～43頁。TheChinaMissionYearBook,1916,Shanghai:TheChristianLiteratureSocietyForChina,1916,pp.266⁃284.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1901⁃1920年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1143頁。RobertG.Torbet,Ventureoffaith:theStoryoftheA⁃mericanBaptistForeignMissionSocietyandtheWomansAmericanBaptistForeignMissionSociety,1814⁃1954,Philadelphia:JudsonPress,1955,p.530.《紀吳興進德婦女學校，女界之明星》，上海：《申報》，1919年7月21日。吳致鏗：《介紹吳興進德女學校》，上海：《滬江大學月刊》，1918年第7卷第3期；謝琳美：《吳興進德婦女學校發達之情形》，上海：《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1919年第846期。該校後來也曾多次在《申報》刊登招生廣告。黃育聰、高少峰：《家政系與1920年代女子高等教育觀———以燕京大學家政系為核心》，湖南永州：《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華東區基督化家庭運動領袖研究會紀實》，上海：《中華歸主》，1931年第112期；OrthaM.Lane,Chris⁃tianizingTheHome,TheChineseRecorder,1931,No.3.《慈幼會執委開會紀》，上海：《申報》，1930年12月24日。資料來源：《紀吳興進德婦女學校，女界之明星》；《湖州進德婦女學校第二次畢業式》，上海：《申報》，1920年5月11日；ElizabethPepys,ASchoolofMoth⁃ercraft,TheNorth⁃ChinaDailyNews,1923.6.9；俞秀文：《江浙粵桂師範學校及小學參觀報告：私立民德保嬰科簡易師範學校》；許晚成編：《全國大中小學調查錄》，上海：龍文書店，1937年，第66頁。《學校匯訊：民德女校》，上海：《申報》，1940年6月29日。《本學期行政概況》，上海：《華東聯中期刊》，1941年第6期；榮仁志：《那一個父母不愛兒童———介紹民德女校嬰兒園》，上海：《健康家庭》，1940年第2卷第5期。《吳興民德小學》，上海：《普福鐘》，1948年第9期。MaryI.Jones,SchoolofMothercraft,Huchow,Chekiang,TheChineseRecorder,1924,No.10.WomansAmericanBaptistForeignMissionarySo⁃ciety,Catalogue:TheMemorialSchoolofMothercraftHuchow,Chekiang,China,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925,p.14;p.3.MaryI.Jones,TheSchoolofMothercraft,NewYork:TheGeneralBoardofPromotionofTheNorthernBaptistConventionfortheWomansAmericanBaptist701

ForeignMissionSociety,undated,AmericanBaptistHis⁃toricalSociety藏。《湖州進德婦女學校第二次畢業式》，上海：《申報》，1920年5月11日。何仲蕭：《關於吳興進德婦女學校的報告並答谷萬川先生》，上海：《婦女雜誌》，1924年第10卷第12號。奚明：《社評（一）》，上海：《民國日報·婦女週刊》，第17號（1923年12月12日）。沈秀珠：《我校對教育上的新設施》，上海：《婦女雜誌》，1922年第8卷第8號。《吳興私立民德婦女學校招生廣告》，上海：《申報》，1928年2月5日。ACatechismOnTheSchoolofMothercraft,1923.4.15,p.1,p.5;pp.4⁃5,AmericanBaptistHistoricalSo⁃ciety藏。榮仁芳：《中國第一個嬰兒園：湖州民德婦女職業學校附屬嬰兒園》，上海：《兒童教育》，1931年第3卷第9期。王玉茹：《近代中國物價、工資和生活水平研究》，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21、105頁。許晚成編：《全國大中小學調查錄》，第66頁。《訓令第一六八二號》，杭州：《浙江教育行政週刊》，1930年第2卷第17期。《據視察員徐元璞呈報視察該縣私立湖郡女子初中及私立民德婦女初職狀況令知應行改進各點仰分別轉飭遵照》，杭州：《浙江教育行政週刊》，1932年第3卷第33期。《二十三年度第二學期各級師範學校會考科目表》，載《浙江省現行法規彙編（二十三、二十四年份）》，杭州：浙江省秘書處，1936年，第614頁。谷萬川：《通訊：五十》，上海：《婦女雜誌》，1924年第10卷第7號。《婦女雜誌》創刊於1915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主辦，1931年停刊，被學界譽為“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婦女刊物之一”，對於近代中國婦女思想解放具有重要影響，見陳靜、姜彥臣：《〈婦女雜誌〉研究述評》，濟南：《濟南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通訊：成年失學婦女的就學問題》，上海：《婦女雜誌》，1923年第9卷第6號。《通訊：失學婦女的求學問題》，上海：《婦女雜誌》，1923年第9卷第11號。如在給葉健行的回信中，章錫琛先推薦吳興民德女校，還提到了紹興成章女校的成年補習班。成章女校隨後專門寫文章進行“自我宣傳”，並寄來了學校章程，見《紹興成章女校成年補習班的詳情附章程》，上海：《婦女雜誌》，1923年第9卷第10號。同一期還有一名上海讀者就失學婦女問題建議雜誌多加討論，見譚祥烈：《通訊：婦女雜誌與失學婦女》。卞樹錕：《通訊：十四》，上海：《婦女雜誌》，1924年第10卷第1號。見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1922⁃1927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通訊：婦女學校與教會教育》，上海：《婦女雜誌》，1925年第11卷第4號。何仲蕭：《失學婦女教育問題》，上海：《婦女雜誌》，1925年第11卷第5號。榮美理：《敬告青年婦女》，任大齡譯，上海：《真光》，1940年第39卷第10號。胡衛清：《普遍主義的挑戰：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0～383頁。周東華：《民國浙江基督教教育研究———以“身份建構”與“本色之路”為視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123～125頁。《教部最近核准備案私中》，上海：《申報》，1932年1月15日；《各省市最近一年教部核准備案之私中》，上海：《申報》，1935年8月17日。作者簡介：王淼，湖州師範學院歷史系講師，博士。浙江湖州　313000［責任編輯　陳志雄］80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眾所周知,綜合性學術期刊在學術研究中擔當着重要的學術交流平台作用。在當前“計量時代”的背景下,怎樣認識和看待學術研究與學術期刊的相互關係,將決定我們應該如何塑造一本學術刊物,這也是當前大多數綜合性學術期刊所共同關注的。劉京希教授的《化危為機:計量時代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困境與出路》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很有見地的思路。京希兄是期刊界的資深主編,對當前綜合性學術期刊面臨的困境與出路,深知箇中三昧。如其所言,撰寫本文的立意在於秉持學術為本的主體性立場,將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置於大數據尤其是計量時代的歷史場景,考察其生存與發展的處境及困局,探尋其脫解之道,展望其未來的可能前景。作者將其如何應對當前困局之策歸納為“形塑風格,堅守自我,順勢而為”十二個字,提出了走“小綜合,專題化”的“中間態”辦刊路徑,使傳統人文社科期刊兼具綜合刊、專業刊及專題刊的各自特長;以問題凝練學科,而非以學科切割問題,通過超學科問題的凝練,實現學科之間的有機融合,形成融合性學術生態;進行可持續的專題性選題策劃與組織,提高期刊內容的集中度,實現集約與集群效應;以凸顯特色、個性和品牌為前提的“歸核化”經營,構建以主導性問題欄目為軸心的同心多元體系。京希兄的這四招應對之策,也許是跳脫這一困境可供參考之選擇。學術發表中堅持平等價值觀,在出版理論和現實工作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論題,對於知識創新和人類知識增長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只有貫徹平等價值觀,才能促進人類知識的可持續增長。何雲峰教授提出的在國際和國內學術發表中的平等價值觀困境及其脫困出路的探索,其研究思路值得學術界和期刊界同仁的重視。針對如何擺脫學術發表中平等價值觀困境的出路,雲峰兄首先探討了國際期刊界普遍採用的編委國際化、自然來稿制度、同行評議制度、編輯倫理約束等舉措。作者認為,學術發表是私人性個體知識向公共知識轉化的關鍵環節。在某種意義上,學術發表中的平等價值觀,比其他領域踐行平等價值觀更具有標竿意義。對於國內學界的探索努力,作者也給予了積極的評價———規範“版面費”,防止金錢因素對學術發表的干擾;推行匿名審稿制度,減少作者身份標籤對平等發表的不利影響;提高期刊和作者的自律意識,減少不誠實引用對平等發表的損害等等,目的都是為了在學術發表中倡導平等價值觀。作者特別強調,學術管理部門必須克服簡單主義,反對選擇性地單獨遵從某一評價系統,同時還要摒棄以刊評文的做法,應該平等對待各期刊,平等對待各個作者發表的論文,一切應按照知識創新本身去加以評價。學術發表中堅持平等價值觀涉及編輯、期刊運作機制、作者投稿等方方面面。值得欣慰的是,學界正在積極採取各種應對措施,以擺脫當前存在的困局與干擾。學術期刊在解決平等發表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鄭珊珊則就當前融媒體時代學術共享的期刊參與做了相當深入的研究。作者是新一代較早擁抱新媒體並富於學術激情的“80後”編輯。隨着互聯網的普及與快速發展,學術共享越來越被人寄予厚望。作者就聯合學術共同體構建新型學術公共平台、借助互聯網建立學術傳播新秩序、建設新型複合型期刊編輯隊伍等議題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這是頗為可貴的。學術共享是期刊的建設目標和努力方向,融媒體也是大勢所趨。以何種姿態擁抱新技術,如何在融媒體轉型與學術共享中實現期刊的獨特價值?如何在轉型發展與堅守傳統中尋求平衡?這些對於期刊參與學術共享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值得繼續深入探討。面對融媒體時代的到來,你準備好了嗎?　　(劉澤生)90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化危為機:計量時代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困境與出路劉京希[提　要]　學術期刊之本質,一個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在量化思維盛行的計量時代,卻成為業界的持續性熱門話題。體制性因素的介入,使得量化評價體系被行政性異化,成為絕對性、排他性甚至強制性評價標準,而被抬升至宰制性地位,形成事實上的“一刀切”式“量化剃刀”,以之格式化地裁切所有期刊,而無視期刊尤其是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學科特性不同、風格迥異所造成的差異化發展生態。對於深陷外部評價困境的綜合性學術期刊而言,走“小綜合,專題化”的“中間態”辦刊路徑;以問題凝練學科,而非以學科切割問題;提高期刊内容的集中度,獲致集約與集群效應;以凸顯特色、個性和品牌為前提的“歸核化”經營,構建以主導性問題欄目為軸心的同心多元體系,也許是跳脫這一困境,固守和張揚期刊自我風格的主動性與主體性選擇。[關鍵詞]　計量時代　計量思維　評價正義　量化評價　定性評價　綜合性期刊[中圖分類號]　C0;G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110-13對於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從業者而言,怎樣認識和看待學術研究與學術期刊,決定了我們將怎樣塑造一本學術期刊。從對於事物的認知也即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待學術期刊,它應當是有生命、有性格的鮮活的存在,更應當是一個主體性的存在。也就是說,它應當有主格、有品格、有刊格,它應當有自身的學術追求,以物化的形態被塑造成為個性化的精神存在,以承載與踐行其豐富和繁榮學術事業的使命。因此,就其存在的價值和使命而言,學術期刊所最不應當成為的,是從業者藉以追求功利性外在目標的工具性客體———學術期刊這一事物自打出現以來,就未曾被賦予這樣一項職能。當然,那種一兩頁一篇,一本期刊一期發表上百篇的所謂論文,肯定已經不能再被定義為學術期刊了。就此意義而言,從業者只有以上述眼界來看待、認知進而經營和建設一本學術期刊,才有可能使之成為富有其本原價值的物質呈現和精神質性;進而,從業者的存在意義和職業價值才可得以最深層次的認知與發掘。在這裡,從業者的存在意義已經與期刊的學術價值融為一體。學術期刊之本質,這個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在計量思維盛行的計量時代,卻不期然成為問題。尤其是對於深具中國特色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及其從業者而言,在量化評價一統江湖011

的格局之下,其左支右絀、進退失據的窘態,更加暴露無遺。在此背景之下,對於計量時代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所面對的困境及其突圍的路徑予以探討,顯然仍有其必要。本文的立意,即在於將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置於大數據尤其是計量時代的歷史場景,考察其生存與發展的處境及困局,探尋其脫解之道,展望其未來的可能前景。一、計量時代、計量思維與量化評價大約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人類從工業社會進入到以計算機技術為標誌的信息化社會。之於後發的中國大陸,則是在世紀之交,以工業化與信息化相交混的方式,全面進入信息化社會。就是這歷時短短二十載的信息化時代,之於學術期刊界而言,則尤顯漫長。其原因在於,就是在這短促的二十載之間,刊界便經歷了從大數據時代到計量時代的兩次蜕變!無疑,我們早已邁入以互聯網為標誌的信息時代。而隨着網絡信息技術的進步與飛躍,“大數據”成為這一時代的新特徵,表徵着一種新的文明形態的產生。如果說,信息社會的初期階段,其主要特徵是以信息技術為主體,重點是創造和開發知識;那麽,信息社會的近前階段,則是在創造與開發知識的同時,轉而進入數據應用與無限擴展的新場景。因此,有人把以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為代表的“大數據時代”稱為“數字文明時代”,因為它以全新的思維方式,全新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全新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而由互聯網應用這種生產方式所促生的新的生產關係,定將是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這樣的問題也必將影響社會制度的變遷和世界格局的改變,因此人類必須面對數字文明時代來臨時的一切現實問題。①這個新場景,在筆者看來,又可切分為“大數據時代”和以之為基礎的“計量時代”。也許,有賴於大數據技術的支持和鋪墊,由信息化時代而計量時代,看似成為歷史的必然。前者的特質是以海量信息為資源形成客觀性數據庫,以為政府、社會與大衆提供單純的數據服務;後者則是以基於海量信息的篩選、計量與考核為特徵,如此就形成了有賴於大數據的所謂量化客觀評價特質。從對於事物予以評價與考核的角度來看,把當下時代稱之為“計量時代”,恐怕再貼切不過了。因為它涉及的不僅僅是數據的幾何級數的暴增與便捷的網絡檢索,而且是通過對數據的規範化分類處理,進而以之為依據,進行數據計量和評價。如此,我們所遭遇到的首要問題,便是如何看待和定義“計量時代”。要弄清“計量時代”之所指,首先需要明確“計量”之要義。按照“百度”提供的定義,所謂計量,即利用技術與法制手段實現單位統一和量值準確可靠的測量。任何測量都要有一個統一的體現計量單位的量作為標準,這樣的量稱作計量標準。而計量之要旨,僅僅有計量單位的量的標準是不夠的;它更加須臾不可離的,是量值的傳遞和保證量值統一所必須採取的措施、規程和法律制度。失去規程和相應法度的規定與推行,計量標準便只具有形式意義。由此便知,所謂“計量時代”,即是基於海量數據信息,以信息技術為工具,以數據計量做為對任何事物進行衡量、評價與考核之標準的時代。比如廣泛存在於經濟領域的GDP考核,行政領域的“一票否決制”,高教領域的年度綜合排名,科研領域的“來源期刊”發文量排序等等,不一而足,充斥於各領域、各部門、各行業。這樣一個以數據為標準、拿數據說話、唯計量是從的時代,難道還不可謂之“計量時代”?如果我們認可這樣一種基於技術的文明形態,那它也是一種較為低級的文明形態。原因很簡單,它基於一種以量化評價為特質的同一性思維或一元化思維。這種思維在哲學上看無疑是有欠111

發達的思維形態,而以此種思維方式所呈現出的文明形態,能夠稱得上高級文明形態嗎?計量時代,不過是這個時代的顯性特徵。其隱性質性,則在於無所不在的計量思維,和與之相表裡的量化評價。所謂計量思維,概指凡涉及對於事物與人的行為的定評,均以計量或量化為衡量與取捨之首要標準的理念或思想。前述廣泛存在於經濟領域的GDP考核等等,無不是拿數據說話之計量思維的產物和作為,進而形成風靡一時之量化評價。而所謂量化評價,是指通過評價要素設定和數據分析的方式,對事物的發展過程和結果進行描述、解析,進而得出數量化結論的評價方式。即在評價一類事物或現象時,首先予以數字分類;然後進行同類要素之間的量化比較;最後完成加總排序,從而反映其高下優劣,以便起到評價的作用,達致量化評價的效果。各省GDP年度增長率的横向比較與排名,即是典型一例。GDP排名關涉地方政府及其首腦的政績評價,事關地方政府首腦的前程與命運,因此,對於這些年所出現的日趨瘋狂的“GDP崇拜”現象,自然便不難理解了。量化評價又被稱作定量評價,從而與定性評價相對應。比起帶有主觀性和或然性的定性評價,由於量化評價具有模塊化、公式化、計量化、定量化、形式化因而簡便易行的獨特優勢,深受相關管理部門、統計部門和評價體系的青睞而風頭正勁。但正是因此,它的弊端也同樣顯明,茲容後敍。二、量化評價:是非自有評說計量思維與量化評價風潮的盛行,表現在與學術期刊界切近的科研領域,那便是教學科研單位之間、學者個人之間僅限於來源期刊之發文的量化比較、競爭與考評。這一風潮,發端於量化評價體系被行政化之後的本世紀之初。自此以後,如何挖空心思地進入來源期刊方陣,或者不被這條“客船”無情地抛入波濤洶湧的大海而淹没,成為所有學術期刊辦刊人的心結。其偏執之至,以致於原本代表着學者學術積累之最高水平的學術專著的寫作與出版,因為在考評過程中並不被作為首要考核要素計入量化“工分”,而遭致普遍性冷落。歷史學家何兆武先生在2011年曾經不無憂慮地講過一個有關學術人才評價的故事,並且委婉地指出我們的人才評價體系的問題之所在:我在歷史研究所的時候,一次評職稱,有個同事叫嚷:“我有一百萬字。”我當時就很不以為然,你怎麽論字數啊?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才幾個字?照這麽說牛頓根本不用評了。而且萬有引力定律搞了十七年,按照我們的規定他十七年都評不上。愛因斯坦的晚年要搞統一場論,結果没有成功,但没成功他仍是第一流的學者,放在我們現在的體制裡就行不通。我們這些年改革開放,等於轉到一個新的軌道上來,可是還没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新辦法。②在國際學術期刊領域的量化評價,以SCI、SSCI指標最為人所重。而僅就本文所及的人文社科學術期刊領域來看,國内量化思維及其評價體系在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界的萌芽與嘗試,大約始於上個世紀末,至今也就是二十餘年時間,已然落地生根,一統江湖。驀然回首,似乎就在一瞬間。而經過這短短二十餘年近乎慘烈的競爭與搏殺,逐步形成了以A刊、B刊、C刊為代表的三足鼎立的量化評價體系格局。③就目前態勢和可見前景而言,三者之中,C刊尤其佔據並錨定更為強勢的有利地位。而今,諸般科研單位及其主管、主辦部門,在各類各層科研成果考評之中,無不以C刊為標尺,去衡量所發成果的多寡和優劣。雖然,各學術主辦單位另有根據自身情況所制訂的、用於内部掌握的期刊分級目錄,但大致不出C刊範圍。這樣的評價體系設計,就在客觀上形成了“以刊評文”的奇特現象。換句話說,只要是發表在211

來源刊的文章,因其“出身高貴”,便是好文章。這種“文以刊貴”、“人以文貴”之“唯出身論”、“唯成分論”的不合理評價取向,早已為國際學界所詬病。本庶佑曾深有感觸地說,有一種傾向,認為文章發表在有名的刊物上就是一流的工作。但是,與許多人的想象不同,真正一流的工作往往没有在頂級刊物上發表。這是因為,一流的工作往往推翻了定論,因此不受人待見,評審員會給你提很多負面的意見,你的文章也上不了頂級刊物。迎合時代風向的文章比較容易被接受,否則的話,需要花費較長時間才能獲得認可。我認為《自然》、《科學》這些雜誌上的觀點有九成是不正確的,論文發表十年之後,還能被認為是正確的只剩下一成。④但在同行評議制度尚不成熟的國内學界,“以刊評文”便成為一種無奈的選擇。從學術期刊評價體系自身發展歷程來看,它的“初心”並非在評價,而是在數據服務。包括SSCI,其創設的初衷,便是為作者更加合理與準確地選擇期刊以投稿,提供一個數據性參考。也許,正是大數據時代的來臨,為這些平台從數據庫轉型為評價體系提供了外部環境條件。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從數據庫的服務職能轉型為評價體系之考評職能,内中所隱含的主觀性權力追求與獲取衝動,乃是完成此一轉型的更為根本的因素。換言之,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初時在本質上只是一種便利於文獻檢索的引文數據庫(包括SCI,是目前國際上公認的最具權威的科技文獻檢索工具,以及科研評價的依據)。一方面,它為圖書館、閱覽室和讀者訂閱期刊,為作者投稿提供了一個關涉期刊質量與發稿趣尚的觀察視角;另一方面,它讓辦刊人直觀地了解到以影響因子為表徵的客觀數據指標,由此從一個側面清晰地研判一本期刊在業界所處的位置與狀況、優長和不足,以便辦刊人作出針對性的應對舉措,這是數字時代所帶來的數據便利。也因此,客觀地說,評價體系的出現與存在,對於學術期刊質量的正向激勵作用不容否認。雖然,評價體系各有不足,但這不是問題的主要方面。問題的要害,更在於量化評價指標與由此所生成的來源期刊目錄的行政化濫用,使得評價體系失去了其本來的民間評價的性質,變形為帶有某種權力屬性的官方評價,從而造成諸多意想不到的弊端與後果。首先,我們來梳理一下量化評價體系自身的先天性弊端。我們知道,量化評價體系一般以影響因子、被引頻次、即年指標、被引半衰期等作為評價指標,對一本期刊是否入圍來源期刊做出評定。其中,影響因子和被引頻次作為主要指標,至為關鍵。這類指標體系的先天性不足或弊端,一是“唯量化是從”,或以定量評價為主、定性評價為輔,形成事實上的“一刀切”式“量化剃刀”,以之格式化地裁切與打磨所有期刊。因此,在評價過程中,忽視了期刊尤其是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學科屬性不同、風格迥異所造成的差異化發展生態,消解掉期刊的個性風格與特色,尤其不利於人文類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生存與發展。在此“剃刀”面前,諸多老牌人文學術期刊在究竟是保持既定傳統風格,還是丢掉自身傳統轉而謀求適應評價體系的裁切之間躊躇徬徨。難怪有同業主張,評價體系應恢復其數據庫之本來面目和相應的服務職能,而把評價權交還給業界同行。二是扭曲“學術的使命在於將新知識用於社會普遍教育和公共事務”的本質。學術期刊繁榮學術事業這一根本目的,在業界原本毫無認知障礙,而今則成為日漸模糊因而需要重新思量的大問題。為繁榮學術還是為保住或進入來源期刊而辦刊,令身處其中的每個期刊人不得不時時處於焦慮與躊躇的茫然狀態。是遵循學術期刊自然成長與演化規律,在差異化競爭之中進行特色化辦刊,為繁榮學術事業服務;還是捨棄這些本質性追求,轉而投其所好,按照評價體系的格式化指標要求,去“做大做強”自己的數據?311

三是形式評價壓倒内容評價,外部價值偏好評價壓制内部價值偏好評價。⑤在現行學術期刊評價體系下,如果一個編輯部不勝量化考評壓力,那麽它在選取稿件的時候,首要的衡量和選擇標準,恐怕不是同行評議所看重的,以觀點、材料、方法為表徵的學術成果的原創性和創新性,也不是看該學術成果對於學術研究是否有所推進,概而言之,即文章的學術性;而是看文章選題是否切合當前的社會熱點,觀點是否足夠聳人聽聞,刊用之後是否會有足夠高的引文率等等,這些學術之外的、過眼烟雲般的要素。如業者所謂:“目前最突出的問題,是知識生產受到學術評價機制的影響,引用率等指標對辦刊理念和選稿方向等有誤導作用。”⑥或曰,難道就不能將繁榮學術與高影響因子追求相統一,使之相得益彰嗎?竊以為,抛開專業性期刊不談,至少就人文類綜合性期刊而言,這是一個不可能兼及和完成的任務。這是因為,在人文類綜合性學術期刊這一陣營,恰恰存在一個悖論———對於那些以人文見長的期刊而言,堅持既定風格,固守人文學統,必得犧牲影響因子;而追逐影響因子,就得抛卻人文積澱與傳統,犧牲既定風格,轉戰應用學科陣地,如此,“我”將“非我”。繼而,再來看看民間量化評價體系被行政化、披上權力的光鮮外衣、被定格為宰制性評價標準之後,對於學術期刊辦刊目的的進一步異化。當數據庫在量化評價方面所天生具有的“量化剃刀”式的簡便性與易操作性特徵,恰好吻合於行政主管部門的官僚化、形式化評價偏好之時;因而當計量思維與量化評價由民間評價轉型為官方評價系統,甚至成為唯一標準的時候,那麽它由一般性數據庫或評價體系到宰制式評價體系的蜕變,便成為必然。當然這也是諸多數據庫樂此不疲的追求。筆者以為,行政管理部門的職責在於為學術研究提供服務與保障條件,而非介入學術評價過程。之所以介入其中,在行政管理部門看來,或者管理就是服務的應有之義;或者來自官方的評價才是最為權威的評價。當然,也或者按照保守主義的看法,有一隻“看不見的手”,總是按捺不住試圖去增進私人利益的衝動:“在政府活動的領域,正如在市場中一樣,也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但它的作用正好同斯密的那隻手相反:一個人如果一心想通過增加政府的干預來為公衆利益服務,那他將‘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去增進同他的盤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⑦正是體制性因素的介入,使得量化評價體系被異化為行政性或曰官僚化評價體系,成為絕對性、排他性甚至強制性評價標準,而被抬升至宰制性地位,以之定評學術單位、學者或學生個人。以之評判期刊的高下優劣,也便順理成章。只是拿如此外在、簡單甚至粗放的評價形式來定奪甚至決定一本期刊的命運之沉浮,不免令人唏嘘。⑧以行政為主導的學刊評價體制,其實質乃是一種最簡化、實用的官僚管理制度,表面上看起來客觀、中立、科學,甚至“去價值化”。然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是帶有極大的主觀性且又極為複雜的思維活動,因此對於它的評價,充滿價值性判斷,只能在一個競爭性的學術公共空間之中獲得其内在尺度,而無法用一種外在的、一刀切式的量化管理指標來評估和衡量其高下優劣。⑨進一步,以行政為主導的學刊評價體制,導致“反智主義”傾向愈演愈烈。在人文社科領域,表現為以國内“核心期刊”或來源期刊發表論文數量和申請官方課題經費的等級/金額作為衡量“學術”的主要標準。民國那一代學者惜墨如金與厚積薄發的嚴謹學風已被“薄積厚發”的浮躁風氣所取代;當年北大文科研究所長傅斯年對新任年輕教師“三年内不許發表文章”的要求,也早已被“不發表就出局”所取代。⑩其結果是,不惟大學教師早已淪為“掙工分”的“計件工”,學術期刊也淪為燒製磚瓦的流水線411

式“磚瓦厰”,期刊從業者則淪為“磚瓦厰”流水線上的搬運工。而行政力量介入其中的計量評價,所形成的“量化剃刀”式“一刀切”負效應,對於期刊生態的異化,較之自發性民間量化評價,無疑是大巫小巫之異。一則,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的量化評價“兩年影響因子”偏好,過於看重期刊的當下影響力,而不注重考察期刊的歷史性學術貢獻即學術史價值(量化評價體系所謂“半衰期”),導致刊界唯“影響因子”是從,一味趨新、媚時、阿世,追逐焦點、熱點,造成對學術研究發展規律的無視甚至閹割,這種片面性行為被詹姆斯·威爾遜稱之為“選擇性關注”。如此,便在客觀上弱化了期刊的純然性學術追求和學術史價值的錨定,更是限制了期刊人對於長遠辦刊思路的謀劃與布局,戰略性思維大面積缺席。在中國,自學術期刊作為新生事物產生,直到量化評價體系出現之前,將近百年的歷史時期,對於學術期刊的評價,基本上是由學界同行以及以之為主體的讀者來進行和完成的。當然,刊界同行在此時也是以讀者的身份參與期刊評價的。也就是說,是通過讀者的口碑來形塑一本學術期刊的學術聲譽與社會影響力。正因如此,也就不是一把尺子量天下。由讀者來評價,在他的眼中,就只有所刊論文之質量的優劣、創見的有無,編者是否具備善於發現和引領學術思潮的眼界,以及期刊的特色是否鮮明、質量是否恆定,而不抱持任何功利目的。近期,因於量化評價的形式化弊端,回歸以内容評價為主導的質性評價,成為一個國際性總體趨勢。2015年4月發表於《自然》雜誌的“萊頓宣言”,便是向“質性評價為主,量化評價為輔”轉折的重大信號。在2019年世界頂尖科學家莫比烏斯論壇上,2013年生理學或醫學奬獲得者蘭迪·謝克曼呼吁:“作為學者,我們是依賴於學術界的同事對我們的評價,以此獲得工資、資金和晉升的機會。我希望思考學術人員在評價學術文章中的作用,而不是用扭曲的學術期刊影響因子。”“通常高引用率的文章,並不一定質量很好,有時候一篇有錯誤或者爭議的文章,也很引人注意。所以,這些所謂的Luxury雜誌的編輯們知道這一點,在選題上盡量選取更加‘性感’或具有挑戰性的主題。這實際上是在製造論文泡沫,同時也給其他重要的研究工作帶來不利影響。”就在眼下,2019年12月18日,國務院通過《國家科學技術奬勵條例(修訂草案)》。尤其值得業界注意的是,條例規定,2020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奬提名書將取消填報“SCI他引次數”的硬性規定,這無疑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新動向。當然,對於計量評價,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客觀地看,受制於社會整體環境,在學術共同體建設難如人意、不能獨立擔負起評價職能的背景之下,計量評價不失為一種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只是,計量評價之先天弊端,並不應因此而為人們所刻意迴避。筆者倒是覺得,量化評價指標體系之中的“半衰期”指數,也就是期刊刊文的生命力週期,是個並非急功近利的良好指標設計。半衰期越短,說明期刊的學術性越差;半衰期越長,則表徵着期刊的學術性越強。它形象地說明着一本期刊的學術生命力的長短、學術史積澱和貢獻的大小,也就是學術生命力週期的半徑之幅度。令人遺憾的是,在量化評價體系之中,這也是一個其重要價值被普遍忽略的指標。二則,與戰略性思維缺席相應,策略主義思維在刊界大行其道。所謂策略主義,是市場主體基於自己的功利性判斷而作出的效用最大化市場選擇。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界作為一個“類市場”,自打進入計量時代,同行之間的高度競爭態勢,用“慘烈”來形容,似也不算過分。為了實現對於影響因子的最大化追逐,進入或保住來源期刊,某些業者急功近利、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地採用一切有助於目標實現的技術、策略和手段,而不論其公平、正當與否。表現為或大幅度減少其刊文篇次,或組511

織“互引聯盟”,或與作者建立有償引用關係,不一而足,形成事實上的“虚假引用”和“虚假評價”,從而嚴重惡化了行業心理和生態環境。三則,行政性量化評價體系不分學科屬性,以影響因子“一把尺子量天下”,導致綜合性期刊一窩蜂撲向應用學科,爭相搶佔影響因子高地,以至於零被引論文被戲稱為“僵屍論文”。此一趣好進一步傳導至學界,影響所及,冷僻小衆學科乃至獨門絕學的相關研究成果難以見刊,傳統學科遭致嚴重削弱。這一現象類似於行為經濟學所謂“偏好替代”。行為經濟學認為,行為主體在跨期選擇時“存在系統的‘短視’認知偏差,形成短期貼現率高、長期貼現率低的不規則的時間偏好結構特徵。具體來說,行為主體會更看重短期的成本收益比,而對長期後果則考慮較少”。“目標可以轉譯為一系列代表相應結果的價值優先權或實用功能。如果没有清晰的優先次序,理性評估和選擇就不可能發生。”“偏好替代”反映在績效評估上,就是迫於嚴峻的定量排序壓力,業者極端關注與追逐影響因子指標,甚至出現“影響因子崇拜”症候群。諸多綜合性學術期刊甚至不惜變更辦刊宗旨與方向,置期刊的既有學科與專業特色於不顧,“計不旋踵”地向高被引學科變移。行政性“量化剃刀”的“一刀切”效應,消滅事物自然演化規律與差異化發展格局,尤其不利於人文學術期刊的生存。據統計,目前社科領域發文量已膨脹至人文領域的15~50倍。此種反生態做法,使得有些名刊為幾代人層累而成的獨有期刊風格這一無形資產,一夕之間坍塌而蕩然無存。近期,政策層嚴厲批評教學科研領域廣泛存在的嚴重的“四唯”、“五唯”現象,但效果不彰。原因在於,雖然說是看準了問題把準了脈,但所開出的“自下而上”治理路徑或者讓基層組織檢討式“自反”的藥方,顯然並不對症。不論“四唯”還是“五唯”,都只不過是所存在問題之癥結的映像,而不是問題賴以生發的根源。也因此,僅止於聲討“四唯”、“五唯”之現象,或止於基層“神經末梢式”檢討,而不是尋根問底,探尋與挖掘其賴以生根的體制、機制根源,不過是隔靴搔癢,即使一時間反掉“四唯”、“五唯”,風頭一過,還是會生出“七唯”、“八唯”。對於量化評價體系所產生的問題及其檢討同樣如此,關鍵是要找準癥候的病灶,進而予以根除。上述行政化“量化剃刀”式外部評價所產生的負效應,不免讓人聯想到現代城市綠化、美化過程中所流行的千篇一律的“草坪文化”。此種城市綠化文化在性質上屬於“建構性文化與秩序”,主要是以人工草坪取代做為“自發秩序”的叢生的雜草,以追求一統、整潔之視覺效果。其優點顯而易見,那就是整齊劃一,美觀大方,且便於修剪打理。但其缺點也同樣顯明,那就是人工草坪的種植原則,是以同質性排斥多樣性,把異質性元素視作“壞”的成分予以清除,從而改變和否棄多彩元素相競互補、互惠共生的良好生態系統,往往使得人工草坪因不適應所生存之環境,而變得孱弱不堪,既旱不得,又澇不得,還易招蟲患,不得不經常進行一體性更新,因而養護成本極其高昂。與之相反,各色原生雜草因環境而生,多元互補、互惠共生而自成生態系統,歷經生存考驗而與環境融為一體,既抗旱又耐澇,扺禦病蟲害的自我修復能力尤強,因而總是生機勃勃。這是與盲目干預自然生態規律的“草坪文化”正相對應的順乎自然生態規律的“雜色文化”。學術期刊的生存與發展,是走“草坪文化”之路,還是走“雜色文化”之路,似乎仍然是個問題。基於行政性量化評價所存在的致命缺陷,筆者認為,尊重學術期刊發展生態規律乃至學術進步生態規律的評價體系,起碼應當具備這樣的特點:内容評價而不是形式評價;非功利性評價而不是功利性評價;非建構性評價(擴大評價主體基數,實行較大範圍的自發性、非建構性讀者民主評價)而不是建構性評價;中長時段評價(看重學術史積澱與貢獻)而非短時段評價(以致盲目追逐熱點、諛世媚時)。其中,最為緊要的一環是:評價方式宜採行同行多元定性評價(“代表作制”及“抽查611

制”並行)與量化評價相結合、專家(菁英)評價與讀者(民主)評價相結合的基本原則。換言之,超越淺表性、“一刀切”的行政化量化評價,“唯一的希望在學術共同體本身,在學術共同體内部建立起一套民主的討論與協商機制,通過競爭性的評審、對學術的專業討論、多種價值與利益的博弈、協商與投票,逐步建立起學術共同體的内在價值標準和程序性規範”。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多維多元複合式評價,取代一維單元簡單化評價,目的在於回歸學刊的本來面目和本真使命,保護、保守、光大期刊得之不易的自身既有傳統與風格,最終服務於學術事業的繁榮與發展。如此,方可實現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兼而得之的評價正義。當然,我們應當看到,有的評價體系也在注意聽取來自學界與刊界的聲音,不斷地對評價體系和評價指標進行調整,力圖使所得評價結果更加趨近於業界和學界的大致判斷。目前,A刊以吸引力、管理力、影響力作為一級評價指標;B刊以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響因子、獲國家奬或被國内外重要檢索工具收錄、基金論文比、Web下載量等9個評價指標作為主要評價指標;C刊遵循定量(文獻計量指標)評價與定性(學科專家)評價相結合的原則,量化評價體系以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期刊影響廣度、地域分布、半衰期等定量指標構成。其中,被引頻次、影響因子構成核心數據。而在三大評價體系之中,又以C刊指標體系的相應調整和改進最為明顯。據筆者所掌握的零散信息,C刊近期調整動向大致如下:(1)增加C100來源刊。估計相當於C刊權威。(2)對綜合刊進行人文與社科分類評價。假設,綜合刊期發文量佔比70%以上,屬人文類;反之,屬社科類。這是業界施壓的結果,無疑是值得稱許的動向。(3)“以刊評文”與“以文評刊”相結合。即以“代表作制”和“論文抽檢”變量,部分消解量化評價的弊端。(4)來源刊大幅縮減刊文量的投機行為,被其納入監控範圍。(5)壓縮以高校學報為代表的綜合性期刊的來源刊數量指標,以引導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專業化轉型。(6)引導期刊注重引注形式規範,設定來源期刊引文差錯率門檻指標。(7)增設十年期“中段評價”類目,延展評價工作的縱深度。在筆者看來,各評價體系的這些新舉措與新動向,大多屬擇善而從,值得業界肯定。但諸般新舉措,尚不足以改變其計量評價的基本屬性。更為根本性的變革,還需拭目以待,那就是在體制層面,諸評價體系回歸其原初的數據服務職能;與此同時,行政權力與評價體系脫鈎,從“裁判員”退回至“服務者”角色。唯其如此,學術期刊為行政性量化評價所宰制而變異的困局,方可被根本性破解。三、“計量時代”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困境及其解脫在全球範圍,最早的學術刊物出現於1665年,是由英國皇家學會出版的《皇家學會哲學會刊》。其主要目的是協助交流,而不是發表研究成果。在西方學術期刊界,編輯出版專業刊與專題刊是其一貫的辦刊傳統。與之不同,受蘇聯式一統學術體制的影響,中國高校學報以及社科院系統的院辦學術期刊,多採用學科綜合的辦刊模式。這正是“計量時代”人文社科綜合性學術期刊陷於辦刊困境的學術體制根源。學術期刊的根本職能是為學術群體提供自由交流的開放空間,以營建和凝聚學術共同體。但是,隨着外部評價體系的行政性、宰制性介入,學刊的性質和職能因為生存問題而發生顯著變異,與其提供自由交流的開放空間、營建和凝聚學術共同體的本質使命日益游離。行政性量化評價所引致的期刊等級制、圈子化的轉向,使得這一學術公器日漸異化為獲取文憑、謀職、晉升、跳槽等等的“敲門磚”。如此境況,使得諸多學術期刊不得不在學術公器與功利私器之間徬徨和徘徊。尤其是711

對於那些個不乏純粹學術追求的辦刊人來說,猶如“戴着鐐銬跳舞”,在無奈之中徒勞地掙扎。面對如此窘境,刊界尤其是綜合刊當何以自處?以怎樣的面貌而存在?且當以C刊為代表的以計量為主體的評價體系,擬議即將縮減綜合性期刊的來源刊指標時,綜合刊在評價體系的總體評價中,將處於更形不利的境況。確定無疑的是,這將引發綜合性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界别的新一輪恐慌性躁動。那麽,接下來的一個嚴峻問題,便是身處無以逃避的計量時代,面對以行政性量化評價為特徵的外部評價,人文社科綜合刊究竟應當如何應對?在筆者看來,人文社科綜合刊的應對之策,可用十二個字予以概括:“形塑風格,堅守自我,順勢而為。”你所面對的,已經不是曾經可以被平視的民間評價,而是一錘定音的、自上而下的官方評價,你無由也無力扺抗!但順應不等於隨波逐流,而是宜進行主體性因應,頑強地打造屬於自己的風格。只有奮力突顯自我,才不至於沉寂甚至沉淪。1.走“小綜合,專題化”的“中間態”辦刊路徑。關於綜合性學術期刊的未來出路,近來業界不乏討論甚至爭論。但有一點不容置疑,那就是,綜合刊這一類型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正如《學術月刊》前任總編王亞夫先生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認識到的:“綜合性刊物還是有它的作用,有它存在的必要。綜合性,正是它的特點。哲學、社會科學各門學科既有區别,又有聯繫。一個專業理論工作者不能只讀與自己有關的專業文章。搞哲學的要了解經濟學中所提出的問題,搞經濟學的要了解哲學。各門學科都有相互了解的必要。有些問題是大家都關心的,如‘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問題;生產目的問題等等。綜合性刊物應該多抓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少搞過專過僻的東西。作為一個專業理論工作者,如果能夠通過一本綜合性的學術刊物,了解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研究狀況,對他的研究工作是有好處的。”只是具體到綜合刊的定位,多年來相沿成習的無機大拼盤式的傳統辦刊模式,無疑已是死路一條,再也不能陳陳相因了。但是,在綜合性學術期刊尋找新的突破之際,也要力避走向一窩蜂專業化的另一個極端。面對專業刊與專題刊的兩面夾擊,綜合性學術期刊一窩蜂地擠向專業化、專題化辦刊路徑,也不太現實;另闢蹊徑,走“小綜合,專題化”、介於專綜之間的“中間態”辦刊路徑,比較符合既有實際。如此,也就使得傳統人文社科期刊兼具綜合刊、專業刊及專題刊的各自特長,反而化劣為優了。在學科細分與交叉齊頭並進的今天,輔以科學技術的助推———比如人工智能、基因編輯技術研究的突飛猛進,使得融合成為其中的一大趨向。不同於專業性期刊,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優勢,正在於學科交叉與融合。由此說來,綜合刊也並非像有的業者所批評的那般不堪。但學科交叉與融合在綜合刊上的體現,不應是欄目間無内在有機聯繫的大拼盤無機組合,而應當是實現相近或相宜學科之間的實質性融合。換個說法,就是把相互之間具有内在聯繫的學科,通過創新性欄目設計,實現有機融合,以取代目下綜合刊普遍存在的、以一二級學科命名的無機機械式欄目組合方式。此種融合最重要的實現形式,無疑就是專題化———只是,這個專題是不同學科互相激蕩所生成的、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或者用不同學科的方式方法,研究一個共同感興趣的問題;或者以不同學科角度和觀點,觀照和論說同一個話題;或者以跨學科的方法和觀點,去檢視一個普遍性、整體性問題。《讀書》2017年第5期發表過一篇相關的文章,題目為《如何把握我們這個複雜的時代》。這篇文章實際上是圍繞“新人文精神”而展開的一個對話。其中丁耘的一個看法,引起筆者的興趣和思考。他認為,當下人文學科存在總體性危機,而總體性危機一定需要有各自學科的協同研究。“由於目前的學科壁壘,在進入各自學科之前,很重要的事情大概是前學科的描述。對現實的把握811

是最容易產生對話的地方。較一致的前學科描述或可彌補各學科間的差異。”此文所給予筆者的啟發,是按照這一“前學科描述”思路,可以恰如其分地發現“小綜合”性人文學術期刊不同於專業性期刊的獨特定位,進而形成與專業刊之間清晰的區分度。依此思路,各人文綜合刊的學術生長點甚至其風格定位,恰恰在於“基於學科差異的前學科對話”。原因很簡單,這個位置是最容易產生話題和對話的地方。一旦找準這一定位,並使之與期刊自身的歷史積澱、傳統優勢、學科或專題側重完美地結合與統一起來,一本特色鮮明的“小綜合”期刊,就栩栩如生了。這樣的概括,與《文史哲》前主編陳炎先生“學貫文史哲,理通儒釋道”的辦刊理念,和現任主編王學典先生所謂“非文非史非哲,亦文亦史亦哲”的“小綜合通科”辦刊思維,極相近似。2.以問題凝練學科,而非以學科切割問題。由“小綜合,專題化”的“中間態”辦刊原則所決定,必然會提出“以問題為中心”的欄目設計理念。這一先決理念,把“問題”看得比“學科”更重要,更帶根本性。通過超學科問題的凝練,實現學科之間的有機融合,形成融合性學術生態。其具體路徑可簡括為:提出為不同學科共同關注、但僅靠學科知識結構又難以解決的跨學科或超學科問題———展開學科内或跨學科研究———得出跨學科或超學科研究的結論。如果說,我們把不同學科的專門化研究視作一股股各各相異的“潮流”,那麽,對於綜合性人文社科期刊而言,它的優長正在於匯集不同學科,進而去關注被各專業學科所忽視的潮與潮之間的交匯地帶,即“潮間帶”。換言之,綜合性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辦刊理念及其實踐,必須注意處理好具體學科與超學科之間的關係,既不能陷於具體學科、糾纏於瑣細問題而不能自拔———這等同於以自己的“特短”去搶奪專業刊的飯碗;也不能脫離具體學科,盲目求全、求大、求博而變得空疏無根,甚至失去特色———這正是我們試圖所要療治的、綜合刊的共通性病癥。適宜的操作策略,應當是沿着“前學科———學科———後學科”的路徑,籌劃綜合性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特色化出路,如此,才可找尋到綜合刊的恰切定位。具體而言,無論是選題還是欄目的組織策劃,都應從超越具體學科的“前學科”層面,即中觀與宏觀視域切入與考量;進入具體稿件的組織環節,則宜從具體學科入手,微中知著,小中見大,尋求之於學術問題的專業化解決方案與答案;而最終的目的或目標,則又是從具體學科中游離出來,進入“後學科”的寬廣視界,尋求超學科的共通性、普遍性價值和意義。這一過程,也可以用“抽象———具體———抽象”三部曲予以表達。當然,如何能夠發現和提出超越學科壁壘的“問題”或“話題”,也正是目前綜合性學術期刊及其編者的普遍性困惑所在,考驗着人文社科綜合性學術期刊編者的學術視野與眼力,也直觀地反映着其與學界的互動與交流程度。3.提高期刊内容的集中度,獲致集約與集群效應。與上述内容高度相關,自覺綜合刊最為理想的辦刊方式,是進行可持續的專題性選題策劃和組織,形成内容和論域的適度集中,以及欄目的集群效應,以求實現某一個點位的突破;進而通過這一亮點,吸引讀者注目,形成眼球效應,帶動期刊的整體性發展。一個公理性的辦刊原則就是:影響力取決於集中度。抓住集中度做文章,無疑就抓住了辦好學術期刊的牛鼻子。集群效應,是個生物學名詞,它是指同種生物聚集在一起生存所產生的良好生態效應。借用於期刊發展,所謂集群效應,就是期刊内容集中度的外部化或社會化;或指期刊選題策劃以及相應討論的較高的集中度和内在關聯性。只有提高期刊内容的集中度,才能形成集群效應,進一步凝練特色,也才能為相關學人所注目。比如《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以及《文史哲》英文版,總體上看,是綜合911

刊或“小綜合”,但每期只是集中討論一個話題。所以,具體到每一期,則又帶有專題刊的性質。這樣就既保持了綜合刊的宏觀性、融合性的優勢,又迴避了綜合刊在專業性方面的不足。這一辦刊思路,可以概括為“問題導向,專綜結合”的嘗試。當然,這樣做也有不足之處———雖然部分迴避了綜合刊的劣勢,但話題的游移性,使得她難以長效地、持續性地鎖定專業讀者,也即難以培養相對固定的、忠誠的讀者群。當然,數字化時代讀者的“檢索式閱讀”方式和習慣,已然淡化了這個曾經引發同業廣泛焦慮的問題。若說是更進一步,則宜在可持續的專題性選題策劃和組織的基礎上,增強專題的討論性和回應性。即是說,圍繞一個專題或話題,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甚至是不同學科予以切入,展開深入討論,以達到在理論和方法上互相切磋、互為啟發之功效。如果能夠做到使話題的討論更加具有現場感、熱烈感和及時回應性,那就難能可貴了。當然,這便對編輯者提出了更高的專業化要求,即必須能夠就專業性學術問題與專家學者展開對話,甚至引導專家提煉與凝聚擬議討論的話題。在綜合性學術期刊限於體制的束縛,一時無法轉型為專業刊的狀況下,一個次優選擇,就是基於期刊與主辦單位的自身傳統和學科優勢,或者是基於所在地域的獨特文化資源,進行差異化選擇,實施特色化建設,提高期刊内容的集中度,達致集約與集群效應,形成“一刊一特欄,一刊一特色”的良好局面。如此,即會形成良性的差異化競爭和錯位化發展格局,一定程度上改變為學界所詬病的、由無機化機械組合所形成的“千刊一面”、了無生氣的沉悶局面。4.進行以凸顯特色、個性和品牌為前提的“歸核化”經營,構建以主打欄目為軸心的同心多元體系。與前述理念相關聯,在綜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辦刊理念上,它主張進行以主打欄目為核心的“歸核化”經營,即構建以主打欄目為軸心的同心多元體系,從而完成期刊自身的特色化與個性化定位。由於同心(有機)多元化以主打欄目為軸心,因此,它比“無機多元化”———毫無特色與個性的一二級學科命名之欄目拼盤———具有更大的競爭優勢;它主張期刊依據自身優勢,進行差異化分工,各自培育不同於他刊的特色優勢欄目,進而形成個性化的核心競爭優勢。當然,這必然是一個經濟學所謂通過法治化市場公平與正當競爭而自然演化的歷史過程和應然結果。因此,學術性期刊尤其是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如果說非要總結出一個辦刊的秘訣,那就應當是:個性,個性,還是個性。個性、特色與品牌,無疑是超然於時代、超然於任何評價方式的辦刊要件。而一本期刊的成長、發展與成熟,正是沿着特色———個性———品牌的路徑一路走來的。對於綜合刊而言,這無疑更為緊要。概言之,就是保守傳統(自身歷史積澱是什麽以及如何保存與弘揚這一精神財富),凸顯特色,型塑個性,打造品牌。那麽,特色是什麽?就是“人無我有”的個性風格,“與其第一,不如唯一”。比如領域的開拓、專題欄目的設置,堅持“不同於人”的個性化追求,強調佔先性甚至獨佔性。所謂個性,就是“不可取代性”。没人能夠無視或取代你的存在,便是你最根本的個性。個性如此重要,以至於没有個性,期刊的“這一個”與“那一個”便没有了界限,也就失去了賴以存在的依據,只能如歌曲《存在》中所唱的那般,“找個藉口繼續苟活”。期刊個性恰如“美眉”的臉,風格不同,美而各異,才楚楚動人。每張臉長得都毫無二致,“泯然衆人矣”,便顯得平淡了。那麼品牌呢?學術期刊有其特殊的商品屬性,它以發表精良的學術成果、開展學術爭鳴、引領學術潮流來贏取讀者。因此,作為學術期刊的生產者和經營者來說,同樣也需要強化品牌意識,注重期刊的品牌建設。品牌建設和特色定位,是期刊發展過程之至為重要的一步。編者只有擔當起文化傳承的責任,021

肩負起繁榮學術的使命,也才有可能以戰略家的眼光去一以貫之地強化品牌意識,進行品牌建設,學術期刊才會產生廣泛的影響,擁有衆多的讀者。學術期刊雖然不同於一般企業的產品,通過自由競爭去佔有市場,但在某種意義上,它也是商品,它也要面對同類商品之間的激烈競爭。只是,它有其特殊商品的屬性,即不以銷量和盈利為追逐目標,而是以發表精良的學術成果贏取讀者,獲得讚譽。但凡在學術市場競爭中始終居於有利地位的學術期刊,無不高度重視品牌建設,也無不是響噹噹的業界品牌。品牌不僅僅是期刊的名稱,在名稱背後,它還傳遞着期刊的内涵、特色、風格等信息,以及辦刊人的理念、品位和境界。期刊的内涵也就是内在質量,是支撑期刊品牌的最主要因素,某種意義上是唯一因素;主辦單位等是第二位的因素。為什麽這樣說?事實已經證明,一流的主辦單位不一定辦得出一流的期刊;二三流的主辦單位也不乏辦出一流期刊的案例。所以,人文社科綜合性學術期刊界没有必要妄自菲薄,自輕自賤。只要走集約化内涵發展之路,凝練自我風格和氣韵,輔之以超學科特色欄目策劃和組織,以問題帶動學科,假以時日,必定會創出富有學術甚至社會影響力的期刊品牌。結　語當下時代,對於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生存與發展而言,從外部評價的角度看,無疑是一個計量時代。但無論如何,這確乎仍然是一個學術的時代。兩相比較,後者是更為本質性和決定性的存在,它是跨越時空、超越時代的永恆性存在。也因此,決定了我們必然要立足於學術的主體性立場,來看待和評價計量時代林林總總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進而來研判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未來發展所應選擇的路徑。當業者普遍回歸並致力於繁榮學術事業、推進人類文明進程的歷史使命和職業擔當,而不是孜孜於揣摩外部評價體系的評價偏好以投其所好的時候;當期刊人秉持自我主體精神,凝練和型塑期刊風格、打造期刊獨有個性、走品牌化發展之路的時候,便意味着我們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學術期刊的本質,回歸了應然性學術生態,也便意味着期刊人方才無滯無礙,進入“辦刊自由”之化境。①余建國:《數字文明時代,一個新的人類時代的到來》,http://blog.sina.com.cn/qmgbaby,2017-04-2713:32:02②靈子:《不敢樂觀,也不敢悲觀———對話何兆武》,載靈子:《憂鬱的常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③所謂A刊、B刊、C刊,即中國社科院所屬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自2014年開始發布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綜合評價報告”,北京大學圖書館自1992年始發布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南京大學1997年開始研製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④《前任諾奬得主本庶佑談科研:論文發表十年之後,觀點正確的只剩下一成》,墨香學術微信號,2019年10月28日。⑤劉京希:《學術期刊評價:形式為王還是内容為本?》,廣州:《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⑥《學術期刊的所能和所願》,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微信公衆號,2019年11月15日。⑦米爾頓·弗里德曼、羅斯·弗里德曼:《自由選擇》,胡騎、席學媛、安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導言。⑧劉京希:《誰是學術期刊内在質量的鑒評者》,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第3期。⑨許紀霖:《回歸學術共同體的内在價值尺度》,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121

⑩龔刃韌:《“拖後腿”的中國人文社科》,愛思想網,http://m.aisixiang.com/data/116799.html?from=timeline,2019-06-2120:41:35。“萊頓宣言”的提出源於2014年在荷蘭萊頓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的公共政策教授DianaHicks等提出了合理利用科學評價指標的七條原則,後來擴充為十條。簡言之,第一,量化評估應當支撑質化的專家評估,而不是取而代之;第二,衡量績效應基於機構、團隊和個人的科研使命;第三,保護卓越的本地化的相關研究;第四,保持數據採集和分析過程的公開、透明和簡單;第五,允許被評估者驗證數據和分析;第六,考慮發表和引用的學科差異;第七,對個人研究的評價應基於其綜合作品的質性評價;第八,應避免評估指標的不當的具體性和虚假的精確性;第九,識别認清評價指標對科研系統的影響;第十,定期審查評價指標並加以改進。蘭迪·謝克曼:《虚假的影響因子是為了銷售學術期刊》,文匯客户端,2019-10-3109:57:13。就在本文成文後的一周之内,得到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採行“中段評價”(10年期)指標的信息,無疑令人欣慰。葉德珠:《地方政府投資中的衝動與拖延———中國經濟過熱的一個行為經濟學解釋》,鄭州:《經濟經緯》,2008年第5期。參見斯格特:《組織理論》,黃洋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劉京希:《論“草坪化政治”與生態化政治———兼及政治生態指標測定》,成都:《四川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劉京希:《構建公正理性的期刊評價體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4月11日。徐賁:《賀衛方有資格當教授嗎》,“書時光”微信公衆號。2019年春季,在由湖北民族大學學報編輯部主辦的“首届學術期刊政治學編輯論壇”上,便展開過一次有關綜合性學術期刊是否有必要進行專業化轉型的激烈爭論。王亞夫:《關於〈學術月刊〉的性質、對象和方針問題》,上海:《社聯通訊》,1980年第10期。關於綜合性學術期刊改革與發展路徑的看法,可參見仲偉民:《調整是綜合性學術期刊發展的必然選擇》,重慶:《重慶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葉祝弟:《綜合性學術期刊評價困境蠡測———綜合性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建構略論》,合肥:《學術界》,2019年第8期。王學典先生有關“新文科”建設的問題導向思路,大可用之於綜合刊的辦刊探索實踐:舊文科強調分科治學,新文科應該強調聯合攻關、科技整合、協同治學。應該以問題為平台來整合學科,而不是以學科為平台來切割問題。參見王學典《把中國“中國化”:人文社會科學的轉型之路》,北京:《北京日報》,2016年9月26日。劉京希:《個性決定期刊的生命力》,北京:《光明日報》,2004年9月30日。在國際學術期刊界,一般來說,評價一本期刊的優劣,如果說銷量是一個衡量指標的話,那恰恰是看誰的發行量更小,而不是更大。發行量越小,往往說明期刊的讀者層次越高,受衆面相應收窄,因而,期刊的學術性越強。作者簡介:劉京希,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教授,副主編。濟南　250199[責任編輯　劉澤生]22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學術發表中的平等價值觀困境何雲峰[提　要]　平等價值觀在文明社會需要每個成員普遍地堅守。這意味着,作為人類知識增長關鍵環節的學術發表也必須堅持踐行平等價值觀。平等創新、平等發表、平等競爭、平等傳播等,是人類知識增長的主要環節。因此,違背學術發表的平等原則就會不利於人類知識增長,就不具有倫理正當性。然而,在學術發表的現實中,許多挑戰平等發表的現象不斷出現,無論國際學術界還是國內學術界,都面臨着這樣或那樣的平等價值觀困局。值得欣慰的是,國際學界和國內學界都在積極採取各種應對措施,努力擺脫這些困局。國際期刊界普遍採用的編委國際化、同行評議制度、自然來稿制度、編輯倫理約束等都是為了應對不平等發表的困局。同樣,國內期刊界也在積極地採取措施,包括規範版面費、建立匿名審稿制度、反對不誠實引用等,目的也是為了努力在學術發表中倡導平等價值觀。儘管國際國內的這些努力尚不足以擺脫學術發表中的平等價值觀困局,但是至少在促使學術平等發表沿着可喜的方向發展。[關鍵詞]　學術發表　學術期刊　平等價值觀　知識增長[中圖分類號]　C0;G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123-12堅守平等自由價值觀在文明社會是一種普遍的要求。其中,包括學術發表也必須踐行平等價值觀。學術發表堅持平等價值觀,對於知識創新和整個人類知識增長有着至關重要的意義。它主要指的是要用知識創新程度之唯一尺度去衡量所有學術成果,排除知識創新尺度之外的所有人為和其他各種主觀因素的影響。學術發表是私人性個體知識向公共知識轉化的關鍵環節。只有貫徹平等價值觀,才能促進人類知識的可持續增長。然而,在現實的學術發表中,平等價值觀無論在國際學界還是國內學界都遇到各種挑戰和困局。如何擺脫這些困局以及如何切實地讓學術發表具有平等性,從而有效地推動知識創新,是亟待學界認真思考的問題。一、學術發表與平等價值觀現代文明社會日益強調平等價值觀,甚至把這種價值觀跟人類文明直接劃等號。人類社會甚至已經形成這樣的共識:沒有平等價值觀的堅持,就不是現代文明社會。所以,無論社會生活的哪個領域,都必須貫徹平等價值觀。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中國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中也包含了平等價值觀念。這表明,平等價值觀已經成為人類的共同價值觀念。全國教育大會提出了要321

反對“五唯”,要求“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堅決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這在本質上也是倡導平等價值觀。在學術發表中貫徹平等價值觀,是整個社會踐行平等價值觀的重要體現。平等價值觀只有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得到切實踐行,才能實現整個社會的平等氛圍,現代文明社會才有可能成為現實。在某種意義上,學術發表中的平等價值觀比其他領域踐行平等價值觀更具有標竿意義。因為學術領域的從業者和參與者都是社會的精英,他們的涵養具有獨特的社會示範和引領作用。因此,我們應該大力倡導在學術發表中踐行平等價值觀。雖然學術發表中的平等價值觀並不是學術平等的全部內容,最多是其集中表現,但是在學術領域,學術發表中的平等思想能否得到貫徹,卻對知識生產和整個人類知識增長具有重大的影響。所以,一方面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學術發表牽涉的是社會最精英、最有創造力的群體,他們對平等價值觀的堅守和踐行具有社會標竿意義,具有極其重要的示範作用,如果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不能堅守平等價值觀,那麽該社會不可能是公平正義的社會。另一方面,學術發表中踐行平等價值觀,會對人類知識生產具有重要的影響。知識增長是依靠知識本身的真理性而實現的。而人人在真理面前是平等的,這是普遍的法則。從國際的視角看,學術發表的本質必須從知識論視角去理解。學術發表是私人性的個體知識向公共知識轉化的關鍵環節。沒有學術發表這個中介環節,知識將始終停留在私人性的個體知識範圍,屬於個人觀點、私人見解。只有發表了,這種私人性的個體知識才能傳播,才能表徵為外部的可理解樣式,才有被認可的可能性。只有被認可了,最後才能成為公共知識,逐漸被接受、傳播和學習。在這種情况下,不平等發表顯然會阻礙人類知識增長。按照現代知識論的觀點,知識是多元的。當不平等發表現象出現的時候,某些具備真理性的知識創新就可能被耽誤發表,從而耽誤被接受和傳播。所以,只有真正意識到,對真知識的學術發表是知識增長的關鍵環節,才能深刻地理解學術發表中踐行平等價值觀的重要性。所謂在學術發表中貫徹平等價值觀,可以簡稱為平等發表,指的是在決定是否發表學術成果的時候,必須對所有成果一視同仁地使用同一個衡量尺度———知識創新性。它要求去除作者的頭銜、名氣、權威等任何跟知識創新性無關的因素。平等發表並不是要發表所有的來稿,也不是發表者不能選擇發表什麽內容和特色,而是要發表標準統一化、客觀化。既然學術發表是知識增長的關鍵環節,那麽學術發表的一致性標準就是只看成果的知識創新性。只有具有知識創新性的學術成果才能構成真知識。所以,知識創新性標準實際上也就是真知識標準。在知識創新過程中,每個研究者都會產生各種想法和思路,攜帶不同的知識基因。以此為基礎,不同的研究者就會形成不同的知識個體。即使是問題和研究方法完全相同或相似,不同的研究者也會有不同的理論建構,從而形成不同的知識個體。這樣,在具體的知識創新過程中知識個體的多樣性是必然的。所以,學術發表有一個基本的普遍規則,那就是必須尊重多樣性。任何研究者都不應該把自己的理論或觀點看成是唯一的。知識百家的形成是基於每個知識創新者具有平等的知識生產權利而必然產生的人類知識現象。當多樣化的私人性知識個體表徵出來,被發表的時候,實際上是不知道哪個理論或觀點被最終接受為真理的。所以,只有每個知識創新者都能夠將其理論或觀點平等地發表出來,各個知識個體才會形成競爭關係,被其他創新者所驗證,最終被逐漸認可為真理性的知識,從而最後走向公共知識的傳播大道。顯然,在知識創新的每個環節都應該有平等價值觀的貫徹。從平等創新到平等發表,再到知識個體的平等競爭,最後到公共知識的認可和被平等傳播,這是一個知識生產的平等鏈條(見下圖)。其中的每個環節都不能違背平等價值觀,否則421

就會破壞知識生產的健康發展。由此看來,讓每個真知識個體得到平等發表,是人類知識生產的必然要求。一個良善的學術制度必須滿足人類知識生產的這種平等發表要求。這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問題,而更多地是知識論問題,當然也是一個倫理問題。圖1　知識論視角下學術發表中的平等價值觀知識創新是人類最高級的智力活動。任何不利於知識創新的選項都不具有倫理正當性。當一個制度或一個行為沒有倫理正當性的時候,如果我們阻止其發揮作用,就是理所當然的了。也就是說,當學術發表違背了平等價值觀的時候,革新和變革現有的學術發表制度,就是必須的,屬於義無反顧的事情。從勞動幸福視角看,讓所有創造性勞動的價值得到應有尊重,也是社會應有的義務①。學術發表中貫徹平等價值觀,體現了對所有知識創新勞動的一視同仁,也體現了對真理的平等態度,對知識的敬畏,對勞動的尊重。學術發表所牽涉的研究成果是創造性勞動的產物,是值得同等地被敬畏和尊重的。當然,我們這裡指的是真正有創新、促進人類知識發展的那種腦力勞動作品。所有具有創新性的學術成果都凝聚了勞動價值,應該得到應有的尊重。至於缺乏創新性、簡單重複的科學創作勞動,儘管也應該得到人格的尊重,但不應該跟創造性勞動有同等發表的權利。這也就是說,所有真知識個體有平等的發表權,而所有偽劣作品都應該有同等的被拒絕發表的結局。這就是知識論視角的平等發表。學術發表會在某種意義上涉及發表自由,但是發表自由不同於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屬於表達自由。嚴格說,學術發表是“沒有”真正“言論自由”的,因為學術發表必須忠實地報告研究成果,必須按照真理的要求去表述。因此,學術發表中堅持平等價值觀,是要以誠實的創造性勞動為前提的,並不是說任何低水平的、無知識創新意義的成果都應該得到發表。不能用言論自由(包括出版和發表自由)為藉口,發表那些不能產生知識創新價值的學術成果。於是,與學術成果獲得平等發表權的相關議題,首先必須是平等創新。學術自由的重要表現,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按照科學研究的規範、程序和要求去參與創新,從事符合科學規範的知識創新活動。創新不是少數人的特權。所以,我們不能通過學術資源的控制把學術創新權限制在某些人的小範圍。所有科學家,每一個學者,都有平等創新的權利。這種創新的平等價值觀貫徹往往通過科研項目的資助程序的公正來保障。只有每個有科學研究能力的學者平等地參與到科學研究活動之521

中,才會有多樣化的知識個體產生,形成發表需求,最後才有可能出現被公認的公共知識。知識創新的平等權保障是整個知識增長鏈條的前提和先決條件。於是,管理好各種研發基金(R&D經費),給不同研究者提供平等的參與機會,才能體現平等創新。當平等創新所產生的大量知識個體得到平等發表的時候,就會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不同的知識個體也會經受着平等的檢驗和選擇,最後產生學界公認的真知識,並進入人類知識海洋,得到平等的傳播。可見,學術發表中踐行平等價值觀是整個知識增長鏈條中的一個環節,但是這個環節非常重要。社會平等在現代文明社會已經不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要具體地蘊含於所有的人類活動及其過程之中。同理,學界對平等價值觀的堅守,也要貫穿於知識增長的各個環節之中。無論是知識創新,學術發表,還是知識個體的認可和傳播,對於所有學者來說都應該是平等的,即標準應該是統一的,而不能因人而異。只有這樣的制度和氛圍形成,才符合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二、國際學術發表中的平等價值觀困境儘管平等發表是國際公認的促進知識增長的重要因素,在過去幾百年的學術發表歷史上都一致被很好地貫徹和遵守,但進入本世紀以來,國際學術發表中出現了對平等價值觀的各種挑戰,使學術發表無法堅持以真知識平等發表為初心,引起了極大的震動。1.不誠實學術創新給平等發表帶來的困擾近10年來,國際學術界時不時會爆出各種不誠實學術創新的個案,給平等發表的學術氛圍造成了嚴重的傷害。這些學術不誠實行為數量並不是很多,但卻嚴重影響學術發表的聲譽。不誠實學術創新的表現十分多樣,但最典型的形式是數據造假。有的作者為了使研究成果更加符合預期,假設檢驗更加“漂亮”,或者為了其他目的,故意將實驗數據加以人為修改,使科學理論概括賴以依據的科學事實本身成為虛假的存在。有個別的科研人員甚至無中生有地捏造或編造數據,使科學事實成為杜撰的虛構。依據這樣的數據進行科學概括儘管可以使結果更加符合人為“安排”,從而會獲得更多的發表機會,但卻嚴重影響了學術發表以及科學研究的嚴肅性和神聖性。科學數據造假明顯是不被允許的,也是任何科學人員不應該做的底線要求,但國際學界卻時不時爆出這樣的醜聞。由於作者的不誠實創新,導致整個學術領域的研究都可能被錯誤引導。可見,以發現真理為唯一目的,誠實地進行知識創新,對科學研究成果的發表來說是多麽重要。然而,在實際的學術研究中,這樣的數據造假或者篡改行為,往往防不勝防,對整個學術界的平等價值觀堅守帶來巨大的挑戰。雖然所有的大學和研究機構都會對造假實行零容忍,但實際上往往無法徹底杜絕。造假或篡改數據往往會使實驗結果“更加理想”,於是依據這些數據所進行的一切結論都往往會更加符合研究人員的“意願”,於是學術發表方面也自然而然更加被“優待”,這對平等發表的價值追求,無疑是巨大的衝擊。而且,這樣的數據失真很隱蔽,不容易被質疑,這就會使其危害性容易被忽略。2.不遵從學術規範給平等發表帶來的負面效應科學研究必須按照特定的規範進行,以保證科學探索具有可重複性、可驗證性和無害性。在科學研究已經職業化的當代社會,這樣的規範顯得更加重要。無規矩不成方圓,科學研究作為社會精英從事的職業,規範的意義是勿容置疑的。在人類探索科學真理的過程中,學術規範並非一開始就有,而是逐漸意識到規範的必要性和意義之後形成的。類似於學術規範的概念無論在我國還是西方國家應該古已有之,但真正用正式的學術規範來約束科學研究活動,則主要在20世紀才出現。有的學者認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提出學術規範的概念②。西方國家621

明確提出學術規範概念的時間要比我國更早。有的學者認為,默頓於1942年出版的《論科學與民主》一書最早提出科學的四大規範:普遍性、共有性、無私利性以及合理的懷疑性③。不過,美國20世紀70年代以來,才在大力推進當代科學技術研究的同時,比較重視科研倫理道德建設④。2007年9月16至19日,美國科研道德建設辦公室與歐洲科學基金會(ESF)聯合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召開了一次以“科研誠信:培育負責任的科學研究”為主題的世界性會議,這標誌着美國正積極尋求一種綜合全面的方案來保證負責任的科學研究行為,希望能夠通過學術與政府的聯合、國家與國家的協作,應對科研不端行為國際化的趨勢⑤。一般認為,1946年國際軍事法庭的決議《紐倫堡法典(NurembergCode)》是第一部相關的法律,其中明確規定研究者在人體身上做實驗必須讓被試知曉並徵得被試的同意。這一法案的出台起因主要是納粹集中營的反人類性人體實驗導致無數人喪命。當時有許多科學研究違背倫理精神,如故意隱瞞實驗的危險性或實驗可能帶來的致命性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德國紐倫堡組織了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納粹戰犯,《紐倫堡法典》是1946年審判納粹戰爭罪犯的紐倫堡軍事法庭決議的一部分,它牽涉到人體實驗的十點聲明,其基本原則有二,一是必須有利於社會,二是應該符合倫理道德和法律觀點,因而又稱為《紐倫堡十項道德準則》。它明確提出,人體實驗必須遵循一些基本的倫理準則⑥。1964年6月第18屆世界醫學大會在芬蘭赫爾辛基召開。會議發表了著名的《赫爾辛基宣言(人體醫學研究的倫理準則)》,用以指導醫生及其他參與者進行人體醫學研究,包括對人體本身和相關數據或資料的研究⑦。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時候,國際學界形成的學術規範已經非常成熟、系統和更加多樣化。尤其是對科學研究的倫理規制方面,已經比較完善了。2010年,第二屆世界科學誠信大會的與會代表共同見證了《歐洲研究誠信守則(TheEuropeanCodeofConductforResearchIntegrity)》的發布⑧,成為歐洲所有國家都必須遵守的共同學術規範。但遺憾的是,最近10多年裡,隨着基因編輯、克隆技術、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的發展,一些基本的學術規範受到了挑戰,違背科學倫理的研究行為偶有發生,給國際學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個別研究者試圖通過逃避科學研究的倫理道德規制而獲得優越的創新權和發表權,跟學術界倡導的平等價值觀是相衝突的。由於有些研究領域屬於倫理規範要審查或者禁止的範疇,因此遵守規範的研究人員會謹慎去涉及這些有倫理風險的領域,這給不遵守規範者提供了鑽空子的機會,其研究成果自然就更容易具有知識前沿性,從而獲得優先發表的資格。這種用違背倫理精神的方式獲得的發表機會,表面上看不違背平等發表原則,實際上卻是用非正當的手段挑戰了平等價值觀。3.不誠實學術引用對知識個體間的平等競爭的困擾及對平等發表的不利影響真實的學術引用代表的是一種學術承認,也是推動知識個體向公共知識轉化的關鍵環節,對於人類知識增長有着巨大的作用。而且,真實的學術引用有助於知識個體之間的平等競爭,使得每個知識個體都有接受檢驗和獲得生存的機會。然而,近10年來,國際期刊界出現引文作假醜聞,導致學術期刊論文的引用被污染,不能真實反映論文的引用情况。這樣的不誠實引用有很多種花樣。自我過度引用和人為互引是最典型的表現。國際學界的人們發現,有的作者過度引用自己(或朋友)發表在其他刊物上的作品。這不是繁瑣的引用堆砌,也不是某種影響學術質量的寫作方式造成的,而是作者為了人為增加引用而過多地引用自己的已發表成果。另外一種引用污染現象是Cartel引用(也稱為抱團互引或者強制引用等)。除了作者自我過度引用和人為互引之外,還有其他很多形式的不誠實引用。例如,某篇學術論文的主要內容為剽竊或抄襲之物,文中列出的幾篇參考文獻不過是為了遮人耳目而已;或者,作者為了證明自己的某一觀點和理論的新穎性和獨創性,721

故意不把所引用的有關他人的重要論點和核心思想的參考文獻列出;更有甚者,作者為了迴避論文中某些觀點的矛盾而故意隱匿有關文獻⑨。事實上,在國內中文期刊的引用中,人們也發現類似的不誠實引用。正如有專家所指出的,“投量化評價所好,鑽研量化評價指標技巧,人為引用或者虛假引用,以獲得排行榜的有利位置”⑩。也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很多作者都意識到參考文獻的重要性,很注意在自己的論文或者著作中對參考文獻的引用,但是在實際引用中存在兩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一是鉅細靡遺,就是將涉及的所有文獻不分出處、不分年代地全都標注在論著中;二是“拿來主義”,即將參考文獻中相關內容不加區分、不加修改地照搬照抄到自己的論著中。有學者撰文指出,“一些期刊為了提高影響因子,用盡了種種不那麽光彩的手段:或拉幫結派,若干期刊‘抱團取暖’彼此互引;或許以重金,公然引誘作者和其他期刊引用已刊文章,以圖增加引用率,提高影響因子,鞏固或擠進核心期刊行列”。國內出現的這些不誠實引用跟國際學界的不誠實引用相比,明顯有不同的特點。但是,二者在危害性上都是一樣的,會給知識個體間的平等競爭帶來困擾。直白地說,引用屬於學風嚴謹的範疇。但從知識論的角度看,不誠實引用會給人類知識的增長帶來不利影響,因而具有倫理上的不正當性。更為重要的是,不誠實引用會給平等發表帶來“牽連”。某些作者被人為地拔高引用之後,其作品就更容易被“優待”。高被引使研究者在相關領域獲得更高的知名度。於是,在非匿名審稿的情况下,他們無疑更容易會被審稿人“高抬貴手”;即使在匿名審稿的情况下,高被引所帶來的審稿“優待”也是非常可能的,因為高知名度作者的名氣大,匿名審稿人一般都能比較容易地猜出作者是誰,因而也更容易照顧其“面子”,給與審稿“優待”,從而影響平等發表。編輯也清楚地知道,用高被引作者的稿件更容易提高刊物的影響力,因此對審稿“優待”往往也就放任之。4.不誠實同行專家評議給平等發表帶來的困擾在學術發表中,同行評議是最常見的學術質量把關方法。國際期刊界普遍把同行評議作為學術期刊被認可的入門條件之一。例如,SCI引文報告就要求來源刊物必須實行同行評議。不過,人們也發現,論文的同行評議可能會導致學術發表的不平等性問題。在本來的初衷上,同行評議是由懂行的專家來對學術論文進行把關。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假設:同行專家是同一個研究領域的專家,他們知道哪些知識創新屬於真知識創新的範疇,能夠判斷學術論文的質量和價值。而且,每個專家都是學術共同體的一員。學術共同體意識會促使他們認真負責地對所評議的論文進行有效的學術質量評估。不過,這在現實層面上卻可能不會如此盡如人意。數據庫的大量產生,越來越多的同行學者基本上不像以往那樣廣泛地閱讀紙質期刊。數據庫的便捷性導致專家們更多地關注文章本身,而對期刊的關注度下降。數據庫的廣泛運用給所有非核心期刊以及綜合性期刊提供了被平等閱讀的機會,有助於學術發表中貫徹平等原則。但是,在數據庫的大量運用中,同行專家可能會對紙質版的期刊減少關注。因此,他們對期刊的了解程度是很有限的。在這種情况下,這些同行專家極有可能會對期刊做出某種片面的評價,甚至可能會對期刊的辦刊方向、學術定位、期刊特色等了解得不夠,從而作出不恰當的評議。或許,有的同行學者比較關注少數自己領域的所謂“權威”期刊,但對其他刊物卻關注有限。所以,同行評議不僅在對期刊評價中很容易包含不平等的因素,而且在對期刊的學術論文進行同行評議的時候,也有同樣的問題。一個最近發生的例子是美國華裔科學家潘卓華與卡爾·戴瑟羅斯和愛德華·博伊登之間關於光遺傳學發明人的著名爭議,其中所折射出的學術期刊在審稿時的“誤差判斷”,對創新成果的平等發表造成了極大傷害。同行評議看上去公平,實際上卻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誠實評議所帶來的不可挽回的損失。其中的根源可能821

來自門戶之見,也可能來自同行專家的“不認真”,或者來自專家對期刊宗旨等進行細緻考量的“不願意”。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如果期刊編輯一味拘泥於審稿人的單方面意見,那麽勢必會影響對於論文內容更加客觀、全面和綜合的考量”。這樣的期刊評價會符合平等價值觀嗎?這顯然是有疑問的。同行評議的設計初衷是促進平等發表,使所有待發表成果按照真知識創新的一致標準進行審查後被公開發表,但不誠實評議和同行誤判,則影響到具有真知識創新性的成果被發表。於是,如何避免不誠實評議和同行誤判,就成為學界很關心的話題。總而言之,在國際學界,平等發表的價值追求正在受到各種不利因素的挑戰,一定程度上給期刊界和學者們帶來了困惑,值得繼續關注。三、國內學術發表中的平等價值觀困境我們再看看國內學界的情况。在國內的學術發表中,也同樣存在着各種跟平等價值觀相背離的情况。這可能跟國情和學術發表制度不同有很大關係。1.期刊評價不盡合理對平等發表的影響期刊是學術發表的主要載體。平等的學術發表往往要依賴於科學的期刊評價。不過,目前的期刊評價存在諸多問題,許多學者對此已經進行了分析。例如,有學者認為現有學術期刊評價過於注重量化評價:“在當下中國學術評價和學術期刊評價中,量化評價大行其道。然而以量化為基本手段的學術評價和以影響因子為主要指標的學術期刊評價,由於受功利學術的影響已逐步喪失其學術公信力。”實際上,量化評價的前提是可量化。那麽是否所有學術期刊都能夠進行可量化評價?這是需要先去論證的。量化評價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進行信度和效度檢驗。現有的量化評價系統似乎很少對其信度和效度加以說明。如果不能證明相關的量化評價是有效而且可信的,那麽這樣的量化評價的科學性毫無疑問是值得商榷的。在信度和效度的檢驗中,不僅要考慮學術期刊是否具有可量化性,而且還要深入追究所有期刊是否都具有同等的可量化性。有的期刊專家認為,文科學術期刊的兩大類別———專業性期刊和綜合性期刊,不應該使用同一個評價標準去評價,尤其是用評價專業期刊的辦法去評價綜合性期刊,更不具有合理性。“其後果不僅在於無法真實反映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實際學術質量和學術影響力,更重要的是,如果這種狀况不改變,即使是綜合性學術期刊中的頭部期刊,也將會逐漸陷入被邊緣化的危險。”這就是說,在當前的學術期刊評價中,都是用相同的指標對所有期刊進行量化評價,這看上去是很公平的,實際上是不平等的。以引用率/轉載率為例,不同的刊物發文數量、不同的刊物面對的作者數量以及刊物本身的刊期、頁碼多少等都不相同,各自的引用率和轉載率之間的可比性就是值得商榷的。即使放在同一個學科的專業性期刊之間進行比較,也是很難的。這其中的關鍵是,現有的期刊評價是要將刊物分出優劣,比較出高低好壞。而這不僅僅是一個可否量化以及可否同等量化的問題,更涉及可比性的問題。可比性是科學性的首要前提。沒有可比性,何來科學性?而現有的期刊評價似乎都致力於要將各種刊物評優劣,這需要評價者拿出被比較刊物之間具有可比性的證明。那麽,期刊評價是如何影響學術發表貫徹平等價值觀的呢?目前的期刊評價都是按照國際通用的二八定律將少數期刊界定為核心期刊,甚至進一步將極少數界定為權威期刊,所有其他期刊都是非核心。這樣,評價被等同於評優!再加上下面要討論的管理簡單主義傾向的影響,學術成果自然而然被吸引到那些所謂的核心期刊去了。作者甚至不會考慮刊物跟稿件內容的關聯性,只考慮是否為核心期刊。非核心期刊則不能平等地獲得來稿。其實,許多核心期刊可能並不能很好地對真知識創新的成果“識貨”。作者投稿921

時也不以是否適合發表真知識創新為統一標準,而是異化為根據期刊本身所帶的標籤去投稿,使得學術發表在期刊選擇環節就偏離了平等價值觀的軌道。2.以刊評文的管理簡單主義給平等發表帶來的傷害按道理來說,文章只要有質量、新意,對人類知識庫有一定的貢獻,就應該得到同等的尊重和承認。然而,現實卻未必都是這樣。無論博士畢業條件還是評職稱,中文期刊都只承認核心刊,似乎只有在核心刊上發表才是真正的發表,其他刊物上的發表都是毫無價值可言的樣子。如此對知識創新的勞動不予尊重,簡單粗暴地以刊評文,進一步加劇了學術發表的不平等待遇。更要命的是,核心刊期刊群越來越固化,發文量越來越少。事實上,沒有哪一個文件明確規定只承認核心刊。那麽,為什麽會出現中文期刊只承認核心刊的現狀呢?這個問題的由來其實是由學科評估和學位點申報引起的。幾乎所有評估檢查甚至課題申報的表格都是要求填寫核心刊論文。從學術發表的角度來說,如此以刊評文的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也嚴重背離了各個學術期刊的價值中立原則,違背在學術發表中踐行平等公正的價值觀。但這種方法在管理中操作簡單,只要看刊物是不是核心刊就行了。在重獎和管理簡單化的雙重驅動下,發核心刊就是好文章的觀念和行政手段不斷被固化。即使真正具有相同甚至更高知識創新性的學術成果,但如果發表在非核心期刊上,則很難被認定為是有價值的成果。所以,以刊評文導致作者在尋求發表渠道時背離了真知識創新原則。3.約稿制度中作者的各種標籤與身份對平等發表的挑戰國內的學術發表中平等價值觀受到困擾的另外一種表現是作者的各種身份標籤對平等發表的挑戰。與以刊評文相呼應的是“以人評文”和“以校評文”。在具體的學術發表中,作者之間的平等性受到極大的衝擊。與國際學術期刊主要依賴於自然投稿的情况不同,國內的中文文科期刊基本上都是靠約稿生存。而編輯在約稿的時候,必然會帶有一定的身份歧視。約稿的時候,總是會選擇那些“名人”、“名校”、“高被引”作者。這樣的選擇本身就多少會帶有偏見,而沒有把真知識創新作為統一尺度去衡量所有的來稿。這往往會帶來某些所謂名作者被很多編輯約稿的情况,從而導致期刊之間可能出現不公平競爭。各個刊物還可能用高稿酬去“買稿子”。這就變成金錢遊戲了,實際上使神聖學術發表變味和走樣。約稿制度的普遍實行,使得學術發表不僅不能踐行平等價值觀,反而成為背離平等價值觀的畸形學術現象催化劑。按照道理來講,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學者若能寫出好文章更應該受到鼓勵和優先發表,但約稿制度卻因為身份歧視使得年輕學者的稿件很難得到公正對待。總之,國內學界由於期刊評價的弊端、以刊評文的管理制度和期刊的約稿制度等因素,導致了學術成果難以被放在真知識創新的統一尺度下衡量,這些因素無疑會傷害學術發表對平等價值觀的踐行。四、擺脫學術發表中平等價值觀困境的出路在哪裡對於學術發表中平等價值觀面臨的各種困局及其危害,國內外學界都有一定的認知。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國內外學術界都已經或者正在做各種努力加以積極應對。不過,有些應對策略比較有效,有些則成效甚微。如何進一步有效應對,尚需中外學界一起努力。1.國際學界對強化平等發表的探索從國際學術界來看,為了堅守在學術發表中貫徹平等價值觀,很多措施已經同時多管齊下。比較廣泛採用的方法有:031

第一,通過編委國際化促進用稿標準的統一。國際學界的共識是,國際期刊必須要有編委的國際化。只有國際性的編委成員,才能更好地保證在學術發表中平等地對待所有來稿。所以,SCI/SSCI來源刊都有編委國際化這樣的要求。否則,不管期刊有多大的影響力和多高的辦刊質量,都不能被收錄進去。這其中的考量主要是平等發表的問題。由於編委都是相關學科領域的國際專家,結合同行評議結果,他們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往往能夠有助於在選稿和用稿中更公平地堅持真知識創新的統一尺度。第二,通過採用純自然來稿克服作者身份因素對用稿標準的干擾。國際期刊基本上都是採用自然來稿,除了極少數情况下主編或編輯會邀請名家撰寫書評或學術述評之外,其他的都是作者自然投稿的研究性論文。國際學界的認知跟國內有很大的不同。他們認為,自然來稿才會減少作者身份標籤的干擾,促使期刊質量提升。因為所有刊物都是以自然投稿為稿源,刊物自身的質量和定位就成為吸引稿件的主要因素。實際上,SCI/SSCI等提供的影響因子報告,初衷並不是要評價期刊好壞,而是給作者投稿選擇刊物提供幫助的。研究者發表了文章以後,總是期待有更高的引用和學術影響,期待被學者認可和廣泛傳播。所以,投稿的時候就會希望投那些影響因子高的刊物。但是,作者會分析自己文章的知識創新程度,嘗試給相匹配的期刊去投稿。期刊在同行評議制度下對作者的自然來稿給予平等對待,使每個作者的稿子都能平等地接受審查,均以真知識創新性獲得發表機會。這就是自然來稿制度的設計初衷———致力於平等地對待所有作者及其稿件。第三,堅持同行評議制度,保證內行專家面前人人平等接受統一標準的審查。這是國際公認的有助於平等發表的辦法。儘管如前所述同行評議可能會有誤判的情形發生,但是從平等發表的角度來說它仍然是一種無法替代的手段。同行評議並不能保證最有知識創新意義的論文被遴選為待發表的論文,但是可以保證所有作者都要經過同行評議之後其文章才能被發表。這消除了個別作者可能享受的特權或不經審稿即被發表的優先權,使所有作者平等地接受同行專家的審查。事實上,並不是所有期刊都要致力於發表任意的高質量論文,而是要致力於讓那些適合自己刊物辦刊方向的高質量論文得以在本刊上發表。所以,即使刊物刊發高水平論文,也是帶有選擇性的。這樣,同行誤判即使對知識創新產生了不利影響,也是情有可原的。可見,同行評議不宜當作高水平論文選擇的必然途徑,而應當作平等發表的最佳選擇。它有助於杜絕人情稿和名家的特權稿。它將所有作者平等地推到被審查的地位,所以即使有瑕疵也仍然被國際刊界所推崇。文明社會的特點是,為了公平正義的追求,其他追求可以適當讓位。平等發表,或者發表中要保證公正性,讓每個知識個體得到自由競爭的機會,這是現代學術發表的首先追求,其他的追求也要適當讓位。這樣的制度選擇,可能只有站在文明社會的視角才能真正加以理解。國際學術界的一致做法是,同行評議一定要有,但評議結果如何被使用則是由各個刊物自由決定的。並非被同行評議通過的文章都要刊發。畢竟刊物的容量是有限的。同行評議是一種平等發表機制,不是辦刊決策機制。第四,建立編輯倫理約束機制,最大限度地減少編輯主觀因素對平等發表的負面影響。在不誠實引用以及其他影響平等發表的現象中,編輯往往會起很大的推波助瀾作用。所以,為了在學術發表中貫徹平等價值觀,就必須對編輯的行為加以適當約束。1990年英國的傳媒產業率先起草了“編輯從業規範”(EditorsCodeofPractice)。後來,這個編輯從業規範經歷過多次修改,最新的修改是2019年7月。目前,英國的獨立出版標準組織(TheIndependentPressStandardsOrganization,即IPSO)主要在負責這個機制的建設。不過,這個約束機制主要針對的是新聞媒體的編輯人員。而美國數百家刊物的編輯也曾經自發起草並簽署編輯倫理公約。該公約則主要針對的是學術編輯。131

該公約由學術編輯自願簽署,不過傳播面並不是很廣。這種學術編輯約束機制有特別針對不誠實應用的措施,包括自覺抵制強制引用(coercivecitation)、過度引用(citationinflation)以及抱團引用(citationcartels)等。在學術發表中編輯堅持真知識創新的統一尺度,公正地對待所有來稿,對於學術發表中堅持平等價值觀是至關重要的,也是編輯的基本職業操守。總之,國際學界正在做各種努力,以保障學術發表能夠切實貫徹平等價值觀,進而推動知識創新的健康發展。這些具體的做法目前已經被普遍看成國際學術期刊的重要標準。而平等發表則是這些標準背後的價值觀支撑。凡是舉辦學術刊物,如果不能遵循上述這些學術發表中的平等原則,刋物本身則是很難被認可的,也不會被SCI/SSCI等期刊評價系統所收錄。2.中國對堅守平等發表的探索跟國際學界不斷努力提高學術發表的平等性一樣,中國也已經開始進行自己的探索。而且,中國的探索很有自己的特色和針對性。第一,規範“版面費”,防止金錢因素對學術發表統一尺度的消解。“版面費”或“審稿費”等收費發表,在科技論文發表中比較常見。“國外許多科技類學術期刊向作者收取的論文發表費用主要有版面費、超版面費和圖版費三種”,“過去對美國85種科技期刊的調查中發現,收版面費的有37種,佔43.5%;在某些學科和研究領域,收費刊物所佔比重遠遠超出了平均水平,如美國的醫學類刊物,除少數頂尖者外,都要向作者收取版面費。”然而,國內學術期刊收費發表論文卻有很大爭議,尤其是人文社科期刊的收費發表所引起的爭議更大。很多作者將收費發表等同於學術腐敗。之所以會出現中外兩種不同的態度,跟學術發表對待收費的態度以及收費的方式等因素有密切關係。最重要的是,國內對收費發表監管不嚴,導致個別編輯走上違法犯罪道路。近幾年,有關部門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開始規範學術發表中的收費行為。例如,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禁止收取版面費;也有的地方出台文件規定,版面費收取標準必須公開透明,收費發表不能影響學術發表的質量。不過,這個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徹底解決。據筆者觀察,有的刊物高額收費、亂收費、違法收費等現象仍然存在。這已經成為影響中文學術期刊公平發表的主要因素之一。收費發表對平等發表的風險在於,一些具備真知識創新性的學術成果可能會因為作者無力或不願支付費用而失去平等發表的機會;相反,另外一些不具備知識創新性的學術成果則可能因為作者支付更高費用而獲得“優待”。所以,付費發表對平等價值觀的負面影響是很大的。第二,推行匿名審稿制度,減少作者身份標籤對平等發表的不利影響。國內學術期刊界已經開始向國際期刊的同行評議制度學習,實行匿名審稿制度,有的刊物甚至實行雙向匿名審稿。不過,並不是所有學術期刊都採取了匿名審稿制度。據筆者跟刊界的交流看,只有部分期刊實行了不完全的匿名審稿制度,也就是對部分稿件進行匿名審稿,對約稿、組稿、特稿則較少進行匿名審稿。顯然,不完全的匿名審稿制度,是要帶有明顯的身份標籤識別才能進行運作的。國內期刊之所以會普遍採用不完全的匿名審稿制度,可能跟國內期刊大量地發表約稿而非以發表自然來搞為主有很大關係。編輯約來的稿件如果被審稿人否定了,的確有些尷尬。沒有同行評議或者部分稿件有同行評議,從國際的視角看實際上是不太符合平等發表的價值追求的。筆者以為,應該大力鼓勵中文人文社科學術期刊重視同行審稿的制度建設。“重視匿名審稿專家的遴選,建立動態的匿名審稿專家庫,強化稿件的登記管理及初審,加強稿件的複審及重視主編的終審是使雙向匿名專家審稿制度發揮應有作用的重要保障。”第三,竭力減少不誠實引用對平等發表的損害。不誠實引用問題在中國的學術發表中也存在,231

而且大家對其危害性已經有比較一致的認知。有的評價機構已經開始對不誠實引用採取了一定的制裁措施。不過,不誠實引用的現象多種多樣,而且往往比較隱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期刊自律意識可能還是最重要的。故意做高引用率等各種不誠實引用行為,都屬於不正當競爭,極大地損害了學術發表的公平公正性。國際上提高引用率的公平做法是,要求論文含有規範性的學術史回顧內容。也就是,在所有原創性研究成果發表的時候,一律要有專門的文獻綜述。所有論文含有學術史回顧,對於所有創新成果來說,就具有了平等的被引用的機會。其知識論理據是,任何知識創新必須以已有的知識為起點。因此,從推進研究的角度來看,任何最新的成果都必須以全面了解已有成果為基礎。這一方面強調了人類知識創新的連續性,另一方面也必然推高對已發表成果的引用率。如果所有的學術期刊都以此為共識的話,雖然會使文章看上去有點像八股文,但實際上卻是在學術發表中對平等價值觀的切實踐行。遺憾的是,國內的學術期刊並沒有文獻綜述的統一要求,所以容易導致每個作者都“從頭說起”,並忽略已有的研究文獻,最終影響知識個體間的公平競爭。但願在今後的繼續努力中,中國的學術期刊也會越來越重視文獻綜述和對整個學術史的觀照,越來越朝着平等發表的方向努力。3.一個未盡的問題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儘管國際國內學界都做了大量的努力,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均未找到完全解決學術發表中不平等問題的有效途徑。筆者以為,中文學術期刊在解決平等發表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為此,筆者建議儘快制定中文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標準(類似於ISO系列那種)。這個標準可以由管理部門來制定,也可以由學術共同體先形成共識,然後逐漸得到認同,從而慢慢被大家接受為標準。至於學術期刊標準的制定者由誰來承擔的問題,則要考慮充分發揮學術共同體的主導作用以及社會組織的輔助參與作用。在學術發表中貫徹平等價值觀涉及編輯、期刊運作機制、作者投稿等方方面面。在期刊評價方面,期刊多評價系統共存是更加有利於平等價值觀貫徹的選項。在標準化管理的情况下,讓多個評價系統從不同角度對期刊進行多維度監測,有助於學術發表載體的多樣化,進而有利於期刊間的公平競爭。這就要反對用行政手段要求學術界只承認某一個評價系統進而排斥其他評價系統。為了平等對待所有評價系統,學術管理部門必須克服簡單主義,反對有選擇性地單獨遵從某一個評價系統,同時還要摒棄以刊評文的做法,應該平等對待各期刊,平等對待各個作者發表的論文,一切應按照知識創新本身去加以評價。我們要關注約稿制度對學術發表中的平等價值觀的負面影響,防止人為地製造作者之間及其文章之間的不平等待遇。由於約稿制度的大量採用,很容易把約稿變成買賣稿件,期刋界或許可以採用限制稿費標準的辦法進行規制。這有助於在學術發表中堅持平等價值觀,防止刊物之間的惡性競爭,對於反對“五唯”(“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是很有幫助的。在約稿制度下,以人取文和以校取文、唯職稱、唯帽子現象會更加容易突顯出來,而統一的真知識創新尺度則可能會被淡化甚至完全被忽略。當然,期刊編輯加強自律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利於最大限度地確保學術發表的“知識增長本質”,防止學術垃圾論文的產生。平等對待各個作者及其文章,並不是鼓勵作者生產垃圾文章,更不是為低水平重複的文章開脫或鳴金開道,而是強調所有知識創新個體要有平等的競爭和求生機會。總而言之,學術發表的平等性是知識增長的一個重要環節,對人類知識整體增長具有關鍵性的331

作用。然而,無論從國際還是國內來看,學術發表中的平等價值觀正在受到各種挑戰。面對挑戰,儘管國際和國內學術界、期刊界在做着多種努力,但要真正解決學術發表中的平等價值觀困擾,尚需時日。筆者非常期待學界對平等發表達成共識,一致努力,共同推進平等價值觀在知識創新各個環節的貫徹。①何雲峰:《尊重勞動是當代青年必備的基本品格》,上海:《青年學報》,2017年第3期。②③葉繼元等:《學術規範通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頁;第4頁。④⑤王正平:《美國科研倫理的核心價值、行為規範與實踐》,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⑥W.T.Rerch(ed.),EncyclopediaofBioethics,NewYork:TheFreePress,1978,pp.1764~1765.中譯文見張鴻鑄、何兆雄、遲連莊主編:《中外醫德規範通覽》,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48~1049頁。⑦參見王正平主編:《教育倫理學》第11章“教師科研中的倫理”(何雲峰執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⑧《歐洲研究誠信守則(TheEuropeanCodeofConductforResearchIntegrity)》,見歐洲科學基金會網站:http://archives.esf.org/coordinating-research/mo-fora/research-integrity.html.⑨常思敏:《參考文獻引用中的學術不端行為分析》,武漢:《出版科學》,2007年第5期。⑩葉祝弟:《綜合性學術期刊評價困境蠡測———綜合性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建構略論》,合肥:《學術界》,2019年第8期。耿建業、范運年:《淺析學術論著中的參考文獻規範引用》,上海:《出版與印刷》,2019年第3期。陳穎:《學術評價和學術期刊評價若干問題之我見》,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沈楠、徐飛:《科學優先權:門戶之見、投稿策略、保密與營銷》,北京:《科學學研究》,2018年第9期。參見何雲峰:《以刊評文是對人類創造性勞動的極大褻瀆》,微信公衆號“知識與價值”,2019年9月24日首發。參見該組織的官網:http://www.editorscode.org.uk,瀏覽日期:2019年11月3日。張曉斌:《國外學術期刊論文收費情况概述》,北京:《出版發行研究》,2007年第4期。康敬奎:《論學術期刊雙向匿名專家審稿制度》,哈爾濱:《繼續教育研究》,2011年第12期。作者簡介:何雲峰,上海師範大學知識與價值科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234。[責任編輯　劉澤生]43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融媒體時代學術共享的期刊參與鄭珊珊[提　要]　學術共享是知識傳播的未來,也是學術期刊自誕生以來的一個努力方向。在融媒體的時代語境下,積極參與學術共享,對於期刊的轉型升級也大有裨益。面對數字化未來的挑戰和融媒體轉型的要求,學術期刊需重新定位,轉變思想觀念,完成媒體融合的全面轉型升級,構建學術傳播新秩序和新型學術公共平台,並培養新型複合型編輯人才。而學術共享這一終極目標的實現並非單純依靠學術期刊自身的努力就能完成,還必須有相應的頂層設計,進一步深化改革,創新體制機制,加大相關支持力度。[關鍵詞]　學術共享　學術期刊　學術共同體　融媒體[中圖分類號]　G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135-09近年來,共享日益成為學術熱點。共享經濟、共享平台、資源共享、信息共享、知識共享等關鍵詞,反復為學界所討論。至於學術共享,可以說是學術自產生以來的天然需求。學術期刊的誕生就是為了促進學術交流和知識傳播,其中本就蘊含着學術共享的目的。隨着互聯網的普及與快速發展,學術共享越來越被人寄予厚望,甚至被視為知識傳播的未來,但相關的研究成果尚屬少見。移動互聯網和新媒體的飛速發展改變了信息的傳播方式和人們的閱讀方式,促使傳統媒體向融媒體轉型發展;也打破了知識和信息的壟斷,促使學術信息資源共享機制的巨大變革。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學術期刊的傳統出版和傳播模式面臨着一系列挑戰,在進行融媒體轉型的同時,也應積極思考如何更好地實現學術共享。而積極推進學術共享,對於學術期刊的融媒體轉型也大有裨益。一、學術共享的現實與困境學術共享是知識共享的一種,具體指學者或學術團隊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進行學術資源和學術信息的分享、互動和交流,從而促進學術創新。需要注意的是,學術共享的主體不僅有學者或學術團隊,還有其背後的學術機構。因為每個學者或學術團隊所佔有的學術信息資源都是有限的、碎片的,他們背後的學術機構往往會將有關信息資源進行整合與開發,提升資源的利用率,並提供平台和服務以便學術共享。“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創造了‘信息社會’,生產和經濟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依靠知識性活動。”①當今社會對知識更新的需求遠超過去,知識更新的快速增長則有賴於不斷推動學術創新,而實現學術共享對於推動學術創新、提高科技水平、促進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均531

具有重要意義。學術共享的方式和影響範圍與傳播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在早年,學術交流大都通過面對面的會議、學者間的電話或信件、學術出版等方式進行,學術共享的範圍受限於學者的人際關係網,傳播速度也受限於通訊技術。信息革命推動人類社會全方位深度轉型,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極大增強了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以聯通共享、開放合作為內核的互聯網精神,給學術生態帶來了巨大變化,數字信息技術和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打破了知識和信息傳播的壁壘,讓學術共享的範圍不斷擴大。在出版領域,數字化已經是一股無法抗拒的浪潮。所謂的數字化,“是指利用數字技術進行內容編輯加工,並通過網絡傳播數字內容產品的一種新型出版方式,其主要特徵為內容生產數字化、管理過程數字化、產品形態數字化和傳播渠道網絡化”②。近年來,學術出版數字化日趨加強,呈現了豐富多元的出版形態和信息載體,大大推動了學術信息資源的傳播與共享。而學術信息資源的快速傳播與共享,也推動了學術生產和學術出版的深刻變革,進一步擴大了學術共享的廣度。從目前來看,除了學術會議和學者個人之間的交流,大量的學術共享主要通過圖書館和數據庫等平台來實現。圖書館以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科研單位的圖書館為主,其實現學術共享的方式主要是整合本單位的學術信息資源,打造面向本單位科研工作者的學術共享空間,並提供學術支持服務。單個圖書館的共享範圍是有限的,通過數字技術整合所有科研單位的學術信息資源,則能更好地實現學術共享。近年來,中國內地通過CALIS(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hinaAcademicLi-brary&InformationSystem)將高校圖書館凝聚成為發展共同體,促進各館相關資源的互補和共享,在高等教育領域促進了學術共享。這一系統為高校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有力促進了高校科研水平的提高。但圖書館的學術共享仍然有一定的身份和地域限制;而數據庫則利用數字技術突破了這一限制,在海量學術信息資源和快速便捷傳播方面展現了明顯優勢,已成為科研工作者必不可少的科研工具。但目前數據庫大多採用商業化運行模式,一些建設較早、基礎較好、發展較快的數據庫已顯示出壟斷性質,其商業逐利性對學術共享理念有所異化。“商業數據庫以低廉價格購買學術期刊的內容,卻以高昂價格向圖書館、研究機構以及個人出售數字產品,壟斷數字學術資源,既阻礙了學術成果的廣泛傳播,對學術期刊也極不公平。”③學術乃天下公器,學術資源應為公共產品,卻被商業數據庫所壟斷。從學者角度來說,商業數據庫將學者創造的智力成果據為己有後,又在學術成果傳播渠道中製造壁壘,將公益性的學術信息資源異化為牟利的工具,卻沒有給學者相應的報酬;從期刊角度而言,數據庫利用期刊的優質內容打響了自身平台的品牌,吸引了大量的讀者和用戶,卻拆碎了期刊的整體性,使得期刊的品牌和影響力反而湮沒不彰,長此以往,對期刊的發展建設也有所損害。學者和期刊提供學術信息資源是為了推動學術共享,而數據庫卻破壞了這種共享的生態,這一現象早已飽受學術界詬病。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和自身品牌形象塑造的需要,一些商業數據庫也適時推出免費知識服務以改變形象,如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間,全中國人民大都“宅”在家中時,知網、維普、中國集刊網等商業數據庫向註册用戶免費開放論文閱讀等知識服務,受到科研工作者的歡迎。但一時的免費開放只是有限的學術共享,總的來說,商業數據庫對學術信息的壟斷現象仍未得到根本的改善與扭轉。要實現真正的學術共享,作為學術出版和傳播的中堅力量之一,學術期刊應積極應對形勢,有所作為。在融媒體時代,學術期刊必須要完成媒體融合的全面轉型升級,構建學術傳播新秩序和新型學術公共平台,並培養新型的複合型編輯人才,進而推動學術共享的真正實現。631

二、聯合學術共同體構建新型學術公共平台學術共同體“是基於某種學科、價值、理念或範式的認同而形成的結構鬆散的學者群體”;而學術期刊本是學術共同體的中心,往往“具有相對固定的研究範圍(如專欄設置)和共同的研究範式,乃至共同的價值取向和行文風格,以及相對固定的裝幀、篇幅、出版週期等外在特徵,以應對和滿足共同體成員的需求”④。學術共同體並非實體,但其中的學者交往頻繁,關係緊密,有較強的凝聚力,常常通過專業學會和學術期刊進行組織層面的交流活動。實際上,學術期刊的誕生就與學術共同體有關。公認的世界上最早的學術期刊是創辦於1665年的法國《學者雜誌》(LeJournaldesSçavans)和英國《皇家學會哲學會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oftheRoyalSociety),這兩份期刊的創辦者都來自學術界,而後者就是一個學術共同體。他們的辦刊初衷就是為了增進學術交流,推動學術創新。從學術發展史來看,許多著名的學派是因學術期刊而產生的,一般都擁有作為學派中心和旗艦的學術期刊。⑤而學術期刊也對學術共同體的構建以及學術研究的推動有着巨大貢獻。在互聯網蓬勃發展以前,期刊的傳播效率遠遠超過其他方式,是學術共享的重要功臣。至今,學術期刊憑藉着傳統的平台優勢和品牌效應,仍然是學術共享的主要推動者之一。“學術期刊因學術研究的需要而產生,本應內嵌於學術共同體並成為其中心,作為學術生產主體的學術共同體理應是學術傳播秩序的重要構建者。”⑥一般來說,學術期刊以學術公信力和權威性將學者聯接起來,在學術共同體中扮演學術把關人、科研服務者與學術生態建構者的三重角色,成為學術生產鏈條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然而,“中國學術期刊與國際學術期刊存在着重大差別,其中關鍵的差別體現在學術共同體與學術期刊的關係。……一味求穩的期刊體制阻斷了學術共同體與學術期刊的緊密聯繫,……使得學術期刊外在於學術共同體而不能與期刊發展相適應,造成了學者與學術期刊的疏離”。⑦此外,中國內地目前普遍採用的“以刊評文”的學術評價制度,使得學術共同體與學術期刊之間的關係也有所背離。“所謂‘以刊評文’,就是在學術成果的評價中只看發表文章的刊物是不是核心期刊(如SCI,SSCI,CSSCI等),而不管所發表的內容本身是否好壞,是否有創新。對核心刊物之外的優秀成果完全視而不見,對核心刊物上的低劣成果則照單全收。”⑧從某種程度上說,“以刊評文”是將學術評價的權力從學術共同體手中移交到了學術期刊手中。當然,核心期刊普遍嚴格實行“三審三校”制度和匿名審稿制度,對刊發的學術論文都經過了科學的學術評價。但絕對地、“一刀切”地“以刊評文”而忽視同類期刊上論文水平的參差,顯然有失公平客觀———核心期刊上的論文並非每篇都絕對優秀,而非核心期刊上也不乏優秀的論文,卻僅僅因“出身”就沒有獲得應有的認可。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學術評價的真正目的———“了解學術研究之水平,並藉由評估比較促使研究人員重視自身之學術研究成果,以提升整體學術水準及研究競爭力”⑨。學界對此早有不滿,“以刊評文”的做法除了在行政管理手段上簡單易行外,不合理之處很多。畢竟相對於中國龐大的科研人員隊伍及其發文需要而言,核心期刊的發文量十分有限。這就引發了學者與期刊之間的緊張關係:大量學者只願意將學術質量較好的論文刊發在數量有限的核心期刊上,使得大量的非核心期刊難以獲得優質稿源,為保持正常出版週期不得不刊發一些“學術垃圾”;而核心期刊在面對龐大的發文需要的壓力時,辦刊發文流程常常受到各種因素的干擾。而且,“以刊評文”也忽視了不同學科之間的差異,採用一種評價標準對所有學科的學術成果進行評價顯然有失科學。鑒於此,長期以來一直有學者呼籲對“以刊評文”進行改革。有學者提出,應實行代表作制度,“在所有的學科評估、學位點申報、職稱評定、博士學位資格審查等涉及731

學術論文發表的情形下由申報者提供一定數量的代表自己學術水平的作品,並將代表作在網上公開,由學術共同體去進行實名評價”⑩。但相關改革卻遲遲未有明顯進展,學術共同體對學術期刊的學術評價專業度又頗有微詞,二者的關係持續緊張。互聯網帶來的技術變革改變了以學術期刊為中心的傳播方式與傳播秩序,進一步弱化了學術共同體與期刊的聯繫。一方面,互聯網使得學者、學術共同體更加疏離學術期刊。學者們獲取學術信息資源的主要途徑已從傳統的期刊、書籍等紙本文獻轉向數據庫等數字平台,數據庫、搜索引擎等數字技術為學者們提供了更為便捷的閱讀體驗和學術服務,已成為學者們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而期刊則日益淡出學者們的閱讀視野,大多只在獲取博士學位、評職稱、結項等功利性作用方面才受到學者們的重視,難以發揮構建學術共同體的陣地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學者已開始繞開傳統學術期刊自行構建學術共同體。比如,近年來大量學術集刊的創辦,就是由各種學術共同體發起的。雖然集刊以書代刊的出版方式曾被內地新聞出版管理部門所禁止,但在學術共同體的不懈努力下,學術集刊的發展日益蓬勃,而且在一些出版社和學術評價機構的通力合作下,已經構建起了較為完善的出版規範和評價體系。部分學術質量高、學術規範嚴謹的學術集刊已獲得了新聞出版管理部門頒發的正式刊號,也受到了一些學術評價體系的重視和認可。再如,一些有影響力的學者能夠調動大量學術資源和技術力量,自行構建網站、數據庫、微信公眾號等新型數字平台,傳播自己的學術觀點,凝聚團隊研究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商業化的學術服務機構積極利用新型數字平台,直接與學者合作,產生了較為廣泛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曾有學者利用“清博大數據”調查2018年7月微信公眾號的官方學術榜月度榜單,發現佔據榜單前五名的是“瞭望智庫”、“科普中國”、“三劍客”、“知識分子”、“募格學術”。細察這五個微信公眾號,“瞭望智庫”是由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開設的,有着相當雄厚的背景和實力,在2019年7月發布的全國微信公眾號百強排行榜上排名第10位,當月總閱讀數超1500萬;“科普中國”是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開設的,主要推送科普知識和科技動態,2019年全年閱讀量超1.3億;“三劍客”是由《解放軍報》開設的,內容以軍事類信息為主,實際上學術性並不強;“知識分子”和“募格學術”的賬號主體分別是北京和西安的兩家科技公司。這五家微信公眾號都有開通商業合作,說明都是商業化運作;從它們的賬號主體來看,都是實力比較雄厚的機構單位,容易凝聚一批知名學者;從它們的內容和形式來看,信息量豐富,推送頻率高,界面設計美觀,功能菜單較多,與用戶互動較強。可見,這些微信公眾號的商業運營模式比較成熟,運營效果良好,都有着不錯的發展前景。而目前中國的學術期刊普遍體量較小,資金和技術實力較弱,主要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在紙本期刊的內容建設上,開設微信公眾號並非工作重心,運營效果當然不可與上述的微信公眾號“巨頭”同日而語。換個角度來看,商業化運作的微信公眾號受利益驅動,其精心打造平台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盈利,並非學術共享———學術信息資源是它們盈利的工具,它們選擇性地公開一些學術信息資源主要是為了招徠用戶。而中國的學術期刊大部分是公益性的,本身就是一個思想密集、知識密集的公共平台,掌握着大量的學術信息資源和作者資源,也願意對社會免費開放。並且,相對商業化的新媒體平台而言,學術期刊所佔有的信息資源更有權威性,在質量上更有保障。“學術期刊發表學術成果是它的基本功能,這個功能也使它成為學術研究重要的儲存、積累的寶庫。一份真正有分量的學術期刊應該承載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也應該承載多種文化和文明的精粹。從這個視角看,學術期刊也是各種不同學術觀點交流互動、批評討論、爭鳴交鋒的平台。”在歷史上,學術期刊831

的交流平台為凝聚學術共同體、推動學術進步貢獻了巨大力量;到了互聯網時代,建基於強大的交流傳播網絡,學術期刊理應能將學術共享的空間與受眾進一步延伸擴大。當然,無論是學術期刊還是學術共同體,單體的力量總是較為弱小的,在互聯互通的網絡時代單打獨鬥很難產生大的網絡效應。如果沒有在短期內產生良好的效果,又缺乏持續的投入,單體的微信公眾號等新型數字平台很容易被海量的網絡信息所淹沒,而後停止建設,淪為所謂的“殭屍號”。因此,學術期刊應主動聯合學術共同體,充分整合並調動二者的資源優勢,打造新型學術交流平台,促進學術交流在線上線下的延伸,構建學術共享的強大網絡。三、借助互聯網構建學術傳播新秩序互聯網引發了期刊出版模式的新變革,傳統學術期刊面臨諸多問題與挑戰,如出版週期長、傳播速度慢等,這些都要求學術期刊亟需轉型升級以適應時代的變化。“紙媒式微”一度是學術期刊的集體焦慮。但紙本的發行量雖在日益减少,可互聯網閱讀的數量卻一直在增長,且隨着學術研究的隊伍越來越壯大,對學術信息資源的需求也一直在增長。從這一角度來看,學術期刊仍有着龐大的需求,但紙本傳統的出版和傳播模式已經難以適應新的時代形勢。紙本期刊仍以期為單位出版發行,但讀者大都是以篇為單位進行“碎片化”閱讀———現在的讀者大都在網站或數據庫中搜索關鍵詞後下載自己需要的論文閱讀,而漠視了一本期刊的選題策劃和整體編排。針對新的閱讀形式和傳播特點,期刊必須儘快運用互聯網思維進行數字化改革,進而構建學術傳播新秩序。當前,已經有不少期刊啓用了校對軟件、排版軟件、在線採編系統等,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多元化數字出版。除此之外,為加快期刊的出版時效,一些數據庫與學術期刊合作,推出了“在線優先出版”(或叫“網絡首發”),這是學術期刊出版模式的一個重要變革。在線優先出版不是簡單地把整期紙本期刊的內容在出版日期前傳到網絡上,而是“具有出版資質的部門或機構,以被編輯部錄用並定稿的稿件為出版內容,先於印刷版期刊出版日期在線出版的、以單篇論文為發表模式的數字出版形態”。這種出版模式體現了“短頻快”的互聯網思維:期刊無需等待整期所有的論文稿件全部編校完成才出版,而可以編完一篇立刻出版一篇,即把以“期”為單位的出版變革為以“篇”為單位的出版,這是“短”;期刊也不必再受限於固定的出版期數(即出版次數),而可以靈活地即時在線推出部分內容,加快出版頻率,這是“頻”;編好的論文也不必非要等到出版日期才能問世,一經編校完成即可線上發表,加快了知識更新的速度和學術成果獲得認可的速度,這是“快”。這種出版方式既經過學術期刊編輯部的嚴格把關,充分保證了論文的學術質量和編校質量,也突破了印刷出版和刊期的時間限制,加快了學術成果發表的速度,縮短研究週期,提升了學術成果以及期刊的影響力。此外,還有一些學術期刊和出版機構在嘗試開放存取期刊(OpenAccessJournal,簡稱OA期刊)、數據庫期刊(Overlay)等新型出版模式。前者是“依托於互聯網,並經過同行評議的一種新型學術電子期刊,同時允許用戶免費、無限制的合理使用”,有學者對國內的人文社科期刊進行調查發現,“截止2017年7月31日,被調查的1320種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有524種期刊實施了開放存取(其中有10種期刊是部分開放存取),佔總數的39.7%”;後者其實也是OA期刊的一種,但它並不出版原始論文,而是“一種基於知識庫的知識組織與利用方式,是從一個或多個知識庫採集學術文獻,經過特定評審過程的篩選後,以期刊的形式、有組織地提供給廣大用戶的一種服務”,有點類似文摘,但體現了獨特的學術宗旨和編輯理念。無論學術期刊進行何種形式的數字化變革,都促進了學術信息的快速廣泛傳播,有利於學術共享。931

互聯網也為期刊傳播提供了新平台。一直以來,學術期刊肩負着見證、傳播、引領科學知識與理論的使命。必須正視的現實是,學術傳播的對象是小眾的,受眾比較單一,基本上在學術研究界的範圍內。對於專業學術期刊而言,更是限定在某個專業研究領域的科研人員。然而,在科技加速發展的今天,人們對學術傳播的速度和範圍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學術成果有迅速發表以“搶佔先機”的需要,科研人員也有擴大影響力的訴求。對此,學術期刊進行了不少探索。互聯網發展初期,就已有部分學術期刊建設了自己的網站。隨着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和新媒體、社交媒體的興起,不少期刊紛紛創辦APP、微博、微信公眾號、小程序、電子期刊等新型數字平台。其中,微信公眾號以門檻低、自由度大、互動性強、操作便捷的特點,成為當前最受科研人員歡迎,也被學術期刊採用最多的新型數字平台。2018年7月,有學者通過問卷調查,發現有89.82%的高校教師閱讀過學術類微信公眾號文章,並對此感興趣;有82.73%的高校教師關注了2個以上的學術類微信公眾號。顯然,科研人員對通過微信公眾號獲取學術信息資源的方式普遍表示歡迎,微信公眾號已成為學術共享的一個有效渠道。與這一需求相適應的是,近年來學術期刊開通微信公眾號的數量呈逐年激增的態勢。2015年5月30日,有學者調查了1200種CSCD(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來源期刊,發現其中283種開通了微信公眾號,佔樣本總數的23.6%。到2017年11月26日,有學者通過對《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第七版)收錄的七大編類期刊隨機抽取118種期刊,發現其中65種開通了微信公眾號,佔全部樣本期刊的55%。2020年6月5日,筆者對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刊中的“綜合社科”類48種期刊進行了調查,發現其中42種開通了微信公眾號,扣除兩種雖開通賬號但長期未更新內容的期刊,其餘40種均於近期有推送內容,處於活躍狀態。以此計算,綜合社科類CSSCI期刊的微信公眾號使用率為83.3%。另外,有的學術期刊雖未開通獨立的微信公眾號,但也通過主管或主辦單位的微信公眾號推送期刊內容和信息。總的來看,有一定學術追求的期刊都勇於探索新型傳播渠道,試圖提升期刊影響力。近年來,有的學術期刊發現了深度的學術閱讀與新媒體“淺閱讀”結合的有效方式,在微信公眾號推出了一些有10萬+閱讀量的“網紅”論文,通常是圍繞社會熱點、回應社會訴求的選題,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有的期刊也結合刊物定位和論文內容,適當融合科普元素,通過二次加工使得深度的專業論文大眾化、通俗化,吸引更多讀者,推動學術知識的社會化。在新媒體閱讀“淺層化”、“碎片化”的衝擊下,學術期刊需要在學術生產、思想沉澱和可讀性之間尋求平衡,這也是學術期刊在進行融媒體轉型時的一個關鍵問題。限於種種因素,大部分學術期刊的新型數字平台使用情况還存在一些問題。以微信公眾號為例,學術期刊推送的內容大多還比較單一,以紙質期刊發表的內容為主,而針對移動新媒體傳播特點進行設計的新型內容比較缺乏;推送界面也不夠生動,對新媒體手段如語音、視頻的採用較少,圖文編排比較簡單;與用戶的互動不足,線上只能閱讀、點讚和留言,社交功能開發不足,線下的活動極少甚至沒有;大多數期刊的公眾號沒有設立菜單,用戶無法進行閱讀和評論之外的功能選擇;等等。與此類似,一些學術期刊的其它新型數字平台也基本是單向宣傳,沒有開發與作者、讀者的雙向交流互動渠道,缺乏用戶意識。這主要是由於數字平台的技術手段開發不足,只能提供一些粗放型的數字服務,在個性化服務和社交化方面嚴重欠缺。目前,新型數字平台的建設對期刊影響力的提升有一定幫助,但比較有限,並未充分發揮出作用。還有學者概括當前學術期刊媒體融合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新瓶裝舊酒’。學術期刊採用更多的是把紙本內容平移到網站、微博、微信和APP上,以自己為原點,構建自己的小圈子,視新媒體為紙本期刊價值鏈條上的一種延伸和補充。二是‘對內融合’。部分學術期刊把投稿組稿、專家審稿、編輯加工、在線出版、傳播互動等關節點041

都打通,再在其上增加一些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微博微信。這種修修補補、敲敲打打的‘內向型融合’,很難改變整體格局。”這兩種方式都是淺層的、表面的、形式上的融合,稱不上實質性的全方位融媒體轉型。這是因為,所有的傳播必須要獲得有效的回應才有意義。單向而缺乏大量的互動的學術傳播,勢必影響傳播的效果,這也是當前學術期刊媒體融合必須正視的問題。即便面臨着問題和挑戰,一些影響力較大的學術期刊仍積極迎接融媒體、全媒體出版的時代大潮,建設起紙質型與數字型並存的多元化立體的傳播平台。它們一方面繼續出版傳統的紙質期刊,嚴格把關期刊的內容質量;另一方面,對期刊佔有的學術信息資源採取差異化策略進行多元化的數字開發與整合,根據互聯網、手機、手持閱讀器等不同媒介特點設計並提供有特色的、創新性的內容和服務,拓寬傳播渠道,實現多媒體形式的複合出版。多元的數字平台在免費推送各種學術信息資源外,也提供一些互動性強的學術服務,如選刊讀者評論、評選學術熱點等,既聚合了更多的讀者,提升用戶體驗,提高傳播效率,擴大期刊知名度和影響力,也對學術共享有十分積極的意義。當然,一家期刊單打獨鬥的數字平台建設影響力畢竟有限,要真正實現大範圍的學術共享,必須建設更大規模的數字平台。而商業數據庫雖然佔有海量的學術信息資源,但也存在信息利用率低、信息結構無序等問題。對此,學術期刊應該聯合起來,並與學術共同體緊密合作,構建學術期刊數字出版聯盟,通過科學合理的整體設計和精準定位,實現期刊的集群化、規模化和數字化,進而推動學術共享。桑海曾提出在線學術平台框架構想,認為新平台應是“集成果發表、學術資源檢索、學術評價、學術動態、互動社交、增值服務等功能於一體的多媒體的、跨屏的學術服務門戶,為學者提供便捷貼心的服務”。這樣理想的學術平台尚未建成,但一些期刊曾與數據庫合作打造“網刊”、“域出版”等平台,取得了不錯的成效,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也通過反思總結了一些教訓。還有一些學術期刊已經開始與科研單位、數據庫加強協作,探索新的融合發展的模式,打造學術研究、出版、傳播、應用、轉化的新型產業鏈。這些努力對於重構學術傳播新秩序,提升學術出版和研究的整體水平都有深遠的意義。四、建設新型複合型期刊編輯隊伍學術期刊編輯既是學術共享的守護者,也是學術共享的受益者。一方面,編輯“是學術交流平台的守護者,其核心價值在於構建和維護學術交流平台,其對學術信息進行選擇、加工整理和傳播的基本功能不會隨學術期刊的式微而消亡。學術編輯的使命當繫於學術交流平台之建設與學術事業之昌明……構建和維護新型在線學術平台,更好地為學者服務,促進學術交流與傳播,才是新時代學術編輯義不容辭的使命”。作為學術期刊的“操盤手”,守護學術共享是編輯的天職。另一方面,構建好學術共享的強大網絡,有利於編輯工作的順利開展。在辦刊過程中,編輯需要緊跟學術前沿,與學術界保持密切聯繫,以便獲取大量的學術信息資源。良好的學術共享機制必能使編輯更容易把握學術前沿信息,更好地與學界學人交流互動,為選題策劃、組稿、約稿和選稿的順利開展提供諸多助益。融媒體時代學術共享的實現,人才是決定性因素。對於學術期刊來說,編輯人才隊伍建設是核心工作。新的社會語境和行業需求使得學術期刊亟需轉型升級,而期刊編輯也勢必要與時俱進地轉型升級為具備立體思維的新型複合型編輯,才能更好地引領期刊發展。新型複合型編輯指的是既掌握編輯出版知識,也熟悉專業學術知識,還能駕馭信息技術,能同時適應傳統紙刊出版和數字出版的編輯人才。這意味新型複合型編輯要能承擔相對傳統編輯而言更加多元的工作職責和社會141

責任,如此高的要求使得國內既有的編輯人才隊伍建設面臨一些困難。在融媒體轉型的緊迫需求下,一些期刊不得不搭建新型數字平台,相關的運營工作只能由責任編輯兼任,而他們掌握的大多是傳統的編輯技術,對互聯網和新媒體的相關技術並不精通。如此一來,這些學術期刊匆忙架設起的數字平台的優勢就難以得到充分發揮。受到互聯網衝擊的學術期刊至今尚未從傳統紙質媒介完全轉型成功,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編輯人才的轉型難度頗大。互聯網技術的更新迭代非常快,非專業人才難以跟蹤技術前沿,而媒介多元化使得編輯技術也複雜化,除了傳統的出版行業要求與規範,還有各種軟件更新、系統升級、網絡故障以及互聯網相關的法律法規,讓傳統編輯應接不暇,疲於應付。複雜的媒介環境業已形成,編輯不得不告別單一媒體的工作慣性,頻繁地在各種角色中轉換:既要保持學術敏銳性,精心策劃期刊的選題內容,擔任選題的策劃者和執行者;又要考慮如何利用數字技術根據不同媒介形態管理、加工並推廣內容,擔任數字平台的運營者;還要與作者、讀者、專家及其他兄弟期刊加強聯繫,打破思維定勢,拓寬視野,及時捕捉學術動態,主動為學者提供服務,擔任學術交流平台的守護者。融媒體時代賦予了編輯新的使命:“將技術轉化為自己的本質力量,與技術合一,與技術協同進化,在技術中尋找新的編輯生長點。”應該說,現在的編輯普遍在觀念上已經認識到樹立轉型意識的重要性,互聯網的廣泛普及也讓大多數編輯都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網絡技術,只是離實現真正的轉型突破還有一段距離,還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和學習,也需要工作單位提供更多的支持與幫助。對於學術期刊來說,新型複合型編輯隊伍的建設,應充分發揮自身與學術界、教育界交流互動頻繁的優勢,為編輯爭取更多有效的培訓和實踐機會。學術期刊和高校之間,除學術交流之外,也可加強新型技術交流。目前國內已有若干高校設立了數字出版專業,如北京印刷學院、武漢大學、中南大學、上海理工大學、浙江傳媒學院、天津科技大學、曲阜師範大學等。這些專業一直在積極探索和優化新型複合型編輯人才的課程培養體系,開設了許多有針對性的應用型課程,培養學生良好的語言文字基礎和基本的軟件操作能力。學術期刊可主動與高校開展有關的合作培訓,為傳統編輯提供機會接觸前沿的數字技術和業界發展動態,掌握數字出版的相關知識和理論。一些高新技術企業在數字出版方面已有比較成熟的技術和經驗,學術期刊也可與有關高新技術企業開展項目式合作培訓,或選派編輯到企業實踐一段時間,參與數字化項目的運作,了解行業發展動態,學習和掌握有關技能,提升綜合技能和業務素質。五、小結學術共享是期刊的建設目標和努力方向,融媒體也是大勢所趨。借勢數字化大潮完成融媒體轉型,是學術期刊推動學術共享的重要舉措,對於提升中國學術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也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當前,學術期刊應重新進行定位,轉變思想觀念,充分利用和發揮新型技術的優勢,更好地推動學術交流,以進一步促進學術信息資源的傳播與共享。當然,融媒體轉型還是新興事物,還有許多尚未完全解決的問題。如融媒體轉型需要配合一定的體制改革,而體制改革的推進還面臨一些困難和問題;紙本時代形成的學術規範、知識產權、出版形式等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在“短頻快”的新媒體時代受到了一定的衝擊和消解;技術進步日新月異,媒體智能化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未來的技術發展方向對下一步的媒體轉型仍可能有着巨大影響,而這對於學術期刊而言則難以預料。以何種姿態擁抱技術,如何在融媒體轉型與學術共享中實現期刊的獨特價值,如何在轉型發展與堅守傳統中尋求平衡?這些對於期刊參與學術共享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值得學界不斷地深241

入探討。最後,學術共享這一終極目標的實現並非單純依靠學術期刊自身的努力就能完成,必須要有相應的頂層設計,進一步深化改革,創新體制機制,加大相關支持力度。而這樣的頂層設計,也需要學術期刊和學術界的不斷思考、探索、呼籲和推動。①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斷裂的年代:20世紀的文化與社會》,林華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88頁。②《新聞出版總署關於加快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新出政發〔2010〕7號。③游濱:《華文學術期刊數字化發展趨勢及因應策略》,見李向玉主編:《總編視角———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91頁。④⑦朱劍:《學術共同體、學術期刊體制與學術傳播秩序———以媒體更迭時代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轉型為中心》,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年第3期。⑤原祖傑:《學術期刊何以引領學術———兼論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之關係》,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4年第1期。⑥朱劍:《構建互聯網時代學術傳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學術期刊發展戰略為中心》,武漢:《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年第2期。⑧⑩何雲峰:《以刊評文對“雙一流”建設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視》,上海:《上海教育》,2019年第10B期。⑨黃慕萱、張郁蔚:《人文社會學者學術評鑑指標之探討》,台北:《圖書資訊學刊》,2006年第4卷第1/2期。陸宣:《學術類微信公眾號運營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分析》,合肥:《新聞世界》,2018年第10期。《2019年7月全國微信公眾號100強排行榜出爐》,深圳:中商產業研究院,2019年8月2日。黃頌傑:《辦刊境况與學術期刊發展的問題與思考》,見李向玉主編:《總編視角———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37頁。徐楓、郭沁:《中國學術期刊出版模式的變革———中文學術期刊“在線優先出版”及其進程》,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第1期。余倩:《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開放存取現狀研究》,長春:《圖書館學研究》,2018年第14期。王楠、祝忠明:《Overlay期刊初探》,長春:《圖書館學研究》,2010年第2期。周華清:《基於高校教師微信公眾號閱讀行為的學術期刊微信平台運營思考》,武漢:《出版科學》,2019年第1期。王寶英:《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來源期刊微信公眾號現狀調查與分析》,北京:《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16年第1期。曾豔:《我國學術期刊微信公眾號現狀及發展對策探析》,長沙: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張耀銘:《學術期刊與新媒體融合的關鍵與進路》,濟南:《濟南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桑海:《我們需要什麽樣的在線學術平台———“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之未來構想》,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郭慶華:《編輯的技術焦慮》,太原:《編輯之友》,2019年第7期。作者簡介:鄭珊珊,福建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東南學術》副總編輯、副編審,博士。福州350025[責任編輯　劉澤生]341

·文學研究·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精確人文科學”的價值〔德〕GerhardLauer(撰)　龐娜娜(譯)[提　要]　作為一種新興的人文科學研究方法,數字人文為人文科學提供了更好的研究基礎和更廣闊的發展前景。但這種“精確的人文科學”對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的革新引發了“數字人文之爭”。實際上,人文科學的精確化之路有着悠久的歷史,在人文科學研究中走更精確的道路並不是一種破壞性行為。“精確人文科學”對人文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是有價值的。“精確人文科學”能否在21世紀的人文研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取決於人文學者們對它的態度。[關鍵詞]　數字人文　精確人文科學　不精確人文科學　價值[中圖分類號]　I0-05;G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144-12一、引言不論是在博物館還是在大學,抑或是在其它什麼地方,用魚敲打油畫都不是一個可被社會接受的行為。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蘇格蘭著名作家艾莉森·路易斯·肯尼迪(AlisonLouiseKenne-dy)便用這樣一個“拿魚打畫”的比方,來說明計算機為人文科學和藝術領域所作的“貢獻”。在肯尼迪看來,就文學而言,計算機輔助法不能為人文和藝術領域帶來任何新東西;數字化不過是人文科學在失去前進方向的狀態下做出的錯誤嘗試。①沒有比這更直接的批評了。隨着計算機的應用,文化研究失去了肯尼迪所謂的某種評價文學和藝術的能力。如果人們認同肯尼迪的觀點,那麼那些追求數字化的文化分析專家們的評價標準就會變得很怪異:專家們好像只字不提文學,僅僅把文學故事分解成無意義的小單位來研究。肯尼迪認為,這種方法也許特別適用於暢銷文學的創作,但無法帶來對文學和藝術的新認識,因為研究者間主觀層面的微妙差異已經被淹沒在“以計算機為驅動的文學批評”的大數據中了。簡言之,這種數字化的發展於肯尼迪而言是病態的。更可怕的是,在數字化的背景下,這種不安更是難以言表。肯尼迪不是唯一一位堅決批判數字人文的學者。相較之下,美國文學理論家斯坦利·費什(StanleyFish)對數字人文的批評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費什曾在《紐約時報》上公開指責:以計算機為導向的人文科學描繪了一種虛假的永恒,這助長了人們對計算機和互聯網的盲從。②美國詩人、文學評論家亞當·基爾希(AdamKirsch)也為計算機導致的人文科學的平庸而惋惜。③丹尼爾·阿靈頓(DanielAllington)、莎拉·布魯耶特(SarahBrouillette)和戴維·哥倫比亞(DavidGolum-441

bia)等人④還擔心,隨着數字和計算機的廣泛運用,人文科學領域也會像硅谷一樣出現對技術的盲信。⑤邁克爾·哈格納(MichaelHagner)和卡斯帕·赫希(CasparHirschi)⑥等人也批評了數字人文宣稱的對社會知識的誇張性重塑。⑦2018年,《法蘭克福匯報》更是以《數字人文———繁榮時期的回顧》(“DigitaleGeisteswissenschaften-BilanzeinerGründerzeit”)為題,用了整整兩個版面來介紹人文科學的這一新發展。但文章最終並沒有確定,數字人文究竟是發展的新機遇,還是實證主義的騙局。⑧這類針對數字人文的爭論逐年增加。2019年,甚至出現了“數字人文之戰”。學者們在《批評探索》(CriticalInquiry)和《高等教育紀事報》(The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等知名學術刊物上爭論計算機輔助方法對文學專業的價值:計算機輔助方法值得應用嗎?它會不會只能帶來平庸的研究結果?⑨幾乎不需要多麼敏銳的洞察力,學者們就會發現這場爭論涉及諸多不同的內容:肯尼迪關乎寫作的創意性,費什關乎數字出版路徑,基爾希關乎文學研究理想形態的建構,阿靈頓等人關乎新自由主義,哈格納和赫希關乎對研究中博學美德的稱讚,《法蘭克福匯報》、《批評探索》和《高等教育紀事報》的作者們則致力於捍衛他們所熟悉的人文科學的傳統,以防其可能發生的變化。觀點俗套是這些非議的共同之處:翻來覆去無非是病態、新自由主義或實證主義等說辭,所強調的依然是溫暖、有人情味的文化同冰冷、理性的文明之間的對立。早在1994年,文化學家格奧爾格·波勒貝克(GeorgBollenbeck)就在《教育和文化———德國式闡釋模式的輝煌與不幸》(BildungundKultur.GlanzundElendeinesdeutschenDeutungsmusters)一書中闡明了這一邏輯存在的問題。⑩面對數字人文所帶來的不安,人們常常借用文化批評的套話來回避一個關鍵問題:人文科學除了其長期依賴的、熟悉的既定研究形式,能不能或者該不該擁有更多的可能性?人們總能發現各式各樣針對數字人文的批評:現代批評派認為的阻礙作用,文化批評派宣稱的自我毀滅等,這些非議和批評都值得我們認真探討,因為我們能夠從中獲悉人文科學的現狀及其發展的可能性。這場爭論從不同角度涉及了人文科學的自我認知。這篇文章選取了其中的一個方面來探討,即“精確科學”(exakteWissenschaft)和“不精確科學”(inexakteWissenschaft)之間的複雜關係。二、格林兄弟的“準確”與“不準確”在數字人文遭遇非議的當下,可能並不是仔細權衡各方觀點的好時機。但事實上,關於精確與不精確的人文科學的爭論由來已久。早在1846年的法蘭克福日耳曼學者大會上,雅各布·格林(JacobGrimm)就已經談到了“不準確科學”(ungenaueWissenschaft)的價值。他指出,“不準確科學”和“準確科學”(genaueWissenschaft)的概念分別譯自法語“scienceinexact”和“scienceexacte”。和我們現在的做法相似,當時的人們也對學科進行了劃分。用雅各布的話來說就是:準確科學指的是那些所有內容都經過了仔細論證的學科:例如數學、物理和化學。一旦缺乏這種準確性,其所作的全部努力便會統統失去效力。不準確科學指的則是那些允許自己在實踐中迷茫的學科,我們所投身的專業就屬於這一範疇。儘管可能長期存在着錯誤和不足,但它們總能從這些錯誤和不足中不斷進步,變得更加純粹:例如歷史研究和語言研究。詩歌本身也是一種不準確的科學。人們幾乎無法要求歷史研究做到完全的準確;陪審團的判決也不是基於算術運算,而是簡單的常識,且常常出錯。雅各布補充道:“在戰爭中,炮兵秉持的就是準確、嚴謹的原則,但騎兵在近距離砍殺敵人的時541

候,則無需那麼準確。”在他看來,“準確科學”和“不準確科學”之間雖然有所差別,但各有其獨特的價值。例如格林兄弟研究的語言科學,其價值在於:“所有令人歡欣鼓舞的發明創造,……都來自語言描述的創造力。”因此“不準確科學”更接近人的內心。另一方面,“準確科學”也是有價值的,因為它能利用精確性將自然物質解構和重組。雅各布寫道:“所有的杠杆和發明,(以及)那些讓人驚奇或害怕的東西,都是它們的產物。”換句話說:“準確科學”正在改建世界。它們之所以有這種能力,正是因為它們的“仔細論證”。對雅各布來說,“準確”大概指的就是化學的精確實驗,嚴格遵循邏輯的林氏植物分類法,硅藻屬或船蛆屬的新物種,以及數學的嚴謹性。“不準確”描述的則是一組更貼近我們內心的科學。儘管它們可能長期存在着不準確、錯誤乃至缺陷,但顯然,新出現的詞句、歌曲或歷史背景更容易觸動我們。因此,相較於“準確科學”,“不準確科學”為教化國民作出了更大的貢獻。所以直到今天,它們也依然是報刊雜志上的熱議話題。不難發現,借助“準確”和“不準確”的概念,雅各布·格林描述了兩類科學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同時也涉及雙方在社會影響以及社會地位層面的差異。從雅各布1846年的演講中可以看出,自然科學家的不斷成功着實讓他感到了不安。雅各布認為,自然科學家的能力是“可怕的”:比起非凡的詞句、華麗的辭藻,廣大青年更重視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的實驗及其應用範圍。他甚至宣稱,大家都在追着物理學跑。當時,雅各布就已經感受到了人們對“準確科學”的傾向性。可見,早在170多年前,科學就已經有了向精確化道路發展的趨勢。雅各布也談到了“不準確科學”的“不斷進步”,他說,“儘管可能長期存在着錯誤和不足”,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不準確科學”也“能從這些錯誤和不足中不斷進步,變得更加純粹”。這裡的“純粹”和“準確”是可以互換的詞彙。在雅各布看來,這種對“準確科學”的傾向性似乎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他所研究的語言科學,遲早也會被算作是“準確科學”中的一員。當然,精確的語言科學在格林兄弟時期尚未形成。兄弟二人的詞典編纂項目為語言科學發展成一門精確的科學作出了重大貢獻。在談到兄弟倆的辭典編纂計劃時,威廉·格林說他們想要編纂成一部涵蓋“各個詞彙的自然史”的大詞典。雅各布·格林反對當時普遍強調概念和審美的文學研究,他要求建立以作品的語言構成為基礎的文學史,這導致了19世紀及其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語言和文學的研究是分開進行的。格林兄弟的“德意志研究”為語言科學樹立了嚴謹的工作標準。作為“精確性”(Exaktheit)的變體,“嚴謹性”(Streng)能成為他們的指導原則之一絕非偶然。格林兄弟和校勘學家卡爾·拉赫曼(KarlLachmann)以及語言學家喬治·弗里德里希·貝內克(GeorgFriedrichBenecke)一起,將語言科學從以前的信息搜集發展成了嚴謹且專業的獨立學科。因此,準確性可以說就是格林兄弟的方法論理想。這一方法論將格林兄弟的研究與馮德哈根(FriedrichHeinrichvonderHagen)以及布辛(JohannGustavGottliebBüsching)等日耳曼學者主張的以文化民族或民間教育為取向的語文學研究區別開來。格林兄弟常常尖銳地批評馮德哈根等競爭對手,絲毫不能容忍布辛等人的錯誤和不足。因為格林兄弟認為,語文學的研究也應被嚴格論證。因此,在兄弟二人看來,“準確科學”與“不準確科學”之間的矛盾並非是不可調和的。溫暖的人文科學和冰冷的自然科學的說辭,更多的是人文科學對外的一種策略,其目的是為自己所屬的學科創造合法性。正是因為有了嚴謹的方法論理想,格林兄弟才被算作是語文學的創始人之一。他們把語文學發展成了一門具有共同研究對象的學科,規定了語文學學者應具備的基礎知識,定義了語文學的研究問題,同時也指出了適用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他們還確立了語文學的學者結構,641

據此可以判斷一位學者到底屬不屬於語文學家。按照格林兄弟的標準,馮德哈根和布辛的研究並不屬於語文學的研究範疇。正是得益於格林兄弟的精確傳統,古典語文學家維拉莫維茨(UlrichvonWilamowitz-Moellendorff)才能在1921年完成了《古典學的歷史》(GeschichtederPhilologie)一書,這本書的核心便是語文學在語法研究中所遵循的精確性準則。對格林兄弟和維拉莫維茨來說,嚴格的文本批評是為了重現文本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格林兄弟把語文學視為一門追求精確的學科,即使是身處浪漫主義文學時期,他們的嚴謹性也絲毫不減。這就是19世紀中葉發生在格林兄弟身上的“準確科學”與“不準確科學”間的爭論。時至今日,“兩種科學群”的說法仍然以不同的形式普遍存在,相關的討論也和格林兄弟時期一樣充滿矛盾。兩個陣營的學者對數字人文的評價也往往大相徑庭。例如,肯尼迪就敵視地把計算機輔助方法比作是對藝術品的摧殘。對一些學者而言,“精確人文科學”是不經反思的技術主義;對另一些學者而言,“不精確人文科學”不是科學。從雅各布到肯尼迪,人們討論的主題總能被劃分成這兩類。至於“準確人文科學”最終會決定人文科學的研究範式這一觀點,只是在爭論中被順帶提及。“準確人文科學”到底是一種威脅還是光明的前景,完全取決於學者的立場及其所遵循的論證策略。如果仔細審視雅各布將語文學準確性的方法論合法化的做法,就會發現,其實這並不涉及“準確人文科學”和“不準確人文科學”的對立;肯尼迪和其他批判數字人文的學者也只是在為自己的學科和學術利益辯護,並未因此把自己的學科視為不準確的科學。實際上,沒有學者願意在學術研究中被認為不嚴謹或不準確。只有把“反對精確的人文科學”這種矛盾性的表述同文化批評的傳統相分離,人們才能更清楚地看到,精確和不精確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差異是與學科間不同的作用範圍相關聯的。像格林兄弟那樣研究語言自然史的學者,需要用高度概括的檢驗標準,甚至是語言變遷的法則來進行研究。而那些着眼於藝術品的獨特性或反思文學的主觀藝術性的學者,則強調審美經驗和文學詮釋的個性化。雙方都強調了各自研究對象的複雜性,儘管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存在差異,但他們都用自己的方法達成了研究目標。所以,哲學家威廉·狄爾泰(WilhelmDilthey)所宣稱的“理解性的人文學科應與嚴格規範的學科相對立”,無論在學科體系上還是在歷史上都是不準確的。更準確的說法是,由於學者對研究對象的理解存在差異,衍生出了對“精確人文科學”的不同理解。例如,對單一詩作的闡釋可以被認為是精確的,因為這種解釋只適用於這一個研究對象,且不能被刻意泛化。反之,對語音變化法則的表述也可以被看作是精確的,因為它適用於語言這一多樣的研究對象,因而可以被概括成普遍的語音規則。可以看出,關於人文科學準確性的爭論早在計算機和互聯網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但一直以來,爭論所涉及的觀點大多有失偏頗。只有在精確性成為雙方都熟識的常規概念之後,這一爭論才有意義。格林兄弟便是證明“精確人文科學”並非悖論的範例。對格林兄弟而言,精確性不僅是一種熟識的常規概念,更是一個崇高方法論理想。三、從聖靈中誕生的“精確方法”“精確人文學科”的理想並非由格林兄弟首創,它的歷史比格林兄弟所處的時代更久遠,甚至要早於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正如我們在格林兄弟和當前的數字人文之爭那裡所看到的,人們通常認為精確性不適用於人文科學,它只存在於自然科學、生命科學和技術科學之中,精確人文科學就是個悖論。為了證明這一觀點,人們總是會強調科學史上的關聯性:16至17世紀,人們通過觀741

察和測量獲得了有關自然界的客觀知識,近代自然科學隨之興起,直到19世紀中葉,近代自然科學才最終形成。毫無疑問,望遠鏡、顯微鏡等儀器以及知識的數學化,都在當時促進了新科學理想的實現,即對自然現象進行準確的觀察和規範的描述。從那時起,理論、模型以及系統設計的實驗就成了“精確科學”這一概念和現象的一部分。乍看之下,這些似乎正是人文科學所缺乏的東西,人文科學的研究似乎並不要求達到自然科學所要求的客觀性。然而,正如悉尼大學科學史教授斯蒂芬·高克羅格(StephenGaukroger)所發現的那樣,在科學史上,類型化、刻板化地劃分出精確的自然科學和不精確的人文科學的做法幾乎是站不住腳的。他注意到,強調精確觀察的近代科學與基督教信仰的教派化幾乎發生在同一時代。在那個時代,宗教既扮演着主導性的角色,又發揮着破壞性的作用。高克羅格的觀點有啟示意義,因為它可以證明,對那些現在常被列為不準確科學的學科來說,向精確化方向發展的理想同樣適用。例如,如今大多被劃歸到了歷史詮釋學範疇的某些學科,比如文獻學、印章學和古文字學等,它們都在充滿宗教色彩的環境中產生,並且使用了精確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教派和修會都想通過研究證明自己才是對的,強調其他人堅持的都是異端邪說。1675年,耶穌會士帕佩布羅施(DanielPapebroch)出版了《古文書真偽辨異序》(Propylaeumantiquariumcircavertetfalsidiscrimeninvetustismembranis)一書,第一次詳細闡釋了如何精確區分真假手稿。1681年,本篤會士讓·馬比榮(JeanMabillon)發表了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古文書學》(Derediplo-matica),由此產生了一種對文獻進行精確鑒別的新科學。科學工作應以研究對象的客觀物質性為指導,而非某種先入為主的偏見。只有這樣才能證明,“加爾默羅會的宗教傳統來自先知以利亞”或者“羅馬地下墓穴裡的是聖人遺骨”等說法是錯誤的。教士們總在強調自己才具有科學上的準確性,並以此證明其它教派的錯誤。這正好符合了那個時代科學界的共同理想,即對研究對象進行準確的觀察。世界上最早的科學團體之一,1603年於羅馬成立的山貓學會(AccademiadeiLincei),其標志就是視力極佳的猞猁。著名的物理學家伽利略以及劇作家波爾塔(GiambattistadellaPorta)都曾是學會的成員。有史以來最大的版本項目(Editionsprojekt)———記載聖人言行的《諸聖傳記》(ActaSancto-rum)將“精確人文科學”的精神體現得淋漓盡致。因為一旦涉及神聖,幾乎所有內容都會嚴格遵循精確性原則,以便將其與非神聖相分離。但由於這種區分絕非易事,所以《諸聖傳記》的成書才會跨越300餘年。這本書對聖人生平和事跡描述的準確性也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這一研究所運用的客觀方法,在外交學、印章學或古文字學等領域更是前所未有的。要想分辨出聖人的真偽,就有賴於對手稿的仔細審查,以確保結論的準確和客觀。可見,400多年來人文科學對研究的精確性一直都有要求。對手稿等文物進行系統且客觀的觀察,這種方法與自然科學所遵循的系統客觀研究法並無二致。因此,第一部電腦輔助的作品是由神父羅伯托·布薩(RobertoBusa)出版的有關托馬斯·阿奎那(St.ThomasAquinas,約1225~1274)的宗教作品也就不足為奇了。1949年,布薩神父說服了IBM創始人托馬斯·沃森(ThomasJ.Watson)幫助創建了包含1,100餘萬單詞的《托馬斯著作索引》。布薩的版本繼承了“精確人文科學”所遵循的宗教傳統,同時這也是計算機在文本領域的首次應用。1965年,第一篇計算機科學的博士論文由修女瑪麗·肯尼斯·凱勒(MaryKennethKel-ler)發表,她同時也是“初學者通用符號指令代碼”(BASIC:BeginnersAll-purposeSymbolicIn-structionCode)的研發者之一。布薩神父和瑪麗修女證明,人文科學也可以是精確的,這一點不言841

而喻。上述歷史告訴我們,“精確人文科學”的歷史比雅各布·格林所設想的還要複雜得多;精確性和客觀性的理想絕不僅限於自然科學。2016年,阿姆斯特丹大學人文學教授任博德(RensBod)在《人文科學的新歷史》(ANewHistoryoftheHumanities)一書中表示:對文化規律和文化原則的探索將決定人文科學的歷史;精確的研究方法並非伴隨計算機的產生而出現。從宗教視角出發擺脫宗教偏見,鑒別不同流派的主張,盡可能準確地闡明事實,這些科學理想早在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對立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因此,自帕佩布羅施和馬比榮時代起,“精確的人文科學”就一直是近現代科學的一部分,而非某種破壞行為。精確的研究方法對人文科學來說是有意義的,這種方法也總能在人文科學中得到應用。但聖母大學助理教授笪章難(NanZ.Da)和肯尼迪卻否認這一事實。她們認為,這種精確性削弱了人文科學的特殊性和歷史性,因為算法無法理解個體的複雜性。只有整體性的方法才能闡釋文學作品的特殊性。文學是如此的複雜,以至於一切計算都只能片面地把握那些瑣碎的內容。基於這種設想,她們本應該對人文科學複雜的研究對象加以說明,以便支撐他們的觀點。然而,肯尼迪和笪章難都沒有論述,文學的複雜性為何與腦科學或社會學的不同。雖然她們承認,精確的計算機輔助方法可以應用於腦科學和社會學的研究,但她們認為這對文學或史學來說並不適用。同樣具有複雜性,文學和史學的研究對象同生命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之間存在哪些區別和聯系?對此,肯尼迪等人什麼都沒解釋。她們提出的有關文學複雜性的論斷,更多的只是一種沒有依據和理由的個人看法。實際上,在目前針對數字人文的爭論中,肯尼迪和笪章難等人只是延續了前人的舊有觀念———首當其衝的便是威廉·狄爾泰的觀念。狄爾泰曾明確地將人文科學的大部分內容排除在自己的理論之外,例如19世紀被廣泛應用的文本關係學(Stemmatologie),它精確地展現了文本或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文本關係學的精確性後來影響了20世紀的遺傳學和支序分類學,也就是影響了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詹姆斯·沃森(JamesWatson)和羅莎琳德·富蘭克林(RosalindFranklin)以及他們發現的DNA雙螺旋結構。同樣被狄爾泰排除在外的,還有人們為文學的科學化而作出的巨大努力。例如,恩斯特·埃爾斯特(ErnstElster)在1897年出版的第一卷《文學研究原理》(PrinzipienderLiteraturwissenschaft)中,第一次定義了文學的概念,並為當時的兩門學科(文學和文學史)提供了精確的劃分標準。埃爾斯特將文學研究劃分成了兩個流派:一是他的老師威廉·馮特(WilhelmWundt)的實證心理學;二是新語言學派,以赫爾曼·保羅(HermannPaul)的《語言史原理》(PrinzipienderSprachgeschichte)和愛德華·西弗斯(EduardSievers)的計量語言學為代表。狄爾泰和他的追隨者們既沒有提到德摩根(AugustdeMorgan)那樣的數學家(德摩根曾嘗試依靠音節和句子的長短來判斷《保羅書信》作者的身份);也沒有提到門登霍爾(ThomasCorwinMendenhall)那樣的物理學家(他曾為探究莎士比亞作品的真實作者提出過相關學說);更沒有提到溫森蒂(WincentyLutoslawski)那樣的古典語文學家(他曾致力於用計量分析法確定柏拉圖對話的先後順序);甚至都沒有注意到俄國數學家馬爾可夫(AndreyAndreyevichMarkov)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貢獻(1913年,馬爾可夫借助普希金的詩文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EugenOnegin]計算出了從給定字母到接下來每一個字母的過渡概率)。眾所周知,“馬爾可夫鏈”後來在1948年啟發了克勞德·香農(ClaudeShannon),香農發現,通過計算已知詞句在過渡時的平均信息量,人們便可以推定出未知的詞句。因此,肯尼迪等人所謂的人文科學領域的“獨特複雜性”,941

既不成體系,也沒有歷史依據,只是延續了威廉·狄爾泰的觀念。四、對精確形式的讚揚對“精確人文科學”的不安在很大程度上與數字人文的形式化特徵有關。這種不安導致了在反對“精確人文科學”的辯論中,特別是目前針對數字人文的爭議中,某些學者對數字人文的誤解。確實,數字人文與詮釋性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數字人文是對研究問題進行建模,也就是將研究問題形式化,進而利用計算機支持的方法和程序來進行研究。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布薩神父就將他的研究問題,即聖托馬斯的“上帝在這個世界存在”指的是什麼,用建立詞表的方式進行了分解和簡化。從研究“上帝存在”到建立“詞語索引”,是一種將研究問題模式化的重要方法,這種方法在詮釋性的人文科學那裡是行不通的。但作為嚴謹的語言學家,布薩神父有充分的理由選用這種方法。他注意到,承載意義的大詞總是緊隨在功能性的小詞之後。比如,“praesentia”在文本中會以詞組“inpraesentia”的形式出現,而非單獨的“praesentia”。因此,他在《托馬斯著作索引》中對功能詞給予了和意義承載詞一樣的重視,並嘗試統計出托馬斯著作中的所有詞彙。但由於詞彙量大到遠遠超出了個人所能統計的範圍,所以他開始使用電腦。穿孔卡片幫助他準確地計算出了單詞所在的各個組合。通過這種方式,布薩神父在形式上將研究問題分解成了多個精細的步驟,然後再一步步地將研究結果進行重組,這是典型的精確科學才會運用的方法。因為計數也是需要闡釋的,至少對“精確人文科學”而言,兩者都屬於這個範疇。另一個例子也可以對形式上的建模和闡釋進行補充,即由意大利藝術評論家、醫生和政治家喬瓦尼·莫雷利(GiovanniMorelli)提出的莫雷利方法(MorellischeMethode)。這一方法指的是,不根據模糊的大單位,如提香的構圖或拉斐爾的表現形式,而是根據小的細節來理解意大利的藝術作品。當被問及“什麼構成了提香或拉斐爾的風格”時,莫雷利說,與當時把畫作為一個整體來鑒賞的傳統方法相比,手或耳的繪畫技巧更能提供可靠的信息。要想研究繪畫風格,就需要將風格這一概念進行精細化的分解,使其形成單獨的、可準確觀察的、進而可測量的量。這種方法的前提是,像提香或拉斐爾等人藝術作品的複雜性,並不是不可研究的。相反,莫雷利假設:複雜性可以通過將細節形式化的辦法來進行建模。這與博蘭主義者協會在17世紀區分手稿時,或布薩神父將聖托馬斯的著作分解為可數單詞時所採用的方法不謀而合。在莫雷利之後的一百多年,也就是布薩之後的約半個世紀,英國語言文學家約翰·巴羅斯(JohnBurrows)在其1987年出版的《計算進入批評》(ComputationintoCriticism)一書中對簡·奧斯汀的小說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與莫雷利和布薩的方法相似,巴羅斯也對文學風格這一複雜的現象進行了建模,並強調了一個很少受文本研究者關注的形式化特徵———詞頻的分布。隨後,在對不同年代作者進行的一系列研究中,他發現,一些不顯眼的形式特徵,如一位作者會使用哪些詞彙,這些詞彙的使用頻率及其分布,也可以讓研究者獲得類似於“指紋”的風格,並在此基礎上區分作者。適合區分作者和文本類型的不是句法順序,也不是那些意義承載詞,而是我們經常使用的冠詞和連詞等功能詞。巴羅斯也是最早將系統樹圖,即用幹系法將基於距離、層級劃分的數據集進行可視化,再次從生物學帶回到語言學中的學者。此外,他還反駁了“文本作者只是社會建構中的一環”的觀點。這一觀點認為,同時代的作家作品都是對當時社會的折射,因此作品風格相似,很難區分。巴羅斯認為,只要細心觀察,懂得用電腦計算,任何人都能學會如何分辨作者的文體風格特徵。051

2014年,追隨着巴羅斯的腳步,我們對不同文學史上的作者歸屬問題進行了研究。通過對作者最常用的詞彙進行Z檢驗,我們發現,這種精確的建模方法不僅可以區分不同歷史時期的寫作,也可以區分19世紀男性和女性作者的不同寫作風格,甚至還可以解決其它疑難問題,例如某匿名期刊上的文章可能是由一戰期間作為新聞主編的羅伯特·穆西爾(RobertMusil)撰寫的。也就是說,它可以回答一些文學研究的基本問題,例如作者身份的歸屬,男性和女性的寫作差異,時代的建構,以及作者的個體特徵,等等。通過詞頻、詞分布的向量化、感情詞或主題的分布等因素對研究問題進行建模,人們可以更好地從歷史維度或根據作家的個體特徵來把握文學作品的複雜性。文學不是單一的複雜,而是像自然界和文化中的許多現象那樣,有着多重的複雜性。因此,以肯尼迪為代表的對計算機輔助人文研究方法的質疑確實說明了一定問題,但並不是肯尼迪等人所聲稱的問題。對文學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問題,計算機能夠做出一些貢獻,但它並不是萬能的。對文學研究問題的建模清楚地表明,在文學研究中,我們應嚴謹地討論,或者說必須嚴謹地討論這種研究方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科學不是結論性的真理,而是在最大程度上就研究問題給出合理的解釋。至少從卡爾·波普爾(KarlPopper)開始,人們就在不斷地強調這一觀點:科學既不意味着確定性,也不能嚴格證明什麼,它只是確定一種可能性,並以此來駁回零假設預先建立的聯系。因此,科學並不是要證明所謂的備擇假設,而是要發現備擇假設之於零假設的優勢。這種在證偽和證實的方法論層面存在的區別既適用於自然科學,也適用於“精確人文科學”。可見,數字人文並沒有消解語言學和歷史學,而是用量化的方式對其研究方法進行了批判性的拓展。在一些問題上,數字人文對準確性有着嚴格的要求,例如,在情感詞詞典中,應該用哪種情感理論作為詞條的分類標準。這種對情感問題的建模決定了情感分析適不適合把握文學的情感結構,能不能根據作品中的主導情感來區分流派,以及可不可以從較大的文學作品庫中提取出敘事模式。因此,肯尼迪是對的,情感分析法確實將小說的複雜結構進行了分解;但她同時也錯了,因為她認為這樣的方法不能說明任何文學問題。我們看到:對人文科學的研究問題進行建模,是數字人文的基礎。這就要求所有隱含的知識都能得到明確的體現,並精確到可以用計算機輔助方法進行研究的程度。比起我們熟悉的“不精確人文科學”,這種研究方式的步驟更為精細。因此,“精確人文科學”往往比較複雜,成本也更高,其研究方法也無法在短時間內快速取得成果。因為人們既要對文本進行建模,又要對迄今為止的語境變化進行建模。比如,要想研究Wattpad之類的社交平台上的年輕人怎樣撰寫文學作品,以及他們喜歡哪些素材和類型,抑或是他們如何評價文學作品,就必須將這些複雜問題拆分成多個不同的步驟:數據提取,基於機器學習對文學評論進行情感分析,等等。這些步驟絕不僅限於對數學算法的簡單利用,而是更多依賴於相關的專業知識。這裡所指的並不是與計算機和互聯網相關的理論或概念,而是與文學以及讀者有關的知識。所以說,計算機輔助的文學研究並不簡單,它不僅需要詮釋和歷史學的知識,更需要建模和統計學的知識。也正是這種不簡單使得某些學者產生了對數字人文的不安。五、21世紀的人文科學在科學史上,方法論層面的差異十分普遍,語文學的研究也不例外。語文學以及相關的人文學科應該接受計算機輔助方法作為其研究方法的延伸。但事實卻並非如此。正如肯尼迪等人對數字人文的批評那樣,不同研究領域的概念和方法論都對“精確人文科學”提出了尖銳地批評,但這些151

批評往往缺乏客觀的論證。這些批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為除了自狄爾泰以來人文科學理想主義的狹隘性,數字人文自身也在發展中帶來了一系列問題:新的基礎知識需要被研究者大規模地掌握;新的研究問題及其合法性也需要得到確認;新的研究方法更需要在人文學科的實踐中得到檢驗;最後,還需要建立不一樣的學術成員結構。這些新問題似乎一下子就出現在了人文科學面前。數字人文也因此成了21世紀人文科學的任務和功能之爭的熱議話題。對數字人文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專業之所以成為學科,正是因其具有系統上的穩定性:它既不會在所有構成層面上同時受到挑戰,也不會遭遇顛覆性的重構。對數字人文的尖銳批評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在學科已經較好地實現了它的內外部學術功能的時候,幾乎就沒有理由再進行深刻的變革了。人文學科早已成了“現代社會以科學的形式獲取自身知識的場所”。數字人文等精確的人文科學所代表的精細化方法論,因依賴於長期的系統實驗、精確統計以及小組研究,作用範圍是有限的。因此,它們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以學術刊物的形式,而非書籍著作的形式出版。此外,數字人文研究大部分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且成本較高,其結論也無法在社會系統中得到直接應用。如貝多芬如何擴大了和聲連接的可能空間?英語動詞形式在近幾個世紀的發展有哪些規律?用統計學方法所得出的此類問題的答案並不是社會所急需的。因為針對這類問題,音樂學可以根據現有形式做出更準確的回答,並給出更符合聽眾的音樂評判。語言發展的進化模型也在生物學等領域找到了自己的受眾。進化並不屬於社會自我認知的範疇。這就是為什麼這類研究通常只出現在Nature或PLoSONE等期刊上,而且它們的結論很少會被社會公眾討論。因此,雖然數字化要求人文科學從根本上改變既有的自我認知,但已經發展完善的人文科學似乎並沒有理由這樣做。與之相對的是文化數據卻呈現出迅速增長的趨勢。圖書電子版本、網絡門戶和語料庫,以及近年來不斷豐富的音樂下載、在線閱讀或訪問博物館的實時數據,它們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深度被收集並創造着新的文化信息。人文科學將這些信息和數據拱手相讓,給了那些互聯網公司,這無異於是停止了以科學的形式從社會獲取知識。數據密集型科學並不是一種宿命,但如果因此而忽視了新數據洪流所帶來的機遇,將會對人文科學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其它一些因素,例如人文科學學生人數的逐漸縮減,也宣告着人文科學的沉寂與消亡,這就要求我們在另一個歷史性、系統性的層面上探討人文學科的精確性之爭。這篇文章就是要說明為什麼人文科學可以有一個更好的研究基礎和更好的發展前景。“精確人文科學”是有歷史、成體系的科學。“精確人文科學”能否在未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取決於學者們現在對它的判斷。人文科學沿着精確化的方向發展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人文科學研究中走更精確的新道路也並不是一種破壞性行為。因此,“精確人文科學”對人文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是有價值的,就算遭受到“拿魚打畫”之類的非議,我們也得去做這件事。①RichardLea,“Itslikehittingapaintingwithafish:Cancomputeranalysistellusanythingnewaboutlitera-ture?”,TheGuardian(15.September),2016,URL: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sep/15/what-is-the-point-of-cultural-analytics-computers-big-data-literature.②StanleyFish,“DigitalHumanitiesandtheTranscen-dingofMortality”,NewYorkTimes(9.Januar),2012,URL:https://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2/01/09/the-digital-humanities-and-the-transcending-of-251

mortality/?rref=collection%2Ftimestopic%2FFish%2C%20Stanley&action=click&contentCollection=opinion®ion=stream&module=stream_unit&version=latest&contentPlacement=49&pgtype=collection.③AdamKirsch,“TechnologyIsTakingOverEnglishDepartments:TheFalsePromiseofDigitalHumanities”,TheNewRepublic(9.Mai),2012,URL: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17428/limits-digital-humanities-ad-am-kirsch.④丹尼爾·阿靈頓(DanielAllington)是倫敦大學國王學院高級講師,莎拉·布魯耶特(SarahBrouillette)是卡爾頓大學副教授,戴維·哥倫比亞(DavidGo-lumbia)是弗吉尼亞聯邦大學副教授。———譯者注⑤DanielAllington,SarahBrouillette,DavidGolumbia,“NeoliberalTools(andArchives):APoliticalHistoryofDigitalHumanities”,LosAngelesReviewofBooks(1.Mai),2016,URL: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neoliberal-tools-archives-political-history-digital-human-ities/#.⑥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教授邁克爾·哈格納(Mi-chaelHagner)和聖加侖大學教授卡斯帕·赫希(Cas-parHirschi)。———譯者注⑦MichaelHagner,CasparHirschi,“Editorial”,NachFeierabend,ZürcherJahrbuchfürWissenschaftsge-schichte9,2013,S.7-11.⑧LorraineDaston,PeterGalison:Objectivity,Boston:MITpress,2007;“DigitaleGeisteswissenschaft—Bi-lanzeinerGründerzeit”,FrankfurterAllgemeineZeitung107(9.Mai2018),N3f.⑨NanZ.Da,“TheComputationalCaseagainstCompu-tationalLiteraryStudies”,CriticalInquiry45(3),2019,pp.601-639,https://doi.org/10.1086/702594;“TheDig-italHumanitiesDebacle:Computationalmethodsrepeat-edlycomeupshort”,The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27.März),2019,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The-Digital-Humanities-Debacle/245986?cid=wcontentgrid_41_2.⑩GeorgBollenbeck,BildungundKultur:GlanzundElendeinesdeutschenDeutungsmusters,Frankfurt/M,1994.JacobGrimm,“ÜberdenWerthderungenauenWis-senschaften”,KleinereSchriften,hg.v.KarlMüllenhoffu.EduardIppel,Bd.7,Anhang,Berlin1884[1846],S.563-566.由瑞典生物學家卡爾·馮·林奈(CarlvonLinné)提出。林奈採用階梯等級分類法,將自然界分為“三界”,即動物界、植物界和礦物界,界以下依次是綱、目、屬、種,實現了分類範疇的統一。———譯者注WilhelmGrimm,“BerichtüberdasDeutscheWörterbuch”,KleineSchriften,hg.v.GustavHinrichs,Bd.1,Berlin,1881[1847],S.513.RainerRosenberg,“ZurBedeutungvonJacobGrimmsKonzeptionderphilologischenGermanistikfürdieEntwicklungderLiteraturwissenschaft”,ZeitschriftfürGermanistik7(1),1986,S.33-40.LotharBluhm,“DieBrüderGrimmunddieWissen-schaft:Anmerkungenausphilologischerundkulturwis-senschaftlicherSicht”,NeuphilologischeMitteilungen106(4),2005,S.469-485.UlrichWilamowitz-Moellendorf,“GeschichtederPhilologie”,AlfredGerckeu.EduardNorden(Hg.),EinleitungindieAltertumswissenschaft,Band1,Heft1,Leipzig,Berlin,1921,S.1-80.CharlesP.Snow,TwoCulturesandtheScientificRev-olution,London,1959.JamesTurner,Philology:TheForgottenOriginsofModernHumanities,Princeton,2014.LorraineDaston,PeterGalison,Objectivity;“Digi-taleGeisteswissenschaft—BilanzeinerGründerzeit”,FrankfurterAllgemeineZeitung107(9.Mai),2018,N3f.StephenGaukroger,TheEmergenceofaScientificCulture.ScienceandtheShapingofModernity,1210-1685,Oxford,2006;TheCollapseofMechanismandtheRiseofSensibility.ScienceandtheShapingofModernity,1680-1760,Oxford,2010;TheNaturalandtheHuman:ScienceandtheShapingofModernity,1739-1841,Ox-ford,2016.JanMarcoSawilla,Antiquarianismus,HagiographieundHistorieim17.Jahrhundert:ZumWerkderBollandisten,EinwissenschaftshistorischerVersuch,Tübingen,2009.351

又稱“聖衣會”、“迦密會”,天主教托缽修會之一,12世紀中葉創建於巴勒斯坦的加爾默羅山。———譯者注DavidFreedberg,TheEyeoftheLinx:Galileo,hisfriends,andthebeginningsofModernNaturalHistory,Chicago/London,2002.一部68卷本的百科全書式文獻,按照基督教節日的順序記載了聖徒的生平,最早由波蘭耶穌會士路斯威德(HeribertRosweyde)構思並撰寫,實則是一部批判性的傳記。———譯者注StevenE.Jones,RobertoBusa,S.J.,andtheEmer-genceofHumanitiesComputing:ThePriestandthePunchedCards,NewYork,2016.MaryKennethKeller,InductiveInferenceonCom-puterGeneratedPatterns,Madison,Wisconsin,1965;DeniseGürer,“PioneeringWomeninComputerSci-ence”,ACMS1GCSEBulletin34(2),2002,pp.175-180.NanZDa,“TheDigitalHumanitiesDebacle.Compu-tationalmethodsrepeatedlycomeupshort”,The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27.März),2019,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The-Digital-Humanities-Debacle/245986?cid=wcontentgrid_41_2.BerenikeHerrman,Anne-SophieBories,FrancescaFrontini,SimoneRebora,JanRybicki,“ResponsebytheSpecialinterestGrouponDigitalLiteraryStylisticstoNanZ.DasStudy”,JournalofCulturalAnalytics(5),2019,https://culturalanalytics.org/2019/05/response-by-the-special-interest-group-on-digital-literary-sty-listics-to-nan-z-das-study/;FotisJannidis,“OnthePerceivedComplexityofLiterature:AResponsetoNanZ.Da”,JournalofCulturalAnalytics,2019,https://cul-turalanalytics.org/2019/06/on-the-perceived-complexi-ty-of-literature-a-response-to-nan-z-da/.ErnstElster,PrinzipienderLiteraturwissenschaft,1897/1911,Halle.WilfriedBarner,“Literaturwissenschaft”,RobertHar-sch-Niemeyer(Hg.),BeiträgezurMethodengeschichtederneuerenPhilologien:Zum125jährigenBestehendesMaxNiemeyerVerlages,Tübingen,1995,S.91-110.Karl-HeinzBest,“EduardSivers(1850-1932)”,Glottometrics18,2009,S.87-91.馬爾可夫鏈(MarkovChain,MC)是概率論和數理統計中具有馬爾可夫性質且存在於離散的指數集和狀態空間內的隨機過程。———譯者注PeterGrzybek,ContributionstotheScienceofTextandLanguage:WordLengthStudiesandRelatedIssues,Dordrecht,2006.JuliaFlanders,FotisJannidis,(Hg.)TheShapeofDatainDigitalHumanities:ModelingTextsandText-BasedResources,London,2018.托馬斯·阿奎那認為天主的存在是不證自明的,但卻也不是無法證明的。在《神學大全》中他提出了證明天主存在的五個證據。———譯者注Lermolieff,Ivan[i.e.GiovianniMorelli],DieWerkeitalienischerMeisterindenGalerienvonMünchen,DresdenundBerlin,Leipzig,1880.博蘭主義者協會(DieGesellschaftderBollandisten)將羅馬天主教會聖徒的生平事跡以手抄本的形式匯編成批判性的版本,在《聖徒行實》(ActaSanctorum)一書中發表,並附有歷史批判性的評論。這個名字可以追溯到荷蘭神學家JohannesBolland(1596~1665)。其初衷是通過對文本和傳統進行批判性的重新評價,保護神學傳統不被新教和當時的理性主義精神迫害。———譯者注J.F.Burrows,ComputationintoCriticism:AStudyofJaneAustensNovelsandanExperimentinMetho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7.JohnBurrows,“ComputersandtheIdeaofAuthor-ship”,FotisJannidis,GerhardLauer,MatiasMartinez,SimoneWinko,(Hg.)RückkehrdesAutors:ZurEr-neuerungeinesumstrittenenBegriffs,Tübingen,1999,S.167-181.系統樹圖是生物學上表示親緣關係的樹狀圖解,能很好地描述數據群與數據群之間的關係,是在統計學數據群分析過程中一種非常直觀的表達方式。———譯者注FotisJannidis,GerhardLauer,“BurrowsDeltaandItsUseinGermanLiteraryHistory”,MattErlinu.LynnTatlock(Hg_),DistantReadings:TopologiesofGerman451

CultureintheLongNineteenthCentury,Rochester,NewYork,2014,pp.29-54.SimoneRebora,BerenikeHerrmann,GerhardLauer,MassimoSalgaro,“RobertMusil,aWarJournal,andStylometry:TacklingtheIssueofShortTextsinAutor-shipAttribution”,DigitalScholarshipintheHumanities,2018,https://doi.org/10.1093/llc/fqy055.在統計學中,零假設(虛無假設)是做統計檢驗時的一類假設。零假設的內容一般是希望證明其錯誤的假設。比如說,在相關性檢驗中,一般會取“兩者之間沒有關聯”作為零假設,而在獨立性檢驗中,一般會取“兩者之間有關聯”作為零假設。———譯者注備擇假設(對立假設),統計學的基本概念之一,假設檢驗中需要證實的有關總體分布的假設,它包含關於總體分布的一切使原假設不成立的命題。———譯者注JianGao,MatthewJockers,JohnLaudun,TimothyTangherlini,AMultiscaleTheoryoftheDynamicalEvo-lutionofSentimentinNovels,2016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Behavioral,EconomicandSocio-culturalComputing(BESC),DOI:10.1109/BESC.2016.7804470;JodieArcher,MatthewJockers,TheBestsellerCode:A-natomyoftheBlockbusterNovel,2016,NewYork;EvgenyKim,RomanKlinger,“ASurveyonSentimentandEmotionAnalysisforComputationalLiteraryStud-ies”,arXiv:1808.03137[cs.CL],2018.Wattpad是一個電子閱讀和寫作平台,是社交出版商兼在線免費電子書制作分享社區。作家寫手將自己的小說免費發布在該平台上,在此過程中,作者可以跟讀者互動,甚至通過讀者的反饋來塑造故事。———譯者注WolfgangFrühwald,HansRobertJauß,ReinhartKo-selleck,JürgenMittelstraß,BurghartSteinwachs,Gei-steswissenschaftenheute,Frankfurt/M,1991.ErezLieberman,Jean-BaptisteMichel,JoeJackson,TinaTang,MartinNowak:“QuantifiyingtheEvolution-aryDynamicsofLanguage”,Nature449,2007,pp.713-716;FabianMoss,MarkusNeuwirth,DanielHarasim,RohrmeierMartin,“Statisticalcharacteristicsoftonalharmony:AcorpusstudyofBeethovensstringquar-tets”,PLoSONE14(6):e0217242,2019,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7242.NielsBrügger,“DigitalHumanitiesinthe21stCentu-ry.DigitalMaterialasaDrivingForce”,DigitalHumani-tiesQuarterly10(2),2016,http://www.digitalhumanities.org/dhq/vol/10/3/000256/000256.html.TonyHey,StewartTansley,KristinTolle,TheFourthParadigm:Data-IntensiveScientificDiscovery,Cam-bridge,2009,https://www.microsoft.com/en-us/re-search/publication/Fourth-paradigm-data-intensive-scientific-discovery/.HeidiTworek,“TheRealReasontheHumanitiesare‘inCrisis’”,TheAtlantic(18.Dezember),2013,ht-tps://www.theatlantic.com/education/archive/2013/12/the-real-reason-the-humanities-are-in-crisis/282441/;KentCartwright,SarahChinn,TarshiaStanley,AChan-gingMajor:TheReportofthe2016-17ADEAdHocCommitteeontheEnglishMajor,2018,https://www.ade.mla.org/Resources/Reports-and-Other-Resources/A-Changing-Major-The-Report-of-the-2016-17-ADE-Ad-Hoc-Committee-on-the-English-Major.作者簡介:GerhardLauer,瑞士巴塞爾大學數字人文中心主席、巴塞爾大學德語語言文學教授。瑞士巴塞爾　4046譯者簡介:龐娜娜,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副研究員,博士。濟南　250100[責任編輯　桑　海]55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數字人文與世界文學:重釋“歌德與世界文學”一案*姚達兌[提　要]　借用數字人文的研究成果,結合近代中國文學外譯和傳教士文獻,或可重新討論“歌德與世界文學”一案。莫雷蒂用遠讀的方式為1740~1900年間英國小說分出了44種主要類型,其中“求愛小說”這一類持續時間最長。莫雷蒂對求愛小說的數據分析結果,可借用以重新理解近代中國文學英譯的情況,尤其是《花箋記》、《好逑傳》等書的翻譯和再造的複雜情況。此外,歌德之所以會讀到這兩部二三流中國作品的英譯,取決於中國市場,也受英國市場的影響。遠讀分析的結果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證明,同時也建立起湯姆斯、帕西與歌德的聯繫。這些同時也附證了莫雷蒂的一系列世界文學猜想。[關鍵詞]　歌德　世界文學　數字人文　莫雷蒂[中圖分類號]　I0-05;I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156-07一、小引許多保守的人文學者對數字人文的第一個反應是:迄今為止數字人文的研究並沒能改變現有學術風貌,使用數字人文方法研究出來的結果,用傳統的方法照樣能做得出。其實,數字人文的學界已產生了一系列的論著,雖未被廣為接受,但已頗具影響力。傳統學科若能與數字人文研究互動,借用其新工具、新方法,甚至是由其產生的新材料,或許可以為舊問題或學術懸案帶來新的解答。筆者僅借用現有的數字人文研究結果來重新理解“歌德與世界文學”一案。此文為舊題新作,一方面是“重審過去”,即使用新的材料(數字人文的成果和新發現的材料)來重新審視過去爭議頗多的個案(這也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領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得出新的解釋;另一方面則是“朝向未來”,即希望世界文學的研究者不僅僅使用傳統的方法和傳統的材料,而應向其他學科/領域學習,取長補短,發揮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在人文領域向來具有的先鋒性。現在的世界文學研究,已經是一項合作的事業。正如莫雷蒂所說:“沒有集體合作,世界文學終將還只是海市蜃樓。”①651∗本研究得到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和廣州市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廣州與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支持。

二、“歌德與世界文學”事件重探愛克曼《歌德談話錄》裡記載:1827年1月31日,歌德提及了他最近讀到許多東方文學作品,“特別是一部中國傳奇,現在還在讀它。我覺得它很值得注意。”隨後,歌德又說,“我愈來愈深信,詩,是人類的共同財產。……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的早日來臨。”緊接着他談及了一些中國小說的情節,“又說有一對鐘情的男女在長期相識中很貞潔自守……”②據相關材料考證,在1827年1月29日,歌德從魏瑪公立圖書館(Weimarducallibrary)借出了一些書,其中便有湯姆斯(PeterPerringThoms,1790-1855)所譯《花箋記》(ChineseCourtship)一書,到了1月31日這天,歌德的日記裡提及了他與人討論一首中國詩的特征,而在2月2日的日記裡他還記錄了他在研讀一首中國長詩(StudiumdeschinesischenGedichts)。③這幾天的日記裡,歌德提及的這首“中國長詩”便是《花箋記》,因為湯姆斯將該書譯為敘事詩體,也稱該書是“一首中國長詩”(《花箋記》是一種粵語彈詞作品,以七字韻文寫成,可演唱,具有敘事性,故可用“小說”文體來翻譯)。歌德借出這本《花箋記》,經過反復研讀,直到同年的6月14日才歸還圖書館。歌德提及《花箋記》時,有時還稱其為“小說”(法語的“roman”,也譯為“傳奇”)。筆者認為這是受法國漢學學者雷慕莎的影響。1826年,雷慕莎(JeanP.A.Rémusat,1788-1832)在為湯姆斯譯本所寫的評論中,既將這個譯本稱為“一首詩”,也稱其為“小說”(roman)。歌德受其影響,也使用該詞來指稱《花箋記》,因而我們看到漢譯《歌德談話錄》中將這本書也說成是一部“傳奇”。④關於這個事件,學界存在着一些不一致的說法,筆者在研讀了一些第一手材料,重新整理整個事件相關的種種線索之後,有如下幾種發現:一是歌德在其當時日記中提及他閱讀的中國小說是英譯《花箋記》,而非《好逑傳》,儘管前者的英譯名(直譯:中國式求偶)與後者的漢語意思相近。二是歌德還談到了小說中一對年輕男女被迫共處一室,但是兩人一直嚴守禮教、貞潔自持———這個情節應該是來自於《好逑傳》而非《花箋記》。三是有學者指出歌德當時讀的是(或說還讀了)《百美新詠》一書,更準確的說法是英譯《花箋記》一書的附錄《百美新詠》,兩者是裝訂一起的一本書。⑤四是1827年2月14日,歌德還讀了法譯本的中國故事選集和雷慕莎的法譯中國小說《玉嬌梨》。⑥另外,從歌德與愛克曼對話的上下文語境中可知,歌德在此前早已讀過《好逑傳》的帕西英譯本(1761)和馬若瑟法譯本(1766),在此後還可能讀過1828年出版的另一個法譯本《好逑傳》。⑦在這裡有一個容易被人忽略但又較為重要的問題:歌德在提及世界文學時,閱讀討論的為何是像《好逑傳》、《花箋記》、《玉嬌梨》這樣一類的作品?這三部作品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只能算二三流的作品。在同一時代或更早,中國已產生了遠比這三部作品更偉大的小說,比如《西遊記》(最早版本為萬曆二十年即1592年百回本)《金瓶梅》(明代萬曆年間已有幾種刻本)和《紅樓夢》(乾隆五十六年即1791年第一次刻板印刷)。現在學界認定歌德在提及“世界文學”時讀到的主要是這三部作品:《玉嬌梨》、《好逑傳》和《花箋記》。這三部小說所涉都是男女戀愛故事。從歌德的日記可判斷是《花箋記》,然而從愛克曼的記錄中歌德談論的小說情節判斷則可能是指《好逑傳》,故而這兩部書更為重要。再者,《花箋記》後附《百美新詠》涉及的不僅僅是美貌的傳奇女性,而且是有德行的女性———這與我們後面討論也有關係。《玉嬌梨》(雙美奇緣)與《花箋記》,都是講一男兩女的戀愛故事,未必完全符合基督教世界讀者的道德趣味。歌德讀到的《好逑傳》由英國聖公會大主教帕西(ThomasPercy)譯成於751

1761年出版,內容是一男一女的戀愛故事。兩人經歷了“邂逅———磨難———團圓”的過程,這類似於道德獎勵或救贖的敘述模式。而且,更重要的是男女主人公的最終完滿結合,是借助皇權聖諭這種外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類似於超越的基督教上帝,故而該書可能更受歐洲讀者喜歡。三、莫雷蒂的圖表和分析結果理清以上基本事實後,我們再引入數字人文相關的議題。2000年後,莫雷蒂可謂是重新定義了“世界文學”並為這個學科提供了新的方法論。他在其開拓性的專著《圖表、地圖、樹圖》中使用了一個副標題“為一種文學史而建的多種抽象模型”。那些抽象模型正是數字人文分析的方式,而其結果則在於改寫文學史,或者重寫一部世界文學史。在該書“圖表”一章中,莫雷蒂採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來研究1740~1900年間英國小說的發展狀況。數據方面,他依賴的是這一時段的一百餘項研究成果/專著,而每一項成果中包括了大量的作品統計和細讀分析。⑧莫雷蒂對這一時段英國小說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的結論,而對數據的處理則呈現為一系列的可視化圖表。筆者在這裡借用他的圖表,將其轉換成描述性語言,來討論英語世界的小說狀況,並延伸印證歌德的談話。該書中所附的圖表9表示,⑨這160年間英國小說主要有44種類型,其中“求愛小說”(Court-shipNovel)這一類型持續存在的時間最長———從1740年開始流行直至1820年代餘波仍在。該書所附圖表10中,⑩莫雷蒂結合了凱瑟琳·格林的專著《求愛小說,1740~1820:一種女性化文體》中的分析結果,得出如下一種結論:這一時段的“求愛小說”可分為兩類,1740~1780年間的英國求愛小說主要強調一種關於“貞潔”的超越性原則(thetranscendentprincipleofchastity),而1780~1820年的則強調一種關於“風俗”的根本而內在的觀念(thefundamentallyimmanentnotionofman-ners)。這種二分法可略稱為“貞潔”(chastity)和“風俗”(“manner”,還可譯為“禮儀”“品行”“生活習慣”)兩種。前者關乎於宗教或道德教化下的男女的貞潔品德,而後者則指向啟蒙時代以降的一種觀念:民族的風俗與其民族精神密切相關。莫雷蒂得出的這一結論,是建立在大數據和遠讀的基礎上,而且其研究充分地利用了傳統學術方法得出的研究結果———比如參考了一百多部相關的學術專著。莫雷蒂的分析結果,我們可再次利用,以便解釋歌德為何會讀到那兩部中國文學作品。1827年的1月31日,歌德對愛克曼提及中國小說和世界文學時,還深有感慨地說了如下一番話:(在中國)一切都比我們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又說有一對鐘情的男女在長期相識中很貞潔自守,有一次他倆不得不同在一間房裡過夜,就談了一夜的話,誰也不惹誰。還有許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禮儀。正是這種在一切方面保持嚴格的節制,使得中國維持到幾千年之久,而且還會長存下去。……我看見貝朗瑞的詩歌和這部中國傳奇形成了極可注意的對比。貝朗瑞的詩歌幾乎每一首都根據一種不道德的淫蕩題材……請你說一說,中國詩人那樣徹底遵守道德,而現代法國的第一流詩人卻正相反,這不是極可注意嗎?這裡提及兩男女貞潔自守的情節,比較明顯地對應了《好逑傳》一書。我們隨便翻一本介紹《好逑傳》的書,便可發現類似的描述。周鈞韜、歐陽健所編的《中國通俗小說鑒賞辭典》對此書的簡介中便有一句:“這對獨男孤女,同居一處,卻隔簾相見,不以情廢禮,無半語及於私情。”這裡強調的是“貞潔”,正好印證了莫雷蒂的數據分析得出的結論,而且該書的英譯出版時間(1761)也落入了莫雷蒂劃分的第一個時段(1740~1780)。851

然而,美國學者萊斯利·奧貝爾(2018)認為,這個情節與英譯《花箋記》的情節完全對應。筆者並不同意這種觀點。湯姆斯雖然大體上是忠實於原文,但有些情節做了微妙的改寫。《花箋記》中《誓表真情》(OathofConstancy)一章,男女主人公梁生和瑤仙移步以花園中的看雲亭擺開香案,私訂終身。此時梁生取出花箋寫下兩人誓言。這是關鍵情節,也是《花箋記》書名的來源。湯姆斯的英譯改成了兩人同處一室———他們移步到了房間中央(thecentreoftheroom),而不是到看雲亭拜月許誓。在後續的情節中,兩人訂下盟誓後,梁生立即向瑤仙求夫妻歡愛,被她嚴辭拒絕。瑤仙自道願意與梁生私結終身,已是大違時俗,“若然迫我風月事,寧捨殘軀謝古人”。梁生後又以死相迫(“料知別姐難長久,這回一定死歸陰”)。瑤仙回道:“自小極嫌淫賤婦,無媒苟合敗人倫。殺身誓不從郎命,堅心留待洞房春。”瑤仙堅決不從,誓守處子之身。“梁生見姐唔從順,只得含愁伴姐坐花蔭;兩家談笑如膠漆,不覺城頭擂五更。”對比湯姆斯的譯文,梁生先是動之以情,後是表現得愁眉苦眼,甚至想以離別和死亡脅迫瑤仙與其歡合———這些情節在英譯本裡都得到了保留。故而,筆者認為《花箋記》的情節並不符合歌德所說的情節:“……有一次他倆不得不同在一間房裡過夜,就談了一夜的話,誰也不惹誰。”瑤仙毫無疑問是貞潔自守的道德典範,正如湯姆斯譯者前言中提及這是一位有德行的、堅貞的年輕女性。然而,梁生卻有非分之想。《好逑傳》的譯文是經帕西主教編改寫後於1761年在倫敦出版。帕西深知《好逑傳》一書並不是最好的作品,甚至存在着情節方面的缺陷,但是他在寫給他人的信件中指出,“‘在這個國家充斥着最放蕩的、不道德的虛構敘事之時’,來自中國的這一奇異作品具有其道德上的價值”。在帕西這裡,英語文學中存在着大量的最放蕩的、不道德的小說,而《好逑傳》正好是其反證,可提供給英國讀者以一種道德上的教益。這當然頗為符合他作為聖公會大主教的身份。對照起上文提及的歌德的話便可發現兩者存在着驚人的相似性:歌德也借“這部中國小說”來批判法國文壇充斥着不道德的、淫蕩的題材的詩作。無論是帕西還是歌德(兩者可能借助的是同一部作品)都是借遠方他者(即翻譯的中國小說),來批判歐洲流行一時的英語或法語的文學作品。四、澳門和傳教士文獻《好逑傳》和《花箋記》兩書均由廣州至澳門傳出而走向世界。《好逑傳》一書的最早英譯來自澳門,原稿完成於1719年,後經由常駐廣州的東印度公司職員詹姆士·威爾金森(JamesWilkin-son。此君也可能是手稿的譯者或譯者之一)之手輾轉至帕西手中。帕西將得到的手稿重新編輯、大幅度改譯改寫後定型,於1761年正式出版。歌德讀到的另一部作品也與澳門相關。1824年,《花箋記》是由在廣州和澳門活動的英國人湯姆斯譯成出版。湯姆斯是澳門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印刷工。因而我們可推斷:近代由廣州至澳門再向外傳播並流通於歐洲市場的外譯中國文學,乃是歌德“世界文學”事件得以發生的前因。歌德讀到的《花箋記》是1824年湯姆斯在倫敦出版的英譯本ChineseCourtship(請注意,譯者是在澳門譯成、而在倫敦出版的,這中間會有時間差)。首位進入中國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Morrison)的《華英字典》(1815-1823)便是由湯姆斯排印出版。1817年,湯姆斯排印了這一本字典前幾部分,在字典後附有馬禮遜所撰的另一本小書《中國大觀》(AViewofChina)。在該書中,馬禮遜提及了帕西英譯本《好逑傳》,指出其譯書名為“APleasingHistory”,與此同時馬氏自己將《好逑傳》的書名標題翻譯成了“HappyCourtship”。馬禮遜的這個譯名在音義上更佳,在字義上要比帕西的音譯或意譯為“APleasingHistory”更接近於漢語的意思,而且在讀音上粵語“逑”字951

也與英語“court”一詞相近。另外,馬禮遜應該了解英國此時流行的正是“求愛小說”這一種類。馬禮遜的《中國大觀》經由湯姆斯在1817年編排出版,由此可見湯姆斯在1817年着手《花箋記》之時,應該知道甚至是已看過帕西譯本。湯姆斯將《花箋記》的書名英譯為“ChineseCourtship”(中國式求愛),便是受啟於帕西英譯本《好逑傳》以及馬禮遜對該書書名的重譯。1820年,湯姆斯還將《今古奇觀》中的一篇小說《宋金郎團圓破氈笠》譯為《深情的一對》(Af-fectionatePair)在倫敦出版。湯姆斯所譯的《花箋記》和《宋金郎團圓破氈笠》等作品,都來自於馬禮遜的藏書,而馬禮遜的中國小說多數來自於廣州“河南”(今海珠區)海幢寺的印刷所,因為海幢寺是禁教時期外國人極少數能去的場所之一。換言之,馬禮遜和湯姆斯可獲得的(available)書籍便是像《今古奇觀》、《花箋記》這一類的書籍,這是由禁教時期獨口通商的廣州書肆所決定的,但是湯姆斯將《花箋記》和帕西將《好逑傳》翻譯成當時英語世界可接受的(acceptable)文體風格,即英國流行一時的求愛小說的樣式———這是受英國市場所影響的。湯姆斯在《宋金郎團圓破氈笠》譯文的前言中指出,這個故事中的人物來自底層,故事本身並不涉及重要議題,“但對那些希望獲得有關中國習俗和禮儀(Chinesecustomsandmanners)相關信息的人而言,這可能是一個有趣的故事。因為它揭露了中國最流行的教派之一的宗教觀念———儘管它所呈現出來的,與歐洲正好完全悖反,但它還是顯示出了中國人並不缺乏仁慈、憐憫和愛心等美好情感”。(筆者所譯)請注意,湯姆斯在這裡強調了這篇小說的風俗方面的特征,同時他還借用了此書來進一步作中西比較。這篇小說對“中國習俗和禮儀”的強調,正好對應了上述莫雷蒂對這一時段英國“求愛小說”分析的結果,即第二種主題“風俗”。這樣情況與帕西英譯《好逑傳》頗為類似,湯姆斯正是受到帕西英譯《好逑傳》的影響而特意彰顯出這樣的主題。《好逑傳》和《花箋記》這兩部小說都是按照當時流行的英語“求愛小說”的文體來翻譯的。兩個譯本都呈現出了種種驚人的改寫,以求符合當時的潮流、閱讀或審美的趣味。例如,為了闡明歐洲不常見的中國風俗(theuncommoncustomsandmannersofChina),帕西在英譯《好逑傳》中加入了很多注釋,以至於當時的評論者,以及給他來信的朋友都提及他的注釋對這個譯本而言是何等重要。“帕西在英譯本中加上泛濫成災的腳注,有些甚至連綿數頁,旁搜遠紹,提供大量例證闡述中國秩序系統的各個面向。”帕西在注釋中至少引用了26部在歐洲出版與中國相關的作品。這些注釋作為副文本加上與其互涉的早期文本,正可看出歐洲東方學的生產方式。這正印證了穆夫提對18世紀歐洲文學的觀察後得出的結論:“WorldliteratureisOrientalism,itisinseparablefromit.”(世界文學便是東方學,兩者難分彼此。)數字人文學者若能對帕西的譯文注釋中提及的所有相關作品,作一種定量分析,並結合細讀作深度批評,或許會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五、小結莫雷蒂經由遠讀分析而得的求愛小說的二分法(貞潔vs風俗)其實也不是完全確切無誤,我們可用細讀分析來進一步驗證。帕西譯本在二分法歸類中應屬於“貞潔”一類主題,這個譯本也確實存在着這一方面的內容。但是在此之外,這個譯本還兼及了“風俗”的主題,甚至可說“風俗”的主題更為重要。帕西譯本一再提及了“風俗”(manner)。前輩學者經過細讀和深入分析後已指出,帕西如同啟蒙時期偉大哲學家(比如伏爾泰撰《風俗論》)一樣,“也關注的是民族的‘moeurs’,以及風俗背後隱藏的民族精神與心態”。法語詞“moeurs”,可譯為英語詞“manner”,也即“風俗/習俗”。帕西在其編譯的《花箋記》首頁(四卷每卷都有),還征引了杜赫德《大中華帝國志》(Descrip-061

tiondelaChine,II,258)一書的句子作為點題證明:“沒有比中國本身更好的向中國學習的方法了,因為肯定不會被那個國家的天才和習俗所欺騙。(IlnyapasdemeilleurmoyendesinstruiredelaChine,queparlaChinemême:carparlaonestsûrdenesepointtromper,danslaconnoissancedugénieetdesusagesdecettnation.)”或許這個譯本是莫雷蒂和格林的二分法分類的一種例外,因為這個譯本在情節和主題上兼具了“貞潔”和“風俗”兩方面的書寫。但這問題不大,因為以上的討論足夠證明了如下幾點:一是歌德之所以會讀到這兩部二三流中國作品的英譯,取決於中國(廣州)市場,也受英國市場影響。二是譯者(帕西和湯姆斯)需要借助遠方他者來批評英國文學,因而將其改寫成了其本土流行的求愛小說風格,暗藏了批判時世的觀點。三是遠讀分析的結果提供了一種證明,同時使得湯姆斯、帕西與歌德在當時的世界文學交流網絡中建立了聯繫。四是這兩部作品的翻譯和跨國流通———從廣州到澳門(東印度公司)到倫敦,再到晚年歌德所在的德國小鎮魏瑪,說明在19世紀一個文學的世界市場已經成熟。這同時又附證了莫雷蒂一系列世界文學猜想中關鍵的一點:18世紀世界市場形成,由此而分出前後兩類世界文學,前者以樹圖為主要特征,後者主要以波浪為主要特征。“求愛小說”正是當時英國乃至歐洲市場上最有力量的一股浪潮。簡言之,上述“求愛小說”的例子借用了數字人文的分析結果,來重審歌德與世界文學一案。《好逑傳》和《花箋記》的翻譯和流傳,還印證了達姆羅什對世界文學跨界流通和再生的描述,而歌德讀到這兩部二三流作品,則印證了莫雷蒂所說18世紀後世界市場中世界文學/文類的波浪形擴散特征。①FrancoMoretti,DistantReading,London:Verso,p.111,pp.59-62.②愛克曼輯錄:《歌德談話錄》,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113頁;第112~113頁。③陳銓:《中德文學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2頁。LeslieOBell,“ChineseNovels,ScholarlyErrorsandGoethesConceptofWorldLitera-ture,”PublicationsoftheEnglishGoetheSociety,Vol.87,No.2,2018,pp.64-80.萊斯利·奧貝爾(LeslieOBell)結合德國學者和歌德日記等材料判斷,以下日期1月29和31日、2月2~6日(一共七天)都或明或暗地提及了英譯《花箋記》。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德語系盧銘君教授代筆者翻查並核對法蘭克福版《歌德日記》,謹在此表示感謝。JohannWolfgangGoethe,DieletztenJahre:Briefe,TagebücherundGesprächevon1823biszuGoethesTod,DieHerausgegebenvonHorstFleig.DeutscherKlassikerVerlag,1993,p.448.④Abel-Rémusat,“Hoa-Tsian:ChineseCourtshipinVerse,”JournaldesSavants,Feb1826,pp.67-68.⑤PeterP.Thoms,ChineseCourtship,London:Par-bury,Allen,andKingsbury,1824,pp.249-280,vi.⑥JeanP.Abel.Rémusat,Iu-Kiao-Li,ouLesDeuxCousines,Paris:LibraireieMoutardier,1826.⑦馬若瑟譯本:JesephPremière,HauKiouChoaan,Histoirechinoise,Traduitedelanglais,Lyon:ChezBenoîtDuplain,1766.第二個法譯本情況如下:Eidous,MarcAntoine,tr.,ThomasPercy,JamesWilkinson,Hau-kiou-choaan:ouLunionbienassortie;romanchi-nois,Paris:Moutardier,1828.兩個譯本都是據1761年帕西英譯本轉譯。該書還有德語譯本(1766)和荷蘭語譯本(1767)。“它(此書)在歐洲的影響相當持久。德國大詩人席勒曾着手重譯,但未完成;1829年英國也有了達維斯的英譯本。”(按,達維斯即J.F.Davis,德庇時),見許正林:《傳播理念的核心與邊界》,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第259頁。⑧FrancoMoretti,DistantReading,pp.179-210.⑨⑩FrancoMoretti,Graphs,Maps,Trees:AbstractModelsforaLiteraryHistory,London:Verso,2005,p.19,p.23.KatherineSobbaGreen,TheCourtshipNovel,1740-161

1820:AFeminizedGenre,Lexington,KY:UniversityPressofKentucky,1991.周鈞韜、歐陽健主編:《中國通俗小說鑒賞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483頁。這一情節詳參名教中人編次:《好逑傳》,鍾夫標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9~56頁。LeslieOBell,“ChineseNovels,ScholarlyErrorsandGoethesConceptofWorldLiterature”,PublicationsoftheEnglishGoetheSociety,Vol.87,No.2,2018,p.69.薛汕校訂:《花箋記》,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年,第28頁;PeterPerringThoms,ChineseCourtship,London:PublishedbyParbury,AllenandKingsbury,1824,pp.107-113.T.C.Fan,“PercysHauKiouChoaan”,TheReviewofEnglishStudies,Vol.22,No.86(Apr.)1946,pp.122-123,117-125,123.ThomasPercy,HauKiouChoaan,orThePleasingHistory,4Volumes,London:PrintedforR.andJ.Dods-ley,1761.該書封面題有另一個標題“AChineseHisto-ry”(《好逑傳:一部中國歷史》。此外這個譯本還有另一個副標題“APleasingHistory”,即一種歡愉的歷史)。筆者認為帕西之所以為《好逑傳》取這樣一個副標題,是因為他企圖借這部小說來觀察/評估中國的風俗,乃至中國民族精神的狀況。當然,英語“history”或法語“histoire”一詞,在當時的語境中往往也同時指稱“故事”。感謝北京大學法語系王斯秧教授指出“histoire”一詞在當時可指稱故事或小說。T.C.Fan稱,在四卷版出版前還存有帕西改譯的三卷本譯稿,譯者可能是在廣州(Canton)的商人詹姆士·威爾金森。而到了通行的四卷本,帕西則自道是其編譯,所據版本是來自威爾金森文件中的譯稿———這個譯稿六分之五是英文稿,六分之一是葡萄牙語稿,而且整個譯稿錯漏很多,許多地方很難認,原譯者也不能確知。帕西將葡萄牙語譯文轉譯成英文,將原英文稿也作了一系列的調整和潤色,有一些地方還是他的改寫。T.C.Fan,“PercysHauKiouChoaan,”TheReviewofEnglishStudies,Vol.22,No.86(Apr.)1946,pp.117-125.儘管帕西僅是重譯和重新編輯了譯文,而且此前杜赫德出版的《大中華帝國志》一書中已包含了多種中國文學作品的譯文,但是帕西英譯《好逑傳》可算是第一部全本英譯的中國小說,因此確有其學術史上的重要貢獻。帕西英譯本出版後,很快在歐洲便有了德語、法語和荷蘭語等語言的轉譯本。參見ChenShouYi,“ThomasPercyandhisChineseStudies,”inAdrianHsia,ed.,TheVi-sionofChinaintheEnglishLiteratureof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ies,HongKong:TheChi-neseUniversityPress,1998,pp.302-311。RobertMorrison,A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inthreeparts,Macao:PrintedattheHonorableEastIndiaCompanysPress,byP.P.Thoms,1815-1823;馬禮遜編:《華英字典》,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RobertMorrison,AViewofChina,forPhilologicalPurposes;ContainingaSketchofChineseChronology,Geography,Government,Religion&Customs,Macao:PrintedattheHonorabletheEastIndiaCompanysPress,ByP.P.Thoms,1817,p.120.PeterPerringThoms,TheAffectionatePair,ortheHistoryofSung-kin,AChineseTale,PrintedforBlack,Kingsbury,ParburyandAllen,1820,Preface.林淩瀚:《丟落在失/秩序坐標之外:〈好逑傳〉作為快感個案的時間性與劇場性》,曹虹等主編:《清代文學研究集刊》第四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第23頁。這是一位學者在評論穆夫提的專著時引用的他的話。FrantiškaZezulákováSchormová,“ForgetEnglish!OrientalismandWorldLiteraturesbyAamirR.Mufti,”Twentieth-CenturyLiterature,1June2018;64(2),pp.259-264,259;AamirR.Mufti,ForgetEnglish!:Orien-talismsandWorldLiterature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6.T.C.Fan,“PercysHauKiouChoaan”,TheReviewofEnglishStudies,vol.22,No.86(Apr.)1946,DavidDamrosch,WhatisWorldLiterature,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3.作者簡介:姚達兌,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廣州　510275[責任編輯　桑　海]26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社會網絡分析在科舉研究中的探索———以歷代曾姓進士為例*劉京臣[提　要]　借助社會網絡分析,依託“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對歷代曾姓進士進行整體關注,既可以從宏觀視角考察其社會關係、親屬關係,又可以縮小範圍,考察某地的曾姓進士,還可以考察不同地域的任意兩位進士之間的關係。藉由社會網絡分析應用於科舉研究的初步探索,希望能夠引起更多研究者對於數字人文與傳統學科結合的關注。[關鍵詞]　社會網絡分析　科舉　進士　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　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中圖分類號]　I206.2;C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163-08科舉制是中國古代人才選拔制度的一項創舉,對於隋唐及其以降的歷代人才選拔,產生了重要影響。流風所及,它也深刻地影響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被視為現代文官選拔制度之濫觴。①科舉制的意義與價值,早有相關研究者予以揭示。科舉學也已經成為一門顯學,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一之所以引入一些數字人文的理念與方法,並不是迎合技術派,更不是刻意求新。而是因為一些新的技術可以解決原有的研究方法無法解決的問題,能夠應對新的挑戰。比如,我們能否快速知曉中國歷代進士的相關信息,或者更細化一些,能否快速知曉自隋代開科至晚清廢除科舉以來的所有曾姓進士情況?“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推出之前,我們還真不敢貿然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到了2019年5月,情況發生了變化。由浙江大學龔延明先生主持編纂,以登科人物的傳記資料為主要內容的“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上線,該數據庫共有102,014條進士數據,囊括了隋代至清代各科類目(包括進士、諸科、特奏名、制科等),收錄的登科人物及著錄內容皆有書證,該學術團隊歷經近20載的整361∗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元代文學地圖數字分析平台”(項目號:18AZW008)、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基於大數據技術的古代文學經典文本分析與研究”(項目號:18ZDA238)階段性成果。

理,尋檢爬梳各類可見的傳世文獻和出土史料,經考辯輯校,最終匯集而成。針對登科人物,除著錄姓名、字號、籍貫、朝代,以及具體的登科時間(年份)、所屬科目和在位帝王等信息外,還綜合其出身、登科、歷官等方面的經歷逐一撰寫生平簡介;徵引資料均配套提供具體書證內容,即從原始文獻中直接引錄、摘抄與該登科人物相關的一手材料,並標明出處,且嚴格按照史料的原始程度先後排列,為使用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②據“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可知,自隋文帝開皇二年(582)至清光緒三十年(1904),曾姓共有進士530人。就科目而言:進士科465人(唐1;五代十國1;宋220;元5;明133;清105),特奏名進士44人(宋41;明3),武舉11人(宋6;明3;清2),童子舉4人(五代十國3;宋1),特賜第3人(宋2;清1),上舍釋褐2人(宋2),宏詞科1人(宋1)。就朝代而言:唐1人,五代十國4人,宋273人,元5人,明139人,清108人。就地域(以縣級為基本單位)而言,南豐所出曾姓進士最多,為34人,其中宋32人,清2人。其他地域依次為晉江33人、吉水30人、太和(9)與泰和(17)共26人、永豐24人、閩縣21人、南城19人、臨川17人、侯官16人、廬陵16人……試想一下,如果沒有“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如果不依靠這個數據庫,我們怎麼可能快速、準確地掌握歷代曾姓進士的相關信息?或許有人會說,“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是在《宋代登科總錄》等出版物的基礎上實現的數據化。此言不差,結構化的數據庫,是支撐起我們進行更深入探索的前提。二借助“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我們快速地知曉了歷代曾姓進士的數量、科目、朝代、地域等信息。那麼,能否知曉各地曾氏進士之間的關係?答案也是肯定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有必要引入社會網絡分析。作為研究社會關係的一種實證研究方法,社會網絡分析已有近80年的歷史,近30年來逐漸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新範式。簡單地講,社會網絡分析主要關注兩點:一是點,即社會主體;二是由點連成的線,即社會主體間的關係。“點”,主要指社會主體自身具有的諸如年齡、職業、性別、籍貫、教育程度等客觀信息,通常被視為“屬性數據”,是傳統統計學所關注的對象;“線”,即關係,指彼此因接觸、關聯而產生一種或多種聯繫,通常被視為“關係數據”(例如個體間的仰慕追求、商業間的貿易往來、職場中的層級以及親屬關係中的血緣姻親等)。社會網絡分析重點考察社會主體間的關係———因為關係並不屬於社會主體本身,而是依附主體間的聯繫、聯絡而存在。一旦聯繫、聯絡發生變化,關係也就會隨之發生動態變化。觀察關係,量化關係的變化,是社會網絡分析的目的之一。③如何將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應用於歷代曾姓進士研究?第一,我們需要結構化的歷代曾姓進士信息。“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以姓名、科目、朝代、帝王、年號、公元、籍貫、文獻記載與簡介等為基本字段,初步實現了數據的結構化,但因其並不是專門的關係型數據庫,所以有意勾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不是該數據庫的着眼點。相較之下,“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hinaBiographicalDatabaseProject,簡稱CBDB)則可視為關係型數據庫的代表,它“以姓、名、生卒、地址、別名、著述、職官、入仕、事件、社會區分、親屬關係、社會關係、財產、出處、社交機構為字段,盡可能將入庫的人物信息細化,並在諸多子庫之間建立起關聯。在CBDB看來,每一位被納入數據庫中的個體,都‘被視為被關係網絡界定且能夠被量化和分析的實體’,基於這種理念,擁有42萬多條數據的CBDB可以將某個時段某個區域內的所有個體以某種或某些461

特定方式呈現出來”,④故而正可將“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與CBDB結合起來,來呈現歷代曾姓進士之間的社會網絡關係。從數量來看,CBDB收錄了歷代曾姓進士393人,較之“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少了137人,與“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相比,CBDB在專門收錄進士數據方面畢竟不夠專業,出現失收情況屬於正常。雖如此,我們也可以借助CBDB與“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完成歷代曾姓進士數據的結構化,這是應用社會網絡分析的必要條件。第二,滿足了數據的結構化這一條件,便可以利用CBDB“查詢親屬關係”功能來考察這393位曾姓進士的親屬關係。在CBDB中,選擇“查詢親屬關係”,在窗口選擇“輸入人名”,給定393位曾姓進士的ID。條件限定中,“最長的祖先距離”、“最長的後代距離”、“最遠的旁系連接”、“最遠的婚姻連接”、“循環數限制”默認為3、3、1、1、10,此處不作更改,意味着祖先可推及曾祖輩,後代可推及曾孫輩,最多可檢索1層同輩間關係、1層通過婚姻間結成的關係,計算人物關係時循環10次。查詢結果可以生成能應用於Gephi、UCINet或Pajek的文件。Gephi、UCINet、Pajek這三個軟件都可用來進行社會網絡分析,若以Pajek為例,則選擇生成.net文件。將生成的文件導入Pajek之後,會發現這393位歷代曾姓進士生成了與2,322人相關的1,885種親屬關係。很顯然,這種數量級的數據只適合在電腦端呈現,在紙面則很難完整呈現。第三,CBDB還可以查詢和顯示這393位曾姓進士的“社會關係”。CBDB將“社會關係”定義為“朋友”、“家庭”、“宗教”、“財務”、“醫療”、“軍事”、“學術”、“政治”、“著述”9大類,後4大類進行了細化。例如“軍事”類細化為“軍事支持”、“軍事對抗”,“學術”類細化為“師生關係”、“學術交往”、“主題相近”、“學術成員”、“學術襄助”、“文學藝術交往”、“學術攻訐”等,“政治”類細化為“官場平等關係”、“官場下屬關係”、“官場上司關係”、“官場奧援”、“薦舉保任”、“政治對抗”等,“著述”類則細化為“記詠”、“墓志銘”、“序跋”、“禮儀”、“傳記”、“論說”、“箴銘類”、“書劄”、“應酬著作”等,這些細類都是CBDB依據原始文獻歸納總結出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是社會網絡分析的重要基礎。在考察“社會關係”時,可以將“親屬關係”排除在外,也可以計算在內。如果將“親屬關係”排除在外,⑤這393位曾姓進士與9,233人(包括393人在內)產生了17,534種社會關係(即“綜合各種社會關係”);如果將“親屬關係”計算在內,⑥那麼數量發生了巨大改變,與之相關的人數多達17,561人,產生了37,425種社會關係(即“綜合各種社會關係”)。這種數量級的數據更是無法在紙面上呈現。第四,可以退而求其次,縮小範圍,或者選取一些特定區域,例如以晉江、南豐兩地的曾姓進士為例進行考察。為什麼要以這兩地為例?CBDB顯示晉江、南豐分別擁有24、22位曾姓進士,排在縣級區域的前兩位,這種某一地域密集出現同姓進士的情況,意味着他們很有可能來自同一家族,或者有較密切的聯繫。“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中南豐、晉江分別以34、33位排在前兩位。這兩個數據庫中,南豐籍進士重合者21人。其中曾易從、曾庠與曾經三人,CBDB稱其為南豐人,“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對其籍貫有不同說法。曾易從乃曾致堯之子,“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稱其籍貫為“撫州臨川縣”,歐陽修《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稱:“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⑦《宋史》卷四四一《文苑傳三》亦載:“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⑧再結合曾氏家譜的記載,可知曾致堯當為南豐人,其子曾易從籍貫為南豐似更妥。至於曾庠,“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稱其籍貫為撫州臨川縣。“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所引用文獻如弘治《撫州府志》卷一八561

稱:“嘉祐四年己亥劉煇榜,曾庠,易占從子。”⑨認為其籍貫當為撫州臨川。當然也有文獻認為曾庠當為建昌軍南豐縣人,例如曾鞏《秘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曾君墓志銘》便稱:“君姓曾氏,諱庠,字明升,建昌軍南豐縣人。曾祖諱某,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某,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舒州軍事推官。君進士及第,歷邵州司理參軍,用薦者為衡州常寧縣令、福州福清縣丞,以疾自陳,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致仕。卒於熙寧九年十月某甲子,年五十有九,以其年十一月某甲子葬南豐龍池鄉之源頭。”⑩考慮到曾庠是曾易從之子,與曾鞏同為曾致堯之孫,故而將曾庠認定為“建昌軍南豐縣人”之說較為可信。曾經為曾宰之子,與曾易從、曾庠情況相似,不再贅述。兩個數據庫中,晉江籍進士重合者22人。從數據統計的角度看,南豐、晉江是縣級區域中曾姓進士最多的兩個地方,以之為例具有典型意義。茲將相關進士姓名及ID列表如下:表1　同時為CBDB、“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所收錄之南豐、晉江曾姓進士名錄序號南豐曾姓進士ID(CBDB)晉江曾姓進士ID(CBDB)1曾致堯16579曾會127752曾士堯16586曾壽127763曾易占7363曾愈127774曾斝16584曾公度127785曾叔卿16588曾公亮81366曾炳48479曾公奭127797曾易則16582曾公定127808曾阜3903曾孝繹127829曾鞏7364曾說1278310曾牟16580曾誕1278411曾宰16581曾詢1278512曾覺21698曾固1278613曾肇7072曾恕1445714曾悟21702曾應辰1253115曾纮48484曾從龍391116曾發19104曾治鳳2168817曾撙19105曾子厚1445818曾易從16585曾天麟1268119曾庠16583曾濟37462920曾經16590曾式冕37466321曾秀翹374608曾元景37458922曾寶光374637將地域縮小到縣級之後,再來考察兩個數據庫所重合的21位南豐曾姓進士之間的親屬關係、社會關係。在CBDB中選擇“查詢社會關係網絡”,給定21位南豐曾姓進士的ID,將親屬關係、社會關係全部選中,且將“最長的祖先距離”、“最長的後代距離”皆調整為3,使之與之前考察歷代393位曾姓進士的親屬關係時的參數相同。可知這21位進士,與多達14,337人存在親屬關係及各種社會關係。兩個數據庫重合的22位晉江曾姓進士也類似,與11,881人存在親屬關係及各種社會關係。很顯然,即使縮小到某個具體區域的某些特定群體中,龐大的數據也使得這些關係仍然無法在紙面上呈現。661

第五,不如再換一個角度,考察不同籍貫的兩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曾公亮、曾易占是同年,皆為仁宗天聖二年(1024)進士,一為晉江人,一為南豐人,恰好是理想的人選。理論上講,這兩位雖異地卻同年的進士,一定會有社會交往活動,他們的交往會在CBDB中以何種方式表現?會有哪些人介入到他們的社會關係中?此外,他們之間是否存在親屬關係?CBDB恰好可以“查詢兩人社會關係”,將指數年選中,時間設定為960~1279,同時還要考慮到其他人可能是二人聯繫之中間環節。查詢可知,另有16人與曾公亮、曾易占二人存在各種社會關係,這個數量級是可以紙面上呈現的,數據導入Pajek後人物關係如圖1所示。圖1　利用Pajek呈現出來曾公亮、曾易占關係圖圖1雖然將這18位人物之間的交往表現得非常清晰,但是彼此之間的到底是什麼關係,圖中並沒有表明,這就要借助圖1背後的數據才有可能深入了解。表2是據CBDB計算出來的曾公亮、曾易占二人與其他人關係的數據。第二列“社會關係人姓名”字段以Y標記。第三列中,如果是親屬關係,則標記為K;非親屬關係,則標記為N。第四列“聯繫”是二人之間的關係定義。第五列“文本標題”是支撐二人之間關係的文獻來源。表2顯示有17條數據與曾公亮相關,這17條數據表現的正是他與其他10人之間的關係。因為圖1顯示的都是非重複的個體,表2中曾公亮與王安石之間有5條數據,在圖1中也只顯示一條。有了表2的數據,我們就能很好地理解圖1所展現出來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了。就曾易占而言,除了各種社會關係,他的親屬關係也都呈現了出來。作為同年的曾公亮與曾易占的直接聯繫,我們一直期待着,但無論是關係圖,還是支撐關係圖的數據,皆未展現出來。由CBDB現有數據看不出他們二者之間的直接聯繫,這有些出乎意料,事實果真如此嗎?761

表2　曾公亮、曾易占二人與他人關係的數據姓名社會關係人姓名Y親屬K/非親屬N聯繫文本標題曾公亮曾肇N墓志銘由Y所作n/a曾公亮畢仲遊N祭文由Y所作n/a曾公亮畢仲遊N祭文由Y所作祭故相曾魯公文/西臺集曾公亮王安石N祭文由Y所作n/a曾公亮王安石N祭文由Y所作祭曾魯公文/臨川集曾公亮王安石N同僚然性吝嗇殖貨至巨萬知帝寵王安石不能救正世譏其持祿固寵曾公亮張方平N致書Y與張安道尚書貼曾公亮曾布N致書Y別曾布柬曾公亮曾布N致書Y與曾子宣書曾公亮歐陽修N被致書由Y與曾宣靖公明仲書曾公亮歐陽修N被致書由Y與曾學士書曾公亮王安石N被致書由Y上曾參政書曾公亮王安石N被致書由Y上執政書曾公亮陳師道N被致書由Y上曾樞密書曾公亮蘇軾N被致書由Y上曾丞相書曾公亮強至N被致書由Y賀致政曾太傅侍中書曾公亮楊繪N被Y得罪召修起居注知諫院與曾公亮忤改兼侍讀繪以諫官不得其言則去曾易占王安石N墓志銘由Y所作n/a曾易占王安石N墓志銘由Y所作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銘/臨川集曾易占王安石N墓志銘由Y所作n/a曾易占陳師道N墓志銘由Y所作n/a曾易占曾鞏N墓志銘由Y所作戊午十月展墓文二首/元豐類稿曾易占王安石N祭文由Y所作祭曾博士易占文/臨川集曾易占曾鞏N祭文由Y所作先君祭告文/元豐類稿曾易占陳師道N神道碑由Y所作光祿曾公神道碑/後山集曾易占蘇軾N建築物得到Y的題詠、記、命名傳神記/東坡集曾易占曾致堯K父曾易占吳氏(曾易占妻)K第一任妻曾易占曾德克K女兒曾易占曾阜K從子;侄子曾易占王無咎K女婿曾易占曾鞏K次子曾易占曾布K五子曾易占曾肇K六子司馬光曾記載過曾公亮與曾易占交往之事:曾子固罷檢討,以錢醇老代之。元素曰:“曾公知山陰,賤市民田數十頃,為人所訟。曾易占時在越幕,說守倅曰:‘曾宰高科,它日將貴顯,用茲事敗之可惜。父會為明守,衰老,宜與謀,俾代其子任咎。’守倅從之。會由是坐贓追停,曾公猶以私坐監當,深德易占。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贓,英州編管,亡匿於曾公別墅,會赦,自出,俾子固訟冤,再劾,復往861

英州,因死焉。子固時不奔喪,為鄉議所貶,介甫為作辨曾子以解之。子固及第,鄉人作感皇恩道場,以為去害也。子固好依漕勢以陵州,依州陵縣,依縣陵民。”元素即是楊繪,《宋史》從另一角度談及此事: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詔遣內侍王中正、李舜舉等使陝西,繪言:“陛下新即位,天下拭目以觀初政。館閣、臺省之士,朝廷所素養者不之遣,顧獨遣中人乎?”向傳範安撫京東西路,繪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之漸。執政曰:“不然,傳範久領郡,有政聲,故使守鄆,非由外戚也。”帝曰:“諫官言是,斯可窒異日妄求矣。”曾公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院,用所厚曾鞏為史官。繪爭曰:“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己物。向者公亮官越,佔民田,為郡守繩治,時鞏父易占亦官越,深庇之。用鞏,私也。”帝為寢其命。繪亦解諫職,改兼侍讀,繪固辭,滕甫言於帝。帝詔甫曰:“繪抗跡孤遠,立朝寡援,不畏強禦,知無不為。朕一見許其忠藎,擢置言職,信之亦篤矣。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並立於輕重之間,姑令少避爾,卿其諭朕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為御史中丞。可見曾易占的確曾為曾公亮周旋,周公亮亦曾舉薦易占之子曾鞏為史官。楊繪據二人交往之事,認定曾公亮有私,諫爭而被解職,遂有“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之語。由圖1、表2可知,曾公亮與楊繪有關聯,CBDB標識為“被Y得罪”,意即曾公亮被楊繪得罪,它提供的理由是如下幾個字段“召修起居注”、“知諫院”、“與曾公亮忤”、“改兼侍讀”、“繪以諫官不得其言則去”。很明顯這幾個字段乃是抽取《宋史》的信息,CBDB據此認定曾公亮與楊繪交惡,這一點沒有任何問題,唯一可惜的是脫略了二人交惡的原因,忽視了曾易占其人。如果CBDB能夠完善算法,將此類事件中所有相關信息都抽取出來,相信還會有一系列的數據被發掘與完善。三對CBDB數據進行可視化呈現之後,能夠發現歷代曾姓進士之間的社會關係及親屬關係等。同理,其他姓氏的進士,包括不同地域、不同朝代、不同科目的進士群體,都可以借助社會網絡分析進行深入探索。就研究本身而言,本文側重於展現歷代曾姓進士的社會關係、親屬關係,並簡單分析了可視化背後的數據結構,基本上沒有涉及計算領域。實際上社會網絡分析可以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可視化只是其中之一,社會網絡分析最為擅長的是計算在整個社會網絡中各個點(在本例中即是各位進士)因各種聯繫而與之相伴的度中心性(DegreeCentrality)等,囿於篇幅本文暫不討論。面對社會網絡分析的初步探索結果,還有如下幾個問題值得我們關注:(一)文章所依託的兩大數據庫,數據能否經得起檢驗?從理論上講,所有的數據庫都會有嚴格的數據選錄標準,本文所依託的“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與CBDB自不例外。就試用情況來看,這兩個數據庫都是較為嚴謹、成熟的數據庫,特別是“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是浙江大學龔延明先生帶領團隊歷時20餘年方才完成的,對於歷代進士數據的收集整理可謂嘔心瀝血,值得信賴。作為關係型數據庫的代表,截止2019年4月,CBDB單機版共收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422,607條。它的“社會網絡關係”、“社會關係”、“親屬關係”等查詢,就是為社會網絡分析而設計開發的。相較之下,CBDB因成於眾人之手,存在着誤收、失收等情況,且該數據庫還處在不斷的迭代中,相信誤收、失收等問題在新版本中會被給予足夠的重視。(二)個人利用上述兩個數據庫進行相關研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961

一是要對檢索出來的數據進行複核,確保數據的完整性、可靠性。例如南豐一地的曾姓進士,兩個數據庫收錄的數量不同,部分原因在於不同文獻對某些進士籍貫的認定不同,這就需要學者通過考證,從學術的角度來斷定籍貫。二是要注意看似同一人,到底是不是同一人。例如“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中有兩位曾昂,分別是:曾昂,字仲英,正統七年(1442)三甲第四十九名;曾昂,字光表。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進士第二甲第一百六名,賜進士出身。CBDB中有四位曾昂,ID分別為200476、207953、303432與374695。經查證,“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中的兩位曾昂應當分別對應CBDB中ID為200476、207953者;ID為303432的曾昂,乃是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三甲第四十名曾佩(ID203345)之父;ID為374695的曾昂,實際上與ID為207953的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吉水人曾昂為同一人,CBDB將一人誤判為兩人。三是還有一些社會網絡關係或者親屬關係,部分數據庫中不並完善。例如曾應辰、曾從龍父子,“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已點出二人為父子關係,但CBDB未建立起親屬關係。還有一些人物關係的表述,存在可商榷之處。例如曾班,宋代崇寧二年(1103)進士,“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著錄其為曾准之侄,CBDB著錄其為曾准之子;再如曾炳,“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著錄其為皇祐五年(1053)進士,CBDB著錄其為皇祐四年(1052)進士,這些都需要重新核對、考證。本文是以社會網絡分析為抓手,以歷代曾姓進士為例進行的初步探索。從科舉研究的視角看,歷代曾姓進士這個題目處於宏觀與微觀之間,既可以採用傳統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嘗試新技術、新方法,在本文中我們嘗試了後者,希望拋磚引玉,借此引起學者能夠對一些數字人文的理念、方法或技術產生興趣,從而能將一些諸如社會網絡分析等方法應用到傳統研究領域中去。①參見劉海峰:《科舉制對西方考試制度影響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②《〈歷代進士登科數據庫〉上線說明》,籍合網2019年5月28日,http://www.ancientbooks.cn/information?informationId=16501&state=1,2019年8月16日。③劉京臣:《社會網絡分析與文學研究》,北京:《光明日報》,2018年10月15日。④劉京臣:《大數據視閾中的明清進士家族研究———以CBDB、中華尋根網為例》,北京:《北京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⑤啟用指數年參數,並將指數年設定為960~1279,其他參數系統默認。⑥啟用指數年參數,並將指數年設定為960~1279。此外,選中“包括親屬關係”、“使用親屬的距離參數”,且將“最長的祖先距離”、“最長的後代距離”都設置為3,其他參數默認。⑦歐陽修:《歐陽修全集》第2冊卷二〇《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328頁。⑧脫脫等:《宋史》第37冊卷四四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3050頁。⑨龔延明、祖慧編著:《宋代登科總錄》第2冊,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887頁。⑩曾鞏:《曾鞏集》下冊卷四六《秘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曾君墓志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632~633頁。司馬光:《涑水記聞》附錄二《溫公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56頁。脫脫等:《宋史》第30冊卷三二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449頁。作者簡介:劉京臣,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北京　100732[責任編輯　桑　海]07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人人皆革命黨———從“新革命史”談起彭　劍［提　要］　提出“新革命史”這一術語的學者的闡釋，和以該術語為題發表的其他學者的作品，都給人留下很深的“新革命史”只是“新中共革命史”的印象。實則近代的革命有著豐富的內涵，都應該成為革命史研究的對象。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這20世紀三大革命中，在“傳統革命史”觀照下的被革命者國民黨、北洋、清室，其實也分別是中國近代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中某一階段的主導者。近代中國，在內憂外患的交迫之下，幾乎人人都是革命者，只是革命方案各有不同，因此存在方案的競爭與更迭。［關鍵詞］　新革命史　中共革命史　國民黨　北洋　清室［中圖分類號］　D231;K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171⁃11引　言革命曾經是中國近代史領域研究的主題，但是，在20世紀後半段，革命史研究卻有退潮之勢，出現了“把中國革命從歷史舞台中心移開的傾向”。①不過，革命畢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問題，將它從歷史舞台中心移開，就會使史學研究抓不住要害，造成研究的碎片化。有鑑於此，一批學者或堅守，或投入革命史研究，從而在21世紀之初形成了“一股新的革命史研究熱”②。正是在此過程中，一個新的學術概念“新革命史”出現了。這一術語雖然不能涵括近些年來所有革命史研究的新現象，但比較典型地反映了學界將革命史研究推入新境界的努力。這一概念是李金錚提出來的。據其自述，2008年，在“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暨紀念喬志強先生誕辰8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他提交的論文《何以研究中共革命與鄉村社會》的最後一節以“向新革命史視角轉型”為標題。這篇論文經作者修改充實，成為次年他在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舉辦的全國社會史研究生暑期學校的講題《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社會史視野》。在那之後，又經修改，以《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為題發表於《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期。③從那以後，“新革命史”這一術語遂廣為人知。即使不以革命史為專攻的學者，對這一術語也“如雷貫耳”。④那麼，何為新革命史？李金錚在2016年發表的論文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171

如果說要給“新革命史”做一個比較明確的界定，大概可以這樣表述：“新革命史”是回歸樸素的實事求是精神，力圖改進傳統革命史觀的簡單思維模式，嘗試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對中共革命史進行重新審視，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艱難、曲折與複雜性，進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實際的概念和理論。⑤這一定義令筆者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特別強調新革命史與中共革命史的關聯。其後，在2018年和2019年發表的相關論文中，李金錚也作了幾乎相同的闡釋。⑥但是，如此界定“新革命史”，總令人感覺有所不妥。由於他將“新革命史”僅僅定位為推進中共革命史研究，加上迄今為止冠以“新革命史”標題的研究成果，全都是關於中共革命史的，且大都發表於中共革命史的專業期刊，這就給人留下很深的“新革命史”只是“新中共革命史”的印象。⑦不以中共革命史為專攻的學者可能忍不住問：“傳統革命史”關注的對象還包括了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國民革命，“新革命史”卻只關注中共革命，豈不是有窄化革命史研究範圍的嫌疑？若要成為一個更富創意的學術概念，“新革命史”是否可以增強其包容性，擺脫“新中共革命史”的印象，致力於理解近代中國的各種革命運動？20世紀初，孫中山將自己領導的革命分為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實則尚有思想革命、宗教革命、家庭革命、婚姻革命、史學革命、文學革命、詩界革命、心靈革命等等絢麗多彩的革命。諸如此類的革命現象，似乎都可成為“新革命史”的學術陣地。即使是耳熟能詳的20世紀“三大革命”（即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也可再轉換思維，發現新天地。比如，一場革命，有革命方，必然有革命的對手方。通常認為，革命方是革命者，而革命的對手方則是被革命者、反革命者。但這很有可能是低估了近代中國革命複雜性而造成的誤解，實則20世紀三大革命的對手方也是中國革命運動中的某一段的參與者甚至主導者，也就是說，他們也是革命者。有趣的是，在李金錚與陳紅民討論“新革命史”的時候，已涉及到了這方面的內容。這充分顯示，“新革命史”有成為一個開放性學術概念的可能性，因此筆者樂意就一己所見，在這方面多談一談。寫作的態度，跟陳紅民和李金錚兩位一樣，是為了活躍革命史研究的氣氛，推動革命史研究的進步。一、國民黨的歷史是“新革命史”的一部分在2018年舉辦的“多元視野下的中共蘇維埃革命”學術研討會上，陳紅民做了一場大會發言，後經整理擴充，以《“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何為新，為何新，如何新？》為題，發表於當年《蘇區研究》第5期。這是“新革命史”概念提出以來第一篇正面商榷的文章，認為既然只有研究方法的進步，而在研究的核心內容方面並無變化，就沒有必要在“革命史”前面加一個“新”字；“新革命史”的重要方法創新是引入社會史的方法，但過於強調從其他學科借用方法，有“學術自卑”的嫌疑；並且，李金錚所闡釋的“新革命史”的方法並不新鮮，因為這些方法乃是“近些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普遍趨勢，各領域的學者均做過不同程度的努力”；被李金錚稱為“新革命史”代表作的一些作品，其作者並無“新革命史”的自覺意識，有點“被‘新革命史’”了的味道。他還為“新革命史”的完善，提出了四點建議。針對陳紅民的質疑和建議，李金錚一一作了回應。筆者最感興味的，是兩位關於國民黨的討論。陳紅民在文章開頭說，他的學術專攻是國民黨史與蔣介石，“對於革命史的研究我雖關注，但沒有任何的研究成果”。他對“新革命史”所提的第四條建議，是“借鑑學界研究革命對象的成果”，為此，他論述道：“民國時期，幾乎中共所有的重大事件、政策與決策，深究其背後，大都能找到國民271

黨的因素。國民黨是中共革命的主要對象，要全面認識共產黨革命的歷史，必須了解國民黨的歷史。如果沒有國民黨及其政權的存在，共產黨的革命歷程（包括其艱難性和曲折性）肯定會大不相同。”⑧這些論述給人的印象是，作者認為中共才是革命者，國民黨則是革命對象，因此，研究國民黨的歷史不是研究革命史。本來，李金錚此前所論證的“新革命史”，就是關於中共革命史的，因此，陳紅民的說法，與李金錚的主張是吻合的。以此之故，當看到李金錚在回應文章中的如下論述，筆者難免有點訝異：要全面認識共產黨革命的歷史，就必須了解國民黨的歷史，這是從對立面的鏡像中反觀自身歷史的有效方法。革命與反革命本來就是難以分割的對立統一體，任何一方的研究都可以促進對方的研究。筆者所提出的“加強區域和層級間關係的研究”，正是提醒這一方法的運用。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的歷史不僅僅是共產黨的對立面，它也曾有過“革命”的歷史，原本就在“新革命史”的範圍之內，只是迄今少為注意罷了。⑨訝異之餘，更多的是驚喜。這一段論述表明，雖然李金錚在這篇文章裡還在重申此前的觀點，宣稱自己提出“新革命史”的概念，為的是“對中共革命史進行重新審視，以揭示中共革命的運作形態尤其是艱難、曲折與複雜性”，⑩但其實在他心裡，“新革命史”已有更大的關懷，因為國民黨的歷史既然屬“新革命史”的範疇，則“新革命史”顯然不僅僅是中共革命史。不過，國民黨的歷史屬新革命史的範疇，這並非李金錚的回應文章探討的重點，而像是靈光一閃的產物。那麼，該如何看待國民黨與革命的關係？國民黨談自己的歷史，總是追溯到1894年成立的興中會，而興中會及其後的同盟會，無疑是清季革命派的主體，辛亥革命的成功，與這一派的努力密不可分。辛亥革命之後不久，又有“二次革命”，以及護國、護法諸役，都屬革命事業。至於改組之後發動的北伐戰爭，更是以“國民革命”或“大革命”之名載入史冊。這一些，無疑都屬國民黨曾經有過的革命行為。那麼，1927年奠都南京之後呢？在“傳統革命史”的敘事裡，國民黨“清共”之後就變成了反革命，不再是革命者。但實際上，1927年之後的國民黨也長期以革命者自居。蔣介石的愛將陳誠在其回憶錄裡提到一件有趣的事：1949年初，蔣介石下野之後，陳誠於1月21日趕到杭州，向蔣介石請示今後的施政重點，究竟是“行憲”還是“革命”？蔣介石沉吟了一會，很肯定地說：“我們當然要繼續革命。”通常認識中的“反革命頭子”蔣介石，在一敗塗地的時候，居然說出“繼續革命”的話，真是一件頗有意味的事情。從這一記載來看，至少蔣介石自認為是革命的。他在“革命”前加了“繼續”二字，說明他自認為已經革命了一段時間了。同書還記載，在蔣介石說“當然要繼續革命”之前不久，面對中共軍隊的凌厲攻勢，陳誠說過這樣的話：“現已至與反革命者短兵相接之時，亦至革命者與不革命者之分水嶺。反革命者無時不想阻撓革命，但真有革命之決心者，必將因此而益增深刻之認識與努力。”顯然，他所說的“反革命者”是中共，中共所阻撓的“革命”則是國民黨的事業。就是敗退台灣之後，國民黨政權也在相當長時間裡繼續高唱革命之歌。僅舉陳誠幾件事：1952年10月12日，陳誠出席國民黨七大二次會議報告三年來的施政狀況。其書面報告中寫道：“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我們決不怨天尤人。展望將來，我們深信革命的前途仍是非常光明的。但奮鬥的過程將是異常艱苦的。”1954年11月12日，陳誠談紀念孫中山的方法時有言：“革命原來就是犧牲個人貢獻於社會及人類的事業，國父所能貢獻於社會人類的，已無保留地貢獻出來。”1955年6月16日上午10點，陳誠到鳳山主持陸軍官校三十一週年紀念慶祝大會。閱兵後發371

表講話，有云：“軍校近三十年來的歷史，也就是一部國民革命史。……我們國民革命軍有四大口號，即：嚴守紀律、服從命令、實行主義和完成革命。”類似言論，還不僅僅出現在公共場合，就是在日記裡，也經常出現。比如：他在1950年初的日記中寫道：“投降乎？逃跑乎？自殺乎（自私自欺）？革命乎？大家都知道只有革命，但大家都走自殺的路。”1958年3月12日，陳誠在日記中感嘆：“今年是國父逝世三十三週年紀念，回憶當年，正在東江作戰，當時全體官兵咸抱只有奮鬥犧牲才能補國父逝世於萬一。”與之相較，今日則“彼此爭權爭利爭言爭氣”，革命精神已消失。從以上的簡單引證，我們可以感受到，國民黨在敗退台灣之後，確實並未放棄“革命”言論。這可以作為李金錚所提出的國民黨也曾有過“革命”的歷史，原本就在“新革命史”的範圍之內這一觀點的注解。相信加強對國民黨“革命”歷史的研究，將有助於豐富“新革命史”的內涵。二、軍閥與革命共產黨是革命者，國民黨也是革命者。那麼，被國共合作推翻的北洋系呢？在“傳統革命史”言說下，“北洋”與“軍閥”相連，“軍閥”與“割據”相連，都是負面的，自然和革命無與。但實際上，北洋軍閥也好，其他軍閥也好，大都在20世紀的革命中佔有一席之地。民國何以演變成了軍閥割據的局面？長期以來，羅爾綱的研究使人們相信，是由太平天國興起後出現的督撫權力加重（“外重內輕”）現象演化而來。而近年來李細珠的研究則顯示，由晚清督撫演變成民初軍閥的少之又少，軍閥的來源，多為新式軍人和革命領袖。李細珠的發現很有意義。有一部分革命將領成了軍閥，也就是說，這些軍閥原本是革命者。細究起來，即使是來自新式軍人的軍閥，大多也曾經是革命者。如眾所知，在袁世凱玩弄權謀推翻清廷的過程中，有47位軍事將領，由段祺瑞領銜，於1912年1月26日發過一通電報，要求清政府放棄政權，“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這一舉動，難道不是革命？如果沒有他們的這一行動，共和的降臨恐怕還需要更多時日。因此，後來被稱為北洋軍閥中的相當一部分，都可以說是革命者。至於袁世凱，則更加可以說是那場推翻清室的革命的重要一極。在“傳統革命史”的認知裡，袁世凱是個陰謀家，是個反革命，他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是個竊國大盜。在辛亥革命中，他的通天大陰謀不但玩弄了清政府，也玩弄了革命派。說袁世凱玩弄了清政府大致不差，說他欺人孤兒寡母也與事實相符，但若說他玩弄了革命派，竊取革命果實，就有些不準確。因為當時革命派的力量並未大到足以推翻清廷，袁世凱如果站在清廷一邊，革命便很難成功；如果他站在革命一邊，則清廷也很難自保，因為雖然他開缺了兩年，但北洋軍依然聽他指揮，而北洋軍乃是當時力量最強的新式軍隊。在這種情況下，不但清廷重用他，就是革命派，也努力爭取他。如1911年11月9日，正在湖北前線與清軍作戰的黃興致函袁世凱，稱袁的才能“高出興等萬萬”，勸袁氏“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朝食”，並稱這是袁世凱建立不朽功勳的好時機，“千載一時，祈毋坐失”。11月11日，“首義都督”黎元洪與袁世凱的代表談判時說，只要袁世凱參與到革命陣營中來，反戈北向，則“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471

孫中山回國之後，於12月29日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但當日即致電袁世凱，表示自己只是“暫時擔任”、“暫時承乏”，對正以“旋轉乾坤自任”的袁世凱，他“虛位以待”，唯恐袁世凱因南方選舉臨時大總統而改變初衷。革命派如此重視袁世凱，袁也審時度勢，站在了革命一邊，通過種種手段，使清廷放棄了政權，中國遂實現了從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轉變，完成了一次重大革命。在此過程中，要說袁世凱耍了陰謀，那主要也是向清廷耍的；要說袁世凱竊國，也是竊了清廷的國。革命後出任臨時大總統，可以說是兌現了革命派對他投身革命的承諾，也可以說是他應得的酬庸，不存在“竊”的問題。北洋軍閥中的很多人，不但參與了那場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為主題的革命，在進入民國之後，還很以自己在革命中的表現為豪，將其作為重要政治資本。據時人觀察，袁世凱在民初有一特別心理，“謂共和係彼誘獲於清室，鄂人何功之有”。另，據親歷者言，1912年8月27日袁世凱在迎賓館舉辦盛大筵席招待孫中山及其隨員的時候，一幫北洋軍人在筵席開始不久即製造風波，吵吵嚷嚷中，有一種聲音特別強大，那就是宣稱“共和是北洋之功”，並罵同盟會，罵孫中山，稱孫“一點力量也沒有，是大話，是孫大炮”、“大騙子”。從這些細節中當然可以看出北洋系試圖與湖北的首義者、孫中山、同盟會競爭，但也不要忽視這種競爭中傳達出來的北洋系對“共和”的看重。而廢除君主制，創立共和制，乃是中國歷史上極具革命意義的事件，這也是辛亥革命的最大歷史功績。有的北洋軍人，還直率地談論辛亥革命的意義。舉例來說，喜歡以“三造共和”自我標榜的段祺瑞，1925年2月1日在善後會議上發表的宣言中，就曾大談“辛亥革命之意義”。他說：“辛亥一役，易帝制為民主，閱時未及半載，而清帝遜位，民國政府成立，南北統一，並世史家，至稱之為無血之革命，何其幸也。國人誠一注意當時經過之事實，可得極精確之意義如下：辛亥革命之成功，完全基於民意，絕非決勝於武力。”他還分析，十多年來之所以混戰不已，不是因為辛亥革命期間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有問題，而是因為正式憲法未能確立：“垂十三年非爭則亂者，不能謂為《約法》不良之佐證。蓋國憲未定，革命因之而延長也。”言下之意，民國建立十多年以來的戰亂紛爭，均屬延長的革命。以他的身份而言，這“延長”的革命，應該不僅僅是孫中山一派的事業，因為他肯定不會說自己所幹的是反革命。因此，這一演講無異於說，北洋軍閥的重要人物段祺瑞認為，自己從辛亥以來所幹的，都是革命事業。民國時代的軍閥是革命者，這不僅是相關軍人的自我標榜，也符合革命派的觀感。陳獨秀在1923年發表的《革命與反革命》一文中，寫了如下一段話：秦始皇以武力兼併六國，建設統一的政制，建設統一文字，這是革命的，至於焚書坑儒壓迫言論，便是反革命的了。段祺瑞在贊成辛亥革命反對洪憲帝制討伐張勳復辟時，本是革命的人物，後來組織賣國機關（安福俱樂部）討伐西南護法軍，便是反革命的行為了。康梁一派人在戊戌變政時代是屬革命性質的，辛亥革命以後完全取反革命的行動。趙恒惕在參與辛亥革命及討伐洪憲時，也算是革命分子，到了割據湖南慘殺黃龐時，便是反革命的軍閥了。陳炯明在辛亥革命時代，在漳州時代，在討伐陸榮廷、莫榮新時代，都是一個很好的革命黨，後來阻撓北伐軍，驅逐孫中山，便是反革命的行為了。胡適之先生說陳對孫是革命行動，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為陳炯明舉兵逐孫不但未曾宣告孫中山反叛民主主義之罪惡及他自己有較孫更合乎民主主義之主張，而且逐孫後，做出許多殘民媚外的行為，完全證明他是一個反革命的軍閥。吳佩孚在奉袁世凱命討伐護國軍時，在奉段祺瑞命討伐護法軍時，本是一個反革命者，但是他討伐段祺瑞、安福部、張作霖、交通系，都是571

革命的行動；因為段祺瑞、張作霖、安福部、交通系這班賣國的反動派失去政權，是給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能夠得著政治上發展的機會。按這位老革命的看法，段祺瑞、趙恒惕、陳炯明、吳佩孚這些軍閥中響噹噹的人物，都在某個時期是革命者。吳佩孚是革命者，還不僅僅是陳獨秀一人的觀感。據陶菊隱記載，1920年，他就被武漢的學生當面高呼為“革命將軍”。至於馮玉祥，則喜歡自我標榜為“革命將軍”，雖然他曾被人稱為“反革命將軍”。1930年，國民黨指責桂系、馮玉祥、唐生智、張發奎等“新軍閥”，“不惜犧牲一切國家利益與民眾之利益及個人以往革命之歷史，而稱兵構亂”。這無異於說，在國民黨的認知裡，這些軍閥是有過革命歷史的。如眾所知，這個時候，國民黨也被貼上了“軍閥”的標簽，國民黨與各實力派之間的戰爭被稱為“國民黨軍閥混戰”。這是很有意思的，它提醒我們，軍閥與革命的問題，確實值得重新審視。在此，筆者只想提醒新革命史的學者們，可以考慮將北洋史納入新革命史的視野之中。因為國民黨雖被貼過軍閥標簽，在“傳統革命史”那裡是反革命者、被革命者，但李金錚卻說，國民黨的歷史在“新革命史”的範疇之內。准此以談，民國時期被貼過軍閥標簽的其他人物，雖然在“傳統革命史”那裡完全是反革命者、被革命者，其歷史似乎也可視為“新革命史”的一部分。三、清室與革命進一步說，清室也是革命者。這一觀點，在“傳統革命史”那裡，是不可思議的。在外憂內患的衝擊下，清室的反應是“師夷長技”，但其“自強”之夢在甲午一役中被擊碎；光緒帝有意革新，但戊戌年的變法才開了個頭就被無情鎮壓；進入20世紀之後，雖重啟新政，甚至打出“預備仿行憲政”的旗號，但缺乏誠意，敷衍塞責，終至人心離散，遭遇失國之痛。這是傳統革命史對清室的基本認知。這種認知有其合理之處，但誤會也很大。讓我們從梁啟超《釋革》一文的一段議論入手：朝貴之忌革也，流俗之駭革也，仁人君子之憂革也，以為是蓋放巢流彘、懸首太白、系組東門之謂也。不知此何足以當革義。革之云者，必一變其群治之情狀，而使幡然有以異於昔日。今如彼而可謂之革也，則中國數千年來，革者不啻百數十姓。而問兩漢群治有以異於秦，六朝群治有以異於漢，三唐群治有以異於六朝，宋明群治有以異於唐，本朝群治有以異於宋明否也？若此者，只能謂之數十盜賊之爭奪，不能謂之一國國民之變革，昭昭然矣！故泰西數千年來，各國王統變易者以百數，而史家未嘗一予之以Revolution之名。商滅夏之後，將夏桀流放於南巢，是為“放巢”；西周國人暴動，將厲王流放於彘地，是為“流彘”；周滅商後，將紂王梟首，懸掛在太白旗上，是為“懸首太白”；“組”是係印的絲帶，“係組”是指帝王將組係在脖子上，表示降伏。劉邦至霸上，秦王子嬰投降時素車白馬，“係頸以組”，“係組東門”當出典於此。梁啟超說，朝貴忌諱“革”，流俗駭於“革”，仁人君子憂心於“革”，是因為大家認為“革”乃是歷史上發生的“放巢流彘”、“懸首太白”、“係組東門”一類故事。其實，這些改朝換代的舊事，都不能稱為“革”，充其量，只是盜賊相爭。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革命之事，乃“一變其群治之情狀”，“幡然有以異於昔日”。借用今天的話說，國家層面的革命，是指在國家治理模式上有根本性變革，而非改朝換代。秦漢以來雖朝代頻繁更易，但歷代群治之情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革，因此，不能稱為革命。這也就是他在文章開頭所說的“即以政治論，則有不必易姓而不得不謂之Revo.者，亦有671

屢經易姓而仍不得謂之Revo.者”。在政治領域，朝代更替不等於革命，沒有朝代更替卻可能發生了深刻的革命，這一見解是有意思的。梁啟超在這裡說，本朝群治無以異於宋明，可知在其心中，清室也不是革命者。這不僅僅從以清代明這一點來說是這樣，就是世紀之交的“新政”也是這樣。在梁啟超看來，當時的很多舉措（如科舉方面），都只是“補苴掇拾一二小節”之舉，不是根本性的，因此也不是革命。不過，梁啟超此文作於1902年。到那時為止，清廷的各種措施，確實看不出能在國家制度方面帶來根本性的變革。但是，在此文發表之後數年，清廷有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舉措。如眾所知，清廷在1905年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要回答的關鍵問題，就是中國是否可以改行憲政。考察歸來之後，大臣們都建議推行憲政改革，清廷遂於1906年9月1日頒發諭旨，“仿行憲政”。當時制定的方案，是從官制改革入手。在改革內官制的階段，負責起草官制的官員們認識到，憲政的關鍵，是實行分權制衡，但考慮到議會一時難於成立，因此先從行政和司法分權入手。將以前的三法司之一的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門負責司法審判事宜，將刑部改為法部，專門負責司法行政事宜。用這種辦法，將司法行政和司法審判分開，以實現司法獨立。在行政系統內部，則擬成立責任內閣，以總理大臣和協理大臣為首，各部大臣均為政務大臣。立法系統方面雖然不是改革的重點，但也擬設立資政院，以防止大臣專權。由於反對聲音很大，這次改革未能確立責任內閣制度，與之匹配的資政院也成為廢案，但大理院成立了起來，刑部也改為法部了，可以說朝著司法獨立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內官制改革告一段落之後，隨即進行外官制改革。1907年公布的《各省官制通則》規定，各省城要改按察使為提法使負責司法行政、成立高等審判廳負責司法審判，各府廳州縣要成立地方審判廳和初級審判廳，負責司法審判，並要在各府廳州縣設立議事會、董事會，推行地方自治。依此推行，則外官體制也將偏離原有模式，朝憲政體制轉變。1908年8月27日，清廷又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雖然以“鞏固君權”為主旨，但也確實如學者所論，體現了君主立憲制的精神。與《憲法大綱》同時頒布的，還有九年籌備清單，這是清廷對憲政改革的一份完整規劃，分年列舉了從1908到1916年間應該完成的工作。這一清單中混雜了很多與憲政建設無關的事務，但在憲政建設方面，則完全是按照三權分立的方案設計的。立法系統方面，中央要在1910年成立資政院，各省要在1909年成立諮議局，城鎮鄉議事會要在1913年建設完畢，州縣的議事會要在1914年建設完畢，這是一個包含了從最基層的鄉議事會到國家層面的國會的議會系統。在司法方面，各省要在1915年完成從高級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到初級審判廳的建設，加上中央的大理院，將構成四級三審的審判體制。伴隨著新的內外官制的頒布與實施，行政系統也將重新調整，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設立責任內閣。待這些工作和其他一些事務都完成，就頒布憲法，召開國會，完成憲政建設。如果這一規劃完全實現，則中國的治理模式將“幡然有以異於昔日”，建立三權分立的君主立憲體制。在《釋革》中，梁啟超曾經說明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場革命：日本以皇統綿綿萬世一系自誇耀，稍讀東史者之所能知也；其天皇今安富尊榮神聖不可侵犯，又曾遊東土者之所共聞也。曾亦知其所以有今日者，實食一度Revolution之賜乎？日人今語及慶應、明治之交，無不指為革命時代；語及尊王討幕、廢藩置縣諸舉動，無不指為革命事業；語及藤田東湖、吉田松陰、西鄉南洲諸先輩，無不指為革命人物。此非吾771

之讕言也，旅其邦、讀其書、接其人者，所皆能徵也。如必以中國之湯武、泰西之克林威爾、華盛頓者而始謂之革命，則日本何以稱焉？而烏知其明治以前為一天地，明治以後為一天地，彼其現象之前後相反，與十七世紀末之英、十八世紀末之法無以異。此乃真能舉Rev⁃olution之實者，而豈視乎萬夫以上之一人也！如眾所知，清廷的憲政改革完全是以明治維新為取法對象的。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場革命，則中國的預備立憲也是一場革命。只是由於九年籌備清單的目標未能實現，因此預備立憲是一場失敗的革命，而明治維新則是一場成功的革命。講到明治維新是一場革命，不惟梁啟超有此認識，孫中山也有類似說法。1924年3月24日，當他對駐紮在廣州的滇軍發表演講時，說過如下的話：中國革命沒有成功，外國革命有許多是成功的。離我們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維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維新事業和革命事業是相同的。維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維新事業跟革命事業相同，則清廷模仿日本維新的預備立憲，當然也是革命事業。這不禁讓人想起前引陳獨秀1923年發表的論述晚清以來的革命與反革命的那段話中，有“康梁一派人在戊戌變政時代是屬革命性質的”一句。康梁在“戊戌變政時代”所做的，就是一場維新事業。看來，從20世紀初到20年代，人們在界定革命的時候，並沒有將其限定在暴力革命的範圍之內，而是將一切帶有根本性變革的事務，均視為革命。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在那之後也一直延續。比如毛澤東，雖然在1920年代說過“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但是，在1939年成文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他說過如下的話，表明在他的意識裡，革命是有和平革命與武裝革命之分的：“中國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須是武裝的。”到了1950年代，他則說過這樣的話：“各種突變、飛躍都是一種革命。”而在1980年代，主持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則說了如下的話：“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若依各種突變、飛躍都是革命之說，則預備立憲不必說，就是梁啟超覺得意義不大的科舉改廢問題恐怕也可納入革命的範疇。若依改革也是革命之說，則1860年代以降的自強運動，以及甲午以後的各種革新，也都可以視為革命。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清廷的革命事業，學界已有關注。如1990年代出版的郭世佑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論》，雖以探討辛亥革命為主，但在作者眼中，“無論是民主立憲制，還是君主立憲制，相對於君主專制來說，兩者都屬近代政治革命的範疇”。在他筆下，清廷主導的預備立憲雖然只是“蘊藏”了“政治革命的萌芽”，但還是承認了其具有革命意義。至於同時期出版的美國學者任達（DouglasR.Reynolds）的著作《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則賦予了清季新政以“革命”的意義，如下一句較好地表達了其核心觀點：“粉碎了經歷2100年中國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學基礎的，不是以孫中山（1866⁃1925）及其同伴為中心的1911年政治革命，相反地卻是1901—1910年以晚清政府新政為中心的思想和體制的革命。”他的這一認識，就有點類似於改革也是一場革命了。既然在革命年代，人們對革命的理解並未局限於暴力革命，既然在“傳統革命史”還比較盛行的時候，就已經有學者指出清廷所主持的革新事務的革命意義，那麼，今日的“新革命史”是不是也可以考慮接納清廷的革命呢？結語：革命方案的競爭與更迭1907年，蔣智由在政聞社機關報《政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曰《人人皆革命黨，人人非革命871

黨》。“人人皆革命黨”，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提法。在“傳統革命史”那裡，太平天國將士、義和團民、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共產黨都是革命者。“新革命史”初起時只關注中共革命，可知其意中的革命者基本與共產黨同義；李金錚新近提出國民黨的歷史也屬“新革命史”的範疇，可以推知國共兩黨將來都會成為“新革命史”關注的革命者。而當我們進一步擴大視野，轉換思維，發現被國共合作推翻的“北洋軍閥”以及被國民黨和“北洋軍閥”的前身們合作推翻的清廷也都是革命者，則幾乎等於說“人人皆革命黨”了。“人人皆革命黨”，可以說是近代中國革命的一個顯著特徵。近代中國的各大政治勢力，不存在誰革命誰不革命的問題，而只有革命方案的不同。方案不同，就難免競爭，競爭的結果之一，便是革命方案的更替。不同革命方案之間的競爭與更替，可以說是近代中國革命的另一個顯著特徵。在經歷了西方列強的炮火洗禮之後，清廷中的有識之士“師夷長技以制夷”，試圖通過在軍事、交通、企業等方面借鑑西方、大辦洋務而實現“自強”，擺脫淪為殖民地的命運。這確實帶有民族革命的意味。但是，這一方案不久就受到了質疑，如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在自強運動方興未艾的1870年代就尖銳地批評，李鴻章所主持的洋務，“皆末也，無當於本計”，因為據其觀察，英國立國的根本，並不在堅船利炮，而在於議院和市長制。到了1880年代，兩廣總督張樹聲在其臨終遺摺中也說，捨棄議會政治不學，而停留在學習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道的階段，只是“遺其體而求其用”，建議清廷“採西人之體以行其用”。議院是立憲政治的精華，當人們將關注點漸漸集中於此，其攻擊點就不再是中國的“技”，而是中國的“政”。中國的“政”，也就是前引梁啟超所說的自秦漢以來歷朝歷代無甚差異的那一個政治體制，也就是譚嗣同在《仁學》中所說的延續了兩千年的“秦政”。長期以來，我們都說近代中國的革命主題是反帝反封。這裡所反的“封”，並不是先秦時代的“封建”，而是從秦始皇時代開始確立的君主專制體制，也就是“秦政”。當朝野的有識之士將矛頭指向“秦政”，試圖通過建立以議院為核心的憲政體制來實現自強、避免亡國之禍的時候，其中既有“反帝”的一面，也有“反封”的一面。從這一角度來看，在1860年代萌蘗，到1900年代終於啟動的憲政改革，確實是近代中國反帝反封革命的一部分。這一改革的鼓吹者和主持者，確實是反帝反封的革命者。不過，當君主立憲這一革命方案還在醞釀階段，尚未取代“師夷長技”方案的時候，另一種革命方案便出現了，那就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所提出的民主立憲方案。君主立憲方案與民主立憲方案之間的較量構成辛亥革命的主體。當清廷被推翻、民國被建立，人們確實有耳目一新之感。但大家很快發現，新建的民國離理想中的“新中國”距離太遠。因此，國民黨繼續高舉革命的大旗，新文化諸人則掀起了一場思想革命。其後，共產黨成立，國共合作，將矛頭對準了辛亥革命的重要參與者北洋政府。在“北洋軍閥”還沒有被完全推翻的時候，國共兩黨就起了紛爭，隨後數十年，雙方都堅稱自己革命、對方反革命，兩種革命方案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簡言之，或者是由於革命者內部的分歧，或者是由於外部的刺激與壓力，造成了近代革命史上諸多革命方案的競爭與更迭。在此過程中，革命風生水起，波譎雲詭，前面的革命者因在後來者眼中不夠革命而被貼上反革命的標簽甚至被革命；被稱為反革命的，因不甘於退出舞台而一面繼續自己的革命路線、一面大革競爭對手的命。誠如魯迅在一則雜感中所寫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這其中有太多的權謀與無數的悲歡，值得深入探究。因此，可以預見，近代中國的革命，不論是否用“新革命史”的名義，都將繼續吸引無數學者去探微索隱。971

①周錫瑞：《把社會、經濟、政治放回二十世紀中國史》，《中國學術》第1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②王奇生：《高山滾石：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③李金錚：《“新革命史”：由來、理念及實踐》，南京：《江海學刊》，2018年第2期。④陳紅民：《“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何為新，為何新，如何新？》，南昌：《蘇區研究》，2018年第5期。⑤李金錚：《再議“新革命史”的理念與方法》，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11期。⑥李金錚：《“新革命史”：由來、理念及實踐》；李金錚：《關於“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對〈“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應》，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4期。⑦筆者目力所及，迄今為止以“新革命史”為題的論文主要包括：游海華：《新革命史視野下的中國蘇維埃運動》，江西贛州：《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張濟順：《新革命史與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新敘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賀文樂：《新革命史視野下“組織起來”之考察———以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為例》，天津：《歷史教學》，2016年第2期；代雅潔、楊豪：《“新革命史”路徑下的華北抗日根據地史研究》，福州：《黨史研究與教學》，2016年第2期；常利兵：《“告別革命”論與重提革命史————兼論新革命史研究何以可能》，《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總第5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應星：《新革命史：問題與方法》，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1期；陳紅民：《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何為新，為何新，如何新？》，南昌：《蘇區研究》，2018年第5期；唐小兵：《“新革命史”語境下思想文化史與社會文化史的學術路徑》，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11期。另，已有學者梳理“新革命史”的學術史，如朱文通、把增強：《學術史視域下的“新革命史”研究》，河北衡水：《衡水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王衛：《近十年來“新革命史”理論研究綜述》，河南信陽：《信陽師範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⑧陳紅民的另外三點建議是：（1）應該注重將1949年前後的革命史貫通，考察民主革命時期的革命經驗如何影響到中共領導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2）應避免過度“重農村，輕城市”的傾向，適度注意革命力量在城市的發展。（3）社會學以外的方法，也可借鑑。陳紅民：《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何為新，為何新，如何新？》。⑨⑩李金錚：《關於“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對〈“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應》。《陳誠回憶錄———建設台灣》，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年，第12頁；第309～310頁；第455頁；第550頁；第563頁。《陳誠日記》，1950年1月1～7日“上星期反省錄”，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檔案號：390101⁃0107。《陳誠日記》，1958年3月12日，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檔案號：470311⁃0312。“其實，中國近二十多年來這種分崩割據的局面，固然是開始於民國以後，而其形成則已見於光緒季世。”“咸同後，國家制兵已形同虛設，中央沒有強固的兵權，財政又落於將帥之手，而為將帥者復多膺任疆寄與民事，於是將帥遂得各私其軍以造成這個兵為將有外重內輕以致於分崩割據的局面。”羅爾綱：《清季兵為將有的起源》，北平：《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李細珠：《辛亥鼎革之際地方督撫的出處抉擇———兼論清末“內外皆輕”權力格局的影響》，北京：《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李細珠：《再論“內外皆輕”權力格局與清末民初政治走向》，北京：《清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一軍總統段祺瑞等電請轉奏立定共和摺稿》，天津：《大公報》，1912年1月30日。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編：《黃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82頁。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6頁。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614～615頁。吳虯：《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4頁。張國淦：《北洋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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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護國戰爭後中華革命黨基層成員的境遇———以旅滬革命黨人遣散問題為中心的考察陳　喆［提　要］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死。以討袁為旗號的革命活動頓失法理依據，讓中華革命黨進退維谷。上海曾是中華革命黨指揮國內討袁革命的中樞所在，護國戰爭結束後，大量生計無著的基層革命黨人匯集於此，等待安置。財權兩空的中華革命黨不得不面對償還革命債務和安置基層成員的窘迫局面。過往研究側重於轟轟烈烈的革命過程，而疏忽了革命結束之後艱難的善後工作。旅滬革命黨人曲折的遣散過程，展示了革命的另一個面相，揭露了光環褪去之後的困頓和無奈。［關鍵詞］　中華革命黨　護國戰爭　遣散　上海［中圖分類號］　K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182⁃09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流亡日本，一邊整頓黨務，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一邊加強南洋支部建設，積極向海外華僑籌集討袁軍費。雲貴起兵後，中華革命黨亦加快步伐，試圖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和山東等地發動武裝起義，搶在護國軍之前奪取政權。如果中華革命黨以武力推翻袁世凱政府，自可論功行賞，動用國家資源解決善後問題。然而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患病身死。不論黎元洪依舊約法繼任總統，還是按新約法代理職務，中華革命黨都無望立即掌握政權。因此對孫中山而言，不僅此次革命並未完全成功，還不得不面對革命遺留下來的兩個棘手問題：其一為革命債務的償還，其二為基層革命黨人的出路。①一、孫中山解救基層革命骨幹的努力1915年2月，陳其美將東京中華革命黨總務工作交給蔣介石，親自潛回上海指揮各地討袁軍事。②自此，上海成為國內革命活動的聯絡中樞。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次年建元洪憲。25日，蔡鍔等在雲南通電起兵，拉開了護國戰爭的序幕。中華革命黨亦加緊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活動，以圖儘早組織起自己的武裝力量奪取政權。潛伏的革命黨人大量聚集於漢口、上海等地，經費則多募自海外華僑。1916年5月1日，孫中山自日本回到上海主持革命大局。然而袁世凱的自然死亡讓中華革命黨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此時，針對袁世凱發動的武裝起義已經失去合法理由，但政權尚未得手，更缺乏可以妥善安置人數龐大的基層革命隊伍的資源。281

對於中華革命黨的基層領導人物，孫中山的確予以了相當的關注。革命黨人管鵬曾於辛亥時指揮起義軍在潁州大破安徽布政使倪嗣冲部，二次革命後流亡日本，和居正一起加入重組的中華革命黨，隨即奉命回上海籌劃舉事，被倪嗣冲爪牙誣為盜魁入獄。③經孫中山等設法營救，管鵬於1916年1月21日出獄而未被租界當局引渡。他於2月6日致函孫中山答謝救助，稱知遇之恩不敢忘，今後當如何效命，請時時指示。④孫中山遂任命管鵬為招撫使，聯絡雲貴護國軍。次年，他又追隨孫中山南下護法，旋即被任命為安徽宣撫使，規劃江淮起義方案。⑤袁世凱死後，北京政府於7月12日廢止“懲辦國賊條例”和“附亂自首特赦令”，宣布7月2日之前因政治犯罪被囚的犯人一律釋放，⑥但仍有部分革命黨人被囚於獄中。8月7日，革命黨人袁炯致函孫中山，稱江西湖口起義失敗後，曾與蔡世英、熊公福等人一起被捕。其本人因黎元洪赦令獲釋，但蔡、熊二人仍在獄中，請孫中山電告江西督軍李純釋放。⑦孫中山收函後乃於12日致電李純請釋蔡世英等人，之後又於17日致電湖北督軍王占元請釋革命黨人容景芳。15日、17日，李純和王占元分別覆電孫中山告知開釋情況。24日，福建督軍李厚基亦回電稱已遵黎元洪令，釋放所有政治犯。⑧討袁革命期間，南通革命黨人張澤霖因函勸馮國璋獨立被捕。張澤霖是陳其美的好友。陳其美生前稱讚他“生有異秉……義氣豪爽，臨大節而不奪，有異於常者”。⑨8月2日，林白水之妹林宗素致函孫中山表達仰慕之情，請求接見，並告以革命黨人張澤霖遭囚，希望能電請馮國璋釋放。⑩孫中山乃於4日給馮國璋發電，請求開釋張澤霖。革命黨人秦毓鎏曾於辛亥時組織敢死隊光復無錫、金匱兩縣，二次革命時又隨黃興赴南京任江蘇討袁軍臨時籌餉處處長。革命失敗後被江蘇都督程德全密令拿捕，繼而判刑九年。孫中山於9月10日致函馮國璋請釋。秦毓鎏乃於10月12日，即無錫光復日獲釋。孫中山究竟有多少次為營救被囚革命黨人出面與當局周旋，已不得而知。這些基層革命黨領袖的獲釋過程，有些較為順利，有些則幾經周折。還有一些人，當局拒絕釋放，理由是他們不僅僅是政治犯，而且還涉及了刑事案件。例如江西督軍李純就孫中山所請，釋放了蔡世英、熊公福等人，但亦告知熊光煒在鄱陽“威逼公團，勒索鉅款，聚眾騷擾且傷害人命”，已構成刑事犯罪，不能開釋。被釋放的基層革命黨領袖大多有功於辛亥革命，並在二次革命後潛伏內地活動，不幸因政治原因被捕。雖然袁世凱已死，但在北京及各地方政府看來，這些革命黨的基層領袖是特赦的政治犯而非護國功臣，更不可能論功行賞。所以，釋放是一回事，能否妥善安置則是另一回事。孫中山能安排任用的畢竟只有極少數人。此外，還有大批基層黨員，雖未入獄，但亦不可能繼續從事革命活動。他們也急需正常的職業來養家糊口。二、基層革命黨人安置方案的籌劃護國戰爭期間，中華革命黨人的基層隊伍主要由海外華僑和內地革命黨人組成。由北美華僑組成的敢死先鋒隊效命於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中。1916年7月，孫中山派許崇智和蔣介石前往山東調查東北軍的情況，指示“能維持則維持，不能維持則解散”。8月13日，經過三周的調查之後，二人回電稱，居正名為總司令，實權操於陳中孚之手，其部擾民殊甚，草菅人命，根據先前得到的指示，建議解散東北軍。雖然北京政府有意收編華僑敢死先鋒隊，但華僑們仍按照孫中山的意願，以創辦實業為名南下上海。9月28日，孫中山在康腦脫路徐園設宴款待南下華僑。30日，中華革命黨又專門為華僑舉辦了歡迎大會，孫中山也應邀參加並發表了講話。此時孫中山其實並無資源幫助他們創辦實業。遠在加拿大的維多利亞交通部長馬傑端也擔心華僑的命運。10月3日，他致函孫中山，請設法解決加屬華僑生計問題，或資遣回故里，或發給川資使返加拿大，或使入校學習，但求381

衣食有賴，免落為流離之民。少數華僑返回美洲，個別請求回原籍入校學習，也有來華時忘記領取回頭紙（再次入境的憑證）的希望能繼續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最後，多數革命歸僑集中到無錫，由當地政府撥地墾荒。相比區區幾百人的革命歸僑，數量龐大的國内基層革命黨人的出路更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討袁革命期間，陳其美在上海秘密活動，聯絡各地舉事。1916年初，聚集滬上的革命黨人已經引起了媒體的關注。據2月24日《申報》消息，上海已聚集革命黨人八千，每月需六萬數千元維持，經費由孫中山在海外募捐，擬趁機響應雲南起義。25日，《上海泰晤士報》（ShanghaiTimes）稱已有“紅鬍子”會匪兩千，受革命黨人教唆，乘汽船來滬，聚集於租界中預備起事。外交部接政府令，切實保障外人機構安全，並向碼頭加派警力，但未得領事團同意。又報陳其美在無錫或常州一帶活動，部眾預備以無錫為經營江蘇之基地。自雲南事發以來，革命黨人群聚上海，月耗六萬元，由孫中山向海外華僑募集經費支持，一旦時機成熟，將起事響應雲南護國軍。次日，《北華捷報》（NorthChinaHerald）也刊登了同樣的消息。報章傳聞未必全部屬實，但不論報出的數字多少，都説明滬上華洋兩界已對革命黨人聚集待命的情況表示擔憂。袁世凱死後，各地革命活動停止，更多的基層革命黨人開始向上海匯集。上海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通商口岸，也是中華革命黨國內指揮中樞之所在。而且，孫中山本人也已於5月1日回到上海。因此，留滬等待安置，是絕大部分基層革命黨人最自然的選擇。就如何安置基層革命黨人，孫中山於8月11日致電黎元洪，對革命烈士遺屬顛沛流離表示傷感，並告知陳其美舊部雖已令遣散，可大多流落上海，無依無靠。此外，各地政治犯雖已申令釋放，但其中窮困者亦來滬謀生，希望黎元洪對上述三個群體予以救濟。次日，黎元洪覆電，告知計劃將安置方案提交國務會議統籌。孫中山雖然提出了問題，但並未提供解決辦法。革命黨人何海鳴曾在黃興因戰事失利絕望離開南京後自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繼孫中山之後，他向段祺瑞提出了三條更為具體的建議。其一，資助遣散手續應以黨員本人為單位，而不能以黨魁所轄各部為單位，因為各黨魁的部屬並不固定，如聽任黨魁自由呈請包辦，“必至有要脅之嫌而生厚薄偏私之弊”，最終政府很可能耗費鉅款卻不能惠及所有黨員。倘若發生誤會，後果不堪設想。其二，最好由政府派人召集各黨魁協商調查黨員人數，不分畛域。查明各黨魁部下黨員來歷後應統一記錄並登報公示，以免遺漏，然後聽候政府安排，防止黨魁營私舞弊。其三，安置黨員時，政府應關注其生計問題而不是用鉅款救一時之困。與此同時，眾議員張傳保也提出了安置辦法，認為革命黨人約可分為兩派，即軍人及其他行業人員。屬於軍界者，既然有軍事知識和經驗，似可根據才能大小，派入各軍任用。其他行業人員，則可用移民戍邊之法，每人給以邊地若干，任其招工墾殖。至於開邊所需鉅款，可由政府派員向海外華僑及內地殷商募集，或發行國內公債票若干，專為墾殖邊地之用。何海鳴的遣散方案可謂考慮周到，雖然手續較為繁複，但可以避免黨魁營私和革命黨內部各派系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在遣散過程中解除了黨員和各領袖之間的隸屬與依附關係，削弱了領袖的影響力，實際上對北京政府有利。張傳保提出的辦法也可以迅速解決安置問題，因為很難有其他行業能夠吸收數量如此巨大的勞動力，但也可能造成黨員依然聚而不散的局面。上海地方當局對安置問題也非常重視。畢竟大批無業革命黨人流落滬濱，倘若善後不周以致釀成事變，恐一發不可收拾。於是官、商兩界積極籌議解決方案，並制定出資遣方案十三條，由上海護軍署參謀長趙聯璜、知縣沈韞石、商界領袖虞洽卿及朱葆三於8月29日邀請革命黨人領袖會商。但各派首領因事未到的頗多，而與會領袖們對此十三條方案也一致反對，且不接受“資遣”二字。481

經過討論，雙方達成三項協定：首先，解散工作由各部首領負責，自定妥實辦法。其次，之前在軍政警學各界任職或有專業特長的黨員，由各部首領開列名單請政府分配職位。在國內或國外學校肄業的學生，可各回本校繼續學業。再者，中央政府應電令各省優加保護革命黨人，解散離滬時各部首領為部下開具憑證作為接受保護的依據。可見，旅滬革命黨領袖或者反對解散，或者在解散過程中及解散之後依然希望保持領袖和黨員的關係。如此，將來一旦有事，各領袖振臂一呼，仍可迅速召集舊部。9月5日，在法租界譚人鳳宅，革命黨各部首領繼續集會討論善後辦法，韓恢、吳忠信、胡聘臣、詹大悲等出席，黃興、柏文蔚派代表參加。譚人鳳主張有團體隸屬關係的革命黨人由各部領袖造冊上報，無團體的歸善後維持會辦理。經各方協定，設立資送事務所，組織人員審查黨員身份。孫中山委託吳忠信辦理中華革命黨人遣散事務，並開列部下領袖名單29人，交護軍使楊善德備查。11日於西門外設立了臨時機關，定名為“辦理滬上黨人善後事務所”，擬定善後章程二十餘條（其中簡章七條，其餘為審查委員會和善後事務所細則），由楊善德派所長趙聯璜送報馮國璋批准。革命黨一方公推柏文蔚、韓恢、詹大悲、吳忠信、李徵五、龔振鵬、張孟介、彭養光八人組成審查委員會，待章程公佈後即刻著手審查黨員資格。根據韓恢等人的報告，當時估計旅滬革命黨人約8千左右，需款至少40萬。但連債票在內，中央政府只允撥20萬，上海商會籌集5萬。剩下15萬革命黨方面希望中央政府設法解決，趙聯璜表示不易操辦，須由楊善德報馮國璋轉呈北京政府批復。審查要求公佈後，遣散工作逐步展開。旅滬革命黨人紛紛持單，列具姓名、籍貫、年齡和履歷四項，親自送往善後事務所以供審查。至16日，審查委員會已收到名冊一百三十餘份，於是規定每份名冊至少須經四人認定，審查蓋章之後方可作為領款憑據。就領款人資格的認定而言，如係革命黨人，自然符合條件。如非黨內同志，倘若在各地討袁舉義過程中有功的，也可予以認定。然而，隨著善後工作的展開，各種紛擾也接踵而來。三、一波三折的遣散經過審核資格、募集錢款和分發到位是遣散工作的三大關鍵。善後事務所設立之時，已是1916年的秋季。流落在上海的革命黨人衣食無著，急需在入冬之前妥善安置，留給遣散工作的時間並不寬裕。審核工作展開不久，審查委員會已應接不暇。一方面，資助回籍的方案原本只針對旅滬革命黨人。但外地人士未完全理解政策，紛紛來滬預備造冊領款。而各部領袖也不時派人送上名冊，請蓋印介紹。於是善後事務所不得不發佈通告，聲明必須嚴格按照規定執行章程第七條，即“無所屬之各黨人應附入各部首領範圍內辦理，或由各部著名黨首加給介紹信，徑赴事務所接洽”。至9月17日下午5點收冊截止之時，已收名冊五百二十四份，而投送之人仍絡繹不絕。另一方面，試圖冒用革命黨人身份騙取遣散費用的也大有人在。對此，事務所的解決辦法是根據知名度推斷，其理由是凡為國事奔走的革命黨人“無不有黨派之可尋，或隸屬何人，或曾居某部，尋源溯流，歷歷可數”，即便有個別獨樹一幟的人士，“則姓名事蹟斷無不為著名黨首之所深悉者”。對於姓名無人知曉，也沒有重要領袖介紹的，一律不予接納。由於審查委員會中八人分別來自蘇、浙、皖、鄂等長江流域省份，不熟悉旅滬閩、粵革命黨人情況，於是孫中山又指派許崇智到善後事務所協助審查。至10月2日，各省旅滬革命黨人的資格審查工作基本完成。就款項來源問題，最初傳聞北京政府已撥付20萬，其中八釐公債票15萬，現洋5萬，不足部分581

再由上海商會籌集。但根據名冊，旅滬革命黨人有2萬之眾，大大超過了之前的估計。由於僧多粥少，分發工作困難重重。事務所審查完畢後，名冊還需送交政府當局覆核。此時，一些貧苦的革命黨人已經迫不及待。有田次壎者致函孫中山，稱曾任步兵第七十七團團長及第三師一等參謀，二次革命失敗後匿居山谷。當年四月來滬聯絡同志，謀劃起義。袁世凱死後，計劃中止，現正靜候資遣。請囑吳忠信於事務所內先支出若干，以免同人餓病而死。各部首領也多次致函事務所，希望能早日撥款。於是事務所不得不在審查結束後開會討論辦法，打算在現有款項內先分發若干應急。但事務所本身並無財源，名冊上報政府一周後，撥款之事仍杳無信息。10月9日下午，旅滬革命黨人各部首領在法租界集會商議辦法，決定敦促政府和商會早日完成審核並撥付善款。三日後，開始有激進分子散播傳單，揚言與其坐以待斃，不如鋌而走險。革命黨人公推代表闞鈞、王建芳等向審查委員會提出質問，維持局面愈發困難。14日，代表們又聯名致函商董虞洽卿，提出中央撥款15萬元不夠分配，並威脅如果再拖延發款，則表明政府毫無誠意，倘若“群情激昂，如水決堤，不可阻遏，滬上為華洋薈萃之區，誠恐發生意外，誰屍其咎”。虞洽卿立即回覆，承認代表們所提要求合理，許諾當夜便親往南京見馮國璋，請求設法維持，並表示只要能做到的，無不盡心竭力。柏文蔚也登報聲明並致函楊善德，訴說革命黨人因遲遲未領善款而聚眾茲鬧，善後事務所別有用心，嫁禍於審查委員會，以致眾人前來追問，其勢洶洶。為自證清白，柏文蔚表示他本人為討袁革命所負債務“全數犧牲，分文不取”，請楊善德將此意轉達事務所。聚眾革命黨人據說人數過千，韓恢當時外出，柏文蔚見來者人多，遂由後門乘車離宅。隨後巡捕房趕到，拘捕五人。了解情況後，巡捕房擔心人多滋事，於是先釋放三人，暫押二人，並告以租界章程規定不准聚眾滋擾。17日，事務所宣布21日至23日為發款日期，並將告示分別刊登於《新聞報》、《中華新報》和《申報》等報紙上。此次共計審查各黨部名冊616份，需善款21萬元，各方領袖所報革命債務為18萬元。由於中央最初只撥款10萬，遂電請再加7萬。已核撥的10萬不日即可到位，追加款項待北京政府批准後即刻下撥。就如何分配撥款，經共同商議，各方領袖的債務先一律撤除不計，現有款項將分三日發放。審查委員會中各人也先後發表聲明，稱自己為討袁革命所欠債務不要求政府償還，以示大公無私。善後事務所各項程序完結，定於18日解散，款項發放時，南京督軍署、省長署、淞滬警察廳、上海地方審判廳、檢察廳等機構都會派員會同審查委員會對發款過程進行監督。警察廳還將派稽查和引導人員到場維持秩序。看到通告後，旅滬革命黨人自然不會感到滿意。他們認為當局缺乏誠意，追問為何上海紳商允籌的款項沒有下文？9月12日，審查委員會各領袖在中秋之際借款發放的兩萬元是否包含在17萬元解散款中？之後又有1萬8千元續借款之說是否屬實？同時眾人又抱怨17萬元撥款太少，每人所得不僅不夠路費，連沿途住宿吃飯都成問題。虞洽卿不得不再次承諾召集各領袖開會商議解決辦法。除了抗議之外，旅滬革命黨人還派遣代表至孫中山處陳述苦情，請求出面維持。孫中山想必也清楚，此時如果答應出面，不利於正在交涉當中的革命債務問題。如果不能為旅滬革命黨人爭取到更多撥款，既得罪政府，又不見好於同志。其實早在9月，便有古姓革命黨人來函陳報苦況，請求催促事務所和審查委員會加緊辦理。孫中山批示：“不覆，存。”可見，他早已決定不插手善後事務。10月20日，孫中山與代表們談話，表示不會干涉善後事宜，稱此次善後工作，雖由自己發起，但既由政府辦理，自己便不能再行干涉，甚望各黨員早日領款。至於致函楊善德暫緩發款一事，萬難答允。若商會肯籌集款項，他自然樂意予以承認，但他並不要求商會發款。孫中山雖不願出面，不過依然有人借他之名抵制領款。例如，有人以旅滬各省黨人事務所名義發佈通告，稱孫中山681

願出面維持，希望革命黨人能堅持到底，並揚言“如有少數不經全體通過，有意破壞，單獨領款者，即屬吾黨敗類，公共罪人。吾輩約合同志齊集於斜橋一帶，遇有攜冊領款者，毋論何省黨人，一概截留，提充公費可也”。10月21日為發款開始之日。上海軍警在西門斜橋至高昌廟一帶設卡巡邏。領款人行至隘口時上報姓名，即由士兵護送至領款處。到達後，領款人先到核對處報名，核查名冊無誤後填寫單據，再憑單據至發款處領款。領得款項後，辦事人員會告知中央財政的困難狀況，勸導領款人員早日離滬。領款手續完成後，士兵再將領款人護送至隘口。如遇領款數額較多的人員，則護送至法租界邊界。租界內，領款人秩序井然，並無意外發生。但護送士兵返回後，領款人的安全仍受威脅。當日，革命黨人中無系統歸屬者百數十人在華法交界之盧家灣附近等候領款人員經過。湖北人葉懷卿與山東人孫縱橫、夏之時、吳忠烈等領款返回，行至該處即遭為難。吳忠烈被毆受傷，此外尚有同行者一人被戳受傷跌入河浜。葉、吳領款一千餘元，孫、夏領款八百餘元被一併搶去。巡捕房聞訊立即前往彈壓，當場拘獲數人，餘者逃散。被拘之人自稱是得到孫中山承認的代表。另有湘籍革命黨人皮資生於是日上午領款百餘元後行至華法交接處時遭毆打搶劫。皮被毆傷後入院治療，家屬向巡捕房報案。巡捕房一方面派人分途維持治安，一方面遣員至霞飛路各省黨人事務所調查，發現浙江籍革命黨人許百齊等正在核算從各處搶來的銀元。許當即被逮捕，隨後凡是貼有某省黨人代表事務所的地方，巡捕房均派人入駐監察。下午，又在江蘇黨人事務所抓捕四人。鑒於發款首日搶劫現象嚴重，第二天去領款的各部領袖大多選擇乘坐汽車往返。第三日發放的多為小額款項，加上軍警戒備森嚴，所以沒有發生打劫現象。當日下午六時停止發款，尚有名冊七十餘號未來辦理領款手續，其中二十餘號有函申請緩領。整個領款過程由楊善德向國務院詳細彙報。24日，督軍署所派監督人員返回南京。未領款項暫存上海護軍使署，定於10月28日再繼續發放半天。各省革命黨人因所領款項不足開支，前往各部領袖處滋鬧，以至於領袖們紛紛躲避，不敢露面。堅決抵制領款的激進分子並未達到目的，只好典當衣物，或者向友人借貸，自行解散。安徽、湖南等地的旅滬革命黨人代表公開聲明放棄所得善款，以補助同志。浙江代表則聲稱許百齊被捕，實屬誤會。湖南革命黨人代表柳傑因攜名冊領款後潛逃而遭通緝。未領款者，不到28日便紛紛聚集護軍使署踴躍申請補領。善後工作自發起到結束，歷時兩月有餘。在當時交通和資訊尚不發達的情況下，面對兩萬餘亟待撥款遣散的革命黨人，這實際上是一項非常艱鉅的工作。雖然審查委員會努力排查，但仍不免有冒名騙領善款者。10月20日，中華革命黨甘肅支部長張宗海致函《申報》，申明在滬貧苦革命黨人所推薦的七省代表中，甘肅代表楊松林的身份係假冒。審查和發款過程中，也有真黨員被懷疑假冒的情況。11月16日，潘必昌致函孫中山，謂赴津謀事未遂返滬，往領善款，辦事員指其黨員證疑似假冒，必要發證人梁緯舟前往證實，而梁尚在日本，故請設法證明清白，以助維持生計。1916年10月底，已經領款的革命黨人紛紛離滬。少部分因路途遙遠，所領款項不足開支，繼續滯留上海。浙江、湖北及甘肅等地的旅滬革命黨人代表繼續為爭取更多補助向商會施壓。此時上海的氣溫已漸寒涼，在孫中山無法出面維持、高層領袖多主張妥協的情況下，大部分基層旅滬革命黨人只能選擇領款回鄉。10月28日停止發放善款之後，孫中山依然陸續收到貧苦革命黨人的求助函。11月，李紹蓮來函，自述早年革命經歷，謂曾在廣東警界任職，辛亥時至南京投軍，參加過二次革命。本擬3月赴粵投軍，不料南下後舊疾大作，未能如願。時下冬風漸緊，衣被單薄，祈求救助。又有詹斌來函，稱曾781

任江陰要塞司令，於4月15日宣布獨立，因寡不敵眾，敗逃滬上。於是不得不變賣所有，北上山東投軍。未料東北軍亦遭解散。此前上海當局辦理黨人善後事務時，又因錯過了受理期限，只得漂泊滬江，請求收納以效力。12月2日，曾任浙江嚴州司令的金維繫來函，稱舊部困於滬上，請助生活費及川資。5日，楊漢魂來函報告革命經過並請予濟助。楊自稱1914年由美國返回，至東京謁見孫中山後歸國“組織民黨，一片堅心”。之後又參加廣東方面的革命活動，“詎料解組而歸，經濟困乏”，特懇請代籌銀三百圓，以救燃眉之急。11日，鄔駿等來函，稱呈請撥發川資未蒙批准，至今仍滯留上海，度日如年，請給旅費及數日衣食。25日，胡春浦來函，自述革命經歷，謂早年曾隨李燮和辦事，後又追隨陳其美。袁氏當國後不得不隱匿法租界靠變賣家產維持生計，並墊付聯絡運動周邊城邑軍警之費用。又稱自辦革命以來三載，絲毫未用公家經費，以致傾家蕩產，一家六口嗷嗷待哺，請求設法救濟。此外還有一些時間大體可以推斷為年末的信件。例如有朱震寰來函，稱雖身為女子，未敢以柔弱之軀棄國民天職，數年來投身革命，奔走呼號。然此次革命黨人造冊資遣，其因為女子而受歧視，請予以援助。還有黃競白來函，稱為解散部下同志，以致負債過多，請設法接濟。再有隨同蔣介石等起義攻佔江陰砲台並在兵敗後被追究全責的鄭守祥也上書自辯，並請撥發救濟。紛至遝來的求助信，說明善後工作難以覆蓋全面。在財權兩空的情況下，孫中山也無力應對。四、結語1916年6月，討袁之役以袁世凱自然死亡為結局草草收場，讓中華革命黨進退兩難。由於討伐的對象是袁世凱個人，因此武裝革命的理由也隨著袁的死亡而喪失。但中華革命黨並未掌握政權，也就沒有足夠的資源來解決善後問題。不論是償還革命債務還是安置革命黨人，都需要大量金錢和社會資源。對於幾乎沒有實際控制區域的孫中山而言，除了和政府協商外，別無他法。上海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大量革命黨人聚集此地等待安置，給城市管理和治安造成了極大的壓力。不僅上海政商各界非常重視遣散問題，滬上各報也密切關注此事，因此留下了大量關於遣散過程的新聞報導。在政府看來，參與討袁活動的革命黨人是特赦的政治犯和防範對象而非護國功臣，安置方式僅限於收編、墾荒和遣散。基層革命黨人大多沒有什麼特別技能，無法大量被政府收編任用，絕大部分只能參與墾荒或者領款回鄉。孫中山雖是善後工作的發起人，但此時各項事務千頭萬緒，令其應接不暇。如果在善後問題中捲入太深，難免被各種要求所裹挾，進而影響正在和政府交涉的其他事項的進展。因此，他應對求助的辦法也只有不予答覆或告知無能為力。自1916年11月起，源於進步黨的研究系開始利用旗下報刊就孫中山要求北京政府撥款償還其拖欠海外華僑的革命債務一事大做文章。孫中山更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應付基層革命黨人的需求。12月5日就楊漢魂的求助信，他批覆道：“無能為力，並著不必來見。”11日，他又就一封求助函的批覆道：“現在此間財盡援絕，而海外華僑又迫還債，正在困途，無由接濟，乞為諒之。”這或許是他當時處境的真實寫照。旅滬基層革命黨人的善後問題以資遣回籍的方式處理而非按何海鳴的提議側重解決生計，可見從中央到地方都希望趕緊將這些人送出上海，早早了事。中央和地方均無統一的規劃和部署，更無徹底解決問題的遠見和能力。革命黨人領款後陸續離滬，上海官商各界也鬆了一口氣。但基層革命黨人依然生計無著，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革命領袖的豐功偉績，革命志士的英勇壯舉被永載史冊，成為學界研究的重點。但革命之後，領袖的窘迫處境與普通革命黨人走投無路的慘狀則極少受到關注。中華革命黨僅以討袁為旗幟，881

以至自縛手腳，在袁世凱暴病身死之後喪失了繼續鬥爭的理據。旅滬革命黨人的遣散過程，展示了革命的另一個面相，揭露了光環褪去之後的困頓和無奈。①前者已有專文討論（陳喆：《黨派紛爭與1916年中華革命黨債務償還問題》，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本文主要通過檔案和報刊文獻，研究第二個問題。②徐詠平：《民國陳英士先生其美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457頁。③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輯：《革命先烈先進傳》，台北，1965年，第1043～1044頁。④《管鵬上總理謝救助函》，《革命文獻》第48輯，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73年，第336頁。⑤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下），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1587頁。⑥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第252～253頁。⑦《袁炯上總理函》，環龍路檔案，第00004號。原檔收藏於台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中央黨史館，筆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查閱該檔電子版。⑧《各省督軍覆孫中山先生請釋政治犯電》，上海：《民國日報》，1916年8月22日。⑨莫永明、范然：《陳英士紀年》，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88頁。⑩《林宗素上總理函》，環龍路檔案，第09370號。《孫中山致馮國璋請釋張澤霖電》，上海：《民國日報》，1916年8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67～368頁；第370～374頁；第369頁；第402頁。馮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第101頁。《許崇智、蔣中正上總理函》，環龍路檔案，第03410號。《孫中山先生慰勞義勇華僑》，上海：《民國日報》，1916年9月29日。《馬傑端等上總理函》，環龍路檔案，第08549.1號。《吳志革上總理函》，環龍路檔案，第01594號。《馬月眉上總理函》，環龍路檔案，第08952號。胡漢賢：《中華革命黨討袁軍美洲華僑敢死先鋒隊組織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19輯，1965年。《探報黨人胡匪之群集》，上海：《申報》，1916年2月24日。BanditsinShanghai,ChenChi-mei,Shanghai:ShanghaiTimes,Feb.25,1916.HunghutszeandRevolutionists,Shanghai,NorthChinaHerald,Feb.26,1916.《孫中山先生致大總統電》，上海：《民國日報》，1916年8月13日。《黎總統致孫中山先生電》，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16日。《何海鳴上段總理處置黨人條陳》，北京：《順天時報》，1916年8月26日。《張議員提議妥籌黨人生計》，北京：《順天時報》，1916年8月25日。《籌議黨人善後策》，上海：《時事新報》，1916年9月3日；《籌議黨人善後辦法》，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9月1日；《籌議黨人善後之詳情》，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9月3日。《籌議黨人善後之近訊》，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9月7日。《辦理黨人善後問題之推行》，上海：《申報》，1916年9月10日。《籌議黨人善後之近訊》，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9月10日；《辦理在滬黨人善後簡章》，上海：《時事新報》，1916年9月12日。《黨人紛紛報告》，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9月16日。《黨人善後之近訊》，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9月17日。981

《黨人善後之規定範圍》，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9月16日。《黨人善後之近訊》、《黨人事務所杜弊通告》，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9月18日。《黨人善後辦法之續聞》，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9月19日。《黨人事務所杜弊通告》，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9月18日。《黨人善後所記事》，上海：《時事新報》，1916年9月22日；《審查閩粵黨人名冊之協助》，上海：《申報》，1916年9月22日。《黨人善後給款有期》，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10月3日。《辦理黨人善後問題之進行》，上海：《民國日報》，1916年9月10日。《黨人開會質問審查會》，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10月10日。《田次壎上總理函》，環龍路檔案，第01061.1號。《黨人要求撥款之續聞》，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10月13日。《黨人善後所近訊》，上海：《時事新報》，1916年10月15日。《再誌黨人發款風潮》，上海：《時事新報》，1916年10月15日。《黨人善後發款矣》，上海：《時事新報》，1916年10月17日；《黨人善後所近訊》，上海：《時事新報》，1916年10月18日。《黨人善後發款辦法》，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10月21日。《黨人先借款項》，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9月13日；《黨人善後又一幕》，上海：《時事新報》，1916年10月17日。《孫中山不干涉黨人善後》，上海：《民國日報》，1916年10月21日。《三誌辦理黨人善後之周折》，上海：《申報》，1916年10月21日。《昨日發給款項之詳情》，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10月22日。《發給黨人善後款項之情形》、《孫中山並未承認代表》，上海：《時報》，1916年10月22日。《黨人善後之波瀾》，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10月23日。《第三次發款之情形》、《黨人善後之餘聞》，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10月24日；《發款處最後之通告》，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10月25日。《黨人善後之餘聞》、《具領補款者之踴躍》，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10月26日。《張漢青來函》，上海：《申報》，1916年10月23日。《潘必昌等上總理函》，環龍路檔案，第01245號。《解散黨人之紛紛離滬》、《各省黨人公舉代表》，上海：《中華新報》，1916年10月27日。《李紹蓮上總理函》，環龍路檔案，第11544號。《詹濱上總理陳述近況並自薦》，環龍路檔案，第01062號。《金維繫致朱執信函》，環龍路檔案，第01063.1號。此函交朱執信轉呈，另有當日致朱執信函，稱舊部不能離滬者八人，眷屬五人，請求接濟。（《金維繫致朱執信函》，環龍路檔案，第01064.1號）《楊漢魂報告革命經過並請予以濟助上總理函》，《革命文獻》第48輯，第342～343頁。《鄔駿上總理函》，環龍路檔案，第11546.2號。《胡春浦上總理函》，環龍路檔案，第11545.2號。《朱震寰上總理函》，環龍路檔案，第01337號。《黃競白上總理函》，環龍路檔案，第01330號。《鄭守祥上總理函》，環龍路檔案，第11552號。作者簡介：陳喆，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廣州　510275［責任編輯　陳志雄］091

澳門理工學報　2020年第3期從虚幻到務實：大躍進時期土鐵路熱潮及其技術演進路徑馬陵合［提　要］　大躍進時期土鐵路熱潮，是以鋼鐵為中心、以小土群為特徵的農村工業化的產物，體現了土洋結合、兩條腿走路的技術發展趨向。實現車子化、軌道化，是農村民衆空間意識與時間意識趨向城市化的一種表現，也是對新生產力和新技術的追求，展現了特殊的技術演進路徑。土洋並舉、從土轉洋的技術革命，一度得到政府和科研機構的支持，但因缺少持續政策保障和充足資金投入，難以取得實效。1960年代以後，隨著地方鐵路管理體制的逐步成型，大多數土鐵路被淘汰，只有那些具有明顯經濟效益的線路得以保留，並成為地方鐵路網的基礎。［關鍵詞］　大躍進　土鐵路　軌道化　技術革命［中圖分類號］　K27;F53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191⁃12在1958～1960年大躍進的浪潮中，推廣以土鐵路為重點的軌道化運輸是解决短途運輸需求的產物，也是所謂“技術革命”①的組成部分。隨著大躍進時期小高爐、小礦山和農村小工業的不斷湧現，交通運輸成為工農業繼續躍進的薄弱環節。軌道化運輸是大煉鋼鐵熱潮的伴生物，它已然成為城鄉共同的需求。“建設的聲音不只來自少數工業城市，而且來自許許多多過去毫無工業的窮鄉僻壤。這種工業遍地開花的形勢，反映在運輸上，就不僅是量的增長，而且還要求面的擴大，要求在過去没有道路的地方開闢出道路來，在過去没有運輸力量的地方聚結起運輸力量來。”②各地發動群衆，推出多種多樣簡便易行的軌道化運輸方式，土鐵路便是其中之一。土鐵路是對大躍進時期地方修建簡易鐵路的泛稱，包括省政府、專區政府、縣政府和人民公社等各級地方政府以及各類企業在國家計劃之外修建的區域性短途鐵路，其標準低於國營鐵路，也被稱為小鐵路。當時將以鐵軌為路軌的小鐵路稱小土鐵路，以鋼軌為路軌的小鐵路稱小洋鐵路。大躍進時期土鐵路熱潮，是以“小土群”為特徵的農村工業化產物，體現出土洋結合、兩條腿走路的技術發展趨向。從土轉洋的技術演進，基於從帶有自發性的群衆性技術革命逐步轉向政府和科研機構支持下的技術進步這一轉變歷程，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頗具規模的地方鐵路網。這一歷程突顯了中國特有的技術理性的意藴與實踐價值。從技術演進的角度而言，存在著以土為主轉向由土191

到洋的特殊路徑。本文擬在梳理土鐵路發展歷程的基礎上，關注民眾和地方政府土鐵路技術訴求的特定內涵，進而從政策層面解讀技術演進的發展趨勢，展現大躍進時期“技術革命”的另類面相。一、遍及全國的大辦土鐵路1958年6月，山西省盂縣修建了一條5.4公里長的鐵路，被稱為第一條土鐵路。③繼盂縣之後，甘肅渭源也修建了5公里長的土鐵路。④此後，全國出現了歷經數年的土鐵路熱潮。這一時期所修的鐵路稱為土鐵路，即用鐵鑄造的軌鋪設的鐵路，也有少數是用鐵皮木軌、甚至是瓷軌鋪設的。這種鐵路一般用煤氣機、柴油機和汽車改製的機車作牽引力，也有用小型蒸汽機車的。其技術標準極低，路軌承壓能力較低，行車速度比較慢，各種設備都比較簡陋。同時還存在小洋鐵路，即輕軌鐵路，用的是輕軌，運輸能力比重軌鋪設的鐵路略差。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59年12月，全國建成和正在施工的地方鐵路共計422條，總長度達6,184公里。土鐵路幾乎遍及全國，線路相對較長的省份有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廣東、安徽等。因缺乏完整的分省統計，目前只能根據有限資料，對各省修建情況進行初步的整理和統計。以下為1958～1960年部分省區地方小土、小洋鐵路簡況：河北：大躍進時期共建窄軌鐵路11條，正線長411公里。⑤河南：1959年共建成32條窄軌地方鐵路，總長300多公里。到1960年增加到近800公里。多數鐵路先後停辦拆除，僅保留了漯舞、濟克、開柳、新封四條鐵路。⑥山西：1959年已有11條土鐵路正式通車。⑦湖南：1959年至1960年底，全省動工修建鐵路106條，總長938公里。⑧廣東：1959年已有7條窄軌距輕便鐵路建成通車，共111公里；開工建設的鐵路有26條。⑨福建：全省在林區和廠礦區興建200多公里小洋鐵路，其中105公里已建成通車。⑩安徽：1959年全部或部分通車的土鐵路有10條，182.5公里。四川：從1959年至1962年，動工興建的地方鐵路共115條，總長1,198.4公里。廣西：建有6條地方鐵路，建築長度共309.1公里，營業長度284.4公里，鋪設準軌的線路長度為全國各省（區）地方鐵路之冠。土鐵路出現之初，其成本低且能明顯提高運輸效率，被人津津樂道。放棄洋鐵路，既是因受制於客觀條件，同時也在於這種技術革命方式能迅速提高生產效率，映射出大躍進時期追逐“多快好省”的風氣。土設備在修建時間和成本方面，都比洋設備要節省很多。蚌埠市内建築淮河碼頭至鐵路貨運站1.1公里的土鐵路，只用了18天。這條鐵路建成後，每天能運送糧食、煤炭、生鐵、礦石2,000多噸，可以代替1,000輛平板車。建設土鐵路所需要的材料和技術，也容易解决，如路軌是用熔鐵爐以明模鑄軌的方法製造的生鐵軌，機車是用汽車、電動機、柴油機加工改製的，車輛是完全自製的。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3月20日，不到5個月的時間，河南全省已經建成的土鐵路達到778公里，製造機車68台（其中蒸汽機車16台），製造車輛11,500多輛（包括手推鐵軌車）。正在施工的線路有58條，全長580.2公里，已經建成和正在修建的土鐵路合計1,835.2公里，相當於省境内國有鐵路總長的一半。當時人們似乎相信，發展小鐵路，不僅可以從根本上解决煤炭和鋼鐵等運輸問題，而且也是“技術革命”在交通運輸業中的重要體現。成本低，技術要求不高，為農民修路增強了信心。小土、小洋鐵路的運輸成本，比汽車運輸成本約低4倍，比畜力車約低10～15倍，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因陋就簡，就地取材，解决鐵路建設材料供應與建築技術等問題。河南漯河至舞陽的60公里土鐵路，是群衆利用本地生產的生鐵、木材、鐵軌291

和車輛自己修建起來的，從鑄鐵軌到開始營運只用了5個多月時間，投資520萬元，每公里造價僅8萬多元，只及大洋鐵路的1/5左右，而運費卻只有汽車的13%左右。有了土鐵路，廣大群衆就可以從笨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當時報刊輿論竭力將小鐵路宣傳為農民群衆心中的“幸福路”。與此相伴生的，是群衆對小鐵路的渴望與衝動：“天不怕，地不怕，一心要搞火車化。”始於山西盂縣1958年冬修建第一條土鐵路的修路熱潮，是以鋼鐵為中心、以小土群為形式的農村工業化過程的產物。從外在形式上而言，它具有大躍進中的“技術革命”的基本特徵。不同的是，實現車子化、軌道化是大躍進時期基層幹部和農民空間意識與時間意識趨向城市化的一種表現。農民期望土鐵路遍地開花、到處結果，“生產道路社社辦，田間運輸車車轉”的理想將在不長時間内變成現實；在農村軌道化運輸普及之後，城鄉之間的差别將日益縮小以至於消滅，過渡到共產主義就充滿希望。通過土鐵路迅速實現車子化、軌道化，表面上強調了效率，實際卻是一種超越農民經濟能力的對新生產力和新技術的追求，看似超前，實則可能“欲速則不達”。二、政策引導下的技術革命轉向以現在的眼光看當年的土鐵路熱潮，似乎可以將其視為地方政府或群衆自發的“躍進”思潮的畸形產物。但是，這可能是不全面的。全國各地紛紛大規模建設低技術標準的小土鐵路和小洋鐵路，是國家鐵路政策促動下產生的，並不能完全視其為地方的自發行為。1957年以後，中央領導層特别強調以地方和群衆的力量實現工業化。從中央政策的傾向性而言，以地方為單位來組織動員群衆，用豐富的勞動力替代稀缺的資本，人為地改變生產函數的技術參數，進行資源的強制替代，以期彌補產品和要素不足的缺口。1958年5月15日，鐵道部部長滕代遠代表中共鐵道部黨委，在中共八大第二次會議上作了題為《怎樣把鐵路修得快些，辦得好些》的發言。他提出今後15年内修建新鐵路12萬公里的計劃（原為8萬公里），並在發言中第一次提出“全黨辦鐵路，全民辦鐵路”的方針，要求在計劃修建的12萬公里鐵路中，由地方投資修建4萬或6萬公里。這個報告曾得到毛澤東的充分肯定。鐵道部隨即制定出1960年要實現的“八八二一四”的目標，即完成80億噸貨運量，修建8千公里大鐵路，修建2萬公里的土鐵路，新造1千台機車，新造4萬輛貨車，並提出“縣縣通火車、社社有鐵路”的口號。1958年12月5日，在審閲修改胡喬木報送的中共中央關於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决議草稿時，毛澤東作了這樣的批示：“同志們須知：一萬年還會有跟大企業並行的中小企業的，還會有那時的‘小土群’和‘小洋群’，還會有‘土洋結合’這種事情。不過那時所謂‘小土’的内容和形式，跟現在大不相同罷了。宇宙是一個統一的多樣化的宇宙，這是馬克思主義宇宙觀的一條法則。”吕正操也曾説，大鐵路與地方鐵路的關係，是幹與支的關係、網與絡的關係。地方鐵路大量發展以後，一部分經過完善改造，逐漸構成地方鐵路網；一部分經過技術改造後，逐漸過渡為大鐵路。由土變洋，由低到高，由小到大，是事物發展的必然過程。“世界是一個統一的多樣化的世界。土和洋、低和高、小和大，在一萬年以後還會有的。”另一方面，鐵路管理體制也發生重大變化，開始實行中央統一領導下的地方分權制。1958年4月，鐵道部根據中央批示，規定各鐵路局等機構實行部省雙重領導體制。同年6月，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轉發鐵道部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對鐵路局、鐵路工程局、鐵路工廠、鐵路院校實行雙重領導的分工意見》，確定地方有權使用鐵路的節餘投資和批准管内鐵路運輸，管理處級以下幹部，鐵路計劃實行雙軌制，即鐵路的局、廠計劃，在按鐵路系統上報的同時，也納入省、自治區、直轄市的391

計劃上報，不再由鐵道部對鐵路的規劃、建設和運營進行集中統一管理。為適應各省、市、自治區建立獨立完整的經濟體系的要求，每省都設立鐵路局。鐵路局因此由17個增加至28個。由於“大躍進”中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盛行，對地方的放權没有取得預想的效果。但是，地方卻獲得了建設簡易鐵路的制度保障，有了專設機構負責地方鐵路建設。1959年，河南省交通廳增設地方鐵路管理處，鄭州鐵路局負責技術指導和工人培訓等工作，省建設委員會統一掌握土鐵路修建的計劃、進度，監督檢查，組織協作和經驗交流工作。河南省副省長王維群曾表示：“我的意見基本採取各企業、各地區自辦為主、省裡補助的方針。”同年11月，河北省提出，“應根據當前運輸的需要，本著土洋結合，先土後洋，依靠群衆，全黨全民辦交通的方針，以專、市、縣、社和企業為主，省予以幫助，大搞土鐵路建設的群衆運動”。逐步明確“三主一幫”的地方鐵路建設體制，即以廠礦企業、人民公社和專市縣為主，省予以幫助的方針，要求落實“四自”原則，“没有鐵自己鑄，没有木材自己找，没有資金自己籌，没有技術自己學”。1959年3月1日，鐵道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鐵路工作會議，進一步明確全民辦鐵路的方針。4月21日，吕正操副部長代表鐵道部在第二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了題為《怎樣完成今年的鐵路運輸任務》的發言。他提出，鐵路建設要兩條腿走路，大洋鐵路與小土鐵路並舉，大搞群衆運動，大鬧技術革命。11月16日，鐵道部在北京召開全路領導幹部會議，根據八届八中全會精神，作出《關於堅决保衛黨的總路線把反右傾鬥争進行到底的决議》，會議確定土洋並舉、大中小結合、固本簡末、強幹弱枝的基本方針。從中央層面而言，已發出清晰信號，積極鼓勵各地大力發展土鐵路。正如當時《人民日報》評論所言：“在我們這樣一個土地廣闊、交通運輸還落後、工農業生產又發展得很快因而運量增長得很快的國家裡，一切能够提高運輸效率的運輸工具，不管它是洋的，還是土的，都是好的，都應該加以提倡。車子化、木軌化、索道化還需要大力推廣，土鐵路和小洋鐵路當然更要大辦。”在落實這一政策時，各級地方政府自然將堅持依靠黨的領導，大搞群衆運動作為建設土鐵路的政治保證。1959年下半年，安徽在懷遠、淮南、涇縣連續召開三次土鐵路現場會議，“大家進一步地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明確了方向，樹立了旗幟。各地原來認為興建土鐵路高不可攀的同志，這時樹立了信心，肯定土鐵路大有可為，而積極行動起來；那些原來對大辦土鐵路抱有否定態度的同志，在事實面前認輸了，也開始投入到大辦土鐵路的群衆運動中來了”。“千難萬難，依靠群衆就不難。”涇縣縣城至晏公煤礦土鐵路鋪軌時，由於鐵軌用人運，效率低，鋪軌進展很慢，涇縣縣委發動群衆，大鬧技術革命，很快造成一種鐵輪平車，使運輸效率提高20多倍，鋪軌日進度由原來的20米提高到800多米。該路全長12.8公里，只用4個多月就建成。通車後，晏公煤礦的焦煤及山區其他物資可經由這條鐵路運轉到各地，每日運量達1千餘噸。據山西晋南專署交通局報告稱，該地區1959年通過簡易測量和修築技術完成地方鐵路12條，63公里，其中輕便鐵路7條，土鐵路5條。但是，技術人員中除從地質部門調來2名助理技術人員、公路部門調來的2名技術人員外，其餘18名全是由農村中招收來的學員。測設工具也只有一架殘缺不全的水平儀、三根花桿和一卷皮尺。經過15天的培訓即開始實測。他們認為，地方鐵路實際是一種簡便鐵路，從技術上看，完全可以做到邊學邊幹。在這一特殊歷程中，農民既復活傳統經濟環境中通過“試錯”、“糾錯”形成經驗式的技術進步路徑，同時也在地方政府引導下，通過現場交流和技術部門的專業支持，形成自下而上、上下互助的技術進步新模式。大躍進時期土鐵路的建設，既有農民自製鐵路設備的“創舉”，也有通過政府部491

門組織和普及鐵路修築技術的大規模“技術革命”運動，力圖為群衆性的修築土鐵路熱潮，提供地方性鐵路的技術標準和設備製造體系。鐵路建設中土洋並存的特殊“技術革命”道路，遠比企業中的“技術革命”層次更複雜，存在著多元的行為主體。這既是鐵路自身的技術特性所决定的，也與土鐵路發展體制緊密相連。正是基於這種技術發展路徑，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和技術資源，不斷加大對土鐵路“技術革命”的介入程度。土鐵路熱潮並非簡單意義上的群衆運動，它的持續發展必須要得到外部技術力量的支持，不是單純的“閉門造車”，在外部力量介入之下，形成土洋結合、由土變洋的發展路徑。土鐵路的技術革命路線由土洋並舉轉向以洋為主，而非“以土為主”。自從山西盂縣試製鐵軌成功後，國内科學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都積極進行相關技術攻關研究。例如鐵道科學院研究院和各省市有關單位共同研究試製成每米25公斤工字型灰口鑄鐵軌和每米32公斤工字型高級鑄鐵軌，並初步設計出工字型鐵軌的抽模造型辦法。安徽省宣稱成功製造了每米18公斤的高級鑄鐵軌。河南漯河機械廠和鄭州鐵路局科學技術研究所合作試製成每米33公斤的白口鐵軌。山東淄博市張店宏興機械修理廠採用熱處理方法試製成每米61公斤的重軌。鐵軌的質量逐漸提高，長度由最初2米增至五六米，最長有製成10米的。各地對鐵軌使用過程中易竪彎、扭折等疵病進行技術攻關。這些並未被實踐所證實的技術成果，卻顯示出各方面對鑄鐵軌技術攻關的突破充滿信心。當時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技術難題有二：一是用鐵軌代替鋼軌的可行性；二是如何生產生鐵路軌。球墨鑄鐵是20世紀50年代發展起來的一種高強度鑄鐵材料，其綜合性能接近於鋼，可以用於鑄造一些受力複雜，強度、韌性、耐磨性要求較高的零件。所謂“以鐵代鋼”，主要指球墨鑄鐵的路軌替代鋼軌。相關科研機構和高校的研究重點是通過球化和孕育處理製造球狀石墨，有效地提高了鑄鐵的機械性能，特别是提高了其塑性和韌性，從而達到比碳鋼還高的強度。由於鋼材缺乏，不少地方使用灰口鑄鐵製造的鐵軌代替輕型鋼軌。由於灰口鑄鐵強度低，韌性差，容易折斷。球墨鑄鐵在生產工藝要求以及成本上都和灰口鑄鐵相差無幾，性能卻與鋼接近。從強度來看，灰口鑄鐵最差，球墨鑄鐵次之，鋼最佳；灰口鑄鐵延伸率則幾乎是零，而球墨鑄鐵由於基體組織不同，延伸率的數值變化較大，甚至可以超出鋼軌鋼的性能。球墨鑄鐵衝擊值比鋼低，但和灰口鑄鐵比較無疑是要高得多了。清華大學的研究成果表明，作為重型鐵軌材料，球墨鑄鐵的主要缺點是衝擊韌性差。但從技術可行的角度上看，完全可生產出具有一定強度和具備衝擊韌性的球墨鑄鐵，使強度和衝擊值都能適應要求。在行車速度並不十分高的鐵路支線、站線、廠內支線甚至部分次要的幹線，用球墨鑄鐵鐵軌取代鋼軌，就能使鐵路運輸能力在短期內滿足急速增加的需要。球墨鑄鐵的生產和灰口鑄鐵大同小異，因此從廠房設備、基本建設投資費用、建廠速度、生產原料等方面看來，生產球墨鐵鐵軌要比生產鋼軌有利。球墨鑄鐵的成本只有鋼軌的30%左右，一般的鑄工車間都能掌握它的生產工藝，可以做到迅速推廣，遍地開花。球墨鑄鐵鐵軌壽命可能比鋼軌低，但在三、五年以後，隨著大批軋鋼廠的建成，生產球墨鑄鐵鐵軌的車間也能立即改成普通的鑄工車間，繼續生產。1958年10月26～31日，國家技術委員會、鐵道部在北京召開了推廣球墨鑄鐵鐵軌的現場會議。各省市自治區的交通工作部或交通廳、鐵路局和有關高等校院、研究單位都派專家參加此次會議。會議認為，球墨鑄鐵鐵軌在技術上是可行的，它不僅能用做輕軌，而且能代替部分重軌，可在某些支線、專用線、站線，也可在速度在每小時30公里左右、機車軸重不大、運輸不繁忙的地方土鐵路上鋪設使用。在製造技術上，除壓力加鎂外，和普遍鑄造一樣，一般的鑄造車間都可以生產；壓力加591

鎂的技術也不複雜，只要三、五天實習操作就能掌握，可以普遍推廣。但這畢竟是一項新的技術，要加強試驗和研究工作，制訂相應技術標準。為了有效地開展這項工作，會議决定以清華大學為主，進一步改進球墨鑄鐵鐵軌，主要進行降低用鎂量及土法煉鎂的試驗研究。會後有幾十人留在清華大學進行實習。1960年1月，鐵道部在蚌埠召開全國地方鐵路技術經驗交流現場會議，共有來自27個省、市、自治區的596人參加。這是第一次地方鐵路行業的全國性會議，受到黨中央的高度重視。不過，此時所稱的地方鐵路仍然是指小土鐵路和小洋鐵路。時任鐵道部副部長吕正操曾説：“我講的地方鐵路是指地方自辦的小土、小洋鐵路。”蚌埠會議總結了各地地方鐵路的工作經驗，充分肯定其優越性，進一步明確了地方鐵路“自立更生，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陋就簡，逐步提高”的發展原則。在蚌埠現場會議上，鐵道部提出，對於土鐵路的技術標準和技術條件不應統得過死，定得過嚴，不能束縛群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此次會議認為主要應確立兩個方面的技術標準：一是軌距，二是相關的技術設備和技術條件。對於軌距，建議採用1,435、762毫米兩種軌距。同時，擬定了地方鐵路勘測設計的技術條件、各種鐵軌的鑄造工藝、機車車輛製造、修理、施工管理和運輸組織工作等五個技術文件。會後，出版了《全國地方鐵路建設經驗》一書。郭魯副部長在會議結束時指出：“人民公社所辦的鐵路像鐵路網的微血管一樣，它一方面聚集物資，供應城市和廠礦，另一方面接運物資，供應人民的需要。”修建地方鐵路，絶不是臨時性措施，需要準備向大鐵路過渡。會後，中央通過批示的方式對此次會議予以高度肯定，“鐵道部黨組關於全國地方鐵路技術經驗交流現場會議的報告寫得很好，所總結的經驗在有條件的地方都應當推廣。”並進一步明確了地方鐵路發展的原則，即“各地在修建地方鐵路的時候，應當作出規劃，貫徹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自力更生的原則。地方鐵路原則上由地方負責領導和管理；由鐵道部歸口負責技術指導，交流經驗，培養幹部。地方鐵路所需各種小型機車，由國家經委統一安排”。鐵道部隨即組織鐵路科研部門、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開展科研攻關。國家科委也將地方鐵路技術問題列入1960年國家科學技術研究計劃的重點項目。同時，各級機構出版多種土鐵路技術指導類小册子，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推廣技術革新成果：1.清華大學機械製造系鑄造工藝及其設備教研組：《球墨鑄鐵鐵軌試製介紹》。主要介紹球墨鑄鐵鐵軌試製過程和工藝要求。内部印刷版，1958年。2.鐵道部技術委員會：《球墨鑄鐵鐵軌》。國家技術委員會、鐵路推廣球墨鑄鐵鐵軌現場會（1958年12月26～31日，北京）會議資料。内容包括球墨鑄鐵鑄造技術經驗、球化劑試用情況以及生鐵路鐵軌及鑄鋼鋼軌的試製經驗等。本書還列舉了技術條件和設計等參考資料。人民鐵道出版社，1959年。3.清華大學鑄工教研組：《球墨鑄鐵鐵軌》。介紹該教研室用球墨鑄鐵試製鐵軌的初步試驗。證明球墨鑄鐵鐵軌完全可以代替鋼軌，而且將迅速在全國推廣。人民鐵道出版社，1959年。4.山西省機械工業廳：《土鐵路》。簡要介紹1958年山西省各地群衆在大躍進中自造火車、自鋪道軌等方面的一些技術經驗。扼要、通俗介紹了鐵路線的修建、各種道軌的選用製作、機車與車箱的製造、道叉的設置和機車調頭等方面的基本技術常識。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5.鐵道部鐵路專業設計院（鐵道部技術委員會）：《土鐵路設計參考資料》。包括三種書：《設計技術條件》；《設計技術條件説明》；《設計技術參考圖紙》。人民鐵道出版社，1959年。691

6.鐵道部鐵路專業設計院（鐵道部技術委員會）：《土鐵路曲線測設用表》。本書是根據土鐵路設計技術條件的規定編制的一本曲線表，介紹了測設各種曲線的簡易辦法，是修建土鐵路的一本有用的工具書。人民鐵道出版社，1960年。這一時期由鐵道部門出版的土鐵路技術指導類書籍近十種。這似乎強化了土鐵路由“土”變“洋”的希望。但是，問題在於這些技術對於正在趕修鐵路的地方政府和農民來説，是緩不濟急的，仍然存在著技術進步與實際運用間的巨大差距。因技術和設備的限制，各地農民群衆實際上仍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搞技術革命運動，其缺陷是非常明顯的。其一，技術革命離開必要的投資和技術的培訓，片面強調群衆運動，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其二，把專家排斥在“群衆”之外，造成技術開發主體與技術實踐主體之間的矛盾；其三，大躍進中的所謂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無非是已有技術設計的簡單化、小型化以及製造工藝轉換的代名詞，並没有增加多少技術含量。没有實質性成果的技術革命運動，自然是無法持續的，轟轟烈烈之後，必然要遭到群衆的懷疑與抵制。1959年12月18日，定靈鐵路在準備工作不充分的情況下，倉促動工。在工程開始時按1,435毫米標準軌距進行路基施工，過了兩天改為按762毫米軌距施工，又過了兩天仍按標準路基施工，過三天又改按窄軌路基施工。12月31日接到電報，又要求改按準軌路基施工。多次反復，造成勞動力的浪費，加上糧食緊張，影響了民工的情緒，私離工地的現象頻頻出現。從1960年2月15日到3月15日，一個月中就有1,978名民工私自離開工地，其中定州公社南關管理區的民工全部私自離開。由於缺乏管理經驗，還發生了5起人身傷亡事故（死5人，傷1人），民工的情緒很受影響。有些地方在鐵路規劃與設計規劃上缺少鐵路部門的技術和人力支持。鄭州鐵路局在勘測設計漯舞土鐵路時，雖然參考鐵道部專業設計院推薦的762毫米窄軌鐵路設計草案以及森林工業部的有關窄軌鐵路資料，但鐵路局無法提供直接的技術支持，只能對沿線幹部群衆進行築路基礎技術的短期培訓，難以保證設計施工質量，“土鐵路的勘測設計幾乎全部是由地方自行勘測設計的。我們路局和土鐵路工作組經常派員深入現場對一些特别困難地區進行一些必要的指導”。類似這種現象應該是普遍存在的。三、部分土鐵路向地方鐵路轉變全國範圍全民大辦鐵路的高潮只有兩年有餘。大多數的土鐵路在大躍進之後被廢棄，卻有一部分土鐵路通過技術改造，成為新中國地方鐵路的先河，土洋結合和由土到洋，成為技術進步的特殊路徑。有的著作甚至對土鐵路向地方鐵路的轉化給出肯定的評價，認為是在國家投資以外開闢出一條新的投資渠道，是路網建設模式上有意義的探索。部分土鐵路向地方鐵路轉變，保留下這場聲勢浩大群衆運動的部分成果。這與新中國地方鐵路管理體制逐步明晰的過程有關，也是國家交通產業政策調整的結果。大躍進以後，不再是國有大鐵路一枝獨秀，地方鐵路逐漸成為鐵路網中相對獨立的構成部分，地方鐵路管理體制也在不斷調整中穩定和成熟起來。大躍進熱潮逐漸退去之後，不少土鐵路因存在著規劃失當、設備簡陋等問題，難以為繼。1959年1月，鐵道部副部長武競天在關於地方修建土鐵路的報告中指出，土鐵路所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地方鐵路在規劃時與國有鐵路銜接不當，造成人力物力上的浪費。例如，甘肅省靖遠縣修建土鐵路來運輸寶積山的煤，已修成4公里線路以後，才得知國家已有修建專用線的計劃，重復建設，造成損失。“我們建議各省市編制土鐵路規劃時，應有鐵路局參加，這樣做可以使地方土鐵路的規劃和國791

家鐵路的規劃統一起來。”針對各地土鐵路盲目上馬的情況，《人民日報》1959年末的一篇社論指出，小土鐵路和小洋鐵路應“由粗到細”地建設，可以“先易後難、先短後長，以便取得經驗”。中央對於小土鐵路、小洋鐵路的態度還是比較謹慎的。“一九五九年鐵路建設主要是加強原有幹線，積極改建現有運輸能力不足的線路和車站，其次才是建設必要的新線和支線（包括專用線）。各地在可能的條件下，要利用土鐵、土鋼和球墨鑄鐵修築一部分土鐵路。”鐵道部儘管已注意到土鐵路難以為繼，但受形勢影響，仍對地方辦鐵路持支持態度，甚至還在不斷進行加碼。鐵道部在制定1960年地方鐵路建設規劃時，繼續提出貫徹“洋土並舉、大中小結合”和“強幹弱枝，固本簡末”的方針。“各省安排修建的小土鐵路有五千二百公里，所需鐵軌，都由各省自己解决。但幫助各地修建小洋、小土鐵路，鐵道部門是責無旁貸的。”1959年10月25日至11月26日，第八次全國計劃會議討論安排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時，將交通運輸業列入必須加大發展的部門。二届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確定的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把鐵路貨運量和汽車貨運量的指標定為7.2億噸和5.4億噸，增長幅度高達33%和57%，分别接近和超過鋼產量的增幅。1960年4月，中央批准了鐵道部1960年修築12,000公里土鐵路與輕軌鐵路的龐大計劃。為完成上述任務，全國各地再次普遍掀起了大造鐵路、特别是土鐵路和輕軌鐵路的高潮。儘管如此，交通運輸的躍進計劃並没有完成，1960年的鐵路貨運量僅比1959年增長23%。面對這種無序的局面，毛澤東在1959年底到1960年上半年，數次表達了對小土鐵路和小洋鐵路過快過濫的擔憂。1959年11月，在杭州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指出：“土鐵路，一是很高興，二是三萬五千公里太多了。要趕快减下來，搞個一萬五千公里，平均每年五千，那就很好了。”1960年3月，在天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針對大躍進講了17個問題。其中第7個問題是：“小土鐵路、小洋鐵路問題。這個問題極端嚴重。把工業布局搞出來，有煤有鐵，就可以搞地方鐵路。”這實際是在強調統籌規劃問題，不能為了建設小鐵路而建設小鐵路。中央高層對小土鐵路、小洋鐵路盲目發展的關注，也為60年代初開始的土鐵路淘汰、改造奠定了基調，即在控制土鐵路規模、提高技術標準的前提下，逐步將地方鐵路納入國家計劃管理。60年代初，中央政府開始啓動對地方鐵路的規範化管理工作，頒布了《關於地方鐵路工作的幾項規定》和《關於地方鐵路資金補助辦法的規定》等一系列規章制度，對地方鐵路建設程序、技術標準、資金來源等作了相應規定。這些政策對各省地方鐵路的調整與完善起到了重要引導作用。但是，地方鐵路政策的落實並非一蹴而就，其發展進程與整個鐵路管理體制調整的步調密切相關。在建立地方鐵路管理體制之初，鐵道部因無法從根本上理順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在相關機構設置及職能定位上摇擺不定。1960年3月，鐵道部成立地方鐵路管理總局，負責地方鐵路的規劃和技術指導等項工作。1962年11月12日，撤銷地方鐵路管理總局，在基本建設總局設地方鐵路辦公室。1963年以後，中央政府對地方鐵路的政策轉向集中管理，鐵道部要求將地方鐵路建設統一納入國家交通運輸的長遠計劃和年度計劃。地方鐵路所需的機車、車輛，基建和維修所需的材料、設備等，由國家按計劃分配並由各有關部門負責供應。“這樣做，將在國家集中統一領導下，發揮各地方、各部門的積極性，防止盲目修建和力量分散的浪費，使地方鐵路能有計劃、有準備地發展，切實發揮其應有的作用。”1963年7月，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出台了關於地方鐵路管理的規定：地方鐵路的計劃，從一九六四年起應由各省、市、自治區提出，列入國家計劃。地方鐵路原歸省、市、自治區人委、交通廳或鐵路局管理的，仍照舊不變。891

地方鐵路由鐵道部負責歸口管理，任務是：匯總計劃，技術指導，協助解决準軌機車車輛修理，備品配件和鐵路專用器材的供應，以及有關業務方面各項問題的處理。鐵道部為了管好地方鐵路，需要增加部内編制時，請向國家編制委員會提出。鐵道部地方鐵路管理總局1963年8月發布的《關於1964年地方鐵路基建計劃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凡由省（區）修建、管理並擔負地方社會綜合運輸的地方鐵路（不包括單純為廠礦企業服務的專線，此線應按其行業歸口），均可列入計劃範圍。1964年基建計劃的重點放在既有地方鐵路續建、配套等方面。1963年9月，國家計委印發《1964年地方鐵路基本建設投資的通知》，明確地方鐵路建設納入國家鐵路建設計劃，中央提供一定財政支持。“從1964年開始，將地方鐵路的基本建設統一由鐵道部歸口，納入國家計劃。為此，國家安排投資1,400萬元……投資安排原則是：主要用於鞏固現有地方鐵路的配套和技術改造，以保證正常運輸和提高運輸能力。”地方政府可以“拿一部分錢來安排地方鐵路的建設，但必須報鐵道部匯總，由國家計委作為國家計劃統一下達”。1963年底，鐵道部又成立地方鐵路局，不再稱總局。在鐵道部系統中，地方鐵路管理層級的不斷調整，意味著其獨立性下降。就此而言，地方政府對鐵路建設的主導權被大幅度收束。由上述地方鐵路政策演進歷程可以看出，60年代初，各地的土鐵路經歷了大浪淘沙式的由盛到衰的過程。1959年起，經過三年的調整，地方鐵路數量有所减少，保留下來的鐵路在線路質量、技術標準上均有所提高；從政策層面而言，將其納入地方鐵路網的趨向更加明確。1965年以後，地方鐵路管理體制逐步理順。鐵道部認為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加快地方鐵路新線建設，並預計到當年年底全國地方鐵路可達44條，2,016公里，完成貨運量680萬噸，客運量400萬人次。在“三五”和“四五”期間，地方鐵路隨著工農業的發展又出現一個新建設高潮，1966～1975年10年間，全國地方鐵路新建通車里程3,300多公里。進入70年代後，地方鐵路的發展才放慢了速度。在中央政府相關政策影響下，地方政府也逐步開始對現有的鐵路進行改造和調整。1962年以後，河南省根據黨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拆除多條設備簡陋、難以維持正常的土鐵路，並對保留下來的漯（河）舞（陽）、新（鄉）封（丘）、濟（源）克（井）、開（封）柳（園口）四條土鐵路進行技術改造，更換為鋼軌和混凝土軌枕，更新車輛設備，基本上實現由“土”轉“洋”，並繼續修建湯（陰）濮（陽）、濟（源）沁（陽）、方（莊）修（武）等線。1960年成立河北省地方鐵路管理局，河北省政府直接提供財政撥款，鐵道部提代的舊鋼軌、舊設備，每年達幾百萬元。1962年後，停建的有3條，長240公里，建成後運營一段時間又拆除的有3條，長35公里。因臨近北京，能得到比較直接的技術支持，發展比較迅速，地方鐵路規模不斷擴大。到1985年底，河北共建有地方鐵路28條，1,400多公里，除去拆除和移交國有外，仍保有地方鐵路14條，路線總長度為730多公里，居全國第二。從上個世紀末地方鐵路路網的格局來看，大躍進時期所修的土鐵路能够存留下來並繼續延伸、發揮作用的大都是與鐵路幹線相連的線路。河北、河南沿京廣線兩側的地方鐵路大多屬於這種類型。河北省邯鄲地區的野河—邯鄲—館陶線，全長240公里，西接太行礦區，中間與京廣幹線交叉，東聯冀南平原地區的十個縣城。河南省許昌地區的禹縣—許昌—鄲城線，全長290公里，西起豫西煤田，接通十多處地方礦山，在許昌和京廣鐵路幹線相交，貫通兩個地區的兩市、九縣。漯舞鐵路為河南省修建較早的窄軌地方鐵路，始建於1959年。1961～1966年對線路進行了全面改造，用18公斤/米鋼軌換下生鐵軌，用鋼筋混凝土軌枕換下木枕。1969年與新建的南陽至舞陽地方鐵路接通，合併為漯南鐵路，1995年改建為準軌。它西接平頂山至舞鋼鐵路，東連漯河至阜陽準軌鐵路，991

避開了京廣鐵路孟廟限制口，實現了豫西礦區與華東的直通分流運輸。四、關於群衆性技術革命的討論以生鐵為軌的土鐵路如今已不復存在，但是，近代以來關於如何發展交通仍然是個争論不休的話題，以群衆力量修築缺乏生存基礎的土鐵路只是其中的小插曲，它的價值在於中國民衆對運輸革命企求的特殊表達方式所折射出的深層次觀念體系。在大躍進的時代背景下，“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已經形成全民性的群衆運動”。這對於决策層而言，可能會發出錯誤的信號，中國傳統的“糾錯”式、以經驗為基礎的技術進步傳統被激發出來。圍繞土鐵路的技術問題，召開不同規模的“現場會議”成為這種技術進步的演示平台。這種“技術革命”和技術推廣的模式，體現了追逐現代交通網絡的夢想，以低成本的方式實現現代鐵路所承擔的經濟功能，這也成為“大躍進”時期“技術革命”的目標所向，其背後是脫離實際的經濟發展高指標。虚幻的經濟目標，必然帶來偏離現代技術革命本質的發展路徑。發動群衆，進行所謂現場交流，成為群衆性“技術革命”的路徑和舞台。毛澤東從發動群衆的目標出發，鼓勵在“技術革命”過程中重視經驗交流。他在一份批示中曾這樣強調現場會的重要性：“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偉大的運動，急需總結經驗，加強領導，及時解决運動中的問題，使運動引導到正確的科學的全民的軌道上去。這種調查、研究、總結的工作，在今年三、四、五三個月内要基本做完。由中央各部委黨組，各級地方黨委及各部門黨組分頭去做，並要開規模較大的現場會議。”毛澤東還強調，“放手發動群衆，大搞群衆運動，堅持自力更生、土洋結合、由土到洋的方針，就一定可以找到一條高速度發展我國科學技術的道路。”在自力更生、以土為主、破除迷信“洋”的語境下，無論怎麽講“土洋結合”都只不過是一種虚無縹緲的説辭。革命熱情同技術革新有機結合的技術倫理激勵模式，藴含了中國注重“工有巧”的思想傳統，這種激勵模式只有在我國特定的文化環境中才能創造出來。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還有很大的慣性，大躍進時期的土鐵路熱潮，並未改變“以道馭術”的傳統格局。有學者認為，大躍進時期的技術革命，抛開知識分子，以缺乏基本科學常識和缺少實驗設備的群衆來推動。但從1958～1964年土鐵路技術革命的發展軌迹來看，並非如此簡單。在早期，基層群衆是修築土鐵路的主體，也是發明一些土鐵路所需設備的“創造者”；但到後期，中央政府介入越來越全面，科研機構和國有企業成為土鐵路所需設備的主要提供者，技術革命的主導者是政府和真正的科研工作者。這一趨勢是否在其他行業（如煉鐵）存在，尚待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究與比較。鐵路的網絡產業特殊性，政府對地方鐵路管制力度的加強，應是理解為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重視其技術發展和改善管理的重要視角。由於存在著多元化的建設、管理主體，這種政府支持和科研機構參與下的“技術革命”，實際效果非常有限，技術推廣意義微弱。所以，在1961～1965年，鐵道部對於土鐵路的發展與改造，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技術上由“土”而“洋”。大造土鐵路並非真正的以土為主，而是轉向所謂的“洋”，這種“洋”又不是執行國有鐵路的技術標準，而是接近於國有大鐵路的“小洋”。顯然，這不是鐵路技術發展的正常軌迹，而是基於中國缺乏鐵路設備的實際狀況，通過動員機制，激發研究動力，發動不同層次“技術革命”，開發替代性產品。其二，強調路線規劃的長期性。鐵道部認為，各地土鐵路的路線設計具有明顯應急性，往往會背離鐵路選線的基本原則，要麽缺乏基本的客貨源，要麽是斷頭路，無法與其他交通工具連接。因而，地方鐵路的建設應納入國家路網規劃之中，使之成為國家路網的組織部分，地方鐵路可以成為國有鐵路的補充和延伸。002

大躍進時期雖然催生了新中國的地方鐵路，但是，這是一條艱辛之路。地方缺乏基本鐵路規劃建設和鐵路管理力量，自然會造成地方鐵路與國有鐵路之間巨大的技術差距。這種差距的制度根源在於近代以來的集權化管理體制一直被視為中國鐵路發展的必然選擇，地方政府難以成為發展鐵路的主體力量，即便個别省份地方鐵路規模比較大，依然是處於國有鐵路網的附屬地位。進入21世紀之後，衆多的地方鐵路因經濟效益差被拆除。反思歷史進程，可以審視技術進步與群衆運動間潜在而複雜的關聯性，大躍進時期農村、工廠、礦山的軌道化運輸不只是體現出民衆對技術革命的空想性認知，而且也反映出民衆對技術進步的焦慮以及由此產生的急躁心態。其背後應是近代以來中國科技發展歷程中不可忽視的慣性。對傳統經驗的依戀與對超前發展的期望相交織，這是一股特殊的潜流。或許，這種慣性還會以其他形式表達出來，如當下對高速鐵路的過度追求。①大躍進時期的技術革命已受到學者的較多關注。已有的成果包括朱雲河：《“大躍進”時期中國農村的技術革命運動》，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1期；茅堅鑫：《“大躍進”運動中的工業“技術革命”》，江蘇鎮江：《江蘇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等等。但相關研究成果尚未對技術要求高的鐵路進行專門系統研究。②《土鐵路———地方運輸的新生力量》，北京：《人民日報》，1959年1月4日。③④人民鐵道出版社編：《歷史上的創舉縣辦鐵路》，北京：人民鐵道出版社，1958年，第1～2頁；第11頁。⑤河北省地方鐵路局史志編寫委員會：《河北省地方鐵路史》，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第90頁；《中國地方鐵路資料匯編》（内部版），北京：中國地方鐵路協會籌備組，1983年，第51頁。⑥《中國地方鐵路資料匯編》，第17頁；第110、112頁；第17頁。⑦《歷史上的創舉縣辦鐵路》，第3頁；山西省機械工業廳：《土鐵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頁；盂縣史志編纂委員會編：《盂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第269頁。⑧《保證鋼鐵小洋群運輸暢通》，北京：《人民日報》，1960年5月9日。⑨周梓岸主編、廣東省梅隆鐵路管理處編纂辦公室編輯：《廣東梅隆鐵路志》，廣東梅縣：廣東省梅隆鐵路管理處，1989年；中國地方鐵路協會：《中國地方鐵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78頁。⑩《廣東一百多公里輕便鐵路正式通車　福建林區土鐵路發揮了巨大作用》，北京：《人民日報》，1960年1月8日。安徽省計委綜合處交通組：《修建土鐵路是加強短途運輸的可靠辦法》，北京：《計劃與統計》，1959年第15期。廣西壯族自治區經濟委員會、廣西交通協會編：《廣西交通》，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頁。賈心齋：《河南省群衆大辦土鐵路》，北京：《新華半月刊》，1960年第11期。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　交通通訊卷（1958－1965）》，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第21頁；第392頁；第7頁；第400頁；第131頁；第400頁；第402頁。朱赤：《安徽土鐵路的成長》，北京：《工人日報》，1960年1月22日。吕正操：《開展一個大辦地方鐵路的群衆運動》，北京：《人民日報》，1960年4月9日。實際上，有些學者認為大躍進以“洋”取代“土”的技術革命，很快轉向“土洋並舉”，並最終以“土”告終。但在不同行業中，“土”、“洋”的指向並不完全一致，有的截然對立，有的則存在互通的關係。土鐵路顯然屬於後者，應是較為特殊的“技術革命”形態。中國鐵路史編輯研究中心編：《中國鐵路大事記》，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96年，第250頁；第253頁；第265頁；第267頁；第278頁。鐵道部檔案史志中心：《新中國鐵路50年》，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99年，第65～66頁。10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馮蕙主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44～545頁。《當代河南歷史叢書》編委會編：《當代河南的交通事業（1949⁃1990年）》，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第164頁；第161頁。河南省交通廳交通史志編輯辦公室：《河南省交通史志資料匯編　地方鐵路篇　第一册　1959－1982》，1985年内部版，第3頁；第5頁；第64～65頁。鐵道部技術委員會編：《全國地方鐵路建設經驗》，北京：人民鐵道出版社，1960年，第67頁；第14、16頁；第136～127頁；第4～5頁；第21～22頁；第22頁；第125～136頁。社論：《大辦土鐵路和小洋鐵路》，北京：《人民日報》，1959年12月16日。紀群編：《鐵路大事記（1949⁃1959）》，北京：人民鐵道出版社，1960年，第133頁。清華大學鑄工教研室編：《球墨鑄鐵鐵軌》，北京：冶金工業出版社，1959年，第4～5頁。《國家技術委員會、鐵道部關於推廣球墨鑄鐵鐵軌現場會議向國務院的報告》（1958年11月13日），長沙：《湖南政報》，1958年第16期。中國地方鐵路協會，人民鐵道報社編：《中國地方鐵路》，第2頁；第1頁；第1頁。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3册（1949年10月—1966年5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6頁。袁懷芝、楊相壽：《土球墨鐵鐵軌鑄造生產及廢品分析》，瀋陽：《鑄工》，1960年第5期；王厚基：《鐵軌的鑄造問題》，瀋陽：《鑄工》，1960年第5期；楊相壽：《土鐵軌的鑄造廢品》，濟南：《山東大學學報（工學版）》，1960年第1期。濟南第一鑄造廠土鐵軌的鑄造廢品很高，根據廠裡技術檢查科10月1～22日的不完全統計，廢品率平均為28.2％，有時甚至高達80％。在省委指出科技工作者必須面向生產、為生產服務後，為了幫助第一鑄造廠解决廢品問題，發動以降低土鐵軌鑄造廢品為中心的突擊戰，並取得成功經驗，之後在全市、全省鑄造戰線上推廣。河北省地方鐵路局史志編寫委員會：《河北省地方鐵路史》，第119頁；第52頁。徐增麟主編、鐵道部檔案史志中心編著：《新中國鐵路五十年（1949⁃1999）》，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99年，第69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52頁。邱石編：《共和國重大决策出台前後》，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第214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三），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030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馮蕙主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60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五），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030～2031頁。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河北省志》第39卷《交通志》，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0頁。王晶：《運輸布局學》（自編教材），遼寧大連：大連海事大學管理學院，1995年，第126～128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77～78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17頁。王前：《“道”“技”之間———中國文化背景的技術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4～155頁。作者簡介：馬陵合，安徽師範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安徽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主任、博士生導師。安徽蕪湖　241000［責任編輯　陳志雄］202

ABSTRACTSEnchantmentandDisenchantment:ChineseHistoryinNatureandScienceWangLihua(005)………………………Abstract:Sincetheimplementationofthe“SeparateDisciplineSystem”inmoderntimes,historicalresearchandedu⁃cationhavegraduallybecomealienatedfromthenaturalsciences,resultinginmuchmalpractice.Environmentalhistori⁃ansarewellawareoftheirowndeficitsandareeagertomakeupforthembylearningfromnaturalscientists.NatureandScience,thetoptwomagazines(includingtheirsub⁃journals),havesuccessivelypublishedanumberofscientificpapersrelatedtoChinesehistoryinthepastdecadeorso,wheretheresearchersarepraiseworthyfortheiractivethink⁃ingandadvancedmethods.Unfortunately,thereisalsoaconsiderabledeviationintheirviewsontheoriginandcausal⁃ityofhistory.Theirinformationisalsoratherseriously“autistic”.Thisindicatesthattheoverly⁃excessive“SeparateDisciplinesSystem”alsohasnegativeimpactsonnaturalscientists.Therefore,itisnecessarytoremindtheChineseen⁃vironmentalhistorianstoavoidblindlybelievinginthescientistsspecificconclusionswhilehumblylearningtheoriesandmethodsfromprofessionalnaturalscientists.Keywords:SeparateDisciplinesSystem;environmentalhistory;Nature;Science;enchantmentanddisenchantmentMacaologyRevisitedHaoYufan(025)…………………………………………………………………………………Abstract:AsabridgelinkingChinawiththeWest,MacaohasdevelopedintoahybridculturecontainingboththevirtuesofChinesetraditionandthatoftheWest.TheuniquenessofMacaosculturehasresultedfromtheintensiveinteractionsofdifferentcivilizationsduringthelast400yearsandassuch,itdeservesacademicattention.ThisarticlesuggestshowweshouldelevateMacaoStudiesintoMacaology,andexaminesthepossibilityofbuildingaparadigmforMacaology.Keywords:Macaology;paradigm;civilizationalinteractionMacaoHistoryStudiesinPortugalduringtheRecentTwoDecades:ProgressandEnlightenment　ZhangZhongpeng(034)……………………………………………………………………………………………Abstract:ThestudyofMacaohistoryhasundergoneapositivechangeinPortugalsincethebeginningofthenewcen⁃tury,includinghistoriographyconceptions,organizationalsystems,academicjournals,andinternationalcooperation.Aftermanyyearsofacademicpractice,uniqueresearchcharacteristicshavegraduallyformed.Somesignificantchan⁃ges,whichareshownasfollows,havebeenfound.Intheaspectofhistoricalcognition,thesestudieshaveconstantlybeenbeyondthebordersofnation⁃statesandre⁃examinedthepastfromaglobalperspective.However,historicalwrit⁃inginPortugalisrootedinitsownexperienceandisdedicatedtoseekingMacaosuniquerolebetweeneasternandwesterncivilizations,aswellasillustratingthePortugueseroleintheprocessofearlyglobalizationandMacaosmod⁃ernization.Intheaspectofresearchcontent,thesestudiesfocusonthestudyoftheearlymodernworld⁃systemasacenterforMacao,globalhistoricalwritingonthethemeofdailylife,andtheinvestigationofregionalchangeswithpo⁃liticaltransformationasthemainline.ForChineseacademiccircles,itmaybeusedasareferencefromtheperspec⁃tives,viewpoints,andmethodsoftheirPortuguesecounterparts,especiallyinfacilitatingfurtherstudyofMacaoissues,buildinganindigenousknowledgesystem,andparticipatingininternationalacademicprocesses.Keywords:Macaohistory;Portugal;globalhistory;comparativehistory;discoursepowerTheChineseCompoundWords“buyongshuo”ComplexSentenceandItsRelatedProblems　WenSuolin(047)……………………………………………………………………………………………………Abstract:Theobjectofthispaperistheprogressiverelationcomplexsentenceformedby“buyongshuo”（不用說）inChinese(tosaynothingof/nottosay）.Thecontentofthearticleincludesthreeparts:1)Onthepartofspeechproblemsof“buyongshuo”expressingprogressiverelationship.Thispaperdoesnotagreewiththeviewthatitisaconjunctionbutproposesitanegativeverb.2)Onthesemanticnatureof“buyongshuo”anditsformationofprogres⁃siverelationship.Thepaperholdsthatthe“buyongshuo”oftheprogressiverelationisthenegationofthepresuppo⁃302

sition,andtheexpressionoftheprogressiverelationisformedbyaddinganothermorepowerfulobjecttotheargu⁃ment.3)Onthepragmaticstrategiesofprogressivecomplexsentencesof“buyongshuo”anditsfalseandtruemean⁃ings.Keywords:Progressivecomplexsentence;“buyongshuo”;pragmaticnegation;presupposition;lexicalizationTheOriginandDevelopmentofPortugueseTeachingin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of　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BayArea)ZhangYunfeng(059)…………………………………………Abstract: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isoneoftheregionswiththehighestdegreeofopennessandthestrongesteconomicvitalityinChina.Inrecentyears,drivenandradiatedbythestatusofMacaoasa“platformbetweenChinaandPortuguese⁃speakingcountries”,Portugueselanguageteachingin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inthe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hasdevelopedsignificantlyintermsofschoollevel,numberofstudents,andstrengthofteachers,etc.AstheroleofMacaoasa“platformbetweenChinaandPortuguese⁃speakingcountries”continuestodeepen,theneedtobreakdownthelanguagebarriersbetweenChineseandPortuguesepeopleismoreurgentthaninanyhistoricalperiodinthepast.The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ofMacaoasarepresentativeoftheGreaterBayAreawitheconomic,trade,technologicalandacademicadvantages,continuetodeveloptheSino⁃PortuguesebilingualtalenttrainingbaseandresolvethebottleneckproblemofSino⁃Portuguesetranslation,andaimingtocontributeto“theBeltandRoadInitiative”aswellasfurtherstrengtheningfriendlycooperationbetweenChinaandPortuguese⁃speakingcountries.Keywords:Portugueseteaching;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BayAreaStudyontheChineseTranslationofMomentInPeking:CenteredonZhangZhenyusandYuFeisVersions　KongLingyun(067)…………………………………………………………………………………………………Abstract:LinYutangsEnglishnovelMomentInPekingwaspublishedinNewYorkin1939,andhassincebeentrans⁃latedintomanyChineseversions,includingpartialtranslationsandfulltranslations,aswellasShunXiJingHua（《瞬息京華》）andJingHuaYanYun（《京華煙雲》）.Notonlydidthetranslationshavetheirowncharacteristics,butal⁃sothedifferentversionsbythesametranslatorweredifferent.BasedontheoriginalEnglishversionof1939,ZhangZhenyusandYuFeistranslationwasstudiedfromtheaspectsoftechnicaloperationandideologicalmanipulation,whilealsofurtherexploringtheauthorsandtranslatorsviewsontranslationandculture.Keywords:MomentInPeking;Chinesetranslation;proofreadingandevaluationUnfulfilledPotential:ZhuJingnong(KingChu)sEducationalIdeaandPracticeLiuJiafeng(078)…………………Abstract:ZhuJingnong(KingChu)waspraisedbyWangYunwuasa“comprehensiveeducator”intheRepublicofChina,butheisalmostforgottenincontemporaryChina.HeoncestudiedintheUnitedStatesandwasdeeplyinflu⁃encedbyDeweyseducationalphilosophy.AsadevoutChristian,hepreachedtheimportanceofreligioninnationaled⁃ucation.HedefendedthelegitimacyofChristianschoolsintheAnti⁃ChristianMovementsandtakingbackChineseed⁃ucationalrightsinthe1920s.HewasaseniormemberoftheNationalistParty,followingSunYat⁃senallhislife,andintegratedtheeducationalpurposesoftheThreePeoplesPrincipleswithwesterneducationaltheories.Headvocatedtheindependenceofuniversityeducationandfreedomofthoughtandopposedtheinterferenceofstateandparty.HewasapracticeeducatorandspentmuchtimeinthepoliticalandacademicconversionandwasespeciallyengagedineducationadministrationinHunanProvinceformorethantenyearswithoutstandingachievement.Whetherasaschol⁃aroranofficialingovernment,Zhutookeducationashislifelonginterestandprofession.However,thepoliticalserv⁃icecostZhuhismoreengagementinprofessionalexplorationofeducation,andbroughtregretstohiminhislateryears,whichwasalsoacommonregretforintellectualswhoembraced“educationtosavethecountry”duringthatera.Keywords:ZhuJingnong(KingChu);comprehensiveeducator;politicalandacademicconversion;educationtosavethecountry402

StudiumBiblicumVersion:TheOnlyCompleteChineseTranslationofCatholicBibleZhaoXiaoyang(090)………Abstract:ThetranslationoftheBibleinChinabeganwithCatholicmissionaries,withearlytranslationswritteninclas⁃sicalChinese.AttheendoftheMingDynastyandthebeginningoftheQingDynasty,CatholicBibletranslationhadalreadybeguntotakeshape.TheseunpublishedmanuscripttranslationsoftheBiblehadagroundbreakinginfluenceonthetranslationoftheBible,buttheyremainedsilent.Attheendofthe19thcentury,CatholicmissionariesagainbegantotranslateandpublishedtheChineseversionoftheBible.WiththearrivalofFranciscanGabrieleMariaAllegrain1931,andtheestablishmentoftheStudiumBiblicumFranciscanuminPekingin1945,ChineseCatholicBibletransla⁃tionenteredanewera.TheStudiumBiblicumVersioninvernacularChinesewaspublishedinHongKongin1968andwasthefirstandonlyChinese“OldandNewTestamentsBible”translatedbytheChineseCatholicChurch,andbe⁃camethemostwidelyadoptedauthoritybyCatholicsintheChinese⁃speakingregion.Keywords:TheStudiumBiblicumVersion;GabrieleMariaAllegra;StudiumBiblicumFranciscanum;theonlycom⁃pleteChinesetranslationofCatholicBibleChristianityandWomensVocationalEducation:AStudyofHuchowWomensSchoolfrom1918to1937　WangMiao(098)……………………………………………………………………………………………………Abstract:In1918theAmericanNorthBaptistForeignMissionSocietyestablishedavocationalschoolforwomencalledHuchowWomensSchool.HuchowWomensSchoolwascommittedtoembracingandbroadeningtheinclusionofmarriedwomenandwasknownforallowingstudentstoenrollwiththeirchildren.Theschoolestablishedarelative⁃lycompleteschoolingsystemincludingachildrensdepartment,kindergarten,primaryschoolandwomensvocationaleducation.Itseducationalcharacteristicsofemphasizingthetrainingofwomenshomemakingskillsandthecareofchildrenwerequiteuniqueanditwaspraisedas“auniquewomensschool”.However,thestrongChristianityoftheschooltriggeredacontroversyduringtheAnti⁃ChristianMovementsinthe1920s,andtheschoolsmanagementpoli⁃ciesthatrestrictedstudentfreedomwerealsocriticized.JustlikeotherProtestantschools,HuchowWomensSchoolwasaffectedbyfactorssuchasthepoliticalsituationbothathomeandabroad.Keywords:HuchowWomensSchool;Womensvocationaleducation;ChristianityTurningCrisisintoOpportunity:theDilemmaandHopeofComprehensiveAcademicJournals　intheQuantitativeAge　LiuJingxi(110)…………………………………………………………………………Abstract:Thenatureofacademicjournalshasbecomeahottopicinthequantitativeage.Theinterventionofpoliticalin⁃stitutionsandadministrativefactorshavemadethequantitativeevaluationsystemalienatedanddominant,becominganexclusiveandevenmandatoryevaluationstandard.Thequantitativeevaluationsystemformatsalljournalsandignorestheirdifferentiateddevelopmentecologycausedbydifferentacademiccharacteristicsandstyles,especiallyforcompre⁃hensiveacademicjournals.Asforcomprehensiveacademicjournalstrappedinexternalevaluation,therearewaystodealwiththisdilemmaandpublicizetheirself⁃stylethroughfollowingacomprehensiveandthematicway,condensingdisci⁃plinesbyquestionsandnotcuttingquestionswithdisciplines,increasingtheconcentrationofcontentandrealizinginten⁃sityandtheclustereffect,runningrefocusingstrategiesonthepremiseofhighlightingcharacteristicsandpersonality,andfinallythroughbuildingaconcentricdiversificationsystemthattakesaleadingthemecolumnastheaxis.Keywords:Quantitativeage;quantitativethought;justiceofevaluation;quantitativeevaluation;qualitativeevaluation;comprehensiveacademicjournalTheDilemmatoHoldtheValuesofEqualityinAcademicPublishingHeYunfeng(123)……………………………Abstract:Inacivilizedsociety,equalityvaluesneedtobeupheldbyallmembers,whichmeansthatacademicpublica⁃tion,asakeylinkofhumanknowledgegrowth,mustalsoadheretothevaluesofequality.Equalinnovation,equalpubli⁃cation,equalcompetitionandequaldisseminationarethemainlinksinthegrowthofhumanknowledge.Therefore,vio⁃latingtheprincipleofequalityofacademicpublishingwillnotbeconducivetothegrowthofhumanknowledge,andwillnothaveethicallegitimacy.However,intherealityofacademicpublication,manyphenomenathatchallengeequalpubli⁃502

cationcontinuetoemerge.Bothinternationalanddomesticacademicfieldsarefacingvariousdilemmasofequalityval⁃ues.Itisgratifyingthattheinternationalanddomesticacademicfieldsareactivelytakingvariousmeasurestoovercomethesedifficulties.Theinternationalizationofeditorialboards,peerreviewsystems,naturalcontributionsystemsandtheethicalconstraintsofeditorsarewidelyusedintheinternationaljournalfieldtocopewiththedilemmaofunequalpubli⁃cation.Meanwhile,thedomesticjournalfieldisalsoactivelytakingrelevantmeasures,includingregulatingthelayoutfee,establishingantheanonymousreviewsystem,opposingdishonestcitations,etc.,whichaimstoadvocateequalityvaluesinacademicpublication.Despitethis,atbothinternationalanddomesticeffortsarenotenoughtogetridofthedilemmaofequalityvaluesinacademicpublication,buttheyareatleastdevelopinginapromisingdirection.Keywords:Academicpublishing;academicjournals;equalvalues;knowledgegrowthJournalsandAcademicSharingintheEraofFusionMediaZhengShanshan(135)…………………………………Abstract:Academicsharingisthefutureofknowledgedisseminationandtheobjectiveofacademicjournalssincetheirinception.Inthecontextoftheeraofmediaintegration,activeparticipationinacademicsharingisofgreatbenefitto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journals.Facingthechallengesofthedigitalfuture,academicjournalsneedtore⁃locate,changetheirideas,completetheoverall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mediaintegration,buildaneworderofacademiccommunicationandanewacademicpublicplatform,aswellascultivatenewcompositeeditors.Theultimategoalofacademicsharingcannotbeachievedonlybytheeffortsofacademicjournalsthemselves,butalsobycorre⁃spondingtop⁃leveldesigns,deepeningreforms,innovatingsystemsandmechanisms,andincreasingrelevantsupports.Keywords:Academicsharing;academicjournals;academiccommunity;mediaintegrationTheValueof“PreciseHumanities”GerhardLauer(144)……………………………………………………………Abstract:Asanewresearchmethodofhumanities,digitalhumanitiesprovideabetterresearchfoundationandabroa⁃derdevelopmentprospectforhumanities.Butthis“precisehumanities”innovationinresearchmethodsandcontenthasledtoa“digitalhumanitieswar”.Infact,thepathofprecisioninthehumanitieshasalonghistoryandtakingamoreprecisepathinthehumanitiesisnotadestructiveact.Theexacthumanitiesarevaluabletothefurtherdevelop⁃mentofthehumanities.Whetherprecisehumanitiescanplayamoreimportantroleinhumanitiesresearchinthe21stcenturydependsontheattitudeofhumaniststowardsit.Keywords:Digitalhumanities;precisehumanities;inexacthumanities;valueDigitalHumanitiesandWorldLiterature:theCaseof“GoetheandWorldLiterature”RevisitedYaoDadui(156)…Abstract:HavingacceptedFrancoMorettisdistantreadingofModernEnglishnovels,andalsousingmaterialsliketheEnglishtranslationofChineseliteratureandmissionarypublicationsintheearlymodernperiod,thecaseof“GoetheandWorldLiterature”maybereinterpreted.FrancoMorettidividesmodernEnglishnovels(1740⁃1900)into44maintypes,ofwhich“CourtshipNovels”havethelongestduration.TheresultofMorettisdistantreadingoncourtshipno⁃velscanbere⁃usedtoreinterpretthecomplexsituationofthetranslationandacceptanceofChineseliteratureinthemodernera,especiallytheHuajianJiandHaoqiuZhuan.Moreover,thesituationofthesetwosecondorthird⁃rateChineseworksinEnglishavailabletoGoethewasdependentontheChinesemarketandwasalsoinfluencedbytheBritishmarketaswell.TheresultofMorettisanalysishelpstoestablishtheconnectionbetweenPeterPerringThoms,ThomasPercy,andGoethe.ThesealsosubstantiateMorettisconjecturesonworldliterature.Keywords:Goethe;worldliterature;digitalhumanities;FrancoMorettiTheExplorationofSocialNetworkAnalysisinthe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s:aCaseStudyofImperial　ExaminationGraduatesSurnamedZengLiuJingchen(163)………………………………………………………Abstract:Relyingonthe“DatabaseofSuccessiveImperialExaminationGraduates”andthe“ChinaBiographicalDa⁃tabaseProject”,wecanusesocialnetworkanalysistotakeacloselookatimperialexaminationgraduateswhoaresur⁃namedZeng.Notonlycanthisanalysisexaminethesocialrelationshipandkinshiprelationshipsfromamacroperspec⁃602

tive,butitcanalsonarrowthescopetoexamineimperialexaminationgraduatesofacertainplace,andalsoexaminetherelationshipbetweenanytwoimperialexaminationgraduatesindifferentregions.Thisistheinitialexplorationofsocialnetworkanalysisappliedtotheimperialexaminations,whichhopestoarousemoreresearchersattentiontothecombinationofdigitalhumanitiesandtraditionaldisciplines.Keywords:Socialnetworkanalysis;imperialexamination;imperialexaminationgraduates;DatabaseofSuccessiveIm⁃perialExaminationGraduates;ChinaBiographicalDatabaseProjectEveryoneWasaRevolutionary:OnThe“NewRevolutionaryHistory”PengJian(171)……………………………Abstract:Theexplanationoftheterm“newrevolutionaryhistory”andtheworkspublishedunderthetitleofthetermhaveleftadeepimpressionthat“newrevolutionaryhistory”isjust“newrevolutionaryhistory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Infact,themodernrevolutionhasarichconnotation,whichshouldbetheobjectiveofthescholarswhostudythehistoryofrevolution.Inthethreerevolutionsofthe20thcentury,namelythe1911Revolution,theNationalRevolutionandtheCommunistRevolution,thecounter⁃revolutionaries,theKuomintang,theBeiyangandtheQingDy⁃nastyroyalfamily,undertheobservationofthe“traditionalrevolutionaryhistory”,areactuallytheleadersofacertainstageinthemagnificentrevolutionarymovementinmodernChina.InmodernChina,underthepressureofinternalandexternaltroubles,almosteveryonewasarevolutionary.Buttherearedifferentrevolutionaryplans,sothecompetitionandalternationoftheplanswereveryfierce.Keywords:Thenewrevolutionaryhistory;therevolutionary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TheKuomin⁃tang;Beiyangwarlords;TheQingDynastyroyalfamilyTheDisbandmentoftheRevolutionistsinShanghaiaftertheNationalProtectionWarChenZhe(182)……………Abstract:AfterthedeathofYuanShikaionJune6,1916,theChineseRevolutionaryPartyhadtofaceanunfavorablesituation.Thereasonformilitaryrebellionbecameinvalidbecauseofthedeathofthetarget,buttroublesomeproblemsofarrangementswereextremelyurgent.Ontheoneside,hugedebtborrowedfromoverseasChinesehadtoberepaid.Ontheotherside,numerousmembersshouldbedismissed.TheChineseRevolutionaryPartydidnotgraspanypowerandwealththroughthewar,soitwasadifficulttasktoresolvetheseproblems.TheprocessoftheNationalProtectionWarandtheheroismoftherevolutionistshavealreadybeencarefullyresearched,buttheembarrassmentaftertherevo⁃lutionisstilloutofsightofresearchers.ThedisbandmentoftherevolutionistsinShanghaiaftertheNationalProtectionWaropensanotherfaadeoftherevolutionbeforeusandrevealsthehelplessnessandexhaustionofthegrass⁃rootedpartymembersafterthefadingoftherevolutionarycorona.Keywords:TheNationalProtectionWar;TheChineseRevolutionaryParty;disbandment;ShanghaiFromFantasytoReality:TheIndigenousRailwayduringtheGreatLeapForwardandItsTechnological　EvolutionPathMaLinghe(191)…………………………………………………………………………………Abstract:DuringtheGreatLeapForward,theboomofindigenousrailwayconstructionwasaresultofruralindustriali⁃zation,centeredonironandsteelandcharacterizedbysmallgroups,whichreflectedthetechnicaldevelopmenttrendofcombiningindigenousandforeignmethodsandwalkingontwolegs.Theimplementationofrailwaycarsandtrackswereamanifestationoftheruralpeoplesspatialandtimeconsciousnesstowardsurbanization,aswellasthepursuitofnewproductiveforcesandtechnologies,whichdemonstratedaspecialpathoftechnologicalevolution.Atonetime,thetechnologicalrevolutionofintegratingindigenousmethodswithmodernmethodsandtransferringfromindigenousmethodstothemodernmethodswassupportedbythegovernmentandscientificresearchinstitutions,butitwasdiffi⁃culttoachieveactualresultsduetothelackofsustainedpolicysupportandadequatefinancialinput.Afterthe1960s,withthegradualformationofthelocalrailwaymanagementsystem,mostoftheindigenousrailwayswereeliminated.Onlythoselineswithobviouseconomicbenefitswereretainedandbecamethebasisofthelocalrailwaynetwork.Keywords:GreatLeapForward;indigenousrailway;orbital;technicalrevolution702

徵稿啟事《澳門理工學報》是澳門理工學院主辦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1998年創刊。“人文社會科學版”為中文版，季刊，大16開本，每期208頁。常設欄目有名家專論、港澳研究、區域經濟、總編視角、中西文化、文學研究、語言翻譯等。本刊熱誠歡迎海內外學界朋友賜稿。茲就中文來稿規範及相關事項說明如下：一、本刊係學術理論性刊物，尤其歡迎有原創性的學術論文。篇幅以8,000～12,000字為宜，簡體、繁體文本均可，錄入請採用Word軟件。文稿電子版請以“附件”方式發送。二、本刊注釋一律採用文末注，標號順序採用加圓圈的阿拉伯數字①②③……，並置於正文文字的右上角。具體標注格式如下：1.專著、譯著、論文集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碼。2.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報告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地點、機構、文獻形成時間、頁碼。3.期刊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刊名、年期。4.報紙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報名、日期。5.古籍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卷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或責任者、文獻題名、部類名、卷次、版本。6.檔案文獻的標注順序為：文獻標題、文獻形成時間、卷宗號或其他編號、收藏地點。7.外文文獻的標注格式原則上採用該語種通行的引證標注方式。三、參考文獻置於注釋之後，按其重要性或參考的先後順序編號排列。注釋中已出現的徵引文獻，在參考文獻中不再列出。參考文獻的標注格式與注釋的格式基本相同，但不標示具體頁碼。四、來稿需提供200字左右的中英文提要、3～6個中英文關鍵詞及作者中英文姓名，並請附上作者學術簡歷以及聯繫地址、郵政編碼、聯繫電話、電子郵箱等相關資料。基金項目或資助項目請注明具體名稱及編號。五、本刊對擬採用稿件有酌情刪改權，如不同意刪改者，請在來稿時特別聲明。來稿一經刊用，即付薄酬，並贈送兩本樣刊。凡刊載於《澳門理工學報》文稿的著作權，均由澳門理工學院和作者共同享有，作者著作權使用費已在稿酬中一次性給付，本刊不再另行支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本刊所授權的相關收錄、上網、下載、轉載或收入論文集等用途，請在來稿時作特別聲明。稿件請勿一稿多投。來稿一律不退，敬請作者自留底稿。所有投稿均實行匿名審稿，如半年後未接獲採用通知，作者可自行處理。六、本刊倡導良好學風，嚴格遵守學術規範。來稿如發生侵犯他人著作權或人身權行為，作者應負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七、歡迎光臨journal.ipm.edu.mo免費查閱本刊自創刊以來的各期電子版全文。八、本刊聯繫地址：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報》編輯組。電話：（00853）28555467，28555937。傳真：（00853）28723786。電子郵箱：xuebao@ipm.edu.mo《澳門理工學報》編輯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