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1981年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情况的回顾1981年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新进展……………………………………林萌 李玉昆（ 1）1981年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研究概况………………………………………………耿引曾（5 ）1981年华侨史研究情况的回顾与展望……………………………………………林金枝（ 7）1981年中俄关系史研究综述………………………………………………………马大正（10）附“尼布楚条约”研究的新成果………………………………………………吕一燃（13）学 术 动 态华侨史研究座谈会在京胜利召开，宣告成立华侨历史学会…………………………………………………………………………（15）宁波港海外交通史学术讨论会在宁波……………………………………………………（16）九·一八事变史学术讨论会在沈阳举行…………………………………………………（16）科研新成果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一书出版……………………………………（19）我学会理事长孙毓裳同志受美国奥斯汀大学聘请，短期赴美……………………………（20）国 外 来 函美国“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学报主编科恩教授来函愿与我会建立合作关系………（20）学 术 信 箱《外国史知识》杂志开辟《中国与世界》专栏，欢迎我会会员投稿…………………（18）

★ ★1981年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情况的回顾1981年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新进展林萌 李玉昆981年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关于中国古代海外交通航线的研究中国古代与美洲的海上交通。宗然的《 扶桑国之谜 》（《外国史知识 》1981年第 8期）对国内外史学界关于扶桑国是否为墨西哥的争论做了全面的综述。房仲甫就殷人航渡美洲问题发表了《扬帆美洲三千年——殷人跨越太平洋初探》（《人民日报1981年12月 5日），认为殷人可能经阿留申群岛之南沿海岸航抵墨西哥。国内一些报纸曾予转载并译发国外。朱杰勤、韩振华教授对公元前二世纪时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交通航线上所经一些国名的考释进行了新的探讨，分别发表了《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通路线初探》（《海交史研究》第 3 期）、《 公元前二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末段考释》（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南洋问题文丛 》1981年第1期）。他们除都同意日本藤田丰八和法国费琅的黄支即建志补罗（Kanchipura），已不程国即翦伯赞、苏继庼称为锡兰岛（今斯里兰卡）外，另外又提出许多新的看法。如藤田丰八认为都元国在马来半岛或苏门答腊附近，劳干氏说在菲律宾，许云樵认为都元国即都昆国，地在婆罗洲。朱杰勤则把都元定在越南沱灢；而韩振华从大量的史料分析说“都元”二字，不是译音，纯是汉名，而且应作为“元都”之解，都即都邑，元为玄，可训黑，就是黑人的都邑，也就是“玄都”或“黑都”，其地即南坼东 滨海，即今越南中坼以南至扶南以东的 海地区（亦即中坼南坼的东海岸）。关于邑卢没国，藤田丰八考证在缅甸直通（Thathong）或其附近。而许云樵考定在暹罗（泰国）境内东南滨海地区，但都未能指出具体地点。朱杰勤却能考定在暹罗湾最大入口处Ratburi（今叻丕）；韩振华考证在暹罗湾附近之湄南河入海处之罗斛（Lava）。关于谌离国，朱杰勤同意许云樵谌离即顿逊（亦作典逊 Tenasserim，今译丹那沙林）之说，而韩振华则认为是暹罗湾头（Sya m－ratth a）古都的佛统。关于夫甘都卢国，朱杰勤否定藤田丰八扶甘都卢即蒲甘之说。韩振华说，夫甘为国名，都卢为族名，夫甘都卢国，就是缅甸历史上所谓公元前443年至公元95年直来人建都于卑谬的旧夫甘王国。汶江也在《 公元前后的中西古航线试探质疑 》（《学术月刊 》1981年第 6期）对李成林《 公元前后的中西交通古航线试探 》（《学 术 月 刊 》1980年第3期）的“夫甘都卢

国”即当时的“安度罗国”，地在现在印度的东南海岸，夫甘都卢国便是安度 罗 的对音等说法，提出不同的看法。关于皮宗，韩振华否定认为它在马来西岸的看法，认为应是印尼苏门答腊大岛；朱杰勤却认为在越南濒海 Binh－Son（今之平山）。关于三国时代吴国通往东南亚、南亚的航线问题。辛士成在《试论三国时代吴国的海上交通》（《史论》第一辑，福建省社联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编印，1981年）一文中，认为三国时代，会稽郡仍然是一个航海出发点，孙吴末年，建安（福建省建瓯县）不仅是造船业的中心，而且是航海的出发点。主要航线是：由会稽出发，会稽——建安——广州——交趾。吴国与东南亚各国和西方国家的友好往来是由交趾中转的，其航线可能由交趾——林邑——扶南——天竺——大秦。关于唐代渤海通往日本的航线。王侠《唐代渤海人出访日本的港口和航线》（《海交史研究 》第 3 期）介绍了唐代渤海国通往日本的港口和航线。唐代渤海人出訪日本的港口是毛口崴（即现在的波谢特湾里的克拉斯基诺），渤海国通往日本的陆路和海路，史称为“日本道”，可分为三条航线：即北线、筑紫线、南海府线。926年渤海为契丹所灭，中日之间的航线便告中断。关于宋代泉州通往东南亚的航线。李影《泉州湾宋代海船航线的探讨》（《史论》第一辑），从古船出土的大批香药、贝类的鉴定，以及古船沉没的时间与原因的分析，认为这是一艘远航东南亚返航泉州的入口船。关于海上贸易的研究吴泰：《试论汉唐时期海外贸易的几个问题》（《 海交史研究》第3期）认为我国的海外贸易，在汉代以前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可征，汉代以后才有确切的文献记载。汉代中国商人曾航海到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地区从事贸易活动。汉代至南北朝时期，海外贸易持续不断地发展，隋唐时期发展到了崭新阶段。唐代中期陆上“丝绸之路”受到阻碍，从此衰落下来，而海上贸易取而代之，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渠道。杨余练：《试论康熙从“开海”到“禁海”的政策演变》（《光明日报》1981年1月13日），对康熙从“开海”到“禁海”的政策演变及后果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开海禁的原因并指明开海令使我国海外贸易得到迅猛发展，刺激了沿海地区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也分析了1717年康熙下令禁海的主要原因及其后果。吕坚：《 谈康熙时期与西欧的贸易》（《 历史档案 》1981年第 4期），论述了康熙开海后与西欧贸易明显增长的情况及其影响。冯先铭的《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 》（《文物 》1981年 6期）对“海上丝绸之路”或曰“陶瓷之路”进行考察，分析了宋代我国瓷器外销骤增的历史原因，辑录了研究宋元时期海外交通史的重要资料《諸蕃志》、《 真腊风土记 》和《岛夷志略 》中有关瓷器输出亚洲地区的资料，并系统地介绍了日本、朝鲜、菲律宾、文莱、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地出土的中国陶瓷。庄为璣的《泉州三大外销商品——丝、瓷、茶》（《海交史研究》第3期）对福建对外

贸易历史进行研究，对泉州港的主要外销产品絲、瓷、茶的生产历史、行销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详细介绍。中国历史档案馆：《郑芝龙海上活动片断》（上）（《 历史档案》1981年 4期）介绍了明代兵部档案内有关郑芝龙海上起事的文件，对研究明末私人商业对外贸易、东南亚情势及郑成功家世，颇有参考价值。关于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友好往来潘吉星的《阿格里柯拉〈矿冶全书〉在明代中国的流传》（《 海交史研究》第 3期）介绍了阿格里柯拉《 矿冶全书》在明代的流传经过。周启乾的《关于古代中日漆艺交流》（《海交史研究 》总3期）介绍了中日漆艺交流的历史，指明中国漆艺在日本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也指出南宋时期日本的髹漆艺术也传入我国，明宣德间还专门派遣工匠前往日本学习。廖渊泉、黄天柱、蔡长溪的《 书艺花璀灿，日中友情长 》（《海交史研究》总 3期）和《 中日书法交流述略》（（江苏）《文博通讯》1981年5期）对中日书法交流的历史进行了探讨。傅熹年的《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 关系 》（《 建 筑 学报》1981年4期）对中日建筑艺术的交流进行了研究。谢方的《 我国第一个到达地中海 的 旅 行家—— 杜环 》（《 文史知识 》1981年4期），陈公元的《郑和下西洋与中非友谊》（《 海交史研究》总 3期）；陈江的《中西交通史上的名人利玛竇》（《外国史知识》1981年5期）， 洪鹤年的《中世纪意大利旅行 家和 德里》（外国史知识》1981年8期），张跃铭的《〈马可波罗游记〉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江淮论坛》1981年3期），徐明德的《马尔·蒂尼（卫匡国）在华活动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4期）等文章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作出贡献的人物进行了研究和介绍。夏鼐的《中国瑞典友好关系的历史》（《外国史知识》1981年 8期），张俊彦的《中古时期中国和阿拉伯的往来——兼论中国和阿曼的关系》（《 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3 期）和《 辛巴德航行与香料之路》（《百科知识》1981年6期）， 江醒东的《明代中国与菲律宾的友好关系》（《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 1期 ）， 莫任南的《 上古时期中西经济 文化交 流》（《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1期），郁龙余的《从沈括的〈梦溪笔谈〉看中印古代文化交流》（《 南亚研究 》1981年第1辑），涂厚善的《〈佛国记〉与 古代 印度史 的研 究》（《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3期）， 余定邦的《钱古训和他的〈百夷传〉——兼谈明初的中缅关系》（《 中山大学学报 》1981年 1期 ），陈碧笙的《中泰历史关系略论》（《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1期） ，陈鹏、石西的《略论泉州法石出土的西班牙银币》（《海交史研究》第3期）等文章，对中外友好关系、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和介绍。林文明《宋代中外人民友好往来的重要实物资料 ——南安九日山虞仲房等祈 风 石 刻 浅注》（《海交史研究》总3期）， 继续介绍南安九日山祈风石刻。这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祈风石刻，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市舶祈风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袁坚《斯里兰卡和郑和布施碑》（《南亚研究》1981年第1 辑），介绍了郑和在斯里兰卡所立的碑。林文明《关于泉州出土阿拉伯文候赛因墓碑年代问题的争议》（《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4期） ，介绍了古阿拉伯文候赛因碑年代翻译的几种不同意见，请求全国宗教界、史学界和阿拉伯语翻译界的有关专家进行翻译鉴定研究。夏鼐的《 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 里 可温 （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1 期），庄为璣、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寺址考》（《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2期），庄为璣、陈达生《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 3 期），柳存仁著、林悟殊译《唐前火袄教和摩尼教在中国之遗迹》（《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3期），吴幼雄《试论泉州伊斯兰教寺的创建时间》（《史论》第1辑）等文章对与海外交通有密切关系的宗教进行了研究。此外，朱杰勤的《海神天妃的研究 》（暨南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史论文集 》），林元伯的《湄州岛上妈祖庙》（《中国建设》（中文版）1981年9期）， 介绍了海神天妃的历史和湄州岛上妈祖庙。关于市舶管理机构设置问题的研究为了配合宁波港海外交通史学术讨论会，《 海交史研究》第3期发表了一组有关文章，即林 士 民、林 瑛、袁云龙、洪可尧的三篇论文资料。文章根据《鄞县通志 食货志》、《宝庆四明志·市舶 》等等提出唐代扬州、宁波已有市舶使之设，有的说唐代已有市舶（舶务）、市舶司之设，五代称博易务。关于古代造船技术史的研究席龙飞、何卫国的《对宁波古船的研究 》（《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报》1981年第2 期）一文指出，宁波港发现宋代海船是继1974年在福建省泉州湾发掘出一艘宋代海船和1978年天津静海县出土宋代河船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文章对古船的船型、结构以及造船工艺方面的技术成就，作了具体阐述。席龙飞的《 浆舵考》（《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报》1981年第 1期），认为浆至迟产生于距今约七千年以前，到四千七百年前已相当普遍。舵是由划船用的浆演变来的，增加浆叶的面积以便控制船的方向，逐渐产生了舵。在我国，舵产生于东汉时代，它的成熟和完善则在唐宋时代，至迟在宋代。杨槱、杨宗英、黄根余的《略谈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海交史研究 》总3期）认为《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的“长四十四丈，广十八丈”是不可信的。他们从当时各种情况推测宝船的尺度为长18丈，宽 4．4丈，排水量一千二百吨左右。这篇文章发表后，已引起学术界的很大反应，有的赞成这一论点，也有的持反对意见。此外，朱杰勤的《中国古代海舶杂考》（暨南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史论文集 》），对我国古代海舶的发展作了一些考证。

关于古代港口的研究周中坚《古代泉州港兴衰史浅探》（《天津师院学报 》1981年 4期）认为宋代东南亚地区经济的空前繁荣，阿拉伯人海上贸易的兴盛，都提出需要一个巨大海港，二者在海港的位置要求上的矛盾恰好在泉州港得到平衡和统一，因为泉州的位置居中，并具有优越的港口历史基础；南宋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和对泉州港的苦心经营又给予直接的有力推动——这就是泉州港两宋之际异军崛起的历史前提。元末的战乱，阿拉伯商人被迫撤离，到明代海禁和倭患，民间贸易全遭禁止，泉州港终于衰落。黄宝玲《从泉州港的兴衰看社会发展的动力》（《 史论》第 1辑）认为泉州港的兴衰与社会安定、生产力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宋元时期，泉州港处于偏安一隅；生产力发展，经济繁荣，扩大了海外贸易，使泉州港趋于兴盛；而元末的战乱，明清的海禁，使泉州港日益衰落。林士民《古代的港口城市——宁波》，袁云龙、洪可尧《宁波港考略》，林瑛《明州市舶使略》（均载《海交史研究》总3期），对宁波港的形成、兴衰进行了研究。《海交史研究动态 》第 8 期译载了（日）斯波义信的论文《宋代明州的城市化和地区的开发》，对研究宁波港的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朱振声《 从福州的几处古迹看中琉关系》（《海交史研究 》1981年第 3期）从福州的市舶司、来远驿、进贡厂、琉球馆、琉球墓等文物古迹，阐述明清时期福州港在我国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及其在中外友好关系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陈自强的《明代漳州月港初探》（《史论 》第1辑）对明代漳州月港的兴衰及其海外贸易的特点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月港是在成化年间泉州港衰落以后兴起的，万历年间为全盛时代，天启间逐渐衰落；并探讨了其衰落的原因及月港海外贸易的特点。1981年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研究概况耿 引 曾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关系历史悠久，自公元前二世纪起双方之间就有接触。依据 中国 史料，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与南亚各国的使臣、僧侣、商人相互往来不断；中国研究南亚的学者也不乏其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在五十年代中期较活跃；现在八十年代初期又处在一个方兴未艾的新阶段。从1981年研究成果来看，质和量都有显著的提高。本年度，在中国与南亚的佛教关系的研究上发表了一些有一定深度 的文章。季羡林的《 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虞愚的《玄奘对因明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以及张春波的《玄奘对唯识学的发展》（《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 1期）都是很重要的论文。季文对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五次提到的“大乘上座部”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论断。由

于大乘本无“上座部”、“大众部”之分，可是玄奘又五次提到它；对此，各国学者异说纷纭。季羡林则根据巴利文佛典和锡兰史籍的记载，又运用中外史籍的资料，探讨了“大乘上座部”的含义。他认为“所谓‘大乘上座部’，并不是大乘与上座部两种东西，而是接受大乘思想的小乘上座部一种东西，可是又包含大乘与小乘两方面的内容，因此才形成了‘大乘上座部’这种奇特的教派。”该文在解决一百多年来欧洲、日本学者的争论中起独树一帜的作用。虞文认为因明是印度逻辑史上的一个重要体系，玄奘在印度游学时对因明作了贡献，具体表现在“对胜军‘诸大乘经皆是佛说’一量的修改上”和“在解答正量部师般若毱多的难题上”。虞愚又把玄奘归国后对因明的发展归纳为五点，同时还指出了玄奘的贡献也表现在纠正吕才对因明的误解上。这些论点丰富了中印佛教关系史的内容。张文认为玄奘对印度的唯识学是有发展的，即“挟带说”和“真唯实量”。文中对这两个新观点作了具体阐述；同时还指出玄奘揉译的《成唯实论》既代表了他对唯识学的理解，也代表了他的创见。但张春波认为唯实学术是唯心主义的，未起好作用，一律应予批判。1981年度关于中国与南亚物质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也颇见成效。李治寰的《从制糖史谈石蜜和冰糖 》（《历史研究》1981年第2 期）文章中明确提出“制固体石蜜的技术是唐代自中印度引进制沙糖法时同时引进的”，也就是说，唐贞观二十一年派留学生赴中印度摩揭它国学熬糖法，既包括沙糖、也包括固体石蜜等制作方法。杨瑞林的《中国佛教艺术演变略谈》（《南亚研究》1981年第 1期）一文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艺术便逐渐吸收印度艺术的特色，并加以发展，形成了独特风 格的佛 教艺术”。他从雕刻、绘画、建筑等几方面剖析了中国佛教艺术受印度影 响的 情况。郁龙余的《从沈括的〈梦溪笔谈〉看中印古代文化交流》（《 南亚研究》1981年第 1期）一文，则对《梦溪笔谈》中保存的中印文化交流的资料作了分析和探讨。《 南亚研究》第2期译载了日人中村元的《 论中国文化在亚洲的意义》一文，着重论述了中国文化对南亚的影响。他首先考证了中国何时为南亚所知；其次提出“中国思想在印度留下了痕迹，即如，‘天子’观念为贵霜王朝所接受”；再之，他论证了中国文化对南亚的实际意义。他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巡礼僧的游记，就不可能产生印度古代地理学 和古代考古学”。又认为“中国对印度的影响，明确地见于文学的是密教文献”。还认为“起源于中国文明的技术进步，曾对印度文明的发展方向起过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使用火药的大炮的发展”。他的这些新颖论点有助于中国与南亚文化关系史的深入研究。在中国与南亚的交通方面有陈茜的《川滇缅印古道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该文对我国四川、云南、和缅甸、印度的古代陆路交通线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分先秦至两汉、唐宋、元明清三个时期来阐述。文中的一个重要论点即中国和印度的陆路交通和经济往来至少在公元前四世纪即已开始。其理由是根据印度史籍《政事论》和《摩奴法典》的成书年代，通过 对两书中的支那（cina）以及《政事论 》中的“Kaus＇eya m Cinapattā ＇scaCinabhumijah（憍奢耶和产生在支那成捆的丝），考证得出“憍奢耶是 蜀 地 絲织 品的译名”。从而认为蜀地丝绸是在公元前四世纪由四川、云南一路经缅甸运到印度去的。对此，蒋中新在《对于〈川滇缅印古道初考〉的一点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 ）一文中提出了不同意见。他首先指出《政事论》和《摩奴法典》的成书年代均不是公元前四世

纪。其次，他又从梵文的字源和字义上弄清了 Cinapatta（支那帕塔）和Kaus＇eya（憍奢耶）这两个词的意思。前者不是“丝织品的原料”，而后者也不会是蜀地丝织品的译名。无疑，这样的争鸣将会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1981年对古代中国和南亚各个国家间关系的研究，也有了进展。莫任南在题为《东汉和贵霜关系史上的两个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的文章中，对《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西域传》、《后汉书·班超传、西域传》、《三国志·魏志 》卷30以及《大唐西域记 》卷一、四的有关国条作了切实的考证和研究，有力地驳斥了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中提出的“班超迫使贵霜王迦腻色迦正式承认臣服于汉帝国”、“迦腻色迦统治的末期，东土尔克斯坦的最重要城市国家——疏勒、莎车、于阗都被并入贵霜强国的版图”等两个错误的论断。这将有助于澄清混乱、消除上述《世界通史》中的错误论点所造成的影响。刘如仲在《郑和与南亚》（《 南亚研究》1981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国与南亚国家的遣使以“明代为最盛”。他用丰富的史料叙述了郑和七次下西洋到南亚各国的具体情况。同时，还指出了郑和下西洋主要是进行政治交往，但又带有“海外贸易的意义”；故而在文中较详地描叙了中国与南亚各国的贸易情况。此外该文还附有文物资料照片，以及“郑和下西洋时所到南亚国家及时间”表、“郑和下西洋时南亚国家遣使来中国情况简表”等，是为其特点。另外，还有耕砚的《中印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南亚研究》1981年第3期），王宏纬的《中尼友谊的回顾和展望》（《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 ）以及刘正学的《中国和斯里兰卡的传统友谊》（《人民日报》1981年7年2日）。这几篇文章对深入研究古代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及开展当今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有实际意义。除上述各文外，1981年还有两篇值得注意的资料性文章，即耿引曾的《二十四史中的南亚史料简介》（《南亚研究》1981年第1期）、宫静的《现代中国学者对印度古代文化的研究概况》（《南亚研究》1981年第1期）。耿文将保存在二十四史中的有关南亚以及中国与南亚关系的史料进行了归纳整理，运用这些史料从政府间的交往、商业贸易的联系、交通道路的开辟与扩展、思想文化上的交流等四个方面介绍了古代中国与南亚的关系。同时还叙述了古代中国对南亚认识逐步深入的史实。宫文对现代中国学者研究印度古代文化的情况作了一个总结，从梵语文学的翻译、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以及宗教哲学研究的概况这三个方面作了介绍。文章并附有“现代中国梵学研究——主要著作、翻译及讲授”表、“现代中国梵学研究——重要论文”表。这两篇文章为研究南亚的中外学者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有一定参考价值。1981年华侨史研究情况的回顾与展望林 金 枝华侨史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侨是中外友好关系的桥梁或纽带。中国的海外

交通、国际贸易、文化交流等都有华侨参加并发挥积极作用。我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经济政策和华侨政策，都要掌握华侨历史知识和现况，华侨史已成为一门有裨实用的学科。1981年华侨史研究工作的学术活动频繁，研究华侨史的机构相继出现，研究队伍得到充实和扩大，科研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较前都有显著的提高。一、一年来华侨史的几项重要科研成果一年来问世的有关华侨史的专著、论文和资料之多，是建国三十年来罕见的。单是参加几个科学讨论会的论文和资料，就达二百多篇，其中有不少论文和资料的质量是相当高的。现将一年来华侨史的几项重要科研成果，简要介绍如下。1．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一书出版。华工出国历史，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国内仅有若干短篇论文散见于各报刊，迄今未有专门著作和资料汇编出版。该书主编陈翰笙在十余年前即注意此问题，着手积累资料，现已编写成书，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华工出国史料》一书，对于华工被拐骗出国、在途中及到达目的地后所受的虐待及酷使、华工对开发当地所作的贡献、对殖民者的反抗斗争等各种情况都提供了比较丰富的中外文资料。全书共分十辑，每辑后面附有索引。1981年出版了第三辑《美国外交和国会文件选译》（二十四万字）和第四辑《关于华工出国的中外综合性著作》（五十万字）。2．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出版一批研究成果。1981年7月新成立的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在11月份出版了第一批研究成果——《华侨史论文集》第一、二集，收入了暨大师生撰写的学术论文、史料、调查报告、回忆录等文章共二十多篇，近五十万字。其中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1）华侨在侨居国的社会地位以及贡献；（2）华侨与当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3）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和表现。3．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继续出版《华侨问题资料》第8期和编写《印度尼西亚华侨史》。1981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继续出版《华侨问题资料》第8期，共十多万字，主要内容有：《福建东南亚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记要》、《东盟国家华人经济问题》、《东盟国家华人的民族问题、同化问题和教育问题》、《契约华工制的历史分期》、《近代以来锡岛邦加、勿里洞的契约华工》、《近现代时期华侨移居泰国》、《〈明实录〉中论述华侨对暹罗的贡献》、《华侨开发诗巫的贡献》等，这些论文和资料，对研究东南亚华侨史及当前现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对研究工作都很有参考价值。4．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研究室出版《华侨史资料选辑》。《华侨史资料选辑》系就有关华侨的文史等方面的资料中摘选和摘译较有参考价值的部分编辑而成。目前已出其中的《晚清海外笔记选》一册（铅印，内部发行），全书约九万字，系选编关于19世纪60至80年代东南亚等地区的华侨情况的记述。为了便于阅读，史料原文均经标点。5．菲律宾华侨将军刘亨賻生平事迹考》。研究菲律宾独立战争史的人，都知道有位著名的华侨将军何塞·伊格纳西奥·宝华（Jose Ignacio Pawa）。尽管在中国和菲律宾等国都有一些关于此人的传记材料，但有关这位华侨将军生平事迹的历史资料还是残缺不全的，有许多事情，例如，他的原来姓名，籍贯、

家世、去菲经过、在菲律宾独立战争中的事迹、去世的时间等，仍然不甚了了。《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发表了周南京、郑炳山合写的《菲律宾华侨将军刘亨賻生平事迹考》提供了新发现的资料，澄清了上述长期存疑的问题，为深入研究这位华侨将军生平事迹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二、一年来有关华侨史的学术活动和科研组织机构建立情况自从1980年11月全国侨联召开华侨历史研究座谈会筹备会议以后，华侨历史的研究工作越来越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在1981年一年内各地区、各学会纷纷举行各种学术活动，建立许多新的研究机构，华侨史的研究空气十分活跃。1981年5月，福建成立了华侨历史学会筹备会。6月初，福建省东南亚学会在厦门大学召开第三次学术讨论会。6月底，在暨南大学召开广东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大会暨华侨史首届学术讨论会。同月，广州中山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和香港大学签订了华侨史研究合作的计划。12月，全国华侨历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并成立华侨历史学会（详细报道见另文——本刊编者）。在研究组织机构方面：7月，暨南大学设立了华侨研究所，这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所专门研究华侨问题的科研机构。由知名历史学家朱杰勤教授担任该所学术领导人。该所以研究华侨历史和现状为主，兼顾华侨的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的研究。在全国，除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原设有华侨研究室之外，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广西社会科学院印支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等单位都相继成立了华侨史研究室，开展对华侨历史的研究。与此同时，许多大专院校，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暨南大学历史系以及华东师大历史系都相继为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开设《华侨史专题研究》和《东南亚华侨史》等课程。三、1982年华侨史研究情况展望据悉：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著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史》，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可望于今年上半年完成，全书估计约三十万字。主要叙述从公元一世纪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印尼独立前为止的印度尼西亚华侨的发生、发展和形成的历史；同时也对华侨在当地所从事的经济、文化活动、与当地人民的友好交往、共同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华侨与祖国的关系等情况进行了阐述。由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与中山大学图书馆合编的《华侨史论文资料索引》将于1982年第一季度出版。全书收录了1895——1980年我国（包括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外有关华侨历史与现状的论文、译文、资料、专著等，约五千五百条，共十五万字左右。华东师大华侨史研究室正在筹备出版公开刊物《华侨之友》和《华侨史论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也征集了一批关于华侨革命活动的资料，准备出版专集。此外，许多地方侨联组织了不少归侨撰写回忆录，抢救华侨史资料。

1981中俄关系史研究综述马 大 正1981年在中俄关系史方面发表的专著和论文，据不完全统计约达40余篇。在资料的整理、翻译和出版上，同样也取得了值得重视的进展。一、对沙俄侵华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研究室的同志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在翔实资料的基础上，编写四卷本专著《沙俄侵华史》，继1978年第一卷、第二卷问世后，1981年已写就第三卷。在第三卷中，着重叙述沙俄侵略中国西部，特别是武力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经过。二、对清代前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在清代前期的中俄关系史研究中，刘远图的《早期中俄东段边界地图初探》（《中俄关系问题》1981年1期）一文，对17——19世纪中国、俄国及西欧国家根据尼布楚条约绘制中俄东段边界的制图沿革，作了细致的考述。其余论文大都是涉及沙皇俄国对西北地区的侵略和厄鲁特蒙古人民抗俄斗争的历史。1981年的有关厄鲁特蒙古的论文有十一篇，着重论述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比较详尽地论述了厄鲁特蒙古自巴图尔琿台吉起经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到阿睦尔撒纳历代首领时期，沙俄对厄鲁特蒙古的侵略过程的阴险手法，以及围绕着厄鲁特地区政局变化，清政府与俄国的外交斗争。第二，阐述了厄鲁特人民抗俄斗争的历史功绩以及它在中国人民早期抗俄斗争中的历史地位。（蔡家艺、马大正：《略论十七世纪前期厄鲁特及和托辉特人民的抗俄斗争》，载《中俄关系问题》1981年1期）。第三，对某些历史人物在对俄关系上的功过问题进行研究和评述。在这方面，研究者鉴于前几年研究中存在对厄鲁特蒙古领袖人物的活动否定过多的倾向，又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巴图尔琿台吉、特别是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在对俄关系上的活动主流应予以肯定。马曼丽《巴图尔琿台吉与沙俄》（《民族研究》1981年4期）认为：巴图尔琿台吉的一生“是为抵制沙俄对准噶尔的侵略与蚕食而艰苦斗争的一生。”蔡家艺在《策妄阿拉布坦功过述评》（《蒙古历史人物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和《简论噶尔丹策零》（《民族研究》1981年3期）两文中认为，笼统地说策妄阿拉布坦“勾结沙俄，发动‘叛乱’，是没有根据的；区分是否‘勾结’，必须看其是否出卖民族利益、民族主权。”他认为噶尔丹策零“一直站在坚决抗俄斗争的立场上，……是一位坚持反抗沙俄侵略的民族英雄”。

对噶尔丹和阿睦尔撒纳这二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分岐的关键涉及他们与沙俄的关系，对此1981年也有专文进行研究。关于噶尔丹，有马大正的《噶尔丹与沙俄》（《蒙古历史人物论集》），它在分析了1671——1697年噶尔丹与沙俄关系经历了接近——勾结——投靠三个阶段后，指出：“噶尔丹与沙俄往来的政治实践，开了我国少数民族上层，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利用外国侵略势力的恶劣先例，这是噶尔丹全部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污点”。马曼丽在《评噶尔丹与俄国关系》（《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则认为：噶尔丹“有过维护边境主权，抵制沙俄侵略的功劳，也犯过配合沙皇俄国攻打自己兄弟同胞和分裂祖国的错误。但最后，他在内外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并没有象沙俄所希望的那样，屈服于沙皇”。看来，认识一时难以趋于一致，今后仍将长期是研究者所关注的课题。郭蘊华的《“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部和〈异域录〉一书》（《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年）》，对早期中俄关系史上著名的图理琛使团作了概述。与此有关，宋嗣喜的《试谈阿玉奇同祖国的关系》（《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和马汝珩、马大正的《试论渥巴锡》（《民族研究》1981年1期）则论述了以厄鲁特蒙古之一的土尔扈特部为中心而展开的中俄关系的又一个侧面。三、近代中俄关系史的研究1981年在近代中俄关系史方面发表的论文有十多篇。今年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在研究辛亥革命史的热潮中，辛亥革命和沙俄自然成了研究者关注的课题。除了在已出版的辛亥革命史专著中有所论述外，专题论文则有余绳武：《沙俄与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81年3期）和吴乾兑：《沙俄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丛刊》第2辑）。余绳武依据了早期苏联公布的沙俄外交文件，从沙俄侵略刺激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镇压辛亥革命的阴谋及其失败、外蒙的沙皇式‘解放’和“黄俄罗斯”旧梦重温、承认袁记民国问题和沙俄的方针的四个方面，对辛亥革命史的这一侧面进入了全面深入的剖析。作者指出：“沙俄是利用辛亥革命之机积极推行肢解中国的政策，抢到脏物最多的帝国主义强盗”。王少普：《沙俄与中日甲午战争》（《社会科学》（上海）1981年3期）和邓敦同：《日俄密约与中国》（《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1期）从不同角度阐明沙俄的侵华活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因如此，反对沙俄侵略便成了当时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喜所：《中国留日学生与拒俄运动》（《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2期），朱秀武：《一九○三年拒俄运动中的知识界妇女》（《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2期）和章开沅：《论一九○三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江汉论坛》1981年3期）等文章，则集中论及了一九○一——一九○五年近代中国一次规模较大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拒俄运动的几个侧面。沙俄在镇压辛亥革命的同时，还趁机大肆掠夺中国的领土。策动外蒙“独立”，以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沙皇式“解放”，是沙俄在这一时期重要侵略活动之一。康右铭：《评陶克陶呼与俄国的关系》和田志和的《乌泰传记》（均载《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

通过研究参予外蒙“独立”的蒙古上层人物的活动，论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以及沙皇俄国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除此之外，今年发表的论文还论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义和团运动时期，沙皇俄国充当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廖一中等著述的《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黎光、张璇如合著的《义和团运动在东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两书均有专章，系统地论述了沙俄的侵略活动，并着重论述了东北地区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方式光：《‘黄祸论’剖析》（《人文杂志》1981年4期）则对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德皇威廉二世极力鼓吹的“黄祸论”进行了剖析。第二，一九○○年沙俄殖民者一手制造的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几十年来为中外学者所重视。薜銜天：《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研究》（《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综合了中外研究成果，对惨案的由来、经过和惨案发生后中俄两国间的交涉作了全面论述。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关于江东六十四屯问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收集了日本学者和田清和增田忠雄有关惨案的两篇文章，同时还发表了题为《沙俄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前前后后》的调查报告。这是一份一九六五年对黑河地区的爱辉县七十三位老人访问的综合报告，它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沙俄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第三，近代以来，新疆一直是包括沙俄在内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们进行侵略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马汝珩：《英俄帝国主义侵略新疆的历史供状》（《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创刊号）通过对《马继业在喀什噶尔》一书的评介，揭露了清末民初三十年间，“英俄两国在我国新疆地区推行的扩张主义政策及其相互之间的激烈斗争”。梁克明：《沙俄吞并我国领土新疆迷梦的破产》（《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2期）论述了二十世纪初沙俄阴谋鲸吞新疆的“巴德马耶夫计划”从提出到最后破产的过程。王宗维：《〈查办蒙古、伊黎事宜〉中关于徐学功抗俄斗争的资料介绍》（《西北历史资料》1981年1期）则介绍了同治十年（1871年）石河子地区民团首领徐学功在奎屯、石河子、玛纳斯进行抗俄斗争的事迹。第四，有两篇文章还值得一提。一是陈钧：《十九世纪沙俄对两湖茶叶的掠夺》（《江汉论坛》1981年3期）。论文就沙俄通过汉口掠夺两湖茶叶问题，进行了剖析，这是今年仅有的一篇论述沙俄经济侵华的论文。二是卢苇、杨建新：《为老沙皇侵略扩张辩护的苏联史学》（《红旗》1981年21期）。作者依据大量历史事实指出，老沙俄对中亚（包括当时中国西北边疆）的扩张是侵略扩张而不是“防止”侵略，是武力吞并而不是“自愿归并”，是掠夺、剥削而不是“促进发展”。四、资料的整理、翻译和出版在资料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方面，一年来也取得了值得重视的进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继第三编（咸丰朝）在1979年出版后，第一编（顺治、康熙、雍正朝）也于1981年与读者见面。这是我国历史档案工作者长期艰苦劳动的结晶。第一编共收录了285种400余件档案文献。这些资料分别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官方档案、俄罗斯来文档等。反映了清代前期中俄关系史上如下一些重大事件，主要有：第一，沙俄东侵和雅克萨战争；第二，中俄边界谈判和尼布楚条约的

缔结；第三，沙俄对我国喀尔喀地区的蚕食和恰克图条约的订立；第四，有关两国使臣往来的史料；第五，关于处理两国边境案件的史料；第六，关于清廷用兵平定准噶尔叛乱期间的中俄关系史料；第七，沙俄的对华贸易；第八，关于俄国传教士来华的史料。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大型档案文献汇编。有关重要档案文献的公布，还有《有关阿睦尔撒纳的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资料丛编》，第7辑）。这一组资料中包括清定边左副将军兆惠追剿阿睦尔撒纳的奏折和四封满清、沙俄官员致阿睦尔撒纳的信件。其中沙俄给他的信中，暴露了沙俄招降纳叛的丑恶嘴脸。吕昆、杨旸：《中朝军民抗击沙俄侵略斯切潘诺夫的一则新史料》（《北方论丛》1981年1期）则公布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顺治十一年（1653年）三月十日清朝礼部尚书郎丘等就朝鲜政府应清政府所请，派遣鸟枪队来中国共抗沙俄侵略所需食米一事的奏折。在外文资料的翻译、出版方面，1981年我们又读到（荷）伊兹勃兰特、伊台斯、（德）亚当、勃兰特：《俄国使团使华笔记（1692——1695）》，（苏）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俄）翁特尔别格：《滨海省（1856——1898）》（美）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以上均商务印书馆出版），（俄）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利亚》（新疆人民出版社版）等。翻译了（日）吉田金一的《郎谈的〈吉林九河图〉和尼布楚条约》（《中俄关系问题》1981年3期）一文。它对收藏在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吉林九河图》作了细致的考究，由于此图是当年参加尼布楚谈判的清方代表郎谈所绘，因此，为研究中俄尼布楚谈判提供了新的资料。《〈红档〉分类索引》（《西北历史资料》1981年1期）的翻译发表，也方便了研究者检阅利用《红档》这一有价值的资料。“尼布楚条约”研究的新成果吕 一 燃“尼布楚条约”是中俄双方正式签订的划分两国东段边界的第一个条约。长期以来，它一直受到中俄关系研究者的重视。在过去一年里，中外学术界之发表了几篇与此条约有关的颇具特色的文章，其中有刘远图同志的《库页岛俄名萨哈林的由来——俄国十七至十九世纪绘制的库页岛地图研究》、《早期中俄东段边界地图初探》，日本学者吉田金一先生的《郎谈的〈吉林九河图〉和尼布楚条约》。前两篇分别登载在《中俄关系研究会通讯》1980年第4期和《中俄关系问题》1981年第1期。后一篇原载日本《东洋学报》第62卷第1、2号，由盖锡朋同志译载于《中俄关系问题》1981年第3期。刘远图的《早期中俄东段边界地图初探》一文，主要是针对苏联学者攻击我国按照《尼布楚条约》标示边界走向的历史地图是什么“伪造的”划界地图这一谬论而写的。作者用中、俄、西欧国家绘制的有关地图，论证了中俄双方以及西欧各国对《尼布楚条约》规定的边界走向认识的一致性。作者着重考察了历代俄国学者所绘的有关地图（从俄国地理学家列麦佐夫1696年绘制的《西伯利亚全图》，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通史》一书附图），证明

二百多年间俄国和苏联对中俄历史上这段边界的绘法，同《尼布楚条约》的规定基本相符。俄国地图除了个别地方（例如，错误地把本来是未定界的乌第河地区，绘成已定界，并把边界线绘绘在乌第河流域的南侧）之外，基本上与中国地图对《尼布楚条约》规定的边界线的绘法是一致的。库页岛是《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属于中国的岛屿，十九世纪中叶被沙俄侵占。库页岛的俄称“萨哈林”一词来自满语，但人们并不十分确切地知道，俄国何时采用这一称呼，以及采用这一称呼之后还有什么变化。《库页岛俄名萨哈林的由来》一文，回答了这些问题。这篇文章不仅考察了“萨哈林”名称的由来，而且系统地研究了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俄国绘制的库页岛地图的变化情况，并探求其变化的原因。作者指出：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俄国绘制的地图反映出那时俄国对库页岛的地理位置没有弄清，这说明，俄国对库页岛的了解主要是得之于传闻。1733年克里洛夫绘制《俄国总图》以后，俄国地图绘出的库页岛图形才接近地理真实。作者还列出1733年以后俄国绘制的十多幅库页岛图形来同康熙《皇舆全览图》相比较，从而得出1733年以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俄国绘制的库页岛图形，本于1718年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结论。吉田金一的文章主要是对康熙年间郎谈绘制的一张地图进行考证。该图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下角用满文写着：“原内大臣郎谈等绘制和带来的九路图”。台北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称此图为《吉林九河图》。吉田根据郎谈本人的生平和图中所反映的情况，考定此图完成于1690年后半年至1691年齐齐哈尔城池监造之前。该图东南部的乌苏里江一带也比较简单，而东北部、北部、西部与俄国接壤的地带则比较详细。由于“图中所绘黑龙江的经流线路远比当时俄方所绘黑龙江图更接近实际”，所以吉田断定：“这幅地图是根据周密的实地勘查绘制出来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谈判时，清方带去的是什么样的地图，这是一个长期没有弄清的问题。鉴于该图上的标示同尼布楚会议的内容极其相符，郎谈又是当时清方代表之一，因此，吉田认为，清方“一位大人所持的一张大地图”，只能是郎谈绘制的《吉林九河图》的原图，不会是其他什么图。吉田根据《吉林九河图》标有上述山、河名称和位置，并考察了比利时人耶稣会士安都昂·托马1690年在北京绘制的地图、罗振玉所藏1690年绘制的满文东北亚地图和17世纪末年俄国《裴特林的阿穆尔河图》，证明《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一书的作者加恩所说尼布楚条约涉及的山河未经勘查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并进一步指出：“中国方面去尼布楚开会以前，不仅对西部的黑龙江上游地区，而且对东部的沿海地区，都已具有相当充分的地理知识，是带着这些地理知识到尼布楚谈判的。”按照《尼布楚条约》规定：以流入黑龙江的绰尔纳河附近的格尔必齐河（即小格尔必齐河）为中俄两国之界。18世纪俄国历史学家米勒妄指距小格尔必齐河以东二百多公里的大格尔必齐河为界河，现在苏联学者也跟着这么说。关于这个问题，许多中外学者早已指出苏联学者的荒谬。吉田指出：《吉林九河图》所绘的河川的顺序，与俄国《裴特林的阿穆尔河图》所绘河川位置完全相同，而后图并在格尔必齐河处明确注有：“沿此河与中国人分界”。吉田还考证了清朝设立界碑的威伊克阿林的位置。关于威伊克阿林，过去研究者一直不

能确指其地。吉田从《吉林九河图》中发现，在亨滚河（亨乌拉）河源以北，乌第河以南，有三座山峰，而叶尔基列阿林是其中最高的山峰。它与《柳边记略》所记威伊克阿林的位置相符。吉田认为：根据《尼布楚条约》规定，乌第河以南、外兴安岭以北尚未划界。清人认定叶尔基列阿林是外兴安岭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建立界碑。应该说，吉田考定叶尔基列阿林就是威伊克阿林，既符合《柳边纪略》所载，也符合《尼布楚条约》的规定，是很有道理的。以上三篇文章，在利用地图资料研究与《尼布楚条约》有关的一些问题上，既有对前人结论的补充，也有自己的新发现，所以标志着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学 术 动 态华侨史研究座谈会在京胜利召开，宣告成立华侨历史学会1981年12月14日至12月21日，华侨史研究座谈会在京胜利召开。并在座谈会期间宣告成立华侨历史学会。这次会议与会者共122人，提交大会的论文共118篇，是解放以来华侨史方面一次空前的盛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六个有关研究所、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许多大专院校研究华侨史的专家学者以及闽、粤、桂、滇、沪等省市的侨务工作者都参加了会议。我中外关系史学会的名誉理事朱杰勤、陈碧笙、副理事长韩振华、姚枬、理事陈炎等同志出席了这次座谈会。在开幕式上，全国侨联副主席洪丝丝同志致开幕词；梅益、陈翰笙、费孝通和连贯等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议期间，与会者就有关华侨史的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些同志就华侨出国的时代背景、侨胞在海外的遭遇以及华侨对侨居国所作出的贡献等问题作了历史回顾；另一些同志则着重介绍了从辛亥革命直至今日的四化建设，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和他们建树的功绩；也有的同志对于华侨的概念、华侨史的分期等理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一致认为，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华侨史的研究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深入进行华侨史的研究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而这次座谈会的召开，这本身就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侨务工作的重视和对华侨史研究工作的关心。座谈会期间，廖承志副委员长亲切接见了参加座谈会的全体同志，并作了重要的指示。廖副委员长深刻地阐述了研究华侨史的战略意义并鼓励与会者在华侨史的研究方面做出成绩。最后廖副委员长提出要在1982年完成《南洋华侨史》和《美洲华侨史》这两部著作的具体任务。廖副委员长的讲话给与会者极大的鼓舞和教育。在座谈会期间，华侨历史学会宣告成立并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了理事会理事，并由理

事会推选廖承志为名誉会长，庄希泉为会长，梅益、费孝通、陈翰笙、连贯、彭光涵、洪絲丝、田汝康、孙孺、陈碧笙等九人为副会长，肖岗为秘书长。 （金 岂）宁波港海外交通史学术討論会在宁波召开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大学、宁波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宁波港务局七个单位联合发起的“宁波港海外交通史学术讨论会”于1981年12月21日——25日在宁波华侨饭店胜利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福建、辽宁、吉林、山东、江苏、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等十二个省市的学术研究机关和大专院校的代表共78人，和有关部门的列席代表。代表中既有成绩卓著的老一辈的专家、学者，也有朝气蓬勃的后起之秀。这是一次以宁波港为中心的海上交通史学术讨论会，代表们分别从航海、造船、丝绸、瓷器、贸易、建筑、医学、宗教、文物考古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大会收到各地送来的论文、专著和资料共36篇，内容极其丰富，范围非常广泛，这在海交史学术交流中是空前的一次盛会。大会秘书处根据论文内容，分为三个小组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第一小组为总论；第二小组为航海、造船、港口、航线；第三小组为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各小组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互相研讨、共同提高的精神，展开了热烈认真而又生动活泼的讨论和交流。有的同志还在大会上作了学术上新成就的专题报告。如房仲甫的《殷人航渡美洲考》，为否定哥伦布最早发现美洲新大陆提供了新的论据；席龙飞的《宁波古船研究》从宁波发现的宋代古船，来看宋代至明代我国造船和航海技术；陈炎的《海上“丝绸之路”初探》和李知宴的《越窑、铜口窑的发展和外销》也都是讲了前人所未讲过的重大科研成果。这些学术报告都得到与会同志的高度评价和热烈欢迎。这次会议除了小组学术讨论，大会学术报告外，还组织代表到宁波保国寺、天童寺和阿育王寺等著名古刹以及正在兴建中的我国最大的现代化海港——北仑港（十万吨级深水码头）进行考察和参观访问。有些代表还到舟山地区和普陀山搜集到不少有关我国和东南亚、南亚各国佛教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因此，代表们一致认为，参加这次会议收获很大。这次会议之所以开得这样园满成功，并且有这样大的收获和成绩，是和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以及宁波方面有关单位对这次会议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他们对这次会议的召开，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受到宁波市委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支持。我会会员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名誉理事朱杰勤、副理事长韩振华、姚枬和理事陈炎等同志。他们都在大会上发了言或作了专题报告，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 （宛 生）“九·一八” 事变史学术討 論会在沈 阳举行由辽宁省史学会、辽宁省社会科学院、辽宁大学联合发起的“九一八“事变史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九日在沈阳市辽宁大厦举行。来自辽宁、吉林、黑龙

江、北京、天津、广东、湖北、内蒙、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省市的史学工作者以及部分驻沈院校和军事研究机关的有关人员共一百四十八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了三十多篇学术论文。吉林大学顾问刘靖同志介绍了亲身经历的“九一八”期间东北学生运动的情况。与会同志围绕“九一八”事变史研究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较为集中的问题有如下几个。一、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起因问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绝非偶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和落后，日本长期垂涎我国东北，由于一九二九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发生，加快了其侵略步伐，由于蒋介石新军阀的屈辱的对日外交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在诉诸武力时肆无忌惮，以上这些原因决定“九一八”悲剧的不可避免。在分析事变原因时，与会同志批驳了日本史学界的下列一些错误观点。（1）认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中国东北当局的“排日运动”的“外来压力”引起的；（2）认为事变是某几个极端军国主义分子搞的偶然的“阴” “ ”谋事件 ；（3）为日本政府开脱的 军人专擅 说。与会同志认为这些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所不能接受的。二、关于“田中奏折”，有三种观点。（一）认为“田中奏折”是真实的，理由是（1）有王家桢和蔡智堪等人的证实，奏折的的内容是客观存在的，名称是王家桢加的 ；（2）日本后来的侵华行动与奏折内容基本一致。（二）认为奏折是假的，理由是（ 1）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特点一贯是寻找借口，而奏折完全是赤裸裸的；（ 2 ）奏折上没有大臣的签字署名；（3）奏折上关于山县有朋参加会议的字样是违背史实的。（三）认为奏折这个东西还是存在的，但名称加的不对，不是田中搞的，是铃木贞一搞的。在实质性问题上和第一种观点是一致的。三、关于对马占山的评价。一致肯定马占山的“江桥抗战”，认为它不仅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延缓了东北沦陷时间，而且鼓舞了全国人民，从而说明他是以实际行动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奋起抗战的爱国将领，应予充分的肯定。对一九三二年三月以后的马占山的活动，有三种评价，（1）认为马一度投降、变节附逆；（2）认为马是妥协动摇、不得已而为之，但区别于投降；（3）认为马是“伪降”，为保存实力，以图再起的一种策略。四、关于苏联、美国及国联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问题。（一）关于苏联的态度。有两种观点，1．认为就总体上说来，苏联是支持中国的，但过去对其评价过高，理由是（1）苏联宣布中立和争取同日本建立互不侵犯条约是对日本的侵略行为的妥协、退让；（2）苏后来出售中东路权是对伪满洲国的承认；（3）苏曾禁止中国途经苏联购运欧洲的军火，并不许爱国人士和青年经苏联回国抗日等等，做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作法是令人无法理解的。2．认为苏联在道义和行动上始终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至于苏当时在外交上采取的谨慎的“中立主义”态度，是基于当时国际（处于帝国主义包围和威胁中）和国内（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而决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二）关于美国的态度，也有两种观点， 1．认为过去提美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头号帮凶，是言过其实，事实上美国从切身利益出发，还是反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只是开始软弱、消极。在日军轰炸锦州后，才逐渐强硬起来。2．认为美国实行绥靖政策，怂恿日本，进攻苏联，姑息养奸，牺牲中国。（三）关于国联的态度，多数人的看法不能说国联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实际上，国联

是由英法操纵的软弱的国际组织，他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所采取的绥靖政策和软弱无力的行动，根本不能制止侵略，维护和平。国联的态度基本上是英法的态度，在某些问题上反映出他们牺牲中国，怂恿日本北攻苏联的祸心。但在有些方面，如承认中国对东三省的领土主权；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方有计划的行动；以及认为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等等，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对日本帝国主义有揭露和牵制作用。会议还就东北义勇军、张学良的评价、“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具体地点以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作了广泛的探讨。认为，东北义勇军的活动是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过去对这方面的研究不够，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并对其历史地位作出恰当的评价。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地点，辽大历史系的同志认为应是“柳条湖”，过去有称“柳条沟”的，是以讹传讹。一部分同志指出，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尽管在侵华的总方针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如时机、方式等等方面是存在很大分岐的。另外，日本广大人民是不支持发动侵华战争的。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日本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市民以及士兵曾开展过广泛的反战斗争，这些斗争支援和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对于理解中日人民应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一思想也是颇有益处的。会议期间，参观了三洞桥（张作霖被炸地点）、柳条湖、北大营、东大营等有关“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旧址。并请沈阳市政协委员姜明文（“九一八”事变当夜北大营东北军值星连长）介绍了“九一八”事变的详细经过。与会同志认为，战后日本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著述颇多。相比之下，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显得薄弱，这次学术讨论会 的召开，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将是一个推动。 （宁培秀）我学会理事长孙毓棠同志受美国奥斯汀大学聘請，短期赴美我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孙毓棠同志接受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大学的聘请，就任该校东方学顾问，业于去年九月赴美。在孙毓棠同志到美后的半年期间，曾在该校多次进行讲学，并对该校东方学方面的学科设置、课程安排、教育计划、图书资料购置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协助。此外，还曾赴华盛顿讲学一次，还同美国一些著名东方学家进行了座谈、交流。孙毓棠同志自去美后还非常关心我学会的情况，并经常来信对我学会各方面的工作（包括本刊的工作）作了一些指示。孙毓棠同志予定将于今年九月归国。

科研新成果《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一書出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研究室副研究员、我会会员陈高华、吴泰二位同志合写的专门论述我国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专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一书，最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约十八万字。我国通过对外贸易形式进行经济交流，历史久远，是中外关系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应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惜，我国史学界在这一方面基础比较薄弱，解放前仅有个别内容简略的小册子，解放后至今还没有出现一部完整的对外贸易史，就以宋元时期而言，它是继唐之后对外贸易空前繁荣的重要时期，并为以后明代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打下基础，意义重大。但是，在这一领域中，过去也只有一些在个别问题上的考据文章和翻译某些日本学者的陈旧著作，至今尚未出现一本观点新颖，论述全面较为理想的著作。陈、吴二同志一直专治元史、宋史，他们怀着为祖国的历史科学填补空白的决心，经过三年的努力，查阅大量的资料，写成这部著作，起了拓荒者的作用，令人十分欣慰。本书首先简要回顾了宋代以前我国海外贸易的发展概况（第一章）。接着，以大部分篇幅论述了宋元时期海外贸易活动的情况。其间，它探讨了官营、私营等不同经营者的类型、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货物（第二章）、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机构和法令（第三章）、明州、广州、泉州等主要贸易港口的兴衰变迁（第四章）等等情况。它既吸收了过去史学界的有益成果，又不囿于过去在个别问题上支离破碎的考证，而是力图从各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勾绘出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全貌。在有些问题上，著者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例如，泉州与广州港兴衰的比较问题上，著者提出了北宋时“唯广最盛”；南宋时泉州逐渐赶上，二者并驾并驱；元代，泉州跃居第一，广州退居第二的论断，并分析了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第四章第二、三节）。又如著者指出，宋代上海鎮即秀州华亭市舶务的所在地，从而说明自北宋时期起上海（华亭港）已成为贸易港口（第四章第一节）。对于过去某些外国学者把宋代由于考虑到海外客商与中国风俗习惯不同而订立的蕃商犯罪，由蕃长按外国责罚办法惩处的规定说成是外国人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是古已有之的错误论调进行了批驳（第七章）等等。过去探讨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仅止于在个别问题上从事琐细的考证，同时也只局限于贸易活动本身。而本书则远不止于此，它进一步分析了形成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空前繁荣的原因。例如，它指明当时经济重心的南移及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造船工艺、航海技术的进步，都为对外贸易准备了前提条件；宋元二代王朝对海外贸易的积极态度，又为贸易的兴盛起了扶持作用（第五章）。接着，它又探讨了海外贸易对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金融、手工业、商业等社会经济上的影响，以及它对宋元时期的社会生活、阶级斗争的影响。这里，可以看到，著者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来观察对外贸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提出商业依赖于城市，而商业又反过来促进城市的发展的论断。本书的著者也遵循这一精神指出，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是以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技

术的进步为其前提条件，而蓬勃开展的海外贸易又反过来对经济的发展起一定的促进作用。正因如此，当著者对宋元的海外贸易进行总的估计时指出，它对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产生，起了有益的作用。尽管也有铜钱外流、加剧通货膨胀等给社会经济带来不利影响的一面，但利弊相权，还是利多于弊。就其总的性质而言，它还局限于封建制度的框框内，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第六章）。这种论断也是公允的。最后，本书还辟出一定的篇幅，专章论述了宋元海外贸易的开展带来了中国与周围国家政治上联系的加剧，促进了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等情况（第七章）。总的来看，本书观点比较新，论述全面，资料翔实可靠，立论稳妥，不失为一本好书，是中外关系史领域内1981年问世的一个新的成果。如果说，本书还有什么不足的话，我想，如果不仅仅局限于从中国的角度考虑，也用适当的篇幅分别探讨一下当时与中国贸易的对方国家、地区的国内背景及开展与中国的贸易对其本国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更加全面了。 （英苑）国外来函 美国“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学报主编科恩教授来函愿与我会建立合作关系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Asian Studies Center）负责人科恩（W．I．Cohen）教授于1981年10月12日分别致函我会理事长孙毓棠和秘书长马雍，略谓：美国“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á Foreign Relations，简称 SH A F R）拥有会员约1，000人，出版学报名《 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由科恩主编。该会设立一分会，专门从事研究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史，分会主席为芝加哥大学教授艾里耶（A．Iriye），科恩亦系统分会成员之一。这个学会，特别是该分会，亟盼与我会建立一切可能的合作关系。学术信箱 《 外国史知識》杂志开辟《中国与世界 》专栏，欢迎我会会员投稿为了向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系统、生动地普及外国历史知识，自去年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外国史知识》杂志其中开辟了“中国与世界”专栏，任务是通过介绍自古到今中国与世界各地区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来往与交流，以及中国与外国文化互相影响的悠久历史，对读者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自开辟本专栏以来，迄今为止曾有夏鼐、沈自敏、陈江、吴仲恺、陶柏康、陈应年等同志为该专栏撰稿，介绍中外关系方面的历史知识，反映很好，据该刊编辑部表示：热烈欢迎我会会员为他们撰稿。具体要求是史实准确、情节生动、文笔流畅、字数以三千字为宜，并希尽可能提供有关图片。来稿请寄：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外国史知识》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