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行动。它不存在对所在地区的“商品掠夺”和“奴役”，更不是为了从属大国利益的“殖民化”。徐福渡海的移民性质，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变革和学术思想的激烈冲突所决定的。其次，由于这一独特的海外移民，不仅使徐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而且对日本列岛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方面也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这恐怕是连徐福本人也是始料所不及的。前文已述，徐福的移民队伍代表着大陆上、甚至在当时世界上都属于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在当时日本列岛大抵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的绳文式文化时期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将使日本受到这一庞大的又是相当完整的开拓力量的催化作用，推动这个相当晚进的社会发生变革。正如史家对日本社会从绳文式文化转变到弥生式文化史期日本铜、铁时代的发生的研究证明外部条件的重要性一样，徐福渡海作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庞大移民组织行动，定会对这一文化变革产生影响。这一支外来民族，经过人民的世代繁衍，与当地人民的长期共处，必将进一步加深两个民族的亲缘关系和文化思想的交融，为后世发展两国之间交往，从大陆汲取汉、唐优秀文明打下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徐福应该被作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而开展对他的思想和史迹的研究，这无论是在社会发展史、先秦思想史、中日两国及民族关系史、中国海外移民史、海洋文化史、航海和造船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作者不揣浅陋，略陈一孔之见，以求有关学科的专家指正并共同探讨。注 释：①见于《 前汉书·伍被传》、《后汉书·东夷传》、《吴志·孙权传》、《括地志》、神仙杂记》、《 太平广记 》、《资治通鉴》、《十八史略》、《殊域周咨录》等记登。②见卫挺生氏《 日本神武开国新考》。③日·仲田玄氏《徐福之建国及其思想 》、石母正氏《 日本史略说 》。④见《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安传》。⑤见日·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页。⑥见《汉书·地理志》卷二八下。⑦见拙作《从航海史学探讨汉使航程问题》，载《 中国航海 》学报，1983年第2期。⑧见拙作《唐代中日海运》、《鉴真东渡在航海史上的意义》，载《航海》杂志1 980年第1期及198 1年第6期。⑨参见《徐福中日本》，香港徐福会，1976年版。《易经》传入西方考略林金水《易经》是中国群经之首，又是最早传入西方的中国古代经典之一。《易经》传入西方后的影响，尤其是对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的影响，近几年国内哲学史和科学史界已有一些文章作了论述和介绍。但是，
《易经》是怎样传入西方的，迄无专论。虽有一些著述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大多谈到的是康熙年间《易经》在西方的传播，至于近、现代，尚无人问津。因此，我们在研究《易经》对西方影响之前，必须对它传入西方始末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做到有源之水，有本之木。笔者不揣冒昧，拟就此作一最初的钩稽，抛砖引玉，以期同行作更深入的研究。《易经》在西方的传播，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十七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是《易经》传入西方之始；第二阶段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一九四九年，是《易经》在西方传播的兴盛时期。这两个阶段是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出现的两个高潮相一致的。人们知道，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曾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是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以及随之出现的东学西渐，这一时期西学对中国的影响，虽然“至深且巨”，但东学对西方的影响，也绝不可低估。一是近、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输入与中国传统文化大量之西被，这一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就其内容说，虽然是相异的，但就其对方影响的后果看来，东渐与西被大有旗鼓相当之势。下面就这两个阶段，分别论述。一《易经》最早是在十七世纪末叶（康熙年间）由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传入西方的。康熙年间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最蔚然可观的一个时期。康熙皇帝对于那些有一技之长、并遵守中国法度、愿领清政府颁发的永居票的西方传教士，是取欢迎态度的。尤其是精通天算的传教士，更受到康熙的眷倚。1687年有五名法籍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 、张 诚（ Jean Francois Gerbillon ，1654－1707） 、洪若（Jean d eFontaney，1643－1710）、李明（Louis L e Comte，1655－1728）、刘应（Claude deVisdelou，1656－1737就是应圣祖之邀，由法王路易十四派遣而来到中国的。1697年白晋又奉圣祖之命回国，向法王增邀十名传教士来华。其中有马若瑟（Joseph－Henri－M arie d epré m are ，1666－1735）、雷孝思（ Jean－Baptiste Régis ，1663－1738）、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等。后来白晋、马若瑟、刘应、雷孝思以及1701年来华的汤尚贤（Pierre－Vin cent du Tatre，1669－1724）也就成了最早向西方传播《易经》的人。《易经》之所以会在这时期由耶稣会士传入西方，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是与圣祖关心耶稣会士学习中国语言和儒家经典分不开的。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适应当时“礼仪之争”的需要。人们知道，自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652－1610）死后，中国天主教内部在要不要继续奉行“祭祖祭孔”礼仪这个问题上，开始发生分歧。后来这一分歧逐渐扩大，双方打官司，一直打到罗马教皇那里，最终酿成了熙朝的“礼仪之争”，罗马教皇多次发布教谕，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并两次派出使团到中国。罗马教皇的决定遭到康熙皇帝的坚决抵制，斥之为“彼此乱言，莫过如此”，而在华的耶稣会士虽然在表面上服从教皇的教谕，而实际上他们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他们为了替自己的观点寻找理论上的根据，开始对中、西方的宗教和哲学作比较研究，尽可能从中找出两者共性的东西，以论证基督教合儒的可能性，然后把基督教移植到儒家思想这块地皮上，使它在中国国土上滋生蔓延、开花结果。《易经》中蕴合的丰富的宗教哲理，正是他们孜孜探索的对象之一。可见，《易经》最初传播者完全出于他们传教上的需要，而开始研究、传播《易
经》的。西方传教士最早学习《易经》的，可能要推利玛窦。他为了论证天主教“天主”就是中国儒家崇拜的“上帝”引用《周易·说卦》中的一句话作论据，《天主实义》上卷《第二篇解释世人错认天主》说：“《易》日：‘帝出乎震’。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此外，利玛窦还接到当时著名理学家邹元标要他学《易》的来信：“门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不异。吾国圣人及诸儒发挥更详尽无余，门下肯信其无异乎？中微有不同者，则习尚之不同耳。门下之《易经》读之，乾即曰统天，敝人邦人未始不知天，不知门下以为然否？”利玛窦可以算是西方最早读《易经》的一个人，然而未必是最早介绍、传播《易经》的人，最早向西方介绍《易经》的似推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柏应理，字信末，是比利时耶稣会士。1659年到中国，在上海、苏州、镇江、淮安等地传教达二十三年之久，与江南士大夫多相交游，其中有名画家吴历。他曾和其他在华耶稣会士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1624－1684）、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 1625－1696）、鲁日满（Francois de Rougemon t，1624－1676）等翻译《西文四书直解》，拉丁文书名作《中国哲学家孔子》（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这部书把《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孟子》未译。书中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和六四卦之意义。这本书1687年在巴黎出版。西方得知《易经》似从此开始。莱布尼茨后来发现《易经》二进制原理时，曾提到柏应理的这部著作。不过，最初使《易经》在西方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白晋与莱布尼茨讨论《易经》的书信和雷孝思的拉丁文译本的《易经》。白晋，号明远，1685年奉法王派遣，动身赴华。1687年7月23日始抵浙江宁波。次年奉召进京，与张诚同为康熙侍讲，每日进宫讲授天算二次，上午二小时，夜晚二小时。白晋通晓汉、满文字，是熙朝传教士中唯一被康熙视为“稍知中国书义”的西洋人。他在华初期就业已开始学习《易经》。1693年奉康熙之命回国。1697年他在巴黎作了一次演讲，把《易经》视为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合理，完美的哲学。他说：“虽然（我）这个主张不能被认为是我们耶稣会传教士们的观点，因为在这以前，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总是认为《易经》这本书充满了迷信的东西，它的学说没有一点牢固的基础。我仍认为自己能使人们认识中国哲学的正确原理，指示了一条可靠的通路而感到荣幸。这种哲学一旦为人们所正确理解，至少就会显示出与柏拉图式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样的合理、完美。因此，我敢说这个被阎珰（亦名严嘉乐，M．Maigrot）所诘难的主张，在我看来却是非常真实的。我想通过分析《易经》这本书中难解开迷的形象来论证（这个主张）的真理。《易经》这本书暗含了中国君主政体的第一个创造者和中国的第一位哲学家伏羲的（哲学）原理。再说，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比《易经》在主宰中国人的精神与内心方面更能够包括我们的神圣宗教，除了让他们理解我们的宗教与他们的古代的正确的哲学原理是多么一致外（因为就作为现代哲学学说来讲，我承认它不是完美正确的），我将尽力编写几篇我准备的关于这方面的论文……”白晋所说的阎珰，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主教，1681年来华，曾任福建、浙江、江西、湖广署理代牧，他极端保守、顽固。1693年在福建下令严禁敬孔敬祖。次年回罗马上书罗马教皇。1706年他随教皇使节多罗（Charles Th o m a s Maillard de Tournon，1668－1716）晋京，在热河行宫觐见康熙。被康熙斥为“不通小文”、“无赖妄说之小人”。从白晋与阎珰的辩诘中，我们可以看出《易经》成了当时“礼仪之争”的内容之一。
在巴黎期间，白晋会见了莱布尼茨，并阅读了他在1697年出版的《中国近事》（NovissimaSinoica），对该书序文极表敬慕。1697年10月18日他和莱布尼茨第一次通信，并将他撰写的《康熙评论》赠送给他。莱氏回信对白晋表示感谢，并希望今后就有关中国方面的情况多多通信，要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学、数学等。同时，莱氏还把他的设想告诉白晋，就是他想用数或代数去证明抽象的必然的真理，认为这是最科学的方法，如采用它：对语言隔阂、居住辽远的国民，讲解基督教教理，会具有不可思议的作用。莱氏称作数或代数的证明，是普遍的文字，是哲学符号的意思。莱氏似乎想在中国文字里寻求哲学符号，这给白晋留下了一个印象，启示他往《易经》象数学方面作研究。所以在白晋给莱氏的第二封信就已经谈到了《易经》的故事。1698年白晋偕十名传教士再度来到中国。此后一段时间里，他继续对《易经》进行研究，发表了很多有见地的看法。1700年11月8日他在给莱氏的信中说，他发现《易经》不但“是一种纯粹的，健全的哲学”，而且与当时欧洲哲学的状况相比，是一种“更牢固、更完美的哲学”。他得意洋洋地向莱氏宣称，他今年继续对中国古代经书作研究，有幸获得了一些新发现……。这就是在中国经书中都包含了一个差不多可以说是完整的宗教体系。……圣子化身和救世主生与死的教义以及圣职等重要职责，都以预言的方式包含在这些珍贵的中国经典著作里了，当你看到这些只不过是由一连串虚与实（指事物的影子与外部形象）或是由对新的律法（L a loi nouvel1e）的真理的预言而编织起来的东西，你吃惊的程度将不亚于我。在白晋与莱氏往来书信中。最重要的一封是白晋1701年11月4日写给莱布尼茨的信（Let－tre du R．P．Bouvet，d e la Compagnie，à monsieur Leibnitz ，à Pekin ，le ，4Nov，1701），导致莱布尼茨发现《易经》二进制原理的，就是这一封信。今天它仍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编号17240。信中说，你关于数的天才发现，可以用来证明你要建立的创世纪说是成立的，机会一旦合适，我将把它告诉皇帝陛下，让他认识你。（你的发现）将是一种新式武器，传教士用它就能逐渐摧毁鬼神的帝国，建立起巩固的耶稣基督的帝国。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认为《易》卦的配列与莱氏送给他的六十四约为三十二的数表是若合符节的。他提出把《易》的原理应用到数或代数的证明中去。最后他送给莱氏《易》六十四卦圆图和圆里边按八卦配列的方图。白晋仅仅把图中阴——阳——两划以及由阴阳叠成六爻而成六十四卦，表示为宇宙万有的现象，而莱氏却对其中卦的数学配列顺序加以仔细研究，发现与他在1679年发明的二进制算术是吻合无间的。日本五来欣造博士对此评论：“以0和1的单纯二数来表示一切数的理想，这是他的天才闪烁，就是《易》，以阴阳两个记号显示天地万有，亦是天才的放射。这东西二大天才，籍着数学底普遍的直觉方法，而互相接触，互相认识，互相理解，以至于互相携手，在这一点，莱布尼茨把东西两文明拉紧了几步；他的二元算术和《易》亦就是象征东西两文明相契合之两只手掌。”由此可见，白晋这一封信在《易经》传入西方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易经》二进制原理的发现，要归功信中所附上的六十四卦位图。然而，如果我们追根究底，可以推知，《易经》二进制原理的发现又是与康熙皇帝的功劳分不开的。这是因为，所谓六十四卦位图，相传是邵雍据伏羲的八卦演变而成的。而白晋又是在圣祖直接指导下对邵康节易象数学加以研究的。康熙皇帝亲自向耶稣会士白晋等讲解《易经》一事，今天已经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脍炙人口的佳话。康熙曾问：“‘白晋所释《易经》如何了？钦此：’王道化回奏：‘今现在
■几端。臣等会长得知，五月内有旨意，令在京众西洋人同敬谨商议《易稿》所引之经书，因字与臣二人云：‘尔等所备御览书内，凡有关教处，未进呈之先，当请旨求皇上俞允其先察详悉。’虽臣二人日久曾专究《易》等书奥意，与西士秘学古传相考，故将己所见，以作《易稿》，无不合于天教。然不得不遵会长命，俯伏祈请圣旨。”此奏末段本为“西洋人之中，虽无如臣二人日久曾专研《易》等书内”已涂改。可见，白晋提出《易》“无不合于天教”的观点，是与耶稣会会长意见相违的。他们若迎合圣祖旨意，又为会长所不许：服从会长，又势必触犯圣祖。这样耶稣会会长的干预，使在华耶稣会士学《易》的热忱受到挫折。后来傅圣泽由于与白晋观点分歧，而退出《易经》研究，从事历法翻译。康熙皇帝对白晋也不象从前那样信任，他说：“白晋他作的《易经》，作亦可，不作亦可；着他自己作，不必用一个别人，亦不必忙；侯他作完全时，再奏闻。钦此。”由此可见，耶稣会会长和罗马教皇对儒家思想的敌视，阻碍了《易经》在西方的传播。白晋在1712年11月又撰有拉丁文《易经大意》（（Idea Generalis Doctrinae libriY e K i m ），该遗稿尚未正式发表，现存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编号17239。该遗稿似由汉著《易学总旨》迻译而成的。耶稣会士中除白晋、傅圣泽外，对《易经》作过研究、并且在《易经》传入西方史上可以留下一席之位的还有马若瑟、刘应、汤尚贤、雷孝思等。马若瑟是白晋增邀来的法国十名传教士之一，是法国汉学家前驱之一。在江西饶州、建昌、南昌、九江等地传教达二十五年。马氏精研中国经籍，他自己曾说过；“瑟于十三经、廿一史、先儒传集、百家杂书，无所不购，废食忘寝、诵读不缀、已十余年矣。今须发交白，老之冉冉将至而不知之，果何为哉？有能度吾心者，必知其故也。”他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就是引用中国古籍来阐明基督教。为此，他遭到其他传教士的非难和攻击。晚年居住澳门，潜心治学，专事著述。又广搜图书寄回法国傅尔蒙（Fourmont）图书馆，沟通中西文化。他的汉著《经传议说》十二篇，其中有一篇就是《易论》。他在西方有影响的著作是法文本《（易经）入门评注》（ Notes critiques pour entrer dans l′intelligence deI′Y King），该书现存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2720。由于他曾和白晋、傅圣泽共同探讨过《易经》，所以他在这本书中对《易经》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全书分二个部分和一个总序。第一部分有四篇文章论“乾”，第二部分有四篇文章论“坤”。这部书对于那些来华之前已经懂得《易经》思想的传教士来说，思想更为巩固，认识更加深刻，更有利于他们在华传教。1728年8月27日、12月4、10日马若瑟致法国汉学家始祖傅尔蒙的信中说，他曾将唯一的一篇关于《易》的长篇手稿寄给了傅尔蒙。费赖之认为这长篇手稿可能就是《（易经）入门评著》。刘应，字声闻。1687年同白晋一起来华，在北京、南京、广州、山西、福州等地传教。1692年赴广州，翌年至北京。与康熙长子相善。太子曾以《书经》授刘氏，并命诵读。刘应即取而读之，并解释其义，毫不费力。太子奇甚，连声说：“大懂（Ta－tong）”凡二、三次。这本书附在宋君荣《书经译本》之后。《东方圣经》（（livres sacré s de I′Orient）也将此书辑入。由于在“礼仪”问题上，他与同会其他传教士意见相反，支持教皇的主张，他这本书的观点也因此而得到罗马教廷的赏识。1728年罗马教廷传信部特地自印度的本地治理（Pondicherry）向各枢机主教致书，对此书的内容作概要的介绍，该书对卦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认为卦符号是伏羲创造的，过去许多书之所以对卦的符号作不同解释，是因为时
代和作者的不同。书的结尾附有注释，提醒人们知道与中国不同的宗教信仰有关的东西。刘应也因拥护教皇主张，1708年被多罗委为贵州和云南教区的宗座代牧，并署理湖广教区。汤尚贤是1701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初在江西、山西传教，后因精于数理，奉召入京，参加晋、陕、甘、赣、粤、桂等省的地图测绘工作。他对《易经》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对《易经》艰深难解处特作注解。他号“宾斋”，其“宾”字即取于《周易》《象》“观国之光，尚宾也。”他本人虽然没有留下著作，但他的《易经》注解对雷孝思翻译《易经》帮助很大，雷孝思拉丁文译本《易经》曾利用其材料。雷孝思拉丁文译本《易经》，是西方出现的第一部完整的《易经》译本，是《易经》传入西方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首次为西方全面认识和研究《易经》提供了原始资料，同时又为尔后《易经》的其它欧洲语种的翻译，提供了参考和借鉴。雷孝思，号永维，是白晋1698年邀来的法籍十名传教士之一。因精于历数，奉召入京，雷氏在中国的最大贡献是在1708年至1725年之间，奉命参加了当时测绘全国地图的活动，足迹遍及东北、华北、东南、西南各省。晚年在京度过，卒于该地。在华时间达四十二年之久。他翻译的拉丁文《易经》，原名作《中国最古的书》（Y－King antiquissimus Sinarumliber quem ex L ati na in terpretatione ），共二册三卷，是在他逝世后一百年，1834年和1839年由莫耳（Mohl）在斯图加特（Stuttgartiae）和杜平根（Tubingue）出版。第一卷是概述。有一长篇序言，共十一章，讨论《易经》的作者、来源（I′autorité），著《易经》的目的及各种注疏。序言之后有八篇文章，前七篇论伏羲所创八卦、各种符号及其变化；第八篇论与《五经》的关系，作者间接驳斥了传教士要从《五经》中找出与基督教相一致的东西的看法。第二卷是《易经》原文与注疏的翻译和他本人的注释。第三卷是对《易经》附录的理解和他本人的评论。还有一篇长篇论文讨论阴、阳的实体（Substantielle），还谈到《易经》的生理学和对未来凶吉的占卜，最后论述附录的价值和来源。据雷孝思说，他在1708年以前（即参加测绘地图前），第一卷业已完稿：第二、三卷是在1723年完成的。这本书的翻译，得力于其他耶稣会士的帮助，其尤著者是冯秉正（J．－F．－M ． A n n e de M o y r a i a c de Maill a，1669－1748）。冯秉正是法国汉学的奠基者，1703年到中国，对中国文学和历史无所不通，他自己曾将《通鉴纲目》译为法文，由这样的一位汉学大师协助参加《易经》的翻译，必将大大提高译文的质量。此外，就是上面提到的汤尚贤，雷孝思有关《易经》的注释多采用他的。雷孝思本人在翻译《易经时，也表现出了对汉语有很深的造诣。后来《易经》英译者、著名翻译派汉学家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在评论雷氏译本时说：“这是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最有价值的译本”。除此之外，雷孝思还撰有拉丁文《易经注疏第一卷评论》（Dissertationes et Notaecriticae in primam partem commentarij Y－Kin g）， 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编号17240号。据说，他还著有法文《经籍概说》（ Notice sur les king）。在华的传教士除了用西方文字介绍、翻译《易经》外，他们也向西方传入他们用汉文撰写的研究《易经》的著作。这些著作今天仍藏在梵蒂国图书馆，计有十四种：《易考》、《易稿》、《易引原稿》、《易经一》、《易学外篇》、《总论布列类洛书等方图法》、《据古经考天象不均齐》、《天象不均齐考古经籍解》、《大易原义内篇》、《易钥》、《释先天未变》、《易经总说稿》、《易考》（同名）和《太极图说》。这些书对于不懂汉语的西方人来说，是不会有多大影响的。《易经》传入西方，主要是通过翻译这条路径。适如方豪
所说：“经籍之西渐，必有赖于翻译。”然而，在《易经》传入西方的第一个阶段，只有一部拉丁文译本。其影响毕竟是有限的。《易经》在西方广泛产生影响，要到近、现代英、法、德语译本的《易经》问世之后。二鸦片战争后，尤其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资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剧，在欧洲、汉学、东方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法国、德国、英国的汉学研究方兴未艾，一些名声卓著的汉学家时有涌现。在中国的汉学家，他们利用帝国主义与中国签订的种种不平等的条约中规定的许多特权和方便，在中国设立了各种文化团体，创办学校、报刊、杂志，掀起了研究中国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地理学、社会学等的高潮。这些汉学家中，大都是来华传教的传教士，是帮助帝国主义从文化上奴役，欺骗中国人民而来到中国的。因此，总的说来，他们的汉学研究不能不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直率说，不能不带有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中国的文化侵略性质。但是，在客观上，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的研究工作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所起的促进作用。他们对儒家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别开了中国传统文化传入西方的新阶段，为增进西方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从这一点意义上说，他们是中、西文化的传播者、沟通者。这一阶段《易经》传入西方与上阶段相比，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他们的研究《易经》的动机主要不再是基于论证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一致性的需要。2．《易经》译本语种益加多样化，出现研究《易经》的权威。3．某些权威译本都是籍中国学者帮助而成的，翻译质量大大提高。4．吸收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第二阶段中，首先将《易经》译成英语的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麦克开拉启（Rev．Ca no n McClatchie，1813－1885）。麦氏1845年到中国，在上海传教达三十七年之久，任圣三一会堂牧师。1882年回国。他的代表作是《儒家宇宙起源说》（Confucian Co smo－gony）。这本书虽然为汉学界所普遍知道，但没有什么价值。他在1876年首次将《易经》译成英语，书名作《（易经）之译——附注解与附录》（A translation o f the Confucian易经or the《 Dlassic o f Chang e》 with notes a n d appendix By the Rcv．CanonMcllatchie）。该书在伦敦由美国长老会出版社（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 版。这本英译《易经》被西方某些评论家评论得几乎一文不值。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依《儒家宇宙起源说》文中的观点，来理解和翻译《易经》的。然而更主要的是，他用猥亵的语言来翻译中国这部圣典，这些语言都是原文所没有的，是译者随意杜撰出来的。译文把“彖曰”译作“文王（W a n Wan g）说”，把“文言”译作“孔子（Confucius）说”，把“系辞”译作“孔子评论（Commenter y by Confucius）”。等等，不一而足。除此之外，麦氏还撰有《（易经）符号》（The Symbols of the Yin－King）、《男性生殖器崇拜》（PhallicWors hip）。其次是英国东方学家，伦敦大学中国语教授拉古贝里（ Albert Etienne Jean Terriende Lacouperie，1845－1894）。他生于法国，曾受到英国著名汉学家玉尔（Henry Yule）
的影响，负责 编写不列颠博物馆中国钱币目录（The catalogue o f Chinese coins inthe British Museum ）。他的代表作是《中国古文明西方起源论》（ W estern Origin of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认为中国古文明是起源于古代巴比伦。考证中国古代“百姓”即巴比伦之巴克族（Bak），而为巴克一音之转；神农即萨贡（Sargon），仓颉即同基（Dungi），皇帝即有熊氏，有熊即那洪特（Kudur－Nakhunte）。他的这一理论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这种理论实质上是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他翻译的《易经》起先是以《中国最古老的一部书——（易经）》〔The Oldest Book of the chinese（theYh－King）and its Authors〕为题，在1882年和1883年《皇家亚洲学会学报》（Journ．R． As．Soc．）上发表。1892年在伦敦汇编成书出版。拉古贝里并未到过中国，他对《易经》的解释是简单幼稚的，经常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招致广泛的批评与非议。而且居心叵测的是，他研究《易经》的目的是为他的中国古文明源于西方这一理论寻找根据。他相信在《易经》八卦中，可以找到巴比伦的古楔形文字。这种理论却被一些人称为“革命的理论”（théories ré volutionnaires）。不 过，他 在《皇家亚洲学会学报》上发表的这一看法，引起了后来学者对《易经》的注意，尤其是比利时汉学家德·哈雷兹（（ charles－Josephde H arlez，1832－1899）。第一部权威的《易经》英译本，是由理雅各翻译的。无论是麦克开拉启的，还是拉古贝里的，都无法与之相比。理雅各是近代最著名的翻译派汉学家之一。他翻 译的《中国经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春秋左传》）（The Ch ineseClassi cs），1875年获法国铭文学院（Acadé 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第一届茹理安（亦名儒莲Prix stanislas Julien）奖金。这部书至今虽已逾世纪，但响影似经久不衰，一再翻印，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译本。理雅各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40年1月10日到马六甲，任当地英华书院（Anglo－chineseCollege）院长。1843年随该学院到香港，在港居住三十年之久。1876年牛津大学特地为他设立汉文讲座。由理雅各充任教授，直至去世。作为传教士。他深感有了解中国语言与文化的需要，所以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中国经典的翻译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中国学者王韬的真诚相助。王韬是近代著名政论家，也是中国最早提倡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先进分子之一。他曾到香港与理雅各相处五年，协助理雅各翻译《十三经》。王韬《漫游随录》说：“余至香海，与西儒理君雅各译‘十三经’。旋理君以事返国，临行约余往游泰西，佐辑群书”。《易经》是在理雅各回国之后翻译的，收入《中国圣典集》第二册（The Sacred Book ofCh i n a．Th e Texts of Confucianism translated b y Ja m e s Legge．Part Ⅱ．Th eY i King），1882年在牛津出版。理氏英译本《易经》的特点是“冗长”（wordy）、“呆板”（Stiff）、“如实”（prosaic）。他对《易经》的理解、翻译和注释，主要拘泥于宋朝理学的注疏。他把“经”与“传”分开，强调如果不把“易”、“传”看成各自独立的两部分，要正确理解《易经》是困难的。在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 1930）《易经》译本问世之前，理氏译本是西方理想的译本。即使有了卫氏译本，它也还是西方学者研究《易经》必读的版本，仍有它的价值。为此，1965年美国纽约大学又将它再版。首次将《易经》译成法文的是法国海军军官、安南学专家霍道生（P．L．F．Philastre）。裴氏是法国第一批到越南作地理考察的考察人员。对安南语和中国语有研究。他根据安南国
朝会典翻译并加注释的《安南法典》（Le cod e a nnam ite） ，也获得了法国铭文学院茹理安奖金。1873年12月21日法军安邺被黑族军击毙之后，他作为文职委员于1874年2月6日与越人签订协定，将河内及安邺所占各城交还越南。霍道生翻译的法文《易经》第一部分发表在1885年《基梅博物馆年刊》（A nn ales d u M usée G uime t）第八期上。书名大意是：《周易首次法译本——附程子和朱熹的全部传统的注疏及主要注释家的注释摘要》（TsheouY i：Le Yi King o u livre des ch a ngem ents de Ia dy nastie d es Tsheou traduitpour La premiére fois e n fransais avec les com m entaires traditio nnels com p－lets d e T′sheng Tse′et de T shouhi et des extraits des principaux com mentateursp ar P．－L．－F． Philastre．Prem ière partie．）。 霍氏翻译《易经》（第一部分）的时间、地点，有两种意见：裴氏在越南的好友、《霍道生传略与著作》（Philastre．Sa vieet son oeuvre ）的作者纳尔（Nel）说，是在法国里昂完成的。而伯希和（P．Pelliot）说，在1879年离开顺化（Hue）时，就已经完成了。霍氏翻译的《易经》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时间相隔八年后，才在1893年《基梅博物馆年刊》第23期上发表。霍道生的法译本虽然在理雅各之后，但霍氏声称从未见过理的译本，可是霍氏与理氏一样，紧跟着中国注释家，尤其是宋朝理学家程，朱的观点。作为首次将《易经》译成法文的霍道生，在《易经》传入西方史上是有其影响的。几乎与霍道生翻译《易经》的同时，比利时鲁汶（Louvain）大学教授德·哈雷兹在从事《易经》的法译工作。因为他们差不多同时，而且霍氏《易经》第二部分又在哈雷兹法译《易经》之后才发表的，所以难怪有人提出究竟他们谁受谁影响的问题。哈雷兹在鲁汶大学研究远东民族、历史、语言、宗教，教汉、满、梵、波斯等语言。他于1888年成为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他“研究或翻译了所有的一切有关中国人的宗教及思想道德（著作）”，是一个多产的汉学家、东方学家。哈雷兹是在他看了所谓拉古贝里“革命理论”之后，而放弃了当时古波斯语（Zende）的研究，转入对《易经》的研究。他接受了拉古贝里解释《易经》的理论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卦”是书写的符号。他的新理论是汉字符号与卦一起使用的，而不是单纯的名字选择。自1887年至1897年他始终坚持了这一理论。一般说，这种理论容易使人接受、理解、澄清宋朝理学家的荒谬之处。在霍道生法译《易经》第一部分发表（1885年）时，法国还很少有人研究《易经》，而他第二部分发表时（1893年），哈雷兹的理论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哈雷兹自1887年至1898年先后发表了近十篇有关研究《易经》的译著与论文。1887年他首先在《亚洲学报》（Journal A siatique） 上发表《易经原文》（L e texteoriginaire du Yin－ King，sa nature et son interprétation ），后在巴黎单独成篇出版。他正式的《易经》法译本：《〈易经〉—— 复原、翻译与注释 》（L e Yin－ King TextePrimitif réta bli trad uit et commenté），1889年在布鲁塞尔 （Bruxelles）出版。1896年又有瓦尔·德雷毛（J．P． V al d′Ere ma o）把它译 成英 文：T he Y ih－K in g A NewTranslation fro m the Original C hinese），由英国沃金（Woking）东方大学研究院出版。由于他精通满文，所以又把《易经》满文注疏本译成法文：Le Yi －king，traduitd′aprés les interprétes chinois avec la version man dchoue，1897年在巴黎出版。满文注疏本可能是乾隆时期的。因为他在1896年7月12日一封信中说：经过十多年的时间，我终于找到了满文《易经》，它跟我原来的译本是非常一致的。满文《易经》是在乾隆指导
下，文人对它加以注疏的。在细节上，我的译本与满文虽有不同的理解，但这是微不足道的。为了帮助读者更好理解他翻译的《易经》，哈雷兹在1896年《通报》第七期上发表了《〈易经〉注解》（L′Enterprétation du Yi King）一文，这是他研究《易经》的重要成果之一。除此之外，他撰写的研究《易经》的论文有：《〈易经〉的真实属性与解释》（The t r u e Natur e and Int er pr et at io n of the Y i－Ki ng）、《中国古代占卜书》（The An c ie n t Ch i ne s e Book of Di v i n a t i o n）、《〈易经〉的象意符号》（Le sFigures symboliques du Yi－King）。由此可见，哈雷兹对《易经》作了大量的研究，人们评论他所写的有关《易经》的研究著作是他汉学著作中较好的作品。他研究《易经》的方法和理论在西方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霍道生承认他受到哈雷兹的影响。而他的法译《易经》至今还享有盛名，1958年由贝克尔（Ray mon d de B eck er）加上序言再版，书名作：Le Livre des mut atio ns，是当今西方通用的法译本。这一时期对《易经》作研究的，还有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 hEdkins，1823－1905，字迪谨）。艾氏1948年到上海，伦敦会驻上海代理人。1857年为亚洲文会华北分会第一任秘书。曾与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玕、李秀成交游过。1880年被赫德聘为海关翻译。艾约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对中国文学、历史有广泛的知识。他的代表作有《中国佛教》（Chinese Buddhism） 、《中国宗教》（Religion in China）、《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 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等。他论《易经》的文章有：《中国〈易经〉——占卜与哲学之书》，刊登在1884年《皇家亚洲学会学报》第十六期上；《〈易经》—— 附六四卦注释》（The Yi Ki ng，wi th Notes o n the 64 K w a），刊登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第七期上；《〈易传〉与〈易经〉》（The Yi King andits appendices），载《中国评论》第十四期。此外，还有英国新闻记者、《北华捷报》、《字林西报》总编辑詹美生（R．A．Jnmieson）所著《中国宇宙进化论》（Chinese Cosmo－gony）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编辑哈巴安德（AndrewP a t t o n H a p p e r，18 1 8－18 9 4）撰写的《〈易经〉之研究》（A st u d y o n t h e Y i hKin g）。伯希和说，在霍道生翻译《易经》之前，已经有雷孝思、麦克开拉启、晁德莅（AngeloZottoli，1826－1902）、理雅各对《易经》作了翻译。这里说的晁标莅（字敬庄）是耶稣会神甫，也是近代著名翻译派汉学家之一。他1848年到中国，在上海度过一生。曾任徐家汇公学校长、初学院院长、神学院神师。因他翻译的《易经》不是单独出版，而是在他拉丁文巨著《华文进阶》（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 neo－missionariis accommodatus）第三册《经书研究》（Stu dium Cano ncoru m）中，故不为世人所注意。高第（Henr iCordier，1849－1925）在《论中国书目》“易经”类，也没有将它收入。因此，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晁德莅编辑《华文进阶》目的是为了便利初到中国的传教士学习中文。全书共分五册。第一册《家常话》（Lingua familiaris），供最低班用，有字首表、应酬语、短篇故事，俗语选录等；等二册《文言研读》（Studium Classicorum），供低年级用，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第三册《经书研读》供中班用，有《诗经》、《书经》、《易经》、《孔记》、《春
秋》；第四册《文章规范》（Stylus rhetoricus），供最高班用；第五册《诗与文》（Pars oratoria et poetica）供文学班用。其中第三册是在1880年出版。该书也获法国铭文学院茹理安奖金。综上所述，鸦片战争后辛亥革命前传入西方的《易经》有：麦克开拉启英译本（1876）、晁德莅拉丁文译本（1880）、理雅各英译本（1882）拉古贝里英译本（1882－1883）、法译本（1885，1893）和德·哈雷兹法译本（1889）。另外，据伯希和说，美国近代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卡鲁斯（PaulCarus，1852－1919），这位被列宁斥之为“以宗教鸦片来麻醉人民的一伙美国文化骗子的首领”，曾向中国皇帝（光绪？）谈到用莱布尼茨二进制原理解释卦的符号。辛亥革命后，西方研究《易经》的权威要推卫（尉）礼贤、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6－）父子俩。迄今为止，恐怕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们。卫礼贤第一次将《易经》译成德文，它的译本是目前西方公认的“标准译本”，卫德明《八篇关于〈易经〉的报告》则是西方学习《易经》的主要辅导材料。卫礼贤是在德国强占胶州湾后，1899年由德国同善会（Weimar Mission）派往青岛传教的。此后二十多年一直居住该地。作为传教士，他是不称职的，他对张君励说过，在他手下没有一个中国人入教。作为一个尊孔派，他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与翻译，却获得了巨大成功。他初到青岛时，就创办礼贤书院。辛亥革命后，为了反对共和，复辟帝制，他和清末官僚地主组织尊孔文化，推前清学部代理大臣劳乃宣主其事。同时还议建青岛尊孔文社藏书楼。劳乃宣说：“山东青岛为德国租借地，国变后中国遗老多往居之，德人尉礼贤笃志中国孔孟之道，讲求经学，设书院于岛境有年，与吾国诸寓公立尊孔文社。”又说；“德国尉君礼贤以西人而读吾圣人之书，明君圣人之道也。时居青岛闻而忧之，与中国寓岛诸国人结尊孔文社，以讲求圣人之道，议建藏书楼以藏经籍”。1922年他调任德国使馆顾问。次年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1924年回国，任法兰克福大学名誉教授。同时创办“中国学院”（China－Institute），学院出《中学杂志》（Sinica）。德译《易经》是卫礼贤居青岛时，在劳乃宣帮助下，花费了近十年时间才翻译而成的。劳乃宣是在1913年移家至青岛的，时居礼贤书院，“日与尉君讨论经籍”。卫礼贤“好学频切磋”，他翻译《易经》，凡有疑难问题，均向劳乃宣求教。柯劭忞：《诰授光禄大夫劳公墓志铭》说：“德意志人卫礼贤，建尊孔社于青岛，请公讲《易》，卫君北面受学”。劳乃宣亦说他曾“与尉君讨论经籍译传欧西。”为此，他还作赋赞杨卫礼贤把宣尼之书传过跋提河。卫礼贤把儒家经典与诸子译成德文的有：《论语》（1910、1923、1955）、《通德经》（1921）、《壮子》（1912）、《孟子》（1916），《大学》（1920）、《列子》（1921）、《吕氏春秋》（1928）、《礼记》（1930）和《易经》（1924）。其中《易经》（I Gin，das Buch d er Wand1u ngeen，au s dem Chin esichen v erdeutt c ht und erālutert），是他最得意之作，1924年在德国耶拿（Jena）出版。他译文风格与其他翻译派汉学大师，如译笔简洁流畅之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忠实可靠之理雅各相比，不但毫无逊色，而且是信、达、雅兼备。他翻译的这部《易经》的特点是“简洁（Concise）、”“自由（free）、“想像（imaginative）”，比理雅各译本更能把握住原著的精神与意思。因此，在西方得到了高度的评价。1950年一位评论家根据卫礼贤与《易经》的关系以及该译本产生的背景分析，得出它是“独一无二（nique）的，而到了1966年人们仍认为它是
“无双（peerless）”的。正因为这原因，在1950年以前西方虽然已经有好几种英译本《易经》（下面还要提到沈仲涛的），但是仍有人把卫译《易经》翻译成英语。这项工作由美国博林金基金会（Bsllingen Foundation）组织人员、美国最优秀的德译英专家贝恩斯（Baynes）担任翻译。1950年在纽约出版，书名作：Th e I Ching；or Book of changes．Th eRichard wilhelm Translation． Rendered into English b y Cary F． BayneseForeword by C．G．Jung．全书共两册，为《博林金丛书》Bollingen（Series）之十九种。后来这部由德语转译成的卫－贝英译《易经》，胜过所有据汉文原著翻译的英译本，成了当今西方英语国家所通用的“标准译本”，一再被翻印。卫译《易经》不足之处，据卜德（Derk Bodde）评论主要有两点：一是体例混杂。如第一册先是“经文”，其次是“传文二”，然后是卫礼贤注释（包括中国最重要的注疏摘要），接着又是“传文五”和“传文三”。第二册先是“经文”之重复，接着又是“传文二”和“传文一”、“传文四”、“传文六”和“传文七”。二是坚持传统的《易》为文王、周公所作、《传》为孔子所作的说法。卫德明是卫礼贤第三子，生于青岛，也是当代著名的汉学家，精研先秦古籍。1933－1937年在北京大学教德语。抗战期间在德国研究所（Deutschland Institute）。194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赴美，任华盛顿州立大学东方学院教授。他是当今西方研究《易经》的权威。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变——关于〈易经〉的八篇报告》（Die Wandlung，achtvortr★ge Zu m I－Ching）。这是他在1943年向驻京德国人所作的学习《易经》的八篇辅导报告。次年汇编成书，在北京出版，这八篇报告正如作者自称：“完全是基于我父亲工作的基础之上。”是今天西方学习《易经》最好的指南。它相继谈到了《易经》来源、一般结构、“易”的基本概念、二元论（上下、天地、阴阳）、八卦和六四卦的性质，“乾”与“坤”的意义，《易传》的主要内容，汉以后《易经》演变历史和它作为占筮书的使用。由于作者把他父亲的翻译与它自己的解释及其它材料结合起来，对《易经》作系统的讲解，使人感到清晰，简洁而又能理解、易懂。在讲到《易传》作者时，卫德明反对当代中国学者流行的尽可能把时间往后推的看法，肯定《易传》作者为孔子和他的弟子。卫德明这八篇报告原来是用德文演讲，1960年由贝恩斯翻译成英语，Change： Eight lectures on the I Ching，为《博林金丛书》第六十二种。无论德语还是英语，卫德明的这本书都得到汉学界的重视。西方主要的汉学杂志如《美国东方学会报》（JAOS）、《亚洲研究杂志》（JAS）以及《东方与西方》等都相继发表书评，肯定它的价值。1980年《大英百科全书》认为，它对难懂的《易经》作了通俗易懂的解释。此外，卫德明1959年还撰有《〈左传〉〈国语〉中的〈易经〉占筮辞》（I－Ching oracles in the Tso－Chuan and the K u o－yu），该文提出了与原来八篇报告不同的看法，反映了作者研究《易经》的新水平。除卫氏父子著作外，用德语对《易经》作翻译和研究的还有比尔·贝姆（Bill Behm）改编的《〈易经〉——中国占筮书》（I ching，das chinesische Orakelbuck． In derBearbeitung von Bill Benm ），1940年在奥地利克拉根福（Klagenfurt）出版，1955年在柏林再版；马里奥·舒伯特《〈易经〉——据中文新译》（das Buch der Wandlungen．A us dem chinesichen，neu übertrager von Wario Schubert），1949年在瑞士苏黎世（Zü rsch）出版；圆光：《〈易经〉中预言的实践方法》（I ging：Praxis chinesischerWeissagung．Ubersetzung besorgte Fritz werle），1951年在慕尼黑出版，1952年该书被
译成法语：Méthode practique divination Chinoise par le“Xi－King”avec préfca eet notes explicatives de Tchou－Houa et Charles Canone ，在巴黎出版。西方汉学家第一次吸收中国当代学者，如顾颉刚、李镜池研究《易经》成果的是英国汉学家魏莱（Arthur Waley，1889－）。魏莱是研究中国绘画史和思想史的、曾任大英博物馆东洋版画部副部长。他的《中国古代思想的三种形式》（Three Ways of thought inAncient china）在西方哲学史界很有影响，被译成德、法文。他所撰《易经》（Thebookofchanges）一文发表在1933年《远东考古博物院汇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Far Easten Antiquities No．5）上。译文对《易经》中难解的、有歧义的卦辞、爻辞作注解、翻译。例如翻译《明夷·初九》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时，他据李镜池所确信的明夷”鸟名（The Ming－i）翻译，而卫礼贤译本则依传统注疏“日入地中”（Darkeningof the light during flignt）翻译。六十年代一位西方评论家在评论魏莱这篇文章时说，它虽然简单，但却是不可多得的。在传入西方的诸《易经》译本和论著中，有一姐妹篇著作，颇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中国的沈仲涛《〈易经〉之符号》（The Symbols of Yi King；or the Symbols of the Chineselogic of Changes）和《易经英译》〔The text of Yi King（and its appendixes）Chineseoriginal，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by Z．D．Sung沈仲涛〕。前面提到的汉学家多从宗教、哲学角度研究与翻译《易经》的，而沈仲涛精通现代科学知识，他的论著和译著则是从自然观方面对《易经》加以研究的。《〈易经〉符号》这本书是作者凭借他对西方科学的最初研究、经过至少十年时间的苦心努力，翻阅了一百多种《易经》版本，收集了相当一部分的占筮书与手槁写成的。1934年在上海出版。它把读者从迷信中“带入科学的领地。”沈仲涛认为，每一个卦就是代数和几何公式。他向人们介绍了在物理学、逻辑学和天文学上的精妙的应用。同时他还向人们表明：卦中所隐含的宇宙变化，相应地使人们进入光和热、重力和吸力的世界。作者还企图探讨卦与了解天气和潮汐的关系。沈氏《〈易经〉英译》主要根据理雅各译本，但是他作了许多有益的增补和更换。沈仲涛在翻译前言中说：“尽管理雅各的全部材料是有用的。而（我）还是作了许多变更。”理雅各译本是“经”、“传”分开的，而沈仲涛把它们合并在一起。这本书对研究作者姐妹篇《〈易经〉符号》尤有帮助。在卫氏英译本《易经》问世之前，西方在引用《易经》原文时，也用他的译文。例如，Walter Liebenthal在翻译汤用彤：《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一文时，其中《易经》原文主要就是根据沈仲涛的译本。对《易经》自然观作研究的，还有刘子华的法文《八卦宇宙观与现代天文》（Lacosmologie des Pa Koua et l′astronomie modern e．Situation embryonnaire dusoleil et la lune．prévision d’úne nouve11e planè te；exposé du système scientiqueuniversel concernant la gené se et L’évolution des mondes），1940年在巴黎出版。这是中国科学家刘子华写的一篇博士论文，他认为太阳系的各星体与八卦卦位存在着相应关系，依据这个关系，他计算出第十颗行星的平均运行轨道速度，震动了世界。在沈仲涛之前，还有米尔斯（I．Mears）对《易经》作英译。米尔斯：《创造力》（Creative energy）一书介绍了《易经》研究情况，书中附有《易经》原文的翻译。该书1932年在伦敦出版。1949年以后对《易经》作最新英译的是布洛菲尔德（John Blofeld）。然而最新译本不
等于就是最好译本。布洛菲尔德是英国虔诚的佛教徒，成人生活在中国和它邻邦度过。他因两部自传、论当代佛教著作和佛教经典英译而蜚声天下。他是基于占筮需要而翻译《易经》（The Book ofChange translated by John Blofeld）的，该译本1965年在伦敦出版。他的译文，尤其是那些占筮辞清楚明了，读者一看就能理解，然而却不是可靠的，许多是凭着译者的猜测。按理说，布洛菲尔德的译本应该是前几部译本的集大成，可是，布氏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漠然置之。例如在翻译《解·九四》爻辞“解而拇”时，他译作“a fumbled release”，不知所之。而卫氏译本则按传统注疏“解其拇而朋至斯孚”之意翻译：Deliver yourself from your great toe（脚指）。还有《明夷·六二》爻辞“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此处“明夷”作“太阳下山”解，而布氏译本作“受份”解：Though injured in the 1eft thigh，he made use of a horse in relieving dis tr es s－good fortune！可见，布氏译本虽然后出，但未能超过前人，甚至更拙劣。因此，它与其它译本相比没有什么地位，最多只为现代占筮者提供方便。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易经》是中国儒家经典在西方得到广泛传播的典籍之一。自康熙年间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传入西方的《易经》译本至少有十四种（不包括再版的）。其中拉丁文有雷孝思（1834－1839）、晁德莅（1880）的，英文有麦克拉启（1876）、拉古贝里（1882－1883）、理雅各（1882）、哈雷兹——德雷毛（1896）、魏莱（摘译1933）、沈仲涛（1835）、卫礼贤 贝恩斯（1950）和布洛菲尔德（1965）的，法文有霍道生（1885－1893）、哈雷兹（1889），德文有卫礼贤（1924）、舒伯特（1949）的，《易经》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得到广泛的传播，其原因除上面业已提到的，初期主要是适应当时“礼仪之争”需要，后期则从属于帝国主义政治上侵略中国的需要，如拉古贝里的《易经》源于巴比伦楔形文字说之外，还有一些传教士，是以孔孟卫道士传播《易经》的，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不是直接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但是他们提倡尊孔复古，在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这一点上，与前者是异曲同工的，如《易经》标准译本译者卫礼贤即属这一类。辛亥革命后，国内外反动势力在思想文化方面掀起了一股反动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他在青岛和清朝遗老在一起，倡建尊孔文化、芷书楼，企图通过复古“孔教”达到复辟封建帝制的目的。他的德译《易经》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翻译、传到西方的。因此，从当时中国历史条件看，它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然而，从它传入西方的客观效果看，即从它在西方产生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看，它是有裨于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可见，《易经》是在一种复杂的矛盾运动中传到西方的。还有，《易经》就象一部“百科全书”，西方学者对它的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学识、兴趣出发，从《易经》中觅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宗教家看到的是一系列完整的宗教体系，迷信家看到的是对吉凶的占筮，哲学家看到的是丰富、完美的哲理，科学家看到的是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原理。这些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给他们研究和翻译《易经》，打上不同的烙印，得出不同的成果，这些都值得国内易学研究工作者借鉴与参考，纵使其中某些观点是反动的、错误的。不过，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对《易经》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西方对《易经》的研究，总的说来，似乎是处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近一世
纪前的哈雷兹译本和半世纪前的卫礼贤译本，至今仍处于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未能为后人所打破。如果说他们的译本在当时还可以算得上“无双的”、“独一无二”的，那么在国内学者已经把《易经》研究推向深入的今天，就显得过时了，弊端更多，差距更大。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一部能够反映新中国（包括台湾在内）研究《易经》成果的新的译本问世，则是当今提在中、西易学研究工作者面前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1550年以前的中国基督教》一 书 简 介夏 杨本书作者阿瑟·克里斯托芬·穆尔（Arther Christopher Moule）是英国人，生于1873年，1955年去世。穆尔是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基督教史学家。他最初是一位建筑师，后来从事基督教传道工作。1898－1908年，在中国传道，1908年回国，在英国仍担任教职。1933年以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学。1933－1938年，任剑桥大学中国语言及历史讲座教授；1940－1945年，任曼福德大学校长。穆尔的主要著作有：《1550年以前的中国基督教》（1930年）；《马可波罗游记校注》（1938年）（与伯希和合著）。本书所述时代，包括从唐贞观九年（635）至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这一时期。本书所说基督教，实指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和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传入中国的罗马天主教所属方济各会。本书用大量史料，向我们揭开了中国基督教九百年间的兴衰史。据此书史料，唐代景教是古代基督教的一派，此名初见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碑文云：“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影，强称景教。”景教于公元五世纪产生于拜占庭，其创始人为聂斯托里，所以也称“聂斯托里教”。聂斯托里原为叙利亚神甫，公元428－31年任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因其学说与当时流行的基督教义不相一致，遂在公元431年以弗所会议上被谴责为异端。聂斯托里被逐放，其教徒逃亡波斯。景教由波斯传播至中亚，并于唐贞观九年由叙利亚人阿罗本传入中国。唐太宗时，唐朝声威远震中亚，西域诸国相率来朝，长安一城，万人辐凑。波斯和阿拉伯诸国人或使节或商旅或僧侣，经西域孔道进入中国。贞观九年，阿罗本首途长安，翻经传教，迄高宗时，已是“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可见当时景教之兴盛。高宗去世，武后执政，武则天信奉佛教，其他宗教受到歧视，景教自然也不例外，但仍流布未衰。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下诏灭法毁寺，此举也波及大秦（景教）、穆护袄教等。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会昌灭法”。“会昌灭法”后，景教徒多被递归回籍，不愿回籍者则多改习中国学术和诗文，希望应举服官，或皈依其他宗教。自此，景教在中国内地销声匿迹。景教唐时在华流传二百一十年，而今可供考证的文献仅《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一通，敦煌鸣沙山千佛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