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一八年，澳門行 政澳門公共行政雜誌

2行政澳門公共行政雜誌每年四期社　長：高炳坤執行社長：吳志良 編輯委員會：蘇朝暉婁勝華馮若儀蘇翊崚鄭佩佩所有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出　版：行政公職局社址、編輯及行政部：澳門郵箱463號水坑尾街162號26樓中國澳門電話：（853）28323623 圖文傳真：（853）28322078電子郵箱：rap@safp.gov.mo排印：澳門特別行政區印務局印行：800本ISSN 0872-9174行政雜誌現在已經可以在互聯網上讓公眾下載及搜尋昔日資料。網址為：http://www.safp.gov.mo，進入網頁之後，按“服務資訊”欄目選擇澳門公共行政雜誌即可。

3第三十一卷‧第三期（總第一百二十一期），二○一八年九月目錄“一帶一路”，澳門的機遇、優勢與發展策略5高勝文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法律基礎33馮澤華儒學與民主兼容性：從儒學視野看澳門社團發展47張少鵬新加坡“技能創前程計劃”對澳門終身學習的啟示57區耀榮三十而立再出發――《澳門研究》創刊30周年有感77吳志良近五年內地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基於中國知網（CNKI）期刊論文庫的檢視85曾祥明摘要235

4在《行政》雜誌刊登之署名文章，文責由作者自負。原則上，其他刊物可轉載或翻譯原刊於《行政》之文章，但須指明出處及原作者，並須獲得有關許可。

5《行政》第三十一卷，總第一百二十一期，2018No.3，5—31“一帶一路”，澳門的機遇、優勢與發展策略高勝文*一、前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能夠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充分體現中央對特區政府的關心及支持。為此，澳門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分別從政策層面和操作層面制定具體策略規劃，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在政策層面上，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在2016年度施政報告中指出，“特區政府將把握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建設機遇，以及內地自貿試驗區建設的契機，提升特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進一步創造更多有利的條件，增加澳門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據悉，這是“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自2013年提出後，首次寫入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的年度施政報告。而在經濟財政範疇的施政方針中，則專門提出了澳門“參與及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具體規劃。規劃指出，充分發揮澳門“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以及歸僑僑眷融通中外的優勢，協助澳門歸僑及業界參與“一國兩制”建設。同時，努力為內地、澳門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企業的經貿往來，擔當橋樑和服務平台。此外，把握中央明確澳門習慣水域管理範圍的契機加強發展海洋經濟，將作為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切入點之一。規劃續指，促進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與“一帶一路”倡議有機集合，特別是發揮澳門的中國與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平台作用，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積極推動澳門以及內地*現任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署理院長、華僑大學粵港澳人才戰略研究所所長等非牟利社會職務。

6與葡語國家金融合作。同時，透過與國家開發銀行等的合作機制，讓澳門特區部份財政儲備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投資。在社會文化範疇的施政方針中，則提出“響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在澳門成立世衛組織醫藥合作中心，促進中醫藥的進一步發展和應用”，以及“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發揮參與國際旅遊組織的優勢，與內地攜手合作，提升絲綢之路文化旅遊品牌的國際影響力”1；2016年9月頒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中，特區政府再次表達了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意願與態度：“未來五年，澳門將根據｀十三五´規劃賦予的使命和責任，主動對接國家的重大發展戰略，進一步提升澳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澳門要充分發揮獨特優勢，擴大和深化粵澳合作以及泛珠江三角洲的區域合作，互補共贏、互利互惠，共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為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實現提供助力”；2016年11月，崔世安在2017年度施政報告中表示，“特區政府已設立由行政長官辦公室牽頭的專門工作委員會，統籌澳門參加｀一帶一路´工作。將著力用好中央支持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圍繞金融服務、拓寬合作領域；發揮專業優勢，輸出高端服務；發揮區位優勢，推動經貿交流；聚焦人文交流，促進民心相通、深化區域合作，發揮協同效應等”；2017年11月，崔世安在2018年度施政報告中進一步表示，“努力把本澳｀一中心、一平台´的發展定位與｀一帶一路´建設、與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緊密結合，抓住重點、形成合力。設立專責部門統籌區域合作事務，提升合作的素質和水平。明確以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作為發力重點，切實調動社會各界的積極性，鼓勵企業｀以大帶小´，共同參與區域合作”。在操作層面上，2017年2月，崔世安先後前往福州和廣州，與閩、粵兩省領導舉行高層會晤，探討攜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重點，就商貿投資、優勢產業、民心相通等方面的合作部署進行交流；2017年3月，澳門設立“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委員會，該委員會隸屬1.“澳門施政報告首提一帶一路”，《香港商報》，2015年11月19日。

7行政長官運作，並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成員包括行政法務司、經濟財政司、保安司、社會文化司、運輸工務司等特區政府主要部門負責人，負責統籌澳門特別行政區參與助力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短、中、長期的總體設計，並推動展開相關研究，以制定有關政策。同月，崔世安與廣州市市長溫國輝共同探討在《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下繼續深化穗澳合作等議題；2017年5月，“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會議由崔世安主持，會議明確了特區政府參與“一帶一路”的工作目標、原則和重點。同月，崔世安應邀率領澳門政府代表團赴京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同月底，澳門基金會設立“一帶一路”獎學金，用於獎勵符合條件的澳門及粵閩學生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學生申請；2017年6月，中葡合作發展基金總部正式落戶澳門，為企業在澳門提供諮詢及爭取專案融資等服務，助力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和企業連手參與“一帶一路”，將會提升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金融服務平台的作用。2綜合而言，“一帶一路”倡議自2013年提出至今，澳門政府正逐層演進，從理念到行動，從願景到現實。但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應該如何選擇合適之發展策略，以達到實現全面落實及深入優化？這是非常值得澳門各界共同參與探討和研究的。二、“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一帶一路”倡議，正正通過“雙路”3，帶動海陸三線發展，堅持“三共原則”4，全力推進及實現“三大共同體”5，秉持“四大理念”6，加強“五通”7，共同打造“六大經濟走廊”8。自2013年提出2.“牽手｀一帶一路´，澳門在行動”，《澳門會展經濟報》，2017年6月6日。3.雙路，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4.三共原則，即共商原則、共建原則、共享原則。5.三大共同體，即責任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及命運共同體。6.四大理念，即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7.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8.六大經濟走廊，即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中蒙俄經濟走廊、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中巴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

8以來，中國已累計與8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100份“一帶一路”合作文件9，“一帶一路”倡議貫穿亞歐非大陸，需眾多國家和地區共同參與，為澳門以至全球，帶來不可估量的機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實現經濟多元回顧澳門近代經濟史，澳門經歷了三次經濟轉型。由於澳門獨特的地理位置及轉運航線，一些以原料加工為主的製造業於晚清時期逐漸發展起來，據澳門檔案記載，截至到1911年，澳門共有32家工廠。10主要涉及造船、製茶、爆竹、繅絲、機器、製雪、燒磚、製木、水泥、草蓆、神香等行業。另外，晚清時期，專營制度成為澳葡政府實施的一系列商管措施中的一大特色，其涉及的領域、行業非常廣泛，從開始實施至20世紀初，計有豬肉、牛肉、糞料、番攤、鴉片、養蠔、鹽業、魚販、白鴿票、闈姓、火水、硝磺、東洋車牌、垃圾、籤鋪票、山票、尿水等等。11可以說，原料加工業和專營制度產業，促成澳門首次經濟轉型；此後，1970、80年代紡織製造業的興起及內地的改革開放政策，開拓及發展了銀行、保險、房地產等高附加值服務業12，這可視為澳門的第二次經濟轉型；20世紀末，澳門回歸後開放賭權，世界頂級賭業經營者在澳門大展拳腳，截至2017年底，澳門共有幸運博彩娛樂場40間，其中25間開設於澳門半島，餘下15間則設在氹仔，隨着各承批公司在“金光大道”的大型建設工程相繼復工，澳門旅遊博彩業將呈現另一新景象13，此舉帶動澳門進入第三次經濟轉型。總的來說，澳門經歷的三次經濟轉型，使產業從多元趨向單一。9.我國與8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百份“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參見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7-12/22/c_1122155143.htm。10.湯開建、吳志良：《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前言，澳門基金會，2002年。11.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健：《澳門史新編》第一冊，澳門基金會，2008年，第226-228頁。12.關鋒、謝漢光：“｀一帶一路´與澳門的發展機遇”，《新華澳報》，2016年8月11日。13.澳門博彩業歷史，參見http://www.dicj.gov.mo/web/cn/history/index.html。

9圖1　2014-2016年澳門博彩收入走勢5行、保險、房地產等高附加值服務業12，這可視為澳門的第二次經濟轉型；20世紀末，澳門回歸後開放賭權，世界頂級賭業經營者在澳門大展拳腳，截至2017年底，澳門共有幸運博彩娛樂場40間，其中25間開設於澳門半島，餘下15間則設在氹仔，隨着各承批公司在“金光大道”的大型建設工程相繼復工，澳門旅遊博彩業將呈現另一新景象13，此舉帶動澳門進入第三次經濟轉型。總的來說，澳門經歷的三次經濟轉型，使產業從多元趨向單一。圖12014-2016年澳門博彩收入走勢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資料，自行整理所得。澳門回歸後，博彩業一直保持強勁的增長趨勢，從2000到2013年，年均增長高達28%。但是，受全球經濟放緩、同行競爭、內地反腐、博彩中介信任危機、銀聯卡監管的加強、內地收緊“自由行”等多方不利因素影響下，澳門博彩業受到了嚴重的衝擊。自2014年6月以來，博彩毛收入出現26個月連跌的趨勢，是回歸以來最長的跌幅，至2016年8月才有輕微增長（如圖1所示）14；與此同時，博彩業的高速發展也為澳門帶來負面影響，出現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分化、環境污染、升學率下降、犯罪率增加、土地資源不足、人口擁擠、房價高企、勞動力12關鋒、謝漢光：“‘一帶一路’與澳門的發展機遇”，《新華澳報》，2016年8月11日。13澳門博彩業歷史，參見http://www.dicj.gov.mo/web/cn/history/index.html。14參見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http://www.dicj.gov.mo。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資料，自行整理所得。澳門回歸後，博彩業一直保持強勁的增長趨勢，從2000到2013年，年均增長高達28%。但是，受全球經濟放緩、同行競爭、內地反腐、博彩中介信任危機、銀聯卡監管的加強、內地收緊“自由行”等多方不利因素影響下，澳門博彩業受到了嚴重的衝擊。自2014年6月以來，博彩毛收入出現26個月連跌的趨勢，是回歸以來最長的跌幅，至2016年8月才有輕微增長（如圖1所示）14；與此同時，博彩業的高速發展也為澳門帶來負面影響，出現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分化、環境污染、升學率下降、犯罪率增加、土地資源不足、人口擁擠、房價高企、勞動力供給不足、中小企業經營成本加重等問題，增加了社會成本。目前，澳門經濟正處於深度調整期，進入第四次經濟轉型，社會各界一致認為，澳門需要調整經濟產業現況，使產業從單一邁向多元，“一帶一路”倡議，無疑為澳門實現經濟多元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二）作為服務平台隨着“一帶一路”戰略的全面實施，通過經貿合作區打造新的經濟合作平台，將中國的產業鏈向外延伸，改變與發展中國家的傳統合14.參見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http://www.dicj.gov.mo。

10作模式，建立跨國產業鏈，打造中國改革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升級版，必將進一步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與投資往來，未來區域內貿易和投資可望保持較高速增長。隨着經貿合作區的落地實施，將催生大量產業轉移、園區建設、跨境投資、貿易結算、貨幣流通、法律服務等需求。15在全球貿易整體低迷的形勢下，2016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額佔我國對外貿易總額比例由25.4%上升至25.7%。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額中，東南亞國家貿易額佔比高達47.76%，達4554.36億美元16；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同處一個經濟區域，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間的經貿往來、人文交流均十分頻密，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也同樣如火如荼。2017年，馬來西亞東海岸鐵路專案開工，中泰鐵路推進取得階段性進展，印尼雅萬高鐵瓦利尼隧道開工，中老鐵路建設按期有序建設，一系列基建專案的順利推進，印證着中國一貫秉承“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鼓勵推動與周邊國家的互聯互通。現時，中國正有意通過中國—東盟17自貿區來重塑雙邊關係，增進彼此戰略互信，這是澳門構建聯接內地與東盟服務平台的難得機遇。多年來，澳門與葡語國家一直保持着緊密的歷史文化聯繫。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成立以來，葡語國家對澳門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葡語國家通過澳門與內地進行的經貿合作逐年遞增。據統計，2003年中國和葡語國家貿易額為110億美元，到2013年，這一數據攀升至1319.1億美元，是10年前的近12倍。18葡語國家的工業化程度普遍不高，從國家發展與經濟轉型的發展趨勢看，葡語國家今後的15.何磊：“｀一帶一路´戰略中澳門發展的機遇、優勢與思路探討”，參見http://www.basiclaw.org.mo/index.php?p=5_1&art_id=1819。16.《國家“一帶一路”大數據中心，“一帶一路”大數據報告2017》，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9頁。17.東盟，全稱為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簡稱ASEAN），是集合東南亞區域國家的一個政府性國際組織，於1961年7月31日，由印尼、馬來亞、泰國和菲律賓在曼谷成立。成員國（東盟十國）包括：印尼（創始國）、馬來西亞（創始國）、菲律賓（創始國）、泰國（創始國）、新加坡（創始國）、汶萊、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候選國東帝汶及觀察國巴布亞新磯內亞。18.博言：“本澳配合｀一帶一路´戰略利於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新華澳報》，2017年6月6日。

11經濟發展蘊藏着巨大的潛力。所以，澳門應重點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服務平台。事實上，澳門作為服務平台，可幫助中國與東盟、葡語國家連接，也能幫助中國與拉丁美洲、非洲國家建立更緊密聯繫，“一帶一路”倡議，正為澳門帶來作為服務平台的機遇。（三）促進區域合作中國正在建設京津冀、滬寧杭、粵港澳三大灣區19，中央希望充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等開放合作區的作用，充分深化與港澳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如圖2所示）。圖2　粵港澳大灣區位置圖8圖2粵港澳大灣區位置圖資料來源：http://china.hket.com粵港澳大灣區有望與東京灣區、舊金山（三藩市）灣區、紐約灣區“並肩”。預計到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總量將基本追平東京灣區，到2030年，粵港澳大灣區GDP總量將達4.62萬億美元，超過東京灣區(3.24萬億美元)和紐約灣區(2.18萬億美元)，成為世界GDP總量第一的灣區。20“一帶一路”倡議，正為我們帶來促進區域合作的機遇。（四）加強國際交流：中國政府發佈的《願景與行動》文件中指出，“沿線各國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強，彼此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重點在以下方面加強合作。”這“五通”超越了歐洲人開創全球化以來主要集中在貿易階段，也超越了古絲綢之路的貿易與文化階段，而是全方位的交流與創新。澳門的特色和優勢決定了在“一帶一路”倡議中，一定能夠作出獨特的貢獻。首先，“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澳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其次，澳門擁有多年大型基建工程經驗，工程20“粵港澳大灣區迎萬億級基建投資規劃初步成型”，《文匯報》，2017年7月11日。資料來源：http://china.hket.com粵港澳大灣區有望與東京灣區、舊金山（三藩市）灣區、紐約灣區“並肩”。預計到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總量將基本追平東京灣區，到2030年，粵港澳大灣區GDP總量將達4.62萬億美元，超過19.粵港澳大灣區指的是由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9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城市群。

12東京灣區（3.24萬億美元）和紐約灣區（2.18萬億美元），成為世界GDP總量第一的灣區。20“一帶一路”倡議，正為我們帶來促進區域合作的機遇。（四）加強國際交流中國政府發佈的《願景與行動》文件中指出，“沿線各國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強，彼此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重點在以下方面加強合作。”這“五通”超越了歐洲人開創全球化以來主要集中在貿易階段，也超越了古絲綢之路的貿易與文化階段，而是全方位的交流與創新。澳門的特色和優勢決定了在“一帶一路”倡議中，一定能夠作出獨特的貢獻。首先，“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澳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其次，澳門擁有多年大型基建工程經驗，工程標準與國際接軌；第三，澳門是著名的國際自由港，也是遠東地區非常繁忙的轉口貿易商埠，在幾個世紀的對外經貿中，澳門積累了非常豐富寶貴的經驗；第四，澳門財政充裕，截至2017年9月，澳門特區財政儲備總額已達5051.94億元澳門元21；最後，澳門歸僑及社團眾多，為深化多邊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可利用這些與“五通”相對應的有利條件，進一步深化與世界各國的互利合作，為澳門帶來加強國際交流的機遇。三、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勢由於受到面積狹小、空間不足等因素的影響，澳門融入“一帶一路”的戰略也存在制約。因此，有學者把澳門特區在“一帶一路”建20.“粵港澳大灣區迎萬億級基建投資規劃初步成型”，《文匯報》，2017年7月11日。21.“澳財政儲備總額逾5051億”，《市民日報》，2017年11月8日。

13設中的定位，定為配角地位。22筆者對此觀點並不認同，儘管在地理面積、城市規模、產業結構、經濟總量、貿易總額、人力資源等方面，澳門並不佔甚麼優勢23，但澳門有着很多內地城市並不具備的明顯優勢，令其在“一帶一路”，特別是“一路”建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綜合而言，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勢有以下這些：（一）政治制度優勢澳門是實施“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在一個國家下，涉及兩種制度，三個單獨關稅區。2016年12月，習近平主席在中南海會見了來京述職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時指出，澳門“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方面樹立了榜樣。”24按照《基本法》之有關規定，除防務及外交等事務外，可自行制定政策及簽署對外協定。（二）地理區位優勢澳門，位於南海北岸，地處珠江口以西，北接廣東省珠海市，東面與香港相鄰。作為置於國際資金、專業人才和貨物流通的通達之地，內陸省市難於攀比。此外，若較之香港，由於澳門人口不多、經濟規模體量不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力有限，故它在享受香港般自由港和自由貿易之便的同時，卻無其之贅，故而澳門行業轉型易轍，較為便利和容易。25踏入21世紀，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珠三角作為中國最具活力的區域之一，澳門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2.李嘉曾：“澳門參與｀一帶一路´戰略的方針與重點探討”，《公共行政雜誌》第115期，澳門，行政公職局，2017年，第17-28頁。23.顧相偉、莊金鋒：“｀一帶一路´助力澳門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建設”，《“一國兩制”研究》第29期，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6年，第156頁。24.“習近平會見來京述職的崔世安”，《人民日報》，2016年12月24日。25.蔡建敏“澳門與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對接及路徑選擇”，《“一國兩制”研究》第29期，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6年，第150頁。

14（三）歷史文化優勢澳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城市，是中西文化交匯之地。對此，國學大師季羡林先生曾說：“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在時間上來說，就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說，就是澳門。”因此，可以說，澳門是一座底蘊深厚，並具有獨特文藝特色的城市。國學大師季羡林先生更認為，“澳門文化不只是人類一份值得珍惜的文化遺產，它必然要在東方的新世紀裏繼續閃爍獨特的光芒。”26澳門“多元融合、和而不同”的歷史文化，與“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理念不謀而合。（四）政策支持優勢多年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為支持澳門，推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倡議，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如：《內地與香港—澳門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近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等，上述政策，為澳門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五）經濟金融優勢現時，澳門經濟的四大支柱分別是旅遊博彩業、出口加工業、金融業和建築地產業。澳門被世界銀行列為全球高收入的地區，回歸以來，澳門經歷科網股泡沫、911事件、企業會計醜聞、沙士疫情、伊拉26.季羨林：“澳門文化的三棱鏡”，《羊城晚報》，1999年12月14日。

15克戰爭、次按危機、金融海嘯、中國經濟的減速、歐元區經濟增速疲軟等國內外不利因素，但澳門經濟仍強勢增長，澳門本地生產總值逐年上升，2014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為442,070百萬澳門元，澳門人均本地居民總收入達到710,895澳門元，失業率低至1.7%，2017年，首季居民月收入中位數增至1.9萬元。27圖3　2001年-2014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12圖32001年-2014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自行整理所得。現時，在澳門有29家銀行，其中十家為本地註冊（包括一家儲金局）而另外十九家為外地註冊。除兩家離岸銀行之外，所有在本澳之銀行都為零售銀行持有全能牌照。此外，尚有一家金融公司從事有限制之銀行業務、1家融資租賃公司從事融資租賃業務、1家從事發行及管理電子貨幣儲值卡業務的其他信用機構，以及11家兌換店、6家兌換櫃台、2家現金速遞公司、2家金融中介人公司、2家支付服務機構及1家其他金融機構之代表辦事處。澳門保險業共有23家保險公司，當中11家為人壽保險公司及其餘的12家為非人壽保險公司。28不可否認，澳門具有自由港、低稅制、無外匯管制、政局穩定、銀行體系健全、有完善的金融監管法制的優勢29，因此，澳門可借助經濟金融優勢，大力發展相關事業。（六）歸僑社團優勢：澳門歷來是華僑聚居地，歸僑眾多，分別來自60多個國家和地區，數量超過本地總人口的十分一。30他們擁有廣泛的社會關係，從事行業多元，與世界各28澳門金融管理局銀行業及保險業簡介，參見http://www.amcm.gov.mo。29袁持平、劉洋：《澳門與橫琴合作中的產業選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68頁。30參見澳門歸僑總會網頁http://www.overseachinese.org.mo。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自行整理所得。現時，在澳門有29家銀行，其中十家為本地註冊（包括一家儲金局）而另外十九家為外地註冊。除兩家離岸銀行之外，所有在本澳之銀行都為零售銀行持有全能牌照。此外，尚有一家金融公司從事有限制之銀行業務、1家融資租賃公司從事融資租賃業務、1家從事發行及管理電子貨幣儲值卡業務的其他信用機構，以及11家兌換店、6家兌換櫃台、2家現金速遞公司、2家金融中介人公司、2家支付服務機構及1家其他金融機構之代表辦事處。澳門保險業共有23家保險公司，當中11家為人壽保險公司及其餘的12家為非人壽保險公司。28不可否認，澳門具有自由港、低稅制、無外匯管制、政局穩定、銀行體系健全、有完善的金融監管法制的優勢29，因此，澳門可借助經濟金融優勢，大力發展相關事業。27.參見澳門統計暨普查局http://www.dsec.gov.mo。28.澳門金融管理局銀行業及保險業簡介，參見http://www.amcm.gov.mo。29.袁持平、劉洋：《澳門與橫琴合作中的產業選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68頁。

16（六）歸僑社團優勢澳門歷來是華僑聚居地，歸僑眾多，分別來自60多個國家和地區，數量超過本地總人口的十分一。30他們擁有廣泛的社會關係，從事行業多元，與世界各地的華商、東南亞、東盟及葡語國家有着深厚緊密的關係，互動關係良好。2018年2月，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主任鄭曉松走訪澳門歸僑總會時，對歸僑總會50年來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團結廣大歸僑僑眷，為澳門順利回歸祖國和促進特區繁榮穩定做出的重要貢獻充分肯定。對僑總近年來不斷創新發展會務，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凝聚“僑心”彙聚“僑智”，廣借“僑力”，通過打造新的系列品牌活動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和澳門“一中心、一平台”建設作出的積極探索表示讚賞。31可以說，歸僑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交流與合作，將為深化多邊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澳門作為中國最早開放的城市，除歸僑眾多以外，社團也眾多，素有“社團社會”之稱，社團已滲透到澳門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回顧澳門歷史，在澳門特殊的管治歷程中，逐漸形成一種特殊的社會結構，也就是“政府—社團—社會”32的社會結構模式。近年，社團數量屢創新高，截至2018年3月初，社團總數已達8469個，若對比60萬人口，大約71人便有一個社團，名稱上帶有一帶一路的社團已有10個（如表1所示）33。表1名稱上帶有一帶一路的社團統計一帶一路範疇社團名稱成立年期澳門一帶一路電子商務協會2017年12月澳門一帶一路研究會2016年4月30.參見澳門歸僑總會網頁http://www.overseachinese.org.mo。31.“鄭曉松走訪澳門歸僑總會”，《澳門會展經濟報》，2018年2月1日。32.潘冠瑾：“｀強´法團體制的形成：十年來澳門社團體制的演進與參政功能的強化”，《澳門公共行政雜誌》第86期，澳門，行政公職局，2009年，第819頁。33.參見澳門印務局網頁http://www.io.gov.mo。

17一帶一路範疇社團名稱成立年期一帶一路法律服務研究會2017年6月澳門一帶一路文化交流促進會2017年7月一帶一路經貿文化促進會2017年11月一帶一路經濟研究會（澳門）2017年11月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協會2017年7月一帶一路國民教育澳門推廣協會2017年11月澳門一帶一路高等教育交流協會2016年7月澳門一帶一路書畫文化藝術促進會2018年3月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澳門印務局資料，自行整理所得。深入而言，澳門社團具有協助政府管理的功能，表現出輔弼之道，隨着社會發展，很多單一功能的社團，已轉變為綜合功能的社團，其功能逐步擴張，從最初的參與慈善活動、援助國家抗戰、擬政府化，到現在為社會提供多元化服務，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教育、體育、慈善、政治、宗教等多個領域。因此，澳門可借助社團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建設，以此加強民心相通。四、“一帶一路”與澳門發展策略下文，將結合目前的成果、機遇與優勢，提出一系列可行的發展策略，以進一步推動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建設。（一）堅持一個目標澳門在進行自身的區域性頂層設計時，應以“一帶一路”倡議為總體目標，穩步發展，努力落實世界旅遊休閑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即“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功能定位。

18（二）協調兩種制度“一國兩制”無疑是澳門的最大優勢。現時，粵港澳大灣區形成“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的格局，法律體系和行政體系均不同，在“一國兩制”下，制度多樣且互補，這既是優勢，同時給統籌協調、協同發展帶來不少挑戰。34多年來，粵港澳區域協同發展總體上仍存在利益不一致時有所動搖，政策規劃多、落地少且走樣變形的局面。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記者會曾表示，“｀一國兩制´的實踐要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35對此，我們應在堅持唯一目標的基礎上，盡力協調兩種制度，首先做好科學合理的頂層設計、統籌規劃，避免出現無序競爭，甚至產生惡性競爭及嚴重內耗；再者，要實現人、財、物、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動，進一步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三）完善三大板塊1.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粵港澳三地的實際合作歷史悠久、內容豐富，三地之間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文緣相通，相互堅持平等協商、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在經濟、社會民生、文化等領域開展了全面而深入的交流合作。大灣區將致力打造世界級新經濟區域，增強科技創新、擴大國際合作、提升優質生活，建設內地與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必須主動把握大灣區帶來的發展機遇，搭上祖國發展的快車。我們可通過以下重點措施：（1）努力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為開放合作平台；（2）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3）在粵港澳大灣區內為澳門居民謀福祉；（4）促進人文及文化繁榮交流；（5）尋求及推進雙34.賀定一：“澳建旅管專才培訓基地”，《澳門日報》，2018年2月24日。35.李克強：“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新華澳報》，2017年3月16日。

19向與多邊合作，支持各方創業、就業及發展；（6）加強基礎設施建設；（7）支持發展創新領域；以及（8）從多渠道加強宣傳推介等，以共建粵港澳大灣區。2.完善規劃、發展新城區及“第四空間”由於土地不足，加上澳門多山的地形以及歷史的居住習慣，導致澳門人口居住的位置以澳門半島為主，人口地理位置的分配不均，更是加劇了澳門特區人多地少的人地矛盾，使當地的旅遊、房屋、交通、醫療、教育、社區設施等等，承受巨大壓力，並由此產生諸多社會問題。圖4　澳門新城區區位示意圖16及文化繁榮交流、(5)尋求及推進雙向與多邊合作，支持各方創業、就業及發展、(6)加強基礎設施建設、(7)支持發展創新領域及(8)從多渠道加強宣傳推介等，以共建粵港澳大灣區。2.完善規劃、發展新城區及“第四空間”由於土地不足，加上澳門多山的地形以及歷史的居住習慣，導致澳門人口居住的位置以澳門半島為主，人口地理位置的分配不均，更是加劇了澳門特區人多地少的人地矛盾，使當地的旅遊、房屋、交通、醫療、教育、社區設施等等，承受巨大壓力，並由此產生諸多社會問題。圖4澳門新城區區位示意圖資料來源：澳門土地工務運輸局網頁http://www.dssopt.gov.mo。自19世紀末至今，澳門曾經歷多次大規模的填海工程，以解決土地緊缺問題。2008年，特區政府正式向中央政府提出填海申請，並於2009年11月獲國務院正式批覆，同意澳門特區填海造地61.65公頃，後修訂為350公頃。澳門新城資料來源：澳門土地工務運輸局網頁http://www.dssopt.gov.mo。

20自19世紀末至今，澳門曾經歷多次大規模的填海工程，以解決土地緊缺問題。2008年，特區政府正式向中央政府提出填海申請，並於2009年11月獲國務院正式批覆，同意澳門特區填海造地61.65公頃，後修訂為350公頃。澳門新城區（如圖4所示）位於澳門東、南沿岸及氹仔北岸，由五幅填海地段組成，面積約相當澳門總面積九分之一；另一方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發展策略（2016至2030）》報告中，首次提出在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外，利用填海打造“第四空間”（如圖5所示）的嶄新概念。圖5　澳門“第四空間”區位示意圖17區（如圖4所示）位於澳門東、南沿岸及氹仔北岸，由五幅填海地段組成，面積約相當澳門總面積九分之一；另一方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發展策略（2016至2030）》報告中，首次提出在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外，利用填海打造“第四空間”（如圖5所示）的嶄新概念。圖5澳門“第四空間”區位示意圖資料來源：“‘第四空間’作澳未來城市發展米健指選址重要需研究論證”，參見http://www.exmoo.com/article/35365.html。可以預見，新城區落成後，將為澳門帶來以下的正面影響：(1)解決由土地不足而引致的諸多社會問題、(2)為澳門帶來正值經濟效益、(3)通過“產城結合36、區域合作”的規劃方向，優化澳門產業結構；而“第四空間”是一個戰略構想，亦是未來城市發展的大方向，基本思路是先向南發展，再向西擴展，希望將世界上先進的技術、產業引進“第四空間”內，如高端旅遊、高端金融、精密製造等36產城結合，即利用新城區推動產業多元，但在規劃的過程中亦需要適當地考慮其他方面因素。資料來源：“｀第四空間´作澳未來城市發展米健指選址重要需研究論證”，參見http://www.exmoo.com/article/35365.html。可以預見，新城區落成後，將為澳門帶來以下的正面影響：（1）解決由土地不足而引致的諸多社會問題、（2）為澳門帶來正值經濟

21效益、（3）通過“產城結合36、區域合作”的規劃方向，優化澳門產業結構；而“第四空間”是一個戰略構想，亦是未來城市發展的大方向，基本思路是先向南發展，再向西擴展，希望將世界上先進的技術、產業引進“第四空間”內，如高端旅遊、高端金融、精密製造等37，與內地的島嶼和港灣形成海上金三角。38因此，我們應完善規劃、發展新城區及“第四空間”，以提升澳門的城市競爭力。3.海洋利用與開發板塊多年來，因歷史和法律原因，限制了澳門對海洋的利用與開發。2015年，中央政府批給澳門85平方公里海域39，結束了澳門鄰海無海的局面，為澳門的長遠、多元發展帶來巨大契機，澳門的海域接近目前澳門陸地面積的3倍，為澳門提供了持續發展空間。澳門可以在海洋資源開發與保護、海洋文化的認知與挖掘、海域管理與海洋經濟發展等方面加以考慮，如：獲取風力及太陽能等海洋能源、合作開發海上旅遊、海洋會展業、各類海洋基建工程、發展高端海洋生物醫藥及科技等。除此之外，還可以通過抽沙建島工程，取代傳統填海，降低及改善對海洋生態的影響，藉此建造深水港，進一步來看，如果有了深水港，澳門與福建的海洋經濟發展項目會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從而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四）實施四大戰略1.東連福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在一帶一路重點佈局的15個港口中，福建省佔據了其中3席（包括福州、廈門、泉州三地港口），根據《願景與行動》文件，國家支持36.產城結合，即利用新城區推動產業多元，但在規劃的過程中亦需要適當地考慮其他方面因素。37.“第四空間擬向南發展”，《澳門日報》，2017年1月25日。38.“政府研究發展第四空間路環西延連接內地島嶼”，《新華澳報》，2016年12月15日。39.劉紹滿：“中央批覆本澳水域管理範圍利粵澳合作共贏”，《新華澳報》，2015年12月23日。

22福建建設成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可以預計，福建省將借一帶一路進行產業升級，打造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競爭優勢。澳門，同樣作為古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和發祥地。澳門與福建，具悠久的交流歷史，官方合作及民間交往密切。現時，澳門擁有眾多的福建移民、商人和相關社團，大可善用歸僑社團優勢，加強民心相通，藉澳閩兩地聯手，進一步深化海洋利用與開發方面的合作，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2.南聯內地與東盟服務平台2010年，隨着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全面啟動，雙方超過90%的商品實現零關稅，東盟成為中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僅次於歐盟和美國。現時，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開展，已成為促進國內產業升級的主要途徑。許多研究表明，中國和東盟之間互補多於競爭，發展各具優勢，雙方在生產資源、生產能力等方面各有所長，未來雙方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繼續加大合作力度，推進雙方價值鏈的升級，促進雙方多邊關係發展。曾有分析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佈表現出明顯的市場尋求、技術尋求、資源尋求和出口拉動的特徵。40因此，我國應保持、加強及積極推動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如各種天然資源、農業及其關聯的物流、農產品加工及服務等關聯產業、高新技術制造業、新興服務業、建設跨國經濟園區及自貿區等方面的投資，以加快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41以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為例，如表2所示，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預算，2010-2020年亞洲國家基礎設施需求接近8萬億美元，其中新增基礎設施佔68%，維護和更新基礎設施佔32%，電力和公路分別佔總體需求的51%和29%，以東盟為例，估計每年基礎設施資金需求40.張慧、黃建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佈的影響因素分析——基於新經濟地理理論的探討”，《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第3期，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14年，第53-65頁。41.趙江林：《“一帶一路”多邊範式與推進路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41-107頁。

23為600億美元左右，但成員國籌集的資金尚不足10億美元；亞太區域基礎設施每年投資需要8千億美元，而目前亞開行每年只能提供100多億美元的項目貸款，可見，基礎設施資金缺口非常大。表2　亞洲基礎設施部門投資需求（2010-2020年）單位：百萬美元部門新增能力維護和更新合計能源（電力）31764912240886電信3254730310557移動電話181850926909固定電話14622123647運輸17617704524661機場6547113港口503254757鐵路27359386公路17022638423405供水和環衛設計155522583813合計541892572879918資料來源：AsianDevelopmentBank，InfrastructureforaSeamlessAsia，Tokyo：AsianDevelopmentBankInstitute，2009.筆者建議，澳門可以發揮內地與東盟服務平台的作用。一方面，以金融合作為基礎，現時，澳門銀行也有兩家屬於東盟資本的銀行，可以為雙方實現便利化服務，通過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的加強，為多邊經貿發展提供所需的金融服務。包括以人民幣為跨境支付及結算，從而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為東盟國家填補資金缺口、就金融監管服務進行分享和交流等；另一方面，可借助歸僑社團優勢，加強民心相通，在教育、旅遊、項目融投資、科研合作等方面，均有巨大的發展潛力。

243.西接葡語國家特色合作區現時，全世界共有約二億六千七百萬人講葡語，以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有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葡萄牙、聖多美及普林西比島、東帝汶，分佈在亞洲、歐洲、非洲和南美洲。葡語國家的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百分之四點七，土地面積約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佔世界總陸地面積的百分之七點二。葡語的應用與影響力並不僅局限於葡語國家。葡萄牙語還是一些例如美洲國家組織、非盟等區域組織的工作語言。葡萄牙語是南半球第一大語言，是世界第六大商務語言、世界第六大口語交流語種，還是使用率位居全球第五的網絡語言；進一步而言，葡語國家各自都在所在地區具有一定的地緣戰略價值或者扮演獨特的作用。葡萄牙位於大西洋通向美洲的橋樑，是歐盟成員國，在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擁有的投票權和席位的代表性均超出了葡萄牙自身的人口規模、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國家，是金磚國家成員，也是南方共同市場的成員，其影響力舉足輕重、幾內亞比紹和佛得角是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成員、聖多美及普林西比島加入了中部非洲國家經濟共同體、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加入了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和東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場、東帝汶比鄰澳大利亞和印尼，與東南亞國家聯盟也有聯繫；42最後，海洋是連接各個葡語國家的紐帶，葡語系國家的海岸線綿長，海洋資源豐富，有待進一步開發。綜上所述，衆多葡語國家形成了一條獨特的經濟走廊。目前，“一帶一路”將通過五大走向貫穿亞歐非大陸，共同打造六大經濟走廊，澳門與葡語國家一直保持着緊密的歷史文化聯繫，其中的“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功能定位更與葡語國家密切相關。未來，澳門應與葡語國家繼續深入合作，重點打造葡語國家特色合作區，進一步建設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葡語國家商品集散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台、旅遊教育培訓基地、中葡雙語人才培訓基地、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等服務平台，使澳門由“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逐步提升為“多中心、多平台、多基地”的功能定位，以推進多方在貿易、投資、農業、漁42.魏丹：“葡語國家成為｀一帶一路´新走廊”，《澳門日報》，2017年3月1日。

25業、基礎設施、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等領域的恆常化合作，期望透過葡語國家特色合作區，共同打造“一帶一路”第七大經濟走廊。4.北望神州尋新發展點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願景與行動》從時代背景、共建原則、框架思路、合作重點、合作機制等方面闡述了“一帶一路”的主張與內涵，提出了共建“一帶一路”的方向和任務。文件指出，中國願與沿線國家一道，不斷充實完善“一帶一路”的合作內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時間表、路線圖，積極對接沿線國家發展和區域合作規劃43，其中，新疆被定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福建則被定位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還對18個省及港澳台地區規劃了功能定位，包括新疆、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內蒙古等西北的6省，黑龍江、吉林、遼寧等東北3省，廣西、雲南、西藏等西南3省，上海、福建、廣東、浙江、海南等5省，內陸地區則是重慶。可以說，這是“一帶一路”首次公佈的總體的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深入而言，“一帶一路”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出擊，形成“東出”“西進”“北上”“南下”四大戰略部署，深度參與分工國際化、經濟全球化。四大戰略體系彼此方向互補、內容互補、力量互補、作為互補，最終形成亞洲大陸發展新格局。釋放積極能量，實現中國“內陸地區外向化”“西部地區國際化”，形成全面開放的格局，促進內陸地區發展，帶動周邊地區發展，從而影響亞太、影響世界。44不可否認，《願景與行動》是一個理念性、指導性、綱領性的框架，當中缺乏具體方案。因此，澳門短期除了與廣東省、福建省、東盟及葡語國家合作外，長遠還需北望神州，嘗試與其他省份及國家合作，尋新發展點。43.“｀一帶一路´規劃包含18省份名單各省市功能定位盤點”，《南方都市報》，2015年3月29日。44.張玉傑：“｀一帶一路´是中國建設大棋局中的棋眼”，《決策與資訊》第4期，湖北，武漢決策資訊研究開發中心，2015年，第24-26頁。

26（五）發展五大事業1.教育業國家教育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的通知中指出，“教育為國家富強、民族繁榮、人民幸福之本，在共建｀一帶一路´中具有基礎性和先導性作用。教育交流為沿線各國民心相通架設橋樑，人才培養為沿線各國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提供支撐。沿線各國唇齒相依，教育交流源遠流長，教育合作前景廣闊，大家攜手發展教育，合力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是造福沿線各國人民的偉大事業。”因此，我們應合力發展教育業，特別在高等教育領域方面，本澳高等院校應發揮各自優勢及獨特的作用，為建設“一帶一路”培養各方面的人才。我們可通過：（1）開展一系列與“一帶一路”相關的學術講座、研討會、教育及師資課程；（2）適度擴大招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學額；（3）計劃開辦孔子學院；（4）加強科技合作，共建聯合實驗室或研究中心；（5）舉辦活動、設立獎助學金助力“一帶一路”建設；（6）提升、普及職業教育；（7）加強國際人才合作及學歷、專業資格互認等措施，藉此推動旅遊教育培訓基地、中葡雙語人才培訓基地及人才合作示範區的建設。2.會展業為推動經濟轉型，促進產業多元化，澳門近年大力發展會展業，隨着國際基礎設施建設與投資高峰論壇、亞太經合組織（APEC）旅遊部長會議、世界旅遊經濟論壇、中國會展經濟國際合作論壇（CEFCO）等重要展會相繼落戶澳門，為澳門會展業打造具國際影響力的品牌展會提供強力支持；為加強扶持會展業發展，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於2016年起推行“國際性會議及專業展覽支持計劃”、“會展專業人才培訓支援計劃”、“參展財務鼓勵措施”等多項計劃，均有助加快澳門成為舉辦國際性及專業化的會展活動的目的地。4545.司徒若哲：“澳門會展業日益壯大”，《澳門雜誌》總第116期，澳門，新聞局，2017年，第359-392頁。

27現時，澳門會展業具良好的發展勢頭。將來，澳門政府透過《澳門會展業發展藍圖研究》及新城區會展規劃用地，通過把握世界經濟的大趨勢和新特點、大力推動國際高水平交流與合作、不斷加快新技術應用、舉辦特色會展、以“展節結合46，會主展輔47，聯合辦會”等，產生優勢互補及區域合作效應，推動會展業健康及持續發展並日益壯大。3.金融業澳門具金融優勢，截至2017年9月，特區財政儲備總額逾5051.94億澳門元，其中超額財政儲備3555.68億元。48但多年來投資回報率偏低，根據資料顯示，2016年財政儲備年度回報率為0.8%，而通脹為2.3%，扣除通脹後實際回報率為負1.5%；2015年回報率為0.7%，扣除通脹實際回報率仍是負數。49有見及此，早於2015年，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昨披露，會將部份儲備透過廣東省政府與及國家開發銀行投資，以賺取更高回報。50筆者建議，未來，澳門可根據自身條件，大力發展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關之新興金融業，預計澳門在提升人民幣國際化水平；加入亞投行，為沿線國家或地區提供資金；發展特色金融、離岸金融51、文化金融等方面，也將大有可為。在提升人民幣國際化水平52方面，可首先嘗試實現粵港澳大灣區貨幣合作。《馬斯特里赫特條約》53提到，加入歐元區的門檻條件，46.展節結合，即舉辦會展時，結合旅遊節慶或帶有目的且連續性較強的活動。47.會主展輔，即以會議為主、展覽為輔。48.“特區財政儲備總額逾五千億”，《現代澳門日報》，2015年11月8日。49.“財儲回報低投資宜設基準目標”，《澳門日報》，2017年4月25日。50.“澳門計劃調動千億儲備部份交予廣東省政府投資”，《南方都市報》，2015年5月31日。51.離岸金融是指設在某國境內但與該國金融制度無甚聯繫，且不受該國金融法規管制的金融機構所進行的資金融通活動。52.貨幣國際化的條件：具經濟規模、具完善的金融市場、具國際影響力、具使用慣性等。53.1991年12月9至10日，第46屆歐共體首腦會議在荷蘭的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舉行。經過兩天辯論，代表們通過並草簽了《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條約》和《政治聯盟條約》，統稱《歐洲聯盟條約》（TreatyofMaastricht）即《馬斯特里赫特條約》。1992年2月7日，歐共體12國外長和財政部長在荷蘭小鎮馬斯特里赫特正式簽訂了歐

28是在區內市場一體化達到較高程度條件下對成員國經濟趨同要求的量化。當然，我們不能照搬歐元區的門檻條件，我們可借鑒其理論和經驗，逐步做到要素市場一體化、通貨膨脹水平相若、穩定匯率、經濟發展水平一致、相似財政政策這五個前提條件，如果能滿足以上五點，實現粵港澳大灣區貨幣合作的可能性就較大。另一方面，現時葡語國家大部份商貿往來結算仍以美元及歐元為主，澳門可發揮中葡平台的作用，進一步推廣人民幣在葡語國家使用，這有利於雙方企業經貿往來時規避匯率風險，通過提高人民幣在葡語國家的接受程度，加速提升人民幣國際化水平。2017年3月23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在北京宣佈其理事會已批准13個新意向成員的加入，此次13個新增成員包括阿富汗、亞美尼亞、斐濟、中國香港和東帝汶、比利時、加拿大、埃塞俄比亞、匈牙利、愛爾蘭、秘魯、蘇丹和委內瑞拉。54其中，香港的成功加入，對澳門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澳門可嘗試申請加入亞投行，為沿線國家或地區提供資金，藉此改善投資回報率。面對全球邁向數據化，澳門即將迎來新發展。特區政府與阿里巴巴集團簽署《構建智慧城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將充分利用阿里巴巴領先的雲計算、應用大數據等相關技術能力，促進澳門智慧城市建設的步伐，長遠而言，將澳門發展成一個“以數字引領科技，智能服務民生”的智慧城市55，助力發展澳門特色金融；當前，人民幣使用和接受程度大幅提高，2014年底全球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已達6.5萬億元，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澳門至去年底人民幣存款餘額達1,034億元，十年增幅超過千倍，是離岸人民幣存款第五大地區56，這為構建離岸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澳門政府正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由此衍生形成以鑒別、評估、抵押、銀行、保險、物流、租洲聯盟條約，即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該條約規定，在歐盟內部要求實現資本的自由流通，真正實現統一市場，並使經濟政策完美地協調起來，最遲於1999年1月18日在歐共體內發行統一貨幣，實行共同的對外與防務政策，擴大歐洲議會的權力。54.“亞投行再擴朋友圈”，《人民日報》，2017年3月24日。55.“澳加速建智慧城市”，《澳門日報》，2017年8月5日。56.“澳千億人幣存款離岸第五大”，《澳門日報》，2015年5月13日。

29賃、維護保養、保安、巡展會展產業、文化藝術品加工產業等以文化為主的金融事業。綜上所述，澳門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具有自身的金融特點和優勢，可大力發展特色金融、離岸金融及文化金融。4.中醫藥業中央政府積極支持澳門發展中醫藥業，2011年3月，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廣東省簽訂《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指出了“共同建設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作為粵澳合作產業園區啟動項目。整合廣東中醫藥醫療、教育、科研、產業的優勢和澳門的科技能力和人才資源，吸引國內外大型醫藥企業總部聚集，打造集中醫醫療、養生保健、科技轉化、健康精品研發、會展物流於一體的國際中醫藥產業基地，以及綠色道地藥材和名優健康精品的國際交易平台。”同年4月，雙方政府共同開發橫琴的首個專案――“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正式啟動。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澳門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並於2011年11月與橫琴新區“珠海大橫琴投資有限公司”攜手成立“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開發有限公司”。特區政府將中醫藥業作為經濟多元的其中一個重點，相繼推出一系列積極措施支持中醫藥教育、科研及產業化發展。其中，澳門部份高等院校已開辦了中醫學方面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課程（如表3所示），逐步建立了中醫藥高級人才培養體系，在學科建設、創新研究、師資隊伍及人才培養等方面都達國際水準。國家也先後在澳門大學及澳門科技大學設立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可見，中醫藥業在澳門有非常大的發展潛力。表3　澳門高等院校中醫藥課程一覽表院校課程學位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生物醫藥博士中藥學醫藥管理碩士生物醫藥學學士

30院校課程學位澳門科技大學（中醫藥學院）中醫學中藥學中西醫結合博士中醫學中藥學中西醫結合臨床醫學中藥生產及營銷管理碩士中醫學中藥學生物醫學學士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資料，自行整理所得。就現時的現況而言，人才與立法是澳門發展中醫藥業比較急需解決的問題，對此本文作出以下建議：（1）繼續加強中醫藥標準化領域的合作，共同開展中醫藥國際標準研究；（2）加強中醫藥人才培養，通過技術合作、學術交流、技能培訓等多種方式培養人才；（3）遵循自身規律，完善管理制度，擴大開放醫療服務市場，積極引入一流醫療機構和先進管理模式；（4）完善立法工作，如執業醫師資格、藥品管理、醫療機構管理等相關法律；（5）強化監管，預防和控制醫療安全風險；（6）發展高端醫療服務，建設醫療、保健產品研發和檢測平台，推進醫療科研成果產業化。5.文化創意產業澳門文化創意產業蓬勃發展，成為促進澳門產業適度多元的一個方向。現時，澳門文化產業主要由文化局轄下的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廳負責，協助制定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及策略57；澳門政府考慮到文化產業在澳門經濟多元化發展及產生文化生產力中意義重大，成立57.參見澳門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廳網頁http://www.icm.gov.mo/cn/DPICC。

31一個具廣泛有代表性及專業性的委員會，根據第123/2010號行政長官批示，正式成立文化產業委員會58；為支持發展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產業的項目，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澳門政府根據第26/2013號行政法規設立文化產業基金，運用其資源支持發展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產業的項目。59近年，政府啟動了相關補貼及資助計劃，不少文創項目及藝術家獲得政府的支持，文創項目一一實現，與此同時，高等院校也與之配合，開設相關課程，積極培養文化藝術人才。至此，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形成由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廳主導、文化產業委員會輔助、文化產業基金支持、高等院校配合的局面。因此，在原有的基礎上，我們應在建立服務平台、企業支援、品牌塑造、人力資源、營造文創氛圍、凝聚社會共識、強化區域合作、政策協調及評估等方面多加考慮，特別是強化區域合作方面，推動與橫琴或南沙等粵港澳合作產業園區合作，建立粵澳合作文創產業園，協助本澳中小企進駐園區發展，建立青年創意中心，提升青年創新、創意及創業能力，為經濟多元提供人才儲備。期望通過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在促進產業適度多元的同時，提升城市競爭力，塑造獨特的城市形象。五、總結筆者認為，澳門應把握“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發揮“一國兩制”及其他獨特優勢，通過堅持一個目標、協調兩種制度、完善三大板塊、實施四大戰略、發展五大事業的發展策略，這對澳門落實“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功能定位、融入及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等方面，均有重大意義！58.參見澳門文化產業委員會網頁http://www.cic.gov.mo/current/subpage.aspx?a_id=1451898364。59.參見澳門文化產業基金網頁http://www.fic.gov.mo/index.aspx。

33《行政》第三十一卷，總第一百二十一期，2018No.3，33—45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法律基礎馮澤華*自2017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粵港澳大灣區”概念以來，法學界如獲珍寶，一年多以來已就粵港澳大灣區（以下徑稱大灣區）建設的法律基礎、存在問題以及合作進路等核心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普遍有這樣的一個共識：大灣區建設的法律依據並不是很明確，甚至有的學者還提出大灣區建設存在合法性難題。1然而，若完全否認粵港澳行使區際合作權缺乏法律依據，則意味着大灣區建設是違憲行為，而新時代下的系列重大改革強調於法有據，這就很明顯地在挑戰我國憲治秩序。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改革立法思路業已十分明確，即通過中央授權或者默認的方式允許部份地區先行先試以逐步推進全國性改革。不同於美國等聯邦制國家的地方具有憲法規範上充足而明確的自治權，我國地廣人稠、東中西部現狀各異，長期中央集權制下的地方並無足夠的自治權且規範上對中央與地方職權的劃分任務並未完成，故需要以先行先試的方式推進全國性改革2，在此過程中，中央的態度往往是微妙的，以默認為主，若地方創新性的改革是嚴重違憲的，不符合中國改革的整體利益的一般會被叫停3，這不僅形成一種改革慣例，甚至可成為憲法慣例，因其完全符合當前中國推進改革的實際情況，且在部份改革領域行之有效的經驗往往會上升為直接、明確的法律條文，如《立法法》第13條4就改革問題在部份地區停止法律適用進行規定，以更好地調動地方進行改革的積極性。*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中國法學會會員。1.相關觀點是由筆者參與不下十場有關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問題的研討會總結的，因許多論文集的論文尚未發表，此處不再闡釋哪位作者持相關觀點。2.這或是法治進程的中國方案，亦是先富帶動後富的改革思路在立法上的反映。3.如2009年，廣東把當年國務院辦公室已安排縮短成3天的“五一”假期，重新調整為7天。後引發全國各地效仿，最終被國務院叫停。4.《立法法》（2015）第13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改革發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領域的特定事項授權在一定期限內在部份地方暫時調整或者暫時停止適用法律的部份規定。”

34而關於區際合作問題仍在探索中，過早立法限制邊界不啻不利於粵港澳三方共同建設國際大灣區的積極性，而且受制於立法亦容易導致許多創新思路“胎死腹中”。因此，本文探討的是大灣區建設先行試點的法律基礎，而非所謂明確的法律條文依據。綜觀粵港澳合作多年的實際，大灣區建設的法律基礎是綜合性，絕非單一的國內法抑或國際法即能自洽，至少有五個層面的規範可作為大灣區建設的法律基礎。下文縷述之。一、憲法：大灣區建設的根本法基礎2014年國務院頒佈的白皮書著重強調：憲法和基本法是特區憲制基礎，之後歷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共十九大報告、習近平主席在視察港澳的講話亦直接或者間接強調這一決斷。之所以強調憲法作為特區憲制的基礎之一，是因為“一國兩制”運行至今，屢次遭到香港反對派的挑戰，其原因在於過於強調基本法上的“兩制”，而忽視了基本法上的“一國”，或者憲法上的“一國”。這些有意割裂的邏輯思維導致高度自治權成為挑戰中央權威的擋箭牌。從憲法原理的角度而言，作為統一的主權國家，港澳特區法律體系長期與內地法律體系進行區隔，刻意形成兩套不同的法律體系，既不利於主權國家法律體系統一的需要，亦不利於“一國”與“兩制”實現良性互動。實際上，“一國兩制”的實施絕非為了區隔內地與港澳，而是為了兩地的融合，因為港澳回歸前，內地與港澳事實上即為“一國兩制”。港澳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並不意味着在國家層面上的其他制度的隔離，如雙方均實現市場經濟，這就可在經濟制度上相互融合，以更好地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尤其是正如火如荼的大灣區建設，強調法律制度不斷走向統一，在經貿往來、人才與資金流動、資訊傳遞等經濟與人文因素方面的法律不斷趨於統一，而非各自區域內暗中設置門檻，進而阻礙有利融合的因素自由流動。故此，憲法在大灣區建設中的統合作用愈發明顯。憲法實施之目的在於統合全國的法律體系，而非有意隔絕一部份地區與另外一部份地方的法律體系。若有意隔絕，則無法彰顯憲法的統合作用，憲法的實施亦即毫無意義。

35在積極推動大灣區建設的過程中，於2018年第五次修正憲法後而成立的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將大有作為，因為其將在審查粵港澳就區際合作而制定的法律是否合憲的層面上具有廣泛的自由裁量空間。憲法和法律委員會成立後，鑒於基本法乃憲法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份，該委員會有必要將涉嫌違反基本法的港澳特區法律納入合憲性審查的範圍。易言之，憲法和法律委員會有必要與港澳特區的法律機關建立直接的立法備案審查機制以及違反基本法審查制度，具體而言，在立法備案審查機制上，港澳特區、廣東省的立法機關可直接將制定的法律上報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備案，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經過審查後認為港澳特區、廣東省制定的法律規範不符合“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與特區關係”，特別是含有阻礙內地（廣東）與特區融合的條文，可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相應的意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諮詢港澳基本法委員會後決定是否發回港澳特區、廣東省。在違反基本法審查制度中，港澳訴訟案件中的當事人、審理法院均有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違基審查的申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將申請轉交憲法和法律委員會進行合憲性審查，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審查後將相應的意見上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諮詢港澳基本法委員會後將最終的結論函告提請違反基本法審查的主體。綜上所述，憲法不啻是特區的憲制基礎之一，而且是大灣區建設的根本法基礎，憲法和法律委員會作為憲法的“守護神”將在大灣區建設中佔據重要地位。同時，基本法不是特區的“憲法”、“小憲法”，港澳特區不能以基本法的高度自治權對抗來自中央依據憲法、基本法行使全面管治權，這些均須大灣區各方在合作過程中時刻作出完整準確地理解。二、憲制性法律：大灣區建設的基本法律基礎當前，粵港澳具有許多共同適用的憲制性法律，這些法律主要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具有基本法律的屬性，故這些法律可作為大灣區建設的基本法律基礎，主要包括三種類型：第一，港澳基本法。基本法作為明確賦予港澳特區具有高度自治權的憲制性法律，是大灣區建設的法律基礎之一。首先，基本法並非

36僅適用於港澳，而是適用於全國的憲制性法律，其效力是及於中國所有領域的，無論港澳居民，抑或內地居民同樣受基本法的規制。由此，港澳法律制度與廣東施行的法律制度存在相通之處，可為大灣區建設提供共通的法律空間。其次，大灣區建設並未干預港澳自行管理的事務，因其從協議的方式獲得港澳的認可而滿足基本法的強制性要求。最後，港澳之所以能夠與廣東合作，其權力來源於基本法授予其獨立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司法權和終審權。港澳享有的綜合性權力可直接決定其就任何方式與廣東進行區際合作，這種方式是不完全受制於基本法條文的直接表述。為了賦予港澳充足的自治權，基本法還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可代表特區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5作為一條具有能動性的兜底條款。如此觀之，港澳是有與廣東進行合作的權力，這種權力早已“潛伏於”基本法的整個法律文本之中。第二，全國性法律。6全國性法律是能夠直接適用於港澳的憲制性法律，其之所以能夠成為大灣區建設的法律基礎之一，是因為其亦能作為鏈接廣東與港澳的規範適用平台。綜觀當前在港澳適用的全國性法律，無一例外均可作為大灣區建設的法律基礎。如《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為國慶黃金周的出現提供法律依據，每一年的國慶黃金周，往返港澳的廣東遊客絡繹不絕，大大推動粵港澳三地的旅遊業、酒店業、餐飲業的發展。其他的全國性法律涉及外交、國防、國家領土等問題同樣為大灣區建設提供定紛止爭的依據，保證粵港澳三方在統一的主權國家框架內進行合作。第三，除憲法外《基本法》第18條之外的特區法的形式（下文徑稱其他法律）。7其他法律包括全國人大為特區制定的法律、授權法。同理，其他法律之所以能夠成為大灣區建設的法律基礎，是因為其能直接適用於粵港澳三地，構成共同的法律基礎。首先，全國人大為特區制定的法律。全國人大有權依據基本法的規定，直接作出適用於粵港澳的全國性規範，如全國人大依據基本法規定制定的兩部關於港澳5.如《澳門基本法》第50條第13項。6.如無特殊說明，本文的全國性法律特指的是列於基本法附件三中的全國性法律。7.詳細的法律規範種類可參見馮澤華：“《基本法》第18條之外的特區法的形式探析”，《澳門公共行政雜誌》2017年第3期。

37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的辦法。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下文徑稱港澳居民）作為中國公民的一份子，有權依據憲法、基本法的規定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當港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參政議政時，可為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表達更多的港澳本土心聲，中央亦儘可能依據這些本土提案作出適合港澳的發展規劃。此外，在不違背中央對港澳政策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的情況下，全國人大作為最高的國家權力機關有權依據憲法、基本法制定能夠保障港澳繁榮穩定並直接適用於粵港澳的規範。其次，授權法。此處授權法主要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中“保持港澳的繁榮和穩定”的立法精神而授權特區在內地特定區域適用特區法的決定或者國務院為特區制定的規範等授權法形式。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的方式，往往是將內地特定區域租賃給港澳以使地狹人稠的港澳獲得擴容空間的機會，如將深圳灣、橫琴島的部份土地分別以決定的形式授權香港、澳門開發和利用，這有助於擴充港澳法律適用的空間效力，對港澳而言是百利而無一害的。而國務院為特區制定的規範旨在釐清港澳的管轄範圍，是明確港澳發展空間的重大舉措，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等。以往，珠海管轄的水域大，幾乎囊括澳門管轄的範圍，而澳門對周邊水域長期無管轄權，發展空間嚴重受到限制。2015年，國務院首次明確澳門的海域面積為85平方公里，實際上是國務院通過憲法的授權將澳門的發展空間擴容，習慣水域管理範圍劃定後，澳門將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必將促進澳門經濟發展，保持澳門的繁榮穩定。綜前所述，授權法為保障港澳繁榮穩定提供了扎實的法律基礎，亦為港澳積極融入大灣區建設提供充足的空間和制度基礎。三、區際司法協助協議：大灣區建設的司法基礎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港澳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達成司法協助。8這就為港澳司法機關與內地司法機關的司法協助活動提供立法依據，這個依據既包括港澳司法機關與全國其他地區任何級別的司法8.如《澳門基本法》第93條。

38機關建立司法協助關係，亦包括全國其他地區任何級別的司法機關與港澳的司法機關建立司法協助關係。易言之，基本法上的國內司法協助條款是一體兩面的，既賦予了港澳司法機關有此權力，亦賦予了內地司法機關此權力。過去的研究往往先看到該條款的主體為港澳司法機關，即斷言這一條款是港澳司法機關佔主導地位的，實際上這一思路是不符合基本法的，長期遵循這一思路不啻不利於穩固大灣區建設的司法基礎，更不利於健康運行“一國兩制”。正如上文所言，基本法是全國性法律，不僅在港澳實施，而且在內地同樣實施。以往的研究想當然地將基本法視作港澳法律制度與內地法律制度的防火牆而片面地理解這一條款，即僅限港澳司法機關單方面有權與內地司法機關建立司法協助關係。實際上，既然內地亦實施基本法，亦即意味着內地司法機關有權與港澳司法機關達成司法協助，這個過程既可以是港澳發起要約，亦可以由內地先發起要約，兩者均具有主導權。若港澳想與內地某一司法機關達成司法協助，但後者基於某種原因而拒絕，兩者的司法協助關係即無法建立。由此觀之，在這一過程中，港澳司法機關並非具有主導權。隨着港澳與內地，尤其是大灣區經貿往來的深入發展，港澳司法機關與內地就民商事建立司法協助關係的意願亦更高，而非過去內地急於打開港澳市場而被動地接受港澳司法機關建立司法協助關係。一言蔽之，內地（大灣區）與港澳經貿往來愈深入，兩者的司法關係愈平等。而基於內地政治體制問題，儘管從法律規範上，內地的各級司法機關有權與港澳司法機關直接達成司法互助關係，但往往不會主動聯繫港澳司法機關而先向上級司法機關甚至向最高司法機關（如最高人民法院）請示。基於內地政治體制問題，廣東各級司法機關與港澳司法機關建立司法互助關係時需要取得最高司法機關的授權方可排除政治上的風險。這些風險仍在短時間內存在，但隨着各方完整準確理解基本法即可逐步消除。當前，內地與港澳的司法協助協議主要針對民商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相互認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判決的安排》、《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託提取證據的安排》等，而刑事、行政尚未有相關的協議。前述的各種司法協助協議，是為了建構內地與港澳司法協

39助關係而鋪墊的基石，是最高人民法院與港澳特區平等協商的精品，對推動我國區際司法協助、共同化解跨境法律糾紛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尤其是當下推動大灣區建設頗有司法保障性作用。不可否認，任何一項區際合作首先遇到的必然是法律問題，尤其是隨着粵港澳三地經貿往來的頻繁，一些跨境法律糾紛在所難免。而由於粵港澳三地的法律制度各異，法律衝突隨之而來，此時，司法協助的作用即會凸顯。儘管民商事司法協助制度業已初步建立，但由於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均不能滿足大灣區蓬勃發展的需要，在實踐中常出現各種問題。第一，內地判決的終結性不確定。如廣東為代表的內地司法體系允許當事人有申請再審的權利，而一些法院的判決未能做到以理服人，甚至存在司法腐敗的嫌疑，一些當事人往往據此而不斷申請再審，導致案子難以有終結之日。再者，現在內地實施“錯案終身追責制”的司法責任制度更是加劇了案件沒完沒了的可能性。如此一來，當港澳司法機關被請求協助執行敗訴當事人在港澳的財產時就會存在判決不確定的因素，而在實踐中亦往往因這個因素而導致港澳司法機關不敢輕易協助執行來自內地（包括廣東）的判決。第二，在調取民商事證據或者相互認可執行民商事判決時需要經過特定級別的法院審批，程序複雜、訴訟成本高。因此，為加快推動大灣區民商事司法協助的進度，實現民商事司法協助無障礙，促進大灣區經貿往來，在大灣區中央領導小組的領導下，經最高人民法院授權廣東司法機關，大灣區內的各級司法機關可直接與港澳各級司法機關在多個領域實行司法協助。具體包括：一是增強廣東法院判決的終結性，在涉港澳案件上嚴格落實兩審終身制，禁止有關部門或者個人隨意干涉案件的執行。對在港澳執行完畢且確為錯案的案件應建立快速執行回轉機制，避免當事人合法權益受損擴大化。二是廣東九市9與香港特區相互委託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須通過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區高等法院，變更為直接通過廣東九市內的各級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區各級法院，廣東九市的各級人民法院亦可直接與香港特區各級法院直接相互委託提取證據；廣東九市與澳門特區相互委託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和9.即大灣區內廣東省的廣州、深圳、東莞、惠州、佛山、肇慶、珠海、中山、江門共九個城市。

40調取證據須通過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和澳門特區終審法院變更為廣東九市內的各級人民法院和澳門特區各級法院；三是當事人可以依法直接向廣東九市各級司法機關或者港澳司法機關申請認可和執行民商事判決；四是廣東九市與香港相互申請和執行仲裁裁決的法院，可由原來的內地中級人民法院或者香港特區高等法院變更為廣東九市基層人民法院或者香港特區區域法院、裁判署法庭和其他專門法庭；廣東九市與澳門相互申請和執行仲裁裁決的法院可由原來的內地中級人民法院或者香港特區高等法院，變更為廣東九市基層人民法院或者澳門特區初級法院。此外，關於司法協助，仍有兩個問題值得大灣區各方加以解決：一是刑事司法協助是大灣區司法協助的“老大難問題”，要逐步攻克。在大灣區中央領導小組的領導下，經最高人民法院授權廣東司法機關，大灣區可先行試點建立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機制。因粵港刑事制度差異大，廣東九市可與香港就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詐騙走私等經濟犯罪等部份犯罪試行刑事司法協助；而粵澳法律特徵相近，成文刑事法為主，廣東可與澳門實行全方位的刑事司法協助，最終逐步推動粵港澳全面實施區際刑事司法協助。二是行政司法協助是大灣區司法協助的新問題，要開始關注。因大灣區各方將在許多行政管理事務進行合作，如跨境環境治理、食品藥品行政監管等需要各方運用行政權的手段介入，一旦行政權的行使後，無論合法與否，在法治高度發達的社會中不可避免出現行政訴訟問題，此時，若被訴行政行為恰好是跨境事務，則需要跨境行政主體提供有關行政協助，包括提供證明被訴行政行為為跨境事務的相關證據以及其他能夠證明被訴行政行為性質等。因此，在大灣區中央領導小組的領導下，經最高人民法院授權廣東司法機關，推動粵港澳全面實施區際行政司法協助。綜上所述，區際司法協助協議是有明確的、直接的基本法條文為依據的，是大灣區建設的司法基礎。儘管當前的區際司法協助協議簽署的程序尚未制度化、規範化，在港澳與內地就民商事等領域上合作的廣度與深度不足，並對大灣區司法合作產生一定的制約因素。而隨着大灣區各方全面準確理解基本法條文的內在精神後，無論民商事，抑或刑事、行政等方面的合作亦將迅速建立起相關機制，假以時日，

41區際司法協助協議將以不可或缺的地位佔據大灣區建設法律基礎的重要一極。四、WTO規則：大灣區建設的國際法基礎港澳為WTO成員，具有“單獨關稅區”的國際法地位，而廣東獲得中央的默認授權而成為代表中國進行地方法治創新的地區，但仍不是單獨關稅區。中國內地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WTO，而港澳以發達經濟體身份加入WTO，廣東屬於內地的一部份，承擔內地作為發展中國家在WTO中的權利義務，與港澳的權利義務不儘相同。綜觀WTO規則的調整範圍，其主要針對的是經濟貿易問題，而經濟貿易問題亦往往與社會、法律、文化交叉混合，實際上，管轄的範圍並非十分清晰。大灣區建設在初期亦主要是經濟貿易問題，基於此，在大灣區建設的過程中，WTO規則必然也起到一定的規範作用。由於港澳為國際自由港，涉外貿易多，許多國際企業在港澳設立總部，商事主體亦多運用WTO規則而簽訂貿易合同，大灣區建設必然要兼顧這些規則所潛在的問題，如市場經濟地位等敏感問題。由於內地市場多個領域的開放程度不如其他WTO成員，許多WTO成員並不認可中國內地為市場經濟地位。而WTO規則對非市場經濟地位的成員可採取一定的手段以保障其他市場經濟地位的成員的利益。這些因素的介入必然衝擊到大灣區經濟貿易的健康發展。最近，中美貿易戰的展開，港澳無法獨善其身。具體表現為香港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或上升，港股市場受到美股和A股的雙重影響及中美貿易戰的衝擊，受到波及在所難免。儘管中美衝突尚在商品貿易領域，但若有關方面未能及時有效規制，蔓延到金融領域，香港的繁榮穩定亦難以有效保障。中美貿易戰主要圍繞中國的市場是否業已按照WTO等國際貿易規則進行開放而展開的，可見，WTO在大灣區建設的過程中不能避免受到國際因素的衝擊。誠然，由於粵港澳均屬同一主權國家內的地方，如何處理WTO規則與國內規範間的關係直接影響到憲法在大灣區建設中的統合作用，亟需合作各方謹慎處理。從大灣區長久建設的需要來看，各方可以通過非政府組織行為，如加強企業、社會公共組織的合作以儘可能規避

42WTO規則中規制政府行為的規定，這裏的規則規避主要針對的是對大灣區不利的因素，而對於那些仍然對大灣區有利的則“取其精華”，從而在WTO框架下實現大灣區建設的利益最大化。具體而言，大灣區鼓勵各行業組織自行制定比WTO更能兼顧大灣區內各企業經貿交易需要的軟法規範，對僅涉及大灣區內的經貿交易提倡優先適用這些軟法規範，而對涉及其他國家的經貿交易則與交易相對方簽署合同時儘可能排除WTO規則對軟法規範的負面影響。同時，大灣區各方要清晰地認識到，WTO規則主要針對的是貿易及其相關領域，粵港澳合作亦只有部份經濟關係才需要接受WTO規則的約束，故加強對經濟關係進行研究，以區分經濟與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不同以避免經濟糾紛領域的擴大化，避免制約大灣區建設的範圍。五、粵港澳府際協議、CEPA及其補充協議：大灣區建設的區際法基礎廣東、香港、澳門的行政級別均為省級，受中央的統一領導。若過於強調WTO規則在大灣區建設中的作用，顯得有意強調廣東與港澳歸屬同一主權國家的現狀，不利於彰顯憲法在港澳的統合作用。因此，除了形式上遵守WTO規則外，粵港澳合作多年來主要依託的是區際法規則，亦即粵港澳府際協議、CEPA及其補充協議共兩大規範。這兩大規範構成了大灣區建設最為直接的規範依據，共同形成了區際法基礎。目前，粵港澳府際協議、CEPA及其補充協議的簽署尚未按照憲法、立法法規定的立法程序轉化為通行於全國的法律，是否履行協議完全依賴於締約主體的自覺性，與國際法所言的“軟法”有異曲同工之處。而待大灣區建設進展到一定程度時，粵港澳三方或陸續制定一些具有國家強制力的法律，如學界一直主張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區際衝突法。然而，囿於粵港澳三地就一些法律合作領域尚未深入進行，許多共識問題尚未達成，區際衝突法要大灣區建設達到一定“火候”方能應運而生。故此，此處重點闡述現有的兩大區際法基礎。首先，粵港澳府際協議。自港澳回歸以來，廣東分別與香港、澳門就雙邊或者多邊合作達成系列的府際協議，如《粵港教育合作協

43議》、《粵澳旅遊合作協議》、《粵澳文化合作項目協議》等，不斷深化粵港澳服務業、教育業等領域的合作。當前的許多府際協議均是中央以默認的方式授權粵港澳簽署並付諸實踐的，例如典型的《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即是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見證下簽署的。試問，如果這些協議沒有法律基礎或者說沒有法律依據的，那麼，作為見證人的國家主席亦一同違法嗎？顯然，現有研究並沒有釐清這一核心問題，亦即將現有粵港澳府際協議沒有明確的國家強制力作為支撐混淆為沒有法律基礎。10這種邏輯思維實際上與言及英國沒有一部成文的憲法即下判斷說英國沒有憲法即為同一之理。實際上，正如上文所言，憲法、基本法的內在邏輯業已融合一國與兩制的理念，儘力消除兩者的差別，而非刻意疏遠二者。理解好憲法、基本法的立法精神，一切內地與港澳的合作即能“打通任督二脈”，一切潛在的法律基礎亦水到渠成。更進一步思考，現有的區際合作方式能否視為憲法慣例？或者直接通過慣例的形式上升為一種橫跨內地與港澳的法的形式？這些都需要研究者加以探索，而非用慣常的法理思維直接套用於“一國兩制”融合偉業之上。同理，作為大灣區具體建設路徑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或其他類似的文件能否作為大灣區建設的法律基礎？答案依然是肯定的。任何關於大灣區建設的規劃文件無論由誰出台或者共同商議制定，均屬於廣義上的粵港澳府際協議。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例，儘管形式上由中央名義頒佈，但其規劃內容卻蘊含着中央、廣東、香港、澳門共四方的意見，是粵港澳根據自身情況進行多番協商的智慧結晶。更為重要的是，由於該綱要在中央名義的指導下制定的，亦即粵港澳進行大灣區建設的相關合作業已明確得到中央的授權。一言蔽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或其他類似的文件能否作為大灣區建設的法律基礎。其次，CEPA及其補充協議。CEPA的簽署旨在推進內地與港澳貨物、服務、投資等領域的便利化、自由化，為內地與港澳的經濟合作10.這種論證思維跟下文探討的CEPA及其補充協議實際上是一樣的。這需要研究者辯證地看待“一國兩制”下的特殊性，而非將具有普遍性的法理直接套用於內地與港澳的合作之上。

44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同理，由於CEPA及其補充協議沒有建立有效的實施保障機制以及糾紛解決機制，實踐中內地與港澳政府將不可避免地各取所需，從而影響CEPA及其補充協議的實效。這就需要合作各方儘可能發揮合作共贏的理念，在內地與港澳合作中，尤其是粵港澳法律合作中，只有秉承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態度，在合作的基礎上彰顯共贏理念的正能量，方能助推合作工程的完美構築。大灣區建設應拋開粵港澳各自的概念，尤其克服是廣州、深圳、香港間的龍頭思維，尋求最大公約數，方能將CEPA及其補充協議準確而完整地落地，促使港澳同胞共用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綜上所述，無論粵港澳府際協議，抑或CEPA及其補充協議，其當前的性質多屬於軟法範疇，亦正因如此，往往被法學界視作大灣區建設沒有法律基礎的根源。然而，這些觀點只以協議是否有國家強制力作為保障而沒有看到協議具有的軟法效力同樣具有威力。一旦合作一方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建設的進程，其他各方亦自然收緊與之合作的進度，這就暗藏一定的“制裁”作用，而非簡單以所謂的國家強制力作為評判標準。況且，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如何運用國家強制力仍然是一個重大命題，亟需各方探索可行的方案。隨着粵港澳合作的深入，一些行之有效的法治經驗將陸續呈現，中央亦會適時在法律規範上明確大灣區建設的法律地位。六、結語大灣區建設作為“一國兩制”的新興事物，由於發展過於迅猛而立法上尚未及時配套的現狀並不意味着該“重大工程”沒有法律基礎。不可否認，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暫無任何一部法律明確規定區際合作的相關問題，然而，沒有明確規定與沒有規定是兩個維度的問題，前者著重從法律規範上的文義解釋，後者需要從法律規範的體系、目的解釋甚至要追溯到立法精神上方能決斷。那些否認大灣區建設具有法律基礎的觀點既不符合大灣區蓬勃發展的現狀，亦不利於豐富“一國兩制”的內核。因此，本文的結論是，認可當前大灣區建設並無法律規範上明確的法條依據，但否認大灣區建設無任何法律基礎，即從

45法律規範的立法目的中無法推出粵港澳行使區際合作權的法律依據的觀點是本文不能接受的。綜觀我國當前的法律體系，大灣區建設至少可從五個領域獲得法律基礎，而這個基礎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法律等全方位的事項，其實質是同一主權國家中不同法域的地方政府合作事宜。儘管部份法律基礎並非以直接的、明確的方式呈現，甚至有些法律基礎在現階段仍表現為軟法性質，但並不妨礙大灣區建設以綜合性的、系統化的方式呈現法律基礎。只要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在國家發展大局的長久性、重要性等特徵，大灣區建設的法律基礎才能日益彰顯，從而更好地保障港澳與內地同發展、共繁榮。

47《行政》第三十一卷，總第一百二十一期，2018No.3，47—55儒學與民主兼容性：從儒學視野看澳門社團發展張少鵬*一、問題的提出儒學傳統喚起亞洲式民主，民主概念具有不同解讀。民主的概念被認為是西方政治學的重要奠基石，而且，對於民主的樣式及變化到今天仍然在討論的過程中，可以肯定的是，在當代政治學的熱點話題中，對於民主概念均認為必需伴隨自由主義。然而實則上自由民主的概念其邊界甚廣，而且在資本主義，個人權利的框架下，對社會統合造成了威脅。1西方民主興起，以基督教為起源。從古希臘對於靈魂與肉體是分離，其意義的產出源於基督教對於人類靈魂概念的構成。2洛克的自由主義，對君權神授論的批判反思出自然權利的概念，人民受自然法保障，其發展的出發點在於對社會效率的提升，希望對個人生命、自由及財產受到更大程度保護，因此，人類將權利授與政府作出更好監管。3儒學構成，具宗教作用。儒家不單純是一種學說的形式存在，它亦以宗教的方式體現。4儒學所提出的天道，具有民主憲政的依據5，其本質中具有天賦人權的特徵。康有為《孔子改制考》亦指明了所謂*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前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研究助理。1.Ackerly,B.(2005).IsLiberalismtheOnlyWaytowardDemocracy?ConfucianismandDemocracy.PoliticalTheory,33(4),547-576.Retrievedfromhttp://www.jstor.org/stable/30038440　2.柏拉圖：《斐多篇》，台北，左岸文化，2007年。3.Locke,John,andThomasPeterRuffellLaslett,Twotreatisesofgovernment.London:Churchill,1713.4.NoscoP.,ConfucianPerspectivesonCivilSocietyandGovernment,inDanielA.Bell,ed.,ConfucianPoliticalEth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8,chapter2.5.余英時：“民主、人權與儒家文化”，參見共識網，2010年6月12日。

48之“民主”乃堯、舜時期的三代體制。王韜亦指出，西方的民主即中國的“三代”時期。儒學本源是對於大同社會的追求，亦即人人平等，各安其份。綜上所述，東西方民主本源均與宗教具有一定的連結，亦經歷了君權神授、人民主權的過程。由此得出研究問題，儒學與民主兼容嗎？儒學能夠與民主的衝突又是如何？儒學民主的觀念如何在澳門社團的發展呈現出來？二、儒教與基督之間的宗教共性儒教與基督，對天的懼怕構成統治者的控制手段。儒學不單純以學說的形式出現，它亦以宗教的方式體現。6西方民主的構成以基督教為源，從古希臘認為靈魂與肉體是分離，導致基督教對於人類靈魂概念構成的影響。7柏拉圖《斐多》直指肉體與靈魂的區別，從現世中污穢肉體的贖罪中獲得靈魂的永生，繼而出現殉道以換取靈魂的超脫。儒學中認為天道是完美的，人類是存在缺陷，真正完善的是天道，凡人終身追求個人達至完美，卻永遠不可能接近。8在這個概念上，與柏拉圖《斐多》的理念具有相似性。儒學與基督都有着對形而上的天有着懼怕，統治者亦以恐懼作為權力合法性的手段。人民若不服從統治者的意願，將會受到上天的懲罰，而這亦構成了不論東方或西方的當權者對最高原則（儒學的天、基督的靈魂）的遵從。儒教或是基督教均具有明顯的宗教特徵，其政治作用為統治者的控制手段，對於顧立雅來說，儒學並不是形而上的存在，它實際上是對於政治及社會本質進行改造，而它存在於宗教的原因實際上是一種在當時的環境下，作為管治人民的一種手段。6.NoscoP.,ConfucianPerspectivesonCivilSocietyandGovernment,inDanielA.Bell,ed.,ConfucianPoliticalEth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8,chapter2.7.柏拉圖：《斐多篇》，台北，左岸文化，2007年。8.盛洪：“天道與神意——憲政主義的形而上學起源比較”，合肥《學術界》2014年第2期。

49三、儒學與民主的兼容西方的民主思想從基督宗教中蛻變而成，直至自由主義的萌芽，產生了天賦人權的概念，主權在民的思想。洛克對君權神授論的批判及反思，產生了自然權利的概念，人民受自然法保障，其發展的出發點在於對社會效率的提升，希望對個人生命、自由及財產受到更大程度保護，因此，人類將權利授與政府作出更好監管。9儒學本源具有民主特徵。儒學所提出的天道與西方社會的君權神授具相同特點。康有為《孔子改制考》亦指明了所謂之“民主”乃堯、舜時期的三代體制。王韜亦指出，西方的民主即中國的“三代”時期，可見中國儒學與民主理念的產生具一定程度的同根同源，孔子亦以從周及對整理六經中對三皇推選賢能的渴求，因此，推選賢能的傳統是其儒學理念之一。中國文化具自由民主特徵，其發展開端與西方相同。徐復觀認為“中國文化，係立基於性善思之上；這便真正把握到了人類尊嚴、人類平等……也是政治上自由民主的根源。”10儒學本源是對於大同社會的追求，亦即人人平等，各安其份的概念。清末梁漱溟認為構成民主應從承認個人（個人主義），達至承認旁人，再發展“彼此平等”的概念，理性、民主選舉由此生成，其理解與自由主義的開端相同。11唐君毅對於民主構成亦以自由權利的追求為最核心的理念，西方人為了追求超政治的人文價值，歸結於自由權利的重要。12羅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所言“沒有平等，自由即不可能存在”。總結而言，自由造就民主基礎，不論儒學或是基督均具相同論述。但是，原本作為人民僕人的君主，卻在實踐之中將國家作為私產，人民反倒成為了其奴隸，導致了民主未能更好推進。9.Locke,John,andThomasPeterRuffellLaslett,Twotreatisesofgovernment.London:Churchill,1713.10.徐復觀：“孔子德思想發微”，蕭欣義主編：《儒家政治思想與自由民主人權》，台北，學生書局，1988年，第99頁。11.何信全：《儒學與現代民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19頁。12.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台北，學生書局，1988年，第410-411頁。

50四、儒學與民主的衝突個人對國家的抗爭，以儒學道德手段解决。亨廷頓認為“儒家和受儒家影響的社會並不歡迎民主”。儒學不能保障個人權利，只有個人有權利對國家進行反抗，民主才能進行。儒學理論中缺乏自主的社會機構對國家進行討價還價，因此民主的構成亦被禁止。13不少的當代中國學者更斷定儒學是反革命的，是不願意改變現有狀况及希望構建過往帝制的手段。14實際上，儒學能夠推行民主，即使在源頭及過程與西方民主不同，但在核心思想裏，均是以人為本的理論體系。比如孔孟思想的人性論、仁德與民主化、德治與禮治思想等；儒家學說的人文精神，可以將外力壓迫而生成民主自由，從而建構成道德上的自覺。15個人主義為民主之本質，家庭重視亦能培育出類同的本質。亨廷頓認為個人主義是民主構成的重要元素。在《大學》所語，“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個人的存在明顯存在於家庭及國家之中16，亦即個人主義的形式亦是具有多樣性的。福山認為對東方的集體主義論述並不完整，由此提出了“家庭主義”（Familyism）的概念。家庭主義與西方的個人主義不同，個人仍局限於家庭之中，但是確實具有個人主義的部份特色。與福山的概念相似，余英時亦指出中國人的個人主義作風遠非學者想的那樣稀缺，否則孫逸仙博士也不會發出“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的浩嘆了。17因此，若個人主義作為民主發展的重要基石，儒教國家雖不具有完整的個人主義，但在實踐上具有相近的概念與自由民主發展之間體現出兼容性。13.HuntingtonS.,P.,“Democracy'sThirdWave”,JournalofDemocracy,1991(24),p.12.14.Creel,H.,G.,Confucius:TheManandtheMyth.Routelege,London,1949,chapter9.15.談遠平：《中國政治思想——儒家與民主化》，台北，揚智出版社，2004年，第216至217頁。16.NoscoP.,ConfucianPerspectivesonCivilSocietyandGovernment,inDanielA.Bell,ed.,（2008）.ConfucianPoliticalEth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8,chapter2,p.20-45.17.余英時：“民主、人權與儒家文化”，參見共識網，2010年6月12日。

51五、從儒學視野看澳門社團發展法團主義在澳門的萌芽並不偶然，建基原因在於中國傳統上對親屬關係的重視，以家族為中心的傳統18，與福山的家庭主義具相同性。從葡人於16世紀中旬來澳開始，並未有令澳門葡人的比例有大幅增加，澳門人口超過九成仍然以華人為主，以傳統中國文化為本地人主要風俗。即使華洋共處，因應長期的二元管治，澳門華人社會對中華民族文化背景的認知非淺，儒家文化具影響力。19儒學影響可見於社團文化之中，透過社團文化在澳門多年的傳承，其儒家影響可以從不同方面展現。以下則以正名、仁、君子、禮、中庸、天道及大同的儒學觀對澳門社團發展作出解釋。1.君臣父子各安其份，盡其責任。澳門社團歷史悠久，長久以來以社團社會見稱。20澳門早期社會團體的發起針對族群的幫助，並且具有天主教背景，相關團體亦因此影響着往後發展的社團價值觀的構成，其價值觀以他的思想及責任心作行為標準。回歸前，澳門居民自發組織大量宗親會、聯誼會及街坊會等，其主要原因在於澳門早期大量移民從大陸遷移至澳門21，缺乏政府對其生活適應的協助，從而，大量社團以協助內地移民的目標相繼成立。對無證居留人士透過社團與政府之間的協商，協助無證者獲得臨時居留的權利。222.為社會展現仁愛，為同胞展現關心。傳統澳門社團的宗旨不乏以服務市民為其成立目的，而且在不少的政治事件中擔當重要角色。比如，在社會危急之際發起聯會行動，將社會凝聚；比如，二次大戰期間，中華總商會、鏡湖醫院、中華教育會等聯合成立澳門各界救災18.FukuyamaF.,ConfucianismandDemocracy,JournalofDemocracy.1995(6),No.2,p.20-33.19.鄧思平：“從問卷調查看儒家影響在澳門”，《中國文化》1991年第5期。20.婁勝華：“看社團：澳門社會治理的重要基石”，北京《中國統一戰綫》2014年第16期。21.黃兆輝：《小政府大社團澳門的後——後現代性與後傳統生活》，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7頁。22.李寶華：“持臨時逗留證者終見春天”，參見http://www.macaudata.com/macaubook/book131/html/05801.htm，2017年1月10日；以及黃兆輝：《小政府大社團澳門的後——後現代性與後傳統生活》，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7頁。

52會；1966年12•3事件中組成的澳門各界同胞代表會。23事緣澳葡行政當局遲遲未有回覆該校的擴充申請，最終警員與工作人員產生紛爭，造成12月3日流血衝突，最導致8人死亡，212人受傷。澳葡當局因此實施戒嚴，事件的完結以澳門各界同胞代表會對澳葡發動罷市行動，迫使葡國駐澳總督嘉樂庇於1月28日簽署“認罪書”承認錯誤，事件始告終結。243.為民貢獻，成為社會領袖，各界讚頌。1966年“12•3事件”後，產生了大量的政治精英，推舉原因在於為華人社會爭取權益，成為了具有仁德的領袖。而且，當中的領袖不少成為了早期立法會的議員，包括：回歸前第一屆立法會（1976年）議員何賢、第二屆（1980年）議員崔德祺等。由於澳葡當局在澳門的管治威信嚴重受創，為了提升政治合法，澳葡當局利用澳門社團文化的根深蒂固，提攜具備社團背景的華人議員。同時，澳門頂級社團（澳門中華總商會、澳門中華教育會、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和澳門婦女聯合總會五大社團25）自1976年澳門組織章程實施後的立法會，其領袖均在立法會佔一席位，可見其社團影響力。26大型社團的光環亦令到回歸後何賢之子何厚鏵成為澳門回歸首屆及第二屆行政長官，第三及第四屆行政長官則以崔德祺之侄崔世安所擔當。4.刑責寬鬆，德禮政刑。澳門在回歸前一直沿用葡萄牙法律，而且在回歸後，對於法律的罰則一直以“輕”見稱，比如澳門《刑法典》第128條“殺人者，處十年至二十年徒刑。對比香港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條“任何人被裁定犯謀殺罪，即須被終身監禁。”在刑責上澳門較為寬鬆，原因在於澳門法律只作為社會治理的最後防線，透過道德教化才符合澳門社會發展的理念。對比內地規管社團的法例，如《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辦法》、《公益23.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1頁。24.吳志良：《澳門政治制度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7-237頁。25.潘冠瑾：《澳門社團體制變遷——自治、代表與參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51頁。26.蔡永君：《轉型時期的澳門政治精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51頁。

53事業捐贈法》和《信托法》等；澳門只有第2/99/M號法律《結社權規範》作為主要監管的法律，社團的行為則透過《民法典》第二章法人的方式進行其行為規管。綜上所述，澳門對社團的規管的確較為寬鬆。對於澳門公共管治視野理解，澳門不需要嚴刑管治，相反，透過儒學道德教化的理念，澳門現時公共空間的秩序更能達至和諧。5.二元管治，中庸之道。澳門回歸前，公共空間以二元混合制的社會管理及華洋共處分治的方式為主要方法，因此亦構成了社團“蛛網式結構”的政治空間。27社團與政府的關係構成了澳門和諧有序的政治生態。歸其原因，對於澳門華人來說民族的認同及實際生活所需，令市民對華人社團相比澳葡政府的關係更為親密。28法團主義，協商形式的民主過程，減少政治上的磨擦。透過系統性的利益表達形式（即社團為中介），有限度地容許利益表達29，令華人與葡人社群之間有序發展，和諧共處。6.順應天道，反腐倡廉。澳門特區2007年發生了自回歸以來最大型的抗議示威活動，主要的導火線來自2006年12月歐文龍因涉及巨額貪污及非法金融操作而被捕，使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遭受挑戰。30另外，在2014年5月25日反對《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的示威亦造成管治的威脅。兩次事件分別令特區政府透過“現金分享”及法案的撒回告終。對於管治階級來說，公正（天道）十分重要，亦是其管治合法性的來源。只有符合天道，才能構成和諧。7.權力轉移，澳人治澳；後回歸時代，儒學作為東方民主發展的指導思想。因應第13/2009號法律《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對於特區首長頒佈法令的權力亦適當作出規管，並不再以澳葡時代澳27.婁勝華：“澳門法團主義體制的特徵”，澳門《澳門公共行政雜誌》2004年第3期，第661-687頁。28.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3頁。29.Schmitter,C.P.,StilltheCenturyofCorporatism?TheReviewofPolitics.1974(36),p.85-131.30.張少鵬：“從澳門管治模式變化分析﹕以《施政報告》為中心”，澳門《“一國兩制”研究》2014年第2期，第117-124頁。

54督權力等同立法會的情况出現。回歸後，多元主義的競爭心態漸成力量，與傳統的協商和諧社會產生明顯對抗。現時，政府的行政行為容易導致社會對抗，原有的社團協商文化明顯未能及時反應，澳門正走向從儒學蛻變至民主社會的過程中。六、結語回歸前，澳門社團長期存在着“蛛網式結構”的社團關係，核心社團在政治的中心，其它社團有序緊隨其後，政治意見的表達則透過社團之間的關係層層推進，達至協商政治的形式。31在儒學長期佔據華人的文化當中，在此回答研究問題：（1）儒學與西方民主的兼容，雖不中，亦不遠矣。對比西方基督及東方儒教的起源，均具有相近的理念，在歷史上，亦都成為了統治者的管治工具。儒學的民主成份在於任人唯才、人人平等的大同理念，與洛克的自由主義的天賦人權，批判君權神授，得出了人的權利是平等的概念。兩者在宗教上及在理論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2）儒學與民主的衝突，個人主義與家庭主義。在亨廷頓的概念上，認為儒學難以具有作為民主的重要組成部份，由於缺乏個人對於國家的抗爭，個人主義並不存在。然而，在福山的論述中，儒學的傳統具有的是以家庭為核心的家庭主義，雖然與民主從洛克的自由主義中具有不同，但是，民主的概念本質上就具有多樣性。在最大化民主中，談及的必然是自由的程度有多大，才能評價民主的質量。作為民主的充分非必要條件，並不是需要具有完全對稱的集合才能够啓動民主的形成，從多元主義或是法團主義均具有民主的可能性。(3)儒學與澳門社團發展，成敗在於如何捕捉民主發展。華人比例長期佔據澳門大部份人口，澳葡政府對民衆的無為而治，澳葡政府均以葡語作為官方溝通語言，不少的社會服務均缺乏政府的介入，而且民衆難以與政府作直接對話，社團由此負上了對族群之間守望相助的功能。在儒家文化中，個人甚少直接對抗政府，因此，透過社團的轉介作為政治上意見傳達的手段。在社團盡其責，為市民提供31.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0頁。

55社會服務的需要；為市民作對抗，對政府的行為作出抗爭；在抗爭之中，形成了社團中的華人政治精英，其後輩亦受此光環所庇護；社會並不需要嚴刑，更多是一種鄰里間關懷；對於貪腐嚴重，社會將報以強烈的反抗，監察着政府的行為；在後回歸時代，澳門的社團文化正面臨着多元發展的競爭，社團的勢力範圍必然逐步被剝奪，澳門現時面對多元主義向傳統法團主義的挑戰，發展出具有不同特徵的民主形式，融合儒家文化且走出具在地特色的民主建設。

57《行政》第三十一卷，總第一百二十一期，2018No.3，57—76新加坡“技能創前程計劃”對澳門終身學習的啟示區耀榮*一、前言著名管理學大師PeterDrucker在《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society）一書中曾指出，知識已經取代勞力、自然資源，以及資金，成為企業的主要生產資源，意味着知識型經濟時代已來臨。1在知識型經濟的時代，社會成員的知識水平不單只決定着自身職業和企業組織的競爭力，同時亦影響着整個城市、民族以至國家的發展前景，從這個角度看，如何建設學習型社會，促使人們持續不懈地學習、獲取更多有用知識是現今政府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課題。近年，澳門特區政府亦將構建學習型社會列為重要的施政目標，並推行了不少促進終身學習的政策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政策之一是於2011年推行的首階段為期3年、鼓勵市民終身學習的“持續進修發展計劃”（下稱“持續計劃”），以提升市民的人文素質和競爭力、推動經濟多元發展。該計劃實施至今已經進入第三階段，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時亦有不少值得檢討和改進之處，如何借鑑外地的先進經驗，進一步完善有關終身學習計劃是澳門構建學習型社會下一階段需要攻克的難關。在眾多推行終身學習政策、構建學習型社會的地區中，筆者認為新加坡是比較成功的例子，其政府在2015年推出的“技能創前程計劃”（Skillsfuture）（下稱“SF計劃”），無論在教育資源的投入和利用、學習和職業發展的指導、知識和技能的認可等方面都頗有值得澳門借鑑之處。為此，本文試從學習型社會的概念入手，論述終身學習對構建學習型社會的重要性，繼而透過分析新加坡的“SF計劃”，探討對完善澳門“持續計劃”、促進終身學習的啟示。*中國人民大學管理學博士。1.Drucker,P.F.(1993).PostCapitalistSociety.NewYork:HarperCollins,p.8.

58二、學習型社會的理念學習型社會一詞最早是由奧地利的學者KarlBednarik提出的，其後由美國著名教育學者、時任芝加哥大學校長的RobertHutchins展開全面的論述。他在1968年發表了一本名為《學習型社會》（TheLearningSociety）的經典著作，提倡社會的最主要目標是讓人成功地實現價值轉換，即學習、自我實現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而所有的社會制度均以此為目標。2Hutchins的主張引領了社會對學習的重新認識。他認為知識的獲取不應該局限於教育機構中，也不應被傳統的上課、培訓模式所困，同時學習的知識應該是多元的，不應局限於某一學科或領域，所以他認為在學習型社會中，每個人都可以從小在教育機構開始接受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3，並且不受這些機構所限，在社會任何地方都可持續地接受博雅教育。4可見，在Hutchins眼中，學習型社會就是提供這樣全面的學習機會、讓人成功實現價值轉換的場所。學習型社會理念的提出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和研究，進一步豐富此理念的內涵和意義。著名教育學者TorstenHusen在其1986年發表的《再論學習型社會》（TheLearningSocietyRevisited）著作中，便將學習與社會流動連繫起來理解和分析，他視學習型社會為教育社會（EducativeSociety），在這個社會中，個人的社會向上流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攀登教育階梯的機會和能力，也就是說，一個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會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例如一個農村青年獲得的教育程度越高，其遷移至城市的機會則越大。5從這個角度看，學習型社會就是提供建基於知識的自我實現機會，促進人的向上流動的社會。除了社會流動，Husen認為另一個驅使人們不斷學習的原因是知識存在時效性問題，由於現今社會信息科技發達、轉變一日千里，許多知識可能很快會變得過時，所以人們必須透過不斷學習，時刻更新2.Hutchins,R.M.(1968).TheLearningSociety.TheNewAmericanLibrary,Inc.,p.134.3.博雅教育又被稱為全人教育、通才教育、通識教育等，是一種以增長學生跨學科知識、促進其全人發展為宗旨的教育方式。4.Hutchins,R.M.(1968).TheLearningSociety.TheNewAmeticanLibrary,Inc.,p.134.5.Husen,T.(1986).TheLearningSocietyRevisited.PergamonPress,p.136-137.

59知識水平，以適應和應對社會變化。學者StewartRanson也持相似的觀點，他在1998年出版的《置於學習型社會中》（InsidetheLearningSociety）專著中，指出學習型社會就是要在轉變中學習轉變的社會，是一個需要全民參與、瞭解其自身特點和變化規律，以及學會改變學習方法和學習條件的社會。6總之，在社會環境、信息科技迅速變化的年代，學習型社會是必然的發展趨勢，而持續學習的目的是要推動社會朝向一個合適的方向轉變。正如當代哲學家DonaldSchon所言：“我們必須學會理解、引領、影響和管理社會變遷，並使之成為我們自己和我們制度的一部份。換言之，我們必須善於學習。”7學術界提出的學習型社會理念得到了不少國際組織的認同和提倡。例如，歐盟委員會（EuropeanCommission）在1995年發表了一份名為《教與學――走向學習型社會》白皮書，指出未來社會必然會走向學習型社會，知識和技能是獲得發展機會的前提，教育和培訓將成為自我認識（Self-awareness）和自我實現（Self-fulfillment）的主要手段。8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2005年發表的《邁向知識社會》報告中，將學習視為知識社會的關鍵價值（KeyValue），認為學習作為一種現象可以普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指導着我們制度的時間、工作和生活管理，教育和學習不再局限於既定和固定的時空，而是可以在人的一生中進行。9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2000年出版的《學習型社會中的知識管理》一書中，更將學習型社會視為學習型經濟（LearningEconomy），強調學習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學習的行為是跨行業、跨機構、跨世代，要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有必要重視審視和加強學習制度和環境的角色和作用。10綜上，我們可以將學習型社會的基本內涵和目標理解為：全體社會成員能夠有效利用社會提供的終身、多元和無界限的學習機會，實現價值創造，以應對和引領社會經濟變革，促進可持續發展。根據上述分6.Ranson,S.(1998).InsidetheLearningSociety.Cassell,p.2.7.Schon,D.A.(1973).BeyondtheStableState.PublicandPrivateLearninginaChangingSociety.Harmondsworth:Penguin,p.28.8.EuropeanCommission.(1995).TeachingandLearning:TowardstheLearningSociety.EuropeanUnionWhitePaper.9.UNESCO.(2005).TowardsKnowledgeSocieties.UNESCOReport.10.OECD.(2005).KnowledgeManagementintheLearningSociety.OECDPublications.

60析，我們可以大致掌握學習型社會、社會成員與社經發展之間的基本關係（見圖1）：學習型社會為社會成員提供學習和價值創造機會，面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轉變對知識技能的要求不斷提高，社會成員有必要把握這些機會，透過終身學習、發揮所學，從而推動學習型社會的持續建設，並引領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與變革。引伸教育學家顧明遠的說法11，學習型社會的精髓就是以終身學習求可持續發展。圖1　學習型社會、社會成員與社經發展之間的基本關係4  圖1學習型社會、社會成員與社經發展之間的基本關係來源：作者自繪三、構建學習型社會的關鍵──終身學習從上述分析可知，學習型社會的建設除了要依靠學習機會的持續和有效提供外，更關鍵的是取決於社會成員的終身學習(LifelongLearning)行為，因為學習機會能否得到有效利用、創造應有價值和實現社會變革，最終還要視乎個人能否將學習的理念持續地付諸實行，換言之，個人作為學習者在學習型社會中仍然處於主導的地位，其終身學習行為是支持學習型社會持續建設的基石。終身學習與學習型社會理念的興起都是始於上世紀60、70年代，當時社會經歷了二次大戰後，經濟發展和轉型加快，知識和技術創新成為了發展的新動力。在此背景下，人們過去所學的知識已難以應對日新月異的發展需要，對新知識的掌握和更新變得越來越重要，為了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學習已經成為“衣食住行”以外、人類生存的基本需要之一，必須在一生中持續進行。終身學習就是一輩子地持續吸收知識的過程，它的提倡就是要打破傳統學習模式的樊籬，包括學習內容、時間、空間等局限，將學習的主導權賦予給學習者本身，使學習不再是少數精英或特定年齡階層的專利，而是每一個人都享有的權利和應盡的責任。12更重要的是，持續學習可以為人們帶來更多發展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72年發表的名為《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LearningtoBe:TheWorldofEducationTodayandTomorrow)的報告所指：“一旦學                                                      12UNESCO.(1972).LearningtoBe:TheWorldofEducationTodayandTomorrow.UNESCOReport.社會成員 學習型社會 終身學習、自我實現 學習、價值創造機會 社會、經濟持續發展與變革 來源：作者自繪三、構建學習型社會的關鍵──終身學習從上述分析可知，學習型社會的建設除了要依靠學習機會的持續和有效提供外，更關鍵的是取決於社會成員的終身學習（LifelongLearning）行為，因為學習機會能否得到有效利用、創造應有價值和實現社會變革，最終還要視乎個人能否將學習的理念持續地付諸實行，換言之，個人作為學習者在學習型社會中仍然處於主導的地位，其終身學習行為是支持學習型社會持續建設的基石。終身學習與學習型社會理念的興起都是始於上世紀60、70年代，當時社會經歷了二次大戰後，經濟發展和轉型加快，知識和技術創新11.顧明遠、石中英：“學習型社會：以學習求發展”，《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5年，第5-14頁。

61成為了發展的新動力。在此背景下，人們過去所學的知識已難以應對日新月異的發展需要，對新知識的掌握和更新變得越來越重要，為了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學習已經成為“衣食住行”以外、人類生存的基本需要之一，必須在一生中持續進行。終身學習就是一輩子地持續吸收知識的過程，它的提倡就是要打破傳統學習模式的樊籬，包括學習內容、時間、空間等局限，將學習的主導權賦予給學習者本身，使學習不再是少數精英或特定年齡階層的專利，而是每一個人都享有的權利和應盡的責任。12更重要的是，持續學習可以為人們帶來更多發展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72年發表的名為《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LearningtoBe:TheWorldofEducationTodayandTomorrow）的報告所指：“一旦學習得以持續進行，人們對成功和失敗的看法將會改變。即使一個人在學習生涯中的某一階段經歷失敗，他仍然會有其他的機會，而不會再把自己的失敗歸於厄運。”13的確，有不少實證研究指出終身學習能夠有效提高人們的收入水平和再就業機會14，更有研究發現終身學習有助提升人們的社會參與（例如義務工作）和增加人際間的信任，對社會發展有重要的正面影響。15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Stiglitz更將創建學習型社會視為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新引擎，認為政府的政策均須以創建學習型社會為目標，故提倡政府要採取多元的政策手段來鼓勵終身學習的行為。16基於終身學習的重要性，過去不少國家均相繼推出以保障和鼓勵終身學習為12.UNESCO.(1972).LearningtoBe:TheWorldofEducationTodayandTomorrow.UNESCOReport.13.UNESCO.(1972).LearningtoBe:TheWorldofEducationTodayandTomorrow.UNESCOReport.14.Field,J.(2012).Islifelonglearningmakingadifference?Research-basedevidenceontheimpactofadultlearning.InDavidAspin,JudithChapman,KarenEvansandRichardBagnall(eds.).SecondInternationalHandbookofLifelongLearning.Springer,Dordrecht,pp.887-897.15.Vera-Toscano,E.,Rodrigues,M.&Costa,P.(2017).Beyondeducationalattainment:Theimportanceofskillsandlifelonglearningforsocialoutcomes.EvidenceforEuropefromPIAAC.s.EuropeanJournalofEducation,52,217-231.16.Stiglitz,J.E.&Greenwald,B.C.(2015).CreatingaLearningSociety:ANewapproachtoGrowth,Development,andSocialProgress.ColumbiaUniversityPress.

62核心原則的政策法規或行動綱領，例如韓國在1999年頒佈實施《終身教育法》，保障每位公民都有均等的終身學習機會；中國於2003年黨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形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目標，明確將建設學習型社會納入國家的重大政策之中，並提高到戰略高度17；德國教育審議會在1970年制定了《教育結構計劃》，確立以終身教育為核心原則，明確提出繼續教育是教育的第四領域，與學校教育具有同等的價值；挪威在1976年頒佈了《成人教育法》，正式使用終身教育的概念並以之為基本原則，促進成人教育的發展；法國在1971年通過了《終身職業教育法》，規定獲得終身職業繼續教育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並要求僱主要為其員工提供一定的職業教育經費；18美國在1976年《終身學習法》，將成人基礎教育、獨立學習，雙親教育、職業教育及工作訓練等多種教育形式均列為終身教育的範疇，明確地保障了不同職業、民族、性別等背景的公民的終身學習權。19近年，特區政府亦趕上了這股推動終身學習的潮流，在2012年的《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至2020年）》中指出要積極發展社區教育、家庭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構建靈活、開放的終身學習體系，以進一步形成學習型社會。而在促進終身學習方面，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是在2011年推行的“持續計劃”，該計劃資助年滿15歲的澳門居民持續進修或考取認證，以提升個人素養和技能，從而配合經濟產業多元發展及營造學習型社會。事實上，不少國家和地區都有針對提升在職人士的技能水平而推出類似的資助計劃。澳門的“持續計劃”已實施了第三期，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與外地有關政策相比，仍然有不少值得改進之處。如何借鑑外地經驗完善有關計劃是澳門學習型社會下一階段建設的重點。對此，筆者認為新加坡的“SF計劃”無論在教育資源的投入和利用、學習和職業發展的指導、知識和17.顧明遠、石中英：“學習型社會：以學習求發展”，《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5年，第5-14頁。18.朱敏，高志敏：“終身教育、終身學習與學習型社會的全球發展回溯與未來思考”，《開放教育研究》第20(1)期，2014年，第50-66頁。19.李潔：“美國老年教育立法及其啟示”，《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第17(1)期，2015年，第79-84頁。

63技能的認可等方面都頗有值得澳門借鏡的地方，故以下將會介紹和分析新加坡的“SF計劃”，繼而探討對完善澳門的“持續計劃”、促進終身學習的政策啟示。四、新加坡“技能創前程計劃”新加坡與澳門一樣是自然資源匱乏的城市，主要是依賴人力資本來推動經濟發展，因此，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視人才的質素，並投放不少資源來提升國民的知識和技能。在推動經濟轉型發展上，面對資訊科技的變革、新經濟模式的興起，近年新加坡政府強調的已不再是傳統求學階段的正規教育，而是以整個職業生涯發展為導向的終身學習。新加坡副總理在2015年的預算案辯論會中曾明確指出終身學習將決定國家發展的未來，國民應該摒棄對學位、學歷的過分追求和依賴的思維，並迎接終身學習的時代，因為過往所學的知識很容易與經濟發展步伐脫節，只有終身學習才能滿足經濟轉型發展對技能的動態需求，讓國民獲取所需的技能，建立自己事業、實現豐盛人生。20“SF計劃”正是新加坡政府在2015年為促進國民終身學習而推行的重要政策，官方將其視為一場全民參與提升生產力的全國性運動（NationalMovement），目的是：“為不同年齡層的新加坡人提供一生中發揮最大潛能的機會。通過這場運動，每個人的技能、熱情和貢獻將推動新加坡的下一個發展階段走向發達經濟和包容性社會。”21為了做好“SF計劃”的發展規劃，新加坡政府在2014年成立了由副總理兼經濟及社會政策統籌部長擔任主席，由產業界、工會、僱主、學術機構代表組成的“技能創前程委員會”（SkillsfutureCouncil），商討計劃的具體發展方向和任務。同時，為配合“SF計劃”的推行，新加坡政府亦對教育部（MinistryofEducation）和人力部（MinistryOfManpower）進行了架構調整：一方面，在教育部20.Shanmugaratnam,T.(2015).BudgetSpeech2015-sectionC:DevelopingOurPeople.http://www.singaporebudget.gov.sg/budget_2015/pc.aspx21.MinistryofEducation.(2015).SkillsFutureCouncilBeginsWork:DrivingNationalEfforttoDevelopSkillsfortheFuture.http://www.mom.gov.sg/employment-practices/skills-training-and-development/skillsfuture

64成立了新加坡精深局（SkillsFutureSingapore）（下稱精深局），專責推動與統籌“SF計劃”、推廣終身學習文化，並讓其承擔私立教育委員會（CouncilforPrivateEducation）的職能，令精深局可以全面掌握成人教育和培訓行業的狀況，加強與私立教育和培訓機構夥伴合作，共同打造一個高質量、與行業相關的培訓環境，推動“SF計劃”成為一個全方位終身學習體系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將人力部轄下的新加坡勞動力發展局（SingaporeWorkforceDevelopmentAgency）重組為新加坡勞動力局（WorkforceSingapore）（下稱勞動力局），專責發展具競爭力的勞動力隊伍，促進勞動市場的就業配對，滿足企業對人才的需求，例如透過與精深局的合作，協助勞動者提升業界所需的技能，以及在不斷變化的就業環境中找到最適合自己職業發展的工作，從而確保整體人力供應與行業需求的匹配。22簡言之，精深局為新加坡人提供全面的終身學習機會，勞動力局則協助他們在職業生涯上實現自我價值，兩者相互促進，共同推動學習型社會的建設。為配合“SF計劃”的推行，新加坡政府在持續教育及培訓課程方面的開支，由2010年至2015年間的每年約6億新元，增加至2015年至2020年間的每年超過10億新元。23上述一系列的組織改革和財政投入反映出新加坡政府對“SF計劃”的重視，亦突顯出該計劃對教育、就業、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多重意義。（一）計劃內容在計劃內容上，“SF計劃”是由一系列的工作項目或計劃所組成，目標是實現以下四大關鍵任務24：（1）幫助個人在教育、培訓和職業上做出明智的選擇；（2）建立、整合優質的教育和培訓體系，以滿足不斷變化的行業需求；（3）協助個人獲得僱主的認可和基於能力22.MinistryofManpower.(2016).NewStatutoryBoardstoSharpenFocusonSkillsandEmployment.http://www.mom.gov.sg/newsroom/press-releases/2016/0112-new-statutory-boards-to-sharpen-focus-on-skills-and-employment23.數據來自新加坡2015年財政預算，參見網址https://www.singaporebudget.gov.sg/data/budget_2015/download/annexa2.pdf。24.詳見“SF計劃”官方網址http://www.skillsfuture.sg/AboutSkillsFuture。

65的職業發展；（4）培養支持和讚揚終身學習的文化。以下會就每項任務涉及的主要項目或計劃內容作出概括。1.提供全面的學習和職業指導服務掌握充足的資訊是理性決策的基礎。為了協助新加坡人在學習和職業發展選擇上作出明智的決定，“SF計劃”設有不同的項目提供相關的諮詢和指導服務，主要包括：（1）“教育和就業指導”（EducationandCareerGuidance）項目，該項目對象包括學生和在職人士。學生方面，教育部會招募經精深局培訓的“教育與職業指導員”，並將之分配到各小中學、初級學院、大專學院，向不同階段的學生提供針對性的諮詢和指導服務，例如對小學生的指導以幫助其培養興趣為主，對中學生則以協助其探索未來學習和職業發展方向為目標，對大專生就以輔助其做好升學或就業的規劃和決定為重點。另外，在職人士亦可接受與其工作相關的職業指導和培訓諮詢服務，解決職業上面對的問題。25（2）“技能創前程就業培訓指導工作坊”（SkillsFutureAdviceWorkshop），它是一項由精深局會與社區發展委員會和其他社區夥伴合辦的社區外展計劃，旨在幫助新加坡人提升對職業和技能規劃需求的認識，參與者可免費報讀一小時半的工作坊，掌握未來就業趨勢，並學習如何善用各種資源和工具，進行職業規劃與技能提升。26（3）“技能創前程職業顧問計劃”（SkillsFutureCareerAdvisorsProgramme），該計劃是與各行各業的中介（例如行業協會和商會、專業機構）合作，招募一些來自通訊科技、教育、酒店等行業的資深人士，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幫助計劃參與者加深對行業技能需求的瞭解，從而做出明智的職業決策。2.建立多元、開放的優質教育和培訓體系為了向全整體國民提供多元化的終身學習機會，“SF計劃”亦投入了不少教育和培訓資源，建立了多元、開放的優質教育和培訓體系。其中，在2015年推出的“創新學習2020”（InnovativeLearning25.詳見“SF計劃”官方網址http://www.skillsfuture.sg/ecg。26.詳見“SF計劃”官方網址http://www.skillsfuture.sg/advice。

662020）項目，在三年內撥款2,700萬新元支持培訓機構打造創新學習環境，重點之一是開發有效結合網上與課堂學習的培訓模式，旨在改變持續教育和培訓的設計、開發和提供，以建立靈活、及時且與個人和企業相關的學習文化。項目的具體目標是在2020年，令培訓機構提供的勞動力技能資格（WorkforceSkillsQualification,WSQ）課程有至少75%是結合網上與課堂學習的混合式學習（BlendedLearning）模式，讓每個人在課室外和職場都可透過網絡進行自主學習，從而加強學習的自主性和多元化，形成一個良好的持續教育與培訓生態環境，使到課堂、網上和職場的學習相輔相成。27“SF計劃”合共資助了超過18,000門、涵蓋各專業領域的課程讓新加坡人報讀，當中包括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MassiveOpenOnlineCourses,MOOCs）。MOOCs作為一種遙距教育模式，讓廣大群眾可以透過網絡來修讀世界各地教育機構28提供的課程，並根據自己的需要和進度在線上課，使學習變得更加靈活和開放。MOOCs已成為了新加坡人尤其年青一代最受歡迎的學習模式之一，據統計，MOOCs佔整體“SF計劃”資助課程的12%。29“SF計劃”亦擴大了青年學以致用的機會，設立了青年人才計劃（YoungTalentProgramme），讓工作實踐，尤其取得國際經驗，成為了優質培訓體系的一部份。該計劃擴大了學生到海外實踐的機會，除了大學生外，也資助理工學院和工藝教育學院的職業類學生參與海外實習或工讀計劃，以培養更多國際化的青年人才，為未來應對國際市場競爭做好準備。3.促進技能的認可和職業實踐除了讓國民學習未來發展所需的技能外，新加坡政府亦十分重視技能的認可問題，因為技能的認受性是人們獲得就業實踐機會的前27.詳見勞動力局和精深局網址http://www.ssg-wsg.gov.sg/new-and-announcements/2015/28_Oct_2015.html。28.提供MOOCs的教育機構包括Coursera、Udemy、SIMUniversity、新加坡國立大學等。29.詳見勞動力局和精深局網址http://www.ssg-wsg.gov.sg/new-and-announcements/08_Jan_2017.html。

67提。為此，“SF計劃”其中一個重要的制度配套是勞動力技能資格（WSQ）體系。它是一個國家認證體系，用於培訓、開發、評估和認證勞動力的技能和能力，旨在促進技能和能力的認可、掌握和流動，推動勞動力的全面發展，支持經濟發展和行業轉型等。WSQ體系的核心是技能框架（SkillsFramework），它是由政府、僱員、行業協會、工會和專業團體合作制定的，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提供有關就業、職業發展、工作角色、技能和能力，以及相關教育和培訓的最新資訊。技能框架的基本組成部份是職業技能、行業技能和就業技能30，它涵蓋了財務、電子、飲食、零售、酒店、訊息科技、教育、航空等多個重要行業，涉及數百個職業範疇的技能。個人可以參照技能框架提升職業發展所需的技能。僱主可以利用技能框架識別員工所需的技能，並就技能投資作出合適的決定。培訓機構可以使用技能框架開發行業相關的培訓計劃，以便快速回應僱主和個人的需求。31由此可見，技能框架為各行業的員工、僱主和培訓機構提供了一套重要的技能標準。WSQ根據這套標準對具備特定專業技能的人士進行認證，獲WSQ認可的人士會獲精深局授予WSQ資格證書。有關資格分為6個不同等級32，以反映不同職業對技能和知識的複雜性及熟練程度的要求。除了能力的認證，“SF計劃”亦設有計劃協助新加坡人在勞動市場中實踐所長。例如，“技能創前程在職培訓計劃”（SkillsFutureEarnandLearnProgramme）為工藝教育學院和理工學院畢業生提供工作配對，畢業後到企業工作並接受系統化的在職培訓與指導，該計劃涵蓋20多個行業，為來自理工學院和工藝教育學院的畢業生提供了一個與其學科相關的職業生涯發展機會。參與的學生可獲5,000新元的獎勵，聘用的僱主亦可獲最高15,000新元的補助。又如，“就職培訓計劃”（P-MaxProgramme）就協助具備一定學歷或工作經驗、正在30.以會計師為例，職業技能是財務會計的專業知識，行業技能是對金融行業、法律制度等知識，就業技能是溝通、運算能力等。31.詳見精深局網址http://www.ssg.gov.sg/wsq/skills-framework.html。32.六個等級分別是：證書(Certificate)、高等證書(HigherCertificate)、高級證書(AdvancedCertificate)、文憑(Diploma)、專家文憑(SpecialistDiploma)、畢業文憑(GraduateDiploma)。

68尋找工作的專業人士、經理和執行人員，在中小企業裡擔任適合的職務，同時，亦協助中小企採用有效的人力資源措施留住這些人才。成功聘用這些人才達6個月的中小企可獲發5,000新元的津貼。4.塑造終身學習的文化觀念“SF計劃”最主要目的是透過各種措施向國民灌輸一種“技能是資產、學習決定未來”的文化觀念：“無論你選擇哪條路徑，你未來的成功都不會僅僅取決於你的學歷。相反，你的人生目標會緊隨你探索終身學習的機會，幫助你掌握深厚的技能，並逐漸成長為一個行業的專家。隨着你繼續發展相關的知識和技能，未來是開放的，因為你的技能是你最寶貴的資產。”33為此，“SF計劃”亦採取了經濟激勵的手段，塑造這種終身學習的文化觀念。其中之一是推出了“技能創前程培訓補助”（SkillsFutureCredit）計劃，為每名年滿25歲或以上的新加坡人開設帳戶，並發放500新元的補助金，用來報讀公共部門、高等院校、網上平台、私人機構等開辦的各類課程。補助金不設使用期限，可以累積使用，日後還會定期發放，以鼓勵成年人積極參與學習活動、提升技能。除了上述補助金外，考慮到中年人士往往需要接受再培訓、掌握新技能，但面對着機會成本高昂的問題，新加坡政府還會向40歲以上的新加坡人提供補貼，這些人士若報讀“SF計劃”核准的課程，可獲最高90%的資助。34換言之，新加坡的中年人只需支付小部份的費用便可修讀相關課程，有助他們積極學習新技能，應對新時代發展對技能的要求。除了針對一般人士的補助外，對於在終身學習上表現優秀的人士，“SF計劃”亦有設有“技能進修獎”（TheSkillsFutureStudyAwards），頒發給一些發展未來經濟發展所需的專業技能的新加坡人。同時，它亦會給予那些致力發展其他領域技能的專業人士。獲獎人士可獲5,000新元的進修獎金。獎項開放給個人報名，也可以僱主33.詳見精深局網址http://www.skillsfuture.sg/ProgrammesForYou#section1。34.詳見精深局網址http://www.skillsfuture.sg/enhancedsubsidy。

69提名的方式申請，並不設年齡上限。新加坡政府的目標是每年頒發約2,000個進修獎，以表揚和支持那些致力於發展和深化關鍵行業技能的新加坡人。35例如，在2016年，進修獎便頒發給多名南洋理工大學“中國高級領袖研修班”的新加坡學員。除了上述的項目和計劃，“SF計劃”亦為每個計劃參與者開設一個技能創前程個人資源庫（SkillsfuturePortal），提供一站式的技能培訓與就業相關資訊及服務，包括自我評估與職業規劃工具，讓用戶發掘自己的工作取向，並透過資源庫尋找適合的培訓課程，資源庫也會連接全國職業庫（JobsBank），為用戶提供一個綜合平台，以獲取與就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相關的資源。（二）計劃的成效、問題與挑戰雖然新加坡政府推行“SF計劃”的時間不長，但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好評。在2017年，已經有超過16萬名國民使用了“技能創前程培訓補助”，比2016年的12.5萬人增加了一倍，短短兩年間合共有28.5萬人使用，即約每8名合資格人士中便有1人使用。36單在2016年，便有41.8萬人次報讀了95萬個獲當局津貼的培訓課程，當中涉及的資訊與通訊、服務業和教育培訓三大領域37，也是推動新加坡經濟發展的重要行業。根據精深局在2016年進行的WSQ課程評估調查，僱主方面，有96.7%的僱主表示WSQ課程加強了員工的技能應用，有92.9%表示課程提升了員工的工作成效；學員方面，有97.2%的學員表示可以學到新技能，有71.5%指培訓有助找工作，45.8%認為接受培訓後，工作職責有所增加。38另外，在2017年，有超過2,400人獲得了“技能進修獎”。3935.詳見精深局網址http://www.skillsfuture.sg/studyawards。36.StraitstimesNews,Website: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manpower/285000-singaporeans-have-used-skillsfuture-credit-with-more-doing-so-in-201737.詳見精深局網址http://ssg-wsg.gov.sg/new-and-announcements/14_Sep_2017.html。38.詳見精深局網址http://ssg-wsg.gov.sg/new-and-announcements/14_Sep_2017.html。39.StraitstimesNews,Website: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manpower/285000-singaporeans-have-used-skillsfuture-credit-with-more-doing-so-in-2017

70雖然“SF計劃”取得了上述的成效，但同時亦面對着一些問題和挑戰，主要有以下幾方面。首先是計劃的實用主義和功利色彩較強，忽略職業以外的知識和價值的灌輸。40新加坡推行的“SF計劃”主要是為了提升國民的人力資本、推動經濟發展，因此，計劃倡導的學習過於重視與工作相關的技能，WSQ涉及的課程大多是以培訓重點行業的相關職務技能為主。這種以產業、職業發展為導向的學習模式並非學習型社會所提倡的全面內容，正如上文所述，學習是要讓人成功地實現價值轉換，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職業發展只是人生價值實現的其中一個方面，人生還有很多其他的追求和實現的價值，因此，從學習的意義上來說，其他學科或領域的知識（如哲學、人文歷史、生活知識等）也有其重要的價值，過分專注職業上的技能提升會不利於人的全面發展和公民意識的培養，繼而影響社會生態的多元性和平衡發展。第二，社會重視正規教育多於終身學習。努力考取功名、入讀名校是華人社會的傳統文化觀念，作為華人社會的新加坡也一樣，其社會對正規學歷尤其大學學位是優先看重的，職業教育方面的技能往往受到忽視或次等看待。41事實上，“SF計劃”的推行正正是要改變國民這種文化觀念，令其摒棄對學位的終身依賴，培養終身學習的文化意識。可是，華人社會數千年來的文化價值要頃刻改變並非易事。第三是補助金的濫用問題。“SF計劃”涉及大量的財政資源投入，難免會存在一些資助被違規濫用的問題。的確，在2017年初，精深局發現約4,400人提交了虛假申請，在沒有參加任何課程的情況下兌現了他們的“技能創前程培訓補助”。其後，精深局亦加強了審計和執法的監管工作。42未來，隨着計劃的參與人數和資助金額的增加，如何做好監管工作、確保學習資源用得其所也是一項重要的挑戰。40.Tan,C.(2017).LifelonglearningthroughtheSkillsFuturemovementinSingapore:challengesandprospects.InternationalJournalofLifelongEducation,36(3),278-291.41.Tan,C.(2017).LifelonglearningthroughtheSkillsFuturemovementinSingapore:challengesandprospects.InternationalJournalofLifelongEducation,36(3),278-291.42.詳見精深局網址http://www.ssg-wsg.gov.sg/new-and-announcements/24_Feb_2017.html。

71五、對澳門的啟示（一）“持續計劃”的概況“持續計劃”是特區政府在2011年推出的政策，目的是透過資助澳門居民持續進修，加強本澳的學習氛圍，形成崇尚學習的價值觀，並提升個人素養和技能，從而配合經濟產業多元發展及營造學習型社會。該計劃由教育暨青年局（下稱教青局）負責執行，至今已實行了三個階段，每階段為期3年，期間教青局會為每名年滿15歲、參與計劃的澳門居民提供上限6,000澳門元43的進修資助，市民可利用資助支付經教青局審批的、本地機構或外地機構的持續教育課程、高等教育課程或證照考試費用。根據官方統計數據，“持續計劃”的參與度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例如，在2014-2016“持續計劃”中，共有超過38萬人次參與，參與人數亦有近17萬人，使用的金額達7.4億元。參與人數亦涵蓋不同的年齡階層，其中15至24歲的比例為23.9%，25至39歲的比例為41.8%，40至59歲的比例為25.2%。可見，參與群體主要集中在25-59歲組別，反映計劃吸引了不少勞動人口的參與，有助提升整體勞動力的質素。另外，在課程提供方面，計劃一共吸引367間本地機構參與，合共提供超過9萬個課程、100萬個名額供市民報讀，課程供應數量十分充足。在課程類別方面，職業技能類和博雅藝術類課程分別有19.7萬和14.3萬人次參與，反映市民在選擇課程上亦相對平衡，沒有過於偏向職業技能的課程。44在課程成效方面，教青局曾委託機構對首兩個階段的“持續計劃”進行了評估，根據《2014-2016“持續計劃”中期評估》報告，有超過7成的參與者認為課程有助提升個人素養、技能，增進知識，以及提高了持續進修的興趣，亦有超過6成的人認為有助改善個人生活素質和人生態度。對社會的影響方面，有9成以上的受訪者認為該計劃能43.第一階段為5,000元。44.數據來自澳門新聞局資料：“2014-2016｀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參與及監察情況”，參見網址www.gcs.gov.mo。

72夠帶動社會的學習及持續進修的風氣，亦有約8成的人認為可以提升居民的競爭力和為澳門未來發展提供合適的人才，反映出市民普遍認同“持續計劃”有助推動本澳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45與新加坡相似，為了加強上述計劃的激勵性，特區政府亦推出了“終身學習獎勵計劃”，向積極參與終身學習活動的15歲或以上的市民頒發4個不同等級的獎項，依次為“熱愛學習獎”、“積極學習獎”、“終身學習獎”和“終身學習楷模獎”，這些學習活動可以是“持續計劃”核准的開辦的專業培訓、興趣班、工作坊、研討會、講座等。參與兩個學習項目或以上，達到一定學習時數的市民便可獲獎，參與的項目越多，時數越長，獲得的獎項級別越高。除了獎項，獲獎者還會得到250或500澳門元的圖書券。在2016年和2017年的“終身學習獎勵計劃”，分別有279人次和243人次獲獎。46另外，為了鼓勵極積提升專業技能的認受性，凡累積三次參加“持續計劃”批准的證照考試且合格的話，便可獲教青局局長簽發“證照能人”證書，以示鼓勵。（二）啟示雖然澳門的“持續計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借鏡新加坡的“SF計劃”經驗，仍有不少值得改進的地方，包括以下幾方面。首先是加強“持續計劃”相關的職能部門的協作，提升計劃在促進終身學習中的作用。目前，澳門教育和培訓政策領域的工作主要由三個職能部門負責，分別是主責非高等教育事務的教育暨青年局、主責高等教育事務的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和主責就業及職業培訓事務的勞工事務局。前二者是隸屬社會文化司，而勞工事務局則隸屬經濟財政司。可見，特區政府是將市民的學習生涯區分為非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和職業技能教育三個階段，並安排不同範疇的部門負責有關工45.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2014-2016｀持續進修發展計劃´中期評估”，參見https://portal.dsej.gov.mo/webdsejspace/addon/upload/Upload_viewfile_page.jsp?id=46023&sid=&，2016年46.數據來自教青局網頁，參見http://portal.dsej.gov.mo/。

73作。雖然“持續計劃”涉及不同的學習階段的課程，但目前專責制定和執行的機構僅是教青局。從終身學習的多重意義角度來看，該計劃的實行似乎欠缺了其他相關部門的有效參與和協作，未能充份體現和發揮其在促進終身學習、以至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舉例說，市民參與“持續計劃”中的職業培訓課程情況會影響到本澳的就業及職業培訓政策的制定和發展，因此，勞工事務局也有需要對計劃的設計和執行提出相關的意見；又如，本澳的不同年齡層或行業的失業情況很大程度上與勞動人口的技能有關，因此“持續計劃”亦有需要針對不同行業或年齡層人士的就業狀況而作出調整，這方面是需要經濟局和勞工事務局的參與和意見。要加強與計劃相關的職能部門的參與和協作，可從改革相關諮詢組織入手。目前，在澳門教育領域的諮詢組織中，只有非高等教育委員會負責就非高等教育政策提出意見，該委員會涉及的職能部門亦只有教育暨青年局和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參考新加坡設立“技能創前程委員會”的經驗，建議擴大該委員會的職能和組成，即賦予其就終身學習的不同階段（包括非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持續教育和職業培訓等）的施政方針、政策制定和執行等方面的討論和提出意見的職能，以及加入其他涉及培訓和經濟發展的部門（例如勞工事務局、經濟局、旅遊局等）的代表商討有關政策。長期而言，建議考慮從促進終身學習的角度，重新整合相關部門的教育和培訓職能，以便更好地按照各個學習階段之間的連貫性和促進作用，全面地規劃和整合“持續計劃”及相關的教育培訓政策，有序推進學習型社會的建設。第二，建立適合澳門的職業技能認證制度。如上文所述，技能的認可是市民得以實踐所學的重要保障。目前，澳門不少職業缺乏完善的技能認證制度，阻礙了相關專業人才的發展機會。事實上，特區政府亦意識到技能認證的重要性，並已在部份行業着手建立技能認證制度。未來，隨着市民參與持續進修活動、掌握的技能不斷增加，需要認證的技能種類及相關的認證指標也會相應增加。因此，特區政府可參考新加坡WSQ體系中各行業的技能框架內容，在一些共通性較強的行業（如零售、酒店服務、飲食等）引入類似的技能框架，並依此對具備相關能力的市民進行認證。同時，對於一些未必完全適用於本

74澳行業的技能認證框架，特區政府可以與本地企業和行業專家合作，對其框架內容作出適當調整，使之本地化，例如加入具備本地工作經驗、修讀過本地相關課程作為標準，從而建立適合本地各行業的技能認證制度，為“持續計劃”和其他培訓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依據。第三，加強資助措施的針對性和差異化，並提供相應的指導服務。新加坡“SF計劃”的特點之一是包含了很多針對不同年齡人士的項目或計劃，能夠滿足其多元化的學習需求。目前，澳門“持續計劃”是劃一向所有合資格的市民給予相同的資助，並讓他們自由選擇報讀課程，但沒有因應不同市民的需求差異提供相應的資助和指導服務。事實上，處於不同學習階段的市民會有不同程度的學習需求和機會成本。例如，對於有家庭支持的學生來說，他們需要的主要是與未來職業發展相關的學習指導；對於作為家庭經濟支柱、面臨行業轉型的中年人來說，他們往往需要更多的資助才有動力去學習新的行業知識和考取更高的專業資格；對於臨近退休的人士來說，他們最需要的並非職業的技能，而是其他方面的知識（如退休生活安排、個人健康等），學習這些知識所需的成本也不高。因此，參考新加坡的經驗，建議從人的生命週期（Life-cycle）出發，針對不同年齡人士的學習需求差異，為“持續計劃”訂定不同的資助金額，同時輔以相應的學習指導和支援服務，以促進全民終生學習。第四，提供更靈活、彈性的個人化學習模式。近年，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為學習模式帶來革命性的轉變，令學習行為不再局限於課室、演講廳等傳統場所，而是可以透過互聯網絡、智能手機等工具隨時隨地進行，大大提升了學習的靈活性和開放性，為實現個人化學習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新加坡的經驗顯示，有效利用網上教學資源是成功吸引年青人參與“SF計劃”的重要原因。反觀澳門，目前“持續計劃”核准的課程以傳統學習模式為主，即有固定的上課時間和地點，然而，澳門作為一個博彩旅遊的國際城市，不少市民都需要從事輪班工作，實在很難定期地騰出時間到學校或機構上課，這樣會減少了他們的學習機會。另一方面，隨着特區政府逐步推進智慧城市的建設，可以預期資訊科技的應用將會普及至社會民生的各個層面，智慧學習亦會成為未來學習發展的大趨勢。有鑑於此，“持續計劃”亦應加強

75資訊科技在學習中的應用，以提升學習的便利性和個人化程度。例如，可以參考新加坡的經驗，將遙距、在線學習的課程（如MOOCs）納入資助的範圍，同時為參與計劃的市民開設網上學習帳戶，提供一站式的技能培訓資訊及諮詢服務，讓市民在獲得充足資訊的情況下，選擇合適自己的課程和學習方式，以滿足其多元化的學習需求。第五，加強與大灣區的企業、教育和培訓機構的合作。新加坡“SF計劃”成功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它能有效整合各類企業、教育和培訓機構的資源，為市民建立了優質的教育和培訓體系。澳門雖然是國際城市，但由於地方細小和產業過於單一，企業、教育和培訓機構欠缺適度的多元化，大大制約了優質的教育和培訓體系的建立，要克服此局限，必須加強區域合作。事實上，澳門鄰近地區擁有大量的創新科技企業、著名學府等重要資源，中央政府在2017年提出要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深化粵港澳合作，正好為澳門建立優質的教育和培訓體系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因此，澳門必須把握機遇，加強與大灣區的企業、教育和培訓機構合作，利用他們豐富的教育和培訓資源為澳門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學習和實踐機會。例如，政府可將大灣區優質的企業、教育和培訓機構所提供的課程納入“持續計劃”的資助範圍；提供補助、協助完成課程的市民在大灣區內尋找合適的工作實踐機會；促進本澳與其他大灣區城市的企業、教育和培訓機構之間的合作，透過聯合舉辦課程，加強區內的優質教育和培訓資源的共享；舉辦就業和培訓工作坊，邀請大灣區內各行業的資深人才為參與“持續計劃”的市民提供相關的諮詢和指導服務等等。第六，加強對終身學習者的獎勵。要改變市民對終身學習的觀念，適當的激勵措施是十分重要的。新加坡的“SF計劃”除了向市民提供500新元的進修補助，以及為參與特定項目的人士給予額外的津貼外，更會向獲得“技能進修獎”的市民提供額外5,000新元的進修獎金，金額是基本補助的十倍。從激勵性的角度來看，新加坡對優秀終身學習者的獎勵明顯較澳門吸引，有助推動市民積極學習、持續提升技能。因此，未來“持續計劃”亦應該適度地加強措施的激勵性，建議除了現時的獎狀和圖書券外，亦可考慮加大對表現優秀的終身學習者的獎勵，例如給予他們更多的進修資助，提供赴其他地方學習和交流的機會等。

76第七，加強對計劃執行的監管工作。隨着參與“持續計劃”的市民數目、培訓機構和課程種類的增加，計劃執行時出現違規、虛報情況的可能性亦會上升，參考新加坡的經驗，建議加強對計劃的審計和執法力度，包括加大檢查和審計的範圍和頻率，利用數據分析檢測異常的情況，加大對違規的市民和機構的處罰等，以確保資源真正用得其所。六、結語在現今知識驅動發展的新時代，終身學習已成為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的新動力。目前，澳門正處於由快速發展轉向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時期，要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毫無疑問，推動市民終身學習、建設學習型社會是必由之路。特區政府在2011年實施的“持續計劃”是推動本澳學習型社會建設的一個里程碑。然而，要充分改變市民終身學習的態度和行為，發揮學習型社會在引領社經發展和變革的促進作用，未來仍然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本文介紹的新加坡“SF計劃”對澳門推動終身學習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鑑的地方。文中提出的觀點主要是方向性的政策建議，具體落實措施還有待日後進一步深化和加強。無論如何，在建設學習型社會的過程中，政府和市民都必須堅持學習的態度，擺脫對單一學歷、技能或行業的過分依賴，正確把握學習型社會和終身學習的理念和要義，提升多元學習、全面發展的能力，並時刻向外地先進國家和地區取經，共同打造澳門成為世界一流學習城市。

77《行政》第三十一卷，總第一百二十一期，2018No.3，77—83*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18年8月30日“《澳門研究》三十年――系列活動開幕研討會暨澳門研究中心聘書頒贈儀式”上的主旨演講。**歷史學博士、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三十而立再出發──《澳門研究》創刊30周年有感*吳志良**今年是《澳門研究》雜誌創刊30周年。30年來，《澳門研究》雜誌走過從創刊、停刊再到復刊的曲折歷程，已逐步成為澳門問題研究領域的學術名刊。1988年6月22日，澳門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創辦旨在“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的《澳門研究》雜誌，此後一度停刊。1993年2月，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決定加強合作，重新編輯出版《澳門研究》雜誌，以回應“後過渡時期”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時至今日，《澳門研究》雜誌已創刊30周年，復刊25周年。25年來，本人有幸直接參與《澳門研究》雜誌復刊以及復刊之後從約稿、改稿到編輯、出版等工作，與黃漢強、馮少榮、曹晉鋒、楊允中、郝雨凡、林廣志、林玉鳳幾位主編或執行主編共同陪伴《澳門研究》的成長。在今天、在這個場合，我們應該向澳門研究所的創辦人林達光校長、《澳門研究》的創辦人黃漢強先生致敬，向多年來在不同時期參與《澳門研究》編輯出版工作的各位主編、執行主編和工作人員、向各位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謝。這些年來，我與《澳門研究》雜誌朝夕相處，有幸參與、見證了《澳門研究》雜誌從初創到壯大的全歷程，備感榮幸，亦感慨萬千。藉此機會，我從這些年來《澳門研究》雜誌的得與失兩個方面談幾點感想，作為我參與《澳門研究》25年編輯出版工作的反思，與大家分享，與諸位共勉。一、《澳門研究》對澳門學術發展的貢獻自創刊特別是復刊以來，《澳門研究》雜誌作為海內外澳門研究者交流思想、展開學術對話的重要平台，對澳門學術特別是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壯大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78其一，《澳門研究》雜誌是澳門問題研究成果的主要發表平台之一，這是其作為學術期刊的天然職責和安身立命之本。1987年，中葡兩國政府經過四輪談判，簽署了《中葡聯合聲明》，和平解決了歷史遺留的澳門問題。在此背景下，澳門學術界對澳門前途有諸多思考，對澳門未來有諸多憧憬，對澳門歷史以及澳門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有諸多研究，但是，這些適應時代需要的成果卻缺乏一個有效交流、討論和爭鳴的平台。因此，《澳門研究》雜誌應運而生，並確立了“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的宗旨。此後，《澳門研究》雜誌一直秉持這一宗旨，發表了大量具有強烈現實關懷和實踐導向的政策研究成果，比如：在澳門政治研究領域形成大量政治發展、公共行政改革、政治與社會關係的研究成果；在澳門經濟研究領域形成大量產業結構優化轉型、經濟發展模式、區域合作的研究成果；在澳門法律研究領域形成大量刑法、民商法和具體部門法律以及法律本地化、法律改革的研究成果，如此等等。其二，《澳門研究》雜誌是澳門學術成長的孵化器。1992年2月24日，澳門行政當局頒佈法令重組澳門基金會，將其宗旨從“管理澳門東亞大學”調整為“進行文化教育工作，以促進科學技術研究”。作為澳門基金會推動澳門學術發展的重要舉措之一，經與澳門大學商議，《澳門研究》雜誌於一年之後復刊，由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聯合編輯出版。在此一時期，我們考慮到澳門整體的學術研究力量還比較薄弱，《澳門研究》雜誌的門檻不宜設置過高，目的在於鼓勵澳門問題研究者特別是澳門本地青年學者思考澳門、研究澳門，並儘可能地將這些思考和研究轉化為學術成果公開發表出來，在充分、廣泛的交流、互動中增進自身的學術水平，從而推動了許多研究成果的形成和發表，促進了澳門學術特別是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從初創到發展再走向壯大。其三，《澳門研究》雜誌是澳門研究者成長的催化劑。上世紀90年代，澳門不像內地，具有一支包含資深學者、青年學者、各高校或研究機構全日制碩士生和博士生在內的龐大的學術研究隊伍，澳門本地學術隊伍的規模比較小，很多澳門研究者在職攻讀碩士和博士學

79位，並非全職學者，他們完全出於個人興趣和社會責任感思考澳門、研究澳門，本身並沒有強烈的學術成果發表壓力和激情。因此，《澳門研究》雜誌充分發揮自身的平台優勢，將這批關心澳門的學者組織起來、調動起來，“逼迫”、“督促”他們在本職工作之餘將業餘的思考學術化、系統化和專業化，進而將其學術成果公開發表。在此過程之中，廣大澳門研究者的學術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有些人甚至走上了專職的學術研究道路，成為知名的學者。其四，《澳門研究》雜誌是團結、凝聚澳門研究者的重要紐帶。在澳門問題研究領域，《澳門研究》雜誌屬於創辦較早的一份學術期刊。復刊後，由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輯、澳門基金會出版。但我們從來沒有把它當成是澳門大學或澳門基金會的一份雜誌，而是看成一份澳門的雜誌，屬於所有澳門問題研究者。在創辦之初，為提升《澳門研究》雜誌的學術水平，也為推動更多學者加強對澳門問題的思考和研究，《澳門研究》雜誌積極、主動向澳門本地、中國內地和香港等地區正在修讀碩士或博士學位、致力於澳門問題研究的青年學生和學者廣泛約稿。在此一過程中，一方面，相關青年學生和學者的學術能力得到有效的歷練；另一方面，他們在交流、討論、互動的過程中逐步達成一定的共識、形成一定的學術思想認同，這對於打造一個學術共同體、對於形成一支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澳門問題研究隊伍起了顯著的作用。其五，《澳門研究》雜誌為“澳門學”打下了基礎。“澳門學”是一門涵蓋歷史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哲學、宗教學等在內的多學科和跨學科的綜合性學問。各學科領域的澳門研究的全面推進和均衡發展，是“澳門學”深入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當然，整體而言，“澳門學”的學科研究並不均衡，各學科的研究水平參差不齊，跨學科的學術成果明顯缺乏。但是，創刊30年特別是復刊25年來，《澳門研究》雜誌所做的學術積累還是為“澳門學”打下了前期發展的基礎。復刊以後，《澳門研究》雜誌編輯出版總計88期，發表文章逾一千八百篇。這些文章的主題涵蓋歷史、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哲學、宗教、藝術等眾多領域，包羅萬象。歷史學領域的金國平、吳志良、湯開建、黃鴻釗，經濟學領域的黃漢強、陳廣漢，政治、社會

80學領域的婁勝華，法學領域的楊允中、駱偉建、冷鐵勛、趙國強，以及一大批年青學者都常常在《澳門研究》雜誌發表文章。這些研究成果，為“澳門學”學科體系的建設、學術視野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創新奠定了紥實的基礎。其六，《澳門研究》雜誌促進了澳門學術話語權的把握。澳門基金會自1992年重組以來，構建本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整理澳門歷史檔案文獻、提高本土文化在本地和外地的能見度、爭取學術話語權的回歸成為一項新使命。除了一系列叢書和綜合性圖書的策劃編輯出版，《澳門研究》雜誌在澳門基金會完成這項使命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主要在於它團結、凝聚、鍛煉了一批澳門本地學者，促使他們形成了一定的學術共識和相近的學術思想，由此形成了一個較為穩定的澳門研究學術共同體，這為澳門學術話語權的回歸奠定了組織基礎和思想基礎，為建立澳門社會主流價值觀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為澳門社會和諧穩定作出了直接的貢獻。二、《澳門研究》的局限與不足30年來，《澳門研究》雜誌與澳門學術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由於一些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其也存在較為明顯的局限與不足。其一，《澳門研究》雜誌涉獵的領域是狹義的澳門研究領域。自創刊至今，《澳門研究》雜誌一直秉承“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的宗旨，所以我們一直希望並要求《澳門研究》雜誌集中研究澳門，主要發表澳門問題或者與澳門直接相關問題的研究成果。這些年來，不乏一些與澳門問題沒有直接關係的高品質文章投稿《澳門研究》雜誌，但是被收錄發表的非常有限。客觀來講，這種思路雖然聚焦了澳門並令澳門本土研究快速成長，但既限制了《澳門研究》雜誌的長遠發展，也局限了澳門學術視野的拓展和澳門與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地區，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學者間展開學術對話的空間。如今，《澳門研究》雜誌已屆而立之年，為了《澳門研究》雜誌以及澳門學術更好地發展，我們需要重新考量這個問題。

81其二，《澳門研究》雜誌的學術規範和學術評價尚且不足。在創刊初期，《澳門研究》雜誌上刊載的文章或沒有摘要，或沒有注釋，篇幅從寥寥數百字到洋洋近萬字不等，學術價值和文章品質參差不齊，學術規範遠遠有待完善。此外，我們在設計、裝幀以及出版周期上也有過多次嘗試，似乎都不甚理想。2010年，為“創建學術名刊，推動澳門研究”，我們對《澳門研究》雜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版工作，並且定為季刊。此後，《澳門研究》雜誌各期文章基本的學術規範得到了較大改善，文章的學術品質也得到較大提升，但仍然未盡如人意。究其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投入足夠的資源，長期缺乏一支真正意義上的專業編輯隊伍，編輯委員會也一直沒有真正發揮嚴格把關的作用。如今，相較20世紀80、90年代，澳門學術水平和學術環境已有極大改觀，澳門本地的學術隊伍和學術力量已初具規模，我們理應著力解決這些掣肘《澳門研究》雜誌進一步發展的問題，制定規範的編輯委員會內部工作制度和匿名評審制度，對來稿的基本學術規範和學術價值嚴格審核和客觀評價，從而推動澳門學術向縱深發展。其三，《澳門研究》雜誌的學術水平還有待提高。一方面，近年來，《澳門研究》雜誌以及整體的澳門研究出現一種宏觀方面過度理論拔高、微觀方面轉向歷史考證式研究的趨勢，呈現出一種“冰火兩重天”的極端局面。宏觀理論過於拔高而缺乏專題研究的支撐，可能成為空中樓閣；微觀研究陷入考證式鑽研而缺乏宏觀把握和現實觸覺，可能走進歷史的故紙堆。這都不符合《澳門研究》雜誌一貫的辦刊宗旨。另一方面，《澳門研究》雜誌的學術視野和研究領域還需要進一步拓寛，加強薄弱學科領域的研究，增強不同學科的平衡性。這種“查漏補缺”的功夫，我們在辦刊初期似乎做得更加細緻些，主動約稿，主動填補空白。這些年來，由於投稿量增加，我們主動約稿或組稿少了，現在看來需要恢復這一優良傳統，以點帶面，推動澳門學術水平走上一個新的台階。最後，《澳門研究》雜誌的學術影響力還有待擴大。考量一份期刊學術影響力最直接的標準莫過於將其納入到某一評價體系當中。這些年來，為促使《澳門研究》雜誌獲得澳門本地、中國內地乃至國際社會的認可，我們下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然有很大

82的進步空間。在澳門本地，學者在《澳門研究》雜誌發表的文章已獲得澳門大學的認可，將其成果納入到教師的職稱評級體系之中。當然，要獲得與其他一些海內外高水平期刊相若的地位，《澳門研究》雜誌還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中國內地，《澳門研究》雜誌已經納入到新中國最早的人文社會科學文獻信息資料提供機構――人大複印報刊資料來源期刊的目錄，然而尚未納入到中國當前最權威的人文社會科學評級系統CSSCI來源期刊行列。毫無疑問，這些評價體系並非檢驗水平的唯一標準，但對於擴大澳門研究成果在中國內地的影響力依然意義重大，值得全力爭取。當然，其中存在一些客觀因素的制約，我們自身存在的主觀問題卻也不能忽視。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認識到澳門研究由於其領域狹小而產生的專業局限性，儘量突顯澳門研究在中國和世界範圍內歷史和現實層面上的普遍意義，只有把這些普遍意義高度、準確地提煉出來，《澳門研究》才可能進入主流的學術視野和評價體系，才能獲得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和認可。三、結語總而言之，30年來，《澳門研究》雜誌不僅為澳門學術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中諸多的政策性研究也為澳門平穩過渡、順利回歸和特區政府施政提供了有益的智力支持，為保證“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在澳門特區全面準確地貫徹落實、保持澳門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貢獻了一己之力。澳門學術界的這項使命無上光榮，這些成果也值得《澳門研究》雜誌和澳門學術界感到自豪和驕傲。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任何事物都有一個不斷成長、成熟的過程，《澳門研究》雜誌也不例外。對於這些年來《澳門研究》雜誌在發展過程中長期存在的局限和不足，我們不能諱疾忌醫，必須直面挑戰和困難，找出相應的對策，更好地推動澳門的學術成長，從而促使《澳門研究》雜誌在創建學術名刊的過程中乘風破浪、更上一層樓。我們也相信，澳門學術不僅僅具有地域性價值，深度挖掘、高度提煉澳門研究的成果，不難發現其普遍性意義。而澳門學術研究的普遍性意義，將為澳門研究打開一扇通往中國和世界學術殿堂的大門。

83近年來，澳門學術界在努力構建澳門學。我們認為，澳門研究是廣義上的澳門學，構建澳門學就是構建澳門本土知識體系。澳門本土知識體系不僅具有特殊意義，也具有普遍意義。過去30年來，《澳門研究》雜誌默默耕耘，為澳門學的構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未來30年，《澳門研究》更應該擔負起歷史責任，為澳門學的構建作出更大的貢獻。這是一個參與《澳門研究》25年編輯出版工作者的心願，相信也是澳門學術界的心聲，更是澳門社會的期望。

85《行政》第三十一卷，總第一百二十一期，2018No.3，85—98近五年內地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基於中國知網（CNKI）期刊論文庫的檢視*曾祥明**“葡萄牙研究”在內地1並不常見，其關注度與存在感往往受特定時點的影響。比如，澳門回歸前後，內地關於葡萄牙或澳門的研究陡然增加。當前內地關於葡萄牙的介紹和研究顯然比前幾年有所增加，也是受到2019年為澳門回歸20周年及現任聯合國秘書長為葡萄牙人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為更好地分析內地有關葡萄牙的研究，對其做一次文獻計量分析意義重大。通過對內地葡萄牙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能夠較為客觀地反映特定時段內地研究者對葡萄牙研究的狀態和趨勢，描述其研究成果的結構，探知其研究的前沿。更鑒於迄今為止內地尚未有對“葡萄牙研究”的成果進行文獻計量分析的研究成果，本研究設定了對2013年至2017年間內地學術界對以“葡萄牙”為主題研究的期刊論文成果進行文獻計量分析的工作方案，以較為客觀地展現近五年來內地學者“葡萄牙研究”的學術圖景，進一步推動內地學術界“葡萄牙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一、研究樣本和方法的確定本項研究僅就以中國知網（CNKI）2013-2017年期間收錄的有關研究“葡萄牙”的期刊論文進行文獻計量分析。抽取時間為2018年5*2016年度北京市教工委“揚帆資助計劃”資助課題“習近平對外人文交流思想在大學生中的傳播與認知研究（JGWXJCYF201622）”；中國礦業大學（北京）“越崎青年學者”資助課題“習近平文化強國思想研究（800015Z1136）”。**江西吉安人，博士，中國礦業大學(北京)“越崎青年學者”，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助理，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與社會治理研究。1.本文所指國內數據，僅指中國大陸收錄於中國知網（CNKI）的期刊論文數據。

86月29日。抽取路徑如下：運用中國知網（CNKI）高級檢索系統，設定選取範圍為期刊論文庫，檢索項設定為“篇名”，檢索詞設定為“葡萄牙”，匹配方式設定為“精確”，檢索時間設定為“2013-2017”。電腦自動檢索的結果顯示，中國知網（CNKI）期刊論文庫中的以“葡萄牙”為篇名的論文數共有282篇，其中2017年58篇，2016年47篇，2015年67篇，2014年68篇，2013年42篇。樣本確定後，通過CNKI高級檢索功能及SPSS統計分析軟體，對樣本進行特定指標的量化分析。二、數據統計與專項分析本項研究，對分析樣本按年度節點、關鍵字、學科分佈、著作者和刊文載體等多項指標進行分析。現將數據統計和專項分析情況分述如下：（一）年度節點分析對1979年中葡建交以來內地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章進行年度數量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內地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時間熱度及其趨勢，較為客觀地展現出像“葡萄牙研究”這類小眾研究在內地的發展情況。據中國知網（CNKI）1979-2017年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檢索結果顯示2（詳見圖1），1980年代以前，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都是個位數，比較少；80年代初到1998年澳門回歸前，多數年份的研究文章數量也僅為10-30篇左右；1999年發表的有關“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大增，增加至73篇；此後下降到每年篇數為20-30的水準，維持到2006年達到新的峰值（96篇），之後每年的文章篇數維持在40-50之間的水準，然2017年出現一個小峰值（58篇）。可見，內地關於“葡萄牙研究”受大事件的影響比較顯著。比如，1999年澳門回2.關於年度節點分析的時間檢索跨度為1979-2017年，其他部份研究的時間檢索跨度為2013-2017年。　

87歸事件、2017年葡萄牙人選任為聯合國秘書長等。可以預計，2019年澳門回歸20周年前後的時間節點上，內地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也將出現一個峰值。圖11979年-2017年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年度分析-3-地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也將出現一個峰值。圖11979年-2017年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年度分析（二）關鍵字分析關鍵字是表達文獻主題概念的自然辭彙，是科研成果核心內容的概括和提煉。通過對“葡萄牙研究”的期刊論文成果中關鍵字的統計分析，可以揭示出近五年來以內地研究者對“葡萄牙研究”的認知現狀，並較好地展現出內地“葡萄牙研究”的廣度和熱度，把握今後內地“葡萄牙研究”的發展趨勢。關鍵字詞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個研究領域的熱點。為更好地呈現近五年來282篇期刊論文對“葡萄牙研究”的熱點分佈，我們對所有關鍵字進行同詞合併處理，先合併部份涵義相同、相近或者涵義交叉的關鍵字，再剔除涵義太泛或不明確的關鍵字，以消除相同關鍵字的人為命名差異帶來的統計誤差，從而提高關鍵字分析的準確性和分析結果的有效性。最後，本文中將出現2次以上的關鍵字從高到低進行了排序，結果如表1所示。表1關鍵字詞頻統計表關鍵葡萄葡萄葡萄葡萄養殖澳門歐洲葡萄閱讀遺傳足球風電對外教學鍵字分析關鍵字是概括和提煉。通過對“葡萄牙研究”的期刊論文成果中關鍵字的統計分析，可以揭示出近五年來以內地研究者對“葡萄牙研究”的認知現狀，並較好地展現出內地“葡萄牙研究”的廣度和熱度，把握今後內地“葡萄牙研究”的發展趨勢。關鍵字詞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個研究領域的熱點。為更好地呈現近五年來282篇期刊論文對“葡萄牙研究”的熱點分佈，我們對所有關鍵字進行同詞合併處理，先合併部份涵義相同、相近或者涵義交叉的關鍵字，再剔除涵義太泛或不明確的關鍵字，以消除同關鍵字的人為命名差異帶來的統計誤差，從而提高關鍵字分析的準確性和分析結果的有效性。最後，本文中將出現2次以上的關鍵字從高到低進行了排序，結果如表1所示。

88表1關鍵字詞頻統計表關鍵字葡萄牙葡萄牙牡蠣葡萄牙語葡萄牙共產黨養殖群體澳門歐洲一體化葡萄牙人閱讀推廣遺傳多樣性足球風電對外傳播教學方法頻次34111133322222222從表1可以看出，關鍵字“葡萄牙”一詞出現的頻次最多，達到34次，但鑒於本項研究本身就是以內地學術界對“葡萄牙研究”所在期刊論文的計量分析，故而，該關鍵字對本項研究並無任何實際意義，因此，不作考慮。接下來出現頻次最多的關鍵字分別為“葡萄牙牡蠣”和“葡萄牙語”，均為11次，說明研究者們對葡萄牙牡蠣和葡萄牙語的關注和研究較多。出現3次的關鍵字有“葡萄牙共產黨”“養殖群體”“澳門”等3個，表明在現有不多的有關“葡萄牙研究”中，涉及“葡萄牙共產黨”“葡萄牙養殖”“澳門”的研究受到了相對較多的關注。出現2次的關鍵字為“歐洲一體化”“葡萄牙人”“閱讀推廣”“遺傳多樣性”“足球”“風電”“對外傳播”“教學方法”等8個。這些關鍵字也反映了葡萄牙在這些領域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對內地研究者的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比如，在國際上葡萄牙的足球體育還是比較有競爭力的，自然受到了中國研究者的關注。“閱讀推廣”受到關注也實為必然，記得筆者在葡萄牙里斯本大學生留學期間，坐地鐵的時候，每每看到不少葡萄牙人拿着書本安靜地閱讀，足見在葡萄牙全民閱讀比較普遍。內地研究者對此加以研究，希望從中獲得啟發借鑒，也屬必然。（三）學科分佈分析“葡萄牙研究”是一個多元寬泛的研究體系，包含有關研究葡萄牙的諸多命題，決定着其是一項多學科參與的研究課題。統計與分析“葡萄牙研究”的期刊論文成果的學科分佈情況，有利於從整體上把握“葡萄牙研究”的學科差別，有助於瞭解各個學科對“葡萄牙研究”的關注程度和研究進度，並為分析論證不同學科對“葡萄牙研究”的協同程度和合作狀態提供實證數據支撐。為此，我們將所抽取的282篇期刊論文的學科情況繪製成圖，詳見圖2。

89圖22013-2017年各學科有關“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統計-5-學科對“葡萄牙研究”的協同程度和合作狀態提供實證數據支撐。為此，我們將所抽取的282篇期刊論文的學科情況繪製成圖，詳見圖2。圖22013-2017年各學科有關“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統計從圖2所示的學科分佈情況來看，近五年來關於“葡萄牙研究”的學科分佈較為不平衡。大致可以分為4個梯隊。第一梯隊為經濟管理和建築學兩個學科，分別發表了68篇和48篇期刊論文，合計佔論文總數的41.13%。第二梯隊文章數為10-20篇，分別是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外國語言文學、農學、歷史學、體育學、化學工程等。第三梯隊文章數為5-9篇，分別是旅遊學、電力工業工程、輕工業學、地理學、教育學、世界文學、法學、圖書情報與出版學。第四梯隊文章數為3-4篇，分別是考古學、音樂舞蹈、中國語言文學、公路與水路運輸、水利水電、美術與攝影等。從中可以看出，除了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外，內地各學科對葡萄牙研究的關注較少，“葡萄牙研究”在內地學術界的存在感較低。（四）作者分佈分析經濟管理建築學中國政沿與國際政治外國語言文學農學歷史學體育學化工旅遊電力工業輕工業地理教育學世界文學法學圖書情報與出版考古學音樂舞蹈中國語言文學公路與水路運輸水利水電美術與攝影學科分佈從圖2所示的學科分佈情況來看，近五年來關於“葡萄牙研究”的學科分佈較為不平衡。大致可以分為4個梯隊。第一梯隊為經濟管理和建築學兩個學科，分別發表了68篇和48篇期刊論文，合計佔論文總數的41.13%。第二梯隊文章數為10-20篇，分別是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外國語言文學、農學、歷史學、體育學、化學工程等。第三梯隊文章數為5-9篇，分別是旅遊學、電力工業工程、輕工業學、地理學、教育學、世界文學、法學、圖書情報與出版學。第四梯隊文章數為3-4篇，分別是考古學、音樂舞蹈、中國語言文學、公路與水路運輸、水利水電、美術與攝影等。從中可以看出，除了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外，內地各學科對葡萄牙研究的關注較少，“葡萄牙研究”在內地學術界的存在感較低。（四）作者分佈分析對科研成果作者相關情況的統計分析，有助於確定特定研究領域的主要著作者；通過關注主要著作者的研究方向和關切重點，可以進一步瞭解該領域的研究現狀及未來的發展方向。3通過對關於“葡萄牙3.劉文雲、耿慶軍等：“我國情報學教育研究論文計量分析”，《現代情報》第2006（12）期。　

90研究”的期刊論文的作者的所在機構、學歷層次的分析，可以揭示內地以期刊論文為表現形式的“葡萄牙研究”的成果分佈、整體品質和成熟程度。1.作者所在機構分析通過對“葡萄牙研究”的期刊論文的作者的所在機構的統計分析，可以瞭解“葡萄牙研究”在各產出單位的受關注程度及分佈情況。以下我們將通過對主要作者所在機構及其類型分佈等進行分析。從設定參數之後的檢索結果看，所有作者發表有關“葡萄牙研究”的期刊文章數為1至5篇，其中多數作者僅發表了1篇有關“葡萄牙研究”的期刊論文，在此之後並無後續研究。現將發表文章數在2至5篇的作者界定為主要作者，其統計情況如表2所示：表2主要作者情況分析表作者姓名文章數（篇）所在機構所屬學科或研究方向寧嶽5福建水產科學研究所農學祁劍飛5福建水產科學研究所農學巫旗生5湖南農業大學農學曾志南5福建水產科學研究所農學湯開建3暨南大學歷史學張文化3中共鄭州市委黨校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張慶勤2貴州農學院農學王冠宇2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王昭萍2中國海洋大學農學潘玢渠2廣東嶺南職業技術學院經濟學王曉清2湖南農業大學農學何明星2北京外國語大學圖書出版、新聞傳播林嫻嵐2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王霄2福建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閆喜武2大連海洋大學農學

91從表2可以看出，主要作者共發表了44篇文章，佔總數比例為15.6%。從這個比例可以看出，其實主要作者發表的有關文章數也不多，只是相對大多數作者僅發表1篇“葡萄牙研究”的有關文章而言，他們是主要作者。這類作者共有15名。從這15名作者所在機構的類型看，僅有3名創作者來自研究機構，其他均為大學教師或研究生，表明大學為“葡萄牙研究”的主要創作單位。2.作者學歷層次分析作者的學歷層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作者的研究水準和研究能力。一般來說，博士研究生具有更廣的研究視野，更泛的理論知識，更強的研究能力，因而更能準確地把握研究視角，產出高質量的學術研究成果。對期刊論文著作者的學歷層次進行統計分析，有助於從整體上描繪出近五年來內地有關“葡萄牙研究”的研究成果的整體水準。經對282篇論文的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的統計，這些論文的作者總數為252人。進一步對252名作者的學歷情況進行分析得出，其中學歷為博士研究生有79人，碩士研究生的有111人，其他學歷類型或未知學歷層次的有63人，見圖3。從中可以得知，當前內地關於“葡萄牙研究”的作者的整體學歷層次還比較低，可能造成產生的研究成果品質會偏弱。圖3作者學歷層次情況統計圖-8-次的有63人，見圖3。從中可以得知，當前內地關於“葡萄牙研究”的作者的整體學歷層次還比較低，可能造成產生的研究成果品質會偏弱。碩士學歷類型博士人數（人）其他圖3作者學歷層次情況統計圖（二）刊文期刊分析刊文期刊是反映文章品質及其所屬學科的重要表徵。通過對文章發表的雜誌載體進行分析，能夠一定程度上知曉當前內地學術界關於“葡萄牙研究”的一般水準。根據檢索情況，刊發有關葡萄牙研究文章數量在3篇以上的期刊如表3所示：表32013-2017年間刊文數量在3篇以上的期刊統計情況期刊名刊文數（篇）是否核心期刊室內設計與裝修18否設計11否世界建築6否房地產導刊6否

92（二）刊文期刊分析刊文期刊是反映文章品質及其所屬學科的重要表徵。通過對文章發表的雜誌載體進行分析，能夠一定程度上知曉當前內地學術界關於“葡萄牙研究”的一般水準。根據檢索情況，刊發有關葡萄牙研究文章數量在3篇以上的期刊如表3所示：表32013-2017年間刊文數量在3篇以上的期刊統計情況期刊名刊文數（篇）是否核心期刊室內設計與裝修18否設計11否世界建築6否房地產導刊6否現代裝飾8否世界汽車5否造紙資訊5否中華紙業4否漁業研究3否水利水電快報3否世界教育資訊3否外國文學動態研究3是世界橋樑3是當代世界3是從表3可以看出，刊文數量在3篇以上的期刊主要是非核心期刊。儘管雜誌是否評定為核心期刊受到其刊文品質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不能說刊載在普通期刊上的文章品質就不行，但還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五年來內地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整體水準仍然偏低，對葡萄牙有關情況的研究還有待深入。為進一步論證此觀點是否準確，本研究進一步對282篇文章所在期刊的期刊類型進行了統計，詳見圖4。從圖4得

93知，282篇文章中，僅有40篇刊於核心期刊，進一步佐證了當前內地關於葡萄牙的研究確實處於低水準狀態。這與前文關於作者的學歷層次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相符性，缺乏相對充足的高學歷研究者參與到目前的“葡萄牙研究”當中，表明如果我們需要加深對葡萄牙的認知、擴大中葡交流的話，包括學術界在內的內地各界急需從各方面加強研究力度，提升研究水準。圖4282篇文章所在期刊類型情況-10-圖4282篇文章所在期刊類型情況三、研究結論與討論對近五年來內地研究者對“葡萄牙研究”所產出的期刊論文成果的文獻計量分析，為我們一定程度上客觀地總結內地“葡萄牙研究”的研究進展提供了比較扎實的事實依據。基於此，我們根據當前“葡萄牙研究”的研究現狀，嘗試就“葡萄牙研究”的研究拓展與深化作出一些思考。（一）研究現狀述評五年來，研究者們對“葡萄牙研究”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績。主要研究發現如下：一是研究的受關注度比以前更高。首先，成果產出單位數量較多。有數百家學術機構的學者或研究生以此作為其論文的選題，並開展了研究，發表了不同篇數的期刊論文，產出了282篇論文。其次，近五年比歷史上的任何階段的五年都發表了更多的葡萄牙研究的論文。比如，從澳門回歸前一年以來每間隔5年的數據檢索看，1998-2002年為188篇，2003-2007年為238篇，2008-2012年為234篇，三、研究結論與討論對近五年來內地研究者對“葡萄牙研究”所產出的期刊論文成果的文獻計量分析，為我們一定程度上客觀地總結內地“葡萄牙研究”的研究進展提供了比較扎實的事實依據。基於此，我們根據當前“葡萄牙研究”的研究現狀，嘗試就“葡萄牙研究”的研究拓展與深化作出一些思考。（一）研究現狀述評五年來，者們對“葡萄牙研究”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績。主要研究發現如下：一是研究的受關注度比以前更高。首先，成果產出單位數量較多。有數百家學術機構的學者或研究生以此作為其論文的選題，並開展了研

94究，發表了不同篇數的期刊論文，產出了282篇論文。其次，近五年比歷史上的任何階段的五年都發表了更多的葡萄牙研究的論文。比如，從澳門回歸前一年以來每間隔5年的數據檢索看，1998-2002年為188篇，2003-2007年為238篇，2008-2012年為234篇，2013-2017年為282篇。近五年為歷來之最。再次，參與研究的學術機構頗多。據統計，共有40所高校、黨校和研究所等有關機構的研究人員參與了研究，創造了共282篇的期刊論文。這些機構分佈全國各地，從東部地區、到中部地區，再到西部地區，都有大學等機構的研究人員參與創作。二是研究的主題分佈比較廣泛。五年來，“葡萄牙研究”中所呈現的研究主題除了“葡萄牙建築”、“葡萄牙經濟”、“葡萄牙主權債務危機”、“歐洲一體化”、“葡萄牙語”等幾大相對熱點主題外，“葡萄牙體育”、“葡萄牙共產黨”、“葡萄牙政黨制度”、“葡萄牙旅遊”、“葡萄牙牡蠣”、“葡萄牙電力”、“葡萄牙教育”、“葡萄牙美術”、“葡萄牙公路與水路運輸”等主題也有一些研究論文產出。這表明內地的研究者們對“葡萄牙研究”所涉及的主題範圍還是比較廣泛，包括了“葡萄牙研究”的諸多命題和領域。三是期刊論文中不乏品質相對較高者。一方面，就統計分析中的282篇期刊論文的著作者的學歷層次而言，就文中能明確確定作者學歷身份的190篇論文而言，博士有79人，碩士有111人，分別佔比為41.58%和58.42%。一般而言，研究生學歷者因其學習時間、專業訓練等保障，其創作的論文品質相對較高；另一方面，在282篇論文中，有58篇論文被引用過，其中最高的單篇被引8次，最少的單篇被引1次，說明這些文章被人看過，並對其產生了一定的借鑒啟發作用。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這些論文中還是存在具有較高質量的文章。五年來，研究者們在“葡萄牙研究”上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同時也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研究選題和學科分佈均呈現出較高的集中度和不平衡性。五年來，關於葡萄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葡萄牙建築”、“葡萄牙經濟”、“葡萄牙主權債務危機”、“歐洲一體化”、“葡萄牙語”等幾大相對熱門的主題，圍繞這些主題所做的論文均超過10篇。前文關

95於有關“葡萄牙研究”的學科分佈的結果也論證了這點。而其他研究主題就顯得比較分散和小眾。與研究主題分佈比較而言，學科分佈的集中度和不平衡性則更加突出。當前內地的“葡萄牙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管理和建築學兩個學科，各自發表了68篇和48篇期刊論文，合計佔論文總數的41.13%。排在第三至第八位的依次是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外國語言文學、農學、歷史學、體育學、化學工程等。除此之外，其他諸如旅遊學、電力工業工程、輕工業學、地理學、教育學、世界文學、法學、圖書情報與出版學、考古學、音樂舞蹈、中國語言文學、公路與水路運輸、水利水電、美術與攝影等學科都在9篇以下。從此可以看出，除了少數幾個學科相對關注“葡萄牙研究”外，內地各學科對“葡萄牙研究”的關注較少，“葡萄牙研究”在內地學術界的存在感較低。其二，成果品質有待提升。近五年來，內地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期刊論文雖然具有一定的研究品質，但進一步分析可知，就期刊論文的產出單位而言，目前尚無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全國相對知名的高校或學術研究機構參與到“葡萄牙研究”，缺乏標杆性研究。就一些期刊論文的內容而言，還處於闡述和資料整理階段，真正從理論高度論證的論文不多，除了農學學科的幾篇論文做了較多的量化研究，其他文章中的實驗數據或實證研究也甚少。就282篇期刊論文的引用情況而言，僅有176次引用，平均每篇僅有0.62次的引用，表明這些期刊論文在學術界儘管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其影響力還是十分有限。其三，經驗研究與定量研究偏少。根據對282篇期刊論文的查閱分析發現，僅有教育學、建築學、經濟學等幾個學科的少量文章使用了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佔論文總數的比重不到10%。再進一步而言，定性研究中大多數論文採用的是文獻研究法和歷史分析法，而其他諸如案例研究、數據分析等方法的使用比較欠缺。（二）未來研究方向綜上所述，以內地期刊論文形式呈現的研究現狀而言，當下研究者們關於葡萄牙的研究尚處於前期階段，還需要進一步拓展研究空

96間，提升研究力度，更新研究方法。下面，筆者嘗試就“葡萄牙研究”的拓展與深化問題，提出幾點思考：一是要注重選題的均衡性和創新性。“葡萄牙研究”在當前的內地學術界長期以來不受重視，僅有的一些研究也只是集中在經濟管理、建築學、語言學等少量幾個學科和少量選題上，而其他有關選題相對較少，這對於全面深入研究和認知葡萄牙不具有較好地促進作用。同時，選題集中也容易造成重複性研究，造成缺乏研究的創新性和研究資源的浪費。二是要加強各學科的協同推進，加大跨學科研究力度。“葡萄牙研究”是一個內涵豐富、命題寬廣的理論體系，需要各個學科協同推進和合作研究。要在繼續加強經濟管理、建築學、語言學、政治學、農學等學科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發揮其學科優勢的同時，加強教育學、法學、社會學、民族學、工程力學、考古學、美學等相關學科的專題研究，不斷拓展研究視域和領域。此外，由於“葡萄牙研究”涉及到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現代化以及國際社會治理體系的諸多命題，涉及面十分廣泛，包羅萬象，因此，除了在單門學科內部的精耕細作之外，還要超越分門別類的研究思路，開展跨學科、多維度的複合研究，推動“葡萄牙研究”邁入新時代。三是要充分發揮高學歷高層次學者和高端學術機構的引領作用。深化“葡萄牙研究”必須高度重視高學歷高層次學者和高端學術機構的功能和作用。高學歷高層次學者由於其學術經驗更加豐富、研究視野更加開闊、問題意識更加精准，在“葡萄牙研究”中具有引領和核心作用。高端學術機構是高質量科研成果的主要產出地，它們以及其中的研究者們的研究傾向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葡萄牙研究”的指示燈和方向盤作用。近期，內地一些高端學術機構陸續集中力量成立了“中葡語言文化中心”，這將有助於“葡萄牙研究”的凝心聚力和動態引領。四是要拓展研究方法，注重理論與實證層面等多種方法的綜合運用。“葡萄牙研究”是一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重大體系，是一個理論指導實際、推動社會發展的實踐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葡萄

97牙研究”需要從理論構建研討和實踐操作設計兩個層面來推動。當下的“葡萄牙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獻研究、歷史與邏輯研究等理論層面，實踐與實證研究層面的研究成果還十分欠缺。“葡萄牙研究”的研究者們應該進一步增強方法意識，重視實證研究方法的運用，注重理論與實踐等多種研究方法的有機組合，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體系中實現研究的有效突破，進而為“葡萄牙研究”提供理論支撐和實用性建議。五是要增加課題立項數量，提升研究成果應用率。“葡萄牙研究”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理論與實踐課題，光靠研究者的興趣愛好難以持續發力，需要一定的研究經費和研究便利的支持。但是當前有關這類選題的研究支持比較少。因此，除了增加國家社科和教育部社科立項外，各省市和高校等有關學術機構也要自行設立一些有關資助課題。對於這種小眾研究選題，來自政府等有關部門的資助支持十分重要。同時，也可通過課題的形式加強對這類研究的資助和引導力度，促進有關研究的繁榮發展及其成果運用轉化。六是加強澳門在“葡萄牙研究”中的獨特作用。一方面，澳門相對內地來講，其對葡萄牙的認知具有語言和文化上的優勢，在鏈接中葡學術交流上獨有得天獨厚的價值。內地研究人員要善於、常於與澳門的有關研究人員加強學術合作。另一方面，我國正在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通過澳門，發揮葡萄牙的橋頭堡作用，有利於我國在葡語世界開展有關合作活動。因此，要發揮澳門的平台作用甚至是助推澳門發揮某些領域的主導作用。四、結語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只是針對五年來內地關於“葡萄牙研究”成果之一的期刊論文進行的文獻計量分析，有關的學術著作、碩博學位論文、報紙文章和研究報告等並未列入數據分析源。就採用的資料庫而言，雖然採用的是收錄文獻最廣且使用頻次較高的中文文獻資料庫“中國知網（CNKI）”，並且在數據篩選的過程中，力求做到完全與真實，但中國知網（CNKI）的資料庫本身可能由於諸如論文保密、

98文獻收錄時間差等原因未能全部收錄近五年來的有關期刊文章。除此之外，本研究僅以中文資料庫作為數據源，對於以英文、葡文等其他語種創作的有關文章並未考察在內。綜上所述，本研究成果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這些不足，筆者將在後續的持續研究中最大限度地加以補充和拓展。

235Administraçãon.º121,vol.XXXI,2018-3.º,235-239"TheBeltandRoad"Initiative,Opportunities,AdvantagesandStrategiesDevelopmentofMacauKouSengMan(pp.103)"TheBeltandRoad"initiativewaslaunchedin2013andhasbecomeanewpathforall-rounddevelopmentinChina,itwasproposedmorethanfouryears,"theBeltandRoad"initiativehasbroughtmanyopportunitiestoChinaandotherparticipatingcountries,makingabreakthroughinvariousareas.Beinga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ndcruciallocationforMaritimeSilkRoad,itisundeniablethatMacauwillrespondtothecalloftheCentralGovernment,coordinatewiththede-ploymentofnationalpolicies,andinvolveactivelyinthemaswell.Macauisanexternally-orientedeconomyforalongtimeandhasbeensufferingfromtheproblemofexcessivelyuniformeconomicindustries,hence,theparticipationofMacauintheconstruction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caneffectivelypromoteitseconomictransformationandstimulateindustrialdiversification.Itcanbesaidthatthisisanewopportunitytobegiventotheglobaldevelop-menttoMacau.Macaushouldmakegooduseofitsownstrengths,combinewithaseriesofviabledevelopmentstrategiesforthepurposeoffurtherpro-motetheparticipationandcontributionofMacautotheconstruction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Keywords:"theBeltandRoad"initiative;Macau;Opportunity;Ad-vantage;StrategyOntheLegalBasisoftheConstructionoftheGuangdong-HongKong-MacauGreaterBayAreaFengZhehua(pp.145)ThereisnodirectandexplicitlegalbasisfortheconstructionoftheGuangdong-HongKong-MacauGreaterBayArea,whichdoesnotmeanthatithasnolegalbasis.Onthecontrary,thereareatleastfivelevelsofnormsintheconstructionoftheGreatBayAreatosupportitslegalbasis.First,theconstitutionisthefundamentallegalbasisoftheGreatBayArea.Thepur-poseoftheconstitutionistointegratethenationallegalsystem,ratherthantoisolatesomepartsoftheregionandotherpartsofthelegalsystem.Second,constitutionallawisthebasiclegalbasisfortheconstructionoftheGreatBayArea,whichistoprovidesufficientspaceandinstitutionalfoundationfortheintegrationofHongKongandMacauintotheconstructionoftheGreatBay

236Area.Third,theinterregionaljudicialassistanceagreementisbasedonclearanddirectprovisionsofthebasiclaw,anditisthejudicialbasisforthecon-structionoftheGreatBayArea.Fourth,theWTOruleisthebasisofinterna-tionallawintheconstructionoftheGreatBayArea.SincetheconstructionoftheGreatBayareaisessentiallyacooperationwiththelocalgovernmentsinthesamesovereignstate,allsidesshouldrealizethemaximizationofthebenefitsoftheconstructionoftheGreatBayAreawithintheframeworkofWTO.Fifth,thecurrentintergovernmentalagreementonGuangdong,HongKongandMacau,CEPAanditssupplementaryagreementsbelongtothecategoryofsoftlawinnature,andtheyarethebasisoftheinterregionallawfortheconstructionoftheGreatBayArea.Inaword,althoughsomelegalbasisisnotexpressedinadirectandclearway,andevensomejurisprudentialfoundationsarestillcharacterizedbysoftlawatthepresentstage,itdoesnotimpedetheconstructionofacomprehensiveandsystematiclegalbasisfortheconstructionoftheGreatBayArea.CompatibilitybetweenConfucianismandDemocracy:DevelopmentofMacaocivilsocietyorganiz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ConfucianismCheongSioPang(pp.165)TherelationshipbetweenwesterndemocracyandChristianityvaluesisinseparable.Christianityvaluesarethefoundationofwesterndemocracy.Moreover,theLiberalismfromLockeconstructedthepresentformofdemocra-cy.BothConfucianismandChristianityhavecommonalities,andConfucian-ismbecameoneoftheinstrumentofgovernance.ThecompatibilitybetweenConfucianismandDemocracyareexisted,andrevealedfromthesimilarityoftheirtheories.Theconflictofbothconceptsdisplaysthevarietiesofdemocracy.PriortohandoverofMacau,corporatismexplainstherelationshipinbetweengovernmentandcivilstate.Thechangeofthisrelationshipduetotheappealofcitizensandfinallycreatedtheco-developmentperiodofbothConfucian-ismanddemocracyinpost-handoverera.ThisessayfocusontheperspectiveofConfucianismvalues,whichareratificationofnames,thehumanity,amanofthegoldenrule,theprinciple,themean,thewayofheavenandgreatcommunitytodescribehowthedevelopmentofCSOinMacau.ThefindingsshowthatthecompatibilityofConfucianismanddemocracyplantedinthesoilofCSOinMacau,anditcontributestothevarietyformofdemocracy.

237Singapore’s“Skillsfuture”:ImplicationsforMacao’sLifelongLearningAoIoWeng(pp.179)Nowadays,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isdrivenbyknowledge.Inordertobuildalearningsocietytoachievesustainabledevelopment,in2011Macaoimplementedthe“ProgramofDevelopmentandContinuousStudy”toencouragecitizens’lifelonglearning.ThisprogramisimportantmilestoneforMacao’slifelonglearningbutstillneedsfurtherimprovement.Therefore,basedontheconceptandtheoryoflearningsocietyandlifelonglearning,thispaperintroducesSingapore’s“Skillsfuture”whichisregardedasasuccessfullifelonglearningprogram,thenanalyzesitscharacteristics,advantagesandchallenges,andfinallydiscussestheimplicationsforimprovingthe“ProgramofDevelopmentandContinuousStudy”andpromotinglifelonglearninginMacao.KeynoteSpeechDeliveredonthe30thAnniversaryoftheInaugurationoftheJournalofMacauStudiesWuZhiliang(pp.207)Sinceitsinaugurationin1988,theJournalofMacauStudieshasmadeimportantcontributiontotheacademicdevelopmentofMacao.TheJournalhasbecomeoneoftheprincipalplatformsforpublicationofresearchfind-ingsonthequestionsofMacao.ItisalsoanincubatorfosteringthegrowthofMacao’sacademia.TheperiodicalalsoservesasacatalystforresearchonMa-caothatunitesandcoheresacademicsspecialisedinMacaostudies.Inrecentyears,theJournalofMacauStudieshaslaidthefoundationforthedevelop-mentoftheconceptofMacaology,whichinturnreinforcesthelocalacademicdiscourse.ThesignificantimprovementinMacao’sacademicresearchqualityandecologyoverthepast30yearsprovidesfavourableconditionsforthepub-lishingentitytoreflectandresolvethecurrentshortcomingsoftheJournal.Theobjectiveofsuchreformwouldbetopromoteamoreprofounddevelop-mentofMacao’sacademia.BibliometricanalysisofmainlandChina’s"Portuguesere-search"inrecentfiveyearsZengXiangming(pp.217)Abstract:ItisnotcommontostudyonPortugalinmainlandChina.InviewoftheparticularityofSino-Portugueserelationsandthecomingof

238Macao'sreturnbackfor20thanniversary,itisofgrea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tostudythe"Portuguesestudy"intheacademiccircleofthemainlandChina.Thisstudyisbasedonthesampleof282periodicalpaperscollectedbytheCNKIfrom2013to2017.Accordingtotheresearchthemeofthearticle,thedistributionoftimenodes,thekeywords,thedistributionofthesubject,theauthorandsoon,thispapercarriesoutabibliometricanalysisontheachievementsoftheperiodicalpaperformedbythe"Portuguesere-search"inthemainlandChinainordertoobjectivelyshowtheacademicpic-tureofthe"Portuguesestudy"inthemainlandChinaforthepastfiveyears,withaviewtofurtherexpandinganddeepeningthe"Portugueseresearch"inthemainlandChina.ThroughstatisticalanalysisbySPSSandCNKI,itcanbefoundthattheheatofPortugueseresearchhasbeenincreasinginmainlandChinainthepastfiveyears.However,theresearchtopicsofthepresentstudyarewidelydistributedandunbalanced,andtheresearchresultsareconcen-tratedontheminoritysubjectssuchaseconomicmanagement,architecture,agronomyandlinguistics.Highlyeducatedscholarsathighlevelarestillattheinitialstageof"Portugueseresearch",andlackofhighqualityresearchresultsandsingleresearchmethods.Inthefuture,itshouldbepaymoreattentiontothebalanceandinnovationofthe"Portugalresearch"topic,andstrengthenthecollaborativepromotionamongdifferentdisciplines.Andalsofocuson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andempiricalresearch,andpaymoreattentiontoplaytheleadingroleofhighlyeducated,high-levelscholarsandhigh-endaca-demicinstitutions,aswellastheuniquevalueofMacao.KeyWords:Portugal;Macao;NewEra;MainlandChina;BibliometricAnalysis;BeltandRoadprojects

239OstrabalhospublicadosnarevistaAdministraçãosãodaexclusivaresponsabilidadedosseusautores.Ostrabalhospublicadosem“Administração”podem,emprincípio,sertranscritosoutraduzidosnoutraspublicações,desdequeseindiqueasuaorigemeautoria.É,noentanto,necessárioumpedidodeautorizaçãoparacadaca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