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朱寿桐　黎湘萍/主编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澳港台地方文学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学或文化究竟如何相互影响，如何继承与抽离；外国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澳港台地区文化有何影响，成为本书大多数作者关注的问题。本文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澳港台文学以及其与传媒关系的独特视角，让读者在探索澳港台文学发展之路的过程中，清楚地看到传媒对其发展方向的影响。 ISBN 978-7-5097-2362-3定价： 　元59.00上架建议：文学理论www.ssap.com.cn澳门研究丛书 MACAU STUDIES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朱寿桐　黎湘萍\主编澳门研究丛书MACAU STUDIES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 Modern Media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in Macau, Hong Kong and TaiwanModern Media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in Macau, Hong Kong and Taiwan朱寿桐　1958年生。江苏省大丰市人。文学博士，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暨南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任韩国崇实大学、日本九州大学、台湾佛光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在内地多所高校任兼职教授或研究员。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出版过《新月派的绅士风情》《殉情的罗曼司：创造社的文学倾向》《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论》《朱寿桐论戏剧》等专著，主持过《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等大型专案研究。黎湘萍　1958年生。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91年8月迄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其间于1996年8月至1997年8月到韩国朝鲜大学任交换教授一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文学评论》理论组组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学理论的研究，偏重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与文学理论。著有《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获得2007年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多篇文章收录于《文艺美学原理》《台湾地区文学透视》《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等著作。·社会卷 程惕洁/主编 ·行政卷 娄胜华/主编 ·政治卷 余振 林媛/主编 ·法律卷 赵国强/主编 ·基本法卷 骆伟建 王禹/主编 ·经济卷 杨允中/主编 ·教育卷 单文经 林发钦/主编 ·语言翻译卷 程祥徽/主编 ·文学卷 李观鼎/主编 ·文化艺术卷 龚刚/主编 ·历史卷 吴志良 林发钦 何志辉/主编 ·综合卷 吴志良 陈震宇/主编 新秩序 娄胜华 潘冠瑾 林媛/著澳门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 霍志钊/著明清澳门涉外法律研究 王巨新 王欣/著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珠海市委宣传部 等 / 主编澳门博彩产业竞争力研究 阮建中/著澳门社团体制变迁 潘冠瑾/著澳门法律新论 刘高龙　赵国强/主编韦卓民与中西方文化交流珠海市委宣传部　等/主编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吕志鹏/主编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研究　　　 陈震宇/主编赃款赃物跨境移交、私营贿赂及毒品犯罪研究赵秉志　赵国强/主编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朱寿桐　黎湘萍/主编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澳港台地方文学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学或文化究竟如何相互影响，如何继承与抽离；外国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澳港台地区文化有何影响，成为本书大多数作者关注的问题。本文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澳港台文学以及其与传媒关系的独特视角，让读者在探索澳港台文学发展之路的过程中，清楚地看到传媒对其发展方向的影响。 ISBN 978-7-5097-2362-3定价： 　元59.00上架建议：文学理论www.ssap.com.cn澳门研究丛书 MACAU STUDIES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朱寿桐　黎湘萍\主编澳门研究丛书MACAU STUDIES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 Modern Media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in Macau, Hong Kong and TaiwanModern Media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in Macau, Hong Kong and Taiwan朱寿桐　1958年生。江苏省大丰市人。文学博士，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暨南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任韩国崇实大学、日本九州大学、台湾佛光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在内地多所高校任兼职教授或研究员。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出版过《新月派的绅士风情》《殉情的罗曼司：创造社的文学倾向》《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论》《朱寿桐论戏剧》等专著，主持过《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等大型专案研究。黎湘萍　1958年生。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91年8月迄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其间于1996年8月至1997年8月到韩国朝鲜大学任交换教授一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文学评论》理论组组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学理论的研究，偏重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与文学理论。著有《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获得2007年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多篇文章收录于《文艺美学原理》《台湾地区文学透视》《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等著作。·社会卷 程惕洁/主编 ·行政卷 娄胜华/主编 ·政治卷 余振 林媛/主编 ·法律卷 赵国强/主编 ·基本法卷 骆伟建 王禹/主编 ·经济卷 杨允中/主编 ·教育卷 单文经 林发钦/主编 ·语言翻译卷 程祥徽/主编 ·文学卷 李观鼎/主编 ·文化艺术卷 龚刚/主编 ·历史卷 吴志良 林发钦 何志辉/主编 ·综合卷 吴志良 陈震宇/主编 新秩序 娄胜华 潘冠瑾 林媛/著澳门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 霍志钊/著明清澳门涉外法律研究 王巨新 王欣/著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珠海市委宣传部 等 / 主编澳门博彩产业竞争力研究 阮建中/著澳门社团体制变迁 潘冠瑾/著澳门法律新论 刘高龙　赵国强/主编韦卓民与中西方文化交流珠海市委宣传部　等/主编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吕志鹏/主编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研究　　　 陈震宇/主编赃款赃物跨境移交、私营贿赂及毒品犯罪研究赵秉志　赵国强/主编

澳门研究丛书 MACAU STUDIES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Modern Media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in Macau, Hong Kong and Taiwan朱寿桐　黎湘萍/主编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序　 言序　 言　这部书稿的书名有些特别。 大陆以外的三块中国领地俗称港澳台或者台港澳， 从来不需要说明排名先后的依据， 大家约定俗成， 顺理成章， 似乎也无须说明为什么是港澳台或者是台港澳。 我们这本书采用 “澳港台” 的排列法， 多少有些拗口， 可能还会引起某种尴尬的质疑， 但绝对不是故弄玄虚或无聊弄词。 最可靠的理由是， ２００９ 年筹备 “近代公共媒体与澳港台文学经验” 研讨会的时候， 大家都同意用 “澳港台” 的排列， 包括这个会议的另一个组织者黎湘萍教授。 这样的考虑首先出于一般的情理， 这个研讨会在澳门召开， 由澳门出资， 其核心议题以澳门打头符合人之常情。 但我们想到的显然不是这些。 澳门地方小， 但澳门人绝不小气， 更不会小气到与台湾、香港争排位的程度。 这样一个学术指称应该包含一定的学理内涵。那次令人难忘的会议， 议题出自黎湘萍教授和台湾几位朋友的提议， 突出媒体与文学经验的关系。 而说到近代和公共媒体的话题， 则应该而且必然从澳门说起。 学术研究， 尤其是历史研究， 不仅存在一个说什么、 怎么说的问题， 而且存在一个从何说起的问题。 说什么解决的是历史研究的具体内容和基本题材的问题， 怎么说解决的是历史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问题， 从何说起解决的是对研究对象及其外延的定位问题。 倘若不能对研究对象及其外延作准确定位， 所进行的研究可能会出现前提性的错误。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 就非常敏感地存在一个从何说起的问题： 从 “五四” 新文化运动说起还是从晚清文界革命说起， 其结论会大不一样。 中国的 “近代” 从鸦片战争说起还是更早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说起， 体现着两种重要的历史观的差异， 对于中国历史的近代性内涵的把握也会截然两样。 近代性在中国意味着被动的开放性， 现代性在中国则意味着主动的开放性。 被动的开放历史从澳门开始， 从葡国人以和平的方式进入澳门开始， 随即， 澳门成为西方宗教势力进入中国和东亚的通道， 成为中华帝国被动地向西方的文化、 宗教打开１０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国门的前沿门户。 传教士在澳门受训， 由澳门出发， 进入广东、 广西、 福建、 上海、 天津、 四川、 陕西等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腹地， 进入最冷僻的城市巷弄和最僻远的乡村民间， 甚至于进入帝国的核心部位———清室宫廷。 中国社会上下的文化心态面临着改变， 生活方式面临着调整， 甚至于政治格局也因此产生了某种影响。 对于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 都与早先传入的西方宗教有直接关系。 在这一意义上， 一般认为是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 这实际上是倒果为因的说法， 应该说， 没有西方宗教势力提前 ３００ 年进入中国， 将中国的国门一步步推开， 鸦片的进入，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进入， 也许就不会是这样的阵势与规模。 因此， 中国的近代， 中国被动地向西方开放的近代性，应该从澳门说起。在澳港台的特定区域， 近代公共媒体也应该从澳门说起。 近代公共媒体是西方文明渐入中国以后的产物， 带着西方文明的精神和信息， 是中西方文明交汇、 互融以后的结果； 而中国和西方文明的交汇、 交流， 特别是开创近代文明的交流是从澳门开始的。 诚如前文所言， 由于特殊的政治、 历史状况， 澳门自明清以来一直是中国与西方接触、 交流， 西方了解和进入中国，中国瞭望和认知西方的最初窗口。 作为西方文明的精神和信息的承载物，近代公共媒体在中国的兴起， 势必从澳门说起。 事实也是如此。 澳门的邮政系统被史学家认为是中国土地上最早的通邮设施。 西方传教士进入澳门以后， 出于传教的目的， 他们出版各种书籍， 也包含一些连续性的出版物， 客观上形成了近代公共媒体的雏形。 有资料表明， 中国土地上最早的报纸与澳门有密切的关系， 循此， 历史学的研究都可能揭示最早的电台势必与澳门有关。 尽管这些媒体没有能够充分地反映在中国人的文学叙述当中， 而且非常遗憾地也没有充分地体现在中国人的历史叙述之中。 但这些事实不容忽略。 因此， 谈到近代以来的公共媒体， 从澳门开始言说， 是行得通的。澳门的文学比起香港、 台湾的文学， 无论是作品还是作者， 数量都难以企及， 成就也难以相提并论， 著名作家、 经典作品， 几乎乏善可陈。 澳门在汉语文学史上的地位因而相当边缘。 在这个意义上说， 从一般的文学研究而言， 澳门文学 （这还是一个扭扭捏捏、 抖抖索索推出的概念， 虽然这个概念的正式形成也已有了 ２０ 多年的历史， 但至今甚至在澳门， 还有不肯承认２００

序　 言“澳门文学” 的声音） 能够忝列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之后， 就已十分幸运，怎可以僭越到领头的位置？ 然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 公共媒体与文学的关系， 在这样的话题上， 澳门的公共媒体与澳门文学的关系与其他地区的文学以及那个地区的媒体之关系， 应该处于对等的学术地位， 而正如前面所说，公共媒体的论说， 应该从澳门说起， 那么， 这样的话题从澳门说起， 也未尝不可。 这不仅仅是过去， 就在当下， 澳门公共媒体与文学的关系， 仍然值得研究者关注。 比方说， 《澳门日报》 每天都出版文学副刊 《新园地》， 另外还有其他文学评论性的、 艺术欣赏性的专栏， 澳门的其他报纸如 《华侨报》、 《市民日报》 等也正常地保有它们的文学副刊。 连同一些零散的出版物， 以及澳门文学副刊， 澳门每天所采用的作品量在 ７０ 篇 （首） 左右， 这在一个只有 ５０ 万人口的城市是很难想象的： 鉴于澳门没有专业作家， 所有的写作者都是业余写作， 假定一个业余写作者每周写出一篇作品 （以一般专栏的出刊频率计）， 这就意味着， 澳门正常有 ４９０ 人 （次） 在从事文学写作， 经常性的作者占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一。这是一个相当密集的比例。 这说明， 澳门社会对于文学的兴趣， 澳门媒体对于文学的重视， 澳门文学在公共媒体所占有的比重， 与香港、 台湾， 与整个大中华地区比较起来， 都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突出的文化现象。其实就是从一般的文学话题而言， 澳门文学也并非乏善可陈。 澳门文学有自己的品格， 甚至有自己的优势， 它应该作为一个对象， 而且是文学历史研究值得特别关注的特殊对象， 这主要体现在它独有的文学生态。 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态？ 我一般倾向于这样的描述：澳门自由、 开放以及相对逼仄的社会环境， 决定了所有的文学事业通常在民间化、 非意识形态化和非经典化的意义上进行， 这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生态， 相对自然， 迹近于文化原生态。 文艺是一定人群自由地、 审美地表达自己的情志能量的行为， 就像体育是一定的人群自由地、 审美地施展自己的身体能量的行为； 这两个活动后来被引向竞技， 引向极限型的比赛， 是一种自我异化的结果。 体育的原生态显然与竞技无关， 文学的原生态也同样与作品的经典化、 作家的明星化无关， 它应该淹滞于民间， 沉潜于个我， 怡情悦性之外绽放各自的才情与魅力， 以此体现不俗的趣味。 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远离意识形态化的危险， 才会远离被名利包装和戕害的危险； 只有这样的文学才具有原生态的朴实与绚美。 在整个汉语新文学的空间架构中， 只有３０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澳门的文学呈现出这样的生态。 因而它的个性价值非常突出， 它在理论意义上具有烛照世界文学乃至世界文明的穿透力。澳门文学的这种生态， 很容易为外人所忽略， 也很容易为文学评论界和文学研究界所漠视， 因为它没有奉献出特别醒目的文学家， 没有贡献出在整个汉语文学世界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 由于在经典作品和代表作家方面澳门文学没有浮出历史地表的建树与崛现， 汉语文学发展历史进程的描述往往会给澳门以经常的遗漏。 事实不容颠覆， 澳门文学确实处于这样的尴尬境地。但这仅仅是在传统的文学批评视野中呈现的澳门。 我们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太习惯于本着历史的优选法， 将各个时代各个区域为历史优选出来的标本 （作品和作家） 放在一个理论的平台上进行比对， 然后进行价值判断，甚至大排座次。 这样的研究方法和习惯视路自然会遗忘澳门。 我们应该明白， 除了历史的优选法而外， 文学研究还应该运用文化生态法： 文学的运作除了推出经典化的作品和代表性的作家之外， 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心灵、 感情、 梦幻和情致乃至趣味， 让人们在一种约定俗成的写作平台和写作规则中进行一种全然放松的写作 “运动”， 各自倾吐性情， 互相交流才情， 聊以自娱娱人， 借此怡情悦性， 同时展示写作的才情与兴味。 这不是一种相当理想的文学生息状态吗？这应该就是文学的原本生态， 也是较为健康的文学生态， 只是因为人们的社会分工复杂化以后， 文学创作事业同样受这种未必合理至少未必符合自然律的社会分工影响， 被纳入了专家化的轨道， 成为一门让少数人专擅的技艺。 文学的运作于是朝着经典化的方向行进， 无缘进入经典的文学行为和文学写作自然就遭到了淘汰。 这种我们都非常熟悉也非常适应当然更非常认可的文学运作， 确实催生了一代又一代了不起的文学杰作， 但是否异化了文学生产的本质， 是否偏离了文学应有的生态， 是否违背了文学之于人类创造活动的原本命意？ 这确实值得我们从理论的环节和文明史的环节深长思之。澳门在文学经典化的运作中， 在许多人包括澳门文人自己看来， 都可以说成就寥寥， 乏善可陈。 就在我们的这次会议上， 一位资深的澳门文学家还半是谦逊半是调侃地矢口否认澳门有文学。 他那样调侃当然是从经典化运作层面说的。 其实， 从文学生态和文化生态的意义上看， 澳门不仅有文学， 而且有独特的文学历史形貌， 体现着我们往往忽略了的健康的、 原生态意义上４００

序　 言的文学的区域标本。澳门本来就有文学， 而且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我们对它视而不见， 是因为缺少相应的理论和历史眼光。 从这一角度而言， 在台港澳这三个区域， 澳门文学给我们文学创作界和文学研究界提出的问题更为复杂。写下这些， 对诸位作者、 编者和亲爱的读者多有得罪。 请原谅本人“在澳言澳” 的俗气。朱寿桐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５００

目　 录目　 录西学东渐四百年祭　 ———从利玛窦、 《四库全书》 到上海世博会 杨　 义 ／ ００１…………………《知新报》 与 １９ 世纪末澳门的公共性 张重岗 ／ ０１５…………………………澳门 ７０ 年代的文学景象与研究意义 傅天虹 ／ ０２５……………………………同样的诗梦　 ——— 《当代诗坛》 与汉语新诗 朱寿桐 ／ ０３８………………………………免滤的生命表达　 ———２００９ 年澳门散文创作评述 荒　 林 ／ ０５０………………………………中国的 “再疆域化”　 ———１９ 世纪传教士的翻译 赵稀方 ／ ０６１……………………………………早期 《申报》 文人群体的新与旧 孟金蓉 ／ ０８６………………………………晚清 《圣经·诗篇》 中译的文学化问题初探　 ———以湛约翰 《圣经·诗篇》 中译本为中心 段怀清 ／ ０９９………………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的发展嬗变 赵凌河 ／ １１１………………………………承传与变异　 ———改版后的 《香港文学》 计红芳 ／ １１９…………………………………殖民现代性认知中的情感经验 计璧瑞 ／ １２７…………………………………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 黄美娥 ／ １３８……………………１０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１９２０ 年前后的期刊与台湾新文学的兴起　 ———以 《台湾文艺丛志》 和 《台湾民报》 系列为中心 朱双一 ／ １７４……１９６０ 年代的台湾 “现代化” 文化　 ———基于个人经验的回顾 吕正惠 ／ ２００……………………………………９０ 年代的台湾文学报刊 古远清 ／ ２０８…………………………………………汤英伸与 《人间》 杂志的理想主义实践 李　 娜 ／ ２１７………………………《台湾文艺》 与 《中国文艺》 之关联 杨红英 ／ ２２８…………………………从纪录片 《跳舞时代》 看台湾日据时期流行歌曲　 文化 “现代化” 的殖民性 李　 晨 ／ ２４１……………………………………对 “古典” 的挪用、 转化与重置　 ———当代台湾新诗语言构造的重要维度 张桃洲 ／ ２５２……………………２００

西学东渐四百年祭西学东渐四百年祭　 ———从利玛窦、 《四库全书》 到上海世博会　 杨　 义一　 四百年祭之三维度今年 ５ 月是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 以利玛窦东来为标志， 今年是西学东渐四百年祭。 这是中华民族在严峻的挑战中磨炼和提升文化生命力的四百年。 这是中华民族在西方文明的碰撞中， 虽然中间插入一个清朝康乾盛世， 但实际上在世界竞争中走了一条 Ｗ 形的曲线而逐渐衰落，终至全面复兴的 ４００ 年。 历史将自己的意义写在举世瞩目的沧桑巨变中。 历史不会忘记， 中国是在上海世博会的灿烂阳光下进行这 “西学东渐四百年祭” 的。 四百年一头连着利玛窦来华， 一头连着上海世博会开幕， 构筑起一座巨大的历史拱门， 展示了中华民族艰难曲折又可歌可泣的历程， 敞开了中华民族元气充沛又鹏程万里的天空。 有意思的是， 行程中间有一座碑， 这就是出现在康乾盛世的 《四库全书》。 利玛窦遭遇 《四库全书》， 这一历史事件告诉人们， 四百年变迁的一个关键是中西文化的对撞、 互渗、 选择和融合。利玛窦的价值在哪里？ 在于他是这四百年之始携西学入华， 进行中西文化对话的标志性的第一人。 利玛窦 １５８２ 年 ８ 月 ７ 日进入澳门， １６１０ 年 ５ 月１１ 日病逝于北京， 万历皇帝御准葬于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坟地 （今北京行政学院内）。 碑铭是 “耶稣会士利公之墓”， “利先生讳玛窦， 号西泰， 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 自幼入会真修。 万历壬午年 （万历十年， １５８２ 年） 航海首入中华行教， 万历庚子年 （万历二十八年， 岁杪已是 １６０１ 年） 来都， 万历庚戌年 （万历三十八年， １６１０ 年） 卒。 在世五十九年 （１５５２ ～ １６１０）， 在１００杨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澳门大学中文学讲座教授。∗∗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会四十二年”。 碑文采取汉文与拉丁文并列的方式， 以表明其沟通中西文化的天主教传教士身份。因此在今天澳门研讨会上探讨 “利玛窦遭遇 《四库全书》”， 实际上是纪念以这位先驱者为标志的西学东渐四百年， 反思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四百年。 四百年前， 利玛窦在澳门待了两年 （１５８２ ～ １５８３ 年）， 碑铭上称之为“航海首入中华”， 然后在中国内地传教交友 ２７ 年， 传播基督教文化， 同时学习儒家文化， 剃发去髭， 换上僧袍， 又改穿儒服， 愿当中国子民。 １５９２年， 利玛窦在南昌着手把 “四书” 译成拉丁文， 并加注释。 他由此开始熟悉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证明基督教与儒家有相通之处， 盛赞孔子为 “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 者， 使其 “同胞断言他远比所有德高望重的人更神圣”。 正是遵从这么一条入乡随俗、 调适传教的温和的文化路线， 利玛窦在肇庆被称为 “利秀才”， 在南昌被称为 “利举人”， 在北京被称为 “利进士”， 他的中文修养渐趋精深， 获得愈来愈多的体面的认同。 他翻译 “四书” 比王韬 １８６２ 年在香港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布 （ 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 将 “四书五经” 译为英文早 ２７０ 年， 成为中西文化缔缘的先驱者。澳门在十六七世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 “圣城”， 由于葡萄牙国王握有天主教保教权， 因而澳门被视为 “东方梵蒂冈”， 是中国人看取希腊、 希伯来文化， 尤其是文艺复兴早期文化的一个有历史关键意义的窗口。 钱钟书说：“我常想， 窗可以算是房屋的眼睛。” 刘熙 《释名》 说： “窗， 聪也； 于内窥外， 为聪明也。” 门是让人出进的， 窗打通了大自然与人的隔膜， 把风和太阳光逗引进来， 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 窗口还可以放进小偷和情人。 １５８２年， 澳门这个窗口就放进了一个中西文化初恋期的情人利玛窦， 为中国文化注入了一种异样的色彩。在考察 “利玛窦遭遇 《四库全书》” 之前， 有必要介绍一下他 ３００ 年后的一位澳门邻居， 也就是清朝末年杰出的维新改良思想家郑观应。 郑氏历尽商海风波之后， １８８４ 年， 也就是利玛窦离开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３０１ 年后， 以 ３２岁盛年退居澳门郑家大屋 （距离利玛窦学习中文的圣保禄学院一公里开外），思考中国的前途和拯救中国的方法， 写成 《盛世危言》。 该书对利玛窦颇存好感， 称说 “明季利马窦东来， 徐光启舍宅为堂， 有奏留其教之疏， 实为华人入教之鼻祖。 而明史称其清介， 亦未因入教而受贬也”。 这里提到的利玛窦的搭档徐光启， 是晚明松江府上海县人， ６０ 岁后 “冠带闲居” 故里， 试验农业，２００

西学东渐四百年祭著 《农政全书》， 身后归葬之地称徐家汇。 他是得风气之先的上海文明的先驱者， 徐氏之汇， 汇向今日上海世博会所倡导的 “理解、 沟通、 欢聚、 合作”的精神理念。 郑观应 《盛世危言》 从商业富国的理念出发， 主张 “设博览会以励百工”， 是从民族振兴的角度倡导上海办世博会的第一人。《盛世危言》 专设 《赛会》 章， 给中国人的脑筋里增加了一根世博会的弦， 它交代： “溯赛会之事， 创之者英京伦敦， 继之者法京巴黎， 嗣后迭相举赛……萃万宝之精英， 罗五洲之珍异……美人赛会于希加哥， 其气象规模尤极天下之大观， 为古今所未有……此会角九州万国之珍奇， 备海澨山陬之物产， 非此不足以扩识见， 励才能， 振工商， 兴利赖。” 写 《赛会》 之时，适逢 １８９３ 年美国以 “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４００ 年” 为主题， 举办芝加哥世博会， 盛况空前， 其大道乐园启发了后来的迪斯尼乐园， 爆米花、 蓝带啤酒、 麦片、 口香糖刺激着饮食时尚。 其时， 美国的 ＧＤＰ 已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 面对一流大国的气象规模， 郑观应心存忧患， 反省 “中国之商务衰矣，民力竭矣， 国帑空矣”， 进而警醒国人， “欲富华民， 必兴商务； 欲兴商务，必开会场； 欲筹赛会之区， 必自上海始”。 以上海为中国率先举办世博会的最佳选址， 是一个卓见， 郑观应提示的世博会之弦， 牵引着中国振兴的百年之梦。 有意思的是， 有美国学者名为 “华志建” 者， 把 １８９３ 年芝加哥世博会和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相比较， 认为那届世博会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美国， 而这届奥运会使美国人看中国的目光， 就像当年欧洲人看美国崛起一样， 既震惊又怀疑。 这样的话用在上海世博会， 不是更有可比性吗？这样， 我们就清理出思考 “西学东渐四百年祭” 的三个维度： 一是利玛窦—徐光启—上海； 二是利玛窦—郑观应—世博会； 另一个维度就是“利玛窦遭遇 《四库全书》”， 由于祭典的主题是东西文化的碰撞融合， 这第三个维度具有更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教训， 它将引领我们走进中国历史命运的深处。二　 把正史的眼光与皇帝的趣味放在一起反思那么， 历史是怎样记载利玛窦这个文化初恋情人呢？ 收入 《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的 《明史》， 在 《神宗本纪》 中关于利玛窦只有一句话： “ （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 大西洋利玛窦进方物。” 记载是记载了， 但是与午门受３０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俘、 灾民为盗、 群臣请罢矿税并列， 他显得并不特别打眼， 反而有几分冷漠。 冷漠的语言背后， 却隐藏着这位传教士文化情人所带来的令人眼睛发亮的定情物 （信物） 和嫁妆。１６０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利玛窦以 “大西洋陪臣” 的身份， 依靠澳门资助，进贡了天主像、 圣母像、 天主经、 《万国舆图》、 大小自鸣钟、 三棱镜、 大西洋琴和玻璃镜等方物。 （顺便说一句， １９１５ 年巴拿马世博会， 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邀请苏绣圣手沈寿挥动神针， 用 １１０ 种颜色的丝线绣成 《耶稣像》参赛， 荣获金奖， 实现了西方宗教与华夏工艺的精美结合。 这是利玛窦所进贡的方物， 耶稣像进入中国 ３００ 年后， 逐渐带上了中国色彩。） 在利玛窦进献的方物中， 万历皇帝对自鸣钟尤为痴迷， 将其保藏在大内建筑钟楼之中，玩赏得不亦乐乎， 还专门选派太监向传教士学习管理操作知识， 多次诏请传教士入宫修理。 皇帝好钟表， 全然为了解闷猎奇， 以消解寂寞。 皇太后也想要欣赏自鸣钟， 但皇帝却让太监弄松发条， 不让太后使用， 为了能自己留下来长久使用， 把 “以孝治国” 都丢在脑后了。 利玛窦与自鸣钟简直有一种生死情缘， 直到解放前的上海， 利玛窦还被供奉为钟表行业 （还有客栈）的祖师爷， 可见自鸣钟着实是个了不起的洋玩意儿， 但皇帝老子却没有安排相关部门仔细研究它的精密原理， 进而借鉴制造， 只知享受文明， 不思创造文明。 至于世界地图， 他也只是复制分赠给皇子们， 让他们挂在墙上作为奇异的图画来欣赏。 而对于世界地图蕴涵着多少未知的可开发的领域， 对于其他珍宝所蕴涵的光学原理和机械制造之利， 王朝决策者蒙蒙然毫无用心。 当万历皇帝只不过把这些 “方物” 当玩物的时候， 潜在着的取法西方发展科技和工业的契机， 在老大的帝国的嬉皮笑脸下无声无息地滑走了。 耽逸乐而废国策， 到头来造成大国沉沦， 实在足以令人发出千古一叹。然而， 利玛窦进贡的礼品所蕴涵的科技价值， 还是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深刻的精神震撼。 这位传教士文化情人带来的贡物嫁妆中， 最抢目、 最使中国士人精神震撼的是世界地图——— 《坤舆万国全图》。 地图取名于 《易传》“坤为大舆”， 坤为地、 为母， 为人类驰骋发展的大车， 隐喻大地孕育滋生万物。 利玛窦所作 《万国全图·总论》 中说： “地与海本是圆形， 而合为一球， 居天球之中， 诚如鸡子， 黄在青内。” 它震撼着中国文化精英脑袋里根深蒂固的 “天圆地方” 的天地模式， 使人们猛然惊异于世界之大， 有五大洲， 中国仅是万国之一， 并不等于自己整天盘算着 “治国平天下” 的那个４００

西学东渐四百年祭“天下”。 地球的这边那边都可以站人， 脚对脚， 也不会甩出去， 简直不可思议。 利玛窦的地球中心说， 属于托勒密系统， 未能汲取哥白尼学说， 但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已起了颠覆的作用。 它将中国画在地图中央， 左为欧洲、非洲， 右为南北美洲， 投合了中国人的中心意识， 这种布局在中国地图学中沿用了 ４００ 年。 这种新的世界观为中国知识界打开了一个无穷的未知空间，长久地刺激着人们的求知欲望， 地理视野因而转化为一种崭新的文化视野。《明史·神宗本纪》 只用一句话来描述利玛窦， 这意味着他与王朝政治无多大关系。 与之不同的是， 《外国列传》 中几乎把利玛窦等同于大西洋意大利， 用了千余字， 称述 “意大里亚大西洋中， 自古不通中国。 万历时， 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 为 《万国全图》， 言天下有五大洲： 第一曰亚细亚洲， 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 第二曰欧罗巴洲， 凡七十余国， 而意大里亚居其一； 第三曰利未亚洲， 亦百余国； 第四曰亚墨利加洲， 地更大， 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 最后乃墨瓦腊泥加州为第五， 而域中大地尽矣。” 这是可以动摇中国传统以本国为中心、 环以四夷的天下观的。 撰写 《外国列传》 者， 是清朝康熙年间由博学弘儒科而成为翰林的浙江通儒毛奇龄， 他对于利玛窦通过宦官“以其方物进献， 自称大西洋人。 礼部言 《会典》 止有西洋琐里国， 无大西洋， 其真伪不可知”， 是不敢苟同的。 毛奇龄认为， 以为古书未载的就不存在， 是最不通的， “六经” 无 “髭髯” 二字， 并不等于说中国人的胡子是汉朝以后才长出来的。 因此他推断利玛窦 “其说荒渺莫考， 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 不可诬也”。 但 《外国列传》 不排除是经过史馆总裁官修改定稿， 其中也有官方口吻的担忧： “自利玛窦入中国后， 其徒来益众……自利玛窦东来后中国复有天主之教。 ……今公然夜聚晓散， 一如白莲 （教）。” 不过该书编纂者多为东南文士， 他们毕竟还是感染西学东渐的气息， 因此行文还是采取分析态度， 指出 “其国人东来者， 大都聪明特达之士， 意专行教， 不求禄利， 其所著书， 多华人所未道， 故一时好异者， 咸尚之。 而士大夫如徐光启、 李之藻辈首好其说， 且为润色其文词， 故其教骤兴， 时着声中土”。 其实， 大地是否为球体， 世界是否有五大洲， 并非书斋里的推理问题， 中国人应该迈开双脚， 到世界五大洲去实地考察， 去证实， 去发现。 当上海世博会迎来全球 ２４０ 多个参展国和国际组织， 从而成为空前规模的世博会的时候， 谁还会怀疑世界有五大洲？ 对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 我们不再会怀疑其真伪，只会发现其粗疏了。５０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明史》 馆臣属于康熙、 雍正朝的文士， 在其视野中， 利玛窦主要给中国带来了两样大西洋异物， 一是世界地图， 虽然世界地图打开中国人看世界的视境， 但他们还是感到 “荒渺莫考”； 二是天主教， 虽然个人聪明特达，不求利禄， 但其 “公然夜聚晓散， 一如白莲 （教）”， 他们担心天主教会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安全造成危害。 正史对于西洋天文、 历算之学， 还是欢迎的， 如 《明史·天文志》 说： “明神宗时， 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 精于天文、 历算之学， 发微阐奥， 运算制器， 前此未尝有也。” 正史对利玛窦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行为的反应， 蕴涵着交织的开放意识和警戒意识， 这是西学东渐初期根基深厚的中国正统文化系统的反应。 但是， 透过一层思考， 这种过分自持的文化反应， 无异于以管窥天， 难以在科学技术领域掀起轩然大波。人家有巨浪， 你却无大波， 累之以日月， 老祖宗的本钱也会被吃光的。 “荒渺莫考” 的西洋科技和工业， 距离 １７ 世纪的东方古国似乎太遥远了， 它只在有限的人群中呈露星星点点， 加之又无国家意志的推助， 因此难以激发整个民族的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三　 《四库全书》 之副册、 另册那么康熙、 雍正以后再过半个世纪， 到了 １８ 世纪的乾隆朝， 情形又如何呢？ 利玛窦传播西方文化， 即所谓基督教远征中国之行， 引起的最集中的反应是遭遇 １６０ 年后乾隆时期编纂的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 是由一批儒者、 汉学家集体完成的乾隆钦定的国家工程， 以乾嘉考据学的功力在其《总目提要》 中展示了数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学术文化史。 它是以中华帝国官方正统的文化眼光审视利玛窦的传教行为及其带来的西洋文化的。 它自有一种规范， 它以一种内蕴的价值观， 通过立体的、 等级的目录学体系， 以及对群书的分类定位、 著录提要、 存目或禁毁， 来判别它们的正邪、 优劣的文化价值等级。 利玛窦的中文著译存世者在 ２０ 种以上， 收入 《四库全书》 的有 ４ 种， 未收而存目者 ６ 种。 收录的 ４ 种为 《乾坤体义》、 《测量法义》、《圜容较义》、 《几何原本》， 这些都收入子部算法类。 存目 ６ 种为 《辨学遗牍》、 《二十五言》、 《天主实义》、 《畸人十篇》、 《交友论》、 《天学初函》，这些都归入子部杂家类存目。 如果说， 《四库全书》 也如 《红楼梦》 太虚幻境中的册子， 有正册、 副册， 再加上另册， 那么从以上对利玛窦中文著作的６００

西学东渐四百年祭处理方式来看， 它们未入正册， 天文算法类书入了副册， 传播教义类书则入了另册。 这就是西学东渐初期中国文化的对话姿态和西方文化的命运。 当你把别人的文化归档时， 你自身的文化前行的姿态和命运反过来也被归了档，“归档者反被归档”， 这就是文化对话蕴涵着的一种历史哲学。在使中西文化联姻的过程中， 利玛窦这位传教士碰上了一种前所未遇的古老而深厚的东方文明。 他不可能像对某些所谓 “蛮族” 那样， 面对文化空洞高傲地大肆传教， 他面对的是一个丰足而儒雅的民族， 因此， 他必须使自己也变得儒雅而不鄙陋， 必须调适自己的文化态度、 传教方式和文化交流方式， 只有这样， 他才能在这个古老深厚的文化体制中获得受人尊重的身份。 中国对他感到陌生， 他对中国也感到陌生。 他想对中国文化施以压力，中国文化也对他施以反压力， 相互之间都有一个文化辨析、 认知和选择对话方式的过程。 有一种所谓的 “利玛窦判断”， 他发现中国所存在的东方人文主义的特点在于宗教不发达， 没有完备的神学， 有的只有道德哲学。 这使他对基督教东征之旅抱有信心， 又对东方的道德信仰心存畏惧， 内心充满复杂的矛盾。 面对东方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 他不能显出鄙陋， 于是搬出天文算法这类西学的优长， 他甚至一再敦促罗马教会增派一些精于天文星相的教友来华， 以备中国皇帝每年编修历法的咨询， 以获得中国学者的青睐。 《四库全书》 子部天文算法类收入利玛窦的四种书都被评价为实用之学。 《四库总目·子部总叙》 说： “儒家以外有兵家， 有法家， 有农家， 有医家， 有天文算法， 有术数， 有艺术， 有谱录， 有杂家， 有类书， 有小说家， 其别教则有释家， 有道家。 叙而次之， 凡十四类。” 天文算法类放在医家和术数之间，属于实用之学， 而不是纲纪之学。 西方的天文算法这类科技著作， 被嵌镶在中国儒学的学术价值框架之中， 受到了格式化的处置。 这套框架是由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具体设计的， 带有北方学术宗师的典重的规范性。这里， 我们从天文算法类中， 选择利玛窦两部书的提要来加以考察。 其一是 《乾坤体义》， 属于自然哲学著作。 上卷讨论地球和天体构造， 以及地球和五星相互关系之原理； 下卷列举几何题 １８ 道， 用来证明： 在数学图形中间， 圆形具有最大的包容性， 比一切图形都完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评述说： “ 《乾坤体义》 二卷， 明利玛窦撰。 利玛窦， 西洋人， 万历中航海至广东， 是为西法入中国之始。 利玛窦兼通中西之文， 故凡所著书， 皆华字华语， 不烦译释。 是书上卷， 皆言天象， 以人居寒暖为五带， 与７０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周髀》 七衡说略同。 以七政恒星天为九重， 与 《楚辞·天问》 同。 以水火土气为四大元行， 则与佛经同……至以日月地影三者定薄蚀， 以七曜地体为比例倍数， 日月星出入有映蒙， 则皆前人所未发。 其多方罕譬， 亦复委曲详明。 下卷皆言算术， 以边线、 面积、 平圜、 椭圜互相容较， 亦是以补古方田少广之所未及。 虽篇帙无多， 而其言皆验诸实测， 其法皆具得变通， 可谓词简而义赅者， 是以 《御制数理精蕴》， 多采其说而用之。 当明季历法乖舛之余， 郑世子载堉、 邢云路诸人， 虽力争其失， 而所学不足以相胜。 自徐光启等改用新法， 乃渐由疏入密。 至本朝而益为推阐， 始尽精微， 则是书固亦大辂之椎轮矣。”提要肯定了利玛窦天文算法的简明翔实， 以及发前人所未发的新颖之处，但这种肯定是有限度的， 看不出有多少以西人为师的输诚之心。 从另一方面看， 反而有些西学中源之意， 从大概是汉代的天文算学典籍 《周髀算经》， 以及宗教文学类的著作中寻找科学的源头， 折射出某种 “西学东源说” 的投影。这种投影在居于 《四库总目》 子部天文算法类榜首的 《周髀算经》 的提要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其中提到 《周髀》 “其本文之广大精微者， 皆足以存古法之意， 开西法之源”， 又说 “明万历中， 欧罗巴人始别立新法， 号为精密。其言地圆， 即 《周髀》 所谓地法覆槃， 滂沱四 而下也。 ……西法出于《周髀》， 此皆显证， 特后来测验增修， 愈推愈密耳。 《明史·历志》 谓尧时宅西居昩谷畴人， 子弟散入遐方， 因而传为西学者， 固有由矣”。 对于传统学术， 不应数典忘祖， 应看到它在古代曾经领先， 但是不能总像阿 Ｑ 那样得意忘形地夸口 “先前阔”， 而矮化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技术的进展。尤其应该看到， 世代沿袭的正统学术倚重人伦修养， 排斥奇技淫巧， 从学统和体制上未能自觉地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置于国策的地位， 于此时际反而津津有味地编制尧时畴人传为西学的神话， 不知取彼之长补己之短， 不知改革为何物， 实在令人感到可叹可悲。 世界历史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关头： 前瞻奋进则强， 恋旧苟安则危。 四库馆臣博学的神经中明显地缺了这根弦。其二是 《几何原本》 六卷， 此乃欧几里得 《原本》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的平面几何部分， 利玛窦根据其师克拉维乌斯的拉丁文评注本翻译成中文， １６０８年刊行。 《四库提要》 说： “利玛窦译， 而徐光启所笔受也。 ……光启序称其穷方圆平直之情， 尽规矩准绳之用， 非虚语也。 ……此书为欧罗巴算学专书……以是弁冕西术不为过矣。” 所谓弁冕， 都是古代男子冠名， 吉礼戴８００

西学东渐四百年祭冕， 通常礼服用弁， 四库馆臣是把 《几何原本》 看成西方学术之冠的。 徐光启 （教名保罗）， 从一个谙熟 “代圣贤立言” 的八股文的进士， 转而与利玛窦翻译科学名著， 并把逐渐理解该书的精确性和可靠性当做享受的过程，其后又以这种科学思维写成 《农政全书》 ６０ 卷， 这种 “徐光启转换” 在晚明社会具有独特的文化史和科学史意义。 他强忍丧父之痛， 与利玛窦反复辗转， 求合原书之意， 三易其稿， 终成精品。 他对此书的逻辑推理方法和科学实验精神甚为推崇， 在 《几何原本杂议》 中说： “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 无一事不可精； 好学此书者， 无一事不可学。” 其推崇可谓备至， 使这部书成了明末清初揣摩算学者的必读之书。曹操 《短歌行》 感叹：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徐光启、 利玛窦借用“几何” 二字， 重新命名 “形学”， 谐音英文 Ｇｅｏ， 促使中国的这门学科与西方接轨。 梁启超在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 盛赞 “利、 徐合译之《几何原本》， 字字精金美玉， 为千古不朽之作”， 又称四库全书馆臣多嗜算学， “在科学中此学最为发达， 经学大师差不多人人都带着研究”。 其广泛的影响， 刺激了后来的墨学， 尤其是蕴涵科学和逻辑思维的 “墨辩之学”的复兴。 只可惜当时的体制不能使科学研究与创造发明相结合， 众多的聪明才智依然浪掷于以八股求利禄之中， 因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直难以开始。《四库全书》 的价值系统只把天文算法类的 《几何原本》 等书作为一家之言置于副册， 没有将之作为独立的科学体系而置于国家文化的正统地位。 不能只看你为这部书说了多少好话， 更本质的要看你要把它放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哪个位置， 这就是我们考察问题的整体观。 社会机制不能互动互融而出现文化脱层现象， 乃是一个大国全面协调发展的大忌。与四库馆臣咬文嚼字的思维方式不同， 历届世博会致力于办成推动社会发展的 “经济、 科技、 文化领域的奥林匹克盛会”。 比如， 一些世博会以“人类、 自然、 科技”， 能源， 水源， 海洋， 以及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象征的 “发现时代” 为主题， 它们的思维方式都是指向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以及可持续发展。 就拿 《几何原本》 中赞不绝口的那个 “圆” 来说， 在 １８９３ 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上， 它变成了菲力斯摩天轮； 在 １９５８ 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上， 它变成了原子球建筑； 在 １９６７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世博会上， 富勒宣称宇宙建筑的形必然是球体， 并赋形建美国馆， 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对人类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带来冲击或启示。 这些奇思异想， 为什么９０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没有发生在那个时代或以前的中国呢？ 毫无疑问，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 但是智慧要体现在开放的现代思维方式上。 上海世博会上的中国馆， 就以方形阶梯式的斗拱建筑， 调动了地球环绕太阳自转的光线投射， 在光影调动中赋予冬暖夏凉， 简直称得上巧夺天工。 从 《四库提要》 到上海世博会的设计， 中国以开放的胸襟展现了思维方式从古典到现代的根本性转型。四　 如何处理国家尊严与开放姿态文化对撞之流， 总是一股混合型的浊流， 鱼龙混杂， 源流和因素多端，动机和效果各有追求。 利玛窦携带的西方文化来自两个体系， 一个是希伯来文化， 为传教义之所据； 另一个是古希腊体系， 为传天文算法之所据。 古老而深厚的中国文明似乎有一个历久弥坚的免疫系统， 对传教士利玛窦的文化行李进行分析、 排斥和选择， 将文艺复兴重新激活了的以科学见长的古希腊文化系统， 如 《几何原本》 之类， 纳入钦定 《四库全书》 的副册， 加以著录。 而源自希伯来系统、 经中世纪延续下来的传教著作则被列入 《四库》子部杂家类作为存目， 受到四库馆臣的讥讽和抵制， 在某种意义上作了另册处理。 这大概就是西学东渐初期， 中国正统文化的 “非开放之开放”、 “非理性之理性” 的反应。列入存目， 是否有归入另册之嫌， 还要略为辨析。 《四库》 著录和存目的分野， 绝非只看学术标准， 不看政治标准。 比如元代散曲大家张可久（字小山）， 明代曲家曾将其与乔吉比为 “曲中李杜”。 但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 中说： “张可久之 《小山小令》， 臣等初以相传旧本， 姑为录存。 并蒙皇上指示， 命为屏斥。 仰见大圣人敦崇风教， 厘正典籍之至意。” 因而将其从著录贬为 “集部词曲类存目”。 这里采用的是 “敦崇风教” 这种政治伦理标准。 利玛窦的传教著作也不是因为质量标准， 而是因为政治考虑而被归入子部杂家类存目的。对于这种文化碰撞中的甜酸苦辣， 利玛窦早有实感在先， 他因而反对西班牙籍耶稣会士桑彻斯的所谓 “劝化中国， 只有一个好办法， 就是借重武力” 的强暴传教方式， 而主张 “交友传教” 的方式。 他建议： “所有在这里的神父努力学习中国文化， 把这作为一种决定传教团存亡的事情来看待。”明万历二十三年 （１５９５ 年）， 利玛窦在江西南昌， 应万历皇帝的堂叔建安王０１０

西学东渐四百年祭的要求， 辑译了西方哲学家的格言集 《交友论》， 语录一百则， 这也透露了利玛窦以交友方法传教的文化策略。 时人冯应京 （安徽泗州人， 万历二十年进士） 对此心领神会， 为之作序云： “西泰子间关八万里， 东游于中国，为交友也。 其悟交道也深， 故其相求也切， 相与也笃， 而论交道独详。 嗟夫， 友之所系大矣哉！ ……爰有味乎其论， 而益信东海西海， 此心此理同也。” 然而一二百年后的钦定 《四库提要》 却对此并不领情， 认为 “万历己亥利玛窦游南昌， 与建安王论友道。 因著是编， 以献其言， 不甚荒悖， 然多为利害而言， 醇驳参半”。 这些说法就未免有点儒者排斥异己的不靠谱的意味了。 《交友论》 说： “吾友非他， 即我之半， 乃第二我也， 故当视友如己焉”； “友之与我， 虽有二身， 二身之内， 其心一而已”。 这些话都带有上帝造人， 其心如一的信仰， 至于 “德志相似， 其友始固”， 也强调交友应该提倡志同道合， 看不出有何等 “多为利害而言” 的迹象。 不能因为他是传教士， 就把他介绍的西方伦理哲学都废弃不顾， 儒门不是也讲究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吗？ 《礼记》 还说： “独学而无友， 则孤陋而寡闻。” 偏执地批判交友之道， 有可能关闭开放的心灵， 这是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的。 就拿世博会来说吧， 它倡导 “理解、 沟通、 欢聚、 合作” 的理念， 高度重视交友之道， 欢迎天下友朋， 共办共享这个超越了国家、 民族、 宗教分隔的人类文明盛会。在文明对话中， 利玛窦传教的策略， 本有援儒斥佛的苦心， 他 “小心谨慎， 竭尽努力从中国历史和信仰中采纳可能同基督教真理一致的一切”，对中国人祭孔、 祭祖的礼仪， 也采取理解的态度， 而集中力量抨击佛、 道。徐光启称这种文化策略为 “补儒易佛”。 但四库馆臣对此并不认同。 比如《二十五言》 本是伦理箴言集， 以 ２５ 则短论宣说 “禁欲与德行之高贵”，《四库提要》 反而认为： “明利玛窦撰。 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 西洋教法传中国， 亦自此二十五条始。 大旨多剽窃释氏， 而文词尤拙。 盖西方之教， 惟有佛书， 欧罗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 犹未能甚离其本。 厥后既入中国， 习见儒言， 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 乃渐至蔓衍， 支离不可究诘， 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 附存其目， 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过如是也。” 又评 《辩学遗牍》， 谓 “是编乃其与虞淳熙论释氏书， 及辩莲池和尚 《竹窗三笔》 攻击天主之说也。 利玛窦力排释氏， 故学佛者起而相争。 利玛窦又反唇相诘， 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 以较胜负于不可究诘之地。 不知佛教可辟， 非天主教所１１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可辟； 天主教可辟， 又非佛教所可辟， 均所谓同浴而讥裸裎耳”。 这里， 四库馆臣们把天主教和佛教， 都看做异端外道， 通通排斥， 以维护儒学的纯正性。 其用语相当刻薄， 觉得两种先后来华的宗教相互排斥。 这就像两个人一同在澡堂子里洗澡， 你笑人家裸体， 岂不知你自己也光屁股呢。既然四库馆臣有过编纂 “儒藏” 的动议， 尊崇儒学， 排斥异端， 那么他们对于天主教和佛教的精蕴也就未及深入辨析。 至于那些专门辨说和传播教义之书， 如 《天主实义》， 尽管它一再宣称非议佛、 老而补充儒术， 说“ （佛、 老） 二氏之谓， 曰无曰空， 于天主理大相剌谬， 其不可崇尚， 明矣。夫儒之谓， 曰有曰诚， 虽未尽闻其释， 固庶几乎”， 但它认为天主高出儒家一筹， 倡言 “今惟天主一教是从”， 因此就难以得到四库馆臣的认可。 《四库提要》 指出， 《天主实义》 “释天主降生西土来由， 大旨主于使人尊信天主， 以行其教。 知儒教之不可攻， 则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 以合于天主， 而特攻释氏以求胜。 然天堂地狱之说， 与轮回之说相去无几也。 特少变释氏之说， 而本原则一耳”。 这种评议， 印证了利玛窦关于中国文化缺乏系统的宗教神学的判断； 同时也显示了儒学的兼容性是有主体的兼容， 是以我融彼，而不是以彼融我， 其间的主宾结构是不能颠倒的。 作为 《天主实义》 的姐妹篇的 《畸人十篇》， 几乎每篇都列出问难者的姓名、 身份， 包括吏部尚书李戴、 礼部尚书冯琦、 翰林院庶吉士徐光启、 工部主事李之藻等人， 济济多士， 是天主教传教中土的颇为体面的阵容。 书名来自 《庄子·大宗师》， 孔子答子贡： “畸人者， 畸于人而侔于天。” 畸人就是奇特的人， 不随俗而超越礼教， “率其本性， 与自然之理同”。 书名在依附儒学中渗入某种庄学的因素， 透出几分反潮流的味道。 《四库提要》 说： “（该书） 设为问答以申彼教之说……其言宏肆博辨， 颇足动听。 大抵掇释氏生死无常、 罪福不爽之说， 而不取其轮回、 戒杀、 不娶之说， 而附会于儒理， 使人猝不可攻。 较所作 《天主实义》 纯涉支离荒诞者， 立说较巧。 以佛书比之 《天主实义》， 犹其礼忏， 此则犹其谈禅。” 虽然拟之为异类， 但毕竟也无过分讨伐， 这显示出儒者以说理来淡化信仰的清明风度。 在中国正统文化的压力下， 虽然有若干文士将利玛窦视为 “西极有道者， 文玄谈更雄。 非佛亦非老， 飘然自儒风” （ 《程氏墨苑》 载汪廷讷 《酬利玛窦赠言》）； 但利玛窦本人还是深感“在北京宫廷， 余等形同奴隶， 以效力基督， 直被人视若人下人故也”。值得注意的是， 子部杂家存目中所著录的李之藻汇编的利玛窦总集性质２１０

西学东渐四百年祭的 《天学初函》， 囊括了上述的 １０ 种书， 总计收书 １９ 种。 《四库提要》 的评述折射出当时中国士大夫的西学观： “西学所长在于测算， 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 以炫惑人心。 所谓自天地之大， 以至蠕动之细， 无一非天主所手造， 悠谬姑不深辨。 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 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 悖乱纲常， 莫斯为甚， 岂可行于中国者哉。 ……今择其器编十种， 可资测算者， 刻著于录； 其理编则惟录 《职方外纪》 以广异闻， 其余概从屏斥， 以示放绝。 并存之藻总编之目， 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 《四库全书》 以纲常名教的价值观， 把利玛窦传播的天主教列入不可施行于中国的另册之中。 在 １８ 世纪康熙朝， 曾经发生过 “天主教徒是尊重、 还是禁止祭孔祀祖” 一类的 “中国礼仪” 之争， 这引起了康熙的盛怒和雍正的禁教， 乾隆朝的四库馆臣写这则提要时， 也就不再考虑所谓 “利玛窦规矩”曾经在祭孔祀祖上入乡随俗， 而使用了 “概从屏斥， 以示放绝” 以及 “左袒异端之罪” 这样严厉的话。 中国公民的礼俗应该由中国自主决定， 这是国家尊严之所在， 不容别人强行干涉。 但是由此而对外来文化因噎废食， 把自己封闭起来， 来一个闭关锁国， 则可能损害国家利益了。 在文化战略上，还是多一点历史理性和辩证法思维为好。毫无疑问， 利玛窦四百年祭， 是长时段地反思文化———包括中西文化对话和中国文化命运———的极好命题。 这四百年可分为两段， 自利玛窦来华到乾隆钦定 《四库全书》 一百几十年， 由 《四库全书》 至今日上海世博会两百余年。 反思四百年， 我们用了三个维度： 利玛窦， 《四库全书》， 上海世博会。 三个维度的关系是， 以世博会的新世纪高度为立足点， 以 《四库全书》 为参照， 以利玛窦为缘由， 看取中国文化的去、 今、 来。 在开放进取的视野中， 考察经历严峻的挑战而更见光彩的中华民族的生命力。 在这个长时段中， 从万历的昏庸到乾隆的自信， 从有识之士更新世界视野和钻研西方科学， 到王朝体制妨碍科学通向实业之路， 从官方政策为维护国家尊严而倒退到闭关锁国， 到士人出现 “徐光启式的转换” 和更深程度的进取开拓，这四百年中有太多的文明探索和历史教训。 正是在汲取历史教训和付出落后挨打的惨痛代价之后， 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才在压抑中爆发， 在挫折中提升， 不屈不挠地在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 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中迈出五大步， 中国终于迎来了以 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和 ２０１０ 年上海世博会为标志的一个现代大国的全面复兴。３１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四百年沧海桑田的巨变， 是整个国家民族不朽的生命力的结晶， 而不是某个人的账本。 利玛窦在本质上是一个传教士， 他传播西方科学文化， 只是一种为了推进传教而自我救助的文化策略。 但是历史的机遇似乎跟歪打正着很有缘， 利玛窦由此率先给中国人带来了世界上已开始文艺复兴的 “陌生的另一半” 的新鲜信息， 这个信息是如此重要， 如此令人震撼， 使之成为一盏介入中华文明发展的遥远的雾中灯。 灯光虽然裹在雾中， 但还是值得回忆、 回味和沉思。 站在今日上海世博会的灿烂阳光下， 回眸四百年的漫漫长途， 难道不可以从中寻找到某种文化启示吗？４１０

《知新报》 与 １９ 世纪末澳门的公共性《知新报》 与 １９ 世纪末澳门的公共性　 张重岗１８９８ 年阴历九月二十一， 《知新报》 第 ７０ 册刊出了一条 “本馆告白”：启者： 本报现仍附刊来稿， 海内诸君子留心君国、 著为谠论交本馆登报者， 本馆自当酌量刊录。 惟必须书明某处来稿， 庶与本馆自撰论说有别。 此布。 经理人非难地谨启。①在这款短短的告白后， 隐藏着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一个多月前，北京宫廷内发生了名动一时的戊戌政变。 在这次政变中， 维新党遭受重挫， 六君子遇难， 其中包括 《知新报》 的经理康广仁。 随后， 维新派报刊纷纷被查禁。 作为维新派重要言论基地之一的 《知新报》 ， 躲过了这一劫难， 并一直延续到 １９０１ 年初才停刊。 这种特殊的状况， 归因于该报所选取的发行地点， 以及报人在政变后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本文试图针对戊戌政变前后的政治状况、 《知新报》 前后期的办刊策略及其与澳门的历史性关联， 阐述澳门在 １９ 世纪末期参与建构近代公共领域的状况。一　 夹缝地带的文化政治： 《知新报》 的　 　 创刊与澳门的特殊位置　 　 澳门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充分的文化想象的空间。 从林则徐的《澳门新闻纸》 到郑观应的 《盛世危言》， 从孙中山参与的 《镜海丛报》 到５１０❋①张重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知新报》 （影印本）， 澳门基金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６， 第 ９６２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康有为派的 《知新报》， 均渗透着睁眼看世界、 回首易乾坤的变革意识。 这些文化活动的状况与国内的政治局势有密切的关系， 同时， 它们与澳门的殖民化程度的加深是同步的。 在一定程度上， 正是澳门在政治上的错杂状况，为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行动创造了条件。在西方的殖民版图上， 澳门算不上一个亮丽的点， 却有突出的特色。 这与它的宗主国葡萄牙的状况有关。 自 １５５７ 年入驻澳门以来， 并不强势的葡萄牙人在与明朝、 清朝的长期外交往还中， 形成了相对温和的相处之道。 最初东来的葡萄牙人遭遇的是强大的明帝国， 他们发现以柔克刚的交接方法更有利于自身的利益， 于是试图通过纳税臣服来获得在澳门栖息经商的权利；明朝则默许了葡萄牙人的互市， 并因应形势在外贸领域寻求新的处理方案。之后， 澳门葡人在中国政府的默许下， 形成了议事会和总督交替管理的自治格局， 前者有助于澳门地方社会的生长， 后者则代表着葡萄牙中央权力的控制； 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也派驻官员居澳， 并设置有左堂衙门、 海关税馆等机构。 到了 １９ 世纪中期， 在英国发动的新一波殖民浪潮中， 已经衰落的葡萄牙更像是一个趁火打劫者， 先是迫使清朝驻澳官府于 １８４９ 年撤离澳门，接着双方于 １８８７ 年签订了确认 “大西洋国永居管理澳门” 权利的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① 对此， 葡萄牙学者奥利维拉评道： “拖到 １８８７ 年， 葡萄牙才与中国签署了一个条约。 在澳门可能被卖掉以解救公共财政困境的背景下， 葡萄牙企图跟在列强的战车之后， 从衰落的中国捞取一些残羹剩饭。 但是， 葡萄牙的脆弱和无能导致它与中国的关系大大落后。”②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１９ 世纪末期的澳门显现出其政治上的特殊性： 一方面， 在炮舰外交中， 积弱的清朝政府失去了对于澳门的管理权； 另一方面， 由于澳门远离葡萄牙， 葡萄牙中央政府也不能有效主宰澳门的命运。 这样的政治夹缝地带，在变革时代恰恰是文化生长的沃土。１９ 世纪末期之前的澳门报刊， 与其族群混杂的状况相应， 分为葡文、英文和中文三种类型。 葡文方面， 有 １８２２ 年创刊的 《蜜蜂华报》 等， 这些报刊较为偏重国内政治， 多属于政党性报刊； 英文方面， 有 １８２７ 年创刊的６１０①②吴志良： 《澳门政治发展史》，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１３、 １２５、 １６６ 页。〔葡〕 费尔南多·科雷亚·奥利维拉： 《葡中接触五百年》， 澳门： 东方基金会， １９９９， 第１３１ 页。

《知新报》 与 １９ 世纪末澳门的公共性《广州纪事报》、 １８３２ 年创刊的 《中国丛报》、 １８３３ 年创刊的 《澳门杂文编》等， 这些报刊常随读者的居留状况而流动， 香港开埠之后多移至该地发行；中英文合刊的报刊， 则有 《传教者与中国杂报》 等。① 至 １９ 世纪末， 随着中国维新和革命运动的兴起， 澳门的公共场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度成为撬动中国政治社会演变的支点之一。《知新报》 在澳门的创刊， 得到了澳门地方社会的支持。 这不是历史的偶然现象。 事实上， 澳门的士民对于迎接历史的变动也有所准备。 试举两个人物以观当时的澳门社会动向： 一是澳门巨商何廷光 （字穗田）， 他于 １８９２年曾延请孙中山到澳门镜湖医院行医， 并支持后者的办报事业， 此人后来对《知新报》 和维新事业的贡献非常大； 二是澳门土生葡人飞南第， 孙中山于１８９３ 年参与出版的 《镜海丛报》 有葡文、 中文两个版本， 负责葡文版的澳门土生葡人飞南第， 正是本文开头所引 “告白” 中提到的在康广仁就义后接手 《知新报》 的经理非难地。在 《知新报》 的发行及维新派在澳门的其他活动中， 与澳门地方士商的交往是重要的一环。 在这一方面， 显示了双方在思想意图、 行动方向上的某种契合和歧异。 对此的解读， 有助于了解澳门士商在 １９ 世纪末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知新报》 创办的动议始于 １８９６ 年下半年。 康有为的自编年谱 《我史》，在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 年） 条下记道： “七月与幼博弟游罗浮， 八月游香港。十月至澳门， 与何君穗田创办 《知新报》。 将游南洋， 不果。 穗田慷慨好义，力任报事， 后还省城。”② 这时， 七月才创刊的 《时务报》 已经声名大振， 所以何廷光邀请康有为等至澳门商谈 《知新报》 创办事宜。 康有为本人则希望在南方建立一个基地， 与上海的 《时务报》 成南北呼应的掎角之势。与康有为同赴澳门者， 还有梁启超。 梁启超于 １０ 月 １３ 日致信时务报馆总理汪康年： “澳门顷新开一报馆， 集款万金， 亦欲仿 《时务报》 之例， 十日一出， 其处人必欲得弟兼为主笔。”③ １０ 月 ２１ 日又自澳门寄信道： “澳报７１０①②③胡根： 《澳门 〈镜海丛报〉 研究》， 广州： 暨南大学硕士论文， ２００２， 第 ８ ～ １０ 页； 林玉凤： 《澳门媒体现状与发展》， 《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３１７ ～ ３２０ 页。康有为： 《我史》， 《康有为全集》 第 ５ 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第 ８８ 页。《梁启超致汪康年书》， 《汪康年师友书札》 （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第１８４５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已成， 集股万元， 而股商必欲得弟为之主笔。 ……至其股东， 则皆葡之世爵， 澳之议员， 拥数十万者也。 （有一曹姓者伯爵也， 一何姓者子爵也， 皆华人而兼西籍者。） 此事欲以全力助成之， 令彼知我实能办事， 则它日用之之处尚多也。”① 《知新报》 采取的是集股筹资的办法， 在资金方面依赖澳门富商的支持。 澳门股东看重的则是梁启超的人气， 除力邀后者任报纸主笔之外， 还希望借重 《时务报》 的名声， 所以才有 《广时务报》 之说。 梁启超在同一封信中写道： “此间人皆欲依附 《时务报》 以自立， 顷为取名曰 《广时务报》， 中含二义， 一， 推广之义； 二， 谓广东之 《时务报》 也。 其广之之法， 约有数端： 一， 多译格致各书各报以续 《格致汇编》。 二， 多载京师各省近事， 为 《时务报》 所不敢言者。 三， 报末附译本年之列国岁计政要，其格式一依 《时务报》。”② 按照梁启超的设想， 《知新报》 除了在译书译报方面延续 《时务报》 的思路之外， 在中国时事方面则希望更进一步， 能言后者所不敢言者。 这是利用澳门的特殊环境进行的策划。与康广仁同任 《知新报》 经理的何廷光， 其与革命党人、 维新党人有一些交往， 这使他从商人的角色中超拔出来， 成为社会事务的真正参与者。他的父亲何桂在澳门起家致富， 经营赌博业、 盐业、 鸦片业， 去世后家业由长子何连胜管理。 何廷光是家中次子， 创办其祥公司， 从事盐业专卖、 缫丝、 爆竹、 茶叶等。 随着产业的扩大， 他也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名位。③ 《镜海丛报》 曾发表 “声告”： “何连旺， 广州顺德人。 其隶西洋籍之名曰廷光，赏有宝星， 赐有荣衔， 西洋人多以亚旺呼之， 应于广众， 情态甚谨。”④ 但他并不以此自足， 后来便因事触碰刑律， 发生听讯之事： “旺犹交通官府，营求请托， 晨夕弗遑， 惟颇畏清议。 光绪二十年七月， 因以匿书吓禁日报，为所控， 八月十四日讯定拘禁监牢， 以西洋厘士二十万暂保听辨。”⑤ 这可８１０①②③④⑤《梁启超致汪康年书》， 《汪康年师友书札》 （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第 １８４６页。《梁启超致汪康年书》， 《汪康年师友书札》 （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第 １８４６页。茅海建： 《从甲午到戊戌： 康有为 〈我史〉 鉴注》， 北京：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９， 第 １７６ 页。《镜海丛报》 第二年第十号 （１８９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 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 广州： 花城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４０１ 页。《镜海丛报》 第二年第十号 （１８９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 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 广州： 花城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４０１ 页。

《知新报》 与 １９ 世纪末澳门的公共性谓他此后参加维新运动的前奏。 冯自由在 《革命逸史》 中称 “穗田尤热心爱国， 惟不赞成激烈之主张”。① 何廷光身为 《知新报》 经理之一， 因提供财力支持， 在刊物的发行上出力甚多。 戊戌政变后， 何廷光出任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的保皇会澳门分会会长。 后来保皇会迁至澳门， 他更被推举为大总理， 总管财政。 这个时期， 何廷光积极活动， 筹办东文学校， 组织澳门茶谈社， 使得保皇会发展到了鼎盛状态。 但 １９００ 年自立军的失败， 暴露了保皇会内部管理和组织上的缺陷。 随后， 保皇会有人侵吞华侨捐款事泄露， 何廷光与康党渐行渐远。 １９０３ 年， 康有为请令十八省开商务局， 在广东商会方面有意推荐何廷光担任总理。 康有为的弟子高山闻讯后回信称： “穗田之忠义， 夫谁不知， 固吾党之重要人物。 然人各有所长， 亦各有所短。 穗田之性质才调， 皆不合于商人之资格， 人人所共知， 不能为讳， 而以之任总理， 人心必不悦服。 ……至谓穗田， 虽非商才， 而其名誉可以镇压得来， 此又今昔异势未必能然。 今海外大率已知穗田底蕴， 且因讼事更为新着， 则人人虽信穗田义侠， 而亦知其困乏。”② 该信对何廷光充满不信任之感， 但反过来阅读， 则隐约可见一个轻财重义的澳门士商在世纪之交的遭遇和命运。飞南第与何廷光一样， 是中国社会运动的直接参与者。 他的特别之处是利用自己的葡人身份为革命党人、 维新党人提供掩护。 １８９３ 年 ７ 月， 他创办了 《镜海丛报》， 当时正值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酝酿期。 １８９５ 年 １０ 月下旬， 孙中山领导首次广州起义， 《镜海丛报》 全文刊出起义的电讯， 在舆论上给以响应和支持。 起义失败后， 飞南第利用葡人身份帮助孙中山逃离澳门。 之后不久， 《镜海丛报》 中文版被迫停刊。 在戊戌政变失败后， 飞南第接任 《知新报》 经理， 再次站到了历史的前台。 在名义上， 《知新报》不再为康党所有， 从而保住了维新派的最后一块阵地。 在办刊策略上， 也较从前隐蔽， 比如重要社论不再直署作者名字等。 但实际上， 后期 《知新报》 的立场并未发生大的改变， 它强力地为维新运动辩护， 对把持实权的后党进行严厉抨击。 这使它与 《清议报》 一起， 成为维新派反击后党的两大阵地。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飞南第等澳门士商为维新派提供了必要的帮助。９１０①②冯自由： 《革命逸史》 第 ４ 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１， 第 ７３ 页。《高山致康有为书》， 《康有为与保皇会》，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 第 ２１４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知新报》 的发行， 使得澳门成为近代中国一个瞩目的焦点。 反过来，澳门为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所提供的条件， 也使得 《知新报》 拥有了特殊的性格。 把握这一性格的关键在于， 如何理解相关知识人的自我认同、社会交往与历史认知， 理解他们在君 ／国、 官 ／商、 士 ／民之间的依违与徘徊。 在这个意义上， 近代公共领域的建构， 本身就是一个冲突和求索兼备的过程。二　 知识人、 历史与报章公共性： 《时务报》　 　 与 《知新报》 的关联研究　 　 《时务报》 与 《知新报》 作为维新派的两大报刊， 常被世人并举， 但这两份报刊的历史性格有着明显的差别。 对二者作一关联性研究， 更能让我们看清近代知识人在探求中国道路时的思想历程， 及它们与国家制度、 社会意识之间的紧密联系。《时务报》 的停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 这份报刊的停刊并非戊戌政变的结果。 在戊戌政变发生一个多月前， 《时务报》 已因汪康年、 梁启超的矛盾激化而改为官报。 政变前四天光绪谕康有为 “督办官报”不过是促后者离京亡命的借口， 《时务官报》 也于政变后第五天被慈禧矫诏裁撤。 但 《时务报》 的衰亡， 原因不在于帝党、 后党之间的冲突， 而在于知识人的内部矛盾。 或者说， 时务报人的分化， 才是决定该报刊衰亡的主导性原因。 方汉奇在 《中国近代报刊史》 中提到， 光绪虽然支持维新派办报，但他并不了解孙家鼐和康有为、 汪康年和梁启超之间的矛盾。① 可以说， 保守派官僚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才使得维新派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阵地。 而康、 梁深知此一关节， 所以在此后的反思中屡屡就此发难。在 《知新报》 第 ６６ 册上， 梁启超发表 《创办 〈时务报〉 源委》 一文，对刊于天津 《国闻报》 的汪康年 “告白” 中所谓 “康年于丙申秋在上海创办 《时务报》， 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 等语作出反击。 他说： “夫所谓创办者何？ 一曰筹款， 二曰出力而已。” 从 《时务报》 的款项来源和撰文发行等事项来看， 人们自然难以把该报的创办之功归为一人。 该文中提到的０２０①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１， 第 １２３ 页。

《知新报》 与 １９ 世纪末澳门的公共性黄遵宪的说法更为明确： “我辈办此事， 当作为众人之事， 不可作为一人之事， 乃易有成。”① 这里的 “众人之事”， 虽有党派的意识， 但更是家国的情怀。 但黄遵宪的苦心并不完全为众人所知。 汪、 梁等人更是直接把此事推到了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层面。从 《汪康年师友书札》 可知， 汪是一个有极大活动能量的报人。 虽然他的思想难以匹敌康、 梁， 但他却掌握着报馆的经济和发行命脉。 所以他始则迫使梁启超离沪， 既则公开挑明报刊的所有权问题。 对汪康年主导下的报刊状况， 梁启超后来在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评道： “丁酉之冬， 遂就湖南时务学堂之聘， 脱离报馆关系者数月， 《时务报》 虽存在， 已非复前此之精神矣。”② 这属于思想言论的层面。 对报馆的归属问题， 除梁启超、 黄遵宪等人的评议之外， 还可参看康有为、 王照的说法。 康有为《南海先生自编年谱》 道： “时 《时务报》 汪康年尽亏巨款， 报日零落， 恐其败也， 乃草折交宋芝栋上之， 请饬卓如专办报， 并选择各省报进呈， 奉旨交孙家鼐议。” 王照在 《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 中记述道： “南海终为之怏怏， 托他友致书于汪穰卿， 劝令将时务报馆总经理之职， 让与卓如， 谓卓如新蒙宠眷， 可令该报声价跃起。 汪氏不服， 答以卓如原为吾所聘任， 借吾报以得荣显， 何遽欲反客为主。 汪之书， 宣诸他报， 而南北诸报， 纷纷评议， 皆右汪而左康， 大伤南海体面。 ……盖汪之运动力， 本不减于康梁， 而又得同业之多助故也。”③ 这属于报馆运作的层面。 津沪各报对康有为的隐讽， 主要针对的是他自上而下借谕旨以压舆论机关的做法。 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在这一争夺战中， 汪康年不过是前台人物， 张之洞才是幕后的主使者。戈公振在 《中国报学史》 中简单提到此事： “ 《时务报》 乃捐款所开办， 而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捐最多。 张以报中论说太新， 频加干涉， 视主笔若资本家之于雇佣。”④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 则把这场争夺战视为洋务派与维新派的较量： “在汪康年的把持下， 后期的 《时务报》 已经完全沦为洋务派１２０①②③④参见 《知新报》 （影印本）， 第 ９０１ 页。梁启超：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庸言》 １９１２ 年第 １ 卷第 １ 号。参见丁文江、 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 第 １２９ ～ １３０页。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１５７ ～ １５８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的喉舌， 不再是维新派的舆论机关了”。① 在这里， 洋务派同时也是官僚的代名词。 因而， 张之洞的干涉， 兼有文化与权力的双重意图： 表面上是文化思想的宣讲， 内里则是政治权力的维护。于是在戊戌政变后， 维新派在反击后党的同时， 对张之洞的做法进行清理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 康有为在 《皇上复位新党辅政中国可保论》 中道：“张之洞本知变法， 亲于新党， 徒以戊戌之秋， 曲媚那拉， 思免党祸， 故敢背皇上请杀六士， 一线之差， 方针遂反， 至于今也。 ……他人不足责矣， 张之洞之志学固与荣禄薰莸相反者， 其明发拊心， 仰天自问， 对之天下， 垂之后世， 不申以为如何也。”② 张之洞的做法， 与李鸿章可有一比。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 记录了李鸿章在康有为倒台后的一段逸事： “傅相 （即李鸿章） 询余是否康党？ 余答曰： ‘是康党。’ 相曰： ‘不畏捕否？’ 曰： ‘不畏，中堂擒康党， 先执余可也。’ 相曰： ‘吾安能执汝， 吾亦康党也。 濒陛辞时，欲为数十年而不能， 彼竟能之， 吾深愧焉。’ 枚叔等闻皆大笑曰： ‘奇事，康以六品官， 而宰相为之党， 未之前闻！’ 故都人多目为康党。”③ 康有为显然并不领情， 他在 《中国内情五策论》 中道： “若后党大臣， 若李鸿章、 张之洞、 刘坤一、 许应骙、 鹿传霖、 德寿， 此数人皆外若为与西人相亲， 其实守旧， 时时暗与外人作对。 ……今英国若欲扶中国， 必先助新党而除旧党。”④ 另外如 《张之洞电日本外部书后》、 《逆贼张之洞罪案》、 《与张之洞书》、 《张之洞诛捕新党论》、 《代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复湖广总督张之洞书》、 《驳张之洞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 《惜张之洞劝戒文措词未善》和 《中国布新先除旧论》 等文均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以保皇为手段、 以维新为目的， 成为康有为应对政变后局势的基本策略。 张之洞则被塑造为好名、 无君、 心术坏、 为保官位不惜投靠逆党的贼臣。 在这场公共领域中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与保守派官僚之间的较量中， 维新派仍然需要借重君主的权威２２０①②③④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１， 第 １１９ 页。 另见汤志钧 《论时务报的汪梁之争》， 《历史学》 １９７９ 年第 ２ 期； 崔志海： 《论汪康年与 〈时务报〉 ———兼谈汪梁之争的性质》， 《广东社会科学》 １９９３ 年第 ３ 期； 廖梅： 《浅论戊戌时期的两套改革方案》， 《学术月刊》 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１ 期； 马勇：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 〈时务报〉 内讧》， 《安徽史学》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康有为： 《皇上复位新党辅政中国可保论》 （１９００ 年８ 月后）， 《康有为与保皇党》， 第 ３１ ～３２ 页。孙宝瑄： 《日益斋日记》， 转引自丁文江、 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 第 １９７ 页。康有为： 《中国内情五策论》 （１９００ 年 ８ 月后）， 《康有为与保皇党》， 第 ３５ 页。

《知新报》 与 １９ 世纪末澳门的公共性来对抗京城内外的官僚， 而官僚们的权位心态最终决定了这场较量的走向。戊戌政变后， 维新派与澳门的关系加深。 康有为曾迁家澳门， 《我史》记载了政变后之事： “至英兵舰旁之公司船， 即函电澳门 《知新报》 陈仪侃、 刘孝实、 何穗田， 告无恙， 属其救家人。 又电云衢书屋、 万木草堂， 属即移家澳门。”① 后又把保皇会总部移至澳门。 在 《时务报》 凋零、 《清议报》 未兴之际， 《知新报》 一度成为维新派反击的主要阵地。以下的新闻和论说， 记录了维新党人在变法遭遇失败之后对时局的观察和评断。 １８９８ 年阴历九月十一日出版的 《知新报》 第 ６９ 册 “北京要事汇闻” 中， 转发了 《香港士蔑报》 关于戊戌政变的报道。 此后， 第 ７１ 册刊载日、 英等国对中国政局的观察。 第 ７２ 册发表铁冶生来稿 《书今上口谕军机章京谭嗣同语后》。 第 ７４、 ７５、 ７６ 册连续刊发康有为的 《论中国变政并无过激》。 第 ７９ 册转载 《日本东邦协会报》 上的新党某君 《论中国政变书》。第 ８３ 册发表 《论政变后可疑之事》。 第 ８４ 册发表 《汉人易欺说》、 《康南海复依田百川君书》。 第 ８５ 册刊发 《国亡责在疆臣说》。 第 ８６ 册发表 《论英俄提携东亚之约》。 第 ８７ 册发表 《观剧说》。 第 ８９ 册刊发 《论爱国即所以自爱》。 第 ９４ 册刊发 《论今日变法必自调和两宫始》、 《辨中国今日无所谓新旧党》。 第 １００ 册发表 《以六君子殉难日为记念会启》、 旅台湾客章君来稿 《答学究论康南海密诏出奔事》。 国家不幸报章幸， 戊戌政变作为此期论说和时事的焦点， 使得 《知新报》 爆发出了强劲的活力。《知新报》 也因这一事件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 １ 册至第 ６６ 册， 第６７ 册至第 １１２ 册， 第 １１３ 册至第 １３４ 册。 性格凡三变： 戊戌政变前言辞虽或犯讳， 却并未发展出主导时局的中心议题， 甘愿做第二小提琴； 政变的发生使之成为失败的维新党人的主要反击阵地， 议题集中于政变与国家危亡； 第１１３ 册改版后， 务求文字浅白， 向报刊的平民化更进了一步。与 《时务报》 相比， 《知新报》 因属于康派系统②， 所以知识分子内部３２０①②康有为： 《我史》， 《康有为全集》 第 ５ 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第 １０３ 页。《知新报》 总理为何廷光、 康广仁。 撰述为何树龄、 韩文举、 梁启超、 徐勤、 吴恒炜、 刘祯麟、 王觉任、 陈继俨、 孔昭荧等。 徐勤任主笔， 梁启超为通讯主笔。 英文翻译周灵生，葡文翻译宋次生， 德文翻译沙士， 法文翻译罗渣， 美文翻译甘若云， 日文翻译唐振超 （后改为山本正义）， 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也参加了该报的日文翻译和编辑工作。 这些人多为康有为门生， 《强学报》 的原班人马。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的矛盾并不凸显， 文字上则时而表现出激进的一面。 对此， 张元济在致汪康年信中曾表达不同意见： “ 《知新报》 亦大佳， 惟嫌其太无含蓄。 非不知作者苦衷， 欲自附于忠言药石之义。 然明者不言而自知， 其半明半昧， 忽明忽昧者， 以此入之， 每易激其回护之私， 而坚其退阻之志。 其仇我者更无论矣。 且议论时政 （如纪铁路事）， 臧否人物 （如载公度事）， 均足以触当道之忌， 于事仍无所济。”① 他希望汪康年向报馆转达他的意思。 张元济旁观者清， 较为理智， 多从言论的实际效用着眼看待问题， 自然与康、 梁不同，但这确实反映了很多维新同情者的看法， 甚至于 《知新报》 经理康广仁在这温和的一面也有与之相近之处。反过来说， 言 《时务报》 所不敢言者， 本是康、 梁发行该刊的意图。正是因为有此激荡时世的雄心， 梁启超才对 《知新报》 感到有所不足：“ 《时务报》 后， 澳门 《知新报》 继之。 …… 《知新报》 僻在贫岛， 灵光岿然者凡四年有余， 出报至一百三十余册， 旬报之持久者， 以此为最， 然其文字体例， 尚不及 《时务报》， 于社会之关系， 盖甚浅薄。”② 梁启超是历史的中心人物， 注重的是报刊变易天下的力量， 所以出此桀骜不驯之言。 不过，虽然 《知新报》 整体上比 《时务报》 略为逊色， 但在戊戌政变后的一段时间里， 它却焕发出了异彩， 并以此真正进入了历史。４２０①②《张元济致汪康年书》， 《汪康年师友书札》 （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第１６８８ ～ １６８９ 页。梁启超： 《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清议报》 １９０１ 年第 １００ 号。

澳门 ７０ 年代的文学景象与研究意义澳门 ７０ 年代的文学景象与研究意义　 傅天虹澳门新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板块中最不为人重视的一块， 这样的状况导致有关对澳门文学的判断常存在明显的歧误， 例如对澳门 ７０ 年代文学的研究就充满着谬见。 在对澳门 ７０ 年代文学的研究当中， 目前通常存在着以下约定俗成或广为认同的定见： 研究者们似乎听不到澳门文学的声音， 看不到澳门文学的景象， 断言澳门 ７０ 年代的文学处于从 “寄生” 到 “自觉” 的发展进途中的哑音状态， “孤寂摸索”， “依旧是步履蹒跚地在困顿中挣扎”。①这些言论， 还有另一理据， 即认为在 ８０ 年代之前， 澳门没有文学性杂志。 甚至出现了 “八十年代以前， 澳门不仅没有什么文学性杂志， 也没有文学副刊供文学作品发表， 更没有一个出版社能让文学作品付梓问世……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文学副刊 ‘镜海’ 在 《澳门日报》 问世……”② 的观点， 这样的断语更是错得离谱， 不仅无视 ７０ 年代文学， 甚至抹杀了 ８０ 年代以前所有的澳门文学及其相关媒体的存在。即便从当前的仅有的研究资料来看， 这些内地权威报刊上权威人士的言论显然还是欠缺考证。 关于澳门文学副刊的溯源， 澳门陶里先生明确提出“三十年代在澳门十来万人口中， 有 《朝阳》、 《大众》、 《新声》、 《澳门时报》、 《民生》 和 《平民》 几张报纸， 有的设有副刊， 比较著名的是陈５２０❋①②傅天虹，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教授。刘登翰主编的 《澳门文学概观》 （鹭江出版社， １９９８） 在第三章中概述了澳门 “新文学”的发展历程， 将其分为艰难起步的三四十年代， 孤寂摸索的 ５０ 至 ７０ 年代， 走向自觉、 繁荣的八九十年代。 还有一大批内地研究者也持相同观点。 这里突出的 “孤寂摸索” 一词值得玩味。赵朕： 《高歌迈进新里程———论澳门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 《滨州师专学报》 ２０００ 年第 １期。∗∗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霞子主持的 《大众报》 副刊……”①， 郑炜明、 廖子馨持相近观点。 《澳门日报》 总编辑李鹏翥也著文称： “副刊最早的是从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 ８ 日创刊的 《新园地》 始，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澳门日报》 创刊， 副刊沿用《新园地》 刊登文学作品， 《澳门学生》 从 １９５０ 年的 《学联报》 中辟有副刊……”②事实上， 从 ３０ 年代至今， 澳门报纸的副刊刊登了数量可观的各种文体的作品。 研究者显然不能以作品成书出版与否作为评判的标准， 因为后者应该是媒介传播的问题而不是或者不能全是文学创收本身的问题。 不过更棘手的问题还在于， 这些经年的报纸副刊作品被淹没或未被发掘， 这直接导致了当前学界整体认识、 研究澳门文学史的一些问题， 因为研究者只能就着当前“权威们” 约定俗成、 广为认同的定见和少之又少的已出版作品进行研究。因此， 研究者认为 ７０ 年代文学是荒芜一片， 或者因受中国大陆文艺思潮严重影响而处于 “寄生” 状态， 也因此， 研究者转而重现澳门离岸文学的“拾遗”， 舍本求末， 认为这一时期澳门文学研究的中心不在澳门而在香港。这类作品无法作为分析澳门 ７０ 年代文学景象的主要依据。 这都是违背史实的。一　 副刊与小说创作的繁盛感谢澳门基金会的支持， 近两个多月来， 笔者多次带领助手和学生赴澳门， 对所藏剪报和有关资料进行全力考察， 从目前所搜集整理的澳门 ７０ 年代最富有代表性， 而又各有特色的 《澳门日报》 和 《华侨报》 文艺副刊的各种文学作品来看， 可谓成果斐然。 研究者通常对澳门文学有一个定见， 即认为 “澳门文学发展的不平衡却自有其独特之处： 在文学诸品种中， 诗歌、散文一路领先， 小说反而滞后， 戏剧则相当活跃、 成绩不俗”③， 这又错了！澳门 ７０ 年代小说成果颇为壮观、 辉煌。 我们且以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９ 年 《澳门日报》 发表的小说为例， 数量统计如表 １ 所示。６２０①②③陶里： 《澳门现代文学作品选》，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社， １９９８。李鹏翥： 《濠江文谭》， 澳门： 澳门日报出版社， １９９５。王宗法： 《澳门文学的独特性》， 《江苏社会科学》 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

澳门 ７０ 年代的文学景象与研究意义表 １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９ 年 《澳门日报》 发表小说统计年　 份 长篇小说 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 合　 　 计１９７０ ７ ２ ５０ ５９１９７１ ４ １ ３６ ４１１９７２ ５ ７ ３３ ４５１９７３ ９ ７ １８ ３４１９７４ ９ ８ ３ ２０１９７５ ７ ６ １７ ３０１９７６ ３ ７ １７ ２７１９７７ ４ ６ ５ １５１９７８ ５ １ ４６ ５２１９７９ ３ — ５２ ５５合计 ５６ ４５ ２７７ ３７８　 　从以上统计我们可以看出， 《澳门日报·新园地》 副刊， 在十年间发表各种形式主题的小说共 ３７８ 部， 从数量上与 《澳门离岸文学拾遗》 中所收入的 ３４ 篇小说进行比较， 它明显是压倒性的多数， 这是对 “澳门 ７０ 年代无文学” 的 “离岸” 一说的有力质疑。 另外， 在对这些作品进行整理研究后，澳门 ７０ 年代的文学景象立刻焕发出独特的光彩。例如鲁牛的小说 《天鹅》， 约 １６ 万字， 连载时间从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１９７６ 年 ４ 月 １０ 日。该中篇小说描写了一个好高骛远、 爱慕虚荣的少女爱伦整日幻想嫁到国外， 过上安逸、 奢侈的生活。 于是她用尽各种手段努力实现自己的这个 “美丽” 的梦想。 在如愿嫁到美国后， 她才发现现实和幻想的差距， 可惜后悔已来不及。 在故事的结局处， 尝尽生活苦果的爱伦终于学会脚踏实地， 珍惜平凡生活中的幸福。这个故事构思新颖， 针对当时崇尚物质、 追求奢靡的社会风气进行创作，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再如海辛的 《十字路口》， 约 １２ 万字， 连载时间从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５ 月 ３１ 日。该中篇小说写一个在小餐馆做招待的青年女孩徐薇， 家庭贫寒却怀揣着成为钢琴演奏家的梦想。 面对富有青年的追求， 她既被奢侈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又希望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以一种骄傲的姿态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的她最终选择了一种平凡但有自尊的生活方式， 与贫７２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寒却非常善良的餐厅厨师结成佳侣。 而最初追求她的富家公子也被证实是诈骗团伙中的成员， 专门诱骗年轻、 无知却追求享受的女孩儿从事声色交易。这部小说既揭示了社会上腐化堕落、 物欲至上的丑陋一面， 同时也展现出人性中善良、 自尊的美好一面。 特别是其中平凡的草根阶层身上那种对梦想的执著求索和对人格独立的不懈追求尤为感动人心。如果就连载小说而论， 为 《澳门日报》 写连载小说时间最长、 作品最多的是鲁茂。 澳门著名作家鲁茂， 原名邱子维， 另有笔名柳惠、 万山红、 梅若诗、 鲁牛、 余振中， 在十年间发表多部长中篇小说， 具体如下：１ 《星之梦》， 梅若诗 （鲁茂）， １９６９ ５ １ ～ １９７０ ２ １６， 描写一个青年足球运动员怎样梦想成为足球明星。２ 《打虎不离亲兄弟》， 梅若诗 （鲁茂）， １９７１ １ ２７ ～ １９７２ ２ １８， 描写善良的人们抗暴锄奸的故事。３ 《小城冬暖》， 梅若诗 （鲁茂）， １９７２ ２ ２１ ～ １９７３ １ １， 讲述了发生在小城士多的一个咖啡店老板梁伯和他身边的人身上的故事。４ 《迷离世界》， 梅若诗 （鲁茂）， １９７３ １ ３ ～ １９７３ ２ １８， 讲述两年前２６ 岁的 “我” 在别墅发生的一次带点粉红色的奇遇。５ 《谁是凶手》， 梅若诗 （鲁茂）， １９７３ ２ １９ ～ １９７３ ６ １４， 讲述发生在百德合德中学内的学生身上的一系列故事。６ 《王老五之恋》， 梅若诗 （鲁茂）， １９７３ ６ １５ ～ １９７３ ７ ３１， 讲述一个名叫王鲁伍的看更人的恋爱故事。７ 《黑珍珠》， 梅若诗 （鲁茂）， １９７３ ８ １ ～ １９７４ １ ２２， 描写一个英文书院女学生的少女情怀。８ 《假面杀手》， 梅若诗 （鲁茂）， １９７４ １ ２３ ～ １９７４ ６ １５。９ 《彩虹》， 鲁牛 （鲁茂）， １９７４ ６ １６ ～ １９７５ ２ ７。１０ 《逆浪》， 鲁牛 （鲁茂）， １９７５ ２ ８ ～ １９７５ ８ １５。１１ 《天鹅》， 鲁牛 （鲁茂）， １９７５ ９ １１ ～ １９７６ ４ １０。１２ 《危巢》， 鲁牛 （鲁茂）， １９７６ ５ ２２ ～ １９７６ １１ ９。１３ 《心愿》， 鲁牛 （鲁茂）， １９７６ １１ １０ ～ １９７７ ５ ９。１４ 《爱的轨迹》， 鲁牛 （鲁茂）， １９７７ ５ １０ ～ １９７７ １２ ３１。１５ 《仲夏夜之恋》， 柳慧 （鲁茂）， １９７８ ７ １ ～ １９７８ ９ １０。以上共 １５ 篇， 仅数量已很惊人。８２０

澳门 ７０ 年代的文学景象与研究意义《华侨报》 的长篇连载小说则是另一番景象， ７０ 年代早期以武侠、 传奇小说为主。 例如作家青云的 《箫声剑影》 （１９６９ 年 ～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作家凌霄的 《南明英烈传》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作家茵茵的 《残梦》 （１９６９ 年 ～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作家痴人翻译的 《歧路》 （１９６９年 ～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作家萧笙的 《金玉情鸳》 （１９６９ 年 ～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１０ 日）， 作家王香琴的 《云海群龙》 （１９６９ 年 ～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 作家王香琴的 《昆仑快刀》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至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作家高唐的《断线的风筝》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至 ３ 月 １４ 日）， 作家高唐的 《左右为难》（１９６９ 年 ～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９ 年 《华侨报》 发表小说的数量统计如表 ２。表 ２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９ 年 《华侨报》 发表小说统计年　 份 长篇小说 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 合　 　 计１９７０ １３ ２ ５１ ６６１９７１ １２ — １２７ １３９１９７２ ８ — ４９ ５７１９７３ ２ ２ ４ ８１９７４ ５ ４ ２５ ３４１９７５ ２ — ３８ ４０１９７６ ２ ２ １７ ２１１９７７ ３ ４ ２ ９１９７８ ３ １ ２０ ２４１９７９ ２ — ６４ ６６合计 ５２ １５ ３９７ ４６４　 　那时在中国内地， “文革” 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而在澳门这样一块小地方， 文学景象却十分繁茂， 令人叹服。 以下仅以 《华侨报》 １９７０ 年刊载的小说成果为例予以简述， 为明晰， 如表 ３ 所示。表 ３　 《华侨报》 １９７０ 年刊载小说情况一览篇　 名 作者 发表时间１ 《箫声剑影》 青云 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１ １ １１２ 《南明英烈传》 凌霄 １９６９ １２ ～ １９７０ ７ １４３ 《残梦》 茵茵 １９６９ １２ ～ １９７０ ５ １９４ 《歧路》 痴人（译） 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０ ３ ２２９２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续表篇　 名 作者 发表时间５ 《金玉情鸳》 萧笙 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０ ５ １０６ 《云海群龙》 王香琴 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０ １ ２６７ 《艺林逸话》 柳绵 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１ １ ３１８ 《昆仑快刀》 王香琴 １９７０ １ ２７ ～ １９７１ ４ １８９ 《紫金花》 痴人（译） １９７０ ３ ２６ ～ １９７０ ７ １２１０ 《结过婚的女人》 茵茵 １９７０ ５ ２２ ～ １９７０ ９ ４１１ 《铜钮风云》 痴人（译） １９７０ ７ １３ ～ １９７１ １ ２１１２ 《红河怒吼了》 凌霄 １９７０ ７ １５ ～ １９７１ １０ ２１１３ 《恋》 茵茵 １９７０ ９ ５ ～ １９７１ ２ ６篇　 名 作者 发表时间１ 《断线的风筝》 高唐 １９７０ １ １３ ～ １９７０ ３ １４２ 《忏悔》 — １９７０ ８ ２１ ～ １９７０ １０ ２１篇　 名 作者 发表时间１ 《左右为难》 高唐 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０ １ １２２ 《学画记》 贞子 １９７０ １ ９３ 《慈善家》 高唐 １９７０ ３ １５ ～ １９７０ ４ １７４ 《南郭先生》 鲁夏 １９７０ ３ ２３ ～ １９７０ ３ ２４５ 《一抹残阳》 高唐 １９７０ ４ １８ ～ １９７０ ５ ６６ 《戏》 高唐 １９７０ ５ ７ ～ １９７０ ５ １５７ 《情仇》 高唐 １９７０ ５ １６ ～ １９７０ ６ １５８ 《美人关》 高唐 １９７０ ６ １６ ～ １９７０ ７ １５９ 《疑云记》 高唐 １９７０ ７ １６ ～ １９７０ ８ １６１０ 《无辜的人》 高唐 １９７０ ８ １７ ～ １９７０ ８ ２０１１ 《老友》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０ ２２ ～ １９７０ １０ ３１１２ 《缘》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１ １ ～ １９７０ １１ ２１３ 《轻生》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１ ３ ～ １９７０ １１ ４１４ 《阿财》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１ ５ ～ １９７０ １１ ６１５ 《聚散》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１ ７ ～ １９７０ １１ ８１６ 《回头是岸》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１ ９ ～ １９７０ １１ １０１７ 《牧场之恋》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１ １１ ～ １９７０ １１ １２１８ 《试泳记》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１ １３ ～ １９７０ １１ １４１９ 《失手》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１ １５ ～ １９７０ １１ １６２０ 《美美的故事》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１ １７ ～ １９７０ １１ １８２１ 《女大当嫁》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１ １９ ～ １９７０ １１ ２０２２ 《爱情陷阱》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１ ２１ ～ １９７０ １１ ２２２３ 《纳妾记》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１ ２３ ～ １９７０ １１ ２４０３０

澳门 ７０ 年代的文学景象与研究意义续表篇　 名 作者 发表时间２４ 《溺》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１ ２５ ～ １９７０ １１ ２６２５ 《亲情曲》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１ ２７ ～ １９７０ １１ ２８２６ 《闺怨》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１ ２９ ～ １９７０ １１ ３０２７ 《雨夜的故事》 卢峰 １９７０ １１ １３２８ 《失踪》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２ １ ～ １９７０ １２ ２２９ 《女学士》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２ ３ ～ １９７０ １２ ４３０ 《人月共圆》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２ ５ ～ １９７０ １２ ６３１ 《闺房趣》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２ ７ ～ １９７０ １２ ８３２ 《莉莉》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２ ９ ～ １９７０ １２ １０３３ 《最后赌注》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２ １１ ～ １９７０ １２ １２３４ 《因祸得福》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２ １３ ～ １９７０ １２ １４３５ 《镜子》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２ １５ ～ １９７０ １２ １６３６ 《西山王》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２ １７ ～ １９７０ １２ １８３７ 《父亲》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２ １９ ～ １９７０ １２ ２０３８ 《憎痩嫌肥》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２ ２１ ～ １９７０ １２ ２２３９ 《茶与魔鬼》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２ ２３ ～ １９７０ １２ ２４４０ 《钻戒》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２ ２５ ～ １９７０ １２ ２６４１ 《太太的生日》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２ ２７ ～ １９７０ １２ ２８４２ 《借来的情人》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２ ２９ ～ １９７０ １２ ３０４３ 《铸情》 高唐 １９７０ １２ ３１ ～ １９７１ １ １４４ 《戒赌记》 卢连 １９７０ ８ ７４５ 《坐失良机》 简右传 １９７０ ５ ２０４６ 《说谎的丈夫》 青山 １９７０ ５ ２１４７ 《香闺疑云》 鲁夏 １９７０ ３ ２５４８ 《聚餐会上》 简右传 １９７０ ３ １５４９ 《悔之已晚》 简右传 １９７０ ３ ２９５０ 《画家和漆匠》 简右传 １９７０ ３ ３０５１ 《珠还记》 简右传 １９７０ ３ ３１　 　１９７０ 年整年， 《华侨报》 共连载了小说 ６６ 部， 其中长篇连载小说 １３部， 中篇小说 ２ 部， 短篇小说 ５１ 篇。其中，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华侨报》 长篇连载小说有青云的 《箫声剑影》（从 １９６９ 年连载至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凌霄的 《南明英烈传》 （从 １９６９ 年１２ 月连载至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茵茵的 《残梦》 （从 １９６９ 年连载至 １９７０１３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年 ５ 月 １９ 日）、 痴人的翻译作品 《歧路》 （从 １９６９ 年连载至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２２日）、 萧笙的 《金玉情鸳》 （从 １９６９ 年连载至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 王香琴的 《云海群龙》 （从 １９６９ 年连载至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 柳绵的 《艺林逸话》 （从 １９６９ 年连载至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这些都是继 １９６９ 年来连载的，王香琴 《云海群龙》 于 １ 月 ２６ 日连载完之后， 又接着连载 《昆仑快刀》（从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连载至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中篇小说， 有高唐从 １ 月１３ 日开始连载的 《断线的风筝》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连载至 ３ 月 １４ 日）；短篇小说， 贞子的 《学画记》 刊载于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９ 日， 高唐的有从 １９６９ 年１２ 月开始连载的 《左右为难》 （从 １９６９ 年连载至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１９７０ 年 ２ 月， 《华侨报》 长篇连载小说青云的 《箫声剑影》 （从 １９６９年连载至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凌霄的 《南明英烈传》 （从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连载至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茵茵的 《残梦》 （从 １９６９ 年连载至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 １９日）、 痴人的翻译作品 《歧路》 （从 １９６９ 年连载至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 萧笙的 《金玉情鸳》 （从 １９６９ 年连载至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 王香琴的 《昆仑快刀》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连载至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继续连载； 中篇小说继续连载高唐的 《断线的风筝》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连载至 ３ 月 １４ 日）。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华侨报》 长篇连载小说除痴人的翻译作品 《歧路》 于 ３月 ２２ 日连载完毕， 接着又开始连载译作 《紫金花》 外， 青云的 《箫声剑影》、 凌霄的 《南明英烈传》、 茵茵的 《残梦》、 萧笙的 《金玉情鸳》、 王香琴的 《昆仑快刀》 继续连载； 中篇小说高唐的 《断线的风筝》 于 ３ 月 １４ 日连载完毕； 短篇小说， 有 ３ 月 １５ 日刊载的简右传的 《聚餐会上》 （刊载于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高唐从 ３ 月 １５ 日开始连载的 《慈善家》 （从 １９７０ 年 ３月 １５ 日连载至 ４ 月 １７ 日） 和鲁夏从 ３ 月 ２３ 日开始连载的 《南郭先生》（从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连载至 ３ 月 ２４ 日） 和 《香闺疑云》 （发表于 １９７０ 年 ３月 ２５ 日）， 从 ３ 月 ２９ 日开始还连载了简右传的 《悔之已晚》 （发表于 １９７０年 ３ 月 ２９ 日）、 《画家和漆匠》 （发表于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和 《珠还记》（发表于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１９７０ 年 ４ 月， 《华侨报》 长篇连载小说青云的 《箫声剑影》、 凌霄的《南明英烈传》、 茵茵的 《残梦》、 萧笙的 《金玉情鸳》、 王香琴的 《昆仑快刀》 和痴人的译作 《紫金花》 继续连载； 中篇小说没有连载； 短篇小说，高唐的 《慈善家》 连载至 ４ 月 １７ 日结束， 紧跟着又推出了 《一抹残阳》２３０

澳门 ７０ 年代的文学景象与研究意义（从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 １８ 日连载至 ５ 月 ６ 日）。１９７０ 年 ５ 月， 《华侨报》 长篇连载小说萧笙的 《金玉情鸳》 于 ５ 月 １０日连载完毕， 茵茵的 《残梦》 也于 ５ 月 １９ 日连载完毕， 萧笙并未再连载，茵茵则从 ５ 月 ２２ 日开始连载 《结过婚的女人》 （从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连载至９ 月 ４ 日）， 其他青云的 《箫声剑影》、 凌霄的 《南明英烈传》、 王香琴的《昆仑快刀》 和痴人的译作 《紫金花》 继续连载； 中篇小说没有； 短篇小说， 高唐的 《一抹残阳》 也于 ５ 月 ６ 日连载结束， 紧接着推出 《戏》 （从１９７０ 年 ５ 月 ７ 日连载至 ５ 月 １５ 日）， 从 ５ 月 １６ 日起又开始连载 《情仇》（从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连载至 ６ 月 １５ 日）， 还连载了简右传的 《坐失良机》（刊载于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和青山的 《说谎的丈夫》 （刊载于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２１ 日）。１９７６ 年 ６ 月， 《华侨报》 长篇连载小说继续连载青云的 《箫声剑影》、凌霄的 《南明英烈传》、 王香琴的 《昆仑快刀》、 茵茵的 《结过婚的女人》和痴人的译作 《紫金花》； 中篇小说依旧没有； 短篇小说， 高唐的 《情仇》于 ６ 月 １５ 日连载完毕， 接着连载 《美人关》 （从 １９７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连载至 ７月 １５ 日）。１９７０ 年 ７ 月， 《华侨报》 凌霄的长篇连载小说 《南明英烈传》 于 ７ 月１４ 日连载完毕， 痴人的译作 《紫金花》 也于 ７ 月 １２ 日连载结束， 凌霄从 ７月 １５ 日开始连载 《红河怒吼了》 （从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连载至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２３ 日）， 痴人则从 ７ 月 １３ 日开始连载 《铜钮风云》 （从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连载至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其他青云的 《箫声剑影》、 王香琴的 《昆仑快刀》和茵茵的 《结过婚的女人》 继续连载； 中篇小说依旧没有； 短篇小说， 高唐的 《美人关》 到 ７ 月 １５ 日也连载完毕， 开始连载 《疑云记》 （从 １９７０ 年７ 月 １６ 日连载至 ８ 月 １６ 日）。１９７０ 年 ８ 月， 《华侨报》 青云的 《箫声剑影》、 王香琴的 《昆仑快刀》、茵茵的 《结过婚的女人》、 痴人的译作 《铜钮风云》 和凌霄的 《红河怒吼了》 继续连载； 中篇小说从 ８ 月 ２１ 日开始连载 《忏悔》 （从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 ２１日连载至 １０ 月 ２１ 日）； 短篇小说， 高唐的 《疑云记》 于 ８ 月 １６ 日也连载完毕， ８ 月 ７ 日刊载了卢连的 《戒赌记》 （刊载于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 ７ 日）， 从 ８ 月１７ 日开始连载了高唐的 《无辜的人》 （从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连载至 ８ 月 ２０日）。３３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１９７０ 年 ９ 月， 《华侨报》 茵茵的长篇连载小说 《结过婚的女人》 于 ９ 月４ 日连载完毕， 从 ９ 月 ５ 日开始连载 《恋》 （从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 ５ 日连载至 １９７１年 ２ 月 ６ 日）， 青云的 《箫声剑影》、 王香琴的 《昆仑快刀》、 痴人的译作《铜钮风云》 和凌霄的 《红河怒吼了》 继续连载； 中篇小说继续连载高唐的《忏悔》； 短篇小说没有刊载。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 《华侨报》 长篇连载小说依旧是继续连载青云的 《箫声剑影》、 王香琴的 《昆仑快刀》、 痴人的译作 《铜钮风云》、 茵茵的 《恋》和凌霄的 《红河怒吼了》； 中篇小说， 高唐的 《忏悔》 连载至 １０ 月 ２１ 日；短篇小说从 １０ 月 ２２ 日开始连载高唐的 《老友》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连载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华侨报》 长篇连载小说依旧是继续连载青云的 《箫声剑影》、 王香琴的 《昆仑快刀》、 痴人的译作 《铜钮风云》、 茵茵的 《恋》和凌霄的 《红河怒吼了》； 中篇小说没有连载； 短篇小说连载了高唐的《缘》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连载至 １１ 月 ２ 日）、 《轻生》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３日连载至 １１ 月 ４ 日）、 《阿财》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连载至 １１ 月 ６ 日）、《聚散》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连载至 １１ 月 ８ 日）、 《回头是岸》 （从 １９７０ 年１１ 月 ９ 日连载至 １１ 月 １０ 日）、 《牧场之恋》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连载至１１ 月 １２ 日）、 《试泳记》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连载至 １１ 月 １４ 日）、 《失手》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连载至 １１ 月 １６ 日）、 《美美的故事》 （从 １９７０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连载至 １１ 月 １８ 日）、 《女大当嫁》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连载至 １１ 月 ２０ 日）、 《爱情陷阱》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连载至 １１ 月 ２２ 日）、《纳妾记》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连载至 １１ 月 ２４ 日）、 《溺》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１月 ２５ 日连载至 １１ 月 ２６ 日）、 《亲情曲》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连载至 １１ 月２８ 日） 和 《闺怨》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连载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 卢峰的 《雨夜的故事》 （刊载于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华侨报》 长篇连载小说依旧是继续连载青云的 《箫声剑影》、 王香琴的 《昆仑快刀》、 痴人的译作 《铜钮风云》、 茵茵的 《恋》和凌霄的 《红河怒吼了》； 中篇小说没有连载； 短篇小说， 连载了高唐的《失踪》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连载至 １２ 月 ２ 日）、 《女学士》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２月 ３ 日连载至 １２ 月 ４ 日）、 《人月共圆》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５ 日连载至 １２ 月６ 日）、 《闺房趣》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连载至 １２ 月 ８ 日）、 《莉莉》 （从４３０

澳门 ７０ 年代的文学景象与研究意义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连载至 １２ 月 １０ 日）、 《最后赌注》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连载至 １２ 月 １２ 日）、 《因祸得福》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连载至 １２ 月 １４日）、 《镜子》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连载至 １２ 月 １６ 日）、 《西山王》 （从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连载至 １２ 月 １８ 日）、 《父亲》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连载至 １２ 月 ２０ 日）、 《憎痩嫌肥》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连载至 １２ 月 ２２ 日）、《茶与魔鬼》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连载至 １２ 月 ２４ 日）、 《钻戒》 （从 １９７０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连载至 １２ 月 ２６ 日）、 《太太的生日》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连载至 １２ 月 ２８ 日）、 《借来的情人》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连载至 １２ 月 ３０日）、 《铸情》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连载至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 １ 日）。二　 ７０ 年代澳门小说与 “汉语新文学”通过对澳门 ７０ 年代两份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副刊的原始资料进行整理，澳门 ７０ 年代文学的 “温和包容、 自洽一方” 的特色得以彰显。 由于 ７０ 年代中期华人与葡人的矛盾已较为缓和， １９７６ 年的葡萄牙革命运动取得胜利，新政党提出不再对澳门实行殖民地政策， 兼及内地 “文化大革命” 的结束，这都使澳门 ７０ 年代中后期文学呈现更为温和的景象。《澳门日报》 和 《华侨报》 的两个文艺副刊则更注重在 “自洽一方”艺术特色上的追求。 这就使得澳门 ７０ 年代文学与台湾、 香港、 内地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情况有很大的差异。 台湾、 香港已然进入了现代主义创作的时代， 而内地则着重于批判 “四人帮” 和反思历史伤痕， 在这个意义上， 回过头来看， 研究者不仅应该对澳门 ７０ 年代的文学景象加以重视， 还应该摒弃澳门文学从属于或次于内地、 台港文学的观点。 这样的提法涉及一个基本问题： 就是以往 “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中的那种从地域、 主体等角度来判定台港澳文学的从属地位的观念已经为研究者所摒弃， 而澳门 ７０ 年代的“离岸文学” 的提法事实上也是从地域的思维出发来建构的， 因此， 我们可以说仅仅从 “地域” 的角度去撰写澳门文学史， 必定会面临 “花果飘零”、支离破碎的尴尬局面。 我们提出应以汉语语言作为文学创作的最基本的条件， 以 “汉语新文学” 来统摄整合整个华文文学的创作。 “澳门几乎处于失语兼失措的状态”， 解决这个问题须作观念调整， 须引入汉语新文学概念，“澳门文学在整个汉语新文学的总体框架中属于一个与台港平行的区域”，５３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澳门文学在整个汉语新文学界， 具有相当鲜明的文化特色， 具有特定的文学生态意义”。①７０ 年代的澳门文学在当时汉语新文学界地位独特且贡献巨大。 那是祖国山河一片红的 “红太阳文学” 时期②， 香港的文学界也处在非红即黑的政治角力之中， 台湾文学也因 “乡土还是现代， 传统还是西洋倾向” 打得不可开交， 文学的自由在汉语文化世界似乎被彻底忘却或者彻底忽略了。 很少有人会想到， 就在澳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 相当自由的环境给了汉语新文学一方天地， 一时的机会， 居然就是在这里， 汉语文学在新文学传统的意义上按照灰色的社会人生写实的路子发展着， 从而填补了那个时代汉语新文学的巨大空白！在鲁茂近 ３０ 年的写作生涯中， 这十年是其创作高峰期。 这些小说的内容不同于研究者所说的依附中国内地红色思维的创作， 它们大部分都沉潜入日常生活中， 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描写小人物的工作、 爱情、 人生的悲欢离合， 如 １６ 万字左右的 《心愿》， 描写一个好高骛远、 爱慕虚荣的少女爱伦整日幻想嫁到国外， 过上安逸、 奢侈的生活。 于是她用尽各种手段努力实现自己的这个 “美丽” 的梦想。 在如愿嫁到美国后， 她才发现现实和幻想的差距， 可惜后悔已来不及。 在故事的结局处， 尝尽生活苦果的爱伦终于学会脚踏实地， 珍惜平凡生活中的幸福。 这篇小说展示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种种遭遇， 并将这种种遭遇糅进挣扎、 抗争、 欢乐、 悲苦的日常生活图景中， 它的目的也许并不在于揭露和鞭挞社会的黑暗与不公， 但它确实展示了人生的种种。 它没有当时中国内地 “文革” 文学所宣扬的 “高大全”的思维和色彩， 也不具备台湾或香港小说开始转向的现代主义意味。在 《澳门日报》 副刊上发表小说的其他作家还有海辛、 林迪、 江杏雨、公孙乐、 润园、 金依、 司马壁、 浩泉、 晓方、 陈萃文、 唐堂、 剑翁、 东瑞（黄东涛） 等。 整体而言， 这些小说多描写澳门、 香港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也有一些描写跨区域经验的， 比如江杏雨的 《双城记》 （６３６ 回， １９６９ 年连载至１９７１ 年， 共约 ５０ ９ 万字）， 描写了一个在澳门某报社工作的年轻记者王大任，６３０①②朱寿桐： 《论汉语新文学文献整理的地域性运作》，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 ２００９年第 ３５ 卷第 １ 期。朱寿桐主编 《汉语新文学通史》，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澳门 ７０ 年代的文学景象与研究意义在五六十年代国际风云涌动的背景下， 往返于澳门、 香港两地报社进行社会工作， 在不同意识形态下抗争， 从而展开了广阔的社会历史画面和个人的人生路途。 在今天看来， 不管是在澳门文学史还是在汉语新文学史中， 它都体现了一个较为创新的视角。 摆脱内地激进思潮的影响， 重视生活中的真实感， 注重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以及对本土性的挖掘， 以温情、 人情为主要题材， 以大众的、娱乐的、 温情的为审美旨趣， 这些使得 《澳门日报》 的报刊专栏品种骤增， 小说、 散文的创作深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作者队伍日益壮大。上述有些作者是 《华侨报》 长期连载的主要作家， 另有惜芬、 夏冰、石中生、 思薇、 孙壁、 幽草等， 而这些作者大多使用笔名， 由于缺乏整理，现今已难查到真名。 就整个 ７０ 年代 《华侨报》 的小说创作而言， 相对于《澳门日报》 的本土特色和日常生活现实性的倡导， 它对古典奇侠文化传统的传承尤为突出， 这一点正突出了澳门文学民间性的一面， 这对那些针对澳门离岸文学的研究所指出的澳门 ７０ 年代的小说 “都是坚持写实路向的， 这就直接影响到澳门文学的创作方向， 使其在习惯的现实主义的路向上继续运作。 基于这两种因由， 澳门作家认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强调诗人的世界观、 人生观的主导作用”① 应该是一种有力的反驳。 对于澳门文学的发展，民间文化是一种不能轻视的发展动力。 从这个角度而言， 澳门 ７０ 年代文学的民间性、 民俗性应该是其特色。 这本应为澳门 ８０ 年代、 ９０ 年代文学的储备作一定的贡献。 但可惜的是， 当前澳门在此方面的整理有所偏失， 再加上澳门 ８０ 年代以来的作家多是新移民， 他们对澳门本土的民俗风情、 民间文化了解不多， 以至于还难以创作出既具有澳门本土特色、 民间特色又具有世界视野的经典作品来。如果我们能正视澳门文学丰富的文化构成、 包容的文学面貌， 我们就会纠正不正确的研究方式， 从 “汉语新文学” 的概念出发， 不再以内地、 香港、 台湾等地的文学发展模式来硬性衡量澳门文学， 尊重澳门文学自身的文学景象、 发展规模、 速率脉跳和生产方式。 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澳门文学的独特性， 本来对于袖珍的澳门而言， 澳门文学比之香港文学就是 “框框文学” 中的小 “框框”， 澳门文学以其袖珍的文学生产模式而延续生命， 这是独有的文学景象。７３０① 赵朕： 《 〈澳门离岸文学拾遗〉 札记》， 《华文文学》 ２００４ 年第 ６２ 期。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同样的诗梦　 ——— 《当代诗坛》 与汉语新诗　 朱寿桐《当代诗坛》 是香港、 澳门新诗界二十多年来最重要、 最有水准， 也是支撑得较久的诗歌刊物之一， 近十年来它将办刊触角延伸到澳门， 成为港澳之间诗界联系的重要纽带。 更重要的是， 由于创刊人傅天虹堪称是推动内地和港澳台以及海内海外诗歌交流的第一人， 鉴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天然责任，《当代诗坛》 从创刊之日起就以 “沟通两岸四地， 整合海内外汉语新诗” 为基本定位，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它也确实在这方面作出了其他刊物难以望其项背的贡献。 因此， 我们今天在倡导和总结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诗时， 就必须格外重视 《当代诗坛》 的史学价值与诗学价值。上《当代诗坛》 的诗人群体本来不具备诗坛社团的某种品性。 虽然它拥有完备的组织机构形式， 从社长、 总编到编委会， 二十多年来一直都相当健全， 但除了几个灵魂人物， 特别是创刊人傅天虹以及犁青、 路羽之外， 它的组织机构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既显示出这个团体充沛的活力， 也显示出它在激烈的文化竞争和残酷的商海沉浮中必有的应变机制。 因此， 依据这个刊物编委会来确定一个诗坛社团， 理由并不充分。 更重要的是， 这二十多年来， 受邀进入编委会的诗人和诗评家分别来自香港、 台湾、 澳门、 内地以及海外各地， 组成诗坛社团的主要成员的地缘关系似乎不具备一个社团通常要求的那种一致性。 因此， 以 《当代诗坛》 为核心， 以此来命名一个诗坛社团， 这似乎是一种勉强的作为。 也许正是考虑到这样的因素， 傅天虹先生宁８３０朱寿桐， 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同样的诗梦愿将这个诗人群体称为 “ 《当代诗坛》 诗人群”， 而谨慎地去掉了我说的那个令人联想到诗坛社团的 “体” 字。然而， 纵览收入本刊中的数百首诗， 就不难产生这样的印象： 无论这些诗人来自何处， 无论他们原有的诗歌风格如何， 也无论他们的时代背景和地域背景存有怎样的差异， 当他们集结到 《当代诗坛》， 他们就好像践行了一个诗性的约定， 非常自然地打破了时代、 地域、 风格和习惯的阈限， 以一种类似的歌喉吟唱着彼此认同的圆润， 以一种相近的情怀弹奏着脉脉相通的清商。 在这样的诗学世界中， 他们徜徉于汉字隽语的江湖， 相忘于兄弟倾轧的庙堂， 轻渺大洋的阻断， 傲视山海的雄阔， 那一份轻捷自由实在难得， 那一种情绪的沉醉缀合为共同的充满诗性的梦。 这梦的语言外壳便是这批人谁也离不开并且谁都爱不释手的汉语， 这梦的灵魂便是洋溢着汉语之美和中华文化之韵致的诗情诗性。出版之初， 《当代诗坛》 即使是在香港也应该属于颇不起眼的诗歌刊物， 然而它却是汉语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明确以跨区域、 跨国界的汉语新诗进行定位的刊物。 那时候的组编者虽然还没有建构 “汉语新文学” 或者 “汉语新诗” 的概念， 但已经拥有消解政治和区域格局， 在纯粹新诗发展的意义上建构新的文化格局的新潮意识。 傅天虹在所撰的创刊号发刊词中这样定位： 《当代诗坛》 广泛团结 “海内外诗友”， 大家一起 “为民族的诗运尽一份心力”， 以筑成一个 “万紫千红” 的 “泱泱诗国”。① 虽然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发刊词带着那个时代惯有的唱高调的痕迹， 不过这种高调掩藏着的却是一种超前的文学意识： 超越国家和区域， 超越政治意识形态， 将汉语写成的新诗统一为万紫千红的泱泱诗国。 这是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诗最初的不自觉的萌动。 这样的萌动在傅天虹的 《九龙蝴蝶谷》 诗中有过形象的描述：在九龙荔枝谷一百廿四种蝴蝶此刻都在同一种树上栖息飞成世界奇观的９３０① 《当代诗坛》 １９８７ 年第 １ 期。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成千上万只蝴蝶在鸭脚树上作同样的梦同一个泱泱诗国， 同一个甜甜的诗梦， 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色彩斑斓。此后， 傅天虹打出了 “促进诗艺交流， 促进中国诗的现代化”① 的异帜。 当然新诗的现代化不能算是异帜， 袁可嘉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系列问题，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 现代化问题继政治导向之后又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时代命题， 但傅天虹这时的重点在于诗艺之间的交流， 关键词是现代的 “中国诗”， 这里的 “中国诗” 显然不是中国的诗歌，而是以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为背景， 以天南海北的中国诗人为主体的中国语诗歌。 作为汉语新文学与汉语新诗概念萌动的一种延续， 傅天虹稍后锁定了“大中华新诗” 的概念②， １９９４ 年更以 《大中华新诗探索》 （香港银河出版社） 为标志， 对 “大中华新诗” 概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 这同样显示出他不甘于受 “中国新诗” 的束缚， 为将海内外的华文诗歌完全统一于一个有效概念之下所作的学术努力。他的这种努力是一贯的， 并且贯穿于 《当代诗坛》 的整个办刊过程，成为这个诗歌群体最醒目的特色， 也是最鲜明的文化身份。 傅天虹 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初以一个已有成就的诗人的身份进入台湾。 他的至亲都在台湾， 台湾是他的第二故乡。 在不长的时间内， 他与台湾新诗界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与一批各个年龄段的台湾诗人立下了长期交流盟约之后， 他毅然选择了香港０４０①②《当代诗坛》 卷首语， １９８８ 年第 ２ ～ ３ 期。以其 １９９１ 年开始主编的 《大中华新诗辞典》 为标志， 该书出版了 １２ 分册， 分别为 《大中华诗学术语汇编》 （大中华新诗辞典综合卷第一分册， 香港金陵书社， １９９１）， 《大中华新诗名作鉴赏》 （辞典综合卷第二分册， 香港金陵书社， １９９１）， 《大陆诗人小传》 （辞典大陆卷第一分册， 香港金陵书社， １９９１）， 《大陆新诗名著名作名句》 （辞典大陆卷第二分册，香港金陵书社， １９９１）， 《大陆诗坛发展脉络》 （辞典大陆卷第三分册， 香港金陵书社，１９９２）， 《台湾诗人小传》 （辞典台湾卷第一分册， 香港金陵书社， １９９２）， 《台湾新诗名著名作名句》 （辞典台湾卷第二分册， 香港金陵书社， １９９２）， 《台湾诗坛发展脉络》 （辞典台湾卷第三分册， 香港金陵书社， １９９２）， 《港澳诗人小传和诗坛记事》 （辞典港澳卷第一分册， 香港金陵书社， １９９３）， 《港澳新诗名著名作名句》 （辞典港澳卷第二分册， 香港金陵书社， １９９３）， 《海外诗人小传和诗坛记事》 （辞典海外卷第一分册， 香港金陵书社，１９９３）， 《海外新诗名著名作名句》 （辞典海外卷第二分册， 香港金陵书社， １９９３）。

同样的诗梦作为自己的卜居之地。 从此， 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建造一座汉语新诗的桥梁上， 这座桥梁连接着大陆与台湾， 沟通着海外与中国， 这就是他创办当代诗学会， 兴办 《当代诗坛》 的初衷， 也是他诗歌活动的基本特色， 同时也是《当代诗坛》 的基本风貌。以连接内地与港澳台， 沟通内地海外为己任的傅天虹将 “大中华新诗”概念坚持了十多年， 但他主编的 《大中华新诗千家选萃》① 出版之后， 他似乎并不十分满足于这样的概念，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大中华” 的盛名无法理直气壮地涵盖海外汉语诗人及其创作， 或者是不是因为 “大中华” 内涵中无法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的诗歌， 反正诗人兼理论家的傅天虹自此不再旁若无人地大打 “大中华新诗” 的旗帜了， 《当代诗坛》 同样传达出这样的犹豫与疑虑。 后来参与主事的屠岸先生一度想用 “现代汉语诗” 取代 “大中华新诗”， 在 《当代诗坛》 第 ４３·４４ 期卷首语②中， 屠岸先生这样表述： “中国新诗———或者叫现代汉语诗， 包括海外华人的汉语新诗———的历史， 如果以 《新青年》 杂志发表白话诗作为开端的话……２００７ 年， 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汉语诗诞生九十周年。” 其实这不是屠岸先生个人的观点， 一度， 傅天虹也倾向于用 “现代汉语诗” 之类的概念来取代已陷入困境的 “大中华新诗”概念， 他曾将规划中的 ５００ 部中英对照诗集统一命名为 “中外现代汉诗名家集萃”， 这一方面体现出 《当代诗坛》 群体对于挣脱区域政治和意识形态制约的诗歌区划框架的一种不懈的努力，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们在选择新的有效概念方面的某种焦虑与执著。执著往往与自觉相伴而行， 焦虑可能带来脱颖而出的学术收获。 ２００８年， 《当代诗坛》 诗人群体与澳门大学等联合举办了 “汉语新文学讲堂系列： 第二届当代诗学论坛暨张默作品研讨会”， 在这次研讨会上出现了一个为李瑞腾教授所宣布的 “文化事件”， 这就是 “汉语新文学” 概念的訇然出炉。 这一概念立即得到了有准备的 《当代诗坛》 核心诗人群的积极响应，在该刊第４９·５０ 期卷首语③中， 屠岸、 傅天虹明确承认了 “汉语新文学”概念存在的可能性， 并明确宣布了 “汉语新诗” 概念的有效性。 虽然 “汉１４０①②③傅天虹主编 《大中华新诗千家选萃》， 香港： 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１。《当代诗坛》 卷首语， ２００６ 年第 ４３·４４ 期。《当代诗坛》 卷首语， ２００８ 年第 ４９·５０ 期。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语新诗” 看起来像是 “汉语新文学” 概念的文体延伸， 但是， 其实早在２００６ 年屠岸所撰的第 ４３·４４ 期 《当代诗坛》 卷首语中， “汉语新诗” 就已赫然出现了， 只不过当时它仅仅用来概指海外华人的作品。 屠岸先生不愧是汉语新诗坛的资深盟主， 他对 《当代诗坛》 面临的 “连接大陆与台港澳，沟通海外与两岸四地” 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有着充分的认识， 同时对《当代诗坛》 同仁始终焦虑和纠结着的新诗统一概念问题作过深入的探讨和思考。 他的思考已使得 《当代诗坛》 较早地抵达了 “汉语新诗” 的学术彼岸， 使得这个团体 ２０ 年来探索与追求的东西有了清晰的学术命名。随着 “汉语新文学” 讨论的深入， “汉语新诗” 得到了 《当代诗坛》诗人群体的推波助澜的运作以及卓有成效的实践。 傅天虹始终是 《当代诗坛》 的灵魂人物和实际主持人， 他在第 ４９·５０ 期以后的各期 《当代诗坛》中， 不遗余力地推动有关汉语新诗理论的探讨和主题诗歌实践， 同时， 还通过新编或续编大型丛书， 弘扬 “汉语新诗” 的理念。 他分别主编或联合主编了 《汉语新诗百年版图上的中生代》①， 《汉语新诗 ９０ 年名作选析》②，《汉语新诗名篇鉴赏辞典》 （台湾卷）③， 并且主编了 ９ 本 《汉语新诗库》④。“汉语新诗” 概念有效地释放了 《当代诗坛》 主帅傅天虹的诗人激情和学者思虑， 这种释放的能量是如此巨大， 以至于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以 “汉语新诗” 为题出版了二十多本书， 并且他还将规模宏大的 “中外现代汉诗名家集萃” 改题为 “汉语新诗名家集萃”。 “汉语新诗” 在概念上之所以比 “中外现代汉诗” 更科学和更具有概括力， 并不单单是因为前者更简洁、 集中， 更有力度， 而主要是因为它不可能像后者和任何其他概念那样容易引起歧义。“汉诗” 是一个结构紧密的固有名词， 往往与唐诗宋词相对应， “现代汉诗”不仅容易引起误解， 而且在不被误解的情况下也往往所指模糊， 语焉不详。作为 《当代诗坛》 的创办人和贯穿始终的灵魂人物， 傅天虹对倡导“汉语新文学” 和 “汉语新诗” 所付出的文学实践和学术实践， 不仅直接影响了整个 《当代诗坛》 的诗歌风貌和诗学风貌， 而且也直接展示出集聚在这个诗刊周围的诗人群体惯有的自觉意识和理想的文化追求。 在 “中国”、２４０①②③④《汉语新诗百年版图上的中生代》， 北京： 作家出版社， ２００８。《汉语新诗 ９０ 年名作选析》， 香港： 香港银河出版社， ２００８。《汉语新诗名篇鉴赏辞典》 （台湾卷）， 香港： 香港银河出版社， ２００８。《汉语新诗库》， 香港： 香港银河出版社， ２０１０。

同样的诗梦“中华” 等崇高伟大但必然产生政治联系的概念制约下， 如何使得海内外的汉语新诗写作、 传播和研究都处于同一平台， 都享有共同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 这确实是 《当代诗坛》 自始而今艰苦努力的目标， 也是所有同仁同怀一腔的文化梦想。 “汉语新文学” 和 “汉语新诗” 的学术揭示最贴近地表达了这样的梦想。 从最初对 “海内外诗友” 共同的 “民族诗运” 的勇敢承担， 到 “汉语新诗” 的明确化及其理论阐析的完成， 《当代诗坛》 经历了２３ 年的坎坷与辉煌， 经历了理论上的涅槃， 并最终完成了一个众所期盼、众望所归的轮回。下这种具有同仁气象和超越气派的诗梦， 也是他们的文化之梦， 在诗歌创作上同样留下了清晰而美丽的印迹， 从而给 《当代诗坛》 及其诗人群留下了历史的和诗学的识记标志。 在这些标志中， 华人怀想的表达， 汉语魅力的追寻， 以及由此显示的自由风范与气度， 始终是最为醒目也最为本质的内涵。尽管 《当代诗坛》 诗人群尚不足以自成一体， 还未能完全成为一个完整的社团， 但当这批诗人从各自的诗域汇集到 《当代诗坛》 周边， 则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这个诗刊开放、 融通以及纯粹的诗性所感召、 所影响， 进而他们的诗思会趋于同一个方向， 那就是排除各种诗外因素干扰的诗性表达的方向， 他们的诗艺也会趋于同一个目标， 那就是探索汉语新诗表达之最大张力的目标。作为 “集结两岸四地， 沟通海内海外” 的汉语新诗刊物， 《当代诗坛》所具有并突出地显示的鲜明特征就是它无与伦比的开放性。 这不仅是指它的所有栏目都呈开放姿态， 也不仅是指它的作者队伍真正地不分区域、 不分宗派， 而且还包括它所发表的诗作的诗性构思都处于自由的开放状态。 诗人们来自海内外， 他们又在自己的诗作中延伸着自己自由的足迹和眼界， 在无边无垠的大千世界中作至情至性的遨游与漫歌。 “走万里路， 写万里歌” 几乎成了 《当代诗坛》 诗人们共同的写作状态和写作特色。 虽然并非只有这个诗刊周边的诗人才这样写作， 漫游及其诗性联想从来都是诗意世界的奇葩，中国古代有魏晋之际山水诗的发达， 还有唐代诗仙李白的灿烂遗存， 国外则有拜伦的希腊绝唱等， 不过， 一个诗人群如此密集地写作遨游中的漫歌，几乎来到这里的每一个诗人都带着旅人的情思作诗兴的异响， 带着游历的３４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心态作心灵的奔放， 这即便不算是一种奇观， 也算得上是一种饶有特色的现象。 向明歌唱过 “马尼拉湾的落日”， 吴岸吟诵过 “天涯海角”， 白灵跟着许多人却依然描画出漓江的别致， 野曼在北部湾等充满神异的地方组歌他的 “诗旅”。 向明不知在什么地方悠闲得 “午夜听蛙”， 也许就在他长住的台湾岛， 但他的心灵旅程却游走到全国乃至全球： “非吴牛 ／非蜀犬 ／ ……非荆声 ／非楚语 ／非秦腔 ／ ……非梵唱 ／非琴音 ／非魔歌 ／非过客马蹄之达达 ／非舞者音步之恰恰……” 海岸的 《灾难并非十分遥远》 关怀的是中东战火，同犁青那些著名的科索沃歌吟可谓异曲同工。为什么 《当代诗坛》 的诗歌构思能够如此密集地凸显游历与旅心题材？这显然与这个刊物无比开放的姿态相关， 与它 “立足沟通全球汉语新诗，连接世界汉语诗人” 的办刊方针密切相关。 虽然在 《当代诗坛》 创刊之际及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 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已经相当深入， 台港澳及海外华人区域的沟通已经相当便捷， 但广大诗人仍然立足于各自所在区域进行诗歌家园的营构， 其作品除了体现地域间相互的关涉性之外， 还体现出各自为政、 各自为营的地域性特征。 《当代诗坛》 的开放胸襟和容纳整个汉语新诗界的宏阔气魄招引着四面八方的诗人， 他们来到这个交流的平台似乎就进入了一个没有边际的世界， 大千世界的一切都自由地奔放在自己的眼底与笔下， 于是题材就往游历的旅心方面集中。 这是他们共同的诗歌构思特色， 同时也是这一脉诗人在跨区域融合的世界意识和汉语新诗 （而不是区域诗歌）的开放意识基础上的必然选择。在游历的旅心表现之余， 《当代诗坛》 诗人群始终立定自己的诗歌家园和文化家园，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体验之中寻找诗心支撑， 从而使得他们的创作都非常醒目地凸显出汉语新诗所必须具备的汉语文化的厚重素质。 这种文化素质对于走向世界、 走向开放的 《当代诗坛》 来说相当重要，对于 《当代诗坛》 立意建设的汉语新诗世界来说更是一缕真魂。 《当代诗坛》 早已远离了 《新青年》 时代， 新旧文化的对垒和文言白话的纠结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它面对的是汉语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所表述的现代人的诗情诗性， 于是， 诗人们在新诗面前不再表现出面对传统文化的紧张甚至张皇失措， 而是表现出相当的雍容与自由。 屠岸先生为了悼念好友王禄松， 直接采用了古诗的意蕴与主题诗句： “红尘滚滚， 市井喧喧 ／但去莫复问， 白云无尽时。” 这不是一般的将古诗句引入新诗的修辞手段， 而是向世界诗界宣示， 汉４４０

同样的诗梦语写成的新诗同样是汉语文化和汉民族文化经验的结晶， 离开了这种语言的文化内涵， 人们将无从写诗而且也无从读诗。 秦岭雪的 《苏州》 甚至不再是单单引用古诗句， 而是采用古诗词的句式和韵律， 将新诗写得古意森森：一座园林已令你失魂落魄仿佛黛玉姑娘来到贾府这面影儿怎生这般地熟红楼一梦大观胜景且听痛苦的诗魂一一为君细说用语非常古朴， 意象也充满着古意。 李清联的 《人兮人兮》 直接以文言入新诗， 其人文内涵也颇为丰富：人兮！ 人兮！历经亿万斯年人立而为人人兮！ 人兮！人既立而为人人不再爬行盼耕的 《红》 写道 “清晨分娩的阵痛 ／是亚当和夏娃 ／是盘古， 是共工”， 这不是浮泛的用典， 而是在汉语新诗中掺进了只有熟知汉语文化的人才能读得懂的诗兴信息。 确实， 如果不是在汉语文化中浸泡成长的读者， 谁能了解李天命 《河的变奏》 中的这种诗意诗境？５４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各别饮尽自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你的期待已成冰心我的记忆成霜雪在汉语的文化世界中自由驰骋， 是这批汉语新诗建设者的特权， 也是他们的风采。 他们以自己堪称渊博的传统文明知识和文化素养涂抹着自己诗歌的枝叶， 使得汉语新诗呈现出汉语独有的色彩与光泽， 这也是他们对汉语新诗的重大贡献。 洛夫 《杭州虎跑泉躲雨吃茶》 甚至带着一种俏皮的调侃与历史和传说周旋： “沿着济公祠斑驳的回廊 ／ 左转。 巧逢 ／ 一片银杏叶飞身而下 ／ 仿佛乾隆年间便在此窥伺”， “蝉子早就把整季的聒噪让给了雨”， 它们 “七嘴八舌” 地 “分说当年一位高僧匆匆离寺 ／ 上山追虎的细节”：虎跑了泉水仍涓涓滴滴点读着青山夕阳， 以及雷峰塔里塔外的韵事二三看座好一个烟雨茶馆顿时氤氲于我青瓷腹内的正是那， 东坡居士嗜饮的情缘不绝与西湖世世为夫妻的一壶上好龙井如此密集的古代历史掌故和西湖传说融于一诗， 不仅显示出汉语文化内涵的错综复杂与博大精深， 也显示出浓郁的地域人文风情和诗人汉语诗性表述的较大的内蕴力。 这种内蕴力提升了汉语新诗的文化品位， 强化了汉语新诗与传统文化联系的密切度， 从而从根本上结束了新诗 “张嘴便见喉咙” 的直白、 简单的局面。 现代汉语通过诗歌显示出其自身丰富的内涵和卓越的表现６４０

同样的诗梦能力。 这同时意味着， 汉语新诗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载体的品性已经形成，对于异质语言和文化而言， 其独立性及其威严与自尊已不容置疑。 当我们浏览黄德伟的 《阳化》 中这样的诗句：想着长河， 那些圆圆的黄昏想着嫦娥， 那伐桂人的爱情想着贫血的我眼前浮现的意象既有初唐诗人的兴会， 又有上古神话和民间传说的神韵， 那种信息量的文化厚度绝对不是汉语文化以外的人们所能欣赏并彻底领悟的。李天命的 《河的变奏》 中有 “各别饮尽自己的 ／八千里路云和月”， 同样具有这样的文化厚度。这样的文化厚度常常与诗人们的现代诗思， 甚至与外国文化意象联系在一起， 共同展示了汉语新诗表达的力度与气魄。 如同黄德伟将 “长河落日圆” 和嫦娥奔月、 吴刚伐桂的神话典故， 同现代生活的爱情 “贫血” 联系起来一样， 逸灵的 《今夜醉不了》 将 “李太白狂饮女儿红” 同自己猛吞“两樽法国干邑” 联系在一起， 甚至联想到水底捞月的传说以及刘伶醉酒的故事。 汉语新诗正慢慢地不需要完全倚重于古汉语的文化内蕴， 它须融入现代人生体验和开放的世界意识， 虽然它的尊严和气度与传统的厚度、 力度无法分开。《当代诗坛》 诗人群在超越了人为的政治区隔和相应的附加责任感之后， 就有条件也有意识地将汉语的现代诗性表达及其文化内蕴力和诗性表现力当做主要追求的目标。 他们这方面的自觉体现在一系列卓越的创作之中， 这为汉语新诗的成熟及其在世界诗林的独善其身、 傲然自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傅天虹早就意识到汉语诗性表达的重要性， 他在 《模式》 一诗中提到：方块字总是不知疲倦地在造爱而果树夭折后留下的空白令画面深刻７４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将汉字当做诗歌表现的对象， 体现着 《当代诗坛》 盟主的一种语言自觉。这样的自觉在另一位重要诗人洛夫那里得到了同样的重视， 洛夫一度热衷“后现代主义” 式的汉语语言试验。 他指出： “后现代主义之后， 诗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这些诗是我近来做的一系列新形式的实验。 标题本身是一首或一句诗， 而第一个字都隐藏在诗内， 故谓之 （隐题诗）， 若非读者细心，很难发现其中的玄机。 这是一种语言的设计工程， 却仍须要求诗的有机结构。”① 这种隐题诗类似于语言游戏， 但透过语言游戏显示的却是面对汉语和汉字表达的诗兴智慧。 追寻这方面的智慧在白灵和犁青那里表现为图像诗的探索与实践。 犁青的图像诗曾结集为一本特殊的诗册， 白灵则在他主事的 《台湾诗学季刊》 上频频推出图像诗， 他们的图像诗实践也同样感召着 《当代诗坛》 同仁， 谭帝森的 《海豚与池水》 有典型的犁青式的文字图像：看那海豚跃自池水天蓝我们醉心于蓝与黑的画图其实他也是海豚突然跃进池水天蓝激起颇有海豚在池中蜿游的动态感。 张海澎的 《鹰》 这样写那只雄鹰的俯冲落下：８４０① 洛夫： 《我不懂荷花的升起是一种欲望或某种禅》 附言， 《当代诗坛》 第 １１·１２ 期合刊。

同样的诗梦偶尔翻腾出不经意的嘲讽俯冲落下包含着速度与力度， 而且有火枪射落的冲击力。 这种图像感又从汉字的结构分布方面强化了汉语的诗性表现力。在表现形式方面的探索和带有游戏意味的语言试验， 从另一方面说明《当代诗坛》 诗人群对于汉语诗性表达的痴迷， 这是他们倚重于汉语， 尊重汉语， 试图最大限度地发挥汉语优势的诗学努力。 勉力提倡汉语新诗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要在发挥汉语诗性优势方面身体力行， 这与他们的办刊初衷完全相通。 当然， 汉语新诗的前途主要不在于语言形式的试验， 而在于汉语诗性表现力的提高， 这方面， 汉语诗性的崇拜者们已经作了非常成功的尝试与较多的积累。 当读到傅天虹 《高大的红山茶》 中 “一棵充满自信的红山茶 ／醉倒在 ／自己的影子里” 时， 当读到犁青的 《桂林月》 中 “月亮在看我 ／我在看月亮 ／醉倒在她的心上” 时， 我们就能知道这脉诗人对于汉语中的 “醉”字有了深于酒中仙的理解； 当看到傅天虹描绘的 “流泪的云”， 看到路羽《黑色午夜》 中 “树用啸声 ／倾诉 ／伤痛”， 看到犁青通过 《桂林的云》 宣布“漓江受伤了” 时， 我们对现代语境下的伤痛与泪水就有了不同于古人乃至近人的认知与体味。 这群诗人在汉语的诗性表达方面建立了殊勋， 这样的殊勋直接促使汉语新诗和汉语新文学在世界诗学和文学之林中骄傲地赓存。９４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免滤的生命表达　 ———２００９ 年澳门散文创作评述　 荒　 林犹如一丛荷叶安静地卧在南海之北、 珠江三角洲西南， 海水和河水共同滋养的澳门， 在地理文化上， 可说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交融的宁馨莲。 从汉语新文学视野看澳门散文， 它不仅已然走出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散文路子，而且也没有步行在鲁迅和周作人等人开创的表达现代思想和个性的新散文道路上， 仿佛是步步生莲的轻松舞蹈， 澳门散文有着自己的节奏韵律和表达方式， 这似乎与澳门平和从容的中西合璧生活一样， 需要我们平静愉悦地欣赏， 并从中收获日常生活叙事的感动和日常人生领悟的情怀。 在澳门那些感染我们怀抱的短小散文中， 我们看不到居高临下的说教， 却时时可以体验到谦和地观察万物的心态， 以及呈现生命原初的诗意， 就像圣经中所说 “凡是自己谦卑， 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① 其实在世俗世界也是如此， 能以自然的谦和甚至是生命的谦卑态度去观察、 去书写， 将自己的灵魂以一种天然的淳朴作原初的呈现———未经过理论的熏染， 也拒绝了意识形态的过滤， 每一段叙写、 每一段评论都带着原初的质朴与纯真， 虽然浅显轻捷但不深刻沉重， 这正是澳门散文特有的内涵， 也是它特有的情怀与魅力。 是的， 免滤的生命， 本真的表达， 澳门散文以其地域文化的独特风格，向我们展示了汉语新文学中另类散文的迷人魅力。上在具有特定历史和特定社会结构的澳门， 跨国的爱情也许每天都在发生０５０❋①荒林，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澳门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研究生。《圣经·马太福音》 第 １８ 章。∗∗

免滤的生命表达着： “他， 弗特里克·朔多乔， 一个少见的俊秀的菲律宾男子。 每次在昏暗的街灯下， 与弗特里克一同等候巴士， 她就觉得浪漫得很。 比以往那些晚上， 她的前度男友驾着跑车来接她放学的情景浪漫得多。 这种浪漫， 每每使她想起她的某个朋友， 跟一个印度少女相恋的故事……” （ 《她的第二次爱情》）①在澳门， 不同文化的节日悄然毗连着： “守寡独居多年的房东提前一个礼拜就跑到养女家， 准备过圣诞节去了。 ……相处多时的房客也在匆匆忙忙地收拾行装， 以免错过节前的飞机。 一个英俊的英国小伙子……要不是房东的喜悦感染了我， 要不是牛津高材生的伤悲震动了我， 真不知道耶稣又长大了一岁。 我总是那么怡然地守着自己的小天地……” （ 《圣诞又一年》）②在澳门散文中， 像这样跨国的浪漫和伤感情调随处可见， 散文家们并不从民族国家意识角度进行开掘， 而是抒写淡淡而平常的日常生活， 把发生在中外澳门人身上的小故事审美化， 呈现出以人为本的立场。 跨国情感与文化的表达和接受， 一直是澳门文学不同于大陆中原文化文学之所在。从写作和文学受众双向角度来看， 澳门五百年中西文化交融史， 人种的交合杂居， 平和的相邻心态， 平等相处的差异理解， 构成了文化生态的独此一园。每年的澳门散文都会涉及这些题材， 很多澳门小说都会有类似引人入胜的描写。 这是澳门文学常见的题材和人物关系。 关乎此， 经过某些情感和思想过滤的文学家会引申出许多诸如种族关系、 民族哀怨、 家国情仇等意念与感慨， 但这些意念和感慨对于澳门散文家来说， 显然太过沉重。 他们懵于以一种天然的人情关怀去言说， 去叙写， 没有关乎种族与人种的沉重， 没有涉及家国和历史的深度， 一种婉盈而疏朗的淡定显示出一般散文家难以承受的生命与情感之轻。在这个不同于中原文化生存生态的澳门， 作为个体生命体验和思考结晶的散文， 我们可以用张爱玲总结写作经验时所说的话来形容， “我喜欢参差１５０①②冯倾城： 《她的第二次爱情》， 《澳门散文选》，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６， 第 １９４ ～ １９５页。吴志良： 《圣诞又一年》， 《澳门散文选》，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６， 第 ４５ ～ ４６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的对照的写法， 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① 事实上， 澳门散文家们悄然走出了自己的散文写作之路， 为汉语新文学贡献了地域文化共同体研究的范例。在这里， 中原文化传统长期形成的一元价值体系及其表达方式显然行不通，坚持自我而不顾及他者并存的现代个性张扬也会遇到危机。 从上面选取的９０ 年代澳门散文的局部， 我们即可窥见个体生命与他者对话聆听的场景，看到澳门散文原生态记录文化交融的体验和领悟， 个人在交流中变得丰富，也因经历沧桑而返真， 这些可以说是澳门散文平常而不平凡之所在。 如果从阅读研究的比较视野来看， ２００９ 年的澳门散文更加集中地呈现出如上的澳门特色。 或者由于十年回归的文化激荡， 历史与现实对话更深一层， ２００９年的澳门散文， 出现了命运感觉的表达， 激荡和平静、 大动之不动， 参差的对照的写法更加显示出澳门散文的成熟之美。那年， 澳门回归庆典在密锣紧鼓筹备中。 挨过一大段黑帮杀人放火烧车差似无政府状态的惊恐阴郁日子， 忽然听到澳门监狱长提前弃职返葡国的消息……居港的姐妹趁假期来澳见证澳门回归， 到关闸、 澳督府等有葡国旗悬挂的地方拍下历史掀新页前的影像。 当晚， 父亲和我有幸出席在综艺馆举行的特区政府成立仪式……习惯在九时许便上床的父亲， 一早穿了嫁女娶新抱才穿的西装， 打枣红色领带……后来看照片， 数年岁最大的他形神最醒目。 ……仪式结束时已是二时半过外了， 是摄氏十度的寒夜， 大风呼呼吹开大衣的衣摆， 综艺馆外笑语声声， 大家走着， 走着， 走进历史新时期。我和父亲一同乘车离开， 先送他回家。 车子一拐两拐三拐， 驶到了临近家的街口， 父亲茫然不辨南北， 许是夜里少出门的关系， 难认夜色中的街巷， 竟不知家在何处了。②林中英写过大量生活散文， 也写过女性散文专题， 以叙事为主要手法，平和的散文语言是她惯常的特色， 内省而谦逊的风情也比较能够代表澳门女２５０①②张爱玲： 《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 《流言》，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１９３ 页。林中英： 《十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澳门日报》 “新园地”。

免滤的生命表达散文家的特点。 这一篇 《十年》， 更体现了她的散文功力， 可以说是澳门２００９ 年散文的重要创获。 纪念十年， 从回溯十年前重要的时刻开始， 一方面参差对照写不同身份的人面对回归的不同反应， 另一方面重点叙写了作为澳门人的父亲在回归之夜的不寻常表现。 得知回归的消息， 香港的亲戚来到澳门拍照纪念， 葡国监狱长官提前弃任回家， 父亲却打好他一生中最喜欢的红色领带， 出席综艺馆的特区政府成立仪式。 父亲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居然迷路了， 这位老澳门人内心的激动跃然纸上。 十年对澳门意味深长， 但散文不着一字议论， 而用叙事写法 “大家走着， 走着， 走进历史新时期”。 这种叙事自然象征的写法， 也是澳门散文普遍采用的手法， 这样的手法使得澳门散文几乎不会发生说教甚至劝诫的絮叨， 相反， 显得拙稚而且诗意。 各种不同身份的人们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 尽留给读者想象。 未经过意识形态的过滤， 不对任何观点加以强调， 就像没有过滤的阳光的颜色， 读者通过自己对光谱的鉴赏， 清楚地看到颜色的不同。 林中英这篇 《十年》， 体现的正是澳门散文的独特价值理念， 于不承担趋同观念的生命表达中， 记录了免于过滤的情感状态， 但通过父亲生命表达与其他人状态的参差对比， 其珍贵的价值已隐然可见。作为澳门散文发表的最重要的园地之一， 到 ２００９ 年创刊已达 ５０ 年有余的 《澳门日报》， 意在十年回归之际对澳门文化身份建设有所作为 （开辟有特刊 “回归纪情”）①， 因此 ２００９ 年的澳门散文便有了更多历史回顾之作。饶有意味的是， 澳门散文的历史意识也迥然不同于人们想象中的有关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录与反思， 而是呈现出澳门人独立身份意识和对于自己日常生活历史的深情厚谊。 穆欣欣 《母亲的家族记忆》 （１ ～ ３） 和文戈 《蛋卷、 夹饼和鸡蛋仔》 （上、 下） 可以说是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 他们打破了受日报版面限制而不得不篇单幅小的格局， 采用散文连载方式讲述日常生活史， 前者写母亲家族爱赌、 爱戏和爱家人的故事， 后者写童年记忆美味蛋卷、 夹饼和鸡蛋仔的沧桑变迁， 这与中原正史和春秋笔法全然不同， 这里是澳门生活的真实历史和现实发生， 人物和心情点点滴滴都十分真实， 读来悠长而亲切，感动细小而绵长。 要理解澳门的赌业， 澳门的娱乐业和手信商品， 这类散文也可说颇有文化意义。３５０① 《澳门日报》 创刊日期为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 相关资料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ａｃａｏ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妈妈说， 她家族的血液里流淌着赌的基因。 太公好赌自不必说， 就连太婆也好打打麻将小赌怡情。 ……新中国成立前姨婆就去了香港， 但日子一直不甚如意。 她成了香港人， 却喜欢住在澳门， 因为澳门有赌场。 我们刚到澳门时， 曾有短暂岁月和姨婆住在一起。 住处靠近旧皇宫赌场， 地点是姨婆选的。①外婆永远是我所见照片中那个穿旗袍的长发美丽女子。 她只活了三十多年， 来不及变老。 ……外婆是戏迷， 迷到了什么程度呢？ 那时外婆住武汉， 刚生孩子还未满月， 恰逢梅兰芳到武汉演出。 为了看梅兰芳的戏， 月子中的外婆急于出门， 被自己的母亲百般阻拦。 上世纪三十年代， 月子中的女人出门闻所未闻。 但那时外婆只一个理由， 等满月， 梅兰芳就走了。 结果， 坐月子的外婆看了梅兰芳的戏。 我想， 她短暂的人生， 总算少了一点遗憾。②这样的散文， 也是澳门文化故事， 能够连载在澳门发行量最大的传媒《澳门日报》 上， 也是因为故事离奇却又真实的缘故。 里面塑造的人物形象， 以鲜明独特的个性取胜， 似乎这样的人物才是澳门人种的源头。 作者进一步追溯了家族最后来到澳门的原因， 与战争离乱有关： “抗日战争爆发后， 中国大地逃难之人遍野。 妈妈家族这一干人都在武汉， 同样面临着何处去的问题。 王叔叔相中小爹， 非她不娶， 并且开出价码， 嫁给他， 他保小爹一家人平安迁移重庆。 ……”③抗战之后再内战， 家族在生离死别之后， 一直定居在澳门了。 这样的家族故事， 也是真实的澳门历史故事。 澳门没有一个可以用宏大叙事统一起来的历史， 每一个澳门人都有一个自己家族的故事， 这是一个移民的城市， 也是一个世界公民的城市， 早在意大利人利玛窦来此定居传教的时代， 这样传奇离奇却又平常的故事， 就开始了。 所以， 用散文写澳门历史， 颇有生活气息， 也颇有可读性。 澳门人的个性， 也就在这样的传奇和离奇中， 变得平常却绝对不平凡， 平凡而又实在不平常。４５０①②③穆欣欣： 《母亲的家族记忆》 （１），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 《澳门日报》 “新园地”。穆欣欣： 《母亲的家族记忆》 （２），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澳门日报》 “新园地”。穆欣欣： 《母亲的家族记忆》 （３），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 《澳门日报》 “新园地”。

免滤的生命表达分三篇连载的散文 《母亲的家族记忆》， 在叙事上尤其有突破， 堪称叙事写人散文的精品。 三篇散文以人为中心， 写个人生命史， 写了太公太婆的赌博人生、 外婆的看戏人生和小姨的离乱人生。 以人， 个体的女人们的历史， 个人史， 偏史而不是正史， 甚至是小姨做小老婆的故事， 为叙事主线，通过将人物置于独特事件中进行独特个性的刻画， 写出了人性的独特和爱的独特。 作者以平和之心理解小赌怡情的乐趣， 大赌也有仗义的感动， 及生命短暂及时享乐的无憾； 在生命变动不居中， 体会命运飘零及变化不定的好运气， 并在这样人与事的叙写中传达对澳门的理解和眷恋。 第一篇 《赌》 写妈妈的外婆， 作者的太婆： 先写嗜赌的太公， 连为生的女儿取的名都与赌博相关， 把家里抽屉从底面撬开， 把养家糊口的钱都赌光， 但面对朋友坐牢，却为了顾惜人家有家小而代为坐牢一年半， 他是一个仗义的人。 一个好赌而仗义的老太公， 一个小赌怡情的老太婆。 作者用参差对照的细节写活了两人， 也写活了赌家的共同三处。 老太婆出外小赌时把枕头竖起来， 回来再看枕头却倒下去了， 输了。 这样个人化的小细节， 写活了人的生态。 由于爱赌， 老太婆老年时还选择居住在澳门旧皇宫赌场附近。 一篇散文写出了母亲家族与澳门的深层次关系。 第二篇 《不老的外婆》 则写看戏人生。 主人公是太婆的女儿， 作者的外婆的故事充满了离奇色彩。 一个永远美丽不老的穿旗袍的女子， “她只活了三十多年， 来不及变老”， 文章以神化平凡人生的笔调， 写一位普通甚至是 “红颜薄命女子” 的普通生活， 欣赏她 “游戏人间， 秉烛享乐”， 把钱用在吃喝玩乐、 穿衣打扮上， 还有看戏上， 终是不负生命一场。 细节在于写她坐月子期间不顾及母亲阻拦要看梅兰芳的戏， 并且就看了。 自我性格充分表现， “结果， 坐月子的外婆看了梅兰芳的戏。 我想， 她短暂的人生总算少了一点遗憾”。 这位具有艺术气质的外婆美貌如同当年明星， 尤其爱看明星的戏， 作者欣赏的口气点睛全文， 为的是对看戏的极致之美有家族记忆。 赌和戏， 似乎都不在道德正面深层探讨的范围之中。作者刻画这样的女人， 只是为了成就典型的生命形象， 并不为了正面的教育和道德楷模。 家族记忆并不是光荣传统， 但文章却写出个性历史， 这不能不说是澳门散文， 尤其是澳门传记散文才有的美妙。 第三篇接着写， 外婆的两个妹妹都嫁给了国民党， 三姐妹共同的特点是表面上享乐人生， 内质里都对自己的命运不甘心， 她们的反抗方式很独特， 都为自己取了男性化的名字，三姨就是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小爹。 小爹十四五岁就嫁人做小， 这使得全家人５５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因她而在战争岁月中度过了一段安静的岁月。 这样的交易成本， 被作者评价为奉献， 小爹是为这个家族奉献了的女人。 然而， 战争竟不饶人， 生离死别还是发生了， 善良利他的小姨， 在战火纷飞中为了自己的姐姐， 失去了离开大陆赴台湾的机会， 一家人各奔东西。 第三篇 《为奉献而生———小爹》， 似乎更是对边门野史的正写， 然而从中却见出作者对历史的本真态度， 边缘女性、 资本家庭、 离乱人生、 复杂而真实的人生， 令人感叹欷歔。 这三篇散文采用了 《史记》 写人的笔法， 简洁几笔， 简要几事， 虽写家族史， 却并不是全时间长段落， 而是以描画人物个性为核心， 三篇相加成全幅， 不是为了时间春秋， 完全是为了人性表达。 家族历史中值得骄傲的东西， 是家族人性的独特， 而不是家族贡献了什么和有什么伟大的事迹。 不是光荣史， 仅是个性史。 个性的， 就是家族的， 也是澳门的， 如此， 为什么这个家族最终来到了澳门？ 回顾历史和人性， 便是必然， 于是， 全幅人性又有了澳门人性的象征意味。 这便是澳门散文家的澳门身份意识之表达。十年的天翻地覆、 沧海桑田， 应该使每一个人为之心潮难平， 那历史的联想、 今昔的对比， 激发出的应是与民族的兴衰、 历史的变迁、 国家的命运相联系的宏大情感。 但这种宏大情感的抒写却在澳门散文家笔下隐然而退，代之而起的是个人叙事、 家庭叙事和家族叙事， 而且也仅限于此。 这是未经过意识形态过滤的澳门特色， 也是澳门散文特色。 免滤的抒写几乎就是原真的抒写， 原真的感动才是真正的感动， 与原真感动有关的散文往往更能从人性的根底打动别人。 澳门的散文就是这样， 低调本真而感人。下也许回归和回归十年都是人们意识中的历史关节点， 在这样的关节点上， 对往事的忆述会更加热烈。 如果说世俗人生中追昔是为了抚今， 在澳门散文中， 抚今却是为了追昔。 往昔是传统， 是来路， 是传说， 是文化， 是澳门， 是一切值得叙写的材料故事与人物， 虽然它未必会与今天的人生有多么紧密的联系。 那也许是一种琐碎， 但它是记忆的吉光片羽， 它也许不能烛照今日和未来的辉煌， 但对于个人来说， 它是一种美好的珍藏。历史或者只有当它成为历史之际才会被讲述。 回归十年的澳门， 许多现实生活场景都开始变成了历史。 寂然在 《亲爱的澳门人》 里感慨地说： “澳６５０

免滤的生命表达门人这几年特别喜欢怀旧。 旧时的街道风景比较悠闲， 旧时的马路车辆不多， 旧时的居住空间和城市布局都更舒适， 旧时的澳门， 似乎总比现在好。”① 其实， 这就是文学的表达方式， 而且是澳门人怀旧感情被时间激起之后不经过政治意识形态引导的自然表达。 ２００９ 年， 澳门的经济和往昔相比其实有了更好地发展， 澳门的繁荣昌盛也有目共睹。 澳门的散文在 ２００９年也一样繁荣丰茂， 它所体现的， 却是澳门散文家们遵循散文写作规律， 真实记录个体生命在时代大变中的感受和领悟。 与经济规律不同， 散文写作规律是向后看和深思的， 是对人的往昔和现在的观照， 是对往昔的保留和对现实的反思。 在此意义上， 我们才可以理解， 文戈在连载散文 《蛋卷、 夹饼和鸡蛋仔》 （上、 下） 中传递的澳门的怀旧情怀与历史身份意识。在文戈脑海， 立即涌现昔日街头摆设的蛋卷档、 夹饼档和香蕉糕与鸡蛋仔档口。 与今天的稀稀落落， 难免使人触景伤情……② （ 《蛋卷、夹饼和鸡蛋仔》 （上））人的情感与物质感觉联系在一起， 昔日的美味如今已不再有， 虽然新的美味层出不穷， 但它们属于这一代年轻人。 往昔的澳门人， 见证澳门历史的人， 要向这一代人讲述澳门历史的人们， 便是怀旧散文的读者们， ２００９ 年澳门的散文制造了这样的读者群和作者群。 诚如罗贝尔·埃斯卡皮所言“任何作家在写作时， 脑海里总浮现着一群读者， 哪怕读者就是他自己本人”③。 ２００９ 年的澳门散文起着澳门文化继往开来的桥梁作用， 虽然也许表面上写的是吃吃喝喝， 但这些却是生活的基本生命的底子， 也是散文写作的本真来源。一个人的童年美味记忆史， 也是一个城市的商业兴衰成败史， 在小小美味所维持的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之中， 有多少商业竞争和选择变动。 和《母亲的家族记忆》 以写人为核心不同， 《蛋卷、 夹饼和鸡蛋仔》 完全是叙事散文， 是以小商品蛋卷、 夹饼和鸡蛋仔为叙事主线的。 然而， 小商品中所７５０①②③寂然： 《亲爱的澳门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９ 日 《澳门日报》 “特刊回归纪情版”。文戈： 《蛋卷、 夹饼和鸡蛋仔》 （上），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市民日报》 “副刊”。〔法〕 罗贝尔·埃斯卡皮著， 于沛选编 《文学社会学》，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第７５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体现的作家的人文价值关怀却是博大的。 小小的商品维系着人的生活和生命品质， 散文通过小商品的变迁， 写小人物的竞争和沉浮， 写个人观察澳门历史活动的眼光。 在慢节奏阅读和慢节奏欣赏中， 每一缕香味美食， 都充满温馨和伤感的回忆。 “档主不虞人家有诈， 遂乐意迁入店内制作。 ……筵席店老板， 有心 ‘偷师’， 于是留意人家如何配料， 如何制作程序。 ……终于偷师成功， 此时进入店内制作的鸡蛋卷档主， 亦告迁离。 而商人偷师成功， 亦自行开档。 而且青出于蓝， 出品比原作者更受欢迎。”① 古朴简洁的叙事语言， 蒙太奇似的画面， 使散文于有限的篇幅之中， 展示出小食物商品并不偏小的历史风云， 也为读者带来有关人性思索的淡淡的伤感和欣喜。今天， 大堂斜巷的蛋卷档， 除了制作蛋卷外， 更有一种香蕉糕与鸡蛋仔供应。 两者用料都是一样， 只是蛋卷是烘脆成， 而香蕉糕与鸡蛋仔， 则是焗熟， 内心香软。 香蕉糕因为外形像一只香蕉， 故名香蕉糕；鸡蛋仔是球形， 圆碌碌， 活像一只鸡蛋， 因此得名。 ……②澳门的手信商品不仅是澳门城市生活的风景， 也是澳门历史和现实的组成部分， 文戈 《蛋卷、 夹饼和鸡蛋仔》 不厌其烦地细写各类小手信商品的特色口味和制作， 一方面呈现出手信商品的发展历史， 另一方面更由此建立起澳门人的生活感觉和生活感情史。关于对这样看似平凡琐碎的生活之物和生活的书写， 澳门散文家自有自己的见解： “澳门很小， 小得没有多少人可以不经过三盏灯。 澳门很小， 小得小小的成就， 就足以让她成为传奇； 可是， 澳门很小， 她的情怀， 却不会比香港的天后， 韩国的首尔， 或巴黎的日落来得小， 因为， 人的故事， 本来就是平等的， 我们的沧海， 我们的桑田， 默默看透聚散更迭的寂寞街灯， 因为有历史， 她， 本来就不该寂寞的。”③ 正是人本主义的立场和由此出发的关注日常生活的叙事， 使得澳门散文有别于内地散文， 也使得 ２００９ 年的澳门散文在纪念回归十年的宏大叙事期待中， 书写了她以日常生活叙事为特色８５０①②③文戈： 《蛋卷、 夹饼和鸡蛋仔》 （上），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市民日报》 “副刊”。文戈： 《蛋卷、 夹饼和鸡蛋仔》 （下），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市民日报》 “副刊”。林玉凤： 《三盏灯的爱情故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澳门日报》 “新园地”。

免滤的生命表达的另类纪念。 这是澳门散文特有的境界， 宏大命题进入私人收藏空间。 对于澳门散文来说， 这一年收获的不仅是特别丰盛的数量， 而且是值得纪念的经得起检验的写作品质。２００９ 年的澳门散文， 不仅纪念了回归的丰厚成果， 也纪念了往昔历史的连续， 并对结束统治的葡国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和反思， 这些反思进一步见证了澳门文化的包容特点， 也体现了澳门散文独有的大气境界。回归之后的澳门人， 还会到中西合璧的葡式澳门酒店享受悠闲。 冯倾城的 《古堡的晚餐》， 写现代人驱车抵达宁静的澳门酒店， 便如入一幅画中，文章于短小画幅中再现一幅澳门典丽的夜生活图景， 是日常的又是文化深厚的， 是享受的又是品味的， 酒店的一席晚餐被写成从容享受的澳门生活画。其中， 通过对古老的圣地亚哥古堡酒店周围的古树和自然环境的描写， 对欧式精美建筑和环境浑然一体的刻画， 对葡式美味餐饮文化的细描， 作者把澳门酒店生活经验写得贴切细致。 澳门美丽的生存环境与生存诗意， 自然之美丽， 体现于侍者举手投足之间①， 这里已不是怀旧的风格， 而是沉醉的澳门， 如 《红楼梦》 中对生活的精美刻画， 把物质之美丽与文化之美丽再现于文字之美丽。 在此， 就餐者被略写， 餐饮文化环境被精致刻画， 醉翁之意不在酒， 只在澳门文化。 酒店餐饮文化是澳门娱乐文化之核心， 聚欧洲和东方文化之精华， 于日常餐饮之间， 是文化的自然生成和自然分享。 所以， 写作的文字也以自然风流为上。美好的生活充满了精细的细节， 散文的表达把美好生活继续精细化， 使之更加美好， 这就是最好的人文成果和文化祝福。 ２００９ 年澳门散文的这种阳光色调， 也为汉语新文学谱写着美丽篇章。当然， 澳门人也没有忘记那些曾经活跃在这里的葡国人， 虽然时序更替， 但基于人的共同感情， 澳门散文家精细地抒写他们的生活。 “小巷的尽头是由三幢楼房围成的， 无形中成了一个上好的天然舞台屏障……只见歌者一个接一个地落力演出， 最后眼看所有歌者都表演完毕， 老板娘忽然脱下围裙， 唱起命运的悲歌来。”② 区仲桃的 《葡式命运》 从外景入手， 抒写了十年回归对葡国人生活的深刻影响， 但文章的写法是细节彰显， 不带民族偏９５０①②冯倾城： 《古堡的晚餐》，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 《澳门日报》 “新园地”。区仲桃： 《葡式命运》，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６ 日 《澳门日报》 “新园地”。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见， 也没有新生大国的优越感。 细节悲伤的音乐， 平淡无味的食物， 待在暗淡无光小巷子深处的葡国餐厅， 通过对餐厅女老板的一喜一悲、 外欢内伤两个反差细节的刻画， 渲染出她内心世界的复杂， 平凡人生的承担， 对世事的无奈和对沧桑变化的感慨。 如果说 “十年” 是令人难忘的激动时刻的纪念，那么 《葡式命运》 所描写的历史更替对普通葡人生命的影响， 同样打动人心。 《葡式命运》 所写的十年巨变体现于葡国常人身上的身份体验， 如一个话剧， 很有感染力。 这十年不只是中国人的大动， 也是葡国人的大动， 这样的大动， 在十年中体现了出来， 让人思索不已。 也许， 只有澳门散文可以承担这样的大动。区仲桃对葡式命运批判和体恤并存， 她将另一种怀旧风格加入 ２００９ 年澳门散文合奏， 别有一种令人深思的余韵。２００９ 年还有很多小散文本文都没有提及， 它们仍然是对日常生活场景的细致抒写， 把个人的生命温度印入物象之中， 把文化交融和理解推广到阅读中去。 它们不卑不亢却也是不动声色地维护着澳门散文特有的人文生态。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回归的力量， 中原文化也有力地渗透到澳门散文中来， 中原散文理性和主体性较强的特点， 也在一些定居澳门的具有中原文化背景的作家笔下得到表现。 较有代表性的散文有龚刚的 《我的德语缘》， 它的风格迥然不同于澳门本地作者叙写日常生活的风格。 这篇散文纵横捭阖，把中西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冲撞记录在案， 里面写的多半是文化名人和他们在主流文化空间所做的文化工作。 随着澳门越来越重视参与主流文化建设， 也许将来的澳门散文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类声音。 开放的澳门地理文化空间， 也必会导致更多类型的散文家出现。 不过， 澳门散文已经形成的日常生活传统， 将是它值得永葆的艺术生态。０６０

中国的 “再疆域化”中国的 “再疆域化”　 ———１９ 世纪传教士的翻译　 赵稀方德鲁兹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 和瓜塔利 （Ｆéｌｉｘ Ｇｕａｔｔａｒｉ） 则将资本主义机器的运 作 划 分 为 “ 去 疆 界 化 ” （ ｄ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和 “ 再 疆 界 化 ”（ｒｅｄ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两个过程， “去疆界化” 是一种破坏， 而 “再疆界化”是一种重建， 这种重建依靠的是 “政府官僚制度和法律、 秩序的力量”。①美国学者何伟亚 （Ｊａｍｅｓ Ｌ Ｈｅｖｉａ） 将这种说法运用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中， 认为贸易和对华战争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 “去疆界化”， 而 “条约” 和“机构”、 “制度” 则是对中国的 “再疆界化”。② 在这种 “再疆界化” 的过程中， 需要强调的是文化的力量。 在传统的意义上， 人们通常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军事和政治行为， 而把文化、 文学视为现代观念或美学。 萨义德（Ｅｄｗａｒｄ Ｗ Ｓａｉｄ） 曾对此提出批评： 在他看来， 在帝国主义的过程中， 文化事实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帝国主义的主要战争当然是占有土地，不过一旦涉及谁拥有这片土地， 谁有权力在那里居住和工作， 谁进行运作，谁过去将它夺回， 现在规划它的前途———这些问题却都是在叙事中得到反映、 竞争及一度被决定的。”③ 也就是说， 文化或文学事实上是帝国主义“再疆界化” 的重要构成手段。 这种将文化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的观点， 对于本文研究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输入， 研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视角。 不过， 这种视角自有其局限性， 立刻需要补充的是： 第１６０❋①②③赵稀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Ｄｅｌｅｕｚｅ ａｎｄ Ｇｕａｔｔａｒｉ， Ａｎｔｉ⁃Ｏｅｄｉｐｕ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 ｆｉｒ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１９８４ ｂｙ ＴｈｅＡｔｈｌｏｎｅ Ｐｒｅｓｓ Ｌｔ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４， ｐ ３７．Ｊａｍｅｓ Ｌ Ｈｅｖｉ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Ｅｄｗａｒｄ Ｗ Ｓａｉ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Ｖｉｎｔａｇｅ， １９９４， ｐ ＸＩＩＩ．∗∗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一， 殖民性与现代性实在一个硬币的两面， 难以区别； 第二， 传教士通常并非有意识地为帝国主义服务， 他们所希望的是向中国输入西方的宗教和文明， 把中国拉入到现代世界中去； 第三， 在 “再疆界化” 的过程中， 中国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 它通常会在帝国主义与现代性之间进行主动抉择。“再疆界化” 具有正负不同的方面， 我们所展示的只是一种历史过程。本文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①， 分析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 “再疆域化” 的过程。一　 《圣经》（一）　 　 无论是德鲁兹和瓜塔利 “去疆界化”、 “再疆界化”， 还是萨义德的 “战争” 与 “叙事”， 似乎都有一个军事或商业行为先于文化的秩序， 因而何伟亚才谈到， 先有鸦片战争的破坏， 其后才有 “条约” 和 “制度” 的重建。事实上， 文化上的进入， 是远远早于军事行动的。 在中国近代， 最早进入中国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时在 １８０７ 年， 大大早于鸦片战争。 在世界范围， 传教士大概都是最早进入的。当然， 追溯西方人来中国的经历， 首先要提到明清之际。 不过， 那时的情况不太一样， 中华帝国国力强大， 因此不存在 “再疆界化” 的问题。 当时的文化交流， 大体属于常态。 １９ 世纪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 清帝国国力渐衰， 被迫接受西方的 “再疆界化” 的过程。不过， 在鸦片战争的军事 “去疆界化” 之前， 西方早期的文化 “再疆界化” 是较受限制的。 来自于英国伦敦传道会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马礼逊， 是 １９ 世纪新教来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 那个时候清帝国闭关自守， 马礼逊刚到广州的时候甚至无法居留， 只能以美国人的身份住在美国商馆里， 后来获得了东印度公司翻译职务的聘任， 才得以合法居留广州。 《马礼逊回忆录》 中常常提到清帝国当时严厉的禁教政策， 甚至全文刊载了《著嗣后各地西洋人传教照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办理事上谕》 （嘉庆十六年２６０①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７， 第 ６ 页。

中国的 “再疆域化”五月二十九日）， 此 “上谕” 有云： “西洋人素奉天主， 其本国之人自行传习原可置之不闻， 至若诳惑内地民人， 甚至私立神甫等项名号， 蔓延各省，实属大干法纪。” “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 倡立讲会、 蛊惑多人， 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 并私设名号， 煽惑及众， 实有实据， 为首者竟当定为绞决。”① 马礼逊在中国不断面临来自官府的阻碍， 《马礼逊回忆录》中经常有这种记录： １８０８ 中英摩擦期间， 马礼逊在给沃博士的信中说： “这个精明世故的民族真是太无理、 太荒谬了！ 如果一个外国人学习他们的语言或者拥有他们的书籍竟然就是犯罪， 如果中国人有外国人的书就罪加一等。英国远征军的到来使广州和澳门方面对外国人的限制增强了十倍。” 马礼逊日记 （１８０９， １， １４） 有云： “这里的中国官员经常给外国人找麻烦， 他们事先不予任何通知就进入家中查看。” 马礼逊致施拉布索尔先生的信（１８１５， １， ９） 有云： “地方官府立即宣布禁教令， 并且逮捕了几位基督教徒。 一名广州的中国天主教代理人侥幸逃脱， 他的家被查抄， 家人最后也被投进了监牢。”② 之所以能够限制西方人， 显然是因为当时的清帝国尚具备与西方 “议价” 的实力。能够体现那一时期清帝国与西方实力对比的事件， 莫过于 １７９３ 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事件。 乾隆皇帝要求对方行跪拜大礼， 而拒绝接受与对方平等贸易的要求。 史家评论， 此事件表明清帝国当时尚沉迷在天国上朝的迷梦中， 丧失了与世界对话的机会。 不过， 这一事件至少表明彼时的清帝国尚具有拒绝对方的实力。 这种情形， 至马礼逊时代仍然在延续着。 可以说明问题的是， １８１３ 年， 英国阿美士德勋爵 （Ｌｏｒｄ Ａｍｈｅｒｓｔ） 再次率使团访华， 又碰到同样问题， 嘉庆皇帝要求对方行跪拜之礼， 被拒绝， 使团遂被驱逐。 有趣的是， 因为懂得中文， 马礼逊被邀请担任这次使团的秘书， 从而目睹了这次进京访问的全部过程， 并且记录在日志里， 《马礼逊回忆录》 也刊载了这些日志。 正是由于清帝国这种强势地位和排外政策， 马礼逊等传教士在中国的境遇不会太好。 不过， 此时清帝国的强势事实上已经是外强中干， 无法像康熙皇帝那样遏止来自海外传教士的进入。 马礼逊之后， 鸦片战争以前， 已经３６０①②艾莉莎·马礼逊： 《马礼逊回忆录》 第一卷，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 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１７８ 页。艾莉莎·马礼逊： 《马礼逊回忆录》 第一卷，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 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１３６、 １３１、 ２２７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有一大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活动， 其中较为知名的有美籍传教士裨治文（Ｅｌｉｊａｈ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Ｂｒｉｄｇｍａｎ）、 卫三畏 （Ｓａｍｕｅｌ Ｗｅｌｌ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德籍传教士郭士立 （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英籍麦都思 （Ｗａｌｔｅｒ Ｈｅｎｒｙ Ｍｅｄｈｕｒｓｔ） 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马礼逊来中国的障碍， 事实上不止于中国官府， 同样也来自西方内部。 马礼逊来华， 是受基督教团体伦敦会的派遣， 却并没有得到政府允许。 据 《马礼逊回忆录》， “英国和英国的影响所及的地区如印度等地， 都存在着反对传教士的强大偏见”， 因此马礼逊无法获准直接前往中国， 而不得不先转道美国， 然后再到中国。 到达中国之后， 马礼逊所受到的直接排挤来自澳门。 天主教将新教视为它的竞争对手和敌人， 当然不欢迎新教传教士。 １８１３ 年， 马礼逊的助手米怜来华的时候， 澳门总督即不让他居留， 米怜只好转而去了南洋。 另外， 马礼逊后来就职的东印度公司， 因为不希望影响公司的贸易， 也限制马礼逊的传教行为。 马礼逊在刚到广州时给伦敦会司库卡斯特先生的信中 （１８０７， １１， ４） 说他在广州居住主要有三个难题： “第一， 中国人； 第二， 葡萄牙天主教士； 第三， 东印度公司。”① 这些事实表明， 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待传教士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关系。 西方是政教分离的， 传教士与帝国主义政治、 军事、 贸易并没有直接配合的关系， 很多基督教团体甚至是以排斥政治相号召的， 西方不同国家、 不同宗教之间也有相互排斥的地方。 当然， 在将西方强加于中国这一点上， 它们都有着共通性。 对于 “再疆界化” 的理解不必过于狭隘。对于以传播福音为己任的传教士来说， 踏上中国领土之后， 首先面临的便是中西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 在 《马礼逊回忆录》 中， 我们处处都能感觉到这种冲突。 到广州的路上， 马礼逊就看到中国民间烧香的情景， 他在书信中 （１８０７ 年 ９ 月 ８ 日） 提到： “大约 ８ 点， 当我从他们的小船旁经过时，看到他们用数千根像火柴似的被点燃的小棍以祭奠他们虚构的神灵。” 不久在 １１ 月 ４ 日书信中又提到： “中国的宗教仪式非常荒谬和繁复。 他们这条街供奉着一个鬼神， 另一条街就供奉另一个鬼神， 总是烛火通明， 还在偶像前奏乐、 唱戏， 摆放水果、 酒、 糕点、 禽类和烤猪等， 同时点燃蜡烛、香、 纸和爆竹。 我曾见他们向满月跪拜， 给它祭酒并且敬献水果。 其中的４６０① 艾莉莎·马礼逊： 《马礼逊回忆录》 第一卷，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 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８７ 页。

中国的 “再疆域化”细节不能一一详举。” 诸如此类的记载在后来的日志和书信中比比皆是， 马礼逊感叹偶像崇拜的粗俗， 并激起了改造中国宗教信仰的使命感， “我对自己说： ‘这些无知、 精明、 仪表堂堂的中国人啊， 我该怎么教导他们呢？’可是， 我又想到了英国的弟兄们， 非洲霍屯督的弟兄们， 还有很多不知名的弟兄姐妹， 他们又是如何工作的呢？”① 马礼逊以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教士激励自己， 以一种开拓者的勇气， 召唤中国人从自己的民间信仰走出， 走近基督上帝。宗教信仰之外， 本土思想也是传教的一个障碍。 对于中国的儒家思想，马礼逊评价也不高， 原因当然是这种思想没有经过神启。 马礼逊发现， 他在说服中国百姓的时候， 他们往往用孔夫子的话来进行应答， 并且认为孔子与耶稣相似。 马礼逊对此完全不能接受， “我们承认孔子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 然而是万能的主创造了世界， 塑造了孔子， 给予孔子智慧。 他至多算得上上帝的仆人”。 为了解中国文化， 马礼逊亲自学习 《四书》， 学习的结果当然并没有改变他的看法。 在另外一封信中 （１８０９， １０， １１）， 马礼逊谈道： “我现在读中国先哲孔子最著名的 《四书》， 已经读到了第三本的中部。 这些书有许多精华， 但也存在一些错误， 总的来说， 这些错误是非常严重的。 孔子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能干并且正直的人， 一生基本上都不肯接受当时流行的迷信， 可是他并没有提出弥补这一不足的宗教信仰。”②试图以 《圣经》 的翻译和传播， 来改变中国人的信仰， 这便是早期西方在中国 “再疆界化” 的主要内容。 为了传教有所凭依， 首先必须有 《圣经》 中译本， 也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利于传教， 因此马礼逊把工作的重点放在 《圣经》 的翻译上。 开始的时候， 马礼逊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汉语， “我认为掌握汉语， 有助于 《圣经》 的中译， 是我当前最大的责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不仅尽了最大的努力， 而且为此付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③。马礼逊学中文很刻苦， 至 １８０８ 年底， 马礼逊在给伦敦会的信中已经表示他５６０①②③艾莉莎·马礼逊： 《马礼逊回忆录》 第一卷，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 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８２、 ８９ 页。艾莉莎·马礼逊： 《马礼逊回忆录》 第一卷，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 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１０９、 １５０ 页。艾莉莎·马礼逊： 《马礼逊回忆录》 第一卷，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 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１０６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的中文学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他所编纂的 《华英字典》 天天都在增加词语和诠释， 而他所翻译的 《新约全书》 已有一部分完成。 不过， 他没有立即付印， 而想等到汉语更好、 译文更通顺的时候再印刷。（二）马礼逊在中国印行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呢？ 它涉及 １９ 世纪西学东渐的起点问题， 所以变得重要。 熊月之在其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一书中， 即指出： “１８１１ 年， 马礼逊在广州出版了第一中文西书， 揭开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① 从书中 “西学从南洋漂来” 一章后面所附的 “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出版中文书刊目录 （１８１１ ～ １８４２）” 看， 马礼逊最早出版的书是 １８１１ 年所著的 《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 这一说法是否准确呢？在 １８１０ 年给克鲁尼牧师的信中， 马礼逊第一次提到印行译作， “我的中国教师葛先生还在我身边， 此外还有我的助手蔡轩， 我雇他帮我印 １０００ 份中文的 《耶稣救世使徒行传真本》， 他知道别人多收了我 ２５ 镑或 ３０ 镑， 却没有帮我”②。 １８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马礼逊从澳门给英国伦敦会写了一封信，信中也提到了这部书的出版时间： “９ 月我交给中国印刷工一份 《耶稣救世使徒行传真本》， 它是根据希腊文修订过的译本。 我看过他印刷的样张后，订购了 １０００ 册。”③ 因为写信的日期是 １８１１ 年 １ 月， 那么文中所说的 ９ 月当是指 １８１０ 年 ９ 月。 马礼逊早期在华传教的同事米怜 （Ｗｉｌｌａｍ Ｍｉｌｎｅ） 在其自传 《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 中， 也明确说明， 《耶稣救世使徒行传真本》 （简称 《使徒行传》） 出版于 １８１０ 年， “１８１０ 年， 马礼逊先生已经熟悉掌握汉语， 认为如果将他携带来华的 《使徒行传》 中译本加以修订和校对将会十分有用。 于是他做了一些必要的修订， 并尝试印刷出版 《圣经》 的可行性。 这一尝试成功了……”④ 米怜这本 《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 的附录的 《恒河域外传道团成员所著及印刷书籍目录》 也表明， 马礼逊所印行的第一本中文书是 《使徒行传》， 时在 １８１０ 年， 印数 １０００ 册。 而 １８１１年， 马礼逊印行了两本书： 《路加福音》 和 《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 《神６６０①②③④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第 ７ 页。艾莉莎·马礼逊： 《马礼逊回忆录》， 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１５７ 页。艾莉莎·马礼逊： 《马礼逊回忆录》， 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１６５ 页。米怜 （Ｗｉｌｌａｍ Ｍｉｌｎｅ）： 《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 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４１ 页。

中国的 “再疆域化”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 是一本解释 《圣经》 的宗教小册子， 这种小册子的出版不会早于 《使徒行传》 等 《圣经》 本文， 因为作为传教士的马礼逊认为， 应该先出版 《圣经》， 然后再出版解释性的著作。 马礼逊的这种思想，我们可以见诸 １８１１ 年 ９ 月伦敦会的公告： “马礼逊先生还提出要印刷一些宗教小册子， 但他认为宗教小册子应该与 《圣经》 同时出版或者稍后亦可，而不应提前， 因为阅读小册子的人需要查看 《圣经》 寻找引文或者引证。”“本着上述观点， 马礼逊写了一本名为 《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 的宗教小册， 讲述世界的救赎之道。”① 由此可见， 马礼逊在中国印行的第一本书是《使徒行传》， 时在 １８１０ 年， 这一年才是 １９ 世纪西学东渐的起点。１８１０ 年 《使徒行传》 和 １８１１ 年 《路加福音》 印行之后， 在马礼逊“没日没夜” 地翻译 《新约》 的其他部分， 于 １８１２ 年印行了 《保罗福音》，并于 １８１３ 年底完成了全部 《新约》 的翻译， 同年印行 ２０００ 册。 《新约》 的翻译完成后， 马礼逊集中精力翻译 《旧约》。 第二年， 即 １８１４ 年就印行了《创世纪》， 至 １８１９ 年 １１ 月完成全部 《旧约》 的翻译， 并在同年印行了《出埃及记》、 《申命记》、 《约书亚记》、 《诗篇》、 《以赛亚书》 等。 《旧约》加入了米怜的翻译， 米怜翻译的部分是 《约伯记》 和旧约中的历史书部分。１８２３ 年， 包括 《新约》 和 《旧约》 的 《圣经》 全本印行出版， 名为 《神天圣书》， 《旧约》 称 《旧遗诏书》， 《新约》 为 《新遗诏书》。 可惜米怜早在１８２２ 年就离世了， 没有看到他所参与的 《圣经》 的最后出版。米怜在上文所提到的， 马礼逊将其 “携带来华的 《使徒行传》 中译本加以修订和校对” 的事， 指的是马礼逊在来华之前抄录了珍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巴什的 《圣经》 译本， 在华翻译时以为自己的参考。 由于汉语水平的限制， 《使徒行传》 译本受到了巴什本较多的影响， 而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 第二本 《路加福音书》 的翻译更具独立性。 对于巴什译本的影响， 马礼逊本人并不讳言， 他明确地说： “我经常向你们坦承我有一部手抄本中文《圣经》 译本， 原稿由英国博物馆收藏， 通过伦敦会我获得了一个抄本。 正是在这部抄本的基础上， 我完成了 《圣经》 的翻译和编辑修订工作。”②７６０①②艾莉莎·马礼逊： 《马礼逊回忆录》， 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１５９ 页。艾莉莎·马礼逊： 《马礼逊回忆录》 第二卷，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 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２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基督教自公元 ７ 世纪就传入中国， 一直到明清之际耶稣会来华， 一直都没有完整的 《圣经》 中文译本， 这大致与天主教独尊拉丁文 《圣经》 有关。据考， 巴黎外方教会的传教士让·巴塞特 （Ｊｅａｎ Ｂａｓｓｅｔ， １６６２ ～ １７０７） 第一次译出 《新约》 手稿， 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１８ 世纪末， 耶稣会士贺清泰（Ｌｏｕｉｓ ｄｅ Ｐｏｉｒｏｔ） 也译出 《旧约》 和大部分 《新约》， 题为 《古新圣经》。不过， 这两个译本均未出版。 需要提及的是， 差不多在马礼逊翻译 《圣经》的同时， 英国浸礼会的传教士马希曼 （ Ｊｏｓｈｕａ Ｍａｒｓｈｍａｎ） 也在印度的塞兰坡 （Ｓｅｒａｍｐｏｒｅ） 翻译 《圣经》， 并于 １８２２ 年出版。 马礼逊译本是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出版的 《圣经》 中译本。对于传教士而言， 《圣经》 中译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它意味着基督的神第一次可以用本土语言向中文世界进行宣讲， 照亮这异教徒的东方世界。在 １８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给伦敦会的信中， 马礼逊在谈及完成 《圣经》 中译文的意义时说： “凭借摩西、 大卫和先知， 基督耶稣和他的门徒以自己的语言向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宣讲神的 《圣经》， 我希望这预示着在世界东方加速传播《圣经》 一个幸福时代到来的好消息； 我相信笼罩在异教徒心中疑虑的黑暗将会被来自天上的黎明之光驱散， 那些镀金的佛像和遍地各种偶像在神的强有力的话语面前， 有一天将会轰然倒塌， 如同大衮偶像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倒下一样。” 在同一封书信中， 马礼逊抱怨中国的封闭和愚昧， “尤为严重的是， 中国文人对世界一无所知， 也不懂当代科学， 自欺欺人已经达到了极端的程度， 把一切与他们的经验、 情感和方式不同的都视为稀奇古怪、 蛮夷人的东西”①。 惟其如此， 《圣经》 中译本的出现才显得至关重要。 对于马礼逊而言， 它向中国人提供了通往光明世界的桥梁。 马礼逊 《圣经》 中译本的完成， 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英国圣公会在给马礼逊及米怜的信中（１８２１， １， ２６） 谈道： “当 《圣经·新约》 被译成中文的消息宣布时， 激起了欧洲学者们的极大好奇， 还有一些人怀疑这些消息的真实性， 当他们亲手捧着汉语的 《圣经·新约》， 并购买收藏它们时， 惊异得无法相信他们的眼睛。 中文 《圣经》 的全译本， 将会产生最强烈的效果。”②８６０①②艾莉莎·马礼逊： 《马礼逊回忆录》 第二卷，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 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４ 页。艾莉莎·马礼逊： 《马礼逊回忆录》 第二卷，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 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５６ 页。

中国的 “再疆域化”二　 科学（一）《圣经》 翻译完全之后， 西方传教士一方面继续修订 《圣经》， 印行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 另一方面逐渐将翻译的重点转向了西方文明的启蒙， 翻译介绍世界地理、 历史、 天文及自然科学等知识。 这应该与他们传教的困难直接相关， 中国人自以为是天下的中心， 将外国人视为蛮夷， 因此很难接受西方人的教化。 传教士想通过对于西方文明的介绍， 打破中国人传统的自我中心的疆域观念， 让中国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上文提到， １８１３ 年 ７ 月英国伦敦传道会给马礼逊派来了助手米怜， 却无法在澳门以至广州立脚， 只好去了南洋。 １８１５ 年， 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中文刊物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１９１７ 年， 创办了马六甲印刷厂。 此后， 伦敦传道会又创办了 《特选撮要每月纪传》 （１８２３，巴达维亚）、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１９３３， 广州─新加坡）， 而在鸦片战争之前， 伦敦传道会已经在南洋拥有了马六甲、 新加坡及巴达维亚三处印刷厂。 印刷厂和报刊主要进行宗教宣传， 不过逐渐增加了世俗内容， 介绍西方的地理、 天文等知识。 这里值得约略一提的是， 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１９３３） 创刊在广州， 后期在新加坡。 它已经是一份世俗刊物， 宗教内容较少， 它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历史、 地理、 新闻等栏目。 该刊的宗旨十分明确， 以西方文明打破中国人愚昧和无知。 刊物主编在刊物出版缘起中指出： “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时———即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已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若干期刊———唯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 依然故我。 虽然我们与他们长久交往， 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 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 ‘蛮夷’。 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 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 “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 使中国人相信， 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① “再疆９６０①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前言”，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７， 第 １２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域化” 的启蒙是从最基本的地理和历史开始的。 在 “地理” 栏目中， 该刊连载介绍了世界地图的全貌， 以及各大洲及区域国家的地理状况， 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地球空间概念， 让中国人明白原来中国并不是地球的中心。 历史栏目名为 “东西史记和合”， 是每期的头条栏目。 这个栏目很独特地将中西历史分栏并列刊登， 如 “汉土帝王历代———西天古传历记”、 “商朝———以色耳神朝”、 “唐纪———英吉利王朝” 等， 它喻示着中国的历史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 文章认为， 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之间存在着配合的关系， 譬如， “彼此都说洪水之先， 有过十世有千六年， 有神人杂糅之类， 故在此件东西史记皆和合矣”。 中西上古史都有洪水在先， 文章认为这是中西历史和合的依据。 不过， 关于人类始祖， 中国有三皇五帝， 西方有亚当夏娃， 并不相同， 到底相信谁呢？ “或问三皇五帝与亚大麦子孙， 姓名不同， 又汉书番文说者纷纷， 莫之一统， 果以何为依据？” 答案是以 《圣经》 为准， 理由还很充分， 即秦始皇焚书坑儒， 古史失记， 而摩西亲听古传， 记载保留至今， 当然以摩西为可信， “曰中国秦始皇有焚书坑儒， 故上古事远， 或有失记， 然或西域商朝时候， 离洪水不远， 有圣人摩西， 亲听古传， 又感神默照， 未知此事， 立刻记之， 其书还在， 是故西域之史或亦可信耶”。 如此， 中国被嫁接到了西方基督教的脉络之中， 文章试图让中国人明白， 中国只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上述印刷厂及刊物， 主要在海外， 所以影响有限。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与英、 法、 美等国签订 《南京条约》 等条约， 被迫割让香港， 开放广州、福州、 厦门、 宁波和上海作为通商口岸。 在取得合法进入中国传教的权利后， 外国传教士们将他们的活动中心由南洋转移到了中国国内。 １８４２ ～ １９６０年间， 传教士们在香港， 广州、 福州、 厦门、 宁波和上海均有译介著作印行出版。 这其中宗教著作占据大多数， 不过也出现了一些非宗教著作， 其中包括地理、 历史、 天文和自然科学等， 都是西方文明的启蒙之作。香港出版的较为重要的非宗教著作有： 罗存德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ｏｂｓｃｈｅｉｄ） 编译的 《地理新志》， 蒙克利 （Ｅ Ｔ Ｒ Ｍｏｎｃｒｉｅｆｆ） 编译的 《算法全书》， 后者是第一部在中国出版的西方数学教科书。 广州出版的较为重要的非宗教著作有： 哈巴 （Ａｎｄｒｅｗ Ｐ Ｈａｐｐｅｒ） 编译的 《地理略论》、 裨治文编写的 《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 合信编译的 《天文略论》。 《天文略论》 是鸦片战争前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天文学的著作。 合信编译的 《全体新论》， 这是近０７０

中国的 “再疆域化”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 合信编译的 《博物新编》， 此书涉及天文、 地理、 物理、 化学、 光学、 电学、 生物等， 很多方面的介绍在中国都是第一次。 在宁波， 美国长老会建立了华花圣经书房， 它是 １８４５ 年由澳门迁入的， 后于 １８６０ 年迁入上海。 华花圣经书房在宁波印刷了大量的宗教书籍， 其中非宗教书籍有： 玛高温 （Ｄａｎｉｅｌ Ｊ ＭａｃＧｏｗａｎ） 编译的 《日食图说》、 《航海金针》， 胡德迈 （Ｔｈｏｍａｓ Ｈ Ｈｕｄｓｏｎ） 编译的 《指南针》， 麦嘉缔 （Ｄｉｖｉｅ Ｂ ＭｃＣａｒｔｅｅ） 编译的 《平安通书》， 袆理哲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Ｑ Ｗａｙ）编译的 《地球图说》 等。最值得一说的是上海的墨海书馆及其所创办的刊物 《六合丛谈》。 １８４３年， 巴达维亚的印刷厂移至上海， 命名为墨海书馆， 是为中国近代第一家印刷厂； １８５７ 墨海书馆创立 《六合丛谈》， 是为上海的第一份综合性中文杂志。 墨海书馆及 《六合丛谈》 的翻译出版， 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较大影响。（二）墨海书馆的创立者是伦敦会的传教士麦都思 （Ｗａｌｔｅｒ Ｈｅｎｒｙ Ｍｅｄｈｕｒｓｔ）。麦都思也是较早来华的伦敦会传教士， 他于 １８１６ 年 ６ 月被伦敦会派到马六甲， 担任米怜的助手， 从事印刷工作。 １８２１ 年， 他又前往巴塔维亚建立印刷厂。 １８２２ 年米怜去世后， 麦都思成为伦敦会在南洋传教的负责人。 在历史上， 麦都思对于 《圣经》 的翻译也颇有贡献。 到达南洋之后， 他不满于马礼逊 《圣经》 译本， 开始修正 《圣经》 翻译。 １８３５ 年， 他完成 《新约》的重译， 并于 １８３７ 年在巴塔维亚 （Ｂａｔａｖｉａ， 今雅加达） 出版， 名为 《新遗诏书》， 共计 ３２５ 页， 石印本。 因为郭实腊翻译了 《旧约》， 后又修订了《新约》， 因此这个 《圣经》 合作译本也称 “郭实腊译本”。 在以后十多年中， 它一直是圣经主要译本， 并多次重印。 这部 《新约》 曾为太平天国所采用， 并作了许多删改， 在太平军辖区流传甚广。 五口通商以后的 １８４３ 年，英美传教士聚集香港， 形成 “委办译本委员会”， 共同修订 《圣经》， 其中麦都思也是主要倡导者。 另外， 麦都思和施敦力自 １８５４ 年开始将 《圣经》译成南京官话， 至 １８５７ 年时出版了 《新约》， 此译本史称 “南京官话译本”， 亦称 “麦都思─施敦力译本”， 是历史上第一部圣经白话文译本。１８４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上海作为五口通商最早开埠的城市， 刚刚参加完香港１７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修订 《圣经》 会议的麦都思随即北上上海， 并将巴达维亚的印刷厂迁到上海， 定名墨海书馆。 墨海书馆大量印刷 《圣经》 及宗教宣传书籍， １８４４ ～１８４６ 年三年间， 墨海书馆出版了书籍 １７ 种， 其中 １６ 种都是麦都思本人撰写的， 这些著作全部都是基督教宣传品， 可见麦都思对于传教工作的热情。另一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重要人物伟烈亚力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ｙｌｉｅ） 却和麦都思不太一样， 他对于自然科学有着强烈的兴趣。 开始几年， 墨海书馆几乎是麦都思一个人支撑的。 １８４６ 年， 大英圣书公会答应支付 《圣经》 委办本的印刷费用， 并提供一名专职印刷员。 伟烈亚力就是作为一名印刷员来到中国的。 伟烈亚力天性聪颖， 白天从事繁忙的印刷工作， 晚上学习汉语及其他语言。 他对于自然科学有着强烈的兴趣， 热衷于翻译西方自然科学著作。 仅 １８５９ 一年， 伟烈亚力就与中国数学家李善兰合作， 翻译了数种中国自然科学史上的奠基之作。 ① 《代数学》 （１８５９）， 英国数学家蒙甘（Ａ Ｄ Ｍｏｒｇａｎ） 原著， 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合译。 这是中国介绍西方代数学的第一部译著， 将 Ａｌｇｅｂｒａ 译为 “代数” 自此开始， 函数、 常数、 系数、 方程式等术语翻译也一直沿袭至今。 ② 《代微积拾级》 （１８５９）， 美国数学家罗密士 （Ｅ Ｌｏｏｍｉｓ） 原著， 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合译。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本微积分教科书， 此书传入中国后流传颇广， 后来成为很多书院教学的教材。 ③《谈天》 （１８５９）， 英国天文学学家赫歇尔 （Ｊ Ｈｅｒｓｃｈｅｌ） 的名著， 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合译。 很多论著将此书视为近代翻译的第一本西方天文学著作， 此说并不确切。 １８４９ 年国内已经出版了 《天文略论》 和 《天文问答》 两书，《谈天》 只能说是第三本， 不过可以说 《谈天》 对于西方天文学的介绍是这三本书中最为系统和学术的。 《谈天》 出版后， 很受欢迎， １５ 年后， 伟烈亚力应读者的要求在江南制造局修订重版了这本书。 最有名的， 应该是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合译的 《续几何原本》 （１８５７）。 《几何原本》 是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名著， 此书是数学史上用公理法建立起逻辑演绎体系的第一部著作， 据说流传程度仅次于 《圣经》。 早在明末， 利玛窦与徐光启就合译了此书， 但只完成了前六卷， 徐光启在 《几何原本》 跋中说： “续成大业， 未知何日？ 未知何人？ 书以俟焉。” 国人很推崇 《几何原本》， 并为此书的不全遗憾不已。 伟烈亚力了解到这一情况， 表示 “学问之道， 天人公器， 奚可必而不宣？” 他从英国买到 １５ 卷足本， 在李善兰的帮助下开始翻译。 自２７０

中国的 “再疆域化”１８５２ 年开始， 直至 １８５６ 年大功告成。 １５ 卷著作译出后， 得到曾国藩的资助出版。 ２５０ 年后， 中国读者终于一睹 《几何原本》 全书， 这是中国自然科学史上值得书写的事件。１８５７ 年 １ 月 ２６ 日， 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了 《六合丛谈》， 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期刊。 教会办的刊物自然是旨在传教， 因此其不乏传教之作， 比如在 《六合丛谈》 上连载的 《真道实证》 一文， 包括 《上帝必有》、《万物之根是上帝非太极》、 《上帝莫逆》、 《上帝自然而有无生死无始终》、《上帝无不在， 上帝无不知》、 《上帝乃神， 天地万物惟上帝是主》 等九篇文章。 这一系列的文章， 是韦廉臣从威廉·派瑞的 《自然神学》 （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ａｌｅ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等著作中节译而来。 不过， 这些直接传道的文章已经并不多， 占据刊物主体的是对于地理、 天文及自然科学的翻译介绍。 其中主要的连载文章有： 慕维廉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ｕｉｒｈｅａｄ） 的 《地理》， 是 《六合丛谈》 连载时间最长、 内容量最大的一部书， 慕维廉曾于 １８５３ 年从 ＭａｒｙＳｏｍｅｒｖｉｌｌｅ 的 《自然地理学》 等书中编译过一本 《地理全志》， 《六合丛谈》上的 《地理》 一文大体上系这部书的自然地理部分。 伟烈亚力与王韬合译的 《西国天学源流》， 这部天文学译作系统地阐述了西方宇宙观的演进历史， 特别对日心地动说的发展介绍非常详细， 此书是一部与 《谈天》 相辅相成的著作。 王韬曾在 《西学辑存六种》 “跋语” 中谈到， 他幼年时不太相信 “占望休咎” 之术， 好天文知识， 认识伟烈亚力之后， 便向他请教西方古今天学知识， “伟烈亚力乃出示一书， 口讲指画， 余即命笔志之， 阅十日而毕事。 于是西国天学源流， 黎然以明， 心为之大快”。 伟烈亚力与王韬合译的 《重学浅说》， 此书论述了力学的基本知识， 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关于西方力学的著作。 此书的来源是苏格兰的乔姆贝斯兄弟的 《乔姆贝斯国民百科》 （Ｗ ａｎｄ Ｒ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的 “机械—机械装置” 部分， 王韬在 《西学辑存六种》 提到 “ 《重说浇说》 一卷……西士伟烈亚力口译， 长洲王韬笔受”。 还有伟烈亚力与王韬合译介绍中英通商贸易的文章 《华英通商事例》、 艾约瑟 （Ｊｏｓｅｐｈ Ｅｄｋｉｎｓ） 介绍西洋文化经典的 《西学说》 等。伟烈亚力专门为 《六合丛谈》 发刊号写了一篇 “小引”， 其中提到西人来华已经 １４ 年， 但与中国颇多隔阂， 他希望以文字的形式进行沟通， “颁书籍以通其理， 假文字以达其辞”。 接着伟烈亚力指出， 中国人好旧， 所崇３７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尚的六经诸子等 “所纪皆陈迹也”， 而西人尚新， 因此 “观事度理， 推陈出新”， 探究科学之奥妙， 文中接着对诸种自然学科进行了一一介绍：请略举其纲： 一为化学， 言物各有质， 自能变化， 精识之士， 条分缕析， 知有六十四元， 此物未成之质也； 一为察地之学， 地中泥沙与石， 各有层累， 积无数年岁而成， 细为推究， 皆分先后， 人类未生之际， 鸿濛甫辟之时， 观此朗如明鉴， 此物已成之质； 一为鸟兽草木之学， 举一骨即能辨析入微， 知全体形状之殊异， 植群卉即能区别其类，知列国气候之不同； 一为测天之学， 地球一行星耳， 与他行星同， 远地球者为定星， 定星之外， 则有星气， 星气之说， 昔以为天空之气， 近以远镜窥之， 始知系恒河沙数之定星所聚而成， 今之谈天者， 其法较密于古， 中国古时有天元求一诸法， 今泰西代数最深者为微分法， 以之推算天文， 无不触处洞然矣； 一为电气之学， 天地人物之中， 其气之精密流动者曰电气， 发则为电， 藏则隐含万物之内， 昔人畏避之， 以其能杀人也， 今则聚为妙用， 以代邮传， 顷刻可通数百万里； 别有重学、 流质数端， 以及听视诸学， 皆穷极毫芒， 精研物理……伟烈亚力这段文字很简练， 却介绍了多种自然科学学科： 化学、 地质学（察地之学）、 动物学、 植物学 （鸟木草兽之学）、 天文学 （测天之学）、 电力学 （电气之学）、 力学 （重学）、 流体力学 （流质）、 声学、 光学 （听视诸学）。 这些最早译介西方科学的文字， 对于中国近代科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小引” 中这段介绍西方科学学科的文字， 时常被人征引， 而这一段接下来的文字却没有引起注意。精研物理， 凡此地球中生成之庶汇， 由于上帝所造， 而考察之名理， 亦由于上帝所畀， 故当敬事上帝， 知其聪明权力， 无限无量， 盖明其末， 必探其本， 穷其流， 必溯其源也。这段话解释了一个很多人想不通的问题， 即为什么外国传教士会积极传播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 原来在基督徒看来， 自然乃上帝所造， 运用自然科４７０

中国的 “再疆域化”学研究自然的奥秘有利于认识造物主上帝之伟大， 这种来自于自然神学的观点， 使得传教士认为传播科学有利传播基督教。 国人常把基督教与西方科学对立起来， 因而很容易抹杀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过程中的贡献。 事实上，是否应该传播自然科学在教会内部也时有争论。 传教士之所以愿意传播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 另外还有一个心理原因， 即打破国人心目中认为外国人皆蛮夷的想法， 显示西方人的先进， 以便于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伟烈亚力相信科学， 然而更相信上帝， 对于他而言， 两者之间并无矛盾。 事实上， 伟烈亚力在 《六合丛谈》 上发表科学文章的同时， 也发表很多宣传基督教的文章， 如 《马达加斯加岛传教述略》、 《景教记事》、 《门徒传教四方记》、 《上帝无所不知论》、 《公会记略》、 《乡人训子记》 等。 传说伟烈亚力在任期间， 共计推销了一百万部 《圣经》， 他对于上帝的狂热由此可见一斑。 在 《麦都思行略》 （１ 卷 ４ 号） 一文中， 伟烈亚力称赞麦都思在中国的传教行为， “盖上帝特生是人， 以出华人于沉沦之地耳”。 他翻译传播科学的目的， 应该与麦都思并无差别。因为洋人的中文写作存在着局限， 墨海书馆周围聚集着一批华人学人。这批学者有王韬、 李善兰、 蒋敦复、 管小异、 张文虎等， 他们主要负责翻译的中文方面的润色。 这种合作工作的方式， 创造出了一个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场合。 这批江南知识分子， 既具有浓厚的国学功夫， 又是较早接受西学的眼界开放者。 整体来说， 他们对于西学科学著作抱着浓厚的兴趣， 而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没那么积极。管小异宁愿放弃科举， 帮助合信翻译西学， 尤其是西医方面的书籍， 但却坚决不译 《圣经》。 蒋敦复帮助后来成为英国驻华使节的威妥玛编造中国诗歌， 对于传教却不以为然， 他在 《拟与英国使臣威妥玛书》 中有云： “今之教士， 其来者有如利、 南辈其人者乎？ 无有也。 所论教事荒谬浅陋， 又不晓中国文义， 不欲通人为之润色。 开堂讲论， 刺刺不休， 如梦中呓， 稍有知识者闻之无不捧腹而笑。” 在下面的文字中， 蒋敦复更从政治高度上提出，中西交往应该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 如果西方国家一逞私欲， 强加于中国，则没有什么好结果， “自今以往， 与我中国相待以诚， 相守以信， 毋为妄举， 毋生侈心。 天理人情斟酌尽善， 他时换约， 去所不便， 择其便者， 务令彼我之间均获利益， 诚如是， 则中外相安， 永保无强之休。 若逞其私智， 乘机渐进， 欲要吾以必不能从之事， 从此外国生事， 中国多事， 一治一乱， 谁５７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强谁弱， 天下事未可知也”①。不过， 华人之间的情形也不尽一致。 王韬一直协助麦都思翻译 《圣经》， 后来还加入了基督教。 不过， 他对于基督教态度犹疑， 连麦都思都说他心口不一。 论者多认为， 王韬的行为有 “为稻粱谋” 的客观原因。 李善兰似乎认同于传教士所宣传的自然神学， 他在与韦廉臣、 艾约瑟合译的《植物学》 “序言” 中谈道， “韦艾二君， 皆泰西耶稣教士， 事上帝甚勤。而顾以余暇译此书者， 盖动植诸物， 皆上帝所造。 验器用之精， 则知工匠之巧； 见田野之治， 则知农夫之勤； 察植物之精美微妙， 则可见上帝之聪明睿智。” 不过， 作为一个中国人， 李善兰所理解的 “上帝之意” 却出自于中国传统文化， “学者读此书， 恍然悟上帝之必有， 因之寅畏恐惧。 而内以治其身心， 外以修其孝悌忠信， 惴惴焉惟恐逆上帝之意， 则此书之译， 其益人岂浅鲜哉？”② 从管小宁、 蒋敦复， 到王韬、 李善兰， 从坚决抵抗到心口不一， 到中国化的改造，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国人文化认同的演变过程。三　 政法（一）　 　 鸦片战争以后， 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从而开始真正觉得有 “师夷长技” 的必要， 这便有了洋务运动兴起。 外国传教士对于科学书籍的翻译， 被中国人拿过来， 成为官办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官方翻译机构开始建立， 不过由于中国缺乏外语人才， 在这些官方翻译活动中， 外国传教士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最早成立的是京师同文馆， 时在 １８６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据丁韪良， “回顾同文馆的早期历史， 最初建馆动机是因为中英条约的签订， 因为条约中有一６７０①②周振鹤： 《 〈六合丛谈〉 的编纂及词汇》， 载沈国威编著 《六合从谈·附解题·索引》，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１５９ ～ １７８ 页。《植物学·序》， 李善兰、 韦廉臣合译， 上海： 墨海书馆， １８５９。

中国的 “再疆域化”个条款规定， 英文致中国当局的公函在三年之内暂时附送中文译本， 以便中国政府能在这段时间内培养出一批合格的翻译人才。 按照这个规定， 便于１８６２ 年开设了一个英文馆， 次年又开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① 初期担任教习的， 是英国传教士包尔腾。 １８６５ 年起， 丁韪良 （Ｗ Ａ Ｐ Ｍａｒｔｉｎ） 担任英文教习。 １８６９ ～ １８９４ 年丁韪良担任总教习达 ２５ 年之久。 翻译的主体以总教习为主， 学生则只能起辅助作用， 优秀者能够达到自行翻译。 据 １８７９ 年《同文馆题名录》： “自升馆以来译书为要务， 起初总教习、 教习自译， 近来学生则颇可襄助， 间有能自行翻译者。” 京师同文馆所译书数量说法不一，大致在二三十种， 所出版的自然科学类书涵盖多种学科， 如 《化学指南》、《格物测算》、 《全体通考》、 《算学课艺》、 《星学发轫》、 《中西合历》、 《格物入门》 等， 从外文看， 除化学以外， 其他译名多与今天不一致， 如 “全体” 是今天的 “生理学”， “算学” 是今天的 “数学”， “星学” 为今天的“天文学”， “格物测算” 则是今天的 “数学物理”， “格物入门” 则是 “自然哲学”。京师同文馆毕竟只是一所官办的外语机构， 以外语教学为主， 翻译是副业。 中国真正官办的翻译机构， 应该说是上海的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 １８６８年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成立， 据翻译馆译员陈洙 １９０９ 年编写的 《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 译书已达 １６０ 种。 作为由政府创办的专业翻译机构， 规模之大， 时间之长，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一个首创。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翻译采用 “西译中述” 的方法， 即由外国传教士口译， 中国人笔录。 据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其翻译方法是： “将所欲译者， 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 则与华士同译， 乃以西书之义， 逐句读成华语， 华士以笔述之； 若有难言外， 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 若华士有不明处， 则讲明之。译后， 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 令合于中国文法。” 由此看， 由于外语水准的限制， 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仍以外国传教士为主。 这里的外国传教士翻译人员有傅兰雅、 伟烈亚力、 玛高温、 林乐知等。 江南制造局在翻译书籍的学科门类上， 有更大的拓展， 其翻译学科涉及兵制、 船政、 工程、 矿学、 农学、 商学、 算学、 电学、 化学、 声学、 光学、 天学、 医学、 图学等， 其规模前所未有。７７０① 丁韪良： 《花甲记忆》，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１９９ ～ ２００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不过， 此时外国传教士已经不满足于仅仅翻译科学著作， 而是开始把兴趣转向政法、 社会科学方面的翻译。 “再疆域化” 中的 “疆域”， 不仅仅是指地理和物理的疆域， 更指政治和法律方面的疆域。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政法类著作， 是丁韪良翻译的 《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 的底本是美国人惠顿 （ Ｈｅｎｒｙ Ｗｈｅａｔｏｎ ） 的 《 国 际 法 原 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这是当时西方国际法的权威著作。 丁韪良在几名中国人的协助下将书译成， 于 １８６４ 年在总理衙门资助下印行。 全书分为三卷， 第一卷题为 “释公法之义， 明其本源， 题其大旨”， 第二卷题为“论诸国自然之权”， 第三卷题为 “论诸国平时往来之权”， 第四卷题为 “论交战条规”。 书中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国际法的一些主要原则， 如国家主权原则、 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原则、 遵守国际公允和双边条约原则等， 随同这些基本原则而来的， 还有法治、 宪政等现代观念。 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国际法译本， 对于中国法学及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现代法学中的很多词语最早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中国一向以来以 “天朝上国” 自居， 周边都是蛮夷， 因此只有朝贡体系， 并无国际法的概念。 当然也有一种看法， 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初步的国际法， 即使如此， 后来随着大一统中国的建立， 这种法律也遗失了。 正如丁韪良所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 和其他的科学知识一样， 中国在法律这方面是落后的。 它应当完全感谢从西方引入这些知识。 但奇怪的是，这个帝国竟然两千年之久没有任何邻国， 只有诸侯国。 难道没有一种法律概念来制约这些平等国家之间的交往吗？ 事实是这样的， 当中国广袤的疆域被一系列实际上彼此独立的小国所覆盖的时候， 那里确实有一种法律雏形， 但这些小国消失之后， 法律也就过时了。”① 对于丁韪良翻译的 《万国公法》，国人表现出矛盾的态度。 一方面， 出于实用的目的， 朝廷很欢迎这一著作。清朝对外事务总管奕在给同治帝的奏折中称： “窃查中国语言文字， 外国人无不留心学习……往往辩论事件， 援引中国典制律例相难。 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 无如外国条例俱系洋字， 苦不能识。 ……外国有通行律例， 近日经文士丁韪良译出汉文， 可以观览……检阅其书， 大约俱论会盟战法诸事……衡以中国制度， 原不尽合， 但其中间亦有可操之处。 ……臣等公８７０① 丁韪良： 《花甲记忆》，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１６０ 页。

中国的 “再疆域化”同商酌给银五百两， 言明印成后， 呈送三百部到臣衙门， 将来通商口岸， 各给一部， 其中颇有制伏领事官之法， 未始不无裨益。” 在与他国打交道的时候， 苦不识洋文， 不能引用他国法律， 因此丁韪良的译书引起了朝廷的兴趣， 朝廷拨款五百两赞助付印， 并且还要将书呈送衙门和各通商口岸。 在另外一处奏折中， 奕还谈到， 在与他国交涉的过程中， 《万国公法》 果真起到了作用， “即如本年布国在天津海口扣留丹国船只一事， 臣等暗采该律例中之言， 与之辩论。 布国公使， 即行认错， 俯首无词， 似亦一证”①。 这里指的是 １８６４ 年发生的一起外交事件， “布国” 指普鲁士， “丹国” 指丹麦。普鲁士新任驻华公使李福斯 （Ｇｕｉｄｏ ｖｏｎ Ｒｅｈｆｕｅｓ） 在大沽口捕获了三艘丹麦商船， 清朝总理衙门援引 《万国公法》 有关领海主权等条款， 与普鲁士交涉， 认为外国在中国洋面， 扣留别国之船， 系侵犯中国主权。 普鲁士公使果然认错， 并且释放了三艘丹麦商船。不过， 要让中国人接受以 《万国公法》 为代表的西方法律， 也并非易事。 除了清帝国自我中心的心态之外———丁韪良开始向奕推荐 《万国公法》 时， 奕即回答： “中国自有体制， 未便参阅外国之书。” 《万国公法》难以让人信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西方强加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 西方对于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等侵略行为， 本身就是违反国际法的， 然而在战争以后， 却引进国际法逼迫中国遵守不平等条约。 说起来， 中国最早引进的国际法并非这部 《万国公法》， 而是瓦特尔 （Ｅ ｄｅ Ｖａｔｔｅｌ） 的 《万国法》。 １８３９年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 为了解西方相关法律， 他邀请美国传教士伯驾（Ｐｅｔｅｒ Ｐａｒｋｅｒ） 和中国人袁德辉翻译出了瓦特尔 《万国法》 的一部分， 以便进行外交斗争。 其结果是， 林则徐的国际法惨败在英国的枪炮之下， 这是非常讽刺的。 尤其让中国受到伤害的是领事裁判权。 自 １８４３ 年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 后， 英国等 ２０ 多个国家在中国获得领事裁判权。 所谓领事裁判权， 即治外法权， 这是公然违反 《国际法》 有关国家独立主权之规定的，这种行为后在二次大战之后遭到废除。 王韬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彼之所谓万国公法者， 必先兵强国富， 势盛力敌， 而后可入乎此， 否则束缚驰骤， 亦惟其所欲为而已。”② 唐才常在 《交涉甄微》 中更指出： “ 《万国公法》 虽西９７０①②《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期）， 第 ２７ 卷， 第 ２５ ～ ２６ 页。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 卷 ５，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第 ３６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人性理之书， 然弱肉强食， 今古所同。 如英之墟印度， 俄之灭波兰， 日本之夺琉球、 乱朝鲜， 但以权势， 不以性理， 然则公法果可恃乎？”①事实上， 西方列强也不无担心 《万国公法》 在中国产生的副作用。 卫廉士在 １８６５ 年给美国国务卿的信中表达出这种担忧： “支那国的官员和日本的官员如果潜心研究这本书的话， 就会梆出他们的努力， 把国际法的惯例和原则也适用于他们与外国的交涉中。 这些官员就会逐步意识到， 他们与西方国家签署的条约中， 所谓治外法权的原则其实是篡改了西方和欧洲国家之间能行的惯例。 他们会奇怪， 西方人的目的为什么不在于把东方民族提升到他们自己的水平， 反而倒行逆施， 非把治外法权强加于人， 瓦解当地人民的生存方式。” 丁韪良本人还提到， 翻译 《万国公法》 受到了法国临时代办克士可吉 （Ｋｌｅｃｚｋｏｗｓｋｉ） 先生的反对。 克士可吉对美国住北京公使蒲安臣表示，“这个家伙是谁？ 竟然想让中国人对我们欧洲的国际法了如指掌？ 杀了他！ ———掐死他； 他会给我们找来无数麻烦的！”②在 《万国公法》 正文的卷首， 画有东半球和西半球两幅地图， 这两幅地图为惠顿原书所无， 是译者丁韪良加上去的。 地图旁边有说明， 说明东半球包括 “中华、 日本……” 等国家， 西半球包括 “美利坚、 墨西哥……”等国。 丁韪良很了解中国， 必须首先打破中国世界主宰的幻想， 中国才会接受与世界打交道的规则。 不过， 世界仍有主宰， 那就是西方的基督教的神，“五洲之外， 汪洋大海， 岛屿甚伙。 然天下邦国， 虽以万计， 而人民实本于一脉， 惟一大主宰， 造其端， 佑其生， 理其事焉”③。 事实上， 在丁韪良眼里， 世界公法最终来自于上帝， 因此在中国翻译传播 《万国公法》 可以让中国人接受上帝及基督教。 在 １８６３ 年给一位宁波传教士的信中， 丁韪良说：“我从事这项工作， 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暗示， 但是我毫无怀疑它可以让这个无神论的政府承认上帝及其永恒正义， 也许还可以向他们传授一些带有基督教精神的东西。”④《万国公法》 虽然最早进入中国， 朝野人士也多有认识， 然而清政府法律并未因之有多少改变。 而在 《万国公法》 从中国传到日本后， 却迅速地０８０①②③④《唐才常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第 ４４ ～ ４５ 页。刘禾： 《帝国的话语政治》， 北京：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９， 第 １６５ ～ １６６ 页。何勤华点校 《万国公法》， 北京崇实馆 １８６４ 年刻印本，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刘禾： 《帝国的话语政治》， 北京：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９， 第 １５８ 页。

中国的 “再疆域化”被接纳吸收。 及至 ２０ 世纪初， 中国留学生才从日本重新引进西方法律， 视之为现代性。 历史的残酷， 莫过于此！（二）除了 《万国公法》 之外， 京师同文馆翻译出版的政法类书还有 《公法会通》、 《法国律例》 等，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出版的政治类书籍有 《佐治刍言》、 《美国宪法纂释》、 《公法总论》 等。 总体来说， 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翻译以科学制造类为主， 政法类书籍毕竟是少数。不过， 在这些官方翻译机构之外， 外国传教士西书翻译机构仍然十分活跃。 １９ 世纪后期影响最大的翻译机构和报刊是广学会及其 《万国公报》。 广学会的前身是 １８８７ 年成立于上海的同文书会， １８９４ 年易名为广学会。 广学会前期核心人物是韦廉臣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１８９０ 年韦廉臣去世， 由李提摩太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ｉｍｏｔｈｙ） 接任， 李提摩太在任 ２５ 年， 是广学会最重要的人物。广学会与墨海书馆类似， 属于基督教团体。 不过， 在墨海书馆所出版的书籍中， 基督教类书占据大半， 而在广学会所出的书籍中， 非宗教类书已经占据大半。 据统计， １８８８ ～ １９０１ 年间， 广学会出版各类著作 １３４ 种， 其中宗教著作 ３４ 种， 只占总数的 ２５ ４％ 。 在非宗教书籍中， 墨海书馆的贡献主要是自然科学书籍， 广学会则已经不同， 它所出版的自然科学书籍著作仅１０ 种， 占 ７ ５％ ， 而出版的社会科学书籍却有 ７８ 种， 占 ５８ ２％ 。 １８８８ 年至１９ 世纪末， 广学会出版的较为知名的社会科学著作有： 花之安 《自西徂东》（１８８８）， 李提摩太 《七国新学备要》 （１８８９）， 韦廉臣 《治国要务》， 李提摩太 《救世教益》 （１８９０）， 李提摩太 《中西四大政考》、 《养民有法》（１８９２）， 花之安 《性海渊源》、 艾约瑟 《富国养民策》 （１８９３）， 林乐知《中西互论》、 李提摩太 《百年一觉》、 《列国变通兴盛记》 （１８９４）， 李提摩太 《泰西新史揽要》、 《西铎》 （１８９５）， 林乐知 《中东战纪本末》、 《文学兴国策》 （１８９６）， 林乐知 《中东战争梗概》、 《新政策》 （１８９７）， 林乐知 《新学汇编》、 李提摩太 《地球一百名人传》 （１８９８）， 李提摩太 《大同学》、 林乐知 《保华全书》 （１８９９）。 其间多数是编译， 也有一些是个人撰写的， 不过那个时代的编译和个人拟定其实并无多大区别。 很多著作都是先在 《万国公报》 上登载， 然后辑集出版的。１８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在广学会翻译出版的著作中， 影响最大的是李提摩太的 《泰西新史揽要》。 《泰西新史揽要》 原名 《十九世纪史》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作者是英国人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１８８９ 年伦敦首版。 此书分别描绘了 １９ 世纪英国、 法国、 德国、 奥地利、 意大利、 俄罗斯、 美国等国的历史进程， 显示近代列强变革和崛起的历史。 李提摩太认为此书提炼近代历史精华， 见解精辟， 作为中国改革治世的参考是最为合适的： “夫西国之广兴多在近百年中， 是书撷近人著作之菁华， 删其繁芜， 运以才识， 国事分系，殚见洽闻， 故欲考近事无有出其右者， 欲治近世亦无有出其右者。”① 《泰西新史揽要》 叙述欧洲历史的目的， 在于总结强盛之道。 书中认为， 欧洲各国原来困于旧制， 而在 “立新政” 以后方得大兴， 这 “新政” 的内容便是建立民主政体， “按民心治国”。 经过改革， 欧洲之民脱离专制， 成为自主之民， “从前欧民一百八十兆皆如奴仆听主人之约束， 而不敢违背者， 今则悉由自主”。 如果担心 “自主而无识”， 那么方法便是普及教育， 便得 “人人识字， 人人明理”。 书中的核心观念便是强调变通和改革， “夫世间弊病甚多， 不能尽除， 时日既常有变通法令， 亦必随之而变通， 始为无负乎时日”②。 李提摩太很自信地认为， 《泰西新史揽要》 一书在中国的作用胜过“精兵亿万， 战舰什佰”， 它是中国和 “暗室之孤灯， 迷津之片筏”， “救国之良药， 保国之坚壁， 疗贫之宝玉”。 此书看起来是一部史书， 事实上旨在政治。１８９３ 年， 李提摩太着手翻译 《泰西新史揽要》； １８９４ 年， 此书以 《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 为题在 《万国公报》 上连载发表； １８９５ 年， 此书正式出版。 此书很快成为畅销书， 一时洛阳纸贵。 《泰西新史揽要》 初印三万册， 这在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居然还供不应求， 只得一版再版。 １８９８年曾出普通版， 初印五千册， 两个星期之内就卖掉四千本， 以至社会上出现了盗版。 仅杭州一地， 就有不少于六个盗版本的存在。 一本 《泰西新史揽要》 在上海卖两元， 在西安却能卖上六元。 广学会从各个销售点所获得的年利润超过了来自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捐助。 《泰西新史揽要》 也获得了清２８０①②〔英〕 麦肯齐著 《泰西新史揽要》， 李提摩太、 蔡尔康译， “近代文献丛刊”，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１ ～ ４ 页。〔英〕 麦肯齐著 《泰西新史揽要》， 李提摩太、 蔡尔康译， “近代文献丛刊”，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４０６ ～ ４０８ 页。

中国的 “再疆域化”廷上层的注意， 李提摩太也因此受到重视。 １８９４ 年， 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给广学会捐资一千两； １８９５ 年， 张之洞于 ２ 月 ５ 日和 １７ 日两次约见李提摩太， 请教有关中日战争等问题。 李鸿章反复阅读过 《泰西新史揽要》， 并要求他的幕僚们读这本书。 根据李鸿章的建议， 李提摩太还会见过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 孙家鼐对李提摩太说， 有两个月的时间， 他每天都在为皇上读 《泰西新史揽要》 一书。《泰西新史揽要》 在西方学界被认为只是一部三流的历史著作， 它之所以在中国取得如此强烈的反响， 完全因为李提摩太 “取之有道， 用之有方”。 这部书对于 １９ 世纪西方的历史的研究未必深刻， 不过它将近代西方的强大归结为政治改革的结果， 鼓吹变法， 并详细展示了西方社会变革的过程和方法， 这正符合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心理。 《泰西新史揽要》 一书的出版可谓生逢其时。 甲午战争意味着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晚清社会正处在不知何从何去的彷徨之中， 这本书所提出的政治改革的主张， 正契合了历史的要求， 因而能够引起社会的强烈兴趣。 无怪乎梁启超赞扬这本书 “述百年以来， 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 西史中最佳之书也”①。不过， 细究起来， 李提摩太给中国提供的改革方案与欧洲的经验并不完全相同。 欧洲各国的历史改革， 无非取消专制， 建立民主政体， 人民自主。中国的改革， 按照李提摩太的建议， 却首先是向西方开放， 甚至把中国交给西方。 李提摩太最为痛恨的便是中国对于西方的封闭和抵抗， 《泰西新史揽要》 的 “译本序” 的开篇， 李提摩太便批判中国的 “闭关自守”， 为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辩护：何图近代以来良法美意忽焉中改， 创为闭关自守之说， 绝不愿与他国相往来， 他国不乏修心乐道之人， 更动辄加以疑忌， 可惜孰甚焉。 至西人之通商于中华者， 固曰为牟利来也， 然而以有易无， 以羡补不足，中华亦何尝不利， 乃中国偏欲恃其权势， 遇事遏抑而压制之。 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 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 且曰中国不愿与他国交， 于上天一视同仁之意未有合也， 遂屡有弃好寻仇之祸， 他国固不得３８０① 夏晓虹辑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 下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１１６４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谓为悉合也。 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 故每有边警， 偿银割地， 天实为之， 谓之何哉？①这段话何其强词夺理！ 西方国家因为爱民， 因此不得不以武力侵犯中国， 这种侵犯不能说是西人的过错， 因为中国人不愿意与他国交往， 违反了上天一视同仁的原则。 李提摩太的帝国主义面目， 在此显露无遗。 在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中， 他在解说这一点的时候说： “他们不仅在反对外国人， 更是在反对上帝确立的宇宙规则。 他们一再遭受的屈辱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② 反对西方， 就是反对上帝确立的宇宙规则， 这里的上帝， 自然是西方的上帝， 而宇宙的规则， 也是由西方人指定的。接着李提摩太给中国的变革提了三个建议： “第一， 知万国今成一大局， 遇事必合而公议， 直如各省之服皇帝……” 第二， “知今日治国之道仅有三大端， 泰西各国救世教一也， 中国儒教二也， 土耳基等国回教三也。 而宰治之最广者实推救世教……” 第三， “知今日兴国之道， 有断不可少者四大端： 道德一也， 学校二也， 安民三也， 养民四也。” 前两个建议， 一个让中国归于世界， 一个推广基督教， 都是西方对中国清帝国的 “规训”。③ 第三才是模仿西方， 进行中国的内政变革。１８９５ 年 １ 月， 正值甲午战争期间， 张之洞召见李提摩太征求意见。 李提摩太向张之洞所提交的对策， 更加荒唐。 其主要内容是： 在一定期限内，让某一外国政府控制中国的外交权利， 并且控制中国的铁路、 矿山、 工业等各个部门， 让外国主宰中国的改革， 直至期限结束后， 外国政府返回中国的利益。④ 这个建议理所当然被张之洞拒绝。 据李提摩太回忆： 张之洞表示，他不主张把中国变成哪个国家的保护国， 当然可以建立互惠互利的盟国关系。 张之洞的态度， 具有一定代表性。 国人对于欧洲历史所提供的变革思４８０①②③④〔英〕 麦肯齐著 《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 李提摩太、 蔡尔康译， “近代文献丛刊”，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０２。李提摩太：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２１０ 页。〔英〕 麦肯齐著 《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 李提摩太、 蔡尔康译， “近代文献丛刊”，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０２。李提摩太：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２１７ ～ ２１８ 页。

中国的 “再疆域化”想， 特别是政治民主的改革有兴趣， 不过对于西方的控制却本能地加以拒绝。在李提摩太看来， 中国当然与欧洲不一样。 中国一直封闭自大， 现在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疆域。 世界的中心不再是中国， 而是欧洲。 在这新的世界秩序中， 中国只能是西方的附属。从 １９ 世纪初到 １９ 世纪末， 清帝国由逐步衰落， 被西方列强一步步地“去疆域化”， 而在随之而来的 “再疆域化” 的过程中， 从 《圣经》 到科学， 到法政， 传教士的翻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５８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早期 《申报》 文人群体的新与旧　 孟金蓉一早期 《申报》 的时限划定在创刊以后至其副刊 《自由谈》 栏目出现之前的这段时间， 即 １８７２ ～ １９１１ 年之间。 同时代的人关注的目光总是投向辉煌耀眼的政治家报人， 而往往淡忘忽略了这一群生活在殖民时代的旧上海的曾经的 “边际人”。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关这个群体的资料大多来自申报馆老报人的回忆。 这期间的 《申报》， 新的文学意识还未真正形成，文人群体也比较模糊， 诗文也基本上笼罩在晚清士大夫的格调之下， 虽然研究者大多将围绕在 《申报》 周围的文人当成是中国职业文人的萌芽， 但在他们身上到底蕴涵了什么样的新信息？ 如果把这个群体放到此前此后整个文人精神谱系坐标中， 他们到底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今天寻绎这样的线索似乎并非易事， 最大的困难来自这个文人群体的边缘化状态。《申报》 初创时， 组织机构比较简单， 主要是主笔房和会计部。 写社评的、 编稿的都隶属于主笔房， 主编被称为总主笔， 普通的撰稿和编稿人员则被称为主笔。 由于没有任何详细的档案留下来， 因此晚清申报馆的人员流动情况我们一时还难以摸清。 发表在早期 《申报》 上的文章， 毫无疑问一大部分出自 “主笔房”， 尤其是那些社会新闻， 如谈鬼说神、 嫖妓饮酒、 街谈巷议等。 这也反映出， 这一份报纸的新闻导向和办报方针是由总主笔授意给主笔， 再由主笔辐射到投稿者的。 在 《申报》 创刊伊始， 由于大多数的中国人还不明白报纸为何物， 加上正统的士人、 官员对报纸从业人员的鄙视心态， 因此报纸所发的稿件自然而然由那些在报馆领取俸薪的人员来完成。从 １８７２ 年 ４ 月至 １９１１ 年 ８ 月， 《申报》 历任总主笔和他们任职期限依６８０孟金蓉，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师、 写作教研室主任。∗∗

早期 《申报》 文人群体的新与旧次为： 蒋芷湘 （１８７２ ～ １８８４）、 钱昕伯 （１８８４ ～ １８８９）、 何桂笙 （１８８９ ～１８９８）、 黄协埙 （１８９８ ～ １９０４）、 金剑花 （１９０４ ～ １９０９）、 张默 （１９０９ ～１９１２）， 共经历了六任总主笔。① 在这六任总主笔主持笔政期间， 曾供职于主笔房、 襄理笔政的人主要有吴友如、 蔡尔康、 高太痴、 杨乃武、 王韬、 韩子云、 沈定年、 吴子让、 雷瑨、 赵孟遴、 张蕴和陈景韩等。或许通过考察他们的生平经历， 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与 《申报》 有一些共同的东西。 清代文人除致力于科举， 通过科举成为官员之外， 剩下的谋生之路不外乎两条， 或做官员的幕僚， 或当私塾或书馆的教师。 这种状况到《申报》 成立之前的 ２０ 年已经被打破。 第一任总主笔蒋芷湘为清末举人，他是早期申报馆学历最高的人， 他于 １８８４ 年考中进士离沪进京谋求官职。可见在政途上只要有一线生机， 他们还是愿意待在旧体制里。 但他们大多数人对科举已经深恶痛绝， 再也没有回到传统的道路上去， 报馆的兴起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职业。 王韬因乡试不中， 弃八股， 转治经世致用之学， 清道光二十九年 （１８４９ 年） 受聘于英传教士麦都思所办的上海墨海书馆， 协助艾约瑟、 伟烈亚力等译西方自然科学类书籍， 并参与 《六合丛谈》 的编撰。总主笔和主笔们大都是具有秀才或举人功名的江浙文士， 由于他们生活在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较大的江浙一带， 因而思想较内地知识分子要开明得多。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进入上海， 开始游离于科举之外， 逐步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 他们任职 《申报》 之时， 正值洋务运动进入高潮， 洋务思想和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影响较大， 《申报》 的主笔和社评也受其影响。 这一时期的主笔们和洋务派的关系较为紧密。 如吴子让曾在曾国藩门下任过幕僚， 而积极投身于洋务事业的近代科学家李善兰、 华衡芳、 徐寿等人和 《申报》 主笔也有过从。 翻检这一时期 《申报》 的社评， 不难看出它的总倾向与当时洋务派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基本主张是一致的， 即鼓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制器、 开矿、 办厂以求富； 学习西方先进文明， 摒弃陋俗，以及浅尝辄止地介绍一点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知识。 如在创刊伊始，《申报》 上就有 《建议铁路引》 （第 ３ 号）、 《开矿论》 （第 １７ 号） 等。７８０① 一说王韬 １８８４ 年回上海后曾经担任 《申报》 总主笔。 尽管王韬与 《申报》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对此说法论者不予采信， 原因是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 年） 王韬获李鸿章默许， 返沪定居， 次年开设弢园书局， 后又出任上海格致书院掌院， 已届耳顺之年的王韬再出任 《申报》 总主笔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王韬晚年襄理 《申报》 笔政却是为人所熟知的。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围绕在 《申报》 周围的文人除了上述总主笔和襄理笔政的人员之外，肯定还包括热心向 《申报》 投稿的一批作者。 《申报》 自创刊始就征集骚人韵士所做的 “天下各名区竹枝词， 长歌纪事之类” 的文章， 诗词游戏文章居多， 于是在 《申报》 周围有一批投稿者。 报纸这种近代传媒一产生就迫切地要求报纸与受众之间有所互动， 虽然在考察 《申报》 这种互动关系我们显得有些被动， 但敏感的商人还是很快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所以在 《申报》 创刊号就标出了： “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 如天下各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盖不取值”， “如有名言谠论， 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地利水源之类者， 上关皇朝经济之需， 下关小民稼穑之苦， 附登新报， 概不取值。”① 虽不付稿酬， 但对比此前出诗文还要作者自己出资的惯例， 这还是对文人们产生了吸引力。 于是 《申报》 创刊后就吸引了一批投稿者。 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充斥在版面上的那些所谓的作品大多是一些介于社会新闻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奇谈怪论、 益智见闻、 传记、 笔记、 小说等， 但是诗文作者可以免费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作品， 对那些已经习惯了花钱刊登文稿的文士来说， 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 于是在短时间内， 文人骚士们所写的随笔、 杂谈、 诗词等稿件纷至沓来， 报纸只能将其中的一小部分短小精悍的稿件刊登在每天的上谕、 论说和一般的新闻之后， 但仍有大量的优秀稿件报纸限于篇幅无法登载， 因此 《申报》 只好将它们结集起来， 每月一期， 定期对外发行， 这就产生了中国文学期刊的鼻祖 《瀛寰琐记》。要弄清楚这些投稿人的具体情况比较困难。 首先， 他们不属于当时正统的文人， 不属于主流的文人圈子。 １９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读书人的希望还是寄托在科举取士上， 虽然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是 １９０５ 年， 但在中国幅员广阔的区域内这种情况并非完全一致。 在江浙等商业发达的地方， 在１９０５ 年以前许多人就已经弃科场而习格物， 倡导近代科技， 创办实业， 这最终导致清政府废除科举。 而在广大的内陆地区， 一些偏远的乡镇直到１９４９ 年以前还在以科举考试的模式来教育孩子。 最早向 《申报》 投稿的作者大多是那些最早放弃科举到洋人办的企业工作的人， 他们自然不被当时正统的文人所重视。 其次， 他们因为怕被正统的文人看做 “无赖” 而不愿意把自己的真实姓名署在文稿上， 大多用一些别号来与读者见面。 他们发表作８８０① 《申报馆条例》， １８７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申报》 创刊号。

早期 《申报》 文人群体的新与旧品大多用笔名， 而且有种种复杂的情况： 一个人可能有近百个笔名， 如与《申报》 关系密切的王韬就有 ３９ 个笔名； 而反过来， 一个笔名又可能代表几个不同的文人。 到了 １９ 世纪八九十年代， 《申报》 已经在一些急需的稿件中实行稿酬制度， 但是有的撰稿人还是因为担心别人耻笑他以卖文而生，或怕人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而不去领稿酬， 或者干脆在文末注明 “不受酬”字样。 另外， 随着洋务运动、 维新变法的兴起， 一批又一批的风云人物不断涌现， 这难免使得这些穷途末路的文人更加暗淡无光。在 《申报》 创刊初期， 当大多数正统的知识分子还不明白报纸为何物的时候， １８７２ 年， 《申报》 在美国商人安纳托斯脱·美查 （Ｅｒｎｅｓｔ Ｍａｊｏｒ）的策划下开始运营。 从 《申报》 孕育的这段过程来看， 报纸的根本目的在于营利， 在当时以农业立国的中国， 这是让人不齿的。 清政府痛恨坚持舆论监督的报馆人员， 称他们为 “斯文败类”， 这是新与旧的斗争中必然要遇到的阻力， 而早期效命于 《申报》 的知识分子更遭遇了来自整个中国知识界的谴责和鄙视： 来自庙堂之上的知识分子， 比如左宗棠， 曾向友人大骂记者为 “江浙无赖文人， 以报馆为末路”①， 而那些处在江湖之远的鼓吹维新变法的正统知识分子也瞧不起这些以卖文为生的落魄知识分子， 因为康梁们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 而 《申报》 文人们则穷也不能 “独善其身”， 投靠洋人， 改变信仰， 这当然是为他们所不齿的。 或者还可以更进一步说， 即使是这些知识分子本身， 他们也瞧不起自己。 这从他们很少以真实的身份出现在报纸上， 而是以各种各样花样翻新的笔名示人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最早很可能是一些与主笔们有交往并且趣味相投的文人。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说清楚隐身在这些笔名下的真实的面孔， 后文所列的这 ２８ 个笔名可能是 “２８ 位” 作者， 实际上有可能是 “３８ 位”， 或者更可能是 “１８ 位”！９８０① １９１７ 年姚公鹤出版的 《上海闲话》 广泛论述了上海报界的种种现象， 记下了报人在清朝末年的卑微地位。 姚公鹤谓 “当时社会认为报纸为 ‘朝报’ 之变相， 发行报纸为卖 ‘朝报’之一类， 卖 ‘朝报’ 之人必以锣随行， 举动猥鄙， 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 故社会对报人非常轻视。 “每一报社之主笔及访员 （即记者）， 均为不名誉之职业， 不仅为官场仇视， 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 姚公鹤又说， 清光绪初对新疆用兵， 左宗棠倡议借用外债， 事件为华文报纸报道， 左宗棠曾向友人大骂记者为 “江浙无赖文人， 以报馆为末路”。 文中所说的这件事姚公鹤是怎样知道的， 却未见解释， 只能说是上海政界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说明中央要员是如何地鄙视记者。 但 “华文报纸” 的确指的是 《申报》。 这也成为日后京派和海派之争中， 京派文人经常引用的典故。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但从这些笔名的字面意思上可看出， 围绕在早期 《申报》 周围的这些报人的籍贯和居住地处在以上海为中心向江浙辐射的范围之中； 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和人生失意有着压抑不住的隐痛； 年龄上已经不再年轻， 或者说因为抑郁不得志人虽然年轻但心已经苍老， 他们因人生的失败而落魄， 而放荡不羁、隐身 “花丛” 等等。他们的笔名既不同于早期传教士们诚惶诚恐地取的 “爱汉者”、 “博爱者” 之类的笔名； 也不同于后来的改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报纸作为工具时向报纸投稿所使用的那些笔名， “那些笔名更多地带有感时忧世之情怀的杞忧生、 哀时客、 先忧子等， 还有表达民权、 自由要求的民治、 民意、 民铎、 民表以及人权、 爱自由者、 自立； 以及反映晚清教育变迁的学生一分子、 南洋一学生和强学子”①； 当然更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派 “对反清复汉思想的张扬， 如神州旧主、 汉魂、 汉臣、 光汉子、 汉思、 志革”， 或者 “半哭半笑楼主、 奇谈、 汉剑、 理鸣、 大嚷、 黄帝子孙之嫡派黄中黄、 激烈派第一人、 大风、 骚心”② 等在笔名中寄予政治的情思， 而他们更多的是以像“天虚我生”、 “雾里看花客”、 “花也怜侬”、 “吴门爱花子” 等这样的自我放逐式的笔名来表达一下末世的边缘情怀， 显示一下自己的文采或对所处环境发发牢骚而已。以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资料来看， 他们大多是与总主笔或主笔关系密切、 寓居上海的文人， 至少下面的这些人曾在早期 《申报》 撰稿发文： 李芋仙、 邹瀚飞、 王文濡、 孙玉声、 张叔和、 姚赋秋、 沈毓桂、 钱明略、 沈饱山、 沈增理、 蔡崇九、 黄式权、 朱逢甲等， 当然实际上可能有更多的撰稿人， 他们只是早期 《申报》 相对固定的撰稿人。早期 《申报》 在出版日报的同时， 还出版了增刊， 从 １８７２ 年 １１ 月至１８７６ 年， 申报馆曾连续创办过 《瀛寰琐纪》、 《四溟琐纪》、 《寰宇琐纪》 三种文学月刊， 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文学刊物， 主要刊登寓沪文人的诗词小品和山水游记。 除当时的名人王韬、 蒋敦复、 俞樾等人在其上发表文章外， 其他像葛其龙、 沈祥龙 〔字约斋， 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 年） 优贡生， 为上海龙门书院高才生〕、 章鸣鹤等也均有作品发表。 从这些刊物中所登载的篇目看， 除０９０①②程丽红： 《笔名与时代———晚清报人笔名探析》，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程丽红： 《笔名与时代———晚清报人笔名探析》，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早期 《申报》 文人群体的新与旧了一些翻译小说， 像 《昕夕闲谈》 具有一些现代的色彩外， 那些诗词小品和山水游记更多地带有传统的色彩。 无论王韬是否曾经做过 《申报》 的总主笔或主笔， 他都与 《申报》 有着密切的联系。 １８６１ 年， 王韬因涉嫌与太平军有来往而被政府通缉， 他在租界的帮助下逃亡香港， 临走之前将女儿寄养在钱昕伯家里， 后来就将女儿嫁给了钱昕伯。 在香港， 王韬与钱昕伯商讨了 《申报》 的编辑方针。 他不仅直接指导了 《申报》 初创时期的办报思路，而且 《申报》 早期的许多政论时评和诗词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虽然王韬等人在现实的人生际遇中俨然是西化的代表， 而当他们抒写自己的生命感受时仍然脱不了士大夫的那种调子。 这是一种很值得品味的现象， 哪怕是鲁迅———他操作白话文的手段已经相当的高明， 而且一直用白话表达他对社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也还是会使用律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那种沧桑感。 这至少说明， 他们内心深处与传统的连接是何等坚固， 对这种传统的表达方式是多么难以割舍。从 １９０５ 年 ２ 月至 １９１１ 年底， 除了总主笔金剑花和张默外， 到底有多少人任过 《申报》 主笔， 一时还无从确知， 但有名姓可考者不下 ２０ 人， 包括雷瑨、 赵孟遴、 沈景贤、 孙东吴、 吴虞生、 陆达权、 严饴庭、 颜仲珊、 伍特公、 刘师培、 王锺麒、 杨千里、 孙玉声、 黄虞孙、 黄允之、 孟森、 秦晋华、汤幼谙、 邵仲威、 张雄伯、 张叔通等。 １９０５ 年以前 《申报》 的主笔基本上是接受了新思想的旧式知识分子， 而此后的 《申报》 主笔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留学回国人员占了很大的比例。 这一时期 《申报》 的社评主调是鼓吹立宪。 据笔者粗略统计， 不含时评， 从 “论说” 的数量上来看，为立宪呐喊的社评最多， 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一， 至于立宪新闻更是连篇累牍。 这当然与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广泛分不开， 同时也表明， 早期 《申报》 文人的那种落魄和边缘感逐渐减弱， 随着媒体慢慢被社会所接受， 他们逐渐成为主流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二如果一定要说聚集在早期 《申报》 周围的写作者有什么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是一批再也无法在旧的体制下生存下去的落魄文人。 他们在被动地将 《申报》 作为他们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中， 运用自己的边缘视角在那１９０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个时代的大转折中实现了一次重要的转折， 尽管还称不上是一次华丽的转身， 但在这群人身上所体现出的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对文学向内转的实践的确是值得我们思索的。首先是他们对自己身份和职业的认定。在客观上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既有政治上的失意落魄， 又有旧时代一去不复返的无奈。 但是， 近代以来， 开埠以后的上海逐渐表现出一个大都市包容的特性， 让这些走投无路的末世文人发现一角容身之所。 这些江浙一带在科举考试上屡屡败阵的文士们逐渐被吸引过来。 “外地认为不行的科场落魄者， 在上海的花花世界七混八转， 慢慢也能成个人物， 居然顺理成章地做出一番事业成就。 传统社会读书人科举一条路， 除此之外， 没有前途。 但海上世界在科举之外辟出很多生路， 办报办书局， 做买办搞洋务， 上下左右，个人空间很大， 周旋余地很多， 这让科场失意的读书人在科举之外找到了别样的人生寄托。 譬如， 海上闻人王韬在科场屡屡失意， 但他转而与外国传教士联手， 进军报业和出版， 一边将中国的传统典籍翻译成外文， 一边又学习、 介绍西洋文化。 多年以后， 竟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精通洋务的专家， 尽管因向太平天国献策一事被清政府通缉在案， 不得已栖身香港， 但因为名声在外， 最后清朝大臣李鸿章不得不屈尊托人带话， 希望王韬回国助理洋务。 王韬大概是海上文人最早成功的榜样， 与王韬情况相似的不第秀才， 在沪上有一大批， 他们各有各的活法， 有时也难免无聊会去做捧戏子逛窑子之类莫名其妙的事， 但大都还是从事有益的文化事业。 以早期 《申报》 的华人主笔为例， 蒋芷湘、 吴子让、 钱昕伯、 何桂笙、 蔡尔康、 姚赋秋、 沈毓桂、 钱明略、 沈饱山、 沈增礼、 蔡宠九、 黄式权、 高太痴、 朱逢甲、 韩邦庆， 等等，多半是江浙秀才， 有举人功名的， 唯有蒋芷湘一位， 而且他在 《申报》 的时间也不长。 这些不第秀才从事着 《申报》 的事业， 慢慢地竟将这家报纸培植成中国影响最大的媒体， 不仅左右着当时的社会舆情走向， 而且报业的资产迅速累积， 投资者英国人美查 （Ｅｒｎｅｓｔ Ｍａｙｅｒ） 收益多多不说， 一般的华人主笔也是待遇优厚， 无论是精神面貌， 还是经济收入都与通常所描绘的落魄文人相距甚远。”①２９０① 杨扬等著 《海派文学》， 上海： 上海文汇出版社， ２００８。 熊月之： 《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 《档案与史学》 １９９６ 年第 ６ 期。

早期 《申报》 文人群体的新与旧这种状况又会反过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报人的队伍。 尤其是当时一些颇负文名的文人， 他们向 《申报》 投稿不再感到羞愧， 当一名报刊作家也不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反而成为一件有面子的事情， 这对写作主体的激励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因而当时形成了中国的第一代职业作家。 另一方面， 在新形成的这个城市公共空间里， 作家们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展示给更多的人观赏， 当然也包括那些旧文人瞧不起的市民。 创作主体的这种姿态无疑给文学写作带来了更大的表现空间。 这也为后来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倡导平民的文学和国语的文学提供了最初的土壤。王韬在被迫流亡海外 ２０ 年以后， 于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 年） 获李鸿章默许， 返沪定居， 次年开设弢园书局， 后出任上海格致书院掌院， 并继续为《申报》、 《万国公报》 等报刊撰文。 这时的王韬已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 １８９４ 年和 １８９５ 年， 孙中山、 康有为相继来沪拜访王韬， 畅谈中国变法图强的大业。 这个本来因乡试不中而投身传教士、 为生存做了洋人身边的小伙计的人， 在他去世前的两三年，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位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知识分子都向他表达了敬仰之情。《申报》 不仅聚集了像王韬、 沈毓桂这样的西化知识分子， 而且像袁祖志、 李芋仙这样传统文人和一大批实业界的佼佼者也都被吸引过来。 张蕴和、 张叔和两兄弟与 《申报》 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们不仅是 《申报》 的投稿者， 而且兄弟二人曾在报馆任主笔多年， 他们也是近代上海 “大宅门”张园的主人。 自 １８８５ 年开放以后的二十多年中， 张园一直是上海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 １８９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申报主笔何桂笙五十岁生日， 张叔和、 王韬、 王雁臣、 袁翔甫、 唐泉伯、 经元善、 席子眉、 蔡钧、 蔡尔康等 ２２ 人，在张园为何祝寿。 上至社会名流的演讲讲台 （黄兴、 马相伯、 章炳麟、 吴敬恒、 蔡元培、 马君武的演说）， 下至妓女们争奇斗艳的舞台， 都设在此处。① １９０５ 年以后的 《申报》， 已经不再像早期那样处于边缘地位， 而是逐步步入了上海城市文化的一个中心位置。这种身份认定显然与精英知识分子对身份和职业的认定有很大的差异。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 １９、 ２０ 世纪之交的戊戌变法以后， 产生了分化。 但无论是立宪改良派还是革命派， 他们都只是把报刊作为宣传他们政治主张的工３９０① 熊月之： 《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 《档案与史学》 １９９６ 年第 ６ 期。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具， 从来没有将报刊作为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 这种差异其实主要还是主流和边缘的差异， 谈不上传统与现代的分野。 在这场分化中， 主流精英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 但潜隐在边缘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新的因子在其后一百多年的文学反复中会逐渐凸显出来。《申报》 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大量刊登文学作品的新闻报刊。 如果对出现在早期 《申报》 中的文本进行考察， 可以看出创作的空间不是更拘谨狭窄而是更加灵活自由了； 反映创作主体的生命感受不是更概念化而是更真切了。 中国文学在这里似乎彰显出更杂芜也更多样化的态势。在这大变动、 大变革的时代， 人们开始变得多情， 既然万能的经学已经不再可靠， 那么人们就开始转向自己的真实感情， 因为唯有自己的生命体验才是真实的、 可以把握的， 诗人们不仅变得多情善感， 而且将情的地位上升到空前的高度。 对经学的怀疑使得他们不得不借助情感来验证自己的看法，“情” 成为 “理” 的依据。 这种对情的崇尚， 使情得以脱离理的节制， 文人愿意在作品中尽情展示悲哀之情， 将 “哀而不伤” 的古训置之脑后， “中和之美” 的审美准则被打破了。“多少凄凉多少恨， 几番磨煞年华， 看来都是镜中花。 堂前新燕子， 飞去又谁家， 回首青青门外柳， 只合憔悴栖鸦， 悲欢荣辱本无差， 江头离别者， 何事恨天涯。” （ 《调寄临江仙·感遇》， 第 ９１２ 号） 像这类抒怀感旧诗真切地反映出他们对命运的慨叹。１８８０ 年， 李芋仙年六十， 初到上海。 之后他曾返南昌治过足伤， 但直到去世， 他的主要活动都在上海， 在 《申报》 上发表诗作两百余首， 汪洋恣肆， 才华横溢， 时人以小杜目之。 著名小说家李伯元对李芋仙很崇敬，称： “名流荟萃沪上， 盛极一时， 而才情品貌当以忠州李芋老为最。” 诗界革命领袖黄遵宪 （公度） 对李芋仙亦十分敬重， 尊为前辈， 称： “忠州李芋仙先生老名士也。 虽素未谋面而叹慕芋老已非一日。”① 诗人是在 “生无媚骨法宜贫， 输却一官赢一身”、 “名心浓向空中尽， 世态纷从冷处知” 的官场失意后流寓上海的， 他的诗歌创作在此进入又一个高峰期。 因此在 《申报》 上发表的诗作较之他仕途顺利之时的作品更增添了几许深沉和沧桑。初到上海， 李芋仙即以 《远游四首》 轰动一时， 邹弢在 《三借庐笔谈》 中４９０① 陈仁德： 《李芋仙不能遗忘的诗人》，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２０００ 年第 ５ 期。

早期 《申报》 文人群体的新与旧称芋仙诗中有奇气， 即举 《远游》 为例： “秫田轻掷等鸿毛， 便受饥驱敢告劳。 旅伴独携三尺剑， 侠肠终类五陵豪。 重攀白下当初柳， 一看元都去后桃。 遥计陶然亭子上， 到时佳节趁题糕。” “临歧更触故乡情， 爱惜初心有此行。 敢倚文章留重价， 全抛福力换虚名。 怜才泪足流无尽， 感旧诗多记不清。 香火因缘湖海气， 未应前路少逢迎”， 将末路文人的生命之叹尽情倾吐。三１８７２ 年的上海存在着许多新的变数。 这不仅仅是因为 １８４３ 年开埠让此前还是松江府下设的一个小县城的上海一跃而成为引人注目的都市， 从城市文化的层面上看， 上海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特的。 “自 《海上花列传》以来， 海派文学出现了两种传统： 一种是以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 描述出极为复杂的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图像， 即突出现代性的传统； 一种是以左翼文化立场揭示出都市文化的阶级分野及其人道主义的批判， 即突出批判性的传统”①， 《申报》 文人群体在形成这种 “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 的过程中无疑是主角， 但此时的文人还真的没有多少鲜明的 “现代性图像”。首先是他们对自己职业和身份的否定。 这是主观上的一种强烈的对自我的否定。 这从他们花样翻新的笔名上可见一斑。 台湾张泰谷先生曾辑录《戊戌变法前后报刊作者字号笔名录》 和 《辛亥革命时期重要报刊作者笔名录》 的内容， 著成 《笔名引得》②， 该书包括了晚清时期见诸报端的大多数的作者名及其笔名。 经粗略统计， 书中所载报刊的作者达 １５６２ 人， 而他们使用的笔名竟有 ４４８７ 个之多。 而早期 《申报》 文人圈子之所以用笔名不像另外两类报人， 即资产阶级改良派 （如以梁启超为代表的 《新民丛报》 作者群） 和资产阶级革命派 （如以章炳麟、 邹容为代表的 《苏报》 作者群），是因为他们担心清廷的阻挠或迫害而不得不用笔名， 而早期 《申报》 文人使用笔名更多的是要反映他们对自己的绝望和无奈。 这些在社会变迁中寄生５９０①②陈思和： 《论海派文学的传统》，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该书主要辑录自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期间重要报刊的作者笔名， １９７１ 年由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城市的新生代文人的笔名或者描摹他们情志虚空， 反映及时行乐的思想， 如游戏主人、 蝶仙、 海上懒蝶、 蝶隐、 老上海等， 或者表达人生虚幻的感觉，像天虚我生、 雾里看花客， 或勾画才子佳人情场的流连， 像花也怜侬、 吴门爱花子等等。《申报》 第 ９０６ 号之前的作者的署名有： 海上逐臭夫、 冷眼叟、 修善补德齐斋主人、 持平叟、 苕东客、 平生不妄语人、 于思道人、 青楼薄幸人、 江左布衣、 养生主人、 滇南香海词人、 沪上护花铃馆怀珠散仙、 申江燃黎老人、 平江散人、 悲秋山人、 殳山半闲士、 越缦生、 浙东惜红生、 吴门爱花子、 海上看洋十九年客、 鸳湖恋恋子、 闲云草堂主人、 小游仙、 不愁明月尽馆馆主、 玉皇香案吏、 十万腰缠骑鹤人、 岭南随俗人等。现实既然无法改变， 那么逃避和堕落可能是更方便的选择。 于是， 失意文人所有的精神上的软弱和生活上的放荡不羁在他们自己看来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这既来自中国传统的失意文人的真传， 又更多地受到作为殖民地的上海的都市化的影响。 殖民地的都市化这把双刃剑既戳破了传统文化和道德的虚伪， 又粉碎了现代性面纱遮掩下的对文明的种种美妙的想象。“现在上海人常引为自豪的昔日繁华的 ‘家底’， 正是在丧权辱国的租界阴影下形成的。 半殖民地的统治者不会真正按照西方文明的标准来塑造上海， 它们所需要的， 一是在殖民地维持宗主国尊严的形象， 二是使殖民地变成一个他们即使在自己的国土里也不便放纵的情欲乐土。 前者使他们在殖民地建造了许多与西方接轨的文明设施， 成为文明与发展的标志； 而后者， 则在文明设施中寄予了畸形的原始欲望， 就像一个在庄严的大家庭里循规蹈矩的男人难免在外面胡作非为一样， 一切在法律或者教规禁止范围以内的情欲因素都可能在殖民地领土上变本加厉地膨胀。 所以， 当上海被西方冒险家们称为 ‘东方的魔都’ 时， 它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西方文明的情欲排泄口，西方冒险精神正是在这种种犯罪欲望的刺激下变得生气勃勃， 风情万种。”①文人的狎妓传统在 １９ 世纪末的上海显得尤其张扬。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 见月伤心的。 一到上海， 又遇见了婊子。 去嫖的时候， 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 样子很有些像 《红楼梦》， 于是他就觉６９０① 该书主要辑录自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期间重要报刊的作者笔名， １９７１ 年由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早期 《申报》 文人群体的新与旧得自己好像贾宝玉； 自己是才子， 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 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 内容多半是， 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 惟佳人能识坎物不遇的才子， 受尽千辛万苦之后， 终于成了佳偶， 或者是都成了神仙。”①申报馆坐落在上海的四马路 （现福州路）， 这条马路在当时聚集了上海主要的报刊和出版业， 同时也是上海著名的长三、 幺四妓院聚集之地。 这是一种偶然抑或必然？ 张园是才子和妓女们经常公开集会的地方。 “这里是上海妓女争奇斗胜、 大出风头的地方。 每至斜日将西， 游人麇至， 青楼中人，均呼姨挈妹而来。”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 日必一至的有名妓陆兰芬、 林黛玉、金小宝、 张书玉四人。 李伯元称她们为四大金刚， 其得名缘由就是 “四人既至之后， 每于进门之圆桌上瀹茗， 各人分占一席， 若佛氏之有四金刚守镇山门， 观瞻特壮也”。 妓女活动的黄金地， 白天是味莼园， 晚上是四马路。时人写道： “上海闲民所麇聚之地有二， 昼聚之地曰味莼园， 夜聚之地曰四马路。 是故味莼园之茶， 四马路之酒， 遥遥相对。”②在早期 《申报》 文人中， 许多人都是有名的风流才子。 邹弢在 《三借庐笔谈》 这样描绘李芋仙： “君为人行侠仗义， 挥金如粪土。 苏州某方伯赠金二千， 一月即尽， 京师时爱优伶杜芳洲， 动辄费千金， 或劝君稍加节制，然君不愿。 近来罢职落拓上海， 犹豪荡如昔。 而芳洲此时已有名声， 乃罄囊相报。” 在上海期间， 李芋仙交往的风月场中人尚不止杜一人。 李芋仙晚年号二爱仙人， 便是暗寓与二人特别相爱之意。 此二爱疑即湘水青人与碧玉清流。 袁祖志、 王韬等人在这方面也为后人津津乐道。与作家主体相映照的是存在于文本层面的东西， 发表在早期 《申报》上的作品还更多地带有旧的失意文人的感伤和对扑面而来的都市化的狭隘的理解和接受。 全盘接受掩藏在繁华之下的腐朽和糜烂， 使中国文学与脱离传统道路的机会失之交臂。 这也充分说明 １９、 ２０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变革的艰难与复杂。生活的经历在他们的创作上也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 像 《咏弹词女诗》 （第 ６１ 号）、 《沪浜花间记事》 （第 ７６ 号）、 《咏唱小戏周宝珠诗六首》 （第 ２００ 号） 即表达出诗人与社会底层女性 “同是天涯沦落人” 的感７９０①②鲁迅：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鲁迅全集》 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熊月之： 《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 《档案与史学》 １９９６ 年第 ６ 期。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叹， 承袭了中国文人以 “香草美人” 自喻的传统路数。 而当时更多的是一些艳情诗， 表达他们对女性肉体的迷恋， “夜雨瞒人去润花， 昨宵情事不堪夸。 乌云斜挽新兴髻， 碧舌犹应未破瓜。 休以露水说良缘， 转瞬光阴改少年。 月不长圆花易落， 温柔乡里好参禅。” （ 《纪友人琐事近事十二绝》， 第１１１ 号）。 不能否认， 报纸登载此类诗词有招揽读者之嫌， 但也应该看到，这种对女性的审美、 对世俗幸福和享乐的追求正是都市化过程中的应有之义。早期 《申报》 的文人就是这样在肯定中否定着自己， 也同样用否定的方式肯定着自己的存在。 他们虽然已经感觉到思想文化界的巨变就要到来，而且这是中国几千年所未遭遇过的巨变， 但是他们目力所及的却只有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肉体， 于是他们时而希望、 时而失望， 再希望， 再绝望， 他们的情感就在这样的大起大落的悲喜交加中考验着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他们是旧文人的缩影， 充满了悲观失望， 也正是这种感情上的巨大冲击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了更为真切的表达空间。 尤其是他们对悲剧审美意识自觉不自觉地接受， 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审美要求， 也给后来的文学变革提供了诸多想象的空间。８９０

晚清 《圣经·诗篇》 中译的文学化问题初探晚清 《圣经·诗篇》 中译的文学化问题初探　 ———以湛约翰 《圣经·诗篇》 中译本为中心　 段怀清《圣经·诗篇》 中译不是在晚清时期才出现的一个文学、 宗教与文化命题，而且湛约翰 （Ｊｏｈｎ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１８２５ ～１８９９） 也不是晚清 《圣经》 中译的先行者，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参与者。① 但在那些基本上依靠或者得益于中国文人助手的帮助才完成 《旧约》、 《新约》 翻译的传教士之外， 湛约翰是对韵文体中译 《圣经·诗篇》 最早具有文学意识并积极进行文体翻译实践尝试的传教士之一。②湛约翰的中译 《圣经·诗篇》 一共选译了 《诗篇》 （Ｐｓａｌｍｓ） 中的 ２０首。 除了最后一首为 《圣经·诗篇》 第 ２３ 首外， 其余均按顺序， 依次选译了 《圣经·诗篇》 第 １ 首至第 １９ 首。 清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 年） 由香港“Ｍａｎ Ü Ｔ‘ｏｎｇ” （文裕堂） 出版。 封面仅英文书名 “Ａ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Ｐｓａｌｍｓ”。 由此观之， 此译本主要的预期读者， 应该是对 《圣经》 中译有兴趣的传教士或西方读者。在 《诗篇》 选译之前， 湛约翰亦曾尝试过将英文赞美诗用一种富有内在旋律的语言形式翻译成中文， 这就是他的 《宗主新歌》。③ 这 １８ 首赞美诗为：９９０❋①②③段怀清，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有关湛约翰作为一个汉学家的生平事迹， 尤其是他在中国文学英译方面的贡献， 参阅段怀清 《湛约翰与中国文学》， 刊 《国际汉学》 第 ４ 辑。几乎在 《圣经》 中译之同时， 各种形式的韵文体中文的福音阐释文本亦相继出现， 其中既有像麦都思和王韬合作完成的圣经 “三字经”， 杨格非的 《耶稣圣教三字经》， 亦有像英国富翟氏的《福音韵语》 等。 不过此类文本基本上是以对圣经教义的阐释为主， 对 《圣经》 中译本的文学化，尤其是 “诗篇” 译本的文体的文学性给予高度关注并予以尝试实践者， 在湛约翰之外并不多见。此书收录了 １８ 首当时在英国广为传唱的 “圣歌”。 封面上书 “宗主新歌” 四字， 右边书“光绪五年”， 即 １８８０ 年， 左边书 “广东伦敦教会藏版”。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未做特别说明， 但湛约翰在上述 １８ 首赞美诗的中译文体方面， 已经有所尝试， 即以楚辞 “歌” “诗”体合一的特色译之。∗∗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１ “Ｔｈｅ Ｇａｔｅ Ａｊａｒ ｆｏｒ Ｍｅ”２ “Ｓｔａｎｄ ｕｐ ｆｏｒ Ｊｅｓｕｓ”３ “Ｈｏｌ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ｔ”４ “Ｋｎｏｃｋｉｎｇ， Ｋｎｏｃｋｉｎｇ， 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ｅｒｅ？”５ “Ｔｈｅ Ｌｏｒｄ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Ｎｅｗｔｏｎ”６ “ Ｊｅｗｅｌｓ”７ “Ｅｖｅｎ Ｍｅ”８ “Ｌｏｖｅ Ｄｉｖｉｎｅ”９ “Ｆｒｏｍ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ｓ Ｉｃ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１０ “Ｔｈｅ Ｎ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Ｎｉｎｅ”１１ “Ｔｈｅ １００ｔｈ Ｐｓａｌｍ”１２ “Ｋｉａ Ｓｈｉ Ｃｈｕ （ｎｅｗ）”１３ “ Ｊｅｓｕｓ Ｒｅｆｕｇｅ ｏｆ Ｍｙ Ｓｏｕｌ”１４ “Ｎｅｗｔ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ｅａｒｓ Ｈｙｍｎ”１５ “Ｆｏｒｅ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ｒｄ”１６ “Ｓａ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ｍｓ ｏｆ Ｊｅｓｕｓ”１７ “Ｒｏｃｋ ｏｆ Ａｇｅｓ”１８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ｉｇａｌ Ｃｈｉｌｄ”这 １８ 首赞美诗为中英文对照， 并配有乐谱， 显然是为教堂里的教友们准备的。 但这至少说明， 在 《圣经·诗篇》 中译之前， 湛约翰已经有过用中文韵文语言翻译英文圣诗或 “道歌” 之类的尝试。 尽管此类尝试与十余年之后的中译 《圣经·诗篇》 相比， 无论是在文体形式、 语言， 还是术语翻译方面， 都存在明显差距， 但这却是湛约翰独立中译圣诗或 “教歌” 的值得关注的尝试。一　 中译 《圣经·诗篇》 的文体形式尝试文体意识是晚清传教士中译 《圣经》 活动中相对较晚明晰起来的一种文学自觉， 而湛约翰之所以能够在 １９ 世纪晚期逐渐形成这种文学意识，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他在 １８９０ 年代参与对 “委办本” （ Ｔｈｅ００１

晚清 《圣经·诗篇》 中译的文学化问题初探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新约圣经》 的修订。① 这一工作让湛约翰有机会对 １９世纪以来来华传教士们中译 《圣经》 的所有成果进行检视清理， 尤其是可以发现各种译本在文体形式上所存在着的明显不足。② 而湛约翰在 “委办本” 《新约圣经》 修订工作中的贡献， 亦被评论者赞誉为他所戴上的 “一生中最为灿烂的花冠”。 其二是在 １８７２ ～ １８８８ 年这 １６ 年间， 也就是在其用韵文体中译 《圣经·诗篇》 的前后， 湛约翰曾经在香港的英文汉学评论刊物《中国评论》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上先后发表各种翻译文章、 文论 ３０ 余篇。这些撰述涉及中国文学的英译以及对于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的评论等领域。其中在汉语诗歌的英译以及相关翻译经验的阐释方面， 湛约翰的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没有证据表明， 湛约翰为自己拟订了一个宏大的中国诗歌英译计划， 就像他的前辈榜样理雅各 （ 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 １８１５ ～ １８９７） 的 “中国经典”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的英译计划那样。 但从他这一时期英译中国诗歌的成绩来看， 说湛约翰对中国诗歌进行过相对系统的阅读甚至研究应当不过分。 有资料显示， 湛约翰对 《诗经》、 楚辞、 汉赋、 唐诗等， 均有相关翻译或研究撰述。 他的 《 〈诗经〉 音韵考》， 可以视为欧洲汉学研究从传教士时代向专业汉学研究时代转型的标志之一； 而他对李白、 杜甫尤其是韩愈诗歌的翻译， 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个人的文学阅读兴趣， 尽管对于一个传教士而言， 这样的文学工作并不一定为其所属差会所肯定与支持。能够证明湛约翰中译 《圣经·诗篇》 有文体方面自觉意识的， 是他在译文之前配列的自己曾经翻译的 《九章·哀郢曲》 和 《射雉赋》。③ 对此他自己所做的解释是： “下列所选 《楚辞》 中一哀曲和 《射雉赋》 中一节， 可供我所尝试以自由韵文体翻译 《诗篇》 ２０ 首之范例”④。 也就是说， 湛约翰１０１①②③④湛约翰、 韶玛亭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ｃｈａｕｂ） 修订的 《新约全书》 １８９７ 年由香港文裕堂承印出版， 此修订本又被称为湛约翰 － 韶玛亭译本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ａｕｂ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传教士与他们的中国翻译助理翻译完成的 《新约全书》 和 《旧约全书》， 有的并非直接译自英文本， 而是直接自希腊文本译出， 譬如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 年） 由上海美华书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版藏的 《新约全书》， 就是由希腊文本翻译成中文本的。有关湛约翰在 《圣经》 “委办本” 修订方面的工作， 参阅段怀清、 周俐玲著 《 〈中国评论〉与晚清中英文学交流》，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其中潘岳的 《射雉赋》 英文译文刊 《中国评论》 卷一第五期 （１８７３ 年 ４ 月）。见 《诗篇》 （Ａ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Ｐｓａｌｍｓ）， 清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 年） 香港文裕堂（Ｍａｎ Ü Ｔ‘ｏｎｇ） 印本第 １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的 《圣经·诗篇》 ２０ 首， 是仿照 《九章·哀郢曲》 和 《射雉赋》 进行翻译的。 在哪些方面仿照了呢？ 首先是在文体方面， 即在文体方面仿照 《九章·哀郢曲》 和 《射雉赋》 翻译了这 ２０ 首 “诗篇”。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不妨来看看 《诗篇》 第一篇的中文译文：蒙福人厥形容， 恶者谋彼弗从。罪人途莫肯立， 傲者位非其集。乃悦耶和华律， 思之夜以继日。如林木植川湄， 果以时叶不萎。是人也福允臧， 凡所为无不昌。惟恶者不如是， 犹秕糠被风飏。鞫民时必倾踬， 群义会不同行。耶和华悦义路， 歧趋恶必灭亡。依照湛约翰所提供的范式， 从文体形式上看， 上述翻译直接参照了潘岳的 《射雉赋》。 而在湛约翰 《圣经·诗篇》 韵文体中译尝试之前， 《诗篇》 的中文译文基本上是散文体， 或者是初步的韵文形态， 也就是与《圣经》 中其他内容的翻译在文体上一致。 譬如由英国来华传教士艾约瑟、 理约翰二人合译的 《颂主圣诗》①， 其中 《圣经》 “诗篇” 第一首的译文如下：不走恶人道路， 不居轻慢座位。昼夜常思上帝法度， 这人得福百倍。好比常青树木， 种在溪水之旁。按时结果十分满足， 枝叶不干不黄。凡他所作所行， 每每如心如意。虽然天路有时不平， 究是与他顺利。２０１① 〔英〕 艾约瑟、 理约翰同译 《颂主圣诗》， 清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 年） 刊。

晚清 《圣经·诗篇》 中译的文学化问题初探惟有作恶之人， 如同谷内粗糠。被风吹去四散无存， 不能收入天仓。应该说， 《颂主圣诗》 中的 《诗篇》 译文， 已经体现出初步的文体意识， 尤其是尝试用韵文体的形式， 来对 《诗篇》 中译进行特殊处理， 以区别于 《圣经》 其他部分的翻译。 但比较之下， 这种文体意识还不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学意识， 尤其是还缺乏湛约翰式的对于中国诗歌传统相对系统的了解与把握， 譬如不同文体所适宜描写表现的内容、 情感与义理特征等。 在同时代来华传教士—汉学家中， 艾约瑟在中文诗歌方面的修养， 已经算是比较突出的了， 但要真正领会透彻诗歌在文体形式上的同质性与差异性， 异域语言文学的长期熏陶修养依然是必要的。比 《颂主圣诗》 稍晚 ５ 年出版、 专门将 《旧约全书》 中 “诗篇” 部分翻译结集的 《旧约圣诗》①， 其中译文则完全放弃了上述韵文化的努力， 以一种散文体句式结构译出。 其第一首译文如下：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登罪人的道途，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专喜悦主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等人便为有福。 他必像树木栽在溪水旁， 临时结果， 叶不干枯， 所作的事尽皆顺利， 恶人决不如此， 乃像糠秕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时， 恶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善人会中也是这样。 因主喜悦善人的道， 恶人的道必然灭亡。上述译文不仅体现出文体句式方面的散文特征， 更关键的是， 这种文体句式， 突出了诗篇中的 “说理” 特色， 相比于诗体， 句式逻辑性更强， 亦更显理性。 虽然读起来略显说教， 不如韵文体有节奏感及朗朗上口， 其主体情感色彩亦相对弱化， 但却彰显出一种冷静从容的理性思辨力量， 而且在语言形式上亦更为语体化。而在 《颂主圣诗》 之前影响广泛的 《圣经》 “委办本” 中， 《诗篇》 的中译则完全选择了散文体形式。所谓 “古诗之赋， 以情义为主， 以事类为佐”。 湛约翰在选择以中国传３０１① １８７７ 年由美国传圣经会位于京都 （北京） 灯市口的美华书院刻印出版。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统诗体来翻译 《圣经·诗篇》 时， 是否有上述考虑， 尚待进一步考证。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湛约翰试图通过 “辞赋” 这种对中国文人而言古老而又熟悉的文体形式， 来消除或至少部分消除 《圣经》 中译本因为“直译” 甚至 “硬译” 所造成的阅读障碍， 进而增进中国文人读者对于 《圣经》 在文化形态以及文学形态上的亲近感乃至认同感。 这种文体形式上的努力， 一方面有助于提高 《圣经》 中译本的文学性， 另一方面亦可视之为晚清来华传教士 “适应中国” 策略在文学文体上的体现。二　 中译 《圣经·诗篇》 的语言选择晚清来华传教士在 《圣经》 及相关宗教典籍中译的语言策略方面的考虑，与上述文献中译本的文体考量基本上是一致的。 尽管上述语言策略一般也需要得到相关差会的认同， 但鉴于差会执事者对于传教地政治、 社会尤其是语言文化情况基本不了解， 因此这些语言策略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差会批准。① 一般而言， 译本乃至宣教在语言策略上越倾向于向中国本土知识阶层读者靠拢，其文体形式也会越兼顾中国文学在文体形式上的 “本土性” 与文人文学审美传统的独特性， 反之亦然。具体到湛约翰的 《圣经·诗篇》 中译尝试， 首先涉及的就是文言与白话孰为翻译语言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并非是一个不辩自明的问题， 而是关涉到传教士在华传教的目标对象、 阶段性策略等诸多问题。 事实上， 随着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西方各国在中国所获得的宣教布道的便利也越来越多。 而传教士们越深入到中国内地， 他们的传教活动， 也就随之越向中国底层普通民众渗透。 也因此， 各种类型的方言 《圣经》 中译本或阐释类的宣教小册子等亦屡见不鲜。 不过， 《圣经》 “委办本” 的确定， 似乎为 《圣经》 的中文化和本土化指明了一个方向， 但事实上由于中国幅员辽阔、 各地语言文化差异明显， 再加上传教士们自己也存在着教育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因此他们对宣教地知识４０１① 伦敦会围绕麦都思 （Ｈｅｎｒｙ Ｍｅｄｈｕｒｓｔ） 就 《旧约全书》 和 《新约全书》 的中译语言所提出的新建议而展开讨论乃至形成分歧， 原因并不在于伦敦会的秘书或董事们对于汉语以及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了解， 而是因为在麦都思提议之前， 已经有了马礼逊译本在先。 更关键的是， 无论是马礼逊译本还是其本人， 都得到了伦敦会的尊重。

晚清 《圣经·诗篇》 中译的文学化问题初探分子精英文化与民间大众草根文化的偏好选择亦有不同。 所以， 与其说《圣经》 “委办本” 是一个统一的 《圣经》 中译本， 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十分重要、 非常有价值的 “参照本”。 该译本在 “信”、 “达”、 “雅” 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统一， 并不代表这个译本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在晚清中国因为地域、 族群以及经济、 社会、 文化和教育差异而存在着严重语言分裂的现实情况之下， “委办本” 的 “统一性” 其实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此仅以 《圣经》 各种阐述性中文本为例略为说明。其实早在明朝天主教入华时期， 因为语言环境的复杂多样而导致传教士们难以适从的现象即已存在， 所以才会出现各种三字、 四字、 五字语言阐释《圣经》 故事、 教义的中文读本。譬如艾儒略的 《天主圣教四字经文》：①王黑落得， 如德亚军。 因三王朝， 心生猜忌。 欲杀耶稣， 不知何在。 令下白棱， 管辖界内。 二岁婴儿， 尽行歼死。 天神预告， 避厄日多。 潜居七年， 黑落得卒。 神告令回， 纳杂勒居。 厄日多国， 人俗尽述。 彼时魔像， 不下千万。 ……这是一个折中的语言策略之下的宣教小册子： 四字句的句式形式， 实际上是考虑到传教与背诵之方便， 这对传教者与听教者都比较方便； 而经文语言其实夹杂了文言白话， 不是一种纯净的语言， 这一方面显示出当时著述者 （包括传教士的中文助手） 中文水平的局限，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宣教对象的游移不定。 因此， 这种汉语经文的语言水准和文学性并不高。相比之下， 前面提到过的艾约瑟、 理约翰二人合译的 《颂主圣诗》， 在语言上已经呈现出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朝向——— “好比常青树木， 种在溪水之旁。 按时结果十分满足， 枝叶不干不黄”。 尽管这种语言尚不能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完全等同， 但已经呈现出朝向现代汉语的努力，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情况在湛约翰的 《圣经·诗篇》 中同样存在， 所不同者， 湛约翰５０１① 《天主圣教四字经文》 １６４２ 年由 “泰西学士艾儒略谨述”， １８５６ 年由慈母堂重梓。 此处引文以慈母堂重印本为准。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的语言方向， 不是朝向现代汉语， 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朝向一种更为久远的语言传统， 一种更加精英知识分子化， 同时也被认为更为文学化的语言传统。 像第一首译诗中的 “川湄”、 “秕糠”、 “风飏”、 “鞫民”、 “倾踬” 等词语， 均十分书面化， 也很容易从 《诗经》、 《楚辞》 以及汉赋中找寻到这些词语。 这其实也昭示出湛约翰 《圣经·诗篇》 的语言资源即在于此。这种语词资源所传递出来的精神文化气质与审美信息， 在 《圣经·诗篇》 的句式结构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不妨来看一看湛约翰选译的 《诗篇》 第六首：耶和华兮勿施震恚以责言。莫施烈怒以讨论。我衰弱兮耶和华恤而弗谖。骨战魂惊兮耶和华何时施恩。求耶和华兮回来医我而救魂。死地罔忆兮念尔仁爱而拯援。阴府谁谢尔兮我因唏嘘而惫昏。每夜卧床兮流涕濡榻而潺湲。目力衰老兮缘吾忧愁而敌烦。凡行非义兮离我而远分。盖我哭声兮耶和华曾闻。吾所祈求兮耶和华已听。将纳吾祷兮诸敌则大惊。愧耻遁逃兮忽蒙羞速行。这种长短不一、 参差错落的句子结构， 当然不是译者完全根据英文原句之长短所作出的翻译选择， 而是一种统一的在文体、 语言以及文学审美等诸多因素兼顾考量之下的翻译策略。 这种策略， 一方面是为了落实上述 “统一性” 的追求， 同意亦引发了阅读者对于本土文学传统的记忆， 降低了文本在语言、 文体等方面因为翻译转换而产生的陌生感和文化隔阂， 增加了阅读者对于译本在情感上和心理上的认同接受度。 当然在此之外， 还有一点很清楚， 那就是这种翻译策略， 通过一种文学化的努力， 来传递原文的 “诗６０１

晚清 《圣经·诗篇》 中译的文学化问题初探意” 和文学性。湛约翰 《圣经·诗篇》 在语言策略上的选择， 当然跟他对本土知识分子文化的熟悉了解有关， 更关键的是跟他对这种知识分子文化和文人文学在情感上与文学审美上的认同接受有关。 从这一角度讲， 与其说湛约翰的《圣经·诗篇》 中译本是对本土知识分子的信仰启蒙， 还不如说是他通过对《圣经·诗篇》 的翻译实践， 来向中国源远流长的文人文学传统表达自己的敬意。三　 中译 《圣经·诗篇》 的术语问题“术语问题” （Ｔｅｒ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是晚清新教来华传教运动初期因为 《圣经》 中一些专门术语的中译意见分歧而引发出来的争论。 争论其实一直伴随着新教在华传教的进程而未曾终息。坚持 《圣经》 及基督教语汇的独特性， 被有些传教士们视为捍卫基督福音以及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的底线。 在这些传教士看来， 那种找寻在基督教信仰和语汇与宣教地的异教文化之间的可沟通转换的努力， 尤其是那种将基督教特有的教义术语与异教徒的文化术语傅会翻译的方式， 与其说为 《圣经》 的本土化找寻到了一条现实途径， 还不如说是对基督教义和上帝福音的背叛。 也因此， 在 “术语问题” 争论中， 一派坚持 《圣经》 中译本的“陌生化”， 即无论是文体、 句式还是语汇， 不是首先为了获得本土读者的认同接受， 而是为了保持原文教义的准确无误， 不至于因为傅会而让本土读者对教义产生错误的联想， 尤其是跟本土宗教文化错误地混淆在一起。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 就是围绕着 “Ｔｈｅ Ｇｏｄ” 的中文译名究竟是 “神” 还是“上帝” 而展开的长达数十年的争论。这种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 “文化本位主义”， 其实并非是一种全无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 它所凸显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性， 正是文化交流过程中需要通过对话来相互理解的。 但在晚清基督教入中国的过程中， 亦可见大量通过“本土化” 的语言策略， 来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陌生感与隔膜， 实现其宣教“启蒙” 之使命目的者， 湛约翰的 《圣经·诗篇》 中译本在术语方面的选择， 亦可资证。现仅以其 《圣经·诗篇》 中译本第五篇为例：７０１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耶和华听我言兮其垂念我思虑。吾主吾上帝兮倾耳听我唏嘘。我求耶和华兮清晨其闻吾声，清晨将陈词兮则警醒以逢迎。上帝兮恶者尔非怡裕，罪孽兮不得与尔同寓。行暴兮不得与尔前立。品恶兮必为尔所忿悒。惟彼荒妄兮将为尔所翦灭，盖耶和华兮厌残贼与诡谲。我蒙厚恩兮诣尔室而行迈。我畏严威兮望圣殿而崇拜。人伏窥我兮愿耶和华以义导。敌人罔信兮坦尔途为我践蹈。敌心藏恶兮喉似破茔舌谄媚。上帝罪之兮使自罹谋而颠踬。其逆上帝兮罪恶贯盈可黜弃。凡恃赖尔兮其当乐以愉愉。尔保佑之兮得永长以欢呼。凡爱尔之名必因尔而喜臻。盖耶和华兮将赐福于义人。若护以盾兮周围之以温仁。上述译文中分别用 “耶和华”、 “吾主”、 “上帝”， 来对应翻译原文中的 “Ｌｏｒｄ”、 “ｍｙ Ｋｉｎｇ” 及 “ｍｙ Ｇｏｄ”。① 而在他一本阐述中国古代经籍中的８０１① 尽管湛约翰不曾直接参与到所谓 “术语问题” 之争当中， 但他却是中国经典英译的积极实践者， 尤其在 《道德经》 的英译及阐释方面， 贡献更为突出。 他曾在英文汉学评论刊物《中国评论》 上刊登 《中国的自然神学》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该文原本为湛约翰参加 １８７６ 年 ９ 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家大会的会议论文。 在 《登唐山取宝录》 （１８７６ 年） 这一小册子中， 湛约翰直接将 《圣经》 中的教义术语， 与中国经典中的阐释语汇进行比对， 以此来说明， 在中国不仅存在着类似于基督教教义的思想， 而且这些思想语言资源， 亦可为基督教经籍中译借鉴利用。

晚清 《圣经·诗篇》 中译的文学化问题初探“自然神学” 思想的小册子 《登唐山取宝录》 中， 湛约翰其实也做过类似工作。 譬如在阐释有关基督教中的 “上帝全仁” 思想时， 湛约翰引用了 《诗经·大雅》 中的诗句 “皇矣上帝， 临下有赫， 监观四方， 求民之莫”， 以及《诗经·小雅》 中的诗句 “有皇上帝， 伊谁云憎”。 而在涉及 “上帝真谛”的论述中， 他又分别征引了 《荀子》 中的 “天无实形， 地之上至虚者皆天也”， 以及宋代杨复的 “天帝一也。 星象非天， 天固不可以象求也” 等中国经典中的相关论述。 尽管湛约翰在 《登唐山取宝录》 中并未对基督教思想与他所征引的中国经典中的相关论述之间的 “相似性” 展开分析说明， 但《登唐山取宝录》 这一书名本身， 似乎已经昭示出他对中国经典中所包含的与基督教思想神似部分的肯定态度。①当然， 湛约翰这种 “意译” ———或者将 《圣经》 中译本本土化和中国文学化的努力———并不是全无可探讨之处。 《圣经》 各种不同语言译本的文学化问题， 是 “ 《圣经》 文学” 以及 《圣经》 翻译理论中一个值得进行比较分析的问题。 湛约翰通过 “意译” 来实现 《圣经》 “启蒙”、 “益智” 和“移情” 的目的诉求， 即被有人指责为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 《圣经》 或基督教思想的原创性及其原文在语言和文体上的独特性。 如何消除因为 “直译”与 “意译” 而带来的原文与译文之间在文化、 思想及语言文学上的差异，湛约翰的 《圣经·诗篇》 中译实践， 多少提供了些正面与负面的经验。此外， 在晚清西方文学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 以 《圣经》 中译以及相关西方宗教文学中译为中心的翻译， 最初一直以传教士与其中文助手协作的方式展开。 在这种翻译模式中， 传教士的主导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而这种翻译合作模式本身， 亦保证了西方宗教文本之 “原意” 或 “本意” 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中译本的文学性或阐释性都被安排在确保 “原意” 与 “本意”的次要辅助地位。 但这种翻译合作模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在延续这种翻译协作模式的同时， 晚清西方宗教文学的翻译至少还有另外两种模式， 一是传教士、 中文助手相互倚赖、 真正协作的翻译模式———在这种模式中， 不仅原文之 “原意” 或 “本意” 得以保证， 同时译文的文学性与可接受性 （即在９０１① 在这点上， 湛约翰应该是受到了同在香港英华书院传教的友人、 著名汉学家理雅各 （ 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 １８１５ ～ １８９７） 的影响。 理雅各的这种比较宗教学的思想与研究方法， 尤其是在中国经典中寻找发现与基督教神学思想类似语言思想资源的努力， 在湛约翰后来的中国思想阐述以及英汉互译的文献中， 随处可以见到其影响所在。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译文语境中的文化可接受性） 亦得以兼顾， 这无疑有助于译本在目标文化环境中更有效地被传播接受， 并最终落实原文之 “原意” 或 “本意” 的目标诉求。 在这种翻译协作模式中， 传教士译者与中文助手之间的 “合作”，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化路径———略微偏离原文文化， 同时亦略微偏离译文文化。 二是由已经谙习中文且对中文的文学性有基本了解把握的传教士—汉学家独自完成的翻译———湛约翰的 《圣经·诗篇》 中译之尝试， 即为此种翻译模式之个案。 湛约翰的 《圣经·诗篇》 中译， 见证并记录了晚清 《圣经》中译的这一翻译模式之历史进程， 在晚清中西宗教传播与文学交流的双重语境中均有相当之价值意义。０１１

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的发展嬗变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的发展嬗变　 赵凌河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 《现代》 杂志问世， 施蛰存、 穆时英、 戴望舒、 杜衡等人以先锋者的姿态热情地引进了西方现代主义， 积极地以自己的文本试验和理论主张彰显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勃兴和繁荣。 到了 ８０ 年代， 余华、格非、 马原、 孙甘露、 残雪等人的先锋派小说的崛起及其别开生面的叙事游戏， 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施蛰存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学现代主义的鼻祖， 余华也自称永远是一个先锋派。 从现代到当代， 从施蛰存到余华， 已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 两相比较， 其中有太多相同和太多不同， 耐人寻味。首先， 关于文学的真实观， 从施蛰存到余华， 已经从真实的深度追求走向真实的虚伪存在了。真实论， 是文艺学的永恒课题， 也是现代主义关注的焦点。 ２０ 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推翻了现实主义的客观真实论， 宣称真实应该分为 “生活真实”和 “心理现实” 两种， 前者是虚妄不可知的， 后者才是最高真实和唯一的真实。 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家们也无一例外地在倡导主观内在的真实和自我心理的真实。 诸如， 成仿吾的 “内心的要求”， 穆木天的 “心境主义的文学”， 叶公超的 “心灵的感应”， 袁可嘉的 “现实·象征·玄学” 的结合，徐訏的 “主流的感觉” 等。 施蛰存说： “我创造过一个名词叫 ｉｎｓｉｄ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内在现实）， 是人的内部， 社会的内部， 不是 ｏｕｔｓｉｄｅ 是 ｉｎｓｉｄｅ。”① 这种“内在现实” 论可以代表新文学现代主义的真实观， 这是一种主体焦虑的深度探索， 它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理论为核心， 充分展示了人格结构中的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冲突， 无情地揭去了人的外在伪１１１❋①赵凌河， 辽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施蛰存： 《中国现代主义的曙光》， 《联合文学》 １９９０ 年第 ６ 卷第 ９ 期。∗∗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饰， 深入地挖掘和表现人物心灵底层隐蔽的无意识活动， 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和认知模式， 以一种离经叛道的方式来宣布自我的主体存在， 以一种分裂的、 功罪杂间的心理形式来展示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和内在心理的变幻莫测。当代文坛的余华， 也在追求真实。 “真实” 与 “虚伪” 是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概念。 他在 《我的真实》 等文章中反复地声称自己所有创作和一切努力都是源于主观与客观、 文学与现实之间的那么一种 “紧张关系”， 都是为了 “更加接近真实”。那么， 什么是余华的 “真实” 呢？ 他说， 真实的内涵是一种 “个人精神上的真实”， 它包括一切欲望的感觉的东西。 在这个精神世界里， 真实可信， 秩序整齐， 自由新鲜。 与之相悖， 余华又说， 客观现实中的事实是真实的， “事实” 要比 “看法” 宽广得多， “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 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①。那么， 什么是余华的 “虚伪” 呢？ 他说： “所谓的虚伪， 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 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 使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着。 ……这种经验只对实际的事物负责， 它越来越疏远精神的本质。 于是真实的含义被曲解也就在所难免。”②在余华眼里， 经验是 “虚伪” 的， 它 “肤浅”， 缺乏想象力， 使人只能“就事论事地” 囿于具体事物之中； 它 “陈旧”、 “衰老”， 是 “已经完成和固定下来” 的 “答案”， 使人陷身于堆积如山的 “常理” 或 “规定的范围” 之中； 它是 “大众” 的、 “常识” 的， 缺乏 “偶然” 和 “新鲜”， 只能在平庸的 “无数常识之间游荡”。 同时余华还对虚伪有另外的界定， 即文学作品是 “一种虚伪的形式”， “文学给予我们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 我相信这是因为人们无法忍受现实的狭窄， 人们希望知道更多的事物， 于是想象力就要飞翔， 情感就会膨胀， 人们需要一个虚构的世界来扩展自己的现实”③。可以说， 余华的文论携带着后现代色彩的零散和混乱， 与施蛰存的理论２１１①②③余华： 《我能否相信自己》， 《作家》 １９９８ 年第 ８ 期。余华： 《虚伪的作品》， 《上海文论》 １９８９ 年第 ５ 期。余华： 《网络与文学》， 《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６。

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的发展嬗变也大相径庭。 但仔细品味， 他的真实观还是没有超越施蛰存， 还是在现代主义理论范畴之内， 他们都同样致力于对人的主观意识和内在心理的开掘。 不同的是， 施蛰存是在执著地探索人的 “内在现实” 的真实表现及其深度开掘， 余华既是在探究 “真实”， 又是在探究 “虚伪”， 更是在探究 “真实”之中的虚伪或虚伪背后的真实。 也可以说， 余华的理论并不自相矛盾，只不过较之施蛰存， 他的 “内心真实” 的诉求更为繁复了。 他认为， 就生活真实与精神真实的关系来讲， 精神的真实是真正的真实， 在生活的现实里， 真假杂乱、 鱼目混珠。 就生活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来讲， 文学作品作为 “虚伪的形式” 更接近精神的真实。 它可以背离现实世界的秩序和逻辑， 拨开经验的迷雾走向生活的本质真实， 从而走向了 “精神的本质” 的真实， 于是， “写作只能是内心独白”。 对此， 他曾推崇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写作活动， 认为他只沉浸在自己的内心真实之中， 没有出版、 没有读者、 没有评论、 没有虚荣、 没有权利， 只是将自己的人生掌握在叙述的虚构中， 因而自身也就消失在自己写作的虚构、 虚幻的“虚伪的现实” 之中。 与之相反， 很多作家一生都在致力于缓解自我与现实之间的 “紧张关系”， 也一生都是在迷惘困惑不得其解， 特别是一些不成功的作家， 他们笔下的现实永远 “只是一个环境”， 永远只是一种 “固定的、 死去的现实”。 这样一来， 余华的这种竭力摆脱现实束缚和经验桎梏而去追求精神本体的 “内心真实” 的真实观， 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虚伪的形式”， 它绕来绕去， 还是回到了施蛰存的 “内在现实” 的基点上。其次， 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大多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为视角来构筑文学主体的存在方式。 周作人说： “据 ‘精神分析’ 的学说， 人间的精神活动无不以广义的性欲为中心。”① 郭沫若说， 由性的压抑而产生的苦闷是文艺创作的根底， “唯其有此精神上的种种苦闷才生出向上的冲动， 以此冲动以表现于文艺， 而文艺之尊严性才得确立”②。 施蛰存自述， 自己的小说都是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来表现人物深层心理的 “文学实验”。 可以看到，３１１①②周作人： 《 〈沉沦〉》， 《郁达夫论》， 上海： 大光书局， １９３６。郭沫若： 《 〈西厢记〉 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性格》， 《文艺论集》， 上海： 上海光华书局，１９２５。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超我与里比多之间的冲突便构成了新文学现代主义创作的主要表现模式或基本的情节冲突。 无论是五四时期郭沫若、 郁达夫、 叶灵凤等人对现代主义的最早尝试， 还是 ３０ 年代的施蛰存、 穆时英、 张爱玲等人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感觉化描述， 抑或是 ４０ 年代徐訏、 无名氏等人对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奇异结合， 都没有超越这种意识与潜意识、 理性与里比多之间矛盾冲突的表现视角或情节模式。相比较而言， 余华的 “内心化的写作” 已经不仅仅是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为中心视角了， 他主张去寻找更为丰富、 更具变化的叙述形式。 他对文学的理解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在 ８０ 年代， 他认为 “文学的真实”是不能用现实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 它的真实里还包括想象、 欲望、 梦境等。 到了 ９０ 年代， 或者说在 “叙述指引” 的写作过程中， 他逐渐惊喜地发现作品中人物有了自己的声音， 作者不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叙述者， 而只是一个 “感同身受” 的记录者。 这样一来， “内心的真实” 就是 “不确定的和不可捉摸的”， 像天空的颜色一样随意变化， 没有价值、 没有时间、 没有生死。 只要是源于 “人的内心”， 文学的叙述视角就能变得极为宽泛。 它可以是一种想象的现实。 这种想象的现实可能是荒诞的， 可能是一种由过去、 现在、 未来共同构成的时间的历史现实、 一种应有尽有的现实。 它也可以是一种欲望的真实， 余华说， 欲望是美丽的， 写作可以伸张人的欲望， 一切在现实中无法表达的欲望都可以在作品中得以实现。 特别是混淆了常规常理的欲望， 像流星划过夜空一样， 既炫目多彩又转瞬即逝， 既纵横恣肆又无法驾驭。 它还可以是体验真实的叙述。再次， 由于主体存在的形态不同或 “内在现实” 的体验不同， 施蛰存倾向 “现代情绪” 的表现， 而余华追求 “无我的叙述方式” 和 “不确定的语言”。早在 １９３５ 年， 施蛰存就指出， 纵观中外文学的历史进程， 从重客观到重主观， 从注重内容到注重形式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过程。 主体行为或主题感觉的 “现代情绪” 的表现， “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 ……所谓现代生活， 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 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 轰响着噪音的工场， 深入地下的矿坑， 奏着 Ｊａｚｚ 乐的舞场， 摩天楼的百货店， 飞机的空中战， 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 这种生活所给予我们的诗人的感情， 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们从他们４１１

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的发展嬗变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的吗？”① 显然， 这种工业化和市场化的 “现代生活” 笼罩下的 “现代情绪” 的结构形态是骚动的、 迷乱的、 无序的。如何去表现这种主体迷惘的 “现代情绪” 呢， 施蛰存倡导的表现方式是 “心理的解释”， 因为现实主义的客观写实无法进入非理性的内在心理。施蛰存说， 这种 “现代情绪” 的结构形态应该是主观性、 内在性的。 一方面， 外在现实是客观存在的， 你不用心去体验， 就不会得到造物主的特别奖赏。 另一方面， 面对同样的外物， 以不同的心理去体验， 也会得到不同的感受。 准确地说， 这种 “现代情绪” 蕴藉着主观与客观两种因素： 如果主体自我心里原来没有一种特定的情绪存在， 当他受到外物氛围感染而产生了某种特殊的情绪， 这情绪就是客观的； 如果自我心理原有一种特定的情绪， 又加上客观外界某种相同情绪的感应， 两种内外因素的契合， 这情绪就是主观的。 施蛰存还把它概括为一个公式： “①客观的情绪之伏流 ＋ 受感的情绪之震动 ＝客观的情绪之共鸣。 ②主观的情绪之伏流 ＋客观的受感的情绪 ＝主观的情绪之上涌。”② 以置身在雨中的情境方式为例， 无论是雨之音还是雨之色都会强烈地 “迷恋了你”， 使你沉醉在它的怀抱间， 没入在它的灵魂中，“与它合体”。 于是， 雨的情绪与你的情绪交汇， 你和雨达到了 “两相忘的境界”， 一种 “超乎言说的境地”。 当然， 施蛰存构筑的 “现代情绪” 的结构形态和他的 “心理的解释” 的感知方式都没有彻底地走向形式化和抽象化， 而是兼容了形式与内容、 艺术与感觉两个方面的特质。看来， 施蛰存没有做到或不能做到的事情要历史地落到余华肩上了。 余华表示， 他要寻找的是 “无我的叙述方式” 和 “不确定的语言”， “文学中的现实是由叙述语言建立起来的……将同一个人置身到两种不同时间里， 又让他们在某一个相同的时间和相同的环境里相遇， 毫无疑问这不是生活中的现实， 这必然是文学中的现实”③。 在这里， “文学中的现实” 有点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伊哈布·哈桑的那种 “不确定性内在性” 的味道， 其形态也是一种历时性与共时性交融的时间结构， 它超越生活、 超越历史、 超越时间和空间。 余华解释， 无论是 《战争与和平》、 《静静的顿河》， 还是 《百年孤５１１①②③施蛰存： 《又关于本刊的诗》， 《现代》 １９３３ 年第 ４ 卷第 １ 期。施蛰存： 《雨的滋味》， 《灯下集》， 上海： 上海开明书店， １９３７。余华： 《文学中的现实》， 《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６。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独》， 都以时间叙述的神奇创造了作品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和人生， 它们共同告诉我们： 是时间创造了一切。 时间创造了诞生和死亡、 幸福和痛苦、 平静和动荡， 时间创造了记忆和感受、 理解和想象， 最后创造了故事和神奇。 应该说， 余华对叙述时间的认知与英美现代叙事理论是相通的， 他重视的是沃尔夫等人的那种心理时间或是 “绵延” 的存在时间。 在他看来， 文学作品的结构形态既不应该只是依据情节的自然进程或时间的先后次序来描述的“时钟时间” 的故事， 也不应该仅仅是施蛰存的那种 “客观的情绪” 与 “主观的情绪” 两者交融的 “共鸣”。 一方面， 时间叙述是过去、 现在、 将来三种时态的随意组合、 繁复变化。 以 “现实时间” 来讲， 它 “连接了过去和将来”， 过去时间与将来时间都只是现在时间的两种表现形式， 时间将来只是时间过去的表象， 时间过去也只是时间将来的表象。 另一方面， 由于“现实时间” 的形式构成是内在体验中的感觉、 印象、 记忆等主观自我的体验或冰山底层的潜意识， 所以它是 “不确定” 的。 无论是过去时间、 现在时间还是将来时间， 在以心理真实和记忆逻辑为源点的叙述结构中， 时间都成为了碎片， 它可以光的速度来回闪现。余华强调， 这种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的 “不确定性” 不是面对现实世界的无可奈何或不知所措的含糊其辞， 也不是常识性范围的日常语言或消解了个性的大众语言。 它作为主体精神对客观世界的内在感知， 是 “最为真实可信的表达”， 是面对事物的纷繁复杂而作出的一种 “终极判断”。 它冲破了 “简单的归纳” 和 “明确的指向”， 超越了被无数次重复和被强行规定的轮廓和形态， 摆脱了一切语法固有序列的束缚， 它能够并置、 错位、 颠倒， 同时呈现了几个层面和多种可能。 于是， “不确定的叙述” 便形成了一种非现实的叙述迷宫。 余华特别称赞博尔赫斯小说 “不确定” 的迷人之处，他既忠实于事实又忠实于记忆， 既为读者提供现实的场景和可靠的时间， 又让我们感到场景的非现实和时间的不可靠， 他的叙述时间是自由的， 可以在现实与神秘之间来回走动。 他的故事充满了神秘和幻觉， 时间被无限地拉长， 现实又总是转瞬即逝， 然而当他笔下的人物表达感受和进行判断时， 读者又有了 “切肤般的真实感”。可以说， 同样是推崇形式性， 施蛰存崇尚的形式艺术是拥有 “完美的肌理” 的， 它是 “现代诗形” 排列的 “现代辞藻”： “ 《现代》 中的诗， 大多是没有韵的， 句子也很不整齐， 但它们都有相当完美的 ‘ 肌理’６１１

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的发展嬗变（Ｔｅｘｔｕｒｅ）， 它们是现代的诗形， 是诗！ （有一部分诗人主张利用 ‘小放牛’、‘五更调’ 之类的民间小曲作新诗， 以期大众化， 这乃是民间小曲的革新，并不是诗的进步。）”① 在施蛰存眼里， 这 “完美的肌理” 是有其严密、 完整的存在体系的。 第一， “现代诗形” 的 “肌理” 是象征性的。 即客观世界是主体精神的暗示， 而内在心理的 “最高真实” 就是这种 “客观对应物”或 “情绪方程式” 的 “契合”， 它既无法用理性来把握， 也不能直抒胸臆，只能借助有形具象的种种暗示和象征来展示， “现代的诗形” 就是这种主观精神面对客观现实而产生的不可理喻的感应、 意象、 隐喻， 它可以是 “一幅图画”、 “一曲妙歌”， 它甚至比图画更具有 “反射性”。 第二， “现代诗形” 的 “肌理” 是诗人不可言传的繁复直觉与内在情绪节奏的契合。 由于主体感觉的微妙和非理性， 它很难呈现明晰的概念和清晰的逻辑， “往往采取一种若断若续的手法， 或说跳跃的手法。 从一个概念转移到另一个概念，不用逻辑思维的顺序。 或者有些比喻用得很新奇或隐晦”②。 但是， 这种无序的 “现代的诗形” 必须跟随着诗人内在情绪的节奏， 如戴望舒所说， “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 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 即在诗情的程度上”③。 第三， “现代诗形” 的 “肌理” 以形式革新为自己的生命， 它不为任何僵死的清规戒律所限制， 也不受任何传统的形式韵律束缚。 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 新月诗派的音乐美和建筑美的理论主张是对 “五四” 白话体自由诗的 “散文分行” 的种种弊端的一种革新， 而 《现代》 杂志的意象诗又是对新月诗派的格律诗形式的一种超越， 它使 “诗从韵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不是不注重诗的形式， 这乃是从一个旧的形式换到一个新的形式”④。 第四， “现代的诗形” 的 “完美的肌理” 的立足点是中西交融的。 以戴望舒诗歌为代表， 它既继承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 又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诗思， 创造出一种中国式儒雅的现代主义意象派诗。 于是， 从 “历史观点” 的高度来看， 它可谓既 “前无古人”， 又拥有大量追随的 “后来者”。与施蛰存追求的 “完美的肌理” 不同， 余华不仅不去努力建构什么“完美” 的形式艺术或表现手法， 反而透视出一种解构、 颠覆乃至缺席的态７１１①②③④施蛰存： 《又关于本刊的诗》， 《现代》 １９３３ 年第 ４ 卷第 １ 期。施蛰存： 《 〈现代〉 杂忆》， 《新文学史料》 １９８１ 年第 １ 期。戴望舒： 《诗论零札》， 《现代》 １９３２ 年第 ２ 卷第 １ 期。施蛰存： 《社中谈座》， 《现代》 １９３３ 年第 ３ 卷第 ５ 期。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度， 他更推崇一种 “什么都没有写” 的艺术表达。 他在 《内心之死》、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等文章中说， 表现复杂的和百感交集的心理过程的最佳艺术便是 “什么都没有写” 的叙述方法， “在这里， 我想表达的是一个在我心中盘踞了 １２ 年之久的认识， 那就是心理描写的不可靠。 尤其是当人物面临突如其来的幸福和意想不到的困境时， 对人物的任何心理分析都会局限人物真实的内心， 因为内心在丰富的时候是无法表达的”①。 无论是海明威、 罗伯·格里耶、 威廉·福克纳， 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司汤达， 诸多优秀的文学大师对于心理描写的共同之处都在于 “没有心理描写”， 或者说“让叙述者远离内心， 而不是接近”。 当作品中的人物被推向某种疯狂的境地时， 他们共同选择了立刻放弃心理描写的尝试。 在他们的笔下， 恰恰就是这种 “什么都没有写”、 “没有泄露一丝倾向”、 “仅仅是获得了叙述而已”的 “无声无息” 的叙述， 展示出 “一个不可思议的内心”， 它们是如此地“难以把握”。 于是， 众多阅读者的充满着回忆、 猜测和想象的百感交集的内心便不由自主地与作品一同去经历痛苦、 焦虑和愤怒， 甚至还可能带有恶作剧般的期待和不知所措的好奇心。 作者也正是用这样的 “什么都没有写”来展示自己出众的才华和高超的技巧。毋庸置疑， 施蛰存的文学主张不能作为现代主义理论的经典， 余华的文论也不能算作标准的后现代主义话语， 况且余华也没有说过自己与施蛰存有什么承继关系， 但是比较余华与施蛰存的文学观， 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轨迹， 它如何伴随着历史脚步而嬗变而转型。 从施蛰存到余华， 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是割舍不断的。 在施蛰存 “内在现实” 的心理真实、 心理分析的叙述视角、 “现代情绪” 及其 “完美的肌理” 等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 派生出了余华的 “内心化的写作”、 “无我的叙述方式”、 “不确定的语言” 以及 “什么都没有写” 等文学主张， 两者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 无疑， 以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提出的以心理结构形式为中心来构建人的生存心态和情感状态的真实观， 完成了从客观真实到主观真实的文学跃进， 实现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与世界文学发展的进程同步。 那么， 以余华为代表的当代现代主义文学怎样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呢？ 是继承还是解构？ 当代现代主义文学家们任重而道远。８１１① 余华： 《内心之死》， 《内心之死》， 北京： 华艺出版社， ２０００。

承传与变异承传与变异　 ———改版后的 《香港文学》　 计红芳在香港办文艺刊物， 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 办严肃文学刊物， 更难， 办好并能维持下来的， 则更是难上加难。 正如刘以鬯在创刊号编后记所说：“在此时此地办纯文艺杂志， 单靠逆水行舟的胆量是不够的， 还需要西绪福斯的力气。” １９８５ 年创刊的 《香港文学》 就是在这样极其严峻的文学环境下诞生并发展的， 到现在已有 ２５ 年的历史了。 ２５ 年并不太久， 但在通俗文学流行天下、 严肃文学边缘化的香港， 《香港文学》 确实是一个奇迹了， 可以想象， 这里蕴藏着多少编辑、 作者和各位文学爱好者的心血和汗水！２５ 年的风风雨雨， 《香港文学》 能走到今天， 跟两位主编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从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到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刘以鬯一直任主编，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开始， 陶然接编 《香港文学》。 两位主编共同为提高香港文学的水平、 沟通世界华文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在具体的刊物设计、 栏目设置等问题上，承传中却有很大变化， 因而体现出不同的期刊风貌。 这与编辑个人的理念、性情气质、 生活经历等有着必然的联系。一　 承传在 《发刊词》 中， 刘先生这样说道： 香港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文学商品化的倾向十分显著， 严肃文学长期受到消极的排斥， 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 尽管大部分文学爱好者都相信香港严肃文学的价值不会被否定， 但有人仍在大声喊叫 “香港没有文学”。 要是不纠正这种基于激怒的错９１１计红芳，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误观点， 阻挡香港文学发展的障碍就很难消除。 在香港， 商品价格与文学价值的界线是不大清楚的。 如果不将度量衡放在公平的基础上， 就无法定出正确的价值标准。 没有价值标准， 严肃文学迟早会被抛弃。作为一座国际城市， 香港的地位不但特殊， 而且重要。 它是货物转运站， 也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 在加强联系与促进交流上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为进一步推动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香港文学与各地华文文学属于同一根源， 都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 它们之间存在着不能摆脱也不会中断的血缘关系。 可以这样描述这种情形， 每一地区的华文文学都被喻作一个单环， 环环相扣， 就是一条拆不开的 “文学链”。①考察 《香港文学》 的发刊词， 我们可以看出刊物的办刊宗旨， 一是为了坚守严肃文学立场， 提高香港文学的水平； 二是为了团结各地华文文学作者与爱好者， 使香港成为沟通世界华文文学的桥梁。不管是在刘主编还是陶主编时期， 《香港文学》 上文学作品的刊登、 评论研究的刊载都有一定的价值标准， 始终坚持着严肃文学的立场， 在以商业利益为主的香港文学环境中， 这确实需要推石上山的勇气。 主编及其同仁为着心中那不灭的文学理想之火， 默默辛勤耕耘， 为香港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比如， 就香港文学的历史、 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刊物专门做了几个专辑来探讨， 如笔谈会·谈香港文学 （第 １ 期、 第 １００期）， 笔谈会·文学在香港 （第 １２１ 期）， 香港文学丛谈———香港文学的过去与现在 （第 １３ 期） 等。 其中叶娓娜 《香港文学的展望》、 杨明显 《香港文学往何处走？》 （第 １ 期）， 梅子 《有关 “雅俗” 的一点想法》、 何国强《香港文学的前景与困境》、 舒非 《香港作家只能靠自己》 （第 １００ 期）， 黄河浪 《守住一方净土》、 东瑞 《香港需要文学》、 陶然 《香港纯文学的处境》、 璧华 《严肃文学如何摆脱当前的困境》 （第 １２１ 期） 等文章不约而同地提到， 在商业语境中发展严肃文学的困难， 大声呼吁文人应该守住那一方净土， 因为喧嚣浮躁的香港需要严肃文学。在刘主编时期， 陶然就以他的创作及评论实践着严肃文学的理念， 在接任主编后， 他更是不遗余力地为香港纯文学的事业出谋划策。 纵观两位主编０２１① 刘以鬯： 《发刊词》， 《香港文学》 创刊号， １９８５ 年第 １ 卷第 １ 期， 第 １ 页。

承传与变异的 《香港文学》， 很难找到有明确意识形态的或有消遣娱乐倾向的作品或评论。 无论是香港本土的还是内地海外的华文文学作品， 都是或致力于人性的开掘， 或刻画人间挚情， 或书写都市人生百态， 或以实验性的叙事形式开拓新的文学空间， 自觉追寻文学的本体意识和文学发展的自觉意识， 呈现出艺术至上的美学趋向。和 《上海文学》、 《北京文学》 等刊物的地方性不同的是， 《香港文学》具有世界性。 从它制作过的专辑来看， 除了大陆和港澳台的华文作家以外，如卢玮銮特辑 （第 ３ 期）、 丰子恺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辑 （第 ９ 期）、 梁实秋逝世周年特辑 （第 ４７ 期） 等， 还刊出了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许多特辑或专辑， 如马来西亚华文作品特辑 （第 １ 期）、 加拿大华文作品特辑 （第 ２期）、 新加坡华文作品特辑 （第 ３ 期）、 美国华文作品特辑 （第 ４ 期）、 泰国华文文学作品特辑 （第 ９６ 期）、 菲华文学专辑 （第 ６２ 期）、 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作品特辑 （第 ８７ 期）、 沙捞越华文文学作品专辑 （第 ６４ 期）、 澳大利亚华文短篇小说专辑 （第 １２７ 期）、 夏威夷华文文学作品专辑 （第 １６７期）、 新西兰华文文学作品专辑 （第 １７２ 期） 等， 对于各地的华文文学都保持密切的关注。 另外， 还有外国作家专辑、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专辑等，从这些专辑中可以看出编者的世界性视野。《香港文学》 以特辑或专辑的形式对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介绍， 不仅涉及的地区在不断扩大， 而且在内容上也从发表华文文学作品扩展到评论华文文学作品。 如在介绍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时， 曾经编发了新加坡华文作品特辑、 新加坡女作家特辑、 新加坡新诗特辑、 新加坡青年作品特辑等， 后来又编发了评论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的专辑， 对各类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新加坡华文文学。 这一特点在陶然主持工作时更为突出。 如在刊登旅居法国华文作家作品展 （第 ２４２ 期） 时， 同时又刊出了白杨的评论 《他异性时空中的灵魂守望———透视 “旅居法国华文作家作品展”》， 对法国华文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研究， 这对读者进一步了解法国华文文学很有帮助。 在 《香港文学》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第 ２００ 期纪念之际， 它还特地推出了 “全球华人作家作品大展”。 就该期作者的分布面而言， 包括来自内地、 香港、 台湾、 美国、 加拿大、 法国、 英国、 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作家， 并且有相当的代表性。 另外， ２００２年 ７ 月号也以全刊的篇幅刊登了 “全球华人作家散文大展”。 “全球” 虽非１２１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意味着遍及世界各个角落， 但却鲜明地体现了刊物面向海内外、 沟通世界华文文学的宗旨。二　 变异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 刘以鬯和陶然主编的 《香港文学》 肯定有所差异， 更何况两位的人生经历、 气质性情不太相同， 因此， 刊物在栏目设置、 版式设计等方面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一） 栏目设置体现的刊物总体风格的差异刘编时期， 主要栏目设置有： 小说、 散文、 评论、 诗、 戏剧、 特辑、 史料等， 另有报道、 访问、 书评、 回忆录、 书信、 游记、 序与跋、 座谈会、 文坛旧事、 悼念、 剧评、 作家与作品、 报告文学、 小品、 翻译经验谈、 寓言、相声、 对话、 创作经验谈、 漫像、 传记、 华文文学动态、 香港文学活动掠影等穿插其间。 虽然小说、 散文、 诗歌等是刊物的常设栏目， 但从 １５ 年的《香港文学》 总体的栏目设置以及创作和史料的比例来看， 我们能感觉到刊物所体现出的史料性、 新闻性偏强， 而文学创作偏少的特点。史料是一个地区文学史建构的重要基础， 对殖民地文化氛围很浓厚的香港来说， 这显得尤其重要， 《香港文学》 在这方面的挖掘与整理， 导致产生了一批史料专家， 其中以卢玮銮最为突出， 她有 “香港史料第一人” 之称，这点贡献不可抹杀。 对当前文学动态的关注和及时报道是文学刊物应该承担的责任， 通过浏览刘编近 １５ 年的 《香港文学》， 我们能大致了解香港及海内外的华文文学活动的重要信息， 其主要优点是， 配以彩色图片及简要文字说明， 形象可感。 前任主编为此设置的栏目有华文文学动态 （主要是各类出版信息）、 报道、 访问、 座谈会、 序与跋、 文坛旧事、 回忆录、 香港文学活动掠影等。 但过犹不及， 不管是史料还是文学动态， 它们都是文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但并非主要部件。 在把握这种关系方面，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香港文学》 处理得比较好， 而 ９０ 年代以来的 《香港文学》 的史料性、 新闻性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与此同时， 文学性在相对减弱， 这恐怕是刘编后期刊物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陶编时期， 对这种史料性、 新闻性加强的趋势及时加以调整， 大大减少２２１

承传与变异了史料以及文坛动态在刊物中所占的比例。 特别是新闻性较强的文坛动态栏目， 后任主编把它们纳入 “文讯下载” 和 “文学活动点击” 之中， 不求面面俱到， 但求重点突出。虽是以提高香港文学水平为办刊宗旨之一， 但刘以鬯在具体操作上却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相反内地的作品却很多， 并且老作家占的比例很大， 如柯灵、 邵燕祥、 刘心武、 杜运燮、 骆宾基、 邓友梅、 端木蕻良、 叶君健、 流沙河等， 使人产生一种内地性较强、 而香港性较弱的感觉， 这在刘编后期也是越来越明显。 对于这点， 刘以鬯有自己的解释： 香港作家的流动率很高， 居住在加拿大的卢因， 居住在美国的陈若曦， 居住在法国的郭恩慈， 居住在上海的柯灵， 居住在北京的叶君健、 端木蕻良、 骆宾基、 萧乾、 冯亦代， 居住在广州的黄秋耘等， 过去都曾在香港做过文艺工作， 为繁荣香港文学作出过贡献。 《香港文学》 刊登这些作家的作品， 可以加深读者对香港文学的认识， 是优点， 不是缺点。① 另外， 在主编 《香港文学》 的同时， 刘还同时主编 《星岛晚报·大会堂》 以及 《快报》 副刊， 香港本地的作家主要在这些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 如陶然、 西西、 梁锡华、 也斯等。 虽是如此，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这都会造成刊物香港性的削弱， 有违办刊宗旨之一，体现不出这是香港人自己办的体现香港特色、 提升香港文学水平的文学杂志的特点。这种偏颇在陶然主编时期很快得到纠正， 他的编辑理念非常清楚， “立足本土， 兼顾海内海外； 不问流派， 但求素质”。 虽然编辑理念和刘以鬯大同小异， 但对本土作家的培养， 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扶植是刊物考虑的重点。 从他所设置的栏目来看， 小说舞台、 散文家园、 世纪诗群、 批评空间、 阅读笔记、 史料钩沉是其常设栏目， 后来增加 “四面来风” 专栏、 “香港作家印象记” 系列， 他非常注重刊载香港本地作家作品。 除此， 还有很多其他的专辑： 香港小小说展、 香港短篇小说展、 香港中篇小说小辑、 类型小说展、 香港新生代散文展、 香港新生代诗展、 马华作家作品展、 海外女作家中篇小说小辑、 全球华人作家散文大展、 文学编辑手记特辑、 文学批评展、 “我的圣诞” 散文大观、 旅居法国华文作家作品展等。 仅从专辑或特辑的名称看， 你就会发现以 “香港” 命名的很多， 这体现出陶然立足香３２１① 刘以鬯： 《编后记》， 《香港文学》 １９９０ 年第 ４９ 期。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港， 同时又兼容海内外的办刊宗旨。 此外， “小小说”、 “类型小说”、 “对写小说”、 “接龙小说”、 “续写名篇”、 “最短篇小说”、 “新生代” 等出现在专辑名称里， 也可看出编者对新的文学形式的鼓励和对青年一代的扶助。 在选取稿件时， 不问流派、 不问资历， 注重文学性和审美性是主编一贯的追求。另外， 刘编时期， 有些栏目名称指涉的含义基本相同， 却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如评论、 文学研究、 论文这三个栏目的设置就颇让人费解。 如黄维梁 《八十年代的香港诗坛》 （第 １ 期， 评论）， 刘以鬯 《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 （第 ６ 期， 文学研究）， ［加拿大］ 黄子 《朦胧诗的反传统精神》 （第 ５ 期， 论文）， 这三者没有多大区别， 都是属于文学批评， 不知刊物主编为何要这么清楚地区分？ 这三个不是出现在同一期期刊上的栏目，编者可能想形成每期不同的刊物面貌， 但却适得其反， 反而使刊物显得比较随意。 接编者陶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他把以上三者纳入 “批评空间”这个常设的栏目， 一目了然； 且所占篇幅大大减少， 在必要时设置 “文学批评展” 专辑 （如第 ２２７ 期） 加以补充。 至于相声、 小品、 寓言等栏目是否适合于这样一个具有国际性特点的又有香港特色的刊物， 前任主编好像没有考虑清楚， 虽是综合性刊物， 但也不是什么都拿来用， 而不顾刊物的总体风格。总之， 刘编时期刊物史料性、 新闻性、 内地性偏强， 而陶编时期刊物则更注重文学性、 审美性、 香港性。（二） 版面设计、 文字编排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刘编时期的封面及封底或采用油画， 或采用国画， 或采用拍摄的香港风景， 占大幅版面， 给人一种华丽浓烈之感， 这与香港繁荣喧闹的都市性很相配。 台湾诗人纪弦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编排设计豪华精美而又大方新颖。①改版后的 《香港文学》 换上了一副素净淡雅的面孔， 主要以黑白为基调（２０１０ 年开始为米黄色）， 素白的底色代表着那片纯净的天空， 配以黑白图画 （２００５ 年开始用彩色图片， 但也只占约四分之一的封面， 没有喧宾夺主）， 台静农题签的 “香港文学” 四个清瘦的大字在白色底色中显得非常醒４２１① 纪弦： 《我与 〈香港文学〉》， 《香港文学》 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０９ 期。

承传与变异目， 更让人有一种都市喧嚣中的从容而恬静的感觉。 不浓烈华丽是刊物追求的本色。 不管是版面设计还是文中的插图， 或简约， 或繁复， 都显得淡雅有致。 刘以鬯和陶然都非常注重文学文本与美术文本的互文性， 这里当然有着视觉艺术时代文学生存策略的考虑， 美术文本的进入能提高刊物的观赏性。在创刊之初， 刘对杂志设计就有自己的主张， 在商业化语境中采用画刊式的设计， 这不妨可以看做一种变通的争取严肃文学刊物生存空间的办法。 但显然， 陶然在两者关系的处理上显得更加得心应手， 文学文本与美术文本， 相互印证， 相互补充， 非常和谐， 使文学与艺术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不是那种浓墨重彩的油画， 而是简洁自然、 虚实有致的素描， 一如浮华背后的宁静与纯净， 这更加凸显 《香港文学》 纯文学刊物的特质， 犹如喧嚣尘世中的水莲花， 出淤泥而不染。在文字编排上， 刘编采用竖排形式， 陶编改用横排形式。一方面， 这也许跟香港的大学或学院的中文系主要开设中国古典文学有一定关系， 这些书籍一般都是竖排本， 本土作家及学者已经习惯于接受这种排版形式的文学杂志。 另一方面，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香港文坛左、 右派之争确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 １９８４ 年 《中英联合声明》 已经签订， 左右派的裂痕已逐渐弥合， 但对 “香港文学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很多本土文学爱好者依然很茫然， 对左派的东西在情感上也很难一下子接受， 包括这种内地刊物通用的横排形式。 出于香港文学的这种特殊性， 刘编时期采用竖排本形式也是情理之中的了。而到陶编时期， “九七” 已过， 香港读者已经可以接受横排本了。 采用横排本， 一方面为了适应全球化华文文学语境的需要， 另一方面， 与竖排相比， 横排有许多优点。 首先， 这种排版形式可能更适合现代读者的要求， 虽然认读繁体字、 阅读竖排形式的文本是一个香港文学爱好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 横排本更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 也更方便， 视线左右移动自然且目光所及范围大， 不像竖排， 阅读时上下幅度大， 非常累，且视线所及范围比较窄。 其次， 在字数的容纳量方面， 同样的页数， 横排可排更多字数； 就美术设计而言， 也比较好利用空间。 这种文字排版上的变化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另外， 在作者签名这个看似甚小却意义非凡的细节上， 陶然有他的独到之处。 他采用作者亲笔签名的方式， 不仅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笔迹， 而且在平５２１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面化的电脑排版时代显得标新立异， 富有立体感。 “随着世界进入电脑时代， 作家的手迹愈来愈少见； 我们采用作家们的亲笔签名， 便是希望留住一点珍贵痕迹……我们当然不会抗拒电脑， 但当电脑排出的字体虽然整洁美观， 却又不免让人感到缺乏一点个性的时候， 作家们的笔迹， 又给我们以一种岁月风尘的记忆， 值得珍藏。”①刊物面貌发生变化， 虽然与诸编辑的努力分不开， 但主编在其中起的作用更大。 他的编辑理念、 文学观念、 审美趣味都会在刊物中得到体现， 其人生经历、 气质性情都会影响到稿件的选择。 刘以鬯是 １９４８ 年移居到香港的，在内地他就有创作， 资历较老， 并且跟内地老一辈作家联系较多， 有着相当深厚的友谊， 因此在刊物风貌上， 就体现为大陆作家作品较多。 另外， 刘的工作非常繁忙， 同时编辑几份副刊， 精力有限， 有时难免顾此失彼。 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 刊物质量有所滑坡， 好多作家不愿给稿， 这导致刊物作者面越来越窄， 刊登的作品质量每况愈下， 从而最终导致刊物整体质量的下降。陶然是 １９７３ 年移居香港的， 到港后开始创作成名。 也许是接任主编之职来之不易 （１９８５ 年创刊时他就是执行主编， 但由于多种原因他只能另谋他职）， 因此在陶编时期， 每次组稿他都非常认真积极， 因为在陶然自己看来， 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是梦寐以求的事， 所以特别投入。 另外， 陶然和刘以鬯是两辈人， 中年的他性情随和、 乐观开朗， 所以比较容易和年轻人沟通交流， 因此在刊物风格中就表现为青春气息、 现代味道更浓一些。一代有一代的文学， 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杂志， 改版前后的 《香港文学》， 其编辑主体的变迁， 带来了刊物风貌的某种程度的变化， 这有利于读者水平的提高以及读者范围的扩大， 这点陶然的贡献不可抹杀。 但如果没有前任主编刘以鬯 １５ 年来创下的坚实基础， 恐怕陶然也很难在短短几年中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在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改版号的 《卷首漫笔》 中， 陶然这样写道： “改版， 并非出自空中楼阁， 《香港文学》 自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创刊， 已逾 １５年， 在刘以鬯先生的主持下， 本刊已成为香港文学杂志的一个品牌； 这个基础， 成为我们承接的条件。” 这说得非常中肯。 我们相信经过老中青的共同努力， 《香港文学》 在未来的香港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体系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６２１① 陶然： 《卷首漫笔》， 《香港文学》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改版号。

殖民现代性认知中的情感经验殖民现代性认知中的情感经验计璧瑞殖民现代性是现代性进入殖民社会后所引发的多重变貌和矛盾纠葛的总和， 它既不同于自然萌生发展的原发现代性， 也不同于被主动引入的继发现代性。 后者虽然经历了从 “他者现代性” 到 “自我现代性” 的转移， 但其主体相对独立统一； 而殖民现代性存在不同的现代性主体， 即给予方和接受方， 其相互关系并不对等， 所谓 “依赖他者式的近代化”① 正道出了殖民现代性的重要特征。② 由此形成的殖民现代性因而有了两个层面的意义， 一是殖民者自认的现代性， 二是被殖民者眼中的现代性。由于殖民现代性包含被殖民者的认知层面， 两者间形成了所谓 “看”与 “被看”， 即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 因此前述被殖民者的相关文学表述可视作观察的不同形态； 不过与这种把观察与被观察者作为纯粹对象的情形不同， 如果将殖民社会当做一个巨大的容器， 其中包含着殖民现代性内容的话， 那么被殖民者也同时被放置于这个容器中， 与身边密集散布的殖民现代性因素共存， 经过长期浸淫， 这些因素逐渐大量地附着在他们身上而难以剥离， 因此这种从殖民社会内部由原本具有文化异质性的被殖民者所作的观察， 既与殖民者不同， 也与一般意义上的 “他者” 相异， 换句话说， 如果把殖民现代性看作一个社会文本， 身处产生这一文本的环境之中或之外的阅读者， 其认知并不一样。 不仅如此， 由于被殖民者原有文化抗体③强弱和形７２１❋①②③计璧瑞，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陈培丰著 《 “同化” 的同床异梦》， 台北： 麦田出版公司， ２００６， 第 ２１０ 页。例如， 台湾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诉求是设置 “台湾议会”， 长达十余年的 “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其实质是争取权力； 但未能实现最终目标， 只有到殖民晚期才出现有限度的地方议会自治。 这说明被殖民者对现代性的追寻要依赖殖民者有选择的 “给予”。这里借用生物学概念， 所谓文化抗体指生存于某一文化环境中的人群对异质文化的免疫力，在殖民社会特指为保存民族文化或维护民族主体性而对殖民同化的抵抗。∗∗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式存在差异， 因此当他们置身于殖民社会容器中的时候， 各自的现代性认知就会不同； 当容器被打破后， 对殖民主义的清理也存在程度和侧重点的差异。造成原有文化抗体强弱和形式差异的原因十分复杂， 个人和群体的经验和想象、 殖民社会演进的不同阶段， 乃至个体性格心理因素等， 都可能对其造成影响。 除了诸如民族、 阶级、 文化身份、 个体经历等比较确定的因素外， 情感也是值得关注的部分， 只是对它的分析可能会涉及社会学、 心理学等多重学科， 因此难以获得相对清晰的认识， 特别是这些情感表达相对零散而随意， 很可能使分析落不到实处。 但情感影响确实存在， 殖民时期的各类文学文本， 包括传记、 杂感等， 无不是情感记忆的写照， 这些记忆很可能决定了被殖民者的思考面向和选择。 问题的出现源于研究者的困惑， 即当人们从各个角度探讨殖民社会发展脉络及殖民地文学特质之后， 仍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在同一时期被殖民者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现代性认知； 导致文化抗体强弱和形式差异的原因仍然不清楚。 例如， 在殖民统治末期， 既有坚定的抵抗殖民主义者①， 也有充分皇民化的民众， 他们可能有共同的教育背景、 相似的社会经验， 但他们对殖民社会文本的解读却不同， 这些解读可能又反过来影响到他们的选择， 不同的选择又导致解读差异的扩大。 以左翼思潮来说， 其影响有目共睹， 而不同文化程度的单个人对它的接受程度却迥然相异。 从情感经验入手可能有助于思考这些选择和差异的不确定的一面。 如果说前述对殖民现代性表征和左翼思想的分析仍然是从一些确定性因素入手的话， 那么对情感经验的分析就是对相对不确定的认知因素的考察。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威廉斯的说法， “认识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大障碍在于， 把握从经验到完成了的产物这一直接的、 经常性的转化过程相当困难”。 “在一般承认的解释与实际经验之间总是存在着经常性的张力关系。在可以直接地明显地形成这种张力关系的地方， 或者在可以使用某些取代性解释的地方， 我们总还是处在那些相对而言还是凝固不变的形式的维度内。” 他认为， 经验、 感觉等个人形式不能被化约为凝固不变的形式和范畴， “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那些凝固的形式完全不讲的事物的经验， 存在着许多它们的确不予承认的事物的经验”。 因此他提出了 “感觉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８２１① 相关论述见 《蓝博洲文集》 之 《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台湾作家》， 北京： 台海出版社，２００５。

殖民现代性认知中的情感经验（ｓ） ｏｆ ｆｅｅｌｉｎｇ， 又译 “情感结构”〕 概念， 来确定 “社会经验和社会关系的某种独特性质， 正是这种独特性质历史性地区别于其他独特性质， 它赋予了某一代人或某一时期以意义”①。 这一概念 “被用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 这种感受饱含着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 并能明显体现在文学作品中”。 它具有潜意识的特征， 因为 “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不是有意识进行的， 而往往是通过经验来感知的”②。 “它在我们的活动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中运作”， “突出了个人的情感和经验对思想意识的塑造作用， 以及体现在社会形式之中的文本与实践的特殊形式”。 它同时具有动态性， 会随着社会变动 “始终处于塑造和再塑造的复杂过程之中”③。当然， 所谓感觉结构原本试图解释的是某一时代在 “凝固的形式”④ 之外的人们的感受与经验， 并未强调同一时代不同人群的不同感受及其由来， 但对情感经验与思想意识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视仍然提供了文本解读的新着力点，并可能凸显文学特有的情感记忆。 尽管我们尚未做到运用此概念来寻找殖民地台湾文学的感觉结构， 像它的提出者在 《文化与社会》⑤ 中对英国文学家和思想家所作的分析那样， 但至少能够从中获得启发， 尝试正视文学文本中情感经验的流露， 并由此解释殖民现代性的认知差异； 虽然可能仍然不能确切说明这些情感经验的成因， 但毕竟可以换一个角度， 从 “凝固的形式”９２１①②③④⑤〔英〕 雷蒙德·威廉斯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王尔勃、 周莉译，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１３６、 １３９、 １４０ 页。 威廉斯还指出： “我们谈及的正是关于冲动、 抑制以及精神状态等个性气质因素， 正是关于意识和关系的特定的有影响力的因素———不是与思想观念相对立的感受， 而是作为感受的思想观念和作为思想观念的感受。”“从方法论意义上讲， ‘感觉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ｅｅｌｉｎｇ） 是一种文化假设， 这种假设出自那种想要对上述这些因素以及它们在一代人或一个时期中的关联作出理解的意图， 而且这种假设又总是要通过交互作用回到那些实际例证上去。 ……它并不比那些早已更为正规地形成了结构的关于社会事物的假设简单多少， 但它却更适合于文化例证的实际系列范围。 历史上如此， 在我们现时的文化过程 （它在这里有着更重要的关系） 中更是如此。 这种假设对于艺术和文学尤为切题。” 见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第 １４１、 １４２ 页。赵国新： 《情感结构》， 《外国文学》 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阎嘉： 《情感结构》， 《国外理论动态》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威廉斯所说的 “凝固的形式” 指各种明确的范畴、 意识形态、 不变的社会普遍性等， 是与变化的、 生动的、 能动的因素相对应的事物。 那些变化的、 生动的、 能动的因素， 如感觉经验等， 可能会被习惯性地转化为凝固的形式。〔英〕 雷蒙德·威廉斯著 《文化与社会》， 吴松江、 张文定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或明确的范畴之外寻求另一种说法。回到文学文本。 如果从过去常见的阶级、 民族， 或已经从热点转为寻常的身份、 认同等 “凝固的形式” 出发， 文学文本中的情感经验就可能不会受到特别关注， 因为情感经验的变异性和模糊性或者使精确、 冷静、 前因后果式的辨析失效， 或者使自身在辨析中缺失。 以情感经验为对象虽然可能导致某种不确定性， 但也可能创造新的论述空间。 仍以前述中文写作为例， 从文化想象层面看， 中文写作的某些模式化表述可能不完全是由于写作者艺术表现力的不足， 更可能是想象的结果； 从情感角度看， 它也可能是作者情感经验的表达， 那种悲愤、 无奈、 绝望的心态无疑是当时普遍社会心理的写照。 同样， 日文写作的多重想象也是情感经验随殖民社会演进从相对单一过渡到复杂的产物。 随着殖民同化的深入和殖民暴力形式的改变， 被殖民者对殖民统治的情感经验也发生了改变。分析可以从殖民统治引发的情感反应开始。 殖民初期的抵抗， 可谓台湾面对殖民统治的最初反应， 表现在写作中， 就是在以中文写作为主的时期，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情感表达， 即殖民压迫导致的痛感体验， 并延续到部分日文写作中， 所谓痛感体验就是由痛苦经历引发的情绪。① 很明显， 那些带有鲜明反抗殖民色彩的文本大都书写了被殖民者的惨痛经历和愤怒、 屈辱的情感， 形成了情感和思想意识之间的有机脉络。 杨逵 《公学校》 中 “台湾少年遭受日本教师的毒打” 非常典型地代表着一种由痛感经验引发的仇恨和愤怒。 相似情节的文本比比皆是， 更不用说大量警察形象传达的恐怖经验。鉴于痛感的强烈程度， 写作者几乎完全专注于此而无法顾及其他， 或者说，痛感体验影响着文学想象的形成， 进而左右着文本的思想意识。 张深切《里程碑》 中， 打在身上的日本剑甚至直接唤醒了主人公的民族意识， 这部传记虽然写于战后， 但殖民时期的情感记忆竟然如此深刻甚至略显突兀， 它直接关联到人物的身份认定、 道路选择和命运走向。 这也是一个情感经验决定思想意识的突出例子， 它说明痛感体验一旦与给予者的身份和被给予者的心理、 情感相关联， 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挣脱一般意义的束缚， 实现从情感到观念的过渡。 当相似的经验逐渐汇集起来之后， 一个时期的基本情感结０３１① 与痛感体验相反的则是快感体验， 这一概念的使用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司晨的学位论文 《早期革命文艺的快感形态研究》 （２００９ 年） 的启发。

殖民现代性认知中的情感经验构就会慢慢浮现出来。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确定意识的形成完全取决于情感， 其他因素的综合也会产生影响。 再以杨逵的写作为例， 具有强烈情感倾向的 《送报夫》、 《自由劳动者生活的一个侧面》、 《公学校》 等文本直接控诉殖民主义的方式就带有左翼文学的理念色彩。 但是， 如果没有最初的、 直接的， 甚至带有冲动性的情感经验， 文学文本就失去了描绘和记录生动复杂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心理， 并从中曲折地透露思想意识的特质， 这也是威廉斯认为情感结构的设置特别适用于文学艺术的原因吧。①不过由痛感体验直接激发思想意识并不能代表本时期台湾文学的全部情感样态， 特别在殖民中后期， 尖锐的痛感体验呈现出逐渐减退消隐的态势，文本中的情感经验逐渐多样化， 殖民主义或殖民现代性认知不但通过直接的痛感体验来进行书写， 也通过相混杂的不同体验和单纯的快感体验来进行情感书写。 相对于杨逵， 殖民中后期多数作家的痛感书写并不直接来自明确的敌对力量， 龙瑛宗笔下陈有三的痛苦更多源于殖民社会的精神折磨， 它和主人公的个性气质一起共同构成了混杂纠结的情感， 殖民社会结构对人物的压抑、 底层社会的丑陋和民众性格的扭曲从不同角度激发了人物的痛感体验，使之成为被殖民者绝望精神状态的写照。 陈有三感受的台湾的落后愚昧流露出现代性对他的教化， 但殖民社会却没有为他提供享有现代性的可能。 陈火泉 《道》 的人物陈青楠纠缠在痛感和快感的双重体验中， 因总督府专卖局的肯定而获得的愉悦与因不是日本人而不得升迁产生的愤懑交织在一起， 不过这种对立情感均由同一个对象激发， 而且愉悦最终战胜了愤懑， 他仍然从这个带给他对立情感的对象那里看到了希望， 自认为找到了成为日本人的路径， 这使得他的情感没有演化成真正的社会批判意识， 毕竟在某种境遇中形成的愉悦体验很难转化为对这种境遇的彻底否定。 反过来， 《植有木瓜树的小镇》 的社会批判几乎全部来自绝望的痛感体验， 与结合痛感体验和左翼观念的杨逵式批判有所不同。 殖民现代性为周金波写作带来的基本情感则是快感体验， 毫无疑问， 睡在榻榻米上的 《水癌》 的主人公先是沉浸于日式生活方式带来的愉悦感受， 再从这种感受过渡到对皇民化政策的赞美， 由情１３１① 文学研究越来越偏重理论对文本的直接切割使研究者逐渐远离了对情感表达的关注， 或者使之简单地将其放入艺术表现范畴。 本文尝试的就是寻找情感与思想意识之间可能存在的并不具有确定性的联系。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感到思想意识的过渡平顺自然， 没有阻碍。 与专注于从痛感体验延伸到对殖民社会罪恶的控诉相反， 周金波专注于快感体验而赞美一切日本事物， 榻榻米本是日本的传统事物， 原无现代性可言， 但因为源于文明的日本， 它就能够带来现代性的愉悦。① 这种爱屋及乌式的快感体验与殖民现代性认知似乎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 因为殖民现代性的认同感太强烈， 所以被殖民者才会情绪化地认同现代性给予者的一切； 因为在日本生活方式中感受到愉悦———“在榻榻米上开始过像日本人的生活！” ———所以他才会进一步理解和赞美殖民政策。 《 “尺” 的诞生》 中少年吴文雄将自己想象为日本士官的弟弟或亲戚， “他那快乐的幻想” 确实带来了转瞬即逝的愉悦， 尽管他在小学校外感受到深深的失落， 但这与痛感体验相比还是相去甚远。比较这些文本中快感 ／痛感的来源是颇有意味的。 杨逵所传达的痛感体验来源于殖民者和压迫阶级， 其批判指向单纯而明确； 陈有三的痛感体验既来源于殖民现代性， 也来源于非现代性因素， 它们从两个方向压迫着他的灵魂， 人物在双重痛感体验中走向毁灭， 又通过毁灭实现了对殖民社会的批判， 陈有三的命运埋葬的不仅是传统的丑陋， 还有被殖民者的现代性幻想。两位作家的上述文本的共同情感特征是痛感体验控制了文本的基本情感走向且缺乏快感体验， 尽管其痛感内涵不尽相同： 来自殖民者的是压迫性的、 引发屈辱和愤怒的痛感， 来自传统落后的是接受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所感知的包括自身在内的民族性格的负面因素带来的切肤之痛。 在陈青楠那里， 情感经验增加了快感成分， 而且两种对立的感受来自同一个对象， 即殖民者既带来痛感， 也带来快感， 后者使人物看到了希望， 实现了皈依和认同。 到了周金波， 情感经验再度出现两个来源， 但与杨逵写作的痛感来源相反， 他的痛感并不是来自殖民者， 而来自被殖民者的愚昧落后， 也就是非现代性因素；同时他将快感来源指向殖民现代性， 这一点又与龙瑛宗截然不同。 同一个对象， 在杨逵和周金波的文本中激发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 如果说上述文本对殖民现代性的态度呈现从批判到肯定的过渡的过程的话， 那么杨逵和周２３１① 吕正惠的 《抉择： 接受同化， 或追寻历史的动力？ ———战争末期台湾知识分子的道路》已注意到 “ ‘榻榻米’ 本身则是纯日本事物， 跟 ‘现代化’ 的 ‘文明进步’ 毫无关系”， 并提出了 “二手现代化” 的说法。 载 “亚洲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地区冲突与文化认同”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文化论坛，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第１５０ 页。

殖民现代性认知中的情感经验金波恰好处于这一过程的两极。在两极之间还存在一些较为含混的情感经验， 或者说其痛感或快感不那么直接和明确， 吕赫若和张文环的写作就是如此。 如果比较两种情感经验的话， 痛感体验的来源相对明确一些， 无论是吕赫若的 《月夜》、 《庙庭》、《财子寿》， 还是张文环的 《阉鸡》、 《论语与鸡》 等， 均指向传统的落后性， 情感表达倾向于沉郁苍茫或略带讥讽， 但与殖民语境没有直接关联； 在快感体验方面， 张文环对 《重荷》 中的少年从公学校获得的愉悦的处理如前所述， 以儿童视野回避了殖民性； 同时， 吕赫若 《木兰花》 中铃木善兵卫的照相机带来的惊奇也是从儿童的眼光中流露的， 加之 《邻居》 中善良的日本夫妇， 他们共同改变了以往的殖民者想象， 隔离了体制化的殖民现代性， 使快感来源落实到了个体的人与人性上面， 从而同样回避了对殖民现代性的直接的价值判断。如果将文本内涵扩大到殖民社会容器之外， 我们会发现另一些从现代性视野展开的观察， 而且依然是从情感经验开始的， 那就是吴浊流、 钟理和书写大陆经验的文本， 如 《南京杂感》、 《夹竹桃》、 《泰东旅馆》 等。 这些文本中展现了大陆社会贫困落后和人性丑陋堕落的一面， 作者由此生发的痛感体验常常被当今的本土论述当做接受殖民现代性的台湾人不认同落后的、 缺少现代性的大陆的证明。 这样的结论忽略或刻意简化了这些痛感体验产生的复杂性， 吴浊流、 钟理和来到大陆， 首先是因为他们把这里当做摆脱原有痛感体验的理想之地； 其次， 除了原乡的想象和古老文化的骄傲， 他们对大陆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和现实处境知之甚少； 再有， 经历了殖民现代性的洗礼，他们虽然暂时离开了殖民社会， 却仍然带着在这个容器中浸染的痕迹， 因而无法避免地会以现代性的眼光来巡视曾经寄托着理想的土地。 由于共同经验的缺乏， 他们的痛感和批判也与大陆知识分子存在差异， 最为明显的是他们是从 “他者” 位置， 从大陆外部， 或所谓 “文明高地” 的被殖民者立场来看待祖国的， 因而这种情感带有多面性。 大陆所引发的情感既不同于杨逵式的、 由殖民压迫产生的痛感， 也不同于周金波式的、 完全处于殖民者位置的对原有 “自我” 的否定， 而是由陌生感和理想幻灭导致的失望所生发的痛心疾首， 况且他们的 “他者” 位置并不出于自我选择。 此外， 最初的痛感体验会随着观察的逐渐深入而发生变化， 《南京杂感》 的这段话代表着吴浊流的理解：３３１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中国俨然像海， 不论什么样的， 全抱拥在怀中。 ……中国是海。 是想填也无法填的海。 是世界上不能没有的海。 不知海的性质， 而以为海是危险的地方， 无可如何的地方， 而顺其自然则不可； 而想要清净这海的企图， 也是不可能的。 不如把海当海看待， 才有办法解开我们的迷。①文本最后， 作者还有这样的表述：忘了中国与日本有此不同的一面， 徒然拿日本的尺度， 拿 “白发三千丈” 作为夸言的标本， 或责难其夸张过度， 是非常不当的。 忘了李白的 “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 的下一句， 断章取义， 甚至因而以为对中国的某一方面洞见其非， 不能不说是大大的谬说。②这表明吴浊流没有从殖民者立场， 以现代性作为绝对尺度来看待和理解大陆， 也说明他开始从最初的痛感体验中沉静下来， 意识到对象的复杂性。由于情感经验具有不确定性， 与思想意识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一对应，即不能简单地将情感和意识完全等同， 因此将情感当做意识形成的证据需要格外谨慎和耐心。 在一些作家和文本那里， 两者的关系较为直接， 情感表述相对明确和一贯； 而在另一些作家同一时期的不同文本或不同时期的文本中会出现彼此矛盾的情感表达。 《南京杂感》 存在从以现代性眼光审视大陆到现代性尺度逐渐淡化的脉络； 二十多年后的 《无花果》 中的祖国军队的落后装备和精神状态所引发的失望又重新浮现出现代性尺度； 《夹竹桃》 对民族弱点的近乎诅咒式的评价在作者 “看到缅甸战线祖国勇士们活跃在硝烟弹雨下的英姿”③ 后也发生了改变。 这一方面显示出作家情感本身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也说明情感在面临新的刺激时会发生变异， 《无花果》 中现代性尺度的重现显然与光复后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 情感经验的背后存在着种种复杂多变的因素， 其走向也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后台湾的殖民现代性认知状况。４３１①②③张良泽编 《吴浊流作品集 ４·南京杂感》， 台北： 远行出版社， １９７７， 第 ８９ 页。张良泽编 《吴浊流作品集 ４·南京杂感》， 台北： 远行出版社， １９７７， 第 １１９ 页。张良泽编 《钟理和全集 ６·钟理和日记》， 台北： 远行出版社， １９７６， 第 １３ 页。

殖民现代性认知中的情感经验战后， 殖民社会的诸多问题并未在台湾得到有效解决， 其基本表现是，对殖民统治的复杂情感始终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台湾社会思潮和民众心理。“二二八” 事件使本就对台湾社会缺乏深入理解的外省政治势力抓紧了意识形态控制和对异己力量的镇压， 使反共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 大批在殖民后期坚持反思殖民主义的台湾知识分子战后大多左倾， 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清算对象， 殖民主义倒成了避而不谈的潜在问题。 殖民体制和独裁体制被有意无意地加以比较， 曾经的殖民现代性痛感体验被专制的压迫感所置换， 而现代性快感却被保留， 因为后者似乎成为对抗独裁体制的精神力量或在专制面前保持心理优势的情感因素。① 这样的结果是， 当台湾社会民主化开始后， 出于对威权时代的逆反和因长期以来自身利益被忽视而产生的不满， 殖民现代性成为可借用的资源， 用来抵御威权统治， 进而转化为所谓本土特质的重要部分， 并成为区隔台湾和所谓 “外来者”， 以及大陆的有效标记。 在激进的本土论述中， 殖民现代性快感被夸大， 几乎成为全部快感体验的源头； 外来者， 更确切地说是来自大陆的人， 就成了全部痛感体验的渊薮。 当快感 ／痛感来源被如此设定后， 分散的经验逐渐凝固为总体的结构，殖民地 “肯定” 论述于焉浮现， 原有的 “抵抗” 论述却日渐边缘化。② 有趣的是这些体验的表述很多时候仍然是情感式或情绪化的， 人们通过快感 ／痛感的描述， 形成某种思想倾向和评判标准， 这在 “肯定” 论述中更加明显。 除少数明确肯定殖民主义的表述外， 大多数的 “肯定” 论述诉诸情感，以含混、 温情、 浪漫化的方式赞美殖民现代性的舒适、 现代、 文明， 以“中国人” 和日本人对台湾的 “好坏” 和现代性程度的高低作尺度， 唤起了一些曾经体验到和期待享有殖民现代性快感的人们的怀想和倾慕， 使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在温情脉脉中消弭于无形， 逐渐形成了亲近前殖民者、 远离大陆的文化心理取向。 相比周金波式的快感表述， 当今的 “肯定” 论述委婉曲折， 渐进式地从情感上压缩 “抵抗” 论述的空间。５３１①②许多回忆文章、 杂感或访谈录都记载了人们所回忆的外省人来台时对现代文明的陌生感，以及回忆者由此产生的诸多笑谈、 鄙夷和流露出的 “文明人” 的优越感。对殖民主义的 “肯定” 和 “反抗” 是一种概括性的说法， 散见于一些研究者的论述中， 如《 “同化” 的同床异梦》 第八章 “结论” 就分析了这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 并以 “肯定论”和 “反抗论” 概括之。 但文化思想界并没有出现两种倾向的大规模直接交锋。 “肯定” 式思维通常以情感和心理方式渗透于民间， 以直接或委婉地肯定殖民现代性作为重要表现形式。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由于 “肯定” 论述与本土意识互为表里、 彼此促进， 且与现实政治斗争结合紧密。 这种从快感 ／痛感体验出发的感觉结构已经演变为权力话语，使寻求多元化的台湾社会在地理、 文化、 历史、 血缘诸中心相继被瓦解之际①形成了新的话语中心。 当这些论述运用这一话语来回避对殖民主义的清理时， 它已经在瓦解原有论述中心的理念下重新建构了中心 ／边缘的二元对立， 并使自身陷入自我解构的处境。 在 “肯定” 式情感结构向权力话语过渡的过程中， 也存在这样的理论建构， 其特点是以理论回避价值判断， 把相对明确的意义含混化， 筛选符合理论建构的材料来印证现代性对台湾的正面意义。 例如， 有研究者以双重边缘②的说法将殖民地台湾知识分子对殖民主义的抵抗解说为追求纯正现代性的行为， 在突出了东方式殖民主义及其与被殖民者同文同种的特质后， 他们试图说明殖民地台湾在寻求一种超越殖民主义的现代性并由此建构自身的民族主体意识。 这种论述既以现代性覆盖了殖民性， 又以现代性遮蔽了民族性， 似乎可以实现既超越日本殖民主义， 又超越原有中华民族主义的目标， 这十分符合当下瓦解既往话语中心的潮流， 但却并不符合当时台湾民众反抗殖民统治、 寻求民族解放的实际状态。 事实上， 民族传统一直是台湾抵抗殖民主义的重要思想和精神力量， 这在与大陆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清算相对比时更加明显。③ 知识分子通过日本接受西方现６３１①②③全球化时代的思想理论界普遍存在消解既往话语中心的冲动， 似乎历史、 民族等传统话语论述早已过时、 落伍， 在具体社会活动中也是如此， 台湾原住民工作者张俊杰指出， 为了争取权益， 讨回公道和正义， 他们在寻找新的言说方式， 因为历史、 民族、 血缘论述在台湾已经没有说服力。 源自张俊杰 《从台湾原住民角度看两岸关系》 的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洲文化论坛” 第 ３８ 讲，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不过冷战后诸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９·１１” 的发生所显示的民族、 宗教、 文化冲突表明这些传统话语远未失去其作用。即日本处于西方殖民主义的边缘， 台湾处于日本殖民主义的边缘， 由此推导出这样一种结论： “日本殖民主义的东方性导致边陲精英们选择一种现代的和支持西方的策略来建构他们的反话语。” “他们不仅批判日本人不彻底现代的统治， 而且也建构了他们自己作为现代或向往现代的民族主体。” 见吴睿人 《东方式殖民主义下的民族主义： 日本治下的台湾、 朝鲜和冲绳之初步比较》， 载 “亚洲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地区冲突与文化认同”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文化论坛，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第 １６４ 页。战后来台的大陆作家陈大禹曾谈到 “台湾的反侵略斗争， 有点矫枉过实的现象， 就是保留前清所遗留的法制与生活习惯， 作为反抗侵略的表现……但在事实上， 这些封建残遗的思想习惯， 无论如何是不适于二十世纪的今天的”。 载 《１９４７ ～ １９４９ 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台北： 台湾人间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６４ 页。 这是当时两岸知识分子对传统持不同态度的又一说明。

殖民现代性认知中的情感经验代性， 却无法从殖民现代性中提炼 “正宗” 的现代性来抵抗东方的殖民主义①， 即便东方殖民主义包含的现代性具有 “二手性”， 它仍然是台湾现代性的根本来源， 且与殖民性原本就是一体两面， 赖和这样的思想启蒙者也难以将二者截然分离， 他们 （包括吕赫若、 张文环等） 能做的就是在表现对文明和进步的向往时尽量回避其殖民印记。对殖民主义 “肯定” 或 “否定” 论述的 “超越”， 表面上似乎能够摆脱对立论述的纠缠， 但在未对殖民主义， 包括其精神和情感遗存， 进行辨析清理的情况下真正的超越是否可能？ 或者这种 “超越” 只是主体性建构中的策略？ 无论如何， “超越” 论述建构在某种情感经验的基础之上， 可以说是对那些含混模糊的情感经验的明确和 “中性” 的说明。以上对殖民地台湾新文学情感经验的粗略分析其实仅仅是提出问题， 还有许多复杂现象有待说明， 比如， 不同的情感经验怎样统合为一个时期的基本情感结构， 殖民主义引发的痛感 ／快感及其遗存的产生机制究竟如何， 情感经验与文学文本显现的思想倾向是否是直接对应的关系， 当以 “对接受殖民现代性是否存在内心的犹疑与挣扎” 来区分皇民作家和同时代其他写作者的时候， 这种 “内心的犹疑与挣扎” 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等等。 在同一个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中， 有着相似境遇和经验的人群的文化抗体也有强弱之别， 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就是这些差异背后的东西。７３１① 蔡培火、 李春生等是台湾少数的具有基督教背景的知识分子， 蔡氏提倡的罗马字或许可谓以西方现代性对抗东方殖民主义的实际行为， 但它不仅没有得到殖民者的认可， 也没有被民众所接受， 因为民众认为这是放弃汉字， 背离了文化传统。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　 黄美娥一　 前言日治时代 （即 １８９５ 年到 １９４５ 年台湾被日本殖民管辖时期） 台湾小说的萌芽与发展， 很大程度系由报纸所肇端与促成。 自明治二十九年 （１８９６ 年）《台湾新报》 率先登出日人日文小说以来， 明治三十二年 （１８９９ 年）， 《台湾日日新报》 “说苑” 栏出现了日人所撰的汉文小说作品， 洎自 １９０５ 年，《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小说” 栏则有台湾本土作家文言小说的书写， 此后举凡官方所立或民间倡办之报纸， 莫不成为台湾小说重要发表园地。 而其中， 在 １９２０ 年代现代白话小说产生之前， 北、 中、 南三大官报 《台湾日日新报》①、 《台湾新闻》、 《台南新报》② 上， 便载有为数不少的文言小说。 只８３１❋❋❋①②本文为笔者国科会计划 “交界与游移： 跨文史视野中的文化传译与知识生产———文本·文类·文化的旅行： 从西方到东亚的视阈———以台湾通俗小说为观察场域 （１８９５ ～ １９４５） ２ ／３” 之部分研究成果， 计划编号 ＮＳＣ９６ － ２４１１ － Ｈ － ００２ － ０８１ － ＮＹ３， 承蒙奖助， 谨此致谢。另， 执行本计划期间， 王俐茹、 王品涵两位助理尽心协助搜寻相关资料， 于此一并致谢。黄美娥， 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台湾日日新报》 于明治三十一年 （１８９８ 年） ５ 月 ６ 日发行创刊号， 其前身包括 《台湾新报》 〔明治二十九年 （１８９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创刊〕、 《台湾日报》 〔明治三十年 （１８９７ 年） ５月 ８ 日创刊〕， 另发行期间为因应汉文读者群， 又将 《台湾日日新报》 汉文栏独立出来，成为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明治三十八年 （１９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发行〕。《台湾新闻》 创设于明治三十四年 （１９０１ 年） ５ 月 １ 日， 该报前身为 《台中每日新闻》；《台南新报》 的前身是 《台澎日报》， 创刊于明治三十二年 （１８９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明治三十六年 （１９０３ 年） 更名为 《台南新报》。 以上参见张围东 《日据时代台湾报纸小史》， 《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 １９９９ 年第 ５ 卷第 ３ 期。∗∗∗∗∗∗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是， 这些作品在台湾甫点燃新旧文学论战之际颇受批判， 唯丝毫未遭抑遏，报上文言小说的持续写作与刊登， 其实要到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 日因汉文栏废止才告终结， 最明显的事证， 可由谢雪渔 （１８７１ ～ １９５３）① 的发表情形略窥一斑。谢氏从 １９０５ 年写下台人第一篇小说 《阵中奇缘》 之后， 直至 １９３７ 年 ３ 月 ３１日在 《台湾日日新报》 汉文栏告歇前日， 还在刊载小说 《武勇传》 的最后一回， 且旋即又在 《台湾日日新报》 以外的媒体寻求发表空间， 故稍后便在同年 ７ 月新创的 《风月报》 上， 继续推出另一力作 《日华英雄传》 而执笔不辍。面对这批大量存在于报纸上的文言小说， 最早炮轰者是张梗 （生卒年不详）， 在 １９２４ 年张我军 （１９０２ ～ １９５５） 以 《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 展开抨击台湾诗坛未久， 他便将质疑的眼光投向台湾小说并大加批驳， 且同样选择以 《台湾民报》 作为挞伐之所。 在 《讨论旧小说的改革问题》② 一文中，他认为台湾当下处于沿袭从前中国传统小说流毒而不自知的困境， 他高声指责： “旧小说的进途已迫到无可如何的今日了， 一衣带水的大陆早已有许多学者出来极力痛论提倡改革， 面目一新， 已非昔日。 而独我们台湾居然犹是祖下传下来那样的固陋难堪， 不、 不、 不， 我还是有些过奖。 平心而论， 台湾哪有小说之可言？ 不过是那些旧中国留下来的施公案、 彭公案罢了。 我想我们台人苟自居为文化人， 争并肩而立于二十世纪的地球上， 为什么竟不要求小说的发达？ 已会政治运动， 为何文艺这方面竟忘掉了？ ……现在台湾某报上， 还是天天不缺登着那些 ‘某生某处在后花园’ 式的聊斋流的小说， 而读者亦不以为怪。 ……我们再看那小说出处材料。 ……论去种种演义体的历史小说外， 不外乎 ‘妖精鬼怪’、 ‘飞檐走壁’、 ‘才子佳人’、 ‘封王挂帅’。”③９３１①②③谢汝铨 （１８７１ ～ １９５３）， 字雪渔， 号奎府楼主， １９０５ 年担任 《台日报》 汉文栏记者， １９１１年赴马尼拉担任 《公理报》 记者， １９２８ 年转任 《昭和新报》 主笔， １９３５ 年后出任过 《风月》、 《风月报》 主笔。 １９０９ 年与洪以南等倡设 “瀛社”， 洪氏去世后继任为第二任社长。著有 《诗海慈航》、 《奎府楼诗草》、 《蓬莱角楼诗存》。张梗此文在 《台湾民报》 分七次刊出， 分见大正十三年 （１９２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第 ２ 卷第 １７号、 大正十三年 （１９２４ 年） ９ 月 ２１ 日第 ２ 卷第 １８ 号、 大正十三年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第２ 卷第 １９ 号、 大正十三年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第 ２ 卷第 ２０ 号、 大正十三年 （１９２４ 年）１０ 月 ２１ 日第 ２ 卷第 ２１ 号、 大正十三年 （１９２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第 ２ 卷第 ２２ 号、 大正十三年（１９２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第 ２ 卷第 ２３ 号。文见张梗 《讨论旧小说的改革问题 （一）》， 载 《台湾民报》 大正十三年 （１９２４ 年） ９ 月１１ 日第 ２ 卷第 １７ 号。 又， 日治时期报刊文字多属旧式标点， 为利今人阅读， 此处文章业经笔者调整为新式标点， 而凡本文后面再有引文情形亦同， 不另说明。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以上， 可见张梗对台湾小说界与报纸小说书写状况的不满。 而为求促进台湾小说界的革新， 其在文中还提出了 “独创、 创作须含意、 含意须深藏、 排春秋笔法、 唱科学的态度、 历史与小说须分工” 的针砭之道。相较于张梗所谓固陋、 通俗、 守旧的批评视阈， 有关这曾被急于抛弃且鄙为 “旧小说” 的低劣报纸小说作品， 近年来笔者陆续从作家作品论、 文学现代性、 文学知识生产、 通俗性、 文学 ／文化翻译， 以及台、 日汉文关系等角度进行重探， 迄今已累积些许成果①， 而其中主要论点集中于挖掘旧小说的文学现代性意义， 并从台湾小说史之发展脉络着眼， 给予了不同评价。不同于个人过去的研究进路， 在此则拟重加省思旧小说原有之 “旧” 本质，当其在发挥新文学兴起前的过渡角色作用时， 究竟会与文学现代性之间产生怎样的衔承与撞击状态？ 对此， 我一并将作为旧小说发表园地的报纸场域因素纳入考量， 尝试取径媒体研究以作为方法论， 进而去关注这些 “旧小说”与报纸媒体的相互关系性， 并从中考察 “旧小说” 受到日治新媒体 ／官方媒体刺激、 宰制的场域状态变化， 彼此之间制约辩证的张力关系， 以及此种纠葛现象对于台湾现代小说兴起、 发展过程的影响。 为求裨益说明个中复杂情况， 本文将以日治前期重要旧文人、 小说家， 同时也具记者身份的李逸涛（１８７６ ～ １９２１）②， 及其在最大官报 《台湾日日新报》 上所发表之著名作品《蛮花记》 为例加以阐述。 而选就李逸涛及其小说 《蛮花记》 作为分析对象的原因， 系出于本文之问题意识， 乃欲细辨若干旧小说在日治时期发展过程０４１①②参见拙文 《旧文学新女人———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中李逸涛通俗小说的女性形象》、 《文学现代性的移植与传播———台湾传统文人对世界文学的接受、 翻译与摹写》， 分见黄美娥：《重层现代性镜像： 日治时代台湾传统文人的文化视域与文学想象》 第五章与第六章， 台北： 麦田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２３７ ～ ２８４、 ２８５ ～ ３４２ 页。 《从 “诗歌” 到 “小说”： 日治初期台湾文学知识新秩序的生成》， 《当代》 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２１ 期。 《二十世纪初期的 “西洋”：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通俗小说中的文化地景、 叙事伦理与知识想象》， 《台湾文学研究集刊》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第 １ ～ ４０ 页。 《 “文体” 与 “国体”： 日本文学在日治时期台湾汉语文言小说中的跨界行旅、 文化翻译与书写错置》， 《汉学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８ 卷第 ２ 期， 第 ３６３ ～３９６ 页。李书 （１８７６ ～ １９２１）， 字逸涛， 号亦陶、 逸涛山人， 台北人。 好金石， 通史汉， １８９６ 年《台湾新报》 创立后未久便入报社担任记者， 后续任为 《台湾日日新报》 汉文部记者， 在报社中与当时来台任职的章太炎交情甚笃， 颇受其人思想影响。 毕生善诗文， 以小说见长，所写小说类型包括侠义、 侦探、 言情、 社会小说， 小说人物以大量刻画女侠而最显殊异，详参见拙文 《旧文学新女人———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中李逸涛通俗小说的女性形象》，同上注。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中本身所蕴藏的新 ／旧双面性格， 以及这双重力道相互碰撞的微妙面向， 故以当时最能显现此种矛盾特质于一身的小说家李逸涛进行钻研； 至于其《蛮花记》 一文， 由于此篇小说是李氏一生代表作， 且在李氏死后的 １９４０年代仍获当时两大重要通俗性报刊 《风月报》 与 《台湾艺术》 之重刊①，足见其经典性， 故特予以探究。 至于本文以下所论， 除针对前述问题意识进行关照与回应外， 也会就 《蛮花记》 小说内容作一剖析， 进以勾勒文学 ／媒体深层互动下的台湾报纸 “旧小说” 的独特创作面向， 及其在台湾小说史上的角色意义。二　 “旧小说”、 “新闻小说”、 “官报小说”　 　 相互辩证生成的小说场域　 　 诚如上述， 日治时期台湾的 “旧小说” 多数刊登于三大官报——— 《台湾日日新报》、 《台湾新闻》、 《台南新报》 上， 其中又以 《台湾日日新报》及其附属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作品数量最多， 而这些报纸小说除了如张梗所言的在创作类型、 叙事模式陈陈相因， 遂被视为固陋的 “旧” 小说之外， 由于小说系发表于官方所设置之新兴大众媒体上， 所以也会导致相关创作受到新闻媒体场域的刺激， 进而促使 “旧小说” 同时成了 “新闻小说”与 “官报小说”， 连带小说书写时也会在所谓的 “固陋” 的 “旧” 特质之外， 产生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一）首先， 就创作者的身份而言， 观诸若干刊载于报纸上的旧小说， 许多撰写者原系一般所熟知的传统文人， 然而这些人之中又不乏当时报社之记者，例如 《台湾日日新报》 系统常见之小说作者， 最负盛名者便包括谢雪渔、１４１① 《风月报》 １１８ 期 《编后随笔》 载有 “ ‘蛮花记’ 我们从台湾总督府图书馆里抄来， 它是二十余年前发表于 《台湾日日新报》 的。 我们为提倡拥护文艺起见， 把它转载于九月十五日本报， 恰巧别志也刊于十月一日了， 同是为拥护文艺的， 我们认为没有再刊载的必要。” “别志” 所指为 《台湾艺术》， 该刊第 １ 卷第 ７ 号至第 ９ 号刊载了李逸涛的 《蛮花记》。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魏清德①、 白玉簪②、 李逸涛等人， 而其中唯独白玉簪非该报记者， 其余三人则皆任职该报社， 于是在此种情形之下， 若仔细阅读相关作品， 将会发现个中有所差异。 倘就白氏而论， 由于非属记者， 故其在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所刊载的 《书斋奇遇》、 《萧斋奇缘》、 《萍水奇踪》、 《菱香记》 ……１４篇小说， 以言情居多， 内容则主诉奇遇、 情缘， 此外则在倡言忠孝节义； 至于刻画笔法则多仿自聊斋、 章回小说， 纯然一派 “旧小说” 之气味与腔调；而即使是完成于其人生命较后期， 在日治时期甚受欢迎， 且为目前所知篇幅最长之文言小说巨作 《金魁星》， 亦如出一辙。 该篇作品乃以明史为背景，内容系从明代于谦、 王守仁与宁王朱宸濠等人物、 事件转化而出， 主要描写徐鼎、 徐楷父子两代官场际遇， 通篇旨于宣达效忠王室之丹心， 而此一讲史小说实与平素多数言情之作相近似， 同样不脱 “旧小说” 之叙事结构或惯用套语之模式、 口吻。有趣的是， 虽然同样都是以文言小说写就的报纸 “旧小说”， 但谢雪渔、 魏清德与李逸涛之小说创作风貌与白氏作品便颇不相同， 显见当时报上所谓的 “旧小说”， 并非均质性之存在样态， 个中仍有极大差异。 而在四人之中， 谢氏作品的中、 长篇较多， 如 《健飞启彊记》、 《樱花梦》、 《新荡寇志》、 《十八义传》、 《武勇传》 等， 常以中国或日本史事为本， 时或杂糅西方科技新知， 形成传统与现代交混的特质； 魏氏所作亦与谢氏相近， 同受中国、 日本及西方小说之错综影响， 故也显现出殖民地时期台湾通俗小说之混杂性， 但其叙事手法又更为新颖， 所取法于日本及西方通俗文学者最足以２４１①②魏清德 （１８８６ ～ １９６４）， 号润庵， 笔名云、 云林生、 润庵生、 异史、 佁儗子， 台湾新竹人，后迁居台北万华。 台北师范学校毕业后， １９０７ 年参加普通文官考试合格， 担任五年中港公学校训导。 １９１０ 年辞去教职， 应聘台湾日日新报社记者， 自此涉入媒体的生涯， 至少长达３０ 年。 平日积极参与各类诗社活动， １９２７ 年被推举为台北最大诗社 “瀛社” 的副社长； 而设于 １９３０ 年， 以日人为主体， 由台北帝大教授久保天随所创的 “南雅吟社”， 社员中台人更仅魏氏一人， 足见其汉诗表现颇受时人所推崇。 此外通俗小说之创作亦成果亮丽， 所作明显可见中国、 日本及西方小说之创作影响， 最能彰显殖民地时期台湾通俗文学之混杂性。白玉簪 （？ ～ １９１８）， 字笏臣， 又字静屏， 台湾嘉义台斗坑人。 清末台南府庠生， 出身将门， 为都督白瑛文之孙。 博学能诗， 但以小说见长， 笔名 “佩雁”。 乙未割台后， 在地方教授汉文， 颇有声名。 １９０９ 年与苏孝德在嘉义县组织 “罗山吟社”。 除罗山吟社外， 亦常参与玉峰吟社等聚会， 文学活动多集中于嘉义一带。 以上作者生平， 参见薛建蓉 《乌托邦续衍———分析佩雁小说暨其作之 〈金魁星〉 敘事、 策略与续衍目的》， “第五屆全国台湾文学研究生学术论文研讨会” 论文，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７ ～ ８ 日， 台湾静宜大学台湾文学系主办，第 ２ 页。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观， 或创作或译写， 前者如 《金龙祠》、 《镜中人影》， 后者如 《是谁之过欤》、 《还珠记》 等。 至于另一作家李逸涛， 如果从创作光谱来看， 则可知其人恰恰居于白玉簪与谢、 魏二人之间， 李氏之部分作品仍然维持旧小说之摹写技法， 但也曾出现若干以西洋人、 事、 物为场景之异国书写①， 且比谢、 魏二人更早尝试西方小说新体类 “侦探小说”。 何以， 同样是出身传统文人之小说作者， 在创作形态、 审美风格或书写素材上， 却别有异趣？ 其关键当与身兼官报记者与否密切攸关。但， 官报记者身份究竟会为旧小说之书写带来何种影响？ 此一问题， 需从台湾新闻属性论起。 在乙未割台之后， 随着日本引进大众传播媒体， 台湾的报章杂志也相继出现， 一时蔚为盛况， 其中， “新闻” 的创办， 由于若干出于官办， 所以一开始就深受日本之影响。 在当时， 日本报纸有 “大新闻”及 “小新闻” 之别， 除了有纸幅大小的区别外， 其内容常因大、 小报的不同， 呈现相异的面向， 简言之 “大新闻” 较硬， “小新闻” 较软。 前者与治理国家的政策密切攸关， 多讨论时事， 而杂讯消息也与农工商界的话题相关， 具政经报纸的性质； 后者则对政治并不关心， 内容以供茶余饭后谈论的社会新闻、 庸俗话题为主， 尤其喜刊登一些男女艳情、 艺妓韵事， 是以色情文艺为主的报纸。② 而台湾新闻的情况， 也十分近似， “大新闻” （即 “大报”， 如 《台湾日日新报》、 《台湾新闻》、 《台南新报》、 《台湾民报》 等） 的性质， 确以报道政府时务、 寰宇要闻为主； 而 “小新闻” （即 “小报”， 如《三六九小报》、 《风月报》 等）， 颇多诙谐杂说、 消闲文字， 明显流于通俗娱乐倾向。 而由于大报的内容与政策相系， 并担负有觉醒民众的任务， 因此大报记者身份特殊， 在日本多由政治家、 律师、 西方学者、 汉学者、 前官吏或书生来担任， 这些人从品格道德， 到穿着服饰打扮， 都十分讲究与要求，更常以 “文明先驱者自居”③。 至于台湾的大报记者， 出身背景虽然与日本不尽相同， 但由具有汉学素养的文人出任记者， 却是共有的情形， 所以３４１①②③参见拙文 《二十世纪初期的 “西洋”：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通俗小说中的文化地景、 叙事伦理与知识想象》， 同第 １２２ 页注①。〔日〕 野崎左文： 《明治初期的新闻小说》， 《明治文学回想集》 （上）， 东京： 岩波书店，１９９８， 第 １０２ ～ １０３ 页。〔日〕 野崎左文： 《明治初期的新闻小说》， 《明治文学回想集》 （上）， 东京： 岩波书店，１９９８， 第 １０３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台湾日日新报》 就曾聘任谢雪渔、 魏清德、 黄植亭、 林湘沅、 李逸涛、 杨仲佐等人为记者， 而诸人也以致力启蒙大众文明为要务。 例如， 谢雪渔在明治三十八年 （１９０５ 年） 进入台湾日日新报社工作时， 便曾发表 《入报社志感》 一文：人有恒言， 不能为良吏， 当为良史。 ……今之新闻， 今之史也； 记者， 其史官也。 ……我台湾……有报馆之设， 借新闻之力， 人民虽略解时事……以视内地男妇老稚， 解读者自读， 不解读者亦使解者谈与之闻， 相去有天渊之别。 余深慨及此， 有感于为良史之说， 于是乎不揣无文， 舍教鞭而挥禿笔， 愿学焉， 以抵于良， 为我台民开乐阅新报之美风， 喝破旧时陋习， 以渐进于文明之域， 庶几偿此素愿焉。①在这段标志身份变换的声明中， 谢氏自述舍弃教职、 转任记者的神圣使命感， 并高呼从此将要挥笔撰文， 尽力协助台人革去旧时陋习， 而渐进于文明之境界， 则报社记者之职责要务于焉可获了解。但， 记者何以能够担负启蒙文明之大任呢？ 此正如谢雪渔所述， 就在于“挥禿笔” 一事。 原来， 日治时期台湾大新闻的记者， 并非今日吾人所以为的报馆派出采访新闻之人， 谢氏在另一篇 《记者论》 中， 特就 “记者” 之职务角色加以说明：记者云者， 即记事之人之谓也……今之所谓记者， 专指从事新闻杂志之编辑者而言， 故或不曰记者， 而曰编辑员、 编辑人者。 总览原稿者为编辑长， 指道监督者为主笔， 即主笔政之略言者。 世人多误主笔之义， 与执笔者同， 泛称记者为主笔， 实为大谬。 如在一新报社， 主笔只一人， 其他皆记者也， 责任之重、 名誉之隆， 或比社长为尤甚。 记者固不必学问高深， 然亦不可无辨别事理之常识， 报纸者所以绍介事物于社会， 故分门别类， 记者各分责任， 竭其精神， 挥其手腕， 以采取材料，凡关系于社会者， 悉搜罗之。 ……记者之言论报道， 皆出社会之公， 不挟个人之私……故记者有所言论， 有所报道， 国人信之， 政府采之……４４１① 谢氏之文， 参见 《台湾日日新报》 明治三十八年 （１９０５ 年） ３ 月 ７ 日第 ２０５１ 号。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各国文明之开发， 其藉记者之力者， 实为多大。①由上可知， 所谓的 “记者”， 其实是位 “编辑”， 然在实际从事的工作中，其不只承担相关新闻材料的挑选、 编辑工作， 还会从事 “言论报道”， 或为所编文字内容写上简短评论， 或参与论说文字与社论的撰述， 因此颇具开发文明、 寄寓启蒙的角色作用， 而此与前述日本大报之记者较近似。② 那么，如此一来就如同谢雪渔文中所言， 记者既然肩负文明启蒙的重任， 那么其力图 “破旧” 以趋于 “文明” 的理念自需念兹在兹， 故在成为记者之后， 谢、魏、 李三人， 也会由于身担开启文明之职务， 以及原本置身报界而得以拥有较多接触新知的机会， 于是在所感所思、 所见所闻更为先进的状况下， 小说创作转趋新潮、 前卫遂也成为势所当然。不过， 小说书写本即文学创作之一环， 极易为书写者的表达旧惯、 审美品位、 文学观点、 创作意识等作者个人习性所左右。 故如李逸涛， 虽然比起谢、 魏二人他描摹了更多的世界民俗、 异国空间， 且最早写就侦探小说， 然而观察李逸涛发表于报纸上之小说， 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创作历程， 其较具新意之作品， 可能成之于前期， 而完成于后期者却可能更似 “旧小说”， 如此的创作风格新旧颠倒现象， 无疑提醒吾人， 兼有旧文人、 记者身份的小说家， 在记者新培育之文明化的自觉性， 或旧文人原先所固有创作习性之干扰下， 其发表于报纸上的小说书写竟会出现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新 ／旧并存的创作特殊样貌。 则显然， 旧文人与记者身份的辩证、 颉颃， 将会导致小说作品的或新或旧成分之不同。以上， 笔者指出了成为大报记者之后的旧文人， 在创作美学风格上所展现的新 ／旧纠葛风貌， 但要再加补述的是， 虽然记者身份会使旧小说书写有了新风味， 然而由于记者其实更是出身传统的旧文人， 故除了书写美学的念旧之外， 在儒家伦理道德的强调上， 仍较后来之白话新文学家更显强烈与固执， 且会更加重视传统伦常教化观的抒发， 因此其在小说主旨之揭发上，５４１①②文见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明治四十一年 （１９０８ 年） ２ 月 ２ 日第 ２９２５ 号 （四）。此与中国大陆的早期报馆情形似乎颇不相同， 依据王敏的 《上海报人社会生活 （１８７２ ～１９４９）》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之研究， 当时报馆员工有内勤与外勤之分， 其中外勤所指便是记者， 是由报馆派出采访新闻的人， 参见该书第三章 “报人的收入与工作”， 第 １５６、 １７０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自然也会出现在现代文明启蒙与传统伦理教化观念之间徘徊、 游移或彼此拉扯的现象。 关于此部分， 后续透过 《蛮花记》 内容之分析， 将有更多的阐发。（二）除了前述旧文人与记者身份的相互缠绕， 及其所引发的种种复杂创作现象外， “旧小说” 由于登载于官方新闻媒体上， 故新兴现代媒体性质、 官方报社主导立场， 多少也会对 “旧小说” 的内容、 形式表现有所左右与制约。其一， 日治时期之新闻媒体， 既然被标举为文明启蒙之利器， 那么， 刊载于其上的小说， 是否该有相应目的的创作表现？ 倘就媒体自身场域的现代性本质而言， 刊载其上的小说， 尤其是记者之作， 显然应该会被期待能与新闻媒体的文明性质密切联结， 进以达成一致性的共鸣。 其二， 《台湾日日新报》 既然是官方所立报纸， 那么官报的创设宗旨无疑是希望揭橥其上的各式新闻或作品， 都能与政府政令、 国策言论紧密扣合， 如此才能充分张扬官报媒体的 “殖民性” 政治功能。 然而， 真实状况如何呢？ 当旧小说遇到官方 ／报纸而化身成为 “新闻小说”， 乃至 “官报小说” 之后， 会是何等光景？“旧”、 “新”、 “新闻”、 “官方” 如何成为小说书写、 发表时， 所奉行实践的向度？ 事实是， 如果观察 《台湾日日新报》 上旧小说创作、 登载场域的变化， 将会了解， 其中相关变化往往是由时人对 “新闻小说” 的性质体会与创作实践所致。以下， 便由关键词 “新闻小说” 谈起。 原来， 在日本刊登于报纸上的小说， 一般称为 “新闻小说” （当时作为殖民地的台湾也惯用此一称呼， 今日则多称 “报纸小说”）， 而由于日治时期台湾新闻媒体相关技术或运作模式是由日本移植来台， 因此若要探索台湾有关新闻小说的情形， 乃至旧小说与新闻小说的关系性， 自不能忽略对日本 “新闻小说” 相关发展脉络与书写性质之说明。日本 “新闻小说” 之所以能成为各类新闻纸上的重要项目， 主要与明治十四年 （１８８１ 年） 政变有所关联。 原来， 明治初期的 “新闻” 报纸， 就如前述一般， 时有 “大新闻” 和 “小新闻” 两种， １８８１ 年政变发生之后，当时藩阀政府强力压制自由民权运动， 对于新组成的政党严厉取缔， 在这样的时势中， 所有原本作为政党机关志的 “大新闻”， 经常因为新闻法令的施６４１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行而刊行困难， 故到了明治十年末期， 这类 “大新闻” 几乎全被废止， 于是新闻的性格不得不借镜以杂报记事为中心的 “小新闻” 而改变， 而且这时的小新闻， 更因为正在发展 “ き Îï ” （つづきもの） 而得以获得更多民众的欢迎。“ き Îï ”， 乃一连载小说的文体， 最初源自日本最先采用活版洋式印刷的 《横滨每日新闻》 〔明治三年 （１８７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创刊〕， 这个商业导向的报纸因在其 “杂报” 栏， 刊登了一则外国旅客搭船到横滨遇到海怪袭击的奇闻而受到瞩目， 于是 “奇事珍话” 便成为报纸的新鲜商品。 慢慢地，从法院或警察那里取材而来的犯罪或情痴事件的报道， 也变成了报纸上十分盛行的记事， 而这些以社会事件为题材的记事， 有时因为故事内容较长而不得不分为两回连载， 到了仮名垣鲁文 （１８２９ ～ １８９４） 更见突破， 他在 《仮名読新闻》 上连载发狂而死的毒妇 “鸟追阿松” 的故事 （ 《 Äñ ×· ひお ËÉ の•» 》）， 竟连载了十四回， 并且加入了 “物语”① 色彩。 其后， 延续这种发表、 刊登的物语连载模式， 《东京絵入新闻》 更加入了插图以助效果， 染崎延房 （１８１８ ～ １８８６） 于明治十一年 （１８７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开始连载十七回的 《金之助的故事》， 大获好评； 之后， 明治十二年 （１８７９ 年） １ 月 ３１日， 发生了毒妇高桥阿伝被处死的事件， 各报在竞相报道之余， 《东京絵入新闻》 同样加上插画， 且将死刑当日的记事刊出， 从 ２ 月 １ 日到 ２１ 日共连载了十五回， 此例在当时更是喧腾一时。 于是， 这种把当下社会案件新闻 （现代物）， 写成具有故事性的连载小说一时之间广为流行。而到了明治十年以后， 在现代物之外， 又出现了加入历史故事 （时代物） 的连载， 于是出现了另一种新的 “新闻小说” 范畴， 但其后更可见两种类型小说的共同刊载。 例如当时在大阪创刊的 《朝日新闻》 一开始系以连载历史故事为主， 后来本以连载 “现代物” 为主的 《东京絵入新闻》 也开始刊出 “时代物” 作品； 反之， 《朝日新闻》 也有 “现代物” 的连载，可见， 两种书写方式都赢得了阅读大众的喜爱。 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由于《読売新闻》 在通俗连载小说这方面的表现， 不敌 《东京絵入新闻》 和 《朝日新闻》， 于是该报选择了比较高品位的发展路线， 开始延揽一些文学作家进行小说作品的连载， 如幸田露伴 （１８６７ ～ １９４７）、 尾崎红叶 （１８６８ ～７４１① 作者将自己的见闻加上想象作为基础， 以叙述人物和事件的手法， 称为 “物语”。! "! "#$ %&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１９０３）、 山田美妙 （１８６８ ～ １９１０） 等， 如此遂更使 “新闻小说” 的创作面貌趋于复杂， 举凡从社会、 历史记事， 到文学小说家的新创作品， 皆一一进入了新闻纸之中。 如此雅俗兼取， 导致 “新闻小说” 一词的指涉意义愈显膨胀， 至此的发展， “新闻小说” 已然包括一切刊载在新闻纸上的珍奇记事、物语、 社会新闻小说与作家文学小说了。①综上， 可知日本之 “新闻小说” 起初是出现在 “小新闻” 上， 但其后也为 “大新闻” 所采用， 而其前身本属染有奇闻逸事性质的 “奇事珍话”，后来则逐渐转为以犯罪或情痴事件为主的社会新闻记事， 且行文也从单纯一回的杂报记事方式， 转为添加 “物语” 色彩的多回连载小说体， 同时还有插画作为陪衬。 故源自 “小新闻” 的休闲娱乐性质， 以及记事题材的“奇”、 “轶” 通俗面貌， 与社会案件的 “新闻性”， 乃至插画， 均是日本“新闻小说” 原初的构成元素， 后来则在创作面向上也含纳了当下现代物以外的历史时代物， 甚至于著名文学作家的新创作品， 因此， “新闻小说” 的创作题材、 内涵、 风格更趋于多元而丰富， “新闻小说” 更成了在新闻纸上所发表的小说 ／叙事的泛称。掌握了日本 “新闻小说” 的要义与书写特质， 再反观台湾的情形， 除了插画未在一开始就被台人完全承继外， 其余有关奇闻逸事的刊载， 或以现在当下的社会犯罪、 情痴事件作为撰稿材料， 或就历史故事加以发挥， 或刊登文学名家的小说作品， 各种情形皆可获见体现于台湾的新闻小说上， 即以官报 《台湾日日新报》 而言， 亦复如此。 而其中， “奇”、 “轶” 的通俗特性， 更是作为 “新闻小说” 的台湾旧小说最为醒目的重要特色， 且往往在小说题目上予以标志、 强调， 例如上引白玉簪便有 《书斋奇遇》、 《萧斋奇缘》、 《萍水奇踪》、 《黄鹤楼奇遇》 诸篇， 而记者小说家李逸涛亦有 《留学奇缘》、 《南荒奇遇》、 《海国奇缘》、 《杀奸奇案》、 《害嫂奇冤》、 《革命奇缘》 等， 而谢雪渔在初期从事小说写作时， 也有 《阵中奇缘》、 《奇人健飞启彊记》 二作径以 “奇” 字入名， 显见这些新闻纸上的旧小说， 有着以８４１① 以上有关日本 “新闻小说” 的发展变化， 本田康雄在其文 《新闻小说 （続き物） 概说》 中作了极为清楚的说明， 载 《学校法人佐藤栄学园埼玉短期大学研究纪要》 ， 第１２ 号，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第 ８７ ～ ９６ 页。 在此， 特别感谢在东京大学担任交换生的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生萧惠文适时提供此份宝贵资料， 并协助进行译介， 谨此表达谢忱。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奇” 作为创作趣味的面向。①是故， 当 “旧小说” 进入新兴报纸而成为所谓的 “新闻小说” 时， 现代媒体的 “新” 文明启蒙的 “现代性” 因素， 会对之产生相当程度的刺激影响， 而作为 “官报小说” 的官方位置同样也有所扰动， 迫使旧小说发挥“殖民性” 的政治作用力， 然而即使如此， 原先孕育自小新闻的 “新闻小说” 书写传统的奇与轶之 “通俗性”、 “娱乐性” 色彩， 也会如影随形， 甚至此点更是素来台湾新闻小说的鲜明书写特质。 如此一来， 当台湾旧小说遇上官报纸、 新兴媒体之后， 兼顾 “殖民性”、 “现代性”、 “通俗性” 显然该是创作、 登载的必要条件， 又或者更是成为 “新闻小说” 时的旧小说本身所会具有的多样面貌。 然而三者究竟孰重孰轻、 谁居主次？ 而若再配合前述有关旧文人与记者身份之间有所相左的现象予以考量， 则书写时该如何作出权衡？ 作家论、 媒体论、 政治论， 何者才是真正决定旧小说趋向新 ／旧色彩，或政治 ／娱乐的关键所在？ 经由上述分析， 种种迹象指出了在日治官报新闻纸中所出现的旧小说场域， 其实并非一种单一面向的形构样貌， 个中充满过多变项， 甚至不乏相互矛盾、 排斥的力道， 所以考察此时期的官方报纸中的“旧小说” 生产场域， 更会发现其中满布固旧 ／趋新的悖论现象、 政治 ／娱乐相克性、 文明启蒙 ／传统教化暧昧性的拉扯与延异张力。三　 新闻小说 《蛮花记》 的殖民性、 现代性与通俗性以上取借媒体视角的厘析， 至少可以得出两种结论， 其一， 原本具有小新闻休闲通俗性质的 “新闻小说”， 被严肃的大新闻、 官方报纸采纳后， 其本身媒体场域内部便有着互补却又相斥的张力； 其二， 当旧文人同时又身兼记者时， 其在创作时可能会流露出文明 ／传统相互游移的矛盾性。 故， 综上可以初步得知《台湾日日新报》 上的旧小说， 其与官方新闻媒体之间实际存有微妙的紧张关系。 为进行更为具象的阐述， 以下便以李逸涛 《蛮花记》 一文配合说明， 并从媒体场域张力所显示的殖民性、 现代性、 通俗性９４１① 不过有趣的是， 关于以 “奇” 入题的小说书写现象， 在白玉簪与李逸涛的作品中颇为普遍， 而谢雪渔则仅见两篇之作， 魏清德则无以 “奇” 作为小说题目者。 显见偏向旧小说书写形态者， 多选择以 “奇” 作为小说引人注目之阅读趣味所在， 但较有新意的旧小说家则有所改变， 而朝 “奇” 与 “轶” 之外的其他创作方向发展。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的相融 ／角力关系入手， 以求能更加清楚地彰显台湾旧小说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关于 《蛮花记》 一文， 这篇长篇小说系发表在大正三年 （１９１４ 年） ２月 １３ 日的 《台湾日日新报》 上， 文章前面先附有如同章回小说楔子作用之《绪言》 一篇， 而后方才进入小说正文内容， 而刊载状态乃采用号次、 章次并列方式， 如 《蛮花记》 （第 １０１ 号） 第十五章 （七）， 于此可见传统章回小说之遗迹， 不过小说未撰有单语或双语之回目说明。 全篇小说由第一号、第一章 （一） 起， 依序分为十九章刊出， 最末则结束于大正四年 （１９１５年） ８ 月 ７ 日， 总号次为第 １３１ 号， 但因连载时曾发生号次错误现象， 故实际应终止于第 １３０ 号。① 而这篇小说的书写形式， 其本身便具有传统章回小说体式之意味， 恰系张梗所訾议之典型 “旧小说” 样貌， 不过由于创作者李逸涛发表本文时身为 《台湾日日新报》 之记者， 且依据当时读者来函，可以得知此文乃李氏边写边刊之作②， 如此恰恰更有助于蠡测官报新闻媒体对台湾旧小说书写的可能的影响动力， 因此最能凸显当时官报中旧小说的特殊创作位置与书写面向， 而这也是本文特别选择李氏此文作为分析对象的原因。 那么， 旧小说 《蛮花记》 遇上新兴媒体， 进入报纸成为 “新闻小说”、“官报小说” 之后， 到底将会出现何等情况呢？首先， 得先就 《蛮花记》 故事梗概予以介绍。 这则小说乃描写清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 年） 间来自泉州的汉人林瑞一行人， 因航海吕宋途中遭受飓风漂流至台湾， 于台东登陆后， 遇到蕃人③袭击， 其后冒险逃逸到了恒春牡０５１①②③其中因第 ６７ 号误记为第 ６８ 号， 且以下讹误到底， 故小说总数量当再减去一号。 另， 目前所见报纸作品， 第 １０２ ～ １０５ 号亡佚。 小说内容各章次数量之实际分布情形为： 第一章 （一至八）、 第二章 （一至六）、 第三章 （一至十）、 第四章 （一至四）、 第五章 （一至八）、 第六章 （一至六）、 第七章 （一至八）、 第八章 （一至九）、 第九章 （一至五）、 第十章 （一至八）、 第十一章 （一至七）、 第十二章 （一至五）、 第十三章 （一至四）、 第十四章 （一至五）、 第十五章 （一至七）、 第十六章 （一至五）、 第十七章 （一至七）、 第十八章 （一至八）、 第十九章 （一至九）。原本在 《台湾日日新报》 大正三年 （１９１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第 ５０６４ 号 （六） 的 “编辑剩录”上言及： “李逸涛氏昨轮归自厦门， 蛮花记小说， 不日当能续登。” 而到了 ８ 月 ３ 日第 ５０７８号 （四） “编辑剩录” 上， 又刊了如下文字： “有自称小说爱读生来信， 催迫李逸涛君， 言既已归台， 蛮花记应当作连续完， 全文人之终始。” 故由此二则文字可以推断， 李氏应是一边写作一边登稿， 而非完稿之后才一起刊登。本文之所以出现使用 “番” 或 “蕃” 之情形， 纯因配合当时时空或小说内文引用之缘故，特此说明。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丹社一带， 却又在此地展开了一连串惊险奇遇的故事。 在牡丹社时， 其叔林彪为骗取林瑞的家业而多次陷害， 先是离间了阿瑞与义仆阿忠间的情感， 遂使阿瑞自动疏远了其得力助手； 继而， 林彪更与贼人吴虎合谋， 灌醉阿瑞后将之弃于荒郊绝境， 欲令阿瑞自生自灭， 虽然大难不死， 但阿瑞已然与众人离散， 只身沦落于陌生的蕃族异域中。 其后林瑞在山间遇险， 被牡丹社林收与蕃刈林狼父女收留， 林收数度示爱， 林瑞不堪其扰而逃逸， 但于意外中解救了被加芝来社抢亲的牡丹社美女奇美及其父蒙结， 遂暂居蒙结家中。 由于加芝来社痛恶林瑞从中作梗而欲扑杀之， 林瑞故在奇美指引下欲逃至高士掘社， 途中二人互诉情愫， 但奇美恐父亲处境艰困， 遂无法继续与林瑞一同出亡。 此后， 二人虽欲汉、 蕃联姻缔成佳话， 却频遭恒春加芝来、 高士掘、 龟亚律等社蕃的阻扰， 时或遭人袭击、 迷昏、 追杀、 逃亡、 逮捕， 惊险频频。后来， 由于阿忠始终不懈地寻找， 寓居港仔的闽人朱神剑、 朱标父子拔刀相救， 平埔土蕃头目潘文傑的自我牺牲①， 以及疼爱奇美有加的华人王太太利用恒春四林格社之助， 与清廷官兵的多次协剿， 加上成功施计离间蕃人诸社， 最终得以化解各社觊觎奇美的危机， 有情人得成眷属。 只是， 婚后未久的奇美最终却又不幸地被加芝来社的加里所铳杀， 徒留悲剧， 令人伤感。大抵， 本篇小说所述， 涉及了爱情、 冒险与蕃情叙事， 情节曲折离奇，既有传统故事中英雄、 佳人不期而遇的浪漫想象， 也有勇仆救主的忠义精神； 而故事场景在海洋漂流险象的刻画之外， 又言及林父早期荒岛涉险的惊奇际遇， 且同时更以当时台湾汉人读者仍感陌生的屏东恒春地区原住民的生活场域为新兴冒险空间， 着力描绘汉、 蕃山中对峙的新奇 “异地” 景观，遂使山、 海冒险想象整合一气。 此外， 李逸涛更铺陈了汉、 蕃之间协力 ／对立的错综纠葛关系， 以及清朝官兵讨伐原住民蕃社的相关过程， 引发出汉 ／蕃族群、 官 ／民阶级、 文明 ／野蛮等诸多问题， 乃至牵动了日人治台理蕃的殖民意识， 遂使此篇具通俗娱乐性的小说， 一变成为具时代意义的政治性符码。 再者， 小说中的爱情叙事， 也甚耐人寻味， 李氏对于爱情、 婚姻本质的思辨， 在自由恋爱意识益形高涨的时代， 却大谈 “节烈” 之必要， 遂不免１５１① 原本历史上有一位曾经调停牡丹社事件的恒春斯卡罗族 “大股头” 潘文杰， 此人手段高明， 在当时南台湾原、 汉各族群之间， 具有很高的声望， 且是个善与 “执政者” 合作的和平主义者。 在此， 李逸涛刻意塑造了潘文杰一角， 其名字和角色与潘文杰十分近似， 则其与 “潘文杰” 的历史形象又有何异同？ 李氏此举用意何在？ 相关问题颇堪玩味。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具有反现代性之现象； 但另一方面选择以 “爱” 示 “爱” 的直接策略， 去凸显爱情的不恒常性与无常性， 在为读者提供情感生产 ／消费的想象空间之余， 这又明显在对现代读者进行晓谕。 则如此究系爱情真谛的现代启蒙？ 或属传统节烈教化观的再强调？ 以上之相关情形， 将借由剖析 《蛮花记》 一文之殖民性、 现代性与通俗性的实践面向与其丰富纠葛之意义， 来加以说明。而由于小说所写乃是清代时期 “牡丹社事件” 发生二十余年之后的故事， 因此在时空场景与当下日治时期之环境仍有时间距离的情况下， 要立即思考为何选择与牡丹社事件攸关之屏东牡丹社作为小说焦点， 进而通盘掌握本文之 “以古喻今”、 “借古说今” 的殖民政治意涵， 则可能要在读完通篇故事、 理解小说要义之后， 才能有所了然、 彻底明白。 因此， 就此一连载形态的新闻小说而言， 读者从中最先有所感触者， 当属其中较为明显抢眼的爱情修辞与冒险叙事， 亦即是小说的通俗性色彩。 那么， 《蛮花记》 的通俗性， 如何被优先展示呢？ 而此通俗性叙事， 一旦与现代性、 殖民问题相互勾连之后， 又会如何呢？ 下面便以小说通俗性之考索， 作为后续相关论述之开端与延展。（一） 情爱欲望的修辞想象与节烈观的现代诠释“言情” 本就是通俗小说的灵魂， 尤其情爱的修辞与想象更是吸引读者的关键利器。 在本文中， 李逸涛透过林瑞、 奇美、 侠姑、 阿忠、 杜月娥、 阿收、 杜格等人的情感世界， 勾勒出其中的爱欲情仇， 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情感论述。 这些人的爱恋关系， 其模式并非一成不变， 有时也会有所变动而调整， 在主动 ／ 被动、 主体 ／ 客体的欲望关系上， 产生多元变化。以男主角阿瑞而言， 先是在逃亡中遇到住在邻近牡丹社的土著阿收， 阿收不理会表兄追求， 却热烈爱慕阿瑞， “每夜临睡， 女必为之扫榻； 晨起亦必为之具盥沐， 其执役殆有过于姬妾， 而亲切更夫妇不如也。 甚而应对之间， 时杂游语……” （十五）① 而与阿瑞独处时， “则匏犀嫣然， 流目送盼，２５１① 以下所引 《蛮花记》 原文， 为节省篇幅， 仅标志出小说之总目号次， 至于详细刊载于报纸之时间情形， 参见文末所附资料。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备诸妖冶之态” （十五）， 但阿瑞皆 “漠然不为所动” （十五）。 一日， 阿收刻意制造自己与阿瑞的独处机会， 邀其一同牧牛， 当阿收摘来鲜红欲滴的山花十数蕊时， 她以花自比， 希望阿瑞爱花惜花， 但阿瑞笑而不答。 接着， 又为阿瑞代插数蕊于衣扣上， 且 “目灼视良久， 见阿瑞犹痴若木偶， 因迫近阿瑞之身， 就其襟前而嗅曰， 此花虽山野， 宁无一种袭人之香气耶？” （十五） 阿瑞知阿收有意于己， 恐遂及于乱， 赶紧避开， 阿收只好独自憩于树下， 含情脉脉， 却欲语而不得。 许久， 忽然雨下， 阿收招阿瑞避雨树下， 阿瑞不从， 于是阿收力执其手以行， 不得已就石而坐。 阿收瞥见阿瑞裤上着有草籽， “即为一一拔除， 拔时且阴搔其股， 或微捋其肉， 抚摩无所不至。”（十六） 阿瑞知阿收欲火冲天， 只好骗以将会央媒说合， 阿收才未再有越矩举措。 接着， 阿瑞询问阿收， 其行如此， 难道表哥不无妒意？ 且不惧瞎眼母亲尚有耳可听阿收过激的示爱言辞？ 孰知未久， 阿收竟将其母推入附近水池溺毙而死， 藉除家中障碍， 并告知阿瑞两人目的可达， 接着便欲迫奸， 阿瑞抗拒再三， 奋力夺门而出。以上， 在小说第十五回至第十七回中， 李逸涛竭力铺写阿收对阿瑞的百般诱惑， 以及三番两次欲主动献身的种种细节， 这些煽情、 挑逗的肉体感官书写， 除了强力描摹阿收的炽烈欲火之外， 也旨于撩拨读者的情色想象， 制造情爱的刺激与满足。 而阿收的弑母以达奸情， 行径更是令人发指，自然引起读者的愤怒不屑， 激起更浓的阅读情绪。 这种缤纷情欲 ／ 情爱的生产 ／ 消费， 无疑能为小说的情节带来高潮起伏的作用， 所以李逸涛在本文中， 陆续描写了林瑞之母张安人被疑与仆人有染险些遭到活埋； 而林收离开林瑞后嫁与高士掘副土目， 但却又与高士掘土目之侄杜格在野外偷情；以及林瑞与王太太之女侠姑之间若有若无、 若实若虚的款款情意， 阿忠与杜月娥之间充满侠义之气的惺惺相惜的恋情等多种感情叙事。 显然， 在《蛮花记》 的小说世界里， 李逸涛虽然反对如阿收那样的无法约束自我欲望的情形， 但在通俗小说的世界中， 对于人世间各式情感对应关系， 包括正常与失序的状态的描写， 其实也是一种宣泄与展示， 他让世间男女的情的欲念在新闻小说中流窜与暴露， 且任由笔下人物去彻底经验各种情的诱惑、迷惑或无常， 让读者流连于人性复杂的情欲面向， 以作为吸引读者目光的书写策略。不过， 小说的情爱修辞， 不单纯只是增益通俗性的手段， 李逸涛也展开３５１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了关于真正的恋爱意义与价值的思辨。在前述纷纭的情感图谱中， 最令李逸涛赞赏的是林瑞与女主角奇美的一段苦恋。 当两人初次见面时， 林瑞搭救了遭加芝来社加劳欺凌的蒙结与奇美父女， 在护送受伤的蒙结返家途中， 阿瑞借故与奇美攀谈， 但奇美却敛容不答。 实际上， 由于奇美因为曾经从游于寓居在牡丹社旁的华人王太太处， 故熟谙华语， 其对阿瑞暗寄情意的言辞， 自是了如指掌， 但好几次阿瑞向奇美示爱， 奇美均不理会。 如林瑞暂宿奇美宅中， 因有惊艳之心， 故伺机欲以语相挑， 但 “女即力正其容， 凛然若不可犯” （二十）。 即使后来为助阿瑞逃出蕃人追索的危机， 而有夜半造访， 乃至月夜执手逃难的状况， 以致阿瑞“骤为手握， 自以守身如玉之处女， 一旦授人以手， 不知意果何居？ 且相并而行， 微风吹过， 发际生香， 不禁肺叶相搏， 骨节皆麻” （廿二）， 阿瑞想入非非， 心猿意马， 而奇美却始终镇静自持。 洎自逃至安全地带后， 奇美乃将半夜亲访阿瑞的缘由一一诉说清楚， 使得原本以为佳人有夜奔之意的阿瑞， 总算明白事情始末， 原来奇美与蒙结父女因恐阿瑞续留家中将罹不测，只得迅速带其离去， 去寻找一个安全的庇护场所。 虽然奇美冷若冰霜， 但多日来的相处， 奇美其实也已情苗滋生， 因此当阿瑞告白： “余已投身水火之中， 此去或沉为泥， 或焚为烟， 故意中事。 他年骨化形销若得阿姐有情， 浇杯酒于墓上， 一呼贱名而视之， 则死且不朽矣！” 奇美闻言呜咽以对： “妾既许以抱知己矣！ 誓不以皎然之躯， 见辱于仇人。” 这番自剖心迹的夜谈，正是二人痴情之始。此处李逸涛对林瑞与奇美处境的描写， 与前述阿收与林瑞的互动， 恰形成强烈对比， 可知林瑞并非无动于情者， 相反地， 一旦遇见心仪对象， 其蠢蠢欲动的情感也就奔腾四溢了； 但阿收与奇美对于情欲的表露则是南辕北辙， 后者虽然处于阿瑞热烈浪漫的关爱下， 但始终谨守礼之分际， 即使后来因众蕃垂涎美色屡屡有抢亲之行径， 以致身心备受煎熬， 也绝不委身屈从。不过， 自从那晚的交心话别后， 阿瑞与奇美虽然永无宁日似的不断遇上纷扰的劫掠、 强夺与死亡危机， 但二人都有着为情献身的自觉， 情爱已经凌驾生命之上。 尤其是奇美在高士掘社的杜格、 加芝来社的加劳与加里兄弟的骚扰下， 更是历经生死交关地挣扎奋斗。 她在被继母马丹逼婚时， 以装疯与上吊表达守贞志节， 及至与阿瑞重逢， 眼见阿瑞为敌所伤， 虽然自己也身中枪伤， 却毅然舍身相救， 以换得阿瑞逃脱的机会。 故， 从奇美对阿瑞无怨无悔４５１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的付出来看， 对她而言， 真正的爱应当是一种承诺， 不但是感情的， 也是理智的； 其在情感历程中冒险， 不怕付出代价， 多次考验后， 她更能争取去爱的机会， 所以她的痴情不只是感性的浪漫之情， 更能孕育出一种新的道德力量， 即使遇到极大挫折， 也不绝望， 而有着继续支持下去的强烈意愿。正因为如此， 奇美与后来离开林瑞嫁与高士掘副土目， 却又与杜格偷情的阿收， 成了两种迥异的女性人物典型。 在李逸涛的刻意设计下， 作为牡丹社排湾族原住民女子的奇美， 本该依循该社长女招赘惯例， 与高士掘头目之子成亲， 以提升家族之身份等级， 但却因少时受到华人王太太之熏陶启迪，而深受汉人道德教化所熏陶， 故一心一意要与汉人林瑞相始终， 始终坚守节烈观念； 而相对地， 父亲是蕃刈的汉女阿收， 却有着极为不同的言行。 因此李逸涛有意颠倒一般俗世以为的原、 汉文化位阶之优劣高低， 刻意借由蕃女奇美为爱守贞及舍身保护阿瑞的志节， 凸显原住民实可施予教化之一面， 以及借由奇美的种种行为反应， 说明恋爱之前守身如玉之必要， 以及恋爱之后神圣不肯侵犯的凛然态度， 最终更要确立对于爱情矢志不渝的 “节烈” 观念， 这其中对于情爱有着辩证性的思考。不过， “节烈观” 本系过去女性之传统价值观， 其与现代社会具有文明性色彩的 “自由恋爱” 不免背道而驰， 尤其在大正初期欧风东渐， 人人欣羨自由恋爱风潮之际， 李逸涛重提节烈， 是否系旧文人之道德观作祟？ 而如此观念， 又要如何展现其人作为记者的两性启蒙任务？ 李逸涛于 《蛮花记》的绪言中， 开门见山地作了如下的叙述：有客过余曰： “闻子将有 《蛮花记》 之作， 颇致意于节烈， 信乎？”曰： “然。” “然则子之说亦迂矣！ 节烈之扫地， 于今殆尽。 不独相逢一笑， 遥指红楼； 撮合片言， 遂成嘉耦， 以为自由之权所应尔。 即彼锦衾乍暖， 鸳牒频更； 夫肉未冰， 琴心早动， 亦无不谓发于情之不能自已。圣人弗禁也！ 今欲以旧道德解决之， 其如凿枘不相入何？” 曰： “节烈者， 名誉耳， 非制裁所能加， 非强人以必为， 要各行其心之所安而已。善夫福泽氏之言曰： ‘夫死而寡或为尼， 天理人道也； 再嫁生子， 亦天理人道也。’ 故吾非敢恶夫不知节烈、 不能节烈者， 唯明知有节烈， 既不自为节烈， 尤恐他人之为节烈， 于是诋谤节烈， 厌恶节烈甚或破坏节烈， 遂使无量数痴儿女， 皆以为节烈果不足尚， 虽徒自苦何益？ 岂非此５５１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障碍物阶之厉乎？” 此吾所以独许乎奇美， 而不敢以外夷蛮之也！ 夫奇美一番女耳， 身不被礼义之化， 足不履文物之乡， 混沌未凿， 至无知也。 乃始则为悦己者容， 继则为知己者死， 当其爱恋神圣不可侵犯， 誓死相报， 不知所为烈； 守死相待， 不知所谓节， 彼固无所求于节烈也。唯其无求， 故一本于天理人道之极则， 无丝毫世俗之见， 夹杂于其间，斯其烈唯独壮， 其节唯独奇， 乃知有所希冀而为节， 与有所愤激而为烈， 犹未足语夫节烈也。 若夫中道而变节， 与晚节而不终， 更卑卑不足道矣！ （一）文中首先道出， 在本篇小说发表的年代， 台湾已然处于情欲自由泛滥的时代， 然而在此情感自由、 恋爱神圣的现代社会中， 李逸涛却借 《蛮花记》重揭 “节烈” 之必要， 可知其之用心良苦是要对于现代化恋爱或情欲过度自由， 进行省思与反抗。 再者， 则是因为时俗流尚之故， 当时甚且出现反对节烈、 坏人节烈的毀谤与破坏之声， 因此李逸涛刻意选择重新维护节烈之价值。 只是， 诚如客人之质疑， 这会是一种传统守旧观点的道德自律说吗？ 尤其时人以为两性间的相处， 往往发于情而不能自已， 遂有朝合夕分， 放浪风流者， 则于此现代恋爱 ／情欲观下， “节烈” 岂非陈腐而与现实捍隔？ 于是，李逸涛先是认同福泽谕吉有关寡妇再嫁是合乎天理人道的说法， 并想由此得出一种能顺应天理人道的新的恋爱观点来扭转世风， 于是进行 “节烈” 之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诠释、 游说。 细绎李氏的绪言， 可以发现就李逸涛而言，“节烈” 一词虽属旧义， 却不是要以旧道德的复辟来约束节制人们的情感；而更要在顺乎自然的状态下来鼓吹节烈思想。 换句话说， 真正 “节烈” 的精神特质， 是要在两情相悦的两性关系中建构出来， 超越生 ／死， 且本于天然、 非人力强迫， 不为世界外在舆论如贞节牌坊一类的虚名欲望所干涉、 所牵绊， 乃真正孕育于具现代精神的自主性中。 显然， 恋爱故当自由， 节烈何尝不是如此， 何况节烈精神之肇发更是来自恋爱之神圣不可侵犯， 以及恋爱之真诚相许， 如此一来， 自由恋爱与节烈显非对立， 而更可以相辅相成。于是， 李氏以新闻小说作为宣传利器， 借此阐释 ／展演了一个独特的情观： 自由恋爱———恋爱神圣不可侵犯——— “节烈” 情观。 他强调以真情至诚补充单论恋爱自由之流弊， 以节烈精神巩固恋爱之神圣与不可侵犯， 因此这是在自由、 神圣爱恋的现代性思维上， 所建构出的一个看似传统的， 但又６５１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有现代个人自由意志所贯彻的 “节烈观” 的崭新诠释框架， 而这便是李逸涛所期待建立的彼此互信、 谨守承诺的现代恋爱观念， 显然这也可被视为旧文人与记者双重身份辩证下的结果。此外， 在小说绪言的最后， 客人最终认同李逸涛的节烈思考与以奇美作为典范的书写方向， 且不禁赞叹： “斯所谓奇而不失于正， 子之说亦可为迂而不迂”， 此处所谓 “奇正” 本是过去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的一组重要批评观念①， 例如刘勰 《文心雕龙》 中的 《辨骚》、 《定势》、 《知音》 等篇便曾言及， 其中便有 “酌奇而不失其正”、 “执正以驭奇”、 “观奇正” 之说， 这之中涵盖了创作观、 美学观， 但更重要的则是指出在追新猎奇的创作技法之外， 更要去恪守儒家正统思想， 换言之， 是要讲究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 是以， 小说绪言中的 “奇正” 之说， 就创作面向之新奇性而言， 恰与新闻小说原本讲究 “奇”、 “轶” 之特质遥相呼应， 而 “正” 之思想则是抑制 “通俗性” 尺度过大的一道防线， 其力行向度则系 “节烈” 之现代诠释。 故， 当客人以 “迂而不迂” 作为与李逸涛交谈的结语时， 其实是看出了李氏这种 “正” 的节烈观， 看来虽迂， 但实际是让本来具有传统道德幽灵的节烈观念作了适应现代性自由个体的转化， 以此导正自由恋爱所带来情欲横流的社会离心现象， 更去强调自由恋爱背后神圣不可侵犯的坚持价值， 则如此看似反现代性的行为， 其实更在于指出一种可选择、 可调整的现代性恋爱的方向， 而这之中毋宁蕴藏着选择性、 批判性与修正性的观念。透过上述李逸涛之节烈观及其相关爱情修辞叙事， 有助吾人掌握其人如何在通俗性中迎向现代性的轨迹， 进而确立了自我论述与启蒙位置。 不过有趣的是， 在揄扬奇美的同时， 男主角阿瑞却在奇美之外， 又对王太太之女侠姑产生绮想。 在一次重伤过程中， 由于侠姑对其照顾有加， 遂动心起念， 以为侠姑乃奇美第二， 更有 “餐色可以疗饥” 之感 （八十七）， 这对阿瑞而言无疑是另一个情关的淬炼。 何以李逸涛要使阿瑞有所迷惑呢？ 这对奇美岂非不公？ 世间之人何以不能 “节烈” 相待呢？ 阿瑞的迷途， 其实更加彰显了奇美的专情与节烈。７５１① 李逸涛受到 “奇正” 观念影响甚深， “奇正” 堪称其小说的重要创作观， 除 《蛮花记》 一文外， 他在改写韩国著名小说 《春香传》 时， 也提出相同看法。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而最终使阿瑞觉醒者， 乃是侠姑的当头棒喝， 她告以 “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 如日月皎然， 奇女子何独不然？ 质而言之， 余唯能使有情人都成眷属耳， 不能如奇美之痴情也” （八十九）。 侠姑以心有更大的志向， 拒绝了阿瑞的爱意， 同时也暗寓了 “磊磊落落、 日月皎然” 才能无愧于奇美。这番话如醍醐灌顶， 原本有得陇望蜀之心的阿瑞， 才知所寄于侠姑的爱情，实是虚无缥缈， 梦去皆空， 以为 “侠姑但爱情之影， 而非爱情之神。 其所谓千变万化， 不离其宗者， 独有奇美一人耳” （九十）。 以上这段 “情如梦幻” 文字的描写， 是承接着阿瑞的迷惑于新情爱之后而来， 意在传达阿瑞历经了一种由迷惑到醒悟的情爱历程。 而此等书写方式， 其实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并不陌生， 诗词或小说， 皆有 “借幻说法” 的策略①， 李氏当是受此影响而有所取法。 但在小说的特殊叙事外， 李氏让阿瑞有所痴迷于侠姑， 其实还有其他深意， 以下孙康宜所言或可提供参考：传统中国男性是最迷恋情， 也是最渴望从情超脱出来的人。 在迷惑与醒悟之间， 我们看见了情的基本矛盾性， 也看到了男性诗人在文学中的特殊贡献： 与女诗人相比， 男性作家更加注重 “超越” 的价值。 他们体验到情所带给人的诱惑， 但也同时体验到情的极大威胁性， 因此他们时常在 “意淫” 与压抑的心境下踌躇难安。 “如何摆脱情的迷惑” 因此就成了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的主题———从 《高唐赋》 到 《红楼梦》，都表现了男性在这一方面的经验自省。②所以， 林瑞的迷失， 正是为了显示醒悟与超越的可能性； 但也同时彰显了情带给人的诱惑的重重矛盾现象， 而恰恰是因为 “情” 之为物的复杂本质，所以这一切都需要人去一一体验， 方能了解个中滋味。不过， 耐人玩味的是， 最终真能超乎情欲而获致解脱的， 并非曾经迷失的林瑞， 或坚持节烈的奇美， 而是另有他人。 在小说末尾， 奇美终于突出重围而与林瑞结为连理， 但旋即又被仇人加里所射杀， 旷世奇缘， 刹那消殒，８５１①②孙康宜： 《中国文化里的 “情” 观》， 《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 台北： 联合文学出版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 第 ４３ ～ ４４ 页。孙康宜： 《关于女性的新阐释 （自序）》， 《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 台北： 联合文学出版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 第 １６ ～ １７ 页。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原来人间情爱竟是如此 “无常”， 无非一场空。 林瑞顿失爱侶， 惶惶无所依， 几乎濒于死地， 后有人思及侠姑， 因此促成两人再续前缘， 侠姑为慰藉林瑞之心， 应允亲事。 其后， 阿瑞新婚不舍爱妻， 及闻泉州府上多故， 在侠姑力劝下返泉探母， 侠姑则留在恒春陪伴王太太而未同行， 后并修书言其有“大事未了”， 不拟去泉团聚， 且要阿瑞 “别置室家， 以重宗祧”， “竟不知所终” （一百卅一）。以侠姑的形象而言， 她可谓小说中除奇美之外的另一奇女子， 她与其母皆精于铳术， 能运筹帷幄， 且对于奇美的节烈性格， 十分尊重与肯定； 尤其在面临阿瑞的倾诉恋情时， 她对情爱的选择， 并不是朝向与奇美争风吃醋的敌对双方逼进。 侠姑对情正如名字中的 “侠” 字一般， 别有一番侠义之气，而得与奇美的 “节烈” 之气相互辉映。 再者， 她曾以有大事之志拒绝阿瑞在先， 但因为欲救阿瑞孱躯而委身于后， 一旦林瑞家中诸事平静， 便选择自我独立主义， 拋掉婚姻， 继续去完成其所谓之 “大事”， 则可见侠姑对于婚嫁或女性身体的想法， 显然与常人不同； 她既无出嫁从夫之观念， 更无眷恋情意而为情所羁绊的现象， 而 “不知所终” 的结局， 更是其人自在生存空间的无限扩大， 也是对男女私情有所超脱的特别意蕴。只是， 侠姑如此独特的爱情观与自我生命观， 并未在小说中发展出现代性意义， 仅见小说又多了一位奇女子， 且其在情爱中超脱或放空的状态， 其实对于奇美或阿瑞的爱情写照， 更是一种突兀的衬托。 此外， 再加上叙事模式亦落旧小说常见之窠臼， 如唐传奇中 《谢小娥传》 之婉拒提亲而遁入佛门， 或 《红线传》 中红线女之不知所终， 早已在文中可见近似之书写， 因此作为旧文人的李逸涛， 在积极面对现代而有所斡旋、 沟通之际， 却因旧小说的书写习性而又走入因袭之路， 这导致这篇小说终究还是浮沉于新 ／旧的边界之中。（二） 异域空间的身心探险与自我的发现除了上述在情爱欲望与节烈神圣观点的相互辩证之中， 所展现的通俗性与现代性之相接与交锋外， 小说在通俗性的显现方面， 还可以从相关冒险叙事中得到证实。１７、 １８ 世纪， 在西方及中国曾经出现一批旨于表现人类向外发展的好奇心以及征服欲望和冒险精神， 歌颂人的自我创造和开拓性的 “冒险小９５１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说”， 西方有 《鲁滨逊漂流记》、 《格列佛游记》， 中国有 《镜花缘》、 《西游记》 等①， 这些小说显现了文中主角的不平凡际遇。 而从李逸涛的 《蛮花记》 来看， 这篇写于大正三年至四年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５ 年） 的小说， 在内容上，便有大量的游历冒险叙事， 与上述冒险小说的特质近似， 故不妨视之为受到中、 西冒险小说影响而生的作品。 理由是， 其一， 由于当时西洋小说 《鲁滨逊漂流记》 的故事已为台人所熟悉， “鲁滨逊” 成了冒险犯难英雄的代名词， 而其漂流荒岛的情节也为台湾小说所接受、 摹写与改造②， 因此 《蛮花记》 篇首所出现的航海遇难及荒岛探险事迹， 不无受到 《鲁滨逊漂流记》精神启发的可能； 其次， 依李逸涛 《小说 言》、 《小说闲评》 二文所述③，可知其人自少酷读中国古典小说， 故如 《西游记》 八十一难的历劫叙事，或 《镜花缘》 所写唐敖游历海外奇国异邦， 见到奇人异事、 珍禽怪兽的经验， 当是李逸涛所熟悉的， 并能进一步为其提供书写的灵感来源。 不过， 要更加强调的是， 李氏此文的冒险叙事， 不再以域外荒岛探险或采宝为要， 亦非以刻写海外奇珍异兽为贵， 而更在于以台湾恒春地区原住民的生活空间为新兴的冒险区域， 或虚或实， 生动铺陈了汉人阿瑞与蕃女奇美间轰轰烈烈的传奇苦恋与联姻过程， 遂使本文的历险叙事有着汉、 蕃族群对立 ／协力的文化互动意涵。小说的冒险叙事， 先由第一章 （一） 的海洋遇难写起。 阿瑞等人在吕宋外海遇到飓风， 船只漂流了七昼夜， 最后到了台东大海， 由于船艘失去动力， 且有破损， 因此众人颇感不安。 幸好， 后来仿佛看到了一个岛屿， 因此重生希望， 船员们便奋力向前迈进， 希望可以上岸休息， 但船上老舵工（即阿瑞之叔林彪） 却大泼众人冷水， 以其老于航海、 久经南洋的经验， 推断所见岛屿可能是食人国或盗窟所在， 且强调若是无人岛则无大碍， 反之则将遭殃。 此刻， 船上唯另一名年轻人阿忠鼓舞众人要有 “冒险精神”， 高言“此乾坤何等时， 非所谓置之死地而复生者乎？ 畏首畏尾， 身其余几？” 因０６１①②③张淑琴： 《论中、 西十七、 十八世纪冒险小说相似特点及其成因》， 《锦州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８ 年第 ３ 期。见拙文 《文学现代性的移植与传播———台湾传统文人对世界文学的接受、 翻译与摹写》，载 《重层现代性镜像： 日治时代台湾传统文人的文化视域与文学想象》， 第 ３３０ ～ ３３１ 页同第 １４０ 页注①。逸涛山人： 《小说 言》， １９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第 ２６０１ 号 （五）， 以及逸： 《小说闲谈》， １９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第 ５１５４ 号 （三）。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此， 船主人阿瑞在阿忠的刺激下， 决定先乘一船登上小岛探一究竟， 而老舵工之子阿狗眼见其父意见不为采纳， 便赶紧附议阿瑞之行动， 欲与其一同前往， 而其余众人则仍滞留原处静观其变。 于是， 阿瑞携带着购自香港的德国最新军器六连拳铳出发， 就此展开了小岛历险之旅。 但在小船即将靠岸时，阿狗却推辞不与共登， 而欲看船以待， 因此仅有阿瑞独自一人登岸。 接着小说便经由阿瑞的旅行者之眼， 描述了小岛上宜人的天气与景致， 而眼前一切新鲜的景象， 更让阿瑞渐入渐深， 忘路远近， 沿途未见人烟， 直到经过一曲径时， 才见有两少女忽自林中出， 其后则有一老妪相从。 二女 “装束甚怪，皆裸其上体， 下着一短裙， 蔽才及膝。 虽貌不甚冶， 而通体洁净无纤尘， 乍见生客， 相顾愕立， 如麋鹿之不可接， 频频回顾其妪” （二）。 阿瑞由于未曾到过蕃地， 不知此为蕃俗而目灼灼直视， 结果老妪色变， 率二人匆匆离去。 孰知未久， 便有二十余蕃人手执铳械来追， 其势甚急， 阿瑞舍命狂奔，屡仆屡起， 急奔海岸， 连呼阿狗来救， 但阿狗见状竟驶船逆行离去。 阿瑞惊险万分， 只好跳入水中以求逃逸， 但蕃人先是用火绳射之， 继见遇水无效后， 便入水来追， 阿瑞险遭缉获。 于是， 小说转入第一章之 （三）， 言及阿忠驾船来救， 且及时提醒阿瑞其新式拳铳可于水中退敌， 这才化险为夷， 顺利返回。返回后的阿瑞， 本当褒扬阿忠救主之功及责难阿狗的弃主不顾， 但老舵工及其妻舅陈英却以其三寸不烂之舌， 离间阿瑞与阿忠主仆之情。 而为取信阿瑞， 二人告以阿瑞父亲生前种种往事， 借此拉近与阿瑞的感情， 也趁机指出阿忠父亲才是阿瑞父亲的杀父仇人， 阿瑞听后大怒， 主仆二人关系立刻敌对起来。 在历陈往事时， 林彪与陈英插叙了阿瑞父亲往赴南洋时的荒岛历险记， 遂为本篇小说再添一桩奇特冒险叙事。林彪回忆起某岁冬天， 他与阿瑞父亲及其他多人也因台风之故， 漂流到一孤岛上， 其因上岸后闻声磔磔然， 尖厉可怖， 因此不想再继续前进， 但阿瑞父亲不堪他人劝诱， 便从众人前去， 结果不久林彪便见众人落荒来归， 且死伤惨重。 事后， 据阿瑞父亲转述， 原来众人在归途中遇到了 “似人非人，似兽非兽， 疾行如风……则遍体生毛， 皆作深黑色， 目灼灼如朱砂， 齿镵镵如列锯， 露出唇外者寸许” （六） 的食人怪兽， 且直追众人到船缘， 幸有人以斧相击， 急斩其指 （其指大于常人约五六倍）， 才负痛逃去。 不过， 众人途中所遇不止此一怪兽， 另外在山半之处已先遭逢一似 “人熊” 之物相招，１６１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众人本不敢前进， 惧为所噬， 为首者忽言听说海外多金窟， 此去或系福而非祸？ 结果众人乃从巨物而去。 不久， 抵达一洞口， 众或以为聚宝之处， 于是咸入其中， 未料行之未远， 光线骤减， 洞口遭兽以大石塞住； 接着， “忽有一手自外来， 立取其人而出， 俱闻哀鸣数声， 以后则但有裂物声与嚼物声，或断或续而已， 乃知塞洞嚼人者皆此怪物。” （七） 众人见状相向而哭， 或思坐以待毙， 或言当与妖物一拼， 最后则是有一能任事者往窥怪兽动静后，想出合力挪动洞口巨石的对策， 众人才夺命奔亡。以上， 从 《蛮花记》 的第一回至第八回中， 李逸涛接连书写了海洋、船难、 海上探险、 野蕃击杀、 荒岛探险、 食人兽、 洞穴探宝等 “冒险小说”中惯见的冒险叙事， 使得本篇小说在开端处便有诸多奇趣， 一些过惯无聊庸俗日常生活的读者， 透过虚构的惊险、 殊异幻境， 当能体会到一种崭新的荒野想象， 进而满足无限的刺激感。 而在海洋与荒岛叙事后， 有更多的险境在等待着阿瑞， 尤其当他踏上恒春的牡丹社境内时， 与汉人风俗迥异的原住民景物， 使阿瑞大开眼界， 作者随之展开了更多的新地理想象； 另外， 这趟误入蕃域的旅程， 由于语言隔阂， 汉蕃文化差异， 因情爱纠葛所招致的杀机，遂衍生出一连串与当地原住民族的冲突、 抗争、 斗智， 于是各式的原住民人物一一登场， 包括邪恶蕃刈吴虎、 贪好美色的杜格、 好勇斗狠的加里、 懦弱胆怯的蒙结、 贪婪不慈的马丹、 以武抢婚的加劳、 看守阿瑞的巴朗朗与巴朗卫等， 以及协助阿瑞寓居于邻近地区的汉人王太太、 港仔要人朱神剑与朱标父子、 平埔土蕃头目潘文傑等。 小说便以百数十回的篇幅， 形形色色的汉、蕃人物， 以及变幻莫测的情节， 上演了一幕幕双方交战的惊险过程， 通篇宛如一页页汉、 蕃之间的征伐史， 在机心尽出下， 双方互有输赢， 但最终则是平埔蕃、 闽台汉人及清朝官兵合力征服了野蕃。为了细腻呈现这些惊心动魄的角力过程， 李逸涛利用新闻小说连载时的回数作为区别， 往往在每一回的文字中， 便化生出一个新灾难， 让阿瑞处处逢凶， 稍后则又因新契机而解围， 或贵人相助而脱厄， 或否极泰来又续生波澜， 于是百数十回的迂回反复， 几乎回回有变有险， 可谓扣人心弦。 正因为作者总是把阿瑞或奇美， 置放在尽可能接近死亡的困境中， 故人物的危险处境， 才能更有力地激荡人心， 使读者情绪随之鼓动难平， 久久不已。 由是之故， 《蛮花记》 除了炽热的情爱修辞之外， 全篇精华乃系于游历冒险与作战犯难的故事上， 作品将主人公游历的冒险活动作为小说故事的基本结构， 随２６１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着阿瑞不断移动的足迹， 相关人物、 事件、 场景一一出现并联结起来， 最终使之成为一个整体， 凸显了全篇的冒险精神特质。 而作为一篇具通俗娱乐色彩的冒险小说， 李逸涛 《蛮花记》 并不只是借着异地异乡的地理空间想象， 来陌生化读者的想象乐趣， 仔细阅读全文， 可以体会更多言外之意。 小说的主角林瑞的这趟台湾恒春的冒险之旅， 使他的人性、 爱情皆历经了考验， 最终他通过考验， 而变得成熟， 所以文中也流露着作品主角的自我意识与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 同样的， 奇美从矜持、 淡漠， 到体会惺惺相惜的真爱， 而勇于为爱牺牲奉献， 这也是爱情真谛的掘发与见证。 是以， 《蛮花记》 的冒险叙事特质， 非仅于地理之奇、 文化之异， 也在于彰显爱情之路的险绝， 说明一个人只有全力面对， 才能找到真爱， 实现自我， 满足自身欲望。其次， 在这段冒险历程中， 李逸涛笔下的人物中除阿瑞正面涉险外， 能够协助阿瑞抗敌的莫过于王太太、 侠姑与杜云娥等女性了， 其中又以王太太最为英勇过人。 小说中的王太太， 年近中年， 平日向佛虔诚， 但精于武术与用铳， 邻近蕃社皆对其敬畏有加； 相较于王太太的英姿勃勃、 妙算神机， 阿瑞则显得莽撞无能， 故屡陷困境， 常常需要仰赖王太太的周旋才能得以获救， 甚至最终也因其人巧妙用计， 先离间各蕃社使自暴冲突在前，继之合朱神剑、 官兵、 平埔蕃之力于后， 又面授阿瑞及奇美机宜而卒成大事。 此外， 即使如侠姑或杜云娥之流， 在与蕃族相对峙时， 也显得较诸阿瑞有勇有谋， 面不改色。 何以在此一冒险小说中， 男主角阿瑞虽有冒险性格， 但冲破重重难关的能力却远远不及这些矫健女？ 显然， “性别问题”的重新翻转与看待， 也是本篇小说的耐人玩味处， 颇有在现代建构新女性形象之意味。①再者， 在具有新意的性别视野之外， 从本文全力着墨于冒险叙事来看，作者无疑有意鼓励世人勇于追求冒险犯难的英雄行为， 甚而从中脱离原有社会关系， 进而体悟出新的自我的人生意义， 而这自然有利于个人主义之开拓。 只是， 小说未能就此进行深入描写， 因此文中航海冒险叙事， 或离家犯３６１① 李逸涛向来看重女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尤其心仪于矫健的女侠人物， 此与晚清小说中的认同游侠的尚武精神有关， 相关情形可以参见拙文 《旧文学新女人———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中李逸涛通俗小说的女性形象》， 文章收入黄美娥 《重层现代性镜像： 日治时代台湾传统文人的文化视域与文学想象》， 第 ２６９ ～ ２７０ 页同第 １４０ 页注①。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难的书写， 终究只是流于通俗性奇异际遇的寄托了。 更何况， 这部冒险作品的较多篇幅是描写林瑞在恒春一带的众蕃社领土中逃亡的故事， 而如同《蛮花记》 题目所标志的蕃社的野蛮形象， 文中遂更突出了汉族优位视阈，全文主轴几乎就是一部清朝官兵讨伐或征服南台湾原住民的军事行动史， 在如此通俗娱乐小说的外衣下， 是否会暗藏着某种帝国主义特质的文学生产，甚而遥相呼应于当时日人的理蕃政策？ 以下将就小说中所独具的蕃情书写作更深入的阐述与联结。（三） 蕃情叙事的文化情感结构与帝国殖民政治冒险叙事能得以展开， 关键在于自我与他者边界的成立， 当主角进入自己所不了解的空间， 或接触不同的风俗民情时， 便油然而生一种 “异” 的感觉， 此一感觉既可用来表示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 但同时， “异” 也表示用自己的标准价值去衡量自己所不了解的人、 事、 物、 地点等。 于是， “陌生感” 亦同时存在， 它代表了一种态度。① 正因为 “异” 与 “陌生感”， 所以小说所营造的冒险叙事显得十分新奇、 刺激而有趣。 李逸涛 《蛮花记》中所孕育出的新想象异域， 主要锁定在台湾恒春地区的原住民场域上， 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则设定为清末之际， 如此， 对于在大正初期以台湾汉人或日人为主要读者群的 《台湾日日新报》 的阅报者而言， 清末与南台湾原住民场域便构成了时间、 空间的距离， 足以使读者们产生极大的 “异” 与 “陌生感”， 而这种感觉结构也是促进小说的娱乐通俗性更为强烈的重要原因之所在。由于渺远的时间感本就有着难以臆测的特质， 因此对于往事读者往往会感到缥缈不定， 为使读者不致茫然无所边际， 李逸涛刻意在文中道出阿瑞的冒险时间是在 “牡丹社事件” 之后， 由于此事是日、 台读者皆十分熟悉的重要历史事件， 因此有助于明确本文故事的时间背景， 也为小说增添真实色彩， 使之不至于因为情节虚构而成为空想虚幻的文本。 另外， 在 “异” 的空间上， 李逸涛除了对地形、 地貌、 植物进行描述外， 主要是通过大量蕃情的描摹去制造通篇小说的 “陌生感”。 他描写了恒春一带原住民的若干奇风４６１① 见 〔德〕 顾彬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Ｋｕｂｉｎ） 讲演 《关于 “异” 的研究》 （Ｅｘｏ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曹卫东编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第 １ 页。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异俗或特殊事物， 如 （十八） 中叙及 “蕃镖”， “盖其镖以长竹为之， 尽通其节， 而贮水于竹中， 遇渴时则取而饮也”； （四十七） 言及 “蕃俗， 逃叛者杀无赦”； （六十六） 记叙墓上小屋的情景， “盖其蕃俗人死新葬， 必构小屋于其墓上， 以蔽风雨， 坏则不复构矣”； （百之十三） 记录 “托篙” 活动，“乃以草环掷空际， 以长篙仰托之， 篙中于环者为采， 此为其蕃最流行之技”； （百之十四） 写及加芝来社的加里为向杜云娥示爱， 竟往来各树上，矫捷若猿， 并不时发出清亮歌声， 原来 “蕃俗尚武勇， 未娶之少年， 遇有所爱之女子， 不问何地， 必演其惊人之绝技， 以示勇而取悦” ……一连串蕃俗事物的展示， 显现了汉、 蕃的 “差异”。 不过， “差异” 的存在， 不止于制造 “异” 的情趣或奇特的新鲜感， 更在通俗的 “奇”、 “轶” 特质之外， 显示了汉 ／蕃间自我与他者的文化位阶差异。就此， 从小说语境来看， 文中有关原住民事物的书写， 乃是衔承南洋荒岛 ／食人兽的冒险叙事而来， 因此在李氏的潜意识中， 原住民场域有着被类比化的倾向， 故文中对相关蕃人事物的勾勒， 实际也存在着特殊目的。 以文中蕃人而言， 诸社土目或土目子侄， 如几位重要男性原住民杜格、 加劳、 加里等， 常是勇武好斗者， 且几乎都是冲动、 莽撞、 嗜杀、 噬血的形象， 故文中不时可见诸社交锋作战， 偷袭、 馘首的血腥场面； 其次， 原住民的男性也被定型为好色者流， 奇美与杜云娥是多人觊觎窥伺的对象； 再者， 这些男性， 也极易因王太太或朱神剑等人的巧言说服、 施计离间， 而为其所用， 或彼此嫌隙互斗， 故智力显然不高。 易言之， 李逸涛笔下的主要原住民男性，往往呈现负面的人格特质。至于文中的蕃女， 除奇美外， 都被塑造为不好的形象， 如继母马丹为逞私心弃女不顾， 而汉人女性 （除阿收外） 几乎都被塑造为 “好人”。 而即使是奇美， 李逸涛在肯定其人的 “节烈” 之风外， 也措意于其服饰、 装扮与风情的展现， 如 （十八） 所记：已乃见一蕃女踏月而来， 辫发缠头， 上插鸡毛， 长二寸许， 随风摇动， 状若簪花， 珠金抹额， 光彩可鉴。 上体着对襟短衫， 下体则短裙覆才及膝。 年约十六、 七， 艳若桃李， 润于珠玉， 其秀魅入骨， 直与月华相映射。 似此天生丽质， 虽汉女中所见亦罕， 不图于此遇之， 不觉神为之夺。５６１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奇美的特异情调， 使其浑身散发出独特的吸引力， 作者不仅意在使阿瑞为之神迷， 其实也意在为阅读者提供无限的情色想象。 这样的丽人， 成为蕃族与汉人阿瑞所欲角逐、 追求的标的物， 但最终是汉族阿瑞击败其他蕃人， 成功掳获奇美的人与心。 但何以定然是汉人阿瑞能赢得美人芳心呢？ 作者隐含的汉族至上的优越意识不言而喻。 当奇美欲嫁阿瑞时， （百之十二） 又记载如斯景象：奇美衣服甚丽都， 蒙首一帕长尺许， 亦略如汉制， 唯足不着履， 未脱蛮风， 然其滑泽无纤尘， 若娟娟之莲蕊， 殊不恋也。此处颇有意淫兴味， 蕃女奇美的身体成为窥视对象， 李逸涛再次利用蕃女的身体书写， 聚合众人的目光。 唯， 不止于对蕃族男女身体的否定、偷窥与情色想象， 李氏有时则采用直接揭示汉族优越性的宣告方式， 他在写到阿瑞于奇美死后丧礼上悲号不已的哀痛景象时， 便断言 “乃知汉人种之钟情， 过蕃族中远也” （百廿五）。 这是相较蕃族 “情” 性后的优劣评断。综合上述， 吾人可以发现， 《蛮花记》 中的原住民形象， 其男性或被否定对待， 其女性或被负面化或意淫化， 个中的身体书写存有种族视阈的差异对待现象， 故李逸涛建立在 “异” 的感觉结构之上的蕃情叙事， 在企图增益小说的通俗怪奇新异与陌生趣味之余， 却反倒强烈突出了其人的汉族本位意识。这种凸显自我汉族意识与位阶的描写角度， 虽是小说中难以回避的事实， 不过倘若仔细阅读此篇， 将会发现铺陈恒春一带区域种种混乱之后的秩序恢复， 以及全面掌控原属化外之地的原住民生活区域， 更是本文的言外之意。 而且， 有关如何进入未知的南台湾空间， 如何利用当地的闽粵汉人与平埔熟蕃， 以及生蕃诸社的冲突， 进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标， 其间相关方法的操作、 展演， 更是小说叙写的细节所在。 所以， 作者以众多篇幅竭力铺排汉人与各社之间的钩心斗角， 尤其为使阿瑞、 奇美能够缔结良缘， 王太太利用其对于原住民文化习俗的熟悉性， 循着汉历除夕前七日蕃族度岁， 各社会到轮值蕃社饮乐的惯习， 趁着众社忙乱之际筹办二人婚礼， 以免他人起疑； 而后， 虽计谋半途遭人识破， 而未能尽其全功， 她便当机立断再与朱神剑力促６６１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讲和事宜， 而在与各社周旋之际， 却同时暗中联蕃制蕃， 遂能在平埔蕃头目潘文傑的自我牺牲诱敌， 以及官兵竭力进攻下， 军事剿伐得告功成。 这些讨伐过程的详尽描写， 就是为了说明二人婚姻之成实际仍得力于清朝官兵军事行动的圆满成功。 小说对官方武力军事行动的接受， 以及对屏东原住民地域秩序最终得以掌控的肯定， 才是小说所更欲传达的寓意之所在。于是， 这一原本具有族群差异色彩的文学 ／文化文本， 遂被涂抹上了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殖民意识， 并因而有了更进一层的政治隐喻。 盖原本文化差异的呈现， 其目的是在巩固文化的区分意义， 建构一个评价、 排除异己的系统， 所以李逸涛此文原来意在凸显清代台湾的汉族优势的地位， 或是强化当下的汉人位阶。 不过， 小说发表时代为日人治台之时， 相对于当年 “牡丹社事件” 曾经引发若干日籍琉球人士为当地原住民所杀的历史记忆， 在社会结构已然变化之际， 却去选择再现某一关键时刻的社会风貌， 即重新刻画恒春一带牡丹社等诸社蕃的好斗、 嗜武、 未开化的野蛮形象， 以及强调混乱的蕃社秩序最终获致平定的结果， 则如此自然有着弦外之音的可能。 诉诸“过去”， 是重新诠释 “现在” 的最佳策略吗？当时， 日本对于台湾原住民的统治方向颇有规划， 总督府的理蕃政策，主要是基于 １９０２ 年持地六三郎的 《关于蕃政问题的意见书》， 接着 １９０３ 年６ 月， 日本政府设立 “临时蕃地事务调查挂”， 统一理蕃机构， 并逐年推进隘勇线； １９０９ 年， 更编定以军事讨伐为主的 “五年理蕃事业计划 （１９１０ ～１９１４）”。 那么， 这篇刊于 １９１４ 年的 《蛮花记》， 是否会因为其认可军事征服原住民蕃社的可行性， 以致使小说沦为殖民者形塑、 扩张与巩固帝国统治的传声器呢？ 倘若参酌当时 《台湾日日新报》 在 １９１３ 年 １ 月至 １９１４ 年 ２ 月间， 本篇小说发表前后一年来的新闻报道， 可以发现其上与理蕃或蕃族调查有关之报道， 高达一百多条。 而作为官报 《台湾日日新报》 的记者， 李逸涛此篇小说恐怕也是在时代网络中所孕育生成的， 在不能不正视日本理蕃大业的推动氛围之中， 最终李逸涛以其文学生产为殖民主义作出了呼应。 小说中遥指， 原属化外之地的台湾蕃族， 其落后与野蛮需要加以征服与对抗， 因此理蕃大业与国族现代性之关系才能得以落实， 而其有关原住民族群的“近代国民化” 更需要借由武力来完成的说法， 则显示了官报小说的旧小说的殖民性。 至此， 虽然 《蛮花记》 开始只是一则航海漂流的爱情冒险通俗故事， 但最终却成了一则寓含高度殖民性的政治宣言， 其间通俗性、 现代７６１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性、 殖民性交错的显影， 自是历历在目。以上， 针对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剖析说明， 相信将有助于体认 “旧小说” 进入新兴媒体或官方报纸， 化身成为 “新闻小说” 与 “官报小说”之后的文学与媒体相互制约的场域变化情形， 以及作者摆荡在旧文人与记者身份之间， 所造成的创作美学与文本内涵的新文明与旧传统相互碰撞的状况。四　 结语过去， 论及日治时期台湾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学界多由 《台湾青年》、《台湾》、 《台湾民报》 对白话文观念与新文学实践的倡导谈起， 遂而论证台湾新文学的萌芽与茁壮成长， 而大抵忽略了当时报纸上大量旧小说、 新闻小说与官报小说的角色意义， 甚至出现了如张梗的不良之负面评价。 本文选择重新一探当年旧小说的存在面貌， 除了为了指出这些小说实际是台湾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外， 尚且思索了旧小说与刊载媒体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复杂现象。文中共分两个层次加以阐述说明， 其一， 乃以媒体因素作为研析路径，首先陈述这些报纸旧小说作者双重身份的辩证性， 说明作为旧文人的记者，其笔下作品在文学书写形式或内容含义表述上， 产生的新与旧、 文明与传统相互渗透又有所掣肘的现象； 之后， 则是观察报纸上的旧小说， 如何因应、展现 “新闻小说” 创作本身所固有的通俗性、 娱乐性本质； 末了则是通过剖析官报性质对于旧小说创作、 发表的政治刺激作用， 得知发表于官方报纸， 由记者写就的旧小说， 其本身的生成主要是殖民性、 现代性与通俗性三种面向交融、 交锋而成的结果。 其二， 则是透过李逸涛 《蛮花记》 文本之具体分析， 分述其中情爱欲望的修辞想象与节烈观的现代诠释、 异域空间的身心探险与自我的发现、 蕃情叙事的文化情感结构与帝国殖民政治等， 以及其中的文学、 文化、 政治之间相互纠葛的意义。 在论述时先由爱情与冒险通俗性展开掘发， 进而探讨了传统节烈观与现代自由恋爱之间看似相斥却又相成的微妙关系， 并就此显现传统旧文人李逸涛对爱情进行了现代性的转化、选择、 教化或启蒙。 此外， 小说对异域跨界冒险行为、 心理的肯定， 既是在强调通俗娱乐性， 却也流露出了几分个人主义色彩， 只可惜未能深入发展。８６１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至于， 该文与台湾总督府理蕃大业的政治联结， 则又是官报殖民性格的表征， 而李氏借由清朝官兵弭平南台湾原住民动乱的国族想象与历史召唤， 更暗示了只有征蕃、 抚蕃与化蕃， 才能使作为化外之民的原住民 “国民化”。面对这样一篇具有旧式章回小说体式， 且又不时援引旧小说书写技艺的作品， 我们究竟应将 《蛮花记》 归于哪一类作品呢？ 其在 １９４０ 年代仍然获致重刊的原因， 究竟是其旧小说的创作美学风貌？ 或是颇富变通思想价值的节烈观的现代诠释？ 抑或是极为引人注意的通俗性叙事？ 还是与国策相呼应的殖民政治？ 如此纷扰不一的面向， 显示了作为旧小说的 《蛮花记》 的多样脸孔及其文本内部结构的复杂性。 若参照前述有关本篇小说创作表现的探讨， 我们就不难理解 “通俗性” 似乎是其最为明显的重要特质， 其次才是现代性与殖民性， 而此点与当时官报上多数旧小说的情形颇为一致。另外， 在经由上述两个层次问题的交错探问中， 笔者还发现 “旧小说”一旦进入 “官报纸” 成为 “新闻小说”、 “官报小说” 之后， 就连带地也会承载着相互依存又有所拉锯的新 ／旧张力关系， 以及文学、 娱乐、 政治动态辩证的复杂场域现象， 而如此之情形， 不仅是近代新兴官方公共媒体与日治台湾小说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特殊切面， 甚至也深刻显示出， 台湾文学现代性的进程并非单一线性之发展模式， 且更是在新 ／旧冲撞之中， 以复线的姿态交错前进。 而要再补述的是， 如此特殊的姿势， 其实更蕴涵着台湾小说现代化过程中的助力与阻力。附录： 《台湾日日新报》 中 《蛮花记》 刊载回次一览表作者 篇名 出处 号次 刊载时间 版次逸 蛮花记（一）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１２ 大正三年二月十三日 六逸 蛮花记（一）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１３ 大正三年二月十四日 六逸 蛮花记（二）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１６ 大正三年二月十七日 六逸 蛮花记（三）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１７ 大正三年二月十八日 六逸 蛮花记（四）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１８ 大正三年二月十九日 六逸 蛮花记（五）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１９ 大正三年二月二十日 六逸 蛮花记（六）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２０ 大正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六逸 蛮花记（七）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２１ 大正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六逸 蛮花记（八）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２２ 大正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四逸 蛮花记（九）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２３ 大正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六逸 蛮花记（十）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２４ 大正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六９６１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续表作者 篇名 出处 号次 刊载时间 版次逸 蛮花记（十一）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２５ 大正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六逸 蛮花记（十二）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２６ 大正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六逸 蛮花记（十三）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２７ 大正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六逸 蛮花记（十四）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２８ 大正三年三月一日 六逸 蛮花记（十五）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２９ 大正三年三月二日 四逸 蛮花记（十六）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３０ 大正三年三月三日 六逸 蛮花记（十七）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３１ 大正三年三月四日 六逸 蛮花记（十八）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３３ 大正三年三月六日 六逸 蛮花记（十九）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３４ 大正三年三月七日 六逸 蛮花记（二十）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３５ 大正三年三月八日 六逸 蛮花记（廿一）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３６ 大正三年三月九日 四逸 蛮花记（廿二）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３７ 大正三年三月十日 六逸 蛮花记（廿三）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３８ 大正三年三月十一日 六逸 蛮花记（廿四）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３９ 大正三年三月十二日 六逸 蛮花记（廿五）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４１ 大正三年三月十四日 六逸 蛮花记（廿六）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４３ 大正三年三月十六日 四逸 蛮花记（廿七）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４４ 大正三年三月十七日 六逸 蛮花记（廿八）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４５ 大正三年三月十八日 六逸 蛮花记（廿九）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４６ 大正三年三月十九日 六逸 蛮花记（三十）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４８ 大正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六逸 蛮花记（卅一）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５０ 大正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六逸 蛮花记（卅二）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５１ 大正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六逸 蛮花记（卅三）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５２ 大正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六逸 蛮花记（卅四）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５３ 大正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六逸 蛮花记（卅五）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５４ 大正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六逸 蛮花记（卅六）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５５ 大正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六逸 蛮花记（卅七）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５６ 大正三年三月三十日 六逸 蛮花记（卅八）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５７ 大正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六逸 蛮花记（卅九）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５９ 大正三年四月二日 六逸 蛮花记（四十）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６０ 大正三年四月三日 六逸 蛮花记（四十一）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６１ 大正三年四月五日 六逸 蛮花记（四十二）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６２ 大正三年四月六日 四逸 蛮花记（四十三）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６４ 大正三年四月八日 六逸 蛮花记（四十四）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６５ 大正三年四月九日 六逸 蛮花记（四十五）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６６ 大正三年四月十日 六逸 蛮花记（四十六）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６９ 大正三年四月十三日 四０７１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续表作者 篇名 出处 号次 刊载时间 版次逸 蛮花记（四十七）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７０ 大正三年四月十四日 六逸 蛮花记（四十八）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７２ 大正三年四月十六日 六逸 蛮花记（四十九）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７３ 大正三年四月十七日 六逸 蛮花记（五十）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７４ 大正三年四月十八日 六逸 蛮花记（五十一）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７６ 大正三年四月二十日 四逸 蛮花记（五十二）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７７ 大正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六逸 蛮花记（五十三）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７８ 大正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六逸 蛮花记（五十四）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７９ 大正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六逸 蛮花记（五十五）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８１ 大正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六逸 蛮花记（五十六）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８２ 大正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六逸 蛮花记（五十七）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８４ 大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六逸 蛮花记（五十八）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８５ 大正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六逸 蛮花记（五十九）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８６ 大正三年四月三十日 六逸 蛮花记（六十）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８７ 大正三年五月一日 六逸 蛮花记（六十一）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８９ 大正三年五月三日 六逸 蛮花记（六十二）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９０ 大正三年五月四日 四逸 蛮花记（六十三）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９１ 大正三年五月五日 六逸 蛮花记（六十四）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９２ 大正三年五月六日 六逸 蛮花记（六十五）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９３ 大正三年五月七日 六逸 蛮花记（六十六） 《台湾日日新报》 ４９９４ 大正三年五月八日 六逸 蛮花记（六十八）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０１ 大正三年五月十五日 六逸 蛮花记（六十九）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０２ 大正三年五月十六日 六逸 蛮花记（七十）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０３ 大正三年五月十七日 六逸 蛮花记（七十一）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０４ 大正三年五月十八日 四逸 蛮花记（七十二）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０５ 大正三年五月十九日 六逸 蛮花记（七十三）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０６ 大正三年五月二十日 六逸 蛮花记（七十四）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０９ 大正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六逸 蛮花记（七十五）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１１ 大正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六逸 蛮花记（七十六）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１３ 大正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六逸 蛮花记（七十七）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１６ 大正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六逸 蛮花记（七十八）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１７ 大正三年六月一日 五逸 蛮花记（七十九）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１８ 大正三年六月二日 六逸 蛮花记（八十）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１９ 大正三年六月三日 六逸 蛮花记（八十一）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２５ 大正三年六月九日 六逸 蛮花记（八十二）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２６ 大正三年六月十日 六逸 蛮花记（八十三）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２７ 大正三年六月十一日 六１７１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续表作者 篇名 出处 号次 刊载时间 版次逸 蛮花记（八十四）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２９ 大正三年六月十三日 六逸 蛮花记（八十五）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３０ 大正三年六月十四日 六逸 蛮花记（八十六）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３１ 大正三年六月十五日 四逸 蛮花记（八十七）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３３ 大正三年六月十七日 六逸 蛮花记（八十八）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３４ 大正三年六月十九日 六逸 蛮花记（八十九）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３５ 大正三年六月二十日 六逸 蛮花记（九十）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３９ 大正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六逸 蛮花记（九十一）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４０ 大正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六逸 蛮花记（九十二）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４１ 大正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六逸 蛮花记（九十三）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０４２ 大正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六逸 蛮花记（九十四）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１２８ 大正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六逸 蛮花记（九十五）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１２９ 大正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六逸 蛮花记（九十六）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１３０ 大正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六逸 蛮花记（九十七）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１３１ 大正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六逸 蛮花记（九十八）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１３２ 大正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四逸 蛮花记（九十九）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１３３ 大正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六逸 蛮花记（百）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１３４ 大正三年九月三十日 六逸 蛮花记（百零一）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１３５ 大正三年十月一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之六）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３９９ 大正四年七月二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之七）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００ 大正四年七月三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之八）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０１ 大正四年七月四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之九）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０２ 大正四年七月五日 四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之十）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０３ 大正四年七月六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之十一）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０４ 大正四年七月七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之十二）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０５ 大正四年七月八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之十三）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０６ 大正四年七月九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之十四）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０８ 大正四年七月十一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之十五）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０９ 大正四年七月十二日 四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之十六）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１０ 大正四年七月十三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十七）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１２ 大正四年七月十五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十八）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１３ 大正四年七月十六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十九）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１５ 大正四年七月十八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二十）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１６ 大正四年七月十九日 四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廿一）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１８ 大正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廿二）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１９ 大正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六２７１

当 “旧小说” 遇上 “官报纸”： 以 《台湾日日新报》 李逸涛新闻小说 《蛮花记》 为分析场域续表作者 篇名 出处 号次 刊载时间 版次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廿三）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２２ 大正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廿四）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２３ 大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四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廿五）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２５ 大正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廿六）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２６ 大正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廿七）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２７ 大正四年七月三十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廿八）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２８ 大正四年八月一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廿九）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３１ 大正四年八月四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三十）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３３ 大正四年八月六日 六李逸涛（逸） 小说─蛮花记（百卅一） 《台湾日日新报》 ５４３４ 大正四年八月七日 六　 　３７１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１９２０ 年前后的期刊与台湾新文学的兴起　 ———以 《台湾文艺丛志》 和 《台湾民报》 系列为中心　 朱双一一　 期刊出现的原因： 近代语境中 “文” 的凸显在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 报纸、 期刊等公共媒体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文学本具有深厚的韵文传统， 在中国古代， “诗” 的地位不在 “文” 之下； 而在 “文” 中， 虚构性的小说又因大大不如议论性、抒情性的散文而被视为 “末技”。 然而近代以来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显示“诗” 已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而报刊的兴起更让 “文” 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 “诗”， 因为报刊主要不是靠 “诗” 而是靠 “文” 来记录事件、 报道新闻、 表达思想。 与此同时， 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兴盛提供了小说崛起的契机———一方面是作为报刊阅读主体的市民的消遣娱乐需要， 另一方面， 梁启超提倡 “小说界革命”， 欲以 “新小说” 为手段来达到培育 “新国民” 的目的， 而小说创作有赖于报刊为其提供发表的园地和传播的手段。可以说， 文学的新旧过渡和变革倚重于报刊颇多， 这在大陆是如此， 在台湾也不例外。 台湾最早的报刊是 １８８５ 年 ７ 月由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 《台湾府城教会报》。 日本据台后， 先后创办了 《台湾新报》 （１８９６）、 《台湾日报》 （１８９７）， 后合并为 《台湾日日新报》 （１８９８）。 据黄美娥考察， 在清代， 台湾并无真正的小说创作。 日据之后， 随着报刊等大众传媒的兴起， 出于吸引读者的需要， 一些报刊开始刊登通俗小说。 刚开始刊登的主要是日人创作的日文作品， 至 １９０５ 年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出刊后， 才开始刊登台湾作家创作的汉文通俗小说， 其作者包括谢雪渔、 李逸涛、 李汉如、 霞鉴４７１朱双一，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

１９２０ 年前后的期刊与台湾新文学的兴起生、 佩雁等旧文人。 六七年间， 汉文小说创作形成了一个高峰期。 １９１１ 年底， 该报与 《台湾日日新报》 合并后， 汉文园地缩小， 此类创作也随之减少， 这种情况要待后来汉文杂志陆续出现， 发表园地渐从报纸扩充至文艺杂志之后， 才获致改善。①这里所指的 “汉文杂志”， 应指 １９２０ 年前后接连出现的 《台湾文艺丛志》、 《台湾青年》、 《台湾民报》 等。 据文讯杂志社编 《台湾文学杂志展览目录》， 最早有 １９１５ 年 ６ 月起刊行的 《台湾少年》， 但内容主要为教本岛少年学习日语， 类似教学辅导材料， 并非真正的文学刊物。 １９１７ 年 １０ 月， 彰化 “崇文社” 成立， 不仅主要文体由 “诗” 改 “文”， 且突破了一般诗社多为内部击钵联吟、 课题作诗的惯例， 从 １９１８ 年 １ 月起每月通过 《台湾日日新报》 和 《台南新报》 展开课题征文和评奖活动， 应征文人遍及全台乃至海峡西岸的沿海省区。 不过， 它在成立 ９ 年后的 １９２６ 年才出版 《崇文社文集》， 将此前 １１９ 个课题的应征文章集拢出版②， 所以这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杂志。 崇文社成立一年后， 栎社诗人于台中创立 “台湾文社”， 并从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起发行 《台湾文艺丛志》 月刊 （第四年时曾一度改为 《台湾文艺旬报》， 第六年改称 《台湾文艺月刊》）， １９２４ 年底停刊③， 此为台湾文艺性期刊之始。１９２０ 年 ７ 月， 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 《台湾青年》， 该刊分为日文与汉文两部分， 虽然着重政经、 社会议题， 但也有若干汉诗和散文作品，更重要的是刊登了数篇现代文艺评论文章， 如陈炘 《文学与职务》 （创刊号）、 甘文芳 《现实社会与文学》 （第 ３ 卷 ３ 号）、 小野村林藏 《现代文艺的趋势》 （第 ４ 卷 １ 号）、 陈端明 《日用文鼓吹论》 （第 ４ 卷 １ 号） 等， 可视为此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声。 １９２２ 年 ４ 月， 《台湾青年》 改名 《台湾》， 在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出版的 《台湾》 第 ４ 年第 １ 号上刊载了黄呈聪的 《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 和黄朝琴的 《汉文改革论》 两文， 两文以前一年暑５７１①②③黄美娥： 《重层现代性镜像： 日治时代台湾传统文人的文化视域与文学想象》， 台北： 麦田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２４２ 页。据台湾彰化师大苏秀玲的硕士论文 《日治时期崇文社研究》 所述， １９１９ 年崇文社曾出版了《戊午年文集》， 收录 １９１８ 年一年内 １２ 期的征文共 １２０ 篇， 但此书已佚， 本文从略。 见该论文第 ５１ 页。吴宗晔： 《 〈台湾文艺丛志〉 （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４） ———传统与现代的过渡》， 台北： 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２００９， 第 ４３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期两位作者到中国大陆考察的经历为依据， 用尚属拙涩， 但毕竟已见雏形的白话文写出。 他们对白话文的提倡， 直接促成了 《台湾民报》 的诞生。在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创刊号上， 蔡铁生 （惠如） 在 《祝台湾民报创刊》 一文中， 径指 《台湾民报》 乃黄呈聪、 黄朝琴两君所 “倡设”， “专用白话文， 以普及我们台湾同胞的智识”。 《台湾民报》 虽以 “报” 名， 但说它是 “刊” 更为合适， 它由半月刊逐渐变为旬刊而至周刊， 每期均有 １０ 多页至 ３０ 页， 它改变了 《台湾青年》、 《台湾》 主要局限于留日学生间流传阅读、 时常遭禁、 读者偏少的格局， 实现了向大众传媒的转型。 对于新文学运动而言， 《台湾民报》 的创刊更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不仅因为它是台湾首个采用汉语白话文的刊物， 而且在其创刊号上就转载了胡适的《终身大事》。 此后汉语新文学在台湾文坛就有了连续、 固定的园地， 新文学也成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军之一。１９２４ 年 ２ 月， 连雅堂创办 《台湾诗荟》， 主要刊登传统诗文作品， 栏目包括诗钞、 词钞、 文钞、 诗存、 文存、 词存、 诗话、 曲话、 杂录、 诗钟、 传记、 学术、 论衡、 尺牍、 纪事、 遗著、 余墨、 骚坛纪事等。 该刊除了刊登当时台湾文人的创作外， 还刊登包括明郑时期的郑经、 沈光文、 张煌言、 陈永华， 清代的郁永河、 孙元衡、 季麒光、 高拱干、 陈梦林、 林豪、 林占梅等台湾先贤之遗稿遗书， 乃至梁启超、 章太炎以及闽省的陈宝琛、 马清枢等的诗文作品， 北京大学教授畏廉的 《孔子与康德》 等文章， 同时也刊登少量 （笔记） 小说作品， 如第 ２ 号上有雅棠的 《鲲鹿摭文·异僧》， 第 ５ 号上有署名 “千尺” 的 《拳师述遇》， 第 ６ 号上有署名 “嵌樵” 的 《野史丛谭》， 第 ７ 号上有千尺的 《碧桃女子》。① 该刊的作者几近 ３００ 人 （其中日人 ３４ 名）， 远非一般的同类诗刊可比， 说它是具有公共媒体性质的综合性文艺期刊， 也不为过。探讨一下 １９２０ 年前后这些文艺 （或与文艺相关的） 期刊出现的背景和原因， 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 当时台湾的汉文发表园地偏少， 仅有日文报刊的汉文栏， 且 《台湾日日新报》 这样的大报整体上为日人所把持， 其汉文栏也主要是亲日文人的园地。 １９０５ ～ １９１１ 年间从 《台湾日日新报》 独立出６７１① 《台湾诗荟》 第 ５ 号， １９２４ 年 ６ 月， 第 ３３５ 页； 第 ６ 号， １９２４ 年 ７ 月， 第 ４０３ 页； 第 ７ 号，１９２４ 年 ８ 月， 第 ４７１ 页。

１９２０ 年前后的期刊与台湾新文学的兴起来的汉文报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为汉文创作提供了较大的园地， 从而汉文文学形成了一次创作的高潮。 除了 “瀛社诗坛”、 “艺苑” 等汉诗栏目外，短短的几年内， 其他栏目刊发的各类小说作品超过两百篇， 短者固然一次刊完， 中者分数日刊出， 长者则连载数月之久， 最长的佩雁所作 《金魁星》，竟连载二百九十多次， 历时近两年才刊毕。 然而自从汉文报重新被并入《台湾日日新报》， 汉文创作的地盘急剧萎缩。 在汉文报停办的 １９１２ 年至《台湾文艺丛志》 创办的 １９１８ 年间， 《台湾日日新报》 一般每天八版， 仅有两版为汉文， 除了新闻报道纪事杂录外， 留给文学的篇幅所剩无几。 当然汉文小说也并未绝迹， 如从 １９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先后刊登了魏润庵 （清德） 的 《蛇宝》、 《金龙祠》、 《倾国恨》、 《还珠记》、 《飞加当》、《齿痕》、 《赝票》、 《吾过矣》、 《伊达正宗之治猿》 等小说， 但这与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 的数年内刊发 ２００ 篇的规模， 实在无法相比。 台湾文人们如要改变这种状况， 就必须自办报刊， 而办报一般需大量的资金， 这自然不能靠私人力量， 同时也未必能得到殖民当局的允准。 杨肇嘉就曾指出： 在异族铁蹄下的日据初期， 本省同胞要想发行一张报纸， 借以伸张正义， 争取自由， 那可不是件容易事！ 迂回曲折， 经过多少日子的奋斗， 才得实现， 从１９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台湾青年》 月刊创刊至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台湾新民报》 发刊日报为止， 前后有十多年之久①， 因此开办费用较少， 也较不会马上触动当局敏感神经的定期刊或小报就成为首选。 这种情况长期存在着， 如１９３０ 年 ９ 月 ９ 日创刊时堪称当时台湾人创办的最像一份报纸的 《三六九小报》 （三日刊）， 其出现也是为了厕身于主流的日人日文大报的夹缝中， 争得台湾人汉文创作的一席之地。 幸盦在该报创刊号上的 《释三六九小报》一文中即写道： “不言大报， 而称小报， 何哉？ 曰无他， 现我台湾言论界，除三日刊新闻以外， 或月刊， 或旬刊， 或周刊， 诸大报社， 到处林立， 观其内容， 莫不议论堂皇， 体裁冠冕， 本报侧身其间， 初举呱呱坠地之声， 阵容未整， 语或不支， 所谓大巫在前， 小巫气沮， 故不敢仿世人之妄自尊大， 特以 ‘小’ 标榜， 而致力托意乎诙谐语中， 讽刺于荒唐言外。 按 ‘小’ 字，从字义言为微细， 从台音言， 则与 ‘狂’ 字同意， 读者以琐屑微言视之亦７７１① 杨肇嘉： 《台湾新民报小史》， 《台湾新民报》 影印本 （第 ３９５ 号之后）， 台北： 东方文化书局复刊。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可， 以荒唐无稽之谵言狂语视之， 亦无不可。”① 终整个日据时代， 由台湾人创办的可称为或勉强可称为 “报纸” 的仅 《台湾新民报》 和 《三六九小报》， 这样， 期刊也就成为台湾人发表言论的重要场所了。其次， １９１０ 年代以后， 台湾诗社数量剧增， 但未有文社之设， 击钵联吟的风气很盛， 诗人多如过江之鲫， 然而古典诗歌创作毕竟难以满足现代文明迅速发展对于更具纪事表意、 传播新知功能的文体的需求； 同时原有的诗社局限于同仁的小圈子， 文化创办后， 广邀全台各地文友投稿参与， 这无形中促进了文坛由传统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创刊号上的 《台湾文社设立之旨趣》 写道： “迩来二十有余年， 其间中南北部诸君子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结诗社以切磋风雅道义者， 几如雨后新笋， 栉比而出， 海隅风骚于斯为盛。然而犹有憾者， 以未有文社之设立”， 值此 “欧亚交通” 之际， “夫以欧洲之语言文字因时制宜且不可不学， 而况于汉文乎”。 又称： “汉文者数千年来发其光华， 灿若云霞， 昭如日月， 极高尚之文章， 最优美之文学也”，“我栎社诸同人……恐斯文之将丧， 作砥柱于中流”， 设立台湾文社并刊行《台湾文艺丛志》， “庶几海隅文社之盛， 与诗社并驾齐驱， 是亦维持汉学之一道也”。② 由此可知， 此举既是为了纠正当时文坛诗盛文弱的偏颇， 同时也顺应了社会向 “现代” 演进发展之时代的要求。二　 期刊两大系列的相互关联： 以民族意识为纽带根据其编辑出版地点、 人员组成关系以及刊物体现出的倾向和风格，１９１８ ～ １９２４ 年台湾的上述与文艺相关的期刊， 可约略分为两个系列。 由于彰化毗邻台中， 当时两者同属一个行政区划， 所以其文人之间来往密切， 而台南文人连雅堂也加入了以台中雾峰林家为核心的栎社， 所以由栎社衍生出来的台湾文社创办的 《台湾文艺丛志》 （ 《台湾文艺旬报》、 《台湾文艺月刊》）、 连雅堂主持的 《台湾诗荟》 以及彰化崇文社相关作品， 可视为同一系列。 由在东京的留日台湾学生所创办的 《台湾青年》 及由此演变而来的８７１①②幸盦： 《释三六九小报》，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 ９ 日 《三六九小报》 第 １ 版。林幼春、 蔡惠如等： 《台湾文社设立之旨趣》， 《台湾文艺丛志》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第 １ 号，页码不详。

１９２０ 年前后的期刊与台湾新文学的兴起《台湾》、 《台湾民报》 则组成另一系列。 值得指出的是， 这两个系列既有明显区别， 又有密切的关联。 首先， 林献堂、 蔡惠如、 林子瑾等栎社 （台湾文社） 成员在 《台湾青年》 的创办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１９２０ 年 １月 １１ 日， 留日台湾青年在东京组建 “新民会”， 推举林献堂、 蔡惠如为正、 副会长， 并议决创办 《台湾青年》。 然而创办刊物面临经费无着之困境， 正是蔡惠如在家业经营亦面临困难时， 毅然拿出了 １５００ 元作为创刊费用。 此后新民会仍因经费问题而筹组股份公司， 于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成立以 ２５０００ 元为资本金的公司， 林幼春担任董事长， 其他担任董事、 顾问的雾峰林家和栎社成员还有林阶堂、 蔡惠如、 林献堂、 林资彬、 林梅堂等人。① 从这一庞大阵容及其所担任的要职可推断， 雾峰林家为此刊物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其次， 从刊物发表的一些文字中， 可看出 《台湾青年》 与 《台湾文艺丛志》 之间的密切关系。 林献堂本为 《台湾青年》 所发起的台湾社会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在 《台湾青年》 创刊号上， 有其祝词一篇； 在 《台湾》第 ３ 年第 １ 号上， 由他担任词宗， 刊出启事公开征诗， 其诗题为 《刘铭传（七律， 限一东韵）》， 并在同年第 ３ 号上发表了前 ２０ 名的作品， 获得名次的包括赖和、 王敏川等。 之所以会选择 “刘铭传” 为诗题， 其实是因为 １０年前 （１９１１ 年） 梁启超受栎社之邀曾有十多天的台湾之旅， 并在栎社欢迎宴会上应邀命题时提出有关 “刘铭传” 的诗题， 而翌年栎社为庆祝成立十周年而举行大型诗会， 会前公开征诗的两个诗题之一， 即 《追怀刘壮肃》。因此林献堂此举， 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栎社多年前活动的延续。 又有栎社重要成员林子瑾 （少英） 在 《祝台湾青年杂志之创刊》 中称： “去秋少英与台中栎社诸人谋， 创立台湾文社， 发刊文艺丛志。 今也留学东都诸君， 亦有发刊台湾青年杂志之议， 吾闻之喜”， 将 《台湾青年》 与 《台湾文艺丛志》 的创立并列为令人欣喜的两件事。 《台湾青年》 创刊号上还有陈炘 《文学与职务》 一文， 该文被视为倡导台湾新文学之嚆矢， 建议取法民国新学的 “白话文” 以成 “言文一致体”， 并使文学 “励行其职务， 以打破陋习， 击醒惰眠， 而就今日之文明思想， 以为百般革新之先导”。 该文文末有 “尝闻我台９７１① 杨肇嘉： 《台湾新民报小史》， 《台湾新民报》 影印本， 台北： 东方文化书局复刊， （第 ３９５号之后） 第 ５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有文社之设， 已经年余有光彩之历史矣， 想对此方面， 必大有贡献” 之语，可见提倡新文学者同样对栎社新创之台湾文社赞赏有加。 栎社 （台湾文社）文人在 《台湾青年》、 《台湾》 上发表文章并不少见， 如后来在其创办的《台湾诗荟》 上刊发 《台湾通史》 章节的连雅堂， 其实在 《台湾》 上就已开始这样做了——— 《台湾》 第 ３ 年第 ２、 ３、 ４ 号分别刊登了他的 《刘铭传列传》、 《刘璈列传》、 《颜郑列传》 等。 此外， 崇文社的一些征文题目， 竟然在 《台湾青年》 上也频频出现， 如 《崇文社文集》 卷 ２ 有 《女子教育论》和 《台湾青年自觉论》， 卷 ３ 有 《台湾建设大学议》 和 《阿片弊害论》， 同样题目的文章出现在 《台湾青年》 第 １ 卷 ３ 号、 第 １ 卷 ４ 号以及 《台湾》第 ４ 年第 ３ 号上。 《崇文社文集》 卷 ５ 有 《保甲制度存废论》， 而 《台湾青年》 第 ２ 卷 ３ 号上也有像 《保甲制度论》 的相似题目的文章。 至于 《台湾》第 ４ 年第 ２ 号上王则修的 《丑业妇缚束解放论》， 本为由王氏本人担任 “文宗” 的崇文社征文课题， 该文即王则修为该题所作之 “拟作” （示范之作），后来收入 《崇文社文集》 第 ６ 卷。 此外， 《台湾民报》 和 《台湾诗荟》 都曾在自己的刊物上为对方做推介的 “广告”。 如 《台湾民报》 第 ２ 卷 ４ 号的《编辑余话》 中有 “连雅棠所计划的台湾诗荟已经发刊了， 内容颇有可观”之语； 而 《台湾诗荟》 第 ３、 ４ 号上的 《新刊绍介》 中的 “新刊”， 都包括了 《台湾民报》。 从出资创办人、 作者群、 具体的议题等方面来看， 两大期刊系列之间其实有着同出一源的 “兄弟” 般的密切关系。然而， 两大期刊系列的一个最大的相同点是， 它们都具有较强烈的汉民族意识。 有些台湾学者 （如廖振富、 吕兴昌等） 曾指出， 台北瀛社与日人交往较多， 因此总体而言较具亲日倾向， 而栎社则更具抗日精神。 １９１０ 年前后以栎社为核心的台中、 彰化的传统文人与梁启超的密切交往， 其实就缘于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强烈民族意识。 林幼春对梁启超的钦佩和崇慕， 引起族叔林献堂的注意， 他特意探访， 终得与梁启超邂逅于日本奈良。 １９１１ 年梁启超在栎社邀请和安排下访台， 他在日本听到许多有关日本治台成就的报道和宣传， 因此抱持着吸取其经验用于祖国的期望前来台湾， 然而行前就已听到林幼春、 林献堂、 林痴仙、 洪弃生等人说到许多有关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弊端恶政， 包括有关台湾 “现代化” 严重损害台湾民众利益的倾诉。 到台湾后， 他一方面以祖国名士的身份与台湾遗老作民族感情的抚慰， 另一方面经实地考察， 发现林幼春等人的控诉大多确有其事， 于是写下了 《斗六０８１

１９２０ 年前后的期刊与台湾新文学的兴起吏》、 《垦田令》、 《拆屋行》、 《公学校》 等诗加以揭露。到了 １９２０ 年前后， 当崇文社成立， 而栎社衍生出台湾文社并创办 《台湾文艺丛志》 时， 尽管环境有所变化， 因其间经过 “同化会” 等事件， 也不排除社内同仁中会有些许亲日者， 但从总体上说， 这一文人群体的较强烈的汉民族意识并没有改变。 《崇文社文集》 中不乏一些表达对日本殖民统治不满情绪的作品。 像新竹郭涵光在 《台湾青年自觉论》 中写道： 当前台湾处境， “外而农工商科学经济之学术， 不能与他人争胜负， 内而国会之议席， 尚无台湾人之位置……六三问题， 至今尚无解决之望……盖尚在低气压之中心， 疑云密布， 前途尚未有一线之光明也。 我而自暴自弃， 又何怪人之以野蛮目我也”①。 作者说： “支那之民族， 非与吾台同其系统乎？” 并试图以海峡对岸的大陆同胞作为参照系来进行自我反省。 作者对于台湾人在日本严苛的殖民统治下的险恶处境、 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不平等、 台湾人的沉迷颓丧， 有深刻的体会， 为之深感焦虑， 而求能有所改变。又如， 《台湾文艺丛刊》 在创刊时众口一声地强调办刊宗旨在于保养汉文命脉， 延斯文一线于不坠， 这本身就是潜藏的民族意识的一种体现。 尽管在创刊号目录页所附 《社告》 中告示 “凡字句中涉及政治时事者虽属佳作亦不得不割爱”， 但有时仍会有民族意识的明确、 直接的表露。 如署名 “鲲海一鳞” 的 《拟祭中国魂文》②， 明言该文乃受梁启超的 《中国魂》 激励而写， 文中曰： “亚州诸国， 惟君最大。 民物丰富实冠五州。 山有泰华衡嵩，高且秀也； 水有黄杨珠黑， 深且大也。 有史以来， 上下五千年， 历时不为不久矣； 合汉满蒙回藏， 纵横数万里， 疆域不为不广矣。 五族之民， 号称四亿生齿， 不为不多矣； 人种之优秀， 学术之高深， 制作之完备， 风俗之淳良，人杰地灵， 尽美尽善， 出类拔萃， 冠绝寰球。 自黄农尧舜以来， 贤圣辈出，灵气所钟， 头角峥嵘， 可为得天独厚者矣……” 作者用尽褒扬之词称颂中国和中华民族， 然后笔锋一转， 指出： “自廿纪来， 国权坠落， 国威萧索，其地位反不如渺小僻狭之邦， 贫弱懦怯， 一息奄奄， 国际周旋瞠乎其后”，当此过渡时代， “国魂有知， 正宜效刘琨之闻鸡起舞， 发愤为雄， 以副四亿万人之希望”。 作者还写道： “夫狮子猛且大也， 苟长此梦梦， 则猎者眈眈，１８１①②郭涵光： 《台湾青年自觉论》， 《崇文社文集》 （一）， 台北： 龙文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３４ 页。鲲海一鳞： 《拟祭中国魂文》， 《台湾文艺丛志》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第 ３ 年第 １ 号。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行将援弓发炮， 射汝体， 裂汝肤， 食汝肉， 寝汝皮， 汝梦不醒， 汝身将糜烂不堪矣！ 睡狮之嘲， 岂真诬哉！ 同居东亚， 痛痒相关， 辅车之谊， 唇亡齿寒， 一声长啸， 叱君大梦早回， 万古伤心， 为汝楚些重唱， 北望云天， 满腔热血， 魂如有知， 盍醒乎来？” 从 “鲲海一鳞” 的署名以及文中 “同居东亚” 等词， 我们可以猜想作者为台湾人， 而其对祖国的拳拳之心， 令人动容。相比之下， 《台湾青年》 表露其抗日民族意识则更为勇敢和不加掩饰。根据杨肇嘉的说法， 头一两期 “平温中和”， 强调青年人要奋起， 努力发展文化； 以后偏重地方自治的解说， 介绍世界殖民地情势， 于此渐有民族色彩， 从第 １ 卷第 ４ 期起， 开始遭遇 “禁售”、 “禁刊”， 随着刊物博得岛内外同胞的欢迎， 日本官宪之压力也随之加重， 于是新民会组织召开东京台湾青年会临时大会， 作出决议： 一是要求岛民的立宪言论自由， 二是认定台湾当局对 《台湾青年》 的几次处置 “不当”， 决定派人晋见日本首相谈判， 同时也向台湾总督提出抗议， 由此 “可见当时台湾的青年富有民族意识， 及意气轩昂的一斑”①。其实， 被杨肇嘉指为 “平温中和” 的 《台湾青年》 创刊号中， 固然有一些亲日的文章， 如台北的亲日文人林熊征在 《吾所望于留学生———日华亲善之媒介》 中以大东亚主义的观点， 宣扬台湾人以中华为姻戚， 以日本为兄弟， 台湾留学生充当中日亲善之媒介， 互相提携和辅助， 以拮抗欧美；台北瀛社诗人颜云在 《台湾青年杂志刊行祝辞》 中称台湾自改隶以来 “面目一新”， 日本天皇对台人有 “一视同仁之赐”， 并要求青年诸君 “慎重自持”， 避免危险思潮侵袭； 乃至 “大日本和平协会副会长” 阪谷芳郎也在《祝台湾青年之发刊》 中宣称日本治台 ２５ 年， 从昔日到处匪徒肆虐， 恶疫流行， 到今日享受如此 “幸福繁荣”， “实不失为世界之新领土经营史上之一大成功”， 然而更多的文章都充满着反帝反殖的民族意识。 如林献堂在《祝台湾青年杂志之发刊》 中指陈， 日本据台之后， 虽然物质进步有一日千里之慨， 而 “精神之进步， 则尚迟迟”， 并举其缘故三端， 其一为 “求学之不易”， 即针对殖民当局的差别教育弊政说道： “我台教育， 别有所谓教育２８１① 杨肇嘉： 《台湾新民报小史》， 《台湾新民报》 影印本， 台北： 东方文化书局复刊， （第 ３９５号之后） 第 ４ 页。

１９２０ 年前后的期刊与台湾新文学的兴起令在焉， 自公学校至于专门学校， 自成特别系统， 而不与内地联络， 虽青年有志之士负笈东来， 而又备尝艰难困苦， 非语言所能尽述， 若是欲求进步其可得乎？” 又如， １２ 年前曾创立 “新学会”、 发行 《新学丛志》 的李汉如，在其 《发刊之词》 中回顾当年军国主义横行， 对殖民地子民采取愚民政策的情况， 世界大战之后， 时势有所变化， 然日本自据台之后， 属讳言台湾为殖民地， 但却对台湾人民实行差别待遇， 无限期地延长 “六三号特别法律”， 他为此感叹道： “呜呼我岛民其真尽童 白痴无知觉性者乎？ 胡为乎受二十五年之教育， 而仍无知无识， 不能望内地人之肩背， 是真堪痛哭而流涕也！” 林慈舟 《敬告吾乡青年》、 王敏川 《 〈台湾青年〉 发刊之旨趣》 重在呼吁、 促进 “吾台人” 之自省自觉， 但其根本目标却仍是反抗日人压迫，争取台湾人的权益。 如林慈舟在其文章中写道： “吾侪虽为新附之民， 既同国民之一份子， 具备人类之骸形， 岂有灵魂而不能以想以思， 有肉体而无可以运以动， 有口不能言， 有耳无以听， 有天职而莫能发挥之理哉？”①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强烈的不平之鸣。 由此可知， 民族意识作为共同的精神龙骨，贯穿于 １９２０ 年前后的两大系列期刊中。三　 两大系列的区别： 宗旨目标、　 　 传承来源和新旧倾向（一） 政治批判和文化守护： 宗旨、 目标之差异　 　 然而， 两大系列期刊也有较大的区别。 施懿琳根据张丽俊 《水竹居主人日记》 等资料判断， 台湾文社内部可能存在着较为保守的和较具批判精神的两派势力的拉锯， 且前者 （包括文社支部长林仲衡） 的势力要超过后者 （其成员可能包括林幼春、 林献堂、 蔡惠如、 陈沧玉、 陈联玉等）②。 或许还可进一步推测， 正是由于 《台湾文艺丛志》 为保守派所主导 （从征诗、征文的题目看， 它甚至比崇文社还要守旧）， 革新派才会积极促成 《台湾青３８１①②林慈舟： 《敬告吾乡青年》， 《台湾青年》 １９２０ 年 ７ 月第 １ 卷第 １ 号， 第 ３６ 页。施懿琳： 《台湾文社初探———以 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３ 的 〈台湾文艺丛志〉 为对象》， 台中： 栎社百年学术研讨会，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年》 的创刊， 从而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挥洒空间。概括起来， 两大系列期刊的区别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 《台湾青年》 一系重在政治的批判， 《台湾文艺丛志》 一系则重在文化的守护。 如上述， 《丛志》 创刊伊始即告示凡 “涉及政治时事者” 即 “割爱”， 但其发刊序和众多祝辞却充分显示出其办刊动机在于， 针对殖民当局的禁压汉文的政策， 担心 “斯文之将丧”、 汉文之将绝，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汉文作为民族语言的浓郁情感； 而强调 “割爱” 与政治时事相关者， 乃因在当时环境下，为避免提供日人禁压之借口， 创造汉文传承延续的空间而采取的措施。 如第１ 号上除刊登了南强的 《弁言》、 枕山 《发刊序》 以及 ５ 篇祝文和 ６ 篇祝诗外， 还刊载了少英译 《德国史略》、 则以译述 《夏目漱石传》、 抛砖小说《筑前正娘》、 守谦来稿 《说羊》、 《醒园诗钟谈》、 由吴立轩拟作及评选的第 １ 期征文 《孔教论》 （刊出前 ２０ 名）， 第 １ 期课卷的诗甲部 （以 《仓颉》为题） 和诗乙部 （以 《曹植》 为题）， 各刊出其前 ３０ 名及 “并取” 的 １０首， 此外还刊出了邱仙根的 《岭云海日楼诗钞》 和林痴仙 《无闷草堂诗钞》等部分诗作。 此后 《台湾文艺丛志》 大致延续了此基本格局， 到了第 ６ 年第 １ 号， 刊登的文章有： “文坛” 栏目中的觉庵的 《自由恋爱》， 陈景初的《有明总论》， 说剑的 《厌世主义》， “谈屑” 栏下的 《人未识》， 以 《郑成功·潜水艇》 和 《芭蕉·妓女》 为题的诗钟， 铁佛的 《台阳风俗考》， 由林维朝评选、 以 《田横论》 为题的应征文章前四名， 蕉窗的 《诗话杂录》，“杂说” 栏目下天弧的 《努力》、 《读史问答》， 踽庵 《读书之法》， 维新《嫖赌之害之比较》、 《论椠本书》、 《学生应注意之点》， “词苑” 栏目下的１５ 首诗词以及分别以 《神社观梅》、 《古砚》、 《迎年菊》 为题的栎社、 竹社、 天籁吟社的击钵吟会作品。 此外还有 “台湾名人诗存” 栏目下丘逢甲的诗作。 可能是在 《台湾文艺丛志》 终刊号的第 ６ 年第 ９ 号上， “文坛” 栏目中有洪弃生的 《寄鹤斋诗曫自序》、 长升 《谈自治精神》、 说剑子 《墨子社会观 （八）》， “杂说” 栏目下有觉庵 《说诗》、 华林 《个人与社会》、 洪烛天 《信用论》、 一厂 《注意食品之管见》， 在 “史论” 栏目中有甄逸和王则修的同题论文 《班超使西域论》， 朱启南的 《汉三杰论》 等。 此外还有许铁峰的 《铁峰诗话》， “诗坛”、 “词苑”、 “艳藻” 栏目中的古风、 律诗、 绝句 ３０ 多首和词 ７ 阕， “征诗” 栏目中的登瀛吟社征诗、 北港汾津吟社击钵吟作品等， 以及作为 “附录” 的邱仙根 （逢甲） 《岭云海日楼诗钞》、 陈伯４８１

１９２０ 年前后的期刊与台湾新文学的兴起康 （肇兴） 《陶村诗稿》， 作为补白的愚轩的 “辟谬丛谈”、 超凡的 “榕轩杂录” 等。 即使是长升的 《谈自治精神》， 其实也是比较抽象地谈 “自治”，并未触及实际政治问题。 由此可知， 《台湾文艺丛志》 自始至终都呈现出一种纯文学文化的形态， 与现实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台湾青年》 固然也有保存汉文化的目的， 但它更关注的是有关政治的和思想启蒙的议题， 不惮于直接批判日本殖民统治的弊端， 为争取台湾同胞的政治权利而发声。 在创刊号上有几篇日本人士的祝辞性质的文章， 除了上述阪谷芳郎为日本殖民政策称好之外， 像王敏川为之汉译的泉哲的 《敬告台湾岛民》、 木下友三郎 《对于台湾人及内地人之希望》 以及吉野作造的《祝辞》 等文， 都直接触及同化、 自治、 殖民地的经济文化建设等敏感政治问题， 要求当局对其殖民政策加以纠弊和改进。 如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作造指出： “夫欲见文化运动真正之成功， 必根源于古来之历史及民族性， 是故他民族欲指导其运动决不可能也。” “我辈为日本人……我等苟自以为必当居在指导之地位， 可谓僭越之极。 若谓台湾乃日本之领土， 台湾人亦即日本人， 故欲将在日本内地所发达之文化， 尽行移植于台湾， 此甚谬矣。 盖台湾应助长何种之文化， 此乃台湾人诸君之所深知亦即诸君之所应专任其责者也。”① 《台湾青年》 创刊号上除了祝辞外， 蔡式谷 《权力之观念》、 陈炘《文学与职务》、 蔡培火 《对内根本问题之一端》 等文已涉及了政治问题，但毕竟多属泛泛而谈， 从第 ２ 号起， 该刊就已开始对准了自治、 同化、 官制、 教育、 保甲制度乃至 “六三法” 等问题。 如第 １ 卷第 ３ 号上有张栋梁《对台湾官制改革希望及自觉》、 林慈舟 《地方自治概论》、 蔡培火 《吾人之同化观》、 蔡敦曜 《对于律令权之疑义》， 第 ４ 号上有林慈舟 《改正台湾地方制度概论》、 安部矶雄 《台湾教育问题》， 第 ５ 号已开始聚焦于 “六三法”， 第 ２ 卷第 ３ 号上有黄呈聪 《保甲制度论》、 黄天民 《就台湾议会而论》， 此后该刊更直接地触及了台湾议会设置等重大政治问题。 杨肇嘉曾回忆道， 《台湾青年》 时期， 有几篇论文非常值得纪念， 如林呈禄的 《六三问题之沿革》 （署名 “记者”）、 《六三问题之命运》 （署名 “林慈舟”）、 《世界殖民地统治上之对人政策》 （林慈舟） 以及林献堂等所写的一连串的有关台湾议会设置的文章， 其他如蔡培火、 罗万伡、 黄朝琴、 吴三连等都是当时５８１① 吉野作造： 《祝辞》， 《台湾青年》 １９２０ 年第 １ 卷第 １ 号， （汉文部分） 第 １７ ～ １８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的爱国热血青年， 都曾经在 《台湾青年》 发表过文章， 尤其是吴三连的《呈文学士林茂生君书》， 曾引起甚大的反响。 《台湾青年》 也因此不止一次地被禁刊禁售， 主要是因为其主张设置台湾议会， 并且其对日本的政策进行了较激烈的批评， 如第 ４ 卷第 ２ 号被禁止的文章有， 吴三连的 《对酒专卖之私见》、 张聘三的 《言论自由之批判》、 郑雪岭的 《希望改善留学生待遇》等。 正由于它直接切入民众所关注的一些政治问题， 因此 《台湾青年》 成为青年学生最爱读的刊物之一。①（二） 中国近代通俗文学和五四新文学： 传承源头之不同除了重文化或重政治之外， 《台湾文艺丛志》 系列和 《台湾民报》 系列的另一重大区别， 在于其受影响和传承的源头有所不同。 前者所受影响较多的来自晚清民初中国大陆文坛。 根据吕若淮刚完成的博士论文 《台湾文社及其 〈台湾文艺丛志〉 研究》 所述， 该刊从 １９２０ 年起开始大量转载祖国大陆期刊的文章。 其中包括史论、 经济、 教育、 艺术以及西洋文明新知介绍等内容的论说类文章， 主要来自同时期的 《东方杂志》 和 《小说新报》， 个别来自 《太平洋》。 小说除少数为台湾文人自己创作的外， 大部分来自大陆鸳鸯蝴蝶派作家群主办或主笔的刊物， 如个别来自包天笑主编的 《小说大观》， 更多的来自创刊于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终刊于 １９２３ 年 ９ 月， 先后由李定夷、许指严、 包醒独、 贡少芹、 天台山农担任主编的 《小说新报》。 作者包括包天笑、 毕倚虹、 顾明道、 李定夷、 张庆霖、 贡少芹、 许廑父、 吴讱之、 王梅癯、 黄花奴、 汪剑虹、 林纾、 海上嗽石生、 烟水散人等， 多为当时著名的小说家， 特别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家。 此外， 不少游戏、 随笔类文章也来自《小说新报》， 作者包括包醒独、 颍川秋水、 许廑父、 倪轶池、 诗隐等， 科学杂俎类文章则有来自 《东方杂志》 的。 吕若淮还从一些诗文作品中发现，洪弃生与倪轶池、 王淡然， 林子瑾与包醒独、 陈逸民等有直接来往， 以及林纾等向 《台湾文艺丛志》 投稿等事实。 而这也可解释该刊为何多转载 《小说新报》 的作品。② 除此之外， 笔者还可举出其他例子说明， 在台湾新文学６８１①②杨肇嘉： 《台湾新民报小史》， 《台湾新民报》 影印本， 台北： 东方文化书局复刊， （第 ３９５号之后） 第 ３ ～ ４ 页。吕若淮： 《台湾文社及其 〈台湾文艺丛志〉 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２０１０， 第 ６７ ～７５ 页。

１９２０ 年前后的期刊与台湾新文学的兴起形成前台湾文社相关文人曾多次阅读晚清民初的中国大陆小说， 并受到其影响。 如当时尚属传统文人之列的赖和， 曾写过 《读瘦鹃小说寄说剑子》 诗，刊于 １９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出版的 《台湾文艺旬报》 第 １０ 号上， 诗云：悲来独唱懊侬歌， 眼底华严幻影多。 今日钧天犹醉梦， 何堪重问旧山河。千古伤心国破亡， 呼天欲诉恨偏长。 却怜故国沉沦日， 论罪由来究孰当。（亡国奴日记及谁之罪）世间阶级太分明， 处处风波起不平。 无数贫民膏血尽， 凭谁霖雨济苍生。（贫民血一篇）“礼拜六派” 作家周瘦鹃的爱国小说 《亡国奴之日记》， 写于袁世凯接受 “二十一条”， 全国人民掀起反袁反日浪潮之时， 向世人诉说国家将亡的痛苦心情。 该小说出版过单行本， 并未在杂志上发表， 赖和看过该小说以及周瘦鹃所译雨果的 《贫民血》 之后， 接受了小说中爱国民族精神乃至关怀民生疾苦的人道精神。 这说明当时台湾文人的阅读范围， 超出了一般的期刊， 涵盖了更广泛的出版物。与 《台湾文艺丛志》 文人群的视线聚焦于晚清民初通俗类作品以及“礼拜六派” 作家不同， 《台湾民报》 系列主要转载 《新青年》 等新文化运动刊物中的作品和五四新文学作家的作品。 作为政治文化运动产物的 《台湾青年》、 《台湾》， 虽然文学作品的篇幅不多 （曾刊登一些旧体诗作品并举办征诗评比活动）， 但台湾新文学最早的 （日文） 小说———追风的 《她要往何处去》、 无知的 《神秘的自制岛》 ———就发表于 《台湾》， 而从 《台湾青年》 创刊号上就开始出现的上述陈炘、 甘文芳、 陈端明等的文章以及黄呈聪的 《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 和黄朝琴的 《汉文改革论》 等， 堪称台湾白话文运动之始， 并对台湾新文学的兴起居功厥伟。 两刊虽然并未直接转载大陆的作品， 但上述论说文却表明其取法于当时在大陆兴起的白话文运动和五四新文学， 而非 《台湾文艺丛志》 所热衷的晚清民初通俗作品。 如甘文７８１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芳宣称： 现在已不需要那种有闲的文学， 风流韵事、 茶前酒后的玩弄物了。① 他们孜孜于说明白话文在中国大陆已普遍实行， 而台湾人本属中国之民族， 学习白话文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除了陈炘最早就指出应取法民国新学的 “白话文” 外， 陈端明也写道： 尽管当今台湾因承教于中华之后， 致使言文各异， “然今之中国， 豁然觉醒， 久用白话文， 以期言文一致。 而我台之文人墨士， 岂可袖手停观， 使万众有意难伸乎？”② 黄呈聪在其长文中首先作 “白话文之历史的考察”， 指出白话文当前在大陆通行最广最远， 被公认为 “中国的国语”； 报章杂志新书， 无不使用白话文， “大多数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喜欢读这个容易的文， 所以现时大陆文化的进行有一日千里之势”。 他反观台湾的情况： “我们的社会上没有一种普遍的文， 使民众容易看书、 看报、 写信、 著书， 所以世界的事情不晓得， 社会的里面暗黑， 民众变成愚昧， 故社会不能活动， 这就是不进步的原因了”， 明确指出 “普及这个民众的白话文是最要紧的”。③ 黄呈聪、 黄朝琴的倡导直接导致了以白话文为书写工具的 《台湾民报》 的诞生。除了文言和白话之分，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中旬创刊的 《台湾民报》 与其前身《台湾青年》、 《台湾》 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 文学成为其重要内容之一， 因此它和 《台湾文艺丛志》 等有了更多的可比性。 它与 《台湾文艺丛志》、《台湾诗荟》 在时间上有所交叉， 但其对大陆文学的兴趣点却与后两者迥然有别。 《台湾民报》 创刊号上即转载了胡适的 《终身大事》， 此后的十年间，《台湾 （新） 民报》 刊载了鲁迅、 胡适、 冯沅君、 倪贻德、 冰心、 郭沫若、落华生、 滕固、 陈宏、 梁宗岱、 徐蔚南、 焦菊隐、 郑振铎、 徐志摩、 杨振声、 蒋光慈、 刘大杰、 胡也频、 潘汉年、 茅盾、 叶灵凤、 周作人、 周建人、胡愈之等数十位中国大陆新文学作家的上百篇作品 （包括译作）， 而苏维霖《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述》， 张我军 《文学革命运动以来》、《诗体的解放》、 《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 蔡孝乾 《中国新文学概观》 等文， 都介绍了五四新文学运动， 提及或援引了大量五四新文学作品。 除了张我军等引进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模式和理论， 展开 “新旧文学论争”， 冲击了８８１①②③甘文芳： 《实社会と文学》， 《台湾青年》 １９２１ 年 ９ 月第 ３ 卷第 ３ 号， （日文部分） 第 ３５ 页。陈端明： 《日用文鼓吹论》， 《台湾青年》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第 ４ 卷第 １ 号。黄呈聪： 《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 《台湾》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第 ４ 年第 １ 号。

１９２０ 年前后的期刊与台湾新文学的兴起旧文学殿堂之外， 上百篇五四新文学作品通过 《台湾民报》 在台湾传播，是台湾新文学得以诞生的另一关键。 没有这些作品的示范和推动的作用， 台湾新文学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而海峡两岸新文学创作在 “救亡”、 “启蒙”、 “革命” 等三大主题上的契合， 在深层次上证明了这种影响关系。①（三） 坚定的革新派和徘徊于新、 旧之间： 倾向、 立场之差别《台湾文艺丛志》 系列和 《台湾民报》 系列的第三个主要区别， 在于后者义无反顾地追求 “新”， 是坚定的革新派， 而前者却徘徊于 “新” 与“旧” 之间， 而这与它们各自所受到的影响和传承脉络有关———在 《台湾民报》 上展开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堪称以 《新青年》 为重要阵地发动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台湾翻版； 而 《台湾文艺丛志》 所倚重的晚清民初 “礼拜六派”文艺杂志， 本身就带有 “新” “旧” 过渡的特点。 综观台湾文社和崇文社两社作品， 无论内容或形式都呈现了新、 旧杂陈的过渡特征。 两社文人一方面继续做着 《读 〈过秦论〉 书后》、 《汉高祖光武帝合论》 这样的课题文章，另一方面开始通过旅行或其他渠道， 大量接受西方的新事物、 新观念。 如《台湾文艺丛志》 第 ３ 年第 ３ 号上， 有云林诗人黄绍谟所撰的 《东游杂咏》，包括 《东洋纺绩会社 （在名古屋）》、 《题浅野合板制造所手帖》、 《南阳村福田排水组合 （爱知县下）》 等诗， 书写他见到大型纺织厂、 抽水机、 建筑用胶合板等现代工业产物后的惊奇和羡慕。② 又有林一的 《横滨看美人》，作者从旅行中， 看到西方人与 “我台人” 在公德心方面的巨大差距 （美国人路见杂物， 恐伤行人之足而捡拾移去， 而台湾人常以药粕或草人置诸路中， 使他人无意中践之以代其病）， 并深刻反省之。③ 然而 《台湾文艺丛志》上的征文课题却显得陈腐守旧。 除了个别课题， 如 《殖民地议会论》、 《诗与文孰重论》、 《地方自治论》、 《汉文价值论》、 《益友损友论》 等略见现代或现实意义外， 大多为中国古代史论题目， 脱离现实甚远。 如该志第 １ 年的征文题目有 《孔教论》、 《孙子吴起论》、 《商君论》、 《汉文帝论》、 《齐桓公９８１①②③朱双一： 《 〈台湾民报〉 对五四新文学作品的介绍及其影响和作用》， 《台湾研究集刊》 ２００８年第 ４ 期。黄绍谟： 《东游杂咏》， 《台湾文艺丛志》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 第 ３ 年第 ３ 号， 第 ３３ 页。林一： 《横滨看美人》， 《台湾文艺丛志》 １９２１ 年， 第 ３ 年第 １ 号， 第 ２３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论》、 《项羽论》、 《庄子论》、 《韩信论》、 《颍考叔论》、 《吕不韦论》， 第二年的征文题目有 《张良论》、 《郅都之严酷得失论》、 《西门豹治邺论》、 《伏生白圭优劣论》、 《文翁治蜀论》、 《李陵降匈奴论》、 《白起坑赵卒论》、 《祢衡骂操论》 等。相比之下， 从 “百期汇刊” 的 《崇文社文集》 更可看出其 “新” 与“旧”、 “现代” 与 “传统” 并存的现象。 不过该社似乎愈后来愈趋于保守，包括诸多文人为 “文集” 所作的序文， 也是发出守旧之声的居多。 崇文社早期提出了不少具有现代、 革新气息的课题， 包括 《国民性涵养论》、 《驱疫鬼檄》、 《开拓实业策》、 《孤儿院建设议》、 《阿片弊害论》、 《真自治促进论》、 《文学兴国论》、 《宠妾弊害论》、 《民声论》、 《世界大同论》 等， 像既刊于 《台湾》 也收入 《崇文社文集》 的王则修的 《丑业妇缚束解放论》，文末有一 “附识” 写道： “西人林肯倡议开放黑奴， 实抱人道主义， 若彰化林开夫妇， 酷打养媳， 实惨无人道， 然目下已待罪囹圄矣。 彼营丑业者， 尚其以林肯为师， 而以林开为殷鉴也可。”① 可见传统文人并非完全保守。 但《崇文社文集》 最后一卷 （即卷 ８） 中的 “课题” 则有： 《论非孝之可否》、《说伦常》、 《劝孝文》、 《风纪肃正并严重社会制裁议》、 《孔孟学说比较论》、 《良臣论》、 《君子亦有恶乎论》 等。 究其原因， 或可视之为对当时已在台湾兴起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反弹。 这与中国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 反而出现了保守主义思潮颇为相似。这里举一小说创作的实例来说明两大系列期刊之间的不同。 《台湾文艺丛志》 创刊号上有署名 “抛砖” 的 “节烈小说” 《筑前正娘》②， 而 《台湾民报》 第 ３ 卷第 １８ 号刊出了夬庵的 《一个贞烈的女孩子》 （原刊 《新青年》）。 两篇小说题材相近， 却各有其思想特点。 前者具有新旧杂糅的特征：写一日本少女， 其生父生前将其许配给一青年， 但其养父母贪富欺贫， 强迫养女另嫁富人。 少女不从， 以自杀作为抗拒的手段。 小说赞扬了少女对原来许配对象的坚贞和殉情的举动， 此谓 “节烈”。 小说既有对 “媒妁之言、 父母之命” 的旧式礼教的批判， 也有对 “从一而终” 观念的颂扬。 少女坚持０９１①②王则修： 《丑业妇缚束解放论》， 《台湾》 １９２３ 年， 第 ４ 年第 ２ 号； 黄卧松编辑 《崇文社文集》 卷 ６， 台北： 龙文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复刻重刊， 第 ５６６ 页。由于写的是日本故事， 因此可能是汉译日本小说， 但在创刊号上刊出， 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刊物的倾向。

１９２０ 年前后的期刊与台湾新文学的兴起要嫁给贫苦而勤奋的青年， 这显然已有琼瑶式小说的现代观念， 但采取自杀的 “节烈” 方式， 却显得传统迂腐。 相比之下， 夬庵之作则纯然是批判封建礼教的启蒙主题。 其故事更为触目惊心： 王举人为了祖宗和自己的 “面子” 上能够 “添许多光彩”， 硬要 １４ 岁的女儿为其夭亡的未婚 “丈夫” 殉节， 采取的方式是 “绝粒”， 即活活饿死， 以成就女儿 “一生名节”、 “百世流芳”， 换来县太爷的 “贞烈可风” 的匾牌。 张我军在文末识语中指出： 对于贞女节妇的表彰， 两千年来不知道剥夺了她们多少的自由， 受旧礼教毒害的父母 “其心之残忍诚令人不忍听见”， 他呼吁大家尽力打破这 “恶道德”。①关于两大系列之间的这种区别， 林子瑾在 《祝台湾青年杂志之创刊》中有精辟的概括： “文艺丛志成于台湾， 而青年杂志则设于东京， 地之相去也。 奚啻千有余里哉。 然自其性质而论， 文志以保存汉学为宗旨， 执保守方针， 凡我所善者竭力维持之， 而青志则以绍介学术为根据， 重进取主义。 凡我所缺者虚心仿效之， 故由外形而观， 仿佛若风马牛之不相及也， 究其实际， 大不为然。 何者？ 盖保存汉学云者， 无外乎欲尊孔教， 孔教既尊， 则仁义道德存。 一切社会风俗， 自能臻于至善。 绍介学术云者， 大抵考求格物致知之方， 使其理一旦豁然贯通焉， 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 若电气， 若化学， 若解剖， 类此皆欧西科学特长之点， 采而用之， 其长我智识， 增我幸福， 岂浅鲜哉。 夫如是， 则文志与青志， 宛若辅车之相依， 缺一不可也。 我辈尽致发扬之， 淬砺之， 以期达到目的。 圣人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也。 将来台湾同胞， 受此启发， 进而为文明人， 无非今日我文青两志。 一响一应所收之果效也， 是大有期待焉。”② 可以说， 该文将二者的区别及其互补关系分析得淋漓尽致。四　 新观念的接受与新文学的产生探究两大期刊系列为何有此区别， 别有意义。 首先， 与两个期刊系列作者群的年龄有一定的关系。 《台湾文艺丛志》 文人群的年龄较大， 受传统汉１９１①②张我军： 《一个贞烈的女孩子》 识语， 《台湾民报》 １９２５ 年第 ３ 卷第 １８ 号， 第 １５ 页。林子瑾： 《祝台湾青年杂志之创刊》， 《台湾青年》 创刊号， １９２０ 年 ７ 月， （汉文部分） 第 ６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文文学的熏染较深， 与梁启超等清末民初文人有密切交往， 又大量阅读了这一时期大陆的文艺书籍和期刊作品， 自然沾染和保持了这一时期大陆文学的风格和特点。 而 《台湾青年》 作者群为年轻留学生， 阅读晚清民初中国文学不多， 反而更多接触五四前后的新文学， 受传统影响较浅， 较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潮。 其次， 也更主要的， 与其发刊的地点 （亦即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由于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 因此台湾文人缺乏言论自由，动辄得咎， 这迫使他们多写有关风花雪月的文章， 而与政治保持距离， 这就是他们坚持将与政治相关者 “割爱” 的原因。 而在日本， 当时正处于所谓大正民主时期， 环境相对宽松， 文人由此获得了从事政治运动的某种 “空间”， 并相应地得到了来自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的某种奥援。 在 《台湾青年》 前几期中， 就有不少日本进步人士的文章， 其对日本当局的猛烈批评和对台湾人民抵抗殖民主义斗争的坚决支持， 比起台湾青年，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明治大学教授泉哲在其文章中写道： 日本统治台湾二十多年来，物质文明的进步固为事实， “对于台湾岛民之文化的启发， 则极遗憾之点实多”， 铁道建设、 电信扩张、 港湾修建、 农地开垦、 制糖等工业， “尽属投资殖民之结果， 易陷于以投资者利益为主眼之弊”， 虽然岛民直接也从中间接受益， 但 “如斯物质的进步， 未必利益岛民之全部， 且于他意味， 恐至阻碍岛民之实质的发达。 何则， 内地资本家之独占的企业， 常使具有小资本之岛民， 不能为自立的事业故也， 就中纯由岛民组织会社之际， 则欲得创立之许可， 为不可能之事实。 故从前台湾物质的文明之发达， 由内地人方面观之， 固以为可喜者， 而由岛民观察之， 恐不为其所欢迎， 亦未可知也”。 作者进而指出： 台湾岛民由物质的改善所受之利益， “即认为有， 亦属极为仅少”， 其原因在于 “从前之方针， 为本国本位， 而非殖民地本位也”， 这种谬误亟待匡正， “当采取既设之大会社， 渐次移于岛民之手之方法； 对于新设之会社， 则必废止设置日本人重役之旧制”。在精神文化方面， 泉哲称： “观总督政治， 曾为几何之贡献， 余辈则欲断其为无有也”， 如公学校， 所收之学龄儿童， 不过希望入学者的十分之一， 至于上级之学校， 所收台湾学生 “其数唯以只手计之可尽”， 且公学校实际仅有四年之教育， 而中学亦呈内地中学二三年之学课， 无怪乎 “被视为台湾劳动者养成所， 或纳税器械制造所， 实最所遗憾者也”。 作者还鼓励台湾人民自强自立， 充分认识 “台湾非总督府之台湾， 实为台湾岛民之台２９１

１９２０ 年前后的期刊与台湾新文学的兴起湾”， 文化教育 “若尽举之付诸总督府之手而岛民全部采取事不干己之态度， 则不能不谓为使岛民之前途， 失却光明也。 夫物质的之富， 内地人或得取之而去， 至精神的之富， 则何人所不能夺者也。 岛民诸君， 若以台湾岛为诸君世界上唯一之居所， 则当自进而图文化之增进”。 他认为台湾应广设小、中、 大、 实业、 高等、 专科等各类学校， “吾意岛民果自断行如此之大决心，无论何人亦无可抗之理由， 且信内地之有志者， 必起而赞助如斯之美举”。 台湾岛民之目标， 在于自治的台湾， 然自治民族之资格， 第一在教育的普及，第二在经济的自立， 虽然由于时势所迫， 殖民当局容或放宽一些限制， 但“岛民诸君之幸福， 不宜坐待总督府之设施， 而必自当其任， 此余辈所以促诸君之一大奋发也”。 该文有两大要点， 一是指出日本在台湾表面上进行了一些经济建设， 但其实是出于经济掠夺的目的， 广大台湾民众并未受益； 二是鼓励台湾民众树立信心， 自我奋发， 自图精神文化方面的增进， 不能等待总督府的施舍， 如此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作者的看法 （如对殖民现代性的认知以及对思想启蒙和 “本土化” 的强调） 是十分深刻的， 对此后台湾文学文化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一位日本人能够达到如此的认知水平， 是难能可贵的， 而台湾民众由于缺少接受教育的机会， 一般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认知水平，这就需要从部分日本进步人士那里吸取一些思想观念。 这也可解释局限于岛内的传统文人与到东京留学的青年所办刊物之间为何会存在一些区别。留日台湾学生的另一有利条件， 是可获得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思想奥援。 如在 “新民会” 以及 《台湾青年》 创办的过程中， 似乎都可看到 “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 的影子。 该会主任干事马伯援曾于 《台湾》 第 ４ 年第 １ 号上发表 《祝台湾青年》 一文。 该文开头就写道： “耶稣云 ‘人人是上帝子女’； 孔子曰 ‘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 吾人生于东方， 师于仲尼。 果信基督之道， 尊崇个人人格； 遵孔子之教， 主张人类同胞。 恐于日而曼、 撒克逊人种犹蛮行山林时， 而东方之相亲相爱相互相之理想， 已实现于地上……”， 这表现出融合西学和东学的特点。 接着文章将矛头指向帝国主义， 指出其为保证市场安全而划分势力范围， 占他人土地为己有， 掠夺工业原料等。 马援伯作为基督教机构的 “主任干事”， 本应对西方有较多认同和服膺， 然而他却对暴德强俄以及日本 “效颦欧美”， 取台湾为殖民地， “有强权无公理”、 “人类互杀之蛮行” 的 “帝国主义之侵略” 行径大加挞伐，并以本着 “东方大宗教家大教育家之主义” 的 “救正之道” 与台湾青年共３９１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勉。 马援伯本为同盟会会员， 曾参与武昌起义， 任孙中山大总统秘书， 热衷于宣传新思想， 在家乡创办实业学校。 与祖国人士的这种关联， 或许为《台湾青年》 诸君提供了后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 “取火” 的渠道。总之， 近代日本既是台湾文人吸收西方思想的地方， 也是他们沟通中国大陆的桥梁， 而在大正时期的民主氛围下， 日本知识分子中不乏有识之士，因此这为到日本留学的台湾青年， 提供了开阔视野， 接受新思想的有利条件， 这是大多身处殖民统治下， 思想和行为都受到某种限制， 且因知识结构等原因， 目光仅停留于新旧过渡中的清末民初文学上的 《台湾文艺丛志》文人群所无法相比的。 因此， 开创台湾新文学的任务， 就历史地落在这些到日本或直接到祖国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 （如张我军、 施文杞等） 的身上了。１９２４ 年， 当张我军在台湾发动 “新旧文学论战” 以催生台湾新文学时， 连雅堂在其编辑的 《台湾诗荟》 上首先出来应战， 虽然他的维护汉文不绝的民族意识和动机与台北亲日文人的沉迷于游戏的击钵联吟和谄媚巴结权贵的行径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也绝非张我军主攻的目标， 但此举毕竟显示了旧式或新旧过渡式传统文人的某种局限。尽管如此， 但并不等于只有 《台湾民报》 一系对台湾新文学的产生发挥了作用， 其实 《台湾文艺丛刊》 一系也具有一定的功用。 这种情况与晚清民初， 中国文学现代性和中国新文学产生的情况相似。晚清 “小说界革命” 的要旨在于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 即梁启超所谓“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与此相似， 台湾文人对文艺的社会功能也有明确认知， 他们甚至要让文艺承担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任务。 在彰化崇文社的课题征文中， 于 １９２０ 年 ５ 月 （其时 《台湾青年》 尚未创刊）曾有 “戏剧改良论” 一题。 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干将的杨肇嘉写了两篇应征。 其一写道： “文明之利器有三， 演戏亦居其一。 盖开化之道， 与新闻同功也。 闻之欧西各国， 多有利用演戏， 唤醒愚人之迷梦， 以作社会之木铎”， 故国家之举动， 官僚之行为， 苟有一二劣迹， 今日事未行， 明日戏已演， “我台而欲改良戏剧， 舍此奚法”？① 为此， 革除旧小说、 戏剧中与此任务不合的诸多弊端， 如充斥着的迷信、 淫秽等因素， 确实是当务之急。 许氏美玉在同题文章中则写道： “若 《长生乐》， 不以仙丹为宝， 而尽力于卫生；４９１① 杨肇嘉： 《戏剧改良论》， 《崇文社文集》 卷三， 彰化： 台湾崇文社， １９２７， 第 ５３ ～ ５４ 页。

１９２０ 年前后的期刊与台湾新文学的兴起若 《百岁坊》， 不以显者为贵， 而成功于劳动； 若 《买胭脂》、 《卖火炭》，猥亵之处， 削而除之， 恋爱之情， 神而化之； 若 《诛仙阵》， 易以当代理化之实验； 若 《打擂台》， 改以我邦角力之实习； 若 《青竹丝》、 《朱雀关》，则专注乎侦探之术； 若 《打严嵩》、 《斩延寿》， 则直发其浩然之气； 若拜斗祭江， 极写忠臣节妇之苦衷； 若托孤去位， 极言爱国忘家之气概。 以感发善心， 惩创逸志， 中人生喜怒悲惨之节， 而得天地春夏秋冬之序也。 岂不懿哉， 岂不懿哉！”① 尽管它仍未脱离以传统道德为主轴的轨道， 但其追求现代文明、 改良旧文学的趋向， 是很明显的。在 ２０ 世纪初期的新旧交替时代， 台湾传统文人尽管外出机会不多， 但通过书籍报刊等传播管道， 也逐渐形成了 “开拓思想上四通五达之路” 的观念。 如署名 “一六生” 者所撰 《大食主义论》 一文写道： “倘是文明之最大忌物， 交通不便是也， 此不啻物质上之大忌者也， 精神上思想上亦是最大之忌物也。” 作者深自警醒： “过去吾人之思想卑劣， 精神萎缩， 未知世界，未见大势……终至于大受病毒而鬼脉阴阴， 暮色沉沉”， 而 “回春之唯一手段， 猛然醒， 翻然悟， 大开中门， 天下料理， 排列于眼前， 而后挥吾大手，开吾大口， 无如取其大食之主义， 愿同胞兄弟姊妹， 为大欲之人， 为大食之人”。 作者针对当时传统文人闭塞守旧的主要病症， 首先强调 “大食”， 最终又保有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的理性、 周延立场： “今立于大食主义途头之吾人， 率先解放意志， 自由选择善恶是非， 而后取其可者而大食， 取其非者而排泄”②， 实在难能可贵。这种大胆与外界交通， 广收博取以充实自己的开放观念， 甚至落实于对作家的创作准备的要求上。 《台湾文艺丛志》 曾刊载大陆作者中州逸民的《论小说家宜注重游历》， 该文指出： “他人而不能尽知天下事， 犹可无妨，若小说家则断乎不可不知， 盖既已称为小说家， 不可不深悉社会情状， 而吾国之社会情状， 则各地不同， 不深历其境， 则乌从而深知乎？ 小说为通俗教育之一端……当然有移风易俗之责， 而移风易俗之最有功效者， 莫社会小说若。 社会小说在小说界中， 实占第一重要位置， 试问不知社会情状者， 能撰５９１①②许氏美玉： 《戏剧改良论》， 《崇文社文集》 卷三， 彰化： 台湾崇文社， １９２７， 第 ５４ ～ ５５页。一六生： 《大食主义论》， 《台湾文艺丛志》 １９２１ 年 ２ 月， 第 ３ 年第 ２ 号， 第 ３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社会小说乎？ ……其次， 小说之作法， 求文胜不如求意胜， 文胜犹易， 意胜则难乎其难……再次， 小说家之心胸， 宜开拓而不宜郁结； 小说家之头脑，宜清新而不宜陈旧……不可不借游历之力， 以开拓其心胸， 清新其头脑也。”① 《台湾文艺丛志》 刊载此文， “当是期望借此有助于革新台湾之小说界”②， 无论是对小说作为通俗教育手段发挥移风易俗的社会功效的认知，还是对小说家脚踏实地了解社会情状以为创作之资的强调， 都与稍后五四新文学阵营中的 “人生派” 的文学主张极为相似。 因此 《台湾文艺丛志》 等对于台湾新文学的产生， 其实也有其不可否认的推动之功。孔范今主编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曾对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潮流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有如下表述： “也许为现在的读者难以理解， 曾经以反对 ‘消闲’、 ‘娱乐’ 为其特征发展起来的五四新文学， 却是首先靠近代以通俗化为特征的文化叛离从传统文学的禁锢中解脱出来， 并开辟了道路的。严复、 夏曾佑、 梁启超等人当初正是从小说的 ‘通俗性’ 魅力中发现了小说的无可替代的巨大社会教化作用的， 虽然他们提倡小说的命意在于其历史变革作用的实现， 但并未在雅、 俗问题上划一道清晰的界限。 因此， 随之而起的， 倒是一个规模更大而且难以界分其雅、 俗的通俗报刊和通俗小说的热潮……随着对服务于历史目的的严肃主题的强调， 这种通俗的文学屡遭挞伐， 并自然地游离于历史性的文学主潮之外， 但它却在未曾终止的实际接受需要中长期存活， 且时有发展。”③ 将这一描述移用于 ２０ 世纪前半期台湾文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过程， 也是可以的。五　 形塑日据中后期台湾文坛基本格局《台湾文艺丛志》 系列和 《台湾民报》 系列不仅在台湾新文学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前者具有开先机的启动作用， 后者具有毕其功的主要作用———而且奠定和形塑了整个日据时代台湾文坛 “新 （严肃） 文学”６９１①②③中州逸民： 《论小说家宜注重游历》， 《台湾文艺丛志》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第 ３ 年第 ７ 号。 转引自黄美娥 《重层现代性镜像： 日治时代台湾传统文人的文化视域与文学想象》， 台北： 麦田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５２ 页。黄美娥： 《重层现代性镜像》， 第 ５３ 页。孔范今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７， 第 ３２ ～ ３３ 页。

１９２０ 年前后的期刊与台湾新文学的兴起和 “传统 （通俗） 文学” 两大脉络 （阵营） 同时并存、 相互颉颃的基本格局。 新文学阵营继 《台湾民报》 之后， 有 《人人》、 《南音》、 《福尔摩沙》、《先发部队》、 《台湾文艺》、 《第一线》、 《台湾新文学》、 《风车诗志》、 《缘草》、 《台湾文学》 等刊物 （不含殖民当局或西川满等日人创办的 《华丽岛》、 《文艺台湾》、 《台湾文学》 等众多的大小刊物）， 其特点是采用白话文 （包括汉语和日语）， 属于纯文学或严肃文学的范畴， 是台湾知识精英从事思想启蒙、 民族运动、 革命斗争或艺术追求的园地或阵地 （即使是以文艺大众化为根本宗旨的各种活动， 如 “台湾话文” 运动， 也是出于启蒙的目的）。 另一个则是传统文学阵营， 继 《台湾诗荟》 之后， 尚有 《台湾诗报》、 《三六九小报》、 《诗报》、 《南雅》 以及 《风月报》 系列 （含先后接续的 《风月》、 《风月报》、 《南方》、 《南方诗刊》） 等。 其特点是语言从文言（古典诗文作品）、 半文半白或文白相兼 （如 《三六九小报》） 过渡到白话文 （ 《风月报》 中的通俗小说部分）， 作品一部分是传统文人的古典诗文创作， 另一部分则是通俗文学创作 （亦称为 “大众文学”）， 包括数量颇大的通俗小说以及许多娱乐休闲趣味性专栏， 主要是市民大众于茶余饭后消闲娱乐之用。 如由连横、 赵云石等南社成员筹办的 《三六九小报》 一创刊， 就有“说海”、 “史遗”、 “谐铎”、 “笔记”、 “杂俎”、 “太空论坛”、 “评古录”、 “常识”、 “开心文苑”、 “滑稽诗坛”、 “古香杂 （小） 拾”、 “黛山樵唱”、 “公开栏”、 “花丛小记”、 “新声律启蒙”、 “鬼话” 等栏目。 其中 “说海” 刊登长篇或短篇小说， 包括侦探、 武侠、 神怪、 言情、 科幻等通俗小说类型； 博人一粲的滑稽笑话类作品占有一定比重； 刊登丘逢甲的 《台湾竹枝词》 等的“古香杂拾” 以及 “征诗” 为古典诗词留下些许空间； 此外则是历史掌故、花月新闻 （介绍艺妲等风月女子的身世遭遇、 才艺容貌等）、 知识小品、 琐事逸闻等。 毛文芳以 “情欲主题”、 “琐屑形式”、 “诙谐风格” 来概括其书写视界， 称其 “创造了诙谐话语的公共空间， 注入情欲感官的享乐窥探，以琐屑用物拼凑台湾都会的日常生活版图”①， 可说颇为妥切。应该说，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的中国大陆文坛， 同样存在着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同时并存的格局。 在晚清民初就大量存在的通俗文学创作， 在７９１① 毛文芳： 《情欲、 琐屑与诙谐——— 〈三六九小报〉 的书写视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台北，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第 ４６ 期。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１９１９ 年后继续存在着， 这一点海峡两岸颇为相似。 据季宵瑶 《近代上海小报的话语策略与自我定位》 所述， 以刊载趣味消遣性内容为主的 “小报”，清末就开始在中国发展， 到 １９２０ 年代趋于繁荣， １９２５ 年至 １９３１ 年间上海小报发展到最鼎盛时期， 数量一度达到 ８５５ 种。① 或可合理推测， 台湾 《三六九小报》 的创办， 与上海小报的盛行或有一定关系。 而在 １９３９ 年的北京（当时为日本占领的沦陷区）， 却出现了 《三六九画报》 这几乎同名的综合性通俗期刊。 也许只是巧合， 但至少说明了两岸文坛的 “异域而同文心”的某种相似性。然而新文学产生后的两岸文坛， 似乎有很大的不同， 这就是： 在大陆，旧文学的主流地位为新文学所取代， 整体走向萎缩和衰颓， 旧体诗词仅为某些作家文人偶一为之、 抒写情怀的文体， 而不再有思潮、 集团意义的呈现。笔者不能轻易下一确切的论断， 但从一些文学史著作中或可略窥一二。 一般的文学史著作中很少提及五四之后的传统诗文创作情况。 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是一部将 ２０ 世纪内地、 香港、 澳门、 台湾的严肃文学 （纯文学）、 通俗文学和旧体诗文放在一起通盘考察的著作。 该书的 “上编（１８９８ ～１９１７）” 中涉及了较多旧体诗文创作情况， 包括维新派的诗文创作，章炳麟、 苏曼殊及南社的创作， 台湾诗坛情况等， 甚至列出专章 （即第六章） 论述 “与新文学并存的旧体文学”。 在该书的 “中编一 （１９１７ ～１９７６）” 中， 也列出专章 （第三十章） 论述 “仍占一席之地的旧体诗词”，但主要介绍一些名人的偶一为之的诗作， 其不足 ２０ 页的篇幅， 与全书一千六百多页的篇幅相比， 说其 “萎缩”、 “衰颓” 也宜。 然而在台湾， 却有颇为不同的情况。 据许俊雅 《日治时期台湾诗社系年表》②， 除成立时间不详者外， 自日本据台后， １８９５ 年至 １９１０ 年间新成立的诗社有 ９ 个， 从 １９１１ 年起诗社数量有较快增长， 从 １９２０ 年起， 则呈爆发式剧增态势， 在 ３０ 年代最多时达数百个， 并有延续甚久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传统诗文刊物出现， 如《诗报》、 《风月》、 《南方诗刊》 等。 １９３２ 年初的 《南音》 上， 陈逢源发表了 《对于台湾旧诗坛投下一巨大的炸弹》③ 一文。 从文中提到的当时 “诗社８９１①②③季宵瑶： 《近代上海小报的话语策略与自我定位》， 《新闻大学》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许俊雅： 《台湾写实诗作之抗日精神研究》， 台北： “国立编译馆”， １９９７， 第 ３５５ ～ ３７１ 页。陈逢源： 《对于台湾旧诗坛投下一巨大的炸弹》， 《南音》 １９３２ 年第 １ 卷 ２ 号、 ３ 号。

１９２０ 年前后的期刊与台湾新文学的兴起林立”、 “诗人辈出”、 “文运的兴隆”、 “空前绝后” 等情况， 可知台湾的“旧文学” 并没有被 “新文学” 所冲垮， 反而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 １９３７ 年 ６月台湾报纸汉文栏全面废止之后， 仍有 《风月报》 （后改名 《南方》、 《南方诗坛》）、 《诗报》、 《孔教报》、 《崇圣道德报》 等， 以全部或部分篇幅作为传统诗文的发表园地。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１ 日出版的第 １３１ 期 《风月报》 上刊出了 “元园客” （黄晁传） 的 《台湾诗人的毛病》， 列举的 “毛病” 有七。黄晁传在 ２０ 年代时曾以 “黄衫客” 为笔名与张我军进行论战， 此举也可说是传统文人的倒戈一击、 自我修正， 但却如巨石入水激起千层浪， 引发了一场大论战。 应战一方主将乃当年以 “郑军我” 为笔名参与新旧文学论战的台南诗人郑坤五。 论争一方强调文学要有社会性、 时代性， 要表现真情实感， 反对模仿、 做作， 另一方则更注重于艺术形式的完美和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 反对承担社会使命， 因此这可被视为 ２０ 年代 “新旧文学之争” 的延续。这场所谓 “台湾诗人七大毛病” 的论争延绵年余， 刊文数百篇， 为台湾新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论争之一。 它再次说明， 在台湾新文学运动发生将近 ２０ 年后， 新、 旧文学双方仍势均力敌， 新文学并没有将旧文学 （或称 “传统诗文”） 打垮。 这与大陆的情况有很大区别。 其原因之一在于， 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改变台湾民众固有的汉民族认同， 在台湾肆行压禁汉语，推广日语， 而大多数台湾同胞对此都采取积极或消极的对抗姿态， 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 他们往往寄情于文化的传承， 通过结社联吟， 创作汉诗， 力图“保存国粹以延一线斯文于不坠”。 张我军等引入五四文学革命的理念和创作， 使得 ２０ 年代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有如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台湾版， 然而其后新、 旧文学的颉颃格局却有很大不同， 台湾新旧文学同时并存、 势均力敌的局面堪称台湾文学在特定时代环境下为中国文学整体提供的特殊经验。９９１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１９６０ 年代的台湾 “现代化” 文化　 ———基于个人经验的回顾　 吕正惠１９４５ 年日本战败， 台湾重归祖国怀抱。 １９４９ 年， 国民党在内战中溃败，由于美国干预中国内政， 国民党政权确立了在台湾的统治。 在 ２０ 世纪四五十年代， 一批大陆文人随着国民党到达台湾， 但是， 真正对战后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却是当时大多还在十岁左右 （生于 ３０ 年代后期） 的小学生和初中生。 他们主要是在国民党的体制下完成中学、 大学教育， 并在 ６０ 年代逐渐成为台湾当代文学的中坚。 这一代最主要的代表是小说家白先勇、 王文兴、 陈映真、 黄春明等， 诗人余光中、 洛夫、 痖弦、 杨牧等。 一直到现在， 台湾评论界仍然承认他们的影响与地位， 虽然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如今已停笔了。１９５０ 年左右， 国民党为了确立它在台湾的统治基础， 展开了几个重大行动。 首先， 它在台湾进行大整肃， 对公开的以及潜藏的 “倾共” 分子，不分省籍地加以逮捕， 有的枪决， 有的关押。 据至今仍活着的左翼老政治犯私下估计， 当时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２ 年） 约有 ４０００ 人被枪毙， ８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人被处各种徒刑 （包括无期徒刑）， 被秘密处死的人 （这些主要是外省人， 特别是军人） 的数量则无法估计。 这一大规模的白色恐怖， 使得其后 ２０ 年间台湾知识分子噤若寒蝉， 谈政治而色变， 也使得各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书刊和言论， 在 ２０ 年内几近绝迹。其次， 国民党下令， 凡一切 “附匪” （共产党员及同路人）、 “陷匪”（人在大陆） 的作家或学者的作品、 著作一律列为禁书， 这就使得台湾的知识分子在十多年间几乎读不到什么现代文学作品和现代学术著作。 朱光潜的００２吕正惠，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文学学系教授。∗∗

１９６０ 年代的台湾 “现代化” 文化《文艺心理学》 长期是不标作者姓名出版， 外国文学只有完全不涉及政治的才可以印行； ３０ 年代的文艺书刊只能从旧书摊上找， 但在这里， 没有人敢公开摆放鲁迅、 茅盾、 郭沫若等人的书， 想看的人只能偷偷地买， 但还是极难找到 （大部分老板不愿冒身家性命之险来卖）。 因此， 台湾年青一代的文学教育基础是极其薄弱的。国民党官方唯一鼓励的是 “反共文艺”， 文学作品以宣传 “反共” 为最大目标， 并设立各种文艺奖来加以鼓励。 结果是， 不久之后， “反共八股”的名称就已出现在一些评论中。 除了为获得奖金， 以及博取国民党欢心， 因而谋取好职位之外， “反共文艺” 可说很难得到一般人的认同。文艺的复苏是在国民党中的自由主义派的倡导和扶持之下悄悄进行的。这类期刊有， 雷震主持的 《自由中国》 的文艺栏， 以及台大外文系教授夏济安主编的 《文学杂志》。 自由派在支持 “反共” 政策的前提下， 希望文学走 “纯文学” 的路， 不要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在当时的情势下， 这种自由派的文学主张逐渐走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方向是容易解释的。 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绝大部分被禁， 以前所翻译的外国文学只有完全不涉及政治的才有人敢于翻印， 这些作品 （主要是 １９ 世纪的小说） 虽然可以引发阅读兴趣， 但却不容易成为学习的对象。 相比之下， 那些基本上还很少被翻译、 必须透过英文去阅读的外国现代小说就成为最佳的选择。 这些作品， 技巧创新， 又几乎不涉及政治， 完全可以放心学习。国民党在大整肃之后， 又实行土地改革， 并推行经济的现代化， 这一切主要是在美国的指导下进行的。 “现代化” 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指导，在此之下， “现代文学” 也就有点荒谬地和 “现代化” 挂上钩， 并逐渐成为风尚了。不过， 国民党虽然着力在经济上实现 “现代化”， 但却不鼓励思想上的“现代化”， 因为它是跟所谓 “自由”、 “民主” 等连锁在一起的。 国民党的教育提倡的是 “中国文化”， 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中最合乎 “封建道德” 的那一套， 这完全不能吸引青年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向往的是 “现代化”， “自由” 与 “民主” 成为国民党政权在 ５０ 年代后期、 ６０ 年代前期最大的潜在敌人。 向往 “现代主义文学” 的年青一代， 其实是把他们的文学倾向和 “现代化”、 “自由”、 “民主” 有意识、 无意识地连接在一起的。 就这样， 当 ６０年代宣扬自由主义、 不遗余力地反传统的 《文星》 杂志创刊时， 现代主义１０２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文学已经在年轻知识分子之中取得了文学上的 “霸权”。 而在 ５０ 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类作家， 也终于为战后的台湾文学确立了主要的风貎。以上是对 １９６０ 年代台湾文学的政治、 社会背景所做的简单描述， 以下讲笔者在 ６０ 年代的成长经验。１９６０ 年七八月间， 我们家从台湾南部嘉南平原上一个极小的村落， 搬到台北市。 我 （当时 １２ 岁） 不久即进入赁屋附近的小学就读， 完成最后一年 （六年级） 的小学教育。 一年后， 我很幸运地在台北市的联考中发挥出色， 考上台北最好的初中大同中学。 过了三年， 我又考上台北市最好的高中建国中学。 在高中这三年， 从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到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 我才初步了解台北市精英知识分子文人圈的一点皮毛。我所生长的农村， 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气息。 我母亲没有受过任何现代教育， 父亲接受了日本的小学教育， 会讲简单的日常会话的日语， 光复后还学会了简单的国语 （普通话）。 据我所知， 他的文化程度大概仅能让他勉强阅读报纸、 历书和算命书。 我在乡下时就很喜欢读书， 但除了学校课本外， 完全无书可读。 我只能从收音机收听歌仔戏和布袋戏， 只有那里面的故事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在台北市读最后一年小学和三年初中时， 我所能发现的唯一的课外读物， 就是旧的章回体小说， 那里面讲了很多歌仔戏和布袋戏中说得不全的故事， 还有更多没听到的故事。 我们那个贫穷的移民圈中， 没有一个长辈有能力告诉我， 那些书不值得读。 初中时， 我意外发现了 《东周列国志》 和历朝通俗演义 （很久以后才知道是蔡东藩编写的）， 这样， 我阅读的等级就提升了一级。 我曾经只能长久瞪视着学校图书馆玻璃柜中的二十四史， 因为管理员跟我说， 这些书是不能借的。就这样， 在进入建国中学前， 我只有三方面的知识： 教科书的内容、 国民党的宣传教育内容 （反共抗俄、 三民主义、 复兴中华文化等， 这些都是在学校学到的）， 还有， 通俗中国历史 （章回小说、 历朝演义）。建国中学满足了我的旺盛的求知欲。 图书馆有相当大的阅览室， 陈列各种杂志， 我几乎每天中午午休时间都会去随便翻阅。 图书馆的书相当多， 可以外借 （大同中学三年， 我没有从图书馆借过一本书， 事实上也没多少书）。 虽然一个星期每一年级只能轮到两次 （三年级只有一次）， 虽然当时借书很不方便， 要查卡片， 要填借书单， 要排队等书等， 有时候还没等到２０２

１９６０ 年代的台湾 “现代化” 文化书， 上课铃已响了， 但我还是借了很多书， 不过很少读完， 因为想摸到更多的书。对我来讲， 最为重要的是， 我开始接近台湾精英文化圈的边缘 （这是后来回顾时才发现的， 当时的我很迟钝， 没这种感觉）。 高二时， 一个同学带我到美国新闻处。 美新处就在建中旁边， 阅览室极宽敞、 舒适， 又有冷气（在当时的生活中， 冷气极难得）， 还有美轮美奂的美国大百科和各种英文杂志。 进出里面的人百分之八十是建中的学生。 我的同学显然是把这里当作乐园一样看待， 我后来才了解， 建中较活跃的学生， 在那时就已是 “美国迷” 了。建中和我的某些同学对我最重要的影响， 是让我知道了 《文星杂志》和 《文星丛刊》。 《文星杂志》 １９６５ 年 １２ 月就被国民党查禁了， 之后我才知道有这个杂志， 所以根本没机会看到。 但人家告诉我要看李敖的 《传统下的独白》， 我看了， 很受刺激， 记得里面一句很有名的话： 占着茅坑不拉屎， 骂一些知识界的名人， 年纪那么大了还不退休 （我记得主要骂李济和沈刚伯）。 这一篇名文叫 《老人与棒子》， 登在 《文星杂志》 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号上， 让 《文星杂志》 一炮而红。 我还记得， 李敖的书上还大声宣告， 要“全盘西化”。 他说， 要西方文化， 不能挑着要， 只挑好的， 不要坏的， 这不可能； 要西方文化， 连西方梅毒也得要， 这样， 才学得到。 他说， 要兼收中、 西文化的长处， 这是骗人， 根本不可能。 我接着又读李敖的 《胡适评传》 第一集 （后来没出续集）， 这才真正接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当然， 这是胡适观点的五四运动； 左派观点的五四运动， 十多年后才知道）。李敖对我们那一代人的意义是非比寻常的。 从 １９５０ 年起， 国民党完全控制了台湾的教育、 文化、 出版和新闻。 官方所宣传的就是， 反共复国、 复兴中华文化和三民主义， 一个人到了高中， 再也不能满足于这样的思想范围， 凡是有朝气、 有求知欲的人， 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 李敖的文章像一颗炸弹一样， 炸开了我们心中的堤防， 让我们想要往外追求一些新的东西。 记得当时的 《建中青年》 登过一篇学长的文章， 叫做 《液态空气时代的思想》， 说台湾的文化界就像凝固的液态空气， 需要一点火花让它炸开，好让空气流动起来。 这篇文章说出了我们那些高中生的苦闷和希望， 而李敖就是我们需要的火花。《传统下的独白》 和 《胡适评传》 都编在 《文星丛刊》 中， 于是我开３０２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始想尽办法存钱购买 《文星丛刊》 （那时候家里还很穷）。 《文星丛刊》 从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开始出书， 一次出十本， 四十开本， 便于携带， 价钱又定得比一般书籍便宜。 《文星丛刊》 改变了台湾出版业的格局， 可以说， 自从有了《文星丛刊》， 原本几乎一片荒漠的台湾才开始有了文化。 我相信， 我们那一代的读书人都要感谢 《文星丛刊》， 我们几乎是从这里开始了解教科书以外的知识的。举例来说， 我是从 《文星丛刊》 中接触到台湾的当代文学的。 我最早读到的是余光中的作品， 他的书卖得很好， 我每一本都买。 我最早读到的现代诗是他的 《莲的联想》 和 《五陵少年》， 但对我影响更大的是他的两本散文集 《左手的缪斯》 和 《掌上雨》。 余光中喜欢写论战文章和评介文章， 这些文章把我带入台湾文坛， 于是， 我在他的文章的引导下买了 《文星丛刊》 中的周梦蝶、 叶珊 （后来笔名改为杨牧）、 白先勇、 王文兴等当代作家的作品。在 《文星丛刊》 之前， 这些作品都只登载在印量极少、 发行范围极有限的文学杂志上 （如夏济安主编的 《文学杂志》、 白先勇创办的 《现代文学》）， 现代诗集几乎都是诗人自掏腰包印行， 不是圈内人很难买到。 从《文星丛刊》 的作品中， 我才知道如何到旧书摊上买过期杂志， 到周梦蝶所摆的书摊上买现代诗集。 所以， 是余光中和 《文星丛刊》 把我带入现、 当代文学这个领域， 这也是我至今还对余光中怀有一份复杂感情的原因。当然， 《文星丛刊》 不是只有文学， 还包括历史、 思想、 文化等各类书籍。 整体来看， 《文星丛刊》 重视文化评论， 好像有意跟僵化的国民党教育体制打对台， 当时不论是赶时髦， 还是具反叛性的高中生、 大学生， 大概只有很少人没读过 《文星丛刊》， 它的影响力比 《文星杂志》 还要大。 国民党政权忍无可忍， 终于在 １９６８ 年 ４ 月 “勒令其停业”， 那时候是我大学一年级的下半学期。 在关店前的廉价大拍卖中， 我不知道去了多少趟文星书店。十多年后我才听说， 文星集团是陈诚背后支持的， 而陈诚则是美国背后支持的。 美国就这样借着文星集团让我们整个世代的知识青年了解了跟“现代化” 和 “民主” 这两个核心观念有关系的一切事物。在文星书店停业前的七个月， 即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 一个非常有眼光的旧书店老板在一些人的影响下， 开了志文出版社， 开始出 《新潮文库》。 《新潮文库》 全部是翻译书， 最早的两本是 《罗素回忆集》 和 《罗素传》， 那时我刚进台湾大学两个月。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当时台大文学院的学生， 很少４０２

１９６０ 年代的台湾 “现代化” 文化人敢说他没读过这两本书， 因为那一定会被讥笑。 这两本书为 《新潮文库》在大学校园的流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其出版后的十年中， 我都随时会注意《新潮文库》 又出了哪些书。 请看一下这些名字： 叔本华、 厨川白村、 罗曼·罗兰、 海明威、 毕加索、 尼采、 川端康成、 雅斯培、 弗洛伊德、 毛姆、 卡夫卡、 赫胥黎、 弗洛姆、 芥川龙之介、 康拉德、 赫塞、 托马斯·曼、 怀海德、索尔仁尼琴、 三岛由纪夫、 齐克果……这是书号为五十号之前的图书的作者， 我还可以再继续列下去。 大学时代， 我的有关外国 （当然主要是西方）文化、 思想的知识， 至少百分之六十是来自 《新潮文库》， 而且 《新潮文库》 还拓宽了我的眼界， 让我知道如何找其他的书籍来读。６０ 年代后半期， 台湾经济明显好起来了， 大学生活比较宽裕， “现代化” 使大家对新知识充满了渴望， 《新潮文库》 真是及时雨。 如果说， 高中时代我们要感谢文星， 那么， 大学时代我们就要感谢志文， 两个老板， 萧孟能和张清吉， 都应该写入戒严时代的台湾文化史中。以 《文星丛刊》 和 《新潮文库》 为代表的文化取向弥漫整个台大校园，特别是文学院。 大学前两年 （即 １９６７ ～ １９６９ 年）， 我特别热衷于听演讲，演讲的内容主要是文化和文学、 艺术。 重视文化， 是因为台湾正在 “现代化”， 文化正在改变， 又因为几年前李敖提倡全盘西化， 这引发胡秋原跟他论战， 最后打官司相互控告， 而这事实上又是台湾现代化所引发的议题。 当时是不能谈政治的， 谈政治太危险， 随时可能被捕， 谈历史和社会也不妥，因为那会涉及政治。 这样， 文学、 艺术就成为大家喜欢的对象。 在现代化的大趋势之下， 文学和艺术当然也必须是 “现代” 的。 所以五四以来惯用的“新诗” 和 “新文学” 被置换成 “现代诗” 和 “现代文学”。 要说当时台湾对西方现代主义有多了解， 那其实是假的， 但只要有 “现代” 这两个字，大家就喜欢， 所以大学流行办现代诗、 现代文学的演讲。 现代诗的演讲似乎更多， 因为现代诗最 “现代”， 走在其他文类之前， 其次大概是现代画， 因为它 “抽象”， 大家看不懂。 总之， 好像越难了解的越现代。 纪弦和余光中的演讲我都听过。跟这个趋势有关的就是留学。 大家都知道台湾社会因戒严而闭塞， 所以大家毕业后一定要出国留学， 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正的、 最好的现代社会，当然， 当时所指的一定是美国。 台湾大学是台湾最好的大学， 台大毕业生中至少有百分之七十 （可能还要更高） 到美国留学， 所以， 当时有一句顺口５０２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溜， 叫 “来来来， 来台大； 去去去， 去美国”。 当然， 留学是要举债的， 许许多多的父母为了让子女到美国去， 自己再苦都可以忍受， 最穷的人， 那没办法， 只能当次等的人了———留学的人， 先天上就高你一等。事后回想起来， 我认为， 美国自从开始 “保护” 台湾以来， 就一直设计， 如何让台湾社会在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上倾向美国。 前面提到的， 美国新闻处设在建国中学附近， 美国背后支持文星集团， 都是例子。 美新处从经济上支持白先勇的现代文学 （每期都购买几百册） 也是一个例子。 最明显的例子是， 美国会选择文化界的新秀访问美国， 余光中和现代画家刘国松（余的好友） 都是因为受到邀请而更加有名。 陈映真跟我讲过， 他也被美新处注意到了， 但美新处的人发现他 “思想上有问题”， 所以就不再接触。 从这里可以看出， 美新处对台湾文化界是相当留意的， 并且做了不少工作。 台湾大学生留学美国那么方便， 我相信也是美国政府有意运作的结果。美国的影响还透过今日世界社来发挥。 今日世界社原来出版 《今日世界》 杂志， 表面上是世界报道， 其实是在宣传美国那一套现代化观念。 后来今日世界社也搞图书出版， 大半是美国历史和美国文学书籍， 主要的负责人是林以亮 （本名宋淇， 剧作家宋春舫的儿子）， 张爱玲也出力不少。 今日世界社的书籍的印刷， 在当时是最精美的， 用的纸张很好， 价钱却比一般书籍便宜， 我因此买了不少， 文学、 历史都买。 坦白说， 确实从这里得到不少知识， 对于美国文学的阅读， 大半来自这一套丛书。以上讲的是我在高中后面一年半到大学四年的亲身经历， 时间上是从１９６５ 年至 １９７１ 年， 是 ６０ 年代的中后期。 我们前面的那一代， 即白先勇和陈映真那一代， 可以说， 他们经历了国民党半封建的中国文化观和美国现代化文化观的交战状态， 我们经历的却是美国观念全面胜利的状态。１９７０ 年代以后， 台湾开始发生很大变化， 中间大约有五年的时间（１９７０ 年代中后期）， 是乡土文学的高潮期， 美国对台湾文化界一时失去控制 （主要归功于保钓运动激起的民族感情）； 但进入 １９８０ 年代， 美国又控制了大形势。 １９８９ 年， 当大陆陷入改革开放的困局时， “台独” 势力已在台湾站稳脚跟 （ “台独” 势力主要先从留美的台湾留学生中产生）， 这就证明，美国的影响全面恢复。在国民党政权和美国把大陆的情况对台湾知识青年全面封锁的状态下，我们只能从国民党的宣传和美国的宣传这两者之间选择一项， 大家都选美６０２

１９６０ 年代的台湾 “现代化” 文化国， 这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国民党的宣传毫无吸引力。 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６０ 年代。７０ 年代以后， 我看到了乡土文学论战、 “统独” 论战以及 “台独” 势力的嚣张。 “台独” 论对我刺激最大， 此后我才开始思考 ６０ 年代对我的意义。 我花了至少 ３０ 年的时间， 才看清楚 ６０ 年代对我们心智的影响有多深。我写过一篇文章——— 《我的接近中国之路》 （刊登在 ２００７ 年 《读书》 第 ８期）， 来反思这一段心路历程， 希望大家能够参阅， 这也可算是本文的后半部分。７０２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９０ 年代的台湾文学报刊　 古远清一　 惨淡经营的文学杂志文学杂志作为文学传播的载体， 是作家与社会直接联系的一种最佳的方法。 鉴于文学期刊能在文坛上呼风唤雨， 制造各种不同的文学思潮， 因此文学刊物和文学社团一样同是权力体制控制文艺创作的一种特殊形式， 这体现在五六十年代的刊物大都为党、 政、 军、 团所垄断上， 如 《文艺创作》 的经费来自政府， “国防部” 则办有 《新文艺》， “救国团” 经营有 《幼狮文艺》。 正如李瑞腾所说： “这些刊物通常编列有预算， 常有一个明显的契合出资者意图的发刊宗旨， 它们通常比较少市场压力， 于是就可能会有一种‘理想性’。”① 但问题恰好出在这里： 官方用体制化的方式导引或干预作家的创作和文艺理论家生产的品质， 造成这些主流刊物缺乏鲜明的艺术个性，可读性甚差。 它们的最大杀手不是市场而是预算： 一旦官方不给钱， 这些刊物就得关门。 《新文艺》、 《中华文艺》、 《文艺月刊》 这三个或多或少与军方有关的刊物， 正是在军中文艺路线的转向下停刊的。 但 《幼狮文艺》 并未因政治情势的急变而休克或死亡， 这是因为它经过改版并更换主编， 再加上它坚持面向青年的方针不变， 有较大的市场， 所以才生存了下来。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最值得重视的党营刊物是属中国国民党文工会的 《文讯》。它创刊于 “戒严令” 还未解除的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这时的 《文讯》， 还有 “战斗文艺” 的火药味， 如为 ５０ 年代反共文艺树碑立传的 《文学的再出发———１９４９ ～１９６０ 年的文学回顾》 专号。② 即使到了 ９０ 年代， 它被打上的政党烙印也无８０２❋①②古远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教授。李瑞腾： 《文学杂志的困境及可能的出路》， 《台湾文学观察杂志》 １９９３ 年第 ９ 期， 第 ７７页。《文讯》 １９８４ 年第 ３ 期， 第 ３ 页。∗∗

９０ 年代的台湾文学报刊法消除掉， 如 １９９５ 年出版的总 １０９ 期 《宋楚瑜、 黄大洲、 吴敦义的文化理念与实践》， 便成了选战文宣的一环。 由于是党办刊物， 故它一碰到经济危机， 便要接受政党的呵护： １９９７ 年， 《文讯》 被纳入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中央月刊》 之中， 作为 “别册” 形态面世。 到了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后， 又恢复单独出版， 这意味着它开始从政党挟持中解放出来， 恢复它注重人文关怀、紧扣文艺脉动和整理文艺史料的特色。 《文讯》 一直在风雨飘摇中前进。 国民党在成为在野党之后经费拮据， 因此便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 日宣布停止对《文讯》 的经营， 后 《文讯》 转为由 “台湾文学发展基金会” 捐助出版。这让 《文讯》 作者队伍具有包容性， 并且也让主事者努力超越意识形态局限， 以文化服务身份去策划各类专题， 这使它成为 ２０ 年来研究台湾文学最完整最丰富的资料库。 正因为 《文讯》 没有完全服从于政治的需要， 故它是国民党所办刊物中， 少数能在民进党中仍获推荐的， 它还 “在国民党内部渐成人事与经费的糜耗。 虽历年所办， 著见绩效， 亦仅成为无助于巩固政权之物， 食之无味， 弃之则可惜”①。在台湾整个政局扰攘不安、 社会乱象暴现和权威解构的年代， 最活跃的文学传媒不是公办杂志而是民营杂志。 民营刊物要有传媒机构作支撑则最为理想， 如希代出版社的 《小说族》、 林白出版社的 《推理》、 前卫出版社的《台湾文艺》。 其中由联合报系于 １９８４ 年创刊的 《联合文学》， 是当下台湾印刷最精美、 最专业的大型纯文学杂志。 它走的是前卫路线， 稿源来自内地、 香港、 澳门、 台湾乃至海外， 名副其实的是立足台湾， 胸怀中国， 面向世界。 它从创刊伊始， 就抱有将台湾最优秀的作品一网打尽的强烈使命感。虽然目标定得过高， 无法向读者兑现， 但它对台湾的当代文学发展确实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 ９０ 年代后期， 许多有创意的作品均在该刊亮相。 它透过小说新人奖与巡回文艺营吸引青少年作家创作出好作品。 在 ２０ 世纪末， “统派” 和 “独派” 的代表人物陈映真、 陈芳明， 在该刊开展了如何编写台湾新文学史的 “双陈” 大战， 给该刊增添了亮色， 也提升了该刊的发行量。文学杂志既是文学赖以生存的方式， 也是作家生存状态的一种展示。 为了使生存状态往良性发展， 一些刊物充分利用起学校的有限资源， 将杂志交由学校主办。 如台中明道中学创办的 《明道文艺》， 面向中学生， 几十年来９０２① 龚鹏程： 《老骥伏枥， 期再壮志千里》， 《文讯》 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第 ２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声誉。 淡江大学中文系 １９９９ 年赞助复刊的 《蓝星》 诗刊， 坚持抒情传统， 在校园文化中独树一帜。 在当代文学史上有地位的是创刊于 １９７２ 年、 由台湾大学外文系主办的 《中外文学》。 它创作与研究并重，打破了学院派刊物不登作品的惯例， 同时又保持学院派的学术水准， 所刊论文注释十分规范， 注意与国际接轨。 该刊 ９０ 年代的文学人脉， 不再是 《现代文学》 后期的遗老， 或以颜元叔为龙头的 “新批评” 家， 而是钟情于后现代、 后殖民、 酷儿理论的新世代。 该刊不断强化现代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对话的内容， 仅 １９９３ 年就推出过 “法国女性主义”、 “圣经与后结构主义”、 “电影与文化结构” 等专辑， 这对台湾文学界借鉴他民族之经验， 多有助益。民营刊物面临着市场的压力， 常常不能长寿， 如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创刊的《台湾文学观察杂志》， 本是 “知识人的自立救济， 小媒体在对抗日愈庸俗化的大传媒体”① 的一种勇敢行动。 它继承了学院派严肃厚重的学风， 使 ９０年代前半期文学评论的重镇转移至该刊。 虽然仍是由李瑞腾做总编辑， 但由于刊物分工不同， 《台湾文学观察杂志》 远比 《文讯》 更有理论的自觉。 再加上它没有 《文讯》 与官方合作的色彩， 故只要打开刊物， 一股学术研究的空气便迎面扑来。 但由于没有办公地点， 编辑也全是义工， 印数低至几百册， 市场规模很小， 因此只好于 １９９３ 年向读者告别。 后继者有张良泽主编的 《台湾文学评论》、 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印行的 《台湾文学学报》。 这两个刊物在 “台湾文学” 的旗帜下， 对本土文学的研究进行了动员， 为低迷的文学研究界添了一些温暖。 但这两个刊物读者面甚窄， 发行渠道又不通畅， 估计也会像 《台湾文学观察杂志》 那样化作腾空的烟火， 瞬息即灭。文学社团办刊， 在物欲横流的台湾显得过于奢侈和浪漫。 一般说来， 社团最好有自己的园地， 以便形成流派和风格。 如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创刊的 《台湾诗学季刊》， 一上场就令人耳目一新。 它在 “挖深织广， 诗写台湾经验。 剖情析采， 论说现代诗学”② 方面成绩斐然。 该刊特点是老将与新秀合流， 历史与现实兼顾， 创作与诗论荟萃， 相对过去曾有过的 １５０ 多种诗刊尤其是元老级诗刊的集团性格， 它带有整合色彩， 是台湾诗坛在传播功能日趋疲乏时０１２①②李瑞腾： 《编辑室报告》， 《台湾文学观察杂志》 １９９０ 年第 ９ 期， 第 ５ 页。《台湾诗学季刊稿约》， 《台湾诗学季刊》 １９９５ 年第 ６ 期， 第 ３ 页。

９０ 年代的台湾文学报刊的一支劲旅。 正如向明所说： “相较于四五十年代的老诗刊， 它的包袱最轻， 它的活力最旺， 它的同仁阵容最坚强， 它的目标最长远。”① 它制作的各种专题， 始终都能使人感到该刊蓬勃的朝气， 给海内外读者提供了台湾诗坛发展最真实的地图。 要了解 ９０ 年代台湾诗坛的创作风格与思潮演变轨迹，此刊是不可忽视的。 作为最具凝聚力诗社 “创世纪” 所办的同名诗刊， 在９０ 年代仍不失为对 “现代诗投入最积极、 冲刺力最强的一群”② 的由女诗人涂静怡办的 《秋水》 诗刊， 仍保持着唯美的风格。社团办诗刊， 走的无不是精英取向的小众途径。 它不像 《联合文学》还可以拉到广告缓解发行压力， 而完全是靠几位同仁苦撑着。 它们在产销方面无法走上轨道， 但均有稳定的读者群。台湾与大陆的不同之处， 是办刊不需要审批。 在台湾， 刊物没有什么“中央级” 与 “地方级” 之分， 呈多元竞争的状态。 由同仁集资募款与兴办的本土化刊物 《台湾文艺》 （１９６４ 年创刊， 发行人巫永福）、 《文学台湾》（１９９１ 年创刊， 发行人郑炯明）、 《台湾新文艺》 （１９９５ 年创刊， 发行人何春木）、 《笠》 （１９６４ 年创刊， 发行人黄腾辉）， 按理说是 “地方级” 刊物， 可越是边缘， 他们越想改变现状， 建立自己的文学中心。 这些本土刊物所走的是一条反抗专制、 反抗霸权的路线， 其作者包含 “跨越语言的一代”、 “战后成长的一代” 和 “自力更生的一代”。 老中青三代诗人真诚地凝视社会现实， 突破文学思想模式的守旧局限， 鼓励参与母语创作， 用各种不同方式批判官方对本土派的压制， 表达了在野作家的共同反抗心声。 （进入 ９０ 年代后， 他们把以往的隐性抗争明朗化， 普遍以自己是不属于 “台湾作家” 为荣， 以开创 “台湾文学” 的格局为志业， 显示了 “南派” 文学杂志不同的政治取向， 与 “北派” 的 《人间》 丛刊、 《联合文学》、 《幼狮文艺》 大相径庭。 还有介于 “南派” 与 “北派” 之间的 《新地》 月刊， 它创刊于 １９９０年， 停刊于 １９９１ 年， 共出了 ９ 期。 虽然寿命不长， 但主编郭枫是民族主义者， 与余光中势不两立， 在刊物上登了不少本土意识根深蒂固的作家的作品。）从上面的叙述中， 我们大致可了解到台湾文学杂志惨淡经营和多元竞争１１２①②向明： 《诗人也要靠行吗》， 《台湾诗学季刊》 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７ 页。向明： 《小谈诗社诗选》， 《台湾诗学季刊》 １９９７ 年第 ９ 期， 第 ９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的状况。 这种情况的出现， 主要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下， 文学商品化成了最明显的取向， 沦为花瓶的严肃文学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 显得无足轻重。 这也是 《台湾新文学》 长期负债与亏损只好在 ２０００ 年出版至 １６ 期宣布停刊的原因。 另一方面， 电子声光媒体的冲击， 使咬文嚼字、 注意文字技巧的文学创作优势丧失， 静态的小说、 诗歌、 散文远没有如漫画和电视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但即使这样， 像郭枫主编的 《新地》 月刊旋生旋死、 转瞬无声后，文学杂志仍前仆后继， 代有传人。二　 走向没落的台湾文学副刊副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台湾出版的报纸受大陆的影响多设有副刊， 如 《台湾新民报》 就设有刊登文艺创作的副刊。 相对新闻报道来说， 副刊的内容比较轻松， 题材也是五花八门， 这种附张、 附页、 附刊对正张刊登的国内外大事和本地新闻， 起了一种补充和调剂的作用。副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专指文学副刊。 半个世纪来， 副刊对台湾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到 ８０ 年代中期十年间，大牌报纸的副刊几乎取代了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 成了文坛的同义语。 副刊所讨论的重大话题或掀起的文学论争， 常常造成轰动效应， 引起文坛的整体思考。 新进作家的崛起， 往往都需要报纸副刊的提携。 只要中了这些报纸的大奖， 便可以一举成名。 这种现象， 在内地、 香港、 澳门、 台湾均是罕见的。报纸副刊与文学杂志相比其最大的优势是发行量惊人。 台湾的大报早在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就有 ３００ 万份的发行量。 副刊的读者虽然没有这么多， 但减去三分之二， 也还有 １００ 万。 在二三十种副刊中， 其中最著名的是背后有庞大财团支撑的 《中国时报》 “人间” 副刊、 《联合报》 副刊。 高信疆于１９７３ ～ １９８３ 年执掌的 “人间”， 系人文精神的副刊典范， 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和文化上的引人注目的事情均积极参与。 它改变了从前副刊 “既与新闻无关， 又与人生无涉， 更谈不上激动人心、 传承历史、 创造文化等等的趣旨” 的呆板形象①， 从而走出了旧有的 “文艺” 格局， 开创了崭新的 “文２１２① 高信疆： 《一个概念 （副刊编辑） 的两面观》， 《爱书人》 １９７９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１５ 页。

９０ 年代的台湾文学报刊化” 天地。 它扮演的是煽风点火的角色。 而痖弦所执掌的 《联合报》 副刊，承继的是五四以来的纯文学传统。 它不似 “人间” 副刊那样前卫， 而显得较为沉稳。 这种文化副刊的不同风格——— “文学的、 社会的、 新闻的”， 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读者群， 如年轻人喜欢 “人间” 副刊的蓬勃向上， 中年人则觉得 《联合报》 格调高雅， 有大家之风范。由高信疆与痖弦分别执掌的两大报副刊， 可谓是棋逢对手。 这个 “副刊高 （信疆）” 与 “副刊王 （庆麟）” 聚合了不同的民间社会力量， 形成了“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公共领域”①。 两大报或倡导报道文学， 或鼓吹极短篇小说、 政治文学， 使副刊守门人由此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 其副刊也成了 “文学传播的权力磁场”②。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 副刊的文学霸权不断被新兴的文化杂志、 政论杂志及出版社所建立的消费系统所消解， 因而不再成为主导文坛权力的竞技场。 台湾报纸副刊也不再是两大报的天下。 在媒体权力重新分配时， 本土思潮的兴起， 使 《自立晚报》 副刊形成了反宰制言说的阵地。 从 １９８２ 年起， 诗人向阳接编的 《自立晚报》 副刊， 扮演了宣扬与 “中国意识” 相对立的 “台湾意识” 的角色。如果说， ７０ 年代后期两大报副刊是在进行商业较劲的话， 那么到了 ２０世纪末两副刊则处于 “本土的”、 “台湾的” 副刊与 “中国的”、 “两岸的”副刊相互冲突的状态。 前者以 《自立晚报》、 《自由时报》、 《台湾时报》、《民众日报》 四报副刊为代表， 后者的代表则为 《联合报》 副刊、 《中央日报》 副刊等传统上的右翼阵容。③副刊一般来说是 “大众传播运作的媒介工业”④， 但有时编者不愿做传统的花圃园丁， 而愿做媒体英雄， 因而副刊沦为编者文学或文化主张的实验园地。 如小说家张大春在 １９８８ 年出任 《中时晚报》 “时代” 副刊主编之后，便提倡 “新闻预设小说”， 并亲自动手写了 《大说谎家》， 解构了 “新闻反映现实” 这一合理性。 “探亲文学”、 “返乡小说”， 也是那些具有统派意识的编者透过 《联合报》 副刊、 《中央日报》 副刊投向文学市场的。３１２①②③④陈义芝： 《世界中文报纸副刊学术研讨会论文》， 台北： 国家图书馆， １９９７， 第 ４１ 页。焦桐： 《台湾文学的街头运动》， 台北： 时报出版公司， １９９８， 第 １８ 页。向阳： 《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文学现象卷》， 台北： 正中书局， １９９３， 第 ５８４ 页。向阳： 《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文学现象卷》， 台北： 正中书局， １９９３， 第 ５８４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社会解严， 副刊崩盘。” １９８８ 年报禁解除后， 报纸大面积扩版， 由过去的 ３ 大张加至 ８ 大张， 由过去的 １２ 版膨胀为 ３２ 版。 副刊除文学专版外，另增加了缤纷、 两性、 休闲、 旅游、 宝岛、 乡情、 医药等版面。 ９０ 年代，作为 “忙碌的现代人最后的一块心灵净土”① 的文学副刊开始走向式微。１９９７ 年初， 在 《自立早报》 还未关门时就盛传该报副刊要停刊， 《自立晚报》 “本土” 副刊缩水， 《中时晚报》 “时代” 副刊 “休克”， 《大成报》没有副刊， 《联合晚报》 “天地” 副刊停刊等消息不断传出。 这些事实均说明 ９０ 年代是副刊走向没落的年代。 为适应这种形势， 不少副刊改变编辑方法， 如在文学界一直享有盛誉的 《中国时报》 “人间” 副刊， 除照顾文学性外， 还兼及世界性、 社会性、 政治性。 梅新主编的 《中央日报》 副刊， 也不走小众路线， 而标榜 “副刊是属于大众的， 我要编的是大众副刊”②。在各种促销竞争手法进入报界的时代， 报纸必然重视企划。 尽管副刊守门人多半为诗人或小说家， 但他们也不得不检讨与反省过去的精英文化路线， 为了让副刊朝庶民化方向发展， 他们只好逃避文学， 让副刊由纯文学的小副刊走向文化的大副刊。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社会风气的改变和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 在以前的 “戒严” 时期， 人们生活单调， 不像 ８０、 ９０ 年代读者忙着要赚钱应酬， 他们打开报纸副刊尤其是看到适合自己阅读的文章， 可看得 “三月不知肉味”。 如今台湾由意识形态挂帅走向商业主导， 休闲除了看电视外， 还有 ＫＴＶ、 股票、 录影带、 电动游戏机， 纯文学副刊的读者由此流失掉了大半。 为了弥补这种缺陷， 副刊转向文化评论， 并关注大众欣赏趣味。 这样一来， 冷副刊便变成了热副刊。 按照荻宜在 《变革的副刊》 中的说法， “冷副刊指的是传统的副刊， 编辑不必出太多的点子， 只要坐在编辑台上， 细审来稿即可， 优秀的留用， 不合适者璧还。 偶尔也出个主意，让作者、 读者动动脑。 传播媒体的奥妙， 在于它无远弗届的传播功能， 和彼此震荡的扩散效果。 编辑只要拟定一个与文学相关的题目， 就有连锁效应，足够奇花异卉探出头来， 争奇斗妍一番”， “热副刊是指一个企划性极强的新潮园地， 与社会动脉紧密结合， 偶有超前的后现代之势， 编辑置身剧变的４１２①②隐地： 《副刊两题》， 《文讯》 １９９２ 年第 ８ 期， 第 ８１ 页。荻宜： 《变革的副刊》， 《文讯》 １９９２ 年第 ８ 期， 第 ９８ 页。

９０ 年代的台湾文学报刊时代中， 不时有新的点子新的主意。 除基本的文学外， 尚包括政治、 文化、学术、 经济……热副刊主编， 像节目主持人， 常要发号施令， 或勤快挥动他的指挥棒， 快节奏的、 慢节奏的、 欢乐的、 抒情的、 知性的……他的园地需要什么人来唱什么歌， 他指名点唱， 歌手一一登场， 把节目唱得热闹有趣，把园地调理得五彩缤纷， 这个副刊的确够新潮、 够热门了”。① 蔡文甫主持的 《中华日报》 副刊， 便是冷副刊的典型。 ９０ 年代初的 《中时晚报》 “时代” 副刊， 企划性很强， 内容也很前卫， 时常为读者提供现代资讯， 助其开拓国际视野。 《中国时报》 “人间” 副刊为适应市场化的需要， 亦以明星化、 资讯化、 杂碎化、 话题化的方式出版， 是所谓热副刊的代表。 《新生报》 副刊主编刘静娟所走的是一条不冷不热的路线， 在大众化、 生活化、本土化方面， 不比兄弟报刊逊色。 该副刊没有过多的企划， 内容以文艺为主， 如 “原住民创作征文”， 但并不因此就忽略作品的社会性。解严以后， 两岸文化交流频繁， 大量的大陆来稿也是导致副刊变革的一个诱因。 大陆来稿虽不少属上乘之作， 但也是鱼龙混杂。 为了防止大陆来稿挤压本地作者， 不少副刊均酌情选登。 本来， 刊登这类作品有助于两岸文学借鉴互补， 但 《联合报》 文学奖不时被大陆作家拿走， 这引起某些本地作家的不满。 为了保持平衡， 报纸副刊只好尽量少刊载对岸来稿。在多媒体与网络等传播科技迅猛发展、 平面媒体的经营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情况下， 为了探讨报纸副刊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走向，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和 《联合报》 副刊于 １９９７ 年初举办了 “世界中文报纸副刊学术研讨会”。 该会从文学、 传播学、 政治学、 社会学、 新闻学等多重视角， 检讨中文报刊面临的困境。 会议充分肯定了台湾报纸副刊在倡导文类、改进文风、 奖掖新人、 普及文学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指出 ９０ 年代副刊走向 “可有可无可缺可弃” 的末路并不是媒体的过错， 而是政经社会结构整体改变造成的， “当整体社会对于文学的需求， 不再如农业年代的人们那么强烈时， 作为大众传播媒体的报业， 自然也不可能再如以往一样，把副刊视为报业经营中不可或缺的一页”②。 在解严前， 副刊的存在与文学５１２①②荻宜： 《变革的副刊》， 《文讯》 １９９２ 年第 ８ 期， 第 ９８ 页。向阳： 《对当前台湾副刊走向的一个思考》， 《文讯》 １９９２ 年第 ８ 期， 第 ６７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的前途有很大的关系， 但在多元化的今天， 发起和推动文艺运动、 宣传样板作家、 提倡某类文体的任务， 不必完全由副刊承担。 文学杂志、 出版社及其他媒体的运作， 均应视为文学传播的一环。 如这样理解， 那么文学副刊的没落就不等于文学的没落； 文学副刊的式微， 也就不等于严肃文学已走到穷途末路。６１２

汤英伸与 《人间》 杂志的理想主义实践汤英伸与 《人间》 杂志的理想主义实践　 李　 娜汤英伸， 一个 １９ 岁的 “阿里山的少年”， 以特别的剪影， 铭刻于解严前后的台湾社会史。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 这个俊秀的曹族少年在台北犯下命案，次年 ５ 月伏法土城监狱， 而在案发到死刑执行的一年多时间， 社会各界为他掀起一波波涟漪。 三审死刑， 台湾六家媒体、 文化界、 学术界一百二十多人曾联名上书蒋经国， 请求 “枪下留人”。汤英伸人没有留下， 留下的， 是报刊上由他而起的对台湾社会问题的持续讨论， 诸如教育积弊、 死刑存废、 法律的民族适应性、 民族关系、 文化差异、 现代化与理想社会； 是人心中， 被他的 “罪与罚” 所召唤和凝聚的社会参与与反省意识。而推动这一原本普通的刑事案件成为一个社会事件的最核心、 最重要的力量， 是一个杂志———陈映真创办的摄影报道杂志 《人间》 （１９８５ 年至１９８９ 年）。《人间》 在 １９８０ 年代台湾的出现， 宛如灯火。 对陈映真来说， 这是文学创作、 思想评论和 “幼稚” 的政治行动之外， 他的理想主义在 １９８０ 年代重新实践， 最突出、 最饱满的形式。 这个实践的成功及影响， 至今被怀想；其经验， 正待更细致的整理。①７１２❋①李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新竹交通大学举办的 “陈映真： 思想与文学” 会议上， 王安忆以 《陈映真在 〈人间〉》， 对 《人间》 杂志凡 ４７ 卷的内容做了分阶段、 分主题的整理。 “尽力要避免的是， 启用 《人间》 之外的材料。 相隔海峡， 资讯真伪夹杂， 虚实难辨， 我本又缺乏学术训练， 只有将自己规定在严格的限制中， 犯错误的危险方能减少。” （参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２１ ～２２ 日 “陈映真： 思想与文学学术会议” 会议论文集， 第 ２０７ ～ ２３１ 页） 在有意识的 “封闭式” 阅读中， 王安忆细腻的复述涵盖了对 《人间》 的立场、 演变， 以及 《人间》 中 “陈映真的影子” 的理解。 但 《人间》 与社会、 时代的互动是其价值所在， 也是对我这个大陆读者的吸引所在， 所以本文愿冒着犯错误的危险， 探访这一彼岸经验。∗∗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一个人文杂志， 如何在一个资本经济快速发展的消费主义社会中， 以追求更合理的社会结构， 以恢复人与自然、 人与人更 “丰富亲切” 的生存关系为理想， 作出切实的、 卓有成效的贡献？ 更明确地说， 《人间》 的理想主义如何与台湾现实发生真切的关系， 如何在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落实？这是本文整理 《人间》 经验的动力。 汤英伸案， 以及在 《人间》 占有相当分量的台湾少数民族报道①， 则是进入 《人间》 经验的一条路径。一　 在 《人间》 重新为 “人”杀人案发生于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凌晨。 当天晚上， 一张疲倦惊惶却不掩俊秀的汤英伸的脸， 就出现在多家报纸和电视新闻上： 洗衣店雇工向老板索回自己的身份证未果， “细故行凶”； “受罪受累， 难忍受现实残酷闯下大祸”。在 《人间》 编辑部里， 却不断跑来人， 激动或忧心地说这个案子， “一定有其他的原因”。这些人中， 除了 《人间》 的年轻记者们， 还有原住民盲诗人莫那能、做少数民族摄影报道的关晓荣、 以乡土书写闻名的小说家黄春明、 民歌手邱晨……这一场景， 首先可说是 《人间》 创刊以来在台湾社会的位置和能动性的象征。 《人间》 的创办， 灵感来自陈映真看到的日本的有关矿工、 渔夫的“弱小者立场看生命” 的报告文学， 以及在爱荷华大学接触到的摄影报道。在 １９ 个月的筹备期间， 他不但凝聚了一群有理想的热忱的年轻人， 也获得了许多文化界、 知识界人士的支持———这些人多经历了 １９７０ 年代 “保钓”、“乡土文学论争”、 “民歌运动” 等， 如今是台湾文化中坚力量。 ４７ 人每人捐款 ３０００ 元 （台币）， 在 《中国时报》 和 《人间》 刊登整页广告， 向社会推荐 《人间》。 可知， 《人间》 创办固然源自陈映真个人强烈的理想与实践８１２① 本文用 “少数民族” 而非台湾通常使用的 “原住民” 一词来探讨 《人间》 杂志的相关报道， 因 “少数民族” 是台湾老左翼在日据时代就沿用的中国大陆的用词， 陈映真在 《人间》 中， 交互使用 “少数民族”、 “山地民族”、 “原住民” 的称呼， 我觉得， 使用 “少数民族” 时， 隐含有与当时台湾通行的 “山地人” 称谓相区别的、 来自左翼的政治感觉。 感念于此， 本文以 “少数民族” 行文。

汤英伸与 《人间》 杂志的理想主义实践意志， 同时也内蕴着社会累积的、 批判的文化能量。具体到台湾少数民族问题， １９７０ 年代后期 《夏潮》 杂志便以左翼视角报道过台湾山地经济问题； 一些青年学生、 知识者通过 “上山下乡” 与山地民族的直接接触， 则是在乡土意识萌发这一脉络下进行的。 １９８４ 年， 几大矿难中阿美族矿工的死难数字， 暴露了台湾少数民族生存与文化的危机，原住民的知识青年发起了 “原住民平权运动”， 时势使然地与反体制运动相携手。 尽管如此， 台湾社会对山地民族的无知和潜在歧视， 仍是普遍的。 这种无知和歧视， 既缘于历史积淀， 也缘于台湾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低下的 “位阶”。在此背景下， 《人间》 及其友人对汤英伸案的敏感， 以及迅速展开跟踪采访的第一反应， 就是自然而然的了。１９８６ 年 ５ 月， 《人间》 第 ９ 期， 刊登了 《悲剧背后的线索》 三篇系列报道。 第一篇 《不孝儿英伸》 （摄影： 王华； 文： 官鸿志） 展开了一个 “罪犯” 身而为 “人” 的内情。 汤英伸不同时期的照片， 清新， 俊秀， 或活泼可爱， 或朝气蓬勃， 令读者惘然： 这并非一个通常的 “不良少年” 犯罪案。阿里山吴凤乡特富野部落的这个曹族少年， 出生于父母皆为公务员的 “模范家庭”， 是乡亲口中爱怜的 “弟仔”， 是部落小孩子们敬畏的兄长和未来的老师。 作为嘉义师专还没毕业的学生， 他在同学眼中像 “明星一样”， 写诗谱曲爱音乐， 是十个体育项目的纪录保持者， 是讲义气的朋友。 因为吸烟、 不绣学号、 打麻将之类过错受罚， 他退学回家。 为表明其不沉沦的心志， 他离家出走， 到台北的洗衣店打工。 九天之后， 他杀死了老板一家三口， 成为阶下囚。 “不孝儿英伸” 是他给父母留言上的署名， 一语成谶。一个 “山地资优生”， 为何在九天之内， 变为杀人犯？ 台北职业介绍所的欺骗， 不得喘息的工作， 不得回家的沮丧， 意外减少、 不够支付中介费的工资， 被老板扣留的身份证， 争执间老板先伸出的拳头和脱口而出的 “番仔” ……似乎是汤英伸走向不归路的致命链条。而这些 “意外”， 随着 《人间》 在追踪 “悲剧背后的线索” 时对台湾社会问题和少数民族状况的揭示， 成为偶然中的必然。专辑中第二篇是关于台北职业介绍所的访查。 职业介绍所 “媒介乎？陷阱乎？” 是与台湾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劳动力流动并生的。 在 “发展、 富裕” 成为绝对价值的社会里， 欺诈横生， 制度监管乏力； 大量乡村、 山地９１２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劳动者怀抱梦想进入都市， 却跌入梦魇和陷阱。 报道中同时讲述了排湾族盲诗人莫那能十年前在职业介绍所经历过的更可怕的欺骗和暴力。 但 《人间》并未因此更多着墨于原汉冲突。 第三篇关于被害者家庭和遗孤的报道告诉人们： 洗衣店里工作强度高， 也并不因为彭氏夫妻天性不善———同样是经济形式催迫下， 普通人不由自主的选择。在这两篇文章后再回看 《不孝儿英伸》， 可以体会到作者感性而又克制的语言风格。① 汤英伸案不是一个寻常凶杀案， 涉及其山地背景， 在 《人间》 报道之前， 已经被注意到了。 《人间》 对英伸和他的山地民族有更多的了解， 但并未因此过多地着墨于雇佣或原汉之间的冲突， 为英伸脱责， 而是力图贴近一个少年成长中的灿烂和迷茫， 在这种生命的关切下， 带出对已经成为生命的压迫力量的社会环境的反思。《不孝儿英伸》 发表时， 二审死刑已经判决， “不， 我们还有三审” 的结尾， 预示着一场更广泛的行动正在展开。 此后， 《人间》 有大量读者来信探讨此案， 《中国时报》 等报纸副刊纷纷刊发有关汤案的讨论文章。 “汤英伸案” 不单为知识、 运动阶层所关注， 也在更广泛的学生、 市民、 教会群体中引发热烈反应。读者的讨论， 基本不脱 《人间》 报道的格局， 首先是汤英伸杀人背后的 “社会因素”， 涉及教育、 社会欺诈、 “法律与正义”、 “死刑存废” 等等。 “职业介绍所” 只是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 都市谋生的 “出外人” 共有的喑哑伤口， 岂止这一个。 有读者在信中称， 现在的社会是 “黑心社会”，汤英伸是这样一个社会的牺牲品。 这时， 美国律师丹诺的 “社会犯罪论”，通过律师和文化界人士之口， 成为人们探讨法律能否实现社会正义以及赦免汤英伸的理论 “外援”。 “社会在它里面早就准备了犯罪的因素， 人只是社会犯罪的工具！”其次， 关于汤英伸案背后的民族歧视问题， 虽然这是知识文化界警觉汤０２２① 要说明的是， 《人间》 关于汤英伸的系列报道多由官鸿志采写， 但行文明显有着陈映真的影子。 陈映真的朋友、 《人间》 同仁， 多有回忆陈映真对 《人间》 的投入， 所有稿件都经过他编辑修改， 面对有理想热忱， 却没有多少文字与思想积累的年轻人的可能 “半生不熟” 的文章， 有时他的改动 “会达到 ８０％ ” ———年轻人也为此感到挫折。 亦有对陈映真的文学和思想知之甚深的学者问： 官鸿志是不是陈映真在 《人间》 的一个笔名？ 亦可为证。所以本文有意 “大而化之”， 将 《人间》 的有关汤英伸和少数民族问题报道， 视为陈映真与 《人间》 同仁的共同文本。

汤英伸与 《人间》 杂志的理想主义实践英伸案的 “不一般” 的直接触点， 但对一般读者而言， 则多少是陌生的。读者来信中的诸如 “都市适应不良”、 “文化差异” 这样的词语， 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普遍存在的民族歧视心理的反省， 另一方面仍潜在地以 “文明”、 “落后” 划分彼此。 但无论如何， 汤英伸案以偶发的暴力， 影响超过原运的小众刊物和街头抗议， 引发了普通人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关注。 如果说这是一个 “启蒙”， 可能有些言重， 但一扇透过少数民族反省台湾社会结构的门， 正悄悄地在普通人心中被叩响。在现实中， 许多原本素昧平生的人或团体， 加入了以 《人间》 杂志为中心的关怀、 救援行动： 为汤英伸争取一个赎罪的余生。二　 “我们” 的救援与父亲的救赎１９８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 汤英伸被执行死刑。 ６ 月， 《人间》 第 ２０ 期， 刊登了 《我把痛苦献给您们———汤英伸救援行动始末》① 一文， 记录了以 《人间》 杂志社为中心， 诸多文学家、 艺术家、 律师、 神职人员、 原住民团体、教授、 大学生， 以及汤英伸的亲人、 族人参加的救援行动。 同时附录了 《深思悲剧， 各界人士对汤案的看法》， 以及 １２０ 余人上书蒋经国的全文。１９８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因着汤英伸三审死刑定诹的风声， “ （ 《人间》） 编辑部邀集了 《新新闻》 周刊、 《当代》 杂志、 《南方》 杂志、 《文星》 杂志、《海峡》 杂志、 《远望》 杂志、 《前进》 周刊以及平地山胞 ‘立委’ 蔡中涵、兰屿雅美族诗人施努来、 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会长刘文雄、 旅北曹族联系会干部任立华和浦忠成、 全国大专院校山地学生会会长赵贵忠 （鲁凯族）、 绿色摄影小组王智章、 《中国时报》 心岱、 《联合报》 杨宪宏、 中研院胡台丽、台大教授张晓春、 长老会山地劳工福音之家陈秀惠和江秀英等 ２０ 余人， 聚集在民歌手邱晨的家中， 共同商议最后拯救汤英伸的办法”。在这个名单上， １９８０ 年代台湾最重要的、 最有影响的报刊几乎都不曾缺席， 这些参与者， 多很年轻， 是从不同领域积极介入现实的知识者， 在此前后，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台湾社会进程上都留下了很有分量的印迹。 然而，整个 １９８０ 年代， 也正是原本集结在 “反体制” 运动旗帜下的文化、 政治的１２２① 摄影： 李文吉； 文： 官鸿志。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民主力量急速分化的时期———民进党成立后， “台独” 纲领的突然宣布， 曾让陈映真和夏潮联合会的人们措手不及。 在此背景下理解汤英伸救援行动中知识文化界精英的联合， 或许别有意义。１９８７ 年 ５ 月联名上书的时刻， 这些知识者的政治立场、 思想意识可能已经出现分歧， 但在汤英伸案是社会罪恶的苦果， 应当 “从这苦果中提炼出对社会有益的养料” 上， 他们与 《人间》 一致。为什么要救汤英伸？ 不只是为了挽回一条原本善良的、 忏悔的生命， 更是为了对社会积弊沉疴进行反省， 对 “非公义结构” 进行抗争。 在这个意义上， 拯救汤英伸是一场特殊的社会运动。但或许也正因为如此， 措辞庄重、 温婉而深切， 以社会稳定、 民族团结为诉求的 “上书”， 反而让当局尤为怀疑， 虽然在这过程中， 几度传出 “法务部” 有可能重审此案， 或 “死刑暂缓执行” 之类的消息。“汤英伸救援” 展开了密集的律师上诉、 上书、 刊登广告、 联合教会、慰问苦主等活动。 就在彭家决定 “愿意公开宣布对汤英伸的宽恕” 的第二天， 汤英伸死刑执行。 救援活动最终以 《人间》 和天主教会、 基督教会联合为汤、 彭两家和 “原住民的都市适应”， 向社会大众募款落幕。 “忏悔的人需要赦免。 赦免使爱得以完全。 而爱正是使包括汤、 彭两家在内的全社会， 从本案带来的仇恨、 愤怒和伤痛中， 得到和平、 自由与安慰。 你的捐款将直接有助于我们的社会因爱而反省， 而新生”， 募款广告如此向社会呼吁。并不只是募款广告显示了这一救援运动中的宗教色彩。 报道中， 汤英伸和他的家人的言语、 行为， 自然流露了基督教家庭的气质。 战后教会在台湾山地的发展， 使得几乎每个部落都有教堂， 虽然基督信仰在各个族群、 部落的实际影响、 地位不一， 与部落传统信仰、 制度之间的关系也有诸多争议，但山地传道半个多世纪， 基督教确实发展出某种有效的将基督信仰中的道德、 品格依附于部落传统价值的形式。 而以传道者保罗的 “信、 望、 爱”为发刊宗旨的 《人间》， 是陈映真将其基督信仰内化， 与其左翼理想主义重整融合的产物。 《不孝儿英伸》 中， 报道者从信仰的层面感叹这桩命案的悲剧性， 感慨在那因杀人而堕入深渊的时刻， 汤英伸 “怀抱了世界上最大的孤单”； 他的自首、 自杀， 法庭上的抽搐痛哭， 狱中读的书、 写的诗和信，被视作一只迷途羔羊的觉悟。 而在各界参与的救援行动中， 一贯沉默、 隐２２２

汤英伸与 《人间》 杂志的理想主义实践忍、 低调的父亲汤保富， 逐渐以一种让人 “诧异” 和仰望的基督徒身影，浮现出来。汤保富在阿里山的特富野部落， 是受族人尊重的公务员， 十几年来为特富野修路修桥而奔走， 使特富野部落打开了通向外面世界的路， 使部落经济“活了起来”。 英伸杀人， 他开始根本无法相信， “一定是误会”。 作为一个父亲， 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的痛苦一定是超于英伸自己的。 他对苦主愧疚， 也对族人愧疚———英伸的罪与罚不是一个人的， 他体认到 “这已经是全体曹族人内心里的哀痛”。 在初审的法庭上， 他曾喃喃地说： 如果能赦免这个孩子， 我愿意……语不能毕而泪落。 在一年多的奔波救援中， 我们仍可见父子相见时将伤痛暂且放开的、 纯真挚爱的微笑。 但父亲是不是早已抱定了献出这个爱儿的心思？得知死刑将近时， 这个父亲没有通知任何人， 匆匆和妻子女儿前往台北监狱， 与英伸做最后的团聚。 当人们忙于向蒋经国上书时， 他拖着疲惫的身体， 往返医院， 是为了汤英伸的遗体器官捐赠， 他只想帮助爱子完成这个纯洁的遗愿。 当有人提议为了救援到 “立法院” 前请愿时， 汤保富却拒绝了：我爱英伸， 但我不能不为苦主的悲哀着想……在报道中， 叙述者为汤保富的 “高贵的人间品格” 所感动时， “眼中却忍不住燃起了呼呼的凶光”。 世俗的拯救， 该怎么去面对这一宗教性的 “放弃” 呢？《人间》 选择了 “尊重”。 他们曾自问： 我们的救援是否反而加速了英伸的离去？ 或许在心底， 他们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个现实： 不是汤英伸的获救， 而是汤英伸的死亡， 更能召唤社会反省、 “弥补族群裂痕”。汤保富父子， 是以曹族人的尊严和基督信仰中对罪与罚的承当， 震动了人的心灵， 开启了对汤英伸案更深层面的思考。“这事出于我”， 这果然是特富野的上帝的意志吗？ 如果不是英伸， 又将是哪个孩子走出去， 成为山地人对决文明的替罪羔羊？ 汤保富大概不会问上帝为何将这样的痛苦加于己身， 他必定要与儿子一起， 为这罪作承当。 从宗教的层面理解， 那是身为一个基督徒所遵行的天上的道德律， 英伸只能以生命赎罪， 复归为清新的人子。 而从民族的层面理解， 赎罪的英伸同时也将赎回整个曹族人的尊严。“子弹打进去， 一定很痛吧。” 死刑后， 汤保富取回了英伸手中的十字３２２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架， 耶稣的头像或许是被英伸承受死亡的痛苦时握紧的手扭曲了。 汤保富看着这个小小的十字架， 喃喃地说： 耶稣是他受刑时唯一的亲人。第 ２０ 期的 《人间》 上， 汤保富抚摸白布下汤英伸的头， 低眉凝视的照片， 必将久久地映照在读者———无论他是一个儿子， 还是一个父亲———的心上。三　 “人间品格” 与 《人间》 的品格汤保富的身影， 使 “我们的救援” 多了一个自省的维度， 使 “救援”、“宽赦” 这些从 “我们” 的视角道出的正义， 也向 “我们” 自身提出了疑问。 汤保富与汤英伸面对永别， 平和隐忍， 并约定以遗体器官的捐献， 实现英伸身为 “人” 的最后价值。 汤家父子何以能如此， 在灾难面前自然展露如此的 “人间品格”？ 《人间》 镜头下的汤家父子， 基督如影随形。 《人间》 杂志所包裹的陈映真的基督思考， 在这样的遭遇和碰撞中， 温热而蓬勃地发散出来。 汤保富的基督信仰和来源于 《人间》 内蕴的陈映真的容或不同， 但汤保富因信仰而立的 “人” 的爱、 善、 尊严与承当， 却得到了“人间” 的高度认同。 这一 “人间品格”， 正是 《人间》 的理想主义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人间品格” 在汤英伸报道和作家王祯和的感言中几度出现， 确乎指某种 “人格”。 汉语里 “人间” 是人与人组成的社会； 在日语里， 则指“人”， 而且是 “处于人群关系中的人”， 即 “自我和他者” 同时存在于以“人间” 指称的 “人” 之中。 我们并不清楚 《人间》 杂志的命名是否受到日语的启发， 但这个词语的中文与日语含义的微妙关联， 显然十分契合《人间》 的理想： 对 “社会 （自然） 与人、 人与人” 之有机的、 理想的关系的追求。《人间》 建基于对台湾社会这样的认识： 二十多年高速发展使之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 “饱食、 富裕” 社会， 代价是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原子化， 这导致人丧失生命意义感， 导致文化生活的 “庸俗、 肤浅” 和精神生活的“荒废、 枯索”。 而 《人间》 的摄影报道， 目的在于 “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 使相互生疏的人， 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 使尘封的心， 能够重新去吸纳希望、 爱和感动， 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合人居住４２２

汤英伸与 《人间》 杂志的理想主义实践的世界， 为了再造新的、 优美的、 崇高的精神文明， 和睦团结， 热情地生活”①。从这发刊词看来， 陈映真以 “重新” 之名发出的理想吁求， 直接建立于资本主义批判之上———虽然实际上 “资本主义” 并非全部前提———而这种对 “理想社会” 的描述， 一个大陆人绝不会陌生， 那正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引以为傲的 “精神文明”。 或许这也是陈映真的社会主义认同的人道基石， 有意味的是， 对陈映真来说， 这同时也来自于基督信仰， 是为了“天国” 的到来， 人的必要之善。 这就构成了陈映真在乌托邦之路上的某种不同于传统左翼的伦理基础。 社会主义某种层面上或许是基督教天国的世俗实践： 在公平、 正义的社会里， 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有着更丰富亲切的关系。 社会主义理想在民族国家的实践经验， 从不能免于暴力， 基督信仰则把这一理想更多寄于人对自身的善的要求——— 《人间》 杂志中一再出现的“人间品格”， 才是其认为的必要条件。 这一品格， 是展现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的品格， 它包含了爱、 尊严和承当。“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希望、 我们爱……”， 原本来自 《圣经》 中传道者保罗的书信。 １９８０ 年代的陈映真称自己为 “出走的使徒”， 虽然因为对台湾基督教会有所排斥 （诸如教会的 “反智” 倾向、 世俗化倾向， 以及基督教长老教会与分离意识结合的政治参与和中产阶级性格） 而从教会 “出走”， 但他是直接与上帝相对的使徒， 力图把 “信望爱” 这样的基督价值，和 “我到这世上来并不是为了和平， 乃是要让人动刀枪” 这样的解放神学的理念， 以 《人间》 的实践， 自觉带入台湾人文意识建构。耶稣曾经拒绝了耶路撒冷万民期待的民族解放领袖的角色， 因为 “我的国不在地上， 乃在天上”， 他不肯成为发动暴力革命的领袖， 并不代表他没有 “清洁圣庙” 的愤怒； 他甘愿承当民的罪愆， 以十字架上自身肉体生命的结束， 召唤凡人的悔改， 完成凡人的救赎——— “天国来了， 修直主的道”， 才是耶稣在人间的职责。因此， 陈映真的基督精神， 与其对社会的左翼的认识， 并行不悖， 他将怒目金刚置于温柔眷顾之中。 而 “信、 望、 爱” 这来自基督教的语言， 以一种诚恳、 谦卑的姿态， 让乌托邦的信念变得更加坚韧和富有开放性。 这意５２２① 《人间》 创刊时的 《发刊词》， １９８５。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味着它并不以某种革命性的社会结构翻转为唯一目的， 而是为了关心处于不同结构中的人的精神和灵魂问题。所以， 在 《人间》 关于那些弱者、 残疾、 贫穷之人群的报道中， 并不单纯地以揭示这些人 “被压迫” 的状况、 召唤同情或愤怒为目的， 而是自然地、 由衷地展示这些边缘人和边缘群体的生命光华。 换言之， 假若 《人间》 具有某种启蒙色彩， 那么它试图对它的读者———知识分子、 城市白领、小资产阶级、 年轻学生等进行启蒙的， 不只是对弱势的同情， 更是在弱势者的自信、 尊严和生命力的映照下， 对身为现代化链条中之 “较优” 位置的人的自身精神状况的观照与反省。 这种社会意识召唤， 与商业社会中将“关怀”、 “慈善”、 “爱心” 作为行有余力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内容， 以 “良心赎买券” 的方式， 纳入社会安稳体制的形态， 自是大为不同。《人间》 的这种理想主义的品格， 自有其历史与社会背景。 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 陈映真在台湾岛内的文学与运动实践， 与其 “大陆经验” 的关联。 贺照田 《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陈映真 ８０ 年代的思想涌流析论之一》， 认为陈映真重构理想主义的重要背景， 是对大陆 “文革” 所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想象的破灭。 陈映真在 “革命堕落” 的背景中思考： 在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的台湾， 如何进行知识者的文化实践？ “秉持简单而深刻的福音”， 去做最基本的召唤人、 “立人” 的工作， 因此成了 《人间》 的信念。①而在岛内， 陈映真面临的更迫切的社会背景， 是 １９８０ 年代党外反体制运动逐渐成为 “新生政治力量”， 而 “１９７０ 年代左翼在台湾的第三次浪潮”（陈映真语） 却渐渐隐没。 １９７０ 年代的左翼意识高涨于 “保钓运动”， 而诉诸中国民族主义的 “保钓”， 对台湾内部现实的回应， 先天乏力。 那一代左派知识分子的激情与溃败， 在郭松棻和刘大任的小说中成了曾经 “烫手的心” 和当下枯索的影子， 而在狱中度过 “保钓” 时代、 比 “保钓” 参与者更早贴近 “左翼思想” 和中国民族意识的陈映真， 更有面对这一现实巨变的需要和勇气。这个过程中， 台湾少数民族问题， 是陈映真重构理想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行动与思想资源。 １９８４ 年， 党外编联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办 “为山地而歌”６２２① 贺照田： 《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陈映真 ８０ 年代的思想涌流析论之一》， 《台湾社会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７８ 期。

汤英伸与 《人间》 杂志的理想主义实践的群众性歌谣集会， 事后陈映真曾如此撰文： “党外支援山地民族运动， 应注意不鼓动其激化。 鼓励其从整理自己的历史、 语言、 文化入手， 让汉族理解山地历史、 文化和悲苦命运， 理解平地汉人劳动者和山地民族运动的密切连带关系。 认识到汉人的民主化、 自由运动为什么应该真实地包括山地民族的运动。” 自然， 《人间》 有关台湾少数民族的报道， 无不实践着这一原则。（陈映真曾以 “国境内的异国” 指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被摧毁了生活方式与生存价值的台湾乡村和山地， 而少数民族无疑是 “异国中的异国”。）《人间》 在创刊之初连载关晓荣对在都市边缘讨生活的阿美族人的摄影报道《八尺门连作》， 并持续在有关台湾农业、 环境和儿童教育的报道中， 或涵容，或突出少数民族问题。 基本上， 《人间》 的少数民族报道， 是在对整个台湾社会性质判断之下， 表达其左翼的、 乡土关怀的、 现代性批判的意识。从这种连带意识出发， 陈映真对早期原住民运动与党外的结盟关系， 保持着一份警醒。 事实上， 台湾少数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台湾少数民族不仅是尚未得到观念平等的 “少数”， 而且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下层阶级———有着使其一方面与 “反体制运动” 结盟， 一方面内蕴着反体制运动 “体制性”走向的警示。 “在台湾朝野上下以近十五年来台湾经济成长自夸自满的时刻， 污染、 山地问题、 劳资争议、 道德解体……巨额的 ‘社会成本’ 浮现，逼使我们不能只把问题简单化， 一味归咎于国民党。 党外运动能不能、 有没有从知识、 感情和思想上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具体本质， 并有真正的切肤之痛， 从而探索解决之道， 正是党外反体制运动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党外运动的走向此后一一验证。 陈映真的先知先觉， 并不能促成足以力挽狂澜的左翼政治力量， 而在个人所及的理想主义实践中， 则存在着召唤普遍社会意识觉醒的可能。 是为 《人间》 创刊的重要动力。 汤英伸案中意外（或不意外） 呈现的少数民族的基督信仰， 与陈映真理想主义中蕴藏的基督精神契合———在 《人间》， 它们成为实现理想主义的 “ 《人间》 品格”。 基督信仰重新被陈映真召回， 除了其在解放神学意义上的激进性， 也因其对人的良知、 兄弟情感、 内省、 承当的品格要求。 《人间》 以这样的 “原有之义” 直面新的 “民族主义” 动员， 直面一个社会运动激荡、 社会意识的形成充满可能性的大时代。 《人间》 已停刊二十余年， 但它仍活在许多台湾人的心上， 或行动中， 这样一种温润而蕴藏激进行动力量的 《人间》 品格，成为台湾社会人文素养的一种根底。７２２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台湾文艺》 与 《中国文艺》 之关联　 杨红英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岛内社会运动在日本法西斯集权政治统治下陷入窒息状态， 岛内士气一片低迷， 在此情境下， 台湾知识分子组织成立了全岛性文艺联盟———台湾文艺联盟， 《台湾文艺》 正是其机关刊物， 它也是日据时期台人所创办的坚持时间最长久的文艺刊物。 而 《中国文艺》 是中国沦陷区文学中刊行时间最长、 发表作品数量最多的刊物， 这里所讨论的创刊后的 １２ 期是北平沦陷后， 在大多知名文人作家纷纷离开， 缺乏优秀健康的文艺作品， 在日本侵略势力支持下的恶质汉奸文学充斥文坛， 文化环境被污染破坏殆尽之际， 有识者所创立的旨在荡涤人心、 振奋士气， 通过振兴文化以振兴国家的文艺刊物。 这两份重要刊物创刊时间相隔不久， 皆在中国苦难最为深重的时期， 为深具民族意识的台湾著名文艺家张深切所创办， 这使它们必然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论文将从共同创办人张深切开始，探讨两份刊物在办刊宗旨、 写作群体与文化政治意义等方面之关联。 考察这种关联性将使我们了解在日本法西斯的高压统治之下， 两岸知识者举起文化的大旗振兴民族精神的共同记忆， 了解两岸在近代的共同历史命运，了解台湾知识者在近代的精神苦闷。一　 辗转两岸的顽韧抵抗作为 《台湾文艺》 与 《中国文艺》 两份刊物的发起人的张深切， １９０４年生于台中南投县， 在接受了三年汉文私塾教育后， １０ 岁进入日据时期日人所办的公学校就读。 因反抗日本禁止台湾学生在学校讲闽南语之规定而被８２２杨红英，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讲师。∗∗

《台湾文艺》 与 《中国文艺》 之关联公学校开除， 被迫负笈东瀛。 在东京一时因为本土日人对台湾学生的歧视压迫减轻， 其学习、 生活渐渐同化于日人， 但在六年级时， 他遭受了日人击剑老师的差别歧视的羞辱， 当先天注定的血缘切断了他认同日本的进路时， 其民族意识彻底觉醒。 祖国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让他产生了自豪与认同，也由于对台湾的 “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等体制内抗争路线有所怀疑， 因而他更倾向于走两岸乃至世界被压迫人民联合抗争的路线， 从此他把自己的人生与台湾的解放、 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 为之呼喊奔走于海峡两岸而不遗余力， 成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在台湾， 他先后组建了 “草屯炎峰青年会”、 “炎峰青年会演剧团”、 “台湾演剧研究会” 等剧团， 编演剧目进行文化启蒙， 灌输民族意识。 在大陆， 他参加组织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活动， 向祖国人民揭露日本在台的残酷殖民统治， 号召两岸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日本、收复台湾， 因为组建 “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 他被总督府关押了近三年。１９３０ 年， 张深切刑满出狱， 正赶上日本为应对经济危机而走向法西斯道路的时期， 日本对内疯狂镇压社会主义等左翼运动， 以 “国体论” 整合统一国内思想精神资源为帝国的对外扩张服务。 政治空间被极度地压缩后， 张深切遂从激进的政治活动领域转入文化领域继续抵抗。 １９３４ 年， 他和友人赖明弘等发起成立 “台湾文艺联盟”， 创办机关杂志 《台湾文艺》， 各地也纷纷建立分会， 文联因成功联合了台北的台湾文艺协会作家群、 台南盐分地带作家群、 东京台湾艺术研究会作家群而盛极一时。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文联在内忧外患之下解体。 从 《台湾文艺》 的创刊到文联团结的维持， 张深切呕心沥血。 佳里会员、 著名盐分地带新文学家吴新荣对张深切的组织联络之功非常赞许： “他是人所公认的政治家， 使文联获得今天的地位全靠他的政治手腕， 这一评论是正确的。”①１９３７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全面抗战的枪声打响。 一方面台湾知识分子在 “皇民化运动” 的推进之下被编入战时体制， 在这民族运动精英叶荣钟所说的 “暴风雨时代”， 台湾人民所经受的不仅是物质的被掠夺， 较之大陆人民还有更多一层的精神的苦闷。 “国人 （大陆人民） 对于日人， 壁垒分明， 同仇敌忾， 精神上并无苦闷。 但台胞则身心相克， 情理矛盾。 包羞忍９２２① 吴史明： 《第二届文联大会的回忆———文联的人们》， 《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 台南：台湾文学馆筹备处， ２００６， 第 ４６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辱， 草间偷活的心情， 和装聋做痴， 委曲求全的苦衷， 若非身历其境的人，不容易体会得到。”① 空前强化的战时体制使台湾人民的自由意志与现实生存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从而趋入内心， 形成强烈的精神苦闷与磨折， 这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尤其如此。 另一方面， 眼看日军占领区日日扩大， 祖国的局势让 “殊难忍看江山沦陷” 的张深切坐卧难安， 张深切遂决心离开这苦闷闭锁桎梏的台湾， 到祖国寻找自己的活动空间， 贡献自己的力量。 就像在早年前往作为革命摇篮的广州一样， 张深切一直以为台湾的解放单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 所以不能自力更生， 而需依靠他力， 借助外在的尤其是祖国的力量方能成功， 在此祖国危急存亡之秋， 台湾自不该置身事外， 更不能成为日本帝国的支持者。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张深切抵达沦陷的北平。 作为一个颇有组织能力的文化人， 创办文艺杂志， 用文艺作品来呼唤民族精神， 振奋人心， 是身处沦陷时期的北平的张深切想做而能做的最好的事。从激进的革命活动， 到隐忍的文化抵抗， 从台中的 《台湾文艺》 到北平的《中国文艺》， 都昭示着在近代日本帝国的军事扩张之下两岸人民被侵略的苦难历史， 也显示着作为深具民族意识的台湾知识分子的张深切的坚强顽韧的抵抗。 这种抵抗我们还可以从台湾新文学运动奠基人张我军， 作为台胞抗日队伍领导人的台湾义勇队的李友邦、 东区服务队的丘念台， 在抗战中翻译介绍大量日本政经情报的谢南光、 宋斐如等台湾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二　 团结振作的文化政治《台湾文艺》 和 《中国文艺》 的创刊背景及宗旨都是有着明显的政治意义的， 以两刊物为基础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也在显示着其潜藏的文化政治意义。１９２９ 年空前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后迅速在资本主义世界蔓延， 为应对此危机， 日本逐步建立法西斯集权政治， 军国主义势力在继 “九一八” 侵占我东北后积极为全面侵华作准备， 对内强力镇压左翼组织， 对外积极建设我东北， 台湾社会运动因此几乎陷入窒息状态， 岛内情绪一片低迷。 ２０ 年代０３２① 叶荣钟： 《台湾人物群像》，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社， １９９４， 第 ３３７ 页。

《台湾文艺》 与 《中国文艺》 之关联轰轰烈烈的三大民族运动团体———台湾文化协会、 台湾民众党、 台湾自治联盟———担负起启蒙大众、 唤醒民族意识、 批判殖民统治的使命， 成功地为台湾开拓出了一片公共空间， 但在其遭到镇压瓦解后， 公共空间自然开始萎缩。 面对此危机， 台湾文艺联盟的发起人张深切和时任 《新高新报》 汉文编辑主任的赖明弘都有着深刻清醒的认识。 前者在自己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民国二十三年， 赖明弘和几位朋友劝我组织一个文艺团体来代替政治活动。 我看左翼组织已经被摧毁， 自治联盟也陷于生死浮沉的田地， 生怕台湾民众意气消沉， 不得不决意承担这个带有政治性的文艺运动。”① 后者也深有同感： “回忆当时台湾的客观情形， 有着使台湾文学运动发生的各种因素存在， 盖当时反对异民族统治的政治运动受了最严重的威胁和打击， 乃由合法而趋入地下活动， 表面上看来， 进步的台湾政治运动被摧残， 被压迫得零落无声， 呈现着一片萧条景象， 这使台湾知识分子必然要找出一条路。 自由主义思潮的澎湃是控制不住的， 由于这客观情势的要求， 台湾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对建立新文学这一条路认真起来， 并且大家认为有组织文学团体的必要， 所以才很快地就能成立台湾文艺联盟。 在那时的台湾， 看上去有如文学运动替代了政治运动之概， 所以当时的台湾文化与政治界受文学运动的影响， 是非常深刻而重大的。”②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文联的发起一开始就具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其目的是为台湾知识分子保住一块公共领域， 以文艺之名行政治活动之实。 而在哈贝马斯那里， 文学自能成为一种公共领域， 政治公共领域就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发展而来的。 “通过阅读小说， 也培养了公众； 而公众在早期咖啡馆、 沙龙、 宴会等机制中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 报刊及其职业批评等中介机制使公众紧紧团结在一起。 他们组成了以文学讨论为主的公共领域， 通过文学讨论， 源自私人领域的主体性对自身有了清楚的认识。”③ 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新文学在传播科学民主新思想， 掀起启蒙救亡的高潮中所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 它在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力也是无可置疑的。１９３４ 年 ５ 月 ６ 日的第一回全岛文艺大会在经过讨论商议后通过了文艺１３２①②③张深切： 《张深切全集》 卷 ２， 台北： 文经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６０９ ～ ６１０ 页。赖明弘： 《台湾文艺联盟创立的断片回忆》， 《台北文物》 １９５４ 年第 ３ 期。〔德〕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曹卫东等译， 北京： 学林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３２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团体组织案， 宣告台湾文艺联盟的成立。 文联在其创立时就按照社团模式来操作运营， 制定了文艺联盟章程， 并选举了 １５ 名执行委员， 包括黄纯青、黄得时、 林克夫、 廖毓文、 郭水潭、 赵枥马、 徐琼二、 吴希圣、 吴逸生、 赖和、 赖明弘、 赖庆、 何集璧、 张深切等， 后 ５ 位为常务委员。 执行委员会议选举深孚众望的赖和担任委员长， 但赖和固辞， 遂由张深切担此重任， 张深切早年参加过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 曾组织演剧会， 左右派皆多有熟识， 和汉文俱善， 这些是他当选的重要原因。 “联络台湾文艺同志互相图谋亲睦以振兴台湾文艺”， 是文联的宗旨。 发刊杂志、 刊行书册、 开文艺座谈会、 开文艺讲演会是文联的主要事业。在机关刊物 《台湾文艺》 上曾分四次刊载了文艺同好者的名单及其住所， 第一次 １８３ 人， 第二次 ８３ 人， 第三次 ７２ 人， 第四次 ５４ 人， 除去几个因个人信息变动导致的重复姓名外， 总计 ３９６ 人， 正式的联盟成员也达 １０１人。 从这份名单来看， 同好者来自台湾各个领域， 有律师、 医生、 商人、 金融家、 企业家、 教师、 文艺家等。 其中不乏台湾民族运动的著名领导人物，如林献堂、 蔡培火、 林幼春、 杨肇嘉、 彭华英等， 台湾精英阶层的人物，如医生赖和、 蔡阿信等， 律师杨基先、 陈逸松等， 金融家陈炘等， 新闻人吴三连、 刘捷、 叶荣钟等， 教师林茂生、 江璨琳等， 他们不一定都从事文艺创作或文艺批评， 但他们都是社会使命感非常强的知识分子， 在正常的政治社会运动受到极大打压后， 文艺成为其新的战场， 他们都是台湾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这一行为充分显示了文联同仁为贯彻其 “联络台湾文艺同志互相图谋亲睦以振兴台湾文艺” 的宗旨所作的努力。 一度， 台湾知识界在文联号召下一扫此前的沉闷之气， 出现了空前团结、 情绪高涨的大好局面。 文联以自己的会员为依托， 曾在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组织了台中地震的灾后救援活动， 在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延请朝鲜舞蹈家崔承喜赴台演出。 前者充分显示了文联积极融入台湾自身乡土与社会， 为展示自救自治能力， 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所作的殷殷努力， 及其鲜明的知识分子立场。 而崔承喜的到来， 为专注于艺术活动的台湾新一代知识分子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提供了一个在艺术领域里可以发展并保留民族文化的成功典范， 更为那些在殖民统治下失去民族自信， 在民族身份认同中苦苦挣扎的殖民地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１９３８ 年， 张深切到达北平， 文化界的现状让他颇为揪心：２３２

《台湾文艺》 与 《中国文艺》 之关联初到北平的时候， 文化界已陷于极端纷乱， 满目尽是淫书、 桃色新闻， 和颓唐悲观的论调； 所有言论若不是谄媚日本， 便是赞扬新民主义的八股文章。 汉奸、 流氓、 地痞借着日本势力乘机打劫， 横行无忌； 下流的政客跳梁跋扈， 卖身卖国， 恬不知耻； 陷害忠良， 压迫百姓， 习以为常。 恐怖空气笼罩着故都， 这是内地后方所不能想象的悲惨情形。①北平沦陷后， 大多知名文人作家纷纷离开， 优秀健康的文艺作品十分缺乏，在日本侵略势力支持下的恶质汉奸文学充斥文坛， 文化环境被污染破坏殆尽， 这导致社会风气败坏、 道德沦丧， 在观察到这一切后， 张深切迫切地意识到创办刊物， 建设优秀健康的新文艺以感染振奋人心， 引导社会气氛积极向上的重要性。由日本著名美术评论家一氏义良介绍， 张深切认识了堂胁中校。 堂胁是华北最高指挥部的高级参谋， 不但有良好的背景， 也有相当的势力， 他计划出版一种文艺杂志， 正在寻找合适的人选。 而张深切精通中日两种语言， 并且具有丰富的办刊经验， 这使他成为堂胁的最佳合作人选。 因此张深切在堂胁的支持帮助下， 创办了北平沦陷区最具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 《中国文艺》。 《中国文艺》 在 １９４０ 年 ８ 月被山家亨执掌的武德报社接收后持续发行到 １９４３ 年， 共发行 ９ 卷 ５１ 期。 前两卷 １２ 期除第 １ 卷第 ３ 期因父丧回台由好友张我军代编、 第 ２ 卷第 １ 期由林栖和葛藤参与编辑外， 其余都是由张深切主编。创刊词中即透露了张深切远大的文化抱负。 首先他分析了中国文化在近代落后的原因：本来这世界上， 原无有非常发明能力的民族和人物， 其大部分的文化形式都是转相模仿而成功的。 欧洲环居各国民族； 因接触繁密的关系， 互相模仿互相传播， 又互相创造， 所以文化的发展很容易而敏速，反之， 我国屹立于亚东， 且其环居的民族， 因文化较为低劣， 虽有接触３３２① 张深切： 《张深切全集》 卷 ２， 台北： 文经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６６０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的机会， 却未得有利于模仿的条件， 遂造成中国文化落伍的最大原因。①在欧洲的参照之下， 张深切认为中国文化落后的原因在于邻居民族文化低劣， 使中国文化缺乏借鉴、 激发的对手， 而不在于中国文化自身。 这样大胆的言论在甲午战争后就益发鄙视中国、 自认文化先进并保持战胜者的优越感的日本人看来应是很难接受的吧。 所以张深切认为， 曾经创造了灿烂时代的中华文化， 因为时潮的淤塞与壅闭而像黄河般泛滥， 使整个的民族都沦溺于其狂流之间， 迷蒙而不能离脱， 对此 “应该施以像治水的方法； 审其水势，筑其防堤， 造其水路， 缺之疏之通之流之然后方有出路。 换言之： 即研究、整理、 批评、 淘汰、 拔萃并将其系统结合于新文化， 夫如是中国的旧文化才能展开其新生面， 同时也才能保持其绵远的生命”②。 而在张深切看来， “振兴国家与振作文化， 是二而一， 一而二” 的事情， 因为 “唯有有自己的文化， 中国才能独立， 中国人才能做真正的中国国民”。③ 所以振兴了文化就可以振兴国家。 在国亡之时， 文化作为国家命脉的意义就更加凸显。 他在文末的编辑后记里更是大声疾呼： “吾人不怕国家的变革， 只怕人心的死灭，苟人心不死， 何愁国家的命脉会至于危险， 民族会至于沦亡？” “伟大的人物是在其能蹶然起于失败或危难的当中， 而伟大的民族是在其能复兴国家于危急存亡之秋的， 此时何时， 此难何难！ 这正是吾人应奋斗努力兴邦定国的时候。”④ 其急欲用文化振奋民心以付国难之情呼之欲出。 正如史密斯所言：“典型的民族主义通常不是起始于抗议集会、 独立宣言或武装反抗， 而是源自于文学社团、 历史研究、 音乐汇演或文化期刊的诞生。 在殖民时期的非洲和亚洲， 许多随之兴起的民族主义也是如此， 结果， ‘人文’ 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 画家和作曲家， 诗人、 小说家和导演———不成比例地在民族主义运动及复兴中扮演着代言人角色。”⑤４３２①②③④⑤张深切： 《创刊词》， 《中国文艺》 １９３９ 年第 １ 卷第 １ 期。张深切： 《创刊词》， 《中国文艺》 １９３９ 年第 １ 卷第 １ 期。张深切： 《张深切全集》 卷 ３， 台北： 文经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１４９ 页。张深切： 《编后记》， 《中国文艺》 １９３９ 年第 １ 卷第 １ 期。〔英〕 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主义———理论， 意识形态， 历史》， 叶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８ 页。

《台湾文艺》 与 《中国文艺》 之关联有过台湾文艺联盟的经验， 张深切明白文化大旗的凝聚作用， 有了《中国文艺》 这一阵地， 他便试图在沦陷的北平组织 “中国文艺联盟” 以图振作士气。 《中国文艺》 曾在第 １ 卷第 ２ 期发布社告： 本社拟组 “中国文艺联盟”， 凡爱好文艺者不分性别均可参加， 本联盟员另有优待办法， 简章下期发表。① 但因该月张深切父亲去世， 他回台奔丧一月， 第 １ 卷第 ３ 期由张我军代编， 等到其回来编第 １ 卷第 ４ 期 （１２ 月 １ 日， 奔完丧回到北京） 时却公告 “文艺联盟之组织一事也因有些事情决定展期， 并此奉告”②， 第 １卷第 ５ 期更宣布 “文艺联盟组织案， 因事决复保留”③， 后终无下文。 虽然何故保留最终不了了之现已不可考， 但不难推理的是， 在日人看来， 军事占领不到四年的北平要比已被殖民近四十年的台湾更需严格管制， 《中国文艺》 也在创刊一周年后就被日本情报头目山家亨所执掌的武德报社强行接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台湾文艺》 和 《中国文艺》 的创刊背景都是在日本加紧对外侵略扩张步伐、 实施政治高压之际， 两岸知识分子以似乎无关政治的文化大旗相号召， 以图凝聚民心、 振作士气以继续抵抗， 《台湾文艺》所倡导的抵抗思想与策略在 《中国文艺》 中得到延续。 当北平也被日寇占领时， 国土沦丧的悲哀就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的屈辱记忆。三　 宏阔视界下的两岸文学与文化奔走于两岸各地， 力主两岸乃至全世界人民联合抗争路线的张深切， 眼界开阔， 在其所创办的两本刊物中即体现为对台湾文学、 大陆中国文学文化乃至世界文学文化的广泛关注。 正是在这种宏阔的视界下， 两岸文学文化与文人的交流得到维系。在 《台湾文艺》 创刊后不久， 发起人也是五个常务委员之一的赖明弘，趁赴东京养病之机会， 联络了 １９３２ 年在东京成立的 “台湾艺术研究会”，使该会于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正式宣布与文联合流， 并誓以一切力量支援 《台５３２①②③张深切： 《社告》， 《中国文艺》 １９３９ 年第 １ 卷第 ２ 期。张深切： 《编后记》， 《中国文艺》 １９３９ 年第 １ 卷第 ４ 期。张深切： 《社告》， 《中国文艺》 １９４０ 年第 １ 卷第 ５ 期。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湾文艺》， 共谋台湾文化之提升。① 由于台湾艺术研究会东京支部的负责人吴坤煌是一个活动能力极强的人， 与中国左翼联盟东京支部、 朝鲜文艺界人士多有联系， 因此台湾文联的活动得以和中国左联和朝鲜进步文艺家相互沟通交流、 促进提高， 文联成功扩大了其域外影响。 东京的发展又刺激了上海和厦门， 侨胞们也到处举行座谈会响应台湾， 这大大拓展了文联的活动范围。② 留日的左翼诗人雷石榆就是在 １９３４ 年与吴坤煌与赖明弘结识， 并在《台湾文艺》 上发表 《我所切望的诗歌》、 《诗的创作问题》、 《和一个异国妇人的对话及其他》、 《磨碎可怜的灵魂》 等文章， 从此结下台湾之缘。③赖明弘的东京之行还有一个重要的愿望， 即拜访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作家郭沫若， 其时郭沫若正因写下揭发蒋介石反革命真实面目的讨蒋檄文 《试看今日之蒋介石》 而被国民党缉拿被迫逃亡日本。 赖明弘将自己与郭沫若的往来书信及拜访情形发表在 《台湾文艺》 的第 ２ 卷第 ２ 期上。 他在信中写道： “台湾之新文学运动， 是跟随着中国新文学革命而抬头起来” 的， 在台湾文艺联盟成立之际， 因 “痛感缺乏优秀之指导者、 我们委员学识未宏、经验又少， 是以此后很盼望先辈诸公之指导和鞭挞。 尤其是对素为我们崇仰之先生， 我们很伏望多指示开拓台湾新文学处女地的法子和出路。 使我们同一民族之文学能够伸展而且能尽够历史的任务！”④ 他还就大陆文坛正讨论的 “大众语文” 的建设问题，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即中国方言众多， “大众语文” 建设有碍于统一、 优美之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 对此， 郭沫若高度肯定了赖明弘的主张， 并对 《台湾文艺》 的创刊表示了祝贺， 并在 《鲁迅传中的谬误》 一文中寄望台湾文学能 “用新鲜的感觉、 新鲜的笔致、 把台湾的自然、 风俗、 社会、 要求等等， 如实地写出来”⑤。６３２①②③④⑤东京台湾艺术研究会： 《フオルモサと ̨ Íå ÎÄ Áª ºÏ Á÷ 》， 《台湾文艺》 １９３５ 年第 ２ 卷第 ５ 期。张深切： 《张深切全集》 卷 ２， 台北： 文经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６１８ 页。雷石榆 （１９１１ ～ １９９６）， 广东台山县人。 １９３３ 年赴日本留学， 在东京中央大学修习经济学，期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 主编盟刊 《东流》、 《诗歌》。 １９４６ 年应邀赴台任《国声报》 主笔兼副主编。 １９４７ 年任台大法学院副教授， 教授国文。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与台湾舞蹈家蔡瑞月结婚， 定居台北。 后因政治因素遭台大解聘，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被捕， 转监基隆港务局， 被驱逐出台湾后， 寓居广东， 后任河北大学教授。 蔡瑞月后来入狱三年。 １９９０ 年， 雷石榆在河北保定与妻重聚， 雷石榆赋诗曰： “蓬莱恩爱两春秋， 先后无辜作楚囚”， 时雷已再婚。 １９９６ 年病逝。赖明弘： 《郭沫若先生的信》， 《台湾文艺》 １９３５ 年第 ２ 卷第 ２ 期。郭沫若： 《鲁迅传中的谬误》， 《台湾文艺》 １９３５ 年第 ２ 卷第 ２ 期。

《台湾文艺》 与 《中国文艺》 之关联《台湾文艺》 引发的一场关于鲁迅的争议也颇为值得关注。 《台湾文艺》在第 ２ 卷第 ２ 期上曾发表郭沫若的 《鲁迅传中的谬误》 一文， 该文是针对《台湾文艺》 刊载的增田涉的 《鲁迅传》 而写的。 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鲁迅的学生增田涉根据鲁迅先生的口述， 写下经鲁迅本人检校认可的传记《鲁迅传》， 发表在东京 《改造》 杂志的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号上， 该文由顽铁译成中文分四次连载在 《台湾文艺》 上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１ 日，《台湾文艺》 第 ２ 卷第 １ 期 ～ 第 ４ 期）。 文中提到罗曼·卢兰 （今译罗曼·罗兰） 曾有一篇对鲁迅 《阿 Ｑ 正传》 作出历史的批评的文字， 因落入正与鲁迅论争的创造社之手而被毁弃， 郭沫若对此作出辩解： “创造社决不曾接受过卢兰的 ‘那篇历史的批评文字’。” 虽然增田涉在紧接的第 ２ 卷 ３ 期上作出回应， 但郭沫若并没有再反驳， 论争中断， 罗兰批评文字的下落一案最终悬而未决。《台湾文艺》 还曾刊载许多研究中国文化、 关注大陆中国文学现状的文章， 如黄得时的 《孔子的文学观及其影响》、 《读郭沫若先生著 〈屈原〉》，梦湘的 《读儒林外史》， 张煦的 《任公提诉的老子时代问题一案判决书》，赖明弘翻译自森次勋的 《中国文坛的近况》， 蔡嵩林的 《中国文学的近况》，魏晋的 《最近中国文坛上的大众语》， 施学习的 《中国韵文发达及变迁概观》、 《中国韵文发达及变迁概观》 （上）， 郭一舟的 《北京杂话》 等。可以说， 《台湾文艺》 在其组织者开阔的视界及强大的组织联络能力之下， 使文联走出台湾， 与中国左联东京支盟、 朝鲜进步文艺家沟通交流， 也使被殖民者刻意阻隔的台湾文学与祖国文学的沟通与维系得到实现。 这种开阔的视界在 《中国文艺》 上则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文学文化的倡导、 对世界优秀文艺的翻译介绍及两岸文人的交流之上。《中国文艺》 上登载了多篇探讨中国传统文学、 艺术文化的文章， 如张鸣琦的 《戏曲底本质论》、 《文学在演剧中的位置》、 《论旧剧的美》， 傅惜华的 《三国故事与元明清三代之杂剧》 （上、 中、 下）、 《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 （上、 中、 下）， 予向 （黄宾虹） 的 《壁画偶谈》、 《画学南北宗之辨似》、 《水墨黄金》、 《谈挂画之位置》， 佰精的 《六法论研究》 （分 ７ 次连载）， 务诚的 《旧剧的艺术观》， 方言的 《国剧 “板眼” 之研究》、 《国剧极应彻底改革》， 啸仓的 《昆曲盛衰史略》， 谛听的 《唐宋两朝之 “人物画”》（上、 下）， 桥川时雄的 《谈 “双陆”》 （分 ３ 次连载）， 傅芸子 《“挂枝儿”７３２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与 “劈破玉”》， 金受申的 《清代诗人论诗之主张及其总成绩》， 王岑的《 “论衡” 中的文学观》、 《 “战国策” 在中国文学上的评价》， 陈一平的《中国文艺与民族性》 等， 这对于保存整理传统文化皆有一定之功。而张深切在主编 《中国文艺》 时还在北平艺专任副训育主任和日语教授， 有教育艺术方面的同事， 加之自己本来对艺术颇有兴趣， 因此 《中国文艺》 上刊载有优秀的艺术作品、 电影画报、 漫画、 笑话等， 这成为它的一大特色。 如第 １ 卷第 １ 期有立体派两位代表人物毕加索和雷哥尔， 第 １ 卷第 ２ 期有法国现代艺术， 第 １ 卷第 ４ 期有蒋兆和、 林坤明、 李石樵、 陈志农的作品， 第 １ 卷第 ５ 期有世界名漫画家瓦索夫·叟克埃夫笔下的世界文坛四巨人、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名作、 日本绘画， 第 １ 卷第 ６ 期有世界著名摄影家斯提森及其艺术， 第 ２ 卷第 ３ 期有对圣桑音乐的介绍， 第 ２ 卷第 ４ 期有毕加索在美国的画展， 第 ２ 卷第 ５ 期有野兽派代表人物马谛斯， 第 ２ 卷第 ６ 期有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的名作， 这些世界艺坛名作及动态的介绍多由谛听主持， 艺术水准一流， 这使得 《中国文艺》 能保持相当高的艺术性、 趣味性。文学方面， 还在第 ２ 卷第 ２ 期的世界文学家群像中介绍了莱因哈特、 辛克莱、 赛珍珠、 韦尔斯、 托玛斯·曼， 从第 ２ 卷第 １ 期开始到第 ６ 期刊载了林栖翻译的爱密黎·勃朗特的 《咆哮山庄》 （今译艾米莉·勃朗特的 《呼啸山庄》）， 第 ２ 卷第 １ 期到第 ３ 期刊载了张剑锷翻译的 《莎士比亚传》、 谨铭翻译的莫泊桑的 《论小说》 （第 ２ 卷 ５ 期） 等。 这与主编者在创刊词中所声称的主张一致， 即要在中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上， 在与世界优秀的艺术文化的交流与模仿中， 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新文化。由于在北平的台湾人多兼通日语和中文两种语言， 其 “大日本帝国国民” 的国籍也使得他们在作为沦陷区的北平很容易找到工作。 据林海音回忆， “民国三十至三十六年， 那时本省人去北平的人非常非常之多”①。 这些“七七事变” 前后来到北平的台湾文化人自然多成为张深切 《中国文艺》 的撰稿人员， 包括刘捷、 江文也、 张我军、 洪炎秋等， 其中尤以洪炎秋的散文创作成就为高。沦陷期间， 在张深切的一再催稿之下， 洪炎秋写下散文十篇： 《偷书》（创刊号）、 《健忘症礼赞》 （第 １ 卷第 ２ 期）、 《闲话鲍鱼》 （第 １ 卷第 ３８３２① 夏祖丽： 《她从城南来———林海音传》，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３， 第 １４８ 页。

《台湾文艺》 与 《中国文艺》 之关联期）、 《关于 “死”》 （第 １ 卷第 ４ 期）、 《赋得长生》 （第 １ 卷第 ５ 期）、 《就“河豚” 而言》 （第 １ 卷第 ６ 期）、 《我父与我》 （第 ２ 卷第 １ 期）、 《驭夫术》（第 ２ 卷第 ３ 期）、 《辫发茶话》 （第 ２ 卷第 ４ 期）、 《貌美论》 （第 ２ 卷第 ５期）。 这些发表在日本军警监视之下的文章， 在通达的人情事理之外， 隐含着关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微言大义， 有些甚至不乏批判的锋芒。 如 《我父与我》 一文中， 作者追述父亲当年为抵抗日人的同化， 亲自向自己传授传统文化， 但少不更事的自己难以明了父亲的苦心， 偷学日语， 更 “偷渡日本”留学， 父子一度失和。 多年以后， 自己身处沦陷的北平， 痛感家国沦丧的悲哀， 也深深体会了个人在大时代大社会中的渺小与无奈， 终于明白了父亲当初的偏执及这种偏执具有的深刻意义。 “当时有一班不自重的投机分子， 学得几句外国话， 可以奔走权贵， 便狐假虎威， 忘却本来面目， 大有古人所谓‘汉儿学得胡儿语， 高踞城头骂汉儿’ 的气概， 我父恨之入骨， 所以不令我们入学校， 而亲自督责我们在家中诵读经史。”① 在文中作者高度赞扬父亲以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择善固执、 不随波逐流的坚贞的气节， 对于那些媚敌忘祖之流来说， 父亲的言行成为一面照见他们不堪嘴脸的明镜。而这对于自己， 对于过着悲哀晦暗的生活的沦陷区人民、 抗战的军民而言都不能不说是很好的榜样和鼓舞。 文学史家这样评价道： “这暗藏机锋的直接记载， 表明沦陷区坚持民族气节， 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同时， 也说明了编者和作者的立场和勇气。”② 《就 “河豚” 而言》 一文中，作者在抒发自己浓郁的乡梓之思外， 认为利用日本的河豚料理技术开发我国被视为废物的河豚， 对于双方来说是相益而不相损的， 果真如此， 中日两国之前途可待， 但文末的感叹却又暴露出现实与口号之间的巨大差异， 揭示日中友好、 经济提携政策的虚伪性！③ 《赋得长生》 一文中说道： “既要长生，就要活得得体， 否则不如短命， 省却在人间丢丑也！”④ 这显示了国人向往尊严而得体的生活， 否则毋宁死的气节。 《辫发茶话》 以父亲为例， 反驳了下村海南所写的 “留辫时死了那些人， 剪辫时竟找不出一个殉节者， 颇致怪异” 中的台湾缺少殉节的志士的暗示， 并警告日人 “盖人与人之间， 多９３２①②③④洪炎秋： 《我父与我》， 《中国文艺》 １９４０ 年第 ２ 卷第 １ 期。张泉： 《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２８３ 页。洪炎秋： 《就 “河豚” 而言》， 《中国文艺》 １９４０ 年第 １ 卷第 ６ 期。洪炎秋： 《赋得长生》， 《中国文艺》 １９４０ 年第 １ 卷第 ５ 期。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了一道裂痕， 就要多生一层隔膜， 多生一层隔膜， 就要多惹一番冲突， 所以莫说区区辫发， 关系浅鲜也”①。 可以说， 《中国文艺》 也为近代台湾知识分子传达内心的伤痛与隐曲提供了一个窗口。因此我们不难看出， 《台湾文艺》 与 《中国文艺》 是带着同一创办人张深切的鲜明强烈的文化政治理念的两份刊物， 而其相似的创刊背景、 宗旨与活动组织， 也显示出其凝聚民心、 振作士气的文化政治意涵。 而其宏阔的视界也为两岸的文学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机会， 使日本殖民者着意阻隔的两岸关系得到拉近与维系。 从台湾到大陆，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逼之下， 江山逐步沦陷， 而 《台湾文艺》、 《中国文艺》 所承载的文化抵抗精神即是两岸近代的共同的屈辱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对这种关联的考察将使我们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反思两岸学界， 尤其是对台湾学界由于过于强调台湾近代历史的特殊与悲情， 刻意区隔两岸历史命运所产生的自我限阈进行反思， 以便在近代中日乃至东亚关系的历史脉络中寻找台湾的位置。０４２① 洪炎秋： 《辫发茶话》， 《中国文艺》 １９４０ 年第 ２ 卷第 ４ 期。

从纪录片 《跳舞时代》 看台湾日据时期流行歌曲文化 “现代化” 的殖民性从纪录片 《跳舞时代》 看台湾日据时期流行歌曲文化 “现代化” 的殖民性　 李　 晨“阮是文明女， 东西南北自由志， 逍遥恰自在， 世事如何阮不知。阮只知文明时代， 社会爱公开， 男女双双， 排做一排， 跳舞乐道我上盖爱。旧惯是怎样， 新惯到底是啥款， 阮全新不管， 阮只知影自由花， 定着爱结自由果， 将来好不好， 含含糊糊， 无烦无恼， 跳舞乐道我想上好。”——— 《跳舞时代》这首名叫 《跳舞时代》 的闽南语流行歌曲， 如果单就歌曲的歌词上看，大概很难有人联想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台湾， 但这首歌确实曾经在 １９３３ 年台北街头的青年男女中广泛传唱， 随着岁月更迭， 当年的闽南语流行歌曲逐渐淡出了流行时尚的舞台， 但 ２００３ 年的一部纪录片 《Ｖｉｖａ Ｔｏｎａｌ 跳舞时代》， 又将这首流行歌曲， 连同它曾经流行的那个年代的种种社会历史文化， 拉入了时下世人的视野中。纪录片 《跳舞时代》 大胆翻转了长期以来台湾历史叙述中对于日本殖民时期历史记忆的界定， 回溯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殖民地台湾在殖民母国日本的影响带动下， 如何接受现代化的洗礼与冲击， 从而形塑了现代都市文化。本片导演郭珍弟、 简伟斯在介绍影片时说： “ 《Ｖｉｖａ Ｔｏｎａｌ 跳舞时代》 跳脱统治者与被殖民者的角度， 以闽南语流行歌开场， 跟着曾经红极一时的歌手爱１４２李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爱阿嬷回到历史现场。 ２０ 世纪初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 年轻男女随着受到欧美及日本歌曲影响的流行歌节奏翩翩起舞， 跳起华尔兹、 狐步舞， 追求他们向往的 ‘维新世界， 自由恋爱’。 《Ｖｉｖａ Ｔｏｎａｌ 跳舞时代》 用珍贵原版唱片原音重现那个充满创新与梦想的时代风情。 古伦美亚唱片公司象征了一个文化思潮多元开放的时代契机。 柏野正次郎不断探访采集台湾民间各种音乐类型的音乐， 为古伦美亚开拓了全方位的音乐市场， 同时也形成了闽南语流行歌曲第一波的黄金时代。”① 这种创作论点不仅抛开了以往对殖民时期以悲情为主基调的负面记忆， 反而更多着重于呈现日据时期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都市文化图景， 以及在此图景中轻松愉快的市民生活。影片一开始便直言道： “１８９５ ～ １９４５ 年， 日本统治了台湾 ５０ 年， 不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你我， 总以为那段殖民时代的历史只有悲情， 但是在１９３３ 年台北街头， 青年男女传唱着一首流行歌 《跳舞时代》， 好像唱出了另外一种时代的风情，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 一个在长辈心中， 默默回味的年代， 却是年轻人记忆中， 完全空白的年代。” 随即， 影片通过对这首闽南语流行歌曲 《跳舞时代》 的追踪， 经由当年古伦美亚唱片公司员工的回溯和唱片收藏者李坤诚的探询， 欲求展现日据时期， 作为殖民地的台湾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１９ 世纪初， 日本开始学习西方， 寻求科技发展之路。 尽管在被迫开放国门之前， 日本同它的近国中国和朝鲜一样， 也是欧美发达国家眼中 “东方” 世界的 “经济落后国家”， 但经由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 利用其强盛的国力， 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收回了国家主权，逐渐摆脱了沦为欧美发达国家殖民地的危机； 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 日本的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 更在 １８９５ 年以及 １９０４ ～ １９０５ 年， 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了它昔日的两个强盛的近邻———大清帝国和沙皇俄国， 这大大鼓舞了日本的国民士气， 日本也因此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 福泽谕吉所提出的 “脱亚入欧” 论也在此时成为正论。 早在 １８８５年， 福泽谕吉于日本 《时事新报》 上发表了 《脱亚论》 一文， 该文基于“优胜劣汰” 的思想， 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 呼吁日本与东亚邻国绝交，２４２① 剧情简介见 《Ｖｉｖａ Ｔｏｎａｌ 跳舞时代》 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ｖｏｉｃｅ ｎｅｔ ／ ｖｉｖａ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

从纪录片 《跳舞时代》 看台湾日据时期流行歌曲文化 “现代化” 的殖民性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 “野蛮” 之地， 中日甲午战争后， 他更将这场战争描述为一场 “文野之战”， 认为这是 “文明” 战胜了 “野蛮”。按照这种解释， 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及其经济发展， 导致日本殖民主义者认为日本已经代表了 “进步文明”， 而其他亚洲国家则依然处于 “野蛮落后” 的境地， 于是他们完全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者认为白种人 “有责任教化” 世界其他地区 “野蛮民族” 的观点， 把对外侵略与殖民统治当做在帮助其他国家和地区完成 “现代化” 的重要过程。 于是， 经历了一系列 “现代化”洗礼后跻身于 “近代文明之邦” 的日本， 很快忘记了自己原来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被迫现代化” 的， 而是完全转而站在欧美强国的立场， 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对外掠夺资本的方式， 通过一系列战争进行领土扩张， 并且辗转完成其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无论是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意识形态， 还是政治、 经济、 军事乃至文化方面的建构， 确切地说日本都成为西方 “现代文明” 在亚洲殖民的 “二传手”。通过纪录片 《跳舞时代》 的介绍， 我们可知， １８９５ 年台湾成为日本第一个殖民地后， “迅速” 走上了 “现代化” 之路。 影片中列举了一系列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１９０５ 年， 台北电气作业开始供电， 台湾开始有电灯； １９０８年， 台北自来水厂落成， 台湾人开始引用自来水； 这一年， 台湾纵贯线铁路全线通车， 台湾南北物资交通运输更加快速便利； １９１５ 年， 新公园博物馆落成， 是一座希腊式两层楼的建筑， 被日本建筑学界称赞是现代主义中最庄严、 技术最纯熟的作品； １９１６ 年， 台大医院落成， 这是当年远东最大的综合医院； ２０ 世纪初， 台湾的樟脑、 茶叶、 糖果等产品出口， 为台湾带来了大量外汇， 各种西方文明器物， 例如唱片、 留声机等， 也在此时引进台湾……种种这些 “现代化” 的成果确实给当时台湾城市的中产阶级带来了极大的生活便利、 物质享受和精神陶冶， 但这纷繁美丽的表象之下却掩盖着更多的殖民本质。台湾是日本在 １８９５ 年轰动世界的甲午战争中胜利后取得的第一个殖民地。 在漫长的东亚历史中， 中国一直以强国的姿态出现， 并且成为日本、 韩国等东亚近邻国家经济依赖和文化仰慕的对象。 然而， 日本在这次中日战争中的胜利， 可以说成为它瓦解并颠覆中国在东亚地区战略地位的第一步。 但是在取得台湾殖民地之后， 实际上日本面临的却是更为严峻的 “治理考验”。 曾有论者指出， 日本作为一个 “缺乏资本的帝国”， 在施行殖民主义３４２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时必将遭遇极大的困难， 而殖民统治的庞大支出也将对日本国内的财政造成严重负担，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对于日本而言， 获取台湾的殖民统治权，就好像是拿到了一样难以负担的奢侈品。 但是， 作为唯一的且正在兴起中的东方帝国主义强国， 占有其第一块海外殖民地的政治和军事意义或许远远超过了经济方面的考量。 占据并统治台湾殖民地， 对日本的自我认知也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这意味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 经历了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模板的 “现代化” 过程， 已经有能力承担 “殖民” 这项 “伟大而光荣” 的任务。 时任 “台湾民政长官” 的后藤新平曾经说过， 台湾应当成为 “殖民大学”， 供日本进行第一次的殖民统治实验。 殖民地台湾首先是用来展示日本与西方帝国平起平坐的地位， 其次则是要证明日本可以超越西方， 为日本政府的领土带来更大的福祉。① 换句话说， 效法西方政治、 经济制度进行明治维新改革后的日本， 对殖民地台湾进行 “兢兢业业” 的统治与治理， 其首要目的无非是向它的 “老师” ———西方列强———交上一张答卷以证明自己可以圆满毕业并可以与 “老师” 们共同治理这个世界了。占领台湾以后， 日本殖民者通过建立总督独裁制度、 赋予警察极大的管理权限以及制定严厉的法令， 在台湾建立了一套严苛的国家权力统治系统。当然， 正如所有的殖民母国一样， 日本在台湾殖民地无可避免地遭遇到当地民众的顽强抵抗。 对于这些 “叛乱” 情势， 日本统治当局一方面用守备队、宪兵和警察进行血腥镇压， 另一方面则通过行政官厅进行招降， 直到 １９０２年 ８ 月， 台湾民众武装抗日最后的势力林少猫被消灭后， “台湾总督府” 宣布 “全岛土匪镇定”， “民政长官” 后藤新平方才开始推展 “殖民地产业开发计划”， 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台湾奠定基础， 殖民地台湾亦开始源源不断地为日本提供原始资本。 在 ２０ 世纪最初的 ２０ 年中， 台湾经济被迫以制糖业为主， 即形成种植甘蔗、 提制蔗糖的单一生产形态， 以纳入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 这奠定了台湾殖民地的经济基础。２０ 年代中期， 日本本土农业的问题产生， 稻米生产开始出现不足， 台湾、朝鲜等海外殖民地被迫大量种植水稻， 以满足殖民母国日本的需求， 一直到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台湾都是以糖、 米的出口而被纳入日本资本主义再生长的４４２① 荆子馨： 《成为日本人———殖民地台湾与认同政治》， 台北： 麦田出版社， ２００７， 第 ３５ ～ ３７页。

从纪录片 《跳舞时代》 看台湾日据时期流行歌曲文化 “现代化” 的殖民性循环结构之中。 ３０ 年代中后期，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台湾一方面沦为日本向南入侵的军事准备基地， 同时更被迫进入军需工业化生产阶段， 自身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由此可见， 台湾自沦为日本殖民地的那一天开始，便被迫成为日本本国经济发展链条上的一环， 同时也成为日本借以称霸东亚地区的跳板， 殖民者在台施行的所有政策， 最终都是为了配合这一目标， 概莫能外。当然， 在最大限度地获取台湾本地资本的同时， 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也进行了必要的投资， 发展医疗卫生、 交通通信、 教育娱乐等各项事业。 后藤新平本身是医生出身， １８９９ 年， 他创立台北医学校， 培养台湾当地的医疗人才， 加之当时在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社会精英被限制从事其他专业的学习和深造， 大多只能从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台湾的天花、 伤寒、 鼠疫及霍乱等瘟疫都逐渐消失。 为便于统治， 日本殖民者实施 “保甲制度”， 动员农村劳力积极投入铁路、 公路、 电信及海港建设， 投降后的抗日军也被调配用以建设台湾岛内的道路。 为配合殖民统治， 从 １８９６ 年起， “总督府” 在各地设立了 １５ 个 “国语讲习所”， 教授日语， 训练台湾当地人充当翻译或是公家杂役， １８９８ 年在全台各地广设 “公学校” （即小学）， 普及初级教育。当然， 这些教育多是属于初级阶段的教育， 且对台湾人与在台的日本人施行差别教育政策， 这其中自然充满了强烈的歧视意味。 除了普通中学之外， 为了发展社会经济建设， 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还另行设立了铁路、 电信、 农工商业学校， 在被殖民者中培养技术与低级行政人才。 如上文所说， 殖民当局并不允许台湾人接受高等教育中的文、 法科系教育， 而积极鼓励其投身医科和农工商科的学习， 台湾人只能通过留学日本或者祖国大陆才能吸收到思想及法律、 政治、 经济、 社会等各方面的养分。闽南语流行歌 《跳舞时代》 的词作者陈君玉就是当时诸多来到祖国大陆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台湾知识分子中的一个。 １９０６ 年， 陈君玉出生在台北大稻埕， 父亲是人力车夫， 小学四年级时， 陈君玉辍学， 为生计所迫曾当过小贩、 跟过戏班， 后来到印刷厂当排字工人。 １９２０ 年， 陈君玉来到青岛，在日本人经营的报社工作。 当时发生在祖国大陆的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余波荡漾， 民族运动、 文化启蒙运动都深深影响着当时留学大陆的台湾知识分子们。 １９２８ 年， 陈君玉回到台湾， 此时的台湾， 社会经济有了稳步的发展，城市文化生活初步形成， 大众娱乐也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陈君玉将他在大陆５４２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所受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带回台湾， 他穿长衫、 讲北京话， 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 小说， 并开设课堂为台湾民众教授国语 （即北京话）， 同时， 也尝试着创作流行歌曲歌词。随着日本殖民统治在台湾的推行， 与之相应的社会文化生活也逐渐展开， ２０ 世纪初， 留声机和唱片经由日本殖民者引入台湾， 台北市街头出现了 “蓄音器屋”。 １８７７ 年， 美国的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 １１ 年后， 也就是１８８８ 年 （即明治二十二年）， 当时的日本驻美国大使陆奥宗光将留声机携带回国， 这就是进入日本国内的第一台留声机， 而留声机大量输入日本则是１０ 年以后的事情了。 几乎与此同时， 在 １９、 ２０ 世纪之交的上海， 有位名叫乐滨生的法国年轻人， 他在西藏路上设了个摊位， 用留声机放唱片给好奇的路人听， 听一次十文钱。 １９０８ 年， 他凭着播放唱片赚来的钱， 开设了中国内地最早的唱片公司——— “东方百代唱片公司”， 这标志着中国唱片业的诞生。① 广为流行的唱片， 是西方工业革命后的一项城市文明， 它和电影一样， 是结合了科技发展与人文理想的产物， 从一开始它就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娱乐休闲的工具。 而 ２０ 世纪初唱片在东亚的传播———无论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大陆， 还是在已经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台湾， 甚至是在通过效法欧美已经迈向资本主义的日本， 都弥漫了浓重的文化殖民意味： 西方殖民者想要在经济、 政治等各个层面真正统治原本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悠久历史传统的东亚地区， 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以 “先进” 的科技所带来的物质便利和精神愉悦来摧毁东亚各民族原有的思想文化信仰。如前文所述， 开始于 １９ 世纪后半叶的日本明治维新， 以学习西方、“脱亚入欧” 为目标， 日本的资产阶级到 １９ 世纪末期已经迅速成长起来，在政治体制、 社会机制和经济发展拼命赶超现代西方先进国家的同时， 他们对文娱科教方面的 “现代化” 的追求自然也不能懈怠。 １９０７ 年 （即明治四十年）， 美国与日本进行技术合作， 创设美日留声机公司， 于是日本开始自制留声机， 并且给它起了一个极具本土意味的名字——— “蓄音器”。 １９１０ 年， 台北市荣町成立了 “株式会社日本蓄音机商会台北出张所”， 此时的台湾市场， 除了日本制造的日语唱片外， 还广泛流传着从欧６４２① 〔美〕 安德鲁·琼斯： 《留声中国———摩登音乐文化的形成》， 宋伟航译，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第 ７９ 页。

从纪录片 《跳舞时代》 看台湾日据时期流行歌曲文化 “现代化” 的殖民性美国家进口的西洋音乐唱片和从上海引进的京剧等地方戏剧唱片。 如果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势力扩张过程中以其资本主义 “先进” 科技为工具，“取悦” ／ “引诱” 未发达地区和国家的话， 那么曾经作为被 “取悦” ／“引诱” 对象的日本则也有意或无意间采用了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它的殖民地台湾。如同电影一样， 唱片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文化娱乐消费的产物，首先需要的是城市经济的繁荣，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台北等地刚好符合了这个社会发展的需求： 一方面， 这个时期是台湾的殖民母国日本国内的大正民主时期， 相对于其他时期而言， 在日本国内这是一个比较自由、 宽松的时代，民主运动、 社会主义、 男女平等、 自由恋爱等命题， 都在此时风起云涌， 留学日本的台湾学生感受到这股现代民主的浪潮， 并将这股风气带回本土台湾； 另一方面， 海峡对岸的大陆发生于 １９１９ 年的五四运动余波荡漾， “民主” 和 “科学” 成为时代的号召， 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也深深影响着诸如陈君玉等台湾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 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１９２０ 年 《台湾青年》 创刊， 开启了台湾的新文学运动， 此后数年新文学的兴盛都为唱片作词及其广告宣传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而这一时期， 无论是在上海，或是东京， 甚或是台北， 留声机的贩卖口号都是其作为 “现代化住家不可或缺的配件， 也是小资产阶级体面的标志， 既是进入 ‘现代’ 的机械型符号， 也是音乐从公众机会的焦点变成个人私有消费的首要发动机”①， 留声机俨然已经成为整个东方社会 “现代化” 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符号。然而起初进入台湾市场的日语歌曲和西洋音乐唱片， 除了极少数在台湾的日本人和曾经留学日本的台湾知识分子购买外， 很少有其他人购买。 但是， 留声机的一大特性即声音的录制与复制技术， 令暂时性的声音得以保存并通过空间快速、 广泛的传播。 西洋音乐可以轻而易举地传送到非西洋人耳中， 同样， 其他地域的音乐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彼此广泛流传开去， 于是大陆出现了大量地方戏曲唱片， 台湾也出现许多歌仔戏唱片。 １９２８ 年， 柏野正次郎接任日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台北出张所支店长， 他结合当时的世界潮流， 在台湾民间进行社会调查、 走访后认为， 要在台湾扩大唱片销路， 一定７４２① 〔美〕 安德鲁·琼斯： 《留声中国———摩登音乐文化的形成》， 宋伟航译，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第 ８２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要灌制闽南语唱片。起初， 柏野正次郎只是把当时日本的流行歌曲改填闽南语歌词， 请来原为歌仔戏艺人的歌手纯纯演唱， 并采用当时流行的舞曲节奏。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西方国家流行的交际舞经由欧美传至中国的上海和日本的东京， 台北也受到这股时尚潮流的影响； 同一时期， 电影这种颇具时尚感的艺术形式在台湾也具有了一定的认知度， 但此时的电影尚处于无声阶段， 需要 “辩士”从旁解说。 １９３２ 年， 正在上海流行的电影 《桃花泣血记》 来台放映， 当时号称台湾 “第一辩士” 的詹天马为电影写歌， 并在电影放映时演唱， 一时间， 这首电影配歌随着电影的热映广泛流传。 柏野正次郎请纯纯演唱此歌曲并录制成唱片， 销量大好， 这令柏野信心大增， 也从中看到了商机。 他认识到， 要打开台湾流行歌曲唱片的市场， 所录制的歌曲一定要富有 “台湾本土味道”， 于是 １９３３ 年， 柏野下决心正式邀请陈君玉出任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文艺部长， 策划制作台湾第一批原创流行歌曲。 闽南语流行歌曲借由电影与唱片互为广告， 促成了唱片事业的蓬勃发展。 此前的台湾唱片市场， 一向以录制京剧、 南管、 北管、 山歌、 歌仔戏为主， 在寻求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闽南语流行歌曲后， “流行歌曲” 和 “歌仔戏” 成为台湾民间娱乐的两大主流， 从此， 唱片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 它们开始纷纷创作起了闽南语流行歌， 而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在这次潮流中逐渐成为台湾第一大唱片公司。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时期闽南语流行歌曲的兴盛与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同样不可分割， 除陈君玉外， 邓雨贤、 李临秋、 林清月、 周添旺、 廖汉臣等人也都曾经活跃在当年的流行歌曲歌词创作舞台上。 流行歌曲的兴盛与新文学运动相互影响， 也间接促成了 １９３３ 年， 台湾第一个文学社团 “台湾文艺协会” 的成立， 陈君玉、 廖汉臣、 黄得时等人都是该协会的活跃分子，当年协会成员之中有不少人并没有固定职业， 只能为唱片公司写作流行歌曲赚取稿费。 “台湾文艺协会” 成立后，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先发部队》 杂志创刊， 陈君玉在创刊号上发表了 《台湾歌谣的展望》 一文， 逐一分析北管、南管、 山歌、 歌仔戏等传统歌谣在当时社会中所面临的发展瓶颈， 同时对当时流行歌曲的现状予以评判： “流行歌本来就是情歌……我们台湾自从老早就有这种流行歌， 殊不知在早虽有几种流行歌， 传诵在民众之间， 也没有把它当做流行歌看， 可是这几年来， 眼见日本的流行歌风靡全台， 愈觉着台湾８４２

从纪录片 《跳舞时代》 看台湾日据时期流行歌曲文化 “现代化” 的殖民性也非有这种流行歌不可的形势， 在这酝酿中， 竟由台湾古伦美亚首先创作，为台湾的歌谣界， 造成划期的新纪元， 成绩虽见良好， 而各社也争先恐后地创作， 然， 尚且不能够和日本的流行歌相比敌， 实在还是幼稚多多。”① 同时， 陈君玉等词作者还先后在 《先发部队》 上发表其诗歌、 评论等新文学创作， 这些也都表明， 新文学的发展对台湾流行歌曲及以唱片为媒介的现代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或许可以看作日据时期台湾流行歌曲文化 “现代化” 过程中的一抹亮色。台湾音乐唱片的制售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达到高潮， 但是好景不长， 这种文化领域内的轻松活跃氛围很快被中止。 “日本政府惟恐因此影响到台湾人民对其认同感， 因此以 ‘文化向上’ 及 ‘防止风俗坏乱及妨害公安’ 为由，在 １９３６ 年间以 ‘府令第四十九号’， 制定了 ‘台湾蓄音器レコード （唱片）取缔规则’。 这个规定中规定， 唱片的内容若有造成 ‘治安危害’、 ‘风俗紊乱’ 之嫌者， 台湾总督府可以禁止其发行。 ‘治安危害’、 ‘风俗紊乱’ 等理由是属于 ‘不确定法律概念’， 尤其在所谓 ‘风俗紊乱’ 方面， 歌仔戏及闽南语流行歌的内容大都以男女情爱为主， 原本就为一些卫道士所抨击。 依此取缔规则来说， 解释权在于台湾总督府， 使得闽南语流行歌及歌仔戏唱片面临相当大的危机。”② １９３６ 年， 日本政府开始对台施行 “皇民化政策”， 打压台湾本土文化； 次年，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 日本本岛以及殖民地台湾的学校教育开始大量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日本进入军国主义时代， 一切爱情题材的流行歌曲都被强制性淘汰， 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军歌和 “国民歌谣”。１９３９ 年， 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在发行制作了最后一批闽南语流行歌后便终止了闽南语唱片的制作； １９４１ 年， “珍珠港事件” 后，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日本物资出现匮乏， 唱片、 唱针也随之变得稀有；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 中途岛战役后， 日军大败， 台湾大小城镇频遭盟军空袭， 原本生活在台北等地的 “城市中产阶级” 疏散到乡间， 很难再有心境去听留声机； 与此同时，日本殖民者积极征募 “陆军特别志愿兵”、 “高砂义勇军” 和 “海军特别志愿兵” 等， 充当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炮灰， 到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 日本索性在台９４２①②陈君玉： 《台湾歌谣的展望》， 《先发部队》 创刊号，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５ 日印刷，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１５日发行。叶龙彦： 《台湾唱片思想起》， 台北： 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第 ９３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湾实施征兵制， 役龄青年均征召入伍。 另一方面， 日本殖民者提倡所谓“新台湾音乐运动”， 即以台湾歌谣的旋律来唱日本歌词， 将徐缓哀怨的流行歌变成激昂悲壮的进行曲。 这种做法刚好与当年日本殖民者最初将留声机和唱片带入台湾社会的过程相反： 一个是为了推销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商品———唱片， 而将台湾人所熟悉的词句混杂在日本流行曲调中演唱， 以达到快速推广的目的； 一个则是为了推销军国主义思想， 而将台湾人所熟悉的曲调夹杂着具有思想宣导功用的口号演唱出来。 尽管二者在词曲来源上截然相反， 但其推进殖民统治的意图和作用却是彼此契合的。 在这个时期， 当年的闽南语流行歌曲 《望春风》、 《雨夜花》 和 《月夜愁》 等纷纷被改作 《大地在召唤》、 《荣誉的军夫》 和 《军夫之妻》 等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进行曲。曾经红极一时的闽南语流行歌终于开始没落， 此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战前的一颗炸弹， 将位于台北闹市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夷为平地， 《跳舞时代》所讲述的那个 “摩登”、 “轻松” 的时代就此终结。纪录片 《跳舞时代》 公映后引起了台湾社会的广泛讨论， 归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拍摄手法和表现内容具有一定的突破性， 片中通过几个当年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老员工， 多年后相聚在日据时代代表着 “现代化” 文明的波丽路西餐厅中回想当年往事， 引出一段被时代淹没的 “文明史”， 更以安排演员情景重现的方式， 展示当年的哥伦比亚及其所代表的 “摩登盛事”； 另一方面， 也是更为重要的， 是如诸多论者所认为的， 这部纪录片完全颠覆了多年以来日据时期在主流历史叙述中的负面记忆， 重新建构出了一种摩登、 开放、 祥和、 文明的殖民历史， 这恐怕是导演郭珍弟在拍摄影片时所未曾预见的。 郭珍弟在接受笔者访问时曾经表示， 在拍摄制作 《跳舞时代》 时， 她并没有想要谈及整个殖民时期， 而是出于自身对于音乐的热爱而去谈论那个年代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 以及都会中产阶级的生活， 她认为自己并没有表彰整个时代的诉求， 因为整部影片中搜集的音乐和影像确实是属于中产阶级的。的确如郭珍弟所说， 《跳舞时代》 中所反映的正是殖民时期台湾都会中产阶级的文化生活心态， 并无法代表整个台湾社会的全貌， 更无法作为台湾殖民地时期现代化程度的充分论据。 近年来， 在关于战后两岸经济、 文化发展状况的讨论中， 每每被引用的一个例子是， 光复初期赴台进行接收工作的大陆军队中的国民党士兵甚至从未见过自来水和电灯， 看台湾当地人使用起０５２

从纪录片 《跳舞时代》 看台湾日据时期流行歌曲文化 “现代化” 的殖民性来很方便， 也到店里买来自来水龙头和灯泡， 装在墙上后水龙头不出水， 灯泡也不亮， 便去找店家理论， 从此成为笑谈。 或许这位士兵做梦也想不到，这件事在 ６０ 多年后仍然会被人们时常提及， 甚至成为有关台湾在日据时期现代化程度之论争的 “确凿证据”， 而那些也犯过同样错误的最初经历 “现代化” 过程的台湾本地人则或许早已被人遗忘。 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中国大陆， 如影片 《跳舞时代》 中所提及的， 当时的上海也和东京、 台北等都会一样经受着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全球性的 “现代化” 洗礼， 而究其本质， 这种 “现代化” 无一例外都是在情非得已中被迫进行的具有浓重的殖民主义色彩的行为。根据陈耀楠的统计， １９４５ 年台湾自来水的普及率仅为 ２２ １％ ， １９５０ 年达到 ２６ ８％ ， ７０ 年代后期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 自来水的普及率由 １９７０ 年的 ４３ ４％一跃上升到 １９８０ 年的 ７５ ３％ 。① 同样， 电灯用户普及率在 １９５１ 年仅为 ３３ ６９％ ， 在 １９６１ 年达到 ５８ ９７％ ， 经过整个 ６０ 年代的经济发展， 在１９７１ 年达到 ８５ ６２％ 。② 由此可见， 所谓殖民时期科技、 文化方面的 “现代性” 或许的确客观存在， 但其却有着难以规避的 “殖民性” 的本质， 更不具有单一性和绝对性。 在纪录片 《跳舞时代》 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颇为有趣的细节， 以纯纯和爱爱阿嬷为代表的文娱界人士对于享受日本殖民过程中所带来的文化娱乐 “现代化” 的成果津津乐道， 并心向往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陈君玉等曾经造访过祖国大陆， 并为祖国文化深深吸引的知识分子的态度。 二者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或许才是当年陈君玉无法与他心仪的女性纯纯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１５２①②陈耀楠： 《台湾自来水事业之发展经过》， 《自来水杂志》 １９８７ 年第 １０ 期， 转引自翁淑慧著《依违在 “现代” 与 “传统” 之间———台湾六〇年代本省籍现代派小说家的 “乡土” 想像》 附录。台湾 “经济部” 网站， 见 ｈｔｔｐ： ／ ／ ２１０ ６９ １２１ ６ ／ ｇｎｗｅｂ ／ 。 转引自翁淑慧著 《依违在 “现代” 与 “传统” 之间———台湾六〇年代本省籍现代派小说家的 “乡土” 想象》 附录。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对 “古典” 的挪用、 转化与重置　 ———当代台湾新诗语言构造的重要维度　 张桃洲一　 背景： 关联和承续中国新诗自诞生之日起， 就面临着语言建构和语言策略选择的问题。 胡适的 “白话入诗” 及 “诗体大解放” 的主张， 从根本上解除了旧诗语言和形式的禁锢； 不过， 他的倡议与实践还只是一个相当粗浅的起点， 经过若干次调整和矫正之后， 中国新诗的语言才逐渐趋于繁复与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新诗所用的语言材料从来源上说十分驳杂， 不仅有与口语密切相关的本土白话， 而且还有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人思维和表达方式的西方语言；不仅包含了很多古典汉语 （文言） 的词汇、 元素， 而且羼杂了不少外来的、具有现代色彩的语词和语法———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高度综合、 多方融汇、 不断生成的历史存在。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 中国新诗语言在 ２０ 世纪前 ３０ 年经历了一个相对良性的发展过程，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 １９４０ 年代后期。① 到了 １９４０ 年代，新诗即已形成较为成熟的语言形态和书写程式， 其间尤以冯至、 卞之琳、 艾青及 “九叶派” 诗人的表现最为突出。 正如叶维廉所作的总结： “４０ 年代的诗人并没有排斥语言艺术世界所提供出来的语言的策略， 除了文字、 格律……形式、 节奏的凝练之外， 便是诗质的营造， 这包括气氛的掌握……用２５２❋①张桃洲，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自 １９５０ 年代起， 新诗的一脉迁到了台湾等地， 出现了两岸诗歌相互隔绝、 各自发展的格局。 其中， 大陆新诗所用的语言———现代汉语———以 “普通话” 身份被规范、 确定下来（其主要范式是解放区语言）， 逐渐发展为贴近现实的一路， 经过层层剥蚀和汰洗后， 其内蕴已变得非常稀薄， 加上它对现时意识形态的依附， 最后成了千腔一调、 呆板干枯的语言。这种状况直到 １９８０ 年代才有所改观。∗∗

对 “古典” 的挪用、 转化与重置冥思或梦汇通经验的飞跃……或把事物加以特别的凝注、 刻刻的凝注而达成‘现在发生性’ ……或戏剧场景的营造以代替说明性……以上都可以用 ‘玄思的感觉化’ 来概括。”① 在说明 １９４０ 年代新诗语言的特点后， 叶维廉顺便谈到：台湾的现代诗是承着这些新的语言策略而来的， 但迁台初期与母体在空间与文化上能切断， 知识分子在心里游离不定而新文化世界尚未能落根之际， 遂又转入主观的世界， 企图在文学世界里肯定生命的意义与完整， 而作了以语言世界为对象更诡奇更深邃的追索， 所产生的偏差和提供的更新的语言的策略， 在偏向上和三四十年代这些诗人所面临的问题是相通的， 但由于历史条件与读者的错交， 二者在程度上是不同的。②实际的情形确乎如此。 在 １９５０ 年代后的台湾诗界， 由于众多大陆诗人的涌入———这些诗人免不了将以往的诗学理念和写作习性带到岛内———台湾新诗的发展路向 （尤其是 １９５０ 年代至 １９６０ 年代） 自然要受到整个新诗传统的影响， 况且两岸的诗歌原先就有交流和联系的根基。 １９４０ 年代末迁台的诗人有纪弦、 覃子豪、 钟鼎文、 杨唤、 张秀亚、 彭邦桢、 羊令野、 上官予、胡品清等， 他们身体力行地直接为台湾新诗输入了很多新的经验， 其中， 在１９３０ 年代参与组织 “菜花诗社” 并出版 《菜花诗刊》， 随后同 “现代派”重要诗人戴望舒等合资创办 《新诗》 月刊。 １９４０ 年代发起成立 “诗领土”社并出版 《诗领土》 月刊的纪弦， 于 １９５０ 年代迁台后则以 《现代诗》 （及“现代诗社”） 的创办， 在岛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现代派” 运动， 前后办刊的宗旨和主张具有明显的承续性， 其在诗歌创作的语言、 主题、 风格等方面也有相当的一致性。 可以说， １９５０ 年代以后台湾新诗比大陆的新诗保留着更多成熟期中国新诗的因子， 同一时期大陆的新诗因受制于时代环境而摈弃了以往新诗的诸多丰富成分， 走上了一条越来越单一、 狭窄的 “不归路”。３５２①②叶维廉： 《语言的策略与历史的关联———五四到现代文学前夕》， 《中国诗学》，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２， 第 ２３６ ～２３７ 页。叶维廉： 《语言的策略与历史的关联———五四到现代文学前夕》， 《中国诗学》，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２， 第 ２３８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不过， 在上述诗学的承续与融汇的过程中， 还有另一些较为复杂的情形值得关注。 这里格外有必要提及的是夏济安等人于 １９５６ 年创办的 《文学杂志》。 与 《现代诗》 及同时期 《创世纪》、 “蓝星” 等的运动式推进现代主义的做法不同， 《文学杂志》 显示出鲜明的 “学院化” 的沉潜风格 （这一点大概是承继了 １９３０ 年代至 １９４０ 年代朱光潜主编的同名杂志的风格） 和 “新古典主义” 的趋向。 虽然这是一份综合性的文学刊物， 但它在诗歌创作、理论和译介诸方面推出了不少优异作品： 在译介方面， 黎尔克 （通译里尔克）、 佛洛斯特、 艾伦坡、 梵乐希 （通译瓦雷里）、 艾略特等的作品和理论是其重心所在； 在创作方面， 该刊发表诗歌作品最多的诗人是梁文星和余光中， 梁文星即 １９４０ 年代已享有诗名、 时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的吴兴华，此际， 他的不少曾经在 ４０ 年代发表过的诗作和诗论文章， 是经好友宋淇（林以亮） 之手在 《文学杂志》 上刊载的； 在诗论方面， 重要的文章有梁文星的 《现在的新诗》、 夏济安的 《白话文与新诗》、 林以亮的 《论散文诗》、覃子豪的 《现代中国新诗的特质》 等。《文学杂志》 奉行 “朴实、 理智、 冷静的作风”①， 推出的一些诗歌作品和理论， 尤其是重刊的吴兴华诗作与诗论， 其潜在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吴兴华的创作和理论具有 “新古典主义” 的特点， 他的 《绝句》、 “古题新咏” 系列诗， 在用字、 音节、 脚韵等方面均十分考究， 严整性堪与古诗中的律绝相媲美， 体现了其创造性的 “化古” 能力。 吴兴华十分熟稔于中西诗学， 他善于运用现代眼光勘探古典诗歌矿脉， 在对古典诗学资源的征引中加入了更具活力的现代声息， 他注重的是古典与现代诗学的真正融合。 在此基础上， 吴兴华提出了关于诗歌形式的独特见解， 他认为 “所谓 ‘自然’和 ‘不受拘束’ 是不能独自存在的； 非得有了规律， 我们才能欣赏作者克服了规律的能力， 非得有了拘束， 我们才能了解在拘束之内可能的各种巧妙表演”， “形式仿佛是诗人与读者之间一架公有的桥梁”， “固定的形式在这里，我觉得， 就显露出它的优点。 当你练习纯熟以后， 你的思想涌起时， 常常会自己落在一个恰好的形式里， 以致一点不自然的扭曲情形都看不出来”②。 吴４５２①②编者： 《致读者》， 《文学杂志》 １９５６ 年第 １ 卷第 １ 期。梁文星 （吴兴华）： 《现在的新诗》， 《文学杂志》 １９５６ 年第 １ 卷第 ４ 期。 此文曾刊于 《燕京文学》 １９４１ 年第 ３ 卷第 ２ 期。

对 “古典” 的挪用、 转化与重置兴华的观点， 引发了 《文学杂志》 关于白话文与新诗、 新诗的特质、 新诗的发展等问题的讨论， 这些讨论进一步扩大了吴兴华 “新古典主义” 诗观的影响， 使之程度不一地体现在后来台湾新诗创作中。与此同时， １９５０ 年代至 １９７０ 年代间台湾诗界围绕 “现代派” 诗歌展开的几次论争， 也深刻地影响了台湾新诗语言资源的择取和整体流向。 首先是纪弦在 《现代诗》 上标举 “现代派” 的 “六大信条”， 其 “横的移植” 的断语引起了同为现代主义诗阵营的 “蓝星” 诗人覃子豪的强烈批评， 后者反诘道： “若全部为 ‘横的移植’， 自己将植根于何处？”① 随后， 论争范围迅速扩大， 言曦、 寒爵等对于 “现代派” 诗歌的措辞严厉的抨击， 遭到了余光中等人的坚决反击。 十余年后， 在乡土诗歌回潮的 １９７０ 年代初期， 关于 “现代派” 的论争再次爆发， 对 “现代派” 诗歌持批评意见的文章包括关杰明 《中国诗的困境》、 《中国诗的幻境》、 《再谈中国现代诗》， 唐文标《僵毙的现代诗》、 《诗的没落———台湾新诗的历史批判》 和高准 《论中国新诗的风格发展与前途方向》 等。 这些论争的议题， 主要集中在新诗的总体评价、 新诗的西化与民族化、 新诗与传统、 新诗与现实等方面。 痖弦后来在回顾这几次论争后， 表达了自己对新诗与传统之关系的重新认识： “唯有根植在旧有广袤的泥土里， 吸取传统的精华， 再对现阶段有所自觉与体认， 才有可能从而创造出新而现代的作品”， “对于传统， 我们决不能硬生生拿来袭用、 套用， 而是要在学习过程中转化它， 常常读它、 神往它、 思索它， 活在传统的精神里， 执笔行文之际， 这平常不易察觉、 渐渐累积形成的 ‘感情历史’， 便都呼风唤雨， 一齐涌向笔尖”。② 尽管论争之后对阵双方的分歧并未完全消除， 但论争无疑拓展了现代诗的生存空间与发展视野， 并促使诗人们开始反思和调整自己的写作路向， 比如纪弦提出了 “从自由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古典化” 的主张。早在 １９６０ 年代， 诗人白萩就说： “我们的语言， 已失去了传统旧诗的含纳、 简洁和飞跃， 我们需要正视我们现在语言的薄弱”， “对于我们所赖以思考赖以表达的语言， 需给予警觉的凝视和解剖。 我们需要以各种方法去扭曲、 捶打、 拉长、 压挤、 碾碎我们的语言， 试试我们所赖以思考赖以表达的５５２①②覃子豪： 《新诗向何处去？》， 《蓝星诗选·狮子星座号》， 台北， １９５７。痖弦： 《现代诗的省思》， 《中国新诗研究》， 台北： 洪范书店， １９８１， 第 ９ ～ １１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语言， 能承受到何种程度”。① １９５０ 年代后台湾新诗在语言上的种种经营，应可被看做为补救 “薄弱”、 “承受” “捶打” 所作的努力。 由于上面提到的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 当代台湾新诗语言较多承续了此前 ３０ 年中国新诗语言偏于书面语或雅言的那一面。 这类语言， 在语词、 句法上虽受“欧化” 的影响较深， 但却又力图保持一种类似于古典诗歌语言的蕴藉、 幽远的气质， 因而不难看到， 台湾新诗的很多作品都表现出古雅的氛围和情调。 在相当长的时段里， 这种对 “古典” （哪怕仅仅是一丝古意） 的执守，是台湾新诗语言构造上格外重要的维度。二　 “现代派”： 挪用的表层与深层诚如前引叶维廉所指出的， １９５０ 年代后台湾新诗相较于现代新诗而言，在语言态度上更加激进， 以致 “作了以语言世界为对象更诡奇更深邃的追索”。 不过， 在进行激烈的语言实验和探索的同时， 诗人们也十分注重语言的收束与规训， 而他们进行语言的收束与规训的方式之一， 正是萦绕于字里行间的某种古典意绪。 即便在提出了 “新诗乃是横的移植， 而非纵的继承”② 之类极端口号的纪弦那里， “古典” 也是他诗中不忍割舍的元素， 例如他的著名短诗 《狼之独步》：我乃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匹狼。不是先知， 没有半个字的叹息。而恒以数声凄厉已极之长嗥摇撼彼空无一物之天地，使天地战栗如同发了疟疾；并刮起凉风飒飒的， 飒飒飒飒的：这就是一种过瘾。这首诗在极具现代感的语句之中， 夹杂着 “乃”、 “恒以”、 “已极”、 “之”、６５２①②白萩： 《自语》， 《天空象征》， 台北： 田园出版社， １９６９， 第 ８６ 页以下。纪弦： 《现代派信条释义》， 《现代诗》 １９５６ 年总第 １３ 期。

对 “古典” 的挪用、 转化与重置“彼” 等 “旧” 词， 呈现了一种古今对照的张力， 使得诗中抒情主体的飞扬凌厉姿态更为鲜明。实际上， 在 １９５０ 年代声势浩大的台湾 “现代派” 运动中， 于激进的语言、 形式探险之际有意保留 “古风” 的并不只有纪弦一人。 同属 “现代派”阵营的 《创世纪》 诗人和 “蓝星” 诗人， 在他们的诸多作品中也或浓或淡地留有 “古典” 的印痕。 在此， “现代派” 诗人的古典旨趣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具有深刻的象征性意义， 不仅为当代台湾新诗平添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语言景观， 而且对后来的诗歌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以倡导 “超现实主义” 写作闻名的洛夫在其完成于 １９６０ 年代的长诗《石室之死亡》 中， 有一个颇显爆发力的起端： “只偶然昂首向邻居的甬道，我便怔住∕在清晨， 那人以裸体去背叛死∕任一条黑色支流咆哮横过他的脉管∕我便怔住， 我以目光扫过那座石壁∕上面即凿成两道血槽”。 这些诗行的 “超现实主义” 意味是不难被体会到的， 但镶嵌在各句中的 “只”、“向”、 “以”、 “任”、 “即” 等语词， 将有可能流于泛滥的铺张气势， 集聚在堪称凝练的行句间， 增加了其 “超现实主义” 意味的强度， 同时也有助于整首诗在 “超现实主义” 的灵光中不时展露出现实的指向。 后来， 洛夫在回顾自己的 “超现实主义” 取向时特别提到： “我在中国古典诗中， 特别是唐诗中， 发现有许多作品， 其表现的手法常有超现实的倾向， 不仅是李商隐、 李贺， 甚至包括李白、 杜甫的作品， 都有介于现实与超现实的表现手法。”① 他还坦陈： “我的超现实观与其说受到西方 ‘超现实主义’ 的影响，不如说是受到中国古典诗的启发。 我向往的是古典诗中那种 ‘无理而妙’的审美效果， 这很接近苏东坡 ‘反常合道’ 的诗观， 反常是表面上对现实的扭曲， 却能形成诗的奇趣， 造成诗的惊喜效果。”② 洛夫举出自己的诗句“我可以看到山鸟通过一副画而溶入自然的本身∕我可以听到树中年轮旋转的声音”， 自认 “与杜甫 ‘七星在北户， 河汉声西流’ 的诗句， 具有同样的超现实艺术效果”③； 而他的 “石破∕天惊∕秋雨吓得骤然凝在半空” （ 《与李贺共饮》） 这样的句子， 则是对李贺 “石破天惊逗秋雨” 的直接化用； 不７５２①②③见 《因为风的缘故———午后书房访洛夫》， 《联合文学》 １９８８ 年第 ５０ 期。洛夫： 《诗的传承与创新 （代序）》， 《洛夫精品》，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５ 页。洛夫： 《诗的传承与创新 （代序）》， 《洛夫精品》，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４ ～ ５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仅如此， 他还以古典诗人为素材， 写出了 《李白传奇》、 《走向王维》、 《车上读杜甫》、 《与李贺共饮》 等诗， 并将白居易的 《长恨歌》 改写成一首包含鲜明的现代主题、 历史观和元素的诗作。洛夫在古典诗歌中发现了 “超现实主义” 及由此引出的 “诗的传承与创新” 问题， 令人想到 《创世纪》 创办之初， 洛夫、 痖弦、 张默这三位创办者就曾在剧烈的现代主义和 “西化” 风潮中， 倡导一种 “新民族诗型”，并提出了 “现代诗归宗” 的理念。 洛夫在 《建立 “新民族诗型” 刍议》 的论述中， 提出 “新民族诗型” 的两个基本要素， “一、 艺术的———非诸理性的阐发， 亦非纯情绪的直陈； 而是美学上知觉意象之表现， 我主张形象第一， 意境至上。 二、 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字之特异性， 以表现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殊情趣”①。 虽然这一有着特定历史背景的倡导很快为他们自己的 “超现实” 实践所取代， 但后来亦成为时常被提及的议题。 在《创世纪》 同仁中， 诗歌观念偏向于 “新民族诗型” 并自觉付诸实践的是张默。 张默尝言： “一个中国现代诗人， 尽管他从外国诗人那里吸取多方面的滋养， 可是他的血液、 情感、 生活、 语言、 习惯等还是中国的”②； “必须发挥运用方块字的本领， 选择性地， 写日新月异、 富有中国情怀和民族特性、浩瀚深澈的中国现代诗”③。 这种对民族特性的强调， 牵涉着对古典源头的指认。 正如张默在 《默想与沉思》 一诗中所表述的： “古中国的博大， 历史的艰深∕思想如巨人们屹立∕所以宁宁静静， 这一世界∕如月光般的， 以至哲人∕是， 或者将是∕令我亟需追逐无限默想的未来” ———如何将古典、民族的因子纳入现代诗的创造之中， 是他多年苦心探索的重心所在。 他的《野渡无人舟自横》 （组诗）、 《雪之谜》、 《依稀鬓发， 轻轻滑过时间的甬道》、 《无调之歌》 等， 即在主题和词句方面透出浓郁的古典气息。 因此，痖弦称张默的诗歌 “常常以含蓄的手法探讨生命， 诠释生命， 以细腻的感受为经， 以真诚的表现为纬， 逼近事物的内里， 写出人生的尊贵和庄严， 不戏谑， 也不刻意谐趣， 在这方面， 他甚至是偏向古典的”④， 堪称的评。８５２①②③④《创世纪》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第 ３ 期。萧萧： 《创世纪风云》，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 １９ ～ ２０ 日 《台湾时报》 “副刊”。《从桃子园到无尘居———张默笔访录》， 载王伟明 《诗人诗事》， 香港： 诗双月刊出版社，１９９９， 第 ２５７ 页。痖弦： 《为永恒服役———张默的诗与人》， 《中华副刊》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对 “古典” 的挪用、 转化与重置对于这批 “现代派” 诗人而言， 古典性与民族性是紧密关联的范畴，正如传承与创新是诗歌创造的两面。 同洛夫对古典诗歌的独到 “发现” 相似， 余光中也以别样的眼光打量古典诗歌， 他问道： “我们是否可以学学‘江南可采莲’ 一诗的抽象构成， ‘一树碧无情’ 的抽象感， ‘北斗阑干南斗斜’ 的几何趣味， 是否可以心平气和地欣赏 ‘波撼岳阳城’ 或是 ‘乾坤日夜浮’ 的感性， ‘扇裁月魄羞难掩， 车走雷声语未通’ 的移位法， ‘曾是寂寥金烬暗， 断无消息石榴红’ 的暗示， ‘隔水问樵夫’ 或是 ‘星垂平野阔’的空间感觉？ 王安石的 ‘一水护田将绿绕， 两山排闼送青来’， 杜甫的 ‘七星当北户， 河汉声西流’， 不都是呼之欲活的现代诗吗？”① 这些， 无疑都是浸润着现代意识的对古典诗歌的重新 “发现”。 余光中本人在这一时期， 尽管多有像 《双人床》、 《芝加哥》、 《森林之死》 这样极具 “西化” 色彩的诗作， 但也写出了诸如 《当我死时》、 《等你， 在雨中》、 《呼唤》 等古典气息浓厚、 民族色彩鲜明的诗作， 所以在人们印象中他较其他 “现代派” 诗人更偏向古典。 据说他写作 《湘逝》， 是在将杜甫晚年的作品反复研读甚至吟诵后才动笔的。 他的 《呼唤》 中 “可以想见晚年∕太阳下山， 汗已吹冷∕五千年深的古屋里∕就亮起一盏灯∕就传来一阵呼叫∕比小时更安慰， 动人∕远远， 喊我回家去”， 把母亲的呼唤和母体文化的召唤进行比照， 一种悠然的文化 “乡愁” 随之缓缓升腾； 而 《我的年轮》 中 “即使在爱奥华的沃土上∕也无法觅食一朵∕首阳山之薇。 我无法作横的移植， ∕无法连根拔起∕自你的睫荫， 眼堤”， 暗含着对当时盛行的 “横的移植” 的讽喻性拒斥， 显示出其不仅在诗学上， 而且在文化上回归本土的意愿十分决绝。 此外， 余光中非常注重诗的音律和体式的均衡 （如 《乡愁》、 《民歌》）， 这仍可被视为古典诗对他的影响。可以看到， 着眼于古典意绪的渲染、 古典语词的羼入以至对古典诗句的化用， 是 １９５０ 年代至 １９６０ 年代 “现代派” 诗人与古典发生关联的常用技法。 年龄稍长的羊令野赴台前在大陆曾研习传统格律诗， 并写有旧体诗数百首， 他到台后的诗歌写作经历了他所说的 “蜕变格律诗的语言” 的过程，他如此陈述自己诗歌的 “秘密”： “在我的诗中， 尝试把许多古典的词汇赋９５２① 余光中： 《古董店与委托行之间———谈谈中国现代诗的前途》， 《余光中选集·第三卷·文学评论集》，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１４ ～ １５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予新的意义， 或者说新的生命。 而这种再生的词汇， 常常使整首诗的语言张力更有韧性与弹性。 同时使众多的意象达至和谐， 完整地表现了我需表现的意识———周密深广地布着一种浑然一体的境界。 这也许是我从传统诗中获得了一把语言的钥匙， 开启了自己的门径。”① 他的 《贝叶： 第一叶》 里有这样的句子： “今夜， 七级浮屠更玲珑了。 ／筑饰以发髻之姿， 在云中， 磐韵∕渐沓。 惟有耳畔风铃， 摇醒∕万年战鼓， 摇醒赤壁火把。 遂∕冬冬而鸣， 熊熊而燃， 夜不再锈”， 其句式凝练、 语词简洁一如古典诗歌。相比之下， 郑愁予、 周梦蝶等的诗更倾向于在意境和内蕴上接续古典诗歌。 例如郑愁予的名作 《错误》：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 三月的柳絮不飞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跫音不响， 三月的春帷不揭你底心是小小的门扉紧掩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 是个过客……诗中朦胧的情调和意境， 令之宛若一阕温婉、 清丽的宋词。 郑愁予被称为“中国的中国诗人， 用良好的中国文字写作， 形象准确， 声籁华美， 而且绝对地现代的”②。 他的诗带着 １９４０ 年代辛笛诗歌的余韵， 能够有效地将古典诗意置于现代感兴之中。 郑愁予曾这样解释他诗中古意的由来： “为什么别人感觉到我的诗比较生活化和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呢？ 第一就是我的诗从头０６２①②《诗人羊令野访问记》， 载 《羊令野自选集》，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７９，第 ３４２ ～ ３４３ 页。杨牧： 《郑愁予传奇》， 《中国现代作家论》，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１９７６， 第 ７６页。

对 “古典” 的挪用、 转化与重置到尾贯穿着传统的情操， 就是仁侠精神。”①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他有着颇为独到的领悟， 譬如他由自己的 《青空》 一诗引出了对 “青” 的一番议论：“青的正面性在于它美的本质， 有青在心便是 ‘情’， 与水相溶便是 ‘清’，与人而立便是 ‘倩’ ……而最使我时时在意的一个对生活与写作具有契机作用的 ‘静’ 字， 则是青在楚辞中那种神力浩大的显灵， 青竟能使争归于静。”② 他的一些诗里， 隐隐跃动着一股源自传统文化的灵秀之气。 与郑愁予相近的是， 周梦蝶也善于将传统文化转化为诗中内在的意蕴， 如他的《冬至》： “流浪得太久太久了， ∕琴， 剑和贞洁都沾满尘沙”， 其古意的生成与 “琴”、 “剑” 等沾染了传统文化的词是密不可分的。 周梦蝶有时甚至刻意化用古诗文而另辟境界， 如他的 《逍遥游》、 《天问》、 《燃灯人》、 《行到水穷处》 便分别取材于 《庄子》、 《楚辞》、 《佛经》 和王维的 《终南别世》， 后者的只言片语在他笔端被演绎为一种淡远的禅境。当然， 在活跃于 １９５０ 年代至 １９６０ 年代的 “现代派” 诗人中， 更具探险意识的痖弦、 罗门、 商禽等人， 其与古典的关联绝非仅止于词句的借用、 意蕴的拓展等方面。 他们看重的是现代诗歌与古诗在精神气质和运思方式上的相通。 如痖弦的长诗 《深渊》： “在三月我听到樱桃的吆喝。 ∕很多舌头，摇出了春天的堕落。 而青蝇在啃她的脸， ∕旗袍叉从某种小腿间摇摆； 且渴望人去读她， ∕去进入她体内工作。 而除了死与这个， ∕没有什么是一定的。生存是风， 生存是打谷场的声音， ∕生存是， 向她们———爱被人膈肢的———倒出整个夏季的欲望”， 两处 “而” 字虽是现代语， 却在结构上使诗句显得古朴苍劲。 《深渊》 是对现代人生存之 “荒原” 景观的全景式描绘， 其主题和语式极具现代色彩， 但全诗却显出凝练的构架和古雅的气质。 与此相似，被称为 “都市诗人” 的罗门， 在写作中对古典诗歌养分的汲取也是从精神层面进行的， 他如此自述其诗与古典诗歌的关联：透过我永远强调的心灵转化能力， 便在精神的运作层面上， 使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仍有所呼应， 甚至在相观照中， 演化出现代诗从古典诗中吸取养分后尽可能呈现出一己的 “新象”。１６２①②《揭开郑愁予的一串谜》， 《中报月刊》 １９８３ 年第 ４ 期。郑愁予： 《青， 是距离的色彩》， 《联合文学》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总第 ２１６ 期。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如古诗人写： “黄河之水天上来”。我在现代诗中写： “咖啡将你冲入最疲累的下午”。古诗人写： “相思黄叶落”。我在现代诗中写： “一呼吸∕花红叶绿、 天蓝山青”。古诗人写：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我在现代诗中写： “海握着浪刀∕一路雕过去， 把水平线越雕越细”。……从上面的例证中可看出是， 将 “对象” 与 “媒体” 全部溶解予以整合再现的艺术创作观点， 能使现代诗吸取中国传统诗中的卓越的质素，在现代二元性乃至多元性的生存世界中， 继续拓展它具有新的潜能的创作境域。①从内在气质、 诗思理路方面与古典相沟通， 这在商禽的诗里尤为突出。商禽诗歌的古典旨趣， 不仅体现为炼字的精确上， 如 《鸡》： “我试图用那些骨骼拼成一只能够呼唤太阳的禽鸟。 我找不到声带， 因为它们已经无须鸣叫”， “无须” 的运用便陡然使此诗的荒谬主题得到强化； 而且在诗思上也“承接古典诗人的诗思方式———写诗是偶然外物的兴发触动”②。 叶维廉认为， 现代诗人借鉴古代诗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后者从自然物象中提炼意象的方式及意象营造过程中的 “出神状态”， “在这种出神状态中，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再存在， 诗人因此便能将这一刻自作品其他部分及这一刻之前或之后的直线发展的关系抽离出来， 使得这一刻在视像上的明彻性具有旧诗的水银灯效果”； 他以商禽的 《天河的斜度》 “裙裾被凝睇所焚， 胴体∕溶失于一巷阳光∕余下天河的斜度∕在空空的杯盏里” 为例， 认为 “在这首诗里， 作者溶入外物， 让它们的内在生命根据它们自己的自然律动生长、 变化、 展姿， 但同时又保有其某种程度的主观性”。③ 如果细加分析就会发现，２６２①②③罗门： 《心灵访问记》， 《罗门论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２８７ ～ ２８８页。翁文娴： 《商禽———包裹奇思的现实性分量》， 《当代诗学年刊》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第 ２ 期。叶维廉： 《中国现代诗的语言问题》， 《中国诗学》，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２， 第 ２５４ ～ ２５５ 页。

对 “古典” 的挪用、 转化与重置商禽的 《逃亡的天空》 中的意象重叠， 《长颈鹿》、 《门或者天空》 等诗作所呈现的全知视阈， 都是从 “古典诗” 那里习得的。三　 乡土诗： 转化中的文化认同在 １９５０ 年代至 １９６０ 年代风起云涌的 “现代主义” 浪潮中， 上述诗人对古典的趋近具有某种表征意义， 显示了当代台湾新诗语言中现代与古典的复杂纠缠。 这一时期， 语言上作激进探险的诗人尚且如此， 另一些较温和的“现代派” 诗人更是普遍地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对古典的挪用， 如覃子豪的《黑水仙》： “幻中的黑水仙∕我欲皈依那绝对的纯粹∕而我已溶入无限的明澈”； 林泠的 《散场之后》： “一只无目的蝙蝠∕自暗中飞出， 又投身于另一个∕黑暗里， 没有愚蠢的犹豫”； 罗英的 《象群》： “象群∕冉冉地∕写在钟声上的∕脚印∕正步随着从暮霭中升起的∕一尾∕月亮”； 夐虹的 《蝶蛹》：“而初遇之初， 美织成网∕有人被缚住， 当静坐在树下”； 杨牧的 《冰凉的小手》： “去年的秋季尚残留在我鬓上∕我们曾共有那温暖的流星河∕袖上遗着你的指印∕让我轻握你的手蔷薇∕我是那寒夜的篝火” 等。 杨牧、 夐虹甚至因此而被余光中称为 “新古典主义” 诗人。 这些诗人的古典意向至少有两个来源： 一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熏染， 二是有着一定古典趋向的现代诗人如废名、 冯至、 戴望舒、 何其芳、 辛笛等的影响。 而更深的层面， 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激荡的诗学回声。 诚如痖弦所说： “我们雄厚的文化遗产值得向全世界自豪， 但不可否认的， 我们也在这庞大的累积中发现某些阻止前进的因素。 我们的关键是： 在历史的纵方向上， 首先要摆脱本位积习禁锢， 并从旧有的 ‘城府’ 中大胆地走出， 承认事实并接受它的挑战； 而在国际的横断面上， 我们希望有更多现代文学艺术的进香人， 走向西方而回归东方。”① 这种辩证观点， 也许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 “现代派” 诗人对古典和传统的想法。如果说 １９５０ 年代至 １９６０ 年代以 “现代派” 诗人创作为重心的台湾新诗， 对古典主要是从表层到内里进行了挪用的话， 那么 １９７０ 年代以后， 台湾新诗与古典的关联便是另外一番情形了。 １９６０ 年代末期台湾新诗的基本３６２① 痖弦： 《现代诗短札》， 《中国新诗研究》， 台北： 洪范书店， １９８１， 第 ６４ 页。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局面是： 一方面， 诗界内外掀起了一股新的反思 “现代派” 的潮流 （已如前述）， 并促使 “现代派” 诗人自身进行较大的调整； 另一方面， 一种以回归民族文化为宗旨、 面向本土现实的乡土诗开始迅速地崛起， 逐渐成为１９７０ 年代台湾新诗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正如有人总结说： “就七十年代现代诗风潮的定位而言， 相对于六十年代以高标的超现实主义为首的西化诗潮，七十年代的新世代诗人采取的毋宁是以民族传统为纵经， 本土社会为横纬，从而确定坐标的现实主义。”① 这一时期涌现的有影响的乡土诗社团有 “笠诗社”、 龙族诗社、 大地诗社、 草根诗社、 诗潮诗社等。乡土诗运动中规模最大、 影响最广远的是成立于 １９６０ 年代中期的 “笠诗社”， 其乡土诗创作和理论所展示的实绩颇具典范性。 诗评家萧萧将 “笠诗社” 的特色归纳为三点： “一是乡土精神的维护， 二是新 ‘即物主义’ 的探求， 三是现实人生的批判。”② 这里所说的 “新 ‘即物主义’” 就是新写实主义， 体现了 “笠诗社” 直面现实的立场。 有必要指出的是， “笠诗社”的兴起， 与 “跨越语言一代” 诗人的新的创作诉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激发有关。③ “笠诗社” 诗人赵天仪回顾说： “我以为中国现代诗的方向， 正是笠所追求的方向。 而笠开拓的脚印， 正是竖立了中国现代诗的里程碑。 我以为现代诗的创造： 在方法论上， 是以中国现代语言为表现的工具， 以清新而确切的语言， 来表现诗的感情、 音响、 意象及意义； 而在精神论上， 则以乡土情怀， 民族精神与现实意识为融会的表现。 ……笠同仁在这十六年来的一百期之中， 正是朝着这种现代诗的主流， 开创了一条踏实的创作的途径。”④“笠诗社” 诗人李魁贤所写的 《笠》 一诗， 堪称这群 “目光向下”、 “宁要草笠， 而不要不属于自己的皇冠” 的探寻者的真切写照：月桂树下浮雕一般的４６２①②③④向阳： 《七十年代现代诗风潮试论》， 《文讯》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第 １２ 期。萧萧： 《现代诗史略述》， 《现代诗入门》， 台北： 故乡出版社， １９８２。所谓 “跨越语言一代” 诗人， 是指日据时期用日文创作、 台湾光复后因缺乏汉语 （中文）能力而无法用中文创作的一代诗人。 经过中国语言文化的熏染， 他们中的部分诗人已能够娴熟运用中文创作。赵天仪： 《现代诗的创造》，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民众日报》。

对 “古典” 的挪用、 转化与重置挣扎冒出那尊笠下的影子浮雕一般的笠是：乡土的秋日收获祭的穗冠可以看到， “笠诗社” 各代中坚人物如林亨泰、 陈千武 （恒夫）、 白萩、 李魁贤、 非马、 李敏勇等的诗歌虽然风格迥异 （他们之中不少诗人受到 “现代派” 的较大影响）， 但从根底上却具有某些趋近的气质， 那就是： 基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乡土现实的理解， 展开了对古典资源的重新探掘与转化。在贯穿整个 １９７０ 年代的乡土诗运动中， 尽管不同诗人社团、 群体对于乡土的表述各异， 但他们的诗歌理念有一个共同的趋向： 对中国传统、 民族文化表示强烈的认同。 龙族诗社的组织者之一、 《龙族》 诗刊主编陈芳明在解释 “龙族” 的含义时说： “龙族是中国的， 龙， 意味着一个深远的传说，一个永恒的生命， 一个崇敬的形象。 想起龙， 便想起这个民族， 想起中国的光荣与屈辱。 如果以它作为我们的名字不也象征我们任重道远的使命吗？”①为此， 他提出了龙族诗社的旨趣， 其中包括非常鲜明的两条： “第一， 龙族同仁能够肯定地把握住此时此地的中国风格； 第二， 诚诚恳恳地运用中国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② 龙族诗社被后来者称为 “七十年代新诗风潮的第一个浪头， 新世代文学反归传统、 回馈本土、 关切现实的第一面旗帜”③。 大地诗社创办的 《大地》 诗刊发刊词中如此写道： “我们希望能推波助澜， 渐渐形成一股运动， 以期二十年来在横的移植中生长起来的现代诗， 在重新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生活中获得必要的滋润和再生”， “本刊亦拟讨论中外古今之诗论， 深入批评中国的古典诗及民歌， 以求再树立现代中国诗的５６２①②③陈芳明： 《 “龙族” 命名缘起》， 《龙族》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第 １０ 期。陈芳明： 《新的一代新的精神——— 〈龙族诗选〉 序》， 台北： 林白出版社， １９７３。向阳： 《七十年代现代诗风潮试论》， 《文讯》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第 １２ 期。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理论基础， 从而刺激新作品的产生”①， 其重新整合古典与现代的意图十分明显。 与此相似， 草根诗社诗人们的想法是： “对过去我们尊敬而不迷恋，对未来我们谨慎而有信心。 我们拥抱传统， 但不排斥西方， 过分的拥抱和过分的排斥都是变态”②， 其中不乏理性而辩证的成分。 诗潮诗社的诗人们明确提出： “要发扬民族精神， 创造为广大同胞所喜见乐闻的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③， 表达了相当强烈的回归传统、 认同民族文化的要求。 当然， 这些主张中所标举的 “本土”、 “民族”、 “传统” 等意念， 尚有诸多需要检讨、辨析的褊狭和含混之处。毫无疑问， 以 “笠诗社” 为代表的乡土诗潮及其回归传统、 面向现实的诗歌观念， 极大地改变了这一时期台湾新诗的语言构造。 具体来说， 这种语言构造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 勾画乡土中国的形象或意象。 如果说作为诗社名称的 “笠”、 “龙”、 “大地”、 “草根” 等意象， 还只是某种诗歌观念取向的直接表露的话， 那么， 一些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或元素 （从宏大的 “黄河”、 “长江” 到微小的 “稻草”、 “葵花”）， 较为集中地出现在此际乡土诗人的笔下， 则显示了一种构建乡土中国形象的努力。 例如， 非马的《黄河》 借 “黄河” 这一充满历史感的意象， 表达了对古老中华文明的忧思： “把∕一个苦难∕两个苦难∕百十个苦难∕亿万个苦难∕一股脑儿倾入∕这古老的河∕∕让它浑浊∕让它泛滥∕让它在午夜与黎明间∕枕面辽阔的版图上∕改道又改道∕改道又改道”； 高准的 《中国万岁交响曲》 虽然略显直白， 但全诗视野开阔、 气势磅礴， 囊括了 “帕米尔”、 “黑龙江”、 “昆仑”、 “钱塘”、 “黄河”、 “巴颜喀拉”、 “秦岭”、 “泰岳”、 “三峡”、 “西湖”、 “漓江”、 “洞庭湖”、 “长白山”、 “长城”、 “天山” 等众多为人熟知的地理意象， 及 “穆王”、 “黄帝”、 “后禹”、 “盘瓠”、 “神农氏”、 “嫘祖”等有着深厚历史内涵的名词， 作者的思绪在这些意象和名词间纵横驰骋， 尽情抒发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衷礼赞。上述中国符号或元素的运用， 固然有余光中、 周梦蝶等 １９６０ 年代诗人影响的因素， 但更多地来自他们自身对于传统文化和乡土现实的体认。 一边６６２①②③《发刊词》， 《大地》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创刊号。《草根宣言》， 《草根》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第 １ 卷第 １ 期。《诗潮的方向》， 《诗潮》 １９７７ 年 ５ 月第 １ 集。

对 “古典” 的挪用、 转化与重置农耕劳作， 一边从事写作的诗人吴晟， 他的诗深深地扎根于乡土， 其 《吾乡印象》 （组诗）、 《泥土篇》 （组诗）、 《土》 等作品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 他的诗歌选取的素材都是他所熟悉的乡村景物， 特别是那些不起眼的事物， 如古井、 屋檐、 晒谷场、 稻草、 葵花、 含羞草、 泥土等， 这些构成了吴晟以其质朴的笔触描绘乡村图景的事物谱系。 这与上述乡土诗人偏爱宏大意象是不同的。 令人注意的是， 包括吴晟在内的一些乡土诗人不约而同地写到了 “稻” 这一常见于乡村的物象。 这是吴晟的 《水稻》： “一代又一代∕你们的根， 艰困的扎下土里∕你们的枝枝叶叶∕安分的吸取阳光”。 他的 《稻草》 一诗的末尾更有这样让人惊奇的句子：一束稻草的过程和终局是吾乡人人的年谱这一微小的 “稻草” 意象出现在白萩的 《天空》 中， 被赋予了某种怪诞的隐喻色彩： “阿火读着天空∕一株稻草般地∕在他的土地∕∕ ‘放田水啊’ ∕天空写着∕炮花∕战斗机∕∕一株稻草的阿火∕在风里摇头∕ ‘天空不是老爹∕天空已不是老爹’”。 白萩的诗中也多有飞蛾、 雁、 壁虎、 藤蔓、 牵牛花之类寻常的物象， 在 《天空》 中， 像稻草一般立在田里的农夫与广阔的天空形成了鲜明对照， 其现实讽喻性不难体会。 与此相异的描写出自罗青的《水稻之歌》： “早晨一醒， 就察觉满脸尽是露水∕颗颗晶莹透明， 粒粒清凉爽身∕∕……摇摇摆摆， 把脚尖并拢∕绿绿油油， 把手臂高举∕∕迎着和风∕迎着第一声鸟鸣∕∕成体操队形∕散———开∕∕一散， 就是∕千里！”。 此诗的巧妙之处在于， 在采用拟人手法写出水稻的生动情态后， 结尾突然宕开一笔， 以 “一散， 就是∕千里！” 展现了一幅无垠的充满生机的乡村景象。显然， 借助于一些细微却坚实的物象， 如 “水稻”， 吴晟、 白萩、 罗青等诗人试图表达的是不一样的对于乡土中国的想象。其二， “复活我们的母音”。 这本是 “笠诗社” 第三代诗人李敏勇诗作《说话》 中的一句， 似可用来描述 １９７０ 年代乡土诗人在语言、 文化上的追求。 乡土诗主力 “笠诗社” 的第一代大多属于 “跨越语言一代” 的诗人，在找回自己的母语能力的过程中， 他们要经受重新选择语言的迷惘与阵痛。而正当他们开始用母语写作之际， 遭遇的却是一股强劲的现代主义诗潮， 因７６２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此， 他们面临的另一困难是如何找到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契合点， 嫁接或沟通中西诗学。 早在 １９５０ 年代， 时为 “现代诗社” 成员、 后成为 “笠诗社” 灵魂人物的林亨泰针对当时的 “西化风潮”， 大胆提出了 “现代主义即中国主义” 的看法， 认为： 现代主义 “ （一） 在本质上， 即象征主义。（二） 在文字上， 即立体主义”①。 以此为准则， 林亨泰写出了大量的 “图像诗” 或 “符号诗”， 如 《乡土组曲》、 《轮子》、 《房屋》、 《进香团》、 《风景》 （二首） 等。 这些诗篇既有 “现代派” 的实验品质， 又蕴涵着明显的乡村主题和乡土情怀②， 譬如他的备受争议的 《风景》 （Ｎｏ １ “农作物”）：农作物　 的旁边　 还有农作物　 的旁边　 还有农作物　 的旁边　 还有阳光阳光晒长了耳朵阳光阳光晒长了脖子有论者认为： “ 《风景》 Ｎｏ １ 的 ‘农作物’ 与 Ｎｏ ２ 的 ‘防风林’ 都是农村景观的一环， 农作物是农人的希望之所寄， 防风林则是此一希望能圆满完成的保证之一， 因此二者构成的不只是外在的自然景观， 它们同时是农人精神上的内在风景……是林亨泰从土地的实质感情中提炼出来的 ‘心境’。”③ 这一论断无疑相当准确。这里需要格外指出的是， 所谓 “图像诗” 或 “符号诗”， 其实是充分利８６２①②③林亨泰： 《中国诗的传统》， 《现代诗》 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第 ２０ 期； 引自林亨泰 《找寻现代诗的原点》， 彰化： 彰化县立文化中心， １９９４， 第 ２２３ ～ ２２４ 页。林亨泰自己就认为 “ 《进香团》 这首前卫符号诗， 同时也是道道地地的乡土诗”， 见林亨泰《现代派运动与我》， 《现代诗》 复刊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第 ２０ 期。吕兴昌： 《走向自主性的世代———林亨泰诗路历程简述》， 《林亨泰研究资料汇编》 下集，彰化： 彰化县立文化中心， １９９４， 第 ３６６ 页以下。

对 “古典” 的挪用、 转化与重置用了中国语言在象形、 表意方面的优点的， 除了形式实验的价值外， 其语言、 文化归属的指向十分明确。 “笠诗社” 另一位核心诗人白萩也曾尝试写“图像诗”， 他的著名的 《流浪者》 一诗以文字的特别排列所塑造的 “一株丝杉” 的孤独形象， 在突出 “图像诗” 的鲜明特性的同时， 也体现了强烈的文化归属的吁求。 不能不说， 这种为 “复活母音”、 探求文化母体而进行的语言实验， 是乡土诗人在转化 “古典” 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种合理的方式。四　 “后现代” 语境里的重置在经过了 １９７０ 年代的乡土诗 （及文学） 运动后， 从 １９８０ 年代初期起，台湾新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经济、 社会、 文化的发展变化， 台湾新诗出现了某些所谓 “后现代” 的症候， 多元、 混杂、 散漫是其重要特征，其间交错着种种解构实验和明显的语言嬉戏色彩。 正如诗评家孟樊所作的描述： “台湾后现代诗大致有如下的特色： 寓言、 移心、 解构、 延异、 开放形式、 复数文本、 众声喧哗、 崇高滑落、 精神分裂、 雌雄同体、 同性恋、 高贵感情丧失、 魔幻写实、 文类融合、 后设语言、 博议、 拼贴与混合、 意符游戏、 意指失踪、 中心消失……”① 当然， 这并非说， 进入后现代状态的台湾新诗已与古典绝缘。实际的情形是， １９８０ 年代后涌现的诗人 （大多出生于 １９５０ 年代以后）的作品中， 古典的印痕并未完全褪去。 例如简政珍的 《当闹钟与梦约会》：“当车身一一抛弃风景∕速度和歌声迷惑方向盘的转向∕窗外是默然无语的天色∕旅途是电线丈量的心路历程∕回首是路边抛弃的轮胎∕前瞻是稻田焚烧的落日”； 零雨的 《剑桥日记 ４———记 Ｅｍｉｌｙ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潮湿的草地那儿众鸽∕沉默， 补充昨晚的梦境∕众坟鼾睡如家人”； 杨子涧的 《秋兴八首》： “夜深沉了； 月光移照窗帏∕晚风轻拍阑干， 竟无人意会！ ∕五陵少年垂垂老矣∕世事蜿蜒一如江水的流逝风云幻变”； 颜艾琳的 《单性情人日》： “回到室内的小兽， ∕渐渐沥干狼狈的形象后， ∕才恢复 ‘我’ 人体９６２① 孟樊： 《当代台湾新诗理论》， 台北： 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５， 第 ２７９ ～ ２８０ 页；另参见孟樊 《台湾后现代诗的理论与实际》， 台北： 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原来的线条”。 及至近年才出道的新锐诗人的作品， 如 “逐渐死去的山∕眉间仍有一道伤口∕我的喊∕回音以矿灾时凄厉的惊叫∕台草读着无数人的墓碑∕一辆煤车从额头推过” （林怡翠 《九份五记》）； “几百年了∕这雪落了这么久∕却连一片殷红的屋瓦都没有盖住∕我触摸树叶， 想象遥远岛屿∕总是夹层在绿意间的阳光∕呼吸之际， 霜花就融去∕手指端是没有脉搏的寒冷” （杨佳娴 《在北京致诗人某》） 等， 这些诗作的字里行间， 某种古典的印痕依稀能够分辨出。不过， 上述诗句展现的还只是古典氛围的渲染、 古典意蕴的渗透等方面， 可视为 １９５０ 年代至 １９６０ 年代 “现代派” 诗歌的某些习性的延续。 而更能彰显后现代语境中台湾新诗与古典之错杂关联的， 当属一批以解构为目的、 以拼贴为手段的先锋诗人的作品。 这些先锋诗人， 因受到 “后现代”诗学 （拼贴艺术、 都市场景等） 的多重影响， 对古典诗歌采取了全然有别于前辈诗人的态度———在他们的作品中， 或表现出对古典诗意的质疑和颠覆（一些古典词句、 意象被戏谑式地引用）， 或展现为对古典素材 （某些历史人物和故事） 的重新书写并赋予之以新的含义， 因而他们的诗歌在技法和主题上显示出某种 “后现代” 特征。 其中， 夏宇、 陈黎、 罗智成、 林燿德等人的创作格外引人注目。夏宇的那些与古典有联系的作品， 一部分表现为句式如古典般的凝练， 如： “风是黑暗∕门缝是睡∕冷淡和懂是雨∕突然是看见∕混淆叫做房间∕漏像海岸线∕身体是流沙诗是冰块∕猫轻微但水鸟是时间∕裙的海滩∕虚线的火焰∕寓言消灭括弧深陷∕斑点的感官感官∕你是雾∕我是酒馆” （ 《拥抱》）； 更多的则是对古典的讽喻式运用。 这又可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像 《譬如》 这样的诗， 行句虽然整饬， 但显然只是一种戏拟， 暗含对古典诗外形的嘲讽和拒斥； 一是将古典诗词嵌入诗中， 于古今对照中形成反讽语气或某种喜剧性效果， 并凸显或强化诗的主题， 典型的如 《某些双人舞》：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０７２

对 “古典” 的挪用、 转化与重置日上帘钩当她这样弹着钢琴的时候恰恰恰他已经到了远方的城市了恰恰那个笼罩在雾里的港湾恰恰恰是如此意外地见证了德性的极限恰恰承诺和誓言如花瓶破裂的那一天恰恰目光斜斜……从这首诗的主题来看， 开头将李清照 《凤凰台上忆吹箫》 中的一节原文搬入， 并迅速过渡到一句十分现代的 “当她这样弹着钢琴的时候”， 不是为了延续李词中关于爱情 （离别、 思念） 的抒写， 而只是作为一个 “同病相怜”、 “似曾相识” 的引子， 借以消解爱情的神圣感和神秘感， 尖锐地呈现了现代都市男女的物质化情状。这种对古典诗句的戏谑式征引， 时见于夏宇的诗中。 比如 《你就再也不想去那里旅行》 引用了李贺的 《神弦》， 全诗的内容与之保持着一种疏离的、 非演绎的关系。 其他常被征引的古典诗文还有 《诗经》 （如 《蜉蝣》）、《庄子》 （如 《太初有字》、 《吓啦啦拉》） 等， 夏宇对所征引的文字进行了剪裁、 拼贴、 重组乃至涂抹， 在一种表面的互文中消除了原作所具有的微言大义， 使之趋于平面化和原生态， 而纳入自己诗作的主题轨道。 不过， 有必要指出， 在夏宇对古典诗句的戏谑式征引的背后， 其实不乏严肃的动机。 譬如， 她诗中细微的色彩感觉就是受到了古典的 “正面” 启发：我怎么老在印象派的色彩理论找到我痴恋文字的根据呢？ 尤其是“点描法”。 试读一段庄子：孔子问于老聃曰： “今日宴 〔晏〕 闲， 敢问至道”。 老聃曰： “汝齐戒， 疏瀹而心， 澡雪而精神， 掊击而知！ 夫道， 窅然难言哉！ 将为汝言其崖略。 夫昭昭生于冥冥， 有伦生于无形， 精神生于道， 形本生于精，１７２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而万物以形相生， 故九窍者胎生， 八窍者卵生。 其来无迹， 其往无崖，无门无房， 四达之皇皇也。”“今日宴闲” 四字满地树影， 条纹和斑点中置一老旧土黄藤椅， 那光是蓝灰镶点不着边际的漠漠的紫， 带着烟黄色的光轮早早已经改变了三个字外 “道” 的色彩， “其来无迹， 其往无崖”， 黄点纷乱。 道是离奇的滑坡。 道是什么颜色？ 道是鹅肝色。①不难发现， 在夏宇 “后现代” 诗歌写作的隐秘深处， 仍然潜藏着某种对古典的怀想与认同：汉字， 以其取象， 特别美于急冻后的诗之思维闪着透明冷光冒出暗示的轻烟。 它的无时间性。②另一位被称为台湾 “后现代” 主力诗人的陈黎， 同样善于别出心裁地引入古典诗句。 他的 《苦恼与自由的平均率》 便是从阮籍的一句诗写起：夜中不能寐， 起坐弹鸣琴。———阮籍夜不能寐是对昼寝的惩罚宰我昼寝。 杀我， 杀我无用的时间。 漫漫长日颓废一如漫漫长夜。 不可雕之朽木， 不可圬之粪土之墙。 ……但无疑偏离了所引原诗的正统主题和古雅格调， 展示的是一幅后现代式的庸常、 琐屑情景。 不过， 陈黎的拿手好戏还是一种所谓 “增字” 或 “减字”２７２①②夏宇： 《逆毛抚摸 （自序）》， 《摩擦·无以名状》， 台北： 自印， １９９５。夏宇： 《Ｓａｌｓａ》 “后记”， 台北： 自印， １９９９。

对 “古典” 的挪用、 转化与重置法， 他的 《添字 〈添字采桑子〉 ———改造李清照》， 从标题到内文都是对李清照词的戏拟或仿写。 或许， 这种故意用 “误读” 来对古典进行重置， 仅仅是陈黎 “发现语言” 的方式： “他热切地 （重新） 学习语言、 发现语言。‘语言’ 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依陈黎的 “马赛克理论”， “在一个语言里， 其实每个字都曾是全新的马赛克： 不知所终， 只有晶亮的自己。 但日子久了， 光彩渐渐暗淡……陈黎所做的就是把马赛克逐一加以擦拭。 但是有时候还不只是擦拭， 而是着上新的颜色； 让每一个字， 又变成了全新的世界”。① 就此而言， 陈黎诗歌以语言的陌生化为动机， 对古典诗歌所作的拆解、 分割游戏， 也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相较于夏宇、 陈黎的极端戏谑中的严肃， 罗智成更愿意以一种稳健的态度来重新书写古典。 他的 《观音》 仅有四行： “柔美的观音已沉睡稀落的烛群里， ∕她的睡姿是梦的黑屏风； ∕我偷偷到她发下垂钓， ∕每颗远方的星上都大雪纷飞”， 奇特的想象隐隐透出一丝典雅之气。 他十分引人注目的创制， 是那些以历史人物和故事为素材或主题， 并且篇幅均不算小的诗作， 如《李贺》、 《徐霞客》、 《荀子》、 《墨翟》、 《庄子》、 《西守护麟 （上卷）》、《问聃》、 《离骚》、 《说书人柳敬亭》、 《齐天大圣》 （后四首为长篇叙事诗）等。 罗智成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梦幻和 “漫游特质”②， 在这些诗作中， 他的诗思能够穿越古今， 在过去与现实的相互烛照中构建着一个个阔大的文化空间。 罗智成按照自己对历史的理解， 形成一种独特的看待和处置古典的方式。 譬如， 同样写李贺， 与洛夫 《与李贺共饮》 中的悲慨情怀及直抒胸臆的路向不同， 罗智成的 《李贺》 （该诗副题是改写的李贺诗句 “窗外严霜皆倒飞”） 显示了鲜明的思辨色彩和追问姿态：歌终一双瞳仁截下一段秋天的小溪一双银箸搁浅在无尽的筵席你伸了个懒腰３７２①②廖咸浩： 《离散与聚焦之间———陈黎新诗集》， 《岛屿边缘》， 台北： 皇冠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６ 页。徐培晃： 《完美聆听者： 试论罗智成诗中的梦、 记忆与漫游特质》， 《台湾诗学·学刊三号》， 台中，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媚烈的香气在药煎的肺腑纠缠如千年木魅的根须。其间还夹杂着 “后现代” 氛围中特有的含混的讽喻语气。素有 “鬼才” 之称的林燿德是台湾 “后现代” 诗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英年早逝的他著述甚丰， 他的视野开阔、 涉猎广杂， 笔锋犀利、 冷峻； 虽然他擅长写当代都市题材， 但其诗作仍然不时闪现出对古典文化的追思。 １９９０ 年初， 林燿德在前往上海拜谒了著名诗人、 作家施蛰存后， 发表了 《中国现代主义的曙光———与新感觉派大师施蛰存先生对谈》 的访问记，施蛰存以 《白马》 一诗进行了回应， 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们俩， 今天在一起， ∕你是我的未来派， ∕我是你的古典派， ∕谁都不是现代派”①。 这段逸事似可让人猜测林燿德的诗学取向和来源。 概括而言， 林燿德的诗关注的是现代人生存中的 “文明断层”， 如他的 《黑瞳传说》 写道： “黑瞳的对岸，多么把握不住。 我∕多么把握不住你正穿越青色密林的眼神。 ∕在黑瞳的对岸， 我的憧憬正被无形无声∕的气流吹向比想象更远的荒漠”。 他的晚近的诗篇极具魔幻色彩， 犹如一座座语词的 “迷宫”， 显示了令人炫目的后现代碎片写作的风采， 其中不乏对古典资源的调侃式征用： “端午节一整天∕屈原都背着山∕遥遥看对岸掷下的粽子∕一只只坠落江面∕每年， 每年都如此……∕粽子们在锅中煮着∕冒着蒸汽的铁盖下∕他们翻滚， 呢喃∕每年都如此”（ 《屈原一年一度死一回》）。 而他的短诗 《听你说红楼》， 较为生动地传达了他对于古典的暧昧态度：听你说红楼我卸下防风的墨镜让古典在脸上冻结小雪在两鬓凝霜走入失落的年代你借语言的砖瓦重建陆沉的苑囿４７２① 杨宗翰： 《 “现代派” 的隔代会遇———施蛰存与林燿德》， 《幼狮文艺》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总第 ５７０期。

对 “古典” 的挪用、 转化与重置“那精巧纤细的爱情的确是刻在米粒的背面”我轻声地回应值得一提的是， 当林燿德等青年诗人倡导、 实践 “后现代” 写作之际，已属于前辈诗人的罗门也对 “后现代” 诗学表示了很大的兴趣， 他先后发表了 《从我 “第三自然螺旋形构架” 世界对后现代的省思》、 《读林燿德的〈罗门思想与后现代〉》、 《诗眼看后现代现象———谈其中具关键性的问题》等文章来进行辨析， 并写了 《后现代 Ａ 管道》、 《长在 “后现代” 背后的一颗黑痣》 等诗， 以 “后现代” 的拼贴移位方式和揶揄口吻表述了对 “后现代” 的看法。 不过， 在与 “后现代” 发生 “纠结” 的过程中， 罗门并未放弃他一贯的诗学立场， 也没有终止其诗与古典的隐约联系， 比如他写于１９８０ 年代至 １９９０ 年代的 《都市·方形的存在》 等。从夏宇、 陈黎、 罗智成、 林燿德等诗人为更新诗歌语言， 借助于重置“古典” 而进行的实验可以窥见， 台湾新诗与 “古典” 之间的关联出现了某些新的形态。五　 结语通过以上的梳理与分析， 我们不难辨察 １９５０ 年代以降的数十年间， 台湾新诗其实一直没有摈除 “古典” 的熏染 （有时甚至是刻意趋近）， 古典诗歌的语汇、 句法、 诗式乃至意境等成为台湾新诗锻造自身语言的重要来源和维度 （当然， 当代台湾新诗的语言构造还有其他来源和维度）。 对于当代台湾新诗而言， “古典” 的意义恰如诗人杨牧在写于 １９６０ 年代的诗作 《招魂———给二十世纪的中国诗人》 中所表述的：回东方来， 季候的迷失者啊歌台舞榭锁着两千年吴越的美学当细雨掩去你浪人的归路你苍白的吹箫人啊山海寂寂， 长江东流如昔５７２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不过， “古典” 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 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当代台湾新诗语言的创造， 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过于浓重的古典意趣有时淹没了本应被凸显的现代意识。 恰如有论者指出的： “台湾现代诗的表现力和可能性由于过多地采用旧词汇而被削弱， 这不但因为这些词汇的表现力早已被旧诗的传统榨干了， 而且因为它们是与旧诗的审美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与现代性的审美意识很难兼容。”① 而某些题材、 主题、 意象等的过分古典化， 同样也约束了台湾新诗之诗意的展开， 这在 １９７０ 年代部分乡土诗人的作品中尤为明显。 至于台湾后现代诗， 其对古典诗句的戏谑式征引， 在增强讽喻、 颠覆等效果的同时， 有时也显出消解力量大于建构性功用的缺点。与同期的大陆新诗相比， 当代台湾新诗似乎更易于接续、 征用古典资源而自成风格， 究其原因， 除了地缘格局、 文化形态的特殊性等因素外， 更多的则是因为诗学传承与自身发展的需要， 其间得失无疑会给大陆新诗带来启示。② 值得注意的是， 当代台湾新诗对于古典资源的择取仿佛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举动， 并无弥漫于大陆新诗中的 “影响的焦虑”。 这种与古典的关联方式， 或许会引发人们对 “中西融合” （一般认为， 它主要体现在直接推动１９５０ 年代台湾 “现代派” 诗歌运动的戴望舒等人的创作实践中） 这样命题的重新思考， 并更深一步， 进而重新检讨新诗的中西资源谱系、 新诗中的传统和现代之纠结、 新诗的语言构造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等问题。６７２①②西渡： 《现代诗在台湾的命运》， 《守望与倾听》，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６３ 页。近年来， 大陆诗界不少学者呼吁 “回到古典”， 或者以 “古典” 作为反对、 衡量新诗现代性的标尺， 表现出一种挥之不去的古典情结， 然而很少有人懂得如何使古典成为一种真正的建构性的力量。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朱寿桐　黎湘萍/主编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澳港台地方文学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学或文化究竟如何相互影响，如何继承与抽离；外国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澳港台地区文化有何影响，成为本书大多数作者关注的问题。本文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澳港台文学以及其与传媒关系的独特视角，让读者在探索澳港台文学发展之路的过程中，清楚地看到传媒对其发展方向的影响。 ISBN 978-7-5097-2362-3定价： 　元59.00上架建议：文学理论www.ssap.com.cn澳门研究丛书 MACAU STUDIES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朱寿桐　黎湘萍\主编澳门研究丛书MACAU STUDIES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 Modern Media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in Macau, Hong Kong and TaiwanModern Media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in Macau, Hong Kong and Taiwan朱寿桐　1958年生。江苏省大丰市人。文学博士，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暨南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任韩国崇实大学、日本九州大学、台湾佛光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在内地多所高校任兼职教授或研究员。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出版过《新月派的绅士风情》《殉情的罗曼司：创造社的文学倾向》《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论》《朱寿桐论戏剧》等专著，主持过《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等大型专案研究。黎湘萍　1958年生。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91年8月迄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其间于1996年8月至1997年8月到韩国朝鲜大学任交换教授一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文学评论》理论组组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学理论的研究，偏重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与文学理论。著有《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获得2007年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多篇文章收录于《文艺美学原理》《台湾地区文学透视》《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等著作。·社会卷 程惕洁/主编 ·行政卷 娄胜华/主编 ·政治卷 余振 林媛/主编 ·法律卷 赵国强/主编 ·基本法卷 骆伟建 王禹/主编 ·经济卷 杨允中/主编 ·教育卷 单文经 林发钦/主编 ·语言翻译卷 程祥徽/主编 ·文学卷 李观鼎/主编 ·文化艺术卷 龚刚/主编 ·历史卷 吴志良 林发钦 何志辉/主编 ·综合卷 吴志良 陈震宇/主编 新秩序 娄胜华 潘冠瑾 林媛/著澳门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 霍志钊/著明清澳门涉外法律研究 王巨新 王欣/著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珠海市委宣传部 等 / 主编澳门博彩产业竞争力研究 阮建中/著澳门社团体制变迁 潘冠瑾/著澳门法律新论 刘高龙　赵国强/主编韦卓民与中西方文化交流珠海市委宣传部　等/主编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吕志鹏/主编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研究　　　 陈震宇/主编赃款赃物跨境移交、私营贿赂及毒品犯罪研究赵秉志　赵国强/主编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澳港台地方文学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学或文化究竟如何相互影响，如何继承与抽离；外国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澳港台地区文化有何影响，成为本书大多数作者关注的问题。本文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澳港台文学以及其与传媒关系的独特视角，让读者在探索澳港台文学发展之路的过程中，清楚地看到传媒对其发展方向的影响。 ISBN 978-99937-1-073-8澳门币： 　元75.00上架建议：文学理论www.ssap.com.cn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朱寿桐　黎湘萍\主编澳门研究丛书MACAU STUDIES·社会卷 程惕洁/主编 ·行政卷 娄胜华/主编 ·政治卷 余振 林媛/主编 ·法律卷 赵国强/主编 ·基本法卷 骆伟建 王禹/主编 ·经济卷 杨允中/主编 ·教育卷 单文经 林发钦/主编 ·语言翻译卷 程祥徽/主编 ·文学卷 李观鼎/主编 ·文化艺术卷 龚刚/主编 ·历史卷 吴志良 林发钦 何志辉/主编 ·综合卷 吴志良 陈震宇/主编 新秩序 娄胜华 潘冠瑾 林媛/著澳门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 霍志钊/著明清澳门涉外法律研究 王巨新 王欣/著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珠海市委宣传部 等 / 主编澳门博彩产业竞争力研究 阮建中/著澳门社团体制变迁 潘冠瑾/著澳门法律新论 刘高龙　赵国强/主编韦卓民与中西方文化交流珠海市委宣传部　等/主编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吕志鹏/主编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研究　　　 陈震宇/主编赃款赃物跨境移交、私营贿赂及毒品犯罪研究赵秉志　赵国强/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 Modern Media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in Macau, Hong Kong and Taiwan朱寿桐　黎湘萍/主编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澳门研究丛书 MACAU STUDIESModern Media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in Macau, Hong Kong and Taiwan朱寿桐　1958年生。江苏省大丰市人。文学博士，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暨南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任韩国崇实大学、日本九州大学、台湾佛光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在内地多所高校任兼职教授或研究员。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出版过《新月派的绅士风情》《殉情的罗曼司：创造社的文学倾向》《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论》《朱寿桐论戏剧》等专著，主持过《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等大型专案研究。黎湘萍　1958年生。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91年8月迄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其间于1996年8月至1997年8月到韩国朝鲜大学任交换教授一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文学评论》理论组组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学理论的研究，偏重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与文学理论。著有《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获得2007年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多篇文章收录于《文艺美学原理》《台湾地区文学透视》《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