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學者文庫之五孫中山思想與華人世界（大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學者同盟

澳門學者文庫之五孫中山思想與華人世界澳門學者同盟 編輯出版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中） 、 中央駐澳聯絡辦公室文化教育部劉曉航部長（左三） 、孫中山基金會石安海理事長（右三） 、中國史學會李文海會長（左二） 、澳門基金會吳榮恪主席（右二） 、 中國地區和平統一促進會崔世昌主席（右一） 、澳門學者同盟吳志良主席（左一）擔任開幕式主禮嘉賓。主辦單位代表崔世昌主席致開幕辭 。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向孫中山基金會石安海理事長致送紀念品。與會嘉賓及專家學者合照。

研討會嘉賓作大會主題發言。研討會會場。

研討會嘉賓相繼發表論文。主辦單位代表楊允中教授與部分與會嘉賓學者留影 。

目錄開 幕 辭在 “孫中山思想與華人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歡迎辭 ⋯⋯⋯⋯⋯⋯⋯⋯⋯⋯⋯崔世昌 2在 “孫中山思想與華人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致辭 ⋯⋯⋯⋯⋯⋯⋯⋯⋯⋯⋯⋯⋯石安海 3大 會 主 題 發 言民族復興之路的歷史考察 ⋯⋯⋯⋯⋯⋯⋯⋯⋯⋯⋯⋯ ⋯⋯⋯ ⋯⋯⋯⋯⋯⋯⋯⋯⋯⋯⋯⋯ ⋯⋯ ⋯⋯⋯⋯⋯⋯李文海 6實事求是 、 科學地評價孫中山 ⋯⋯⋯⋯⋯⋯⋯⋯⋯⋯⋯⋯⋯⋯⋯⋯⋯⋯⋯⋯⋯⋯⋯⋯⋯⋯⋯⋯⋯⋯⋯⋯⋯張 磊 9孫中山——一個光照萬年的民族記憶符號 ⋯⋯⋯⋯⋯⋯⋯⋯⋯⋯⋯⋯⋯⋯⋯⋯⋯⋯⋯⋯⋯⋯⋯⋯⋯⋯楊允中 12孫中山文化思想的時代價值 ⋯⋯⋯⋯⋯⋯⋯⋯⋯⋯⋯⋯⋯⋯⋯⋯⋯⋯⋯⋯⋯⋯⋯⋯⋯⋯⋯⋯⋯⋯⋯⋯⋯⋯⋯龔書鐸 15挽救革命的重大舉措 ——孫中山黨魁集權制思想探微 ⋯⋯⋯⋯⋯⋯⋯⋯⋯⋯⋯⋯⋯⋯⋯⋯⋯⋯⋯⋯⋯⋯⋯⋯⋯⋯⋯⋯⋯謝俊美 18孫中山思想與中國人世紀 ⋯⋯⋯⋯⋯⋯⋯⋯⋯⋯⋯⋯⋯⋯⋯⋯⋯⋯⋯⋯⋯⋯⋯⋯⋯⋯⋯⋯⋯⋯⋯⋯⋯⋯⋯⋯姜新立 24孫 中 山 思 想 與 加 速 實 現 中 的 中 華 民 族 偉 大 復 興博愛與愛我 中華 ——論孫中山的博愛觀 ⋯⋯⋯⋯⋯⋯⋯⋯⋯⋯⋯⋯ ⋯⋯⋯⋯⋯⋯⋯⋯⋯⋯⋯⋯⋯⋯⋯⋯⋯⋯⋯⋯⋯林家有 32孫中山與振興 中華偉業的開拓 ⋯⋯⋯⋯⋯⋯⋯⋯⋯⋯⋯⋯⋯⋯⋯⋯⋯⋯⋯⋯⋯⋯⋯⋯⋯⋯⋯⋯⋯⋯⋯⋯⋯尚明軒 38孫中山民族復興思想的演進 ⋯⋯⋯⋯⋯⋯⋯⋯⋯⋯⋯⋯⋯⋯⋯⋯⋯⋯⋯⋯⋯⋯⋯⋯⋯⋯⋯⋯⋯⋯⋯⋯⋯⋯李育民 44略論孫中山的民族凝聚思想 ⋯⋯⋯⋯⋯⋯⋯⋯⋯⋯⋯⋯⋯⋯ ⋯⋯⋯⋯⋯⋯⋯⋯⋯⋯⋯⋯⋯⋯⋯⋯⋯⋯⋯⋯陳劍安 57孫中山對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的影響 ——以中山文化教育館為例 ⋯⋯⋯⋯⋯⋯⋯⋯⋯⋯⋯⋯⋯ ⋯⋯⋯⋯⋯⋯⋯⋯⋯⋯⋯⋯⋯⋯⋯⋯⋯⋯⋯謝 放 64孫中山與中華民族崛起騰飛的真實歷史記錄 ——中國近百年孫文著作及其年譜出版概況回眸 ⋯⋯⋯⋯⋯⋯ ⋯⋯⋯⋯⋯⋯⋯⋯⋯⋯⋯⋯周興樑 77孫中山民生主義對構建和諧社會的意義 ⋯⋯⋯⋯⋯⋯⋯⋯⋯⋯⋯⋯⋯⋯⋯⋯⋯⋯⋯⋯⋯⋯⋯⋯⋯⋯⋯嚴昌洪 85行遠 自邇 ， 登高 自卑 ——孫中山政治設計 中的社會建設考量 ⋯⋯⋯⋯⋯⋯⋯⋯⋯⋯⋯⋯⋯⋯⋯⋯⋯⋯⋯⋯⋯⋯⋯⋯趙立彬 9 1孫中山為何鼓吹清末民初人口 “四萬萬” ？ ⋯⋯⋯⋯⋯⋯⋯⋯⋯⋯⋯⋯⋯⋯⋯⋯⋯⋯⋯寶成關 、 顏德如 99孫 中 山 思 想 的 歷 史 意 義 與 當 今 時 代 價 值20 多年來孫中山研究歷程回顧 ⋯⋯⋯⋯⋯ ⋯⋯⋯⋯⋯⋯⋯⋯⋯ ⋯⋯⋯⋯⋯⋯⋯⋯⋯⋯⋯⋯⋯⋯⋯⋯⋯⋯⋯王玉璞 105孫中山俄國十月革命前社會主義思想再審視 ⋯⋯⋯⋯⋯⋯⋯⋯⋯⋯⋯⋯⋯⋯⋯⋯⋯⋯⋯⋯⋯⋯⋯⋯姜義華 108孫中山五權憲法的理念與法制化雛形 ⋯⋯⋯⋯⋯⋯⋯⋯⋯⋯⋯⋯⋯⋯⋯⋯⋯⋯⋯⋯⋯⋯⋯⋯⋯⋯⋯⋯⋯林爵士 119

孫中山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及其創造性的運用與發展 ⋯⋯⋯⋯⋯⋯⋯⋯⋯⋯⋯⋯⋯⋯ ⋯⋯ ⋯⋯⋯金春峰 129孫中山思想研究中被忽視的四個問題 ⋯⋯⋯⋯⋯⋯⋯⋯⋯⋯⋯⋯⋯⋯⋯⋯⋯⋯⋯⋯⋯⋯⋯⋯⋯⋯⋯⋯顏德如 135孫中山進化觀淺探 ⋯⋯⋯⋯⋯⋯⋯⋯⋯⋯⋯⋯⋯⋯⋯⋯⋯⋯⋯⋯⋯⋯⋯⋯ ⋯ ⋯⋯ ⋯⋯⋯⋯孫關龍 、 盛永華 142孫學思維方法論之研究 ⋯⋯⋯⋯⋯⋯⋯⋯⋯⋯⋯⋯⋯⋯⋯⋯⋯⋯⋯⋯⋯⋯⋯⋯⋯⋯⋯⋯⋯⋯⋯⋯⋯⋯⋯⋯⋯江春琦 155孫中山祖籍 “紫金說”不能成立之另一項鐵證 ——紫金的孫 昌是乾隆時人 ⋯⋯⋯⋯⋯⋯⋯⋯⋯⋯⋯⋯⋯⋯⋯⋯⋯⋯⋯⋯⋯⋯⋯⋯⋯⋯⋯⋯⋯⋯鄒佩叢 165傳統觀念的現代詮釋——孫中山宣誓觀研究 ⋯⋯⋯⋯⋯⋯⋯⋯⋯⋯⋯⋯⋯⋯⋯⋯⋯⋯⋯⋯⋯⋯⋯⋯李吉奎 174孫中山的土地產權意識及其現實意義 ⋯⋯⋯⋯⋯⋯⋯⋯⋯⋯⋯⋯⋯⋯⋯⋯⋯⋯⋯⋯⋯⋯⋯⋯⋯⋯⋯⋯⋯張曉輝 185“醫人”與 “醫國” ——孫中山女權思想與實踐探析 ⋯⋯⋯⋯⋯⋯⋯⋯⋯⋯⋯⋯⋯⋯⋯⋯⋯侯 傑 、 劉維開 、 李 釗 192孫 中 山 思 想 對 兩 岸 和 平 發 展 與 民 族 和 解 的啓示孫中山統一中國的思想實踐及其現實意義 ⋯⋯⋯⋯⋯⋯⋯⋯⋯⋯⋯⋯⋯⋯⋯⋯⋯⋯⋯⋯⋯⋯⋯⋯⋯何一民 202孫中山的土地綱領與台灣的一度騰飛 ——兼論孫中山對儒家文化的承傳與弘揚 ⋯⋯⋯⋯⋯⋯⋯⋯⋯⋯⋯⋯⋯⋯⋯⋯⋯⋯黃明同 、 張 冰 209從孫中山的經濟思想論兩岸經濟發展的願景 ⋯⋯⋯⋯⋯⋯⋯⋯⋯⋯⋯⋯⋯⋯⋯⋯⋯⋯⋯⋯⋯⋯⋯⋯翁嘉禧 2 15民族認同與兩岸和平發展 ⋯⋯⋯⋯⋯⋯⋯⋯⋯⋯⋯⋯⋯⋯⋯⋯⋯⋯ ⋯⋯⋯⋯⋯⋯⋯⋯⋯⋯⋯⋯⋯⋯⋯⋯⋯⋯ 謝政諭 227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與和平統一思想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啓示 ⋯⋯⋯⋯⋯⋯⋯⋯⋯⋯邵宗海 、 何振盛 238孫中山 、 梁啓超旅台情況補充研究 ——依據未刊 日文檔案及孫 、 梁對 日本態度的分析 ⋯⋯⋯⋯⋯⋯⋯⋯⋯⋯⋯⋯⋯⋯⋯⋯⋯羅福惠 255孫中山及其 “中央與省均權制”⋯⋯⋯⋯⋯⋯⋯⋯⋯⋯⋯⋯⋯⋯⋯⋯⋯⋯⋯⋯⋯⋯⋯⋯⋯⋯⋯⋯⋯⋯⋯⋯胡春惠 264倒看歷史 ：陳儀在台灣篤行民生主義 ⋯⋯⋯⋯⋯⋯⋯⋯⋯⋯⋯⋯⋯⋯⋯⋯⋯⋯⋯⋯⋯⋯⋯⋯⋯⋯⋯⋯朱 浤源 274孫 中 山 思 想 與 華 人 社 會孫中山文教思想對香港特區未來發展的啓示 ⋯⋯⋯⋯⋯⋯⋯⋯⋯⋯⋯⋯⋯⋯⋯⋯⋯⋯⋯⋯⋯⋯⋯⋯葉國洪 306孫中山 、 康有為論香港社會 ⋯⋯⋯⋯⋯⋯⋯⋯⋯⋯⋯⋯⋯⋯⋯⋯⋯⋯⋯⋯⋯⋯⋯⋯⋯⋯⋯⋯⋯⋯⋯⋯⋯⋯李谷城 3 14孫中山與南洋華僑 ——以陳楚楠 、 張永福為中心的分析 ⋯⋯⋯⋯⋯⋯⋯⋯⋯⋯⋯⋯⋯⋯⋯⋯⋯⋯⋯⋯沈渭濱 、 莊淑紅 323集合精華 ，連成完璧 ——孫中山的中西文化觀 ⋯⋯⋯⋯⋯⋯⋯⋯⋯⋯⋯⋯⋯⋯⋯⋯⋯⋯⋯⋯⋯⋯⋯⋯⋯⋯⋯⋯⋯⋯⋯⋯⋯郭漢民 334孫中山與韓國 ——中韓合作的 《香江雜誌 》 與廣東地區的討袁運動⋯ ⋯⋯⋯⋯⋯⋯⋯⋯⋯⋯⋯⋯⋯⋯裴京漢 340閉 幕 小 結 ⋯⋯⋯⋯⋯⋯⋯⋯⋯⋯⋯⋯⋯⋯⋯⋯⋯⋯⋯⋯ ⋯⋯⋯⋯⋯⋯⋯ ⋯⋯⋯⋯⋯⋯⋯⋯楊允中 350

開幕辭

在 “孫中山思想與華人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 開幕式上的歡迎辭崔 世 昌 *尊敬的各位嘉賓、來自海峽兩岸四地的各位專家學者、各位朋友： 在中華民族的世紀偉人、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誕辰141週年之際，我們很榮幸能邀請到兩岸四地和海外多位對孫中山思想素有研究的資深專家學者聚首一堂 ，就孫中山先生的歷史貢獻以及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的重大理論成就進行深入的交流與探索。在此，請允許我代表主辦單位向出席今天大會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各位朋友致以最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國家主席胡錦濤指出：“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精神遺產，值得我們永遠地繼承和發揚 ，在當年中國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中山先生第一個喊出了 ‘振興中華’的口號 ，這理應繼續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追求和責任。”今天，在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起程點、在回歸祖國八週年的澳門舉辦 “孫中山思想與華人世界”研討會 ，別具重大意義。我們熱切希望在進一步發揚孫中山的崇高革命精神並加強對孫中山精神遺產全面系統研究的同時，澳門也能憑藉其特有的區位和制度優勢，發揮好聯繫海外華人世界、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橋樑作用。我們深信 ，孫中山的偉大思想和崇高品格 ，必將繼續激勵海峽兩岸人民友好交往、世界華人協力共進、中華民族早日完成復興大業、祖國和平統一的神聖目標最終得以實現。 今天，我們有機會與來自內地、香港、台灣、海外以及本澳的專家學者共同探討孫中山的思想與華人世界這一重大課題，正好是一項弘揚孫中山思想和中華文化的有益活動，同時也給我們提供很好的學習機會 ，在此，本人謹代表主辦單位再次感謝專家學者們的深層次思考和寶貴意見 ，同時，感謝與會各界朋友的關注和支持。 最後 ，預祝研討會圓滿成功 ！* 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員大會主席

在 “孫中山思想與華人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 開幕式上的致辭石安海*尊敬的各位專家、各位朋友 ： 今天，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41週年紀念日。在此舉辦 “孫中山思想與華人世界”學術研討會 ，以緬懷孫中山先生的豐功偉績 ，學習、繼承和發揚他的愛國思想和進取精神，我謹代表孫中山基金會，對各位來賓、專家和朋友們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 孫中山先生是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英雄、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 ，是全世界華人公認的歷史偉人 ，受到全世界華人的廣泛崇敬和景仰。在紀念孫中山、研究孫中山的問題上，包括海峽兩岸中國人在內的全世界的炎黃子孫 ，都能夠找到共同語言 ，形成共識。孫中山先生不僅領導了近代中國的革命運動，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勳，而且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都有重大的理論建樹 ，為後世留下了許多精闢的思想。他的超越時代的遠見卓識，成為後人寶貴的精神財富。正因為如此 ，關於孫中山思想的研究，歷來為華人世界所重視 ，研究論著汗牛充棟 ，成為一代顯學 ，為當代中國和世界源源不斷地提供着精神資源、思想資源和智力資源。 孫中山先生一生，有相當長的時間在海外度過 ，海外華人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支持者和重要的依靠力量。孫中山先生曾經盛讚 “華僑是革命之母” ，說 “每次起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 ，對海外華人群體給予高度評價。在孫中山先生的堅韌精神和崇高人格感召下 ，海外華人與祖國人民血脈相通 ，休戚與共。革命時期 ，或慷慨捐輸 ，或努力宣傳，許多華僑回國參加革命活動，不惜犧牲 ；建設時期，海外華人又是建設國家、興辦實業、促進祖國統一的重要力量，為中國的繁榮富強 ，為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無論甚麼時候、甚麼樣的歷史條件 ，孫中山思想都是激勵和凝聚全世界華人團結奮進的寶貴精神力量 ，是維護祖國統一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的有力思想武器。 澳門是孫中山事業的起程點，是孫中山早期革命宣傳工作的據點，她對孫中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澳門一直是祖國大陸與海外華人聯繫的重要紐帶，她對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及支持內地建設，有着地緣優勢，對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發揮着重要的橋樑作用。本次研討會由澳門學者同盟、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和孫中山基金會聯合主辦，在風景旖旎、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濠江之濱舉辦，來自海峽兩岸及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雲集一堂 ，切磋交流 ，這是學術界的盛舉 ，也是華人世界的盛事。 孫中山基金會以研究和宣傳孫中山思想 ，弘揚其熱愛祖國、振興中華的偉大精神 ，促進中國繁榮統一，增進國際和平友好為宗旨。近年來，基金會為推動孫中山研究 ，為溝通中國內地與港澳台、與海外各地的交流 ，矢志不渝，克盡綿薄。這次研討會 ，旨在深化孫中山研究，探討孫中山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揭示孫中山思想對構建和諧社會、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對華人社會的發展進步，以及對中華優秀文化的發揚光大，所具有的歷史的和現實的意義，並通過此次研討會 ，加強學術交流，增進相* 孫中山基金會理事長

互瞭解 ，密切海內外華人的聯繫。我深信 ，研討會一定能取得預期成效。在此，我謹代表孫中山基金會 ，向為這次會議的成功召開而盡力的各位專家、學者 ，特別是澳門的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謝！ 預祝研討會圓滿成功 ！祝在座各位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大會主題發言

民族復興之路的歷史考察李文海* 從1840年鴉片戰爭起 ，一直到今天，無數志士仁人和廣大人民群眾 ，在不同的歷史環境和社會條件下，始終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自己夢寐以求的奮鬥目標。到本世紀中葉 ，我國將基本實現現代化 ，基本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就是說，中國人民為了實現民族復興 ，堅持不懈地奮鬥並且要繼續奮鬥整整200年時間。回顧這個歷史進程 ，會給我們提供許多有益的啓示。一、孫中山提出“振興中華”的歷史貢獻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是我國各族人民的一致追求，是所有炎黃子孫的共同願望。它過去是、現在依然是動員、鼓舞我國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的最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政治口號和奮鬥目標。 中華民族在5000多年的歷史發展中，創造了舉世聞名的燦爛文明，曾經長時期走在世界前列。但是 ，由於封建統治的腐敗和束縛 ，中國漸漸從先進轉為落後。到清代的康、雍、乾時期 ，雖然號稱 “盛世”在一些方面也仍然具有優勢，其實卻已經走到了封建末世 ，光彩奪目的只是 “落日的餘輝”。此後 ，我國同世界先進國家間的差距逐漸拉大。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 ，中國屢屢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蹂躪 ，國家主權和領土不斷受到侵蝕。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 ，政治黑暗 ，經濟凋敝 ，社會殘破，民不聊生。中華民族蒙受着巨大的屈辱和災難 ，國家瀕臨滅亡的邊緣。 面對着輝煌歷史同衰敗現實之間的強烈對比，面對着存在 “亡國滅種”實際危險的嚴峻局面 ，那些關心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的有志之士 ，合乎邏輯地把挽救民族危亡作為最緊迫、最重要的歷史任務提了出來。 進入近代以後 ，中國人民就開始了對於民族復興之路的艱苦而執着的探索。各個階級 ，各種社會階層，各派政治力量，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爭取國家的富強，提出並實踐過各式各樣冀求走向民族復興的救國方案。到19世紀的末葉 ，即從甲午戰爭到義和團運動期間，幾個不同的政治派別 ，先後發出了類似於民族、國家要 “自振”、 “自保”的呼喊。但只有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以最鮮明的思想和最明確的語言提出了 “振興中華”的口號。 1894年11月和1895年2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了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 “興中會”。這個組織的 《章程》 指出：“方今強鄰環列 ，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 ，已效尤於接踵 ；瓜分豆剖 ，實堪慮於目前。” 1為了挽救祖國的危亡，他們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 ，切扶大廈之將傾”2 ，並且鄭重宣告：“本會之設 ，專為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 ，以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3 這裹需要特別說明一下：孫中山此處所說的 “振興中華、維持國體”的 “國體” ，並不是今天我們通常所說 “政體”、 “國體”的那個 “國體”，具有 “國家體制”、國家性質或 “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的意思，因為對於當時的封建君主專制主義的清王朝 ，此時孫中山已經下定了武力推翻的決心 ，談不* 中國史學會會長，

上加以 “維持”的問題。所以 ，這裹所說的 “國體” ，其實是指的國家的 “本體”，即國家的存在、國家的地位 、國家的尊嚴。 孫中山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 “振興中華”，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一是他抓住了時代賦予的歷史性課題 ，集中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共同意願 ；二是用最準確、最精煉的語言，凝聚成一個現實的、可以感知的、成為廣泛動員群眾的政治口號，在現實生活中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三是他在 “振興中華”中加進了民主主義的內容，提升了 “振興中華”的思想內涵。孫中山的這一歷史功績，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二、 民族復興內容的歷史變遷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也是一個在不同歷史環境、不同時代條件下其目標和內容不斷發展變化的歷史概念。 所謂民族復興 ，具體內容是兩方面：一是 “救亡圖存” ，二是 “發奮圖強”。也就是說 ，進入近代以後 ，中華民族面對着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一個是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前一任務是為後一任務掃清障礙 ，創造必要的前提。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民族復興的直接要求，首先是要爭取國家的獨立，民族的生存。也就是說 ，首先要用革命的辦法，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完成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務。這是因為 ，不完成這個任務 ，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根本無從談起。 這個任務 ，經過從1840到1949年一個多世紀的艱苦卓絕的鬥爭 ，終於勝利地完成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是中國從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勝利，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根本轉折點。從此以後，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則為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條件。 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技術基礎十分薄弱的大國，要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是一個沒有成例可援的開創性事業，當然不會是一條沒有任何艱難和風險的 “平安大道”。中國人民在探索民族復興之路的過程中，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也遭遇過各種失誤和挫折 ，但總體來看，畢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對於中國的主體即大陸地區來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有機地統一在一起的，具有本質的內在聯繫。我們就是要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也是由中國的歷史特點所決定的。 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一步，進入新世紀之後 ，我們正集中全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經過大約20年的努力，使我們的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在此基礎上 ，再繼續奮鬥幾十年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可以基本實現了。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題中應有之義，就是要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豐富了 “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這些年香港、澳門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生動地證明了 “一國兩制”方針的強大生命力。堅持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 ，解決台灣問題 ，盡早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 ，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心願。三、 民族精神是推進民族復興的巨大精神力量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需要大力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 ，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 ，不可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生

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體現 ，只有堅持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才能使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狀態 ，成為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力量。中華民族是具有優良傳統和獨創精神的偉大民族。中華民族在創造燦爛中華文明的過程中，形成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民族精神。這個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根深蒂固，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生命機體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發揚這種民族精神，是提升我國綜合國力的重要內容。這是因為 ，有沒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強弱的重要尺度之一。綜合國力，主要是經濟實力、技術實力，這種物質力量是基礎 ，但也離不開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 ，精神力量也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講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既不是主張和贊成復古主義，也不是主張和贊成狹隘民族主義。復古主義對我國傳統文化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封建性糟粕不加分析 ，統統對之頂禮膜拜 ，有的甚至把糟粕當精華，結果恰恰是損害了燦爛的中華文明。狹隘民族主義閉目塞聽，與世隔絕 ，夜郎自大，故步自封 ，本身就是同我們的民族精神相悖 ，當然也不符合人類歷史發展的趨勢和時代的潮流。我們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既要紮根於中華文明的曠野沃土，又要以寬闊胸懷去吸取世界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 ，這才是一個有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民族應有的健康心態。註 釋 ：1 孫中山：《檀香山興中會章程》 ，載於孫中山著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 北京：中華書局 ， 1981年 ，第19 頁。2 同上註 。3 孫中山：《香港興中會章程》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22 頁 。

實事求是、科學地評價孫中山張 磊* 82年前 ，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與近代化前驅孫中山逝世。從那時到現在 ，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人類在進步道路上艱難跋涉 ，邁出具有重大意義的步伐。然而 ，無論是風雲變幻的動盪階段，還是曲折頓挫的歷史行程 ，抑或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新時期 ，都未能使他的思想與實踐有所淡化，卻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同。 毫無疑義 ，孫中山的精神遺產不僅有着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兼具積極的現實作用 ，對我們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大有裨益。然而，繼承和弘揚這份歷史文化精粹，首要的前提是以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分析、辨識和評價孫中山，作出恰如其分的論斷，吸取他的學說中涵有的優秀因素。 孫中山研究始終是一個重要課題 ，總是備受人們關注。最初的傳記可以上湧到20世紀之初 ，主要是宮崎寅藏的 《三十三年之夢》 和章士釗（筆名黃中黃）的 《孫逸仙》 。孫中山逝世後，相關著述更是不勝煩舉。但是 ，真正成為 “顯學”則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後。成果豐碩 ，堪稱空前。不過 ，值得注意的是極左的、教條主義的偏頗尚未消弭 ，總體及一些個案評價仍低。至於少數缺乏根據地貶低孫中山的文章，因其缺失科學性暫且不論。 必須改變這種狀況 ，深化與拓展孫中山研究。 關於孫中山的定性 ，應作補充。 約定俗成的定性語主要為愛國者、民主革命先行者。這是科學的概括 ，反映了孫中山的畢生業績。兩個詞語還是相通的。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務就是反對資本——帝國主義。先進的近代社會思潮與運動 ，莫不以高揚愛國主義、掙破殖民主義枷鎖和實現民族獨立為第一要義。 但是 ，不能忽略孫中山還當之無愧地是近代化前驅。他提出了先進的、科學的近代化方案 ，貫徹了“振興中華”的精神：粉碎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枷鎖乃是前提；民主建政則是杠杆 ； “實業化”構成方案的中心；科學、教育和文化當是必要條件。作為社會系統工程為近代化的基本目標 ，即為建立獨立、統一、民主和富強的新中國。可見 ，增加近代化前驅這個定語無疑是必要的——更為完整地概括與凸顯了孫中山的思想與實踐 ，表明他兼具革命者與建設者的兩重身份。*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一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應當給以更高的評價 ，並且充分認識它對當前我們的物質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與社會建設的重大參照、借鑒意義。 民族主義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基本矛盾。舊中國在對外意義上是備受侵凌的半殖民地，在對內意義上則是滿洲貴族或漢族統治者 “宰制於上”的民族牢獄。前期民族主義中的主要口號 “反滿”具有廣泛的動員作用，避免瓜分、共管厄運亦為題中應有之義，儘管均帶有一定的局限性 ，卻超越了“反清復明”之類的口號。後期民族主義則突出反帝內容—— “民族解放之鬥爭，對於多數之民眾 ，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已”。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原則 ，定為 “民族自決”（孫中山揚棄了先前的 “五族共和”、 “民族融合”的主張）。孫中山的反帝綱領對今天反對強權政治、霸權主義依然有着現實意義， “民族自決”亦為完滿解決多民族國家內部關係的合理準則。 民權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核心，是正規的民主革命綱領的主要標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不可能及時產生完整的民主主義 ，孫中山必須 “竭力從歐美吸收解放思想”。正是在這種意義上 ，他多次申明“中國的革命思潮是發源於歐美” ， “民權的學說是由歐美傳進來的”。為了使近代中國民主革命從準備階段入於正規階段，他引進了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及民有、民治、民享、法制、人權、分權主義等等民主政治觀念，借鑒西方的相關社會改治制度 ，並結合中國實際加以演繹（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制度 ，也在他的民權主義中留下了印記）。在他看來，民權主義與自由、平等、博愛，民有、民治、民享是相通的。民權主義不僅只有歷史進步性 ，以國民革命為主要手段促使共和制取代封建專制主義的君主制顯然具有劃時代意義；同時，民主建政思想也具有不可忽視的普世性、現實性。毋庸置疑，上述的政治範疇並非資本主義所專有 ， “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 。只是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 ，不同的國家，它的實現形式和途徑各不相同”。正是文化的多樣性，決定了不可能有 “統一的模式”。當前我國的政治建設 ，必須走自己的路。孫中山在政治生涯的後期就曾批評了西方民權和議會制度的弊端 ，並且設方補葺。但決不能一概摒棄人類 “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 ，而是結合實際、賦予時代精神地參照、借鑒。 民生主義是孫中山的社會經濟建設綱領。它不僅順應了近代化的趨向，並且力求避免西方資本主義的弊端—— “思患於預防”； “不致再蹈歐美今日之覆轍”。無論是土地綱領 ，或是資本方案 ，都體現了這種精神， “蓋予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正是在反對 “資本之專制”和主張 “均富”的意義上，孫中山多次自稱為 “完全之社會黨”，並把民主主義等同於社會主義，希冀實行 “社會革命”。應當指出，民生主義當然不能與科學社會主義等量齊觀，並且揉雜着主觀社會主義因素，認為社會經濟的落後使得 “這個國家可以輕易的塑成任何形狀”即為空想。但是 ，堅持工業化 ，不在資本發展前表現傷感和恐懼 ，反對社會兩極分化和力求大多數民眾的富裕⋯⋯則肯定是屬於科學社會主義的因素 ，而非民粹主義之類。事實上，民生主義表明主觀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之間並未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變革與開放是孫中山思想的主旋律 ，他在有關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發展的許多課題上的卓越見解 ，對後繼者顯然是十分有益的。 他在政體上的盡心擘劃 ，對實現 “主權在民”原則有着積極意義。 他的經濟建設方面的構思，亦復如此。 “節制資本”、發展 “國家資本”的雙軌制 ，區域經濟的觀念⋯⋯及至具體到海南建省。修築長江水電樞紐 ，重視能源與交通的發展 ，無不具有參照意義。三二

他十分重視科學、教育和文化的革新與發展。他與朱執信曾在1920年研究中小學教育並編寫教科書。 他對建設美好的和諧社會提出不少構想，認為 “天下為公”、 “世界大同”為 “人類寶筏”， “政治極則” 迄今為止 ，我們尚未撰寫出一部與孫中山的光輝業績相稱的傳記，完整的孫中山全集亦未付梓，自滿和停滯是沒有根據的。 實事求是地、科學地評價孫中山無疑是一樁兼具學術性與現實意義的重大課題 ，有待我們鍥而不捨 ，持之以恆 ，繼續奮進。

孫中山——一個光照萬年的民族記憶符號楊允中*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孫中山一、世紀偉人、世界偉人 20世紀是人類文明遭到嚴重挑戰的世紀 ，也是人類文明進程全面加速的世紀。這個世紀留下了由眾多偉大人物及其豐功偉業所劃出的民族記憶符號。在這些世界級偉人中，孫中山先生勿庸置疑地佔有一席顯赫地位：一是他領導的辛亥革命一舉推翻了延續2000餘年的封建帝制 ，全面改寫了中國歷史，二是他奔走呼號幾十年 ，以其具劃時代意義的嶄新理念喚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國大眾 ，也喚醒了東方各被壓迫民族。 孫中山的光輝業蹟和奮鬥精神體現了中華民族義無反顧、百折不撓的探索、奮進傳統 ，其重大貢獻是全方位的、歷史性的，其偉人形象是正面積極、頂天立地的 ，其科學價值是無可取代、永世長存的。他平凡中顯偉大，偉大中見平凡 ，歷經挫折而鬥志不減 ，屢遇失敗而朝氣益盛 ，直至生命最後一刻依然堅定地呼出：“和平、奮鬥、救中國”的最強音。 孫中山這個名字是全體中國人的光榮和驕傲 ，孫中山的業蹟和學說構成當代中華文明的一大亮點。作為孫中山故居的最近鄰居和偉大事業起程點的澳門，也因孫中山早年足跡所到而倍增文化底蘊和歷史價值。可以毫不誇大地講 ，偉人的足跡是由澳門起動的 ，澳門至今仍保存着極富歷史與文物價值的相關文物，澳門在一定意義上擁有孫中山優勢 ，因而，加強對孫中山學說的系統研究並認真學習孫中山的崇高人品，是當代澳門學者一項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二、革命先行者與偉大思想家、理論家 我們國家對孫中山的正式評語是 ：“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1 ，這也是對非中共領導人的最高評語。之前 ， 194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孫中山先生為 “中華民國國父”。應該說 ，孫中山是海峽兩岸以至海內外迄今為止最少爭議的一位民族領袖。 孫中山的一生首先是革命家的一生。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到社會 ，他始終抓住國家大事操勞 ，同時也具體關注百姓民生，尤其感人至深的是 ，他一生業蹟轟轟烈烈 ，卻未曾積累私人物質遺產。他的人格高尚，廣被稱道 ，他的業蹟宏偉 ，世人爭相研究。此時此刻，孫中山早年的救國理想在中國960平方公里大地上已經陸續實現並極大地超越，民族偉大復興正在逐步而紮實地得到實現，需要特別指出的是 ，孫中山*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代主任 、澳門學者同盟會長

不僅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和政治家 ，同時也是當之無愧的偉大思想家、理論家。 孫中山著述豐碩，涉及哲學、憲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國際關係學等諸多領域。他的 《建國方略》 、 《建國大綱》 等傳世名作是多學科、百科式巨著。收在 《建國方略》 中的孫文學說，即 “知難行易”、 “行而後知”觀是哲學領域認識論方面的貢獻 ；他創立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人民行使選舉、擺免、創制、複決等政權 ，政府分別行使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等治權），以及他領導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其總綱第二條規定：“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第二章 “人民”列舉了平等權、自由權、請願權、向官署陳訴權、訴訟權、向平政院陳訴權、考官權、選舉與被選舉權等基本權利和自由，第六條自由權中規定身體不受侵犯、家宅不受侵犯、擁有財產及經營自由、言論及集會結社自由、通信自由、遷徙自由、宗教自由，這是一個世紀前法學、政治學領域的傑出貢獻 ；他的 《實業計劃》 實際上是中國歷史上首個全國性國土遠景發展規劃，也是 “第一次提出對外開放的經濟戰略思想”2 ；他的喚起工 、扶助工農主張和後來中共倡導的建立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現代國家如出一徹 ，是政治學、社會學貢獻；他的 “聯俄聯共、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國際關係學命題； “各勤所學 ，以盡其職”，要 “立志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 ，這是孫中山對青年知識界的諄諄至囑 ；他的語言造詣、書法墨寶同樣令人贊嘆⋯⋯；在孫中山 “文集”、 “文選”等專著裹全面展示的絕對是一流思想家、一流學者的睿智思維。故此，稱孫中山是傑出的政治學家、憲法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國際關係學家等等 ，絕不為過。 歷史反覆證明，依靠權勢建立的威望是不能持久的，唯堅持理性客觀的思想家及其相關主張，方會令人心服口服地稱道傳頌。故此，本人認為 ，在孫中山的多重價值符號中，適度強調其學者形象完全必要，他的高大學者形象理應更多地受到認同、受到肯定、受到尊重。 直到目前 ，有關孫中山和孫中山思想的評價似乎尚存進一步提升的必要 ，其實 “千秋功過任人評說”，採用多元視角、多元思維、求同存異、不苛求古人，應是基本原則和出發點，而且思想也好、理論也好 ，不必過分政治化、標籤化 ，不僅偉人，即使平民也有其各自思想體系，區別只在於其成熟度、系統性高低而已。學術活動具專門性、系統性、創新性、啓迪性等基本特點，如果按這幾項要求來衡量孫中山百年前的建樹 ，拋開政治上評語 ，他在學術理論上顯然是一位極其卓越、極富創意的國際級大師。他的“建設之首要在民生 ，故對於全國人民的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的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設大計劃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3 ，可謂民本至上、擲地有聲。 “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孫中山學術理論至少可以用貢獻的全面性和大包容性，探索的系統性、創新性 ，現實應用的可行性與啓迪性來加以概括。當然，強調對孫中山思想或孫中山學術體系的思考與研究，絕不意味着要把偉人百年前的判斷和結論不分青紅皂白地搬來或簡單地同當前國家領導人的論述加以對比，而更重要的是要對曾經為推進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以及中華文明而作出重大貢獻的歷史偉人給以客觀而公正的評價 ，是要對構成民族智慧精華的歷史遺產加以全方位的開發與繼承。 總之，孫中山豐富的思想體系是全體中華民族的共同財富。正確地評價孫中山的歷史地位，認真研究孫中山思想的理論價值 ，全面吸取孫中山論述中的有益主張，積極維護孫中山的崇高形象，無疑應成為當代海內外中國人一個當仁不讓的必然選項 ，成為民族智慧深層開發、思維多元調整的重要切入點與着力點。三、啓示與思考 ①孫中山所倡導的民本位政府理念至今仍具深刻啓迪性。 “萬眾一心急起直追 ，以我五千年文明優秀之民族應世界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透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之”。4

他的三民主義，核心是 “民”字，先救民，然後要利民、為民。他的民族要解放、民權要保障、民生要改善的理念 ，同美國林肯總統的 “民有、民享、民治”思維一脈相承 ，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座標 ，是民主政治發展新階段的政府自身建設理論的一個積極淵源。 ② 孫中山的開放思維與國際視野極為難能可貴。他是封建桎梏下開眼看世界的啓蒙先驅之一 ，更創立了走出國門積蓄力量、進而推動內地革命事業的實踐，外為我用、洋為中用、大膽探索、全面實踐 ，堅持民族自信但不盲目排外，堅決反帝但力求組成國際統一戰線 ，並一再得到國際友人庇護轉危為安，也在國際上享有極高威望。 ③ 孫中山是位前瞻思維強烈的國家領導人，也是位辦事認真、思維嚴謹的學者型領導人，從中國實際出發 ，保持中國特色 ，走中國人自己的道路 ，這在百多年前的舊中國，實在令人贊嘆。 ④ 孫中山的豐功偉業和學說體系是國家、民族的寶貴財富，正確而客觀地評價孫中山，維護他的崇高形象，事關民族復興偉業，事關祖國和平統一。受歷史局限 ，孫中山一生充滿坎坷 ，也帶着遺憾離開人世 ，但作為世紀偉人、世界偉人的多重貢獻和崇高人品，包括在諸多基礎學科均有建樹的學者形象 ，當前、今後都值得國人高度珍惜。 ⑤ 系統學習、深入研究孫中山，在海峽兩岸和華人世界是一項有待承前啓後、繼住開來的長遠性活動目標。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孫中山在其 《建國方略》 中已全面觸及的科學、民主、法治、和諧等基本理念，是當代國學的重要內容。他的許多論述在百年後的今天依然充滿哲理、充滿啓迪 ，是有待系統探索的課題 ，是汲取力量的源泉。四 、 小結 孫中山是全體中華民族手中的一大王牌 ，是一個光照萬年的民族記憶符號，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大亮點。 孫中山與澳門的關聯度很高。澳門是我國目前設置的兩個實行 “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之一 ，也是孫中山留下足跡較多的城市之一，澳門可以也應該成為研究孫中山並有較多成果的地方，成為聯繫海峽兩岸同胞和全球華人的最佳服務站 ，成為推動祖國和平統一與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積極而活躍的加油站。歷史可以遠去 ，但時代偉人的博大精深理論及人格魅力，永遠活在全體華夏子孫心裹。作為當代學人，我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山學說的系統性、完整性、前瞻性、開創性 ，我們更樂於倡議把歷史偉人定格在 “偉大思想家、理論家”座標上 ，令世世代代、子子孫孫永遠加以緬懷 ，汲取不竭的精神力量。 總之，認真學習孫中山、深入研究孫中山，把孫中山思想精華發揚光大，在當今時代具有不容低估的現實意義。孫中山開創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起點，當代兩岸中國人有責任、有義務把先人的未竟事業推向新的成功高度 ，共同加快中華民族復興事業的早日實現。註 釋 ：1 徐惟誠主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精粹本）》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2002 年 ，第138頁 。2 同上註 ，第691頁 。3 孫中山：《建國大綱》 ，載於孫中山著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國父全集·第一冊》 ，台北 ：近代中國出版 社 ， 1989年 ，第381頁 。4 孫中山：《孫文學說·自序》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一冊》 。

孫中山文化思想的時代價值龔書鐸* 孫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20世紀中國的傑出偉人。他全心全意地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他在為改造中國而奮鬥的過程中，對於中國的文化問題也十分關注 ，發表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見解 ，闡明了他對中國固有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創建中國新文化的主張。 近代中國，西方文化傳播 ，與中國固有文化發生碰撞交會。面對着文化的新變局 ，對如何對待中國固有文化，如何對待西方文化 ，成為人們關注、思考的問題。眾說紛紜 ，歸納起來，大致有四種主張：① 固守傳統文化，反對西方文化；②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③ “醉心歐化”或全盤西化；④中西文化會通。中西文化問題是個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 ，在現實生活中它還存在。因此 ，探討孫中山的文化思想，他對近代中國爭論不休的中西文化問題的態度 ，不僅是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 ，也有其時代價值。 關於孫中山對中西文化問題的論說 ，內容很豐富，這裹主要談以下幾點。一、對中國固有文化，既不應盲目否定，也不能泥古、崇古 孫中山是一位富有民族感情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很珍視自己民族的固有文化 ，並且以此為驕傲。他經常稱頌中國是一個數千年的文明古國，有很好的文化，為世界人類文化的發展做過重大貢獻。他反對對自己的民族文化妄自菲薄 ，批評對民族文化抱虛無主義的態度。他說：“我們固有的東西 ，如果是好的 ，當然是要保存 ，不好的才可以放棄”1 。他還具體指出 ，中國不僅發明了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 ，而且在衣食住行方面 ，如茶、絲、豆腐 、烹調、拱門、吊橋等等 ，也做出了貢獻。 但是 ，孫中山不是復古主義者，他稱頌中國古代文化的成就，是為了糾正一種盲目否定民族文化傳統的偏向，弘揚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不是陶醉於過去的成就，引導人們向後看。孫中山反對那種 “崇拜古人的心思”，批評 “泥古而不通今”的人，認為中國文化後來是 “停滯不前了”，只 “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讀死記，另外來解釋一次，或把古人的解釋再來解釋一次，你一解釋過去，我一解釋過來 ，好像炒陳飯一樣 ，怎麼能夠有進步呢？”2他主張要做到 “能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役”3 。 孫中山承認中國文化後來停滯 ，目的是為了改變落後狀況 ，使中國能夠進步。因此 ，他反對閉關自守 ，主張對歐洲文明採取開放態度 ， “要去學歐美之所長⋯ 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 ，我們仍要退後”4 。*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二、對於西方文化要吸收，但不能全盤照搬 怎樣學習西方文化，應該抱甚麼態度？對於這個問題 ，孫中山做了明確的回答。他認為學習外國必須保持民族的獨立地位 ，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指出：“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 ，和歐洲的大不相同。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歐美，照樣去做，像仿效歐美的機器一樣。⋯⋯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 ，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5 。不僅政治 “不能完全仿效歐美” ， “一味的盲從附和”，文化也不能全盤照搬。孫中山的這一基本原則是很正確的。 關於對待西方文化 ，孫中山態度鮮明地反對兩種極端 ：一是極端排外 ，一是極端崇拜外國。他說 ：“中國從前是守舊 ，在守舊的時候總是反對外國，極端信仰中國要比外國好 ；後來失敗 ，便不守舊 ，要去維新，反過來極端的崇拜外國，信仰外國是比中國好。因為信仰外國，所以把中國的舊東西都不要 ，事事都是仿效外國，只要聽到外國有的東西 ，我們便要去學 ，便要拿來實行”6 。顯然 ，孫中山反對極端崇拜外國，反對全盤照搬西方，對於西方文化 ，要從中國國情的實際出發 ，有所抉擇。三、讚揚新文化，主張文化創新 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 ，既有傳承性，又要隨着時代的發展而創新。文化不創新，就會停滯 ，以至衰落。對於新文化 ，孫中山給予熱情的稱頌。五四運動剛過不久，他在 《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 中指出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準備 ，於是蓬蓬勃勃，抒發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 ，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政 ，社會遂蒙極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 ，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 ，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大變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或無疑也” 。孫中山不僅高度評價新文化運動 “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而且從新文化運動中得到鼓舞和啓發，認為 “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 ，從而提出了 “激揚新文化之波瀾 ，灌輸新思想之萌蘗”7 。四、三民主義學說中體現對待中西文化的正確態度 孫中山正確對待中西文化 ，不僅表現在論說上 ，而且體現在他的三民主義學說中。 孫中山申明，他的三民主義是 “集古今中外的學說 ，順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在《中國革命史》 一文中，他更具體地說：“余之謀中國革命 ，其所持主義，有固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 ，有吾獨見而創獲者。”8 任何一個思想體系的建構 ，都不可能無所依藉而憑空產生，都必須從已有的思想資料出發。這些思想資料，既有本國傳統的積累，也有外國思想家的遺產。孫中山三民主義學說的產生，就其思想淵源而言 ，不外乎繼承本國固有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 ，用他自己的話說 ，叫做 “因襲”、 “規撫” 但是，任何一個思想體系的產生 ，都不可能只是依靠過去的思想資料 ，其根源在於現實社會的要求。孫中山建構三民主義學說，是為了解決當時中國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如他自己所說， “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是為了救中國，使中國擺脫被西方列強侵略因而貧窮落後的地位 ，走上獨立富強的道路。無疑，這是孫中山創建三民主義學說的立足點、出發點。現實的需要是源，已有的思想資料是流 ，孫中山就是從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需要出發，在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尋找、吸收有益的東西來建構三民主義學說的 ，。

是讓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適應於近代中國的民主革命，而不是讓近代中國的民主革命去適應傳統文化、西方文化。這就需要經過思想家的分析、篩選、整合和創造 ，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 “獨見而創獲” 孫中山先生關於對待中西文化的思想是寶貴的歷史遺產 ，今天仍有其時代價值 ，值得我們繼承、發揚。註釋 ：234678孫中山 ：《三民主義》 ，載於孫中山著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第九卷》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6 年 ，第243頁 。孫中山 ：《在桂林學界歡迎會的講話》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第69 頁 。孫中山 ：《建國方略》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第224 頁 。同註1 ，第251頁 。同上註 ，第320 頁 。同上註 ，第316-317頁 。孫中山：《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五卷》 ，第209-210 頁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七卷》 ，第60 頁 。1。

挽救革命的重大舉措——孫中山黨魁集權制思想探微謝俊美* 研究中國近現代政黨政治史，孫中山的黨魁集權制是不能不提及的。黨魁集權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它產生的背景、它的內容是甚麼？對於它的歷史作用和影響又如何評價？本文就此發表一點看法。一、黨魁集權制的提出和它的主要內容 1913年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和部分革命黨人再次被迫流亡海外。整個國民黨勢力如同一盤散沙，幾乎士崩瓦解。革命力量的慘敗迫使孫中山不得不作痛苦的反思。孫中山認為 “二次革命”的失敗不是革命黨人組織準備不充分 ，而是 “全在不聽我之號令”1 言下之意 ，是革命黨人未聽從他的領導所致。因此，他提出今後若要繼續革命，全黨必須服從他。 “弟所望黨人者，今後若仍承認弟為黨魁者，必當完全服從黨魁之命令。⋯⋯所以 ，今後弟欲為真黨魁 ，不欲為假黨魁 ，庶幾事權統一 ，中國尚有救藥也”2 。這裹既反映了孫中山對國民黨雖尊奉他為領袖 ，但在重大決策問題上不能遵從他的意見表示不滿 ，又是他的黨魁集權制思想的公開披露 ，更是向全黨提出承認他為黨的最高實際領袖的訴求。 1914年2月，在同黨人通訊中，孫中山一再表達了他的這一思想。在 《致南洋同志函》 中說：“弟自去秋來居（日本）三島，每想國勢之巔危，民生之困頓 ，共和之前途 ，輒不能忘情於黨事。⋯⋯刻已成立幹務部 ，各路進行 ，同志之勇往 ，團體之固結 ，遠勝前此同盟會之組織。且此次同志皆一德一心 ，服從弟之命令 ，尤非昔比”3 。這裹講的 “遠勝前此同盟會之組織” ，即當時成立的中華革命黨。 中華革命黨是孫中山為反對袁世凱專制獨裁統治、在中國最終實現民主共和政治理想而建立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其黨的章程和組織原則集中體現了他的黨魁集權制思想 ，這些思想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①所有黨員必須忠於三民主義。對三民主義矢志不渝 ，奮鬥到底。他說：“大家對於三民主義以後要心悅誠服 ，完全擔負起實行的責任” 4 。 ② 所有黨員必須絕對服從最高領袖。他說：“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 ，⋯⋯必須在惟一領袖之下 ，絕對服從”5 。 “革命必須有惟一（崇高偉大）之領袖 ，然後才能提挈得起 ，如身使臂 ，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6 。孫中山這裹講的 “惟一領袖”不是別人 ，就是他自己。 “此次重組革命黨 ，首以服從命今為惟一之條件。凡入黨各員，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 ，毫無疑慮而後可”7 。即要做到對三民主義的誠服 ，就必須聽從黨魁的指揮。孫中山坦言 ，中華革命黨的黨魁非他莫屬。他說：“你們許多不懂得 ，見識亦有限，應該服從我。⋯⋯我敢說除我外 ，無革命之導師”8 。 ③ 為了表示對三民主義的忠誠和對領袖的服從 ，每個黨員入黨時必須宣誓，並須按指模。根據 《中華*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革命黨總章》 和 《中華革命黨總理誓約》 規定，新入黨者必須經黨員介紹，按指模宣誓。當然孫中山本人也未例外。孫中山說：“指模人人不同，終生不改 ，無論如何巧詐 ，終不能作偽也 ，此本黨用指模之意也”9 。認為這是保持黨員純潔性的 “至良之法” ④ 黨員分三等 ，分別給予不同的待遇。為了保證每位黨員對革命的忠誠 ，便於孫中山指揮 ， 《中華革命黨總章》 明確規定黨員分為三等：凡在武昌首義前參加同盟會的，為首義黨員；凡於武昌起義後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加入同盟會的為協助黨員；凡於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加入國民黨的，為普通黨員。首義黨員屬元勳公民 ，享有參政、執政的優先權 ；協助黨員為有功公民 ，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普通黨員為先進公民 ，享有選舉權。10 ⑤ 黨員必須嚴格遵守紀律。黨員入黨後，將 “永守此約（指中華革命黨總章），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11 。二、黨魁集權制內容剖析 從上述黨魁集權制內容規定看 ，孫中山的政黨政治思想似乎又回到辛亥革命前的興中會和同盟會秘密鬥爭的時代 ，甚至比興中會、同盟會時入會條件還要苛刻，如絕對效忠黨魁、按指模等，幾乎同封秘密會黨沒有兩樣。然而中華革命黨畢竟以三民主義為鬥爭宗旨的政黨 ，而非秘密會黨 ，形式相似 ，但本質不同。 黨魁集權制的出現 ，當然不是孫中山個人主觀意志的產物，而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在鬥爭屢遭挫敗 ，為了保存革命力量 ，被迫作出的重大抉擇。 同盟會自成立起 ，領導層內對革命宗旨三民主義一直存在分歧，有主張二民主義的，也有主張一民主義的。政見的分歧直接導致了組織的軟弱渙散。此外在鬥爭方略上，領導層內意見也同樣不統一。孫中山主張革命先在華南一省或二省取得勝利後，再向全國各省推進。以宋教仁為代表 ，則主張革命應首先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發動 ，並為此設立了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獨自開展活動，跡近分裂。稍後在臨時政府組織形式上又發生總統制與責任內閣制之爭 ，孫中山力主總統制，宋教仁堅持責任內閣制。待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章太炎首唱 “革命軍起 ，革命黨消” ，但又與黎元洪、張謇等一起另組新黨 ，反對孫中山，大搞分裂活動。革命隊伍不僅思想極不統一 ，而且組織紀律極為鬆懈。在同盟會執政的三個月中，黨內派系傾軋 ，黨員行動幾無約束可言。革命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同上述問題有關。 “我們革命的失敗，並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12 。面對袁世凱為首的封建地主軍閥官僚反動勢力，孫中山和革命派認識到若要東山再起 ，就必須建立一個思想統一、組織鞏固、行動一致、紀律嚴明的強有力的革命政黨。更何況“二次革命”失敗後 ，國民黨已成崩潰瓦解之勢，尤其需要具有權威的領袖來組織，採取非常果斷的措施來挽救。孫中山講這個領袖非他莫屬，並非虛言，亦非自大之詞。孫中山在此時提出黨魁集權制，不僅可能 ，而且也確有必要 ，因此 ，黨魁集權制是孫中山挽救革命、保存革命力量的重大舉措。 為了證明和說服黨員接受他的黨魁集權制的主張，孫中山搬來了西方資產階級政黨學說，作為他的理論根據。在1914年6月 《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 中，孫中山說：“意大利密且兒（今譯蜜雪兒靳）作政黨社會學（指米氏所作 《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 一書） ，謂平民政治精神最富之黨派 ，其日常之事務 ，重要行動之準備實行，亦不能不聽一人之命。可見無論何黨，未有不服從黨魁之命令者。何況革命之際 ，當行軍令 ，軍令之下尤貴服從乎？”1 3在另一封致 《致南洋各埠洪門同志函》 中更明確地，按照 “意大利密且兒博士所作的 《政黨社會學》 ，⋯ 此次組織革命黨事，以服從命令為惟一之條件。凡入黨各員無論其前隸何黨 ，無諒其黨籍新舊 ，必須其宣誓服從 ，毫無疑義可言”14 。 此外 ，為了釋疑革命派內部對黨魁集權制主張的不同看法，孫中山還就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平等與黨。

員個人的自由、平等有別 ，提出個人的看法。他認為西方資產階級鼓吹自由、平等 ，主要是針對中世紀專制黑暗統治而言 ，中西國情不同，文化背景兩樣。西方自由、平等傳到中國後 ，對反封建專制統治當然有啓蒙作用。但對革命者來說，有一個如何使用的認識過程。孫中山指出我們的黨員 “自由”、 “平等”不是少了 ，而是多了。 “我們革命之失敗並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 ，完全是被平等自由這兩個思想打破的”15 。 “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 ，是誤於錯解平等、自由”16 。 “要希望革命成功 ，便先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平等”17 “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所以沒有團體 ，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18 。因此 ，要獻身革命，就 “須犧牲個人之自由，個人之平等” 19 ，“停止其自由，為民盡職，以報答人民之供奉”20 。孫中山強調，犧牲個人的平等、自由，服從革命大局，不僅是對一個黨員的要求，而且也是爭取革命勝利的保證。因為 “袁世凱有很堅固的團體 ，我們革命黨是一盤散沙 ，所以袁世凱打敗了革命黨”21 。自由對革命黨而言， “萬不可再用到個人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多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國家”22 。可見 ，孫中山的黨魁集權緯制的提出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 黨魁集權制的主張之所以能提出，並同時為廣大黨員所接受，還與民初中國政黨政治不成熟、小農經濟滋生的家長制思想存在 ，與傳統儒學思想中的君君臣臣的愚忠、服從思想分不開。 中國的政黨政治基本上是仿效西方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的，缺乏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馬克思曾說過：“如果資產階級實行統治的經濟條件沒有充分成熟 ，君主專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暫時的”23 。辛亥革命雖推翻了清朝統治 ，建立了中華民國，但資產階級還遠沒有成熟到足以締造這個制度 ，並把政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國資產階級不僅人數少 ，而且多數由官僚、地主、商人和手工業主轉化而來，他們同本國封建勢力、外國資本保持著密切聯繫。贊同革命的極少。對於從事政黨之類的活動 ，多數持謹慎的態度。在民初政壇 ，他們處於弱勢。封建舊勢力根本不容許革命力量的存在。資產階級革命黨人要堅持民主革命大業，就必須建立強有力的政黨，必須加強自身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以應對封建軍閥官僚強權政治的惡劣環境 ，孫中山的黨魁集權制及時地適應了這一形勢需要。 恩格斯在 《論權威》 一文中說過 ，權威的建立除了權威者所具有的權勢和威望外 ，還必須有對權威者的崇拜和服從。黨魁集權制如果不被廣大黨員所接受也是空的。因此，它的提出和存在還與當時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歷史文化影響密不可分。 中國長期是一個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國家。小農經濟以一家一戶為單位 ，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維繫這個經濟基礎的是家族 ，聽命於一族之長是天經地義的事。由於小農經濟抗禦自然災害能力有限，不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所以 ，總是把自己的命運和希望寄託於明君、賢相、清官和 “強人”、 “權威”。當時革命黨人多數來自農業社會 ，具有這種濃厚的小農意識。辛亥革命雖推翻清朝，但未改變封建經濟基礎以及建立在它上面小農意識和家長制 ，面對革命一再挫敗 ，革命黨人盼望 “權威”“強人”來領導他們 ，這就為黨魁集權制出現提供了社會基礎。 民初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還根深蒂固，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些倫理觀點仍是人們行事準則。革命黨人大多數受過傳統文化教育，深受儒家倫理思想的影響，在他們看來，為了三民主義的理想，為了革命事業的勝利，尊孫中山為最高領袖 ，服從孫中山指揮完全是當然的。因而也就接受了孫中山的黨魁集權制。 黨魁集權制之所以被革命黨人所接受，還與它本身具有許多合理的內容有關。如它規定黨員必須絕對信仰三民主義，是以理想信念為中心 ，將國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追求的目標 ，而不是以孫中山個人為中心，同封建秘密會黨成員絕對孝忠龍頭老大，山堂堂主個人 ，有着本質的區別。它雖然規定黨員必須絕對服從領袖指揮，對領袖表示忠誠 ，但這種服從、忠誠 ，是服從孫中山領導的革命 ，因此 ，集權於個人，服從於個人，還同個人專制有所區別。是通過對黨魁個人的服從達到對民主革命、三民主義信仰的忠誠。正如孫中山所說的那樣：“文雖總理 ，亦不能違例 ，此所以不同專制也”24 。黨員入黨宣誓 ，按指模指的作法雖與封建幫會作法相似 ，但主要目的還在於滌除 “冒充革命者”、 “假革命者” ，純潔革命隊。

伍 ，提高黨員素質。而總理全權總攬本黨一切事務 ，各地支部長由各地黨員推薦，總理委任，則是從制度上為黨魁集權制的推行提供了保證。至於對黨員的紀律規定 ，亦為政黨所應有。對於有些類似秘密會黨的做法，也是環境逼迫所致。當時國內鬥爭形勢嚴峻 ，封建軍閥官僚勢力強大，不得不採取如此辦法。總而言之，黨魁集權制的推行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為着建立強有力的政黨，為着捍衛民主共和、推進革命而採取的重大舉措。三、黨魁集權制的作用與影響 從現代政黨政治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法則來考量，黨魁集權制推行的領袖個人專權的作法，顯然是有悖於資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的。但是考慮到民初中國特殊的國情，革命派與封建軍閥官僚政治勢力處於嚴重對壘險惡環境 ，它的存在自有其獨特的意義和作用。 首先 ，它重新強化了孫中山作為革命領袖的崇高地位。自南京臨時政府解散 ，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後，孫中山在政壇上已不佔角要。他在革命黨內的領導地位也受到嚴重削弱，被邊緣化。在當時複雜的政治鬥爭形勢下 ，在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決策上 ，他的意見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二次革命”失敗後，革命力量遭到嚴重摧殘 ，國民黨陷於崩潰瓦解之勢 ，迫切需要強有力的領袖掌舵 ，引領他們渡過難關。革命需要孫中山，而孫中山也離不開革命和革命黨人。因此 ，黨魁集權制的推行為重新確立孫中山的革命領袖地位提供了可能。孫中山說 ：“弟今後欲為真黨魁 ，不欲為假黨魁 ，庶幾事權統一 ，中國尚有救藥也”25 。 其次 ，凝聚了一批忠於三民主義、追隨孫中山的革命骨幹力量。自1912年同盟會組建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 ，成為執政黨後，許多投機分子打着擁護民主共和的幌子，相率混進革命營壘。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 ，為了成為國會內第一大黨，到處拉人入黨 ，革命隊伍自此更加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日益喪失當初的革命精神。 “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在國內已是士崩瓦解 ，待到國會解散，國民黨在國內已無立足之地 ，機關被迫遷避海外 ，人員星散國內外。其中變節者有之，脫黨避禍者有之，對革命悲觀失望者則比比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陷入最為困難的時期。孫中山說：“談及將來事業，意見分歧 ，或緘口不談革命 ，或期革命以十年 ，種種灰心 ，互相詬誶。二十年來革命之精神與革命團體 ，幾乎一蹶不振。” 26 因此 ，在這種形勢下 ，黨魁集權制的推行 ，對於保存革命力量、增強黨人革命信念、重新喚起黨人的奮鬥精神 ，無疑起了巨大作用。 再次，它向當時一切同情和擁護民主共和、反對封建軍閥獨裁統治和復辟倒退勢力的人們展示了革命力量的存在 ，並從中看到了希望。 1916年袁世凱悍然帝制自為 ，此後張勳擁戴廢帝溥儀復辟 ，國家政治搞得烏煙瘴氣。社會上許多人對國家未來失去信心。此時，孫中山重振革命旗鼓 ，重新積聚革命力量，客觀上為社會上一切堅持民主共和政治、反對復辟倒退勢力的人們以鼓舞。孫中山指出：我們現在要做兩件事：“第一件是改組國民黨，要把國民黨再來組織成一個有力量有具體的政黨。第二件就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27 。因此，黨魁集權制的推行 ，不僅事關國民黨一黨的成敗 ，而且也關係到民族國家的前途命運。 縱上可見 ，黨魁集權制是孫中山總結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後，為了挽救革命、挽救國民黨而採取的重大決策。後來的歷史證明，資產階級革命派之所以綿延不絕，在此後中國複雜的政局下作為一支獨立的民主政治力量的象徵 ，在護國、護法鬥爭、南北議和等重大政治活動中，為社會所重 ，是與孫中山黨魁集權制的分不開的。黨魁集權制保證了權力集中、黨內意見的集中和對內對外行動的一致。 如同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一樣，我們在充分肯定孫中山的黨魁集權制對革命所起的積極作用的同時，還應當看到它所具有的消極作用 ，尤其是對後來中國政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黨魁集權制極易造成領袖個人專制和獨裁。黨魁集權制對黨魁的要求很高 ，必須具有高度的政治素養

和道德品質。要求黨魁個人必須忠於革命，忠於三民主義，無條件地服從黨的指揮 ，將黨的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凡是要求黨員做到的，黨魁自己也必須要做到。對於這些 ，孫中山本人是做到了，他將畢生獻給了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事業。然而他當初設計這個制度時 ，對其日後可能會給國民黨乃至整個中國政黨政治帶來何等的影響，是未曾預料到的。資產階級政黨政治畢竟屬於民主政治，若將黨魁的意志凌駕於全黨之上，以黨魁個人的是非好惡作為黨的行動指歸 ，勢必要造成黨魁的獨裁武斷和個人專制，其結果必將窒息黨內政治民主，壓制黨內不同意見。從1914年黨魁集權制推行 ，到1925年孫中山去世的十多年中，孫中山作為國民黨的黨魁，革命領袖，所有黨內重大決策均由他決定 ，他去世後 ，黨魁集權制被國民黨承襲下來。這種承襲不但未給國民黨帶來福祉 ，而且直接釀成了重大的政治災難。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最終導致了國民黨政權的垮台。 黨魁集權制還極易造成 “一黨專政”， “一黨獨尊”，排斥和打擊其他政治勢力的政治格局。護國戰爭後 ，北洋軍閥段祺瑞把持北京中央政權 ，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孫中山南下廣州 ，召開非常國會非常會議，當選非常大總統。組織軍政府，孫中山為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副元帥，開展護法鬥爭。孫中山以恢復共和、挽救危局自任 ，表現了他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解決當時中國社會及政治問題的決心和信心，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在這種 “一黨專制”、 “一黨獨尊”的思想支配下 ，孫中山和他領導的國民黨很難同其他政黨、政治勢力合作共處。護法鬥爭的失敗 ，孫中山離粵到滬 ，固然與西南軍閥排斥有關，但與國民黨推行的黨魁集權制分不開。晚年的孫中山雖主張聯俄、聯共 ，但始終堅持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不贊同用其他主義解決中國問題。他說：“國民黨系我創立民國惟一之政黨 ，而共產派則為贊成俄國列寧等主義之學者有志一派”28 ，甚至說 “若共產黨而有紛亂我黨之陰謀 ，則只有斷然絕其提攜，而一掃之於民國以外而已”29 。明顯流露出一黨專制 ，不與他黨共事的思想。他去世後，蔣介石上台 ，黨魁集權制已變成國民黨排斥共產黨和其他一切政治勢力、阻礙社會進步的障礙。隨着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國民黨重新掌握全國政權 ，黨魁集權制進一步膨脹演變成蔣介石的專制獨裁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這一切都是孫中山生前不曾預料到的。由於中國落後的小農經濟基礎根深蒂固，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家長制牢不可破，因此，黨魁集權制還直接影響了當代中國的政黨政治，因其不屬於本文討論的範圍，此處就不作論述了。註釋 ：1234567891011121314孫中山：《覆黃興函》 ，載於孫中山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 ·第三卷》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4 年 ，第89 頁 。同上註 。孫中山：《致南洋同志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三卷》 ，第79-80 頁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詞》 ，載於 《孫中山全集!E第九卷》 第177 頁 。孫中山：《關於誓約問題的談話》 ，載於孫中山著 ，陳旭麓 、郝盛潮主編 ：《孫中山集外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0 年 ，第221頁 。同上註 。孫中山：《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三卷》 ，第92 頁 。同註5 ，第221-222頁 。孫中山：《批釋加蓋指模之意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三卷》 ，第142 頁 。孫中山：《中華革命黨總章》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三卷》 ，第98 頁 。孫中山：《中華革命黨總理誓約》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三卷》 ，第97 頁 。孫中山：《在黃埔軍官學校的告別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 ，第267 頁 。同註7 。孫中山：《致南洋各埠洪門同志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三卷》 ，第105 頁 。

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同註12 。同上註 ，第268頁 。同上註 ，第271頁 。孫中山 ：《三民主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九卷》 ，第281頁 。孫中山 ：《在廣州軍界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345 頁 。孫中山 ：《《在湖北軍政界代表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334 頁 。同註18 ，第282 頁 。同上註 。馬克斯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載於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一卷》 ，第171頁 。孫中山 ：《批伍平一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三卷》 ，第225頁 。同註1 。孫中山：《中華革命黨成立通告》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三卷》 ，第112 頁 。孫中山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九卷》 ，第97 頁 。孫中山：《與日人某君的談話》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九卷》 ，第5236 頁 。同上註 。

孫中山思想與中國人世紀姜新立*“二十一世紀將成為中國人世紀”——湯恩比（A. Toymbee）一、歷史辯證中的中國 “孫中山思想”由出現到對中國發生作用 ，已經跨越3個世紀：19 、 20與21世紀。 黑格爾（G. W. F. Hegel）在其 《歷史哲學》 中指出 ，人類歷史是在 “正”、 “反”、 “合”的辯證過程中向前發展着，中國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員，當然跳不開歷史辯證法。按照這個辯證法 ，中國人由 19世紀 ，經過20世紀，進入21世紀，是一個由貧弱、屈辱到圖強 ，鬥爭再到和平 ，發展與崛起的正、反、合辯證過程。 19世紀是 “貧弱”與 “屈辱”的中國，因為滿清王朝由盛而衰 ，腐敗不振，致使傳統中國貧弱如洗 ，此時正是西力東漸時刻 ，西方帝國主義欺凌中國，使諾大的中國土地成為孫中山先生所形容的“次殖民地”成為這西方列強瓜分的境地，其所受到的屈辱也是中國歷史所僅見。 20世紀是個 “矛盾”與 “鬥爭”的中國，由辛亥革命國民黨推翻滿清皇朝 ，到軍閥割據 ；由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到偉大的抗日戰爭；由國共內戰 ，到台海對峙，中國這塊土地上充滿社會矛盾 ，經濟危機與武力衝突，這個 “矛盾”與 “鬥爭”的中國至 “文化大革命”出現最高峰 ，同時也是中國當代史上一場不必要、莫須有的災難。 21世紀中國是個 “和平發展”與 “和平崛起”的中國。中國經過文革災難性的痛苦經驗 ，撥亂反正、改革開放，走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謀求和平發展、和平崛起期待21世紀上半葉由 “和諧社會”進入 “小康社會” 孫中山思想起始於19世紀末業 ，它是針對19世紀貧弱所提出的救國之道 ，也就是孫中山本人所說的它的 “主義”就是 “救國主義”。就是孫中山思想喚起群眾覺悟 ，激起革命意識，落實以辛亥革命推翻專制的滿清，開創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孫中山思想考驗了20世紀的中國，因為孫中山思想的三大政策理念——民主、民權與民生，相應於美國林肯總統的 “民有（of the People）” “民治（by the People）”與 “民享（for the People）”，也相應於胡錦濤書記所謂的 “情為民所繫，權為民所有 ，力為民所享”。換句話說，孫中山思想要20世紀的中國以民族主義追求中華民族的自我解放。以民權主義追求現代中國的 “個體自由”與 “政治民主”，以民生主義追求現代中國社會的小康境地富足繁榮 ，最終進入大同世界。孫中山思想不僅有理念、理論、原則（如平均地權 、節制資本）、綱領（如 “建國大綱”） ，而且有步驟（如 “民權初步”）、有計劃（如實業計劃），但是20世紀的中國各種政治勢力相互割據 ，各核武力忙於政治鬥爭，及至國民革命北伐成功 ，又有日本軍國主義侵華 ，偉大的中華民族又從事長達8年的民族存亡對外禦侮的抗日戰爭 ，也無實踐 “三民主義”。抗日勝利接着是國共內戰 ， 1949年新中國成立 ，實行 “共產主義” ，只尊* 台灣佛光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崇孫中山為 “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只是 “民族主義”上實踐了孫中山的理念，在 “民權”與 “民生”上並未落實，因此 “中國現代化”道路 ，乃至 “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 ，始終未能走得順暢與平穩。這說明，如果20世紀的中國能夠早日落實孫中山思想 ，中國現代化的道路或許不必走得如此曲折。 20世紀末業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主政 ，把 “共產中國”的發展道路拉回到 “社會初級階段”，進行 “資本主義補課” ，意即馬克斯所說的資本主義成熟後才有社會主義之可能。這樣的改革開放 ，係從經濟建設着手所謂 “經濟特區”、所謂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其實就是孫中山的 “實業計劃”與 “民生主義”。是故 ， 1990年的中國經過偉大的 “歷史轉變”，實行 “改革開放”、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走向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後 ，才算是在 “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上與孫中山思想正式接軌。 “實踐是檢驗真理惟一標準” ，在經濟上實踐孫中山的 “民生”理念 ，果然中國的經濟發展突飛猛進 ，而經濟一如馬克斯所言是社會的 “下層建築”，一旦 “下層建築”穩固，政治安定，社會秩序穩定。21世紀如果再能落實孫中山的 “民族”與 “民權” ，則中國必然走向 “和平發展”、 “和平崛起”二、 20世紀危機為之克服與孫中山思想 20世紀是個 “危機時代” ，兩次世界大戰均發生在20世紀便是明證。至於科學主義的發展，科學價值相對主義的興起 ，主張沒有任何原則可以規範個人行為，民族行為與國家行為的取向，整個社會價值混亂，產生政治虛無主義 ，極端個人主義、各式集權主義，使世界脫序 ，東西對抗 ，民族鬥爭不已，人類價值徹底失落 ，這便是許多西方哲學家如馬理當、史賓格、胡爾賽所說的20世紀西方文化與科學危機。 然而危機就是轉機 ，孫中山思想是針對19世紀末業中國之生存危機並考察20世紀初業西方文化與科學危機而提出來解決危機之道的理論與學說 ，因此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發展趨勢，在政治上杭廷頓所謂的 “第三波”（政治民主化）、經濟上所謂 “綜合經濟”（經濟自由化）、社會上所謂 “和諧社會”（社會多元化）理念上是符合孫中山思想所建構出來的三大理念的。二次世界大戰在人發展史上也有它的正面意義：在經濟上因國家干涉而提高人民的社會福利；歐洲因納粹的佔領與奴役而體認自由的可貴。戰爭的勝利來自同盟國的合作 ，因此西方人 ，尤其是歐洲人，在社會發展上走 “美”、 “俄”的 “中道”，結果在思想上是社會主義的兼容 ；在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新確認 ；在經濟上是福利國家或混合經濟；在社會上是推動歐洲整合。戰後西方政治經濟的反省最重要者是一切政治經濟問題必須在國際平面上求解決，特別因為科技進步 ，全球化趨勢而更加如此。在這個意義上 ，美國與中國等則發起成立 “聯合國”，將世界推向 “大同世界”。聯合國包括會員國的廣泛為人類有史以來僅見 ，而以 “人權宣言”為文明國的標誌 ，其中所涵蓋的和平、互助、博愛理念也是孫中山思想所一再強調的，尤其是20世紀下半期，西方資本主義已經逐漸社會化 ，而社會主義也逐漸自由化 ，東、西世界政治對抗解消，南北半球經濟上的攜手合作共創未來，為21世紀人類走向和平共存 ，奠定了轉機基礎 ，這樣的發展趨勢是孫中山在其 《民生主義》 演講中一再指出的。 在探討20世紀人類未來發展問題上 ，除了反省與檢討人類在20世紀的所作所為及其危機以外，還要觀察90 年代以來世界發展的新趨向。由於人類具有實存性和未來性取向因此已經被20世紀所吸引和支配 ，在人類邁入90年代並進入21世紀 ，最後的10年極具意義，這10年對人類未來價值的建立以及行為方式的規範影響很大。 在通向21世紀的入口處 ，20世紀90年代的大趨勢大致如下：①戰後意識型態的鬥爭和冷戰已過去，全球化的和平與安全新時代已經開始 ；② 以電腦、電子、信息為基礎的資訊工業 “第三波”將世界變成“地球村”，和諧區同更加明顯 ；③對環境生態保護的國際呼聲日益高漲 ；④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着民主化、民營化和市場機制的改革與實驗 ；⑤東歐共產國家的崩潰與蘇聯的解體 ；⑥國家與國家間的區域性經濟合。

作的願望比花費巨大人力、財力以進行軍事冒險的慾望更強烈；⑦亞洲，尤其是中國大陸已經出現經濟發展的新篇章；⑧世界性自由貿易趨向日益增加 ，此及經濟全球化；⑨整個世界對人性給予新的尊重 ，此及文化多元主義與人文主義。三 、 21 世紀大趨勢 從90年代開始到2000年 ，人類發展的新趨勢已如上述 ，這些新趨勢將帶領人類走入21世紀。 21世紀是個甚麼樣的世紀？許多未來學家如奈斯比·貝爾等 ，如此描述： （一） 第四波 從人類進化層面看， 1950年代中期人類便進入 “後工業文明”的新時代，亦即 “第三波”。 90年代以後， “第三波”將人類拉近 ，把世界縮小 ，並趨同一體化。這種發展現象會持續並快速前進 ，因此21世紀的未來世界將是以科學技術為導向的世界 ，也就是以電腦、電子、信息、生化學為基礎的世界經濟生活一體化的新世界。 21世紀的新世界是個高科技工業社會 ，高科技不但是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動力，也使世界走向 “微型化” ，微電腦將更行發展 ，社會充分資訊化 ，工廠自動化到可能以機器人全部取代 ，辦公室及家庭完全電腦化。一切物質新材料因科技而層出不窮 ，發達國家因掌握高科技而加速研製新材料 ，提高社會生產力，並加速相互競爭。高科技使生物工程成為21世紀最重要科學 ，不但有更新的醫藥 ，更新的食品，而且也可能製造出 “新人類”，當然也會因工業的進一步發展而帶來環境新破壞與污染的社會問題。此外 ，人類未來的經濟生活與高科技發展有關，不但出現生產者與消費者合一的新經濟型態 ，而且會出現 “超象徵型經濟（super symbolic economy）”生活 ，也就是靠資料、創意、符號和象徵意義的快速交換與擴張而發生經濟行為，他是一個全新的生產體系，是一個重利基與分眾市場的生產方式 ，並將一元化的企業組織改造城脫離民族工業 ，進行跨國企業的新組織型態 ，超越 “普羅階級” ，進入 “同源階級”這種經濟性的社會關係的維繫不是靠階級鬥爭 ，而是靠互助合作。 （二） 大眾民主 21世紀政治圖像則是沿着20世紀末的世界政治發展而出現的。本世紀末政治上最大的變化是歐洲崩潰與蘇聯解體 ，政治民主再次抬頭 ，在權力構造上主張分權模式。 21世紀的大眾民主時代可能把權力集中在國家層次，這種集中是大量生產技術和全國性是市場的反映，它的特徵是所有國家一方面要求政治分權，一方面也希望把權力往上轉移，要求出現一個超國家的機構。沿着這個政治邏輯 ，區域整合會加速並多元化。隨着超象徵型經濟的普遍化 ，未來世界各地都會有地方、區域、國家和國際不同層次的權力轉移。 “政治層次”將把未來選民分成四種：國際派、民族派、區域派和地方派。每一種都會保護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利益而奮鬥，這時要消除其間的衝突與矛盾，必須有賴孫中山強調的 “博愛”。在未來大眾民主時代 ，兩岸人民政黨和政策不能再分左 、右、獨、統和保守與開放兩派 ，也不能區分國民事務與國際政治。新財富創造體系讓所有傳統政治過時，新的政治是社會政治與環保政治。新財富創造體系同時帶來經濟分眾和更高層次的社會多樣化 ，兩岸政治要應付越來越多的社會力團體的競爭。全世界推動大熔爐與理想國固然在進行中，但不同種族、民族和宗教團體要求不同的權利也同實存在。工業化社會的理想是同化，但新時代和社會卻是多樣化 ，兩岸的個人、社會與政府都可能不得不和一些堅持文化特性的團體保持妥協與寬容。 21世紀是個 “沙拉盤”理念取代本世紀90年代同質性理念的時代。當個人、地區與國家都在爭奪主權及生存時，只有更大的包容與協合才能維持 “沙拉盤”的多樣性與完整性 ，因此 “博愛”是個等待21世紀穿上價值新衣的理念。、

（三） 權力分化 21世紀也是一個全球權力大轉移的世紀 ，此一趨勢已於本世紀90年代開始了跡象。一度大一統的蘇維埃集團迅速解體以後，整個權力的轉移突然之間由莫斯科回到華沙、布拉格、布達佩斯、布加勒斯及柏林手中。在為數不過幾這月的短暫時間裡 ， “社會主義陣營”也就是 “東方”陣營就瓦解了。另一個權力轉移發生在西元2000年，此即 “南方”陣營，也就是第三世界低度開發國家的崩潰。所謂的LDC國家早在1960年便提出 “依賴理論” ，去抗拒西方的 “現代化理論” ，並組成南方團結陣線以對抗北方工業國家。 1970年代聯合國裡還出現一片討論 “南方”世界共同需求的聲音。 80年代各種 “南對南”科技互換及其他型態的合作關係還頻頻出現；90年代以後 “南方”世界開始分裂，所有LDC國家各自根據不同的需求化分成一個個小圈圈。這一個個小圈圈裹的國家非常貧窮，大力倚杖 “第一波”的農業勞動人口而生存，但終因沉重的人口壓力，以及農業的原始積累，外加受西方世界剝削的不平等關係，其結果是逆退發展，越來越貧窮 ，整個 “南方”世界幾無權可言，這一情況繼續發展下去，在 “南方”世界貧者欲貧， “西方”世界富者愈富的循環邏輯下 ，可能在人類剛剛進入21世紀的時候 ， “南方”世界便要崩潰。 “西方”世界中的超級美國正在走下坡 ，美國為抗拒蘇聯共產帝國主義投入半個世紀的人力、資源與時間 ，現在蘇聯已經解體 ，但美國也疲困不堪 ， 21世紀的主導權而開始白熱化競爭。今日的中國已經不再是別人口中的 “東亞病夫”，它的綜合國力正在上升，西方以 “中國威脅論”待之，實際北京強調 “中國和平崛起”或中國 “和平發展”。在最重要的權力競賽上，也就是觀念信息、知識和高科技生產上，日本是直逼美國。世界的矛盾可能會加劇。一個統一的歐洲共同體 ，從歐洲人觀點看，是用來對付老大的美國和新興的日本。 21世紀世界權力之間將是北京、東京、柏林與華盛頓的權力再分配。 （四） 中國人世紀 今天世界權力已由兩極變為多極 ，一個新的全球秩序已經出現 ，在這個變化中直接影響21世紀國際新秩序的因素是環太平洋所謂亞太地區的崛起。 500年前世界貿易中心開始由地中海轉移 ，今天這個中心正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就面積來說 ，亞洲的環太平洋地區是歐洲與美國之和的兩倍 ，而亞洲的人口到了西元2000年時佔世界人口的2/3 。今天環太平洋帶正處於人類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 ，其發展速度是工業革命時期的5倍。英國 《經濟學人》 雜誌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國對世界產生過大的影響，現在似乎輪到亞洲了”。在環太平洋帶中，東亞的 “四小龍”——台灣、南韓、新加坡和香港是上世紀結束前惟一的世界經濟光環 ，而中國大陸也因為改革開放將成為21世紀的經濟巨人。上世紀 ，亞洲 “四小龍”之所以奇異，在於他們更新了經濟發展理論 ，他們向世界展示了如何越過工業化的發展時期而直接進入信息社會 ，這正是21世紀新社會的圖樣 ，而台灣的高科技經濟正向中國大陸投資轉移中。如此看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將在21世紀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湯恩比早已預言：“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海峽兩岸中國人為人類發展提供的努力愈多，則對世界的責任愈重。如何在21世紀將兩岸中國人合成一個命運共同體 ，如何超越兩岸政治的對峙而使中華民族由目前已經成為21世紀初期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分裂中重新統一 ，這是21世紀中國人最大的智慧與任務 ，畢竟孫中山先生講過 “中國統一 ，人民便幸福，中國分裂 ，人民便痛苦” ，這是21世紀中國人最大的智慧與任務。 （五） 經濟全球化 今日全球化的基本特色是 “經濟全球化” ，在主題上，不論是鐵路、海運、空運 ，都成區域性，洲際性乃至全球化的網狀發展 ，以利全世界的經濟發展與貿易流通。面對這樣的經濟全球化的態勢，中國大陸在世界體系中處在發展中國家，它在世界貿易的國際分工上是提供較廉價的勞動力，並因具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因而也成為磁鐵般吸引技術與資本投入的地方。 這在孫中山活着的20世紀初業，經濟全球化已經開始啓動，而且孫中山也預見了這個發展態勢，是

故他在 《實業計劃》 中特別着重歐亞大陸橋的開通問題以及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北方大港、東方大港、南方大港開建問題 ，同時還設計出如何借用、吸引外國資本及技術之投入 ，以配合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及廣大內需市場以發展中國之經濟問題。孫中山對資本主義邏輯的運作 ，尤其是 “跨國資本”的進入中國最後成為支配與壟斷的跨國經濟權力，也是預見的，不然他不會提出 “節制資本”這句話看今日進入中國大陸的跨國企業（MNEs）的家數及資本額 ，以及成長比例 ，以 “全世界五百大都進入中國大陸”這句中國官腔陳述而言 ，中國當今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態勢上，不再是如何做好與 “世界接軌”問題 ，而是如何借用跨國資本以發展國經濟且不受制於跨國資本權力宰制問題。在這一點上 ，北京提出 “宏觀調控”戰略手段 ，但如何能把握住孫中山所謂 “節制資本”的理念 ，應更有利於當代中國面對經濟全球化與加速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四、孫中山思想與21世紀中國 由於實行改革開放 ，走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的快速經濟發展 ，十幾年來都維持兩位數的經濟增長 ，中國的綜合國力已經促使中國成為世界大國，中國正在 “和平崛起” 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內含與旨意與 “孫中山思想”是相通的。所謂旨意指 “民族、民權、民生”三方面皆在為 “民”，試觀胡錦濤對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最新詮釋：“情為民所繫、權位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可見旨意是相同的。如果21世紀中國是堅定不移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前進 ，則“孫中山思想”與21世紀的中國便具有內在理論指導的邏輯關係。如果21世紀是個 “全球化世紀” ，這21世紀的中國發展更要以 “孫中山思想”作為思考背景 ，因此孫中山是在考察與思考全世界的社會 、政治、經濟發展實況與走向而建構其思想的。當中國在21世紀成為第一的時候（China as Number One）必然是大國也是強國，其在民族主義上 ，對內持續保持中華民族多元一體 ，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絕不能有“大漢沙文主義”的陰影，至於對外 ，除了堅持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外 ，更要站在 “王道文化”的立場上 ，反對各式霸權 ，即孫中山所說的強權。既然中國的國際地位已經恢復並且成為世界大國，則21世紀就要在民主義立場上考慮孫中山所說的 “濟弱扶傾”，及關懷第三世界 ，扶持世界上弱小民族 ，抵抗霸權 ，然後聯合世界上以 “平等待我之民族” ，經過區域合作 ，全球治理 ，進而謀求 “世界大同”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必須講求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依正統的馬克斯主義觀點，社會主義聯合民主不可考慮 ，因此21世紀中國在政治上必須是由 “黨內民主”的實踐進而由 “依法治國”、 “依法行政”而 “政治民主” ，由最近中共中央明確提出 “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看來 ，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依據人民意志 ，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乃至黨的意志干涉；依照國家大法 邞 k治理國家 ，這有可能使21世紀的中國進一步走向 “憲政主義”。至於早在上世紀末（1987年）就出現的中國大陸農村“村民自治”看來，大陸基層民主已經實施 ，在進一步政治體制的改革要求下，大陸政治民主可望藉着由下往上攀升 ，如果加上考慮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不可分 ，則21世紀中國的發展 ，只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繼續深化，則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也將朝着民主政治目標進一步提昇。如何提昇？孫中山的 “民權主義”有通天之路 ，此即是 “主權在民” ，亦即胡錦濤所說的 “權為民所用” 21世紀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其最顯著的發展而是它的經濟面 ，這是由它的鄧小平在上個世紀末就提出規劃、設計並開始實施的。總態勢叫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就是孫中山在民生主義中所說的 “經濟開放”與 “混合經濟” ，具體藍圖是仿效孫中山的 《實業計劃》 ，引用外資（中共稱為“三資”），設立 “經濟特區”發展戰略是由東而西 ，由外而內，尤沿海、沿江到沿邊。至於興建三峽大壩 ，建築青藏鐵路、建設深水港等21世紀頭幾年便實現的重大建設都可看到孫中山 《實業計劃》 的影子， “開發大西北”更是孫中山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思考。如果這些是21世紀中國上半業所要完成的戰略任務 ，。。。

那麼 ，可見孫中山的經濟現代化思想是開放性的、鄧小平的經濟現代化思想也是開放性的（“改革開放”四個字已說明一切），孫、鄧兩人對於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戰略思維如出一轍，而且都在面對 “經濟全球化”。既然21世紀的中國在發展上仍以鄧小平這個總設師的理論為依歸，則也必然體現孫中山的 “民生主義”及《實業計劃》 。孫中山主張開放主義，引進外資時師混合經濟，以求中國富強與民生樂利，正是21世紀中國在經濟上要走的道路與目標。五、結語 21世紀是中國人世紀 ， 21世紀的中國在面對 “全球化”浪潮前面其發展理論又與孫中山思想如此密切相關 ，奉勸21世紀的兩岸中國人在思考中國與世界之連接 ，現在與未來發展時候 ，必須將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孫中山思想連接起來，則21世紀才是真正的中國人世紀。參 考 書 目 ：1. 林家有 、李明主編 ：《看法世界與正視中國》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05 年 。2. 高尚全 、遲福林主編 ：《增長的動力 ：中國民私營經濟的興起與發展》 ，海口：海南出版社 ， 1995 年 。3. 劉寧軍 ：《共和 、民主 、憲政》 ，上海 ：三聯書店 ， 1998年 。4. 張原安 、徐勇 、項繼權 ：《中國農村村級自治》 ，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2000 年 。5. 劉海年 、李步雲 、李林主編 ：《依法治國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北京 ：中國法治出版社 ， 1998年 。6. 陳伯賢 ：《切莫撂荒中部——評 “關於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意見”》 ，載於 《中共研究》 ，第36卷 ，第1期 （總第42 期） ， 2002年 。7. [美]布坎南著 ，吳良健等譯 ：《自由 、市場和國家 ：20 世紀80 年代的政治經濟學》 ，北京 ：北京經濟學院出版 社 ， 1988年 。8. 趙紫陽 ：《沿着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87年 。9. 劉青峰編 ：《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 ，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 1994 年 。10. 鄧小平 ：《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1987年2 月7 日）》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87年 。11. 姜新立 ：《中共往何處去？ 》 ，載於 《中共研究》 ，第39卷 ，第7期（總463期） ， 2005年 。12. 林家有 ：《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道路研究》 ，廣州 ：廣東教育出版社 ， 1999 年 。13. 孫治本 ：《在全球化的時代看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與世界大同理想》 ，載於 《第五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論文》 ，台北 ：國父紀念館 ， 2002 年 。14. 段雲章 ：《放眼世界的孫中山》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 1996 年 。15. 胡元樟 、薛曉源主編 ：《全球化與中國》 ，北京 ：中央翻譯出版社 ， 1998 年 。16. 高振剛等 ：《西部大開發之路 ：新亞歐大陸橋發展戰略》 ，北京 ：經濟科學出版社 ， 2000 年 。17. 周世輔 、周陽山 ：《中山思想新詮——總論與民族主義》 ，台北 ：三民書局 ， 1990 年 。18. 任卓宣 ：《三民主義底比較研究》 ，台北 ：帕米爾書店 ， 1956 年 。19. 張祖樺 ：《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 ，台北 ：大屯出版社 ， 2000 年 。20. 吳國光 ：《自由化 、制度化 、民主化》 ，台北 ：風雲論壇出版社 ， 1997 年 。21. 陳海燕等 ：《全球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 2004 年 。22. 陳俊明主編 ：《挑戰與重構——中山先山思想與當代社會思潮的對話》 ，台北 ：革命實踐研究院 ， 1998年 。23. [英]克里斯托佛 ·皮爾森著 ，姜輝譯 ：《新市場社會主義》 ，北京 ：東方出版社 ， 1999 年 。24. 高輝 ：《社會主義再認識——中共 “初階論”之研究》 ，台北 ：永業出版社 ， 1991年 。

25. 丁學良 ：《共產主義與中國》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 1994 年 。26. 黎萍主編 ：《中國下一步怎麼走》 ，香港 ：明鏡出版社 ， 1998年 。27.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編 ：《展新中國2006》，北京 ：中信出版社 ， 2006 年 。28. 古法慢 、西格爾合著 ，溫洽譯 ：《鄧後局勢大預測》 ，台北 ：時報文化出版社公司，1997 年 。

孫中山思想與加速實現中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博愛與愛我中華——論孫中山的博愛觀林家有* 中華民族偉大的愛國者、民族革命的先驅孫中山以他的博大胸懷 ，超人的智慧，宣誓要以 “博愛”“天下為公”、 “世界大同”為己任 ，實現中國和世界的文明共享，共同進步 ，建立一個天下為公的大同的世界，和諧安康幸福的社會 ，體現了孫中山的思想品格和中華民族的和諧精神，從而贏得世人對他的尊崇和敬仰。一、 “為四萬萬人謀幸福就是博愛” “博愛”和 “互助”是孫中山最主要的政治學說。他以人道博愛的普遍形式來解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他說：“為四萬萬人謀幸福就是博愛” 1 。所謂四萬萬人就是全中國人民 ，為它們謀幸福就是為全國人民謀幸福。所以 ，孫中山的博愛首在愛我中華民族、愛我中國同胞。用推廣 “博愛主義”來實現 “世界大同” ，使全世界不同人類相互愛慕 ，共同發展共同進步便成為孫中山畢生的政治追求。孫中山把 “博愛”、 “天下為公”、 “世界大同”視為理想社會的最高境界和追求的最遠目標 ，便使他的政治思想“博愛”超越國界 ，成為全世界全人類的寶貴精神財富。 “博愛”按照中國傳統思想來解釋 ，即所謂仁。 《孝經·三才章》 說：“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曹植 《當欲遊南山行》 則謂：“長才能博愛，天下寄其身。”歐陽修在《乞出表》 之二中則云：“大仁博愛而無私。”韓愈的 《原道》 將博愛概括為 “博愛之謂仁”。何所謂仁？孫中山根據西方社會政治學說中的精粹自由、平等、博愛，對中國傳統的 “仁” ，即博愛思想加以糅合、陶鑄，賦予自己的解釋 ，使其博愛思想既帶有中國的傳統道德 “仁”的涵義，又包含有西方社會政治學說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內涵 ，使其更具有時代的意義和世界的意識。孫中山說：“據余所見 ，仁之定義 ，誠如唐韓愈所云 ‘博愛之謂仁’ ，敢云適當。博愛云者 ，為公愛而非私愛 ，即如 ‘天下有饑者 ，由己饑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與夫愛父母、妻子者有別。以其所愛之大，非婦人之仁可比 ，故謂之博愛。能博愛，即可謂之仁。”又說：“仁之種類：一、救世之仁 ；二、救人之仁 ；三、救國之仁。⋯救世、救人、救國三者 ，其性質皆為博愛。”2在晚年作三民主義講演時 ，孫中山又強調用我們的三民主義口號和法國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口號來比較 ，他說 ：“外國革命是由爭自由而起 ，奮鬥了兩三百年，生出了大風潮，才得到自由，才發生民權。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用自由、平等、博愛。我們革命的口號，是用民族、民權、民生。”用我們三民主義的口號和法國革命的口號來比較。 “法國的自由和我們的民族主義相同，因為民族主義是提倡國家自由的。平等和我們的民權主義相同，因為民權主義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權 ，使人人都是平等的 ，所以說民權是和平等相對待的。以外還* 中山大學 （廣州） 歷史系教授、

有博愛的口號 ，這個名詞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國 ‘同胞’兩個字是一樣解法，普通譯成博愛，當中的道理 ，和我們的民生主義是相通的。因為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圖四萬萬人幸福的，為四萬萬人謀幸福就是博愛。” 3用現在人的話說， “博愛”，其本義是對人類廣泛施以愛心。所謂 “博愛”形容 “寬廣”豐富。多用於思想、學問、胸懷、學識、情操等抽象的事物。 “愛”泛指關愛之心 （內含人性、人情、人文的關愛）4 。由此可見 ，孫中山的博愛觀是通過道德的感化，使人群在 “互助”與 “博愛”的精神啓導下，努力消除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以及政治、經濟的不平等，實現中國的民族獨立、政治平等，人民的自由和社會的富強、人類的和諧、幸福和大同。孫中山的博愛觀包含有政治、經濟、民族各方面的內涵，但他談得最多的是民生問題。他的博愛觀從根本上說是屬於他的民生主義思想範疇。 “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5 ，民生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所以孫中山強調：“我國古代若堯、舜之博施濟眾 ，孔丘尚仁 ，墨翟兼愛，有近似博愛也者，然皆狹義之博愛，其愛不能普及於人人。社會主義之博愛 ，廣義之博愛也。社會主義為人類謀幸福，普遍普及 ，地盡五洲，時歷萬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澤惠。此社會主義之博愛 ，所以得博愛之精神也。” 6孫中山所提倡的博愛就是中國古代的仁 ，就是社會主義者所追求的普通的愛。也可以解析為人與人、階級與階級、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相愛與互助 ，就是要實現人類的相互瞭解 ，共同進步和幸福。這是孫中山對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和和諧作出的理論貢獻，過去我們指責它是階級調和論 ，其實作為一種社會的理想它同我們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相同的，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研究、繼承和發揚的精神財富。 孫中山把 “博愛”、 “天下為公”、 “世界大同”視為終生為之努力奮鬥的理想，除了不斷的理論宣傳和畢生的實踐以外 ，他還通過題詞作為手段和形式，使他的公天下精神和博愛精神得以廣泛傳揚，為國內外主張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有識之士所認同。孫中山說：通過普遍普及博愛思想，使其成為世界大同、天下為公 ， “人類之福音。”孫中山的 “博愛”思想是超越國界的。它是說 ，中國人應該相親相愛、和諧吉祥、幸福安康，全世界的人類都應該相互支持 ，共同進步，和諧發展。據劉望齡先生在 《孫中山題詞遺墨匯編》 一書中統計 ，孫中山關於 “博愛”的題詞有64件 ，加上相近的4件 ， “天下為公”的39件 ，如果將字異義同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公天下”、 “世界大同”、 “共進大同”等36件計算在內，總數計達143件 ，佔孫中山題詞總數469件的1/3 。 7孫中山認為， “博愛”是 “人類寶筏，政治極則”，是 “吾人無窮之希望，最偉大之思想。”他以天下為己任，以愛人類愛和平，愛中國和中華民族作為其奮鬥的理想和目標。孫中山的 “博愛”思想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世界多數民眾的共同追求。 孫中山是愛國主義者 ，又是國際主義者，他是世界級的傑出政治家。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張不僅在求中國之 “天下為公”、 “共進大同” ，而且還致力於 “世界大同主義” ，努力開全球之 “新紀元”。為宣傳他的政治主張 ，孫中山將 “博愛”、 “天下為公”、 “世界大同”等題詞分贈世界各地的國際友人，尤以贈給日本友人為最多，他的目的是與友人相互砥礪 ，共同努力為人類的和平和福祉獻身。僅在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就以20餘幅 “博愛”題詞贈與日本友人萱野長知、鈴木久五郎、白岩龍平、山根重武、杉原鐵城、大和宗吉、村田省藏、中家仲助、吉島一雄、柴田旭堂、菊池九郎、群寬四郎、宮崎民藏、伊東真徑、三上豐夷、秋山定輔、佐頓、森下、司徒、寺岡、二西田耕等。孫中山不遺餘力地宣傳他的 “博愛”思想，贏得世人對他的尊敬與好評。孫中山的日本朋友宮崎寅藏認為，孫中山的博愛思想已 “接近真純的境地” ，他稱孫中山 “博愛”題詞是無與倫比的 “東洋珍寶”。美國林百克則尊稱孫中山為 “人間的活上帝” ，是崇尚道德的典範。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則稱頌孫中山為 “東方民族解放之父”和 “世界被壓迫民族、世界被壓迫階級的救主”。共產國際共產黨人則公認孫中山為 “東方被壓迫革命民眾的首領” ，是 “被壓迫國家革命運動最偉大的代表之一。” 8 由 “博愛”、 “天下為公”和 “世界大同”所形成的孫中山的世界意識，以及為全人類的幸福服務和獻身的思想便使孫中山成為世界傑出政治家。他的世界觀，即現在人們所言的全球意識、世界意識，也即

是孫中山在瞭解、探索世界各個國家及民族在發展過程中所積澱起來的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建設的經驗和精神。這是孫中山革命、建設和振興中華的思想淵源 ，也是他制訂對外關係政策和處理中國與世界各國人類文明和思想的原則。現在 ，我們不講世界意識，只強調和提倡甚麼 “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種後現代現象，在孫中山的時代還沒有這種現象，但毫無疑問孫中山卻具有世界意識（全球意識）。 “全球化”指的是全世界的所有國家和民族即全人類不斷地跨越空間阻撓和制度、文化等社會障礙在全球範圍內實現物流與信息的充分溝通和達成共識與共同行動的過程。在全球化的趨勢下 ，現代化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也是聯接不同文化的樞紐。但由於世界各國的情況不同，人類追求的目標不一 ，因此，全球化也是一個不斷出現衝突和統一、多維度和多樣並存的過程。9在孫中山的時候 ，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國要實現近現代化面臨多種矛盾 ，存在資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封建主義者的閉關鎖國、歷史惰力和傳統文化的阻礙。孫中山為了實現中國獨立、民主和富強 ，以 “博愛”為號召，以追求 “天下為公”和世界大同為偉大理想，他有意識地將中國和世界進行比照，將中華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發展的趨勢作了深入的研究 ，從而形成自己的社會發展觀和世界意識。 孫中山曾說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 ，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對於全世界這個沛之莫能禦的發展潮流 ，該如何面對呢？孫中山有自己獨到的考慮和應對的措施。 第一，在開放中力求與國際建立平等互惠的關係 ，謀求共同發展。社會發展必須要克服荒島孤人的封閉態度，向世人採取開放政策。孫中山長期生活在國外 ，他比起同時代的國人具有更寬廣的視野 ，以及更深刻的思維方式，他認為中國 “以前事事不能進步” ，不是由於中國萬事不如西方，而是由於自己， “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發達 ，則不得不持開放主義。”所謂開放主義，就是在堅持民族獨立和國權自主的前提下，在政治上，借鑒西方先進的民主共和制度 ，改革中國的封建政制 ；在文化上，鼓勵相互交流、互相學習，引進國外自然科學與人類的進步文明，實現中國文化的重構 ；在經濟上，引進外資、外才、設備與科技，同世界各國通商，利用世界各國相互通商的潮流 ， “行開放門戶政策 ，以振興工商業”。孫中山堅信開放主義會促進世界同中國整體福利的提高 ，加速各國的往來，增進相互瞭解 ，帶動彼此的聯繫，可使人類 “博愛”加強 ，有利於各國 “共同走向大同之路” 第二 ，為實現 “博愛” ，達到文明共享 ，共同發展 ，實現 “天下為公”理想 ，孫中山急切地瞭解世界。孫中山一生勤奮好學 ， “遠觀歷代，橫覽九洲”。為了總結救國和治理國家的經驗 ，他以古論今 ，從中到外，全方位地瞭解世界 ，目的都是為了中國富強，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振興。他認為，東方與西方，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不同，人們的行為取向也有別。但東方的人 ，西方的人都是人 ，應當講平等，不能講壓迫 ，不能只有對抗，沒有對話 ，不能只講鬥爭 ，不講調和 ，更不能只講功利強權 ，不講仁義道德。所以 ，孫中山認為，中國應 “與各友邦共結厚誼”、 “力謀國際平等”、 “持和平主義”、 “見重於國際社會”、 “努力促進世界和平”。因此，孫中山提倡用東方的王道文化去感化西方的霸道文化 ，通過 “濟弱扶傾”，支持弱小的民族 ，共同發展 ，建構 “世界和平”的國際新秩序。可見 ，孫中山熱愛人類，關注全球。他既不排外 ，也不投靠某一國家；他反對霸權 ，但又不主張與列強結仇報復。他認為世界屬於全人類，全人類應共享文明和世界財富，天下應該為公 ，人類應該 “博愛”與大同。孫中山作為中國這樣一個文明古國、有悠久歷史的大國政治家在當時有這樣豁達無私的思想的確世界罕有。 第三，將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結合起來 ，尋求中國與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新路向。孫中山認為 ，近代以來 ，由於中華民族遭受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榨 ，加上中國由傳統向現代化社會轉型 ，西方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共和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思想都在中國擴散、流傳，多元文化在交匯、撞擊、選擇與吸收 ，這是一種新氣象，但也造成人們的思想混亂和游離 ，因此往往是人們只注重物質文明建設，忽視心性文明建設 ，拋棄了民族精神 ，淡化了國家的觀念和責任感。孫中山強調振興中華，首先是要振奮民族精神，建構 “國族意識” ，中國人既要有民族主義精神，又要有國際主義思想，否則難有精神的凝聚。孫中山強調如果中國人只有宗族家族意識，沒有國族意識，就沒有愛國主

義思想，沒有民族主義思想。如果連理性民族主義的精魂都丟掉 ，我們民族就失去振興的可能 ，也失去國人與世界民族交往的基礎。所以 ，我們要有一種正確的民族觀，那就是既要防止狹隘民族主義的抬頭，又要防止民族虛無主義的產生；既要建構一種理性民族主義去抗衡世界的霸權主義、帝國主義；又要從政治民族主義逐漸向經濟民族主義發展。孫中山從國家的發展和民族的振興的角度去審視 ，他強調人類應該“博愛” ，民族與民族之間應當相互學習，共同進步 ，共用人類的文明。所以 ，中華民族應從排外、抗擊外來侵略與掠奪 ，轉向充分利用世界的文明來發展我們的民族和加速全人類的文明進步。所以，孫中山的“博愛”觀與世界意識不僅在當時是進步的，就在當今世界政治中也是帶有啓導性和普遍意義的進步思想，是他遺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遺產。在當今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在對待世界性事務的時候，孫中山思想的價值也非常明顯 ，弘揚孫中山的 “博愛”精神，正確詮釋他的 “博愛”思想是我們尊重歷史的需要，也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 ，實現人類和解、世界大同的需要。 由此可見 ，孫中山的 “博愛”、 “天下為公”、 “世界大同”的思想為世界愛好和平國家和人民廣泛擁護 ，極大地鼓舞了被壓迫國家和民族爭取民族獨立和實現國家富強的決心 ，為社會文明進步和追求和平、民主、平等、自由和發展的民族指明了方向。 “博愛”、 “天下為公”和 “世界大同”是孫中山政治學說的 “極則” ， “人類寶筏” ，承繼他 “博愛”的精神遺產，對我們實現世界和平，社會和諧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理應廣為闡釋和發揚光大。二、愛我中華是孫中山博愛觀之精粹 愛我中華是孫中山博愛觀的思想基礎和精神。我們發現孫中山題寫 “博愛”字幅最早一幅是1907年他應檀香山華僑鄧蔭南囑贈的。 10鄧是興中會會員，變賣全部家產支援孫中山反清革命 ，他自己也參與策劃廣州起義、惠州起義。 1911年他又組織新安民軍 ，響應武昌起義。 1917年後 ，他歷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 ，農務局長 、東莞縣長、開平縣縣長等職 ，是孫中山革命的堅決參加者、支持者。孫中山給鄧題贈“博愛”字幅 ，無疑是對鄧蔭南 “博愛”精神的一種肯定和褒揚。同年 ，廣東梅縣籍印尼華僑潘祥初因捐款資助孫中山革命 ，孫先生又為潘題贈 “博愛”字幅。 11 1912年5 月，孫中山出席廣束佛教總會歡迎大會 ，應廣東佛教總會會長、六榕寺主持鐵禪和尚之請題詞 “自由平等博愛”。9月孫中山應山西省都督閻錫山之請 ，題詞 “博愛”。同年還為日本朋友萱野長知、同盟會員曹亞伯、印尼華僑張耀軒題詞 “博愛”。 1913年孫中山在日本又為朋友題寫 “博愛”、 “博愛行仁”多幅。其餘孫中山有關 “博愛”題詞都在1914年之後。 1914年就世界範圍而言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就中國而言 ，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 ，實行獨裁。孫中山籌劃護國運動。在此期間孫中山為各界人士題贈 “博愛”字幅是為了表彰他們對他 “救世”、 “救人”、 “救國”行動的支持 ，是為了宣示他 “救世”、 “救人”、 “救國”的決心，是在號召國內外友好和熱心贊助 、同情他革命救國的人士繼續支持他拯救中國的行動。所以 ，孫中山提倡 “博愛”，首先是愛我中華，振興中國；其次是通過 “博愛”精神的弘揚，向世人彰顯他的寬廣心腦和關愛人類的思想 ，為實現他 “天下為公”、 “世界大同”的理想努力奮鬥。但我們不要誤解 ，孫中山提倡 “博愛”，但他不是愛一切人 ，他不愛帝國主義列強 ，不愛清朝的賣國官僚 ，更不愛北洋政府的軍閥武人和政客。孫中山不是沒有局限，作為領導人他總是溫文爾雅，缺乏霸氣，但他不是沒有原則。他革命一生 ，為的是求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富強 ，凡是支持和同情其理想的人就以誠相待 ，施以愛心，凡是以他為敵者，他則針鋒相對 ，無情鬥爭。所以 ，孫中山是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的有原則的政治家。 因為孫中山是愛國者，所以他以國家興亡與民族振興為己任。他認為中國 “是一個前途遠大的國家，倘能使中國人民認識到自己的力量和資源並對其加以適當利用，則中國將來定能成為最大的強國。” 12並指出，中國這個幅員廣闊， “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國家的復興 ，將是全人類的福音。” 13又因為孫中山

是國際主義者所以他強調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它不能稱霸 ，也不應與國外民族對抗。但中國人也不能心甘情願地受人欺壓 ，應該鼓起勇氣改變中國 “次殖民地”的地位和自卑心理。孫中山教導國人要正確地認識自己，對於中國持過於樂觀和悲觀的論調 ，都是不對的，過於樂觀便不知救國的艱難，過於悲觀便會在困難面前喪失對自己拯救中國，振興中華的自信。為此，孫中山則費盡心思去糾正輿論和社會的偏激思維，尋求一種古今中外調適的方法，作為平衡，實現人心和社會的穩定，並以 “博愛”作為理念 ，創造性地提出解決中國與外國，中華民族與世界各民族的矛盾 ，為中華民族的振興 ，為中國的崛起和世界和平創造一種良好的內外環境 ，尋找一條可行的有效的正確的路向。可見 ， “博愛”也是孫中山對人類進步的一種寄託、一種社會責任和中國人民的一種社會公德。 孫中山認為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人種不同，價值觀不同，對利益的索取各有追求 ，所以要實現世界大同和人類的文明進步 ，必須廣泛確立 “博愛”觀和 “天下為公”的精神。就中國而言 ， “發展文明，非僅關於財富一方面（即物質文明），並負謀人民之幸福與安全（精神文明），所謂世界大國其福民往往多於富民，余信欲到此項目的，非發展中國實業不可” ，但 “一個國家的偉大，不在於它的人民富有 ，而在於它的人民幸福。” 14孫中山說幸福 ，就是 “博愛” ，所以幸福是 “博愛”實現的結果。所謂幸福就是人民安居樂業，人與人和諧 ，社會和睦，社會各種人各有各的職業 ，各有各的依託 ，幼有所教，壯有所為 ，老有所養。要做到這樣 ，中國 “今日立國於世界之上，猶乎人處於社會之中，相資為用，互助以成者。”15中國的復興 ，將是全人類的福音 ，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孫中山是企圖通過民主政治的實施 ，調動國民的積極性發展經濟，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發展，改善人類的生存環境 ，促進 “天下為公”、 “世界大同”幸福美滿理想社會的實現。所以 ，孫中山提倡 “博愛”，就是讓國人理解他的社會革新思想 ， “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共同奮鬥” 16 ，實現 “天下為公”、 “世界大同”，造福人類 ，實現世界和平 ，社會和諧。 總之，孫中山是 “以革命精神，興義師、倒專制 ，登吾民於衽席；本博愛主義，扶小弱、抑強暴 ，躋世界於大同”17的世界政治家 ，他的品德和思想行為，誠如1925年4 月15 日，原四川靖國聯軍副總司令盧師諦在重慶追悼孫中山大會所寫的輓聯所云：孫中山 “不自謀、不私怨、不任術、不好名、不苟同、不附欲、不巧不伐 不屈不撓、不以退為進、畢生勳烈、只是光明真實做來，論四十年革命艱難 ，到底成功在此；有主義、有方略、有新思、有遠識、有魅力、有精神、有情有義、有勇有信、有殺身成仁、蓋世模範、純從學歷志行流出 ，繫億萬眾平民憂樂 ，那堪繼起無人。”18 此輓聯全面地概括了孫中山的思想品德，以及為人處事的原則和孫中山為國為民的踐行典範。孫中山始終堅信 “博愛”這個最高信念 ，也鼓勵同人樹立這個信念 ，並為之奮鬥。 19孫中山堅持這個信念不是空洞的，也不是隨便說說而已。他本着“博愛”、 “天下為公”的情懷 ，一步一步地實踐 ，艱難地向着大同世界的目標奮鬥，反映出孫中山瞭解實現博愛理想的艱辛 ，但他具有一種 “天下事當與天下豪傑共之”20的心境 ，他不會氣餒 ，也不會放棄追求 ，這是常人不能與之向背的 ，這才是真正的孫中山。註 釋 ：1 孫中山：《三民主義》 ，載於孫中山著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第九卷》 ，北京 ： 中華書局 ， 1986年 ，第283頁 。2 孫中山：《在桂林對滇贛粵軍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六卷》 ，第22 頁 。3 同註1 。4 梁慶年 ：《淺談孫中山先生 “博愛”精神之含義》 ，載於 《孫中山研究》 ，第3期 ， 2007 年 。

56791011121314151617181920同註1 ，第355頁 。孫中山 ：《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510 頁 。孫中山書 ，劉望齡輯註 ：《孫中山題詞遺墨匯編》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2000 年。參註7 ，“前言”陳家輝 、姜新立 ：《孫中山思想與全球化》 ，載於林家有 、李明主編 ：《看清世界與正視中國—— “孫中山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05 年 ，第53-70 頁 。孫中山書 ：《中山墨寶》 ，北京 ：北京出版社 ， 1996 年 ，第10 卷題詞 ，圖版5 。賴紹祥 、房學嘉 ：《客籍志士與辛亥革命》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2年 ，第159 頁 。孫中山 ：《致麥格雷夫人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255 頁 。孫中山：《致魯賽爾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319 頁 。孫中山：《對外宣言》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第528 頁 。孫中山 ：《建國方略》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第224 頁 。在孫中山口授的遺囑中 ，原來是 “聯合世界上被壓迫民族 ，共同奮鬥” 。擔任筆記的汪精衛因許世英曾來勸說不要得罪帝國主義 ，竟將這句話篡改為 “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見何香凝 ：《我的回憶》 ，載於 《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一集》 ，北京 ：文史資料出版社 ， 1981年 ，第48頁 。劉作忠選編 ：《輓孫中山先生聯選》 ，太原 ：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1994 年 ，第281頁 。同上註 ，第652頁 。參見駱寶善 ：《孫中山的博愛與公天下情懷——以孫中山的題詞為主》 ，載於林家有 、高橋強 ：《理想 、道德 、大同——孫中山與世界和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 2001年 ，第155-161頁 。孫中山 ：《覆溫樹德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七卷》 ，第113頁 。8 。

孫中山與振興中華偉業的開拓尚明軒* “振興中華”是1840年鴉片戰爭後一個半世紀以來，中華民族一個貫徹始終的主題，是中國命運交響曲的主旋律，是百餘年來志士仁人不斷探求的奮鬥目標。這一宏偉目標目前正在逐步實現 ，因而它也是今天中國將其推向新階段繼續奮鬥的莊嚴誓言和偉大號召。 孫中山是對中華民族發展起過重大影響和推動作用的一代巨人。在中華民族飽受屈辱蹂躪的年代，他用自己的思想和活動，促使了中國國民的覺醒和中華民族意識的新提高，開創了一條明晰的中華民族發展的必由之路 ，從而為振興中華奠定了基石，產生了重大影響。這種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我們仍然能夠感覺到其在中國現實生活中的巨大影響力。 近代中國是怎樣由弱變強、由衰變盛而振興起來的？它的覺醒和振興 ，道路艱難而崎嶇 ，經歷了一個由人們不自覺地抵抗侵略 ，轉向到自覺地起來為本民族的生存、發展和強盛而進行鬥爭逐步深化的漫長過程。回顧中華民族近百年的滄桑歷史以及它從衰敗到振興的全過程 ，可以清楚看到它同孫中山在其中的重大作用和影響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這個偉大歷史人物和這一宏偉目標興起之間存在着重要的、多方面的內在聯繫。 有着5000多年綿延不絕歷史的中華民族 ，是曾為人類創造過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的一個偉大民族 ，但在近代卻落後了。1840 年鴉片戰爭的失敗 ，使老大的封建帝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空前的民族危機 ，在西方列強的槍炮血火之下，開始一步步地淪為附屬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從此以後，西、東方列強發動了一次又一次侵略戰爭，接連不斷地發生喪權辱國事件。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牢牢地控制着中國，任意宰割、欺侮和壓迫 ，使國家變得極度貧弱 ，倍受屈辱 ，瀕臨於被瓜分和滅亡的邊緣。縱觀孫中山59年的一生 ，即從1866年到1925年間，是生活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最酷烈的年代 ，是處身於近代中國暴風驟雨的崢嶸歲月裹。那時候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恣意蹂躪和封建勢力對人民的野蠻統治，造成山河破碎 ，兵連禍結 ，人民掙扎在悲慘的生死線上 ，亡國滅種的噩運隨時都會降臨到中國人民頭上。漫漫長夜，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中國的出路在哪裹？怎樣從這種近乎絕望的境遇中擺脫出來，重新振興 ，成為中華民族能否生存、獨立和發展的關鍵 ，成為擺在人們面前壓倒一切的首要問題。 為了挽救國家，為了中華民族的振興 ，從鴉片戰爭以來 ，無數有愛國心的中國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奮不顧身地起來抗爭。不少先進人士為着救亡圖存探索了各種主張和辦法。他們拋頭顱、灑熱血 ，前赴後繼 ，英勇無畏，不屈不撓地探求挽救危亡的真理和應走的道路 ，經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奮鬥犧牲。1851年1月，洪秀全的理想天國，歷時14年 ，為在中國推翻清王朝統治、 “開創新朝”的努力失敗了。繼之， 19世紀60年代初開始的搬用洋槍洋炮和近代工業技術的洋務運動，歷時30多年 ， “師夷長技”以*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一

求 “自強”的目的也未能實現。之後， 1898年6 月，康有為、梁啓超期望清王朝自上而下地進行改革的戊戌維新變法，歷時103天，在封建勢力的反撲下 ，依然很快以失敗告終。再後， 1900年 ，義和團那種“扶清滅洋”的舊式反抗 ，雖然在全國掀起了洶湧澎湃的反帝熱潮 ，也終於在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者的聯合鎮壓下悲慘地失敗了。總之 ，經歷了幾代人的艱苦奮鬥，種種方案都試過了，種種奮鬥都失敗了，都沒有將中國從極端危殆的局勢下挽救出來，都未能改變舊中國貧窮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正是在祖國處於極端困難的如此特殊歷史背景和條件下 ， 19世紀末20世紀初 ，孫中山通過認真地艱辛求索 ，從幻想依靠清王朝來進行社會改良，轉向從根本否定封建專制制度，以無畏的首創精神，獨闢蹊徑 ，探求到中國之所以落後和遭受侵略的原因，找到了救亡圖存、振興祖國的方案。他破天荒地及比較完整地給中國人民指出了一條新的道路 ，提出了推翻清王朝、用民主共和政治體制替代封建君主專制體制的政治主張 ，並領導人民成功地舉行了辛亥革命，創建了中華民國。同時，他又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國民素質等諸多方面對振興中華提出了一些精闢且富有遠見的思想主張 ，並進行了初始的實踐活動。 孫中山千難萬險從事革命的目的 ，就是要實現 “民富國強”1 。他曾多次強調：“振興中國的目的，就在於把中國變成足以與西方各國並駕齊驅的國家 “， “做地球上第一等強國”2 。他堅信 ，中華民族通過革命和建設 ，必定可以改變中國受侵略、受欺凌的弱國地位 ，在不長時間內，完成能夠 “駕乎歐美之上 ，改造成為世界上最新、最進步的國家”3 ，躋身於世界最富強之列。為着這一目標，孫中山鞠躬盡瘁、死而後矣地耗費了畢生經歷。在中華民族振興的史冊上，孫中山是一個披荆斬棘的開路先鋒，是一位振興中華偉業的開拓者。 回顧孫中山的革命歷程 ，清晰地表明，他的一生是以振興中華為己任而不懈奮鬥的一生。早在少年時代 ，孫中山目睹國內外不同情景 ，產生了改造祖國的願望，已在開始思考振興中國的問題。他把自己個人的命運同祖國人民的命運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滿懷熾熱的愛國激情 ，努力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當他走上新辟的革命路途之始，就提出要改變 “堂堂華夏不恥於鄰邦，衣物冠裳被輕於異族的”的局面， “決志傾覆清廷 ，創建民國之志” 他在1894年組織興中會時 ，又指出：“方今強鄰壞列 ，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 ，已效尤於接踵 ；瓜分豆剖 ，實堪慮於目前。”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5當即勇敢地舉起了革命大旗 ，第一個響亮地提出了 “振興中華”這一振奮人心而且影響深遠的口號，號召人們起來為擺脫中國的貧困落後，大家一起為拯救國家的危亡而奮鬥。這就是說，他組織興中會 ，意在 “聯絡中外華人”， “集會眾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抒此時艱，奠我中夏”6 。其所標的奮鬥目標 ，在入會誓詞中明確提出：“驅除韃虜 ，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 7 即是為着除掉列強蠶食鯨吞 、瓜分豆剖的威脅 ，拯救祖國 ，來重新振興中華昔日的輝煌。 “振興中華”這一口號，代表着當時中國人的共同願望和心聲，它在整個20 世紀成了喚起、激勵和凝聚中華民族的一個響亮的口號，對中國人民起了 “發聾振聵”的作用。它促進了中國國民的覺醒和中華民族意識的新提高，加強了民族的凝聚，激勵起國人的鬥志，推動着中國歷史的前進 ，從而使中國社會開始了偉大的變革。直到今天 ，這個口號依然是中華民族的最強音。 孫中山在1905年8 月聯合當時集中在東京的革命分子組成的全國性的革命組織中國同盟會 ，固然是客觀革命形式的需要，但它與孫中山在留日學生中開展革命的宣傳和組織工作所進行的長期努力分不開的 ，是孫中山經過 “六七年聯絡有效的結果”8 。它的成立 ，正如孫中山所說 ，是標誌着革命 “開一新紀元”的開始，使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步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這一新的階段中，孫中山認為，把中國建成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 ，是中國人民 “振興中華”的偉大目標 ，也是他畢生以求的惟一目標。他指出：“中國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們生在中國，實為幸福。各國賢豪皆羨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們生在中國，正是英雄用武之時。反都是沉沉默默，讓異族兒據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義，建一頭等民主大共和國，以執全球的牛耳，實為可歎！”9 呼籲國民：我們應 “將振興中國的。 4

責任 ，置身於自身的肩上。”10 他堅信只要 “我們放下精神 ，就要中國興 ，中國斷斷乎沒有不興的道理。”11 因為他認識到中國自身有着極大的發展潛力，加上吸收先進國家的經驗教訓 ，實現中華民族振興是完全可能的。 尤為可貴的是，孫中山追求真理 ，與時俱進。當中國革命發展到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時候 ，他 “順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的需要” ，在1924年自己晚年時，毅然改組國民黨。他同情社會主義，同情貧苦勞動者的境遇，把中共人士當作自己的好朋友 ，努力宣導並積極捍衛國共第一次合作 ，從而推動中國革命獲得了巨大發展 ，也為振興中華偉業鋪平向前發展的道路。 為了擺脫中國的貧困落後，重振中華，孫中山雖然經歷了無數的困苦、挫折和失敗 ，但始終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充滿信心和希望。他在 “艱難頓挫”中，愈挫愈奮，勇往直前 ，並確信：“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 ，不但在我們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世紀的曙光 ，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 12他把實現 “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視為改造中國的最高理想。 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學說 ，是孫中山根據對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考察，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以及對中國國情的正確認識 ，而先後制定出來的。它是孫中山指導中華民族振興的重要思想武器。 孫中山指出：“今天我們要救這個中國，要從哪一條路走呢？我們就是要從革命這條路去走 ，拿革命的主義來救中國。拿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這個就是所謂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就是拿中國要做到同現在列強達到平等的地位 ，⋯⋯就是從國際上列為平等地位 ；民權主義，就是要拿本國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個平等的地位 ，以民為主，拿民來治國家；民生主義，就是弄到人民在生計上、經濟上的平等。那麼這樣的三民主義，如果我們能實行，中國也可以跟到列強來同步，不久也可以變成一個富強的新中國。” 13 顯而易見 ，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是給現實中國對症下藥，是落後國家走向民族振興的對策；而民生主義則是鑒於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弊病積重難返 ，想要做一番未雨綢繆。它們都是針對當時中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民族獨立、民主、工業化和社會進步這三個根本性的問題而提出的。 孫中山在論及如何振興中國時多次強調：我們是 “主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革命黨”14 ，只能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夫《革命方略》所規定之種種建設宏模 ，則必能乘時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之域 ，躋斯民於安樂之天也。”15 三民主義學說是孫中山政治思想的結晶 ，是他為振興中華偉業而解決中國獨立統一與民主富強的理論基礎 ，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階段最完備的指導綱領，也是他指導中華民族振興的重要思想武器。它在當時的提出 ，首先給革命派從理論上對改良派以有力的批判，削弱了改良派在群眾中的影響，激勵了人民的鬥志 ，把中國革命事業推進了一大步。 孫中山在中國人民面前所樹立的這一新目標 ，意義十分重大，並且影響了不止一代中國人。列寧在評論孫中山的這種主張時指出：“孫中山綱領的每一行都滲透了真誠的民主主義” ， “是真正人民的真正偉大的思想。”16 它確是 “體現了中國人民要求民族獨立和民主權利的共同願望以及中國社會在其發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 17無疑這一新的目標 ，給了為中華民族振興而戰鬥的中國人民以極大鼓舞 ， “帶來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鮮氣息”18 。其貢獻不僅在當時產生過顯著的社會作用 ，武裝了人民奮勇戰鬥的思想 ，推動中國歷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而且還在理論方面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有益的精粹。 當中國民主共和政體建立後 ，為着實現中國的民主 ，孫中山汲取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避免因貧富懸殊而引發的社會革命運動 ，及三權分立制度下滋生的政治腐敗等問題的出現 ，順應近代中國進步的社會思潮，而獨創了他的 “五權分立”的政治學說。他把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二

分立 ，以使國家的政治體制能夠互相制約、互相監督 ，確使官吏成為國家的公僕 ，而不致成為官老爺 ，能夠廉潔奉公 ，防範貪污腐敗。用 “五權分立”去整頓、澄清吏治，醫治當時的中國政治頑症 ，穩定社會 ，減輕民眾疾苦，在歷史上曾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和進步作用。應該承認，孫中山的 “五權憲法”思想儘管存有瑕疵 ，卻也凝聚了民主思想的精華 ，特別是其中閃光之點 ，給人以有益的啓示 ，具有借鑒價值。 辛亥革命的成功 ，為中國進步打開了閘門，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契機 ，也為中國與世界文明對話創造了條件。為使中國走出中世紀 ，邁向現代化，孫中山懷着徹底改變中國落後面貌，躋身於世界近代強國之林的壯志豪情 ，對振興中華民族方略選擇做了艱辛的探索 ，構築了涉及物質、精神及制度的各個層面的構想與建設藍圖。其中 《實業計劃》 一書則是他所通過摸索、調查並參照外國經驗，根據中國具體情況制定的使國家振興的行動綱領。 這部有11.3萬多字的 《實業計劃》 ，是以實現國家工業化為目標的國民經濟建設方案。它在中國人面前展現出一幅實現國民經濟全面現代化 ，以趕超先進國家的宏偉藍圖。在這部著作中，孫中山針對中華民族振興的中國現代化事業，提出許多很有價值且富遠見的思想和主張，包括經濟建設中的工業、農業、交通運輸等一系列的理論觀點、方針政策和步驟方法 ，迄今仍有頗大的現實價值 ，對於我們依然具有啓發和借鑒作用。 比如 ，孫中山針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中國社會的一重大課題而極為重視。他把發展實業和搞好經濟建設 ，視為 “興國之要圖，⋯⋯救亡之急務”19 。大聲疾呼 ，發展實業乃 “此後中國存亡之關鍵”， “發展之權 ，操之在我則存 ，操之在人則亡”。20 非常關注現代化工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提出要大力發展國有制的電力、採礦、鋼鐵、機器等重工業 ，用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能源、生產資料和技術裝備，以期工業繁榮 ，致國家於富強。同時，還提出也要大力發展糧食、紡織、日用品、印刷等輕工業部門，以滿足民眾日常生活的需要。他說：中國經濟 “欲謀實業的發達者 ，非謀其一端可以成效也。必也萬端齊發 ，始可發效。”21他還主張國家要干預經濟的發展 ，建立以國營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存的社會經濟體系，並且在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同時，又要實現社會的全面發展。同時，孫中山還為使國家走向富強創造了與其有關的種種條件 ，諸如在政治環境、組織領導方面的措施等 ，殫精竭慮地謀求國家的振興和富強。 又比如 ，孫中山認為 “閉關鎖國”、 “故步自封”是無法使中國振興的。他指出中國目前嚴重缺乏物質技術基礎和人才，必須引進外資、技術和人才，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經驗和教訓 ，少走彎路 ，迎頭趕上 ，方能迅速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他說 ：“凡是我們中國應興事業 ，我們無資本 ，即借外國資本 ；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 ，即用外國方法。物質上的文明，外國費二、三百年工夫始有今日結果；我們採來就用⋯ 為我籌劃 ，為我組織，為我經營，為我訓練 ，則十年之內⋯⋯吾實業之發達 ，必能並駕歐美矣。”22大力宣導充分利用外國的資金、人才和技術 ，來加速中國實業的發展 ，迎頭趕超歐美列強等等。 在精神建設領域裹，孫中山特別是提出了著名的《心理建設》（又稱《孫文學說》），詳釋其 “行易知難”學說 ，啓導人們。在塑造國民素質方面 ，即如何進行國民素質的改造和提高，雖然沒有提出系統而完整的方案，但在其論著、講演和談話中，以其睿智的眼光 ，提出不少有關這一問題的種種看法和主張。他多次精闢地闡述國民素質對建設、維護共和政體的重大作用，把塑造國民素質視為振興中華的根本保證 ，是關係到中國社會成敗的大事。 當1918年孫中山總結革命屢遭失敗的經驗教訓時 ，很清楚地認識到國家根基是建築在國人思想之上，國家的振興與否及 “政治之隆污 ，繫乎人心之振糜”23 。他說：“夫國者 ，人之所集也。人者 ，心之所繫也。國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以建國之基，當發端於心理。”所以 ，也須 “先奠國基於方寸之地”24 。要振興國家，就必須進行國民思想的革新。因此，健全國民心理 ，便成為革命建國的前提，也是其他一切建設的基礎。孫中山殷切希望通過塑造高尚的國民性來改革中國社會面貌，認為這將決定着中

華振興與否的命運和前途。 如何進行國民思想革新的工作？孫中山認為，要 “根本上自人的心理改造起”25 ，從 “恢復人格”入手。提出：我們人類的天職 ， “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群社會 ，天天進步。要人類天天進步的方法 ，當然是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種宗旨互相勉勵 ，彼此身體力行 ，造成頂好的人格。人類的人格既好，社會當然進步”26 ， 因此要特別重視人格的塑造。他大聲疾呼 ， “我們要想中國改良成一個好國家 ，是想得到有一個機會 ，令四萬萬人都變成好人格” ； “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功夫，便是以改良人格來救國。”27如何塑造高尚人格呢？他認為 “要從自己方寸做起” ， “先要從自己的心中革起” ，進行自我 “心理上的革命”，用新的道德範疇砥礪自己，塑造自己。他晚年又深切感到教育的重要性 ，曾多次反覆強調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認為 “教育為立國之本”28 ，應該大力發展教育，用文化科學知識武裝頭腦 ，來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他說：“教之以道 ，則人才濟濟，風俗丕丕，而國以強 ；否則反此。”29他將興學育才 ，加強科技隊伍的培養視為關係國家、民族前途的要事 ，大力宣導普及教育 ，興辦各類學校 ，培養科技人才。 總之，孫中山為塑造國民高尚素質，深思熟慮，創見卓識，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這首先表現在 ，他是根據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現實，從近代中國的國情出發，注入鮮明的反封建、反殖民地的內涵 ，把人的革命化作為人的近代化的前提和條件 ，進而揭示出中國國民素質應具備的新的精神風貌和道德規範。其次，他認定一切發展都離不開人的素質的提高，視全體國民素質的提高是關係到中國社會變革成敗和振興中華的大事 ，把它提到一個十分突出的地位。實際上正是如此，只有實現全面提高國民素質工作 ，一切的社會變革才有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撐 ，才能為振興中華提供強大的根本保證。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 ，孫中山要求國人做到的，他自己則矢志不渝地躬身力行，嚴以律己。 “立身當推己以及人 ，行道貴由近而致遠”30 。孫中山的 “愛國若命”、廉潔奉公、一生奉獻、 “替眾人服務”、不避艱險、畢生謀求祖國振興等等言行，成為近代中國人民的道德楷模。在他身上體現的高尚道德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着有良知的人們 ，並喚醒了沉睡的中國，鼓舞着幾代中國人。 孫中山對塑造國民素質提出的一系列主張和看法，儘管其中有着某些消極片面的認識，如在一定程度上誇大了 “心力”的作用等 ，但從總體來看 ，具有着極大的影響力和生命力。它不僅激發當時人們改造自身、變革現實的極大熱情 ，從而對近代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起到了促進作用；而且，至今仍蘊涵着發人深思的警論 ，給後繼者帶來了雋永而積極的影響 ，對今天建設和諧社會和榮辱觀教育都具有啓迪作用。 綜上所述，孫中山為中華民族振興這個崇高目標 ，不屈不撓地奮鬥了一輩子。他近40年的政治活動 ，集中反映了一代中國人在最黑暗時代的奮鬥歷程。他一生走過的道路 ，代表整整一代先進分子為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後、受人欺凌的悲慘遭遇，為謀求中華民族振興所做的艱辛努力。正是他開創的這一事業，為20世紀中華民族的振興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奠定了根基。孫中山是謀求中華民族振興的第一代偉人，他為振興中華所做的理論構想、道路選擇與實踐方面的業績 ，遠遠超過了前人和同輩人，是無人可以替代的 ，也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他體現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與時俱進、趕超世界先進國家的雄偉氣魄，開創了推動中華民族振興的步伐 ，並給後人留下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註 釋 ：1 鄧穎超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二十週年》 ，載於 《人民日報》 ， 1986 年11月12 日。2 孫中山：《在江陰各界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孫中山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 ：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2 年第525-526 頁 。3 孫中山：《三民主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九卷》 ，第345 頁 。4 孫中山：《我的回憶——與倫敦 〈濱海雜誌〉 記者的談話》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549 頁 。

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 1222324252627282930孫中山 ：《檀香山興中會章程》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19 頁 。同上註 。孫中山 ：《檀香山與中會盟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20 頁 。胡繩武 ：《清末民初歷史與社會》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2年 ，第121頁 。孫中山 ：《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279 頁 。同上註 ，第283頁 。同上註 ，第279 頁 。孫中山 ：《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籲》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255 頁 。孫中山 ：《應上海 〈中國晚報〉 所作的留聲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十卷》 ，第237頁 。孫中山 ：《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五卷》 ，第473頁 。孫中山：《建國方略》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六卷》 ，第157-158頁。列寧 ：《列寧選集 ·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53 年 ，第424 頁 。胡繩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下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81年 ，第712頁 。同上註 。同註15 ，第248頁 。同上註 。胡漢民編 ：《總理全集 ·第三集》 ，上海 ：民智書局 ， 1930 年 ，第293頁 。孫中山 ：《在安徽都督府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533頁 。同註15 ，第158頁 。同上註 ，第214-215頁 。孫中山 ：《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八卷》 ，第286 頁 。孫中山：《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八卷》 ，第315-316頁 。同上註 ，第315-319 頁 。秦孝儀 ：《國父思想學說精義錄（第二版）》 ，台北 ：正中書局 ， 1982年 ，第429頁 。孫中山 ：《致鄭藻如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2 頁 。同註26 。

孫中山民族復興思想的演進李育民* 孫中山畢生都在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奮鬥，他創立理論 ，組織革命 ，其目的就是為了實現中國的強盛。縱觀孫中山的思想理論和主張 ，可以發現 ，他所思考和力圖解決的問題 ，都離不開改變中國的國際地位，將中國引向富強這一主題。其三民主義的發展演化 ，亦反映了孫中山民族復興思想的演進。作為一位與時俱進的革命家，孫中山緊隨時代的步伐 ，不僅通過革命實踐推進民族、國家的復興 ，而且努力構建一個能夠實現這一目標的制度體系。他不斷充實調整復興民族的構想，直至晚年，繪製了一張頗具創意的宏偉藍圖。這張藍圖從不同視角全方位地展示了民族復興的圖景 ，勾勒了近代中國擺脫貧弱走向富強的路徑，給今天留下了有益的啓示。 解除民族壓迫 ，恢復國家的獨立自由，實現民族建國，是孫中山民族復興思想的基點。在近代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背景下，民族建國是民族復興的中心任務 ，孫中山將此作為自己最重要的使命。隨着形勢的發展變化，孫中山的民族建國思想逐漸演進 ，至晚年躍進到新的高度 ，提出了具有時代特徵的中華民族國家構想 ，推動了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 辛亥以前 ，孫中山的基本思想是通過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復興漢民族 ，恢復漢民族在中國的地位。鴉片戰爭之後 ，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至甲午戰爭 ，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救亡圖存成為最緊迫的主題。由於統治中國的清王朝腐朽無能 ，對外屈膝投降，對內實行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 ，因而成了各種社會矛盾的焦點。推翻清王朝和滿族貴族的統治，解除國內的民族壓迫 ，建立以漢民族的國家，也就成為孫中山民族復興思想的起點。 孫中山看到 ， “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剪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 ，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為挽救中國，他組織成立興中會 ，提出 “振興中華，維持國體”1 。 “振興中華” ，指的是振興漢民族的國家 ，興中會盟書 “驅逐韃虜 ，恢復中國”2 ，以及同盟會誓詞 “驅除韃虜 ，恢復中華” ，均反映了這一思想。在孫中山看來 ， “中國亡於韃虜已二百多年”3 ，現在的國 “已經不是我漢人的國了” ， “我們已經成了亡國之民” 4 ，他 “發誓要建立一個真正漢民族的國家”5 ， “將滿洲韃子從我們的國土上驅逐出去”6 。同盟會成立後 ，孫中山提出 “以中國人治中國，中國者 ，中國人之中國” ， “驅除韃虜之後 ，光復我民族的國家”7 。這裹所說的 “中國人”就是指漢族。這種 “一國之內不容有二族”的思想，在革命派中相當普遍，如章太炎提出 ， “若以漢人治漢，滿人治滿，地稍迫削 ，則政治易以精嚴”8 。汪精衛亦主張 “以一民族為一國民”9 。從思想來源說 ，這一主張繼承了自春秋以來即已形成的族類意識或觀念。孫中山把滿族斥之為 “異種”10 、 “野番賤種”11 ，說他的民族建國思想 “是從種性發出來的” ，即可見一斑。顯然 ，在某種意義上 ，這是中國歷史* 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一

上漢民族反對 “異族”統治的傳統命題。 需要指出，孫中山並未完全落入傳統的窠臼，其 “漢民族國家”的主張有着近代民族國家的意義。他反對仇殺一般的滿族人民 ，遠離了種族復仇主義，更兼具有近代民主內核的民權主義，這就使得孫中山所構想的漢族國家，已被注入了近代精神，與傳統國家有着性質的差異。這一構想的中心是解決滿族貴族對漢族的民族壓迫 ，恢復漢民族的地位 ，即孫中山所說的 “根本”。由於 “摻雜着漢族人民的種族主義情緒”12 ，儘管孫中山看到中國處於 “喪權辱國”、 “外邦逼之”的險惡地位 ，但僅歸咎於為滿清王朝的腐敗統治 ，而把對外獨立的主題隱寓在漢族國家的建立之中。 “欲免瓜分 ，非先倒滿洲政府 ，別無挽救之法”。若此 “則列國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窺伺瓜分之事哉”13 。再加上其他原因，孫中山沒有考慮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主權的問題 ，而是承認它們 “繼續有效”14 。顯然 ，孫中山復興漢民族 ，建立漢族國家的構想，缺乏對外獨立的鮮明主題 ，有着種種局限。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實際上僅把推翻滿清統治，取得統治民族的地位 ，作為民族建國的目標。 民國建立後，孫中山的民族建國思想逐漸走向成熟和完善。清王朝的推翻，漢民族地位的改變，孫中山認為民族建國的目標已經達到，因此放棄了民族主義。然而 ，中國當時仍受着帝國主義壓迫，民族復興最主要的問題並未解決。同時，國內多民族並存的現狀 ，也需要整合為一個統一的力量。這樣，儘管民族主義被束之高閣 ，但以民族復興為己任的孫中山仍繼續思考中國的民族建國問題。 在對外方面 ，孫中山看到“喪失主權”的國際“政治障害”15 ，深感中國“尚不得與完全獨立國之列”。他多次提出廢除治外法權 、協定關稅、租界 ，使 “中國進入完全獨立國” 16 。在國內民族問題上，孫中山將辛亥時期反對民族壓迫的思想 ，進一步發展為民族平等思想。他贊成 “五族共和”，主張五族平等地“取得國家參政權”17 。又由於漢民族取得了主導地位 ， “同化”其他民族的思想也隨之在一些革命黨人的頭腦中產生 ，孫中山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這一主張 ，設想實行 “民族之統一”。他說：“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族為一人”18 ，“合漢滿蒙回藏而成一家，亦猶是一族”19“五族一家，不分種族” ， “勵行種族同化”。這些認識，較之以前復興漢民族 ，建立漢族國家的構想，顯然進了一步。 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 ，孫中山長時期處於迷惘和遊移之中，沒有將這些思想向前推進。在對外問題上 ，由於帝國主義勢力的強大 ，以及沒有找到反帝的現實力量等原因，孫中山害怕與彼决裂，他的廢約思想沒有成為實際的綱領。在正式的對外文告中，直至1918年 ，他還繼續 “承認切實履行”條約20 ，仍然未能扣住民族復興最重要的獨立主題。在國內民族問題上，孫中山和革命黨人統一民族的思想亦未成熟，尚無具體的設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孫中山的民族建國構想走向成熟，並具有全新的內容。大戰引起國內外形勢的重大變化 ，給孫中山以極大推動。這次帝國主義戰爭喚醒了人民，促進了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 ，導致了一系列新的民族國家的建立。隨着三大帝國的崩潰 ，東歐和中歐的許多國家如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波蘭等等獲得獨立 ，成立了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列強在新形勢下，也不得不作出重新調整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關係的姿態。美國總統威爾遜在1918年提出的民族自決，為各協約國所 “保證”21。尤其是戰爭引發的十月革命 ，開闢了無產階級革命時代 ，剛剛誕生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俄 ，真誠地支持被壓迫民族 ，將這一潮流導向新的高度。在國內，巴黎和會引起的五四運動，喚醒了民眾 ，反對不平等條約的民族主義浪潮勃然興起。中華民族開始了普遍覺醒。隨着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中國共產黨誕生 ，並提出反帝反封綱領 ，又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革命的面貌。孫中山從中受到極大鼓舞 ，他看到 ， “自歐戰告終 ，世界局面一變，潮流所趨 ，都注重到民族自決。我中國尤為世界民族中底最大問題” ，因此， “現在不但是要實行民權、民生兩個主義 ，並且要迎合現代底潮流。”明確地說 ，如歐洲 “成立許多新獨立底民族國家” ，便是 “現代底民族思潮” 西方列強堅持帝國主義政策 ，中國面臨着新的民族危機 ，救亡圖存 ，振興中華的歷史任務更嚴峻地擺。。22

在面前，刺激着孫中山重新探求救國之道。他說：“中國從前是很強盛很文明的國家，在世界中是頭一個強國，所處的地位比現在的列強像英國、美國、法國、日本還要高得多” ， “是世界中的獨強” ，而到了現在 “便一落千丈”。23他清醒地看到，中國所受的禍害 “是從列強來的”24 。這些 “強盛的國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經雄佔全球 ，無論甚麼國家和甚麼民族的利益，都被他們壟斷。他們想永遠維持這種壟斷的地位 ，再不准弱小民族復興”25 。中國遭受列強政治和經濟的壓迫 ，這種壓迫 “比較天然淘汰力還要更快 ，更容易消滅很大的民族。此後中國民族如果單受天然力的淘汰 ，還可以支持一百年 ，如果兼受了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 ，就很難渡過十年。故在這十年之內，就是中國民族的生死關頭。”26他深刻地認識到 ，帝國主義是中國民族獨立和民族復興的 “主要障礙”27 ，中華民族仍處於危亡關頭 ， “有亡國滅種之憂 ，”也正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干涉 ， “中國現在四分五裂 ，實在不成一個國家” 這一新的認識促使孫中山復興民族的思想主張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在新的高度上再次提出了民族建國問題，逐漸形成了中華民族國家的構想。 1919年10 月，孫中山制訂的 《中國國民黨規約》 ，又以 “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 ，重新揭櫫民族主義旗幟。接着在1921年3 月，他首次明確提出 ， “組成一個完全底民族國家” 29 ， 1923年正式宣佈廢約 ，這一構想基本成熟。其後到1924年的一大宣言和三民主義演講 ，直至逝世，又更進一步完善、充實。與以前比較，孫中山的民族建國構想在新的時代已面目一新 ，已不是辛亥時期的 “光復漢族”，而具有了新的內涵。 新的民族建國，其目標是實行民族自決，解除帝國主義的壓迫 ，廢除不平等條約 ，實現民族和國家的完全獨立，建立統一的中華民族國家。孫中山痛切地說， “中國形式上是獨立國家，實際上比亡了國的高麗還不如。”他把中國稱為 “次殖民地”，甚至是 “殖民地”，認為還必須進行 “種族革命” ， “排除他種民族 ，發揚自己民族 ，組織一完全獨立之民族國家”。30 這一原則明確寫入了一大宣言和建國大綱 ，即：“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 ， “恢復我國際平等、國家獨立”。實行民族自決 ，爭取國家獨立的實際涵義是甚麼呢？孫中山集中歸結為解除列強的壓迫 ，廢除不平等條約。他認為中國之所以喪失主權國家的獨立地位 ，是由於深受列強的政治、經濟和人口壓迫 ， “最主要的就是受那些不平等條約的壓迫”31。因此，孫中山大聲疾呼 “爭回主人的地位”，把廢約視為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首要目標。在1923年元旦發表的《中國國民黨宣言》中，他正式提出：“力圖改正條約 ，恢復我國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地位”。接着於翌年1月發表的一大宣言又鄭重宣佈：“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 ，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32廢約從此成為建立民族國家的革命綱領之一。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中國復興，走向近代化強國的必要條件，是孫中山民族國家構想中最根本、最有實際意義的內容。它的正式提出，使得這一構想中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獨立內涵具有了真實和實踐的品質 ，表明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重大飛躍。 如何集聚全國力量來反抗帝國主義，振興中華？孫中山認為 ，中國之所以 “沒有辦法”，是 “由於沒有團體”，一盤散沙，如果 “有了民族的大團體” ， “積極上自然有辦法”。33中國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別人瓜分自己的國家，他們希望 “統一成為一個強大的和不可動搖的民族”34 。由此 ，孫中山提出將中國各民族統一為中華民族，說：要 “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 ，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 ，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結成了國族團體 ，有了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奮鬥，無論我們民族是處於甚麼地位 ，都可以恢復起來。”35這一設想寫進了 《中國國民黨黨綱》 ：“民族主義，以本國現有民族構成大中華民族 ，實現民族的國家。” 36孫中山認為中國各民族組成一個新民族是可行的。在中國， “民族就是國族”37 ，各少數民族總數不過一千萬人。 “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言語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 ，完全是一個民族。”38他重新審視了辛亥之後的 “五族共和” ，認為 “很不切當”，是 “根本錯誤”，明確放棄了多民族國家的主張，提出了 “中華民族”的構想。這一構想的基本思想是：“拿漢族來做個中心，使之同化於我 ，並且為其他民族加入我們組織建國底機會。仿美利堅民族底規模，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 ，組成一個完全底民族國家⋯⋯將來無論何種民族參加於我中國，務令同。28

化於我民族。”39這種 “同化” ，不是強制性的，孫中山同時又肯定國內各民族具有自決自治的權利。一大宣言和建國大綱宣佈 ， “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 ，革命勝利之後，組成 “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40 ，“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 ，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治自決”41 。顯然，孫中山所主張的 “同化” ，體現了平等、雙向、自願的原則 ，具有民族融合的性質。 總之，孫中山構想的民族建國，已從辛亥時期缺乏獨立要素的漢族國家，發展成為真正獨立和完全統一的中華民族國家，這是一個重大的飛躍。他將國家與民族的獨立和統一，緊密的結合起來，以正確的方式解決民族融合問題 ，使得這一構想臻於成熟和完善。孫中山相信 ，實現廢約和民族統一，建立民族國家 ，中國 “不久必能駕美迭歐而為世界之冠 ，此固理所當然 ，勢所必至也。” 42二 改造腐敗政治，實行民主建政，是孫中山民族復興思想的基本內容之一。建立民主政權 ，是近代國家走向強盛的政治前提 ，孫中山在思考民族建國問題的同時，亦作了頗有創意的探索。他順應世界潮流，視人民為 “皇帝” ，但又未回避民權的流弊 ，從單純的借鑒模仿到另闢蹊徑 ，提出了獨特的政權體制構想，旨在協調民主政治與政府效能兩者的關係 ，為國家的強固和長治久安建立制度保障。 在學生時代 ，孫中山 “已覺中國政府腐敗 ，想出一種治國方法 ，思有以替代之。” 43他後來回憶說，“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 ，將來無論是怎麼樣挫折 ，怎麼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 ，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這個決心 ，主張要中國強盛，實行革命 ，便非提倡民權不可。” 44他認為，各國貧弱的原因有四，即地小、地瘠、民少、民愚，而中國無一。 “然則何為而貧弱至是也？ 曰：官吏貪污、政治腐敗之為害也。倘此害一除，則致中國之富強，實頭頭是道也。”國害一除， “則國利自興 ，而富強之基於是乎立。”如此， “中國今日欲富強則富強矣，幾有不待一躍之功也。” 45就經濟來看，為甚麼中國的出口貨不敵外國的進口貨呢？為甚麼中國由於工業的關係 ，每年要損失五萬萬元呢？孫中山認為， “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國政治不良，我們的政府沒有能力。⋯⋯政治和經濟兩個問題 ，總是有連帶關係的 ，” 46顯然，在中國，國家的強弱與政治的優劣有着直接的關係 ，因此必須要革新政治體制。 用甚麼樣的 “治國方法”使中國強盛？在辛亥時期，孫中山也作了一定的思考 ，認為， “要想把中國弄成一個莊嚴華麗底國家”47 ，只有實行五權憲法。 1904年，孫中山明確提出了五權憲法的主張，與王寵惠在紐約曾談到這一構想。48所謂 “五權”，包括立權權、行政權、司法權、考選權、糾察權 ，是孫中山吸收西方三權分立的基本原則，避免其弊病 ，借鑒中國古代典制而提出來的。 1906年 ，他在東京 《民報》創刊週年慶祝大會上發表演說 ，作了較詳細的闡述。認為， “考選權如果屬於行政部 ，那權限未免太廣，流弊反多，所以必須成了獨立機關才得妥當。”立法機關兼有監督的權限，在西方立憲各國也 “生出無數弊病”，議院 “往往擅用此權 ，挾制行政機關，使他不得不頫首總命 ，因此常常成為議會專制” ，因此監察權 “也要獨立”49 。孫中山認為 ， “五權憲法”這一 “治國之具” ， “於中國無不合之點 ，較之列國更無不大對之處” 作為一種政體設想，孫中山的 “五權憲法”與 “三權分立”並無實質性區別 ，這個方案是粗糙的，缺乏堅實的理論依據 ，難為人們所信服。國民黨的法學家王寵惠在1904年就聽過孫中山談五權分立 ，當時非常贊成 ，可是在美國學了幾年法律之後 ，卻 “疑惑起來”51 。這一事例說明 “五權分立”作為一個政體方案極不成熟 ，僅僅是一張不清晰的草圖。此中原因 ，孫中山後來多次談到，他說當時只想到 “救國保種” ，推翻清朝 ， “並不想到成功以後 ，究竟用一個甚麼通盤計劃去建設國家”52 。 護國戰爭之後，鑒於袁世凱背誓復辟、民國夭折的慘痛教訓，孫中山極為重視政體的規劃。他對西方。50

的政權體制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對民國初年機械移植西方制度而出現的弊端亦作了剖析 ，試圖建立一種可以使國家穩定發展，長治久安的體制。他從辛亥時期繼承、改良西方的三權分立 ，一躍而在主觀上打算否定、摒棄代議制 ，另闢蹊徑 ，設計一個真正 “破天荒”的政權體制。 孫中山指出， “各國實行這種代議政體都免不了流弊” ，傳到中國之後， “流弊更是不堪問”。對於這種代議政體 ，大家 “如果不去聞問，不想挽救 ，把國事都付託到一般豬仔議員，讓他們去亂作亂為，國家前途是很危險的”。他認為，將 “外國人所希望的代議政體” ，視為 “人類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之計 ，那是不足信的。”53 而且，在 “代議旗幟之下 ，吾民所享者只一種代議權耳”54 ，這種代議權就是歐美革命爭民權所得到的選舉權 ，只是一種間接民權 ， “非由人民直接參與政權者 ，尚不得謂純粹之眾民政治”55 。後來他更明確地指出代議制下的選舉是 “為少數所操縱”的 “階級選舉”56 ，不是真正的民權。在這種制度下， “還是不能滿足人民的欲望，人民還是不能享圓滿的幸福”57 。而在當今世界 ，民主潮流好像長江的流水一樣 ， “沒有方法可以反抗”58 ，必須給予人民較多的民主權利 ，實行直接民權。這些認識 ，使孫中山走向了對代議政體的否定 ，認為 “現行代議制度已成民權之弩末” 59 ，必須改弦更張。 無疑，在孫中山看來，西方的代議制度並非長治久安之計 ，更談不上能保障國家走上強盛。同時 ，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 ，孫中山更主張順應歷史潮流，以 “全民政治”取代 “代議政治” ， “舉主權在民之實”60 。但是 ，孫中山從西方各國的政治實踐中，看到民主政治與政府效能之間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即人民民主權利的擴大，勢必影響政府的統治效能。為解決這一矛盾 ，孫中山從民族、國家興衰的角度要求人民改變對政府的態度 ，建立一個強有力的 “萬能政府”。他認為歐洲幾十年來除俾士麥政府之外，還沒有一個 “萬能政府”。其原因是經過民權革命之後 ，人民 “對於政府總是有反抗” ，使得 “政府毫不能夠做事”。 “人民總是防範政府 ，不許政府有能力 ，不許政府是萬能” ， “政府的能力便自行退化”。他把這種情況稱為 “民權流弊”，如果 “長此以住 ，不想辦法來改變 ，政治上是很難望進步的”61 。因而，他提出 “人民要改變對於政府的態度” ，不要總是反抗政府 ， “十九世紀以後之憲法，應防民權流弊”62 。 從這一思考出發 ，孫中山對中國革命的目的和爭自由的涵義作了新的解釋。他說：“中國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很有充分自由的。如果成一片散沙 ，是不好的事，我們趁早就要參加水和士敏土 ，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結合來成石頭 ，變成很堅固的團體 ，到了那個時候 ，散沙便不能夠活動 ，便沒有自由。” 63孫中山認為，中國革命的目的與外國不同，方法也不同。中國革命的目的與歐洲相反， “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 ，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 ，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 ，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 ，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 64 因此 ，自由不能用到個人 ，而要用到國家 ， 國家要得到完全自由”。 “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要這樣做去 ，便要大家犧牲自由。”孫中山反覆強調 ， “我們為甚麼要國家自由呢？因為中國受列強的壓迫 ，失去了國家的地位 ，不只是半殖民地，實在已成了次殖民地 ，比不上緬甸、安南、高麗。” 65也就是說 ，西方革命是爭個人的自由，中國革命是為了國家的強盛 ，爭的是國家的自由。 因此，中國革命後建立的政權體制不能模仿西方，而是要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做出規劃。孫中山剖析並批評了國人盲目崇拜西方的心理 ，說：中國人之所以實行革命 ，改良政治，仿效歐美的民權思想 ，是因為“看見了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 ，一日千里 ，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尤其是義和團運動之後，中國人更認為事事 “非仿效外國不可” ，自信力 “完全失去” ，崇拜外國的心理 “一天高過一天”66 。孫中山反對這種態度，說：“我們拿歐美已往的歷史來做材料 ，不是要學歐美 ，步他們的後塵 ；是用我們的民權主義，把中國改造成一個 ‘全民政治’的民國，要駕乎歐美之上。” 67 而且，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 ，和歐美大不相同。因此， “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歐美，照樣去做 ，像仿效歐美的機器一樣。”至今 “歐美的政治道理至今還沒

有想通 ，一切辦法在根本上還沒有解決”。如果一味地盲從附和 ， “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 ，國家便要退化 ，民族便受危險” ， “對於國計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因此 ， “中國今日要實行民權 ，改革政治 ，便不能完全仿效歐美 ，便要重新想出一個方法。我們要中國進步、民族的前途沒有危險，自己來實行民權 ，自己在根本便不能不想出一種辦法。” 68這種新辦法 “要造成徹底的新民國，在歐美的先進國家無從完全仿效”。這種辦法， “歐美還沒有完全想到” ，孫中山自信 ，我們能夠想到， “不可以輕視自己，所謂妄自菲薄”69 。 新的辦法是甚麼呢，就是實行權能區分 ，其基本點是要求人民改變對政府的態度，建立強有力的 “萬能政府”。孫中山說， “這個新辦法 ，是像瑞士的學者最新的發明，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但要改變態度 ，就是要把權與能來分開。”他認為 ， “人民分開了權與能 ，才不致反對政府 ，政府才可以望發展。” 70 現在歐美民權發達的國家 ， “人民對於政府都沒有這種態度 ，所以不能利用有本領的人去管理政府。”由於這一原因， “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無能，所以弄到民權政治的發達反是很遲，民主國家的進步反是很慢 ，反不及專制國家的進步” ，像日本和德國那一樣的進步迅速，一日千里。如果要解決這個民權的根本問題 ， “便要把國家的大事付託到有本領的人”71 。 這一新的辦法將國家權力劃為政權和治權兩大系統。 “政權”系統 ，是國家權力主體 ，即孫中山所說的 “人民權” ， “管理政府的權”72 。它包括選舉、創制、複決和罷免四權。這四權又可析為對人對法兩個方面。對人即 “管理官吏” ，包括選舉和罷免權。孫中山認為，這兩個權結合運用，可以收到使臂使指的效用 ，人民 “對於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 ，一面可以放出去 ，又一面可以調回來”73 。對法即 “管理法律”，包括創制、複決兩權。上述四權即孫中山所說的 “直接民權”，他認為這是 “最好之民權制度” 74 ，如果實行 ， “現行代議制之流弊 ，亦能為根本之刷新” 75 。人民行使 “政權”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地方自治 ，主要是分縣自治 ，人民直接行使四權。一種是通過中央的國民大會 ，間接行使四權。 “治權”系統 ，是“政府權”， “替人民做工夫的權”76 ，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 ，即 “五權分立”。孫中山規定中央政府設立五院行使五權 ， “五權分立”是政府的組織形式， “治權”的具體體現。從形式上看 ， “五權分立”是 “三權分立”的簡單擴大，實則在孫中山提出 “權能區分”，將國家權力劃為 “政權”和 “治權”兩大系統之後 ，它已有了很大的變異。從 “治權”系統即 “中央政府”來看，是一個有着內部分工的統一體。 “五權分立”基本上沒有實行相互牽制的原則 ，並非真正平衡，它實際上是一個以行政權為中心的政府體制。顯然 ， “政權”與 “治權”兩個系統的統一，就是建立一個人民能夠管理、 “為人民謀幸福”的強有力的 “萬能政府”。通過這一體制， “政府的威力便可以發展，人民的權力也可以擴充” ，中國 “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 這是一個在政治上強盛的 “新世界”，這樣的國家是 “駕乎各國之上的國家”，這樣的政府 “可以發出無限的威力” ，是 “無敵於天下的政府”。78為了實現這一目標 ，孫中山的 “權能區分”構想在相當程度上突破了代議制和三權分立理論的局限，是對西方政體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和創新。孫中山自己即說，此“是世界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79 。西方資產階級學者對此作了充分的肯定，如美國哈佛大學何爾康教授認為這是 “對民主理論的貢獻” ，林伯克氏亦說是 “對政治學的一種貢獻”。80 可以說 ，這是一個以民族復興為己任的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才能做出的貢獻。 發展經濟 ，以民生務本 ，是孫中山復興民族的又一基本思想。公平的經濟制度和發達的經濟水平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強盛的根本和基礎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日益貧弱，孫中山在從事革命事業的同時，始終關注中國的經濟復興。他不斷地探索中國經濟復興的途徑，但沒有局囿於經濟發展本身，而是以民生為。77三

本，高瞻遠矚地思考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 ，力圖以一種新的經濟制度解決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的矛盾 ，逐漸形成了以全民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發展構想。 在投身革命之前 ，孫中山便從經濟的角度提出強兵富國的構想。在1891年前後撰寫的 《農功》 一文中，孫中山提出， “以農為經，以商為緯，本末備具，巨細畢賅 ，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 ，治國平天下之樞紐也。”81其後在 《上李鴻章書》 中，孫中山進一步詳細地闡述了這一富強之道 ，說：“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 ，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 ，地能盡其利 ，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 ，仿行西法以籌自強 ，而不急於此四者 ，徒惟堅船利炮是務 ，是舍本而圖末也。”82 所謂地能盡其利， “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 ，耕耨有器”，農政有官 “則百姓勸[勤]”，農務有學 “則樹畜精”，耕耨有器 “則人力省”。83所謂物能盡其用 ， “在窮理日精 ，機器日巧 ，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窮理日精 “則物用呈”，機器日巧 “則成物多”，不作無益 “則物力節”。84所謂貨能暢其流， “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無關卡之阻難， “則商賈願出於其市” ；有保商之善法 ， “則殷切富亦樂於貿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 ， “則貨物之盤費輕”。這樣 ， “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 ，則財源自足矣。籌富國者 ，當以商務收其效也。”85 從這些主張來看 ，孫中山一方面繼承了傳統的農業經濟思想 ，另一方面又有所突破 ，並蘊含着引進西方近代生產力的主張。中國古代歷來以農為本 ，孫中山也認為， “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不足食胡以養民？不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 ，此農政之興尤為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為我中國自古之大政 ，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勸萬民 ，今欲振興農務 ，亦不過廣我故規 ，參行新法而已。”他一再強調 “農桑之大政 ，為生民命脈之所關” ，認為 “行西法”以來 ， “惟農政一事未聞仿效” ， “亦籌富強之一憾事” 對傳統經濟思想的突破 ，主要體現在孫中山對商業的高度重視。他認為，商業的重要性不亞於生產 ，“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 ，以此地之贏餘濟彼方之不足 ，其功亦不亞於生物成物也。”商業是國強民富的途徑 ，西方各國重視商貿 ，因此 “財源日裕 ，國勢日強”。中國則不然 ， “處處斂徵 ，節節阻滯”。他提出 ， “謀富強者，宜急為留意於斯，則天下幸甚 ！”貨流既暢 ， “則財源自足” ，要使國家富裕 ， “當以商務收其效”87 。 可貴的是 ，孫中山沒有停留在以農為本的傳統觀念中，他看到西方的近代科學以及以機器代替人工產生了巨大的生產力，主張在中國引進推廣。 “格致之學明，則電風水火皆為我用” ，此 “亦致富之一大徑也”。 “機器巧 ，則百藝興 ，製作盛，上而軍國要需 ，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孫中山提出， “倘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礦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 ，有以裕民。”因此， “謀富國者 ，可不講求機器之用與歟。”88他主張 “興農學” ，以西方的近代科學改造傳統的農業，講求農家之地學、農家之化學、農家之植物學、農家之動物學、農家之格物學 、農家之醫學。這樣， “則能使同等之田產數倍之物 ，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為數畝之用，即無異將一國之地廣為數國之大也。” 89發展商業也要推廣輪船鐵路 ， “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為命脈” ，且不僅僅是 “便商賈之載運而已” 由上可見，孫中山此時雖已農業為重 ，但並未囿於傳統 ，已產生了實業思想的萌芽。孫中山對這一發展方案非常自信 ，說 ，如果 “舉國並行”這四大綱 ， “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 ，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 ，必能駕歐洲而上之”91 。 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赴歐美 ，對西方資本主義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產生了民生主義思想。他後來說 ， “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就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為一勞永逸之計 ，乃採取民生主義 ，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 92此前 ，孫中山對經濟問題的考慮 ，主要是如何增進。86。90

國家富強 ，現在提出民生主義 ，則是要在走向富強的同時 ，解決這一社會問題 ，消除貧富不均。 孫中山看到，在西方，文明的進步和國家的富強 ，卻產生了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在中國卻還在幼稚時代 ，但是將來總會發生的。到那時收拾不來，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萬不得已才用，不可頻頻傷國民的元氣。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 ，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 ，這真是最大的責任。”他得出結論， “文明越發達，社會問題越着緊。”西方的 “社會黨所以倡民生主義，就是因貧富不均，想要設法挽救”。在發達的歐美各國， “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 ，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平等’二字已成口頭空話了！”93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孫中山提出了 “平均地權”，也就是 “定地價的法”。他認為，歐美沒有解決社會問題 ，就是 “因為沒有解決土地問題”94 。實行這一辦法 ，可以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社會趨向公平公正。 “少數富人把持壟斷的弊竇自然永絕” ，不會出現 “富者日富，貧者日貧”的現象。95二是國家愈加富裕。 “行了這法之後 ，文明越進，國家越富，一切財政問題斷不至難辦。”“私人永遠不用納稅 ，但收地租一項 ，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孫中山指出， “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實行平均地權，就是“不願少數富人專利”的 “社會革命”。96這樣的國家，也就是 “社會的國家”， “這決是歐美所不能及的”。因為歐美各國的地價已漲至極點，難以實行，而 “中國內地文明沒有進步，地價沒有增長，倘若仿行起來 ，一定容易。” 97 將國家富強與實行社會公正結合起來，是孫中山民族復興經濟思想的重要特點。此後孫中山沿着這一思路 ，對此又作了更深入的探討。民國初年 ，孫中山明確提出了振興實業的主張，將此作為民生主義的基本內容之一。他說：“現在中華民國成立，得達共和目的，人人皆志願已足。愚則以為未也 ，必使中華民國立於地球上為莫大之強國而後快。特今日中國既貧且弱 ，曷克臻此 ，故欲能自立於地球上 ，莫如富強。” 98中國現在仍然很貧弱， “中華之弱，由於民貧”，如何能富強呢？ “觀列強致富之原，在於實業。今共和初成 ，興實業實為救貧之藥劑 ，為當今莫要之政策。⋯⋯民富即國富，既富即強。” 99 “中國乃極貧之國 ，非振興實業不能救貧。僕抱三民主義以民生為歸宿 ，即是注重實業。”10 “實業主義為中國所必需 ，文明進步必賴乎此。” 101他更將此視為社會的 “根本”，認為，無論何人執政 ， “必先從根本下手，發展物力 ，使民生充裕 ，國勢不搖 ，而政治乃能活動。” 102 孫中山所說的實業，範圍很廣 ， “農工商礦，繁然待舉而不能偏廢者，指不勝屈。”其中鐵路建設最為重要， “請問苟無鐵道 ，轉運無術 ，而工商皆廢 ，復何實業之可圖？故交通為實業之母 ，鐵道又為交通之母。國家之貧富 ，可以鐵道之多寡定之 ，地方之苦樂，可以鐵道之遠近計之。” 103 “當知振興實業，當先以交通為重要。計劃交通 ，當先以鐵道為重要。”104 “富強之道 ，莫如擴張實行交通政策。世人皆知農、工、商、礦為富國之要圖，不知無交通機關以運輸之，則着着皆失敗。⋯⋯故今日欲謀富國之策，非擴充鐵路不可。”105孫中山預料 ，數年後“民生主義大行，地價、鐵路、礦產及各種實業俱能發達 ，彼時將憂財無用處 ，又何患窮哉 ！所謂教育費、養老費皆可由政府代為人民謀之，夫然後吾黨革命主義始為圓滿達到 ，中華民國在世界將為一安樂園 ，豈非大快事哉 ！”106 同時 ，孫中山仍大力倡呼以社會公平為宗旨的平均地權主張 ，說 ：“本會從前主義 ，有平均地權一層。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那麼社會革命已成七八分了。” 107平均地權 “即為民生主義第一件事。此事做不到 ，民生主義即不能實行。” 108 “今於無可平均之中，籌一自然平均之法：一、即照價納稅，二、即土地國有。二者相為因果，雙方並進 ，不患其不能平均”。平均地權也是謀求國利民福的基本途徑，今後欲謀國利民福，其方針 “惟有實行提倡民生主義”。現在國家歲入比前清還少， “欲救其弊，必須實行稅契及平均地權之法 ，兩方並舉 ，事簡而易行。”109如果實行平均地權 ， “就地抽稅”“則國家即變成一大業主 ，何等富厚。國家為人民所有 ，國利民福 ，何樂不為 ！抑尤有進者 ，英美立憲 ，富人享之，貧者無與焉。吾法若行 ，無論貧富，皆享受幸福。” 110 後來，平均地權更發展為耕者有其田的思想。

實業的發展 ，必然會促進資本家階級的發展 ，從而加劇社會的不公平。孫中山在倡呼振興實業的同時，亦在考慮這一問題 ，並提出了國家社會主義的主張。 “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 ，反對資本家耳，反對少數人佔經濟之勢力，壟斷社會之富源耳。”即以鐵路而論 ，如果全國鐵路 “皆在一二資本家之手，則其力可以壟斷交通 ，而制旅客、貨商、鐵道工人等之死命矣。” 111民生主義是 “排斥少數資本家，使人民共享生產上之自由”，因此，民生主義就是 “國家社會主義”112 。基於社會公平的主張 ，孫中山對於中國復興的目的，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針對國人 “中國復興之目的，無非欲成為一強盛之大國，以與西方列強並駕齊驅而已”的認識，孫中山提出， “此絕非吾人努力最後之目的”。今日之世 ，財富之豐盛 ，無有過於英、美 ；文化之昌明 ，無有過於法國。然而 ，此數國之人民 ，貧富懸殊 ，判若天淵。 “多數人無一日能享受完全之快樂與幸福” ， “此種幸福僅少數資本家所享有 ，勞動群眾則仍日度其困苦之生活，而未能稍事休息”113 。現在 “民族主義已達”， “民權主義已伸” ，而民生主義 “非以社會主義行之，不能完全”。他強調 ， “僕之宗旨在提倡實業 ，實行民生主義 ，而以社會主義為歸宿，俾全國之人，無一貧者 ，同享安樂之幸福，則僕之素志也。”114因此， “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 ，無外社會主義” ，這就是同盟會 “採用國家社會主義政策”的緣由。採用這一政策，將“家給人樂，中國之文明，不止與歐美並駕齊驅而已”，還將“使社會不受經濟階級壓迫之痛苦”。“所謂國利民富，莫不逾此。” 115顯然 ，孫中山認為 ，中國的復興不僅僅是國家強盛 ，而是要實現全體人民的 “快樂與幸福”。可以說 ，這是孫中山經濟復興思想的核心。 由此 ，孫中山產生了 “節制資本”的思想。前面所說 “反對資本家”、 “排斥少數資本家”等 ，都反映了這一思想。 1912年底，孫中山更明確地提出：“實施民主主義的四大綱領是：節制資本 ，平均地權 ，鐵路國有 ，教育普及。這是改革社會 ，提高人民生活的主要途徑。” 116 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孫中山便對中國的實業建設作了系統的探討 ，撰寫了 《實業計劃》 ，擬定了一個龐大的發展規劃。這個規劃提出了開發實業的基本方針和思路 ，以及交通、商港、鐵路、製造、礦業、冶煉等各個工業部門， “生活之物質”的生產，如糧食、衣服、居室、行動、印刷等工業部門的發展設想。 “欲利用戰時宏大規模之機器，及完全組織之人工 ，以助長中國實業之發達 ，而成我國民一突飛猛進之進步” 117 。通過這個規劃 ，孫中山較為具體地闡述了經濟復興的目標 ，繪製了中國走向富強的藍圖。後來一大宣言明確提出 ， “經濟方面 ，由手工業的生產過渡於資本制度的生產”118 ，也就是發展實業 ，以機器生產取代手工生產。 在 《實業計劃》 中，孫中山就開發實業的途徑問題 ，提出了節制資本的設想。他說：“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 ，（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 ，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任個人為之，由國家獎勵 ，而以法律保護之。”“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獨佔性質者 ，應由國家經營之。”“此類國家經營之事業 ，必待外資之吸集、外人之熟練而有組織才具者之僱用、宏大計劃之建設 ，然後能舉。” 119這裹所說 “國家經營”一路 ，便是節制資本的設想。孫中山將實行這一實業計劃視為中國的工業革命 ，即以機器取代手工 ， “以營其巨大之農業，以出其豐富之礦產 ，以建其無數之工廠 ，以擴張其運輸，以發展其公用事業。”同時 ，由於 “中國今尚用手工為生產 ，未入工業革命之第一步 ，比之歐美已臨第二革命者有殊” ，因此 “兩種革命必須同時並舉”。即：“既廢手工採機器 ，又統一而國有之。”120 即在開發實業的同時，實行國家社會主義 ，也就是 “節制資本” 孫中山的經濟復興之路與西方不同，他認為 ， “發展中國工業，不論如何 ，必須進行” ，但不能 “隨西方文明之舊路徑而行”。西方文明之路徑 ， “是一未闢之路徑” ， “猶人行黑夜之景況” ，中國則要取“最直捷之途徑”。即 “不在競爭，而在互助” ，如此 ， “人民將一律享受近代文明之樂”。用孫中山最簡括的話來說 ，是 “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人類進化之兩種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以促進將來世界之文明”。 121這一途徑實質在於：引入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公正。這是孫中山經濟復興的內核 ，也是他超越西方資產階級前輩的所在。

“節制資本”是為了實現社會公正 ，而不是限制經濟的發展。如孫中山所說， “一面是要圖工商業的發達 ，一面是要圖工人經濟生活的安全幸福”122 。他更明確地說， “在中國解決民生問題 ，想一勞永逸，單靠節制資本的辦法是不足的。”要解決民生問題 ， “一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振興實業的方法很多， “第一是交通事業 ，像鐵路、運河都興大規模的建築；第二是礦產，中國礦產極其豐富，貨藏於地，實在可惜 ，一定是要開闢的；第三是工業，中國的工業非要趕快振興不可。”現在 “利權總是外溢”，要挽回利權 ，就要 “用國家的力量來振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要 “製造國家資本”，也就是 “發展國家實業”123 。孫中山曾很通俗地闡釋民生主義，說：民生主義 “就是用國家的大力量，買很多的機器，去開採各種重要礦產” ， “也用機器去製造貨物”， “把國家變成富庶”。全國的大礦山、大工業、大商業、大交通都由國家經營，國家辦理這些大實業發了財之後， “所得的利益讓全國人民都可以均分”。要四萬萬人都可以享福 ， “把中國變成一個安樂國家和快活世界” 在實行民生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上 ，大力發展實業 ，從而實現中國的經濟復興，這就是孫中山的構想。他說：“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進步，都是以甚麼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為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 125 孫中山長年思考的兩個解決辦法寫進了一大宣言 ，成為民生主義的兩大原則 ，也是他設想的基本經濟制度。第一個辦法就是實行 “平均地權” ，解決土地問題。因為“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 ，莫大於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 ，所以應當 “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 ，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第二個辦法，就是實行 “節制資本”，解決因發展實業而產生的貧富問題。 “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孫中山認為， “舉此二者，則民生主義之進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礎。” 126 “此中國後來居上 ，將必為世界第一富強安樂之邦之大希望也。” 127 以上是孫中山民族復興思想演進的犖犖大端 ，除外 ，孫中山在其他方面也有探求。如復興民族的依靠力量 ，孫中山在晚年認識到， “根本救國，端在喚醒國民”128 ，提出了依靠民眾、扶助工農的方針。在一大宣言中，他明確指出 ，中國民族的解放 ， “其所恃為後盾者，實為多數之民眾，若知識階級，若農夫、若工人、若商人是矣” ， “必恃全國的農夫、工人之參加 ，然後可以決勝” ，因此 “當努力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 ，以發揚國民之能力”。 129孫中山還提出， “要恢復民族的地位 ，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 ，即 “固有的道德 、知識和能力”1 3 0 ，主張有揚棄地復興傳統 ，振奮民族精神，喚起民族立國的信念，等等。列寧曾在1912年評論說，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正在 “正確地尋找 ‘復興’中國的道路”。 131由前可知 ，此後孫中山沒有停下 “尋找”的步子 ，更進一步根據中國的國情，從民族建國、民主建政、民生務本等方面創造性地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提出了完整的方案。他堅信 ，按照上述路徑 “循是以進” ， “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國，變而為獨立的中國，以屹然於世界。” 132歷史已跨入21世紀，孫中山復興中國的追求和構想仍有着極其重要的價值，給我們今天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留下了有益的啓示。註 釋 ：1 孫中山：《檀香山興中會章程》 ，載於孫中山著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1年 ，第19 頁 。2 孫中山 ：《檀香山興中會盟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20 頁 。3 孫中山 ：《在檳榔嶼對僑胞的演說》 ，載於孫中山著 ，陳旭麓 、郝盛潮主編 ：《孫中山集外集》 ，上海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1990 年 ，第45 頁 。。124

45678910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 142434445464748孫中山：《在東京 〈民報〉 創刊週年慶祝大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324 頁 。陳錫祺主編 ：《孫中山年譜長編 ·上冊》 ，北京 ：中華書局 ， 1991年 ，第80 頁 。孫中山：《中國問題的真解決》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255 頁。孫中山：《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297 頁。張 枬、王忍之編 ：《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集·第三卷》 ，北京 ：三聯書店 ， 1977 年 ，第51頁 。張枬、王忍之編 ：《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集·第二卷 ·上冊》 ，北京 ：三聯書店 ， 1963 年 ，第83頁 。孫中山 ：《〈民報〉 發刊詞》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288 頁 。孫中山：《敬告同鄉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232 頁 。吳玉章 ：《辛亥革命》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72 年 ，第13 頁 。孫中山：《駁保皇報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234 頁 。同註7 ，第310 頁。孫中山 ：《在東京實業家聯合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三卷》 ，第 18 頁 。孫中山：《在上海報界公會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499 頁 。孫中山：《在北京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430 頁 。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宣言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2 頁 。同註5 ，第698頁 。孫中山：《通告駐華各國公使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四卷》 ，第449 頁 。[美]海斯等著 ，中央民族學院研究室譯 ：《世界史·下冊》 ，北京 ：三聯書店 ， 1975 年 ，第1147 頁 。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五卷》 ，第480 頁 。孫中山：《三民主義》 ，載於孫中山著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等編 ：《孫中山文粹 ·下卷》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6年 ，第793-794 頁 。同上註 ，第782 頁 。同上註 ，第772 頁 。同上註 ，第74 1頁 。孫中山：《與外國記者的談話》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十一卷》 ，第40 頁 。孫中山：《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八卷》 ，第326 頁 。同註22 ，第474 頁 。孫中山：《在桂 林對滇贛粵軍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第11頁 。孫中山：《在神戶各團體歡迎宴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十一卷》 ，第412 頁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載於 《孫中山文粹 ·下卷》 ，第703 頁 。同註23 ，第791頁 。孫中山：《在廣州與蘇俄記者的談話》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五卷》 ，第528頁 。同註23 ，第794 頁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黨綱》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七卷》 ，第4-5 頁 。同註23 ，第726頁 。同上註 ，第730 頁 。同註22 ，第474-475 頁 。同註32 ，第700頁 。孫中山：《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載於 《孫中山文粹·下卷》 ，第709 頁 。孫中山：《三民主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五卷》 ，第188頁 。孫中山：《在廣東省第五次教育大會上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五卷》 ，第559 頁 。同註23 ，第859頁 。孫中山：《建國方略》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六卷》 ，第223-224 頁 。同註23 ，第859頁 。孫中山：《五權憲法》 ，載於 《孫中山文粹 ·下卷》 ，第600 頁 。孫中山：《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五卷》 ，第392 頁 ：劉成禺亦謂 ：“甲

49505 15253545556575859606 16263646566676869707 17273747576777879808 18283848586878889909 1辰 ，先生由日來美 ，謀開黨之大團結 。 ⋯⋯適先生三民主義 、五權憲法政綱草定 。”（見劉成愚 ：《先總理舊德錄》 ，載於 《國史館館刊》 ，創刊號 ， 1947 年 。）同註4 ，第331頁 。同註43 。孫中山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五卷》 ，第392 頁 。孫中山：《革命成功在乎革命黨員有團體》 ，載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 ：《國父全集·第二冊》 ，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 1981年 ，第612頁 。參見註51 ，第390-391頁 。同註23 ，第878-879 頁 。孫中山 ：《在滬尚賢堂茶話會上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三卷》 ，第323 頁 。孫中山 ：《軍人精神教育》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二冊》 ，第493 頁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宣言》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七卷》 ，第3頁 。同註23 ，第912頁 。同上註 ，第823頁 。同註56 ，第3頁 。孫中山：《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 ，載於 《孫中山集外集》 ，第35-36 頁 。同註23 ，第888-889頁 。孫中山：《宴請國會及省議會議員時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四卷》 ，第332 頁 。同註23 ，第836 頁。同上註 ，第839-840 頁 。同上註 ，第841頁 。同上註 ，第880 、 882 頁 。同上註 ，第879 頁 。同上註 ，第886-887 頁 。同上註 ，第915 頁 。同上註 ，第892 、 897 頁 。同上註 ，第899 頁 。同上註 ，第923 頁 。同上註 ，第922頁 。孫中山 ：《在滬舉辦茶話會上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三卷》 ，第328頁 。孫中山 ：《中國國民黨為曹錕賄選竊位宣言》 ，載於 《國父全集·第一冊》 ，第871頁 。同註23 ，第923頁 。同上註 ，第928頁 。同上註 ，第918 、 928頁 。同上註 ，第889 頁 。轉自崔書琴 ：《三民主義新論》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1945 年 ，第173頁 。孫中山：《農功》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6頁 。孫中山 ：《上李鴻章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8頁 。同上註 ，第10-11頁 。同上註 ，第11-13頁 。同上註 ，第13-15頁 。同上註 ，第17-18頁 。同上註 ，第13-15 頁 。同上註 ，第12-13 頁 。同上註 ，第 11頁 。同上註 ，第14 頁 。同上註 ，第15頁 。

929394959697989910010 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 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 1132孫中山：《建國方略》 ，載於 《孫中山文粹（上卷）》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6 年 ，第280 頁。同註4 ，第326-328頁 。同上註 ，第328頁 。同上註 ，第329 、 328頁 。同上註 ，第329 頁 。同上註 ，第328-329頁 。孫中山 ：《在北京鐵路協會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420 頁 。孫中山：《附：同題異文》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340-341頁 。孫中山：《在上海中華實業聯合會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339 頁 。孫中山：《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492 頁 。孫中山：《致宋教仁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404 頁 。孫中山：《在上海與 〈民立報〉 記者的談話》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383 頁 。同上註 ，第384 頁 。同註98孫中山：《在山西同盟會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474 頁 。孫中山：《在南京同盟會會員餞別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320 頁 。同註106 ，第473頁 。孫中山：《在廣州報界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355 、 354 頁 。孫中山：《在廣州行轅對議員記者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371頁 。孫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同盟會機關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338 頁 。同上註 ，第339頁 。孫中山：《附二 ：中國的下一步》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327頁 。同註100 ，第339-340 頁 。同註107 ， 第 323-324 頁 。孫中山 ：《在杭州國民黨浙支部歡迎會上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集外集》 ，第73 頁 。同註92 ，第298頁 。同註32 ，第694 頁 。同註92 ，第30■頁 。同上註 ，第300 頁 。同上註 ，第466-467頁 。孫中山：《與戴季陶的談話》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五卷》 ，第69 頁 。同註23 ，第971-973頁 。孫中山：《在廣東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慶紀念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文粹 ·下卷》 ，第1024-1028頁 。同註23 ，第966 頁 。同註32 ，第701頁 。同註42 ，第195頁 。孫中山：《覆黃玉田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五卷》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5 年 ，第116 頁 。同註32 ，第699 、 702頁 。同註23 ，第794 、 805頁 。孫中山：《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 ，載於 《列寧選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60年 ，第428頁 。同註32 ，第694 頁 。

略論孫中山的民族凝聚思想陳劍安* 在中國，古往今來，傑出的政治家之於本位中華民族的凝聚，總是居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這和他們凝聚民族的思想休戚相關。在孫中山以前 ，曾出現過旋乾轉坤的秦皇漢武、雄才大略的唐宗宋祖，儘管他們的民族凝聚思想不盡相同，各有優長 ，但均以皇權主義為靈魂，均與專制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孫中山是近代偉大的民族英雄 ，傑出的先行者、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民族凝聚思想，不僅與皇權主義絕緣，而且展示與專制主義全然不同的內涵。這首先取決於他站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制高點，從民主主義的視角，對中華民族傳統凝聚模式進行了慎密的審視和正確的判斷。 任何民族的凝聚都具有一定的模式，都存在凝聚全民族的核體（核心）和核外群體兩個板塊 ，中華民族也不例外。核體與核外群體 ，屬於一個民族內部地位不同的利益群體 ，在通常情況下，前者具有管理和牽引後者的意志和職能 ，後者則要受到前者的約束和規範 ；前者具有突出的 “一元性”，後者具有紛呈雜現的 “多元性”。在孫中山以前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裹 ，充當核體角色的是以帝王為首的官權系統，核外群體則通常被稱為 “士農工商”四民人等。 封建官權系統的內涵是：全社會的最高權威是封建帝王，由其建立和掌控一個無所不包的官權網絡，全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倫理、道德、教育等 ，都必須牢牢控制在這一網絡之中，不允許有游離於網絡掌控之外的任何成份和因素。顯然，核體的這種注重本位利益的單向設計 ，是以侵害和輕視核外群體利益為前提的。因此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 ，中華民族雖然凝聚一體 ，但凝聚的和諧度嚴重不足，核體與核外群體沒有平等、自由可言 ，凝聚的模式帶有深刻的專制主義壓迫的烙印。揆諸事實，只有在唐宗宋祖那類 “明君聖祖”治下，才能較好地協調核體與核外群體的關係，才能出現全社會和睦凝聚的 “盛世”問題在於 ，在中國上下數千年 ，真正的 “明君聖祖”廖若晨星，權力和能力不相適應者則比比皆是，乃至絕大部分帝王 “非暴即暗 ，非暗即僻 ，非僻即懦” ，不能對官權系統進行剛性的整合，不能使國家進入吏治清明之境 ，更遑論較好地牽引、掌控核外群體 ，大力地化解社會矛盾 ，有效地維繫較為祥和的民族凝聚狀態。在封建末世 ，情況更是如此。這反映傳承數千年之久的封建官權系統 ，再也沒有多少能力和資格繼續充當凝聚民族的核心了。 降至近代 ，伴隨着民族危機和 “西學東漸”，中華民族既面臨着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又獲得了民族自覺的機緣。時代和國情實際已向中華民族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清朝的官權系統是否能繼續充當凝聚民族的核體？芸芸核外群體當如何與時俱進？ 中華民族如何凝聚起來才能獲得克服危機的合力？回答這些問題既需要見識和智慧，更需要勇氣和魄力。孫中山正是集四大優長於一體的偉大思想家。 早在興中會之初 ，他即對清朝乃至於古已有之的民族凝聚核體 ，進行了入木三分的審視 ，並做出了斷然的否定。他在手訂的 《香港興中會章程》 中寫道 ：“中國積弱 ，至今極矣 ！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乃以政治不修 ，綱維敗壞” ， “朝廷則鬻爵賣官 ，公行賄賂 ；官府則剝民刮地 ，暴過虎狼”1 。這* 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教授一。

是一通不容置辯的是非判斷 ，其中的 “上”、 “朝廷”、 “官府”，指的正是以清帝為首的清朝官權系統。既然這個系統在內治方面的表現如此惡劣，那麼要對其存在的價值進行判斷，結論也只能是否定的。正因為此，孫中山推出的民族主義以 “驅除韃虜 ，恢復中華”為基本內容。也就是說，作為民族凝聚的核體 ，晚清以皇權主義為支柱的官權系統 ，再也沒有繼續存在下去的理由了。 在同一章程中，孫中山又就外交方面對清朝加以評判。他指出：面對列強的侵凌 ，清朝始則因循苟且，繼則屈膝投降，以至於 “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 ；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 ，簡直鬧到了國將不國的嚴重地步，因此 ， “亟斯民於水火”、 “扶大廈之將傾” ，2乃為興中會的當務之急。事實上，這時的清政府已經墮落成了 “洋人的朝廷” ，並且甘願 “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3這種抑內以奉外的醜態，使以清帝為首的官權系統更加形象猥瑣 ，更加無顏面對天下蒼生，更加失盡了作為中華民族掌門人的資格。既然以清朝在內治和外交兩個方面均一無是處 ，那麼結論只有一個 ，即不徹底否定清朝官權系統這一核體 ，中華民族的凝聚便毫無前途可言。 對 “士農工商”等官權體系以外的核外群體 ，孫中山屢有評說 ，也有一個較長的認識過程。 受傳統觀念影響 ，孫中山在興中會時期曾認為 ，中國仍當 “以士為四民之首”4 。不過在他看來 ，這一群體未足觀瞻，原因在於大多數士林中人抱殘守缺 ，不思進取 ，既受制於官權系統 ，又 “醉心於功名利祿”， “以革命為大逆無道”5 ，因而無從牽引其他社會群體與時俱進。但是 ，時隔不久 ，他的認識獲得了很大的改觀。隨着派遊學、興學堂、廢科舉 ，中國出現了一批不同於舊式士人的新型學人，他們思想積極，視野開闊，憂國憂民，追求真理 ，並慨然以 “救亡圖存”為己任。面對這樣一批新型學人，孫中山褒揚有加 ，稱之為 “極有精彩之團體”，並發出了 “中國前途誠為有望”的感歎。6可見 ，他對舊式士人基本取否定態度 ，對新型的知識分子群體 ，則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至於 “農”、 “工”、 “商”，則是除 “士”以外的三大核外群體 ，他們之於中華民族的凝聚，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孫中山對他們的認識是由淺入深的。他一度將社會群體分為 “先知先覺”、 “後知後覺”和 “不知不覺”三大部分 ，而 “農”“工”“商”等 ，大體均屬於他所說的 “不知不覺”之列。早在1891年前後，他曾說過 “惟小民可與樂成 ，難與圖始”7；時至1912年 ，他又有 “農人野老不明大義”一語81919年由 “五四”運動引發的上海大罷工高潮剛過 ，他仍認為中國 “工人沒有知識 ，就是一切新舊知識都沒有的”， “那些經營工業的資本家，對於近代社會思想的潮流 ，一點知識都沒有”。9值得注意的是 ，經過共產黨的幫助 ，他在 “國一大”前後 ，對 “農”、 “工”、 “商”的認識產生了飛躍。 就在中國共產黨誕生後不久的1921年12月，他說：“我國革命，已及十年，雖未着成效，然風氣日開，民智日進”10 ，這等於說廣大下層群眾再也不是茫然無所知的群盲。 1922年4 月，他在接見記者時說：“我們聯絡團體 ，又從那（當作 “哪”）一些人起首呢？這先要從一般無業的、做工的、種田的起首”這些人都是 “極有力量的人”。又說：“還有商人、士大夫⋯⋯這兩種人未嘗不應該聯絡 ，不過後一些罷了”1 。在1924年1月通過的 “國一大”宣言中，他更進一步感言：中國革命 “所恃為後盾者，實為多數之民眾，若知識階級、若農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 ， “惟國民黨與民眾深切結合之後 ，中國民族之真正自由與獨立始有可望” 不言而喻，孫中山對 “士農工商”等核外群體的審視和判斷是動態的，對他們的是非判斷 ，基本取一以貫之的肯定態度；對他們的價值判斷 ，則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提高 ，也可以說 ，對核外群體的總體是肯定的。這與對官權體系核體做出的否定，形成了極大的反差。這也多少表明，他對以新的核體凝聚中華民族的前途不乏信心。。12，；

既然孫中山如此否定核體、肯定核外群體 ，那麼 ，從邏輯上看，當時中華民族的凝聚至少在結構方面存在嚴重問題。為探查這一問題 ，孫中山在 《建國方略》 中曾這樣設問：作為世界 “至大至優”的中華民族 ，為甚麼不能像近鄰日本那樣成就 “富強之國家”？接着他作答道 ，原因在於 “人心渙散 ，民力不凝結”，以至於 “中國四萬萬之眾等於一盤散沙”13 。亦即是說 ，中華民族在多元一體的外殼之內，內部卻存在着結構鬆散的弊端。 在此基礎上 ，他進一步查探癥結 ，認為國人所以渙散不聚，實 “專制有以致之也”。他厲數清朝 “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的暴政 ，斷言在國人基本自由權力削奪淨盡的條件下，不可能出現 “人心固結、群力發揚”的興旺局面。 14這樣 ，他不僅從吏治清明與否的表層、還從專制主義的深層對晚清封建官權體系進行了更為根本性的否定。顯然 ，他認定在民主潮流湧動之時，專制主義的核體不能照舊向芸芸眾生釋放吸引力，芸芸眾生也不能照舊維繫對舊式核體的向心力，中華民族的凝聚模式、特別是凝聚核體的設置 ，必須來一番順時應人的大變動。 問題在於 ，一個民族不可能在核體缺位元的情況實現有序的凝聚，在否定專制主義的核體之餘，必須要有取而代之的新核體。對此，孫中山成竹在胸 ，早有籌謀。實際上 ，還在興中會之初 ，他就和盤托出了足令世人耳目一新的構想，在此姑稱之為以 “黨國”易 “帝國”的構想。其內容是：以興中會之類革命黨及其執掌的 “民國” ，取代以帝王及其臣屬支撐的 “帝國”，以刷新民族凝聚的核體 ，進而民主施政，將廣大核外群體重新整合凝聚起來。如是 ，他不僅致力於在核體方面採取以新易舊的斷然措施 ，也意味着力主在中國實施既前所未有、又與世界潮流接軌的政黨政治。 至於核外群體 ，孫中山雖基本持肯定的態度 ，但又感到他們在內聚方面還存在着若干缺陷和不足。他說：在中國 “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所以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於宗族而止 ，還沒有擴張到國族。” 15這裹所說的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無疑是基於血緣之類自然因素形成的層次較低的凝聚力；而所謂國族的團結力，顯系指由社會因素產生的較高層次的凝聚力。問題在於 ，核外群體與核體不一樣 ，具有超強的穩固性和不可取代性 ，因而要克服核外群體的不足 ，無法通過 “以新易舊”途徑實現。所以 ，為改觀核外群體的狀況，惟有對之加以民主主義的改造和提升之一途。正因為此，孫中山力圖引導廣大群眾突破血緣 、地緣等自然因素的制約 ，以實現由社會因素制導的更高層次的凝聚。 他對 “民權”作了一番令人頗有新意的闡發。他說：甚麼是 “民”呢？ “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就叫做民”。那麼甚麼是 “權”呢？ “權就是力量 ，就是威勢” ， “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倫的力量 ，就叫做權”。進而他又指出：“把民同權合攏起來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16至於實現民權的途徑，他認為必須 “從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始。而欲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又非從集會不為功。”他還斷言：“集會者 ，實為民權發達之第一步。” 17應該看到，孫中山所說的 “會”，既包括臨時性的集會 ，又包括永久性的結會 ；既包括黨會、國會等政治團體 ，又包括商會、學會等非政府組織。在孫中山看來，這類集會分頭並起 ，各司其事 ，互為補充 ， 相得益彰，完全可以在國會立法、黨會施政、鄉黨修睦、學社講文、工商籌業等方面 ，大奏 “固結人心”、 “糾合群力”之功。 至此 ，孫中山所構想的新型民族凝聚模式，已較為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這就是：以近代化的政黨（包括由政黨掌控的新型國家） ，取代以清帝為首的官權體系，實現在核體方面的與西方接軌 ；大力創導近代化的黨會 ，將社會處於 “一盤散沙”狀態的各核外群體，納入各類黨會之中，實現 “聚沙成石”；進而在政黨和新型國家的牽引下 ，全面提升中華民族的凝聚水平。 孫中山在着意優化核體和核外群體的同時 ，還清醒地看到 “聚”與 “散”是兩刃相割、勢同水火的兩個方面 ，中華民族要與時俱進地實現 “凝聚” ，就必須不遺餘力地遏制 “離散”。為此，他始終保持着高度警惕 ，不遺餘力地抨擊各類 “離散”行為 ，並為後人提供了四大思想精品。二

其一 ，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的思想。在孫中山看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 ，連同其繁衍之地——中國，都是決不允許被分裂的。他以傳統的 “大一統”觀念和近代關於民族、國家的理論為武器，首先抨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清朝的分裂行徑，這一點早就揭諸於興中會時期的多種文獻之中。民國成立之初 ，針對沙俄妄圖分裂蒙古的陰謀和一些少數民族王公背叛民族的動向，他強調 “解除專制 ，並非仇滿 ，實欲全國人民，無分漢、滿、蒙、回、藏 ，相與共用人類之自由。”18在晚年 ，他對軍閥割據的狀況憂心如焚 ，並諄諄告誡國人：“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 19直至臨終前夕，他仍堅持與分裂分子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可見 ，他是徹底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的旗手。 其二，反對民族投降主義的思想。投降主義與賣國主義一脈相通 ，其要害是為保全和擴大個人、小集團或狹隘的民族利益而不惜出賣全民族的整體利益。孫中山在起步革命之初 ，就把矛頭對準了民族投降主義的總代表——買辦化的清政府 ，抨擊它 “寧贈外族 ，不與家奴”的投降主義路線 ，指責清朝將香港、台灣、澎湖諸地和難以數計的賠款，難以道盡的利權 ，統統 “拱手送去外人”的行徑。20 繼而 ，他對袁世凱之流大小買辦軍閥，進行了包括武器在內的嚴厲批判。對投降主義者的主子——帝國主義 ，他曾心存疑懼 ，但又深信 “若我四萬萬人，以愛身愛家之思想之能力，合而愛國” ，則中國無懼於列強 ，並 “可以在地球上佔第一強國”。21經過蘇俄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 ，他在晚年更慨然宣稱：“現在已經是在中國與世界帝國主義公開鬥爭的時候了” ，中國必須 “擺脫帝國主義的強力控制 ，恢復我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22可見 ，他是中華民族反對投降主義的英雄。 其三，反對民族沙文主義的思想。民族沙文主義是中華民族內部存在的渙散劑。它反映在中華民族對內、對外兩個方面。對內，集中表現為大漢族正統觀念；對外集中表現為妄自尊大的情緒。孫中山主要是通過民族平等、五族共和等理論來否定有傷中華民族內部少數民族感情的大漢族正統觀念 ，也收到了相應的效果。相對而言，他對妄自尊大的對外情緒，予以了更為充分的關注。他告誡國人：“我們中國是世界上頂弱頂貧的國家”，為甚麼從前頂強現在頂弱呢？原因是近幾百年來 “我們國民睡着了”， “不知道世界他國進步的地方”，於是我們的 “文明就是退步 ，政治就是墮落⋯⋯”。23所以 ，他明確指出，要振興中華，就必須摒棄夜郎自大的陋見 ， “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 ，不但物質科學要學外國，而且在社會政治等方面也要擇其優長而習之。只有這樣 ，中國才能 “轉弱為強 ，易舊為新”24 。可見 ，他在對內、對外兩個方面 ，都不失為引領國人克服沙文主義的典範。 其四，反對民族虛無主義的思想。民族虛無主義與民族沙文主義相對 ，是一個民族在吸收他民族文化、反思本位民族文化時產生的另一種謬誤。其基本特徵是 ，在思想上陷於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 ，不能正確地對待本位民族文化 ，對外來文化則表現為迷信和盲從。在近代中國，隨着“西學東漸” ，民族虛無主義也就空前地泛濫起來。孫中山清醒地看到，自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義和團運動後 ，一些人的 “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國的心理便一天高過一天” ，以為 “無論甚麼東西 ，都是要仿效外國”。25對此 ，他嚴肅地指出，這種見解 “真是謬誤到極點”26 。他充滿理性地說：中華民族固有的東西 ， “如果是好的 ，當然是要保存 ，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27他還旁徵博引地說明，中華民族在思想水平、道德素質、創造能力等方面 ，並不比其他民族遜色 ，就連在美國的留學生 ，學習成績比美國自己的學生 “還要更好些”28他還強調 ，如果我們一面 “恢復我一切國粹”，一面 “去學歐美之所長”，就一定能甩掉落後的帽子 ， “和歐美並駕齊驅”， 29甚至駕歐美而上之。他在中華民族落伍之時能這樣激揚民氣，有利於增強民族凝聚不可缺失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可見，無論如何估計 ，他都堪稱為指導國人在思想上克服民族虛無主義的巨匠。。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處於社會形態嬗變之中的過渡時期 ，作為繼往開來的歷史人物，孫中山凝聚民族的思想，不可能不存在若干不足之處 ，不可能不需要一個較為長期的成熟和完善的過程。時至今日，當我們繼承這筆珍貴精神遺產時 ，有必要下一番檢討得失的功夫。 當封建王朝步向終點、 “歐風美雨”愈演愈烈之時，孫中山透視中華民族傳統的凝聚結構，並試圖刷新和提升民族凝聚的核體和核外群體 ，可謂充滿理性的嘗試。他試圖以近代化政黨及其掌控的國家來取代相沿數千年的封建官權體系，更堪稱千古一見之舉。可以說，孫中山正是力圖與世界民主潮流接軌、將中華民族引向政黨政治之途並重新整合凝聚的第一人。 然而 ，和任何歷史偉人一樣 ，孫中山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創導出成熟和完善新型核體——政黨。這一點 ，可以從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等頻繁更替的政黨名稱中看出端倪。事實上 ，這類政黨先天不足、後天營養不良的缺陷是嚴重的。例如，在黨的組織建設方面，孫中山雖然強調要將 “冒充革命者”與 “捨身任事者”加以區別30 ，但實際上黨在組織方面不純的現象普遍存在；在思想建設方面 ，孫中山雖然強調三民主義，但黨內卻存在着嚴重的一民主義、二民主義和三民主義的政見分野；在作風建設方面，孫中山雖然強調天下為公、廉潔從政 ，但黨內營私舞弊、腐化墮落的現象並不鮮見。所以 ，他領導的黨便無從走出內部衝突的陰影。在同盟會時期的那場 “倒孫”風潮中，甚至出現了 “開除孫文總理之名”31 、“先革革命黨之命”的聲音32 。不言而喻 ，這類遠未成熟的政黨 ，難以充分向全民族釋放吸引力；社會各核外群體 ，也難以充分向這類政黨釋放向心力。 還應該看到 ，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一脈相沿 ，並均奉孫中山為 “黨魁” ，反映出孫中山之於黨建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但這多少潛藏着集全黨之重繫於一人之身的嚴重危機 ，一旦 “黨魁”發生變故 ，這種危機就有可能暴發出來，並且產生悲劇性的結果。事實上，當孫中山逝世之後不久，蔣介石實際取得了 “黨魁”的地位 ，並由此導致中國國民黨迅速向右轉化，從而斷送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好凝聚局面。 當然 ，在世界政黨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與英國數百年前就出現了輝格黨、托利黨的情況相較，當年中國的政黨無疑問世嚴重滯後，深刻地打上了 “幼稚”的烙印，因而也不可能不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不可能是堅強有力、足資觀瞻的民族凝聚核體 ，這也應該是後人在黨建方面不可苛求孫中山的地方。 至於核外群體 ，孫中山力圖以民主主義提升他們的努力是值得景仰的，他試圖“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的願望也是值得稱道的。33然而，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核外群體的狀況複雜得令人目眩 ，並非像傳統的“士農工商”那樣可以一目了然 ，要使他們和諧有序地整合凝聚在一起 ，遠非 “想當然”那樣簡單。一個最為基本的國情變化是 ，當時的社會階級、階層關係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一方面，封建時期保有的各社會群體不僅仍然存在 ，而且處於躁動狀態之中；另一方面，又產生了封建社會未曾有過的近代工人、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依附於帝國主義的買辦、割據一方並投靠帝國主義主子的軍閥等，這就使中華民族內部的整合凝聚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困難，在此情況下要實現主權在民、 “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的願望，簡直是天方夜譚般的神話。除此之外，還應該看到中華民族凝聚形式的多元性 ，並非單純以民族個體為凝聚單位 ，舉凡血緣、地緣、業緣、神緣、物緣、階級、階層、黨派、信仰、志趣等，都可以成為人們 “成群結體”的紐帶 ，都可以形成品質和規模不同的核外群體。所以 ，僅就核外群體而言，強調 “五族共和”、各民族平等 ，並不能完全解決民族的凝聚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 ，各核外群體除可能與核體產生縱向的矛盾外 ，還可能產生核外群體之間橫向的磨擦與碰撞 ，以至弱化或銷彌彼此的 “親和力”。例如 ，基於狹隘的血緣情結 ，人們易於產生狹隘的家族 、宗族、種族觀念，這種觀念的發展，必然要導致狹隘的家族主義、宗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從而妨礙以血緣為紐帶的某一社會群體與其他社會群體發展健康的關係。基於狹隘的地緣情結，人們易於產生狹隘的鄉情觀三

念、地方觀念和地方保護觀念，這種觀念的發展 ，必然要導致狹隘的地方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 ，從而妨礙以地緣為紐帶的某一社會群體與其他社會群體發展健康的關係。基於狹隘的神緣情結 ，人們易於產生狹隘的神靈崇拜和宗教信仰觀念，這種觀念的發展 ，必然要導致程度不等的排他性，從而妨礙以神緣為紐帶的某一社會群體與其他社會群體發展健康的關係。基於狹隘的業緣情結 ，人們易於產生行業排斥觀念、行業壟斷觀念、行業歧視觀念，這種觀念的發展 ，必然要導致以行業為紐帶的某一社會群體與其他社會群體發展健康的關係。基於狹隘的物緣情結，人們易於產生狹隘的物產佔有觀念和物欲膨脹觀念 ，這種觀念的發展，必然要導致以物緣為紐帶的某一社會群體與其他社會群體發展健康的關係。顯然 ，在社會裂變、政潮迭起的當年 ，孫中山是無暇顧及這些方面的，他試圖將國人的 “團結力”由 “家庭主義”、 “宗族主義”引向 “國族主義”的良好願望，也不可能是解決這些問題的萬應妙藥。 綜上，在孫中山所處的那個時代，要使中華民族有機地凝聚起來，是一項需要一代接一代人實施的極其複雜的系統工程 ，其中包括：剷除有礙民族凝聚的離散勢力、營建眾望所歸的凝聚核體、協調各核外群體亦即各社會利益群體的關係 ，等等。孫中山是在中華民族傳統的凝聚格局將破未破、新型的凝聚格局將立未立的特殊歷史時期追求全民族團結和諧的偉人 ，他雖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引領中華民族進入理想的凝聚狀態 ，但為創新中華民族的凝聚格局 ，邁出了極其關鍵的第一步 ，也為中華民族的凝聚展示了光明的前途。註釋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 1222324孫中山：《香港興中會章程》 ，載於孫中山著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1890-1911》，北京：中華書局 ， 1981年 ，第21頁 。同上註 。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 ：《義和團檔案史料 ·第二卷下》 ，北京 ：中華書局 ， 1959年 ，第945 頁 。孫中山：《擬創立農學會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24 頁 。孫中山 ：《中國革命史》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七卷》 ，第63-64 頁 。孫中山：《覆陳楚楠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286-287 頁 。孫中山：《農功》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5 頁 。孫中山 ：《在杭州五十一團體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552 頁 。孫中山 ：《與戴季陶的談話》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五卷》 ，第68-70 頁 。孫中山 ：《在桂林對滇贛粵軍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六卷》 ，第10 頁 。孫中山著 ，陳旭麓 、郝盛潮主編 ：《孫中山集外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0 年 ，第262頁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九卷》 ，第119 頁 。孫中山：《建國方略》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六卷》 ，第412 頁 。同上註 。孫中山 ：《三民主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九卷》 ，第185頁 。同上註 ，第254 頁 。同註13 ，第413頁 。孫中山：《致貢桑諾爾布等蒙古各王公電》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48 頁 。同註15 ，第304頁 。同上註 ，第199頁 。孫中山 ：《訪神戶川崎造船所答謝詞》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三卷》 ，第49 頁 。孫中山：《致加拉罕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 ，第46 頁 。孫中山：《應上海 〈中國晚報〉 所作的留聲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十卷》 ，第236-237 頁 。孫中山 ：《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278 頁 。1

252627282930313233同註15 ，第316頁 。同上註 ，第303頁 。同上註 ，第243頁 。孫中山 ：《在廣州嶺南學生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八卷》 ，第540 頁 。同註15 ，第251頁 。同註6 ，第287頁 。陶成章著 ，湯志鈞編 ：《陶成章集》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6 年 ，第176頁 。張磊主編 ：《孫中山辭典》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4 年 ，第432 頁 。同註19 ，第270 頁。

孫中山對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的影響 ——以中山文化教育館為例謝 放 * 世紀偉人孫中山對現代中國的影響無疑是巨大而深遠的，他逝世之後 ，作為中華民族精神和現代文化的象徵，對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的發展同樣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1933年 ，為 “羅致國內學者潛心研究，以闡明中山先生之主義與學說，以樹立文化之基礎，以培養民族之生命 ，同時亦即以此為中山先生留文化上之永遠之紀念 ，俾與紫金山上莊嚴壯麗之中山陵同邁千古”1而建立的學術文化機構——中山文化教育館，在20世紀30-40年代 ，集合中國的一批著名學者，研究孫中山的學說和思想 ，探索中國社會發展的方案，致力於發展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取得相當的學術成就和社會效益 ，是孫中山對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影響的典型的事例 ，或者說是中山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這是現代中國學術文化史上值得關注的事情 ，然迄今鮮有人提及 ，專文研究幾為空白。本文擬對中山文化教育館的建立、發展和成績及其在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的作用、地位試作初步探討，以彰顯孫中山對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同時對今日有效運作和不斷完善孫中山研究的學術文化團體和機構 ，深入開展孫中山研究 ，以取得更大的學術成就 ，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和國際影響 ，亦不乏借鑒意義。一、中山文化教育館的創立 中山文化教育 館的醞釀籌建始於1932年11月，先由立法院長孫科邀請國民黨中央訓練部部長馬超俊、交通大學校長黎照寰、立法院秘書長梁寒操等人倡議發起 ，推舉孫科等 15人為籌備委員。2初名中山文庫 ，或中山文化館 ，最後決定定名為中山文化教育館。籌委會借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在南京召開之際，邀約與會中執委員簽名發起。翌年1月3 日，孫科又在上海舉行茶話會 ，邀集上海各界領袖作為發起人，並說明創建該館之緣由和意義：“鑒於外侮日亟 ，內憂未已，挽此沉屙 ，端在心理建設 ，乃征之以總理之主義，闡之以總理之學說 ，以恢復中華固有文化為經 ，以吸收現代新興文明為緯 ，培養民族生命。造成核心信仰。” 3 《中山文化教育館緣起》 亦申明了創立宗旨，強調文化為民族的活力和生命 ，文化進步與否實關係民族之興衰： “文化為一民族之活力亦即為一民族之生命，文化之進步與停滯 ，實與一民族之興替息息相關 ，縱覽全世界各民族進步之軌跡 ，無不以文化運動為其先導。 革命之意義，亦即於推翻不適合某一時代經濟環境之舊文化而創造新文化，並樹立其新基。故革命之成功，不僅在於破壞 ，而尤在於時代動向之正確把握並建立適合新時代之新文化。”4 籌備委員會呈請國民黨中央黨部備案、教育部立案的呈文也申明：*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文化與民族共關係之重且大，證諸史實 ，已可概見。原夫文化之構成，一為過去之累積 ，一為當前之動向。我國過去文化盡多參證研討之助 ，而當前動向更應權衡取捨 ，是務文化得其動向，民族斯有活力，民族有活力，方得時代之正確把握 ，而時代之新文化於以成立 ，故文化運動之基礎 ，不在政治權力。而在社會思想。 中山文化教育館之設立 ，冀轉移民族意識，振其思潮學力，勵以破釜沉舟 ，為國家恢復散渙人心，為民族保全將墮人格，百年大計 ，捨此莫由，於推進民族文化動力之外 ，又有永久紀念總理之意義，當為全民所讚許者。”5 1933年1月10 日，籌備委員會在上海莫利愛路10號開始正式辦公，展開籌備工作，分別呈請國民黨中央黨部備案、教育部立案，即獲批准。從中央與地方政府獲得的支助經費主要有：經孫科等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上提請並議決通過的政府月撥事業費5萬元 ，上海市政府經市政會議議決自1933年度預算起每年補助事業費5萬元 ，廣東方面經西南政務委員會議決月撥事業費2萬元。6 至3月7 日止 ，共有發起人331人 ，大多為國民黨元老、黨政要人及各界名流。7 3 月12 日（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日）上午10時 ，在南京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舉行成立典禮。發起人及來賓共300餘人出席。大會主席林森先報告開會宗旨，繼由孫科報告籌備經過，最後討論、修正並通過了《中山文化教育館章程》 。館址原擬設在上海 ，經討論決定設在南京。 8推選孫科為理事長 ；蔡元培、戴傳賢、吳鐵城、史量才、葉恭綽、鄭洪年、孔祥熙、黎照寰8人為常務理事；林森、蔣中正、汪兆銘、胡漢民、蔡元培、于右任、戴傳賢、吳敬�、張人傑、張繼、宋子文、李石曾、居正、孫科、陳果夫、孔祥熙、伍朝樞、吳鐵城、顧孟余、朱家驊、葉恭綽、史量才、楊庶堪、張定璠、薛篤弼、王雲五、鄭洪年、黎照寰、馬超俊29人為理事。9 《中山文化教育館章程》 對中山文化館的宗旨、事業、組織和經費都作了明確規定。 “以闡明中山先生之主義與學說 ，樹立三民主義文化與教育之基礎 ，培養民族之生命，為中山先生留文化上之永遠之紀念為宗旨。”10 主要 “館務”即開展的事業，包括以下6個方面：（一）學術研究。具體範圍為：①研究並發揚中山先生之主義與學說；②集合學術專家研究與中國有關係之各種問題 ；③對於國內外大學畢業成績優良或具有天才之青年 ，志切研究現代重要問題者，量予補助 ，俾得實踐研究。（二）實地調查。組織調查隊分赴各地調查農村社會經濟教育狀況。（三）學術獎金。設立中山獎學金，獎勵科學上之發明、文學之創作及有價值之著述等。（四）學費借貸。設立國內外大學學費借貸金 ，補助學行優良之勤苦學生。（五）學術講座。設立中山學術講座 ，選聘對於中山先生之主義與學說有研究者之專家，分赴各大學講學。 （六）圖書出版。迻譯名著 ，編輯社會教育圖書及定期刊物。 在制定研究計劃時 ，常務理事蔡元培提出 ，章程規定的研究範圍甚廣， “中山先生之主義與學說，包含甚富” ，且 “凡與中國有關係之各種問題 ，皆應研究則範圍之廣可知” ，然考慮受設備與經費的制約，不宜 “各種學術 ，同時並立” ，主張 “集中力量，求精而不騖博”，先選擇最適宜的幾項進行，且不宜與其他研究機構已經設立、卓有成就的學科重複設置。而應 “舉全力從事於現代最所需要而其他機關尚未能充分設備之學科” ，建議中山文化教育館先舉行三項研究：即中國美術史長編並組織美術館、教育研究和社會問題研究；若以此計劃可行 ，則學術獎金、學費貸款、學術講座及圖書出版 “亦不妨暫以此三種為範圍，而逐漸推廣”11 。常務理事葉恭綽 “主張編纂一部總理傳記為詳確之記載，集合專家訂定總理實業計劃之實施方法，而匯為一書，以作準繩 ，並編輯中山文化教育叢書，將總理思想主張融滲於群眾腦中，一面譯印各國新出版書籍以便知識界之閱讀。”12這些建議多為館內擬定研究規劃所採納。 中山文化教育館機構設置，除理事會綜理本館帶事務外，設秘書主任一人，負責主持館內日常工作，舉葉恭綽擔任。設事務部辦理本館文牘、庶務、會計及不屬於其他各部之一切事務 ，李大超任主任，李庚任副主任。設研究部辦理本館之一切學術研究及調查事務，黎照寰任主任，劉大鈞任副主任。設出版部辦

理本館一切編譯出版及發行事務，史量才任主任，陳彬龢任副主任。 13必要時由理事會決定設立各種委員會辦理專門事務。 經費籌集包括創辦捐款、基本金（只得支用利息）、補助各款 ，經常捐款、特募捐款、出版物收入及其它收入。 《章程》 還規定了發起人的義務和權利：在創立本館時期須自捐或募捐500元以上之創辦費 ，本館成立一年之內募集500元以上之基本金；得隨時進館閱覽圖書查核報告，獲永久贈送各種定期刊物及酌送各種出版圖書。 中山文化教育館成立後 ，開展的主要工作有： （一）擬定研究規劃。按照成立大會通過的計劃大綱 ，凡專門問題之研究 ，學術刊物之印行 ，農村經濟之調查 ，獎學金之舉辦，圖書館之籌設等事業，逐步開展。其中學術研究範圍包括中國的教育、藝術史、社會問題及土地問題、孫中山實業計劃和心理建設、中國哲學史、中國地理、地方制度、國際問題 ，決定初步開展的工作計有：組織實地調查團分赴各地實地考察，尤其重點考察文化教育和民生狀況 ；設置獎學金和助學金 ，先從少數辦起；特約或收購編譯、撰者圖書，亦先從數類辦起 ；限於財力人才，不能多設機構 ，擬先設各項研究員，分門初步研究。 館址遷南京後，葉恭綽不能常駐南京，遂辭去秘書主任一職 ，由馬超俊接任並改稱總幹事。馬任總幹事後，對館內組織、研究計劃作了適當調整和擴充。初具規模研究部改分三民主義、經濟和勞工三個組 ，制訂了相應的研究計劃。 三民主義組的研究計劃分三期進行，第一期研究的課題有：孫中山的哲學系統、中國革命史研究、五權憲法原理、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問題、平均地權理論、中國現階段的土地問題 ，民生主義之住居問題、物質建設中的人文地理研究、中國民族史研究、民生史觀之社會學的歷史學研究。第二時期研究的課題有：心理建設之哲學的與心理學的研究，實業計劃之理論與實際研究、均權制度與地方政府、地價稅的研究、節制資本之實際的研究、三民主義的教育政策研究、考試制度與監察制度研究。第三時期研究的課題有：民生主義與土地政策、移民殖邊問題、國民黨農民政策和勞工政策研究、中國行政制度之改進研究。 經濟組研究的主要課題有：都市社會經濟問題（主要是上海）、廣州農村經濟調查、粵豫皖魯煙草區調查、對外貿易農村經濟關係研究、農工僱傭習慣及需供現狀之調查。耕地利用及鄉村人口密度調查、各省耕地面積之釐訂、墾殖問題研究等。 勞工組研究的課題主要有：中國勞工運動史、中國勞動立法研究、中山先生的勞動思想。 中山文化教育舉辦的事業和研究計劃還具有較鮮明的兩個特點：其一，根據實際的財力人力，有計劃地進行研究和舉辦公益事業。創建之初即表示 “此一計劃之實行 ，端賴群力並舉 ，即如基金之募集亦非共同負責不為功。” 14在經費人才有限的情況下 ，研究計劃分期進行 ，先不多設研究組室而只依據課題由研究人員分別進行研究。一年多以後逐步擴充，除將原有的調查研究工作歸倂為經濟組 ，另增加三民主義組及勞工問題研究組。其二，基礎理論探討和現實問題研究相結合。在擬訂並實施的研究計劃中，既有孫中山學說和思想的理論探討 ，也有哲學、歷史學、民族學、地理學等基礎學科的研究，還有針對性較強的現實政策和社會問題的研究以及開展社會調查。 （二）修建南京新館。成立大會決定館址設在南京後 ，又經發起人充分醞釀 ，決定建在中山陵園內，“庶可與紫金山莊嚴壯麗之中山陵，互相輝映”15 。經理事會與園陵管委會協商，遂於1934年1月25 日，正式簽訂租約 ，租地32.1畝 ，租期30年（期滿仍有優先承租權），年納租金48.15元。館址確定後，孫科委託著名建築師趙深負責主持設計 ，參與設計的還有滿族建築師童駿和園林專家傅煥光 ，設計方案及建館預算經館務會討論通過。建館預算為建築費10萬元，設備費5萬元，圖書費5萬元。新館工程經招標由張裕泰營造廠承建，總造價為96，000元，於7月1日正式動工修建，所用之建築材料 ，國貨佔70％。翌年1月底全部館舍建竣 ， 2月20 日起 ，遷館至南京 ， 3 月1 日起 ，在新館正式辦公 ，上海則暫設一辦事處。

（三）設立圖書館。在籌建之初即向全國各文化機關社團徵求圖書雜誌 ，很快收到各地捐贈圖書943部、雜誌146種。中山文化教育館成立後 ，即着手圖書館的籌建工作，於1933年底初步建立。一年後，除收集中山文獻外，一些重要的大型成套圖書相繼購定，如《四庫叢刊正續編》 、 《古今圖書集成》 、 《四庫全書珍本》 、 《大英百科全書》 、 《社會科學百科全書》 、 《美國百科源泉》 ，各省方地及水利地圖等要籍亦不時選備。共有圖書16，000餘冊 ，以社會科學圖書為主，亦有少部分自然科學圖書。 16圖書館還盡量收藏全國各種定期刊物 ，至1935年1月底 ，共收藏1129種 ，以刊物性質分類 ，普通類211種 ，時事評論類136種 ，社會科學類82種 ，教育類284種 ，自然科學類19種 ，應用科學類110種 ，宗教哲學類6種 ，文藝類65種 ，史地遊記類7種 ，學校刊物類76種 ，公報類133種。 17 此外 ，還擬定了編輯出版學術刊物和叢書計劃和決定設立中山獎學金設想（詳後）。二、中山文化教育館的主要成績18中山文化教育館自創立後 ，經10年發展 ，已經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其間大體可分為3個時期。 （一） 成立之後至遷離南京（1933 年3 月 - 1937 年 11 月） 這一時期按照成立時制定的事業規劃 ，開展了各項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和業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 一是孫中山及中國歷史、現狀研究。成立時的研究計劃大多順利進行，完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因受經費及印刷條件限制未能全部出版 ，已經出版有8種 ：即胡去非 《總理事略》（商務印書館1937年）、胡去非和陳培偉 《總理遺教索引》（商務印書館1937年）、楊幼炯 《近代中國立法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馬超俊 《中國勞工運動史》（商務印書館1942年）、吳文輝 《中國糧食問題》（正中書局1938年）及該館編輯的3部專題論集即 《民族學研究集刊·第1期》（商務印書館1936年）、 《中國教育制度討論專刊》（商務印書館1937年）、 《中國地租問題討論集》（商務印書館1937年）。 二是農村社會經濟調查。此項工作採取委託館外團體、與館外團體合作、派員採訪、通訊調查以及收集書報數據等多種方式進行。共完成 “上海工業調查”（委託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完成）、 “廣東農村經濟調查”（與嶺南大學合作）、 “粵豫魯煙草區調查”（與太平洋學會合作）、 “中國農工僱傭習慣及供需現狀調查”、 “中國耕地利用及鄉村人口密度調查”、 “中國墾殖事業調查”以及其他一些調查。在這些第一手比較深入的調查基礎上，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由該館正式印行 ，包括孔雪雄 《中國今日之農村運動》（1934）、陳翰笙 《廣東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1934）、陳正謨 《各省農工僱傭習慣及供需狀況》（1935）和 《中國各省的租佃》（1936） 1935年夏，研究部邀集館外專家學者就租佃問題撰文討論，各抒己見 ，匯集不同觀點的文章19篇加上陳正謨撰寫的 “引言” ，編為 《中國租佃問題討論集》 ，由商務印書館於1937年1月正式出版 ，其中收有薛暮橋的 《怎樣研究地租問題》 一文，主張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來研究租佃問題。這幾部調查報告和研究論集 ，至今仍是研究民國社會經濟的重要參考書。 三是翻譯介紹世界學術名著。此項工作始於1933年7 月，大致分為3類：一是翻譯世界名著 ，編為中山文庫世界名著譯叢 ，由商務印書館印行 ，至建館10週年之際，已經出版共有29種 ，即將出版的還有23種。從已出版的譯著來看，以歐美社會科學理論、歷史及現狀研究的著作為主19 ，也有部分馬克思主義及蘇聯問題研究的著作20 。二是編譯時事叢書 ，此項工作始於1936年 ，或聘請專家著述 ，或編譯外人著作 ，迄1939年已經出版了4種。三是介紹世界學術思想 ，至1938年出版3種 ，即將出版1種21 。 四是編輯出版定期學術刊物：自1933年7 月成立出版部後，即着手擬訂出版各種定期刊物和叢書計

劃 ，並積極實施 ，這一時期出版的刊物有： ①《時事類編》 ：1933年8月10 日在上海創刊 ，為國內專門介紹世界現勢、國際輿情及外國論著的刊物，創刊號 “卷頭語”申明該刊的宗旨：“我們認為要尋覓我們民族的途徑及盡國民的責任 ，必須瞭解國際現勢——研究世界上經濟的、政治的諸種事實，拿來作我們的參考。同時我們認為對於材料的搜集，對於時代的認識，亦必須嚴正地執着客觀的態度 ，絕不滲入主觀的成見。”22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譯部主任 、著名法學家梅汝璈任主編 ，編譯者除館內熟諳英、法、德、日、俄各國文字的專任編輯外 ，還約請館外專家、教授多人。先為旬刊 ，不分欄目，從第2卷第22期起（1934年9 月）改為半月刊 ，分 “世界論壇”“學術論著”、 “文藝”、 “人物評傳”、 “文藝”、 “科學新聞”、 “文壇消息”等欄目。自第3卷第1期起（1935年2 月）遷至南京出版。第4卷第1期起增加 “時事撮要”、 “新書介紹”兩欄 ，自第5卷第1期起 ，又增加 “國際時事文獻”和 “一月來之國際時事”兩欄。篇幅由最初每期6-7萬字，擴充至約15萬字。至1937年8月，共計出版了5卷101期。23 ②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 ：1934年8月在上海創刊 ，為綜合性學術刊物，左恭24任主編。自1937年春第4卷第1期遷至南京出版。每期約35萬字左右 ，迄第4卷第3期出版後（1937年8月）停刊 ，共編輯出版了4卷13期。25刊載孫中山學說思想、人文社會科學、中國文化教育、中國政治經濟、世界學術思想、國際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研究論文以及中國社會現狀調查報告。26編輯部在創刊號的 《編後記》 中聲明，刊稿堅持嚴格的學術標準以保持期刊的學術品位 ： “我們絕對排斥一切宗派的成見，使本刊不為任何畸形學說的專有地盤：我們企圖集合全國學術界的人材，以最公允的態度 ，作着各種學術的專門的研究，同時 ，我們選擇的標準也預備做到較嚴格的程度 ，因為這不是文化販賣機關，凡是粗製濫造的作品，在這裹將不容易得到發表的方便。操持在商人和實質類似商人的掌握中的中國學術界 ，近年來已盡可能的混亂和膚淺化了，從任何見地，我們都沒有再助長這種混亂 ，使這種膚淺延續的理由。” 該刊的撰稿者多為當時知名的專家學者 ，如經濟學家章乃器、陳翰笙、馬寅初、方顯廷、劉大鈞、千家駒、陳正謨 、沈志遠、孫曉村 、錢俊瑞、薛暮橋 、嚴中平 、張培剛 ，文史學家胡愈之、呂思勉 、呂振羽、陶希聖、肖一山、翦伯贊、朱光潛、李石岑、王孝魚、鄧拓（筆名鄧雲特）、哲學家李達、唐君毅 ，教育家顧毓琇、錢亦石、薑琦 ，法學家楊幼炯、吳經熊、梅汝璈、張匯文等，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期刊的學術水平。 ③ 《期刊索引》 ：月刊該索引根據館收藏的1129種中文期刊編制索引，創刊於1933年12月，迄1937年6月，共計編行6卷。 ④ 《日報索引》 ：月刊 ，取材國內10餘種重要日報 ，編制索引，分期刊行 ，最初作為附錄與期刊索引合刊 ， 1934年4 月始獨立印行 ，自獨立印行迄1937年6月，共計編行5卷。 ⑤ 《天下月刊》（英文）：創刊於1935年秋季，旨在溝通中西文化 ，內容分為：社論、學術論著、中國名著翻譯、中國文化界動態報告、書評等 ，每年發刊10期。 五是編輯出版叢書。此項計劃系由中山文化教育館提出選題計劃，然後登報向社會公開徵集作者和書稿。決定編輯出版 “公民叢書”、 “建設叢書”、 “民眾科學叢書”以及 “孫中山傳記” ， 1933年12 月登報公開徵集三種叢書書稿。 “公民叢書”應徵作者經審查合格者23人，書目10種 ，至1934年10月底 ，有作者12人繳稿，計書稿17冊。 “建設叢書”作者應徵合格6人，至1934年底 ，繳稿3種。 “民眾科學叢書”聘陶行知為主編 ，是年底也徵得書稿5種。 “孫中山傳記”應徵者更是十分踴躍。自1933年6 月登報徵稿 ，應徵者220人，至1934年底 ，已經收到39位作者的39部書稿。27 1934年7 月，經理事會通過，組織叢書審查委員會 ，聘陳幼炯為主任 ，負責綜核一切 ，劉大鈞、丁燮林、鍾天心、王昆侖、左恭、李庚、陳正謨為委員，負責審查叢書書稿及調查報告，也聘請有關專家參與審查。經審查合格的書稿，陸續交付出版。、

書刊的發行，最初委託書店代理 ，出版部僅指定一二工作人員兼理 《時事類編》 的部分訂戶及刊物交換工作。隨着出版物的逐漸增多，為了擴大書刊發行 ，遂於1934年8月，成立出版物發行處 ，組織有計劃的發行推廣工作，着手擴充各省市及國外的分售處 ，聘約各大商埠的個人推銷員，特約全國郵局代收訂戶；並聯絡各大報紙和著名雜誌 ，交換刊登廣告，擴大宣傳 ，以增進經濟上之收入。同時各出版物編輯方面在書刊篇幅、內容及印刷、裝訂等方面皆銳意刷新，力求精美完善，使 “各刊銷數均有驚人之進展”⋯，如 《時事類編》 每期銷數由3000冊激增至6000冊 “且已不敷供求矣”28 六是舉辦中山獎學金。 1933年夏舉辦第一屆 ，獎學事項共三種：①救濟我國農村方案（徵文題目），獎金總額1000元；②暑假計劃與工作報告（徵文題目），獎金總額1500元；③ 自然科學考試競賽，獎金1500元。29 1934年舉辦第二屆 ，因鑒於第一屆兩類徵文 “成績不佳” ，第二屆暫緩徵文競賽，只設以物理學為主的自然科學競賽。事先經常務理事會議定 《中山獎學金第二次舉辦計劃案》 ，呈請教育部通令各大學推薦人選 ，並在各報刊登通告。推舉理事蔡元培、黎照寰、鄭洪年（曾任暨大校長）三人商定獎學辦法，推定著名物理學家丁燮林（中研院物理研究所首任所長）、胡剛復（中研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交通大學教授）、呂子方（後任四川大學教授）三人為評定委員。獎勵兩類大學生 ，一是大學物理專業在校生學習成績優異者，二是畢業生有物理學論著或譯著者 ，獎金總額各2000元。30 （二） 西遷重慶至機構改組（1937 年 11 月 - 1942 年3 月）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 ，中山文化教育館於是年11月西遷至重慶北培中山路 ，大部分同仁離館參加抗戰工作 ，雖然刊物出版難以為繼 ，調查計劃倍受影響 ，翻譯工作暫告停頓。但在極其艱苦困難的情況下，館內同仁團結一心 ，克盡職責，根據抗戰的形勢和需要，繼續努力開展工作 ，以直接服務於抗戰為主要任務 ，仍然取得相當成績。 一是編輯出版抗戰特刊和抗戰叢刊。除1939年至1941年出版研究成果6種外，迄1943年，編輯出版了抗戰物特刊6種 ，抗戰叢刊9類103種 ，包括 “通論”4種、 “外交與國際形勢”11種、 “抗戰對策·軍事”4種、 “抗戰對策·政治”21種、 “抗戰對策·經濟”21種、 “抗戰對策·國際法”3種、 “抗戰對策·文化教育及其它”28種、 “敵情研究”9種 ， “敵軍暴行”2種。31 二是繼續編輯出版學術期刊。因戰爭期間，國外書刊不易獲得，同時為適應戰時文化之要求，對編輯出版方針作了一定調整 ，以闡述抗戰各種問題為重點。編輯出版的刊物主要： ① 《時事類編特刊》 。半月刊 ，前身即為 《時事類編》 ，第1期1937年9 月出版 ，自第6期（1937年12月）遷至漢口出版 ，自第18期（1938年3月）起遷至重慶出版。先後編行 《遊擊戰爭》 、 《救亡工作實踐與經驗》 、 《戰地實況與作戰經過》 、 《武裝民眾與建立新國防軍》 、 《西班牙戰爭經驗》 、 《外交與國際問題》 、 《地方行政機構改革問題檢討》 、 《農村經濟問題》 、 《敵情解剖》 、 《憲政憲章》 、 《戰時經濟問題及糧食問題》 等特輯或專號，此外 ，如戰地通訊及文藝作品刊載尤多。至1942年1月，共計出版了70期。 ② 續編 《天下月刊》（英文）。抗戰爆發後 ，該刊編輯部遷至香港繼續編行 ，惟為節省用費，將原定每年發刊10 期改為每年發刊5期 ，直日軍侵佔香港時 ，始行停刊。 （三） 1942 年3 月機構改組和重新規劃以後 抗戰前期 ，因戰時的要求和條件的限制 ，中山文化教育館的原規劃的研究工作受到較大的影響。為了實現建館宗旨，發展學術文化 ， 1942年3月，召開館務會議 ，決定強化機構 ，恢復過去之學術研究、社會調查及譯介世界名著。 學術研究方面重新整合了研究力量 ，以三民主義研究為重心 ，館內分為民族、民權和民生三組。。

民族組的研究任務在於究明孫中山之民族主義並尋求民族問題之實際解決方案。規劃的研究專題主要有：三民主義的民族論與文化論、中華民族源流及其發展諸問題之史的研究、中華民族興衰原因及繁榮種族之政策與方法之研究、邊疆民族問題之研究與解決。 民權組的研究任務在於究明孫中山之民權主義並尋求實現民權平等之具體辦法，規劃的主要研究專題有：三民主義的民權學說與政治制度之研究、實現民權主義的方法與程式、國家建設理論與問題之研究。 民生組的研究任務在於究明孫中山之民生主義並尋求建設民生主義經濟制度之正確政策，規劃的研究專題有：孫中山之民生哲學與經濟學說、民生主義經濟制度及其實現方法之研究。 社會調查的任務是明瞭客觀實際情況以配合上述研究，使能獲得各種問題的合理解決。先進行四種調查：全國人民對三民主義意見、在過去黨治下全國地方施政成績、中國邊疆各民族社會經濟狀況以及全國黨義研究專門人才調查。 譯介世界名著作方面決定繼續編譯中山文庫世界名著譯叢，着手翻譯英國史學家湯因比的史學著作以及劍橋上古史、中古史和近代史。 編輯出版的學術刊物主要有 《中山文化季刊》 和 《民族學研究季刊》 。 《中山文化季刊》 實際上就是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 續刊 ，內容注重三個方面 ，即闡揚三民主義及以三民主義為理論指導之學術論著、建設之具體方案以及世界學術思想之介紹與批評。第 1卷第1期於1943年4 月出版 ，現存的最後一期是第2卷第2期（1945年9 月出版）。撰稿者多是知名專家學者，如經濟學家王亞南、郭大力、吳文暉32 、文史學家聞一多、翦伯贊、簡又文、錢實甫、楊人楩、彭澤益、吳澤 ，政治學家鄧初民、法學家楊幼炯、民族學家黃文山、戴裔煊33 ，哲學家侯外廬、楊榮國等人。 還在1936年5 月， 《民族學研究集刊》 第1集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 ，嗣後因全面抗戰發生 ，研究和出版受到影響。 1940年3月由商務印書館在長沙出版第2期 ， 1943年9 月、 1944年10 月和1946年4月仍由商務印書館在重慶出版了3-5期 ， 1948年12月由中華書局在上海出版了第6期 ，每期約20-25萬字。主編黃文山。 《集刊》 介紹西方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的流派、理論與方法，探討中國民族學的學科發展問題 ，專題研究中國（特別是西南地區）民族歷史、文化和現狀。為該刊撰寫論文大多是中國現代民族學、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等學科的先驅。在 《集刊》 第1期上 ，就刊載了黃文山 《民族學與中國民族研究》 、衛惠林 《民族學的對象領域及其關係的問題》 、凌純聲 《民族學實地調查方法》 、林惠祥 《民族學學說的新綜合——新進化論》 、楊堃《法國民族學之過去與現在》 、吳文藻 《功能派社會人類學的由來與現狀》 、馬長壽 《中國西南民族的分類》 等重要論文。 同時還組織了 “戰後世界建設研究會” ，以研究戰後世界建設諸問題。研究會於1943年1月31日成立 ，由本館理事長兼任主任 ，下設五個組，分別負責世界一般情勢、政治法制、經濟財政、思想文化和社會問題五個方面的研究。 上述規劃在短短的一年內即取得一定成效。研究課題方面已取得進展有20項 ，其中三民主義研究5項、戰後建設3項、歷史學3項。民族學8項、文化學1項。介紹翻譯工作已經完成3項 ，正在進行的有8項 ，以歐美、蘇聯經濟方面的著作為主。 當然，由於八年抗戰及隨之發生的內戰，長期處於戰爭環境之下，並受政治、經濟和社會多種困素的困擾，中山文化教育館未能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績 ，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筆者受限於歷史資料 ，也暫未及論述抗戰之後中山文化教育館的概況及結局。但就其已經取得的成績和效果來看，在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上理應具有比較重要的地位。

三、在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上的地位 首先，就孫中山研究本身而言 ，標誌着從政治宣傳開始轉向學術研究。在此之前，由於革命鬥爭的需要，着重於孫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的宣傳。中山文化教育館創建之際，在研究導向上，開始提倡從主觀感情的政治宣傳轉向客觀理智的學術研究，提倡研究既要結合中國的社會實際，也要汲取歐洲的現代思潮和現代科學知識。在這一導向之下，相繼發表和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學術論著 ，對孫中山研究的相對深入起了推動作用 ，在孫中山研究學術史上應佔有一定地位。 孫科在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 創刊號發表的 《發刊詞》 中說：“中國國民革命現在已由消極的破壞階段進展到積極的建設時期 ，因此我們對於中山主義也一定要從主觀的感情的宣傳進而作客觀的理智的研究。從前我們要使中山主義普遍的為國人信仰 ，及喚起民眾對革命的同情 ，而促進革命勢力的發展 ，所以我們不能不偏重於主觀的和感情的宣傳，現在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若要使中山主義更加發揚光大，我們必須對中山主義作一種切實的研究和補充。”他還說：“一種主義的發生和長成，必定和它的環境與時代有密切的關係 ，換言之，一種主義一定有它發生並長成背景。”進而概括了中山主義的三種背景：第一是 “中國的實際狀況” ，第二是 “歐洲的現代思潮”，第三是 “現代科學智識”。 “所謂客觀的理智的研究就是要我們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虛心態度，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接受歐洲最現代的進步思潮，應用現代日新月異的科學智識 ，將中山主義所包涵的各個問題切切實實下一番研究和補充的工作。中山主義的實際建設 ，需要我們埋頭苦幹 ，中山主義的理論建設 ，同樣的需要我們埋頭苦幹。”《中山文化季刊》的 《發刊詞》 也重申了這一辦刊宗旨，強調研究 “必然同時觀察認識中國的現狀 ，比較研究各國的進步思想 ，接受應用最新的科學方法 ，主觀的冥想或直覺、玄學的研究，或憑偏頗的成見好惡的感情以作牽強附會的解釋 ，都不是現代人的研究方法。” 這種強調研究的客觀性和學術性、將孫中山研究與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以及世界進步思想和最新學術思潮相結合的導向，在孫中山研究學術史上具有一定的典範意義。用今天的話來說 ，就是既立足於中國社會現實，也要與國際學術文化界接軌。中山文化教育館進行的孫中山研究力求體現這種學術導向。這表現在：一是基礎性研究工作得到重視。如採納葉恭綽的建議，先由胡去非等人徵集資料編寫一部相對完整的孫中山傳記—— 《總理事略》34（胡去非編）以及孫中山著作索引工具書 《總理遺教索引》35（陳培瑋、胡去非編） ，兩書在資料徵集和史實考訂上下了功夫 ，編寫亦比較嚴謹 ，至今仍有參考價值。該館編輯出版的期刊和日報索引月刊亦是一項基礎性工作 ，為學者檢索資料提供了方便。二是孫中山研究深度和廣度都較此之前有所擴展。從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 所發表的直接研究孫中山學說及其相關理論問題的論文題目來看 ，涉及範圍比較廣泛、討論的問題相對深入，有的研究視角也有一定新意。如黃凌霜《民生史觀論究》（第1卷第1期）、張匯文 《中山分權論在政治學上之地位》（以上第1卷第1期）、陳長蘅 《民生主義的計劃經濟與統制經濟》（第1卷第2期）、楊及玄 《由歷史觀的演變說到民生史觀》 、楊幼炯 《五院制度比較論》（以上第2卷第1期）、楊及玄 《民生史觀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周先庚 《心理學與 “心理建”》（以上第2卷第2期）、王孝魚 《“知難行易”和我國思想史上的知行問題》（第2卷第3期）、陳德榮 《孫文學說中的信誓與行》 、姜琦 《三民主義之辨證觀》 、鄭元瑞 《三民主義之階級調和說與儒家哲學》（以上第2卷第4期）、姜琦 《三民主義教育的相對性與統一性》（第3卷第1期）、林桂圃 《孫中山先生的非常時期國家自由論》（第3卷第2期）、張樾 《民生主義和階級協調》（第3卷第4期）、林桂圃 《孫中山先生的人性論政治理想》 、陳正謨 《平均地權與中國歷代土地制度》（以上第4卷第3期）等等。 其次，以學術機構的名義組織和編輯出版了眾多有影響力的學術刊物 ，大型叢書和工具書 ，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現代化起了比較重要的推動作用，在近代中國出版史、翻譯史和新聞史上也有值得重視的歷史地位。 如 《時事類編》 便是當時一個很有特色、頗有影響的刊物，編者始終堅持客觀真實地介紹各國最有價

值的論著的辦刊宗旨，讓不懂多種外國文字的國人能及時獲得對世界時事和學術思潮的真切瞭解。主編梅汝璈說：“《時事類編》 的宗旨，不在發揮同人自己的見解和言論 ，而在忠實地、客觀地介紹各國出版界中最有價值的論著來供國人的參考，使不懂多種外國文字的一般國人藉此對於世界現勢、國際問題以及學藝思潮各方面能獲得更真切更直接之瞭解。本刊四年以來，在編輯方法和選材範圍上雖時有不同，但這個宗旨卻是始終一貫，恪守不渝。”林語堂在一篇 《關於中國出版界》 的英文論文裹稱 《時事類編》 的性質和地位相當於英國的 《活時代（Living Age）》 而 “《活時代》 是世界上很有歷史，很負盛名的刊物”36 。 在編輯出版叢書中所採取的開放態度，即本館負責策劃、組織和審查工作 ，向學界和社會公開徵集書稿的形式，也取得較明顯的工作成效和社會效益。不論是出版學術性的 “世界名著叢書” ，還是普及性的“公民叢書”、 “建設叢書”、 “民眾科學叢書”以及直接為抗戰服務 “抗戰叢刊”、 “抗戰特刊” ，都充分調動、整合了學界及社會的學術文化資源 ，在相當程度上擴大了中山文化教育館在學界和社會的影響 ，通過這種形式 ，既團結和聚集了學界和社會各界人士 ，也使本館的事業成為了整個學界和社會的事業 ，這對於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發展中國的學術文化來說 ，不失為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 再次，組織、委託著名專家學者在深入進行社會調查的基礎上，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培養了一批學術精英 ，尤其在中國現代農村社會經濟學和民族學這兩個領域起了開拓作用。 從研究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出發，中山文化教育館十分重視民生問題的調查和研究 ，而當是中國最重要的民生問題是佔人口絕大多數農民的生計問題 ，故農村社會經濟的研究一直是中山文化教育館十分關注的課題。 1933年11月-1934年5月，陳翰笙受中山文化教育館之聘 ，組團到廣東從事農村調查 ，對16縣的農村概況進行了實地調查 ，對番禺縣10個代表村1209農戶逐一調查 ，還對50 縣335個村採取了通信調查 ，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 ，在此基礎上先後寫在 《廣東的農村生產關係與農村生產力》 和英文著作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Agrarian Crisis in South China37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研究生產關係與生產力，有力地論證了階級剝削、高利貸剝削和國際壟斷資本剝削是造成中國農民貧困和農村社會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探尋了一條將馬克思主義社會分析方法與西方經驗研究相結合 ，認識中國農村社會經濟性質的途徑。通過農村社會的調查 ，還培養了一批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如王寅生、錢俊瑞、孫冶方、薛暮橋等人 ，在中國社會調查和農村社會經濟研究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38 ，陳翰笙也被學界譽為 “馬克思主義農村經濟學先驅”。中山文化教育館出版的其他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報告，如孔雪雄 《中國今日之農村運動》 、陳正謨 《各省農工僱傭習慣及供需狀況》 、 《中國各省的地租》 等，至今仍是研究民國時期農村社會經濟史的重要參考文獻。 從研究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出發，中山文化教育館也十分重視民族學、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等學科的開拓工作。研究部專門成立了民族組，從事民族的調查和研究工作 ，為學科成熟和發展的作了必要的學術積澱。編輯出版的 《民族學研究集刊》 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民族學為研究物件的專門刊物 ，也具有標誌性的意義。 1946年民族學家徐益棠在 《集刊》 上撰文回顧民族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及近年取得的成就時指出 ：“研究同志之增多 ，研究範圍之廣泛 ，以及各論文取材之精慎 ，內容之質要 ，均視戰前為進步”39 。從而對中國民族學的創立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最後，還值得一提的是 ，中山文化教育館雖然採取了 “官學結合”的模式，但還是在相當程度保持了學術的自由品格和獨立地位。該館發起人和理事會成員幾乎囊括了國民黨的主要元老和黨政要員，並獲得了政府的經濟資助和行政資源 ，同時也聚集了一大批當時中國的知名專家學者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化事業。這種 “官學結合”並沒有使學術研究淪為依附於政治權勢的 “御用工具”，而是在相當程度上保留了學術的自由品格和獨立地位。政治背景和學術見解不同的學者聚集在一起 ，探尋了一條基礎理論研究與解決現實問題相結合的學術發展路徑，為研究孫中山的學說和思想、發展中國的學術文化這一共同事業做出了貢獻。 中山文化教育館籌建之初，其 《緣起》 便鄭重申明要保持學術研究的獨立地位：“同人等尤有不得不鄭重說明者，即本館創辦之始意與目的，純為致力於學術之研究，企圖於民族文化盡一分推進之力，既不

受實際政治之牽掣 ，尤不為任何關係所絆繫，則同人可以負責公告於社會者。” 40 籌委會呈文中也明確聲明：“文化運動之基礎不在政治權力 ，而在社會思想。” 41 這種 “既不受實際政治之牽掣 ，尤不為任何關係所絆繫”的學術自由獨立精神，確實融貫於中山文化教育館的研究工作和出版事業之中，如前提及該館 《季刊》 編者強調以學術水平作為論文取捨的惟一標準 ， 《時事類編》 遵循 “忠實地、客觀地介紹各國最有價值的論著”的原則，都是這種精神的體現。 《季刊》 還刊文針對當時學界過分強調 “實用的研究”的風氣，主張要同時重視基礎研究，因 “學術的進行不能循着單一的方向走 ，實用的研究還是要靠無直接應用的研究”。過分強調 “實用”， “就要把研究的生機反而阻遏了”。呼籲要給學者 “選擇題目的自由”，要為學者營造 “優游涵泳、從容不迫的環境”；即使科研機關聘請研究人員從事應用研究的課題， “最好的政策還是讓他以一部分時間作他喜歡的研究工作”， “做些與應用問題本身無關的研究，好像無用，其實乃有大用 ， ‘無用之為大用也’——主持學術機關的人一定要知道這個道理 ，才不至犯 ‘欲速’並 ‘見小利’的毛病。”還希望學界克服 “門戶水火之見”，對不同的學科和學派都應採取 “並育而不相害”的寬容態度 ，指出 “政治上一黨專政許有好處，學術上一黨專政只有害處——不特不應實行 ，並且不應抱這種思想” 42 。顧毓琇也針對當時流行一時的 “科學有用”、 “科學救國”的說法，在 《季刊》 上發表長文 ，提出獨到見解：“其實科學不一定要有用，更不一定要救中國”。 “惟其科學是高尚純潔的智慧的探險，我們正不應勉強科學來遷就人世間的現狀和問題”， “科學是為知識求真理的，科學並沒有救中國的責任和義務”。最後結論是：“科學不一定要救中國，但是中國是要科學的。科學只要肯救中國，科學是可以救中國的。科學怎樣可以救中國的答案，不在科學本身，而在中國的科學家。” 43顧先生一生治學涉獵甚廣 ，在自然科學、戲劇、詩詞、音樂、宗教等領域出版著作80餘部 ，成為文理融匯、中西貫通的大師，與其具有自由獨立的學術思想境界不無關係。 中山文化教育館的常務理事以及實際主持該館行政和研究工作的負責人雖然多在國民黨黨政系統內擔任要職 ，但又都是當時各界知名的專家學者，如前後擔任秘書主任或總幹事的葉恭綽44 、馬超俊45 、王昆侖46 ，研究部主任黎照寰47 、楊幼炯48 、黃文山49 ，編譯部主任及 《時事類編》 主編梅汝璈50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 編輯委員吳經熊51 、陳正謨52 、張匯文53 、梁寒操54等人。中山文化教育館所聘請的研究學者或特約撰稿人多屬當時中國第一流的學者和中國現代學科的奠基人55 。正是聚集了這樣一批知名學者 ，以復興中華文化為理想 ，以發展中國學術為己任 ，堅守學術的自由獨立地位 ，從而取得了學術文化上的卓越成就。這一歷史經驗依然值得今人認真總結和深刻反思。註釋 ：23456789中山文化教育館籌備委員會編 ：《中山文化教育館籌備委員會總報告》 ，上海 ：中山文化教育館籌備委員會 ， 1933年 ，第8頁 。籌備委員會推舉孫科任委員長 ，葉恭綽任副委員長 ，委員有吳鐵城 、張定璠 、伍樞 、蔡元培 、鄭洪年 、楊庶堪 、馬超俊 、史量才 、黃漢梁 、薛篤弼 、吳經熊 、黎照寰 、陳彬龢等 13人 。《孫主席致開會辭》 ，載於 《申報》 ， 1933 年1月7 日。同註1 ，第7 頁。同上註 ，第51-52頁 。同上註 ，第59 頁 。名單見 《發起人一覽》 ，載於註1 ，第17-26頁 。《中山文化教育館成立》 ，載於 《申報》 ， 1933 年3 月12 日號外 。中山文化教育館籌備委員會編 ：《中山文化教育館成立二週年新館落成紀念刊》 ，上海 ：中山文化教育館籌備委員會 ， 1935 年 ，第7 頁 。1

10111213141516171819202 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中山文化教育館章程》 ，載於註1 ，第9 頁 。蔡元培 ：《中山文化教育館設計管見》 ，載於蔡元培著 ，中國蔡完培研究會編 ：《蔡元培全集·第七卷》 ，杭州 ：淅江教育出版社 ，第418-419 頁 。遐庵年譜匯稿編印會編 ：《葉遐庵先生年譜》 ， 1936 年 ，第337 頁 。教育部中國教育年鑒編審委員會編 ：《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 ，上海 ：開明書店 ， 1934 年 ，第1135 頁 。同註1 ，第8頁 。同註9 ，第57 頁 。同上註 ，第34-36頁 。同上註 ，第39頁 。本節資料來源除另有註明外 ，均據中山文化教育館籌備委員會編 ：《中山文化教育館十週年工作概況》 ，上海 ：中山文化教育館籌備委員會 ， 1943年 。如Buckle著 ，胡肇椿譯 ：《英國文化史》 ，上海 ：商務印書館 ， 1936年 ；Sombart著 ，季子譯 ：《現代資本主義》 ，上海 ：商務印書館 ， 1937年 ；Finer著 ，李百強譯 ：《現代政府之理論與實際》 ，長沙 ：商務印書館 ， 1940 年 ；Sidncy 、 Webb著 ，錢亦石 、詹哲尊譯 ：《社會研究法》 ，長沙 ：商務印書館 ， 1938年 ；Bavink著 ，陳範予譯 ：《現代科學的分析》 ，長沙 ：商務印書館 ， 1940年 ；Brady著 ，俞寶書譯 ：《德國法西斯制度之研究》 ，重慶 ：商務印書館 ， 1942年等 。如Colea著 ，諶小岑譯 ：《馬克思之真諦》 ，長沙 ：商務印書館 ， 1938年 ；Mitin著 ，沈志遠譯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上海 ：商務印書館 ， 1936年等 。各類譯著書目見 《中山文化教育館十週年工作概況》 ，第8-12頁 。《時事類編》 創刊特大號 ， “卷頭語” ， 1933年8 月10 日。即第1卷出14 期 ，第2卷出28期 、第3-4 卷各出22期 、第5 卷出15 期 。左恭（1905-1976）湖南湘陰人 ， 1927年北京大學肄業 ， 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長期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總幹事 、國民政府立法委員 、編譯處處長 。解放後任北京圖書館副館長 、全國第一中心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即第1卷1-2期 、第2卷1-4 期 、第3卷1-4 期 、第4 卷1-3期 。以創刊號發表的文章為例 ：孫科 《發刊詞》 、蔡元培 《吾國文化運動過去與將來》 、唐擘黃 《論我國學術界最近的風氣》 、楊幼炯 《如何建設三民主義的社會科學系統》 、黃凌霜 《民生史觀論究》 、張匯文 《中山分權論在政治學上之地位》 、林家瑞 《中國監察制度論》 、衛挺生 《五權政府下的財政制度的改革》 、李石岑 《世界思潮的動向》 、郭一岑 《世界教育的趨勢與中國教育的前途》 、沈志遠 《蘇俄哲學思潮的檢討》 、胡愈之 《世界政治動向》 、董之學 《大戰後世界經濟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張仲寔 《帝國主義時代經濟特徵及其發展趨勢》 、錢亦石《現代中國經濟的檢討》 、孫曉村 《中國農產商品化的性質及前途》 、馬寅初 《利用外資的三種方法》 、胡先驌 《樹木學和木材學的研究與國民經濟建設》 、季子 《中國古代社會史的研究》 、呂思勉 《貉族考》 、侍桁 《通俗文字解剖》 、劉大鈞 《研究我國工業化的原因與經過》 、陳正謨 《各省農工僱傭習慣的調查研究報告》 、秦伯瑞 《民國二十三年上半期的中國經濟》 ，見 《中山文化教育季刊》 ，創刊號目次 ， 1934 年 。同註9 ，第31-32頁 。同上註 ，第48-49頁 。《中山文化教育館十週年工作概況》 ，第14 頁 。同註9 ，第51-55頁 。全部書名及著者見 《中山文化教育館十週年工作概況》 ，第16-24 頁 。吳文暉（1913-1990）， 1933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社會學系 ， 1938年獲倫敦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 。抗戰時回國任浙江大學（時遷貴州）教授和農經系主任 、中央大學（時遷重慶）教授和農經系主任 ，是著名的農業經濟學家 。解放後任中山大學 、華南農業學院教授 、廣東省農經學會第一屆理事長 。戴裔煊（1908-1988），出生於廣東陽江 ， 1934 中山大學歷史系畢業 ， 1936年與黃文合編 《民族學書目》 。 1942年任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部民族組研究員 ，參與編輯 《民族學研究集刊》 並撰寫 《西方民族學史》（當時未能出版 ，2001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按原稿排印出版） ，解放後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胡去非編 ：《總理事略》 ，上海 ：商務印書館 ， 1937年 。近年南京圖書館在館藏曆史文獻中發現該書的謄清稿 ，

3536373839404 14243444546474849505 1已由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於2003年5 月影印出版 。陳培瑋 、胡去非編 ：《總理遺教索引》 ，上海 ：商務印書館 ， 1937 年 。該書以胡漢民編 《總理全集》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編 《總理遺教》 及陸達節編 《孫中山先生外集》 為依據編制而成 。梅汝璈 ：《時事類編之第五年》 ，載於 《時事類編》 ，第5 卷 ，第1期 ， 1937 年 。Chen， Hansheng， 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Agratian Crisis in South Chin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6）. 中譯本為陳翰笙著 ，馮峰譯 ：《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 ：華南農村危機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1984 年 。李章鵬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陳翰笙農村調查的歷史考察》 ，載於 《河北學刊》 ，第2期 ， 2006 年 。徐益棠 ：《中國民族學之發展》 ，載於 《民族學研究集刊》 ，第5期 ， 1946年 ，第158-160頁 ，引文在160 頁 。同註1 ，第8 頁 。同註1 ，第51頁。唐擘黃 ：《論中國學術界最近的風氣》 ，載於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 ，創刊號 ， 1934 年 ，第7-9 頁 。顧毓琇 ：《科學研究與中國前途》 ，載於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 ，第2卷 ，第1期 ， 1935 年 ，第44-58頁 。葉恭綽（1881-1968），字裕甫 ，號遐庵 ，廣東番禺人 。清末京師大學堂畢業 ，留學日本 ，曾在清郵傳部擔任要職 ，入民國後歷任交通部次長和總長 、鐵道部長 。並致力於文化事業 ，出任過北京大學國學館館長 ，精通詩詞書畫文史考古 。解放後歷任北京畫院院長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委員 、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等職 。馬超俊（1885-1977），字星樵 ，廣東台山人 ，日本明治大學畢業 ，早年加入同盟會 ，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 ，曾任國民政府勞工局局長 、廣東農工建設廳廳長 、國民黨中央訓練部部長 、南京市市長 、立法委員 。 1928年主持起草中國最早的勞工法典 《勞動法典草案》 ，著有 《中國勞工問題》（上海 ：民智書局 ， 1927年）、 《中國勞工運動史》（重慶 ：商務印書館 ， 1942年） ，是當時中國著名的勞工問題專家 。 1949 後去台灣 ，晚年出任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理事長 。據全國政協網站公佈的王昆侖簡歷 ，曾任中山文化教育館總幹事 ，但未說明擔任此職的具體時間。而有關王氏的傳記作品亦未提及此事 ，其任職的具體時間待考 。黎照寰（1898-1968），廣東南海人 。早年留學美國 ，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科 、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科碩士學位 ，並加入同盟會 。回國後先後曾任香港工商銀行和華商銀行經理 ，廣九鐵路管理局局長 ，交通大學校長 ，滬江大學 、上海聖約翰大學 、立信會計專科學校教授 、國民政府財政部參事 、鐵道部次長等職 。解放後曾任之江大學校長 ，上海市第一至四屆政協副主席 ，第三 、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楊幼炯（1902-1973），字熙清 ，復旦大學政治學學士 ，歷任上海各大學教授 、民智書局編譯所主任 、立法委員。著有 《近時國際問題與中國》（上海 ：泰東圖書局 ， 1918年）、 《政治學綱要》（上海 ：中華書局 ， 1935年）、 《近代中國立法史》（上海 ：商務印書館 ， 1936年）、 《中國政黨史》（上海 ：商務印書館 ， 1937年）、 《三民主義思想體系之認識》（中山文教研究叢書之一 ，上海 ：正中書局 ， 1945年）、 《三民主義理論與制度》（中山文化教育館社會科學叢書之一 ，上海 ：中華書局 ， 1947 年）、 《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 ：生活書店 ， 1947年）等著作 。黃文山（1901- 1988），廣東台山人 ， 1921獲北京大學文學士 ， 1922 年留學美國哥侖比亞大學 ，獲文學碩士學位 。1927 年回國後 ，歷任上海國立勞動大學教授和教務長 、建設大學校長 、廣東法商學院院長 、中央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 1940 年任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部主任 。 1949 年赴美 ，曾任洛杉磯中國文化學院院長 、台灣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 。著有 《唯生論歷史觀》（上海 ：正中書局 ， 1935 年）、 《文化學及其在科學體系中的位置》（廣州 ：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 ， 1949 年）、 《黃文山文集》（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 1983 年）。梅汝璈（1904-1973），字亞軒 ，江西南昌人 。 1924年畢業於清華學堂 ， 1926 年畢業於美國斯坦福大學 。 1928年獲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次年回國 ，歷任山西大學 、南開大學 、中央大學 、復旦大學 、武漢大學教授 。並歷任內政部參事兼行政訴願委員會委員 、立法院委員 、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外交委員會代理委員長 、國防最高委員會專門委員等職 、著有 《現代法學》 、 《最近法律學》 、 《法律哲學概論》 及英文著作 《中國人民走向憲治》 、 《中國戰時立法》 等 。 1946 年5 月-1948年12 月 ，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 ，參與了舉世聞名的東京審判 。解放後歷任外交部顧問 、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常務理事等職 。吳經熊（1899-1986），字德生 ，浙江鄞縣人 ， 1920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 ，同年留學美國密西根大學 ，獲法學博士學位 。 1924 年回國 ，任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 、院長 、立法委員 ， 1933 年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副委員長 ，起草並

52535455以個人名義公佈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初稿試擬稿》 ，被世人稱為 《吳氏憲法》 。 1949 年旅居美國 ，任新澤西州塞頓堂大學教授 ，後任台灣中國文化學院教授 。著有 《中國制憲史》（與黃公覺合著 ，原商務印書館出版 ，現收入 《民國叢書》 第4 輯 ，上海書店1992 年影印） ，編有 《六法全書新舊並列》（上海 ：上海法學編譯社 ，出版年代不詳） 、《中華民國六法理由判解匯編》（會文堂新記書局 ，出版年代不詳）。陳正謨（1894-1981），湖北棗陽人 ， 1923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 ，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 、湖北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長 。 1930 年任內政部統計科科長 ，所著 《中國人口統計的研究》（立法院統計處印行），確定中國人口為47，500萬 ，被官方和國內外學界廣泛採用 ，是公認的統計學界著名專家 。中山文化教育館成立後 ，任研究員 ，負責經濟問題調查和統計研究 。著有 《各省農工僱傭習慣及供需狀況》（上海 ：中山文化教育館 ， 1935年）、 《中國各省的租細》（上海 ：商務印書館 ， 1936 年）、 《我國戰時糧食問題的解決方法》（上海 ：中山文化教育館 ， 1937 年）、 《日本鐵蹄下之東北農民》（上海 ：中山文化教育館 ， 1938年）等調查報告和著作 。張匯文（1905-1986），號叔海 ，山東臨朐人 ， 1928年清華大學畢業後 ，赴美國斯坦福大學留學 ，獲政治法律博士學位 。 1933年回國 ，任中央大學法學教授兼政法系主任和法科研究所主任 ，是當時著名的政治學和行政法專家 。解放後歷任東吳大學法學院 、復旦大學法學院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教授 。梁寒操（1898-1975），字君默 ，廣東高要人 。 1923年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畢業。時任立法院秘書長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 ，是當時公認的三民主義理論專家 ，有 “文壇才子”之譽 。 1949 年去香港新亞書院任教 ，後去台灣 ，曾任台灣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 。除前文中已經提及的著名學者外 ，該館成立之初的 “特約撰述員”即有今日學界熟知的丁文江 、丁燮林 、方顯廷 、朱謙之 、朱光潛 、林語堂 、金岳霖 、胡愈之 、胡適 、翁文灝 、馬寅初 、陶希聖 、陶行知 、陶孟和 、陳垣 、陳望道 、章乃器 、梁漱溟 、張申府 、馮友蘭 、傅斯年 、許仕廉 、賀麟 、趙元任 、蔡元培 、潘光旦 、蔣廷黻 、蔣夢麟 、羅家倫 、顧頡剛 、顧毓琇等人 ，見 《特約撰述人名單》 ，載於註9 ，第43-44 頁 。

孫中山與中華民族崛起騰飛的真實歷史記錄——中國近百年孫文著作及其年譜出版概況回眸周興樑 * 孫中山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與傑出代表 ，也是20 世紀華夏一位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偉人。作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革命家，他在中國社會面臨外患內憂的清季，為中華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與民生幸福 ，歷盡艱難險阻和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終於 “在辛亥革命時期 ，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 ，使我國在社會進步方面實現了第一次飛躍 ；辛亥革命失敗後，他為捍衛民主共和制度愈挫愈奮 ，一往無前 ，最後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 ，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通過建立國共兩黨聯合戰線 ，開創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革命時代。 1他長期從事民主革命的目的，是要 “實現 ‘民富國強’ ，使中國趕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就是按當時的標準實現現代化” ，其實為 “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開拓者。”2他作為一個始終是 “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 ，不僅為中國人民的民主革命事業建樹了不朽的 “豐功偉績” ，而且更在 “政治思想方面留給我們許多有益的東西。” 3 事實正是這樣的 ，孫中山在數十年奔走海內外的革命生涯中，以其豐富的革命思想、執着的救國踐行及廣泛的社會交往 ，為後人留下了很多有研究價值的歷史資料 ，這是他遺留給整個中華民族的寶貴政治財富。在此宏豐的史料庫中，除有一些實物史料 ，如革命遺址、歷史圖片、革命文物和所遺墨寶等之外，更大量留存下來的是文字史料——這裹面包括有孫文的著作、演講、談話、函電、公牘與題詞等 ，其革命政黨的章程、盟書、規約與方略 ，及革命政府發佈的宣言、令則、文告、公報等，還有革命黨人和志士關於他革命活動的記載與憶述 ，和各類報刊對其生平活動的報導與評論，等等。在眾多的孫中山研究史料中，他本人的所有著述 ，無疑是反映其救國救民與振興中華革命思想實踐的真實記錄；而後人所編記敘他生平行誼的年譜或年譜長編 ，同樣也是他一生各個革命階段思想實踐活動的客觀反映。所有這些都與近代中華民族的崛起與實現騰飛密切相關，代表與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近百年來，國共兩黨的有識之士和一些專家學者，為了學習、研究、繼承與弘揚孫中山精神及其事業，一直在從事搜集整理孫文著述及編撰其年譜的工作 ，致使孫著及其年譜的出版始終方興未艾。經過海峽兩岸學者的共同努力，目前這項工作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我認為今天對此作一鳥瞰與評述 ，對海內外炎黃子孫更好地學習和研究孫中山，及進一步繼承弘揚其革命事業 ，是件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現實意義的事情。 孫中山著作——包括單行本、選集、文集、全集等的徵集、整理和出版 ，及孫中山年譜與年譜長編的編撰出版 ，在近百年來的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出版工作中，一直佔有重要的地位。 20世紀前期，國民黨人在這項工作中取得了較為可觀的成效，他們開創了宣傳與研究孫中山思想學說的先河，從而使世人開始逐* 中山大學 （廣州） 歷史系教授一

步了然孫中山為中華民族崛起而奮鬥的言論與踐行。 孫中山著述的出版發行工作 ，在其生前早已進行。據目前所見 ，最早出版的一部孫中山著作刊行於1912年8月：當時的上海廣益書局出版了吳硯雲編的 《孫大總統書牘》 一書，裹面收輯了孫中山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期間發表的著作。孫中山在其晚年時曾編訂出版過一些重要著作的單行本：如 1917年出版了 《民權初步》（原名 《會義通則》）， 1919年春出版了 《孫文學說》 ， 1921年分別出版了 《實業計劃》的英文本和中文本 ；隨後他將這三種著作匯編成 《建國方略》 一書 ，交上海民智書局出版發行。41924年，他又編訂出版了 《民族主義》 、 《民權主義》 、 《民生主義》 ，及由此三種匯編而成的 《三民主義》一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則編輯出版了 《孫中山先生最近講演集（1923年12 月-1924年4 月）》 等書。5以上是孫中山在世時出版其著作的大致情況。 1925年3月12 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後，廣州、上海、北京等地於20年代後期出現了編輯出版孫中山著作的第一個高潮。在孫逝後30多天的4 月20 日，廣州孫文主義研究社出版了甘乃光編輯的 《孫中山先生文集》 ，廖仲愷為該書寫了序言。它是收集了孫先生一生重要著作的第一部選集 ；同年 10 月間，上海三民圖書公司出版了吳拯寰編的 《中山全書》 ，這是編輯孫先生全集本的首次嘗試。在1926-1929年間 ，僅上海、廣州兩地就出版了孫中山的全集本著作13種：其中 《中山全書》 5種 ， 《中山叢書》 4種 ， 《孫中山全集》 及其 “續集”各1種 ， 《孫總理全集》 1種 ， 《孫文全集》 1種。除此之外 ，全國各地於1924-1928年間，還先後出版了孫中山的選集、文集、遺教、演說集等選集本達16種以上 ，而同期間出版的《三民主義》 、 《建國方略》 、 《五權憲法》 等單行本著作則達80餘種，另尚有孫先生的 “手札、遺墨集”3種面世。在短短的幾年之中，各種版本之孫中山的各類著作先後出版了近 120種。這顯示出他是一位畢生救國救民的革命偉人。 1930年後 ，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成立了下屬的黨史資料編纂委員會 ，作為徵集、整理和出版國民黨黨史資料與孫中山著作，及編撰出版其年譜等的指導機構。在南京國民黨政府跨台前的20世紀30-40年代裹，該 “黨史會”的主任 ，先後由國民黨的元老邵元沖、張繼擔任。他們這期間繼續致力於孫中山著作的出版工作：30年代出版的 “孫著”有30 多種 ，其中全集性的有 《總理全集》 和 《中山全書》 各1種 ，《中山全集》 2種 ， 《中山叢書》 2種 ；孫中山選（文）集本有5種 ； 《總理遺墨》 2種 ；還有單行本著作達23種以上。40年代出版的 “孫著”有60餘種，其中屬全集本的有 《總理遺教全集》 、 《總理全集》 、 《中山先生全集》 等4種；屬選（文）集本的有15種 ；單行本著作在43種以上 ，尚有墨寶一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940年4 月南京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崇孫中山為 “中華民國國父”後 ，6 “國父”一詞這時期多用來題寫書名，如 《國父遺教》 、 《國父軼文集》 及 《國父全集》 等等。 據不完全統計，在1912-1949年這38年中，國民黨人編輯出版的孫中山之各類著作有242種。7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下4種：吳拯寰編的 《孫中山全集》 4冊（三民公司1929年版），胡漢民編的 《總理全集》5冊（上海民智書局1930年版），甘乃光編的 《中山全集》 2冊（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1年版），黃季陸主編的 《總理全集》 3冊（成都近芬書店1944年版）。這4種版本 “孫著”的收入字數皆超過100萬；其中尤以後者（“黃本”）為優：它收入文章函電等1531篇 ，字數達122萬餘字，8在 “全”方面居於領先地位 ；且由於其成書較晚，故在編輯方面也較其他版本好些。這240多種孫中山著作的出版發行，不僅為國內外的學者研究孫中山致力於振興中華的革命思想與實踐——尤其是研究三民主義與建國方略 ，及研究其辛亥革命時期之踐行，提供了較豐富的史料依據，而且這項工作本身還為往後孫中山著作的徵集、整理和出版奠定了良好基礎。 國民黨中央 “黨史會”雖在整理出版孫中山著作方面取得了較可觀的成效 ，但它在組織力量系統地研究其生平事業——編撰孫中山年譜方面，卻只做了些開創性的基礎工作 ，而未有顯著的成果出版。在邵元沖的主持下， “黨史會”人員從1930年起開始着手進行孫中山年譜的編撰工作。他們經過兩三年的努力，於1933年拿出了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 油印本 ，向有關人士徵詢修訂意見。該年譜初稿幾經修改後 ，於

1935年在南京鉛印了其前半部分——譜主孫先生1866-1910年的之生平活動，而其後半部分——譜主孫先生1911-1925年的生平活動 ，仍為油印稿。這兩種印本皆非定稿本。 1937年張繼接任 “黨史會”主任後，孫中山年譜稿仍在修訂之中。 1944年 ，他將修訂後的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抄本》 印發，進一步徵詢國民黨元老黨員們的意見 ，準備3年後定稿正式付梓出版。此事後因張繼病歿而未果，南京第二歷史擋案館現藏的 《總理年譜長編各方簽注意見稿》 ，大概就是當時存留下來的。儘管1940年曾有過國民黨中宣部和錢實甫主編的兩種 《總理年譜》 小冊子出版 ，但終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 “黨史會”主持編撰的孫中山年譜最後也未正式出版發行。 1950年任 “黨史會”第三任主任的羅家倫在台北撰文寫道：本會在大陸時曾 “試編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 ，未就”，其留下的譜稿 “僅約二十萬言。”9由此可知 ， “黨史會”慘淡經營近20年、幾易其稿的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 ，只是一部粗線條的孫中山年譜初稿。它重在對孫中山辛亥革命時期活動的記述 ，主要反映了他領導人民推翻清廷封建帝制，創立共和民國的革命歷史征程。不過 ，我們對於 “黨史會”為編撰該書在史料收集與研究方面所做的開創性工作 ，還是應該給予肯定的。 1949年底 ，國民黨中央 “黨史會”隨國民黨政府一同潰守台灣島後 ，繼續負責孫中山著作與孫中山年譜的編撰出版工作 ，以完成其在大陸的未竟之功。從那時起至今天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它的這項工作已取得了令人稱道的成效 ，其以成果嘉惠學林也為舉世所公認。更重要的是 ，隨着其多種版本 《國父全集》與 《國父年譜》 的相繼出版發行 ，孫中山的整個革命思想漸為全球所知悉，他歷經中國舊新民主革命的兩個階段 ，為中華民族崛起與振興而奮鬥——尤其是創立與捍衛民主共和制的革命踐行 ，也越來越詳盡而豐滿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在編輯出版孫中山著作方面 ，台灣當局大花功夫地陸續出版了幾種 “孫著”全集本——有 《總理全書》 ，及羅家倫、黃季陸、秦孝儀分別主編的 《國父全集》 ，又有張其昀先後主編的 《國父全書》 ；此外尚有 《國父批牘墨蹟》 、 《國父墨蹟》 、 《孫中山先生二十年手札》 等書出版 ，及 《國父遺教三民主義總輯》 、 《建國方略》 等多種單行本之發行。其中尤以 《國父全集》 堪稱是當時 “孫著”出版的集大成者。 台灣 “黨史會”於1950-1952年間，陸續編輯出版了 《總理全書》 12冊 ；其後在1957年又正式出版《國父全集》 ——由 “全書”改編而來 ，內容之包羅已較為詳備。在此基礎上 ， “黨史會”經過幾次重新增補 ，又分別於1961 、 1965 、 1973 、 1981 、 1985及1989年先後出版了6種 《國父全集》 。該全集每次的增訂版都比前一次補充了新的史料內容。如1973年出版的16開本的 《國父全集》 6冊 ，是 “黨史會”同仁 “盡發庫藏 ，重新編次”的，收入的文獻史料數量有5619篇，近530萬字；其比1965年版的 《國父全集》 文件數 ， “增加二分之一” ，被稱為是 “當時海內外最完善之本”。0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 ， “黨史會”又陸續發現或徵集到新的史料文獻 ，故它分別於1975及1984年編印出 《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與史學》 、 《國父全集補編》 各1冊 ，僅後者就有新增檔1144篇 ，計72萬餘字。 11迨大陸中華書局版的 《孫中山全集》 11卷本於1986年出齊後 ， “黨史會”人員受到刺激，經搜羅整理又發現有466篇新史料 ，為以往的 《國父全集》 和大陸的 《孫中山全集》 所未錄 ，於是又於1989年出版了秦孝儀主編的 《國父全集》12冊。秦在該書的序言中說：“本書所收文件數量⋯⋯增加甚多” ， “全書逾八百餘萬言” ， “當為目前最完備之版本” ，堪稱 “為今 《國父全集》 之定本” 《國父全集》 的優長之處在於：它所收錄的文件 ，多為 “黨史會”收藏的 “孫著”原始文獻、直接稿本、早期印本 ，或孫本人之手訂本 ，及經過考訂屬實的團體或私人所藏之 “孫著”文書等。這無疑是能反映孫先生真實思想活動第一手史料 ；該全集將文件分類編排成冊（一般分為9-15類），並在最後一冊附有索引和中外人地名對照表 ，這便於人們查閱、瞭解與研究孫中山的言行。其不足之處是：每篇文章由編者按二。12

核心內容來確立文題 ，這一做法往往不夠客觀和難於準確 ；而有的版本收入蔣介石的文稿和孫中山之編年簡譜，則顯出不倫之類。不過總的看來， 《國父全集》 的編輯出版仍是成功之作。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增補新內容和屢出新版本 ，使其所反映的孫中山革命思想之內容日臻全面、充實與完備。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台灣 “黨史會”及學界同仁在編輯出版孫中山著作方面 ，具有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及精益求精的進取精神。 台灣在編撰出版孫中山年譜—— 《國父年譜》 方面 ，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羅家倫在台北接任“黨史會”主任後不久，即重訂出編撰 《國父年譜》 的計畫和綱要 ，並對大陸帶去的 “譜稿”再三修訂與補充，歷時4載而成 《國父年譜初稿》 ，於1958年正式出版發行。從當年至1994年 ， 《國父年譜》 曾先後由羅家倫、黃季陸、秦孝儀等主持增訂過4次 ，每版都較前次增補有新的內容 ，並對某些史實作了新的訂正。 1965年為紀念孫中山100年誕辰 ， “黨史會”出版了 《國父年譜》 增訂本上下冊 ；全書內容 “約百萬言”， “較初稿增加約三分之一”。 13黃季陸於1968年接 “黨史會”的第四任主任後不久 ，適 《國父年譜》 的第二次增訂本於1969年付梓 ，他遂將一些已定論的新史料納入其中，使全書的頁碼增至1202頁（正文部分）。秦孝儀於70年代初繼黃接掌 “黨史會”後 ，又於1985年趁紀念孫先生誕辰120年之機 ，對 《國父年譜》 進行了第三次增訂 ，使其正文部分的內容增到1305頁。 1994年 ， “黨史會”又再次出版了 《國父年譜》 增訂本，使其包羅之史料更為宏豐與翔實。此外 ， “黨史會”還於1974年出版了 《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 一書，其內容可與 《國父年譜》 互為印證和補充。而台北國父紀念館1995年出版的 《國父革命史畫》 ，則分10個歷史階段全面反映了孫中山一生的奮鬥征程。 台灣 “黨史會”編輯出版的 《國父年譜》 ，採用綱目式體例來敘述譜主孫中山一生的思想活動和革命實踐，史料徵引多來自於孫中山本人的著述，及其同志與友人的記述；其紀年方法是民元以前用夏曆 ，並在刮號內注明西曆 ，民元後用西曆 ，並於刮號內注明夏曆 ；其資料出處或說明性文字，則統一放在每頁末尾；其增訂本的正文之後還附有索引和中外人地名對照表。它一再出版增訂本，精益求精地進行內容增補和更新，這足以說明 “黨史會”在編撰出版孫中山年譜的過程中，具有不斷追求完備的學術研究精神。無論從它的實際內容來看 ，還是就其編排體例觀之 ， 《國父年譜》 在1991年大陸的 《孫中山年譜長編》 未面世前 ，無疑是一部全面而系統地反映了孫中山生平活動的集大成之作 ，它在當時頗受到海內外學術界之重視。至於說至《國父年譜》 存在的主要不足方面 ，我覺得除了編者受台灣政治環境的影響 ，有時行文帶有些政治偏見外，特別是它對孫中山在首次國共合作時期的思想實踐活動語焉不詳 ，對譜主晚年的歷史功績反映得很不充分 ，是為該書的一大缺憾。 在新中國成立後的頭30年 ，大陸有關孫中山著作及其年譜的出版工作 ，曾一度處於滯後狀態 ，這與孫先生重要的歷史地位頗不相稱。自大陸實行改革開放的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從那時至今天，大陸對孫中山著作及其年譜的編輯出版工作後來居上 ，駸駸然有超越台灣方面之勢。隨着幾部 “孫著”選集、一整套 《孫中山全集》 及其補編和 《孫中山年譜長編》 出版與重印，孫中山作為拯救與振興中華民族的傑出思想家與革命實踐家這一偉大形象，已完全呈現與建樹起來，且日益變得豐滿、光輝和崇高。 截至目前，中國大陸已先後出版了4種 “孫著”的選集本 ，其所選的內容越來越豐富 ，書的品質越出越高。 1956年11月，為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孫中山選集》 上下冊。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前30年所編出的第一部、也是惟一之 “孫著”。該書的特點有二：一是收入的文獻少而精。該選集共收錄了作者各個歷史時期的69篇重要著作 ，約計62.5 萬字。孫中山在遺囑中所列出的 《建國方三

略》 、 《建國大綱》 、 《三民主義》 、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等重要著作，均被收入；二是編者特別注重多些選收了孫中山晚年的著述 ，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反映其思想與實踐，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後新歷史條件下所發生的巨大轉變與飛躍。其不足則表現在：對孫在辛亥革命時期和民國初年的重要著作輯錄不夠。在紀念辛亥革命70週年的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該選集的第2版——校訂一卷本。據校訂者黃彥研究員介紹稱：“這次校訂 《孫中山選集》 ，根據出版社關於保留初版時選編特色的意見”，收文數量仍保持原來的69篇 ，但與初版相比校訂本仍 “有了不少變化”：一是增補了被刪節的文字 ，（增加了3.7萬字）二是重新選擇過底本（使用底本41種）；三是更改了大多數標題（49篇 ，站70％）；四是訂正補充了著述時間（共29篇 ，佔42％）；五是重新校勘了文字，改進了分段與標點；六是增加了題註、腳註和底本註。 14顯然 ，這校訂本乃是一部內容更完備和更具科學性的 《孫中山選集》 本。 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30週年的1996年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嶺南文庫編委會等編輯的 《孫中山文粹》 上下冊。該書編者在 “後記”中說：“‘全集’篇幅甚大 ，不適合於一般讀者。 ‘選集’則側重於作者的主要著作 ，略嫌簡略。因之，乃有 ‘文粹’的編輯。”15根據這一方針 ， “文粹”收入了孫中山各個時期的90篇著作——內有59文與選集雷同，新增文件31篇 ，字數約為75萬字。跨入新世紀的2006年 ，適逢孫中山誕辰140周年紀念 ，廣東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黃彥主編的 《孫文選集》 上中下3大冊。這部孫中山的選集本具有以下幾大特色：一為 “選集篇幅最大者”。它收錄了 “孫著”238篇 ，字數達150萬字，幾涵蓋了作者一生的主要著述 ；二是收入的文件新—— “有的為歷來各全集本所未收入，有的改用更佳底本 ，有的外文著述是新譯”；三是重新校勘了文字 ，訂正了以往的一些漏校誤校之處 ，及某些文件的寫作時間；四是編者極為 “重視註釋 ，全書共有腳註1400 多條”；五是大多數文件的標題 “皆為編者新擬 ，通常以內容提要標示” ，並盡量 “力求準確”。有的論者指出 ，該選集 “全書結構嚴謹，內容豐富，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重要的社會意義。” 16 此外 ，屬於選集性的已版 “孫著”還有：1986年的 《孫中山書信手跡選》 、 《孫中山藏檔選編》（辛亥革命前後）與 《中山先生墨蹟選萃》 ，2000年的 《孫中山題詞遺墨匯編》 ，2001年的 《孫中山關於國家統一論述摘編》（內部發行）等。 《孫中山全集》 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大陸學術界編輯出版的第一部全集 ，也是當前海內外 “孫著”全集本的集大成之作。該全集的編輯工作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和廣東省社科院孫中山研究所3個單位共同承擔和完成。全部書稿由各主編單位先後編好分卷交給中華書局，由其於1981-1986年陸續出齊。這部全集收入之範圍相當廣泛，計有孫中山的論著、譯著、演講、談話、函電、公牘、公文、雜文、批牘及部分詩文與題詞等 ，全書500多萬字。它所據的底本力求選用最佳底本，其中主要有檔案原件或文件底稿、原件（稿）影印件 ，手稿與手訂稿 ，最早版本 ，黨報黨刊載文等。每一卷的編排皆按文件寫作與發表的年月日時間先後為序 ，同一天的著述則依著作、演說、談話、文告、函電、令狀、指令等次序排列 ；所有文件的標題大多以事發的對象、地點與場合等客觀標準酌定之，也有的取原來文題。這樣編排的優點是：同一或某一事件的文件前後可見 ，有利於讀者瞭解事件的連貫性與完整性，標題大致能做到客觀無誤。其不足是因全書未編出索引和中外人地名對照表，這給進行專題性研究者帶來某些不便 ，也給一般查閱有關史料者增加了難度。儘管這部全集仍有不如人意之處，但它無疑是大陸出版孫中山著作過程中的一項標誌性的重大成果。這部全集的出版具有里程碑意義，它在海內外引起廣泛注意和巨大反嚮 ，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一致好評和歡迎。該書因此於1992年曾榮獲孫中山基金會的 “中國大陸1949-1992年孫中山研究優秀成果資料匯編一等獎”。連一向對大陸 “孫學”研究持有政治偏見的秦孝儀 ，也不得不承認 《孫中山全集》 出版所取得的成就。他指出：“此書頗行銷大陸及海外，一時詡為佳本” ，其 “對國父遺教之宣揚 ，不能謂無一定之效果”。 17我們在這裹的確應該說 ，大陸出版的孫中山著作向以品質見長 ， 《孫中山全集》 與 《國父全集》 相比，毫無遜色之處。 “孫著”全集本之 “全”字 ，總是一個相對極限的界定概念。無論是大陸版的 《孫中山全集》 ，還是

被秦孝儀譽為 “最完備版本”之 《國父全集》 ，客觀地說都還不 “全”。 1986年李時岳研究員在一文中指出：“《申報》 1912年就有 ‘全集’所未錄的佚文、異文29篇”；2000年劉路生又撰文指出：僅在1912年的 《申報》 和 《大公報》 上 ，就有 《孫中山全集》 來收錄的佚文38篇和異文30篇 ，而為台灣1989年版 《國父全集》 所未收入的佚文、異文 ，則有53篇（其中佚文22 、異文31）。 18由此可知 ，要將足跡遍亞歐美三大洲、交遊廣泛的孫中山之著作搜羅完備 ，殊非一件易事。正是基於對 《孫中山全集》 的遺缺補漏，上海人民出版於1990年出版了陳旭麓等主編的 《孫中山集外集》 ，裹面收錄了 “全集”所遺漏的孫中山著作 “共一千五百多件”。它在編排上與 “全集”有所不同，改為 “分類編次”—— “分作論著、演說 、談話 、函札 、文電、宣言 、文告 、規章 、雜著 、公牘十類” 。編者在序言中強調 ：“這個集外集”，乃是 《孫中山全集》 的 “集外集”；19也就是說 ，它是 “全集”的增補本。隨着時間前進 ，又有新的孫中山著作被發現 ，於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又出版了郝盛潮主編的 《孫中山集外集補編》 。它收錄了 “600餘件文獻資料 ，20餘幅圖片”， “以補 ‘集外集’的遺漏”；其內容包括有 “孫中山1893年至1925年的演說、談話、函札、文電等”， 20 所收之文件均按年月日的先後順序排列。 “集外集”及其“補編”兩書收入的範圍，雖不免有些寬泛之嫌 ，但它們的確輯錄了許多很有價值的史料 。如果將 “全集”、 “集外集”及其 “補編”總括起來看，大陸出版的孫中山全集本，在 “全”方面顯然要超越台版的《國父全集》 。在此還要提及的是 ，從1995年起，由黃彥牽頭並主編的 《孫文全集》 ，已在編輯之中。他在談及此書的 “編輯構想”時說：“我們的奮鬥目標是 ，努力編纂出一部超越前人、獨具特色 、結構嚴謹、首尾一貫、內容更完備和科學性更強的 《孫文全集》 。”21 關於孫中山年譜的編輯出版方面，我國在實行改革開放初期 ，已有兩種孫中山年譜面世：一是天津人民出版社於1979年出版了魏宏運編的 《孫中山年譜》 ，二是1980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等3個單位合編的 《孫中山年譜》 。前者顯得很單薄 ，只粗線條地反映了孫中山的生平活動 ；後者也不足30萬字，僅簡要地敘述了孫中山一生的思想實踐活動。為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 ，全面、客觀地記述和反映孫中山為改造和富強中國而不懈奮鬥的生平活動 ，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於70-80年代之交，接受了編纂 《孫中山年譜長編》 的艱巨任務。全所同仁經過十幾年的共同努力，終於完成了書稿的寫作與修訂工作。結果是北京中華書局於1991年出版了陳錫祺主編的 《孫中山年譜長編》 上下冊。這是迄今為止國內外孫中山年譜中的集大成者。全書分為3卷 ，近156萬字。這是中大孫中山所的集體研究成果。中華書局誠邀的審稿專家高度地評價該書稿說：“資料搜羅之巨集豐 ，敘事之翔實 ，考訂之精審 ，對已有研究成果之吸取 ，都是以往同類著作難以望其項背的” ；中華書局的領導鑒於該書 “體例新穎 ，內容豐富，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 ，而將它 “列為重點書目出版”。22 《孫中山年譜長編》 出版後 ，在海內外學術界曾引起巨大反嚮和獲得一致稱頌。它在1992年和1996年先後分別獲得了3項一等獎：即孫中山基金會的 “中國大陸1949-1992年孫中山研究優秀成果學術著作一等獎” ，廣東省社聯的 “廣東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著作類一等獎” ，及國家教委的 “全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優秀著作一等獎” 拿 《孫中山年譜長編》 與台版的 《國父年譜》 增訂本相比較 ，我們會發現儘管兩者在編排體例方面大同小異，但在內容方面則由 “長編”獨佔鰲頭。它凸現出以下特點：一是其史料更為豐富而翔實。 “長編”所錄的史料 ，以記述孫中山之生平和思想實踐活動為主，也兼及與譜主活動有關的資料。據 “粗略統計 ，全書徵引論著、資料等書籍330餘種 ，徵引期刊雜誌110 多種、報紙50 多種 ，還利用了中、英、日、俄等外文文件案材料”。23這大大提高了該書的史料學術價值。二是它更為全面而詳盡記述了孫中山的生平及其各個時期的思想實踐活動。從縱向來看， “長編”的3卷按時間順序 ，分別記敘了譜主1866-19111912-1918及1919-1925年的生平活動，反映了他由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步入新民主主義革命整個過程中的言行與事業的發展；從橫向觀之 ，該書反映了譜主所處的時代及其與國內各階級、各階層的關係 ，以及他與華僑界和各黨、會人物的關係 ，他與各派系軍閥的交往和鬥爭 ，他與日本及其他國家之政府和朝野人士的關係等等。對以往年譜忌諱的一些史實， “長編”也作了實事求是的敘述。三是它充分記述了孫中山。、

晚年的思想發展及其在實踐上的進步。 “長編”中有關於譜主在首次國共合作實現後（1924-1925）生平活動的記載 ，幾佔全書份量的六分之一（約27萬字），裹面第一次以大量的史實記敘了孫先生在改組國民黨前後與蘇俄及共產國際人士的交往 ，及他與中共人士友好合作 ，共同開創新民主革命事業 ，實行三大革命政策 ，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歷史征程。四是在史實考訂方面下了功夫。 “長編”的作者對以往各種模糊不清的史事記載 ，力求查實明確之；對歧異甚至矛盾的說法 ，力求考訂精確、取其中可靠的一說或提出新見解 ，餘則以註文形式酌加介紹 ；對於一時難於考訂的重要史事 ，則在採用不同史料之時作出必要說明，闡釋自己的觀點。據 “粗略統計 ，全書約有600個註文，其中屬於考訂性佔250多個”。24該書通過考訂工作 ，糾正了以往的孫中山年譜 ，及一些孫中山研究著作和資料中存在的錯誤說法或不確切之處，以免其再以訛傳訛。以上這些 ，既是 《孫中山年譜長編》 的優長特色 ，也是它得以超越 《國父年譜》 的地方。 除 《孫中山年譜長編》 外 ，大陸這期間還出版了幾本孫中山的歷史圖片集和史事匯編 ，其中1981年的 《紀念孫中山先生》 ， 1986年的 《孫中山先生畫冊》 及1997年的 《孫中山與宋慶齡》 ，可以說是以歷史照片及說明文字 ，來反映孫中山生平及其思想事業發展的 “畫譜”；而1986年出的 《孫中山在港澳與海外活動史跡》 與 《孫中山史事詳錄》（1911-1913）， 1990年出的 《孫中山在日本活動秘錄》（1913.8-1916.4），及1991年出的 《孫中山與澳門》 ，則是以歷史圖片或文字記載 ，敘述了孫中山一生中某個時段的革命思想與活動。應該說 ，大陸在這方面的成就也超越了台灣。 總之，我們通過對近百年來中國出版孫中山著作及其年譜的概況作一鳥瞰 ，就會發現已版 “孫著”及“孫譜”所涵的內容博大精深。它們真實地記述了孫中山一生拯救與振興中華民族的思想踐行，這是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共同政治財富。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孫中山愛國若命的偉大愛國主義思想，他百折不撓、愈挫愈奮的革命奮鬥精神，他追求中國經濟發展現代化與建設文明和諧社會的博大胸懷 ，他適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的、與時俱進的政治品格 ，他廉潔奉公、勤政為民的革命家風範，及其和平匡世與謀求祖國和平統一的正大主張。所有這些皆是孫中山的偉大精神所在 ，這也是中華民族值得繼承與發揚的精神財富。隨着海峽兩岸 “孫著”全集本及其年譜的不斷增訂出版和常出常新，孫中山作為中華民族傑出代表與民族英雄的思想實踐活動 ，就愈來愈豐富起來和突出地彰顯出來，他作為一位偉大愛國者、傑出民主革命家、中國近代化先驅和世界和平主義戰士的光輝形象，也就愈來愈變得豐滿與高大起來。這既是近百年來我國孫中山著作及其年譜出版方興未艾的原因，同時又是該項偉大工作經久不衰進展的歷史功績所在。我國大陸和台灣在編輯出版孫中山著作及其年譜等方面 ，早已呈現出你追我趕、不甘落後的 “競賽”態勢。隨着兩岸學術界研究孫中山生平及其思想實踐活動的進一步深化拓展，我相信中國的孫中山著作及其年譜之出版工作 ，也將不斷取得新的成就。孫中山為中華民族崛起與振興而畢生奮鬥的思想實踐活動，及其在這方面建樹的不朽勳業 ，將永存於所有炎黃子孫的心中，並激勵他們為振興中華而努力奮進。註釋 ：234567毛澤東 ：《毛澤東選集 ·第五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77年 ，第311頁 。鄧穎超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二十週年》 ，載於 《羊城晚報》 ， 1986 年11月12 日。同註1 ，第311-312頁 。參見孫中山：《建國方略》 ，載於孫中山著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6 年 ，第157 頁題註 。參見 《孫中山全集 ·第九卷》 ，第182 頁題註 ；中山大學圖書館等編 ：《孫中山著作及研究書目資料索引》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 1979 年 ，第4 、 9 、 13-14 頁 。陳錫祺主編 ：《孫中山年譜長編 ·下冊》 ，北京 ：中華書局 ， 1991年 ，第2135 頁 。數據是依據 《孫中山研究總目》（團結出版社1990 年版）及 《孫中山著作及研究書目資料索引》（中山大學1979年編1

891011213141516171819202 1222324印）內所列書名統計出來的（重或再版者不重複計算）。段雲章 ：《國內外關於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概況》（1979 年9 月油印稿） ，第3 頁 。羅家倫主編 ：《國父年譜》 ，台北 ：國民黨中央黨史會 ， 1965 年 ，第1頁 ， “導言”同上註 ，第6頁 ， “凡例” ；秦孝儀主編 ：《國父全集》 ，台北 ：近代中國出版社 ， 1989 年 ，第1頁 ， “國父全集序”秦孝儀主編 ：《國父全集》 ，台北 ：近代中國出版社 ， 1989 年 ，第2 頁 “國父全集序”同上註 ，第3-4 頁 ， “國父全集序”同註9 ，第3頁 ， “導言”黃彥 ：《孫中山研究和史料編纂》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6 年 ，第300-307 頁 。參見孫中山著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等編 ：《孫中山文粹（下卷）》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6年 ，第1130頁 。辛亥革命研究會等主辦 ：《辛亥革命研究動態》 ，第4 期 ， 2006 年 ，第32 頁 。同註11參見 《第三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 ：國父紀念館 ，2000 年 ，第123 頁 。陳旭麓等主編 ：《孫中山集外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0 年 ，第1-2 頁 ， “序言”郝盛潮主編 ：《孫中山集外集補編》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4 年 ，第1頁 ， “補編補語”同註14 ，第309 頁 。鄧良 ：《孫中山一生光輝歷程的真實紀錄——簡介 〈孫中山年譜長編〉》 ，載於 《團結報》 1992年 10 月7 日。同上註 。同上註 。。。。。。。。。

孫中山民生主義對構建和諧社會的意義嚴昌洪* 在一些公共場合，常常看到這樣的宣傳標語：“關懷民生 ，共享和諧。”其中 “民生”與 “和諧”兩個字眼引起我把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與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努力聯繫起來思考，發現民生主義的許多內容對於我們構建和諧社會有着寶貴的借鑒意義。 孫中山雖然沒有提到過 “和諧社會”的概念 ，但他對於理想社會的描述 ，卻包含着對社會和諧的嚮往 ，比如 ，他經常提到 “大道之行 ，天下為公”，說 “在吾國數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如此 ，則人人不獨親其親 ，人人不獨子其子 ，是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謂 ‘天下為公’要使老者有所養，壯者有所營，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實現 ，然後不見可欲，則民不爭，甲兵亦可以不用矣。” 1我理解 “天下為公”有兩層含義，一是天下之人都要 “各盡其事，各執其業” ，不獨為一己一家謀幸福，而是要為 “公”（即大眾）服務。二是天下之產為 “公”（即大眾）所有，即 “國家是人民所共有 ，政治是人民所共管 ，利益是人民所共享”2 ，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兩層意思結合起來，就是全體人民各盡所能 ，各得其所 ， “全國之人無一貧者，共享安樂之幸福” ，這不就是我們今天要實現的社會和諧嗎？所以 ，孫中山關於實現理想社會的種種努力，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的理念和主張 ，對我們多所啓發。由於篇幅關係 ，本文着重論述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對構建和諧社會的意義。 和諧社會必須以豐富的物質財富作支撐 ，在一個貧窮的國度裹是無法建立和諧社會的。 一個社會物質財富不豐富，不能滿足全體人民過富裕生活的需要，就會發生爭奪現象，社會就不能安寧、和諧。用孫中山的話說：“所謂人與人爭 ，究竟是爭甚麼呢？就是爭麵包 ，爭飯碗。”3在生產力不發達的舊時代 ，統治者為了納民於軌物 ，建立長治久安的社會，常常 “軟硬兼施”。所謂 “軟”，就是用禮樂教化民眾；所謂 “硬” ，就是以暴力約束民眾。但由於他們都未能解決人民的飯碗問題 ，饑寒交迫的民眾不是流為餓殍 ，就是化為盜賊 ，長治久安的社會終是泡影。 中國在封建主義統治下長期生產力低下 ，到了近代又受到列強的掠奪，陷入國窮民貧的地步。這時談教育民眾使其循規蹈矩不太現實，加強對民眾的控制也難以實現社會安寧。因為生存都成問題的人們 ，何談接受教化？在死亡線上掙扎的人們是不懼怕武力壓制的 ，他們常常會鋌而走險。孫中山本着以人為本的精神主張先養後教：“國以民為本 ，民以食為天 ，不足食胡以養民？不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4 ，因為 “‘衣食足而知禮節 ，倉廩實而知榮辱’ ，實業發達 ，民生暢遂 ，此時普及教育乃可實行矣”5 。他也反對以暴力治民：“欲圖長治久安之道 ，必含[捨]武力而趨實業”6 ，因為人民富足了， “民不爭，甲兵亦可以不用矣”。所以要建立和諧社會 ，必定要物質財富極其豐富，用孫中山的話說，就是要實行民生主義 ，做到 “大家都有麵包和飯吃 ，便不至於爭 ，便可以免去人同人爭”。民生問題不解決，*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一。

“社會的文明不能發達 ，經濟組織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 ，以及發生種種不平的事情”7 ，社會就不可能和諧。這即是說 ，民生問題的解決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 如何解決民生問題 ，使人民富足 ，大家都有麵包和飯吃？那就是要發展生產力。孫中山認識到 ，一個國家 “生產力強者國常富”。發展生產力的主要途徑 ，就是大辦農業，大興實業，使中國能夠像英美一樣富足。 孫中山打青年時代起就認識到發展農業的重要性：在給李鴻章的上書中指出：“農桑之大政 ，為生民命脈之所關。”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力，使我國農業能夠養活更多的人，他主張 “農功”要勤，農民要各盡所能 ，努力生產 ，並且要學習西人，科學種田，改良土壤 ，開墾荒地 ，興修水利 ，採用良種 ，施用化肥 ，機器耕田，多種經營。這樣就可以使 “生產上至少可以加多一倍 ，費用可減輕十倍或百倍” ，農業生產力自然得以提高。 農業雖然重要，需要不斷提高農業生產力來解決人民吃飯問題 ；但處在現代世界、工業時代，僅 “以農立國”還不能臻於富強之境， “長治久安之道 ，當以發展實業為先”。8孫中山認識到 “列強致富之原，在於實業”，中國也只有走工業化的道路 ，以工商立國，才能利國福民。因為實業發達了，民生充裕 ，國勢穩定，政治活動才能正常進行；實業發達了，教育、慈善、救災、治病以及改良社會、增進文明才能有經濟後盾。在當時的中國，大力興辦實業，不僅是 “救貧之藥劑”，而且是致富之良方。孫中山認為中國要興實業，提高生產力，一定要使用機器生產 ，建設鐵路 ，發展交通。為此 ，他制定了宏偉的 《實業計劃》 ，繪製了一幅現代化建設的藍圖，他的不少設想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已經變成了現實，但還有許多理想仍需要我們不斷去努力。 比方說 ，孫中山注意到的地方經濟平衡發展的問題就很值得我們努力去解決。中國幅員遼闊，因自然條件的不同產生了地區差別。自然條件好的地區 ，人口過於密集，本來還算豐富的資源卻仍顯得不足。自然條件惡劣地區，人口凋零，富源無人開發 ，即孫中山所說 “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 ，可利用的資源更是有限。孫中山看到了這一點，十分關注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他曾指出：“吾國民族生聚於東南而彫零於西北 ，致生聚之地 ，人口有過剩之虞 ，凋零之區 ，物產無豐阜之望 ，過與不及 ，兩失其宜，甚非所以致富圖強之道。”9他認為這種不平衡有時又是地勢險惡，交通不便造成的：“地方之苦樂，可以鐵道之遠近 計之”，即離鐵路線近的地方，經濟發達些，風氣開化些，人民生活好過一點；遠離鐵路線的地方，轉運無術，工商皆廢 ，經濟落後，風氣閉塞，人民生活痛苦。解決這種不平衡的辦法就是要地區之間協調發展或平衡發展 ，即發達地區支援不發達地區的經濟建設 ，助其發展 ，國家對不發達地區予以特殊政策扶持其發展。孫中山提出的實現地區協調發展的辦法，一是移民實邊 ，二是大力發展落後地區的交通事業。 孫中山在其制定的 《實業計劃》 中提到移民問題時 ，主張在中國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 ，移民於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他認為10年之內，移民一千萬，由人數多的省份遷徙至西北 ，墾發自然之富源，既可以開發西北地方之經濟，使其進入工商時代 ，又可解決東南地區 “生齒之眾 ，需地以養”和裁兵需要安置的問題 ，他稱移民西北是 “最有利之事業” 為了地區之間協調發展，孫中山發展交通的計劃以鐵道為重要， “尤當先以溝通極不交通之幹路為重要”，所以在其鐵路計劃中，中國北部要建的鐵路系統 ，起於北方大港，迄於中國西北極端 ，希望把最偏僻的邊陲之地開發出來。他認為移民實邊與修鐵路是 “彼此互相依倚 ，以為發達者也” ，因為移民可以為鐵路的建造提供人力資源，鐵路的建造又可方便移民的交通 ，發達移民新區的經濟。可見興修鐵路是促進各地區協調發展的好辦法。 地區之間協調發展 ，能使各地經濟都得到較快發展，各地的資源都充分開發利用，全國的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 ，物質財富就會更加豐富，建立和諧社會的經濟支撐更為牢固。

通過發展生產力，積累了大量財富以後 ，還不能實現社會的和諧 ，因為所謂和諧社會其實是一個人們各得其所 ，和諧相處 ，人人都感到幸福的社會。譬如一個家庭，儘管很富裕，但如果家庭各個成員之間不能和睦相處 ，或者婦姑勃谿 ，或者兄弟鬩牆 ，那麼這個家庭的許多人都不會感到幸福，這個家庭就不和諧。同樣 ，一個社會富足了，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但社會成員之間由於種種原因不能融洽相處，或者社會成員與管理層的關係處理不好 ，許多社會成員就不會感到幸福。前些年社會上流行所謂 “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民諺 ，就是這種情形的生動寫照。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是不會和諧的。 孫中山很強調理想的社會不僅要使人民富足 ，還要使人民感到幸福與安全。他在1922年對外宣稱：“我認為一個國家的偉大，不在於它的人民富有 ，而在於它的人民幸福” ， “所謂世界大國其福民往往多於富民”。10 孫中山在此提出了 “富民”和 “福民”兩個概念，所謂 “富民”，就是物質上十分富足的人，所謂 “福民” ，應該是精神上也很感幸福的人。他說世界大國福民往往多於富民，說明那些國家雖然很富足，但並非人人富有、人人幸福。他要在中國實現他的理想：不僅要人人富足，還要人人幸福。他的民生主義就是要圖四萬萬人幸福的主義。這就提出了一個比大辦農業，大興實業，大力提高生產力更高層次的目標。他指出 ，開發資源 ，發展實業，不僅僅是為了富有 ，而更重要的是為了我國人民的滿足和幸福。如果使用機器生產 ，生產力提高了，社會財富增加了，但一部分工人卻失業了，沒有工做 ，沒有飯吃，他們就不能感到幸福。 怎樣才能使人民人人都感到幸福？一定是人與人和諧相處 ，人與國家、社會和諧相處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要人與人和諧相處 ，就應該做到人人平等。孫中山認為，他的三民主義就是平等和自由的主義，在實行民族主義促進國際地位平等、實行民權主義促進政治地位平等的同時，還要實行民生主義以促進經濟地位平等 ，富則同富，樂則同樂，不宜因貧富苦樂之不同，而 “陷社會於競爭悲苦之境”。這就是說，民生主義的目標是使中國人民不僅人人都成 “富民”，而且人人要成 “福民”。只有人人平等了，人人都感幸福了，人與人之間才能和諧相處。 要人與國家、社會和諧相處 ，就要做到國家、社會對其成員要平等相待，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歧視弱勢群體 ，使一部分人向隅而泣。孫中山很關心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想方設法扶持弱勢群體。比方說，因實業革命、機器發明，很多工人失去工作 ，沒有飯吃 ，受很大的痛苦，造成社會問題。孫中山提出要用節制資本的辦法來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又比方說 ，農業生產力低下 ，農民墾荒不力 ，水利不修 ，勞多獲少，造成民食日艱的問題 ，他提出要用耕者有其田的辦法解決農民受痛苦的問題。再比方說，因裁兵產生很多散兵 ，國家無巨大財力作為解散經費來安置他們 ，致使這些人 “非流為餓殍，則化為盜賊”，孫中山要用移民實荒的辦法來防止此弊的發生。這就告訴我們 ，如果對這些社會弱勢群體不予以保護和扶持，不能使他們也感到幸福，國家就談不上安寧 ，社會就不可能和諧。 孫中山還從公理、良知的立場出發，不贊成將天演論之 “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學說”用於道德文明之進化與社會組織之改良方面 ，他主張以人為之力改良社會組織 ， “以和平慈善 ，消滅貧富之階級於無形” 。 11孫中山反對佔有機器的人、佔有土地的人、佔有資本的人 ，剝削 、壓榨沒有機器、土地和資本的人。他明確提出來 ， “要在政治、法律上定出種種規定來保護農民” ， “要規定法律 ，對於農民的權利有一種鼓勵 ，有一種保障 ，讓農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 12他主張在國家設立工商業的經營管理機關中， “得由工人參與一部分之管理權”13 ，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保護工人合法權益的問題。對於其他弱勢群體 ，他都一視同仁 ，比方說 ，他曾提出 ， “只要志願參加同盟會 ，不論廚子、丫鬟、老媽 ，我們一律接收。” 14他提倡男女平等 ，反對販賣婦女，反對納妾制度和奴婢制度 ，主張保護婦女人權⋯⋯他曾諄諄教導嶺南大學學生：“應該立志，想一種甚麼方法來救貧救弱，這種志願 ，是人人應該要立的。” 15對照孫二

中山的這種思想，我們可知 ，那種只提倡社會競爭，讓弱者自生自滅的主張是難以實現社會和諧的。 國家、社會具有照顧、扶持各個社會成員的責任，而社會成員對於國家、社會還必須盡一定義務 ，即要各盡所能 ， “像做農的要生糧食，做工的要制器具，做商的要通有無，做士的要盡才智。大家都能各盡各的義務 ，大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的四種需要。”16只有人民和國家、社會互盡責任和義務 ，才能做到人與國家、社會的真正和諧。 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就必須遵循自然規律，不斷糾正人們違背自然規律的愚蠢行為，最大限度地做好防災減災工作。中國是一個水旱災頻發的國度，每當發生嚴重災荒 ，就造成流離失所 ，賣兒鬻女，甚至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餓殍遍地 ，盜賊蜂起。孫中山對中國老百姓所受災難非常同情 ， 1912年初 ，作為臨時大總統的他對江淮地區因水災饑民麇集，餓屍載道的現象深表關切 ，連連發文指示政府有關部門撥款救濟災民、饑民、難民。他曾對中國災害發生的原因做過分析 ，早年主要看到政治方面的原因，認為官員“有系統的貪污”“是產生饑荒 、水災、疫病的主要原因”17 ，因為貪污把國家用來防災救災的款項吞沒了。到晚年他在政治原因之外又看到了人與自然不能和諧相處也是災害發生的重要原因 ，他說：“古時的水災為甚麼是很少呢？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古代有很多森林 ，現在人民採伐木料過多，採伐之後又不行補種，所以森林便很少。許多山嶺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沒有森林來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 ，山上的水便馬上流到河裹去 ，河水便馬上泛漲起來 ，即成水災。 18他說古代因森林多而水災少是否確切姑置不論，而他對人們亂砍亂伐 ，破壞森林 ，導致水土流失，引發水災的觀點確是不刊之論。亂砍亂伐 ，破壞植被是人與自然相處不和諧的典型一例。人不能與自然和諧相處 ，就會遭到自然的報復，災害頻繁發生 ，使人們時常處於恐慌之中，在此情形下 ，又何談人人幸福、社會和諧？ 如上所說，和諧社會是一個人人都能和諧相處 ，人人都感幸福的社會。要使人人都能和諧相處 ，人人都感幸福，就應該做到社會財富分配公平合理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孫中山為了實現這一理想的社會 ，提出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主張 ，把其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第一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核心內容，用他自己的話說：民生主義 “不外土地與資本問題。”構建和諧社會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社會進步的成果由全民共享。社會發展了，土地增值了，土地增值所帶來的財富不能由土地佔有者獨享；機器發明了，生產力提高了，社會財富增加了，這增加的財富也不能由機器佔有者獨享。孫中山一貫強調 ，所得的國家利益由人民共享，只有這樣才是國利民福，人民才可享真正幸福 ，他的民生主義就是要實現貧富機會的平等，富者不能壓制窮者。他曾說：“我們國民黨的民生主義，目的就是要把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19 社會進步所帶來的財富是全體人民共同創造的，社會發展的成果理所當然地應該由全體人民所共享。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孫中山不是用剝奪富人財產分給窮人的簡單辦法來達到社會財產再分配這一目的，而是採用文明進步之福祉社會化的辦法。他在辛亥革命時期對平均地權的解釋是：“改良社會經濟組織 ，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 ，仍屬原主所有 ；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 ，則歸於國家 ，為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 ，俾家給人足 ，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 ，與眾棄之 ！” 20 他把這種平均地權也稱作 “土地公有”或 “土地國有” 我們把孫中山這種主張視為主觀社會主義，認為是一種空想。但他能預先看到土地因社會發展而將會大幅度增值，並對這種增值有可能為土地佔有者、或土地開發者所壟斷的潛在危險作出防範 ，他把土地作為調節利益分配的切入點，試圖通過 “平均地權”的方法實現社會進步的成果全民共享 ，並將其作為解決社會問題 ，實現人人平等 、人人幸福的第一步 ，確實具有超前的眼光 ，不能不令人佩服。三。”

其實這種設想如果能夠實現也只是針對城市及其郊區土地而言的，因為在相當長時期內，社會改良進步帶來增價的主要是城市土地 ，對農村影響很小 ，農民仍然生活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受着地主的剝削。這樣就會產生兩個惡果，一是農民生活痛苦 ，因為 “一般農民 ，有九成都是沒有田的，他們所耕的田，大都是屬於地主的。有田的人自己多不耕種照道理講來，農民應當說是為自己耕田，耕出來的農產品，要歸自己所有。現在的農民 ，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來耕田，所生產的農產品 ，大半是被地主奪去了”，地主與農民對於農產品的分配很不公平：“十分之六歸地主，農民自己所得到的不過十分之四”二是農民沒有種田積極性 ，許多田地就要荒蕪。孫中山看到這一點，認識到 “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於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 21他在把舊三民主義改造為新三民主義時 ，便提出了 “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徹底的革命。”這時的平均地權 ，是在採用 “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 ，國家就價徵稅 ，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的具體辦法外，還輔以把地主不照價納稅的田地拿來充公的辦法。這樣便沒有了一般大地主 ，把全國的田地分給或租給一般農民，讓耕者有其田。他認為“耕者有了田，只對於國家納稅 ，另外便沒有地主來收租錢 ，這是一種最公平的辦法。”22因為這種辦法可以使 “農民得到自己勞苦的結果”， “這種勞苦的結果 ，不會被別人奪去”。23這樣一來，孫中山 “平均地權”的主張更臻於完善。孫中山這種不讓農民勞動的成果被別人奪取的思想對於我們也是有借鑒意義的。 至於孫中山提出節制資本 ，則是防止勞資不平，求社會經濟之調節的一種辦法。主要是反對私人資本佔有經濟之勢力而壟斷社會之富源，反對少數人 “操縱國民生計”。他舉例說：如果全國鐵路的經營被一二資本家壟斷 ，他們就可制旅客、貨商、鐵道工人等的死命 ；如果土地歸少數富有者所壟斷，他們就可以地價及所有權來妨害公共之建設 ，並使平民永無立錐之地。總之， “私人之壟斷，漸變成資本之專利，致生出社會之階級 ，貧富之不均耳。” 24在少部分人壟斷國家經濟 ，可制大部分人的死命時 ，社會和諧無從談起。 為防備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 ，孫中山主張實行民生主義或社會主義，實現分配之社會化。首先是消滅壟斷。具體辦法是把一切大實業，如天然之富源（煤鐵、水力、礦油）及社會恩惠（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點）等等 ，舉凡一切具有壟斷性質、可以操縱國脈民命的事業 ，不許私人經營。然後是多徵稅收。將可以委諸個人，或較國家經營為適宜的事業，任個人為之，由國家獎勵 ，並以法律保護，但要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 ，增加國家財富。同時還要發達國家資本。將前述那些不許私人經營的事業、或者私人之力所不能辦的事業 ，如銀行 、鐵道、航路等等 ，悉歸國家經營，以所獲利益 ，歸之國家公有 ，惠及全體人民，提高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福利 ，多辦對人民有益的實事，如教育、養老、救災、醫療等，使社會保障體系能夠覆蓋全社會 ，並改良社會、勵進文明，使人民素質普遍提高，樹立良好的社會風尚，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孫中山關於實行民生主義，大辦農業，大興實業以發展生產力，增加社會財富的主張；他關於人與人要平等相處 ，國家社會要救貧救弱，使人人都幸福的思想；他關於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實現分配之社會化 ，並使社會發展的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的主張 ，給我們的啓迪是：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生產力高度發達 ，物質財富極其豐富的社會 ，應該是一個和諧相處 ，人人都幸福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分配公平合理 ，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目前我們的社會離這些目標還有一定距離，和諧社會的構建還需要我們不斷的努力。註釋 ： 孫中山 ：《在桂林對滇贛粵軍的演說》 ，載於孫中山著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6年 ，第36 頁 。1。

234567891011213141516171819202 1222324孫中山：《三民主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九卷》 ，第394 頁 。同上註 ，第381頁 。孫中山 ：《上李鴻章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17 頁 。孫中山 ：《建國方略》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第228 頁 。孫中山 ：《致劉成勳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第580 頁 。同註2 ，第386頁 。孫中山 ：《覆黃肅方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第588頁 。孫中山 ：《批黃興等呈》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294 頁 。孫中山：《“對外宣言”附 ：孫逸仙宣言》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第525 、 528頁 。孫中山：《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507-508頁 。同註2 ，第399頁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宣言》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七卷》 ，第4 頁 。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 ：《辛亥革命七十週年文史資料紀念專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1年 ，第5 頁 。孫中山：《在廣州嶺南學生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八卷》 ，第539 頁 。同註2 ，第411頁 。孫中山：《中國的現在和未來》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89 頁 。同註2 ，第407頁 。同上註 ，第388頁 。孫中山：《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297 頁 。孫中山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九卷》 ，第120 頁 。孫中山：《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畢業典禮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十卷》 ，第556 頁 。孫中山：《總理遺教·演講》 ，第441-442頁 ，轉引自張磊 《孫中山論》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86年 ，第307頁 。孫中山：《中國實業如何能發展》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五卷》 ，第135 頁 。

行遠自邇 ，登高自卑——孫中山政治設計中的社會建設考量趙立彬 * 孫中山曾指出 ，三民主義是為了建設 “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1 ，從表面上看，似乎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分別指向 “民族的”、 “國民的”、 “社會的”三個特定目標。一般論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也多將三者分別劃定在這三個不同範圍中進行討論。因而 ，對於孫中山的政治設計 ，雖然學界論述已多，但大多從政治角度觀察和分析 ，而將社會方面，歸於民生主義的研究。事實上，政治與社會本身密不可分 ，孫中山早就萌生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 “畢其功於一役”的設想，政治設計與社會建設的目標有機統一，相互影響。本文試就孫中山政治設計中的地方自治、革命程序、均權主義等關乎政體和程序的政治主張 ，考察孫中山政治設計中的社會建設因素 ，從社會建設的角度 ，揭示孫中山政治思想的高瞻遠矚與現實考量。 孫中山政治思想中的地方自治、革命程序、均權主義等主張 ，是其政治設計中最有特色的部分 ，也是孫中山在革命實踐中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智慧結晶。關於地方自治、革命程序、均權主義等政治主張的生成過程和一般論述 ，前人已有深入的論述2 ，在茲不贅。孫中山從中國的社會情形出發 ，以社會建設為目標 ，有層次地進行其政治設計 ，其社會關懷值得研究者關注。 1916年 ，孫中山在向民眾宣傳地方自治時 ，於政治與社會的關係有精闢論述。孫中山說：“蓋政治與社會 ，互有關係 ，而政治之良必導源於社會。”3因而 ，建設中國的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中國社情的基礎之上。中國的政治革新 ，不僅僅是制度設計的問題 ，而首先是認識中國政治的社會基礎問題。孫中山在青年時期之所以走上政治革命的道路 ，本身即是社會改良理想破滅所造成。孫中山後來在被問及 “何時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時回答說：“（青年時在家鄉）我曾一度勸其鄉中父老，為小規模之改良工作，如修橋、造路等 ，父老韙之 ，但謂無錢辦事。我乃於放假時自告奮勇，並得他人之助 ，冀以自己之勞力貫徹主張。顧修路之事涉及鄰村土地 ，頓起糾葛，遂將此計劃作罷。未幾我又呈請於縣令，縣令深表同情 ，允於下次假期中助之進行。迨假期既屆 ，縣令適又更迭 ，新縣官乃行賄五萬元買得此缺者，我無復希望。” 4孫中山從事革命 ，就是為了建立一個清明的社會。 1906年發佈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時，孫中山已經指出 ，軍政府要 “掃除積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壓制、官吏之貪婪、差役之勒索、刑罰之殘酷、抽捐之橫暴、辮發之屈辱 ，與滿洲勢力同時斬絕。風俗之害 ，如奴婢之畜養、纏足之殘忍、鴉片之流毒、風水之阻害 ，亦一切禁止。並施教育 ，修道路 ，設警察、衛生之制 ，興起農工商實業之利源。”5在這裹，他的政治革命主張與社會 “興利除弊”的改造主張是同時考慮的。* 中山大學 （廣州） 孫中山研究所教授一

從政治與社會的關係來看，政治上的設計既然是以社會組織作為對象，因而就不得不顧及構成組織的人。一種政治學理論認為， “人群或物質的適當組合與配備 ，才能產生偉大而奇異的力量。政治學所研究的就是在平衡均適的配合各種政治力量 ，使國家和政府的效能都得到美滿的最高的發揮。”6孫中山看到“中國人民知識程度之不足，固無可隱諱者也。且加以數千年來專制之毒 ，深中乎人心。”因而習慣於做奴隸 ，而不知道做主人。7從這一社情出發，人民的覺醒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前提 ，政治的設計必須立足於人民，對人民進行宣傳、教育，改變民眾的信仰和意識。中國缺乏民治的傳統 ，民眾與政治疏遠、淡漠 ，缺乏政治判斷力，因而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缺乏社會基礎 ，並非一種制度或一場革命即能完成。只注重政治革命，而忽視政治的社會基礎 ，是孫中山為辛亥革命總結的重要教訓之一。孫中山指出：辛亥革命 “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污末由蕩滌，新治末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污，以為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污，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為民治不能實現 ，第二為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也。”假如不能奠定主權在民的社會基礎，不能做好適應國情的合理的制度安排 ，必然 “政治無清明之望，國家無鞏固之時 ，且大亂易作 ，不可收拾”8 。因而 ，在革命程序中就需要加入 “訓政”的重要一環， “蓋不經軍政時代，則反革命之勢力無繇掃蕩。而革命之主義亦無由宣傳於群眾 ，以得其同情與信仰。不經訓政時代，則大多數之人民久經束縛 ，雖驟被解放 ，初不瞭知其活動之方式，非墨守其放棄責任之故習，即為人利用陷於反革命而不自知。” 9訓政是啓發民智、奠定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的必經階段。 政治導源於社會 ，政治又是為了管理社會，故爾政治設計需要考量社會的因素。社會學家指出：“政治的本身與社會生活狀態 ，有其密切的關係 ，而且可以說政治制度在某一點完全是決定於社會生活之一般趨勢的，所以國家行政必當置其重心於社會觀點之上 ，必須能夠適應 ‘生存與進步’的社會法則。”10 不同的社會狀況就需要不同的政治設計 ，孫中山充分認識到 “歐美有歐美的社會 ，我們有我們的社會 ，彼此的人情風土各不相同。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 ，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11 ，他關於國家政體和程序的政治設計與歐美經典的政治制度不同而具有特殊性 ， “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 12這種特殊性正是對中國社會加以考量的結果。 社會建設有兩層意義的理解。孫中山曾把 “民權初步”作為社會建設的狹義理解 ，民權初步（集會議事的種種法則）就是社會建設。但社會建設也有其廣義的理解，社會學家孫本文在 《社會學原理》 中指出：“依社會環境的需要與人民的願望而從事的各種社會事業，謂之社會建設。社會建設之範圍甚廣 ，舉凡關於人類共同生活及其安寧幸福等各種事業 ，皆屬之。”13之所以引用這一定義 ，是因為其後國民黨在闡釋“總理遺教”時，也完全認可和援引此種關於社會建設的廣義解釋。 14 1929年邵元沖在演講 《訓政時期的社會基本建設》 中，就把主權在民、地方自治以及地方自治中的調查與統計、民權的訓練、普及教育、發展社會合作事業等各具體方面 ，作為其所論述的 “社會建設”的基本內容。 15當然從最廣義來說 ，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均屬於社會建設 ，但它們各有專門畛域和相關學說。本文所討論的社會建設思想，是作為社會思想分支的指人們在安排社會生產和生活 、以及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中所提出的對於社會模式、組織、程序、社會事業具有建設意義的思想主張、方案和理想社會的藍圖。實際上孫中山關於民權初步的狹義的社會建設，與廣義的社會建設，在其最終目的和實際指向上並不矛盾 ，集會議事的種種法則 ，也是與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意識密切相關的社會層面的制度基礎。而討論孫中山政治設計中的社會建設考量 ，則既不應局限於會議通則的狹義理解 ，也無需泛論無所不包的對象全體。二

孫中山政治主張中關於地方自治、革命程序、均權主義等方面的設計 ，充分包納了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 孫中山很早就將地方的社會事業方面的建設 ，納入其地方自治的範疇。 1904年孫中山宣傳其基本主張時說：要在軍法、地方自治法之間，綰以約法， “地方既下，且遠戰地，則以軍政府約地方自治。地方有人任之，則受軍政府節制，無則由軍政府簡人任之，約以五年，還完全地方自治，廢軍政府干涉。所約如地方應設學校、警察、道路諸政如何 ，每縣出兵前敵若干 ，餉項若干。” 16這裹所說的 “約法”，大體相當於後來所說的 “訓政” ，其間的主要事務 ，已經包含學校、警察、道路等等社會事業。 以中國國土之廣、人口之眾，地方自治是實現主權在民、擴大政治參預的必由之路。孫中山推行地方自治，是達到國家與社會整合的重要途徑。論者指出，孫中山的目的，是通過地方自治的實現，以達到對縣以下基層社會的控制和實現全民政治的理想。 17地方自治是社會建設的政治基礎。至於地方自治最重要的內容 ，孫中山1920年頒佈 《地方自治實行法》 中規定6項主要事業 ，較前述更為重要系統：“若自治之鼓吹已成熟，自治之思想已普遍 ，則就下列之六事試辦之，俟收成效 ，然後陸續推及其它。其事之次序如下：⋯⋯① 清戶口。不論土著或寄居、悉以現居是地者為准，一律造冊 ，列入自治之團體 ，悉盡義務 ，同享權利。⋯⋯②立機關。戶口既清之後 ，便可從事於組織自治機關。凡成年之男女，悉有選舉權、創制權、複決權、罷官權。而地方自治草創之始 ，當先施行選舉權 ，由人民選舉職員，以組織立法機關，並執行機關。執行機關之下 ，當設立多少專局，隨地方所宜定之，初以簡便為主。⋯⋯③ 定地價。⋯⋯其法以地價之百分抽一 ，為地方自治之經費。⋯⋯則社會發達 ，地價愈增 ，則公家愈富。⋯⋯④修道路。⋯⋯道路者，實地方之文野、貧富所由關也。地價既定之後，則於自治範圍之內，公家可以自由規劃，以定地方之交通 ，而人民可以戮力從事於修築道路。⋯⋯ ⑤ 墾荒地。荒地有兩種 ：其一為無人納稅之地。此等荒地 ，當由公家收管開墾。其二為有人納稅而不耕之地。此種荒地，當課以值百抽十之稅 ，至開墾完竣之後為止。如三年後仍不開墾 ，則當充公 ，由公家開墾。⋯⋯六、設學校。凡在自治區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權利。學費、書籍 ，與及學童之衣食，常由公家供給。學校之等級 ，由幼稚園而小學而中學，當陸續按級而登 ，以至於大學而後已。” 18此外 ，孫中山規定了地方自治團體所應辦理的社會事務，地方自治機關“不止為一政治組織 ，亦並為一經濟組織。”“此後之要事，為地方自治團體所應辦者，則農業合作、工業合作、交易合作、銀行合作、保險合作等事。” 19在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同年4 月12 日又經孫中山親筆謄寫並修改的 《建國大綱》 中，又宣佈：“在訓政時期 ，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 ，全縣警衛辦理妥善 ，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 ，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 ，誓行革命之主義者 ，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 ，始成為一完全自治之縣。”20 從孫中山的各種論述中，都可以看到 ，他的地方自治主張中最重要的內容 ，就是諸如警衛、治安、生產、經營、貿易、金融、教育、衛生、公益、福利、救濟等廣泛的地方社會事業。 訓政是孫中山政治設計中獨具匠心的程序安排。孫中山最為重視的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是強調革命程序論的綱領性文件 ，其根本考量 ，在於政治的和社會的建設 ，以及如何實現這種建設目標。孫中山鄭重宣佈：“今後之革命 ，不但當用力於破壞 ，尤當用力於建設，且當規定其不可逾越之程序。”21訓政的主要目的是教育民眾，從擴大革命的社會基礎出發 ，孫中山主張革命需要發動一般民眾。這是孫中山後來領導革命事業超越辛亥革命的重要方面。辛亥革命時期 ，陳天華已經看到：“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22雖然下等社會的民眾在辛亥時期並沒有被發動起來，但孫中山仍看到了對民眾進行啓蒙的重要性 ，認為人民需要教育 ，以明白革命的道理 ， “我們革命黨人應該來教訓他 ，如伊尹訓太甲樣。”23這其中確實有一種 “先知先覺”的居高臨下，胡適後來批評 “中山先生對於一般民眾參政的能力，很有點懷疑”24 ，大體也是實情。而揆諸孫中山所處時代和所面臨的實際問題 ，則孫中山主張 “訓政”的苦心孤詣 ，不僅需要顧及政治設計 ，同時需要顧及社會制約。如此理解，孫

中山的思想與自己的一貫主張相比，並無退步 ，具有顯而易見的積極意義。25 均權主義綜合了集權與分權各自的優點，是孫中山政治設計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孫中山的均權思想 ，包含兩個層次 ，既有人民有權的意義 ，又有中央與地方劃定權力關係的安排。在前一方面 ，孫中山早就看到，無論是中央集權還是地方分權，都必須首先實現 “主權在民” ，否則集中也好 ，分權也好，無非都是“官治”， “政治之權 ，付之官僚 ，於人民無與。”因而要保障 “民治”， “政治主權 ，在於人民，或直接以行使之，或間接以行使之⋯⋯以人民為主體 ，人民為自動者”。26因而，孫中山的設定的均權主義的地方制度 ，是以 “民治均權”為旨歸 ， “‘均權’為主旨，而以 ‘民治’為基本原則。” 27在後一方面 ，孫中山最終主張：“凡事物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28地方所分之權 ，適宜於地方實際情形 ，於社會建設關係更為密切。 “教育 、衛生 ，隨地方情況而異，此權之宜屬於地方者也。⋯⋯警衛隊之設施 ，豈中央所能代勞 ，是又宜屬之地方矣。同一教育也 ，濱海之區 ，宜側重水產；山谷之地 ，宜側重礦業、或林業 ，是固宜予地方以措置之自由。” 29因而採取均權的政體形式，地方社會的建設更能夠因地制宜 ，具有優勢。 地方自治、革命程序、均權主義是孫中山民權主義中關於政體方面的主張 ，三者是密不可分 、有機統一的。地方自治是均權的前提和基礎 ，同時也是訓政的主要內容和主要任務 ；訓政以實現地方自治為目標 ，否則不能造成憲政的基礎 ；均權以地方自治為憑藉 ，否則不能實現全民政治。它們共同包含了社會建設的因素，共同構成了社會建設的政治基礎。從這一方面說 ，它們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政治設計 ，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建設的制度與設計。三 孫中山以社會建設為考量目標設計了政治模式 ，同時又積極致力於社會改造 ，促進人民覺醒，推動民主政治發展。在其生前 ，孫中山盡可能地將這一設想付諸實踐 ，因受制於形勢，實踐並不充分 ，但其思想遺產對後來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孫中山指出，建設的基礎在於人民。具有社會基礎的政治建設 ，才能成功保障民主政治的發展。雖然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困境重重 ，抱負難以施展，但仍對理想的政治的實現充滿信心。他看到從點點滴滴做起、由微漸著，最終必有實現目標的希望。從家族而言 ，孫中山指出：“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 ，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 ，再然後才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大小結構的關係當中是很實在的 ，如果用宗族為單位 ，改良當中的組織 ，再聯合成國族 ，比較外國用個人為單位當然容易聯絡得多。”30 因而主張 “用宗族的小基礎 ，來做擴充國族的工夫” ， “把各姓的宗族團體先聯合起來，更由宗族團體結合成一個民族的大團體。” 31從地方而言 ，孫中山基本主張是以縣為單位實行地方自治，但在廣闊區域實施自治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 “則聯合數鄉村 ，而附有縱橫二三十裹之田野者 ，亦可為一試辦區域。”32 一鄉村在地方自治上仍可有作為。而直接民權由人民直接行於縣自治：“吾夙定革命方略 ，以為建設之事 ，當始於一縣，縣與縣聯 ，以成一國，如此，則建設之基礎 ，在於人民，非官僚所得而竊 ，非軍閥所得而奪。” 33 孫中山並不以社會條件的不足和人民程度的低下而在政治上無所作為。在革命的過程中，總有一種言論 ，認為中國民智太低 ，人民程度不足以行使民權 ，甚至以此作為反對革命和政治上開歷史倒車的理由。政治人物如此，學者亦如此。 “袁世凱之流 ，必以為中國人民程度如此 ，必不能共和。曲學之士亦曰，非專制不可也。”34這種言論影響如此深遠 ，直至孫中山身後還不時沉渣泛起 ，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們的歷史判斷。孫中山雖然也看到了民智不足的社會實情 ，但並沒有消極對待，在其政治設計中，更以主動改變這一社會基礎作為目標。他批評說：“乃有以國民程度太低 ，不能行直接民權為言 ，而又不欲訓練之以行

其權 ，是真可怪之甚也。”35孫中山認為 ，通過教育和訓練 ，現代民主政治不僅可期建成 ，而且應當致力。他在向聖約翰大學畢業生致辭時就呼籲：“共和政體 ，以教育為根基。如今有千萬人民，需要你們去教育他們。” 36 孫中山積極從中國傳統社會遺產中發掘推動政治現代化的因素。地方自治雖然是一種源自西方的政治制度 ，但孫中山看到了中國傳統社會也有自治的因素 ，可以作為國人實施自治的基礎。孫中山說：“自古以來，中國就有鄉村自治的存在。” 37 “吾國舊有地方自治，⋯⋯本舊礎石而加以新法，自能發揮數千年之美性。” 381920年孫中山在為合肥闞氏撰寫譜序時 ，曾評價該氏：“近又自辦學校、議立族規、纂續譜牒、儲集公產 ，自治精神卓然為——鄉楷模。”39這裹所列舉闞氏家族所為，均為社會事業之基礎。而修家譜本身 ，對於自治又有莫大關係。如清戶口，這種調查在歷代政府方面本來欠缺，但族譜恰能起到彌補作用。 “我們中國不是沒有統計方法的 ，試看各族各姓裹，都有一個很詳細的家譜 ，那就是個證據了。”40 從家譜入手 ，將向先輩的調查轉向對現在人口的調查，清戶口便可以進行，對自治便有所貢獻。 1923年孫中山在評價 《五修詹氏宗譜》 時說：“吾國家天下數千年，群之事不備於有司，家教而族約以為一家，有人事業文章可傳者 ，官史或不具，惟家乘所詳 ，視官史且信。若里居、生歿、婚異，凡為群之狀 ，非家乘一無所稽焉。是為政之敝 ，而固無謬於自治之意也。”41 孫中山在有限的範圍內，主動推動其地方自治和訓政的實踐。在孫中山晚年，以下幾個事例可以說明他對於這種政治實踐的重視。 （一）支持試辦縣級自治。孫中山十分希望能夠進行縣級的自治試驗 ，在選擇可以作為自治實驗的縣時 ，他特別關心桑梓 ， 1921年1月，孫中山特別邀請旅居港澳的香山人 “會議自治辦法 ，作縣自治模範”42 。 1923年10 月，他向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表示：如果條件成熟 ， “我一定給一縣或者兩三縣，讓你們去試驗試驗。有了成績 ，再推廣到全省，以至於全國。” 1924年3月，廣東台山縣試辦自治，他支持進行這種縣級地方自治的實驗 ，對台山縣長劉栽甫呈遞的台山試辦完全自治折和所擬辦法五條，批示 “特許試辦台山縣自治事宜。着省長照此折所擬各條 ，諮行各軍司令長官 、各財政主管機關查照 ，協助施行 。” 44並切實保障試辦地方自治所需要的經費 ，同意台山收入國家稅 “准予酌留半數 ，撥充自治經費。” 45 （二）關心地方上與自治有關的事務。 1924 年6 月，香山縣紳民呈請沙田護沙自籌自衛，孫中山重視其中對於人民自治的重要意義，特別訓令 “此事有關人民自治起點，自應准其試辦，以觀後效。至東海十六沙地屬香山，亦應准其統籌辦理。” 46後來該事項因與廣東政府的意願及政策不符 ，政府決定撤銷沙田自衛組織 ，孫中山仍鄭重其事地要求政府 “統籌兼顧 ，方不至違背農民自治之精神。” 47 （三）對於革命政府已經控制的地區 ，明令開展地方自治和訓政的步驟。 1923年3月，孫中山根據廣東的革命形勢 ，主張 “既有此好時機 ，當先將廣東之政治社會，並力改良，使成一好模範省，然後推行全國，必非難事。” 48 1924年9 月，宣佈 “以廣東付之廣東人民，實行自治，廣州市政廳剋日改組 ，市長付之民選 ，以為全省自治之先導。” 49當他領導的北伐在江西取得部分勝利後，又於1924年10月10 日和12月4 日，頒佈了贛南、贛中善後條例 ，其中都包含實施革命程序論的內容。 在孫中山晚年 ，他精心地將地方自治、革命程序、均權思想等政治主張貫穿於他最重視的幾個文件 ，即 《建國方略》 、 《建國大綱》 、 《三民主義》 及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不斷加以強調。 1924年9 月曾指令廣東省將 《制定 〈建國宣言〉 大綱》 5萬份分發各縣。50 其後孫中山北上 ，力圖促進召開國民會議，就希望“把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政綱提到國民大會予以通過，來重奠國民革命的基礎。”“法制委員會最好根據 《建國大綱》 ，制定一套地方自治實行的計劃和法規，以備將來之用。” 51 1925年，孫中山賚志以歿 ，在遺囑中，他特別強調 “務須依照余所著 《建國方略》 、 《建國大綱》 、 《三民主義》及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繼續努力，以求貫徹。”52他關於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基本精神和許多具體設計 ，作為遺教而留給了後來者。

孫中山逝世後，他的這些政治設想對於後來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代中國史上的各個政治派別 ，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孫中山的影響 ，或從中汲取合理的成分。其中不少主張，體現了孫中山關注社會建設、重視培育基礎的取向。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時期 ，儘管各省實際上不能做到，但在各自的宣示中，都標榜“民治”、 “分權”，注重地方社會建設，如1921年湖南省自治籌備處告示：“湖南的自治法 ，簡直就是三千萬同胞自由的保障⋯⋯我們儘管推廣我們的教育，發達我們的實業 ，整頓我們的內政 ，造成一個東方的瑞士 ，自治的樂園。” 53四川自治聯合會提倡的12項原則中，也包含 “實現職業的全民政治”、 “力謀教育普及”、 “組織各種協社”、 “力圖發展實業”等內容。54國民黨在取得全國政權後 ，對於孫中山訓政、地方自治的構想，開展了一定規模的實踐 ，各地地方自治的實施方案 ，均不離孫中山原來的基本設計。其內容 ，一般包括籌備各級自治組織、興辦教育事業、修築道路、辦理警衛、改良社會習俗、發展實業等，雖然多數流於形式，卻也頗見氣象。甚至中國共產黨在某些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也提出過與孫中山政治設想相一致的主張 ，如1946年中國共產黨在政治協商會議上提出 《和平建國綱領草案》 ，內中即包含地方自治和均權的要素。提案中有：“（甲）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廢除現行保甲制度，實行由下面上的普選 ，成立自省以下各級地方民選政府。（乙）中央與地方之權限 ，採均權主義，省得自訂省憲 ，各地得採取因地制宜的措施。”55由此可見 ，孫中山政治設計中的這一重要設想 ，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四 孫中山在其 《建國方略》 第三部之 《民權初步（社會建設）》 的序言裹，引用中國古語：“行遠自邇 ，登高自卑。”孫中山強調民主政治應從學習集會（會議）始 ， “會議通則為教我國人民行使民權第一步之方法也 ，倘此第一步能進 ，行之能穩 ，則逐步前進 ，民本之發達必有登峰造極之一日。”56所以 ，先要使人們懂得如何開會、如何遵守秩序、如何在會場上發言、如何服從大會的決議。不僅 《民權初步》 如此 ，其政治設計中的社會建設考量，也正具有這樣的意義。 社會建設是政治的基層建設。國民黨後來曾解釋說：“社會建設就是具體而微的政治建設。” 57孫中山的民權主義立意宏遠，同時又能立足現實，看到政治構想實際操作的重要性 ，從實際出發，從社情、民情出發，為現代民主政治尋找社會基礎。孫中山之所以被公認為近代中國的世紀偉人 ，就在於他不僅提出了中國現代政治制度的總體設計 ，而且努力探索實現這一政治理想的現實路徑 ，並對後人產生了有益的啓示。從小處做起 ，從基層做起，以社會建設而求政治建設。孫中山政治思想中的地方自治、革命程序、均權主義等主張，顯示了孫中山對於政治變革中 “邇”和 “卑”的極度重視。一味指責孫中山 “偏於理想”，或是譏誚為 “孫大炮”，完全不符合孫中山政治設計的本意，是有失公允的。 然而 ，也必須看到，正如同他的知行觀所遭遇的困境 ，孫中山這些社會建設的設想 ，也並非盡善盡美。因為缺乏廣泛的實踐，孫中山本人難以根據遭遇到的具體問題 ，進行理論上的改善和修正。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後，雖然依據孫中山的設想，開展大範圍的實踐 ，但內外部環境均有制約 ，未能取得全功。繼承者不但未能在理論上有所超越，而且在特定時期裹 ，受鞏固政權的利益驅使 ，把社會建設的實踐與強化統治的措施聯繫起來，實際目標已與孫中山的本意大異其趣。孫中山以 “先知先覺”的國民黨來領導和訓練民眾建設民主政治的主張，也受到知識界的質疑：“憲法之下正可以做訓導人民的工作 ；而沒有憲法或約法，則訓政只是專制 ，決不能訓練人民走上民主的路。”58這種批評並非無的放矢。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史實也證明，不通過發動和教育民眾在實踐中發展民主事業 ，而寄希望於居高臨下的政黨專政達成引領民主道路的目標，實不足恃。因而，如何 “自邇自卑”地 “行遠登高” ，確是值得政治家們進一步思索、並努力在思想上和利益上實現超越的課題。無論如何 ，考察孫中山政治設計中的社會建設考量，可以為這

種超越提供一個起點和支點。註 釋 ： 孫中山：《在東京 〈民報〉 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 ，載於孫中山著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1年 ，第331頁 。2 對於孫中山地方自治 、革命程序 、均權主義等政治構想 ，已有相當多的專題研究 ，對其源流 、特徵 、意義進行了詳細的探討 。這一方面的代表性論述 ，可參閱 ：林家有 ：《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道路研究》 ，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 1999 年 ；鄭永福 、呂美頤 ：《地方自治——孫中山關於中國政治近代化的一個重要設計》 ，載於張磊主編 ：《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99年 ；桑兵 ：《孫中山革命程序論的演變》 ，載於 《孫中山的思想與活動》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1年 ；李明強：《論孫中山的均權主義》 ，載於 《江漢論壇》 ，第6 期 ， 2003 年 ；周聯合 ：《實行民治的第一方略》 ，載於 《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3期 ， 2004年 ；鄭大華 ：《國民黨訓政制度對孫中山訓政理論的繼承與背離》 ，載於 《史學月刊》 ，第8期 ， 2004年 ；馬小泉 ：《孫中山地方自治思想之學理意義》 ，載於 《史學月刊》 ，第5 期 ， 2005年 ；李繼鋒 ：《地方自治和國家統一》 ，載於梁川主編 ：《辛亥革命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 ，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 ， 2006 年 。34567891011213141516171819202 122232425262728孫中山：《在寧波各界歡迎會的演說》 ， 《孫中山全集·第三卷》 ，第350 頁 。孫中山：《在香港大學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七卷》 ，第115 頁 。孫中山：《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297 頁 。張金鑒 ：《均權主義與地方制度》 ，上海 ：正中書局 ， 1948年 ，第1頁 。孫中山：《建國方略》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六卷》 ，第209 頁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七卷》 ，第66-67 頁 。孫中山：《制定 〈建國大綱〉 宣言》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十一卷》 ，第102 頁 。謝徵孚 ：《社會行政與社會建設》 ，載於復旦大學社會學系編 ：《社會事業與社會建設》 ，重慶 ：正中書局 ， 1941年 ，第40 頁 。孫中山：《三民主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九卷》 第320 頁 。同上註 。孫本文 ：《社會學原理 ·下》 ，上海 ：商務印書館 ， 1935 年 ，第634 頁 。秦漢 ：《社會建設論》 ，重慶 ：國民出版社 ， 1944 年 ，第7頁 。邵元沖 ：《訓政時期的社會基本建設》 ，載於 《中央週報》 ，第68期 ， 1929 年9 月23 日。《孫文之言》 ，載於 《大陸報》 第2卷 ，第9 號 ， 1904 年 ，轉引 《孫中山革命程序論的演變》 ，第288頁 。林家有 ：《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道路研究》 ，第411-412頁 。孫中山 ：《地方自治實行法》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五卷》 ， 1985 年 ，第220-223 頁 。同上註 ，第224 頁 。孫中山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九卷》 第127 頁 。孫中山 ：《制定建國大綱宣言》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 ，第103 頁 。陳天華 ：《絕命辭》 ，載於陳天華著 ，劉晴波 、彭國興編 ：《陳天華集》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 1982年 ，第236 頁。孫中山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五卷》 ， 1985 年 ，第401頁 。胡適 ：《我們甚麼時候才可有憲法？ 》 ，載於 《新月》 ，第2 卷 ，第4 號 ， 1929 年6 月10 日。桑兵 ：《孫中山革命程序論的演變》 。孫中山：《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 ，載於陳旭麓 、郝盛潮主編 ：《孫中山集外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0年 ，第34-35 頁 。楊幼炯 ：《權能劃分及均權政制》 ，上海 ：正中書局 ， 1946 年 ，第78 頁 。同註20 ，第128頁 。1

29303 13233343536373839404 14243444546474849505 152535455565758同註26 ，第32頁 。同註11 ，第238頁 。同上註 ，第239 、 240 頁 。同註18 ，第220 頁 。同註26 ，第36頁 。同註7 ，第209頁 。孫中山：《三民主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五卷》 ， 1985 年 ，第190 頁 。孫中山 ：《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典禮上的致詞》 ，載於 《孫中山集外集》 ，第76 頁 。孫中山：《孫逸仙宣言》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六卷》 ，第528頁 。孫中山：《在滬舉辦茶話會上的演說》 ， 《孫中山全集 ·第三卷》 ，第329 頁 。孫中山 ：《合肥闞氏重修譜牒序》 ，載於 《孫中山集外集》 ，第635 頁 。孫中山 ：《在上海民治學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五卷》 ， 1985 年 ，第175 頁 。孫中山 ：《五修詹氏宗譜序》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七卷》 ，第75-76 頁 。《本社專電》 ，載於 《上海民國日報》 ， 1921年1月13 日，第2 版 。孫中山：《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八卷》 ，第326 頁 。陳錫祺主編 ：《孫中山年譜長編 ·下冊》 ，北京 ：中華書局 ， 1991年 ，第1855-1856 頁 。孫中山：《給劉栽甫的訓令》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十一卷》 ，第472 頁 ；孫中山 ：《給古應芬的指令》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 ，第475 頁 。孫中山 ：《給廖仲愷的訓令》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十卷》 ，第302 頁。孫中山 ：《給古應芬的指令》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十一卷》 ，第31頁 。孫中山：《在歡宴廣州軍政各界時的演說》 ，郝盛潮主編 ：《孫中山集外集補編》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4年 ，第317頁 。孫中山：《告廣東民眾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 ，第36 頁 。《大元帥宣言分發各縣》 ，載於 《廣州民國日報》 ， 1924 年9 月30 日。黃季陸 ：《國父逝世前後》 ，載於 《傳記文學》 ，第6 卷 ，第3 期 。孫中山：《國事遺囑》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 ，第640 頁 。《湖南籌備自治週刊》 ， 1921年2 月27 日。轉引自胡春惠 ：《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2001 ，第197頁 。《川人自救之決心》 ，載於 《華字日報》 ， 1921年4 月15 日，中外要聞 。轉引自 《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 ，第233頁 。《和平建國綱領草案》 ，載於 《解放日報》 ， 1946 年1月24 日。同註7 ，第414 頁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訓練委員會編 ：《五大建設述要》 ， 1941年 ，第140 頁 。同註24 。年

孫中山為何鼓吹清末民初人口 “四萬萬”？寶成關、顏德如* 清末民初的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口？那時比較流行的說法，認為中國有 “四萬萬”。這個說法不僅為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所堅持 ，而且很大程度是他宣傳和強化了的。箇中原由，實有必要進行梳理。 粗略統計來看，孫中山在各種場合提到 “四萬萬人”或 “四萬萬”，不下20次1 。最早的一次是1895年 ，最晚則在1924年。如此頻繁地提及 ，能否說這是社會普遍認可的說法？我們不妨看看其他的材料。 1897年 ，章太炎曾說：“民智愈開，轉相放效 ，自茲以往 ，中國四百兆人 ，將不可端拱而治矣。風氣之推遷 ，若有攝力，雖夸父、龍伯不能爭。居今之世 ，將欲壅遏民氣，使不得伸，無論其無成績也。幸而勝之，雖不土崩 ，猶將瓦解 ，是自遏抑吾黃種 ，而反使白種為之屍也。”2此處的 “四百兆人” ，指的是 “黃種” ，也就是炎黃的子孫。因此 ，隱藏的意思就是 ，這個 “四百兆人”不包括滿洲人。 在發表於1901年 《義和團有功於中國說》 的這篇文章中，有如下一段話：“然義和團雖一敗塗地 ，為人不齒，而亦為中國種無算之強根 ，播國民獨立之種子 ，我中國人其知之否耶？敢以所見略述一二，而使義和團瞑目於九泉之下 ，我四萬萬同胞國民知所自任也。”3此處的 “四萬萬”指的是 “同胞國民”至於哪些人是 “同胞國民”並不清楚。我們再看下面的話：“使無義和團啓釁列強，安有滿洲賤種堂堂親王，滿洲奴隸堂堂傅相 ，僕僕風塵，請盟城下，借幾層之皂隸 ，為列國之馬車 ，忽而任駐外兵，忽而禁進軍械 ，忽而遣派顧問，忽而停止科舉。於是林林總總四萬萬人始知有國恥矣，望議和之速成矣，望國政之改革矣。” 4從整個這段話的語氣及其撰寫人的動機來看，這裹的 “四萬萬人”應該是把滿族人排除在外的 ，它並不是指整個中國領土上的人。 一位叫瓦德西的外國人在1901年2 月的 《拳亂筆記》 中說：“吾人在此卻有一事不應忘去者 ，即中國領土之內，除開西北兩面之（蒙藏）屬國不計外 ，共有人口四萬萬。均系一個種族；並且不以宗教信仰相異而分裂，更有 ‘神明華冑’之自尊思想，充滿腦中。”5這位外國觀察者，也認為中國人有 “四萬萬”並且屬於一個比較團結而又自視優越的種族。換言之 ，有大種族主義的優越感。 1903年 ，章太炎在著名的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中，明確認為 “四萬萬人”是指漢人：“今以滿洲五百萬人，臨制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 ，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錮塞之耳！使漢人一日開通 ，則滿人固不能晏處於城內，⋯⋯”6 1913年 ，嚴復在北京 《平報》 上發表的一篇議論 “國性民質”的文章中說：“其國性民質所受成於先聖先王數千年之陶熔漸漬這 ，有以為之基也。須知四萬萬黃人，要為天壤之一大物 ，故其始動也 ，其為進必緩 ，其呈形甚微 ，至於成行 ，乃不可禦。而亦以是之故，其結果也 ，數十百年之牽變，必不敵數千載之遺傳。”7這裹的 “四萬萬人” ，明確是指 “黃人”，即炎黃之後。* 前者為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後者為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副教授一，，

1915年，當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 “二十一條”時 ，李大釗在 《警告全國父老書》 中寫道：“吾國民今日救國之責任何？ 曰：首須認定中國者為四萬萬國民之中國，苟吾四萬萬國民不甘於亡國者，任何強敵，亦不能亡吾四萬萬國民於未死以前。”8此處的 “四萬萬”應是泛指所有中國人民。 從上述的材料我們可知，中國有 “四萬萬人”的說法實為通說。至於 “四萬萬人”主要是指漢族、黃種或黃人，還是所有中國人民 ，不太確定。有一點比較肯定的是 ，在國內民族矛盾激烈的時候 ， “四萬萬人”不包括滿洲人 ，是居於主導的意見。我們接下來考察孫中山的看法。 孫中山所說的 “四萬萬”或 “四萬萬人” ，其內涵主要有三： 首先，所謂 “四萬萬”其實只是一個概數。比如，在1895年的 《香港興中會宣言》 中，孫中山說：“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 有志之士，能無撫膺 ！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為雄 ，無敵於天下；” 9在1904年他又指出 ，當時 “中國人口不下四萬萬”10 。 1917年他說：“中國四萬萬之眾等於一盤散沙”11 。 1924年他肯定地講：“說到中國人數 ，向來都是號稱四萬萬，但是真正戶口冊總沒有調查清楚。”12這些都表明， “四萬萬人”是一個概數。 其次， “四萬萬”是指不確定多數的人民。例如，他說：“君政時代則大權獨攬於一人，今則主權屬於國民之全體 ，是四萬萬人民即今之皇帝也。” 13 “革命是救國救民的事 ，是消除自己災害、為自己謀幸福的事 ，為四萬萬人謀幸福的事。” 14 “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圖四萬萬人幸福的。” 15這些說法 ，表明 “四萬萬人”是革命的主體 ，是代表正義的人民。 最後， “四萬萬”並不包括中國領土上的所有人，主要指漢族人民。他說：“今者國民軍起 ，立軍政府，滌二百六十年之膳腥 ，復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 ，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凡我國民皆當引為己責者也。”16 “兄弟如今發明這基礎（即五權分立——引註） ，至於那詳細的條理 ，完全的結構 ，要望大眾同志盡力研究，匡所不逮，以成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這便是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皆得完全無缺的治理。這是我漢族四萬萬人最大的幸福了。” 17 “就中國的民族說 ，總數是四萬萬人 ，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 ，幾百萬西藏人 ，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 ，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18 我們把這三層意思與前面比較 ，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在 “四萬萬”是模糊的概數與傾向於指漢族等上，孫中山與他人沒有不同。他的不同之處在於把 “四萬萬”定位於漢族與人民時，主要是為了推動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但是僅僅在口頭上宣稱中國有 “四萬萬人” ，未必能壯大革命的力量，必須拿出可信的證據來。也就是說 ，這種說法有何憑證？這個問題 ，直到孫中山晚年才在 《民族主義》 的演講中提出來：“諸君知道 ，中國四萬萬人是甚麼時候調查得來的呢？是滿清乾隆時候調查得來的。乾隆以後沒有調查 ，自乾隆到現在將及二百年 ，還是四萬萬人。百年之前是四萬萬，百年之後當然還是四萬萬。”19 稍後，又說：“我們的人口到今日究竟有多少呢？增加的人數雖不及英國、日本，但自乾隆時算起 ，至少也應該有五萬萬。從前有一位美國公使叫做樂克里耳 ，到中國各處調查，說中國的人口最多不過三萬萬。我們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在乾隆的時候已經有了四萬萬 ，若照美國公使的調查 ，則已減少四分之一。就說是現在還是四萬萬，以此類推 ，則百年之後恐怕仍是四萬萬。”20 也就是說， “四萬萬人”的統計數字來自乾隆在位時期，至於如何調查沒有交代清楚。而且，孫中山當時認定中國人有四萬萬確實是概數。在1924年的一次新聞記者招待會的演說中，他又提到 “四萬萬人”的由來：“大家常聽得說中國有四萬萬人，但照我按最近各國科學家同宗教家對於中國人口精確的調查 ，二

前二年（1922年——引註）只有三萬萬一千萬，去年不足三萬萬。在從前 ，各國傳教士同科學家調查中國人口，確有四萬萬。” 21 這表明 ， “四萬萬人”這個數據是科學家與傳教士或宗教家共同調查的結果。此外 ，我們發現 ，除“四萬萬人”的通說外 ，還有 “三萬萬”和 “五萬萬”之說22 。因此，我們可以說 ，清末民初人口 “四萬萬”是主流的說法 ，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作為一個人口參數一直為人稱引，是不爭的事實。 儘管 ，孫中山關於清末民初人口 “四萬萬”說起源於乾隆年間不足信 ，但是 ，從清末以至民初人口維持在 “四萬萬”上下卻是可靠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當時的各色人等就不會言必稱 “四萬萬”了。問題是 ，像孫中山這樣的偉人為何津津樂道 “四萬萬”？這當中有不少問題值得反思。 第一，孫中山念念不忘 “四萬萬”，而當時也無人表示異議，這說明當時中國的人口總量基本維持在這個數據（當然 ，具體的數據需要查閱這期間官方的人口檔案）。 第二， “四萬萬”的人口數據 ，既然是各國傳教士同科學家調查的結果，這說明要麼是當時官方所調查的人口資料公開性不夠，要麼是孫中山不相信官方的人口調查。原因或許是，人口調查不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還需要比較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方法，而當時中國政府缺乏的就是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方法 ；深層的原因在於官方對人口本身的認識。在官方看來，人口的多少並非社會經濟發展規劃的依據 ，而是王朝徵收稅額 、兵丁乃至盛衰的標準。如果人口越來越多，就說明王朝強盛 ，反之亦然23 。當然 ，還有一種可能 ，就是孫中山根本就沒有去查證人口檔案，他只是隨大流而已。 第三 ，孫中山如此頻繁地提到 “四萬萬”之說，說明他十分關心社會大多數人的命運。但這個所謂的社會問題一旦與政治問題即他說的 “民權主義”聯繫起來，就體現出他的直接民主傾向。例如他說：“現在民權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這四萬萬人都是很有權的；⋯⋯照我看起來，這四萬萬人都是阿斗。中國現在有四萬萬個阿斗 ，人人都是很有權的。” 24 第四，孫中山念茲在茲 “四萬萬人”，表明他將人口絕對數量作為衡量社會發展的一個標準。比如他說：“何以從前的人數有四萬萬多，近年便減少到三萬萬一千萬，到去年便更形減少，連三萬萬的數目也是不足呢？何以在這幾十年中便減少了一萬萬，在前一年之中便減少一千多萬呢？我們人口這樣減少，真是可驚可怕 ！”25 第五 ，既然孫中山喜歡說中國有 “四萬萬人”，說明他還傾向於把人口數量作為評判民族強弱的指標。他曾這樣說：“中國是全世界氣候最溫和的地方，物產頂豐富的地方，各國人所以一時不能來吞倂的原因，是由他們的人口和中國的人口比較還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後，如果我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們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 ，一定要倂吞中國。到了那個時候 ，中國不但是失去主權 ，要亡國，中國人並且要被他們民族所消化，還要滅種。” 26因此 ，當國內的年青人附和馬爾薩斯減少人口的學說時 ，孫中山並不贊成。 第六，孫中山將 “四萬萬人”說成主要是漢人，對於在一定的時期進行革命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必須警惕其中的大漢族民族主義傾向。孫中山後來提出的 “五族共和”的口號27 ，可以說正是考慮到這一點。 第七 ，孫中山重視 “四萬萬人”的積極作用，主要是基於革命志向。其實，在 《上李鴻章書》 他曾指出：“竊維今日之急務 ，固無逾於此四大端 ，然而條目工夫不能造次，舉措施佈各有緩急。雖首在陶冶人才 ，而舉國並興學校非十年無以致其功 ，時勢之危急恐不能少須。何也？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28也就是中國有人滿為患的問題。當然，孫中山所鼓吹的積極作用，主要是三

從整體而言的 ，這與古代的 “重民”思想有相通點。 第八，孫中山如此推崇 “四萬萬人”之說，與清末流行一時的 “黃禍論”極不和諧。這是因為，他反對 “黃禍論” ，主張 “黃福論”：“中國的覺醒以及開明的政府之建立 ，不但對中國人、而且對全世界都有好處。全國即可開放對外貿易，鐵路即可修建，天然資源即可開發，人民即可日漸富裕 ，他們的生活水平即可逐步提高 ，對外國貨物的需求即可加多，而國際商務即可較現在增加百倍。能說這是災禍嗎？國家與國家的關係 ，正像個人與個人的關係。從經濟上看 ，一個人有一個窮苦愚昧的鄰居還能比他有一個富裕聰明的鄰居合算嗎？ 由此看來，上述的論調立即破產 ，我們可以確有把握地說 ：黃禍畢竟還可以變成黃福。”29四 不管孫中山所說的 “四萬萬”究竟包括了哪些人 ，他對人口在民族國家中的作用的關注是顯然的。他密切注意並設法改變社會大多數人的命運的信念，經年不變。當他為 “一盤散沙”的 “四萬萬”之眾的生存現狀而滿懷焦慮時，他便致力於通過 “主義”的宣傳去喚醒他們加入一個革命性的政黨，進而尋找到改變自己命運的武器30 。他希望建立起一個真正屬於多數人治理的國家，但前提是：多數人必須覺醒過來，拿起革命的武器向摧枯拉朽的專制政權開戰。中華民國的誕生，正如孫中山自己所說：“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31 。這其中的深刻啓示是：“四萬萬人”並未分享民主的果實 ，民主革命還是沒有完成的課題 ，只有經由人民革命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與民主。註釋 ：1234567891011213141516171819主要是依筆者對 《孫中山選集》 的閱讀而得 ，所以只能說是 “粗略統計”章炳麟著 ，湯志鈞編 ：《章太炎政論選集》 ，上冊 ，北京 ：中華書局 ， 1977 年 ，第13 頁 。張枬 、王忍之編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論選集·第一卷》 ，上冊 ，北京 ：三聯書店 ， 1960 年 ，第60 頁 。同上註 ，第61頁 。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等編 ：《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 ，下冊 ， 1980 年 ，第320 頁 。同註2 ，第199頁 。嚴復著 ，王栻主編 ：《嚴復集》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6 年 ，第324 頁 。李大釗著 ， 《李大釗全集》 編輯委員會編 ：《李大釗全集·第二卷》 ，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 ， 1999年 ，第332頁 。孫中山：《孫中山選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81年 ，第14 頁 。同上註 ，第63頁 。同上註 ，第333頁 。同上註 ，第957頁 。同上註 ，第173頁 。同上註 ，第576 頁 。同上註 ，第723-724頁 。同上註 ，第77 頁 。同上註 ，第89 頁。同上註 ，第621頁 。同上註 ，第628頁 。

202 12223242526272829303 1同上註 ，第629 頁 。同上註 ，第960-961頁 。孫中山說的 “四萬萬”來自乾隆在位時期 ，這與官方的統計有出入 。據官方的記載 ， 1741年（乾隆6年）人口為1億4 千萬 ， 1762年（乾隆27年）突破2億 ， 1790年（乾隆55年）突破3億 。也就是說 ，終乾隆一朝 ，人口都沒有達到過4億 。何時超過了4億？ 1840年（道光20年）人口為4億1281萬 ，這是官方記錄超過 “四萬萬”的明確數據 。參閱戴逸主編 ：《簡明清史（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2004 年 ，第332頁 ；韋慶遠 、葉顯恩主編 ：《清代全史 ·第五卷》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 1991年 ，第4 頁 。當然 ，造成這種差異有一定的原因。筆者認為 ，孫中山依據的應是民間自己的調查 ，其準確性可能高於官方的統計 。對於以農為本的傳統中國來說 ，人口增加帶來的直接壓力 ，就是人均耕地減少 、糧食緊缺 。再加上科學技術的不發達 ，天災人禍等的影響 ，人口對於一個王朝的命運來說就不易確定了。其實 ，在1784年（乾隆49年），人均耕地只有3.42畝 ，已經出現了糧食短缺的問題 。參見韋慶遠 、葉顯恩主編 ：《清代全史·第五卷》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 1991年 ，第5頁 。同註9 ，第770 頁 。同上註 ，第961頁 。同上註 ，第629-630 頁 。同上註 ，第111頁 。同上註 ，第11頁 。同上註 ，第67 頁 。關於 “一盤散沙”的問題 ，詳見顏德如 ：《孫中山 “一片散沙”說析論》 ，載於 《廣東社會科學》 ，第3期 ， 2005年 。同註9 ，第523頁 。

孫中山思想的歷史意義與當今時代價值

20多年來孫中山研究歷程回顧王玉璞 * 今年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41年，逝世82年。斯人雖去，但他的思想，他的理論，他的事業後繼有人 ，他發出的振興中華的號召，在中國的國土上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而且會逐漸發展的更大、更好。當然，要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任務 ，建成一個民富國強的文明大國，還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不懈努力。用孫先生一句話說 ，就是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我想這就是我們紀念中山先生的現實意義。 今天 ，我想就中國大陸近20 多年來，中國孫中山研究會舉辦的紀念孫中山誕辰、中國史學會舉辦的紀念辛亥革命國際學術討論會 ，如何着力於提高學術水平的一些作法 ，向各位作一個報告。 從1980年4 月中國史學會恢復活動 ， 1984年1月中國孫中山研究會建立 ，我先後同時兼任這兩個學術團體秘書處的工作，參與組織了紀念辛亥革命70 、80 、90週年和紀念孫中山誕辰120 、 130 、 14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承辦了這幾次討論會的會務組織工作。因此，對這幾次討論會是怎麼樣組織的，為提高學術水平採取了哪些措施 ，取得了甚麼效果 ，我有較深體會 ，趁這次討論會的機會 ，談一點個人的看法。在談這個問題之前，必須說明一點，從1980-2006年 ，中國史學會、中國孫中山研究會這兩個學術團體 ，先後在劉大年、胡繩 、金沖及先生領導下開展工作。每五年組織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 ，逢一紀念辛亥革命 ，逢六紀念孫中山誕辰。雖然是以不同名義組織的兩種內容的討論會，由於是統一的領導，所以在學術組織工作指導思想上 ，乃至工作方法上都是一致的。經過25年、 6次學術討論會的實踐 ，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實踐也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指導方針和工作方法。概括起來，有兩個方面。 第一、慎重確定討論會主題。每次討論會確定甚麼樣的主題 ，是學會領導人重點考慮的問題。主題的確定，主要是考慮能夠起推進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作用，符合當前研究工作需要，又有現實意義。圍繞主題再提示若干較為具體的選題 ，避免將興趣引向一些瑣細的問題。如1981年紀念辛亥革命70週年討論會的主題是 “辛亥革命和中國的資產階級”。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對辛亥前後的中國資產階級卻缺乏廣泛、深入地研究，這一主題的確定，引起歷史學界的高度重視 ，加強了這方面的研究力度，產生了不少較高水平的力作 ，把19世紀末20 世紀初年的中國資產階級研究推進到一個新階段。 198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120週年討論會的主題是 “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從時代的高度，探究了那個時代給孫中山甚麼影響 ，孫中山又如何影響了那個時代。 2001年紀念辛亥革命90週年討論會的主題是 “辛亥革命與20世紀的中國”， 眼於辛亥革命對20世紀的中國發展產生的影響。 200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140週年討論會的主題是 “孫中山與振興中華”。 “振興中華”首先是孫中山提出的革命目標。當今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 ，也是為達到這一目標而繼續奮鬥。這些主題既是學術研究上的重大課題，又符合當今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理論結合實際 ，深入研究社會發展規律 ，展示歷史學的特質 ，歷史學對現實有用 ，顯示出強勁的生命力。 第二、採取切實措施，提高學術水平。 1980 年 ，劉大年先生在主持紀念辛亥革命7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籌備工作時，明確提出 ，這次討論會要改變以往提名邀請或者寫一篇論文就可以參會的作法，而採取*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廣泛徵集論文，組織專家評選 ，邀請入選論文作者出席討論會的辦法。在以後的實踐中，逐步積累經驗 ，完善作法，進而概括為 “廣泛徵集，重點組織，專家評審 ，擇優入選”的16字方針。在論文徵集工作中，首先是跳出通常習慣的政治史的範圍，擴大到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法制史、民族史、民俗史等等 ，其次是跳出專業學術單位的範圍，在專業的、非專業的單位和人士中徵集論文。這樣一來，在專業的研究、教學機構中有人應徵 ，這佔多數，也有中學教員、政府職員等業餘愛好者應徵 ，一些在校的大學生和研究生也提交了論文。一次徵文300餘篇 ，可謂是盛況空前。隨後的幾次討論會每次徵文也都在200篇上下，孫中山誕辰140週年討論會徵文少一些 ，也有近100篇。接下來，組織專家，對徵文逐篇認真閱讀、討論 ，集體決定取捨。 1981年7月，胡繩和劉大年先生把他們為紀念辛亥革命7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撰寫的論文送交評選組，明確表示，他們的論文和其他徵集來的論文一起參加評選 ，大家認為夠水平就取 ，不夠水平就刷掉。討論會組委會成員、評選組成員的論文一律參加評選 ，沒有任何特殊照顧。評選論文的惟一標準是學術水平，在學術水平面前人人平等。不照顧名人、不照顧單位。對不同學術見解 ，按照百家爭鳴的方針辦，只要言之成理 ，持之有故 ，確實是經過研究，達到較高水平的論文，同樣入選 ，不以評選專家的觀點為轉移。 學術討論會，採取評選論文的辦法，從眾多的應徵論文中，選出較為優秀的，邀請作者出席 ，這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中國大陸的學術界還是首創 ，這種作法的效果如何 ，可以說三點。 第一，出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經過認真、嚴格的評選 ，每次入選論文的比例大體佔應徵論文總數的1/3上下。200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14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入選論文稍多一些，接近2/3 。6次討論會 ，已出版論文集16冊，近千萬字，這些成果達到了當時該領域的最高水平 ，得到海內外學界同仁的肯定和讚譽。因此，由中國史學會組織的紀念辛亥革命國際學術討論會和由中國孫中山研究會組織的紀念孫中山誕辰國際學術討論會 ，也受到海內外學界同仁的注目和推崇。 第二，一 批年青有為的學者脫穎而出。據不完全統計 ， 6次討論會 ，湧現的40歲以下的年青學者約40餘人（最年輕的24歲），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一個基礎紮實，充滿朝氣的群體。當年 ，他們多是實研、助研、助教 ，有些還是在讀的大學生或研究生 ，名不見經傳。現在 ，他們中的多數已成為業務骨幹 ，學術帶頭人，知名專家。非專業研究人員，在論文入選後 ，也被調入專業研究機構 ，在各自的領域中做出顯著成績。毫無疑問，如果不是評選論文 ，而是採取傳統的提名邀請辦法 ，可以肯定 ，是絕對不會“發現”他們的。評選論文，開闢了一條發現人才、培養人才的途徑。使那些刻苦學習，埋頭鑽研 ，早出成績的年青人 ，有了嶄露頭角的機會。評選論文 ，為青年學子提供了一個展示才華的平台。 第三，培育了良好的學風。評選論文的原則是在學術水平面前人人平等 ，以文論高低 ，不論資排輩 ，不看名聲大小 ，不看是否來自名校名院 ，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員 ，一個在讀的大學生 、研究生 ，只要文章好 ，就可以登堂入室。評選文章中曾經出現過學生的文章入選了 ，老師的文章落選了；兒子的文章入選了，父親的文章落選了，甚至評選組成員的文章也有落選的。這當然不是說落選論文作者的水平都不高 ，不過是僅就該次討論會該篇文章的水平而言，評選組不是也不可能對作者的綜合實力作評估。評選中也發現過少數抄襲文章或把自己的舊作改裝門面，一經發現 ，堅決刷掉。認真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 ，不同學術見解，只要是確有研究的論文，同樣入選。認真發揚學術民主，創造一種自由寬鬆的學術氛圍，培育良好的學風。這些作法，都是着眼於推進學術研究的深入發展 ，達到出人才 ，出成果的目的。 從1981年紀念辛亥革命70週年 ，到200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140週年 ，歷經25年 ，逐步積累了一套較為成熟的評選論文的工作方法。大致可以歸結為三點： 第一，組織好評選班子，這是論文評選工作成敗的關鍵。邀請那些確有學問，學風好的，有民主作風的專家組成評選組，以保證論文評選工作在較高的水平上進行，保證能夠充分自由地發表意見 ，融匯集體智慧，形成統一看法。評選組要對國際學術討論會負責，要選出確屬較為優秀的論文 ，以保證討論會相當的學術水平。同時要對作者負責 ，尊重學人的勞動成果 ，不論論文的水平高低 ，一樣認真對待。

第二，評選工作 ，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的 “三公”原則。為此採取以下措施： 1.三審定案。對每篇論文 ，一人主審 ，二人復審；小組有分歧意見，擴大評審範圍，採取聯組評議；個別難以確定的 ，大組評議 ，決定取捨。 2.兩個回避。評選組成員的論文，異組評議，以便暢所欲言 ，無所顧慮地展開充分討論。評選組成員不參加評議所在單位學者提交的論文 ，以保證評選結果的客觀公正。 第三，充分發揚民主。評選會議暢所欲言 ，各抒己見 ，充分討論 ，不同見解可以爭論，不強求一致 ，不採取少數服從多數的作法。會議結束以後 ，評選組成員對外不得透露討論的內情，回本單位沒有傳達的任務 ，論文入選與否均由組委會秘書處直接函告作者本人 ，尊重個人隱私 ，以利學術界的團結。 這一整套作法所收到的效果是，討論會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起了推進作用，每次都湧現出一批新人 ，而且形成了一股凝聚力 ，保持了史學界的團結、和諧 ，在海內外學界產生了良好的反響。 無須諱言 ，不贊成評選論文的意見也有 ， 25年來時隱時現 ，但從未形成主流。不贊成評選的主要論據是認為這種作法限制了作者的積極性 ，選不上，有傷作者的自尊心。從不同角度考慮，這些看法也不無道理 ，但從實際情況看 ，並沒有因為需要經過評選 “關卡”而致送審論文大幅度下降的情況。從25年6次徵文數量看 ，基本符合中國大陸有關研究隊伍的狀況。 25年來 ，我有幸始終參與其中，獲得了難得的學習機會 ，得益良多，終生受用。這是我作為在中國史學界工作30 多年的一個老服務員發自內心的感受。認識可能膚淺，情況也可能有缺失，但感情是真摯的。今天在座的有多位卓有成就的學者，是當年脫穎而出的年青人 ，還有多位資深的老專家，他們都是我的服務對象 ，我衷心感謝你們對我的支持、關照 ，在有生之年 ，只要需要，仍願竭盡綿薄。

孫中山俄國十月革命前社會主義思想再審視姜義華* 1905年5月比利時 《前進報》 、 《人民報》 ，法國社會黨機關報 《社會主義者》 ，同年8月日本 《直言》 週刊 ，都報導了孫中山在布魯塞爾訪問社會黨國際局 ，會見該局主席王德威爾德和書記胡斯曼，要求第二國際接納他所領導的中國革命黨為正式成員，並宣佈 ，將派代表出席下一屆斯圖加特國際代表大會。 《前進報》 報導說： “中國社會主義者要採用歐洲的生產方式 ，使用機器，但要避免其種種弊端。他們要在將來建立一個沒有任何過渡的新社會 ，他們吸收我們文明的精華 ，而決不成為它的糟粕的犧牲品。換句話說 ，由於它們 ，中世紀生產方式將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階段 ，而工人不必經受資本家剝削的痛苦。孫同志說：‘幾年內我們將實現我們夢寐以求的理想，因為我們所有的行會都是社會主義的了。那時 ，當你們還在為實現你們的計劃而努力的時候 ，我們將已生活在最純正的集體主義制度之中了。這時你們將同樣是有利的，因為除了這種範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 ，全世界也會相信 ，完整的集體主義制度並不是虛無縹緲的夢想或烏托邦。這種辦法所取得的轉變 ，將比許多年的著作或成百次會議所取得的還要多。’”1 在 《人民報》 中對孫中山所闡述的這一思想作了類似的報導： “中國人清楚地懂得他們在做甚麼 ：他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民族之一。 他們深知歐洲無產者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遭受的苦難，他們不願意成為機器的奴隸。中國社會主義者為採用機器生產必須同它帶來的種種弊端和缺陷作大力的鬥爭。他們想一舉建立新的社會結構 ；想從文明的進步中取其利而避其害。總而言之，他們深信可以直接從中世紀的行會制度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 ，而不必經歷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艱難困苦。 孫先生接着說：‘幾年之內我們就將實現我們最大膽的設想，因為我們的行會和同業工會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我們將生活在完全的集產主義制度下。你們也將從中受益不淺，不僅因為榜樣的說服力，還因為它將表明集產主義並不是虛偽和空想。在我們那裹完成的事業將比多年的爭論和數以百計的會議更能促使人們改變信仰。’”2 孫中山專程訪問並強烈要求加入社會黨國際，是因為他以歐洲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為他所領導的中國革命黨的楷模，對於社會主義學說已樹立了相當堅定的信仰。 1906年11月他在東京舉行的中國同盟會機關報 《民報》 創刊週年慶祝大會上特別指出 ，社會主義已是 “一種很繁博的科學” ， “這裹頭千條萬緒 ，成為一種科學 ，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3這一結論 ，表明孫中山同歐、美、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確實進行了相當廣泛的接觸，研究了社會主義 眾多流派的著作。上海孫中山故居現有藏書中， 1905年前出版的相關著作就有1899年芝加哥出版的C· H·維爾 《科學社會主義原理》 ， 1901年紐約出版的J ·B·佩克脫的 《法國革命與現代法國社會主義》 ， 1901年倫敦出版的M·希爾施的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 ，1904年芝加哥出版的馬克思的 《政治經濟學批判》 。與此相關的 ，還有研究歐美勞工問題、美國社會財*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一

富分配問題的一批著作。 在孫中山宣導與授意下， 《民報》 陸續發表了蟄伸（朱執信）撰寫的介紹馬克思、拉薩爾生平及學說的《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 ，勢齋（宋教仁）撰寫的介紹第一國際歷史和第二國際歷次代表大會情況的 《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 ，日本巡耕社供稿的 《歐美社會革命運動之種類及評論》 等文章，比較系統地介紹了歐美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情況。 儘管孫中山要求第二國際接納中國革命黨為其成員的要求未得到滿足，也未見孫中山派代表參加第二國際斯圖加特大會的紀錄 ，但他與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交往卻始終未中斷。法國一位研究者指出：孫中山“利用周遊世界的機會 ，實地考察西方各國的政府形式，並廣泛地介紹中國問題以及他所領導的運動。歐洲的社會黨人正是通過他瞭解中國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他們也向他通報了由各式人物和派別領導的鬥爭情況。”“孫中山及其合作者在國外或通過去中國的外國人，同比利時、法國、英國和美國等國的社會主義報刊記者保持接觸。歐洲左翼報刊經常刊登同情中國的文章。 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後，這種聯繫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孫中山及其同伴與布魯塞爾和巴黎的關係更為密切。”4如此頻繁的交往 ，當然會使孫中山對當時歐美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瞭解 ，超過同時代其他幾乎所有中國人。 孫中山辛亥革命時期對於社會主義學說的瞭解，清楚地表現在民國初年他不遺餘力地鼓吹應立即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的一系列演講之中。 1912年3 月31 日，孫中山在正式解除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前一天出席南京同盟會會員餞別會時 ，發表了引起國際社會主義者廣泛注意的一篇關於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的著名演說。 5在這篇演說中，孫中山明確表示在完成民族獨立自主和建立共和制度之後，他將致力於民生主義、社會革命，通過實施平均地權和國家社會主義政策，這就是對於土地因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而獲得的巨額利益通過照價增稅的辦法 ，使其利益為全體民眾所共用 ，同時 ，將鐵道 、電氣、水道等一切大實業收歸國家，不使私人獨享其利 ，使社會免受經濟階級壓迫之痛苦。他在這篇演說中還駁斥了人民文化程度不高、不能實行社會革命的意見 ，說明中國文明未進步，工商未發達 ，未形成強大的資本家階級抗拒社會革命，實行社會主義反而較之英美諸國為容易。 從1912年3 月31日起 ，至1912年12 月，孫中山在全國各地發表了數十次演講，所到之處，一有機會 ，便反復宣傳以上這些觀點。如： 4月4 日，答《文匯報》記者問，宣佈自己 “固一熱心之社會黨人”， “政治之革命今已如願而償矣，後當竭力從事於社會之革命。社會革命比諸政治上革命愈屬重大，且非兵力所能援助 ，必須以30年手段從事。”6 4 月9-12 日，訪問武漢，至少四次演講社會革命問題 ，強調 “今吾國之革命乃為國利民福革命，擁護國利民福者 ，實社會主義。故欲鞏固國利民福 ，不可不注重社會問題。”7 4 月16 日，在上海同盟會機關演講 ，說明 “民生主義 ，則排斥少數資本家 ，使人民共用生產上之自由。故民生主義者 ，即國家社會主義也。”8次日，在上海中華實業聯合會歡迎會上的演說中強調：“僕之宗旨在提倡實業，實行民生主義，而以社會主義為歸宿 ，俾全國之人，無一貧者，同享安樂之幸福，則僕之素志也。”9 5月4 日在廣州報界歡迎會上演講，說：“若美利堅 ，若法蘭西，為共和之先進國，在今日社會主義尚阻礙不行 ，何以故？則以兩國之政治，操之大資本家之手。我國革命，為五千年未有之舉 ，故所主張不必取法於各國，或且駕美、法而上之。” 10 5-6月，孫中山在廣州還多次說明平均地權、土地國有及實行民生主義之比要 ，推動廣東實施地稅換契。並表示擬來 “北方提倡民生主義” 8-9 月，孫中山訪問北京 ，又在多次演講中強調實行 “國家社會主義” ，說明民生主義並非 “劫富濟貧”12 ，“並非均貧富議 ，乃以國家之力，發達天然實利 ，防資本家之專制”13 。 9 月19 日，在山西同盟會歡迎會上說明：“今日所急則在民生一層 ，從前不暇講此 ，今則不可再。11

緩。”14 10 月10 日為武昌起義週年紀念而為 《大陸報》 撰寫的 《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 中，說明民生主義並非將產業重新分配，而是 “使勞工得其勞力所獲之全部” ， “將來中國之實業，建設於合作的基礎之上。政治與實業皆民主化。每一階級 ，皆依賴其他階級 ，而共同生活於互愛的情形之下。⋯⋯凡鐵路、電車、電燈、瓦斯、自來水、運河 、森林各業 ，均應收歸國有。地產收入與礦產收入 ，為國家收入之淵源。”“在一個民族之中，須給人民全體以生活之機會 ，並與以完全之自由。此即余之希望。” 15 10月14-16 日，連續三天在上海中國社會黨本部系統演講社會主義學說，闡明自己的社會主義主張。第一日聽講者1600餘人 ，第二日增至2000餘人 ，第三日更增至3000餘人 ，會場幾無隙可容。這是孫中山關於社會主義演講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一次。 12月9 日，在杭州51團體歡迎會上，孫中山闡述了民生主義四大綱領：資本、土地、實業與鐵路 、教育。 12月27 日，在松江演說平均地權。 在這期間 ，孫中山還去過山西 、山東、安徽、江西 、福建等省 ，每到一處 ，也要發表一次至多次演講。具體內容因報刊未予報導，無法詳知 ，但如果涉及社會主義問題 ，當不會令人感到意外。 這些事實足以清楚說明，在中華民國建立和完成南北統一之後 ，孫中山確實以極大的熱忱宣傳社會主義，努力爭取以社會主義的理想建設中國。他真誠地相信 ，社會主義將治癒中國的疾苦，中國也完全有條件實現社會主義，成為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二 多年來，學術界對孫中山這段時間的社會主義思想多依據列寧 《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 進行評價。毛澤東說過：“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 ，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 ，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16既然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 ，那麼 ，在這之前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的探索 ，自然不可能獲得比之 “社會主義空想”、 “民粹主義”更高的評價。 然而，進一步研究一下這一時期孫中山對於社會主義的理解以及他的關於中國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的主張 ，便可發現 ，這樣的評價多屬從既有結論出發 ，而不是真正從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實際出發。 最能集中全面反映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實際的現存文獻 ，是孫中山1912年10 月14-16 日連續三天在上海中國社會黨本部所作的系統演說。 17在這一長篇演說中，孫中山至少就以下六個問題作了相當明晰的論述： 其一 ，社會主義學說演進及其成為科學的歷史過程。 孫中山指出：“社會主義之名詞，發於十九世紀之初 ，其概說既廣，其定義自難。⋯⋯嘗考歐西最初社會主義之學說 ，即為 ‘均產派’，主張合貧富各有之資產而均分之。貧富激戰之風潮既烈 ，政府取締之手續亦嚴；政府取締之手續既嚴，黨人反抗之主張益厲。無政府主義之學說 ，得以發達於當時 ，而真正純粹之社會主義，遂湮沒於雲霧之中，縹緲而不可以跡。厥後有德國麥克司者出 ，苦心孤詣 ，研究資本問題 ，垂三十年之久 ，著為 《資本論》 一書 ，發闡真理 ，不遺餘力，而無條理之學說 ，遂成為有統系之學理。研究社會主義者，咸知所本 ，不復專迎合一般粗淺激烈之言論矣。惟現社會主義，尚未若數理、天文等學成為完全科學 ，故現在進行 ，尚無一定標準，將來苟能成為科學一種 ，則研究措施更易着手”18 我們已非常習慣地認定馬克思主義的誕生，使社會主義從空想發展為科學。孫中山在這裹雖承認馬克思主義使社會主義成為 “有統系之學說” ，但又說社會主義還沒有 “成為完全科學” ，論者便據此認定

“孫中山在這個時期對於科學社會主義的認識是很幼稚的 ，實際上不是社會主義未 ‘成為完全科學’，而是他對於馬克思及其科學社會主義和 《資本論》 的認識上還遠遠沒有達到科學水平。” 19 這一批評意見其實難以成立。恩格斯在 《社會主義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中批評各派空想的社會主義時，曾強調提出：“為了使社會主義變為科學 ，就必須首先把它置於現實的基礎之上。”馬克思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餘價值揭破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 “由於這些發現，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科學，現在的問題首先是對這門科學的一切細節和聯繫作進一步的探討。”20 孫中山的論述，其實只不過是用他的語言 ，表述了同樣的觀點。孫中山所說：“惟現社會主義，尚未若數理、天文等學成為完全科學，故現在進行，尚無一定標準” ，只不過指出了一個客觀的事實，即社會主義在各國如何具體實現，還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還有待各國社會主義者在實踐過程中繼續不斷探索，從各國實際出發，尋找到最適合各國不同情況的途徑方式。 其二 ，社會主義各派別之比較。 孫中山說：“嘗考社會主義之派別為：① 共產社會主義，② 集產社會主義，③ 國家社會主義，④ 無政府社會主義。在英、德 ，又有所謂宗教社會主義、世界社會主義。⋯⋯自予觀之，則所謂社會主義者僅可區為二派 ：一即集產社會主義，一即共產社會主義。⋯ 夫所謂集產雲者 ，凡生利各事業，若土地、鐵路、郵政 、電氣、礦產、森林皆為國有。共產云者 ，凡人在社會之中，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兩者比較 ，共產主義本為社會主義之上乘。然近日一般國民道德之程度未能達於極端 ，盡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居少數 ，任取所需而未嘗稍盡其能者，隨在皆是。⋯⋯則主張集產社會主義，實為今日惟一之要圖。凡屬生利之土地、鐵路收歸國有，不為一、二資本家所壟斷漁利，而失業小民，務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補天演之缺陷 ，又深合於公理之平允。”21 孫中山對於社會主義派別的劃分 ，常被論者指斥為混亂而不準確 ，集產社會主義這一概念更被論者指斥為對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錯誤概括。其實，孫中山這裹共產社會主義和集產社會主義兩派的劃分，正相當於馬克思主義者通常關於共產主義包含高級與初級兩個不同階段的劃分。他認為 ，歷史發展的現階段 ，人與人之間 “盡所能者，其所盡未必充分之能，而取所需者，其所取恐又為過量之需矣。狡猾誠實之不同，其勤惰苦樂亦因之不同”22 ，還不具備實施 “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的條件 ，而只能通過國家掌握主要生產資料 ，來保證民眾 “各得其所 ，自食其力”。能夠依靠自己的勞動，獲得自己勞動的成果，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 “按勞取酬”：“其分配人工酬報之多寡 ，應視其勞心勞力之多寡 ；其勞動大，則酬報多；其勞動小，則酬報亦小。餘利公之於社會 ，以興辦社會各種之事業。凡為社會之分子，莫不享其餘利一分子之利益。” 23這並非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 ，更非對抗共產社會主義，視 “集產社會主義”為 “今日惟一之要圖” ，正是堅持了從現有社會基礎出發。 其三 ，關於社會主義的 “人道主義”本質。 孫中山說 ：“社會主義者，人道主義也。人道主義 ，主張博愛、平等、自由，社會主義之真髓 ，亦不外此三者 ，⋯⋯社會主義為人類謀幸福 ，普遍普及 ，地盡五洲 ，時歷百世 ，蒸整芸芸 ，莫不被其澤惠。” 24 “社會主義之主張，實欲使世界同立於平等之地位 ，富則同富，樂則同樂，不宜於貧富苦樂之不同，而陷社會於競爭悲苦之境。”25 “社會主義之國家，一真自由、平等、博愛之境域也。”26 孫中山這一見解屢遭抨擊，理由是他以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抹煞階級鬥爭、階級衝突，似乎講社會主義就不該講人的尊嚴、人的價值 、人的主體地位。其實 ，這一批評是出於對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 恩格斯在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中一開始便指出：“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統治於現代社會中的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僱傭工人之間的階級獨立和統治於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啓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 27 資產階級並沒有實現當初他們所鼓吹過的自由、

平等、博愛，社會主義的誕生，正是要改變這一狀況 ，使自由、平等、博愛變成普遍的真正的實際。尊重人的存在、人的尊嚴、人的價值 ，追求和維護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孫中山正是從這點出發，視博愛、平等、自由為社會主義之真髓。孫中山在這篇演講中還特別指出：“循進化之理，由天演而至人為，社會主義實為之關鍵。動物之強弱，植物之榮衰，皆歸之於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進化學者遂舉此例 ，以例人類、國家 ，凡國家強弱之戰爭 ，人民貧富之懸殊 ，皆視為天演淘汰之公例。故達爾文之主張，謂世界僅有強權而無公理 ，後起學者隨聲附和 ，絕對以強權為世界惟一之真理。我人訴諸良知，自覺未敢贊同，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泯於天賦之良知。故天演淘汰為野蠻物質之進化，公理良知實道德文明之進化也。社會組織之不善 ，雖限於天演，而改良社會之組織 ，或者人為之力尚可及乎？社會主義所以盡人所能 ，以挽救天演界之缺陷也。其所主張 ，原欲推翻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學說 ，而以和平慈善、消滅貧富階級於無形。28 在此之前 ， 1912年5月17 日，孫中山在廣州嶺南學堂演說中已指出：“物競爭存之義，已成舊說 ；今則人類進化，非相匡相助，無以自存。” 29 1912年8月30 日，孫中山在北京湖廣會館學界歡迎會上的演說更詳細闡述了這一見解：“二十世紀以來，歐洲諸國，發明一種生存競爭之新學說，一時影響所及 ，各國都以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為立國之主腦 ，至謂有強權無公理。此種學說，在歐洲文明進化之初 ，固適於用 ，由今觀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今歐、美之文明程度愈高 ，現從物理上發明一種世界和平學問 ，講公理不講強橫 ，尚道德 ，不尚野蠻。從前生存競爭之學說 ，在今日學問過渡時代已不能適用 ，將次打消。” 30 這並不是孫中山的發明。熱心宣傳達爾文主義的赫胥黎 ，在 19世紀末就一再指出 ，生存鬥爭學說適用於生物界 ，而不適用於人類社會。 1893年他在一次著名講演中便闡明了這一觀點 ，說明物種進化的特點是緊張而不停的生存鬥爭，而人類進化則要求用 “自我約束”代替無情的 “自行其是” ，每個人不僅要尊重而且要幫助他人，這種 “互助”倫理是人類社會所獨有的 ，和生存鬥爭正相對立。31孫中山早已注意到赫胥黎這一觀點， 1908年他在 《平實尚不肯認錯》 中，便指出人們對赫胥黎進化學說詮釋多誤 ，不瞭解 “天然進化”與 “人事進化”既有相因一面 ，又有相反一面。 以和生存鬥爭論相對立的人類互助倫理為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 ，使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長時間為人所詬病。然而，這也並不是孫中山別出心裁。恩格斯在 《反杜林論》 第三編 《社會主義》 及其後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中都曾專門論及人類通過社會主義結束生存鬥爭、最終脫離動物界一事。他指出 ，當生產高度發展、生產資料為社會所共同佔有時， “生存鬥爭停止了。人才在一定意義上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32恩格斯認為，生存鬥爭只是在植物和低等動物的一定發展階段上發生的，而把動物社會的生活規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是不行的，把歷史發展的錯綜性和全部多種多樣的內容都總括在貧乏而片面的公式 “生存鬥爭”中，是十足的童稚之見。33他還指出 ，即在自然界中，物體的相互作用也既包含和諧 ，也包含衝突 ，既包含鬥爭 ，也包含合作。34 批評將生存鬥爭學說套用於人類社會和人類發展 ，要求最終結束動物狀態而建立真正的人的社會 ，這就為爭取人人具有自由、平等的權利，為廣大被壓迫被剝削被侵略被統治者實際地改變自己的地位 ，從而為社會主義價值目標提供了合法性的哲理基礎。對廣大工人、農民和其他處於困厄之中的平民大眾真切的同情而立志改變他們的狀況 ，正是孫中山傾心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 其四，關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性質。 孫中山在演說中指出：“人類之在社會，有疾苦幸福之不同，生計實為其主動力。蓋人類之生活 ，亦莫不為生計所限制，是故生計完備，將可以存 ，生計斷絕 ，終歸於淘汰。社會主義既欲謀人類之幸福，當先謀人類生存；既欲謀人類之生存 ，當研究社會之經濟。故社會主義者，一人類經濟主義也。經濟學者專從經濟一方面着想，其學說已成為完全之科學 ，社會主義系從社會經濟方面着想 ，欲從經濟學上根本解決 ，以補救社會上之疾苦耳。”35

孫中山這裹所說的 “生計”，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物質生活與物質生產。他承認 ，人類社會、人類生活 ，都以物質生產為其主動力，都決定於物質生產方式、物質生產水準。社會主義謀求人類生存、人類幸福，自然必須研究社會經濟。解決生計問題 ，一是發展實業 ，二是改變現行經濟制度。這是孫中山宣傳實行社會主義時所最為關注的兩個方面。為發展實業 ，他大力鼓吹興辦鐵路 ，引進外資，推動各項生產事業，實現實業革命；為改變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他站在馬克思主義 “新經濟學家”立場上對亞當·斯密論證資本主義與地主剝削合理的舊經濟學理論進行了批判。孫中山指出：“按斯密亞丹經濟學生產之分配，地主佔一部分 ，資本家佔一部分 ，工人佔一部分 ，遂謂其深合於經濟學之原理。殊不知此全額之生產 ，皆為人工血汗所成，地主與資本家坐享其全額三分之二之利，而工人所享三分之一利，又折與多數之工人，則每一工人所得 ，較資本家所得者，其相去不亦遠乎？宜乎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階級愈趨愈遠，平民生計遂盡為資本家所奪矣。”36 堅持 “此全額之生產，皆為人工血汗所成” ，地主與資本家當然便完全沒有理由坐享其利。孫中山還進一步分析了土地、資本與人工這三種生產原素的性質 ，以批駁亞當·斯密。他援引亨利·喬治的理論指出：“土地本為天造 ，並非人工所造 ，故其分配不應如斯密亞丹之說。故土地之一部分，據社會主義之經濟原理 ，不應為個人所有 ，當為公有 ，蓋無疑矣。”37他又援引馬克思的理論指出：“凡物產或金錢以之生產者 ，可皆謂之資本。蓋資本既所以生產，而人工者又所以生資本也。”38 “當知世界一切之產物，莫不為人血汗所構成，故工人者，不特為發達資本之功臣，亦即人類世界之功臣也。” 39 “麥氏之說則專論資本 ，謂資本亦謂人造 ，亦應屬於公有。” 40 他以為：“亨氏與麥氏二家之說 ，表面上似稍有不同之點，實則互相發明，當並存者也。” 41根本解決社會不平當改變現行經濟制度， “有是亨氏之土地公有，麥氏之資本公有 ，其學說得社會主義之真髓。” 42 孫中山之所以將亨利·喬治的土地國有主張與馬克思建立在剩餘價值理論基礎上的資本公有主張相提並論 ，是因為他敏銳地預見到隨着50個上海一樣的大都市在中國崛起 ，土地急遽增殖而帶來的巨大利益完全有可能被少數人所攫取 ，從而造成社會貧富急速兩極化。當時全中國恐怕沒有一個人像孫中山那樣預見到這一危險的現實性 ，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也沒有多少人像孫中山那樣意識到這一問題的迫切性而及早防患於未然。因此 ，對於孫中山這一認識 ，一直是批評多於肯定 ，而且在批評時 ，多重複列寧的結論：“中國的民主主義者真摯地同情歐洲的社會主義，把它改造成為反動的理論 ，並根據這種 ‘防止’資本主義的反動理論制定純粹資本主義的、十足資本主義的土地綱領。”按照亨利·喬治的主張，通過單一稅實行土地國有 ，是 “最純粹、最徹底、最完善的資本主義”。 43 然而 ，隨後中國土地制度變革的實踐恰恰證明了 ，無論在農村 ，還是在城市 ，土地國有在中國都沒有導致 “最純粹 、最徹底、最完善的資本主義”，相反 ，倒是在土地國有遭到破壞而為等級權力所支配之後，出現了孫中山當年所最擔心的私人佔有資本主義式的暴利 ！ 在經濟學上，孫中山站在馬克思經濟學一邊的立場是十分鮮明的。 《民主報》 發表的記錄稿中有如下一段對此說得很清楚：“今日經濟學家�分二派：一舊經濟學派，如亞丹斯密等是；一新經濟學派，如馬克思等是。歐美各國學校 ，多講舊經濟學，深信亞丹斯密三原素分配之法，反對社會主義。即我國留學生其所學亦多屬舊派，對於新經濟學 ，頗少研究，實則新經濟學乃主張分配之真理 ，必此理日明，而社會主義乃有實行之理。”44同一演講中，孫中山還說：社會主義家日眾，真理日明，而知亞丹斯密、馬爾達（馬爾薩斯）、達爾文及功利派之種種學說 ，皆為似是而非之說 ，而社會主義遂日受歡迎矣。 45經濟學上這樣的選擇 ，表明孫中山的社會主義主張並非出於情感主義，確實具有穩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其理論基礎。 其五 ，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途徑及其可能。 孫中山說：“我國提倡社會主義，人皆斥為無病之呻吟 ，此未知社會主義之作用也。處今日中國而言社會主義，即預防大資本家之發生可矣。此非無病之呻吟 ，正未病之防衛也。不必全法歐美之激烈對待，

而根本學理和平防止可矣。” 46 這裹最值得注意的正是 “不必全法歐美之激烈對待” ，即中國不必像歐美那樣先任資本主義自由發展，待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尖銳對立形成 ，資產階級掌握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全部統治權力後 ，再去宣導社會主義。孫中山堅持中國是完全有條件選擇社會主義道路而不選擇歐美式的資本主義道路走向現代文明的。 孫中山認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現 ，首先確保鐵路、礦業、森林、航路及其他大公司、大資本 “盡為公有之社會事業”，避免為 “少數資本家所壟斷專制”；同時要實行 “土地公有”，因 “社會之進化 ，土地再經過二、三十年後，其值可增至萬倍” ，要及早 “規定地價及徵收地價稅” ，使現今地價得出之於平 ，並使 “此後地價之增加 ，咸為公家所有 ，私人不能享有其利” 先前人們對孫中山這兩大主張的批評 ，一是既然新建立的國家是資產階級國家 ，那麼 ， “國有”或“公有”便只能是資產階級共同所有；二是土地公有無視如何保障廣大農民 “耕者有其田”這一當時最為實際的土地問題。孫中山辛亥革命時期詮釋 “平均地權”時，確實很少提及 “耕者有其田” ，而更多關心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土地飛速增值後利益如何為平民共用問題 ，這使他的綱領無法在廣大無地少地的農民那裹獲得應和 ，這無疑是他所規劃的走向社會主義之路中的一大缺陷。而斷言孫中山關於鐵路、大公司、大資本國有化的主張實際上是要使之歸資產階級國家所獨佔，則顯然有違孫中山之初衷 ，也不符合中國隨後發展的實際。孫中山在強調發展國有經濟時 ，在國家的性質問題上並沒有絲毫含糊 ：“准國家社會主義 ，公有即為國有 ，國為民國 ，國有何異於民有 ！國家以所生之利 ，舉便民之事 ，我民即共用其利。” 48 其六，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教育、養老、醫療等公共事業的發展。 孫中山在演講中指出：“鄙人對於社會主義，實歡迎其利國福民之神聖，本社會之真理 ，集種種生產之物產 ，歸為公有，而收其利。實行社會主義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 ，老有所養，分業操作 ，各得其所。我中華民國之國家 ，一變而為社會主義之國家矣。” 49 社會主義出發點就是維護廣大被壓迫、被剝削的平民的根本利益 ，實現人的普遍解放和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 ，就是人的解放與發展 ，特別是廣大平民的解放與發展。社會主義在實現資本、土地公有之後，如何方才能夠確實保障人的這種解放與發展？孫中山認為：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經濟主義，要落實到全體社會成員， 就要抓住教育、養老、醫療及其他公共事業等環節。在教育方面 ，孫中山強調 “教育平等，凡為社會之人，無論貧賤 ，皆可入公共學校 ，不特不取學膳等費 ，即衣履書籍 ，公家任其費用。盡其聰明才力，各分專科 ，即資質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農、工、商技藝，使有獨立謀生之材。卒業以後 ，分送各處服務 ，以盡所能。”50在養老方面 ，孫中山主張社會對老人盡供養之責 ：“設公共養老院 ，收養老人 ，供給豐美 ，俾之愉快 ，而終天年 ，則可補貧窮者家庭之缺憾。”51在醫療保健方面 ，孫中山主張對於患病者應 “設公共病院以醫治之 ，不收醫治之費 ，而待遇與富人納資者等”52；在其他公益方面，他主張設聾啞殘疾院 ，以善待殘疾人 ；設公共花園，以供人們休閒娛樂，等等。在發展教育、養老、醫療等所有這些問題上，孫中山都特別強調了 “人民平等”，強調了人們“雖有勞心勞力之不同，然其為勞動則同也。官吏與工人 ，不過以分業之關係 ，各執一業 ，並無尊卑貴賤之差也。”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消除了尊卑貴賤之階級 ，便能做到使廣大人民 “農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盡其事 ，各執其業，幸福不平而自平 ，權利不等而自等 ，自此演進，不難致大同之世。” 53 從孫中山在中國社會黨總部所作的這一演講可以看出，孫中山對社會主義學說的瞭解是相當系統、相當深入的。 《民主報》 所載演講記錄 ，孫中山開宗明義就說：“鄙人久為懷抱社會主義之一人”。他直率批評中國社會黨黨綱 “似乎於社會主義精髓 ，有所未盡” ，並指出：“社會主義精奧複雜 ，非但我國人未窺底蘊 ，而歐美人亦多不了了”54 。而他所展示的社會主義觀 ，則清楚表明，他對社會主義學說進行了非。47

常認真的研究 ，並熱切地認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經濟學說。對於中國為甚麼必須選擇社會主義和如何走向社會主義所進行的思考 ，是非常嚴肅的 ，他要將中國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十分真誠的。不久，中國政局的重大變動，袁世凱指使暗殺宋教仁 ，圖謀摧毀共和制度，顛覆新生的中華民國，使孫中山不得不將主要注意力和工作重心轉向重新組織武裝鬥爭、政治鬥爭。在這樣的形勢下，他也沒有放棄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並力圖將爭取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同反對袁世凱、保衛新生共和國的鬥爭結合起來一並進行。孫中山無愧為俄國十月革命前努力以社會主義理想建設中國的偉大先行者 ，他不僅是最積極的倡導者、鼓吹者、宣傳者 ，而且是最真誠的實踐者、身體力行者。 正是依靠孫中山的不斷努力，孫中山從社會黨國際局和許多國家社會黨、社會民主黨那裹獲得了同情和支持。社會黨國際局書記胡斯曼於1913年9 月發出通知 ，要求所屬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發起一場運動 ，支持中國進步勢力。不久，又寫信給孫中山，保證 “將來歐洲盡一切可能支援中國的事業。”當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 ，中國革命黨人積極奮起發動新的鬥爭時 ， 1915年11月10 日，孫中山寫了一封長達13頁的致國際社會黨執行局主席王德威爾德英文函件。函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四點： 其一 ， “在第一次革命完成，我當選中華民國總統時，原計劃以社會主義的理想來建設中國” ； “經過二十年的艱辛 ，我已完成了把絕對的君主政體轉變成共和國的任務 ，我迫不及待的想着手培育有思想而前進的人來為社會主義進行鋪路的工作” ； 其二， “我讓位給袁世凱以後 ，立即完全脫離政治，潛心研究逐步的社會主義理想來塑造政府的最佳途徑。在徹底體認我這一生奮鬥的唯一目標和願望之後，我堅信 ，只有中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們的苦痛也才能減輕。社會主義將治癒中國的疾苦。” 其三， “我希望使你們深切瞭解，中國是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這個國度應該用來作為社會主義政府的典範 。中國的資源豐富 ，數萬萬百姓都是熱誠 、勤勞的工人 ，生性恬淡 ，易於領導也易於滿足。⋯⋯中國的工業尚未發展 ，資本主義尚未抬頭 ，一般大眾服從而守法，因此這個國家可以輕易的塑造成任何形狀” ； 其四， “諸君勞工和我共同奮鬥”， “我籲請你們協助我把中國建成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把你們的注意力和力量放在中國，提供各行各業的人才協助我。我需要像貴局這樣的機構 ，提供以人才，以便從事這項偉大的志業。”55 可惜的是 ，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當孫中山信函到達第二國際時，第二國際實際上停止活動 ，雙方的聯繫與合作就此中斷。但孫中山以社會主義理想建設中國的努力並未就此放棄。 1917年2 月開始 ，他着手撰寫 《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該年6月19日在上海用英文發表了其中第一計劃。該計劃擬定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方針、大政策，主旨就是廣泛引進歐美發達國家資金、技術、人才，發展中國實業 ， “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56這一計劃繪就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更為具體的藍圖。 應當說，正因為有了上述思想基礎，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孫中山方才會那麼迅速旗幟鮮明地對列寧領導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表示真切同情和熱烈支持 ，並期待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共同鬥爭。十月革命一聲炮響 ，給中國送來的是布爾什維克主義 ，是俄國革命模式 ，隨後又給中國送來第三國際。因為有了俄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的成功實踐 ，孫中山轉而 “以俄為師” ，倡導學習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的組織 ，宣傳及建立工農革命武裝的成功經驗 ，但即使在這一情況下，他在與蘇聯代表越飛發表的聯合宣言中，仍公開表示“共產主義甚至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實施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三

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 57對蘇式共產主義持保留態度。這與他深受第二國際社會主義學說影響 ，當有密切關係。當然 ，他最後還是接受蘇俄與共產國際幫助 ，和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合作 ，改組了國民黨。 於此可見，俄國十月革命以前孫中山在中國倡導建立社會主義，努力號召以社會主義理想建設中國，儘管有許多不成熟的地方，但無論如何 ，不能否定他對於社會主義學說 ，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及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相當深度的瞭解，尤其不能否定他的許多具有創造性的思考，諸如關於中國不應重複歐美先發展資本主義然後再實現社會主義而應直接選擇社會主義以走向現代文明的現代化道路的判斷 ；關於中國應通過建立民主國家發展國營經濟和土地公有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構想；關於中國應有效防止資本家與大地主攫取巨額財富、而切實保障人們通過勞動、按勞取酬的設計 ；關於中國資產階級力量很弱，中國有可能用和平方式解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的設想；關於國家利用所掌握的土地、大資本、大企業所獲得的財富，發展教育、養老、醫療等公共事業，以使人們得以各盡其能、各得其所的制度安排 ；關於和各國社會主義運動互相支援 ，以及實行對外開放 ，利用資本主義國家資本、技術、人才以成就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戰略，等等。檢視隨後形成的中國新民主主義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 ，不難發現其間它與孫中山先前思考相通相應的內在脈絡。註釋 ：2345678910111213141516載伯納爾著 ，丘權政 、符致興譯 ：《孫中山訪問第二國際書記處》 ，載於 《近代史資料》 ，第3 期 ， 1979 年 。王以平譯 ：《中國的社會主義》 ，載於比利時 《人民報》 ， 1905年5 月20 日，引自 《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 ，第三輯 。孫中山：《在東京 〈民報〉 創刊週年慶祝大會的演說》 ，載於孫中山著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北京：中華書局 ， 1981年 ，第326-327頁 。[法]馬·拉什麗娜 ：《第二國際和中國革命》 ，譯自若·奧普特等主編 ：《第二國際和東方》 ， 1967 年巴黎法文版 ，載於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會編 ：《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 ·第 13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85年 ，第284 頁 。孫中山這一演說之前半部分 ，被譯成法文後載於同年7 月11 日比利時工人黨機關報—布魯塞爾 《人民報》 及法文雜誌 《社會主義運動》 第243期（1912年7-8 月）、 《國際社會主義評論》 第13卷（1912年10 月） ，又由法文譯成俄文 ，載於俄國布爾什維克報紙 《涅瓦明星報》 第17 期 。列寧在該期刊物中發表了 《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對孫中山這一演說詞作出評論 。這篇演說詞之前半部分 ，又被譯成英文 ，載於本年7 月13 日出版之美國紐約 《獨立雜誌》 。這篇演說詞 ，在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中將時間注為 “1912年4 月1 日”（第318頁） ，譯成法文 、俄文及英文的部分 ，亦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324-329頁 。孫中山 《在上海答 〈文匯報〉 記者問》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332頁 。 “余固一熱心之社會黨人”原作 “余乃極端之社會黨” ，此乃引自 《時報》 1912 年4 月5 日。《民立報》 ， 1912年4 月16 日。孫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同盟會機關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339 頁 。孫中山：《在上海中華實業聯合會歡迎會上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340 頁 。孫中山：《在廣州報界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354 頁 。《申報》 ， 1912年6 月4 日孫中山：《在國民黨成立大會上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408頁 。孫中山：《在北京答記者遠庸問》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442 頁 。孫中山：《在山西同盟會歡迎會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472 頁 ；孫中山 ：《在山西實業界學界及各黨派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476 頁 。孫中山：《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492-493 頁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載於毛澤東著 ， 《毛澤東選集（第二版） ·第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第 1470-1

171819202 12223242526272829303 13233343536373839404 142434445461471頁 。見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506-624頁 。該文系據吳拯寰編 ：《中山全書》 ，上海 ：三民圖書公司 ， 1925年 。《中山全書》 所錄 ，乃自由黨機關報 《天鐸報》 所載演說記錄 。第一 、二日演講另有力子記錄 ，較簡要 ，載於 《民立報》 1912 年10 月15 、 16 、 18 、 19 、 21 、 2 3 日，題為 《孫先生之社會主義講演錄》 ，見郝盛潮主編 ：《孫中山集外集補編》 ，上海 ：人民出版社 ， 1994 年 ，第103-113頁 。孫中山 ：《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506 頁 。 《民立報》 這一段論述記錄為 ：“世人論社會主義者 ，多目為貧人要求富人均產的主義 ，⋯⋯不知此非社會主義之精髓也 。⋯⋯其後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斯以三十年之心力 ，成一社會學名著 ，曰 《資本論》 者 ，於資本之來歷 、性質 、流弊 、結果 ，均詳述無遺 ，於是社會主義別開生面 ，二三十年來學者漸多 ，發明日眾。社會學家重視 《資本論》 一書 ，仿佛基督教徒之重視 《聖經》 。”見郝盛潮主編 ：《孫中山集外集補編》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4 年 ，第103-104 頁 。宋士堂 ：《孫中山宋慶齡社會主義思想論》 ，北京：紅旗出版社 ， 1994 年 ，第37-38頁 。馬克思 、恩格斯著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72 年 ，第416 、 424 頁 。同註18 ，第508-509 頁 。同上註 ，第509 頁 。同上註 ，第517 頁 。同上註 ，第510 頁 。同上註 ，第517 頁 。同上註 ，第523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 ，第404 頁 。同註18 ，第507-508頁 。 《民立報》 記錄稿這一段為 ：“社會主義亦為進化學者之轉鍵 ，進化學者重天演 ，社會主義重人為也 。⋯⋯進化學者之主張 ，為優勝劣敗 、為強權 、為競爭 。⋯⋯不知社會系人為的 ，非天然的 ，天然的進化 ，多屬物質一方面 。而人類固有之良知 ，在文明國民亦較易發現 。⋯⋯以人為的文明進化 ，易天然的野蠻進化 ，故又為進化學者之轉鍵也 。社會主義言輔佐 ，不言競爭 ；以物質言之 ，競爭本不可少 ，然要以道德消弭之 ，不用劇烈競爭的方法 ，而用和平輔佐的方法 ，此其最要者也 。”見 《孫中山集外集補編》 ，第105 頁。孫中山 ：《在北京湖廣會館學界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423頁 。孫中山 ：《在廣州耶穌教聯會會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360 頁 。孫中山 ：《平實尚不肯認錯》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384-385 頁 。同註20 ，第323 、 441頁 。恩格斯 ：《自然辯證法》 ，載於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三卷》 ，第570 、 572 頁 。恩格斯 ：《致彼 ·拉 ·拉甫羅夫（1875 年11月12-17 日）》 ，見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第162頁 。同註18 ，第510 頁 。此段話 《民立報》 記錄稿為 “人必生計完備而後能生存於世界之上 ，⋯⋯故社會主義乃專從人民生計上着想 ，欲為社會全體增幸福 ，先為社會全體謀衣食 。謀衣食之事 ，即經濟學 ，故謂研究社會主義 ，先當研究經濟學也 。”見 《孫中山集外集補編》 ，第107 頁 。同上註 ，第512 頁 。同上註 ，第514 頁 。同上註 ，第511頁 。同上註 ，第519 頁 。同上註 ，第514 頁 。同上註 。同上註 ，第518頁 。列寧 ：《中國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 ，列寧著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 ：《列寧選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72 年 ，第427 頁 。見 《民主報》 ， 1912年10 月23 日；又見 《孫中山集外集補編》 ，第113頁。參見註18 ，第515-516頁 。見 《孫中山集外集補編》 ，第110 頁 ；參見註18 ，第513 頁 。同註18 ，第520 頁 。

4748495051525354555657同上註 ，第522頁 。同上註 ，第521頁 。同上註 ，第523頁 。同上註 。同上註 。同上註 ，第524 頁 。同上註 。見 《孫中山集外集補編》 ，第103頁 。英文原函 ，見孫中山著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國父全集·第四冊》 ，台北 ：近代中國出版社 ， 1989年 。中譯文見 《孫中山集外集補編》 ；又見黃彥編 ：《孫文選集 ·中冊》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2006年 ，第531-535頁 ，題作 《覆社會黨國際執行局請協助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函》 。前此 ，許多著作都據馬 ·拉什麗娜 ：《第二國際和中國革命》 所述 ，將此函寫作時間定為 “1914 年5 月” 。根據原信所署時間 ，應為1915 年11月10 日。孫中山：《建國方略》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第398頁 。黃彥編 ：《孫文選集·下冊》 ，第211頁 。

孫中山五權憲法的理念與法制化雛形林爵士*一 、 前 言 對於一個舊有體制已然被摧毀 ，新的統治關係卻遲遲無法建立的國家來說， “不斷尋求制憲而卻無力或無心行憲”的交錯循環 ，似乎成為其無法擺脫的必然宿命。正如張君邁的觀察事實，從民國成立以來，各種憲法或約法翻來覆去 ，有關憲政體制的選擇也隨之變更，時而總統制、時而內閣制，但是不管何種憲法或制度 ，其結果往往是流於形式上的議論而未見諸實行1 。但不論是總統制或內閣制的採行，畢竟皆為取法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憲政體制設計 ，包括孫中山革命陣營及其它政治勢力，於革命成功之初所面臨的政府體制選擇問題 ，仍然不脫離上述二種體制的思考範疇2 。然而本文所要介紹的孫中山 “五權憲法”3思想 ，卻是孫中山在主觀上認定是其所獨創 ，不同於傳統西方憲政學理的新發明4 。就憲政層面的意義而言 ，孫中山所提倡的 “三民主義”中，有關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的主張，大抵只是內化為 “基本國策”的條文內容；相對的，其 “權能區分”理論開展下的 “五權憲法”學說，所涉及的則屬憲法的核心部分，即憲政體制與相關政治制度的設計。由於它一度成為民國以來立憲過程中，有關憲政體制設計的最高指導原則 ，源自其獨特性與因之引起的關注自是歷久不衰。二、五權分立的中央政府設計 孫中山有關 “五權分立”一詞的提出 ，最早見諸於1906年11月 《設立考選權與糾察權以補救三權分立的弊病》 的談話中5 。於說明英、美三權分立下的憲政實際運作中，孫中山提出應將 《考選權》 與 《糾察權》 兩權委由獨立設計機關來行使的主張。其認為考試權的獨立將可卻除盲從濫舉與任用私人的流弊；而糾察（監察）權的獨立則可防止立法部門挾持行政部門所導致的 《議會專制》 弊端。同年12月《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 的演講詞中，孫中山又再次明確的指出，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要創一種 《五權分立》的新主義6 。由此略可窺知 ，在孫中山下定決心放棄體制內改革 ，轉而採取革命行動 ，建立革命理論 ，駁斥反對陣營立論 ，描繪新國家政治藍圖，以茲號召群眾 ，結合群眾，挑戰帝制統治的革命事業上，有關西方民主理論的各種學說、思潮，固然予以其思想上提供極大的動力，但孫中山的態度並非完全無條件式地全面接受。以憲政理念為例 ，雖然受到法儒孟德斯鳩與美國憲法理論的影響，但孫中山也不忘將之修正成為適應中國國情的新憲政架構。 之後 ， 1916年 《憲法之基礎》 、 《採用五權分立以救三權鼎立之弊》 ； 1918年2月 《憲法為立國的基礎》 諸演講中，孫中山陸續地提及 “五權分立”的概念。針對西方傳統的 “三權分立”下的政府部門運作提出批評 ，援引中國固有之考試與監察執掌，藉以強化中央政府部門的功能 ，基本上是孫中山於上述演說中表達的一貫觀點7 。 1919年5月《孫文學說》 的論著，第六章 《能知必能行》 中，孫中山提出了有關* 台灣大仁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主任

國民大會、五院制中央政府乃至人民權利的憲政雛型8 。到了1921年演講 《五權憲法》9時 ，除了對以往若干論點的重複與修正，孫中山也將主張五權憲法的理由及內容，做了更進一步的具體性的說明。其比較了中外憲法的差異處 ，認為中國也有憲法，一個是考試權 ，一個是彈劾權 ，不過中國的君權兼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而其所創立之 “五權憲法”不過是 “上下反一反 ，去掉君權 ，把其中所包括的行政 、立法、司法三權 ，提出來做三個獨立的權 ，來施行政治。在行政人員一方面 ，另外立一個執行政務的大總統，立法機關就是國會 ，司法人員就是裁判官，和彈劾與考試兩個機關同是一樣獨立的。”10 雖然未能詳細地針對各個部門的職掌提出確切的說明，但由所研擬的 “治國機關圖”中（圖1），孫中山已為五權憲法的下的制度設計提出原則性的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於解釋此圖的意涵時指出：“除了憲法上規定之五權分立外 ，最重要的是縣自治，行使直接民權；直接民權有四個：一個是選舉權 ，二個是罷官權 ，三個是創治權 ，四個四複決權。五權憲法好像一架大機器，直接民權便是這架大機器中的擎扣。”1 1與以往不同的 ，孫中山於此討論的內容不只着重於中央政府機關的建構 ，而是將思考的層面擴及於人民的民權議題 。在同時期 《求學志在救國》 、 《軍人精神教育》 兩篇演講與1923年發表的 《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 論著中，孫中山於論及西方代議政治的運作情形時 ，也同樣的談到人民直接參與政治的意義與重要性12 。但是儘管如此 ，此時他仍然沒有明確的以 “權能區分”的名詞來統攝 “政府組織”與 “人民權利”這兩項憲政上的重大課題。一直要到1924年以後，孫中山繼 “權能分職”13的說法後，正式提出 “權能區分”的學理論述 ，用 “能”的概念解釋 “政府權”的相關內容，從而， “五權分立”的主張一倂歸納於 “權能區分”的學理之中。換言之 ，“五權分立”的主張是孫中山架構憲政理念的第一道思路 ，主要關注的是 “中央政府組織架構”的議題 ，而 “權能區分”的主張則是他試圖提出更為完整憲政架構的再次思考。圖1 孫中山治國機關圖國 民 大 會政 府考試院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監察院餘略教育部外交部內政部財政部軍政部餘略省 治縣 治 行 直 接 民 權 如 下選舉權複決權罷官權創制權國 民 代 表 每 縣 一 人

三、權能區分的政治理論建構 從理論與制度的建構面分析 ，孫中山的憲政體制設計理念，乃是透過五權憲法來體現，而五權憲法又是奠基於權能區分理論14 ；從思想形成與發展的脈絡來看 ，權能區分的理論顯然是孫中山晚年的發明，因為在其早期的著作中難以看出有關這種理論的具體介紹15 。如本文先前指出的，孫中山一開始論述的 “五權分立”的憲政構想，探討的主要是有關中央政府機關的設計問題。基本上，其理論尚不致全盤改變原有三權憲政體制的精神16 。但爾後藉由權能區分理論的提出 ，孫中山實質為政府效能與人民權利的議題 ，找到了理論上的依據 ，進而建立了以 “權能區分”理論的 “五權憲法”學說。至此，其憲政觀已相異於西方憲政體制的理論與制度設計 ，而應視為另一種學理的演繹。如同王寵惠指出的，吾人欲確知五權憲法的精義，必須先理解 “政權”與 “治權”的區分概念17 。而孫中山有關 “權能區分”原理較為系統性的說明，出現在 《民權主義》18演講本的 《第五講》 與 《第六講》 之中。延續先前 《第四講》 中對於西方民主政治發展過程的理解 ，孫中山進一步對代議政治的缺失提出批判19 ，認為中國與西方國家國情不同，管理社會的政治不可完全仿效歐美的制度。為此 ，其提出權能區分的理論 ，目的是希望能藉此革除代議政治的流弊，從而改變人民對政府的態度 ，建立可以為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20 。經整理上述二講的內容，孫中山有關權能區分學理的闡述可以表1來說明：表1 孫中山對 “權”、 “能”之闡述資料來源 ：整理自 《民權主義》 演講本 《第五講》 與 《第六講》 。 孫中山於解釋 “權”與 “能”的定義與後 ，進一步將政權（民權）與治權（政府權）加以劃分。依照孫中山的樂觀性見解 ，其認為 “人民有了這四個大權 ，來管理政府 ，要政府去做功夫，在政府之中要用什麼方法呢？要政府有很完全的機關，去做很好的功夫，便要用五權憲法。用五權憲法所組織的政府 ，才是完全區分態樣 權 能定義1. 政權 ①有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 ②集合眾人之事情的大力量2. 民權 ①人民的政治力量 ②以人民管理政事 ③人民去管理政治3. 人民權4. 人民管理政府的力量5. 管理機器力量1. 治權 ①集合管理眾人之事的大力量 ②就可以說是政府權 ③政府自身的力量 ④便是政府權2. 政府權3. 工作權4. 政府自身的力量5. 機器本體的力量內容1. 選舉權2. 罷免權3. 創制權4. 複決權1. 行政權2. 立法權3. 司法權4. 考試權5. 監察權舉例1. 阿斗2. 富豪3. 股東4. 乘客5. 工程師1. 諸葛亮2. 巡捕3. 總辦4. 車夫5. 機器

政府，才是完全的政府機關。⋯⋯有了這九個權，彼此保持平衡，民權問題才算是真解決，政治才算是上軌道。”21孫中山似乎深信不疑，經由此權能區分的理論實踐 ，必能有效解決長期以來存在於代議政治所衍生的缺失 ，真正為彼時中國未來的政治制度建立最佳的模式。從他在描繪國家整體藍圖的 《建國大綱》中，吾人可以更清楚的明白孫中山的用心。包括在訓政時期的重點工作上，如一完全自治之縣，人民得享有選舉、罷免、創制與複決四權（第8條）；凡候選及任命官員無論中央或地方皆須經中央考試銓定資格者乃可（第15條）等條文 ，以及在憲政開始時期，中央政府當完成設立五院（第19條）；憲法頒佈之後，中央統治權歸國民大會行使之，即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有罷免權 ；對於中央法律有創治權、有複決權（第24條）等具體規定中不難看出，事實上 “權能區分”的憲政主張，已經明確的出現在孫中山的政治制度建構之中22 。殊為遺憾的，不管是 《民權主義》 演講本或 《建國大綱》 中所揭示的，畢竟是屬於原則性的規劃層面，孫中山只在大體上勾勒出它的面貌，加諸他本人於隔年即不幸因病逝世，未能持續對之形成嚴謹且有系統的闡述，因而這一無前例可循的學理 ，於理論面與制度面尚留有許多有待釐清與討論的空間23 。四、五權制政府的法制化雛型 如前指出的 ，孫中山針對西方民主政治理論內涵與實際運作 ，提出了相當多的個人意見與看法 ，以“權”、 “能”區分為核心的五權憲法學說，可說是其對西方代議政治 “缺失”所提出的 “匡正之道”孫中山本人雖然對之抱持高度的自信 ，但他依然本着開放的心態 ，希望同志本匡正、補遺的態度來看待整體三民主義學說。然而在現實上，對彼時作為一個不可或缺精神領袖的革命屬性政黨而言 ，檢證或批判孫中山思想是否具備完整而嚴謹的理論體系要件 ，似乎已非接替其後的領袖與信徒所奉行的第一要務。相對的，將其標舉為具意識形態性格的 “總理遺教”，從而實踐遺教的主張才是國民黨人應戮力以赴，並據以做為黨長期奮鬥與努力的目標。在此一背景下，國民黨人視其所遺留的五權政府體制的憲政主張為寶貴的政治資產 ，極力希望將之落實於實質的政治制度設計中，似乎也成為可以理解的必然道路。24 隨着“聯俄容共”政策的日漸成熟，孫中山於1923年10月間委派胡漢民等9人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組織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 ，負責籌備黨的改組。 25 隨之在1924 年1月20 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除通過攸關黨機器運作的全新黨章，該黨亦決議 “組織國民政府案” ，以着手於將來政府組織模式的規劃工作。26 1925年3月12 日總理孫中山逝世 ，同年6 月14 日政治委員會第14次會議議決，國民黨正式決議改 “革命政府”為 “國民政府” ，並於第25次會議中通過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27十條。公佈於1925年7月1日的組織法條文，明定 “以黨治國”（第1條），採用合議制的領導方式（第2條），而對於中央政府的設計則於行政部門下設軍事、外交、財政三部（下設一秘書處），可謂相當簡單的政府組織設計（第3條）。綜觀此一組織法整體內容，不但對國民政府的權限毫無規定，除了將大元帥之獨任制改為集體領導的合議制之外，即對五權政府的體制亦無一語提及 ，於是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儼然成為一個行政 、立法、司法的綜合體。28國民政府成立後，復於同年7月3 日成立軍事委員會 ，明令整編當時各軍為國民革命軍 ，國民黨進入第一期以武力進行國家統一的軍政階段。 29在歷經北伐過程的優勢軍事成果取得下 ，1928年7月6 日，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率領重要文武幹部至北京西山碧雲寺，以 “北伐告成 ，建設伊始 ，當依遺教，力求貫徹”告祭總理孫中山。為了改善軍政時期軍權、政權多元的混亂局面 ，因應邁入第二時期的訓政階段 ，同年8月，國民黨召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會中議決厲行以黨治政 ，以黨治軍 ，限期撤銷各地政治分會 ，不得再以分會名義對外發表命令及任免該特定區官員等多項重大決議。30 10 月3 日，國民黨於第172次中央常會公佈了 “訓政綱領”31六條，以作為組織法再次修正的主要依據。綱領中規定，依照孫中山 《建國大綱》 所定選舉、罷免、創制、複決4種政權 ，應訓練國民逐漸推。

行 ，以立憲政之基礎（第3條）；規定 ，治權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5項，付託於國民政府總攬而執行之，以立憲時期民選政府之基礎（第4條）。緊接其後於10月8 日公佈的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32中，除特別對 “國民政府”之職權 、組成方式與權力行使專章規定外（第1章），也依五權分立的原則將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五院專章與以明定職權。雖然其中各院之職掌設計與孫中山原本之規劃有所出入33 ，但此卻說明實施黨政合一的國民黨政府 ，已正式經由 “法制化”的機制建立五院制政府的制度雛型。34 不過 ，在國民黨開啓“訓政”35之路 ，對外獨攬政治資源的同時 ，長期存在其內部的派系鬥爭並沒有因之淡化，早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的次月，以汪精衛為首的另一部分國民黨人即另在上海成立 “國民黨黨務改組同志會” ，標舉恢復1924年國民黨改組的精神旗幟。36 1929年1月召開的編遣會議，實質上又加深了黨內派系互信基礎本已薄弱，但暫行妥協的各集團軍事將領間的猜忌之心。儘管內部有所紛擾，基於對於訓政時期之主導性地位 ，以蔣介石一派為主的國民黨人仍於1929年3 月在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並在會中通過追認 “訓政綱領”與 “確定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案”與“確定總理主要遺教為中華民國訓政時期最高根本法案”兩案。37兩案的主要意涵在彰顯訓政時期以 “政權”付託於國民黨之最高權力機關，以 “治權”付託於國民政府的核心思想，並且確認孫中山所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及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為中華民國訓政時期最高之根本法。舉凡國家建設之規模 ；人權民權之根本原則與分際；政府權力與其組織之綱要及行使政權治權之方法皆須以 “總理遺教”為依歸。換言之，此舉也意謂代表大會接受胡漢民等人無需頒佈約法的主張 ，重申國民黨以孫中山遺教進行訓政最高指導原則的決心並未改變。 38 然而就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不久，汪兆銘的改組派以 “護黨救國”為反蔣口號，連帶牽動國民黨內部衝突的白熱化，也隨之開啓南京政府與所謂 “反蔣派”之間長期的軍事與政治鬥爭。39約法問題亦成為黨外和國民黨內反蔣派人士的攻擊焦點 ，反蔣派於1930年7月15 日在北京發表聯合宣言，除公開指責蔣介石託名訓政以行獨裁專制 ，也在7 月25 日舉行的擴大會議中通過以黨建國的基礎條件 ，認為應該籌開國民會議 ，制定基本大法，確定政府之組織 ，人民公私權利之保障；不以黨部代替民意機關；以黨治國乃以黨義治國等多項被視為較為開明的政治主張。 40 10 月3 日，時任國府主席的蔣介石回應有關黨內外反對者制定約法等訴求，在開封電請國民黨中執會 “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確定召集國民會議之議案，頒佈憲法之時期 ，及制定在憲法頒佈以前 ，訓政時期適用之約法。”41但反蔣派仍於11月2 日的擴大會議發表最後宣言 ，陳述有關制定約法的重要性42 ，並於12月27 日在太原公佈 “中華民國約法草案”，試圖以彰顯法制的民主原則作為有力的反蔣反南京的政治號召。無奈的是 ，反蔣派的諸多動作卻無法改變彼時其於政治上、軍事上明顯落居下風的不利地位43 。 1931年2 月，已對約法制定問題胸有定見的蔣介石，再三與堅持反對制定約法的黨內元老領袖胡漢民商議，胡氏秉持一貫“總理遺教即為訓政時期之約法”的拒不妥協立場 ，最終招致蔣的極度不滿而施以 “幽禁”的下場 。443月2日，國民黨中央准胡漢民辭職，即日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自3月9 日開始 ，中經一個多月的折衝，於4月22 日將草案完成通過，復經國民黨中常會與中執會臨時會議通過，提交即將舉行之國民會議討論。爾後國民會議於第7次大會中應國府主席蔣介石之請 ，通過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 ，定於1931年6 月1日由國民政府公佈施行。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全文共為8章89條條文45 ，其與政府體制至為相關者為第三章 “訓政綱領”與第7章 “政府組織”部分 ，在貫徹以黨領政的大原則下 ，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 ；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 ，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第30條）；約法之解釋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第85條）。國民政府同時掌握 “政權”之訓導與 “治權”之行使（第3132條）；中央政府的組織則採孫中山 “五權分立”的理念 ，設置五院總攬治權之行使（第71條）。由此觀之，國民政府於形式上雖然採取委員制的合議方式（第72條），但國府主席對內不僅代表國民政府（第73條），更掌握有關五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的人事任免權（第74條），以及公佈法律、發佈命令之職權（第75條）。換言、

之 ，在體制的設計上，依然是以將政黨的地位淩駕於政府之上 ，從而復於體制中強化國民政府主席的職權，使之地位略涵 “總統制”體制下總統掌握行政權的色彩。但與總統制極為顯著不同的，由於黨治原則的堅持，它並不假設民主政治中政黨競爭的存在可能性 ，此一體制運作的前提基本上是建立在 ，政府領導人與國民黨實質領袖二者身分同一性的基礎之上46 。 值得肯定的是，固然從約法產生的背景、經過觀之，除孫中山遺教之主張外 ，它的誕生是與當時國民黨內部政爭有相當緊密的關係 ，不過 ，就一部根本大法的規範性意義來說 ，它確實在基本人權（第2章）、政府組織、職權與基本國策上（第4章國民生計 ；第5章國民教育）等議題上多所着墨 ，這與之前頒佈之略顯粗略的各種法令相比，不失為一種具體進步的表現。但因受制於 “一黨獨裁”之思維47 ，於政府體制的設計理念來說 ，吾人當不能全然採以傳統西方民主政治中，有關 “內閣制”與 “總統制”的政府體制特徵，來審視這一與之原理截然不同的體制模式。一黨獨裁的制度是政治取決於一黨全體黨員，黨的決議事實上或形式上就等於法律 ，黨獨攬政權而不允許或承認他黨的存在48 。客觀的說 ，國民黨所採行的只能算是孫中山 “五權分立”的政府形式主張，至於孫中山有關 “政權”應操之於人民或委由代表人民的機關行使等其他諸多想法，國民黨以孫中山本人所著建國大綱中的規劃為由，宣稱惟有歷經訓政階段、確保訓政的成果，孫中山五權憲法的理念才能獲得完全的實現。一旦面臨結束訓政的龐大內外壓力，準備開啓憲政時期的制憲工作時，國民黨對孫中山五權憲法理念的堅持，將為未來憲政體制的釐定帶來何種影響？頒佈於1936年的 “五五憲草”，或可成為吾人據以討論此一議題的重要指標。五 、 結語 國民政府時期是由國民黨組織政府 ，以黨領政 ，總攬政權的時期。依照孫中山革命建國的三階段理念，透過 “必要之惡”的軍政與訓政機制，乃是為了累積進入憲政時期的各種有利條件預作準備。同時為了實現這樣的計劃 ，於是國民黨在國家的憲法正式公佈實施以前 ，理所當然就有排他性政黨的一黨獨大性格。環顧國民黨有關 “一黨專政”的必要性論述 ，遠在同盟會軍政府宣言確定之初即已予以載明， 1914年中華革命黨總章又再次確定，經過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至1925年國民政府正式建制成立 ，及其後所研議修訂之各類法令體系，乃至1931的 “訓政約法” ，均對此種黨治的原則一再的重複申述 ，視之為不能輕易改變的原則。 “黨治”的基本原則也藉由領導人的意志，經具體化於黨章、黨綱的政策性原則，而後逐漸行諸於法律化的規範條文，最終冀望於根本大法中取得合憲性的地位。經由政權由黨代表行使 ；政府由黨產生 ；政府對黨負責 ；重要法律由黨修正與解釋等多元面向的黨治原則的適用49 ，終於塑造出國民黨與土耳其人民共和黨 ，以及墨西哥的制憲革命黨一般 ，同為20世紀20年代中出現的3個非共、一黨獨大的政權。 50 基本上 ，若以國家現代化的角度理解孫中山的訓政思想 ，它的論述假設是建立在一個內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條件皆屬落後渙散 ，外部橫遭外侮、主權汲汲可危的國家，在藉由一個紀律嚴明的 “使命型”政黨，以軍事手段先行完成 “內求統一”的初步階段後，應持續進行全面性的政經壟斷措施 ，如此才能對對總體資源作最為有效的利用，俾便快速的邁向國家全面現代化的目標。在此過程中，於政治上採取的是威權政治統治模式下的 “指導式民主”機制 ，藉由主政者設計或選定的若干領域 ， “訓練”人民行使民主政治中所將被賦予的各項權利內容，以利國家未來實施憲政時之傳承。但是 ，訓政之意義及其原理無論被賦予任何形式的闡述 ，它畢竟與民主政治之民意政治、責任政治、法治政治、政黨政治原則 ，所指涉的基本內涵相互衝突。因而，對於一個彼時內憂外患不絕的國家而言 ，國民黨的訓政方略固有其理想性考量，卻也受到來自知識份子及其他政治勢力的高度挑戰。肇自訓政實施以來 ，對於訓政是否必要；訓政是否意謂 “合法化”之獨裁；訓政能否作為延遲憲政實施的充分理由；或者憲政之實現是否須僵化的固守

於孫中山的理念等 ，這些眾多質疑的立論或許角度不同、動機互異，但所訴求的共同點在於以 “結束訓政 ；實施憲政”的大原則，促使國民黨正視國人對於憲政的期待。51儘管標舉訓政的國民黨，不忘再三宣稱此乃過渡時期之非常手段 ，目的在走向所一貫追求的憲政目標。52但當它發現制憲的呼聲已成為不可輕忽的潮流時，縱然內部依舊存有不同的意見，國民黨終也開始轉變原本消極的回應策略，轉而透過黨內的決策機制 ，積極的 “主導”制憲大業的進行。畢竟 ，國民黨及其領導階層清楚的知道 ，在可接受的範圍內“順之、導之” ，不僅在於政治上的壓力解除 ，有利於正當性統治權力的鞏固外， “制憲”更是落實 “總理”五權憲法理念的絕佳契機。註釋 ：23456789張君勱 ：《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 1971年 ，第11-13頁 。觀之民國肇建所擬之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其採行的乃是美國式的總統制 ；數月後 ，孫中山於決定讓位袁世凱 ，尚未解職之際 ，彼時參議院所起草之 “臨時約法”中的體制設計又修正成為內閣制 。依王永祥的研究指出 ，對於孫中山五權憲法思想內涵的探討大約有3種不同的定義範疇 。第1種認為五權憲法思想10111213就是指五權分立 ；第2種認為五權憲法思想包括國民主權 、直接民權與間接民權 、五權分立 、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均權主義等四個面向 ；第3種則認為五權憲法思想包括五權分立 、權能區分 、革命民權三項內容 ；詳見王永祥 ：《中國現代憲政運動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96 年 ，第20 頁 。本文認為若以孫中山 “憲政思想”的整體主張而言 ，自當以第2 種看法較為全面與周延 。但指涉的如果是 “五權憲法” ，則應着重孫中山本人的獨創性主張 ，即 “權能區分”與 “五權分立” 。至於 “革命民權”或不宜僵之列入憲政思想的內容 ，而應單純視為一種政治的主張 。畢竟 ，革命民權的概念與一般憲政上強調之民主原則並不相容 。孫中山於演講本 《民權主義——第五講》 提到 ， “⋯⋯歐美學者只想到了人民對政府的態度 ，應該要改變 ，至於怎麼樣改變的辦法至今還沒想出 。⋯我的解決方法是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 。”見孫中山著 ，國父編輯委員會編 ：《國父全集 ·第一冊》 ，台北 ：近代中國出版社 ， 1989 年 ，第169頁 。孫中山於此談話中提到 ：“⋯⋯希望再中國實施的共和政治 ，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之外還有考選權與糾察權的五權分立的共和政治 。”見 《國父全集·第二冊》 ，第413 頁 。孫中山於其中說到 ：“⋯⋯兄弟歷觀各國的憲法 ，有文憲法是美國最好 ；無文憲法是英國最好 。英是不能學的 ，美是不必學的 。兄弟的意思 ，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 ，是要創一種新主義 ，叫做 ‘五權分立’ 。⋯⋯這不但是各國制度所未有 ，便是學說上也不多見 ，可未破天荒的政體 ，兄弟如今發明這基礎 。”見 《國父全集·第三冊》 ，第13-14 頁 。有關論點可參見 《國父全集 ·第三冊》 ，第169-170 、 173 、 194-195 頁 。此處的有關論述 ，與孫中山在日後所提者有着相當程度的修正程度 。舉例而言 ，孫中山於此並未對 “國民大會”的屬性提出說明 ，五院之間互動關係也未見清楚的規範 ，更特別的是 ，孫中山主張以 “各縣人民”來選舉總統與代議士 ，但卻不見任何相搭配的設計 。或許因為係初步構想 ，其矛盾之處甚多 ，一般研究者通常不以此為孫中山五權憲法的主要研究對象 。有關孫中山的論述部分 ，請參見 《國父全集 ·第一冊》 ，第387-400 頁 。孫中山於同年一篇名為 《五權憲法演講錄》 的較早演說 ，亦談及同樣的問題 ，由於內容與本文大致相同 ，此處以本文為主要討論對象 。《國父全集 ·第三冊》 ，第252-254 頁 。同上註 ，第256-257 頁 。從本文的討論立場上來看 ， 《求學志在救國》 演講文的重點在於指陳 ，三民主義中之政治革命的意義在於以直接民權來補救西方間接民權之不足 ； 《軍人精神教育》 演講文中則直接點出西方代議政治並不符合主權在民的說法 ；《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 中針對 “分縣自治” 、 “全民政治” 、 “五權分立” 、 “國民大會”的理念作系列而分明的基本說明 。相關內容請參閱 《國父全集·第三冊》 ，第257-262 、 281-306頁及 《國父全集·第二冊》 ，第351-354 頁 。該年發佈之 《為說明建國政府之任務昭告國人文》 的宣言中 ，其中提到 ：“⋯⋯政治良否視人與法。人治之繫於

141516171819202 1222324252627282930長吏賞罰 ，與民監督固也 ；法治之精則首在權能分職”孫中山於強調地方自治的重要性地位中 ，首次將 “權”與“能”的概念一倂使用 ，但是其並不以 “權能區分”為說法 ，而是以 “權能分職”來說明 。相關內容請參閱 《國父全集·第二冊》 ，第179-181頁 。就邏輯關係來看 ， “五權分立”乃 “權能區分”中 “能”的延伸 。二者都是 “五權憲法”的理論依據 ；而 “五權憲法”則是二者的的制度體現 。換言之 ，權能區分涵蓋五權分立 ，而二者對五權憲法皆具有指導作用 。參見謝政道 ：《孫中山之憲政思想》 ，台北 ：五南出版社 ， 1999 年 ，第83 頁 。崔書琴 ：《三民主義新論》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 1985 年 ，第164 頁 。孫中山於1922年所發表之 《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 一文中曾提及 ， “五權分立 。三權分立 ，為立憲政體之精義 。蓋機關分立 ，相待而行 ，不致流於專制 ，一也 。分立之中 ，仍相聯屬 ，不致孤立 ，無傷於統一 ，二也 。”就此言觀之 ，孫中山於彼時基本上依然認為五權憲法的精神與三權分立是無太大差異的 。見 《國父全集 ·第二冊》 ，第353頁 。王寵惠 ：《五權憲法》 ，載於 《王寵惠紀念文集》 ，台北 ：中央文物供應社 ， 1981年 ，第252頁 。《民權主義——第六講》 是本文理解 “權能區分”學理的基礎 。原因有幾 ：①就文獻的系統性看 ，孫中山所遺留下來的文獻之中 ，嚴謹且有系統的論著並不多見 ，大抵以 “演講” 、 “談話” 、 “宣言”或 “文告”為主 ， 《三民主義演講本》 雖亦為演講之作 ，但係經黃昌穀紀錄 ，呈孫中山親閱後交鄒魯校讀後定稿而成 。相對之下 ，算是較為有系統性的體現其思想輪廓的作品 ；②就文章撰述的時間上觀之 ，此為其思想後期的作品 ，當中見解較能代表孫中山對於同一性質問題的真正主張 。葉賡勳教授認為 ，孫中山對於西方代議政治下所衍生弊端的深刻體認 ，當可追溯自1896 年孫中山於倫敦蒙難後 ，在大英博物館潛心研讀期間 ，所接觸之有關 “反民主”思想著作的啓蒙有關 。參見葉賡勳 ：《西方反民主思想對孫中山建構民權主義的影響》 ，載於 《社會科學論叢》 ， 1991年5 月 ，頁33-34 。孫中山認為 ， “⋯⋯中國革命以後 ，要仿效歐美 ，實行民權 。歐美的民權現在發達到了代議政體 ，中國要跟上外國 ，實行民權 ，所以也有代議政體 。但是歐美代議政體的好處 ，中國一點都沒學到 ，所學的壞處卻是百十倍 。⋯⋯歐美的民權政治根本上還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提倡民權 ，變不可完全仿效歐美。 ⋯⋯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 ，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 ，自然也和歐美不同 ，不能完全仿效歐美⋯ ” 。見 《國父全集 ·第一冊》 ，第169頁 。《國父全集 ·第一冊》 ，第209 頁 。孫中山對於政權機關的主張 ，可以其 “國民大會”的設計構想為代表 。雖然爾後在不斷的演繹與詮釋下 ，逐步的補充 、強化 “權能區分”的整體內容 。但平心以論 ，抱持質疑與批判態度的聲音卻也始終不曾稍減 。首先 ，單就 “權” 、 “能”的定義討論 ，往往已是莫衷一是 ；復次 ，孫中山對西方民主政治理論內涵與實際運作所做出的評價是否客觀？孫中山針對西方代議政治 “缺失”所提出的 “權能區分”的體制設計 ，是否如其所說的那樣完美？甚至 ，此一 “匡正之道”或許背離政治學理 ，本為一立論上有所 “缺陷”之體制主張？ 這些都是後人一再爭辯的議題焦點 。正如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宣示的 ，不管是立憲派 、聯省自治派 、和平會議派或商人政府派的訴求 ，皆無法助益中國走出困境之所需 ，惟有國民革命 、實行孫中山三民主義為中國惟一之生路 。而國民黨所主張之民權主義 ，於間接民權之外 ，復行直接民權 ；至於民權運動之方式 ，規定於憲法 ，以孫中山所創之五權分立為原則。有關宣言內容請參閱胡春惠編著 ：《民國憲政運動》 ，台北 ：正中出版社 ， 1978 年 ，第613-624 頁 。在此之前 ，國民黨一直是衰弱且組織鬆散 ，既沒有統一的政黨結構 ，又缺乏一支實踐其革命理想的軍隊 。 1924年 ，國民黨完全沿用了列寧模式來重建組織 。 自此以後 ，國民黨的結構就如金字塔般 ，由區分部 、區黨部 、縣黨部 、省黨部上至中央黨部 ，奠定了明確而固定的形式 。參見江炳倫 、吳文程 ：《國民黨政治角色的演變》 ，載於張京育主編 ：《中華民國民主化——過程與制度結果》 ，台北 ：政大國關中心 ， 1992 年 ，第124 頁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 ：《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 ，台北 ：國民黨黨史會 ， 1988 年 ，第86 頁 。相關條文內容請參閱繆全吉編著 《中國制憲史料匯編——憲法篇》 ，台北 ：國史館 ， 1989 年 ，第316-317 頁 。荆知仁 ：《中國立憲史》 ，台北 ：聯經出版社 ， 1989 年 ，第357 頁 。依照孫中山 《建國大綱》 中揭櫫之 “建國三階段”訓示 ，建國大綱第五條規定 ：“建設之程序分為三期 ，一曰軍政時期 、二曰訓政時期 、三曰憲政時期”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鋼（下）》 ，香港 ：中文大學 ， 1980 年 ，第592 頁 。

3 13233343536373839404 1424344454647相關條文內容請參閱 《民國憲政運動》 ，第630-631頁 。相關條文內容請參閱 《中國制憲史料彙編——憲法篇》 ，第319-325 頁 。依孫中山的初步構想 ，立法院應為單純職司立法之專業機構 ，考試院應為職司考選之獨立機關 ，監察院則為專司彈劾之超然機關 。然組織法中不僅賦予立法院立法之職權 ，又兼及行政上的監督 ；再如司法院職權不僅涉及司法審判 ，也兼理司法行政 ；考試院且兼及銓敘 ；監察院也兼及審計之職權 。國民黨循此建立的中央政府組織模式 ，推選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 ，譚延闓為行政院院長 ；胡漢民為立法院院長 ；王寵惠為司法院院長 ；戴傳賢為考試院院長 ；蔡元培為監察院院長 。另外 ，馮玉祥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事部長 ；閻錫山任內政部長 ；李宗仁任軍事參議院長 ；李濟琛任參謀部長 。此一五院制的中央政府體制設計 ，名為 “五權” ，事實上因國務會議可以支配五院的一切決定 ，故在五院制的形式中其實蘊含 “一權”的實質 。由文獻上考察 ， 1906 年同盟會之 《軍政府宣言》 ，當中將革命建國分為軍法之治 、約法之治及憲法之治三期 ；1914 年之 《中華革命黨黨章》 中 ，將之改以軍政 、訓政 、憲政三時期之名稱 ；1920 年10 月修正之國民黨黨章 ，則只區分為軍政 、憲政（訓政含其中）二時期 ；1924 年之 《建國大綱》 ，復又明定軍政 、訓政 、憲政三時期之名稱與各階段做法 。依據張玉法的看法 ，訓政思想真正用於實際政治 ，始於 1925年所訂的 “中華民國政府組織法”北伐完成後於 1928年議決之 “訓政綱領”則是實施訓政的法理依據 。其他有關訓政之由來與基本鋼領 ，可參閱張玉法 ：《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 ，台北 ：東大圖書 ， 1999 年 ，第251-257 頁 。同註30 ，第594 頁。同註26 ，第132頁 。孫中山雖曾於《孫文學說》 中提及 “於過渡時期要實施約法之治”，但其後此一主張並未明確化於 《建國大綱》中 ，因而到底訓政時期是否要制訂約法 ，就演為爾後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的爭論焦點 。其實早在 1928年中期舉行之國民黨第2 屆五中全會 ，即曾決議訓政時期應遵照總理遺教頒佈憲法 ，然後因胡漢民的反對而無形中擱置 。本文認為 ， 《建國大綱》 中雖未明言約法之必要 ，但以整體立論思考 ，孫中山至少應不至於反對於訓政時期要制訂一部約法的主張 。繼汪氏之後 ，李宗仁於同年5 月5 日首在廣西稱護黨討賊軍南路總司令 ；15 日，復有馮玉祥被推為護黨救國西北軍總司令 。其他有關內戰中反蔣派與南京政府的軍事對峙過程 ，可參閱張玉法 ：《中國現代史》 ，台北 ：東華 ，1987年 ，第229-236 頁 。同註30 ，第604 頁 。同註32 ，第357 頁 。依宣言中兩點主張內容所示 ，其一主要認為訓政以來忽略促進民權的基本條件 ，而中央與地方制度亦未劃分 ；其二則認為政府未依法產生 ，不依法遞延 ，復不肯頒佈約法 。如果要永息內戰 ，必須召開國民會議 ，通過約法 ，一切設施以法律規定為範圍 。相關內容請參閱註30 ，第607頁 。同註28 ，第388頁 。根據陳立夫回憶錄中指出的 ，在平定了汪精衛 、閻錫山和馮玉祥的叛變後 ，蔣介石在軍事上是獲得了勝利 ，但是他也接受了他們的意見 ，決定制定臨時約法 。但是胡漢民卻認為彼時討論臨時約法太早 ；約法之主張本出於汪精衛 ，而胡素與汪為敵 ，因之更堅定胡反對約法的立場 ，他堅持蔣未經黨之通過即聲言制定約法是錯誤的 。但以蔣的立場來看 ，制定臨時約法是政治性的決定 ，該一舉措的基本意義是以此來解除那些想要鼓動黨外支持的人 。加上政學系楊永泰向蔣進行挑撥 ，指胡聯繫軍人的行動是有策劃的陰謀 ，最後 ，蔣在沒有公開定下胡的罪名下 ，於寫給胡的一封書信中 ，以胡反對提早頒佈約法的理由監禁了胡 。相關內容參見陳立夫 ：《成敗之鑒 ：陳立夫回憶錄》 ，台北 ：正中 ， 1994 年 ，第170-178頁 。相關條文請參閱 《民國憲政運動》 ，第654-662 頁 。1931年12 月修正之國府組織法中 ，復規定國府主席不復實際政治責任 ，而五院正副院長也改由中執會選任 ； 1943年8 月 ，國府主席林森逝世 ，主席職務由國民黨總裁蔣介石代理 ， 9 月 ，組織法再次修正 ，提高主席的地位 ，將五院院長向主席負責 ，主席向國民黨中執會負責 。蔣中正之後亦正式當選為國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 ，總攬黨 、政 、軍大權於一身 。雖然約法中不見任何一黨專政之名辭 ，但正如蔣介石於 《國民政府政治總報告說明》 指出的 ， “一切權力全操之於中國國民黨 ，由中國國民黨決定以後 ，才交國民政府去施行。沒有一件事情 ，可以經國民政府自由去行動” 。，

4849505152此話明明白白的將中國國民黨以黨領政的思維完全呈現 。見 《民國憲政運動》 ，第649 頁 。張玉法 ：《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 ，台北 ：東大圖書 ， 1999 年 ，第258 頁 。同註28 ，第394-400頁。依哈佛大學政治學者韓廷頓（Huntington）的研究 ，這三個大黨大抵是軍事領導者及其軍隊所創建 。在這三個體制裹 ，反對黨不是被有效的禁止 ，便是被排除再有實質意義的政治角色之外 。同時在這三個體制中，黨的組織亦是政治權力的主要來源 。見韓廷頓 ：《台灣民主化的內涵——韓廷頓博士開幕演講辭》 ，載於 《中華民國民主化——過程與制度結果》 ，第5 頁 。以知識界為例 ，早在1929 年 ，彼時自由派核心人物之羅隆基 、胡適等人 ，即對孫中山訓政之主張多所批評 。胡適在 《新月月刊》 第2卷第2 號 《人權與約法》 ，及第2卷第4 號 《我們甚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 二文中 ，公開挑戰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國民黨的訓政作為 。另外胡適也在 《我們能行的憲政和憲法》 一文中公開挑戰孫中山的憲政思想 。胡適認為人民的參政能力是 “練習”出來的而不是 “訓練”出來的 ，而憲政並非甚麼高不可攀的理想 ，憲政可以隨時隨地的由 “幼稚園”下手 ，逐漸升學上去 。相關文章內容係引自劉軍寧主編 ：《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 ，北京 ：中國人事出版社 ， 1998年 ，第102-104 、 176-181 、 169-171頁 。雖然走向憲政之治確實是孫中山於擘畫國家政治藍圖的不變信念 。然而 ，對於邁向憲政之治所需歷經之訓政時程 ，他並未於 《建國大綱》 中清楚規定施行時間 。而之後國民黨所擬定之 “訓政時期約法” ，當中與之相關的憲法制定及程序上 ，亦僅為原則性的規定 ，即 “憲法草案當本於建國大綱及訓政憲政兩時期之成績由立法院議訂隨時宣傳於民眾以備到時採擇施行”（第86條）； “全國有過半數省份達到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國民政府應即召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之頒佈”（第87條）。

孫中山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及其創造性的運用與發展金春峰* 孫中山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滿清的封建專制統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完成了政治上的一次大革命；雖然壯志未酬，但其推翻專制、開創民國的勳功偉績 ，永遠為中國人民所紀念。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也為中國走向富強和近代化之路指明了方向。這裹僅以孫中山的 《行易知難》 為中心，略述他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及其創造性的運用與發展。 《行易知難》 初刊於1919年5月，是在哲學上總結中國民主革命經驗教訓的著作，也是為中國革命勝利和建立近現代化的民主、富強國家在思想上提供動力和指導的著作。 1915年開始，陳獨秀創辦 《青年》 雜誌 ，第2卷起改為 《新青年》 ，向青年進行啓蒙教育。民主、科學二位先生被認為是啓蒙的核心，是中國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自由的不二法寶，乃中國必走的道路。 《新青年》 倡導的新文化運動及嗣後1919年的 “五四”運動 ，皆強調不除舊 ，就不能佈新，所謂“不破不立” ，因此 ，打倒孔家店、禮教吃人等等口號和文章，幾乎壓倒了正面的新思想的宣傳。新舊的尖銳對立 ，水火不容 ，互相激蕩 ，越來越激烈地掀起了激進 “革命”和徹底破舊文化、舊道德的情緒和情勢。破舊越激烈越徹底越好 ，革命越激烈越徹底越好，逐漸成為支配全國思想的一種內在 “符咒”和 “魔力”。孫中山寫 《行易知難》 時 ，正處在這種思想激潮之中；但先生頭腦特別清醒，完全未為這種激情所影響。 《行易知難》 的主旨是講 “知”的重要 ，講知比行更為艱難，更為不易，教導國民黨和全國人民，事事要知其當然與所以然 ，要按 “真知”而行。全篇文字幾乎皆為正面的宣傳。所謂 “真知”即指科學。孫中山說：“夫科學者，系統之學也 ，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由科學而來也。捨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 ，多非真知識也。如中國之習聞 ，有謂天圓而地方、天動而地靜者 ，此數千年來之思想見識，習為自然，無復有知其非者，然若以科學按之以考其實，則有大謬不然者也。⋯⋯方今革命造端之始，開吾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局 ，又適為科學昌明之時 ，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以我四萬萬優秀文明之民族 ，據有四百二十七萬方咪之土地（較之日本前有土地不過十四萬餘方咪 ，今有土地亦不過二十六萬方咪耳），為世界獨一廣大之富源 ，正所謂以有為之人 ，據有為之地，而遇有為之時者也。倘使我國之後知後覺者，能毅然打破 ‘知之非艱 ，行之唯艱’之迷信 ，而奮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而建設一世界最文明進步之中華民國，誠有如反掌之易也。” 1如此推崇科學精神與科學研究的重要，這和新文化運動提倡 “賽先生”，不僅完全一致，且因結合個人與革命實踐的經驗教訓而更為具體、生動、有力。 “德先生”方面 ，本文雖未着力講解 ，但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兩主義，由於把理論和中國實際結合 ，變成了實踐和行動，並在辛亥革命和反袁鬥爭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與新文化運動對民主的宣傳更是* 人民出版社編輯一

相得益彰。所以孫中山這本著作和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而很值得注意的，則是孫中山沒有把這 “新”和中國已有的文化和文化傳統相對立，而是把它看作是它的發展和繼續 ，因此不僅沒有新文化運動那種對舊的猛烈激情地批判、否定，相反，還給予新的詮釋而使之得以發展 ，得以重現其生命活力，這是很表現了孫中山的卓越遠見和創造性的。這種精神在今天是值得大為弘揚的。 在開始倡導和領導革命的時期，孫中山更注重 “行”的重要性。行動、實踐 ，不知疲倦、不怕失敗地行動、行動、再行動 ，是孫中山的極大特點。從1894年到1911年 ，孫中山領導革命失敗過不知多少次 ，但屢敗屢起 ；而每一次失敗都像一次雷嗚閃電 ，劃破長空 ，照亮黑暗 ，驚醒和喚起了無數的人們起來革命。有如1921年12月孫中山為鄒魯編 《黃花岡烈士軍略抄》 所作 《序》 所言：“滿清末造，革命黨人歷艱難險巇 ，以堅毅不撓之精神與民賊相搏，躓踣者屢 ，死事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為最，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然是役也 ，碧血橫飛 ，浩氣四塞 ，草木為之含悲 ，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 ，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 ，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2這是對革命行動在此時期之重要性的最好的說明和讚譽。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勝利，就是在這種精神的倡導與激勵中實現的。它勝過千百萬份報紙書刊的鼓吹，讓排滿革命的新思想深入人心。它證實了一條真理 ：沒有革命的思想就不會有革命的行動 ，但一次行動勝過一打綱領 ，勝過無數的 “批判”和 “宣傳”。在這一階段 ，在知行關係上 ，可以說孫中山是以 “知行合一”作為自己行動的指針的。知了即去行 ，不行不足謂之知。 “論先後 ，知為先 ；論輕重 ，行為重”，這些宋明理學的思想，孫中山是真正的體現者。但辛亥革命的失敗，一個專制皇帝倒了，無數的專制小皇帝起來了，國家更為混亂，人民更為痛苦的現狀 ，說明沒有民主革命之新思想的宣傳普及和廣泛啓蒙 ，沒有最廣大民眾的真正動員，民主共和是不可能真正建立和鞏固的。所以孫中山和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達到了同樣的結論 ，必須進行 “知”的再教育、再宣傳、再努力，把 “知”放在比 “行”更重要更優先的地位。孫中山說：“民國成立以來不過十三年 ，為甚麼被人拆台就倒過了兩三次呢？就是由於國基不穩固。⋯⋯我們要國家鞏固，永遠不倒 ，用麼做基礎呢？是要用人心做基礎 ，要用人人的方寸之地做基礎。人人的內心都贊成民國，傾向民國，然後民國才不致倒 ，才可以鞏固。”3這需要以 “知”為手段 ，以 “知”來達到目的。故 “知難行易”成為孫中山領導新革命階段的指導方針 ，一直到1925年孫中山病逝 《遺囑》 ，都貫徹着這一思想。 “喚起民眾”被認為是新階段最重要的任務， 《行易知難》 亦被囑付作為最重要的著作出版發行。 “喚起民眾”，也即實行民主、科學的再教育 ，再啓蒙 ，這在今天亦依然有其重要的意義。 在處理新思想和傳統文化思想的關係上 ，孫中山從不把革命失敗，歸之為沒有大力批判舊的封建禮教思想和舊的道德。相反，他總是把新和 “舊”結合起來，根據新形勢對 “舊”的給予新的詮釋和發展。這裹，最顯著的是他把三民主義解釋為 “天下為公”、 “天下大同”之孔子政治理想的實現 ，是中國的這一優秀文化傳統精神在當前形勢下的具體化。這是極其卓越的。因為由於這一點，三民主義遂成為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一部分 ，成為它的新的發展成果。而由於 “天下為公”、 “天下大同”的理想在中國源遠流長，深入人心，並由於中國歷史上最受推崇的堯舜之治是這一理想的具體實現 ，堯舜之治的重新到來，一二三

直是國人的夢想 ，因而當三民主義被解釋為這一理想和精神的運用和體現時，它也就享有了中國人所喜聞樂見的形式，迅速得到接受和傳播。 “天下為公”、 “天下大同”這一出於 《禮記》 ，被認為是孔子的思想，也因孫中山的 “三民主義”而重現光彩，重獲生命活力。這不僅杜絕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 “打倒孔家店”這類激進思想的出現 ，還進一步使儒家思想傳統因應時勢而為民主革命服務。 在1921年所寫 《軍人精神教育》 中，孫中山指出：“吾人生在惡濁世界中，欲打破此舊世界，剷除一切煩惱以求新世界之出現 ，必須有高尚思想與強毅能力以為之先。在吾國數千年前，孔子有言曰： ‘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如此 ，則人人不獨親其親 ，人人不獨子其子 ，是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謂‘天下為公’ ，要使老者有所養，壯者有所營 ，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實現，然後不見可欲，則民不爭 ，甲兵亦可以不用矣。”4這和 “五四”及新文化運動全盤 “打倒孔家店”的精神與作法，可以說是完全相反的。 “五四”及新文化運動中，孔子思想的人道、人文主義精神被完全閹割、摒棄，傳統被虛無化、妖魔化。由此 ，一種形而上學的要麼全盤肯定（西化或俄化），要麼全盤否定（儒家、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思想方法滋長起來，逐漸愈演愈烈，支配一切 ，終於造成中國文化思想的巨大破壞，社會和政治的巨大破壞。孫中山之突出地強調繼承創新，對傳統因革損益，完全否定這種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從今天來看，是更加卓越而富有遠見的。四 “五四”及新文化運動之全盤否定的思想 ，在一切方面都表現出來，如否定封建專制，由此而否定封建社會的一切文化政治建樹 ，所謂：“兩千來的政治，秦政也。”所謂 “五鬼鬧中華”；所謂中國的二十四史只寫着兩個字：“吃人”等等。孫中山則完全不取這種態度。對於 “舊道德”，孫中山說：“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 ，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 ，首是忠孝 ，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 ，侵入了新文化 ，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 ，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 ，不好的才可以放棄。”又說：“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為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講忠字。以為從前講忠字是對於君的，所謂忠君；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這種理論 ，實在是誤解。因為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我們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於國呢？我們到現在說忠於君固然是不可以，說忠於民是可不可呢？忠於事又是可不可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 ，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 ，這便是忠。所以古人講忠字 ，推到極點便是一死。古時所講的忠 ，是忠於皇帝 ，現在沒有皇帝 ，我們在國之內，照道理上說 ，還是要盡忠 ，不忠於君 ，要忠於國，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5這在道德方面很好地處理了繼承與發展的關係、舊和新的關係。事實上，每個社會和民族的道德都是源遠流長，相當穩定的。中國的這些道德並非是儒家提出，到孔子才有的。孔子以前它們就存在了，已是民族和社會的道德 ，孔子只是予它以系統的理論的新解釋。先秦以後 ，它歷經各代 ，具體內涵隨時代而有不同的發展、演變，但基本精神始終是在發揮作用的。在孫中山的解說中，忠是忠於國家、民族、社會、職守；孝是孝順父母師長 ；仁是博愛。這些都是適應新形勢的新發展。 在1921年12 月孫中山所作 《軍人精神教育》 的講演中，對孔子孟子仁智勇三大德所作的解說，亦為我們作出了如何對 “舊道德”繼承創新的範例。 “仁”，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來源或根源，一是由親親而仁民，也即 “推恩”，以家族血緣親情作基礎，以祖先崇拜作基礎；一是 “法天”、兼愛，如天之陽光普照，雨露均沾，以天地崇拜作基礎。孔子講 “博

施於民，而能濟眾” ，講堯之 “則天”，即是以天地崇拜作背景講仁。孟子講 “惻隱之心” ，普施而發 ，乃 “天之所與” ，亦是如此。孫中山採韓愈 “博愛之謂仁”之說 ，強調的是仁的後一方面。這是適應新形勢的需要的。在孔子思想中， “仁”是人的全德 ，也即人之所以為人 ，完成仁德是人生的最高意義和價值 ，為此而寧願犧牲生命，此即孔子之 “有殺身以成仁” ，孟子之有 “捨生以取義”。這種 “仁”在今天是完全可以適用的。孫中山提出，這是軍人報國應該具有的精神。所以在孫中山看來，道德實是無分新舊而只有內容的不斷更新和發展的。經歷了近一百年的風風雨雨 ，孫中山對 “舊道德”的這一態度和教誨 ，仍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中國的宗族家族及宗族觀念（孝）源遠流長，孫中山對它在中國社會的作用作兩方面的分析 ，一方面指出，它造成了中國人之一盤散沙的狀態，是不利於民族的團結一致的；另一方面又指出 ， “我們失了的民族主義要想恢復起來，便要有團體，要有很大的團體。我們要結成大團體 ，便先要有小基礎 ，彼此聯合起來才容易做成功。我們中國可以利用的小基礎 ，就是宗族團體。此外還有家鄉基礎，中國人的家鄉觀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縣同鄉村的人，總是特別容易聯絡。依我看起來，若是拿這兩種好觀念做基礎 ，很可以把全國的人都聯絡起來。要達到這個目的，便先要大家去做。中國人照此做去，恢復民族主義比較外國人是容易得多。因為外國是以個人為單位 ，他們的法律對於父子、兄弟、姊妹、夫婦各個人的權利都是單獨保護的。打起官司來，不問家族的情形是怎麼樣 ，只問個人的是怎麼樣。再由個人放大便是國家 ，在個人和國家的中間再沒有很堅固、很普遍的中間社會 。所以說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 ，外國不如中國。”6又指出， “敬祖親宗的觀念入了中國人的腦 ，有幾千年。國亡他可以不管 ，以為人人做皇帝，他總是一樣納糧；若說到滅族，他就怕祖宗血食斷絕 ，不由得不拚命奮鬥。閩粵向多各姓械鬥的事 ，起因多是為這一姓對於那一姓名份或私人上小有凌辱侵佔 ，便不惜犧牲無數金錢生命 ，求為姓中吐氣。事雖野蠻，義至可取。 《尚書》 所載堯的時候，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他的治平工夫，亦是由家族入手 ，逐漸擴充到百姓 ，使到萬邦協和 ，黎民於變時雍 ，豈不是目前團結宗族造成國族以興邦禦外的好榜樣嗎？” 7孫中山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這種具體分析的方法和精神在今天也是具有現實意義的。五 “五四”運動是反帝愛國、民族求獨立自由的運動 ，但在學術、理論界 ，這時期流行的卻是世界主義思潮。這思潮消蝕着中國的民族主義，助長着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和全盤西化的思想。對這種思潮孫中山鮮明地持批評否定的態度。 這思潮表現在學術的各領域 ，以歷史學這個最重要的領域為最。典型的表現是 1921年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朱希祖為何柄森松翻譯的美國魯濱孫所著 《新史學》 所寫的 《序》 ，其中，它有兩段份量很重的話 ，一段是： “我國現在的史學界 ，實在是陳腐極了 ，沒有一番破壞 ，斷然不能建設。何先生譯了Robinson這部書，是很合我國史學界的程度 ，先把消極的方面多說些 ，把史學界陳腐不堪的地方摧陷擴清了，然後慢慢的想到積極的建設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譯了這部書 ，是很有功於我國史學界的。” 另一段是 ： “Robinson的 《新史學》 第六篇 ，主張歷史是連續的 ，說明斷代的不妥 ，把歷史的時間須連貫 ；Lamprecht和Mehlis都主張歷史是全人類的，國別史斷不能完善歷史的功能 ，所以二人都歸宿到世界史或普遍史，把歷史的空間須連貫。照這樣看來，美國的學說和德國的學說兼收並蓄 ，那麼可以達到史學完善的目的；而且他們的學說 ，殊途同歸 ，都歸到社會科學那方面去 ，可見學問是斷不可分國界的。”8

這兩段話 ，前一段是破中國的舊 ，認為這是當前最為重要的任務；後一段是講歷史學無國界，是宣揚世界主義思想。 政治上 ，此時期開始傳播而影響越來越大的馬克思主義 ，講世界革命、講人類解放 ，講 “工人無祖國” ，本質上也是世界主義的。 對世界主義思想，孫中山很鮮明地予以批判。在 《民族主義第三講》 中，他說：“英俄兩國現在生出了一個新思想 ，這個思想是有智識的學者提倡出來的，這是甚麼思想呢？反對民族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說民族主義是狹隘的，不是寬大的。簡直的說就是世界主義。現在的英國和以前的俄國、德國，與及中國現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 ，都贊成這種主義，反對民族主義。我常聽見許多新青年說，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不合現在的新潮流，現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義是世界主義。究竟世界主義是好是不好呢？如果這個主義是好的 ，為甚麼中國一經亡國 ，民族主義就要消滅呢？世界主義 ，就是中國二千多年以前所講的天下主義。我們現在研究這個主義，他到底是好不好呢？照理論上講，不能說是不好。⋯⋯拿帝國主義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 ，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義，要全世界都服從。⋯⋯民族主義就是人類圖生存的寶貝。”9孫中山的頭腦十分清楚。孫中山之能在傳統文化思想問題上堅持因革損益，反對全盤否定的態度 ，與其民族主義的思想立場有內在的關係。 因其如此 ，孫中山的講演中引用的名人名言，大多是中國古人如孔；孟、如 《孫子兵法》 等等。也常常講中國過去的富強、文明和進步，以激勵人們的民族自信心。如指出：“中國古時在世界中是處於甚麼地位呢？ 中國從前是很強盛很文明的國家，在世界中是頭一個強國，所處的地位比現在的列強像英國、美國、法國、日本還要高得多。因為那個時候的中國，是世界中的獨強。” 10 “因為我們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夠存在 ；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夠存在，並且有力量能夠同化外來的民族。所以窮本極源 ，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 ，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 11孫中山的這種態度 ，在今天也是有現實意義的。 回顧歷史，狂妄自大的民族主義是有害的 ，但面對列強的侵略欺侮，民族喪失自信心的時候，提倡民族主義 ，樹立民族自信心 ，是十分必要的。面對全盤西化的思潮 ，強調必須以民族文化為本位，有如陳寅恪總結中國歷史上新道家新儒學成功之歷史經驗之所說12 ，也是十分重要的。孫中山正是如此。 孫中山和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上態度如此不同， 固然基於思想方法的不同；但也有更深刻的原因。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本精神是 “啓蒙”。它雖然把 “啓蒙”的主要內容歸結為民主和科學 ，但其背後的更深層的思想基礎是西方啓蒙運動時期提倡的 “個人主義”，或胡適所講的 “健全的個人主義”陳獨秀在 《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13一文中，把中國和西方文化思想的區別歸結為：中國是宗族、家族本位 ，義務觀念；西方是個人本位 ，法治、權利觀念。梁漱溟在其 《東西方文化及哲學》 中，亦對中西文化作類似的區分。這區別基本上是抓住了中西文化精神的根本不同所在的。但西方中世紀封建社會中盛行的亦是倫理 、家族本位和義務觀念。有如法國史學家基佐（F. P. G. Guizot）在其 《歐洲文明化的進程（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第1卷第4講中所指出的 ，中世紀歐洲 “忠貞的原則，熱誠奉獻的原則 ，信守諾言的原則和一切與此有關的思想感情” ，這些，皆 “由於封地所有者之間的種種關係而得到發展和支持”。 14和中國封建社會的情況是一樣的。英國學者、社會經濟史家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1931年冬到中國旅行 ，寫了 《中國的土地和勞力（Land and Labor in China）》 一書，也指出：“過去曾被六。

看作中國經濟生活特殊標誌的傳統主義，不是中國獨有的特徵。而是歐洲和中國在一個文明階段所共同具有的特徵。迅速變化的經濟的事實，持續的經濟增長的理想，並不是西方全部歷史的記錄 ，而只是最近四個世紀的事情。為中國人的保守所困惑的歐洲人如果他能和自己的祖先相遇，他也會同樣迷惑不解。在將近1000年裹，農民、織布者、木匠和鐵匠的工藝 ，在西方如同在中國一樣 ，沒有甚麼改變。” 15西方，文藝復興才把人從中世紀神權統治下解放出來，但此時期所謂 “人”基本上是指作為 “類”的 “人”， 不是個人。啓蒙運動則進一步把 “人”從社會、傳統、國家給予的種種束縛中解放出來，突出 “個人”的地位、權利和價值，如易卜生戲劇描寫和宣揚的娜那的覺醒和出走。胡適把易卜生這種思想介紹過來，稱之為 “易卜生主義”、 “健全的個人主義”。魯迅先生前期也大力宣揚這種個人本位思想。它構成 “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的思想主流。這種 “個人主義”或 “個人本位”、 “個人權利”思想與傳統的 “家族、倫理本位”、 “義務觀念”或 “集體主義”思想，性質上是不相調和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把新和舊徹底地對立，之對舊的傳統文化進行猛烈批判 ，深刻的原因是在這裹。孫中山基於革命實踐和提倡民族主義的需要，對新文化運動提倡的這種西方式的 “健全的個人主義”不感興趣 ，認為是不合時宜的 ，是有害的。孫中山的思想本質上是新的集體主義、國家本位、民族本位和義務觀念，因而對傳統文化及其價值觀念也採因革損益、繼承創新的態度。他之不感覺新和舊勢不兩立、水火不容 ，更深層的原因也在這裹。“五四”時期，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貌沒有變化，農業經濟佔主導地位 ，和中國傳統社會是一樣的。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完成摧翻封建軍閥統治的任務；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爭。集體主義、民族本位、義務觀念，這些思想是適合此時期革命鬥爭的需要的。所以 ，孫中山在民主、科學、喚起民眾這些基點上雖和 “五四”及新文化運動一致 ，但兩者的思想的立足點又是很有區別的。 “革命”壓倒 “啓蒙”，在這裹表現非常鮮明。今天 ，市場經濟正在席捲城市和農村 ，中國的經濟形態和 “五四”時期已大不相同。 “五四”新文化運動宣揚的個人主義或 “健全的個人主義”，正在不脛而走 ，支配着年青人的思想；人權、權利觀念正日益普及而影響越來越強烈。面臨今天變化了的新的形勢，對孫中山的思想我們也是應該採採因革損益、繼承創新的態度的。註釋 ：2345678910112131415孫中山：《孫文學說 ：行易知難（心理建設）》 ，載於孫中山著 ，黃彥編 ：《孫文選集·上冊》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2006年 ，第53頁 。孫中山：《繼承先烈遺志為國奮鬥》 ，載於 《孫文選集 ·下冊》 ，第127 頁 。孫中山：《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 ，載於 《孫文選集 ·下冊》 ，第453 頁 。孫中山：《軍人精神教育》 ，載於 《孫文選集·下冊》 ，第121-122 頁 。孫中山：《三民主義 ：民族主義（第六講）》 ，載於 《孫文選集 ·上冊》 ，第470 頁 。孫中山：《三民主義 ：民族主義（第五講）》 ，載於 《孫文選集·上冊》 ，第464 頁 。同上註 ，第465頁 。朱希祖 ：《序》 ，載於J. H. Robinson 著 ，何炳松譯 ：《新史學》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2005年 ，第3頁。孫中山：《三民主義 ：民族主義（第三講）》 ，載於 《孫文選集·上冊》 ，第439-440 頁 。同註5 ，第468頁 。同上註 ，第469 頁 。陳寅恪 ：《審查扱告三》 ，載於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 ，香港 ：開明書店印行 。陳獨秀著 ，任建樹編 ：《陳獨秀著作選 ·第一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4 年 ，第165 頁 。F. P. G. Guizot著 ，程洪達 、沅芷 、伊信譯 ：《歐洲文明化的進程（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第一卷》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 1996 年 ，第75 頁 。何兆武 、柳卸林主編 ：《中國印象——世界名人論中國文化 ·下冊》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第 115 頁 。1

孫中山思想研究中被忽視的四個問題顏德如*一、身為 “公僕”之官吏，安能 “自由”？ 中國人中誰最先提及 “公僕”一詞 ，已無從可考。據筆者所見資料 ，嚴復算是較早提到 “公僕”之人。在著名的 《辟韓》 一文的結尾處 ，他曾引用過西方政治學家的一段話：“國者，斯民之公產也 ，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 1意思是說，國家是人民的公共財產，那些治理國家的人，不過是國家的 “公僕隸”。官與民的地位 ，高下判然。但是 ，嚴復並沒有具體說國家的這些 “公僕隸”究竟應該如何。真正對 “公僕”十分關注的人還是孫中山。 孫中山對 “公僕”的議論 ，比較零散。歸納起來，主要涉及幾點： 一是做 “公僕”應該德才兼備。2二是做 “公僕”必須經過一定的程式，尤其要經過考試。3三是做“公僕”必須名副其實，要像公司的辦事員一樣 ，為股東服務4 ，要 “各盡所能 ，以為人民服役”5 。四是做 “公僕” ，必須有所犧牲 ，那就是捨棄自由平等的權利。 筆者對上述4點的前3點大體贊同，對第4點表示異議。為了表達筆者的看法，讓我們重點分析他的第4點。 他說 ：“平等自由原是國民的權利 ，當官吏卻是國民公僕。”6在另一處又詳細論及此： “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至於官吏 ，則不過為國民公僕 ，受人民供應 ，又安能自由？蓋人民終歲勤動 ，以謀其生 ；而官吏則為人民所養，不必謀生。是人民實共出所有之一部 ，供養少數人，代彼辦事。於是在辦事期內，此少數人者當停止其自由，為民盡職，以答人民之供養。是人民之供養，實不啻為購取少數人自由之代價。倘此少數人而欲自由，非退為人民不可。自由之範圍本寬 ，而在勤務期間則甚狹。僕為總統時 ，殊不自由。今日來鄂，與諸君相見，實以國民的資格，而非以總統的資格。故僕今日所享之自由，最為完全，其所以完全者，以為國民的自由也。⋯⋯諸君如欲得完全自由，非退為人民不可；當未退為人民 ，而在職為軍人或故官吏時 ，則非犧牲自由、絕對服從紀律萬萬不可。” 這段話的意思自不必說。但是 ，它卻引發了如下值得思考的問題： 人民與官吏是一國之內兩個對立的群體 ，因為前者為主人 ，後者為僕人。試問，一國之內，除此之外 ，還有無其他群體？既然人民與官吏是對立的 ，一個人就不可能既為人民又為官吏，必須二者只居其一。試問，一個人還有無選擇其他之自由？ 人民贏得主人地位靠的是勤勞 ，而官吏為公僕則為人民所養。既然如此，為甚麼民國初年那些為人所養的官吏總是高高在上？既然只有人民才有 “完全自由”，他們為何奈何不了犧牲自由的官吏？既然已經失去了所有的自由，官吏為何還是能 “自由”地干涉人民的自由？已經退為人民的孫中山自己，要一展自己的抱負時 ，為何處處受牽制？他不是擁有 “完全自由”嗎？試問，所謂的 “自由” ，到底是甚麼 “自由”？難道 “放蕩不羈”就是真自由？既然人民與官吏的地位高下有別 ，為何民國時期很多人仍希望升官發財？孫中山將社會成員劃分為判然有別的人民與官吏，這是調和了社會的矛盾還是無能為力？* 法學博士 、歷史學博士後 ，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政治學系副主任 、副教授

如果以上問題，不能予以妥當之解答，孫中山的公僕無 “自由”論 ，豈能成立？如果不能成立 ，孫中山的 “公僕”觀，其問題何在？他這樣理解 “公僕” ，其合理性又何在？ 很顯然，孫中山所謂的 “公僕”是人民和國家的僕隸 ，他們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集團或某一階級的僕隸。這與專制社會下人民的處境是不同的：人民是專制君主的私產和奴隸。因此，孫中山如此界定“公僕”恰恰就是對專制社會的人民為奴隸的一種辯證否定 ，這當然是一種進步。問題在於 ，作為人民的 “公僕”除了在法律上無法享有人民擁有的自由外，在其他方面又將如何呢？如果 “公僕”不具有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又將如何行事？因此 ， “公僕”可能並不是沒有自由，他們只是沒有人民享有的那些 “自由”。因為，人民享有的那些 “自由”正好是對 “公僕”可能濫用權力的一種限制。這就是說 ， “公僕”的 “自由”是一種有限的自由，必須是在法律約束下的服務於人民和國家利益的自由。所以 ，孫中山把共和國中的官吏作為人民與國家的 “公僕”，不過是一種形象的說法，就其實際而言，官吏決不是人民和國家的奴隸 ，而是法律的僕人。只有這樣理解 “公僕”，才不是那種發生於人和人之間的支配關係的奴隸 ，而是與人民一樣公開服從於人類理性產物即法律的平等的公民。二、資本家者，真無良心？ 對資本家的憎惡，在中國的 “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頂峰。殊不知，近一個世紀前的孫中山已經向資本家 “開炮”了。 在孫中山為自己的社會革命主張的辯護中，流露了對資本家的嫌惡： “今吾國之革命 ，乃為國利民福革命。擁護國利民福者，實社會主義。故欲鞏固國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會問題。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於專制國。蓋專制皇帝且口不離愛民，雖專橫無藝 ，猶不敢公然以壓抑平民為職志。若資本家則不然。資本家者，以壓抑平民為本分者也 ，對於人民之痛苦 ，全然不負責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資本家者，無良心者也。 邇來歐美工人對於資本家之無良，常為同盟罷工之事 ，然總無效。蓋工人皆貧，無持久之宿糧 ，工人求增值，資本家故靳之，逾兩三月，工人以不能耐餓，不得不以原值俯就羈勒。至用貨者，有時亦同為資本家所厄。” 8 以上所引，中心問題是如何進行社會革命 ，解決社會問題 ，在其中又引出如何處理資本家的問題。孫中山對資本家不抱好感已是顯然，原因主要在於他們對待平民甚於 “專制皇帝”，沒有良心可言。具體來說，資本家不僅控制工人的收入，還控制了他們的消費。孫中山的這種看法，到底有多少實際的根據？或者說，他的美洲見聞，在決定其對資本家的態度上 ，究竟起了多大作用？這個問題難以確定。我們不妨設想，孫中山在美洲的實際遭遇，即資本家對他的冷遇 ，給他的心靈蒙上了陰影，影響了他的判斷。因此 ，從理論上講，他對資本家的不滿，馬克思並沒有起多大的作用。他在此隻字未提馬克思，也是一個證明。 就在幾日後一個演說中，孫中山為了預防革命同道在社會革命即民生問題的一些誤解 ，他為他對資本家的態度進行說明： “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 ，反對資本家耳；反對少數人佔經濟之勢力，壟斷社會之富源耳。⋯⋯蓋國家之設施，利益所及 ，仍為國民福利，非如少數人之壟斷，徒增長私人之經濟 ，而貧民之苦日甚也。⋯⋯民生主義，則抵抗少數資本家 ，使人民共用生產上之自由。”9 言下之意，解決社會問題 ，並不是要反對資本（財富），而是要反對資本的佔有方式及其佔有者 ，也就是壟斷及其資本家。只有財富和利益化為公共所有 ，才能抵制私人經濟和資本家之勢力，才能解決民生，“使人民共用生產上之自由”。因此 ，還有一個潛在的意思：人民和國家擁有財富 ，此為公 ；少數資本家佔有經濟勢力，實為私。在共和政治下 ，公私是儼然對立的，必須化私為公。至於人民如何來分配公共財

富，孫中山這裹未提及。不過，考慮到他後來提出“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經濟政策，他應是傾向於平均主義的。因此 ，我們可以說 ，孫中山對資本家的態度也就是對社會財富的態度，多少影響了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人。 事實上 ，社會的資本家是否確如孫中山所說的沒有良心 ，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對社會財富的積累與開發 ，應該允許有多種方式，關鍵在於這些方式能否促進整個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以及實現合理分配。對於所謂的 “壟斷”我們也不能簡單否定，關鍵要看壟斷是通過公共權力還是市場競爭形成的。資本家獲取財富的形式與過程 ，能否成為判定他們有無良心的標準，還是值得討論的。我們不能由社會矛盾所激起的道德譴責，就斷定資本家沒有良心。因此，對資本家必須進行具體分析。新中國建立後的最初幾年，對資本家就進行了區別對待，進而在恢復當時國民經濟的過程中起了積極作用。客觀地說，孫中山在進行革命的整個歷程中，財政問題（核心是革命經費問題）一直困擾着他。他頻頻活躍於海外，不間斷地宣傳他的革命思想，除了贏得民心、吸納革命分子之外 ，主要的目標就是籌措革命經費，用以支持國內革命。亂世奸雄袁世凱之所以成為竊國大盜，一定意義上是他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而經費問題 ，也是限制孫中山實施其實業計劃的一大瓶頸。辛亥革命後 ，孫中山的權威受到黨內外的挑戰 ，一個重要的方面也是來自革命經費問題。很顯然 ，必須有雄厚的資本作為革命的堅實基礎 ，才可能有效推動革命的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說 ，經濟問題的實質是政治問題。因此 ，經濟問題是革命及其以後的政權必須認真對待的重大問題。但是 ，政權重視經濟問題 ，並不意味着它要全面地干涉它 ，這就是歷史給予我們的啓迪。三、馬爾薩斯人口學說，是耶非耶？ 建國初期 ，北大校長馬寅初先生因宣講馬爾薩斯人口學說而遭致批判。事實上 ， 80 多年前孫中山在《民族主義》 的長篇演說中，已經提到並對馬爾薩斯的人口學說表示異議（這並非說他是第一個提及馬爾薩斯的中國人）。 孫中山是在比較世界人口的增加率的時候 ，談到馬爾薩斯的： “百年前有一個英國學者 ，叫做馬爾賽斯（後通譯為馬爾薩斯——引註），他因為擔憂世界上的人口太多，供給的物產有限，主張減少人口。曾創立一種學說，謂： ‘人口增加是幾何級數，物產增加是數學級數。’法國人因為講究快樂 ，剛合他們的心理 ，便極歡迎馬氏的學說 ，主張男子不負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們所用減少人口的方法 ，不但是用這種自然方法，並且用許多人為的方法。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薩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後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賽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賽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經知道了減少人口的痛苦 ，現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國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並存。”10 在我看來，馬爾薩斯人口學說主要是考慮到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衝突。至於這個學說是否有無保障民族長存的動機，難以斷言。馬爾薩斯的人口學說既然是 “因為擔憂世界上的人口太多，供給的物產有限 ，主張減少人口” ，那麼 ，對於不同的地區在不同的時期來說，就不一定完全使用。正如孫中山所說的，法國在早先時候對該學說就十分歡迎，現在已經 “提倡增加人口”，也就是不歡迎了。就當時的中國而論 ，究竟是贊同還是反對呢？國內的意見並不一致。比如，中國不少的新青年主張減少人口，孫中山自己卻極力反對。他說：“中國是全世界氣候最溫和的地方，物產頂豐富的地方，各國人所以一時不能來吞倂的原因，是由他們的人口和中國的人口比較還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後，如果我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們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要倂吞中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不但是失去主權，要亡國，中國人並且要被他們民族所消化，還要滅種。” 11因此，當然不應主張減少人口。如果再考慮當時

動盪不安的政局來說，當局可能根本就無暇考慮這個問題。換言之，孫中山等人的意見，並不見得會為執政者重視。 除此之外，我們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學說並不是歸結為人口增加與減少這樣的單一政策上，必須充分認識他提出如此主張的各種因素；重視人口增減的程度 ，通常是與一國或政府的社會發展標準有關的；對於人口的認識 ，並不止於得出增加或減少的主張 ，而是要如何深入理解人與社會 、自然、世界等的關係 ，最後如何推進人類文明發展與進步；因此，一個國家在某些時候主張增加或減少人口，這只是表象。 至於孫中山迫於亡國滅種之憂，主張中國要增加人口，也只有一定的合理性。就事實而論 ，人口多的民族並不一定都去征服和吞倂人口少的民族 ，而人口少的民族也並不見得一定被人口多的民族所倂吞 ；就理論來說，人口多的民族並不意味着國家強盛、社會發達 ，反之亦然。由此可見 ，民族的發達強盛並不是建立在人口數量這個單一標準上的，而是一個綜合的標準。當然，我們雖然無意搖擺於人口增加與減少的兩端 ，但是我們必須慎重對待人口與社會財富的關係問題。 其實 ，從現實與理論的悖論來看，馬爾薩斯的人口學說並不一定被社會嚴格的實行 ，倒是經常地被“嘲弄”。那些生活水平低下的地方，並不因為物產的極其匱乏而嚴格控制人口生育，而是相反；那些生活富足的地方，也並不因為物質的極大豐富而積極生育，而是相反。這其中的問題 ，馬爾薩斯未必預見到了。我們倒是要清醒地認識這些問題。四、中國者， “半殖民地”、 “全殖民地”還是 “次殖民地”？ 說起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和地位 ，估計稍有一點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是 “半殖民地半封建”。這種說法，已成不易之鐵案。上個世紀中國近代史學界，雖然圍繞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爭論不休 ，但是爭論的焦點不是要否定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與定論 ，而是如何評價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對於近代中國發展的各種影響。然而， 80 多年前的孫中山，已經反思到這個問題： “⋯⋯政治力的壓迫，是容易覺得有痛癢的；但是受經濟力的壓迫 ，普通人都不容易生感覺 ，像中國已經受過了列強幾十年經濟力的壓迫，大家至今還不覺得痛癢。弄到中國各地都變成了列強的殖民地 ，全國人至今還只知道是列強的半殖民地。這半殖民地的名詞 ，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實中國所受過了列強經濟力的壓迫 ，不只是半殖民地 ，比較全殖民地還要厲害。” 12 也就是說，中國不僅比不上 “半殖民地” ，就連 “全殖民地”還不如呢！如果說 “中國是半殖民地 ，但是中國究竟是那一國的殖民地呢”？在孫中山看來，當然 “是對於已經締結了條約各國的殖民地 ，凡是和中國有條約的國家，都是中國的主人。所以中國不只做一國的殖民地模式做各國的殖民地 ；我們不只做一國的奴隸 ，是做各國的奴隸。”既然如此， “是做一國的奴隸好些呀 ，還是做各國的奴隸好些呢？”據他的觀察：“如果做一國的奴隸，遇到了水旱天災，做主人的國家，就要撥款來賑災。他們撥款賑災，以為這是自己做主人的義務，分內所當的。做奴隸的人民，也視為這是主人應該要救濟的。但是中國北方前幾年受了天災，各國不視為應該要盡的義務 ，撥款來賑災，只有在中國內地的各國人，來提倡捐助賑濟災民。中國人看見了，便說是各國很大的慈善。不是他們的義務 ，和主人的國家對於奴隸的人民 ，便差得很遠。”所以 ，他斷言： “做一國的奴隸，比較做各國的奴隸的地位是高得多，講到利益來又是大得多。故叫中國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對的。依我定一個名詞，應該叫做 ‘次殖民地’。這個 ‘次’字，是由於化學名詞中得來的，如次亞磷便是。藥品中有屬磷質而低一等者名為亞磷 ，更低一等者名為次亞磷。又如各部官制 ，總長之下低一級的，就叫做次長一樣。中國人從前知道是半殖民地 ，便以為很恥辱 ，殊不知實在的地位還要低過高麗、安南。故我們不能說是半殖民地 ，應該叫做次殖民地。” 13

這就是孫中山稱中國為 “次殖民地”的由來。依孫中山之見 ，當時的中國就是下人的下人。這種說法 ，在當時似乎並沒有多少人回應。在稍後的 《民權主義》 演講中，孫中山從中國要獨立和爭取自由的角度 ，再次提到 “次殖民地”的問題 ： “我們為甚麼要國家自由呢？因為中國受列強的壓迫 ，失去了國家的地位 ，不只是半殖民地，實在已成了次殖民地 ，比不上緬甸、安南、高麗。緬甸、安南、高麗不過是一國的殖民地，只做一個主人的奴隸 ；中國是各國的殖民地 ，要做各國的奴隸。” 14 其實，不管是多少國家的 “殖民地”，其實質仍是 “殖民地”，不能以數量來強化現實的地位。孫中山的用意不過是要激發國人的民族獨立意識。後來 ，他又提出 “雙重奴隸”的問題 ，直接表明了這種意圖： “滿人的國家很弱 ，不能自立 ，總是受外國的壓制 ，被英國、法國、美國、日本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侵略 ，失去了疆土，拋棄了主權。滿人總是受各國人的束縛 ，做英國、法國、美國、俄國和日本那些強國的奴隸 ，我們漢人又做滿人的奴隸。所以在十三年前 ，我們是奴隸中的奴隸 ，叫做 ‘雙重奴隸’。推翻滿清以後，脫離一重奴隸 ，還要做各國的奴隸。⋯⋯我們要以後不做各國人的奴隸 ，要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 ，便更要發奮有為 ，實行民族主義。”15 細心的讀者定會發現：當中國（以漢族為主體）是數國的奴隸 ，就是 “次殖民地”；當漢族既是滿清的奴隸 ，又是各國的奴隸時，就是 “雙重奴隸”。因此 ， “次殖民地”要強於 “雙重奴隸”，因為前者即使是多國的奴隸 ，也只是一重奴隸 ，它去除了滿清的奴役。孫中山在這裹已經暗示出民國後的中國要勝於民國前。但是 ，他或許忽略了另一個問題：被推翻的滿清既然已經不能奴役 “我們”，他們是不是也是各國的奴隸？此外 ，還有一個問題：當 “我們”是滿清的奴隸時，是不是所有的滿人都騎在 “我們”頭上？孫中山在很早的時候說過 “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 ，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16的話 ，就說明並非所有滿人都在奴役 “我們”。因此，當 “我們”成了各國的奴隸時 ，滿人也不能倖免。如此看來，中國（以漢族為主體）的命運似乎並沒有多大改變。這個問題 ，孫中山在1919年也提出來過：“現在國內的政治，比較滿清的政治進步也沒有？依兄弟看來 ，滿清的政治猶稍愈於今日，一般人民在滿清政府下 ，比今日尚覺自由。如現政府的濫捕濫殺良民 ，在滿清政治專制時代還沒有發現。如現武人官僚的貪婪 ，亦較滿清時代為甚。” 17所以 ，不管是 “雙重奴隸”還是 “次殖民地”的中國，生活狀況與政治地位並沒有多大差別。如果確實有差別 ，就是中國人要伺候的皇帝多了 ，這是因為 “推翻那個大皇帝之後 ，便生出無數小皇帝來”18 。由此看來，中國為 “次殖民地”說並不比 “雙重奴隸”說在發動革命方面更具號召力。要不然的話 ，孫中山為甚麼還要反覆宣講 “次殖民地”說： “有許多人都說中國現在是半殖民地 ，不承認是全殖民地。存這樣見解的人，不是自己安慰自己，就是不知道中國現在的國情。如果說中國是半殖民地 ，中國的地位自然是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高。依我看起來 ，中國現在不是半殖民地 ，也不是全殖民地 ，但是國家的地位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還要低。” 19 他還以香港與上海為例 ，進一步闡明其觀點： “譬如香港完全割歸英國，由英國人管理 ，是英國的全殖民地；上海還是中國的領土，不過暫時租到外國，可以說是半殖民地。就字面講 ，香港既是全殖民地，上海是半殖民地，上海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 ，當然比香港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要高。但是事實上是怎麼樣呢？香港割歸了英國，英國政府便派一個總督來管理。那個總督為管理香港起見，設立了一個香港政廳，另外又設立一個立法局 ，⋯⋯在那個立法局裹頭 ，還有幾個中國人。那幾個中國人在立法局裹頭 ，還有很大的發言權 ，還可以議訂法律來管理香港。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試問中國有沒有人在上海工部局裹頭能夠有大發言權呢？中國人能不能夠在上海工部局裹頭議訂法律來管理上海呢？ ⋯⋯所以中國現在不只是全殖民地 ，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還要低一級。我就這個情形 ，創立一個新名詞 ，叫中國是 ‘次殖民地’ 按孫中山的意思，在香港的中國人地位要高於上海的中國人，全殖民地要強於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又。” 20

高於 “次殖民地”。因此，中國就是陷入了被人奴役的深淵。這與今天中國人對近代中國的認識，大相徑庭。然而，孫中山在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中指出： “⋯⋯革命之目的，非僅僅在於顛覆滿洲而已，乃在於滿洲顛覆以後，得從事於改造中國。⋯⋯循是以進，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國，變而為獨立的中國，以屹然於世界。” 21 在 《致蘇聯遺書》 又說： “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 ，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22 這樣看來，在中國是 “全殖民地”、 “半殖民地”，還是 “次殖民地”的問題上，孫中山也沒有定論 ，儘管他多次鼓吹 “次殖民地”。對於這個問題，筆者可以提供一些解釋：當孫中山並不佔據國內政權的主導時，他就強調 “次殖民地”；當他為了爭取革命同盟（如前蘇聯）的支持時 ，就改用了比較流行也易於為人理解的 “半殖民地”。不過 ，問題的關鍵還在於：究竟如何界定 “殖民地”？如果從主權喪失的情形而論，當完全失去主權就是“全殖民地”的話，那麼不管主權是失之於一國還是多國，都應是 “全殖民地”，根本沒有甚麼 “次殖民地”之說。因此，這個說法就是孫中山 “杜撰”的。事實也正是這樣。這也提示我們 ，孫中山不是僅僅從主權的喪失狀況來界定 “殖民地”的。他曾指出：“再就全殖民地的情形講 ，凡是一個殖民地的人民，只做一個國的奴隸 ，對於母國總可以享有多少權利；我們現在做十幾國的奴隸 ，沒有一點權利之可言。” 23所以 ，他還考慮到一國之內人民的權利狀況。這個標準是否成立呢？孫中山在別處還說過， “就是因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 ，使得中國人 “一片散沙” 。 24既然 “自由太多”，又如何能說“沒有一點權利”？基於此，孫中山關於 “殖民地”的標準 ，主要看是否有利於革命。這與西方對 “殖民統治”的認識是有差異的：“殖民統治的主要特徵與距離有關：在中央政府控制無法涉及的邊遠地區 ，不論它是定居地、割讓區還是受保護的附屬地 ，問題均在於：為了維持帝國的統一 ，母國的監督能夠承受並平衡多大程度的地方自主。”25既然，無法弄清 “殖民地”的內涵，又要不斷地組織民眾革命 ，英明的中國共產黨就舉起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和反官僚主義的大旗 ，最終贏得了革命的勝利。五、孫中山：“信念象徵”？ 以上就是筆者對孫中山思想中長期被遮蔽的4個問題的檢討。需要提醒的是 ，這4個問題恰恰集中在孫中山那著名的 《三民主義》 演講中。如果上述的思考確有可取之處的話 ，那麼我們在崇拜孫中山的同時，必須慎重對待他提出的種種具有先見之明的問題。他晚年的這個演講，儘管 “算不上系統的政策的指導”，甚至 “冗長乏味 ，離題 ，說教，前後矛盾，論據也有差錯”。但我們必須要清楚 ， “孫中山不是政治思想家。他的講演 ，只不過是把改變了的論式和表現其特性的常用語調不適合的合為一體罷了。”他的三民主義講演的重要性 ， “不在於其思想的連貫性或特殊的政策 ，而在於勸勉的效果” 即使在思考這些問題時不夠嚴密和缺乏邏輯，但是他的真誠和無私是舉世罕見的。正如美國學者史扶鄰教授所說： “如果說孫中山有一貫的特點，那就是一生屢遭失敗。儘管如此 ，他仍然不愧是個民族英雄 ，因在他活動的四分之一多世紀，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假如沒有對他的回憶 ，也許會更黑暗。中國人每當想起外國人強加給中國的種種屈辱，以及他們的領導人腐敗無能時，仍可強調他的觀點：這種狀況是不正常的，只要有決心，這個國家定能很快恢復它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沒有誰比孫中山對中國的潛力更充滿自信，並像他那樣無私地努力實現這個目標。儘管他的許多想法不切實際，但體現他的特性的口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實際上等於描繪了實現現代化的目標。⋯ ⋯那些拙劣的密謀者早已被人遺忘 ，可是作為一種信念象徵的孫中山卻永遠活在世人的心中 ，甚至在未來依然可以為中國發揮作。26

用。”27 如果說，孫中山是飽受磨難的中華民族的 “信念象徵”的話 ，後起的中國共產黨人把他定位於 “革命先行者”，就是再合適不過的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 ，孫中山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他思想揭露了時代的問題 ，更在於孫中山形象集中表徵了中華民族解決問題的持久信念。而作為 “信念象徵”的孫中山，是需要我們認真面對的。註釋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 1222324252627嚴復著 ，王栻主編 ：《嚴復集》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6年 ，第36頁 。孫中山著 ：《孫中山選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81年 ，第496 頁 。同上註 ，第495 頁 。同上註 ，第506頁 。同上註 ，第993頁 。同上註 ，第87 頁 。同上註 ，第101頁 。同上註 ，第104 頁 。同上註 ，第105-106頁 。同上註 ，第628-629頁 。同上註 ，第629-630 頁 。同上註 ，第634-635頁 。同上註 ，第635頁 。同上註 ，第723頁 。同上註 ，第890-892頁 。同上註 ，第81頁 。同上註 ，第474-475頁 。同上註 ，第573頁 。同上註 ，第980 頁 。同上註 ，第980 頁 。同上註 ，第586頁 。同上註 ，第995 頁 。同上註 ，第981頁 。同上註 ，第721頁 。戴維 ·米勒 、韋農 ·波格丹諾主編 ，鄧正來中譯主編 ：《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 2002 年 ，第146 頁 。[美]史扶鄰著 ，丘權政 、符致興譯 ：《孫中山：勉為其難的革命者》 ，北京 ：中國華僑出版社 ， 1996年 ，第210-211頁 。同上註 ，第225-226 頁 。

孫中山進化觀淺探孫關龍、盛永華* 孫中山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實踐家，領導推翻了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 ，創建中國乃至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而且是一位偉大的革命思想家，創立中國民主革命的政治思想綱領三民主義 ，還提出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新的進化思想 ，成為中國和世界數千年進化思想史的一顆燦爛的明珠。 對孫中山進化觀研究的專文，迄今筆者僅見1981年楊正典發表的 《孫中山的生元說辨析》1和1989年馬自毅發表的 《論孫中山的進化觀》2兩篇。在楊文、馬文之前 ，僅在一些論述孫中山哲學思想的文章中涉及他的進化觀 ，且評價似欠公允 ，尤其是 “對孫中山的 ‘生元’說 ，人們幾乎毫無例外地給予否定的評價”。3楊、馬兩文從哲學思想角度較系統地探討了孫中山的進化。本文則從進化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孫中山的進化觀 ，論述其形成情況；對達爾文進化論的繼承和發展；與斯賓塞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原則性區別，以及在中國和世界進化思想史上的地位。為便於閱讀和論述，本文首先從 《孫中山全集》 中摘錄出孫中山在進化觀方面的主要言論 ，然後再加以論述。 孫中山在學習達爾文主義的基礎上，汲取中外進化思想史上的優秀成果 ，並結合偉大的革命實踐 ，提出了富有中國特色的新進化觀。 1919年 ，孫中山指出：“夫進化者 ，時間之作用也。故自達文氏（今譯達爾文 ，Charles RobertDarwin ， 1809-1882——作者註 ，下同）發明物種進化之理 ，而學者多稱之為時間之大發明，與奈端氏（今譯牛頓，Isaac Newton ， 1642-1727）之攝力為空間之大發明相媲美。”“而作者則以為進化之時期有三：其一為物質進化之時期 ，其二為物種進化之時期 ，其三為人類進化之時期。元始之時 ，太極（用以譯西名‘伊太’ ，今譯 ‘以太’）動而生電子 ，電子凝而成元素 ，元素合而成物質 ，物質聚而成地球 ，此世界進化之第一時期也。今太空諸天體多尚在此期進化中。而物質之進化 ，以成地球為目的。吾人之地球 ，其進化幾何年代而始成 ，不可得而知也。地球成後以至今 ，按科學家據地層之變動而推算 ，已有二千萬年矣（今科學證明，自地球形成於今以約有45億年）。由生元之始生而至於成人，則為第二期之進化。物種由微而顯 ，由簡而繁，本物競天擇之原則， 經幾許優勝劣敗 ，生存淘汰，新陳代謝，千百萬年 ，而人類乃成。人類初出之時，亦與禽獸無異，再經幾許萬年之進化，而始長成人性。而人類之進化 ，於是乎起源。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 ，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 ，互助之體也 ；道德仁義者 ，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此原則行之於人類當已數十萬年矣。然而人類今日猶未能盡守此原則者，則以人類本從物種而來，其入於第三時期之進化為時尚淺。而一切物種遺傳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類自入文明之後，則天性所趨 ，以莫之為而為 ，莫之致而致 ，向於互助之原則 ，以求達人類進化之目的矣。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 ‘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 前者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審 、顧問 ，後者為北京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一

公’，耶穌索謂 ‘爾旨得成 ，在地若天’ ，此人類所希望，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為極樂之天堂者是也。近代文明進步，以日加速 ，最後之百年已勝於以前之千年 ，而最後之十年又勝已往之百年，如此遞推，太平之世當在不遠。乃至達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物競天擇原則後，而學者多以為仁義道德皆屬虛無，而競爭生存乃為實際 ，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於人類之進化 ，而不知此為人類已過之階級（此似應為 ‘階段’） ，而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矣。此 ‘行之非艱 ，而知之惟艱’、 ‘進化論可為鐵證者十也’。” 4孫中山進一步說：“據最近科學家所考得者，則造成人類及動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為之也。生物之元子學者多譯之為 ‘細胞’ ，而作者今特創名之曰 ‘生元’，蓋取生物之元始之意也。生元者，何物也？ 曰：其為物也 ，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議者矣！按今日科學所說能窺者，則生元之為物也 ，乃有知覺靈明者也 ，乃有動作思為者也，乃有主意計劃者也。人身結構之精妙神奇者，生元為之也；人性之聰明知覺者 ，生元發之也 ；動植物狀態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議者 ，生物之構造物也⋯⋯”5 “夫以今人之眼光 ，以考世界人類之進化 ，當分為三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為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而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歐美幸而無 ‘知易行難’之說為其文明之障礙 ，故能有草昧而進文明，由文明而進科學。其近代之進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樂行之 ，此其進行不息 ，所以得有今日突飛之進步也。” 6 “近來大科學家考察萬事萬物 ，不是專靠書。他們所出的書，不過是由考察的心得貢獻到人類的紀錄罷了。他們考察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用觀察，即科學 ；一種是用判斷，即哲學。人類進化的道理，都是由此兩學得來的。”“古時人同獸鬥，只有用個人的體力，在那個時候只有同類相助。比方在這個地方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鬥，在別的地方也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鬥，這兩個地方的人類見得彼此都是同類的，和猛獸是不同的，於是同類的就互相集合起來，和不同類的去奮鬥。決沒有和不同類的動物集合 ，共同來食人的，來殘害同類的⋯⋯人類去打那些毒蛇猛獸，各人都是各用氣力，不是用權力。所以在那個時代 ，人同獸爭是用氣力的時代。”“後來毒蛇猛獸差不多都被人殺完了，人類所處的環境較好，所住的地方極適於人類的生存，人群就住在一處 ，把馴伏的禽獸養起來，供人類的使用⋯⋯便成畜牧時代，也就是人類文化初生的時代。”“到了那個時代 ，人類生活的情形便發生一個大變動⋯⋯到了那個時代，人又同甚麼東西去奮鬥呢？是同天然物力去奮鬥。”“簡而言之，世界進化 ，當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所用的是氣力。”“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因為要避風雨，就要做房屋；因為要禦寒冷，就要做衣服。人類到了能做房屋、做衣服 ，便進化到很文明。”“但是 ，天災是不一定的，也不容易防備⋯⋯到了同天爭的時代 ，專講打是不可能的⋯⋯於是發生神權。極聰明的人便提倡神道設教 ，用祈禱的方法去避禍求福⋯⋯所以古人說： ‘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說國家大事 ，第一是祈禱 ，第二是打仗。”“由有歷史到現在，經過神權之後，便發生君權。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權力奪了，或者自立為教主，或者自稱為皇帝，於是由人同天爭的時代 ，變成人同人爭。到了人同人相爭，便覺得單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維持人類社會 ，不能夠和人競爭 ，必要政治修明 ，武力強盛才可以和別人競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從前人同人爭，一半是用神權 ，一半是用君權。後來神權漸少⋯⋯君主專制一天厲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這個時代 ，科學也一天發達一天，人類的聰明也一天進步一天，於是生出了一種大覺悟，知道君主總攬大權，把國家和人民做他一個人的私產，供他一個人的快樂，人民受苦他總不理會。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時候，便一天覺悟一天，知道君主專制是無道 ，人民應該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百餘年來，革命的思潮便非常發達 ，便發生民權的革命。民權革命是誰同誰爭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爭。所以推求民權的來源 ，我們可以用時代來分析。”“再概括地說一說：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不是用權，是用氣力。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是用神權。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 ，是用君權。到了現在的第四個時期 ，國內相爭 ，人民同君主相爭。”“在這個時代之中，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 ，公理同強權爭。到這個時代，民權漸漸發達，所以叫做民權時代⋯⋯我們是主張民權政治的。”“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無論是怎麼樣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

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 ，現在流到了民權。” 7 “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 ，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 ，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 ，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 ，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8孫中山在1908年指出：“Evolution 在赫胥黎之書應譯為‘進化’乃合 ，譯為 ‘天演’則不合；以進化一學 ，有天然進化、人事進化之別也。若曰天然 ‘天演’人事 ‘天演’則不合也 ，因人事進化與天然進化有相同的，亦有相反的也。” 9在1924年 ，他進一步認為“世界中的進化力，不止一種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為力湊合而成。人為的力量 ，可以巧奪天工 ，所謂人事勝天。這種人為的力，最大的有兩種 ，一種是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這兩種力關係於民族興亡，比較天然力還要大。” 10 實際上 ，在1905年他即指出中國革命可以飛躍 ，一些人認為 “中國今日亦只可為君主立憲，不能躥等而為共和。此說亦繆。”中國只有通過革命 ，實行共和 ，才是 “進化之公理”；強調“我們決不要隨天演的變更 ，定要為人事的變更，其進步方速” 孫中山特別強調，應該 “拿進化的眼光來觀察宇宙間的萬物” 。 12指出達爾文 “考察一切動物⋯⋯推出進化的道理” ，他現在則 “擴充這個道理 ，不但是一切動物變化的道理包括在內，就是社會、政治、教育、倫理等種種哲理 ，都不能逃出他的範圍之外。” 13 “予之於革命建設也 ，本世界進化之潮流 ，循各國已行之先例 ，鑒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籌之有素 ，而後訂為革命方略 ，規定革命之進化時期為三：第一軍政時期 ，第二訓政時期 ，第三憲政時期。” 14 孫中山的上述論述，為我們構畫了一幅世界全景進化模式：太極→電子→元素→物質→地球→生元→物種（動物和植物）→人類→人類社會 ；人類社會則由草昧時期（含氣力時代、神權時代）→文明時期（即君權時期）→科學時期（即民權時代）。其中，太極→電子→元素→物質→地球 ，孫中山歸為物質進化時期 ；生元→物種→人類 ，孫中山歸為物種進化時期；草昧時期→文明時期→科學時期 ，孫中山歸為人類進化時期。筆者把這一個模式，稱之為孫中山的新進化觀。它是一個具有獨創性的進化模式，具有中國特色的進化模式，在中國3000年進化史上一個具有里程碑的進化模式。 孫中山在1919年、 1924年提出他的系統的新進化觀，不是偶然的。 孫中山12歲時（1878年）隨母親赴夏威夷時， “始見輪舟之奇 ，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 ，窮天地之想。” 15經過幾年見聞 、學習 ，於1883年返國時 ，他 “已決定一方致力於政治 ，一方致力於醫術”16 ，當年他給自己取了一個頗有進化色彩的名字 “日新”。此名取自儒家經典 《大學》 中的 “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以後在香港拔萃書室（Diucisan School）、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廣州博濟醫院附設醫學堂（後稱南華醫學堂），特別是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中，孫中山 “專心致意於學業，勤懇異常 ，日間則研習科學與醫術，夜間攻讀中文，而於各學科之專家與同學 ，皆折節下問，故能慎思明辨 ，多所創獲。尤喜於中夜起床讀書，法國革命史與達爾文進化論等類專書，最所喜讀。蓋是時適值達爾文逝世之數年 ，其學說風靡全歐，而法人研究其國革命史者亦是時大盛。” 17 事實上，在西醫書院上課的課程中已經貫穿達爾文進化論思想，這從 1888年8月孫中山和同學考試的試題中即能得到佐證。當時考的試題中有 “各種植物不同之區分 ，在其分類上之名稱為何？試由最高級循序至最低級 ，系統的列舉其名” ； “各種不同之細胞 、組織與狀態 ，試就所知二者之關聯 ，舉其名稱！”、 “哺乳類一術語意義為何？決定其等級之特別結構和功能為何？”等等。 18 而當時 “國人雖漸注意西學，然於達爾文著作與法人所著其國大革命史，尚無譯本，國父之研究此類專著 ，非策探索煩赜，且在中國亦開風氣之先焉”。 19也就是說，孫中山 “雅癖”達爾文進化論 ，不但有。11二、

與康有為、梁啓超等相同一面，聽他人介紹或閱讀他人書上的轉述；而且，還有與康、梁不同的一面，即直接閱讀達爾文進化論的英文原著（包括 《物種起源》 等）。這也是在當時中國， “開風氣之先”的。也正因為如此 ，孫中山對達爾文主義的了解遠甚於康、梁 ，並進而能形成他自己的新的進化觀。 孫中山不但在其學生時代 ，特別愛好達爾文進化論 ，而且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後，依然於百忙中擠時間學習達爾文進化論。例如1896年 ，孫中山流亡倫敦時致書劍橋大學教授H· A·翟爾斯說：“文早歲志窺遠大 ，性慕新奇 ，故所學多博雜不純。於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 ，於西學雅癖達文之道。”20 在以後大量的實踐中，孫中山又深感人類社會的進化不同於生物物種的進化，認識到人類社會進化到民權時代 ，民眾不起來革命是無法推翻君主皇帝的統治的。可見 ，從 1887年進入香港西醫書院算起至1919 、 1924年 ，孫中山明確表述自己的進化觀，前後蘊釀30多年。若從1883年取名頗有進化色彩的 “日新”算起 ，到1919 、 1924年，則前後蘊釀約40年。之所以蘊釀那麼長的時間，固然因為孫中山畢生主要致力於革命和捍衛共和 ，但更為重要的是孫中山不僅要貫通達爾文的學說 ，而且還要融匯西學和中學，並且讓大量實踐檢驗之後 ，才提出其新的進化觀。 孫中山的新進化觀 ，是經過相當長時間的醞釀，融會貫通達爾文主義和中西之學 ，且經一定的實踐檢驗後提出的 ，因此在多方面發展了達爾文進化論。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 由達爾文的物種進化論發展為宇宙進化論 達爾文在長期野外考察（包括1831-1836年乘 “貝格爾”號作環球考察）基礎上，研究和收集西歐各國以及中國大量古籍中關於生物演化的實例21 ，精心研究生物與環境的關係之後 ，於1859年發表劃時代意義的著作 《物種起源》 ，提出物種進化學說。該學說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指出：物種是可變的，而且是遵循從低級到高級、簡單到複雜的方向演化 ，人是生物進化的產物 ，人屬於靈長類，由猴類動物演化而來；生物演化的原則是生存競爭 ，優勝劣汰 ，自然選擇。達爾文進化論是生物學史和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重大的轉折點，為19世紀三大科學發現之一。它指出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是同源的，並第一次勾畫出生命由簡單到複雜、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圖式，創立自然進化的理論 ，為生命科學的研究和發展奠定了科學的基礎；它將特創論（即目的論、神創論）和物種不變論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為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提供了科學的基礎。 孫中山的進化觀全面繼承了達爾文進化論 ，指出 “由生元之始生，而至於成人”，為物種進化時期。在該時期 “物種有微而顯 ，由簡而繁，本物競天擇之原則，經幾許優勝劣敗 ，生存淘汰，新陳代謝，千百萬年 ，而人類乃成”等。22然而，孫中山沒有滿足於物種進化模式，而是在達爾文物種進化模式基礎上提出了他的宇宙全景進化模式。誠如孫中山在1923年所言 ，達爾文考察一切動物 ， “提出進化的道理”而他用這個道理觀察宇宙的萬物 ，擴充這個道理 ，把社會、政治、教育、倫理等包括在內23 ，因而把達爾文的 “一期說”發展成為 “三期說”。第一個時期是物質進化時期，由太極→電子→元素→物質→地球，亦可簡言之為無機進化時期；第二個時期是物種進化時期，由生元→物種→人類 ，亦可簡言之為有機進化時期或稱生命進化時期：第三個時期是人類進化時期，由草昧社會→文明社會→科學社會，簡言之為社會進化時期。 可見 ，孫中山堅持並發展達爾文的物種進化論。他取其自然進化的內核提出物質進化論（由太極→電子→元素→物質→地球）、物種進化論（生元→物種→人類）、人類進化論（由草昧社會→文明社會→科學社會），或說無機進化論、有機進化論（即生命進化論）、社會進化論的 “三論說”；進而又按照自然發展的順三，

序把它們貫穿成一體 ，創立整個宇宙的演化理論——宇宙全景進化論：太極→電子→元素→物質→地球→生元→物種→人類→人類社會→草昧社會→文明社會→科學社會。 現代科學證實 ，宇宙間所有的物質運動的基本形式有三種 ：① 非生命物質的物理運動 ，即無機物運動 ，包括基本粒子運動、原子分子運動、地球物理運動 、天體運動等。② 物質的生命運動 ，即有機物運動，包括物種個體的新陳代謝運動、物種的遺傳和變異運動、物種個體和體與外界環境的相互作用。③ 人類的社會運動。24孫中山的全景進化論 ，即 “三論說” ，與宇宙物質運動的三種基本運動形式是多麼地吻合和一致 ，充分說明孫中山的 “三說”，即宇宙進化論的科學性。 （二） 不滿足於達爾文的生存競爭原則 ，提出還有互助合作原則 達爾文在野外考察中，觀察到自然界生物物種之間和物種之內鬥爭的殘酷性 ， 1838年又閱讀了英國經濟學家T·馬爾薩斯於1789年發表的 《人口論》 ，從而形成他的生存競爭思想。他在 《物種起源》 中說：“生物界存在十分劇烈的生存的競爭。這種競爭到處存在 ，造成大量死亡，從而維持自然界種群數目的相對穩定。在這種競爭下，適者生存，不適者被淘汰 ；物種有利的變異被保存下來，不利的變異則被淘汰，有利的變異逐步積累的結果是新種形成。”25從而創立生存競爭說 ，成為他的自然選擇學說的前提和基礎。 孫中山首先明確肯定達爾文的生存競爭原則，指出：物種進化 “由微而顯 ，由簡而繁，本物競天擇之原則”， “優勝劣敗，生存淘汰，新陳代謝”。 “人類初出之時 ，亦與禽獸無異，在經幾許萬年之進化 ，而始長成人性”。同時 ，又清晰地認為人類進化的原則 ， “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 ；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 “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矣”。26孫中山在肯定達爾文生存競爭說的同時 ，又明確提出人類進化 “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的互助合作說。 20世紀初以來，科學發展證實物質運動有三種基本形式：非生命物質的物理運動、物種的生命運動和人類的社會運動。而且 “物質運動的高級形式是在低級形式的基礎上出現的 ，從而也總是把低級形式包括在自己之中⋯⋯ 但是高級形式又是經過改造的具有新質態的形勢。” 27可見 ，孫中山在20世紀早期即認為人類的社會進化源自物種的生物進化 ，其進化原則又高於 “物種進化原則” ，是非常科學的。 19世紀下葉以來，以英國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 1820-1903）和美國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1840-1910）為首的社會學家，用達爾文進化論解釋社會現象，認為社會進化過程如同生物進化過程 ，亦是優勝劣敗，以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生存競爭原則支配社會。進而提出人類有優等種族和劣等種族、優秀個人和低能個人之分 ，劣等種族、低能個人應屬於淘汰之列等 ，宣揚社會不平等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從而形成社會達爾文主義。28孫中山徹底擯棄當時非常時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一生為在中國消除不平等而奮鬥，旗幟鮮明地提出奮鬥目標 “三民主義” ，還從進化論角度給予理論闡釋 ，批評一些學者在達爾文發明物種進化的物競天擇原則後， “多以為仁義道德皆屬虛無，而競爭生存乃為實際，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於人類之進化”；明確指出 “人類今日之進化 ，已超出物種進化原則之上” ，物種 “進化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在這裹，孫中山批判了庸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既捍衛了達爾文進化論 ，又發展了達爾文進化論。 （三） 從達爾文的漸變論到革命論 達爾文受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 1646-1716）和英國地質學家賴爾（CharlesLyell ， 1795-1875）的影響，在 《物種起源》 一書中多次宣告：“自然界無躍進”。正如孫中山所言 ， “達文之祖則宗述禮尼詩（今譯萊布尼茨）者也”。達爾文在該書中一直強調 “自然選擇完全是靠微小的、連續，

的、有利的變異的積累而進行的，故它不能產生大的或突然的變化；它只能以極短的而慢的步伐進行”“我完全承認 ，自然選擇永遠以極慢的速度進行⋯⋯變異本身總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並宣稱他的進化論是 “緩慢而漸進的進化論” 孫中山的進化觀 ，則是一個革命的進化觀。他說：“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從前人同人爭 ，一半是用神權 ，一半是用君權。後來神權漸少⋯⋯君主專制一天厲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人民應該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百餘年來，革命的思潮便非常發達，便發生民權的革命。民權革命是誰同誰爭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爭⋯⋯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 ，公理同強權爭。”30 他批駁那些認為只能改良、不能革命的人所提出的中國“只可為君主立憲，不能躥等而為共和”的主張，斥之為“此說亦謬”；認為中國只有實行革命，實現共和 ，才是 “進化之公理”。並呼籲中國民眾 “決不要隨天演的變更” ，一定要 “人事的”變更。這不但是孫中山在人類社會領域應用達爾文進化論的一個重大突破 ，亦是區別於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因而不必革命 ，也無需改良）的一個重要分水嶺 ，是與康有為、嚴復等人的進化思想的原則性區別。四 孫中山的進化觀繼承發展了中國數千年進化思想和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果。 有些學者認為 ，中國古代只有化生說 ，沒有進化說。 31這個觀點是值得商榷的。事實上，早在距今2500-3000 年前成書的 《周易》 中，就論述了世界上現知最早的宇宙演化模式：太極→兩儀（陰陽）→四象（春夏秋冬） →八卦（天地雷風水火山澤） →六十四卦→世界萬物。即認為宇宙最為原始的是太極，或稱為混沌的元氣 ，它們是宇宙的本原；元氣（或太極）運動分化，生成陰陽二氣，形成天地，即模式中說的 “兩儀”；二氣相摩相蕩 ，或說天地運動，生成春、夏、秋、冬，為模式中的 “四象”；四時運行，形成自然界的八種基本物質 ，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相對應的為乾、坤、震、癸、坎、離、艮、兌八卦 ；由八種基本物質發展演化，形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發展演化，衍生出世界萬物。這是一個 “生生不已”的演化模式。32很顯然 ，這也是一個自然進化的模式。孫中山在他的進化觀中，稱元始之時為 “太極”：“太極動⋯⋯而成地球”等。這充分地表明，孫中山的進化觀受到 《周易》 宇宙演化模式的影響。 孫中山認為：物種進化 “以競爭為原則”；人類進化則 “以互助為原則”。又說 “人類自入文明之後，則天性索取 ，亦莫之為而為，莫知致而致 ，向於互助之原則”。這裹我們清楚地看到孟子 “性善”說對孫中山的影響。人類進化的目的是甚麼？孫中山引用了孔子的話 ：“即孔子所謂 ‘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乃至孫中山把 “天下為公”作為其終生的奮鬥目標。 孫中山的進化觀發展了達爾文主義進化論 ，把生物進化論擴展為宇宙進化論 ，即把 “一論”發展為“三論”：一是物質進化論 ，即無機進化論或非生命物質的進化時論；二是物種進化論 ，即有機進化論或生命物質進化論 ；三是人類進化論 ，即人類社會進化論或社會進化論。這種把宇宙的非生命物質、生命物質和人類社會視為一體的觀點，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觀，與 《周易》 開始倡導的 “天人合一”觀是一脈相承的。而且， “三論”系統與 《周易》 開始倡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天地人系統或天地生人系統是完全相吻合的：非生命物質進化論時期，相當於天地生人系統中的天地子系統；生命物質進化論時期 ，相當於天地生人系統中的生命子系統 ；人類進化論時期 ，相當於天地生人系統中的人類子系統。。29。

五 孫中山的進化觀不但吸收了達爾文進化論的優秀內核——自然進化說 ，繼承了中國古代進化思想和傳統文化的優秀成果，而且還吸收了國外數千年進化史上的優秀成果，以及古今科學研究和技術發明方面的一系列最新成果。 （一） 吸收國外數千年進化史上的優秀成果 孫中山對國外數千年進化史進行了深入研究 ，因而在1919年提出的進化 “三論說”之前 ，對國外數千年進化史有一段極為精彩的敘述。他說：“進化論乃十九世紀後半期 ，達文氏之 《物種來由》（註：即《物種起源》 ，下同）出現而後始大發明者也 ，由是乃知世界萬物皆由進化而成。然而古今來聰明睿知之士，欲窮天地萬物何由而成者眾矣，而卒莫能知其道也。二千年前 ，希臘之哲奄比多加利氏（註 ：今譯畢達哥拉斯）及地摩忌里特氏（註：今譯德謨克利特），已有見及天地萬物當由進化而成者。無如繼述無人 ，至梳格底（註：今譯蘇格拉底）、巴列多（註：今譯柏拉圖）二氏之學興後 ，則進化之說反因之而晦。至歐洲維新以後 ，思想漸復自由，而德之哲學家史賓那沙氏（註：今譯斯賓諾莎，應為荷蘭人）及禮尼詩氏（註：今譯萊布尼茨）二人 ，窮理格物 ，再開進化論之階梯；達文之祖則宗述禮尼詩者也。嗣後科學日昌，學者多有發明，其最著者，於天文學則有拉巴刺氏（註：今譯拉普拉斯），於地質學則有利里氏（註：今譯賴爾），於動物學則有拉麥氏（註：今譯拉馬克），此皆各從其學而推得進化之理者，洵可稱為進化論之先河也。至達文氏則從事於動物之實察，費二十年勤求探討之功 ，而始成其 《物種來由》 一書，以發明物競天擇之理。自達文之書出後，則進化之學 ，一旦豁然開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為之一變，從此各種學術皆依歸於進化矣。夫進化者 ，自然之道也。而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 ，不適者淘汰 ，此物種進化之原則也。此種原則，人類自石器時代以來，已能用之以改良物種 ，如化野草為五穀 ，化野獸為家獸 ，以利用厚生者是也。然用之萬千年 ，而莫由知其者，比待至科學昌明之世 ，達文氏二十年苦心孤詣之功而始知之。” 33 這一段話至今仍是非常正確和精闢的論述。 2000多年前，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約公元前580-500）在西方第一次提出 “宇宙”概念 ，認為 “數”支配宇宙 ，為宇宙的本原 ，進而提出宇宙和諧論。德謨克利特（Demokritos ，約公元前460-370）主張原子是宇宙的本原 ，萬物由原子演化而成。蘇格拉底（Sokrates ，公元前469-399）、柏拉圖（Platon，公元前427-347）改變畢氏、德氏等的物質本原論 ，提出理念論，導致古希臘進化思想的倒退，即孫中山說的 “進化之說反因之而晦”。歐洲文藝復興之後，荷蘭斯賓諾莎（Benedictus de Spinoza ， 1632-1677）、德國萊布尼茨 “再開進化論之階梯” ，分別提出宇宙實體論、宇宙單子說 ，認為世界萬物由單子演化而來，而且是連續進行的，不存在 “飛躍”。 34以後，隨科學的發展 ，許多學者對進化有所論述，其中最有影響則是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 ， 1749-1827）在天文學上提出太陽系演化的星雲說 ；賴爾在地質學上提出地球演化說 ，包括 “將今論古”的原則 ；拉馬克（Jeam-Baptiste de Lamarck ， 1749-1829）在動物學方面提出的生物進化說 ，其核心是 “用進廢退”論。 19世紀中期 ，達爾文集過去進化論研究的大成 ，又 “費二十年勤求探討之功” ，不但提出物種由低級向高級、簡單向複雜演化 ，且發現其機理 ，即 “物競天擇之理” 在這段講話中，孫中山還深刻而科學地論述了達爾文進化論產生於1859年的歷史背景和學術背景 ，指出：“此種原則，人類自石器時代以來，已能用之以改良物種 ，如化野草為五穀 ，化野獸為家獸⋯⋯然用之萬千年，而莫由知其者，比待至科學昌明之世，達文氏二十年苦心孤詣之功而始知之。”這一段論述既交代了背景，又高度評價了達爾文的功績：過去萬千年沒有人知曉 “物競天擇”的原則，是達爾文最早發現並給予系統的闡述。同時 ，孫中山還充分肯定達爾文進化論的巨大歷史功績 ，認為此後進化論 “大放光明” ， “世界思想為之一變，從此各種學術皆依歸於進化矣”。。

（ 二 ） 吸 收 古 今 科 學 研 究 和 技 術 發 明 方 面 的 一 系 列 成 果 從上述 孫 中山的一 系列 闡述 可知 ， 他的進化 觀除吸收達 爾文的 自然進 化說以及拉普拉 斯星雲說 、 賴 爾地球 演 化說 、 拉 馬 克進 化說 外 ， 還 引用牛 頓 的 力學 ， 吸收 波 意 耳 （Robert Boyle ， 16 27- 169 1）和拉 瓦 錫（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 ， 174 3- 1794 ）的元素論 ； 施萊 登 （Matthias Jakob Schleiden ， 1804- 188 1）和施 萬（Theodor Ambrose Hubert Schwann ， 18 10- 1882）的細 胞說 ； 狄 德羅 （Denis Diderot ， 17 13- 1784）和霍爾 巴赫 （Panl-Henri Dietrichbaron' d Holbach ， 1723- 17 89 ）的物 質論 ； 湯姆 孫 （Joseph John Thomson ， 1856-1940）和 洛倫 茲 （Hendrik Antoon Lorentz ， 1853- 1928）的電子說 ； 惠更斯 （Christiaan Huygens ， 1629- 1690）和麥 克斯 韋 （Jances Clerk Maxwell ， 183 1- 1879 年 ）的以 太論 （認 為以 太是 一種 無所 不在的傳 導光和電的介質 ） ， 以及孔德 （Auguste Comte ， 1798- 1857）人類理 智發展三階段說和摩爾根 （Lewis Henry Morgan ， 18 18-188 1）的古 代社 會論 等 等 。六 孫中山提出的宇宙進化 “三論說”（物質進化論→物種進化論→人類進化論）和宇宙進化模式（太極→電子→元素→物質→地球→生元→生物或動植物→人類→人類社會→草昧階段→文明階段→科學階段），至今仍閃爍着科學的光芒 ，並具有實用價值。（一） 宇宙演化 “三論說”是科學的、正確的 1. 天才地把無機進化與有機進化聯繫起來 孫中山創造性把物質進化期作為第一個進化時期 ，物種進化作為第二個進化時期，且把兩個時期有機地、按自然演化的先後順序聯繫起來，認為物種進化是物質進化期的延伸和發展。這是一個富有創造性的學術成果。也就是說 ，孫中山認為生命物質是由非生命物質演化而來，或說有機物質是由無機物質演化而來。而在世界進化思想史上，現知最早從科學角度提出有機物質是由無機物質演化來，即由非生命物質演化為生命物質的化學進化說 ，是蘇聯生物化學家A· N·奧巴林（1894-1980年）提出的。奧巴林於1922年指出有機物由無機物演化形成 ，即生命物質由無生命物質演化形成 ；於1936年更給予較為全面論述的。35而孫中山的 “三論說”提出於1919年 ，是在奧巴林之前。在科學上 ，證實無機可演化為有機物質的實驗是1952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尤里（H. C. Urey ， 1893-1981年）及其研究生米勒（S. L. Miller1930年-）共同完成的。現今組成天然蛋白質的20種氨基酸，絕大多數已由實驗證明是由無機物演化而成的。而且，已發現在宇宙和其他天體上的有機物亦多由無機物質演化而成。36 2. 天才地把物種進化與社會進化正確地聯繫起來 孫中山的 “三論說”不但把無機進化與有機進化聯繫起來，還把物種進化與社會進化正確地聯繫起來。即物種進化產生了人類 ，而人類既有生物性特徵 ，又有社會性特徵。換句話說，物種進化到特殊的階段，產生了人類——一種特殊的生物體。這種特殊的生物體 ，除按物種進化的規律，即生命體的規律進化外，又創造了社會進化。 把物種進化與社會進化聯繫起來，不是孫中山的創造。在 19世紀末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斯賓塞、薩姆納等已經是這樣做的。但他們是錯誤地聯繫 ，而孫中山是正確地聯繫。孫中山不但正確地指出社會進化的原則與物種進化或物質進化的原則不盡相同，前者高於後者，同時指出它們之間是相互關聯的，而且都是遵循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演化的，都是按低級到高級、簡單到複雜道路進化的。所以 ，孫中，

山既把它們區分為兩個不同的演化時期 ，有不同的演化原則 ；又把它們聯繫起來，並放置於統一的宇宙演化模式之中。 3. “三論說”符合宇宙演化規律 “三論說”論述了從最簡單、最低級的非生命體 ，進化到較為複雜、較為高級的生命體 ，再進化到更為複雜、更為高級的社會體進化。它既符合中國傳統的天地生人系統的系統說 ，又符合當今世界三大基本運動的分類法：按照現代科學 ， “物質運動可分為物理運動、生命運動和社會運動三種基本形式。他們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 ，都是物質客體及其內在矛盾不斷複雜化的歷史發展的結果。” 37其中的物理運動，即孫中山 “三論說”中的物質進化 ，或非生命體進化 ；生命運動，即孫中山 “三論說”中的物種進化 ，或生命體進化；社會運動，即孫中山 “三論說”中的人類進化 ，或社會進化。可見 ，用近百年的現代科學來衡量、檢驗孫中山近百年前提出的 “三論說” ，至今仍是科學的、正確的。 （二） 物質進化的太極說至今仍有生命力 孫中山 “三論說”中第一論是物質進化論 ，即非生命進化論。具體地是這樣論述的：“元始之時 ，太極（此用以譯西名 ‘伊太’也）動而生電子，電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物質聚而成地球 ，此世界進化之第一時期也。今太空諸天體多尚在此期進化之中。而物質之進化，以成地球為目的。”這段話 ，不但充滿着唯物主義史觀 ，而且吸取了當時的最新科學成果。 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德謨克利特等提出原子論 ，認為世界萬物由原子構成 ，原子是不可分割的最小物質單位 ， 1897年，湯姆孫發現電子，揭示原子是可分的，打破了2000多年以來一直認為原子是組成物質的最小單位的觀點。 1932年發現中子，知道原子是由電子、質子和中子構成。 1965年及以後又陸續發現了質子、中子、電子均由更小的物質——夸克構成。38 孫中山於20世紀早期提出的進化觀 ，不但吸收了19世紀末發現電子的新成果，而且富有遠見地認為電子還可分，從而提出太極說 ，太極→電子→元素→物質→地球的進化模式。此思想與模式至今有其參考價值。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對太極有物質性方面的理解，也有精神性方面的理解。孫中山從物質性方面肯定太極 ，把它看成是演化而形成電子的物質性的原始質子 ，然後由電子向元素、物質進化 ，並形成地球，充分體現了客觀世界從簡單到複雜、低級到高級的自然進化歷程。美籍蘇聯物理學家伽莫夫於 20世紀40 年代末、 50年代初提出宇宙起源和演化的大爆炸學說 ， 50年來一直成為現代宇宙學中最有影響的一種科學假說。該學說認為，宇宙演化經歷從熱至冷、從密至稀的歷史過程 ，具體過程是由原始質點→基本粒子→原子→物質、暗物質→各種天體→生命的演化，發展為今天的樣子。 39這個演化模式與孫中山的太極說（太極→電子→元素→物質→地球 ，然後進化為有生命的物種） ，是何其相似 ；不但步驟上大體一致，而且用詞上又是多麼相近。所以 ，我們說孫中山的太極說至今仍有生命力。 這裹有必要說一下 “以太”（英文為ether）問題。它是一個歷史上的名詞 ，其涵義在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含義。在古希臘 ，泰勒斯、畢達哥拉斯等曾用它指 “天”、 “氣”等。 17世紀哲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笛卡爾（Rent Duscartes ， 1596-1650）把它引入近代物理學 ，賦以力學性質。牛頓、惠更斯（ChristiaanHuygens ， 1629-1690）用以太解釋光的傳導，麥克斯韋（Jances Clerk Maxwall ， 1831-1879）認為它一種傳導的光和電的介質。 1905年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 1879-1955）提出狹義相對性理論 ，最後從科學上否定了以太的存在，即被物理學界所拋棄。但是 ，以太作為哲學上一個概念，在古希臘是客觀存在 ，在中國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也是客觀存在的（如譚嗣同的《以太說》等）。40孫中山在運用太極一詞時 ，後面括註 “此用以譯西名 ‘伊太’（即 ‘以太’）” ，顯然是指泰勒斯的 “以太” ，而不是笛卡爾的物理學上的 “以太”。因此，有的文章批評孫中山 “對 ‘以太’本身作了近乎全然歪曲的解釋” ，是 “不應出現的知識錯誤”41 ，似欠公允。至於說：“沒有哪一個科學家、哲學家把它視為組成宇宙的基本物質 ，或作本

體論的探索 ，孫中山則想當然地把以太當作超驗的本體和宇宙初始狀態”42 ，這一論述亦是不符合客觀實際情況的。 （三） 生元說是一個創造 在孫中山的 “三論說”進化觀中，第二論是物種進化論。為此 ，他提出了生元說。即由生元始生成物種 ，物種由微而顯、由簡而繁 ，按物競天擇原則 ，最後形成人類。西方近代生物學的成就，尤其是 19世紀從植物體和動物體上先後發現細胞 ，以及達爾文進化論的提出 ；20 世紀初孟德爾（Gregor JohannMendel ， 1832-1884）遺傳定律再發現 ；1909年約翰森（W. L. Johannsen ， 1857-1927）提出 “基因”一詞；緊接着摩爾根（Thoman Hunt Morgan ， 1866-1945）發現基因突變，提出基因說43 ，都對孫中山的自然觀、科學觀形成產生重大影響 ，推動了孫中山生元說的形成。孫中山說 ：“生物之元子 ，學者多譯之為 ‘細胞’，而作者今特創名之曰 ‘生元’，蓋取生物元始之意也⋯⋯按今日科學所能窺者，則生元之為物也，乃有知覺靈明者也 ，乃有動作思維者也 ，乃有主意計劃者也。人身結構之精妙神奇者，生元為之也 ；人性之聰明知覺者，生元發之也 ；動植物狀態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議着，生元之構造物也。生元之構造人類及萬物也⋯⋯”44 “太極”是物質進化的本原 ，是 “生元”的基礎。 “太極”演化出物質，進而形成地球 ，才有地球上生命的出現。 “生元”為 “生物元始之意”，則是指生物演化的本原物質。它與 “細胞”相比，因有 “生物元始之意”而更具本原性 ，也更具體地體現了孫中山自然進化論的本體論意義，亦體現了孫中山自然進化論的創造性。現代生命科學證明，細胞還不是生命物質的最原始物質，只有細胞核中的脫氧核糖核酸（DNA）才是生物遺傳的主要物質 ，基因即是DNA的片斷 ，為儲存遺傳信息的物質，這才是真正的“生元”。而發現和分離出DNA則是20世紀40和50年代的事。正如一些哲學家所言：由此可見，孫中山的 “生元說具有本體論的含義，是太極說的發展，它比細胞概念深刻得多，這就是孫中山自然哲學思想成功的地方” 關於 “生元”一詞需再說幾句話。有學者認為 “孫中山對 ‘生元’的解釋 ，帶有一定的神秘主義色彩，是唯物主義自然哲學思想不夠徹底的表現”。 46 這個看法似可商榷。孫中山的原話：“按今日科學所窺者，則生元之為物也 ，乃有知覺靈明者也，乃有動作思維者也，乃有主意計劃者也。人身結構之精妙神奇者，生元為之也 ；人性之聰明知覺者 ，生元發之也 ；動植物狀態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議着 ，生元之構造物也。”很清楚，孫中山所言之 “生元”，即是20世紀初出現的 “遺傳基因”。遺傳基因確是非常神奇的，它影響人的知覺、聰明，決定動植物的形態和構造等 ，而且，至今發現100多年來（從孟德爾1865年發表的論文算起），也不能說已把它全部研究清楚。孫中山這一段話的含義是對的。至於個別用詞是否貼切是可以商討的 ，但因此說他 “唯物主義⋯⋯思想不夠徹底的結果”等 ，是欠妥當的 ，且會給人有扣帽子之感。 （四） 社會進化說是革命的 、 科學的 孫中山是一個革命家 ，所以在他的進化論觀中論述最多的不是物質進化的 “太極說”、物種進化的“生元說” ，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 “社會進化說”。首先，孫中山的社會進化說最可貴之處是：社會進化既是物質進化和物種進化的延伸與發展 ，同時又高於物質進化、物種進化，並認為在進化原則上、進化形式上、進化的推動力上不同於物質進化和物種進化。 1. 關於進化原則 孫中山提出：“人類今日之進化 ，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矣” ， “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現代科學證明了孫中山的見解是正確的 ，人類社會進化的原則不但包括而且還高於物種進化原則。實際上，互助的原則不僅存在於社會之中，在生物物種之間也存在 ，即生物物種之間不但有達爾文指。45

出的競爭的一面，還有達爾文當時沒有認識到的物種相互之間協同的一面。為此，德國學者哈肯（HermannHaKea ， 1927-）於20世紀70年代創立 “協同學”這門新興學科47 ，極大地發展和豐富了進化論。而孫中山在20世紀早期就發現並提出了此原則。 2. 關於進化形式 當時，孫中山在同意達爾文的物種進化是漸進的這個觀點的基礎上，又不滿足於這一點：在社會進化論上，他堅持進化與革命並存的觀點。他認為社會的進化是要革命的，是可以 “躥等”（即 “躍進”）的 ，是可以 “突飛”的。現代科學證明，無論是物種進化還是社會進化 ，都是可以 “突變”的、 “飛躍”的。因而，法國學者托姆（Rene Them ， 1923-）於1969年創立突變論。48這是孫中山對進化論的一個重大發展 ，也是他在理論上高於斯賓塞等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之處 ，高於康有為、嚴復等改良派之處。 3. 關於進化的推動力 孫中山科學地指出：“社會進化不但有自然進化成分 ，還有人事進化因素 ，兩者有相同的，亦有相反的”；世界的進化力， “不止一種天然力”，還有 “人為的力量”，而且它比 “自然力還要大” ， “可以巧奪天工” ， “人事勝天”。這些主張 ，在近百年後的21世紀初看來，依然是正確的。它既區別於把社會進化等同為自然進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改良主義者，又區別於宿命論者、悲觀論者認為人事無法勝天，天工無法巧奪的錯誤觀點。正是在這種正確的進化動力觀點的指導下 ，孫中山能愈挫愈奮 ，始終不懈地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富強而奮鬥。 （五） 社會進化三個時期的劃分比較科學 。 關於社會發展的時期劃分 ，在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方案。例如：法國的孔德（Auguste Comte ， 1798-1857）提出世界發展經歷三個階段：①神學階段（約1300年以前） ，該階段分為拜物教信仰期 、多神教信仰期和一神教信仰期；② 形而上學階段（約1300-1800），該階段分為批判時期和建設時期；③ 科學階段（1800以後）。 49又如美國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 ， 1818-1881）把古代社會劃分為三個時期 ：① 蒙昧時期，內又分為低級、中級、高級三個階段 ；② 野蠻時期 ，內又分低級、中級、高級三個階段 ；③文明時期。50 孫中山綜括前人的分期 ，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期：①草昧時期 ，包括人與獸鬥的氣力時代 、人與天鬥的宗教時代 ；② 文明時期 ，即君權時代 ，進入到有國家的時期 ；③ 科學時期 ，即民權時代 ，也是隨着科學的發展 ，人民大覺醒的時代。 顯而易見 ，與孔德方案、摩爾根等方案相比，孫中山方案明顯地強於他們 ：① 孫中山把史前時期定名為草昧時期，對人類社會更具普遍性。孔德把史前與史後揉在一起 ，把公元1300年前定位神學階段 ，過於籠統，未把人類社會文明前、後兩大時期加以區分是其分類的一大失誤。摩爾根把史前分為兩大時期（蒙昧時期和野蠻時期）、六個階段 ，對人類社會不具有普遍性和實用性 ，早已被人類學家批判和棄用。②文明時期即為君權時代 ，標誌是國家的產生。這個文明的標誌至今還在採用。③第三個時期是科學時期 ，表明孫中山重視科學，而且強調此時期是民權時代 ，是人民大覺醒時代。這些論斷至今是正確的。孫中山劃分的這三個時期，科學、實用、易懂、好記 ，而且三個時期的劃分標準基本上是對相對應的。 （六） “宇宙全景進化論”模式兼具學術性和實用性 孫中山的進化論觀集中體現在他的 “宇宙全景進化論”模式中。其模式是：太極→電子→元素→物質→地球→生元→物種→人類→人類社會→草昧時期→文明時期→科學時期。這是一個以自然發生、發展的順序為綱的本體論進化模式，是一個囊括了宇宙、地球、生命、人類及其人類社會的全景式進化模式。它

具有很高的科學性、相當嚴密的邏輯性 ，具兼客觀性和普遍性 ，體現出相當水準的學術性。在中國數千年學術史上從沒有如此高水平的進化模式圖，在世界數千年學術史上也並不多見。 當今 ，科學進入到大綜合、大交叉的時代 ，學科論分類法遇到了危機 ，本體論分類法興起 ，其標誌是《大英百科全書》（即 《不列顛百科全書》）第十五版的本體論分類體系。 《大英百科全書》 在20世紀60年代末、 70年代初 ，動員世界上200 多位科學家研究其分類體系，最後決定拋棄已沿用了200年的學科分類法 ，採用本體論知識分類法。於1974年出版的 《大英百科全書》 第十五版中的 《知識綱要》 指出其體系是：① 物質和能（Matter and Energy） ；② 地球（The Earth） ；③ 地球上的生命（Life of Earth），簡稱生命；④人類生命（Human Life），簡稱人類 ；⑤ 人類社會（Human Society），簡稱社會 ；⑥ 藝術（Art） ；⑦ 技術（Technology） ； 宗教（Religion） ；⑨ 人類歷史（The History of Mankind） ； 知識分類（The Branches ofKnowledge） 。 51其模式是：物質→地球→生命→人類→人類社會→藝術→技術→宗教→歷史→知識分類（相當於科學部分）。 孫中山的模式與 《大英百科全書》（下簡稱 《大英》）的模式相比：①物質→地球→生命→人類→人類社會 ，這幾個大的發展階段兩者基本是類同的。②物質前的演化，孫中山作了論述 ，有太極→電子→元素，《大英》 沒有追述。③ 人類社會以後的演化 ，孫中山是從縱向時間上劃分 ，分為草昧、文明、科學三個時期 ； 《大英》 則是從橫向上多個方面作了劃分 ，包括藝術 、技術、宗教 、歷史、科學（確切說是知識分類）。兩者之所以有上述差異，主要是用途不一，或說是出發點不同。 《大英》 是為了對人類知識實行分類 ；孫中山則是為尋找革命理論依據，特別是為他的三民主義尋找理論依據。但是，兩個模式的核心部分是大體一致的。可見 ，前後相差數十年，孫中山的見解與200多位學者的意見竟是異曲同聲。 《大英》 的十大類別的知識體系自1974 年一直沿用至今 ，不少百科全書（包括即將出版的 《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參照引用了這個體系，這充分說明孫中山的進化論模式至今仍有科學價值。註釋 ：23456791011213141516楊正典 ：《孫中山的生元說辨析》 ，載於 《哲學研究》 ，第 10 期 ， 1981年 。馬自毅 ：《孫中山的進化觀》 ，載於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 ：《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下》 ，北京：中華書局 ， 1989年 ，第1848-1874 頁 。韋傑廷 ：《論孫中山的自然觀》 ，載於 《哲學研究》 編輯部編 ：《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一輯》 ，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 1979 年 。孫中山 ：《建國方略》 ，載於孫中山著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6 年 ，第195-196 頁 。同上註 ，第163 頁 。同註4 ，第199-200頁 。孫中山 ：《三民主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九卷》 ，第257-267 頁。同上註 ，第365-369 頁 。孫中山 ：《平實尚不肯認錯》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385頁 。同註7 ，第197 頁 。孫中山 ：《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281-283頁 。同註7 ，第412頁 。孫中山 ：《在廣州嶺南學生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八卷》 ，第537 頁 。同註4 ，第204 頁 。孫中山 ：《覆翟理斯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47 頁 。羅香林 ：《國父之大學時代》 ，重慶 ：獨立出版社 ， 1945 年 ，第38頁 。18

171819202 12223242526272829303 13233343536373839404 14243444546474849505 1同上註 ，第39頁 。同上註 ，第22-25頁 。同上註 ，第43 頁 。同註15 ，第48頁 。孫關龍：《達爾文著作中的中國百科全書》 ，載於 《探討》（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內部刊物） ，第2期 ， 2004 年 。同註4 ，第185頁 。同註9 、 10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 ·第 Ⅱ卷》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1987年 ，第947-948頁 。達爾文著 、謝蘊貞等譯 ：《物種起源》 ，北京 ：科學出版社 ， 1972 年 ，第156 、 310 頁 。同註4同註24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 ·社會學》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1991年 ，第269 、 279 、 387-388頁 。孫關龍 ：《達爾文進化論的五大缺陷》 ，載於 《化石》 ，第2 、3期 ， 1999 年 。同註10同註25孫關龍 ：《中國和世界已知最早的進化模式——兼論 〈周易〉 為自然國學之基石》 ，待刊 。同註4 ，第194-195頁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第Ⅰ卷》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1987年 ，第38 、 69-72 、 144 、 443 、 445頁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第Ⅱ卷）》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1987 年 ，第833-835 、 846-848頁 。孫關龍 ：《大爆發 、大滅絕——生命演化的新模式》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1998 年 ，第7-8 頁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生物學·第Ⅱ卷》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1991年 ，第1345-1348頁 。同註24 ，第947 頁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物理學》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1987 年 ，第269-270 、 582 、 859-861頁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生物學（第Ⅰ卷）》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1991年 ，第114-115 頁 。同註38 ，第1152-1154頁 ；同註27 ，第1084 頁 。同註2 。同上註 。同註36 ，第1卷 ，第638-644 頁 。同註4 ，第163頁 。傅壽宗 、黃季力：《略論孫中山的自然哲學思想》 ，載於中山市孫中山研究會編 ：《孫中山研究文集》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6年 ，第436頁 。同上註 ，第435頁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自動控制與系統工程》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1年 ，第186 、 51-518頁 。同上註 ，第443 、 456-457頁 。同註28 ，第137-138頁 。同上註 ，第78頁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Propaedia， Vol. 30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93）.。。。。。

孫學思維方法論之研究江春琦 *一 、 緒論 孫中山思想之精神在於彰顯人類存在之至高價值 ，此皆基於文化道統與科學方法之整合。首先，其因應時空變化而提出階段發展的型態，從肯定進化論的動力觀點，顯示出階段性的發展方式，但更強調運用服務互助的原則 ，修正物競天擇學說對人類社會互動的理解偏差，此則掙脫天擇的束縛 ，提昇人性的尊嚴與應具的價值作用；達爾文的進化論始終停留於物種的層面 ，孫中山則超越於此而提出進化目標乃須彰顯人之神性 ，神性具有超越物種與融合天人的意涵作用 ，證明孫中山承續中國道統的仁愛思想。 其次 ，將宇宙與人類進化分為物質、物種與人類進化等三個時期 ， 1 “生元有知”的論點則是把生元看做一個心物合一體 ，2這是宇宙本體存在的型態；人類進化的原則是以互助為原則，此出發點則根植於人性中之博愛。3 哲學與科學之原理與方法，遂能嚴謹融合於孫學思維理論之中，因而必須循由孫學思想體系與理論建構之命題結構 ，探索孫學之核心價值 ，建構公理化系統，循此研究方法，分析孫中山之精神意志、認知程序與實質行為等整體人格趨向，作為探研孫學思維方法論之途徑。二、公理化系統 （一） 精神系統的核心命題 孫中山認為人性進化的目標在於彰顯神性，各階段發展的起點雖有不同，但是心物一體的特質始終存在 ，可是在階段性的型態卻又各有變化 ，最終必須歸向神性 ，這顯示孫中山對宇宙本體是在務實、整體與統一性的原理為基礎 ，認知心物的調和原理 ，規避認知與外界產生的悖離 ，在運用上則適應特殊而採調和 、均衡的作法。因此孫中山不昧於宇宙本體的構成方式 ，因應時空而制宜。茲提出精神系統的公設為：4 A1. （x）（t）[（Mxt & Tt） ■ （C（ιy）（syx）（ιz）（Bzx）t≡Gxt）] 指謂人類神性發揮之時 ，亦即心本體與物本體達調和（圓融）狀態之時 ；A1公設即為孫中山所強調：“欲造成人格 ，必當消滅獸性 ，發生神性 ，那末 ，才算是人類進步到了極點。”5 “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用。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為絕對分離 ，而不知二者本合為一。”“兩相比較 ，精神能力實居其九 ，物質能力僅得其一”的意涵 ，因此，孫中山認為人類神性的發展 ，則能調和為心物一體的圓融狀態 ，而在互動過程中，呈現出各階段不同的發展，因此 ，人類進化必須以神性為依歸 ，才能夠達致調和的圓融狀態。* 台灣屏東大仁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二） 程序系統的核心命題 《三民主義》 對科學方法與哲學思考等方面均有所強調 ，本文亦已將之納入孫學建構理論與對其精神與實質系統之中，然而 ，在結合這些理論系統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孫中山特別具有因勢制宜、調和融貫的思想與實際工作。6這在三個系統與理論建構的命題次數中，無論向內、外均以中間部分較高 ，可知孫中山不偏於任一系統與建構方法 ，而採調和性的思維 ，統觀事物為適切運用 ，表現在三大主義之大端者，因此在程序系統中，應將 “調和”作為其核心命題。由於孫中山對理論與實際均有採取調和的處理態度 ，此一大量的重複行為必有其內在的信念 ，以支持其思考方向與途徑 ，其有關調和的內在信念之公設為： A2. （t）（x）（y）[Dxyt ■（■z）（Tz & z ≥ t & Cxyz）] 指謂任何不相容之事 ，最後均將獲得調和；A2公設即為孫中山提出的 “總要兩力相等 ，兩方調和才能夠令萬物均得其平 ，成現在宇宙的安全現象。”的後設意涵 ，由此可推知孫中山在調和或整合的過程中，對整合具有必然可以達成的內在信念。 孫中山在調和與融合的形式上 ，固然脫離不了執其兩端而用其中的說法，但在標準上有一種具體的存在 ，就個人而言是人類進化到神性的思想，對外界則是一種民生的生生不息力量 ，此種力量與神性密切相關；因為個人生命的表現在於理的貫通 ，理的融貫就是神性的表現 ，而且理的存續就在於生的過程之中，而在調和過程中，必須發揮神性以達致 “理”與 “生”的和諧關係 ，以公設形式之表示為： A3. （t）｛Tt ■ （x）（y）[Cxyz≡（w）（Mwt■Gwt）] ｝ 指謂一切事物調和之時 ，亦即人類神性發揮之時 ；A3公設即為 “調和三種之人使之平等 ，則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8的意涵 ，進而對國際社會主張：中國的責任為濟弱扶傾 ，消滅帝國主義，循道德以成大同之治。9這也是調和國際間的強權與弱勢，形成道德治世的大同世界 ；當然這也是A3公設的例證。 同時，個人因為神性化的作用，自然對理也將貫通 ，於是個人存在亦為理的表現 ，個人與外界產生精神與實質層面的調和作用，這種作用就成為程序系統中的調和標準，而使得三者嚴密結合與互動。就人類神性在擴充性思維時 ，所產生適切合宜作用的狀態 ，其公設為： A4. （t）（w）｛（Tt & Lw） ■ （x）（y）[Cxyt≡（■v）（Fvt & Fvw & Avx & Avy）] ｝ 指謂調和為擴充性認知而產生因時因地制宜之意；10 因此 ，A4公設即為 “反抗潮流終歸失敗 ，順應潮流永遠成功”11以及 “我們要拿事實做材料 ，才能夠定出方法，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12 等例證的意涵，因此 ，孫中山認為解決民生問題不能單靠節制資本，必先發達國家資本 ，而且因中國患貧不患不均，故僅可考量西方理論之意涵，而不可盡用其政策，這種因時因地制宜的方式 ，也是其主張實施民生主義以避免貧富不均的主因之一 ，進而擴充成為孫中山制訂政策時的基本認知。 （三） 實質系統的核心命題 由於本體是動態進化的，並逐步擴展到外界的領域，13在世界的進化過程中，孫中山認為歐美之進化為民族、民權、民生等主義為主，14 《三民主義》 既與自由、平等、博愛無異，此三者又皆包含於神性之中，這種以民生哲學的基礎而與外界互動的進化觀，民生哲學的歷史觀不但在人類進化上肯定“仁愛互助”的原則，而且指出人類應邁向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境界 ；15這是從博愛的襟懷 ，展現為仁民愛物的服務人生 ，終使心性結合宇宙生化 ，使得宇宙運轉充滿生生不息的力量；茲提出實質系統的公設為： A5. （t）｛[Tt & （x）（Ex■ Txt）] ■（■x）（Ux & Dxt） ｝ 指謂民生哲學實現之時，即為充分發揮宇宙間生生的宰制力量 ；A5公設即為 “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文為歷史的重心 ，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 ，不是物質。”16因此 ，從人類在求生存的過程中，必須發揚服務互助的神性作用，以調和人際與事物之間的關係 ，而人類從神性到天人合一的發展下 ，

《三民主義》 與孫中山的精神人格、世界潮流、歷史發展相融一貫 ，當三民主義完成之日，即精神人格完善、世界大同與永久和平之時。 （四） 孫學思想體系之公理化系統——公設與規則 孫學思想體系的系統建立過程中，將應用公理法，檢核過程之推論則應用自然演繹法。我們已經根據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並綜合學者研究論點，分別得到精神、程序與實質等系統的五個公設，這些公設，將可推論出人類進化到發揮神性狀態時 ，透過向外擴充的調和推論機制 ，結合宇宙間生生的宰制力量 ，使思想、理論與具體過程都能臻至孫學的理想境界 ，這種境界就是王道互助、自由平等、道德服務與博愛均富等理念的綜合結構 ，這才算是落實民族、民權與民生主義之意涵。接著我們必須加上幾條邏輯公設與推論規則： 公設套式與推論規則 （1）公設套式：17A6 . Φ■ （Ψ■ Φ）A7. （Φ■ （Ψ■ X））■ [（Φ■Ψ）■（■ X）]A8 . （～ Φ ■～ Ψ）■ （Ψ■ Φ）A9 . （x）á■ á [ y/x]（2）推論規則：18（MP） ■Φ ，■Φ■ Ψ→ ■Ψ（■1） ■á■■→ ■á■ （x）■（x沒有自由的出 現在 á中） 我們已經完成孫學語句演算（Sentential Calculus）系統的公設 ，這9條公設應該可以推論出孫學的主要理論 ，或是結合孫學理論中的經驗命題 ，而推論出相關論點。三、孫學公設的性質 對於公設系統的檢驗 ，最重要的就是一致性（consistency）的要求，以滿足其不能從公設中導出矛盾的句式；其次有關於述詞邏輯的公設系統之檢驗尚有獨立性（independence）、完備性（completeness）、健全性（soundness）等 ，19此外我們在研究方法的應用上 ，也滿足正當性（justified），在這些公設性質的檢驗要項中，由於獨立性主要在求公設外形上的精簡獨立 ，對公設系統本身並無重要影響，因此將就孫學公設系統中的其他主要性質進行分析。 我們已經完成孫學的公理化系統 ，為了釐清孫學公設的性質，最主要的就是確證這公理系統是否具有一致性 ，於是應用邏輯方法來進行孫學公設的檢驗 ；因為邏輯固然可以檢驗論證的有效性 ，但是邏輯更能檢驗任何一組語句集合的系統且不限於論證 ，其是否內在矛盾的，亦即是否具有邏輯一致性；亦即任何一組語句系統的邏輯一致性 ，即指其不具有內在矛盾 ，而不論各語句在實際上是否為真。 在完成公理化系統後 ，我們可以在後設（meta）的層次上去檢查其內在一致性，一致性可以區分為語意和語法兩個層面，語意層面所探討的是釋模理論一致性（model-theoretical consistency），一個完構式Φ為一致的，若且惟若Φ具有一個釋模 ；而一個演繹系統F為一致的，若且惟若F的定理集具有一個釋模。 語法層面則主要在於證明理論一致性（proof-theoretical consistency），對一個建立在形式語言L上的系統F而言 ，若且惟若不會出現 ■FΦ與■F ∼ 都成立 ，這樣的情形，邏輯學家已經證明，一個初階理論為語意上一致的 ，若且惟若其為語法上一致的。 因此 ，由於孫學的公理化系統是一個初階理論 ，我們就必須證明其語意上的一致性，因為證明語意上

的釋模理論一致性 ，則其在語法上也必然是符合一致性的。 在孫學公理系統的原有定理之中，乃由邏輯定理（logical axiom）與proper axiom的組合而成，有了這兩種的組合 ，我們就必須檢驗會不會產生矛盾，基於邏輯定理在所有的解釋之下都必然為真，我們應該針對proper axiom進行檢驗 ，因為前者已經必然為真，所以我們在證明一致性的過程中，主要在針對properaxiom是否在某些解釋之下也同時為真，亦即至少有一種解釋可使其同時為真，而不產生矛盾 ，這從邏輯上而言 ，其方法就是建立一個模型。 在述詞邏輯中，建立一個模型包含兩個部分，其為二位的有序序列＜D，V＞，D為論域 ，即說明在此模型中有些存在物 ，V就是幫助我們瞭解每一個述詞與關係述詞對在此模型中對那些事物為真或為假 ，其為一種函數形式。假設： D： ｛t1， t2， p1， p2， m1， m2， b1， b2， 1， v， u， e｝ 在論域D中，設有有兩個時間點t1，t2；有兩個人p1 ， p2；由於此二人各有心靈 ，故有兩個心靈m1，m2；當然也會有各自的軀體b1 ， b2；只有一個地點1；有一種最佳的存在者為v ，即為孫學的言行思想；u表宇宙間生生不息的宰制力量 ；e則為民生主義的理念。茲續以解釋論域中存在物之間的關係 ： v （T） ＝ ｛t1， t2｝ （T）代表時間；解釋為t1 ， t2這兩個時間，亦即為在本論域中所有的時間。 V（Mxt） ＝ ｛＜p1， t1＞ ＜p1， t2＞ ＜p2， t1＞ ＜p2， t2＞｝ （Mxt）代表x在t時為人類（M）；解釋為p1 ， p2在論域中的t1 ， t2時皆為人類。 V（sxy） ＝ ｛＜m1， p1＞， ＜m2， p2＞｝ （Sxy）代表x為y的心靈（S）；解釋為論域中的m1為p1的心靈 ，m2為p2的心靈。 V（Bxy） ＝ ｛＜b1， p1＞， ＜b2， p2＞｝ （Bxy）代表x為y的軀體（B）；解釋為論域中的b1為p1的軀體 ，b2為p2的軀體。 V（cxyz） ＝ ｛＜x， y， z＞ | （z ＝ t1 or z ＝ t2） & x∈ D & y∈ D ｝ （Cxyz）代表x，y在z時（t1， t2），將處於調和狀態（C）；解釋為在論域中，任何兩樣東西在任何時間內，都處於調和狀態。 V（Gxy） ＝ ｛＜x， y＞ | （y ＝ t1ory＝t2）&x∈D｝ （Gxy）代表x在y時將發揮神性（G）；解釋為在論域中的任何事物在任何時空 ，都是發揮神性之狀態。 V（Dxyz） ＝ ｛＜x， y， z＞ | x ≠ y｝ （Dxyz）代表x，y在z時互為不同（D）；解釋為在論域中，任何兩樣東西x ， y如為不同，則在任何時間中x ， y均為不同。 V（x ■ y） ＝ ｛＜t2， t 1 ＞ ＜t2， t2＞｝ （x■y）代表x在y時間之後；解釋為在論域中，t2在t1時間之後 ，t2亦然。 V（Lx） ＝ ｛1｝ （Lx）代表一個地點；解釋為在論域中只有一個地點1 。 V（Fxy） ＝ ｛＜v， t1＞＜v， t2＞ ＜v， 1＞｝ （Fxy）代表x對y而言是最好的（F）；解釋為在論域中，無論在時間t1 ， t2與地點1中，都將透過v而成為最好的存在狀態。 V（Axy） ＝ ｛＜v， y＞ | y∈ D｝ （Axy）x對y的擴充作用（A）；解釋為在論域中，最佳的v對任何存在體 ，都具有擴充作用。 v （Ex） ＝ ｛e｝ （Ex）代表民生主義的理念；解釋為在論域中e為民生主義的理念。 V（rxy） ＝ ｛＜e， t1＞ ＜e， t2＞｝

（Txy）代表x在y時為真實的；解釋為在論域中，民生主義的理念在任何時間都為真實的。 V（Ux） ＝ ｛u｝ （Ux）代表宇宙中生生不息的宰制力量；解釋為論域中的宇宙生生不息力量為u V（Dxy） ＝ ｛＜u， t1＞ ＜u， t2＞｝ （Dxy）對x在y時具有宰制作用；解釋為u在論域中，對任何時間（t1， t2）都有宰制作用。 依據此模型的解釋 ，可以發現A1-A5均同時為真，這5條公設在一致性的證明中，可以解釋如後：在A1公設中，可以解釋為任何x在t時，任何人的心靈與軀體在完全形成調和狀態時 ，就會臻達神性狀態，反之亦然 ；在A2的公設中，可以解釋為x，y原為不相容之事物 ，透過神性的擴充作用，最後均將獲得調和；在A3的公設中，x，y在調和之時，亦即人類發揮神性之時；在A4的公設中，x ， y的調和是基於x與y之間都具有相互擴充之作用，因而產生因時因地制宜的成效；在A5的公設中，民生哲學為真實的且在實現之時 ，將會充分發揮宇宙間的宰制力量 ，這種力量表現在任何時空中，就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從此一模型的解釋 ，我們可以確證這五條公設同時為真且具有一致性。四、理論的後設方法 我們必須從理論層面來釐清孫學理論的後設方法；由於典範與理論核心都是屬於理論的推論部分 ， 20而且，從觀察、概念到模型與理論架構等，都是屬於建構理論之一環 ，在理論中均應可表現出其建構歷程與內涵 ；因此 ，在對理論的後設方法之探討 ，就應運用理論為說明的主軸。我們以孫學在理論方面的文獻 ，因其區分為對內與對外等兩個相對的部分 ，可以運用相對性概念的圖形來進行推導：圖1 孫學思想體系中的理論分佈圖說明 ：①縱座標為向內思索部分 ，橫座標為向外探索部分 ，中間虛線為45。線 ，以表示屬於中間的均衡地帶 。② 本圖之各項命題數據 ，係由孫中山全集中統計而得 。其中在理論的層面 ，向內思索與向外探索部分 ，在精神系統 的命題數分別為18及15 ，經將二者相加再除以原有數據 ，得到精神系統比值為向內為0.55 與向外為0.45 ；同樣 的 ，程序系統為5及62 、實質系統亦為5 及62 ，其比值均為向內0.07 與向外0.92③ 在本相對性座標中進行分析 ，在向內與向外的兩軸之間 ，孫學理論的三個系統之相對位置 ，精神系統的比值位置 ， 相交於中間偏向內的精神系統之位置 ；同時 ，程序與實質系統則偏於向外的橫座標 ，位於右下角的程序與實質系 統之位置 。。向內 10.90.80.70.60.50.40.30.20. 1 00.1 0 .2 0.3 0 .4 0.5 0.6 0.7 0.8 0.9 1 向外（精神系統）（程序與實質系統）

從圖形的推導中，可以瞭解在精神系統方面，理論主要為向內部分21 ，在心靈對外界互動的後設立場之傾向為 “全然超越” ，這在孫學中強調精神力量22 、心靈作用23 、革命精神與循三民主義為方針24 ，則可以排除不合時宜的思想與方法，並期望人民充分瞭解且能夠信仰 ，作為思想與行為的標準而力行實踐 ，以達成救國建國的目標。25 在實質系統方面 ，可以發現理論層面為向外探索的傾向，在心靈對外界互動的後設立場之傾向為 “全然不超越”，這在孫學中強調方法必須根據事實，學理必須經過檢驗為相一致的主張 ，26此即方法的衍生必須以事實為其原素，而可以得到確證。 因此 ，在理論層面而論 ，孫學兼具精神系統的全然超越與實質系統的全然不超越 ，這顯示孫中山面對不同事物則採取不同的處理方式，然而，根據孫中山的擴充轉化的思維特徵 ，27其確實能夠綜合超越與不超越的界線，然而，根據前述分析 “精神與實質系統”的關係，我們可以確定：實質系統的 “全然不超越”應該是可以說是精神系統 “全然超越”的一個階段且受其規範 ，最終仍然呈現出超越的取向，28且究其內心對本質的思維取向，仍是偏向全可超越的，亦即在精神系統中對事物認知的基本立場 ，認為是全然可以超越的，而在處理的方法上 ，採取實事求是的務實態度。 孫學在處理事物的判準與方法上，心靈與外界互動時 ，基於擴充轉化的思維特質與全可超越的基本立場，因此應為 “全可融合”的取向；但是融合於何種面向呢？孫中山多次強調民生就是人類生存、進化與歷史的重心 ，所以一切活動均融合與民生的原則之中。 29 而孫學的程序系統與實質系統的結合 ，則呈現出考察事實的態度 ，這顯示對實質系統的思考方法 ，具有科學實證的精神。 相印證於精神系統結合程序系統的方面，也表現出不同於理性主義的主張 ，這並非顯示孫中山是否為理性主義或經驗主義的傾向者 ，由於人類思想體系與理論的建構就是在避免受限於原有惟心、惟物論與理性與經驗等相關主義的區分與研究定位 ，何況孫中山本身既非為哲學家，故不宜以此定論；但是可知其並無 “全不可融合”的傾向，因此可以發現孫中山多側重於經驗命題與通則的建立與表述 ，這也是一位革命家在宣傳方面所必須面對群眾的表達 ；這在孫學中強調宇宙道理必須依據事實而進行檢證30 ，由此可以得到證明。 綜合以上論述 ，我們可以瞭解孫中山對外界的認知為一元論的傾向，且由於在方法論本質上，具有超越與不超越的雙重主張 ，而在全可融合的規範下 ，導致產生層級式的一元論 ，諸如在宗教方面則篤信耶穌，但也承續中國的仁愛思想；在本體論方面則是心物一元論；在認識方法為科學與哲學的綜合運用；對人類的進化則強調神性為極致，31且人類未來的共同理想則為大同世界；32此皆受到民生哲學的規範或衍生而成；33於是提出方法論層面的科學與哲學的綜合考察方式，34這種綜合的考察作用，在人類思維層面的意涵，係由於考察具有通過試驗評估與觀察之後的判斷作用，而孫中山的文明進化的型態，事實上是一種擴充性的理論建構方式，且擴充性的整合作用，即是思維表現在理論建構歷程中，具有擴充性的發散與融貫時的收斂之兩種思維 ，35孫中山認為人類的一切知識由此而來。36因而從方法論的層面，可以得到孫中山的理論後設方法為：

表1 方法論的型態與歸類說明 ：“基本結構與功能”係綜合前述各章對思維體系與理論建構的運作方式而制訂 ； “方法論的型態”則按各派理 論的後設方法與態度中之釐清其傾向 ； “方法論的歸類”主要是依據當代方法論而區分 ，至於在括號內學派 與說明 ，則為因應傳統哲學的分類 ，而表現出其內蘊方法論的取向與危機 。 孫學理論中雖然就精神層面偏向於全然超越與全然融合的一元論 ，在實質層面則呈現出全然不超越與全然融合的多元論 ，因此 ，就惟心論與惟物論的角度視之，確實是惟心論的傳統較為明顯 ，這也是孫中山始終強調精神力量大於物質力量的論據 ，而對物質的應用與重視 ，只是達成其理想的方法之一；在實質系統的運作方面 ，孫中山固然可以透過整合的方式來超越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宗族與國族、全民政治與萬能政府、公有至與私有制、生產與分配等問題 ，甚至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等爭議，雖然在理論與方法的層面，都可以運用整合而超越之，然而面對本質上與整合結論上的實際情況，就極難以超越之，諸如人類的先知先覺、後知後覺與不知不覺的本質上差異 ，以及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內容區分為三種與五種的施政架構 ，這些必然衍生出不同的研究方法與政策途徑，但卻必須融合於另一種原理之中，因此，在形式上必須強調互為整體、不可分離的連環關係 ，37而在融合原理的內容上就必須主張人類進化極致為神性、整合為主要方法 ，以及民生為社會與歷史的重心等論述 ，這是孫學理論所必然提出的理論途徑。 至於孫中山善於運用整合的方法，我們可以發現在精神、程序與實質等系統方面 ，都有全可融合的方法論取向，雖然由於對本質的區分上有超越與否的差異，因而衍生出一元論與多元論的研究方法；但是 ，堅持全然融合的態度 ，則極為一致，由此可以證明孫中山對於一切事物最終必然整合的後設理念，更確證指導規範基本原理與結構 方法論型態 方法論的歸類基本擬態是以能知的持續契合外界的整合過程為其轉化的機制思想體系的精神 、 程序與實質等三種系統（包括向內思索與向外探索等層面）理論建構的觀察概念 、 概念群組 、 定律 、模型 、 理論 、理論核心與典範等七種層級（包括向內思索與向外探索等層面）全然超越全然不超越全然超越且全然融合全然超越且全然不融合全然不超越且全然融合全然不超越且全然不融合全然超越且全然融合之一元論全然超越且全然融合之多元論全然超越且全然不融合之一元論全然超越且全然不融合之多元論全然不超越且全然融合之一元論全然不超越且全然融合之多元論全然不超越且全然不融合之一元論全然不超越且全然不融合之多元論孫學理論的精神層面結構主義詮釋學（唯心論傳統）（“唯心論”與 “有先天綜合知識”的危機）（理性主義的純先天之分析命題部分）科學歷史主義邏輯實證論否證論科學實在論（唯物論傳統）批判理論孫學理論的實質層面（‘唯物論”與 “無先天綜合知識”的危機）（經驗主義的純後天之綜合命題部分）回讀修正

整合的轉化是孫中山最主要的處理方法。 而在於精神系統為全然超越與全然融合的一元論 ，就此一系統而言，超越與融合的的精神極致就是人類進化的最終目標 ，孫中山認為人類必須進化到神性的階段 ，才算到進化的極致；而面對外界確實有可超越的精神系統與不可超越的實質系統時 ，在必須整合的後設立場下，於是提出一種跨越二者的理論似乎是最適宜的作法，因此 “民生”的思維主軸遂脫穎而出，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在解釋民生時 ，祂不但是一種哲學、主義、史觀、途徑、目標、方法、方法論、問題起源與社會重心 ，甚至更是人類一切進化的重心等不同定義與解釋38 ，這都是基於在面臨思想體系的三種系統與理論建構歷程中，所產生不得不然的方法論問題。五 、 結語 由於孫中山在方法論的本質上，具有超越與不超越的雙重主張，且在全可融合的處理方法取向下 ，產生層級式的一元論 ，因此在宗教、哲學、本體論、認識方法，乃至於人類的進化與人類未來的共同理想等層面，都有不同的主張與論述，因此，在孫中山認知擬態的擴充轉化於統合之傾向中，必然回到方法論的層級中，提出可以貫穿統御的機制；於是必須強調屬於方法論層面的科學與哲學的綜合考察方式 ，促使孫中山的文明進化的型態 ，呈現一種具有擴充性的發散與融貫時的收斂等方式 ，就在此種思維歷程中，人類的一切知識由此而來，社會的進化亦基於此。 本文研究發現，孫學轉化擴充以整合思維方法與內在信念 ，而秉民生哲學而融合外界 ，孫中山在宗教方面篤信耶穌 ，也承續中國的仁愛思想；在本體論方面為心物一元論 ；在認識方法為科學與哲學的綜合運用；人類進化以神性為極致，最終共同邁向大同理想的世界；因而從方法論乃至於社會哲學的實踐 ，孫中山必然地主張：人類應循博愛與仁愛的襟懷出發，表現出互助 、服務與王道風範的行為和人生觀，這種融合性的心智歷程，不但達成人生的和諧 ，更結合人類社會與宇宙運行的法則 ，且精緻地調和人文思想與科學定位；進而落實於當前的人類社會中，基於王道思想的民族文化 ，促使世界走向大同理想；德治仁政的民權思想，將民主法治的體制轉化為悅樂自在的平等與自由；仁民愛物的民生哲學 ，揚棄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進化論 ，人類得以進入和諧安康的均富世界。因此 ，本文對學術之價值在於彰顯孫學思想的一貫性、系統性與整體性從而得到明證 ，使其社會哲學緊密地結合人類發展的趨勢。 於是，從孫學方法論所實現的社會哲學之榮景應為：人民之間充滿互助服務的心態與行為，政府體制與運作均能利樂民生而效率萬能 ，形成共同增進文化發展與幸福和諧 ，建立一個民有 、民治與民享的國家39 ，隨着王道文化的彰顯與濟弱扶傾的行徑 ，從復興民族主義到發達世界主義40 ，人類的世界則將進化成為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完美境界，這也符合西洋宗教的 “在地若天”之理想國度，並可做為中西文化匯通的探究途徑，41對未來的人類世界 ，提供出可以達至的完美遠景。註 釋 ：1 孫中山 ： 《孫文學說·第四章》 ，載於孫中山著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國父全集 ·第一冊》 ，台北 ：近代 中國出版社 ， 1989年 ，第381頁 。2 孫中山：《孫文學說·第一章》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一冊》 ，台北 ：近代中國出版社 ， 1989 年 ，第357 頁 。3 同註1 ，“物種以競爭為原則 ，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 。社會國家者 ，互助之體也 ，道德仁義者 ，互助之用也 。人 類順此原則則昌 ，不順此原則則亡。”

456791011213141516171819202 12223以下A1-A5公設中的Symbols： Mxt： x在t時是一個人 ；Tt： t是一個時間點 ；Cxyt： x與y在t時獲得調和 ；Gxt： x在t時發揮其神性 ；Sxy： x是y的心靈 ；Bxy： x是y的肉體 ；Dxyt： x在t時與y不相容 ；z≥t：z在t之後 ；Lw：在w這個地點 ；Fvz： v對z而言是最好的 ；Ex： x是民生哲學中的一項主張 ；Txt： x在t時為真 ；Axy： x為對y的擴充 ；Ux： x為宇宙間生生不息的宰制力量 ；Dxt： x在t時充分發揮作用 。孫中山：《國民以人格救國》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三冊》 ，第352 頁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二冊》 ，第355 頁 ， “余之謀中國革命 ，其所持主義 ，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 、有歸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 、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 ； 孫中山：《黨員不可存心做官》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三冊》 ，第350 頁 ， “本黨的主義 ，的確是適合中國國情 ，順應世界潮流 ，建設新國家一個最完全的主義”孫中山 ：《五權憲法》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三冊》 ，第253頁 。孫中山 ：《民權主義·第三講》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一冊》 ，第87 頁 。孫中山：《民族主義 ·第六講》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一冊》 ，第53-54 頁 。孫中山善於運用各類思想而調和之 ，包括中西哲學論點 、制度與方法等層面 ，這將在 “整合的方法”該章中詳述之 。孫中山：《民權主義 ·第一講》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一冊》 ，第64 頁 。孫中山 ：《民生主義 ·第二講》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一冊》 ，第148 頁 。孫中山：《孫文學說·第六章》 ，載於 《國父全集·第一冊》 ，第395頁 ， “國者 ，人之積也 。人者 ，心之器也 。國家政治者 ，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 。是以建國之基 ，當發端於心理 。”孫中山：《民報發刊詞》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二冊話》 ，第256 頁 ， “余維歐美之進化 ，凡以三大主義 ：曰民族 、曰民權 、曰民生 。”同註1 “即孔子所謂 ‘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 ，耶穌所謂 ‘爾旨得成 ，在地若天’ 。此人類所希望 ，化現在之痛苦世界 ，而為極樂之天堂者是也 。”孫中山 ：《民生主義·第一講》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一冊》 ，第136 頁 。公設語架（schemae）是由無限多的套套邏輯所組成 ，本文所選取的公設套式之解釋為 ：A6 公設語架之意涵為不管運用任何一個命題放在Φ或Ψ的位置上 ，結果必然是套套邏輯 。A7 公設語架之意涵為對 Ψ、X推論的分配方式 ，結果必然是套套邏輯 。A8 公設語架之意涵為與Ψ的質位同換關係 ，結果必然是套套邏輯 。A9公設語架為述詞邏輯的語架 ，其意涵係從一個全稱命題 ，可以推論出來另一個命題 ，其間的差異在於全稱量化辭去掉後 ，把 所有自由出現的x換成自由的y ，結果必然是套套邏輯 ； 為一語架 ，為任何含有x自由出現的語句 ；述詞邏輯中的語架多以 與■做為代表之符示 。推論規則的解釋為 ：（MP）公設意涵為肯定前見之規則 ，我們如果可以確定Φ ，而且從Φ可以推論出Ψ ，則Ψ是可以被確定的 。（■1）公設之意涵為如 ■ ■為定理 ，且x沒有自由的出現在 中 ，則 ■ （x）■也會是一個定理 。對後設性質的分析項目請參閱Kahane， H. and Tidman， P.， Logic and Philosophy： a Modern Introduction （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 Co.， 1995）、 Hilbert， D. and W. Ackermann.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al Logic （New York： ChelseaPublishing Co.， 1950）、以及彭孟堯 ：《邏輯學》 ，台北 ：心理出版社 ， 2000 年 ，其中健全性即為真確性 。孔恩對典範的解釋近21種 ，其中並未涉及理論建構的實際歷程 ，至多提供新的觀察方式 ，而與建構中的理論本身並無直接關聯 。同時 ，在本文 “認識的方法”中 ，也指出典範的作用在於滿足人類心智對認知統一的嚮往 ，因此產生領域廣泛且自動化的知識型態 ；理論核心則貫通理論綱要 ，作為運思的基礎 ，以擴充理論的作用 ；此二者均為理論的推論衍生 。在精神系統中 ，雖然向外命題有 107 次高於向內思索的88次 ，但是 ，主要向外探索的部分 ，係以應用理論的理論核心與典範為主 ，而在理論建構歷程內的各層級 ，仍是偏向於向內的思索 ，因此 ，由於應用理論必須是表現在外的 ，然就理論本身或建構歷程而言 ，孫中山的理論在精神系統中 ，還是以向內思索為主要的取向 。孫中山：《軍人精神教育》 ，載於 《國父全集·第三冊》 ，第284頁 ， “精神能力實居其九 ，物質能力僅得其一”。孫中山 ：《孫文學說》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一冊》 ，第352頁 ， “吾心信其可行 ，則移山填海之難 ，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 ，則反掌折枝之易 ，亦無收效之期也 。心之為用大矣哉 ！夫心也者 ，萬事之本源也”，。。áá áááá

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孫中山：《要靠黨員成功不專靠軍隊成功》 ，載於 《國父全集·第三冊》 ，第368頁 ， “吾黨所須者 ，是在革命精神。吾等對於三民主義 ，應當有堅決的信仰 ，要使吾等皆願意為主義而犧牲 ，為主義而奮鬥 。且吾等必先共有此決心 ，有此志願 ，然後用宣傳的方法 ，使全國大多數人民 ，皆與吾等具有一樣的決心 ，一樣的志願 。”孫中山：《國民黨最小綱領宣言》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二冊》 ，第176 頁 ， “三民主義 ，乃吾黨主義之惟一基礎 ，在此種基礎之上 ，吾國各項問題可期恆久解決 。”同註12 “我們要拿事實做材料 ，才能夠定出方法 ，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 ，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 。這個理由 ，就是因為學理有真的有假的 ，要經過試驗才曉得是對與不對。好像科學上發明一種學理 ，究竟是對與不對 ，一定要做成事實 ，能夠實行才可以說是真學理 。”在本文之 “整合的方法”中 ，對此已有極多的解釋 ，已可確證孫中山具有整合轉化的思維傾向 。如孫中山強調 “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 ，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 ，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 ，乃有實際 。”這就是在超越民族主義而進入世界主義時的一種較為合宜的作法 ，最終還是要主張世界主義 ，甚或大同世界 。請參照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四講》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一冊》 ，第37 頁 。同註16 “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 ，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 ，才是歷史的重心 。”同註11 ，第62-63 頁 ， “宇宙間的道理 ，都是先有事實 ，然後才發生言論 ，並不是先有言論 ，然後才發生事實 。⋯⋯我們要研究宇宙間的道理 ，須先要靠事實 ，不可專靠學者的言論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三講》 ，載於 《國父全集·第一冊》 ，第29頁 ，孫中山不受役於進化論 ，而且善於運用之 ，如將進化論巧妙的移植於信仰系統 ， “中國到這個地位 ，我們是有責任可負的 。現在天既不要淘汰我們 ，是天要發展世界的進化 。”同註9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 、平天下 ，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 ；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 ，去統一世界 ，成一個大同之治 ，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 。”同註16 “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 ，社會進化為歷史的重心 ，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 ，不是物質 。”孫中山以考察綜合哲學與科學 ，這並非二元論或多元論 ，而是共同綜合為考察的一元作用與方法 。此與孔恩後期的論點頗為相近 ，孔恩認為 “收斂式思維和發散式思維正如銅板之兩面 ，它們是互補的 ，是推動科學進步必不可少的兩股力量 ，⋯⋯兩者之間保持一種適度的張力。” ，參見黃光國：《社會科學的理路》 ，台北 ：心理出版社 ， 2001年 ，第170 頁 。同註11 ，第57頁 ， “考察的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用觀察 ，即科學 ；一種是用判斷 ，即哲學 。人類進化的道理 ，都是由此兩學得來的 。”孫中山：《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載於 《國父全集》 ，1989年 ，第280 頁 ， “要解決民族問題 ，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 ；要解決民權問題 ，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 。這三民主義 ，就是救種種痛苦的藥方。這三個問題如果同時解決了 ，我們才可以永久享幸福 。”以及孫中山：《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 ，載於 《國父全集》 ，第227-232頁 ， “要知道民權 、民生兩個主義不貫徹 ，民族主義雖達目的 ，亦不能穩固⋯⋯要把民族 、民權 、民生三種功夫同時做完 。”除前所引述者外 ，尚有註16 ，第129 、 132 頁 ， “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 、社會的生存 、國民的生計 、群眾的生命” 、 “社會問題之發生 ，原來是要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 。故專就這一部分的道理講 ，社會問題便是民生問題 。所以民生主義 ，便可說是社會主義的本題 。”孫中山：《孫文學說·自序》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一冊》 ，第352 頁 ， “乃能萬眾一心 ，急起直追 ，以我五千年文明優秀之民族 ，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 ，人民最安樂之國家 ，為民所有 ，為民所治 ，為民所享者也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四講》 ，載於 《國父全集·第一冊》 ，第35頁 ， “世界主義是從什麼地方發生出來的呢？是從民族主義發生出來的 ，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 ，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 ；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 ，世界主義也不能發達 。”同註1 ，“人類自入文明之後 ，則天性所趨 ，已莫之為而為 ，莫之致而致 ，向於互助之原則 ， 以求達人類進化之目的矣 。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 ‘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 ，耶穌所謂 ‘爾旨得成 ，在地若天’ ，此人類所希望 ，化現在之痛苦世界 ，而為極樂之天堂者是也 。” ，然究其限制 ，庶幾人心私慾哉 。。，，，

孫中山祖籍 “紫金說”不能成立之另一項鐵證 ——紫金的孫璉昌是乾隆時人鄒佩叢*一 、引 言 早在1930至1931年間，南京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為編輯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 ，先後派出鄧慕韓、王斧、鍾公任到翠亨村調查孫中山的家世和早年事蹟。在翠亨村 ，他們分別訪問了孫中山的胞姐孫妙茜，鄧、王二人還查看、抄錄了 《翠亨孫氏家譜》 和 《總理家譜》 ，三人均得知孫中山祖先原居廣東省東莞縣（上沙鄉） ，至五世孫禮贊時由東莞縣上沙鄉遷入香山縣湧口村開基。 11932年，由於東莞縣員頭山鄉民與上沙鄉民之間發生孫中山上世直接遷居地之爭，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特別指令廣東省政府及東莞、中山兩縣政府切實進行復查 ，最後仍得出孫中山上世直接遷自東莞縣上沙鄉的結論。2但是 ， 1933年9月，中山大學校長室秘書兼廣東通志館纂修羅香林到翠亨村調查之後，卻根據 《翠亨孫家列祖生歿紀念簿》 自十二世孫連昌開始記載和翠亨村民陸華禧關於十四世 “（孫）殿朝公始自湧口門移居翠亨”3之言， “頗疑總理上世實自十二世祖連昌公始自外地移入香山湧口門村”4 。 1941年 ，羅又根據 《生歿紀念簿》 關於 “十二世祖考連昌，生於己酉年⋯⋯卒〈於〉戊申年⋯⋯”、 “十三世祖考逈千，生〈於〉康熙辛巳年⋯⋯卒〈於〉壬申年⋯⋯”、 “十四世祖考殿朝，乾隆乙丑年七月十四日〈生〉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廿八日卒”的記載，推算孫中山的十二世祖孫連昌生於康熙己酉年即康熙八年（1669），卒於雍正戊申年即雍正六年（1728），然後根據 《忠壩譜》 關於忠壩孫氏始祖孫友松於 “大明朝永樂年間”由福建遷居廣東紫金忠壩、 “十二世祖諱璉昌公 ，移居曾[增]城 ，於後未知”的記載 ，認為由紫金移居增城 “於後未知”的十二世孫璉昌，與孫中山的十二世祖孫連昌是同一人 ，並認為 “自明永樂中葉 ，至上文所考定之連昌公生年，即康熙八年，凡曆二百五六十年 ，平均每世積二十餘年，以中國崇向早婚 ，生子較早之情勢考之，亦無不符” ，隨後提出了孫中山祖籍 “紫金說” ，否定孫中山祖籍 “東莞說”。此後 ， “兩說”維護者斷斷續續打了50多年的筆墨官司，最終 ，持 “東莞說”者以孫家保存下來的譜牒、契約、祖墳和孫氏族人口碑證明 “東莞說”為是 ， “紫金說”為非 ，證明紫金的孫璉昌與香山的孫連昌不是同一人 ，得到孫中山研究界的普遍認同。不過 ，持 “東莞說”者雖提出很多有力證據證明紫金的孫璉昌並非香山的孫連昌，但對紫金的孫璉昌到底是何時人這個問題一直未予深究。為此 ，筆者現以 《忠壩譜》 記載為據 ，對紫金孫璉昌到底是何時人這一關鍵問題加以探討 ，以便為徹底否定錯誤的 “紫金說”、維護正確的 “東莞說”再提出一項鐵證：紫金的孫璉昌是乾隆時人 ，與香山的孫連昌（康熙時人）根本不是同一人。* 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二 、 對紫金孫璉昌的同房分支——孫桂香房系各代人平均代間及其大致生年的推算 《忠壩譜》 是孫友松第 “十六世嗣孫干臣字桂香”於1933年根據前人所編族譜重修的 ，該譜除了在所抄前人撰寫的 《孫氏族譜序》（由十二世孫繼周撰於清雍正七年）和 《重修孫氏族譜序》（由十四世孫見龍撰於清光緒二年）中記載 “大明永樂年間”孫友松兄弟定居忠壩 ，在封面或文前記載孫桂香修譜時間，在正文記載孫桂香生年（光緒辛巳年即1881年）及其兒子生年之外 ，並無其他的時間記載，因此無法直接探討紫金孫璉昌房系各代人特別是孫璉昌本人的生年。但是 ，由於孫璉昌房系與孫桂香房系是十世孫宗榮的兩個分支房系，其中十二世孫璉昌是十一世孫鼎標的次子，十二世孫貴元（孫桂香的直系祖）是十一世孫鼎茂的次子，十一世孫鼎茂和孫鼎標則是十世孫宗榮的長子和三子 ，由此可知 ，十二世孫貴元與孫璉昌為同房堂兄弟，亦即孫貴元房系（即孫桂香房系）與孫璉昌房系是同房分支關係。由於孫璉昌與孫貴元均為十世孫宗榮之孫，其父輩孫鼎標和孫鼎茂又是親兄弟，由此可知孫鼎標和孫鼎茂的生年很接近 ，孫璉昌與孫貴元的生年也很接近 ，因此 ，只要能知道孫鼎茂和孫貴元父子的生年 ，那麼 ，也就等於知道了孫鼎標和孫璉昌父子的生年。現將孫璉昌房系與孫貴元房系的分支關係圖示如下：圖 1 孫璉昌房系與孫貴元房系的分支關係 既然 《忠壩譜》 記載了一世孫友松的入粵時間和十六世孫桂香的生年，那麼 ，我們就可以通過推算孫桂香房系各代人的平均代間及其大致生年而獲知孫璉昌房系各代人的大致生年。 所謂平均代間，又稱平均傳代代間，是指連續3代以上之人其生年之間的平均間隔長度。由於每代人必須到一定年齡才能傳出下一代，且每代人在其傳代璉中的位置是固定不變的 ，因此可以用兩個相隔數代之人的生年來推算這個傳代璉中各代人的平均代間，然後根據平均代間來推算中間各代人的大致生年。雖然推算出的生年（簡稱推算生年）與其實際生年之間或有誤差，但這個誤差一般不會超過20年。因此 ，只要能推算出某人的大致生年 ，那麼 ，也就基本上等於知道了某人的實際生年。 由於 《忠壩譜》 記載始祖孫友松兄弟於明朝永樂年間（1403-1424）遷居忠壩 “遂家於此”，筆者假定他們遷居的時間是永樂中期即1413年 ，又假定孫友松遷居時是35歲（從 《忠壩譜》 序文來看，孫友松兄弟由福建遷到廣東紫金忠壩，顯然經過了跋山涉水的長途旅行 ，他們遷居時肯定已經成年 ，其遷居時孫友松的合理年齡應在20歲到35歲之間，筆者選擇了35歲這個年紀稍大但仍合理的年齡進行討論），即其約生於1378年 ，則從一世孫友松的生年（約1378）到十六世孫桂香的生年（1881）共計約503年 ，其間相隔15代 ，其各代人的平均代間為（1881－1378）÷15≈ 33.5年。這個平均代間值雖大於30年這個古代中國人的總平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友松 —— 敬忠 —— 永良 —— 懷文 —— 鳳宗 —— 明亯 —— 仕伯 —— 紹宗 —— 乃和— — 宗耀宗榮宗佑宗蘭鼎茂鼎山鼎標富元貴元發元旺元捷元璉盛璉 昌璉橋

均代間大約值 ，但小於35年這個總平均代間的最大波動值 ，故知這個平均代間是合理的。這個平均代間還顯示：孫桂香房系的傳代速度（33.5年/ 平均每代）要比古代中國人的總平均傳代速度（約30年/ 平均每代）慢一點。 推算出一世孫友松至十六世孫桂香之間各代人的平均代間，就可以根據一世孫友松的生年（約1378年）依次遞加33.5年或根據十六世孫桂香的生年（1881）依次遞減33.5年，來推算孫桂香房系二世至十五世各代人的大致生年（推算生年）。如以孫友松的生年推算二世孫敬忠約生於1412年 ，三世孫永良約生於1445年，四世孫懷文約生於1479年 ，五世孫鳳宗約生於1512年，六世孫明亯約生於1546年，七世孫仕伯約生於1579年 ，八世孫紹宗約生於1612年 ，九世孫乃和約生於1646年 ，十世孫宗榮約生於1680年，十一世孫鼎茂（孫宗榮的長子）約生於1713年 ，十二世孫貴元（孫鼎茂的次子）約生於1747年，十三世孫景泰（孫貴元的次子）約生於1780年 ，十四世孫贊譜（孫景泰的次子）約生於1814年 ，十五世孫壽寶（孫贊譜的長子、孫桂香之父）約生於1847年。 由於孫璉昌房系與孫桂香房系是從第十一世開始分支的，其前十世各代人完全相同，且十一世孫鼎茂與孫鼎標的生年很接近 ，十二世孫璉昌與孫貴元的生年也很接近 ，故知孫璉昌房系的平均代間與孫貴元房系亦即孫桂香房系的平均代間出入甚微 ，因此可以把孫桂香房系的平均代間視為孫璉昌房系的平均代間。由於十一世孫鼎茂約生於1713年 ，故知孫鼎標也大約生於1713年 ；由於十二世孫貴元約生於1747年 ，故知孫 昌也大約生於1747年。因1747年是乾隆十二年 ，故知孫 昌是乾隆（1736-1795）時人。即使孫昌的實際生年比推算生年早20年，那麼 ，他至多也只能提前到1727年左右出生。但是，香山的孫連昌去世於1728年 ，這就基本上可以肯定 ，紫金的孫 昌是在香山的孫連昌去世之後才出生的，他與香山的孫連昌根本不是同一人。三、羅香林關於孫璉昌即孫連昌的推斷是完全錯誤的 （一） 羅香林的推算不合理 前面提到羅香林曾認為， “自明永樂中葉，至上文所考定之連昌公生年，即康熙八年 ，凡曆二百五六十年 ，平均每世積二十餘年 ，以中國崇向早婚 ，生子較早之情勢考之，亦無不符”。這個推算顯然是以孫友松遷居時的明永樂（1403-1424）中葉即1413年至香山孫連昌的生年——康熙八年即1669年共計256年，然後除以11（相隔11代）而得出其各代的 “平均代間”為23.2年來敘述的。但是 ，23.2年這個平均代間，在非長房長子長孫傳代的家庭中很難達到 ，因為要滿足23.2年這個平均代間值 ，就要求在直系傳代過程中，絕大多數的父親所傳出的第一個孩子都是兒子 ，且這些父親傳出第一個兒子時的平均年齡不能超過23.2歲 ，否則 ，是難以滿足這個平均代間要求的。而羅香林 “以中國崇向早婚 ，生子較早之情勢”認為“二十餘年”這個平均代間 “亦無不符”的看法 ，只適用於長房長子長孫傳代或基本上屬於長房長子長孫傳代的家庭 ，不適用於其他類型如長房長子長孫傳代較少的家庭。而30年這個總平均代間值 ，已經包含了古代中國人早婚這個因素。當然 ，在長房長子長孫傳代家庭中，其平均代間確實能達到23.2年這個平均代間值 ，但長房長子長孫傳代的家庭相對較少 ，大多數家庭的傳代都是由不同房次之人穿插進行的。從《忠壩譜》 所記孫 昌房系來看，除了二世有4人、三世有2人、十一世有3人、十二世有3人之外 ，另知八世至少有2人 ，其餘世次只記有1人。而在孫璉昌房系的直系傳代者中，屬於非長房傳代者至少有：三世為次房 ，八世為次房 ，十一世為次房 ，十二世為三房。而其他只記有1人者，因該譜未記載其父生幾子，故無法判斷這些人是否都是單傳 ，但即使其中有人是單傳，那四至七世連續4代都是單傳的可能性也很小。且即使這些人都是單傳 ，那他們也未必都是其父的第一胎 ，有人或者還有姐姐 ，或者兄長早觴或未記。總起來看，23.2年這個 “平均代間”和孫璉昌房系的傳代房次本身已經證明羅香林的推算是很不合理璉璉璉 璉

的。至於羅香林在沒有證實紫金孫璉昌即香山孫連昌的前提下，就以紫金孫友松和香山孫連昌這兩個沒有傳代關係之人的生活時代來討論他們之間 “傳代關係”合理性的方法就更成問題了，因為要討論孫璉昌與孫連昌是否同時代人或同一人問題 ，首先要根據 《忠壩譜》 記載的孫友松和孫桂香的生活時代或生年 ，來推算孫璉昌的生活時代或生年，然後再討論紫金孫璉昌與香山孫連昌是否同時代人或同一人問題。在沒有證明紫金孫璉昌即香山孫連昌的前提下，無論如何 ，都不能用忠壩孫友松的入粵時間和香山孫連昌的生年來討論他們之間 “傳代關係”的合理性問題。 以上是按羅香林的推算方法討論以永樂中期（1413）為起始推算紫金孫友松至香山孫連昌之間 “傳代關係”的不合理性。如果以筆者推算的孫友松生年（約1378）為起始，再按羅香林的推算方法討論紫金孫友松至香山孫連昌之間的 “傳代關係”，則從1378年至香山孫連昌的生年（1669）相距約291年 ，假如他們 “相隔”11代 ，則其“平均代間”為（1669 －1378）÷11≈ 26.4年。這個 “平均代間”雖有其合理性 ，但它是以紫金孫友松與香山孫連昌的生活時代來推算的，而如果以26.4年這個 “平均代間”來推算孫友松（約生於1378）至孫桂香（生於1881）之間的相隔代數，則為（1881－1378）÷26.4 ≈ 19代 ，亦即孫桂香應是孫友松第二十世孫，並非其第十六世孫。這也證明羅香林以紫金孫友松和香山孫連昌的生活時代來討論紫金孫友松與香山孫連昌之間 “傳代關係”合理性的方法是很不科學的，至於這個 “平均代間”與孫友松至孫桂香之間的實際平均代間（33.5年）和實際傳代代數（15代）之間所存在的巨大誤差問題 ，就更不必說了。 也可以反過來以孫桂香的生年和孫桂香房系及孫 昌房系的實際平均代間33.5年來推算紫金孫 昌的推算生年約在1747年 ，而1747年距香山孫連昌的生年（1669）約有78年之差，很顯然 ，紫金孫 昌與香山孫連昌不是同一人，由此也證明羅香林以紫金孫友松和香山孫連昌的生活時代來討論孫友松與孫連昌之間“傳代關係”合理性的方法是完全錯誤的。 另外 ，由孫友松傳到十世孫宗榮已到1680年前後 ，而若按羅香林的演算法推算孫友松（約生於1378）至十世孫宗榮的生年（平均代間為26.4年），則孫宗榮約生於1378 ＋（26.4×9）≈ 1616年。但是 ，若十世孫宗榮約生於1616年 ，到十六世孫桂香的生年（1881）共計265年 ，因他們相隔6代 ，則其平均代間為265÷6≈ 44.2年 ，這意味着從孫宗榮到孫壽寶（孫桂香之父）這6代人連續傳代的平均年齡都要達到44.2歲 ，這顯然是十分不合理的 ，也是絕對不可能的。 此外 ，如果紫金的孫 昌生於1669年 ，其與孫友松之間的平均代間為26.4年 ，而其與孫桂香之間的平均代間卻為（1881－1669）÷4 ＝ 53年 ，孫 昌之前和之後的兩個平均代間如此懸殊是絕對不可能的。這種情況也表明羅香林以沒有傳代關係的孫友松和孫連昌的生活時代而探討其 “傳代關係”合理性的方法是完全錯誤的，同時也證明紫金的孫璉昌絕非香山的孫連昌。 還有 ，如果紫金的孫友松 “是”香山孫連昌的始祖 ，亦即孫友松與香山孫連昌之間的 “平均代間”是26.4年 ，而十二世孫連昌至十八世孫中山之間的平均代間卻是（1866 －1669）÷6 ≈ 32.8年 ，這也證明羅香林的推斷及其推算方法很有問題。 （二） 孫璉昌絕非孫連昌其人 儘管筆者關於紫金孫璉昌房系部分人的推算生年與其實際生年或有誤差 ，但這個誤差一般不會超過20年。又由於東莞孫中山房系的平均代間是33.4年（如圖2），而紫金孫璉昌房系的平均代間是33.5年 ，這意味着東莞孫中山房系的傳代速度（33.4年/ 平均每代）與紫金孫 昌房系的傳代速度（33.5年/ 平均每代）幾乎是相同的。由於兩個房系的傳代速度是幾乎相同的，且知兩個房系的始祖生年不同，這意味着兩個房系同一世次之人生活在不同的時代。

圖2 東莞孫中山房系的平均代間圖 如紫金孫 昌的始祖孫友松約生於1378年，而東莞孫中山的始祖孫常德生於1298年，亦即孫友松比孫常德晚出生約80年 ，這意味着兩地孫氏始祖生年相錯了將近3代人；再如東莞十二世孫連昌生於1669年 ，而紫金十二世孫 昌約生於1747年 ，亦即孫 昌比孫連昌晚出生約78年 ，仍然相錯了將近3代人。現將兩個房系各世次之人的生年及其對應關係匯集如下： 東莞始祖孫常德生於1298年 ，紫金無同時代對應之人 ； 東莞二世孫貴華約生於1332年 ，紫金無同時代對應之人 ； 東莞三世孫禮禋約生於1366年 ，與紫金始祖孫友松（約生於1378年）為同時代人； 東莞四世孫受約生於1400年 ，與紫金二世孫敬忠（約生於1412年）為同時代人； 東莞五世孫玄（號禮贊）約生於1435年 ，與紫金三世孫永良（約生於1445年）為同時代人； 東莞六世孫樂南生於1469年 ，與紫金四世孫懷文（約生於1479年）為同時代人； 東莞七世孫耕隱約生於1502年 ，與紫金五世孫鳳宗（約生於1512年）為同時代人； 東莞八世孫懷堂約生於1536年 ，與紫金六世孫明亯（約生於1546年）為同時代人 ； 東莞九世孫派清約生於1569年 ，與紫金七世孫仕伯（約生於1579年）為同時代人； 東莞十世孫直（植）尚約生於1602年 ，與紫金八世孫紹宗（約生於1612年）為同時人； 東莞十一世孫瑞英約生於1636年 ，與紫金九世孫乃和（約生於1646年）為同時代人； 東莞十二世孫連昌生於1669年 ，與紫金十世孫宗榮（約生於1680年）為同時代人； 東莞十三世孫逈千生於1701年 ，與紫金十一世孫鼎標（約生於1713年）為同時代人； 東莞十四世孫殿朝生於1745年 ，與紫金十二世孫 昌（約生於1747年）為同時代人。 為進一步說明羅香林關於孫璉昌即孫連昌的推斷是錯誤的，筆者將上數資料轉換成如圖3 ，以便於觀察。圖3 東莞和紫金兩個房系各世次對照圖說明 ：第一條帶箭頭的實線及線上所標世次數表示東莞孫中山房系各世次人的生年位置 ， “一世”所在位置表示從 1298年開始傳代 ：第二條帶箭頭的實線及線下所標世次數表示紫金孫璉昌房系各世次人的生年位置 ， “一世” 所在位置表示從1378年開始傳代 ；連接兩條實線的虛線表示東莞孫中山房系各世次人的生年與紫金孫 璉昌房 系各世次人生年之間的大致對應關係 。一世孫常德（1298年） 六世孫樂南（1469年） 十二世孫連昌（1669年） 十八世孫中山（1866年）17 1 年 200 年 197 年5代（代間34.2年） 6 代（代間33.3 年） 6 代（代間 32.8 年）371 年11 代（代間 33.7 年）568 年17代（代間33.4 年）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東莞房系世次）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 十二 （紫金房系世次）

從圖3來看 ，兩個房系同世次之人並非生活在同一時代 ，他們相錯了兩代人。 由兩個房系平均傳代速度幾乎相同、始祖生年不同及其同世次之人相錯兩代人的情況 ，完全可證實大約生於1747年的紫金十二世孫 昌是無法與生於1669年的香山十二世孫連昌實現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 ，亦即紫金的孫璉昌與香山的孫連昌絕非同一人。 （三） 忠壩孫氏十世孫宗蘭於清雍正七年健在之事實亦可資證明 根據 《忠壩譜》 的 《孫氏族譜序》 可知 ，忠壩孫氏在雍正七年（1729）修譜時，十世孫宗榮的弟弟孫宗蘭曾與十世孫宗麟、孫學容、孫慶祥、孫當蘭、孫如盛、孫任成、孫宗元以及十二世孫繼週一起修、校、序過雍正七年譜 ，這證明十世孫宗蘭在1729年尚健在。 由於孫宗蘭是孫宗榮的胞弟，孫宗榮又是孫桂香的直系先祖 ，故可由孫桂香的生年來推算孫宗蘭的生年。 因已知孫桂香房系的平均代間為33.5年 ，孫宗蘭為十世 ，孫桂香為十六世、生於1881年 ，他們相隔6代，故可推知孫宗蘭約生於1881－（33.5×6）＝ 1680年。因孫宗榮是孫乃和的次子 ，孫宗蘭是孫乃和的四子，孫宗蘭與哥哥孫宗榮不可能同時出生於1680年，故筆者假定孫宗蘭比孫宗榮小10歲 ，亦即孫宗蘭大約生於1690年。從1690年到雍正七年（1729）共計39年 ，由此證明孫宗蘭校譜時的年齡約為40歲 ，而這個年齡，又反過來證明他在雍正七年校譜確有其事 ，證明他的哥哥孫宗榮約生於1680年的推算是合理的，同時也證明孫宗榮、孫宗蘭兄弟與生於1669年的香山孫連昌是同時代人 ，孫宗榮的孫子孫 昌與香山孫連昌既不是同時代人 ，也不是同一人。此其一。 其二，由於香山的十二世孫連昌生於1669年、卒於1728年，而紫金的十世孫宗蘭到1729年尚健在 ，這就意味着紫金孫宗蘭及其哥哥孫宗榮不可能比香山的孫連昌早出生33.5×2 ＝ 67年（即2個平均代間數）。因為如果孫宗榮比香山孫連昌早出生約67年，亦即他約生於1602年 ，那麼 ，他的孫子孫 昌與香山孫連昌是同時代人的可能性就存在。問題是 ，如果他生於1602年 ，那就意味着他到1729年已127歲 ，他的弟弟也已117歲了，這顯然是非常不合理的，同時也表明他生於1602年以前的可能性並不存在。 筆者再假設孫宗榮生於1632年 ，這個年份表明孫宗榮與孫璉昌（假如後者生於1669年）之間的平均代間是（1669 －1632）÷2＝18.5年 ，這是滿足紫金孫 昌生於1669年的極限要求。由於從1632年到1729年仍有97年的距離 ，即使孫宗榮的弟弟孫宗蘭到1729年尚在世 ，但87歲高齡的人也顯然難以從事需要非常細心的校譜事務了；更何況孫宗榮與孫桂香之間的平均代間達到（1881－1632）÷6＝41.5年 ，超出總平均代間最大波動值35年很多；至於從孫 昌（假如他生於1669年）到孫桂香之間共5代人的平均代間達到（1881－1669）÷4＝53年之數的可能性就更不必說了。這也就是說 ，孫宗榮生於1632年以前的可能性並不存在。由於1632年是孫宗榮傳出孫 昌（假如後者生於1669年）的極限年份 ，因此不必再討論把孫宗榮生年後移以討論孫 昌在1669年出生的可能性。因為實際上 ，當香山的十二世孫連昌出生時 ，紫金的十世孫宗榮或者尚未出生 ，或者剛剛出生；而紫金的十二世孫璉昌又或者在香山的十二世孫連昌去世之前剛剛出生，或者尚未出生。四、十四世孫見龍和十二世孫繼周不屬孫桂香房系 （一） 十四世孫見龍及其與孫友松 、 孫桂香之間的 “平均代間”證明孫璉昌與孫連昌 不是同一人 根據《忠壩譜》可知忠壩的《重修孫氏族譜序》是孫友松的 “十四世嗣孫見龍”於清光緒二年撰寫的。從孫見龍在序中自述他由咸豐三年（1853）開始編修族譜來看 ，他當時已是成年人 ，筆者假設他當時是50

歲，亦即他大約生於1803年 ，到光緒二年（1876）新譜修成並作序時，他大約是73歲，這個假設應是合理的。而從孫友松生年（約1378）到孫見龍生年（約1803）相距約425年 ，他們相隔13代，其平均代間為（1803－1378）÷13≈ 32.7年 ，這個平均代間顯然是合理的。由於這個平均代間與孫桂香房系的平均代間（33.5年）很接近 ，故知孫見龍房系與孫桂香房系的平均傳代速度是很接近的，由此也證明，筆者對孫桂香房系平均代間的推算既是合理的 ，又有別房的傳代情況相印證。 由於十四世孫見龍不是孫桂香房系之人，他與孫宗榮、孫璉昌、孫桂香之間自然沒有傳代關係。但為公平起見 ，筆者不妨假設他是孫璉昌之孫 ，以此來討論孫 昌的生活時代。如十四世孫見龍約生於1803年 ，根據其房系的平均代間32.7年可推算他的父親約生於1803 －32.7≈1770年，其祖父（假設是孫璉昌）約生於1770 －32.7 1738年。而1738年比香山孫連昌的生年（1669）晚了約69年，這等於紫金的孫 昌比香山的孫連昌晚出生了整整2個代間。即使紫金孫璉昌的實際生年比筆者按孫見龍生活時代推算的生年早20年 ，那他的生年與香山孫連昌的生年之間也至少還有49年的時間間隔。 而如果孫見龍是孫璉昌之孫 ，孫璉昌又生於1669年的話，那麼 ，從孫璉昌的生年（1669）到孫見龍的生年（約1803）相距134年，他們相隔2代 ，其 “平均代間”為（1803 －1669）÷2 ＝ 67年，這意味着孫璉昌和其兒子都必須在67歲時傳出下一代 ，但這絕對是不可能的。實際上，香山的孫連昌去世於 1728年，紫金的孫璉昌到1738年左右才出生，兩人不可能是同一人。還有，筆者根據孫見龍的生活時代推算孫璉昌的生年約在1738年 ，他是乾隆時人，與筆者根據孫桂香房系的平均代間推算孫 璉昌的生年約在1747年，兩者十分接近 ，這也證明孫見龍雖不是孫桂香房系之人 ，但因他所在房系的平均傳代速度與孫桂香房系的平均傳代速度非常接近 ，故可間接證明孫璉昌即孫連昌的可能性並不存在。 （二） 十二世孫繼周與十二世孫璉昌並非同時代人及孫繼周與孫宗榮 、孫桂香之間的 “平均代間”證明孫璉昌與孫連昌不是同一人 前面提到 《孫氏族譜序》 是由孫友松的 “十二世嗣孫繼周”於清雍正七年撰寫的。由於孫桂香編修的族譜並無孫繼周之名 ，這意味着他不是孫桂香房系即孫宗榮房系之人 ，他應是孫宗榮、孫宗蘭的宗親。 本來 ，由於十二世孫繼周不是孫桂香房系即孫宗榮房系之人 ，不必討論他與紫金十二世孫璉昌是否同時代人問題。但為公平起見 ，筆者認為有必要在此討論一下他與孫璉昌之間的生活時代關係。 儘管孫繼周在雍正七年（1729）為 《忠壩譜》 作過序 ，但他並未注明自己在當時的年齡，故筆者只能對其生年酌加推算。 筆者假設他作序時是70歲 ，亦即他大約生於1659年（與生於1669年的香山孫連昌均為康熙時人），又知其始祖孫友松大約生於1378年 ，由1378-1659年共計281年 ，他們相隔11代 ，其平均代間為（1659 －1378）÷11≈ 25.5年。這個平均代間意味着孫繼周房系的平均傳代速度（25.5年/ 平均每代）比孫桂香房系及孫 昌房系的平均傳代速度（33.5年/ 平均每代）快得多，平均每代快8年， 11代總共快了大約88年。按此平均代間推算 ，孫繼周的父親約生於1659 －25.5 ≈ 1634年 ，其祖父約生於1659 －（25.5×2）＝ 1608年。而若按孫桂香房系的平均代間推算 ，則十世孫宗榮實際上約生於1680年 ，十一世孫鼎標約生於1713年，十二世孫 昌約生於1747年 ，現將十二世孫繼周及其父祖的推算生年與十二世孫璉昌及其父祖的推算生年對比如下： 十二世孫繼周約生於1659年 ，其父（十一世）約生於1634年，其祖（十世）約生於1608年； 十二世孫璉昌約生於1747年 ，其父孫鼎標約生於1713年 ，其祖孫宗榮約生於1680年。 由此對比可以看出，孫繼周之祖（十世）的生年比十世孫宗榮的生年早約72年 ，孫繼周之父（十一世）的生年比孫宗榮之子孫鼎標的生年早約79年 ，十二世孫繼周的生年比孫宗榮之孫孫 昌的生年早約88年。這一對比表明：①由於孫繼周房系的平均傳代速度比較快 ，孫璉昌房系的平均傳代速度比較慢 ，當兩個房系傳到十世時 ，兩房同一世次之人相錯了兩代人以上；當兩個房系傳到十二世時，兩房同一世次之人相

錯了將近3代人。而正是這種相錯關係 ，才使十世孫宗榮、孫宗蘭（祖輩）與十二世孫繼周（孫輩）生活在同一時代，並在一起共事。② 通過這個對比也可以發現兩房同世次之人其生年之間的距離隨世次的遞增而不斷拉大 ，結果造成十二世孫繼周與十二世孫 昌生活在不同的時代 ，後者比前者晚出生約88年。③ 由於孫繼周與香山孫連昌為同時代人 ，他比紫金孫 昌早出生80多年 ，故知香山孫連昌比紫金孫 昌也早出生80 多年 ，由此證明紫金孫璉昌與香山孫連昌既不是同時代人 ，也不是同一人。 上面討論的是孫繼周與孫璉昌的生活時代關係 ，這裹討論孫繼周與孫宗榮兄弟之間傳代關係的不合理性。在此，筆者假設大約生於1659年的紫金十二世孫繼周 “是”孫宗榮兄弟之孫 ，亦即他們之間的 “平均代間”是25.5年 ，由這個 “平均代間”可推算孫宗榮兄弟的生年約為1659 －（25.5×2）＝ 1608年 ，而由1608年到孫宗蘭校譜時的1729年相距約121年 ，這表明孫宗榮兄弟絕對不能生於1608年左右。不要說孫宗榮生於1608年左右會與其弟孫宗蘭於1729年校譜之事實存在着矛盾 ，就是他生於能夠滿足孫繼周在1659年出生要求的1623年，即其 “平均代間”為（1659 －1623）÷2 ＝ 18年 ，那也與他的弟弟孫宗蘭在1729年能夠校譜的事實之間存在着極大的矛盾。 討論完孫繼周與孫宗榮、孫宗蘭之間傳代關係的不合理性 ，我們再看看孫繼周與孫桂香之間傳代關係的不合理性。 在此，筆者假設孫繼周 “是”孫桂香的直系先祖，那麼 ，按孫繼周房系的平均代間25.5年推算 ，則從十二世孫繼周 “繁衍”到十六世孫桂香只需要25.5×4 ＝ 102年 ，亦即孫桂香應在1659 ＋102 ＝ 1761年左右出生 ，這比孫桂香的實際生年（1881）少了120年 ，而這120年又幾乎等於5代人的平均代間（25.5年）總和，如果孫桂香真是孫繼周後代的話 ，那生於1881年的孫桂香絕對不會是十六世 ，而應是二十一世了。反過來，如果孫繼周 “是”孫桂香的直系先祖 ，那從孫繼周的生年（約1659）到孫桂香的生年（1881）相距222年，兩人相隔4代 ，其 “平均代間”達到55.5年 ，這等於要求從十二世孫繼周到十五世孫壽寶（孫桂香之父）連續4代人必須在55.5歲時傳出下一代 ，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由此證明孫繼周與孫桂香不是同一房系之人。 也可以反過來按孫桂香房系的平均代間推算由十二世孫繼周 “傳”到十六世孫桂香的 “生年” ，即1659 ＋（33.5×4） ＝ 1793年 ，而1793年距孫桂香的實際生年相差1881－1793 ＝ 88年之多，這個差距表明孫桂香不是孫繼周的後代 ，孫繼周也不是孫桂香的直系先祖。 還有 ，孫繼周房系的平均代間（25.5年）與孫桂香房系及孫 昌房系的平均代間（33.5年）之不同及孫桂香的十世叔祖孫宗蘭於1729年校譜之事實 ，均證明孫繼周不是孫桂香房系及孫 昌房系之人。 總之，儘管孫繼周與孫璉昌均為十二世 ，孫繼周與香山的十二世孫連昌均為康熙時人，但因孫繼周並不是孫桂香房系及孫璉昌房系之人，因此不能以孫繼周的生活時代討論紫金孫璉昌的生活時代 ，不能以孫繼周與紫金孫璉昌為同世次之人、孫繼周與香山孫連昌為同世次同時代之人為由，就斷定紫金孫璉昌與香山孫連昌為同時代人或同一人。如果要討論紫金孫璉昌是何時人問題 ，那只能以紫金孫桂香房系及孫璉昌房系的資料為依據，不能以別房資料為依據 ，更不能以孫中山家族的資料為依據，這是毫無疑問的，也是必須指出的。事實上，紫金孫璉昌與香山孫連昌並非同一人的依據 ，除了他們不是同時代人之外 ，還有他們的輩份用字、所在房次及其父名不一樣 ：紫金孫璉昌為 “璉”字輩 ，系次房 ，其兄字璉盛 ，其弟字璉橋 ，其父名鼎標 ；香山孫連昌為 “連”字輩 ，系三房 ，其長兄字連富 ，次兄字連德 ，其父名瑞英。五、結語 綜上推算和分析可知，紫金的十世孫宗榮與香山的十二世孫連昌是同時代（康熙時代）人 ，紫金的十一世孫鼎標與香山的十三世孫逈千是同時代（康雍乾時）人，紫金的十二世孫璉昌與香山的十四世孫殿朝是同

時代（乾隆時代）人 ，亦即紫金的孫璉昌與香山的孫連昌絕非同時代人 ，也絕非同一人。這是除 《翠亨孫氏家譜》 、 《翠亨孫氏先祖牌位紙》 、 《孫梅景等人賣田契》 、 《孫達成兄弟批種祖嘗山田合約》 、 《翠亨孫氏祖嘗帳冊》 、翠亨孫氏祖墳、 《翠亨孫家家譜略記》 、孫妙茜等翠亨孫氏族人口碑傳說、 《翠亨祖廟碑記》 、翠亨祖廟鐵鐘、翠亨祖廟大旗、 《中山大公日報》 關於翠亨孫氏遷墳活動報導、孫中山與親人在左埗頭與宗親合影 、孫中山在廣州與東莞員頭山和上沙宗親合影、傳單及報導以及 《總理故鄉調查紀要》 、 《〈總理家譜〉 照錄》 、 《總理故鄉史料徵集記》 、 《總理幼年事蹟初次報告》 、 《總理故鄉史料調查記》 等鐵證證明 “東莞說”為是、 “紫金說”為非的又一項鐵證。註 釋 ：1 鄧慕韓 ：《總理故鄉調查紀要》 ，載於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宣傳部編 《新聲》 月刊 ，第18期 ， 1930年11月25 日。 王斧 ：《總理故鄉史料徵集記》 ，載南京 《建國月刊》 ，第5卷 ，第1期 ， 1931年5 月。王斧 ：《〈總理家譜〉 照 錄》 ， 1930年11月手抄稿 ，藏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館（檔案號030/82）。鍾公任 ：《採訪總理幼年事蹟初次報 告》 、 《總理故鄉史料調查記》 ， 1931年5 月中旬和下旬整理 ，藏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館（檔案號0 30/88 030/368）。2 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 ：《函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請核辦上沙鄉代表孫繩武等請修正總理始遷祖一案》 ，載 於 《西南黨務》 月刊 ，第14 期 ， 1933 年3 月。3 羅香林 ：《國父家世源流考》 ，重慶 ：重慶商務印書館 ， 1942 年 ，第51頁 ，註21 。4 羅香林 ：《國父孫公中山家世考》 ，載於廣州 《更生評論》 ，第2 卷 ，第2期 ， 1938 年 。、

傳統觀念的現代詮釋——孫中山宣誓觀研究李吉奎* 宣誓、發誓 ，是一種莊嚴的承諾 ，是人類社會普遍使用的斷然保證。在中國上古時代 ，便有收在 《尚書》 中的 《甘誓》 、 《湯誓》 、 《泰誓》 、 《牧誓》 、 《秦誓》 等篇。千百年來，壇坫誓天，歃血為盟 ，不論是統治者還是匹夫匹婦 ，乃至秘密社會、公開政黨 ，都在玩這種既嚴肅又庸俗的遊戲。古人曾說：“大信不約”（《禮·學記》），但又說 “約言曰誓”（《禮·曲禮下》），可見古人重視約與誓 ，但同時又懷疑誠信問題，因為儘管 “信誓旦旦”，但違約、寒盟、背叛之事常有發生，在利害關頭，究竟是選擇利還是選擇義，是各有所求的。 孫中山自從投入反清革命之日始，便與宣誓的舉措聯繫在一起。他組織革命團體 ，加入者要宣誓。他不但要求他人，自己也一體實行 ，並無例外。他不但實行，而且有理論。作為傳統文化的一種模式 ，到了孫中山這裹 ，發揮到了極致。孫中山搞宣誓 ，當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有利於在特定形勢下進行活動。不過，無可諱言 ，他要求加入革命黨者應進行宣誓的儀文，以中華革命黨為例 ，它又具有嚴重的負面影響。那麼 ，孫中山的宣誓觀到底是怎樣一種狀況呢？本文擬從下述四個方面加以敘述：① 在孫中山能行使話語權的階段，入黨必須宣誓；② 將宣誓意義理論化 ，獨此一家；③ 中華革命黨入黨宣誓問題面面觀；④ 對嚴肅舉措與隨意性行為的考察。一、在孫中山能行使話語權的階段，入黨必須宣誓 根據孫中山本人的敘述， 1893年冬初 ，他與一些朋友曾在廣州城南廣雅書局內南園抗風軒討論成立團體，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但當時會員寥寥 ，尚無如何具體之組織 ，自然也就未出現誓詞這種東西。在上書李鴻章失敗之後，孫赴檀香山。他發現 “和平之法無可復施”，其手段“不能不稍易強迫”。1894年11月24 日，他在檀香山組建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在選舉領導成員後 ，孫中山令各會員填寫入會盟書， “其辭曰：‘聯盟某省某縣人某某，驅除韃虜 ，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 ，倘有貳心，神明鑒察。’宣誓時 ，由李昌朗誦誓詞 ，各以左手置耶教聖經上 ，舉右手向天依次讀之 ，如儀而散。”1洪門在美洲、檀香山等地的華人社會中盛行。它的秘密結社性質給孫中山提供了加入者誠信保證的內容與手續儀式。興中會是秘密結社，其成員又多為基督徒。這樣 ，興中會的宣誓便採用中西合璧的形式。到1895年2月成立香港興中會時 ，便放棄了左手按聖經的形式 ，其他方面則保留了下來。 興中會組織發展成員，除少量是知識份子外 ，主要是華僑、會黨和軍隊中的人。 1895年廣州重陽起義和1900年惠州起義相繼失敗 ，亡走海外的孫中山毫不氣餒。 1903年夏天，他發現留日學生漸增 ，便大力開展留學生的工作 ，在東京青山創辦軍事訓練班。 “成立之日，總理率諸生席地圈坐 ，總理則中立演講革命宗旨，並舉手宣誓曰：驅除韃虜 ，恢復中華 ，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如有不遵 ，應受處罰。”2同年9月下旬，孫中山赴檀香山，他發現該處的興中會組織被保皇會破壞了。他一方面與保皇派開展論戰，另* 中山大學 （廣州） 歷史系教授

方面則集結同志 ，組成中華革命軍。首批加盟者十餘人 ， “入會誓詞曰：驅除韃虜 ，恢復中華 ，創立民國 ，平均地權 ，如有反悔 ，任眾處罰。”關於這些活動 ，他在12 月間致友人函中（刊於1904年4 月26 日上海 《警鐘日報》）寫道：今日吾國言改革 ，應為貧富不均計 ， “故弟欲於革命時一齊做起，吾誓詞中已列此為四大事之一。”其誓詞曰：“聯盟革命人○○○，當天發誓，同心協力，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如有異心 ，任眾罪罰。”又稱：“公等既為同志，自可不拘形式。但其餘有志者 ，願協力相助，即請以此形式收為吾黨。弟今在檀香山，已將向時 ‘黨’字改為 ‘軍’字。”這則資料表明，革命組織曰會曰黨曰軍 ，名稱並不必過於重視，有名即可；但誓詞是必須的，因為要有宗旨、有約束。然而宣誓方式，可因人地不同而有所變通（即不拘形式） ；到1903年 ，孫中山革命的宣誓詞、革命宗旨，即日後的所謂十六字綱領 ，經過多年變化 ，至此已經成型。 孫中山此次在檀香山，為吸引到更多的華僑參加革命 ，經洪門大佬黃三德介紹，在火奴魯魯國安會館加盟洪門：“孫文親在五祖像前發三十六誓 ，願遵守洪門二十一條例十條禁。於是洪門封以洪棍之職，孫文欣然接受之。” 3為了進入美國開展活動方便 ， 1904年3月9 日，孫中山由其兄孫眉、母舅楊文納助其領取檀香山出生證。 3月13 日，在向法院宣誓後領到美國島屬居民所持之護照。4孫中山宣誓加入洪門，宣誓加入美國國籍，事實上都是為了從事革命活動的需要。他日後並不認為自己是美國人，民國以後還否認洪門與革命的關係 ，更不准洪門立案。這些舉措 ，從宣誓而言 ，給人如此印象，不過是革命家、權謀家為了達到目標的一種權宜行動 ，沒有甚麼別的企圖。 1904年4月，孫中山抵舊金山。他在該埠積極發動華僑 ，多次發表演說，刊行 《革命軍》 ，改組 《大同日報》 ，推銷軍需債券 ，在黃三德等人的幫助下，進行致公堂總註冊。他主訂致公堂新章程要義及規程80條。其綱領規定：“本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本堂以協力助成祖國施行宗旨為目的。”他在致公堂人士的支持下 ，從美西到美東，到處大放洪門，擴大影響，初步改變了原來由保皇派控制華僑社會的局面。 12月14 日，他離開紐約赴倫敦。翌年1月，又赴布魯塞爾、柏林、巴黎 ，在留學生中建立革命組織。 當時在歐洲留學的多數是兩湖、四川派出的官費生。孫中山發展學生加盟 ，頗有成效。在布魯塞爾時 ，曾為革命方略 ，即發動會黨與士兵孰為先的問題爭論了3 日3夜 ，結果始定為雙方並進。孫接着表示：“革命之方略既定 ，當各言建國之要。”於是各抒己見。孫因提議組織革命團體 ，眾皆贊成，則親書誓詞：“具願書人○○○當天發誓：驅除韃虜 ，恢復中華 ，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 ，任眾處罰。天運○年○月○日○○押。主盟人孫文。”朱和中對於誓約中天運紀年，魏宸組對於當天發誓一層 ，略有詰辯。孫中山認為宣誓手續非常重要， “非此無以表決心，且書載 《泰誓》 、 《牧誓》 ，自古已然。”眾始無異議 ，由朱和中起首 ，次第親書筆據。誓畢，孫乃與在場十餘人一一握手，欣然曰：“為君道喜 ，君已非清朝人矣。”並將親書誓文交賀子才等收執。復授與同黨晤面時各種秘密口號 ，手式為並指交鈎握手云。5 歐洲成立的革命團體 ，尚無名稱。 1905年8月東京中國同盟會成立後 ，始使用正式會名。不過在東京成立該會時 ，曾有人對 “平均地權”一項持疑義，要求取消 ，經孫一再解釋 ，始被接受。旋由孫擬一盟書，經眾推黃興、陳天華二人審定。盟書為：“聯盟人 ，○省○府○縣人○○○，當天發誓：驅除韃虜 ，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矢信矢忠 ，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眾處罰。天運乙巳年七月○日中國同盟會會員○○○”6 。眾各自書寫盟書一紙簽署 ，孫遂領導各人同舉右手向天宣誓如禮。誓畢 ，孫謂在幹事會未成立前 ，眾人盟書由其暫為保管 ，孫本人的盟書則由眾推舉黃興保管。接着，由孫在隔壁分別授會員以同志相見之握手暗號及秘密口號，隨與新會員一一行握手禮 ，並致祝賀之辭。在隨後制訂的 《革命方略》 中，又將十六字綱領在 《軍政府宣言》 中詳加解釋。在各地組建支部時，其宣誓內容也依東京方式進行。 但是 ，由於同盟會本部領導乏力、黨內無政府主義抬頭等原因，同盟會內部在1907 、 1909年兩次發

生倒孫風潮，已經宣誓的嚴肅誓詞 ，也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1907年8 月，東京部分黨人成立共進會 ，會章宗旨一如同盟會 ，但改平均地權為平均人權。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在發動第二次倒孫風潮失敗後 ，於1910年2月在東京成立光復會總部 ，顯然與同盟會分勢。對於上述情況，孫中山不可能一無所知。也許他認為東京同志有例在先，他也可以自行其是 ，故於同年3 月28 日抵檀香山後改組興中會組織為同盟會分會 ，其誓詞則改為 “驅除韃虜清朝，建立中華民國，實行三民（？民生）主義。”7 5月30 日，孫中山從檀香山赴日本。 6 月10 日抵橫濱。此行原計劃與黃興等人開會研究會務 ，但會未能開成 ，且日本當局徇清廷之請，要孫離開該國。此次日本之行是失敗的。孫對陶成章等之所為大為不爽，對宋教仁表示， “同盟會已取消矣，有力者盡可獨樹一幟”。譚人鳳認為， “中山以總理資格 ，放棄責任 ，而又不自請辭職 ，同人不得已商議改組”。籌組中部同盟會 ，於焉發端。在7月31日成立於上海的中部同盟會 ，其章程規定，“本會以推覆清政府、建設民主的立憲政體為主義” ，明顯地否定了十六字綱領。孫對此未見表態 ，但無論如何這不是他所樂見的態勢。 孫中山到南洋後，將南洋支部從新加坡遷往濱榔嶼。接着，他便是改變盟書內容、改易黨名。 1910年8月24 日，孫中山在覆鄧澤如函中稱：“至於盟書之改良，則殊非捨重就輕，乃再加嚴密耳。其前之中間四語，今改為三語 ，各包一主義 ，以完其說。其前之 ‘中國同盟會會員’字樣 ，今改為 ‘中華革命黨黨員’，以得名實相符 ，且可避南洋各殖民地政府之干涉” ， “若同盟會之名，在各殖民地皆未註冊 ，彼官吏可視為私會 ，非如革命黨之名有案可稽也。故盟書用之為宜（美洲、檀島已一律用之矣）。至團體與團體之往還，兩者俱可並用，隨人擇之。並附上盟書底稿一紙 ，祈為察照施行。” 8其盟書格式是 ： 聯盟人 省 府 縣（名） 當天發誓 ， 同心協力 ，廢滅韃虜清朝 ， 創立中華民國 ， 實行民生主義 。 矢信矢忠 ， 有始有卒 。 如或渝此 ，任眾處罰 。 中華革命黨黨員 押 主盟人 介紹人 天運 年 月 日立9 孫中山這樣改易黨名、誓詞，並未與黨內高級領導商議 ，完全是個人意氣用事，徒滋紛擾。結果 ，在南洋、美洲，兩名並用，誓詞不一 ，實際是降低了他在黨內的威信。連會名、誓詞都可以隨意改易，所謂“對天發誓”的意義，也就思過半矣。到了武昌起義以後， “革命軍興 ，革命黨消”的輿論便被造了出來。所幸黃興等革命黨人以大局為重 ，總理還是總理 ，孫中山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武昌起義之後，顯然是由黃興、宋教仁等人出面，同盟會本部在上海開展活動 ，並在1911年12月29日下午在匯中旅館舉行歡迎孫中山大會。 1912年元旦 ，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 ，孫中山宣誓就臨時大總統職：“顛覆滿洲專制政府 ，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 ，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 ，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 ，為列邦公認 ，斯時文當解大總統之職 ，謹以此誓於國民。” 101912年1月13 日，同盟會設總部於南京。 1月22 日，總部舉行會員會議 ，到會者十八省會員2000人，胡漢民代表孫中山提議修改誓詞為 “顛覆滿清政府 ，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獲一致通過。 11 3月3 日，同盟會本部在南京開全體大會 ，選舉孫中山為總理 ，黃興、黎元洪為協理。宣佈宗旨二事：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又通過政綱九條 ，並決議擴大黨為民國之最大政黨。在3月31日同盟會員之餞別會上，孫中山以在野之身，表示 “近日滿清退位 ，中華民國成立 ，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 ，惟有民生主義尚未着手 ，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1 2這樣 ，三民主義完整的體系便成為“一民主義”，這種變化，究竟是對國情認識不清 ，還是理論上的淺薄，研究者就各有說詞了。由於無法

對三民主義進行重新解釋 ，也就使得民初革命黨人不再準備在思想領域起領導作用，而是紛紛投身政治活動。孫黃均決心從事實業建設 ， 8月13 日二人聯名致電同盟會各支部 ，贊成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 ，宗旨為鞏固共和 ，實行平民政治 ，另有政綱五條 ，均未涉及主義問題 ，連 “一民主義”也沒有了。 8月25 日孫中山出席北京湖廣會館舉行的國民黨成立大會 ，被推為理事長（旋委託宋教仁代理） ，他在會上發表演說 ，亦僅是講到 “主張實行民生主義以防將來資本家虐待勞動者” ，別無所求。至於誓詞、宣誓一類的東西 ，便一概免了。 袁世凱刺殺宋教仁的槍聲 ，徹底打亂了孫中山10年築20 萬里鐵路的美夢。二次革命失敗後，孫黃等人相繼流亡日本，考慮集結力量，進行三次革命。由於在總結二次革命失敗原因、組建中華革命黨宣誓形式等方面產生嚴重分歧 ，孫中山與黃興已難於合作 ，造成黨內嚴重分裂（關於此節 ，下文將專門敘述）。 當袁氏就任臨時大總統時 ，也曾莊嚴昭告國人，謂 “本大總統受國民托付之重，就職宣誓，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 ，永不使帝制再見於中國。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但言猶在耳，不旋踵而袁氏背叛民國，帝制自為，終於身名不保。袁死之後，黎元洪、段祺瑞分任元首、閣揆。孫中山指望新政府能使國會行使職權 ，恢復約法，但未能如願 ，於是有兩次護法之舉。早在 1919年10月10 日，孫中山已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粵軍返旆之後 ，陳炯明擔任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長。 1921年5月5 日，孫中山在廣州任非常大總統。但孫陳之間在國內外一系列問題上發生分歧，最終導致 “六一六”陳部炮擊觀音山總統府之變。孫中山返回上海之後 ，開始從事聯俄容共改組國民黨的工作。 1923年1月上旬 ，他發佈通告，宣佈新頒制的宣言、黨綱、總章，其中規定， “入黨手續，誓約改為願書，國內外各部處以後對於新進黨員，應按照總章所規定之願書辦理。” 13但不久孫中山又改變了主意。陳炯明很快被滇桂聯軍逐出廣州。在孫即將返粵之際 ，國民黨在上海召開聯席會議 ，據1923年2月8 日彭素民報告孫中山，關於入黨宣誓一層 ，本次聯席會議討論結果， “多數主張不必宣誓；惟以事關重大，因決定仍請總理明教 ，以定標準。”孫中山批示：“入黨與受職 ，皆當宣誓 ，乃能振興本黨精神。” 14 至於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當1922年8月25 日馬林與孫中山會談時 ，孫已答應加入國民黨可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從他的辦法，以後據此實施。從後續情況看，入黨時有人主盟，須填寫願書及宣誓 ，是有記錄可稽的。張國燾回憶他加入國民黨時的情景：“於是在張繼的客廳中，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入黨儀式，我舉起右手宣讀的入黨詞，已不是甚麼服從孫中山先生，而是擁護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宣讀之後，是我們共同簽名，而不是打手模了。”隨後，張繼把張入黨書立即交給孫中山。這樣，口頭指天發誓、打指模之類的形式 ，已不復見於文書 ，可能是局面不同往昔 ，便隨緣免舉了。 綜上可知 ，孫中山對誓詞、宣誓 ，十分重視 ，並一以貫之。其中雖不無受西方文化影響，但主要是來源於傳統文化 ，且與秘密社會密不可分。對於誓詞的內容 ，原非一成不變，宣誓形式，更因人地不同而有所變通。他不但強調誓詞與宣誓重要，我們還將看到，他大概是中國歷史上對宣誓意義進行理論闡發僅見的一人。二、 將宣誓意義理論化，獨此一家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無法在國內立足 ，紛紛亡走海外。孫黃二人先後到了日本東京。在總結二次革命失敗原因時 ，孫中山認為黨員不遵守號令，對黃興尤 “刻責無已”，決心要做真黨魁 ，要黃 “靜養”兩年 ，不過問革命之事。他決心重新組黨，這個被成為中華革命黨的新黨，採用民權、民生二民主義，入黨時要填誓約 ，打指模。 1913年9月27 日，中華革命黨吸收第一批五名黨員，黨員第一號為浙江永嘉人王統（王統一），在孫中山主持下宣誓。 王統的誓約（其他黨員依此）如下 ； “立誓人王統為救中國危亡，拯民生困苦 ，願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

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 ，務達民權、民生兩目的，並創制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如左：一、實行宗旨，二、服從革命，三、盡忠職務 ，四、嚴守秘密，五、誓共死生。從茲永守此約 ，至死不渝，如有貳心，甘受殛刑。中華民國浙江省永嘉縣王統親筆（指印）民國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華革命黨黨部印）” 15 加入中華革命黨，不但一般黨員要簽誓約書 ，作為總理的孫中山也要簽誓約書。孫中山的誓約書全文如下：“立誓人孫文，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統率同志 ，再舉革命 ，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制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 ，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 ，特誠謹矢誓如左：① 實行宗旨，② 慎施命令 ，③ 盡忠職務 ，④ 嚴守秘密，⑤ 誓共死生。從茲永守此約 ，至死不渝，如有貳心，甘受殛刑。中華民國廣東省香山縣孫文（指印）民國三年七月八日立。” 16在同日公佈的《中華革命黨總章》 第二條規定， “本黨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第七條規定， “凡進本黨者必須以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而圖革命之成功為條件 ，立約宣誓，永久遵守。”對於這些規定的由來，同年4 月18 日孫中山致南洋革命黨人函中說得明白，是 “因鑒於前此之散漫不統一之病 ，此次立黨 ，特主服從黨魁命令 ，並須各具誓約”。居正的有關回憶 ，說得更為明白：孫中山認為， “一、革命必須有惟一（崇高偉大）之領袖 ，然後才能提挈得起 ，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二、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或互相爭雄長 ，必須在惟一領袖之下 ，絕對服從。”“三、我是推翻專制 ，建立共和 ，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 ，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轍。”“四、再舉革命 ，非我不行。同志要再舉革命，非服從我不行。我不是包辦革命，而是畢生致力於國民革命 ，對於革命道理 ，有真知灼見；對於革命方略，有切實措施。同志鑒於過去之失敗 ，蘄求未來之成功 ，應該一致覺悟。我敢說除我外，無革命之導師。如果面從心違，我尚認為不是革命的同志，況並將 ‘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一句抹煞 ，這是我不能答應（的）。”對於按指模 ，他更認為此舉實為 “昭信誓”、 “驗誠實”、 “重犧牲”、 “明團結”之必需。17他對同盟會時期的倒孫風潮 ，記憶憂新。 1914年9月1日發佈的中華革命黨成立通告內稱：此後國內外尚存之國民黨組織 ， “希即一律改組為中華革命黨” ， “均以履行總章第七條之手續書寫誓約者 ，認為本黨黨員，協力同心，共圖三次革命。”而 “此次辦法，務在追本清源 ，（一）迸（摒）斥官僚 ；（二）淘汰偽革命黨 ，以收完全統一之效 ；不致如第一次革命時代 ，異黨入據 ，以偽亂真。” 18 對於按指模 ，最為人所詬病，認為跡近侮辱。孫中山可能感到實在說不過去，從對黨魁的忠誠保證 ，改變說辭，說是為了保證第三次革命成功之後享受元勳公民（首義黨人）的 “優先權利” ， “欲防假偽 ，當以指模為證據。蓋指模人人不同，終身不改 ，無論如何巧詐 ，終不能作偽也 ，此本黨用指模意也。”“務望將此意向同志解釋明白，不必以外國有用於犯人而生忌諱 ，至壞良法美意 ，以至將來自誤也。” 19 話是這麼說 ，到底有沒有人相信，那就難說了。 “第三次革命”成功將造就一小撮攫取特權的 “元勳公民”，享受特殊性的待遇 ，這恐怕不是甚麼良法美意，更非反袁的真正用心，否則就與孫中山歷來昌言 “自由、平等、博愛”相悖論了。 如果說， 1913-1914年間孫中山有關宣誓的言論是出於說明組建中華革命黨進行反袁所必須的話 ，那麼 ， 1919年撰寫 《孫文學說》 時用長篇文字討論宣誓問題的重大政治意義，則更多是着眼於總結歷史教訓與面向未來了。 首先，孫中山認為，辛亥革命的成功 ，是全賴對信條的當眾正式宣誓。他申論說：“吾人之立同盟會以擔任革命也，先從事於鼓吹，而後集其有志於天下國家之任者，共立信誓 ，以實行三民主義為精神，以創立中華民國為目的。其不信仰此信條當眾宣誓者，吾不承認其為革命黨也。其初 ，一般之志士莫不視吾黨宣誓儀文為形式上之事 ，以為無補於進行。乃數年之間，革命黨之勢力膨脹 ，團體固結 ，卒能推倒滿清者 ，則全賴有此宣誓之儀文 ，以成一黨心理之結合也。一黨尚如此 ，況其一國乎 ！” 其次，他認為宣誓是當世文明國家法治之通例。要將被譏為一盤散沙的四萬萬人成為一機體結合之法治國家， “則必從宣誓發其正心誠意之端 ，而後修、齊、治、平之望可幾也。”“今世文明法治之國，莫不以宣誓為法制之根本手續也。故其對於入籍歸化之民 ，則必要其宣誓表示誠心 ，尊崇其國體 ，恪守其憲

章 ，竭力於義務 ，而後乃得認為國民；否則終身居其國，仍以外人相視，而不得同享國民之權利也。其對於本國之官吏、議員，亦必先行宣誓 ，乃得受職。若遇有國體之改革，則新國家之政府必要全國之人民一一宣誓 ，以表贊同，否則且以敵人相待 ，而立逐出境也。此近世文明法治之通例也。”他進而稱：“請觀今回戰後，歐洲之新成國家、革命國家，其有能早行其國民之宣誓者，則其國必治；如有不能行此、不知行此者，則其國必大亂不止也。中國之有今日者 ，此也。” 第三，他認為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是逼他宣誓的結果。當民國建元之始，孫中山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 ，他要求 “從此凡文武官吏、軍士、人民當一律宣誓 ，表示歸順民國，而盡其忠勤。而吾黨同志以此為不急之務 ，期期不可，極端反對，予亦莫可如何 ，故作罷論。後袁世凱繼予總統任 ，予於此點特為注重 ，而同人則多漠視。予以有我先例在，決不能稍事遷就，而袁氏亦以此為不關緊要之事也，故惟予言是聽 ，於是乃有服膺共和、永絕帝制之表示也。其後不幸袁氏果有背盟稱帝之舉 ，而有此一宣誓之故，俾吾人有極大之理由以討罰（伐）之，而各友邦亦直我而曲彼 ，於是乃有勸告取消之舉。袁氏帝制之所以失敗者，取消帝制為其極大之原因也。”他具體分析由於否定誓詞，在列強反對之下，袁氏不得不取消帝制，取消帝制又加劇袁氏統治集團分崩離析 ，導致袁氏加速死亡之間的關係 ，至謂 “惟有此信誓也則不然矣，故得列強之主張公道 ，而維持中國之共和國。由是觀之 ，信誓豈不重哉 ！” 第四，孫中山認為，由於黨人在民元不重視信誓，造成建設之失敗。 “乃吾黨之士於民國建設之始，則以信誓為不急之務而請罷之，且以予主張為理想者，則多屬乎此等淺近易行之事也。夫吾人於結黨之時已遵行宣誓之儀矣 ，乃於開國之初與民更始之日，則罷此法治根本之宣誓典禮 ，此建設失敗之一大原因也。”他認為，當時若按照他提出的主張 ，凡歸順的官吏、新進的國民必當對於民國為正心誠意的宣誓 ，以表示其擁護民國，扶植民權 ，勵進民生；必照行其宣誓之典禮者，乃得享民國國民之權利，否則仍視為清朝之臣民。其既宣誓而後 ，有違背民國之行為者，乃得科以叛逆之罪，於法律上始有根據也。但除了少數革命黨人和袁世凱以外，其餘四萬萬人原不負何等良心 ，法律上之責任，故對仍然作惡的昔日官吏、武人及反革命黨 ，便無所謂良心之自責、法律之制裁。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 ，孫中山提出，國民 “當急起直追 ，萬眾一起 ，先奠國基於方寸之地，為去舊更新之始 ，以成良心上之建設也。”“予請率先行之 ，誓曰：孫文正心誠意 ， 當眾宣誓 ：從此去舊更新 ， 自立為國民 ； 盡忠竭力 ，擁護中華民國 ， 實行三民主義 ，採用五權憲法 ；務使政治修明 ，人民安樂 ，措國基於永固 ，維世界之和平 。 此誓 。 中華民國八年正月十二日 孫文立誓此宣誓典禮本由政府執行之 ，然今日民國政府之自身尚未有此資格 ，則不得執行此典禮也。” 孫中山希望有志之士 “各於其本縣組織一地方自治會 ，發起者照式宣誓。會成而後，由會中各員向全縣人民執行之，必親筆簽名於誓章 ，舉右手向眾宣讀之。其誓章藏之自治會 ，而發給憑照，必使普及於全縣之成年男女。一縣告竣 ，當助他縣創立自治會以推行之。”他最後表示：“凡行此宣誓之典禮者，問良心 ，按法律 ，始得無憾而稱為中華民國之國民，否則仍為清朝之遺民而已。民國之能成立與否，則全視吾國人之樂否行此歸順民國之典禮也。愛國之士 ，其率先行之！” 20 從上述文字資料不難看出 ，孫中山亟亟於提倡宣誓文化，是為了建設一個法治的民國，民生樂利的社會 ，可謂用心良苦。但他最後提出的希望，沒有具體操作的保證。這些有志之士是些甚麼人？ 自治會與權力機關是甚麼關係？活動經費從何處籌措？ 自治會機構如何設置、保衛？如此等等，看了孫中山的倡議 ，不免令人如墜五里霧中。他的宣誓理論 ，作為思想資料保存了下來，經過80多年 ，仍然未見有人去實施

它。究其原因，恐怕是雖大言炎炎 ，而無補於事。 宣誓這種事體雖然不複雜，但圍繞宣誓的儀文問題卻麻煩多多。對於這一點，孫中山作為主持者當有切膚感受。為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回過頭去重新考察一個宣誓的案例：宣誓問題與組建中華革命黨的鬥爭。三、中華革命黨入黨宣誓問題面面觀 如前所述 ，孫中山在東京籌組中華革命黨，於1913年9 月27 日吸收了第一批五名黨員。次年7 月8日，該黨正式成立。孫在一封信中寫道：“當時立黨（按指國民黨——引者）徒眩於自由平等之說 ，未嘗以統一號令、服從黨魁為條件耳。”“是以此次重組革命黨 ，首以服從命令為惟一之條件。凡入黨各員 ，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 ，毫無疑慮而後可。”“本黨係秘密結黨，非政黨性質。” 21這種擅自取消國民黨、填誓詞、按指模、宣誓效忠一人的手段 ，類同秘密社會活動 ，但它卻是為了第三次革命的偉大使命。孫之此舉，達到黨內乾綱獨斷的地步 ，理所必然地遭到原國民黨內一批重要幹部的反對，因而拒絕按規定加入中華革命黨。 由於黨內已無任何力量可以制衡孫中山，故他可以以本人的意志號令一切。這樣，在進行反袁鬥爭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問題。 首先，是將黨的綱領定位為二民主義，即實行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易言之 ，民族主義不提了，不論對內對外 ，均無民族主義目標 ，自然也不存在甚麼反對帝國主義。這樣 ，為了反袁而求助於日本財閥、軍閥、浪人及政客 ，也就不存在理論上的困難了。 其次 ，有關中華革命黨的相關規定使得大批原同盟會、國民黨的重要幹部另組歐事研究會、中華水利社。孫中山的親信 ，除廖仲愷別無意見外 ，胡漢民是為顧全大局才加入的。汪精衛遠走歐洲，不與聞組織新黨之事。朱執信遲遲拒不參加 ，至1915年11月始行加入。22強硬者另外結社 ，懷疑者局外旁觀，軟弱回歸北京，中華革命黨勢力實在有限。國內反袁勢力在日本人的幕後指揮下開始 “排袁” ，護國軍首先舉旗。孫中山的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在山東活動亦得力於外力之助 ，這已不是甚麼秘密。政客們為了奪取國家權力，不惜尋求外國、甚至謀我日亟的國家的援助 ，這不能不說是中國人的悲哀。 1924年8月30 日，孫中山在國民黨中央全會上講話時不無傷感地指出：“黨員應絕對服從自己的領袖和他的領導，因此我們在過去組織了中華革命黨。那時每一個黨員都宣誓，但後來表明，宣誓歸宣誓 ，黨員根本不尊重我的指示。我們的同志 ，還有我們的軍隊，只有當命令對他們有利時才服從，反之往往拒絕服從。” 23按照孫中山規定的辦法加入中華革命黨的人，究竟有無因違反紀律而受懲罰的案例 ，不詳。至於日本警方認為第一號黨員王統一是袁氏的密探 ，此說可能缺乏證據 ，故孫中山對王也未見有任何懲處 ，仍然信賴如故。令人不解的是 ，原任孫中山秘書而後與孔祥熙結婚的宋藹齡 ，在1914年9 月隨丈夫返山西太谷分娩路經北京。在京期間，孔祥熙給袁世凱的英籍顧問莫理循寫信 ，信中建議袁氏大赦革命黨人 ，召回孫中山共赴國難 ，防止被日本利用。 24這個建議雖缺乏可行性 ，但孔 、宋二人此舉出於何種動機 ，值得深思。它至少表明，在孫中山最親近的人中，便有人對孫為反袁而量身定造的中華革命黨的活動不以為然。 中華革命黨在反袁時期海內外究竟發展了多少黨員 ，均未見記載。按照它的總章規定 ，革命成功之日， “凡於革命軍未起義之前進黨者 ，為首義黨員” ，是中華革命黨元勳公民 ，與其他協助黨員、普通黨員政治地位不同。但是，當袁氏死後，孫中山即下令停止各地軍事活動，當年的承諾 ，也不見有人再提起它。 第三，總理—— “真黨魁”獨裁，造成黨內個人權力失控。任何文明政治都有制衡權力的機制 ，孫中

山亦明白此點，故五權憲法有監察院之設置。然而 ，他毀黨建黨，要黨員服從他一人。這種黨既屬秘密性質 ，也就決定了黨內不可能公開決策。二次流亡日本後 ，孫中山曾與美國駐日大使館、美國商人聯繫，希望取得美方援助 ，但無功而返。孫中山因為與日本有長期交往 ，此次又得日本人保護居留日本 ，所以完全指望日本支持他進行三次革命。有關他與日方人士 ，如政界的桂太郎、大隈重信、犬養毅、板垣退助等 ；軍界的飯野吉三郎 、辻村楠造、田中義一、上原勇作、秋山真之、福田雅太郎等 ；財界的森恪、澀澤榮一、大倉喜八郎、山本條太郎、久原房之助、犬塚信太郎等 ，關係密切 ，浪人領袖頭山滿實際上是孫中山安全的保證人。根據日本警視部門保存的資料 ，孫中山當時與日本各界廣有交往 ，上揭人士，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就本文的主題 “誓約”而言 ，孫中山在與日本人的交往中，亦有所體現。例如， 1913年9月13 日與飯野吉三郎（其岳父為貴族院議員，他本人曾任軍部經理局長、時任精神團主持人）訂立 “誓約書”，內謂 “（孫方將來）若政治上或經濟上不得不同其他外國合作時，則事先通告貴團之指定代表人 ，應在徵其同意後方實行之。”這個精神團，相當於後來的 “在鄉軍人會”。後來因對方未能及時履行支持 ，孫提出並廢止了 “誓約書”。 1914年5月11日，孫向新上台的大隈首相寫了一封長函，稱 “今日日本，宜助支那革新 ，以救東亞危局 ，而支那之報酬 ，則開放全國市場 ，以惠日本工商。”“如見於實行 ，則日本固可一躍而躋英國現有之地位 ，為世界之首雄”。函發之後 ，未見答復。 1915年2月5 日，孫中山、陳其美與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郎訂立 《中日盟約》 十一條 ；3月14 日，孫給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寫信 ，連同上述 《中日盟約》 ，由王統一交給小池。今案，大隈重信內閣向袁世凱提交的二十一條 ，即係由小池、田中義一（參謀本部次長）、秋山真之（海軍省次長）合謀擬定後提交給內閣的。日本人對孫中山僅以一亡命客視之 ，對於他亟亟於求助 ，未嘗予以重視，對所收函件與 “盟約”，也不予置答。後人從舊檔案中翻出 ，始廣佈於世 ，或疑或信 ，亦莫衷一是。另外 ，孫向久原房之助的七十萬日元借款，也是有“贊助”貸款人在華之 “事業”為條件的。25 這段時間，孫中山對宣誓問題確實十分重視。國際交往如此 ，黨內關係如此 ，私人關係亦如此。 1915年10 月25 日，在律師和田瑞見證下 ，孫與宋慶齡簽訂了日文的婚姻誓約書。 26這份誓約書，可能是孫中山一生最為有效的一個信用保證。除此之外 ，大概都屬於例行公事 ，成效不彰。 在非常時期 ，一個政府或黨派的首領相對集中權力以應付事態，本在常理之中。但權力毫無約束 ，儘管主事者所作所為並非謀取私利 ，若獨斷專行 ，以國家權益作為交易，實現之日，其害將不可勝言。其功罪是非 ，恐非一言可以定讞。 第四，袁世凱死後 ，中華革命黨的莊嚴宣誓即化作烏有。如前所述 ，中華革命黨之籌建 ，係為三次革命反袁而設計。但到1916年6月6 日，袁氏在內外交困下斃命，這樣，中華革命黨便失去了鬥爭的目標。為適應新形勢 ，已在5 月1日回到上海的孫中山指示黨本部發佈通告：“今約法規復 ，國會定期召集，破壞既終 ，建設方始，革命名義 ，已不復存 ，即一切黨務亦應停止。”已然停止了一切黨務 ，按理這個黨便不存在了，所有此前的一切保證 ，也就不再有效。 8月下旬，馬君武等人在國會組織以原中華革命黨成員為主體的 “丙辰俱樂部”。這時，孫中山又想起了國民黨。 10月25日，他在一封信中談到 “組黨辦法”謂 “現方編訂黨綱及重訂規程 ，所有黨綱未寄到以前 ，請以國民黨名義招人入黨，其手續則參酌中華革命黨各章程辦理 ，而不用中華革命黨之名耳。”這樣做 ，是因為被袁氏解散的國民黨 ，恢復國會後，它是合法的 ，仍然可以活動 ；相反中華革命黨則於法無據。今昔異勢 ，孫已無法重新號令已被他解散了的國民黨 ，而於中華革命黨則為黨魁 ，他便想以國民黨之名行中華革命黨之實。但既直言袁死之後，約法恢復，中華革命黨即行取消，而今發展國民黨 ，卻吊詭地稱入黨仍酌行中華革命黨之章程云云，表示他擬製造一個模糊空間 ，不明稱填誓詞、按指模之必行與否而發展黨員。到了11月1 日，孫在致國民黨各支部函中通告黃興逝世時 ，則舊幟恢張了。此後一年多時間裹 ，國民黨與中華革命黨名義混用。 1917年3 月30日，又用 “中華革命黨”名義通告海內外各支分部 ，準備改用中國國民黨名稱。顯然 ，重新使用國民黨這個旗號 ，對孫中山而言 ，是十分勉強的。當1914年12 月30 日他在致函壩羅同志時便曾說過：“本黨早，

已失其作用，袁氏即不迫令解散 ，亦已名存實亡。茲已解散 ，我輩精神主體克存 ，更不必為機關名稱惜也。” 27 重行使用國民黨既不妥 ，換名也不易，為示區別 ，便在國民黨之首碼上中國二字 ，遷延至 1919年10 月10 日，始有改組中國國民黨之舉 ，中華革命黨也就正式成為歷史名詞。四、對嚴肅舉措與隨意性行為的考察 1917年7月6 日，孫中山偕章太炎、陳炯明、朱執信、許崇智等乘護法海軍的艦隻離滬南下廣州，開始他的護法歷程。從此時起 ，迄1924年1月孫中山宣稱 “現在護法可算終了，護法名義已不宜援用”為止 ，他在6年半時間裹，曾三次開府廣州，先後開展反對北洋武人段祺瑞 、吳佩孚的戰爭。 1917年9 月1 日，孫中山就任海陸軍大元帥 ，發表就職宣言：“文謹受職 ，誓竭真誠執行國會非常會議所授與之任務，勉副國會代表國民之期望，並告我邦人，謹誓。”客觀地說，這種宣誓實際意義不大。廣東當時由桂系軍閥所控制，孫的命令不出帥府大門。在南北武人、政客夾擊之下，第一次護法失敗 ，孫中山只得返回上海。這次護法惟一的收穫 ，是孫有了一支武裝力量——以陳炯明為總司令的援閩粵軍。 1919年10 月10日，他在 《八年今日》 一文中指出 ，民國以來革命失敗是由於黨人 “多附官僚之主張 ，而不顧入黨之信誓。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悉置之腦後，視為理想難行。”他說得很含混，民元成立的國民黨並無三民、五權之宣示 ，他也沒有說中華革命黨時期是否也如此。 1920年10月，援閩粵軍返粵佔領廣州。 11月28 日，孫中山返粵 ，重組軍府。他在11月中旬致譚延闓的信中表示，要實行中國官場前所未有的一種新制度：“凡官吏 ，一律宣誓 ，正直供職 ，不得受賄。”12月20 日，軍政府政務會議通過孫中山與伍廷芳議訂的官吏任職條例 ，決定自1921年元旦起實行。誓詞為：“余誠敬宣誓，盡忠職守，確遵國法，不得營私作弊，濫受賄賂。謹守宣誓，決不違背。”次年5月5 日，他就任非常大總統 ，在就職演說中表示：“文誓竭志盡誠以救民國，破除障礙 ，促成統一 ，鞏固共和基礎。凡我國人，幸共鑒之。”這些表態 ，應當說都是很嚴肅的，但實際並無多大意義。事實上 ，這個非常大總統職務並不擁有多大權力，隨着孫中山與陳炯明矛盾的激化 ，終至不可調和 ，發生1922年6 月16 日之變 ，這個 “非常大總統”也就當不成了。當不成大總統 ，宣誓還有甚麼效力？ 陳炯明事變後，孫中山痛定思痛，決心採取聯俄容共政策，改組中國國民黨。到了1923年1月上旬，孫中山發佈通告，宣佈實施新頒宣言、黨綱及總章。規定 “入黨手續 ，誓約改為願書，國內外各部處以後對於新進黨員，應按照總章所規定之願書式辦理。”但對於入黨宣誓一事 ，黨內領導層顯然意見不一。前面說過，新任中央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在2 月8 日曾就關於入黨宣誓一層請示 ，稱本次聯席會議討論結果 ，“多數主張不必宣誓 ；惟一事關重大 ，因決定仍請總理明教 ，以定標準。”孫批示：“入黨與受職 ，皆當宣誓，乃能振興本黨精神。”入黨、受職如此 ，對軍人也有相關要求。孫以軍人服從命令捍衛國家為天職 ，非經宣誓不足以表示至誠 ，於1924年6 月28 日核定軍政部所擬軍人誓詞。該宣誓條例九條及宣誓詞，頒佈施行。宣誓詞稱：“某誓以至誠，實行三民主義，服從長官命令 ，捍衛國家，愛護人民 ，克盡軍人天職。此誓。” 28 這條資料 ，可能是孫中山一生最後一次對宣誓問題的表態。半年以後，他便去世了。 30年來，孫中山參酌古今中外歷史與現實 ，堅持在入黨、受職、服軍役方面要進行宣誓 ，儘管不同時段要求有所不同，或有所變通 ，但他形成自己的宣誓觀 ，並一以貫之，這是無可懷疑的。這一點 ，即使在提倡政治文明的今天 ，宣誓仍在各種場合進行 ，仍不能否定其價值。不過 ，我們也看到 ，對孫中山而言 ，儘管宣誓了，但隨着形勢變化 ，自己曾經宣誓為之奮鬥的神聖的宗旨，對它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首先 ，作為同盟會總理 ，他在經歷小部分人播弄的倒孫風潮後 ，竟遷怒於東京本部 ，擅自易名 “中華革命黨” ，改變誓詞。其次 ，民元臨時政府建立後 ，他認為民族 、民生兩主義已實現 ，尚未着手的僅民生主義，三民主義變成一民主義。二次革命失敗後組建的中華革命黨，又提出宗旨是民權、民生而主義的二民

主義。 1919年改名中國國民黨 ，重提三民主義。一個黨的主義（宗旨） ，被黨的領袖改來改去 ，雖事出有因，卻欠嚴肅。復次 ， 《臨時約法》 是臨時參議院通過後 ，經由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公佈、其效力與憲法相等的根本法。但1921年4月，孫卻說 “後來立了一個約法，兄弟也不去理它。因為我以為這個執行約法，只是一年半載的事情 ，不甚要緊，等到後來再鼓吹我的五權憲法，也未為晚。”又稱 “民國的約法，沒有規定具體的民權 ，⋯⋯約法裹頭 ，只有 ‘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的那一條是兄弟所主張的，其餘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負那個責任。”29既然如此，為甚麼還要三下廣州，搞了7年的 “護法”戰爭呢？第四， 1921年5 月孫中山就非常大總統演說中，承諾搞聯省自治。 8月，改為建立聯省政府 ，隨後卻指責陳炯明搞聯省自治為大逆不道。其實， 1894年他就提出建立合眾政府（美式聯邦制）；1911年11月在巴黎與訪員談到， “倘用北美聯邦制度最相宜”。中央與地方權力分配問題的思考 ，需根據各國國情而定；一個人的主張前後牴牾 ，亦屬平常之事 ，若是甲非乙，斥責另類 ，則未免授人以武斷之嫌。第五，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如何定性 ，是學術界紛呶不休的問題。因為首先要界定社會性質，然後才能制定相關政策。由共產國際定稿的國民黨一大宣言 ，孫中山並不同意 ，要用建國大綱取代它。經鮑羅廷說明厲害關係 ，最後提交表決通過 ，指該宣言中的三民主義 ， “其真釋具如此” ；孫中山也隨即演說 ，要按此宣言 “有始有終 ，來做徹底成功的革命”。但是 ，孫否認 《宣言》 中關於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社會的分析 ，一大尚未結束 ，他不是去解釋 《宣言》 中的三民主義內涵 ，而是按自己的思路開始進行三民主義講演（共完成十六講） ，在民族主義演講中，強調中國是次殖民地社會 ，連半殖民地也不如。這麼大的事 ，未見有資料表明他與黨內領導層交換過意見。以上五端 ，誠犖犖大者，亦皆學者耳熟能詳之事，其中固不全屬通過宣誓手續 ，而皇皇大法、宣言、主義，既經通過、公佈 ，即非兒戲可言；若領導人上下其手，隨意改變，威權自壞 ，誠信何求？以言民主政治 ，則難免緣木求魚，抑背道而馳。 意大利人馬里奧·佩爾尼奧拉在其 《儀式思維》 的中文版序言中說， “儀式在中國文化中，曾被賦予至高無上之地位。”又說：“對於中國文化的瞭解可以給儀式思維這一概念帶來極為深遠的影響。一般來說，西方人總是把儀式看出是生命自發活力的對立面 ；可是這樣一來，人們就忽略了儀式中與契約甚至是法律之間的那層辯證關係 ，而這一點始終在中國古籍文獻中，通過儒家和法家雙方的論爭，而早已得到了證實。” 30 就孫中山而言 ，他的宣誓觀當屬 “儀式思維”範疇。他說過，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曾向國人宣誓忠於民國，實施約法 ，但後來其所作所為 ，背叛民國，毀棄約法，故國人便據以討伐袁氏。這便是與 “儀式思維”相聯繫的違背契約、背棄法律的問題了。可見 ，孫中山的宣誓觀不但是指導革命的一個原則 ，是為現實服務的；也與傳統文化中的權威、偶像崇拜有關，而在現實政治生活中獲得了新的生命力。如果從理論層次去探討 ，相信仍會有極大的展現空間。註釋 ：23467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 ，載於陳錫祺主編 《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 ，北京：中華書局 ， 1991年 ，第74-75 頁 。李樹藩 ：《甲辰拒俄義勇隊與長沙之革命運動》 ，載於 《孫中山年譜長編 ·上冊》 ，第292 頁 。黃三德 ：《洪門革命史》（自印本） ， 1935 年 ，第2 頁 。《孫中山年譜長編 ·上冊》 ，第307 、 450頁 。關於孫中山持有檀香山出生證並取得美國護照的實際效力 ， 1909年3 月美國國務院認為護照是有效的 ，但由於他並未表明他放棄了中國國籍 ，且一直為中國革命奔走 ，也未盡美國的公民義務 ，他現在是否有資格作為美國公民受到保護則是另一個問題 。同上註 ，第329-330頁 。馮自由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1冊）》 ，載於 《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 ，第344 頁 。鍾工宇 ：《我在檀香山同盟會和 〈自由新報〉 工作的回憶》 ，載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1

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 1222324252627282930委員會編 ：《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八集》 ，北京 ：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 ， 1982 年 ，第320-321頁 。孫中山：《覆鄧澤如函》 ，載於孫中山著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1年 ，第477頁 。同註4 ，第516頁 。孫中山：《臨時大總統誓詞》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1頁 。王耿雄編 ：《孫中山史事詳錄 ：1911-1913》，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1986年 ，第128頁 。同註10 ，第319頁 。《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 第1卷 ，第1號 。《孫中山年譜長編 ·下卷》 ，第1580 頁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 ； 《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 ，台北 ， 1985 年 ，第603頁 。孫中山：《中華革命黨總理誓約》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三卷》 ，第96-97 頁 。居正 ：《中華革命黨時代的回憶》 ，刊台北 《革命文獻 ·第五輯》 ，載於 《孫中山年譜長編 ·上冊》 ，第885頁 。同註4 ，第900頁 。孫中山：《批釋加蓋指模之意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三卷》 ，第141-142 頁 。孫中山：《建國方略之一 ：孫文學說——行易知難（心理建設）》 ，載於孫中山著 ，黃彥編 ：《孫文選集 ·上冊》廣東人民出版社 ， 2006年 ，第65-68頁 。孫中山：《玫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三卷》 ，第92-93頁 。關於朱執信加入中華革命黨經過 ，據羅翼群所記如下 ：“中華革命黨完全建立之後 ，中山先生一面分向海外華僑籌募軍費 ，一面分遣黨員至各省進行討袁軍事活動 。廣東方面 ，中山先生原擬派朱執信總負軍事之責 ，但當時朱執信對另組中華革命黨問題 ，特別是對宣誓蓋指模與先生意見不一致 ，雖經中山先生反復敦勸 ，執信仍固執不肯加入 ，只對討袁軍事 ，表示願意驅馳 。中山先生則以執信尚非中華革命黨黨員 ，堅不肯給予名義（朱遂以個人回港澳單獨進行廣東民軍活動 ，並向海外自行募款 ，中山先生對此表示不滿 ，曾去函海外同志予以制止 ，在中山先生所遺函割原件中曾一再指名提及此事 ，惟執信逝世後 ，胡漢民 、鄧澤如等有意為賢者諱 ，在編印之 《總理全集》 及《中山先生致鄧澤如手割》 均刪去所提及朱執信之名字） ，因而派仲元回港負廣東方面軍事活動之責 。”見 《廣東文史資料 ·第三輯》 ，第56頁 。另據呂芳上 《朱執信與中國革命》 所記 ，朱於1915 年11月上旬赴日，由廖仲愷介紹加入中華革命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一卷》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1997年 ，第526頁 。[澳]駱惠敏編 ，陳霞飛譯 ：《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下卷》 ，上海 ：知識出版社 ， 1986 年 ，第420-423頁 。關於上述史事 ，可參閱李吉奎 ：《孫中山與日本》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6年 ，第七章 ，第382-392 、 419-420頁 。同註16 ，第199頁 。同上註 ，第147 頁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 ：《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 ， 1985年 ，第1202頁 。羅剛主編 ：《中華民國國父實錄 ·三》 ，台北 ：財團法人羅剛先生三民主義獎學金基金會 ， 1988年 ，第1815頁 。[意]馬里奧 ·佩爾尼奧拉著 ，呂捷譯 ：《儀式思維（中譯本）》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2006 年 ，第1頁 。

孫中山的土地產權意識及其現實意義張 曉 輝 * 過去學界研究孫中山的土地思想，普遍較為關注 “平均地權”和 “耕者有其田”，而從土地產權角度探討的卻不多。孫中山的地權思想涉及市地和農地兩個領域 ，但更重視前者，具有現代意識和超前性。他雖以土地國有或公有為理想，但在實踐過程中，並未否定土地的私有產權 ，而主要是警惕城市業主對土地尤其是土地增值的壟斷權和鄉村地主利用耕地對佃戶的殘酷剝削。孫中山的土地產權意識對於國共兩黨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一、產權之定義及近代中國土地產權之狀況 所謂產權 ，是經濟所有制關係的法律表現形式，包括財產的所有權、佔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以法權形式體現所有制關係的科學合理的產權制度 ，是用來鞏固和規範商品經濟中財產關係 ，約束人的經濟行為 ，維護商品經濟秩序 ，保證商品經濟順利運行的法權工具。 具體而言 ，產權的表現形式包含三層含義：即① 原始產權 ，也稱為資產的所有權，是指受法律確認和保護的經濟利益主體對財產的排他性的歸屬關係，包括所有者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② 法人產權 ，即法人財產權 ，其中包括經營權 ，是指法人企業對資產所有者授予其經營的資產享有佔有、使用、收益與處分的權利。法人產權是伴隨着法人制度的建立而產生的一種權利；③ 股權和債權 ，即在實行法人制度後，由於企業擁有對資產的法人所有權 ，致使原始產權轉變為股權或債權，或稱終極所有權。原始出資者能利用股東（或債權人）的各項權利對法人企業產生影響，但不能直接干預企業的經營活動。 1本文所要涉及的 ，主要是前兩層含義。 中國以農立國，長期處於農業社會 ，農民佔人口的絕大多數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故地權問題歷來就是最緊迫的問題。農村中最重要的財產是土地，所以農村所有制結構的核心是包含了農地的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等與土地有關權力的農地所有制結構。土地產權涉及 “法”的概念，含有公權與私權之矛盾。眾所周知 ，中國的土地私有產權出現較早 ，土地買賣關係一向比較發達 ，土地兼倂也始終存在 ，故地權流動相當頻繁。但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由於有一個土地的最高所有者——皇帝，所以一直沒有建立起完整的、邊界清楚的私有產權 ，皇帝代表國家和政府 ，根據需要隨時可以行使對任一民間土地的處置權。因此，地權私有缺乏保護。有日本學者認為 ，中國歷史上的所有權 “缺乏近代的全面的所有權含有的支配權力” ，一田兩主乃至三主習慣就是適當的例子。2 中國傳統的地權配置非常複雜 ，從形式上看 ，除大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的私人土地所有制外 ，還有屬於“公有制”的國家土地所有制、集體土地所有制（如屯田、義田、學田、族田）等。關於清末民國時期農村地權變化的研究成果很多，近20年來 ，學術界在兩個重要問題上逐漸形成共識：一是絕大多數學者否定了佔農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農佔有全國70-80％土地 ，而佔農村人口90％以上的僱農、貧農及中農等* 暨南大學 （廣州） 文學院教授

只佔有20-30％的土地的權威結論；二是絕大多數學者否定了近代中國地權越來越集中的觀點。 3事實上 ，自耕農民在舊中國佔有一半或更多的土地 ，因此 ，孫中山認為中國農村很少有大地主 ，差不多都是小地主。同樣如此，而今學術界對於歷史上的土地制度是否應稱為 “地主土地所有制” ，亦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由於中國傳統自古就不認 “私”，加以缺乏法制 ，故所謂土地產權意識歷來就很淡薄。有謂 “按照義的要求，中國古代文化根本不承認私的地位 ，以承認私利的正當性為前提的個體權利觀念自然不可能產生。”甚至 “直到今天 ，許多人心中仍然沒有很清晰的個體權利概念。”4所謂 “土地產權”問題 ，在中國始終是一個大受困擾的問題。二、孫中山的土地產權意識 儘管孫中山經常講到地權 ，由於所處時代環境之不同，或許並沒有當今如此清晰的產權概念 ，如其曾闡釋：“平均地權的 ‘權’字，不是量 ，也不是質 ，這就是說，不是說地畝多少，也不是說地質好壞 ，是說他的一種時效價值。”5雖然孫中山不曾使用過 “土地產權”之詞匯 ，但其有關綱領文件和大量演講談話之內容 ，毫無疑問都觸及到了問題的實質。 （一） 以實現土地國有（公有）為理想和目標 孫中山是具有中國文化優良傳統的革命思想家，繼承了中華民族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純樸原始共產主義思想，崇尚 “公”權 ，主張土地國有或公有。清末時 ，曾說過：“今之耕者，率貢其所獲之半於租主而未有已，農之所以困也。土地國有後 ，必能耕者而後授以田，直納若干之租於國，而無復有一層地主從中朘削之，則農民可以大蘇。” 6 1912年4 月，他向西方宣佈：“新政府一成立 ，就必須改變不動產的全部法權根據。”7不久又謂：“夫土地公有 ，實為精確不磨之論。”8 均產思想是中國的傳統思想，周代的井田制，最為儒家所嚮往的便是土地公有。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就是以土地國有代替土地私有為前提的 ，曾多次從不同角度闡述其平均地權思想 ，對井田制度及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給予高度評價。在同盟會機關報 《民報》 發表的黨義第四條中，就有 “主張土地國有”的規定。胡漢民在 《民報》 第三號，發表黨義六條說明，亦將土地國有與古代的井田制度相比擬。 “平均地權”和 “耕者有其田” ，是孫中山土地綱領的兩個方面 ，彼此互補 ，其宗旨即是將土地歸於國家所有。辛亥革命前後，他多主張 “平均地權”，主要用來解決城市土地問題 ，着眼於未來 ，防止當工商業發展之後，出現土地漲價 ，有人利用 “炒地皮”而暴發 ，產生貧富不均 ，目的在於防患於未然。而國民黨改組後，則多強調 “耕者有其田”，主要用來解決農村土地問題 ，針對封建土地制度使農民與土地分離而備受剝削的狀況 ，目的在清除社會經濟發展的舊路障。這一點已有眾多著述論及 ，故不多言。 （二） 承認城鄉有地者私權的合法性 然而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 ，畢竟距離遙遠 ，孫中山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說 “世界學者多主張地歸國有 ，理本正大，當可採取；惟地不必盡歸國有 ，收取其需用之地 ，斯亦可矣。” 9他承認私人得合法擁有生產資料 ，因為私有財產權是歷史進化所形成的一種制度。因此 ，孫中山趨向贊同公權與私權並存 ，承認城鄉土地擁有者的原始產權 ，包括對土地的所有權、佔有權、支配權、處置權（如出租 、買賣及其他形式的轉讓土地）和部分法人產權如經營權、收益權等。辛亥革命爆發，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時 ，他首謀解決的就是土地問題 ，謂 “國家收稅 ，不能按畝抽捐” ，因為都市與鄉村每畝地價有天淵之別 ， “故估本抽捐，最為公平。” 10 既然國家不是收納地租 ，而是由有地者報價 ，政府照價抽稅及照價收買，實際上就否

定了國家作為土地所有者的地位 ，而承認了有產者的土地私權。在1912年3月13 日頒佈的 《臨時大總統關於慎重農事致內務部令》 中，孫中山亦正式承認了公田、私田之別，云 “其有耕種之具不給者，公田由地方公款 ，私田由各田主設法資助 ，俟秋成後 ，計數取償。”11針對當時 “北方同胞誤會吾黨民生主義，以為劫富濟貧 ，擾亂社會秩序”之狀 ，他指斥 “此荒謬絕倫 ，公理上決無此事 ，富人幸勿恐怕。”12 1923年10 月，廣東革命政府擬訂的 《廣東都市土地稅條例》 ，其精神也是以承認現有的土地產權為基礎 ，通過徵稅來實現社會的財富平均分配。在次年8月的民生主義演講中，孫中山說民生主義的 “大目的就是要眾人能夠共產。不過我們所主張的共產 ，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這種將來的共產，是很公道的辦法 ，以前有了產業的人決不至吃虧” ，他安撫地主對此不必害怕， “因為按照我們的辦法，把現在所定的地價還是歸地主私有。” 13 中國近代農村土地所有制問題並非以往學界有些觀點所認為的那麼嚴重，儘管孫中山知道 “一般農民所處的境遇 ，都是最艱難和最痛苦的” ， “受經濟的壓迫” ，鼓勵其聯合起來，向田主去爭利益。 14但認為 “中國的人民本來是分作士農工商四種 ，這四種人中，除農民以外 ，都是小地主。如果我們沒有預備，就仿效俄國的急進辦法 ，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 ，分給農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來反抗的。就是我們革命一時成功 ，將來那些小地主還免不了再來革命。”15他所一貫倡導的平均地權有一個原則 ，即對私人所有的土地 ，不能強制沒收 ，而是和平地照價收買。曾謂：“聞得有人說，民生主義，是要殺四萬萬人之半，奪富人之田為已有 ；這是他未知其中道理 ，隨口說去 ，那不必去管他。” 16又謂：“吾前言平均地權 ，有疑為從實均地者。豈知地有貴賤 ，從實均分 ，仍是不平”。 17可見，孫中山在自己的演說和革命宣傳活動中，觀點和態度都十分明確 ，決不贊成 “奪富人之田”以及 “從實均分” 孫中山注重以法辦事 ，即承認私地的合法性 ，以及土地由私轉公的合法性。他主張國家可通過合法手段向有地者購買土地 ，在同盟會會員餞別會上的演說詞中，十分明確地講述了這一思想。說：“求平均之法 ，有主張土地國有的。但由國家收買全國土地 ，恐無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價稅一法。”同時還提出：“國家在地契之中，應批明國家當需地時 ，隨時可照地契之價收買，方能無弊。如人民料國家將買此地 ，故高其價 ，然使國家竟不買之 ，年年須納最高之稅 ，則已負累不堪 ，必不敢。即欲故低其價以求少稅 ，則又恐國家從而買收 ，亦必不敢。所以有此兩法互相表裹 ，則不必定價而價自定矣。在國家一方面言之 ，無論收稅買地 ，皆有大益之事。” 18綜合孫中山有關言論 ，不難發現他的意圖是想當地價上漲時 ，國家以較低的價格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收買下來 ，以實現土地國有。 （三） 承認私人土地產權的延續性 孟子道 ：“既為道也 ，有恆產者有恆心 ，無恆產者無恆心。”19所謂恆產 ，就是人民可以永遠據有的私產。儘管孫中山否定前朝的土地契約 ，但仍承認有地者產權的法律延續性 ，只要依法換約即可。民國元年 ，他講：“有一事此時尤當注意者，現有舊政府已去 ，新政府已成 ，民政尚未開辦。開辦之時各地主契約換過 ，此實歷代鼎革時應有之事。主張社會革命 ，則可於換約時少加變改 ，已足收效無窮。”20 “故乘此革命大變動之際 ，土地必須有換約之舉 ，政府可藉調查地價，佈告全國，實行地價稅法。⋯⋯至土地國有一層 ，亦非盡土地而歸國家也 ，謂收其交通繁盛之地而有之耳。” 21 孫中山關於地價釐定的主張發表後 ，社會上 “一般多不解其意義，致生疑慮”，他解釋道：“其實依余主張實行 ，於有地者絕不受損。⋯⋯今民國成立 ，前清土地契約當然作廢 ，可由政府下令各省及各府州縣 ，令民間更易新契 ，並令其於易契時報明該地現時值價若干 ，一一登記 ，收什一之稅。”22同時並強調：“吾人所主張者 ，並非如反動派所言 ，將產業重新分配之荒謬絕倫。” 23 孫中山始終堅持地權要有法可依 ，在1923年元旦宣言中稱：“由國家規定土地法、使用土地法及地價稅法。在一定時期以後 ，私人之土地所有權不得超過法定限度。” 24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更有完整的表述：“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於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故當由國家規定土。

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 ，國家就價徵稅 ，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此則平均地權之要旨也。”25 （四） 兼顧國家 、 業主（包括地主）及農民的權益 當然，孫中山承認有地者私權是有前提的，即須公平合理 ，須兼顧國家、有地者及無地少地農民的權益。孫中山畢生的熱忱和精力，大都傾撒於城市 ，因此對市地的瞭解與闡述是主要的。在 1906年秋冬間的 《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 中，述及平均地權時，謂 “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 ，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用。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 ，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 ，與眾棄之！” 26直至民國建立 ，孫中山仍認定：“土地若歸少數富者之所有 ，則可以地價及所有權之故 ，而妨害公共之建設。” 27在各種場合 ，他一再反復強調由國家和政府規定地價及徵收地價稅之法 ，以防止社會經濟發展後，土地增值之利被私人所享有 ，為地主所壟斷。 至於農村，孫中山看到農地分配不均，佃農受壓迫 ，耕種沒有積極性 ，因而地不能盡其利的情形 ，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 ，真誠希望農民都獲得耕地所有權 ，人人都成為自耕農 ，謂 “中國土地之問題 ，自廢井田而後以至於今 ，無甚大變者也。雖農民之苦較井田時或有加重 ，然人人得為小地主，則農民之勤儉者均有為小地主之希望 ，而民生之路未盡絕也。”28 既然承認地主的土地產權 ，就不能非法予以剝奪。孫中山不主張立即實行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分給農民，說那樣 “受地的農民固然是可以得利益，失地的地主便要受損失。但是受損失的地主 ，現在都是稍為明白事體的人，對於國家大事都很有覺悟 ，而一般農民全無覺悟 ，如果地主和農民發生衝突，農民便不抵抗。”29針對地主對平均地權的害怕心理 ，孫中山說：“按照我們國民黨的辦法 ，現在的地主還是很可以安心的。這種辦法是甚麼呢？就是政府照地價收稅和照地價收買。”地價由地主自己去定 ， “地主既是報折中的市價 ，那麼政府和地主自然是兩不吃虧。地價定了以後，我們更有一種法律的規定” ，即 “以後所加之價完全歸為公有。” 30 孫中山晚年受蘇俄和中共的影響，對農村大地主和租佃地主的態度漸趨強硬 ，因為在地主中，租佃地主佔了絕大比率 ，不僅殘酷剝削佃農 ，成為農村嚴重問題焦點所在 ，也對農村資本主義化產生嚴重的阻礙。而大地主本身既是土地兼倂的惡果，也是導致農地壟斷的主要勢力。 1924年夏 ，在與蘇聯顧問的談話中，孫中山表示 “對農民問題的政治路線是 ：我決定將迄今為止地主（出租土地者）佔有的土地交給農民，為農民所有。”當蘇聯顧問問他何時能在香山縣實行沒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策 ，答云：“如有組織上的充分準備工作 ，那麼有半年的時間就可以着手土地改革了。”31從中可以看出 ，孫中山對大地主和租佃地主的土地產權問題似乎有所考慮。三、孫中山土地產權意識對國共兩黨的影響 綜上所述，孫中山的土地產權意識涵括：以實現土地國有（公有）為理想和目標 ；注重法制 ，回到現實 ，提出解決土地公權和私權關係的途徑 ，承認城鄉有地者私權的合法性 ，以及土地由私轉公的合法性，即國家在必需時，隨時可照地契之價收買土地；承認私人土地產權的延續性 ，以土地法和土地契約作保障，不得非法侵佔和剝奪有地者的產權 ；兼顧國家、業主（包括地主）及農民的權益，根本辦法是平均地權，對於市地 ，實行定地價法，即漲價歸公 ，由國家控制土地的時效價值。對於農地，實行耕者有其田，防止少數 “地棍”盤剝農民 ，並培育自耕農階層。孫中山的土地產權意識對國共兩黨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 對中國國民黨的影響 孫中山的土地產權意識反映了傳統理想與現實的矛盾 ，既憧憬土地國有（公有），又承認私人佔有 ，結果是土地產權的多元化 ，這被國民黨主流派蔣介石等所繼承。南京國民政府於1930年6月30 日明令公佈了 《土地法》 ，將國民黨總綱中原規定的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等四種法令合而為一 ，總名稱為 《土地法》 。其中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域內之土地，屬於中華民國國民全體 ，其經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權者，為私有土地。”國民黨政權退縮到台灣以後，在其 “憲法”中關於實施平均地權的方法，主旨與過去的有關規定一脈相傳 ，即 “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人民依法取得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 ，政府並得照價收買。” 32這就是承認了包括地主在內的私人佔有土地的合法性 ，作為私人最重要財產之一的土地產權 ，受到法律的保障與限制。 南京國民政府雖然在土地產權的法理概念上傳承了孫中山的思想，但踐行太差，尤其是在農村 ，偏利於地主，甚至連減租也做不到 ，以致社會嚴重地不公平，動盪不居 ，無法維持其統治，成為一個短命的政權。孫中山的地權觀念及其政策措施雖在大陸實踐中遭受曲折 ，最終卻在台灣取得了成功。國民黨於1953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採用多種方法，如授田，即 “公地放領”，直接由政府授予農民，取得法定土地所有權 ；租田，由政府租田給農民；限田，限制私有土地的面積 ；保障農民的權益，減輕負擔（實行三七五減租等），培養農民的置地能力。這種以 “均富”為特徵的土地改革 ，用和平贖買方式實現了台灣農村封建土地制度的變革 ，安定了農民心理 ，改良了耕地的利用，促進了地權的平均和工業的發展。繼於 1969年在都市全面推行平均地權 ，有效地阻止了市地的壟斷和獨佔，促進了都市土地的合理利用，效果甚佳。由於台灣土地改革的成功 ，從1953-1968年 ，糧食產量出現了歷史上少見的長達16年之久的持續增長。此外 ，在土地改革中，將地主所得的地價由台灣當局搭配給台灣水泥、台灣工礦、台灣農林和台灣紙業這四大公營企業的股票，通過台灣當局對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扶植和鼓勵 ，上市融資，拉動和誘導了大量農村土地資本和社會閒散資本投資城市產業 ，從而極大地推動和促進了台灣民營經濟的發展。33土地改革成為台灣民營產業發展的契機和台灣經濟騰飛的起點 ，對後來整個台灣經濟發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國民黨統治台灣時期 ，實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繼承孫中山的土地產權觀念，其政策措施基本上取得成功 ，對農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對市地平均地權 ，儘管漲價歸公方面尚有不足，但大體也實現了孫中山的夙願。台灣民生主義實踐經驗表明，孫中山的土地產權思想觀念能演化為現代社會的建設基礎。 （二） 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 關於土地產權問題 ，在1949年後的當代中國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歷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地權思想基本上只涉及農地範疇 ，具有社會革命、階級鬥爭意識，高度關注現實性。 “地主”本身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孫中山講的地主並非馬列主義所謂的 “地主階級”，而是指業主（或謂有地者），實際上是擁有土地私人產權者，包括城市裹的土地擁有者，農村的地主、富農和自耕農。地主除了可分為大中小外 ，還有租佃地主、經營地主（僱工經營商品生產的地主）；或集團地主（宗族地主、鄉族地主）、私人地主（即一般經濟學概念的地主 ，基本上以家庭為單位）；二路直至五路地主。而毛澤東講的地主，僅指農村的封建地主階級。 孫中山的主張 ，向為毛澤東所注目，如果說孫中山土地綱領的宗旨是最終將土地歸於國家所有 ，這也符合中國共產黨人的目標。但毛澤東實質上並沒有接受孫中山的土地產權觀念，只是利用其 “平均地權”的方法之一 ，即 “耕者有其田”。他在 《新民主主義論》 中說：“這個共和國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 ，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 ，實行中山先生 ‘耕者有其田’的口號 ，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 ，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 ‘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的口號 ，就是 ‘耕者有其田’” 。 34又指出：“‘耕者有其田’ ，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裹轉移到農民手裹，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財產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中獲得解放 ，從而造

成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 35與孫中山土地產權意識根本不同之關鍵 ，就在於不承認既往土地產權的延續性 ，否定地主的地權 ，以革命手段消滅封建剝削階級。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地權觀念及其政策措施是特定時代賦予的使命，中國革命成功後 ，沒有立即採取土地國有化的政策，而是進行清匪反霸 ，減租退押 ，總結老解放區的土改經驗 ，於 1950年6月頒佈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個廣大的土改運動 ，以便徹底消滅封建土地制度。通過土改 ，產權清晰，使農民獲得土地的使用權和所有權 ，並明令保護之，具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剝奪封建地主的土地產權 ，繼而又廢除農民的土地私有權 ，倡行合作化道路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忽略的是，充分承認私人所有權的法律地位 ，卻是一個國家進入建設性社會的標誌。建設性社會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對既往法律秩序的承認，特別是對依據既往法律所取得的財產的保護。農業集體化時期 ，自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及有關法律就否定了私人的土地所有權 ，規定實行農地的集體所有 ，個體農民實際上失去了土地產權。土地所有權由個人私有變為集體所有 ，從表面上看土地所有權似乎是明確的 ，但實際上卻是模糊不清的 ，如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結構是 “三級所有 ，隊為基礎”，具體講土地產權屬於誰：國家、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更勿論社員個人 ，主體並不明確。集體化運動造成土地產權的單元化 ，與毛澤東追求清一色純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模式分不開，它缺乏對土地私權的尊重，缺乏對農民土地產權的法之繼承性 ，嚴重削弱了土地產權制度在農業生產中的激勵效應 ，以致生產效率低下。土地產權共有導致了我國農地制度中產權主體不清和地權不穩 ，影響了農業經濟結構效率的發揮 ，農業綜合要素生產率在1956-1977年是新中國歷史上最低的時期 ，農民的生活長期難以改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設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對農村地權進行了分解 ，土地所有權仍歸集體所有 ，而以農民家庭承包的形式將土地經營權歸於私人 ，即 “土地公有、承包經營”。為保持穩定性和激勵效應 ，現又延長了土地承包期。這些措施雖然解決了一些弊端 ，但距一個完善的農地制度尚遠。因此，當今中國的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問題還很嚴峻，可以說 ，集體所有制所造成的產權混亂至今無法完全消除，這是一個很大的教訓。我們應該而且可以從孫中山的土地產權意識中吸取思想營養，繼續探索未來大陸農業經濟結構變遷的重要目標：建立產權明晰的農地所有制結構 ，以夯實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四、簡短的結語 孫中山的土地產權意識清晰 ，結合傳統與現實 ，追求社會公平 ，具有現代化的前瞻性。亦因其超前性 ，受到了所處時代的限制 ，雖是良法美意卻來不及付諸實踐 ，非常遺憾。中華民國成立，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然而南京國民政府在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重大問題上均不作為 ，迅速慘遭失敗。退居台灣後 ，才有醒悟 ，基本實現了孫中山的土地產權制度目標 ，取得了現代化的成功。封建時代的土地兼倂和壟斷 ，造成了大多數人缺地，沒有地權 ，陷入貧困，社會制度不公平不合理 ，需要採用革命手段來解決 ，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毛澤東的超前意識，脫離了國情 ，使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失去土地私權的延續性和保障性 ，故農業及整個社會經濟缺乏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改革開放後 ，回到實事求是的路線上來，國家和政府尊重人民的權力，產權意識愈加濃厚，特別是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於2007年3月16 日通過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 ，自2007年10 月1日起施行。其中規定 “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第四條）36 同年10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 ，亦確認人民私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令人極感鼓舞，也樹立了國人共建中國特色和諧社會的信心。

註釋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 13233343536《產權》 ，載於 《百度百科》 網站 ：www.baike.baidu.com高王凌 ：《租佃關係新論》 ，載於 《中國經濟史研究》 ，第3期 ， 2005年 ，第20 、21頁 。徐暢 ：《二十世紀二三年代華中地區農村金融研究》 ，濟南 ：齊魯書社 ， 2005年 ，第568頁 。廖盛芳 ：《個體戶的憂思》 ，載於 《粵海風》 ，第2 期 ， 2007 年 ，第55-56頁 。孫中山 ：《在東京與閻錫山的談話》 ，載於陳旭麓 、郝盛潮主編 ：《孫中山集外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第137 頁 。孫中山 ：《與梁啓超的談話》 ，載於 《孫中山集外集》 ，第126 頁 。孫中山 ：《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 ，載於孫中山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2 年 ，第326頁 。孫中山 ：《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514 頁 。孫中山 ：《在廣州行轅對議員記者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371頁 。孫中山：《在杭州五十一團體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552頁 。孫中山 ：《臨時大總統關於慎重農事致內務部令》 ，載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第二輯》 ，蘇州 ：江蘇古籍出版社 ， 1992年 ，第34-35 頁 。孫中山：《在國民黨成立大會上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408 頁 。孫中山 ：《三民主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九卷》 ，第389-390 頁 。孫中山 ：《在廣州農民聯合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十卷》 ，第463-464 頁 。孫中山 ：《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畢業禮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十卷》 ，第556-557 頁 。孫中山 ：《在東京 〈民報〉 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329 頁 。孫中山：《在廣州行轅對議員記者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370 頁 。孫中山：《在南京同盟會會員餞別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321頁 。楊伯峻 ：《孟子譯註（滕文公上）》 ，北京 ：中華書局 ， 1960 年 。孫中山 ：《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 ，載於孫中山著 ，黃彥編 ：《孫文選集·中冊》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2006年 ，第284 頁 。孫中山 ：《平均地權與土地國有》 ，載於 《孫文選集 ·中冊》 ，第326 頁 。孫中山 ：《破除悲觀心理依次推行各項建設政策》 ，載於 《孫文選集 ·中冊》 ，第342頁 。孫中山：《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492頁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關於國家建設計劃及政策之宣言》 （1923年1月1 日） ，黃彥編 ：《孫文選集》 下冊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第195 頁 。孫中山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1924 年1月30 日） ，黃彥編 ：《孫文選集》 上冊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第678頁 。孫中山 ：《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297 頁 。孫中山 ：《在上海南京路同盟會機關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338頁 。孫中山 ：《三民主義》 ，載於 《孫文選集 ·中冊》 ，第623 頁 。孫中山 ：《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畢業禮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十卷》 ，第557 頁 。同註28 ，第628-629 頁。其實直到此時 ，孫中山仍不主張進行任何公開反對地主的宣傳鼓動 。見孫中山：《只有組織和武裝農民才能解決土地問題》 ，載於 《孫文選集 ·下冊》 ，第500-501頁 。黃鎮荃編 ：《國父思想精義》 ，台北 ：曉園出版社 ， 1987年 ，第293頁 。宋春 、於文藻主編 ：《中國國民黨台灣四十年史》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 1990 年 ，第165頁 。毛澤東 ：《新民主主義論》 ，載於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68年 ，第639頁 。毛澤東 ：《論聯合政府》 ，載於 《毛澤東選集 ·一卷本》 ，第975 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62 號） ， 2007 年3 月16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 2007 年3 月19 日。

“醫人”與 “醫國”——孫中山女權思想與實踐探析侯傑、劉維開、李釗* 在中國近代史、辛亥革命史、婦女史以及孫中山、宋慶齡的研究論著中，對於孫中山推動中國近代婦女解放的歷史貢獻進行了廣泛的討論 ，大家給予了充分的肯定1 。海內外學者不僅關注孫中山有關婦女的思想觀念，而且還探討了一些具體實踐活動。生活在孫中山周圍的幾位華人女性 ，也被納入學者們的研究視野。為此 ，學者們發掘和使用了大量的檔案、演講、信函、傳記、報刊 、回憶錄等史料 ，展開不同探究。本文擬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史料來源 ，搜求公文、函電、談話、題詞、碑刻等不同文本中所蘊含的性別意涵 ，從思想與行動等多個層面 ，綜合分析孫中山與近代中國女權的相互關係。 眾所周知，孫中山既是一位思想者，又是一個實踐者，在思想與實踐之間又充滿張力，對既有秩序不乏衝擊與顛覆，又受到許多現實的挑戰與制約。孫中山男女平權觀念及其行為，與其從 “醫人”到 “醫國”主體身份的轉換以及作為 “醫國”者處境和角色的不同具有極為密切的關係。 孫中山較早接受西方新式教育 ，並萌生了 “消除區別對待”男女的想法。在1886年4 月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南華醫學堂習醫的時候，孫中山就表現出勇於衝破傳統社會性別藩籬的勇氣。該學堂男女學生兼收，為中國男女同校開創歷史先河。惟其 “產婦學習”只限女生參加。孫中山對此頗不以為然 ，認定行醫救人，遇有產科病症也要診治；為獲得醫技 ，將來對病人負責 ，應該變這種不合理的規定。為此 ，他學習和鑽研診治婦科疾病的知識與技術。 2 1887年秋 ，孫中山到香港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Chinese， Hong Kong）學醫，就修讀過婦產科 ，且成績優良。 1892年最後一學年考試成績為產科筆試80分 ，口試80分 ，平均80分。在畢業考試中，產科一門，成績為 “H（Honours）”，並名列第一。3因此 ，在教務長康得黎頒發給他的醫學士畢業執照上寫道 ：“照得孫逸仙在本院肆業五年 ，醫學各門 ，歷經考驗 ，與內外婦嬰諸科 ，俱皆通曉，確堪行世。奉醫學局賞給香港西醫書院考准權宜行醫字樣。” 4 1892年7月，剛剛畢業的孫中山便應何穗田等人的邀請到澳門， “以醫為業 ，藐茲一身”。 5在澳門行醫的時候，孫中山不僅救治了難產的外國婦人 ，而且還搶救了企圖自殺的中國婦女。據在澳門出版發行的《鏡海叢報》報導：“昔又西洋某婦 ，胎產不下，延孫治之，母子皆全。”、 “某客棧之伴 ，與妻口角 ，妻於夜半吞洋煙求死 ，次晨八點鐘始有人抬到孫館 ，如法救之 ，以慶更生。” 6 而在葡萄牙文版 《Echo Macaense》 上 ，廣州海防同知魏�以 “神乎其技”為標題 ，從7-9月連續刊登啓事，感謝孫中山為自己根除痔疾。魏�自稱患痔疾20餘年，不堪其苦。經友人推薦 ，終於得到孫中山的醫治，只花了7天的時間， “其痔遂脫 ，毫無他害”。再次證明其醫術的高明， “無論內外奇難雜症 ，莫不應手回春 ，奏效神速 ，且非以此謀利者”。於是 “家內男女老幼、上下人等亦皆信之不疑 ，請其醫* 侯傑是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劉維開是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李釗是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一

治，或十數年之肝風 ，或數十年之腦患，或六十餘歲之咯血 ，均各奏效神速”。因為 “予受人之益，不敢藏人之善 ，謹登日報 ，以告四方之同抱是病者”。 7為醫者孫中山大作宣傳廣告。 不僅如此 ，孫中山還於1894年在廣州西關設立東西藥局 ，後在城內聖教書樓開辦醫務所 ，不久 ，復在香山縣城設置藥局的支店。他還常常扮演為患者着想、施藥義診的良醫角色：“每日十點鐘至十二點鐘在局贈診 ，不受分文，以惠貧乏” ；凡延診者，預早到局掛號。孫 “先生以濟人利物為心，若有意外與夫難產、服毒等症 ，報明危害 ，無論貧富俱可立時邀致 ，設法施救”8 ，前來求診的病患趨之若鶩。 由此可見 ，孫中山憑藉着高超的醫術 ，不僅為女性患者解除了各種病痛，而且還贏得包括婦女在內的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擁戴。而慷慨免費救治病患的舉動，更很好地詮釋了醫者的天職與孫中山行醫的真諦，而婦產科、服毒者則在其特殊救助的範圍之內。 然而 ，孫中山目睹時局之艱難 ，並不滿足於作為一位成功的 “醫人者”。他逐漸確立起為國家、民族清除痼疾的遠大志向。風雲際會 ， “醫國者” ，成為他的最終選擇。 還是在香港求學時期，孫中山就表現出對國家事務的關心，且態度迥異於常人。同學關心焉的母親黎氏常邀孫中山到家中與兒子同遊共食。關母見其言論激烈，曾問道：“你志高言大，想做甚麼官——廣東制台嗎？”孫中山回答道：“不！”“想做欽差嗎？”又答：“不！”“然則想做皇帝嗎？”孫中山則答道：“皆不想 ，我只想推翻滿洲政府 ，還我漢族河山，那事業比做皇帝更高更大了。”9此時的孫中山還不能被稱之為 “醫國者” ，但是已經表現出強烈的政治抱負和遠大的政治理想，而同學關心焉的母親黎氏則成為他言說的對象。 面對中國積貧積弱的社會現實，孫中山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人才的缺乏，是制約整個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他也願意將自己改變中國婦女境遇和國家命運的政治設想表達出去。 1890年，他就在書信中發出這樣的慨歎：“嗚呼！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古之庠序無聞焉，綜人數而核之，不識丁者十有七八 ，婦女識字者百中無一。此人才 ‘安得’不乏 ，風俗安得不頹 ，國家安得不弱？” 他認為，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須提高包括女性在內的各界人士的素質 ，改變千百年來，中國婦女受 “女子無才便是德”等傳統觀念的束縛 ，被剝奪了系統學習和掌握文字的權利 ，長期處於蒙昧狀態的局面。因此，孫中山極力主張興辦女學 ，並擬訂了 “每戶百家 ，設男女蒙館各一所 ，其費隨地籌之 ，不給則總會捐助”等興辦男女學校的方案 ，力求達到 “智者不致失學而嬉 ；而愚者亦賴學以知理 ，不致流於頹悍 ；婦儒 ‘孺’亦曉詩書”10 的境界。在他看來，多設學校 ，則 “人才安得不罷 ‘盛’ ，風俗安得不良，國家安得而不強哉 ！”11 為了達到推翻清朝統治，掃除積弊的目的， “醫國者”孫中山建立政治組織，制定政治方略 ，開展革命活動。他對佔人口總數一半的中國婦女寄予厚望，倡言男女平等，共同解救國家、民族危難。在 《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 中，他明確提出：“我漢人同為軒轅之子孫 ，國人相視，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 ，一切平等 ，無有貴賤之差，貧富之別；休戚與共，患難相救 ，同心同德，以衛國保種自任。”孫中山不僅透過這些革命檔中發出 “願我四萬萬人共勉之”12的呼籲 ，而且還特別注意吸收女性加入同盟會。何香凝是他介紹的第一個同盟會女會員 ，秋瑾也加入了同盟會 ，並擔任同盟會評議員、浙江省同盟會主盟人。不僅如此 ，他先是叮囑何香凝在留學日本的女學生中開展工作 ， “物色有志之士，廣為結交” ，隨後復提出 “只要志願參加同盟會 ，不論廚子、丫鬟、老媽 ，我們一律接收” 13的意見和要求。足見 ，孫中山積極爭取社會各界、各階層人士參加革命 ，不斷擴大革命者的陣營。 對於婦女所進行的革命實踐活動，孫中山在批覆回函與談話、題詞中也給予充分肯定。他慨歎辛亥革二

命時期 “女界多才，其入同盟會奔走國事百折不回者，已與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從戎，同仇北伐 ，或投身赤十字會 ，不辭艱險 ；或慷慨助餉 ，鼓吹輿論 ，振起國民精神 ，更彰彰在人耳目。” 14對於 “女同志”，特別是像唐群英、吳木蘭、秋瑾等女領袖，孫中山極為尊敬 ，給予很多讚美。他先是親自到浙江紹興秋瑾墓前祭奠，致送挽聯， “江戶矢丹枕 ，重君首贊同盟會 ；軒亭灑碧血 ，愧我今招俠女魂” ；後又手書 “巾幗英雄” ，予以褒獎15 。他還為 《神州女報》 題詞：“發達女權”、 “同進文明” 作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多次責令內務部頒發文告 ，維護女權。針對 “妻女鬻為妾媵 ，子姓淪於皂隸”等社會問題 ， 1912年3 月2 日孫中山特命令內務部頒發禁止買賣人口文。指出：“凡屬國人咸屬平等。背此大義，與眾共棄。通飭所屬。嗣後不得再有買賣人口情事 ，違者罰如令。其從前所結買賣契約，悉與解除，視為僱主僱人之關係 ，並不得再有立奴名分”。 17後又在給廣東都督關於嚴禁販賣豬仔的命令中進一步明確：“前曾令內務部編定禁賣人口暫行條例 ，冀使自由博愛平等之義，實力推行。惟禁止豬仔出口，尤為刻不容緩之事。民國既成 ，豈忍同胞失所 ，不為拯救。” 18 針對盛行千年的纏足陋習，孫中山於1912年3月13 日令內務部頒發勸禁纏足文。特別強調纏足對婦女的殘害， “殘毀肢體 ，阻瘀血脈 ，害雖加於一人 ，病實施於子姓⋯⋯動作竭蹶 ，深居簡出 ，教育莫施 ，世事罔問，遑能獨立謀生，共服世務” ！欲圖國力之堅強 ，必先圖國民體力之發達 ，便一定要禁止這 “害家凶國，莫此為甚”的纏足，遂令內務部 “通飭各省一體勸禁”。倘若 “有故違禁令者，予其家屬以相當之罰。切切。此令。” 19可見 ，孫中山欲依靠行政效力，醫治困擾中國婦女的種種頑疾。儘管這些禁令是否得到實際貫徹，在社會中發揮的效能如何皆有待進一步分析和考察，但是孫中山發揮行政力量維護婦女權利 ，革除女俗中一些陋習的勇氣和決心則毋庸置疑。 此外，孫中山還通過批復來信、接見代表等形式 ，表達興辦女子教育、提升婦女素質、伸張女權的意願 ，並予以經濟支持。 1912年3 月9 日陳婉衍寫信籌設復心女子學堂 ，請求撥發經費。在信中，陳婉衍提出 “開辦伊始 ，事事草創 ，既賴人謀 ，尤需財力，舉凡修飾房屋 ，置備校具，以及圖書儀器、一切應用品物、薪工伙食等項，在需款支用。且陽曆時期已屆三月中旬 ，而所招新生亦已紛紛報名就學者眾 ，尤宜趕速開學 ，以慰來學而免曠課。一再籌思 ，惟有仰懇鈞部 ，迅賜撥給開辦經費”20 。孫中山馬上表示同意 ，責成教育部回覆：“振興學校 ，為女界輸入文明 ，毅力熱心 ，深堪嘉尚 ，應准給予開辦費一千元”。21在 《命教育部核辦女子桑蠶學校令》 中，他對女子軍代表林宗雪等開辦桑蠶學校的呈請給予積極的支持。22他在接見上海女界共和協濟會代表張昭漢時 ，不僅表彰了女界為革命而奮鬥的事蹟 ，還撥給5000元，作為 “開辦女子教育總會及擴充公益之用”23 。雖然孫中山提供的經濟支援數量並不太多，但是這些舉動所產生的社會影響遠遠超越物質支持本身。孫中山憑藉其在公眾中的良好形象和影響力，向廣大近代中國女性傳遞了興辦女學的信息，在社會各界引起了積極的反響。 24 在演講中，他先後多次強調舉辦女子師範教育的重要性。 1912年 ，孫中山在廣東女子師範第二學校的演講中說 ：“然欲四萬萬人皆得受教育 ，必倚重師範 ，此師範學校所宜急辦也。而女子師範尤為重要。⋯⋯因中國女子雖有二萬萬，惟於教育一道 ，向來多不注意，故有學問者甚少。處於今日，自應以提倡女子教育為最要之事。教育既興 ，然後男女可望平權。女界平權 ，然後可成此共和民國”。 25 1924年4 月4 日，在廣東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慶的紀念會上 ，孫中山特別指出：“學師範的人 ，本來是教少年男女的 ，是教少年男女去做人的 ，做人的最大事情是甚麼呢？就是要知道怎麼樣愛國 ，怎麼樣可以管國事。”26 “女人能夠和男人一樣的做議員，與聞國家大事 ，地位該是何等高尚呢 ，該是何等榮耀呢 ！⋯⋯中國革命之後，不要女子來爭，便給女子參政權 ，議會之中設立女議員。⋯⋯所以二萬萬女子 ，至今很不明白民國，還不能理國事。” 27在這些演講中，孫中山並不是着意於提出解決婦女應該如何參政、舉辦實業、服務社會的具體措施 ，而是為了強調舉辦女子教育的重要，激發女學生參與國事的熱情 ，養成愛國心和管理國事的能力。換言之，在民國初期婦女仍無法更多地參與社會事務的情況下，應該盡力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在孫中山看來，婦女接受教育是前提 ，男女平權是過程 ，真正的目的是 “成民國”。難得的是 ，。16

孫中山提出男女平權的主張。 可見 ，孫中山強調女子受教育及給予女子以參政等權利 ，儘管似乎並不是着眼於實現婦女的獨立，而是要讓女性明白國族革命的重要性 ，明確女國民的責任和義務 ，進而推動中華民國的發展。這種思想是極具代表性的近代女權運動觀點，而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也確實就是在國族革命的背景下進行的。可以說 ，中國女性是被國族革命運動起來的，並非是主動地提出或進行婦女運動。正如孫中山所提出的那樣 ，近代中國社會上所發生的婦女運動 ，更多的時候是一種手段、一個過程而非結果、目的。需要指出的是 ，這種觀點也是被近代早期女權領袖們所認同的。她們提出過這樣的主張：“茲幸神州光復，專制變為共和，政治革命即舉於前 ，社會革命將踵於後。欲弭社會革命之慘劇 ，必先求社會之平等；與求社會之平等 ，必先求男女之平權 ；欲求男女之平權 ，非先與女子以參政權不可。”28一些 “覺悟很高”的婦女相率投身到辛亥革命的行列。她們接受了革命的種種宣傳 ，相信革命不僅可以救國救民，而且可以解放自己。 29她們對“適乎世界之潮流 ，合乎人群之需要”的男女平權寄予很大的希望，同時也給予孫中山極高的評價 ：“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若孫公者也。⋯⋯自有廣東以來，未有此次女界之歡迎者也。女界久蜷伏於跼天蹐地之下 ，得孫公超拔之，知孫公將來必有為女界謀大幸福。⋯⋯天生孫公 ，首倡革命。南北共和，統一憲令。男女平權 ，自由真性⋯⋯婦孺爭迎 ，景仰神聖。惟我巾幗，普天同慶。” 30 然而也毋庸諱言近代早期女權領袖們贊同革命、共和所突出的重點是女性獲得參政權 ，與孫中山所強調的國族革命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這同樣值得關注。 五四運動之後 ，孫中山還通過政黨宣言、黨綱等形式從法律、政治角度明顯提出 “男女平權”，賦予女性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參政權等，以保護婦女的一切合法權益。在1923年的《中國國民黨宣言》 中，寫明 “確認婦女與男子地位之平等 ，並扶助其均等的發展”31 。在 《中國國民黨黨綱》中，又規定 “謀直接民權之實現與完成男女平等之全國政治 ，人民有左列各權：選舉權、創制權、複決權 、罷免權等”32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制定的 《國民黨之政綱》 則更進一步闡明了 “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 ，助進女權之發展。” 33可見 ，孫中山將男女平權的主張落實在相關的宣言與黨章之中。34 借助孫中山在不同歷史時期留下來的不同種類或類型的文本，我們可以瞭解作為醫國者，孫中山逐漸形成並強化着“男女平權”的思想，其間經歷了不斷的發展、變化與調整。孫中山的 “男女平權”思想是隨着形勢的發展、婦女越來越強力地要求參政權而逐漸成熟起來的。早期，他所提及的 “女性”並沒有從“抽象國民”的概念中單獨剝離出來。在1912年前後 ，他與要求參政權的多位女性的往來信件中，更多流露出女性不適合參與政權的態度。他認為以女子的智識程度和教育普及範圍來說 ，這是過早的議題。孫中山通過頒佈政令等方式 ，為解除中國近代婦女痛苦提供了某種推動力。在不斷建構三民主義的過程中一度也並沒有明確闡述 “男女平權”的具體內涵 ，多是圍繞解決纏足、奴婢等問題闡發出來的頗為人道的觀點，與其說是重 “女權” ，不如說重 “人權”。孫中山曾明確指出：“天賦人權 ，男女本非懸殊 ，平等大公 ，心同此理⋯⋯女子將來之有參政權 ，蓋事所必至。”直到五四運動之後，孫中山 “男女平權”思想和主張日益明確而豐富。 透過文本，能夠瞭解到醫國者孫中山與近代中國女權的關係。然而他在關注女權的時候 ，具體的思想與實踐又可以為我們提供那些啓示呢？ 作為醫國者，孫中山為了盡快使中國從傳統轉入現代 ，在設計中國發展道路的同時 ，也在建構着女性的形象。其中，就包括人為地劃定 “傳統”與 “現代”的分割點，把傳統的女性生活解讀為不堪回首的過三

去，並重新規劃令人憧憬的未來 ，所使用的惟一工具就是 “語言”的技巧。35仍以孫中山於1912年5 月6 日孫中山在廣東女子師範第二校的演說 《教育既興男女可望平權》 為例。他在演講的開始就着重強調了傳統與現代的分隔。 “現在中華民國成立伊始 ，萬種事業皆由此時發起 ，由此時舉辦⋯⋯今民國既已完成 ，國民之希望甚大 ，然最要者為人格。我中國人民受專制者已數千年。近二百六十餘年 ，又受異族專制，喪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復其人格 ，第一件須從教育始。⋯⋯兄弟今日惟望諸君謹慎小心 ，養成國民之模範 ，即教育乃可振興。教育既興 ，然後男女可望平權。女界平權 ，然後可成此共和民國。但今乃軍政時代，正宜上下一心 ，補救政府 ，鞏固教育。”36為了強調辛亥革命帶來的男女平權 ，孫中山特意加重人們對中華民國 “伊始”的印象，用以說明全新的時代需要全新的教育 ，應運而生全新的男女平等。 然而，歷史的連貫性是不是真的像孫中山所希望的那樣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發生徹底的斷裂呢？就連孫中山本人似乎還表現出中國歷史的另外一種面向——過去總是過不去。孫中山也同許多近代中國男性精英知識份子一樣 ，不能免俗地為具有優秀傳統美德的女性書寫了一些題詞 ，其中即有 “節孝可風”37 、“貞操可風”38等傳統社會頌揚節婦貞女的詞句。 1917年 ，孫中山向陳去病斷言 “從古節母之後無弗昌”39從他為長者所做的頌禱中更能看出：這位醫國者同很多 “過渡人”40一樣 ，心中女性的形象具有傳統賢良淑婉的美德。 1919年他為孫（智維）母百歲榮慶題詞 ：“淑德高齡”。並附詩 《孫周太夫人期頤祝詞》 一首 “三從四德兮巾幗之英 ，貧而無怨兮德性廉明。克勤克儉兮鄉黨有聲 ，篤信基督兮不慕虛榮。獲福無量兮子孫昌盛，耶和華錫 嘏兮壽百齡。” 41他對 “節母”、 “賢母”、 “良母”的尊重來自於歷史傳承 ，來自於中國傳統。 1925年 ，孫中山在錫給張俞淑華的嘉言中，更寫道 ：“綽楔風清 ，咸識女宗之式 ；芳型日煥 ，彌敦禮教之原。” 42不論是出於何種原因，字裹行間都表明孫中山對傳統的某種延續。 在孫中山的大量演講稿中，頻繁地出現將 “國”類比於 “家”的詞語。如 “中華民國，就是大家的家產 ，大家都是這個家產的主人。” 43這是近代中國男性精英知識份子慣常使用的表述形式 ，也是他們向人們介紹 “國族”概念的基本手段——借用傳統家文化 ，尤其是孝道的某些意境 ，強調家國一體。目的是讓人們明白對於國族危機國民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 ， “對於國家也有一種責任 ，這種責任是更重大的，是四萬萬人應該有的責任 ，諸君在學校內求學 ，便應該學得對於國家的責任。” 44孫中山還特別強調 ：“如果做師長的女子都不明白理家事 ，這個家產的前途便沒有希望，所以你們的責任是很重大的。” 45字裹行間隱含着作為醫國者的孫中山，對傳統家族的穩定性有幾分嚮往。 作為時代的領路者，孫中山更希望 “女子與男子並駕爭雄 ，共維中國前途”46 ，不再僅僅扮演傳統的角色。實事求是地說，醫國者孫中山對近代中國婦女的期待具有傳統與現代的雙重性特徵 ，難免會造成或加劇兩者業已形成的矛盾、緊張。除此之外 ，孫中山還存在着理論與實踐相脫節 ，甚至是矛盾的問題。這種矛盾突出地表現在1912年唐群英等女權代表請願要求參政權的事件上。 1912年2月20 日，由較為活躍的女子參政同志會、女子後援會、女子尚武會、女子同盟會和女國民會等5個團體 ，在南京正式組成 “女子參政同盟會”，並向臨時參議院要求制定 《臨時約法》 ，不僅予以婦女參政權 ，而且將女子與男子權利一律平等之類的條文，寫入 《臨時約法》 。在3 月19 日的參議院會上 ，唐群英等人應參議院要求 ，進入議事廳旁聽席 ，目睹議員們以 “試體重大 ，應候國會成立再行解決”為辭推諉。 3 月20 日，女子參政同盟會 “又推舉代表唐群英、蔡惠二人謁見孫大總統 ，並上第三次請願書 ，求總統提議於參議院 ，詞甚激昂。”孫中山 “總統婉言勸誡謂：此事未有一經提議 ，即行通過者 ，倘能堅忍耐勞至再三，將來或能達此目的，幸毋為無意識之暴舉 ，受人指摘。否則 ，殊非本總統贊成女子參政權之始意云云。” 47 3月21日，唐群英等人苦等未果便闖入參議院，打碎了議院的玻璃 ，製造了這一近代歷史上著名的爭取婦女參政權事件。提倡男女平等的人士於是也提出， “今見如此舉動 ，確知程度不齊 ，現已全體反對。”48宣佈原本沒有必不贊同的意思，擬候國會成立 ，然後解決 ，現在看來女子的知識程度確實與男子 “不齊”，態度發生某種變化。在報紙媒體上。有消息說孫總統允諾代向該議院斡旋 ，將約法重行提議 ， “各女子乃整隊得意而返。” 49！

事後 ，孫中山致信南京參政同盟會女同志 ，極力表白：“男女平權一事 ，文極力鼓吹 ，而且率先實行。試觀文到京以來，總統府公宴，參議公宴，皆女客到上位可證也。至黨綱刪去男女平權之條，乃多數男人之公意，非少數人可能挽回，君等專以一、二理事人為難無益也。” 50換言之，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多數男人否決了少數男人贊同賦予婦女參政權的主張。 “多數男人之公意，非少數人可能挽回”成為 “黨綱刪去男女平權之條”的主要原因。不僅如此 ，孫中山還坦誠地發表了有關婦女爭取參政權的看法：“文之意，今日女界宜專由女子發起女子之團體 ，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識普及，力量乃宏，然後始可與男子爭權 ，則必能得勝也。未知諸君以為然否？更有一言奉獻：切勿倚賴男子代為出力，方不為男子所利用也。” 難得的是 ，富於政治鬥爭經驗的孫中山提醒積極爭取婦女參政權的女性 ，不要依賴男性的幫助 ，以避免被男性利用的悲慘命運。孫中山強調不要依賴男性的這番言論難免會令婦女運動者失望，被視為推卸責任的圓滑之舉。然而這又確實是辛亥革命時期政治運動與婦女運動極為錯綜複雜的現實處境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婦女運動領袖對孫中山等男性社會精英人物有很多期待。由此，不能簡單得出這一時期爭取婦女參政權活動的倒退或失敗等結論 ，只能說明孫中山對婦女運動的認識比較深刻。富於政治經驗的他還有語重心長地告誡婦女運動的領袖們要把婦女組織起來，施以教育 ，普及知識，壯大力量，以便與男性爭權 ，並取得勝利。換言之，在要求參政權力之前，最好先接受普及的教育。一個月前，上海神州女界共和協濟會代表張昭漢、陳鴻璧、唐群英、程穎四女士來甯謁見孫總統 ，曾繳募軍餉二萬元，並請願女子將來參政權。孫總統聞四代表所談言論 ，極為嘉許。51一個月之後，就發生巨大的變化。這也透露出一個主要訊息：婦女參政並不僅僅是一種理念、精神，而且是一種實力的對決、角逐。孫中山已經意識到女權不能單靠男性的幫助 ，甚至是賜予 ，提醒婦女自己壯大力量 ，以爭取之，值得重視，也耐人尋味。 當然 ，這只是民國初期孫中山所表達的男女平權思想。五四運動之後 ，他的這種思想愈加成熟和完備 ，他曾在演講中反復強調：“政治上人人都是平等 ，就是男女也是平等。所以我們革命以後，便實行男女平權。⋯⋯大家從此以後 ，就把我們民權主義中所包括男女平等的道理 ，對二萬萬女子去宣傳⋯⋯要全國男女的政治地位 ，都是一律的平等。”52可見 ，在孫中山的觀念中，不僅要人人政治上平等、男女性別上也要平等 ，女權得到伸張。這充分表明除了孫中山認識水平不斷提高等之外 ，與醫國者所處的不同位置、所擔負的社會使命前後存在一定的差異有很大的關係 ，還受制於過渡人的生活狀況。 西方社會學者冷納（Daniel Lerner）稱處於轉型期社會的人為 “過渡人”。這種人處於 “傳統人”和 “現代人”之間，站在 “傳統—現代的連續體”（traditional-modern continuum）上。一方面，他既不生活在傳統社會中，也不生活在現代世界裹；另一方面，他既生活在傳統社會裹，也生活在現代世界中。他本身就處於新舊價值體系的兩個世界之間，不是靜態的存在 ，而是 “行動中的人”。他的 “傾向”是 “移情作用（empathy）” ——他能看到傳統的人們看不到的事物 ，他生活在傳統的人們無法分享的幻想生活裹。他的 “態度”是一種欲望，——他真正想看到他心靈的眼睛所看到的；真正想生活在他一直幻構着的世界裹。 53 過渡人的雙重標準視時間、情況而定 ，甚至在同一個人 ，在不同的生命階段、不同的境遇下，也會不斷地否定自己的判斷 ，改變自己的標準。 毋庸諱言 ，第一次提出了男女平權主張的人並非革命派。孫中山所提倡的男女平權並沒有超越鄒容、陳天華和金天翮，而且也並沒有像 《女界鐘》 那樣的體系完整性。儘管如此，孫中山不遺餘力地提倡男女平權，並進行宣傳與實踐活動，以推動婦女獲得參政權等各項權利，進而鞏固共和制政體。這對辛亥革命和民國建設有着深遠的意義。 消除差別的對待女性和承認女性的差別 ，這兩者在孫中山的思想裹同時出現 ，並影響着很多人的看法。應該說 ，這也客觀地呈現了20世紀全球較為普遍的婦女解放思想 “雙輪”54 —趨向於 “爭取參政權的運動”，即要求男女平等，消除差別對待和 “母性主義” ，即承認並重視性別差異帶來的性別分工。在中國， “雙輪”也曾分別影響了中國近代婦女運動，並引起了兩次 “賢妻良母主義”的社會爭論。55雖然孫中山並沒有公開參與討論 ，但很難斷定他未受思潮中雙方意見和看法的啓發與影響。

總之，孫中山是一位不特別重視性別差異的政治人物。但這種 “消除區別對待”性別的思想和行為，對近代女性的自由和個性解放無疑發揮了鼓勵作用，為婦女在社會公共領域中馳騁提供某種助力。孫中山的女權思想，既是這位醫國者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變化 ，調適傳統與現代、與時俱進的產物 ，也是他與男性革命同志、女權運動者不斷商媾的結果。註釋 ： 據不完全統計 ，重要論文有榮鐵生 ： 《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婦女運動》 ，載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紀念辛亥革命70 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3年 ；榮鐵生 ：《漫談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婦女解放》 ，載於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主編 ：《孫中山研究 ·第一輯》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6年 ；李又寧 ：《孫中山與民元後的婦女運動》 ，載於 《珠海學報》 ，第15期 ， 1987年 ；陳蓉蓉 ：《孫中山先生的女性地位觀》 ，載於 《實踐學報》 ，第27期 ， 1996年 ，劉紅 ：《孫中山與近代女權運動》 ，載於 《近代中國》 ，第129期 ， 1999年 ；[日]久保田文次 ：《從 〈萱野長知 ·孫文關係資料集〉 ，讀孫中山與宋慶齡結婚及其它》 ，載於林家有 、高橋強主編 ：《理想 ·道德·大同——孫中山與世界和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 2001年 ；尚明軒 ：《宋慶齡與孫中山孫文結合》 ，載於 《孫中山及辛亥人物論叢》 ，北京 ：東方紅書社 ， 2001 年 ；洪秀菊 ： 《孫中山的婦權思想》 ，載於 《紀念辛亥革命9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 ，台北 ：國父紀念館 ， 2001年 ；侯傑 、李釗：《政治訓育 ：民國初期孫中山 “喚醒”女學生》 ，載於 《第八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國父紀念館 ， 2005年 ；趙立彬 、李瑾 ：《從 “國民之母”到 “女國民”——辛亥革命時期婦女解放思潮及其激進化》 ，載於 《亞洲研究》 ，第53期 ，2006年 ；侯傑 、李釗 ：《新女性 ·革命伴侶——孫中山與宋慶齡形象的轉變》 、張樹倫 ：《從中山先生平等觀論性別平等的追求》 ，同載於《第九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 ：國父紀念館 ， 2006年 ；侯傑 、王文斌 ：《孫中山、宋慶齡對近代中國女性的喚醒》 、李釗 ：《孫中山與宋慶齡 ：性別視角下的新探討》 ，同載於天津師範大學、天津市中共黨史會編 ：《紀念孫中山誕辰140 週年文集》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06年 ；李釗 、李平生 ：《從性別視角下解讀孫中山的女權思想》 、周敘琪 ：《孫中山先生與女性國民的塑造——以孫中山與宋慶齡婚姻中的角色扮演為例》 、潘志群 ：《現代中國的戀愛革命——從孫文與宋慶齡的婚戀說起》 ，同載於侯傑主編 ：《孫中山與中華民族崛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年等 。2345679101112131415李釗 、李平生 ：《從性別視角下解讀孫中山的女權思想》 ，載於侯傑主編 ：《孫中山與中華民族崛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06年版 ，第237 頁 。葛培林 ：《孫中山與香港》 ，中山文史第56輯 ， 2005年 ，第16-17頁 。同上註 ，第17頁 。孫中山：《倫敦被難記》 ，載於孫中山著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1年 ，第49頁 。《鏡海叢報》 ， 1893年7 月18 日。《鏡海叢報》 ，1893年7 月 、 9 月 ，澳門 ：澳門基金會 ， 2000 年 ，第415 、 417 、 420 頁 。孫中山：《東西藥局啓事》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7 頁 。劉蜀永 ：《香港與辛亥革命運動》 ，載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辛亥革命在各地——紀念辛亥革命八十週年》 ，北京 ：中國文史出版社 ， 1991年 ，第445 頁 。孫中山：《致鄭藻如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2 頁 。同上註 。孫中山：《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298頁 。吳弱男 ：《孫中山先生在日本》 ，載於自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工作委員會編 ：《辛亥革命七十週年文史資料紀念專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1年 ，第52 頁 。孫中山：《覆女界共和協濟會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52 頁 。王耿雄 ：《孫中山史事詳錄1911-1913》，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1986年 ，第490 頁 。1，

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 14243444546474849同上註 ，第483頁 。孫中山：《令內務部禁止買賣人口文》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156 頁 。孫中山：《臨時大總統關於關於嚴禁販賣豬仔致廣東都督令》 ，載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二輯》 ，蘇州 ：江蘇人民出版社 ， 1981年 ，第36 頁 。孫中山：《臨時大總統關於勸禁纏足致內務部令》 ，載於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第二輯》 ，第35 頁 。孫中山 ：《陳婉衍籌設復心女子學堂請撥發經費與陸軍部往來文件》 ，載於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第二輯》 ，第475 頁 。同上註 ，第476 頁 。孫中山 ：《命教育部核辦女子蠶桑學校令》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117 頁 。《民立報》 ， 1912 年2 月1 日。侯傑 、王文斌 ：《孫中山 、宋慶齡對近代中國女性的喚醒》 、李釗 ：《孫中山與宋慶齡 ：性別視角下的新探討》載於天津師範大學 、天津市中共黨史會編 ：《紀念孫中山誕辰140週年文集》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06年 ，第308頁 。《孫先生演說辭匯志》 ，載於上海 《民立報》 ， 1912年5 月13 日。孫中山 ：《在廣東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慶紀念會的演說》 ，載於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合編 ：《孫中山文粹 ·下卷》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6 年 ，第1020 頁 。同上註 ，第1034 頁 。孫中山：《唐群英等成孫中山要求女子參政權文》 ，載於黃彥 、李伯新編 ：《孫中山藏檔選編 ：辛亥革命前後》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6 年 ，第426 頁 。趙連城 ：《光復前後廣東婦女參加同盟會活動》 ，載於政協廣州市委員會問世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史料專輯·上》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81年 ，第83-84 頁 。《孫中山藏檔選編 ：辛亥革命前後》 ，第484 頁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宣言》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七卷》 ，第4 頁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黨綱》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七卷》 ，第5 頁 。孫中山：《國民黨之政綱》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九卷》 ，第124 頁 。張樹倫 ：《從中山先生平等觀論性別平等的追求》 ，載於 《第九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 ：國父紀念館 ， 2006 年 ，第160 頁 。凱思·詹金斯著 ，江政寬譯 ：《後現代歷史學 ：從卡耳和艾爾頓到羅逖與懷特》 ，台北 ：麥田出版社 ， 1999年 ，第256 頁 。《孫先生演說辭匯志》 ，上海 《民立報》 1912 年5 月13 日。孫中山 ：《為節婦王嚴氏題頒》 ， 《大元帥指令第368號》 ，載於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第24 號 ， 1923年 。孫中山：《為節婦馮呂氏題頒》 ， 《大元帥指令第589 號》 ，載於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第37號 ， 1923年 。孫中山 ：《陳母倪節孝君墓碑銘並敘》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四卷》 ，第1頁 。Lerner， D.，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p. 73.孫中山：《孫母周太夫人百齡晉一榮慶》 ，載於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孫中山研究所 、中山市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編 ：《孫中山與近代社會》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6年 ，第238頁 。孫中山：《褒揚張俞淑華文》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 ，第581頁 。同註25 ，第1034 、 1036 頁 。同上註 。同上註 ，第1036 頁 。《女子參政同盟會公餞孫中山》 ，上海 《民立報》 1912 年4 月5 日。上海 《申報》 ， 1912 年3 月24 日。《東方雜誌》 ，第8卷 ，第11號 。同註46，。

505152535455孫中山 ：《女界知識普及始可與男子爭權——覆南京參政同盟會女同志函》 ，載於孟慶鵬編 ：《孫中山文集 ·下》 ，北京 ：團結出版社 ， 1997 年 ，第695頁 。上海 《民立報》 ， 1912年2 月11 日。同註25 ，第1034頁 。Lerner， D.，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p. 73.《孫文與華僑——紀念孫中山誕辰130 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神戶 ：孫中山紀念會刊 ， 1996 年 ，第345頁 。分別為20 世紀10 年代五四運動前和20 世紀30 年代抗日戰爭前 。

孫中山思想對兩岸和平發展與民族和解的啓示

孫中山統一中國的思想實踐及其現實意義何一民* 近百年來 ，中國的統一與富強 ，是一切愛國志士們的理想和宿願 ，是貫穿中國歷史和人民意向的主流，也是孫中山堅持不渝的政治主張。 21世紀是中華民族崛起的世紀 ，祖國統一是歷史潮流 ，因此 ，對孫中山統一中國思想實踐的研究也就具有了相當的現實意義。一、孫中山謀求祖國統一的思想實踐 孫中山在中國處於分裂狀態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 ，始終將謀求祖國的統一作為頭等大事 ，並為之奮鬥了一生。辛亥革命前 ，他 “擔心中國被分割”1 ，認為 “今日最要緊之事 ，乃各省當統一是也”2 。辛亥革命後，封建軍閥割據，國家陷於四分五裂 ，他 “以統一中國為職志”3 ，將之視為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事業 ，及繼續進行愛國革命鬥爭的主要任務。 （一） 開創激進時代 災難深重的近代中國，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起 ，就一步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黑暗深淵。領土被掠奪 ，人民受奴役 ，國家遭分裂。正如1894年11月24 日，孫中山在 《檀香山興中會章程》 中所痛陳的那樣：“方今強鄰環列 ，虎視鷹瞵 ，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 ，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日前”4 。到了20世紀初年 ，帝國主義各國又從武力瓜分中國，轉為打着“保全中國領土”的幌子，扶植其傀儡清王朝，推行更為陰險毒辣的 “滅國新法”。英國侵略份子赫德曾供認不諱地說：“各國於支那問題，大率不外三策，一曰瓜分其土地 ，二曰變更其皇統，三曰扶植滿洲政府。然變更皇統之策，無人足以當之，驟難施行。今日之計 ，惟有以瓜分為一定之目的，而其達此目的之妙計 ，則莫如扶植滿洲政府 ，使其代我行令 ，壓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 ，則不能得義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誅之。我因得安坐以收其實利 ，此即無形瓜分之手段也”5 。在 “保全主義”的旗號下 ，列強各國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名義上還維繫着清王朝 “統一”的中國，早已成了一個支離破碎的半殖民地國家。正如資產階級革命宣傳家陳天華在 《猛回頭》 中所指出：“俄羅斯 ，自北方，包我三面 ；英吉利 ，假通商 ，毒計中藏 ；法蘭西 ，佔廣州 ，窺伺黔桂 ；德意志 ，領膠州 ，虎視東方；新日本 ，取台灣 ，再圖福建；美利堅，也想要 ，割土分疆；這中國，那一點 ，還有我份 ；這朝廷 ，原是個 ，名存實亡”6 。 在這風雨飄搖的時代 ，孫中山 “感慨風雲 ，悲憤時局，憂山河之破碎 ，俱種族之淪亡”7 ，並誓志 “聯絡中外有志華人” ，通過武裝革命 ， “驅除韃虜 ，恢復中華 ，創立合眾政府”8 。於是 ，孫中山以 “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 9的愛國熱忱和革命精神 ，走上了維護祖國統一的奮鬥征途 ，由此開創了一個打破清王朝封建專制統治的激進時代。 在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同盟會和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鬥爭下 ，民主革命的潮流日益高漲，終於爆發了舉*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世矚目的辛亥革命 ，推翻了帝國主義的傀儡清王朝，結束了中國2000年來的封建專制制度，為在中國建立一個統一的近代資產階級的民族國家打通了航道。 （二） 整合裂變國家 辛亥革命後，清王朝的統治土崩瓦解 ， “共和立憲，萬眾一心”， “國人皆希望共和”，建立統一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已成為不可遏制的時代潮流。南京臨時政府的建立 ，標誌着孫中山統一祖國的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建立統一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已有了現實的可能性。但是，中國仍然面臨着帝國主義的干涉顛覆 ，封建勢力復辟倒退的嚴重威脅 ；面臨着是走向獨立統一 ，還是走向分裂割據的兩條道路。 在這種形勢下，整合裂變的國家是抵抗列強侵略 ，捍衛革命果實，鞏固共和制度的重要保證和前提。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孫中山倡導並努力實踐的 “五統一”主張 ，即 “民族之統一”、 “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 “內治之統一”和 “財政之統一”10 。孫中山提出的 “五統一”，是密切聯繫不可分割的整體 ，民族和領土的統一是其前提和核心。內治、軍政和財政統一又是實現前兩者的保證。 “五統一”的思想，其實質就是要避免辛亥革命後全國分散混亂的狀態，聚集全國革命力量，化革命阻力為革命助力，以期迅速達到國家統一的目的。在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的三個月時間，他為實現五個統一主張而嘔心瀝血 ，進行了力所能及的謀劃和鬥爭。他力圖通過資產階級的立憲建制 ，來防止袁世凱之流篡改共和國方向， “使中華民國之基礎確定於大地”。他在卸任大總統之後，仍希望通過社會革命，大搞實業建設 ，特別是大力發展交通事業，來加強經濟實力和國防力量 ，改善人民生活，增進各地聯繫，消除各省畛域，造成中華民國之鞏固基礎 ，以 “保障統一之真實”，而 “中國一旦統一興盛，則中國將列於世界大國之林 ，不復受各國之欺侮與宰割”11 應該說 ，孫中山的上述苦心擘劃和巨大努力，是革命先輩統一中國、振興中華的一種可貴嘗試，但由於政權已落到大地主大買辦的政治代表袁世凱手中，這種嘗試不可能成功。 1913年3月，袁世凱加緊傾覆民國，為在中國實行議會政治而奔走的宋教仁飲彈喋血於上海車站。隨着二次革命的失敗和袁世凱專制統治的完全建立 ，孫中山的五個統一主張因之頓挫。其後，孫中山還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進行過反對袁世凱專制統治和在護法旗幟下，謀求恢復國會、約法，削平軍閥割據 ，實行民族民主統一的鬥爭，但均因形格勢禁 ，無法實現。 （三） 追趕革命潮流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孫中山極為興奮；五四運動的爆發 ，又使他深受鼓舞。他致信列寧，希望學習俄國革命的經驗 ；並會晤李大 釗，亟盼得到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在新的形勢下，伴隨着堅決徹底地反帝反軍閥浪潮在全國的高漲和鼓蕩，孫中山經歷了一個對帝國主義幻想逐漸破滅和對人民革命力量的認識和依靠逐漸增長的過程。 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孫中山的國家統一思想發生了適應潮流的明顯變化和重大發展。 首先，孫中山果斷地摒棄了舊的統一中國的途徑和方法。他檢討了 “借憲法以謀統一”的無效，批判了高唱 “聯省自治”、 “和平會議”和組織 “商人政府”以統一中國、而實際上是繼續分裂中國的謬論；指出中國惟一的出路在於進行 “國民革命 ，實行三民主義”。這個三民主義，就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 其次，在如何謀求國家統一的問題上孫中山認識到 “構成中國之戰禍者，實為互相角立之軍閥” ，而“軍閥政府托命於外人”。因此 ，要謀求中國的統一，對內， “終要把軍閥來推倒 ，把受壓迫的人民完全來解放”；對外 ， “要反抗帝國侵略主義，將世界受壓迫的人民來聯絡一致，共同動作，互相扶助 ，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都來解放”12 。他還特別強調 ：“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13 。這樣 ，孫中山不僅對中國近代社會兩大矛盾和造成中國長期分裂的深層次原因，以及依靠被壓迫、

的工農大眾來完成國家革命統一大業等方面有了較真切的認識；而且，把中國人民謀求解放、統一的鬥爭和世界被壓迫人民共謀解放和建立持久的和平統一聯結起來了，從而使他的國家統一思想獲得了新的歷史特點，和共產黨人在中國實現民族民主統一的綱領14 ，基本上一致。正是基於這種認識 ，孫中山堅決採取了三大政策 ，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開創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面。 縱觀孫中山奮鬥的一生，他始終以建立獨立、民主、富強的統一中國為職志 ，即便在軍閥割據和混戰不休、國家四分五裂的最艱難歲月裹 ，此志迄未少衰。二、孫中山統一中國思想的啓示和意義 孫中山統一中國的思想實踐具有豐富的內涵，給後人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政治遺產。時至今日，孫中山始終是全體中國人和世界華人無可爭議的共同精神紐帶。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中國人都高舉孫中山的旗幟 ，視自己為這位革命先驅的繼承者。孫中山未競的統一大業，中國共產黨人正在逐步完成。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實現了除台灣以外 ，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統一。 2006年 ，在孫中山誕辰140周年紀念大會上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 “兩岸同胞血濃於水 ，骨肉相親。爭取和平統一，共謀復興大業，有利於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 ，理應成為兩岸同胞包括各黨派、各團體為之奮鬥的共同目標。我們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 ，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15 21世紀是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世紀，中華民族將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人也將實現百餘年來統一祖國的願望。站在歷史與未來的交匯點，緬懷孫中山的歷史功績 ，溫習其統一中國的寶貴思想 ，更具有特殊的意義。這不僅因為它是 “歷史珍品”，而且從現實說 ， “對於孫中山的崇敬和懷念，至今仍然是把中國大陸和台灣聯繫在一起的強大的精神紐帶”16 ，尤其是對於我們今天的反 “獨”促統事業 ，具有十分重要的啓迪與借鑒作用。 第一，中國 “有統一之形，無分裂之勢” ，統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和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把握歷史發展規律 ，順應時代發展趨勢 ，這是孫中山統一中國思想與實踐給我們今天的一個重要啓示。 孫中山統一中國的思想是來源於對中國文化傳統和中國歷史的深刻認識。幾千年來 ，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很早就存在着凝為一體的趨向，並具有堅韌的連續性 ，這使得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堅持不懈地把自己的祖國建成一個統一的大國。正如孫中山在追溯我國統一的發展史時所指出：“中國為地球上最老之文明國⋯⋯國土統一已數千年矣，中國雖有離析分崩之變 ，然為時不久復合為一”17 。“由此便知，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的 ，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的”18 。他認為中國所以能克服歷史上短暫的分裂而走向更廣範圍的統一 ，是因為 “中國是一個統一國家 ，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中，正是這種意識使我們能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來”19 。孫中山還針對當時中國分裂的現實，反覆強調 “中國原來既是統一的 ，便不應該把各省再來分開。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是暫時的現象，是由於武人的割據。這種割據 ，我們要剷除它”20 。他堅信中國“有統一之形，無分裂之勢” 21 。“再經過十年或五十年 ，當成渾然統一之狀態，如斯天下統一之中國，隨社會之進步⋯⋯當能成一大文明國”22 。在孫中山看來，祖國的統一與否 ，直接關係到民族國家的治亂及興衰。中國統一的歷史發展潮流終究不可能阻擋，那些分裂國家的野心家，最終必將被這一歷史潮流所淘汰。 第二，統一是中華民族的幸福所繫。孫中山統一中國的思想是以民生主義為基礎，他將國家能否統一與全國人民的福禍利害聯繫起來，並據此堅定認為祖國一定要統一。 孫中山將國家能否統一與全國人民的福禍利害聯繫起來，並據此堅決認為祖國一定要統一。孫中山對當時國家分裂與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災難與痛苦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他指出：“南北紛爭 ，兵災迭見 ，市廛。

騷擾 ，閭閻為圩 ，盜匪乘隙，縱橫靡忌 ，百業凋殘 ，老弱轉徙 ，人民顛連困苦之情狀 ，悚目恫心”23；湖南、陝西、廣東等省的戰亂，尤使各地生靈塗炭、商旅裹足、民不聊生， “言念及此，殊屬痛心”24 。他從愛國拯民出發，認識到 “中國人民對連續不斷的紛爭和內戰早已厭倦 ，並深惡痛絕，他們堅決要求停止這些紛爭 ，使中國成為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25 。孫中山深知全國統一是國利民福的依託及中華民族之根本利益所在 ，他多次指出：“我輩熱衷於統一中國⋯⋯（因）民國之幸福，以統一為主” 26 ，中國 “能夠統一 ，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 27 。 孫中山多次在不同場所強調指出，那些主張分裂中國者都有是個人野心家，他們為了個人的私利，而犧牲人民的幸福。這一論斷是非常深刻的，不僅一針見血地揭露了民國時期軍閥的真面目，而且也對今天那些試圖 “去中國化”、將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人有深刻的認識，他們往往打上民眾的旗幟，實質是想實現個人的野心 ，為了一己私利，而最終犧牲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他們就是個人野心家。孫中山用一生的追求和實踐證明了統一才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幸福和希望所在。三、早日實現祖國統一是世界華人華僑共同願望 孫中山對祖國寶島台灣滿懷深厚的感情，十分關懷當時還處於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同胞。他甚至不顧個人安危 ，多次奔走台灣 ，致力於台灣回歸祖國的偉大革命事業。 早在1985年 ，當清政府與日本侵略者簽訂喪權辱國的 《馬關條約》 ，割讓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和澎湖列島給日本後，孫中山就派楊心如到台灣，宣傳革命主張 ，發展壯大台灣的革命組織 ，指導台灣的抗日革命鬥爭。 1897年11月，孫中山又派其得力助手陳少白到台灣 ，在台北良德洋行與楊心如、吳文秀、容祺年、趙滿年等抗日志士設立 “興中會台灣分會” ，領導台灣同胞開展革命鬥爭。 在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的影響和指導下 ，台灣抗日救國武裝起義不斷高漲。台灣人民自1912 年至1915年 ，先後在南投、嘉義、台中、台南、苗栗和台北等地 ，多次發動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武裝起義。與此同時 ，羅福星、林祖密等一批台灣同胞在孫中山的鼓舞下回到祖國大陸參加辛亥革命、並在台灣領導抗日運動28 。 可以說 ，孫中山每一次到台灣 ，都給日本鐵蹄下的台灣同胞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在孫中山革命實踐、理論演說和人格魅力的影響下，台灣民眾抗日救國意識日益覺醒 ，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鬥志越發高漲 ，他們投身中國革命洪流 ，並與祖國大陸人民一道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浴血奮戰，最終取得了中國近代史上反抗日本法西斯戰爭的勝利 ，取得了台灣回歸祖國的偉大成果。 孫中山雖然未能親自實現統一祖國的夙願 ，但是他為祖國統一而忘我奮鬥的精神卻給了後人以極大的激勵 ，同時也深為台灣同胞所敬仰。例如：1927年，在孫中山逝世2週年紀念時，廣東中山大學等校的台籍學生 ，組織了 “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 ，發佈 《告中國同胞書》 ，呼出了強烈的愛國心聲：“勿忘台灣”、 “台灣乃中國之台灣 ，民族乃中國之民族 ，土地乃中國之土地。”29 近年來， “台獨”分裂勢力的活動不斷加劇 ，給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造成了嚴重影響， “台獨”已成為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的最大現實危險，成為中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最大禍害。對於 “台獨”，不僅大陸人民不答應，台灣民眾不答應，全球華僑華人也不會答應。因此，與此相對應的是 ，兩岸同胞和全世界華僑華人反 “獨”促統運動亦如浩蕩潮流 ，日益壯大 ，不可抗拒。正如中國駐墨西哥大使任景玉在 “中南美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2005年墨西哥大會”上所言：“聲勢浩大的反 ‘獨’促統運動在世界各地風起雲湧，數千萬的海外僑胞已經成為遏制 ‘台獨’分裂勢力，推進中國和平統一的獨特力量”30 。正如孫中山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是國家的核心利益所在，飽受近代列強侵略的中國人民將誓死捍衛國家領土主權 ，決不容許任何分裂國家領土的行為，決不容許自己失而復

得的神聖領土得而復失。事實上 ，綜觀台灣的近現代史，就是一部台灣人民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奮起抵抗外來侵略的歷史，就是一部台灣回歸祖國、重新納入中國版圖、用事實證明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歷史。台灣光復的歷史表明，台灣同胞具有優良的愛國傳統和氣壯山河的民族氣節 ，兩岸人民在反侵略鬥爭中形成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必將成為促進兩岸統一的精神紐帶。歷史已經證明，在日本侵佔台灣的50年間，企圖永久霸佔台灣的 “皇民化”殖民主義統治 ，始終未能泯滅台灣同胞的中華文化意識 ，始終未能改變台灣同胞的民族國家認同；今天 ，正在走向偉大復興的中華民族和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 13億中國人民，決不可能讓 “台獨”勢力 “去中國化”和分裂中國的圖謀得逞。歷史將再次證明，日本殖民時期的 “去中國化”未能成功 ， “台獨”分子在台灣推動 “去中國化”的努力也是注定要失敗的。只有祖國大陸與台灣和平統一 ，才是一條光明大道 ，才是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共同的福祉所在。 從19世紀末到21世紀初 ，中國歷史的發展應證了孫中山的論述 ，軍閥、獨裁者、反動政客都一一被歷史的大潮所淘汰。21世紀是中華文明復興和中華民族崛起的世紀 ，中國已經實現了除台灣之外的統一，而台灣回歸祖國也是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不可抗拒的趨勢 ，因此任何試圖將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行為都將遭到失敗。香港 、澳門回歸祖國的實例證明，台灣回歸祖國勢必更將輝煌。 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開創的革命事業的忠實繼承者31 ，他們繼承、發展了孫中山的統一思想實踐 ，為解決台灣回歸祖國問題提出並確立了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的對台基本方針。香港、澳門兩地先後順利回歸祖國的實踐已完全證明：這一科學構想是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惟一正確途徑。 香港於1997年回歸祖國， 10年來經濟運行軌跡逐年向上 ，其間受亞洲金融危機風波影響，經歷短暫的蕭條，但也很快恢復。2004-2006年間，香港GDP逐年實現4.1％、5.3％、6.7％的增長。其中，20052006年的GDP分別達到13，843.23億和14，774.05億港元，相繼突破1997年創下的13，634.09億港元的記錄；2006年的人均GDP達到21.55萬港元，突破1997年創下的21.01萬港元的記錄。32就連荷蘭議會下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亨克·揚·奧梅爾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書面採訪時也表示 ，香港回歸祖國 10年來發展良好 ，其充滿活力的經濟和與中國內地日益緊密的經貿聯繫 ，使其保持着對全球客商的強大吸引力33 。 1999年12月20 日，澳門回歸祖國，其後短短幾年時間內，澳門經濟就擺脫了回歸前的負增長局面 ，實現了經濟跨越式的高增長。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採取措施 ，迅速穩定了經濟形勢 ，擺脫了連續多年經濟負增長的不利局面。一方面，自2000年澳門經濟實現了正增長達到5.7％後 ；2003年經濟即實現了跨越式的飛躍，GDP增長率達15.6％ ， 2004年再次飛躍 ，GDP增長率高達28.3％；在持續的高基數下2005年經濟雖有回落 ，但GDP依然有6.7％的增長率 ，而且到2006年1季度澳門經濟又呈高增長態勢 ，GDP增長率再次高達28.3％。另一方面 ，人均GDP由1999年的11.06萬澳門元增加至2005年的19.45萬澳門元，年均增長達12.6％；與此同時，澳門的失業率則呈現快速下降趨勢，由1999年的6.8％下降到2005年的4.1％ ， 6年間下降了2.7％34 。 可見 ，香港、澳門在回歸祖國後並沒有出現如一小撮分裂分子所預言的經濟倒退 ，相反卻是蒸蒸日上、欣欣向榮。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 ，台灣回歸祖國後 ，依託祖國堅強的後盾 ，必將走上跨越式發展的道路。事實上，台灣當局製造 “台獨”已經使台灣經濟走向死胡同。 上個世紀70-90年代，國民黨執政台灣時，在極為艱難的環境下 ，勵精圖治 ，使台灣經濟走出困頓 ，創造了經濟奇跡。 1979年，台灣被世人稱為亞洲 “四小龍”之一 ，台灣經濟奇跡從此遠揚。到1992年 ，台灣國民生產總值達到2000億美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 ，外貿總額達到1500億美元 ，外匯儲備900多億美元。 2000年 ，台灣國民生產總值突破3000億美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14，000美元 ，對外貿易進出口額雙雙突破1400億美元 ，總額達2800億美元 ，外匯儲備達1067億美元。許多高科技產品名列世界前茅。但是 ， 2000年民進黨執政以來，在文化上大搞 “去中國化” ，在經濟上極力限制兩岸交往，在政治上推進 “台獨”，不開放兩岸三通 ，企圖使台灣對祖國大陸漸行漸遠。這一切倒行逆施的行為，其後果卻是使台灣經濟形勢逆轉 ，台灣經濟優勢不再 ，於2001年出現50多年來的首次負增長。 5年、

來，台灣經濟沒有進步 ，年平均經濟增長率不足3％ ，遠不能與國民黨執政時期平均8％的高增長相比。 事實已經證明，台灣只有回歸祖國 ，加強兩岸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 ，才能為台灣經濟開闢出一條活路。同時，台灣回歸也體現了時代潮流與民意趨向，既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利益。四、結語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35 ，孫中山對於歷史發展的論斷，百年之後仍然振聾發聵。 “有統一之形 ，無分割之勢” ，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實現祖國統一是孫中山畢生的夙願 ，是深入於中華民族心靈的 “歷史意識” ，是全國人民的共同心願和福祉 ，也是全體炎黃子孫的歷史使命。 時至今日，台灣與祖國大陸仍處在分裂狀態中，這既不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勢，也不符合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實踐孫中山統一中國的思想 ，促進兩岸的和平統一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是海峽兩岸四地同胞和全球華人華僑胞義不容辭的神聖職責。但還需強調的是 ，和平統一並不是統一的惟一方法。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也曾對南北和平統一抱有極大的希望，但是事與願違，最終也只有選擇武力方式來實現中國的統一。如果 ，台灣當局仍然執迷不悟 ，一意往台獨方向下滑 ，必定使兩岸和平統一受到嚴重影響，帶來巨大災難。註釋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孫中山：《與宮崎寅藏的談話》 ，載於孫中山著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1年 ，第196頁 。孫中山 ：《在太原商學界宴會上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471頁 。孫中山 ：《對 〈大陸報〉 發表談話》 ，載於陳旭麓 、郝盛潮 ：《孫中山集外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0年 ，第287 頁 。孫中山 ：《檀香山興中會章程》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19 頁 。張枬、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第一卷》 ，北京 ：三聯書店 ， 1960 年 ，第254 頁 。陳天華 ：《絕命辭》 ，載於劉晴波 、彭國興編校 ：《陳天華集》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 1982 年 。孫中山 ：《〈支那現勢地圖〉 跋》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187頁 。孫中山 ：《檀香山興中會盟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20 頁 。孫中山 ：《檀香山興中會章程》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19 頁 。孫中山 ：《臨時大總統宣言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2 頁 。孫中山 ：《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 ，第491頁 。孫中山 ：《對於中國國民黨宣言旨趣之說明》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九卷》 ，第126頁 。孫中山 ：《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十一卷》 ，第76 頁 。中共主張 ：（一）消除內亂 ，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 ；（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 ，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 ；（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胡錦濤 ：《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40 週年大會上講話》 ，中國新聞網 ， 2006年11月12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下》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82年 ，第972頁 。孫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論》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219 、 233 頁 。孫中山：《建國方略》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六卷》 ，第304 頁 。孫中山：《給羅翼群的指令》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九卷》 ，第529 頁 。1

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孫中山：《三民主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九卷》 ，第304 頁 。同註17 ，第223頁 。孫中山：《與日人某君的談話》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九卷》 ，第537 頁 。孫中山：《和平統一宣言》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七卷》 ，第49 頁 。孫中山：《孫中山集外集》 ，第40 頁 。孫中山：《孫中山集外集》 ，第276 頁 。同註22 ，第532頁 。孫文 ：《孫中山由上海過日本之言論》 ，上海 ：上海民智書局 ， 1925年 ，第117 頁 。李本義：《孫中山促進台灣回歸祖國的實踐及其歷史影響》 ，載於 《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34卷 ，第3期 ， 2007年 。周任 、魏大業 ：《台灣大事紀要》 ，北京 ：時事出版社 ， 1982 年 ，第46 頁 。任景玉：《遏制 “台獨” ，我們重任在肩——在 “中南美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2005年墨西哥大會》 ，載於 《統一論壇》 ，第4 期 ， 2005年 。《在紀念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大會上江澤民同志的講話》 ，載於 《南方日報》 ， 2001年10 月10 日。莫世祥 ：《香港回歸10年的經濟軌跡透析》 ，載於 《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第24 卷 ， 2007 年 。“環球線上” ，網址 ：www.chinadaily.com.cn ， 2007年6 月19 日。林珊 ：《回歸後澳門經濟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載於 《亞太經濟》 ， 2006 年6 月。孫文 ：《孫中山選集·上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56 年 。

孫中山的土地綱領與台灣的一度騰飛——兼論孫中山對儒家文化的承傳與弘揚黃明同 、 張冰* “平均地權”與 “耕者有其田” ，是孫中山制定的變革土地制度綱領。因時代條件限制，這一設想在其生前未能得到實施。上世紀中葉，台灣國民黨當局為穩定民心、發展自保 ，有意採用基本符合孫中山本意的土地變革方案 ，由是走出困境 ，開啓了經濟騰飛的閘門。這一以 “均富”為基調的改革實踐，不僅驗證了孫中山經濟思想的前瞻性、可操作性 ，也成為儒家文化有助於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典型個案，是孫中山承傳和弘揚儒家文化的真實體現。一、孫中山以 “均富”為基調的土地綱領 孫中山的土地建設綱領 ，主旨即是實現民生主義 ，完成社會革命 ，達到社會的 “均富” 孫中山以歐美發達國家以例 ，認為 “國家富強”了，仍會有 “很大的問題” ，還會爆發社會革命： “他們全國的政權 ，表面雖說是都在人民手內，但人民彼此之間，把權力分得還不均勻。原因是由於他們社會有兩種絕大階級：一級是極大的富人 ，一級是極苦的窮人。富人的財產過多，總是用資本的勢力操縱全國政權 ，來壓制窮人；多數窮人不情願受少數富人的壓制，便想種種方法來反抗富人。那種窮人反抗富人的舉動 ，便叫做社會革命。” 1 在孫中山看來， “大富”與 “大貧”並存是社會不平等的集中體現，也是醞釀 “社會革命”的主導因素。他指出西方階級鬥爭爆發的根源 ，即是 “資本家有了機器，靠工人來生產，掠奪工人的血汗” ，進而造成 “貧富極相懸殊”的狀況。2而 “社會革命的原因，便是由於社會上貧富太不均。” 3 在 《三民主義》 講演中，孫中山又提出：“社會之所以有進步 ，是由於社會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 ，不是由於社會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 ； “社會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 ，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 ； “社會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 4 孫中山的推理簡單而明確：社會財富的不均勻→社會政治權力的不均勻→社會的壓迫和不平等→社會革命。根據這一推理 ，他認定 ，要把中國建成一個避免社會革命的、民生主義的 “最新國家”，就得從最根本處—— “均富”入手 ， “把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使 “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5 。在他看來 ，社會建設的途徑有二：“均權”與 “均富” ，兩者缺一不可。 “政權上不專制 ，社會上的貧富 ，還要平均 ，才能相安無事 ，否則還免不了革命。”6 至於如何實現 “均富”？諳悉西方經濟學的孫中山很清楚，生產資料的佔有方式決定着社會財富的分配方式。社會貧富之所以如此不均 ，正是因為土地和資本被一部分人壟斷。在 《中國實業如何能發展》 一文中，他稱：“私人之壟斷，漸變成資本之專制 ，致生出社會之階級、貧富之不均耳。” 在 《三民主義》* 均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講演中，他進一步指出， “私人資本制度下” ， “全國人民”不可能 “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生產資料的私有制 ，決定了社會財富必會被少數人佔有 ，因此 “分配公平方法，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夠實行的”8 為求得社會的公平分配，達到社會財富的均衡佔有 ，孫中山着力變革私有制度，土地也是資本，他將“土地公有”作為實現 “均富”的基本途徑之一。 孫中山認為， “土地公有”對人類社會而言 ，最合道義，也最合時情：土地 “為人類所依附而存在”，“無土地無人類”9；土地是國家和社會的 “生存要素” ， “又是大自然造化恩典給人類的公物”10 。然而二千年來，中國的土地被少數地主霸佔——佔農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 ，擁有着全國60-70％以上的土地。土地所產之物，也大部分歸地主所有 ，農民生活痛苦不堪。因此 ，他明確指出：“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於土地之權為少數人所操縱。”11 孫中山坦言，只有通過 “平均地權”，實現 “土地公有”，才能根除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的 “土地兼倂”現象，也才能化解當時盛行於西方，並必將在中國出現的 “炒地皮”風。 孫中山以英國為例，稱工業革命後，文明程度日進，但土地被 “少數富人把持壟斷” ， “底價已漲至極點”。倫敦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借倫敦發展工商而擴城之機大肆圈地 ，地租竟佔 “倫敦地租四分之一 ，富與國家相等”12 。“貧富不均竟到如此地步 ， ‘平等’二字已成口頭空話”13 。他稱中國也必會出現歐美的 “炒地皮”現象。如對外交往頻繁、工商發達的香港和上海 ， “地價比內地高至數百倍” ， “前一畝值百十元者 ，今已漲至百十萬”14 ，“許多人把土地當作賭具，做投機事業”15 。因為 “土地有限 ，投機者無限”，勢必造成平民失業之痛苦，使得 “富者日富，貧者日貧 ，十年之後社會問題便會一天緊似一天”16 。 孫中山實現 “平均地權”的步驟有三：① 地主自報地價 ，國家以此為 “規定之價” ， “載入戶籍”不得更改；② 國家照核定地價之百分之一抽稅 ，日後地價如有升值 ，則 “漲價歸公”；③ 國家依需要 ，隨時 “照地契之價收買”，最終實現土地國有。又主張國家通過 “授田法”（主要針對可耕土地）和 “貸田法”（主要針對未開墾土地），將國有土地分給耕者所有 ，實現 “耕者有其田” 顯然，孫中山是希望通過一種和平、溫和、漸進的方法，實現對 “土地資料”的公共佔有及公平再分配。與中國大陸上世紀中葉實施的激烈 “土改”政策相比 ，這種既 “讓農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損失”的改革方法帶有明顯的妥協性，但從歷史的大視角觀之，又不完全缺乏內在合理性。台灣 “土改”運動的成功 ，及對其日後的經濟騰飛帶來的巨大影響 ，便可對此作一證明。二、台灣以 “均富”為特徵的 “土改”實踐及其意義 孫中山以 “均富”為基調的土地綱領 ，早於20世紀初就已提出 ，並多次寫入政黨綱領 ，但由於客觀條件——革命未果、政權未定所限 ，在他生前一直無從施行。之後 ，國民政府也頒佈過一系列的相關法案，但因政局不穩、 “政權軟化”，最根本的是損害到一批當權者的切身利益，以致有令不行 ，或行而無果。國民黨政府從大陸退至台灣後，政治生態環境大變。人多地少的現實矛盾 ，當權者自身階級地位與現實利益的脫離，以及偏安一隅的深重危機感，都促使當局不得不慎重對待土地問題。孫中山的土地改革綱領自此才有了具體落實的內外因。 台灣國民黨當局的 “土改”實踐大體分為兩個階段。（一） 第一個階段（194 9 - 1953）第一個階段主要針對農村，即以 “溫和、漸進、兼顧業佃雙方利益之方法” ，使農民獲得土地 ，並將。。，。

地主的土地資金轉投到工業。這一階段分三步進行 ，故有 “土地改革三部曲”之說。 1. “三七五減租” 1949年4月，台灣當局頒佈 《台灣省私有地租佃管理條例》 ，規定地租最高額不得超過耕地全部收入的37.5％ ，地主必須與佃戶訂立書面契約 ，以確保履行。同時規定：地主不得預收地租 ；若因自然災害而減產，佃農可依法申請減租；當年土地收入不及三成者，准予免租。 “三七五減租”的實施 ，雖未徹底否定土地私有 ，但將地租由原來的60％減為37.5％ ，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使他們的生產積極性迅速高漲 。 2. “放領公地” 1951年 ，台灣當局頒佈 《台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 ，宣佈將分批發放公有土地給農民。 1951年至1961年間，當局先後5次 “放地” ，總面積達96，004公頃，使165，443農戶獲得土地。這種 “放地”，雖然並非 “無償”——獲地農民須在10年內攤還地價，但畢竟部分實現了 “耕者有其田”，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3. “耕者有其田” 1953年1月，台灣當局先後頒佈 《耕者有其田法》 及 《實行耕者有其田條例》 ，開始大規模施行 “分田”。具體步驟 ，首先是辦理地籍總歸戶，調查土地分類、分配、使用等情況，編卡歸戶；接着是徵收和放領耕地 ，其中，限定地主擁有土地的最高額為水田3 甲、旱田6 甲，超出部分由政府用補償的辦法徵收 ，補償方法是發給地主實物土地債券和公營企業股票；最後是分放土地，即由政府將徵收的耕地分放給農民 ，並規定農民10年內須向政府均等攤還地價。 從 “三五減租”到 “耕者有其田”的最終落實，前後歷時四年。儘管在改革策略上尚存在一定的保守性和妥協性 ，但終究實現了 “耕者”與 “土地”的結合。事實證明，這一舉措對台灣農業發展的推動作用可謂非同小可。據統計 ， 1953年台灣的水田產量比1952年增加了71％；糙米產量由1952年的1，570，115公噸增加到2，109，037公噸。 17後來，台灣當局又相繼頒佈了一系列維護農民土地合法權益的政策法規（如對 “農用地”轉為 “非農用地”的種種限制等等），從而進一步解除了獲地農民的後顧之憂 ，對台灣農業的穩定發展 ，以及全島經濟的迅速騰飛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 第二個階段（1954- 1975） 第二個階段主要針對城市，即按照孫中山 “平均地權”的方案及步驟，實行 “核定地價”、 “照價徵稅”、 “照價收購”、 “漲價歸公”。其主旨即是防止因城市土地漲價而引起的 “壟斷風”及 “炒地皮風”等現代 “弊病” 1954年 ，台灣當局制訂了 《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 ，後經修訂，於1956年正式公佈實施。這項改革先後分兩批進行，分別選定30個城鎮和26個城鎮作為試點，共涉及土地面積達96，258公頃。城市 “土改”也取得巨大的成效。自此，土地稅（包括地價與土地增值稅）逐漸成為台灣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如1989年台灣的土地稅收達1203億元新台幣18 ，在稅收中排列第三，僅次於所得稅和海關稅。 台灣的 “土改”，雖然是特殊環境下的產物 ，但基本精神與宏觀策略卻與孫中山的設想堪稱一致，實際結果也頗符合他當年的預期。台灣土地改革的文件明確規定：在農村，土改以 “溫和、漸進、兼顧業佃雙方利益之方法”19進行 ，並將地主之土地資金轉投至工業；在城鎮，平均地權的原則是核定地價、照價徵稅、照價收購、漲價歸公。可見，在這些原則中，除了轉移地主土地資金至工業一項，在孫中山的論著中無不能找到出處。 台灣後來的發展充分證明：孫中山以 “均富”為基調的土地綱領，不僅有現實可操作性，而且迅速展示出顯著的社會效益。具體表現如下：。

① 基本實現了耕者有其田。 “土改”完成後，台灣農民中佃農的比例僅剩15％ ， 3/ 4的農民獲得了土地，實現了從 “無恆產”到 “有恆產”的轉變。由於不再受地主的 “朘削”，農民 “增產情緒益形高漲”“農事”得到 “改良” ，農副業 “均有長足進步”20 ，並迅速成為台灣的支柱產業。 ② 有效防止了工商業發達後因地價 “升值”而引起的 “炒地皮”風 ，遏制了社會矛盾的激化。 ③ 為政府實施社會公益事業提供了必備基金，有利於對社會財富進行第二次分配，進一步拉近了社會的貧富差距。 ④ 巨額的土地資金投入工業，增大了私營企業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 ，擴大了企業自由度，促進了工業的發展。21 總之，上世紀中後葉台灣的 “土改”實踐，不僅是一次單純的經濟變革 ，而且是一次深刻的 “社會革命”。它推動了台灣經濟的轉機 ，也成為台灣經濟勃興的前奏曲。三、孫中山對儒家文化的承傳與弘揚 台灣 “土改”實踐的成功 ，證實了孫中山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卓識遠見。孫中山以 “均富”為基調經濟思想的形成，是個人性情、時代條件、國際背境及歷史影響多方面因素綜合的產物。而其中起關鍵作用的 ，當數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對他的影響。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是儒家一句家喻戶曉的名言 ，也是歷代志士恪守的信條。儒家既有一套完整的修身齊家理論，又有極為精密的治國理念與策略思想。其以 “均富”為基點，以 “和”、 “治”為歸宿的治國理念，在綿延兩千年的中國，一直被治國者所接受。孫中山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 “儒者”卻具有深深的儒家情結。在論著演講中，他高度讚賞儒家的 “修平治齊” ，稱之是中國獨有的政治哲學 ；他嚮往孔子 “天下為公”的理想，以 “大同社會”為基本範式構建其 “民生社會” ；他反覆引用孔子 “不患貧而患不均”這句話 ，沿着照儒學的 “均衡”理路 ，擘劃自己的建國藍圖。孫中山的建國構想雖然在當時缺乏實施的條件 ，卻在特定環境下由理念轉為現實，並引領台灣這個孤島迅速走出困境。而這 ，也可算得上是對儒家文化有助於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間接證明。 “均富”是儒家治國的核心價值理念。最典型的表述 ，是孔子的 “不患貧而患不均”。孔子所處的春秋時期， “禮崩樂壞”，舊貴族中落 ，新貴族突起 ，財富的分割方式急劇改變。針對當時新貴季孫氏的暴富，孔子對弟子冉求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 ，安無傾。”22在孔子看來 ，一國或一家，首先應顧慮的不是貧乏 ，而是不均 ，只有財富相對 “均等” ，民眾才能彼此 “相安”，國家也才能避免傾覆之虞。當然 ，主張 “愛有差等”、力求恢復 “禮治秩序”的孔子 ，並不是要達到絕對的平均 ，而是要在社會的 “大富”、 “大貧”之間尋求一條相對均平的 “中庸之道”。他認為，財富的均衡與否與社會的治亂密切相關，為實現國家的和諧、穩定，當權者有必要自上而下對社會財富進行調節。 孔子的 “均富”主張，更多是針對 “有國有家”的諸侯、大夫們 ，而戰國時期的孟子 ，則是直接針對國君。史載，滕文公曾向孟子請教 “為國”之道 ，孟子答：“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 ，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 ，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 ，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23 孟子從 “性善論”出發，論證了從 “仁心”至 “仁政”的 “大治”之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運於掌上。”24 “制民之產”是孟子 “仁政”構想的重要措施。他有感於現實一面是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 ，一面是 “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從而向當權者提出 ，必須使百姓有維持生計之產，才能確保統治的長久。他提出 “制產”的標準：五口之家，須有 “五畝之宅”以居住 ，五十畝田園以種桑 ，另須有一定數量的家，，

禽。孟子認為，國君只有 “制民之產” ，使百姓可 “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25 ，民心才能安定 ，國家也才能強盛。 “制民之產”思想，體現了孟子對孔子 “均富”思想的繼承和發揮。 儒家的 “均富”理念，經西漢中期董仲舒及漢武帝的吸收與運用，最終被確立為治國策略。董式儒學與孔孟儒學不盡相同，它融會了先秦諸子百家之學說 ，但在 “均富”的思路上 ，卻與前者一脈相承。他稱：“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 ，此眾人之情也。聖人則於眾人之情 ，見亂之所從生 ，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 ，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26董仲舒繼承了孔子的 “均富”話語，認定貧富差異不可避免，但社會之 “亂” ，乃源於 “大富”、 “大貧”的失 “度”—— “大富”則 “驕”， “驕”則 “亂”； “大貧”則 “憂”， “憂”則 “盜”。因此，惟有 “調均之”，使 “富者足以示貴而不驕” ， “貧者足以養生而不憂”，才能根本防止 “為暴”和 “為盜”等社會不穩定因素的產生。 與孟子一樣 ，董仲舒也針對當時情況向統治者提出了具體的 “均富”方案。他稱秦末因允許土地自由買賣 ，導致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 ，而漢代以降， “循而未改”， “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 27 。董仲舒建議採用合理的調控方法，如恢復 “井田法” ， “塞並兼制路”； “薄賦斂”，實行“什一而稅” ； “省徭役” ， “不奪民時 ，使民不過歲三日”。總之，力求通過對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最終實現 “上下相安”的 “易治”局面。 自董仲舒 “獨尊儒術”的策略被採用後 ，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中國古代意識形態的 “大一統”， “均富”理論也隨之成為歷朝當權者的基本治國理念。利用輕賦稅、減徭役、抑兼倂等政策，儘管不能根除中國傳統皇權官僚體制的弊病 ，但這種有意去消除 “大富”、 “大貧”並立局面的理念與實踐 ，卻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化解社會矛盾，避免民族分裂的危機。中國歷經無數次的朝代更替，自身政治、文化秩序卻能綿延幾千年而不墜 ，應該說與這種 “均富”思想傳統不無關係。四、結論 孫中山以 “均富”為基調的經濟綱領 ，是建立在他對傳統儒家 “大同理想”的嚮往之上的。 “大同”，孫中山的理解 ，有狹義與廣義之分 ，前者指 “社會大同”，後者指 “世界大同”。二者內在的共通之義即是 “和諧”——政治和諧、經濟和諧、社會和諧、人心和諧、天人和諧。如今，在中國大陸， “和諧”早已成為民眾耳熟能詳、競相議論的話題。自2002年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召開以來，中國新一屆領導人明確提出，並逐漸豐富了 “和諧社會”理念。 2005年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中央省部級領導幹部學習班上，首次全面闡述了 “和諧社會”的內涵 ，稱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徵，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反瞻歷史不難發現，如何利用政府 “看得見的手”，維持社會財富的相對均衡 ，實現經濟利益的協調共處 ，一直是古今中外先進人士努力思索且歷久彌新的命題。“和諧社會”理論對 “公平正義”的定義是：妥善協調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係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 ；切實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這一表述，應該說與傳統的 “均富”觀有相當的契合之處。因此，從傳統儒學文化，以及近代承傳與弘揚儒家思想的孫中山的 “均富”理念和建設綱領中，吸取可貴的思想資源 ，理應成為當前亟待關注的重要課題。

註釋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孫中山 ：《在廣州歡宴各軍將領會上的演說》 ，載於孫中山著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 ·第八卷》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6年 ，第470-471頁 。孫中山：《三民主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九卷》 ，第380 頁 。同註1 。同註2 ，第369頁 。同上註 ，第388 、 391頁 。同註1 ，第471頁 。孫中山：《中國實業如何能發展》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五卷》 ，第135 頁 。同註2 ，第380 、 394 、 409頁 。孫中山：《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510 頁 。孫中山：《中國存亡問題》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四卷》 ，第44 頁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九卷》 ，第120 頁 。孫中山：《在東京 〈民報〉 創刊週年慶祝大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328-329 頁 。同上註 。同上註 。同註2 ，第387頁 。同註12 ， 328頁 。程天放主編 ：《國父思想與近代學術》 ，台北 ：正中書局 ， 1965 年 ，第291頁 。引自台灣東吳大學呂士朋論文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與台灣經濟發展》 。陳濟民 ：《民生主義論集》 ，第225頁 。同註17 。同上註 。《論語 ·季氏》 。《孟子 ·滕文公上》 。《孟子 ·公孫醜上》 。《孟子 ·梁惠王上》 。《春秋繁露 ·度制》 。《漢書·董仲舒傳》 。

從孫中山的經濟思想論兩岸經濟發展的願景翁嘉禧*一 、 前言 自18世紀末，許多國家積極尋求獨立自主 ，並努力推動國家現代化，孫中山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啓蒙者之一，其所提供的建國理念與藍圖，一直深深地影響中國的發展。由於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且地大物博的實體 ，其內部的結構與人民生活型態的更新 ，實非短期內可達成。然而孫中山毅然投入推動中國轉型巨輪的行列 ，期能將中國帶入一個全新的紀元 ，此乃是孫中山為何能在歷史上居於崇高地位的主因。 近代中國的發展，深受外來強權之影響，回顧數百年來由西方帶來的文明，開啓了中國人久經封閉的心田，使其有一種迥然有別於舊時代的新世界印象。加上西方國家強大的軍事力量與工業強權，輕易地壓制並蹂躪中國的經驗 ，導致一連串問題的出現。不過 ，這些問題卻是瞭解所有現代中國歷史的重要啓門鎖1 ，孫中山可說是試圖掌握那把金鑰匙的革命領袖。綜觀其奉獻革命救中國的過程中，提出無數的新思維與主張，在本篇論文中，謹針對其民生經濟重要的觀點加以剖析 ，並以海峽兩岸發展為實例 ，以詮釋孫中山經濟思想的指導性與前瞻性 ，透過深入觀察兩岸發展路向，及探索現階段所面對經濟發展上的一些迷思，並藉此來展望兩岸經濟發展的長遠願景。二、 孫中山經濟思想的特色與啓示 孫中山在 《民生主義》 第一講中，開宗明義便提到：“民生兩個字是中國向來慣用的一個名詞，我們常說甚麼國計民生 ，不過我們所用的這句話 ，恐怕都是信口而出，不求甚解 ，未見得含有幾多意義的。但今日科學大明，在科學範圍內，拿這個名詞來用於社會經濟上，便覺得意義無窮了。我今天就拿這個名詞來下一個定義 ，可說民生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2 在孫中山的言論中，略可推測他所謂的 “民生”，實包括一切的經濟主義。他曾說：“我們現在就用民生這二字，來講外國近百年來所發生的一個最大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 ，⋯ 解決這個問題的道理 ，便是民生主義。”3 就孫中山的民生經濟思想來看 ，主要包括幾項特色： （一） 以養民為 目的 所謂養民 ，就是以解決人民的生活為依歸 ，孫中山為了達到養民的目的，除了在 《建國大綱》 第二條規定國家應滿足人民食、衣、住、行四大需要外；並在民生主義的演講中強調：“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不但要把這四種需要弄到很便宜，並且要全國人民都能享受，所以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造成一個新世界，就是大家對於這四種需要 ，都不可短少 ，一定要國家來擔負這種責任。” 4*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副教授 、社會科學博士

（二） 以均富為原則 孫中山曾提到：“歐美經濟之患不均，中國之患在貧 ，貧則宜開發富源以富之。惟富而不均 ，則仍不免於爭 ，故思患預防，宜以歐美為鑒，力謀社會經濟之均等發展。”5 （三） 以和平為方法 孫中山認為中國的經濟問題 ，不像歐美資本主義那樣 “積重難返”。因此 ，對於解決中國民生問題的方法，特別強調：“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方法 ，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 ，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 6而他所說的 “思患預防”辦法，即是和平的方法。民生主義之所以採用和平方法，主要是孫中山是參酌歐美近代經濟進化的事實，當時歐美有四種進化的事實值得留意：“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是運輸與交通收歸國有 ；第三是直接徵稅；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這四種社會經濟事實，都是用改良的方法進化出來的。” （四） 以建設自由安全社會為理想 孫中山認為：“將來中國之實業，建設於合作之基礎上。政治與實業皆民主化 ，每一階級 ，皆依賴其他階級 ，而共同生活於互愛的情形之下。”8 另外，觀察思想之外若能結合瞭解經濟制度 ，對於問題的理解將更透徹，再深入探討孫中山所主張的經濟制度 ，其可說是一種混合型的經濟制度 ，其特色如下： （一） 經濟自由與經濟計劃並重 民生主義在經濟計劃的性質上，只規定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及重要比例關係 ，不列具體細節 ，故可名之為 “計劃性自由經濟” ，因此 ，經濟自由與經濟計劃是並重的。 （二） 私有財產與公有財產並存 主張私人得合法擁有生產工具，因為私有財產權乃是歷史演進所形成的一種制度。惟私有財產的運用不得影響全民利益及形成經濟壟斷，孫中山說：“大公司、大資本，乃為公有之社會事業，可免為少數資本家所壟斷專制矣。⋯⋯國為民國，國有何異民有？國家以所生產之利，舉便民之事 ，我民即共用其利。”9 所以民生主義除允許私有財產的合理存在外 ，更主張國家須有公有財產。公有財產並不是要根本推翻私有財產權 ，也未強調以國家資本取代私有資本。 （三） 民營企業與國營企業並行 這在 《實業計劃》 中，孫中山曾明白表示：“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①個人企業，② 國家經營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 ，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任個人為之，由國家獎勵 ，而以法律保護之，⋯⋯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佔性質者 ，宜由國家經營之。” 10 （四） 市場機能與政府調節並用 基本上要信任市場機能 ，並以之作為資源配置及價格決定的基礎。但為防止私人經濟壟斷的形成 ，則尚須借重政府的力量 ，以政府干預或誘導方式 ，來促成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 當初，孫中山所面對的中國經濟處境 ，是：① 中國產業落後，社會只有大貧、小貧的差別 ，並無歐美社會貧富不均的現象；② 中國糧食不足 ，急需解決基本食、衣問題。因此 ，孫中山認為解決中國民生問

題 ，可說是既要發展經濟，也要預防不均 ，最好同時進行。其具體辦法 “就是歸宿到土地和資本問題”針對此二大問題 ，其分別提出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權、節制私人資本與發達國家資本等主張。另外 ，為鼓勵國際開發中國 ，遂有 《實業計劃》 之提出。 孫中山畢生奉獻革命 ，其目的在於追求中國的自立與自強，亦是在尋求中國現代化的途徑。而經濟的現代化 ，正是其思想的主軸。若從孫中山的經濟思想與主張，加以釐清，略可歸納其經濟發展目標為：經濟更公平、經濟更自由、經濟更福利、經濟更安全、經濟更成長、經濟更開放等。以下就以孫中山的基本經濟理念為主 ，並以此六大目標作為輔 ，來檢視海峽兩岸經濟發展的路向，及現階段發展值得思考的問題與願景。三、 對台灣具有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發展的檢視 二次大戰後，日本戰敗並全面撤退 ，台灣亦重回中國經濟圈。但此時百廢待舉 ，農工生產陷於空前低落。 1947年發生歷史大悲劇—— “二二八事件” ，其死傷之慘烈與影響之深遠 ，仍待歷史學家更深入的評析。其後緊接着大陸的動亂與政權的更替 ，大批軍民湧向台灣 ，民生物質奇缺 ，遂便成惡性的物價膨脹 ，那時的經濟 ，可說瀕臨崩潰邊緣。國際上 ，竟以 “垂死”來形容風雨飄搖中的台灣。 然經過近半世紀的發展 ，圍繞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 “龍脈（dragon path）”，從台灣、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到印尼的首都雅加達 ，這一群華人經濟的發展模式 ，是研究東亞發展學者最感興趣的。 12 在台灣的經濟發展經驗裹 ，原本面臨很多不利的因素，例如：自然資源缺乏、人口密度過高、外貿依存度過重、軍事費用龐大、國際保護主義橫阻及二次石油危機衝擊等 ，但是台灣卻能在逆境中發展，真是應驗了 “生於憂患”的名言。而在台灣的發展過程裹，雖然曾對孫中山的經濟思想與主張，高度尊崇，但因與日本、歐美等國家高度互動 ，乃深受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影響。 台灣的經濟模式常被稱為 “具有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此種經濟當然有別於西方福利的資本主義 ，它是一個在資本主義原則基礎上充滿活力的經濟制度。 13另外 ，台灣從50年代起 ，就強調要建設成為三民主義的模範地區 ，因此，對於孫中山的經濟理念與主張，曾花不少功夫來詮釋與落實。以下謹從三個面向來檢視台灣的發展歷程與展望。 （一） 文化面的探討 不少西方社會及經濟學者，從文化的角度來探討日本及東亞四小龍經濟成就的潛在因素 ，他們所得到的結論是：一種所謂的 “世俗化的儒家倫理（vulgarized confucian ethic）” ，係促成此一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而此一新觀點 ，恰與近百年來反儒家、反傳統的思想形成一種有趣的對比。例如：韋伯（MaxWeber）在 《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一書中強調，以喀爾文教派（Calvinism）為主的基督新教倫理認為：工作是神聖的，人類在上帝的召喚下，應努力工作，由工作而獲得之財富，便是上帝對勤勞者之禮賜 ，他不可因此而奢靡浪費 ，以減損上帝之榮耀。此種精神配合制度層面的條件 ，例如城市、法律、政治、市場等發展 ，便促成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14這種論點，提醒我們有關上層建築的意識型態 ，如宗教或倫理道德 ，對於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而在韋伯後來之著作 《中國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 一書中，解釋傳統中國為甚麼有礙資本主義的發展，他認為一是制度層面的因素 ；另一是個人動機層面的因素。 其實 ，韋伯所探討的是傳統中國為甚麼沒出現資本主義的文化因素 ，他既然沒有預言儒家倫理是否在20世紀促進經濟成長 ，則20世紀的現實經驗所構成的另一命題 ，此對韋伯的論點來說，並無 “反駁”或“修正”可言。因此 ，儒家倫理在20世紀是否促進經濟發展 ，和韋伯命題並無直接關聯。而 “文化”在東。11

亞經濟發展的過程裹，政府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在彼得·柏格（Peter L. Berger）“世俗化的儒家倫理”立論中，強調儒家精神所顯現的理性、實用性與世俗性 ，皆是解釋經濟發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另外 ，在《東亞銳鋒》 一書中所闡揚的看法，和日本近代企業界之父——澀澤榮一的名著 《論語與算盤》 ，他們的論點皆傾向於儒家倫理有助於經濟發展。 15 若從經濟觀點及台灣的實際發展歷程來分析 ，代表儒家倫理的文化特徵 ，主要包括 ： ① 世俗主義，此是指人類在世上生活有其優先次序指標 ，且把經濟成就置於高度優先地位。中國的世俗主義，不但是動態的，而且是具有行動取向，充滿活力的入世規範。它不僅是精英份子的文化特徵，下層社會亦反應先求 “民生第一”，再求提升精神價值的樂天知命態度 ，如果不是此種世俗主義，我們如何解釋發源於黃河流域的民族 ，竟能克服五大洲各種生態的挑戰而繁衍下去 ，並成為地球上最大之族系。 16 ② 強烈成就取向的工作倫理 ，刻苦耐勞 ，精於計算與富於冒險 ，皆是受到肯定的。 ③ 節儉與儲蓄的美德，對於資金的累積有相當大裨益。 ④ 敬老尊賢 ，以家庭為基礎的高度群體性 ，此更有益於中小企業之發展。 ⑤ 重視教育，由士農工商的分級 ，可看出對讀書人的重視 ，並認為教育是個人成功的主要途徑 ，此使得台灣人力資源能充分開發利用，並彌補自然資源的缺乏。 ⑥ 重視平等機會原則，在必要時經由包括考試在內的選擇性甄選程式，並根據成績表現 ，賦予經濟利益，現代的競爭性考試制度或政治競選制度就是典型例證。 ⑦ 揚名顯親的宗族觀念，透過光耀門楣的期許 ，啓發每個人向上的奮鬥精神。 （二） 制度面的探討 此種主張可算是主流派，大多數經濟學家、經濟計劃人員與行政官員皆歸向此派。事實上文化因素與制度因素 ，彼此是交互影響的，且皆是傳承自現代化理論的主張 ，強調衍生自社會內部的諸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制度論者 ，因為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又可以大分為歷史制度學派、理性制度學派、以及組織制度學派。歷史制度學派研究制度的起源、發展、和延續性 ，比較重視歷史發展的史料。理性制度學派結合了理性抉擇理論 ，探討在特定的制度下，行為者會有哪些策略選擇，以及行為者策略互動的結果為何？組織制度學派則是從組織為出發點，推論出由不同組織所構成的制度 ，會有哪些特性 ，以及制度如何反過來影響組織的行為。大體而言，制度論特別強調經濟與政治體制的安排效果，故就台灣的成就來說 ，係在尊重自由市場的經濟體制下，政府能夠創造得以配合的外部經濟條件 ，以及各種經建計劃或良好政策所導致的結果。 下列幾點因素 ，乃是制度論者所強調的： 1. 歷史傳承的建設基礎：台灣從19世紀末期起 ，透過茶、糖等主要產業之大量興殖 ，及現代化基礎建設之陸續開展，新市鎮明顯繁興 ，加上日本殖民時代之開發，對台灣近代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厚的根基。 2. 穩定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在20世紀後半期，台灣長時間內，很少出現較大的政治與社會風暴 ，也沒有明顯階級利益鬥爭，雖然遭遇外交的困境與國際經濟危機之衝擊，但皆很快化險為夷，台灣經濟局勢由動盪不安的情況趨於穩定 ，在穩定中維持快速成長。 3. 以市場經濟為主的開放經濟制度：台灣所實行的經濟制度乃是計劃性的自由經濟 ，其特色是尊重私有財產與市場經濟機能 ，輔以公營企業控制主要部門，獎勵並保護私人企業，鼓勵私人在合法範圍內追求利潤動機 ，以發揮才能。而其另一特點為有步驟的開放市場，並採適切之途徑以吸收外資 ，引進技術並開拓國際市場 ，發揮經濟規模之效益。 4. 經濟發展策略：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根據不同階段的客觀條件與需要，採取適當的策略 ，乃是一項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例如穩定幣值的貨幣改革 ，平均地權的農地改革政策，穩定與成長並重策略 ，農工平衡發展策略，輕重工業循序漸進發展策略 ，以國際貿易為發展導向的進口替代與出口拓展分段推動

策略 ，發展勞力密集產業，鼓勵儲蓄，累積資金 ，重視基本公共設施與推動均富所得政策等。 5. 政府角色的發揮作用：觀察台灣的經濟發展 ，政府曾經是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之一，此亦印證了在經濟發展較成功的案例中，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國家機關，這樣的政府機關，在角色扮演上顯現幾點特色：①自主性 ，② 機能性 ，③ 統合性 ，④ 管理市場。這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具有重大的意義。 （三） 依賴面的探討 依賴論的特色，係從一個社會的外部結構因素來考察，並認為當今許多地區發展之落後，並非其內部之條件不足或不當所導致 ，其主要影響力量是來自其在世界體系中所佔的位置。不管就歷史脈絡或發展項目而言 ，台灣都明顯的表現出依賴的性格。然而，台灣並未掉入一般依賴國家常有的困境 ，例如：①對外資或外援依賴愈高，則經濟成長愈緩慢 ；② 同時也會導致所得不平均及排外的情緒。反之，台灣表現出高度的經濟成長 ，較平均的所得分配及低度失業率等 ，亦即出現反庫茲列茨效應（anti-Kuznets）。因此，台灣被譽為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的楷模 ，可算是依賴理論預測結果的一個特例。換言之，台灣具有依賴的事實，卻避開了依賴關係的桎梏。高隸民（Thomas B. Gold）謂此種同時兼具依賴與發展的現象為 “依賴的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 ，並認為台灣這種 “機動性的依賴”策略所創造出的台灣特有現象，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從依賴論分析 ，歸納幾個有助於台灣經濟發展因素分別為： 1. 日本殖民時與戰後之長期經貿依賴關係：日本統治台灣51年 ，所留下之基本經濟建設、經濟資源調查資料及重要社經制度組織 ，皆有助於台灣之快速復建與發展。而日本又是二次大戰後台灣之外資、重要機械設備與技術主要來源及重要貿易伙伴 ，可見台灣依賴日本之深。 2. 美國的政經援助：1950年代初期 ，當時台灣面對政經情勢險惡及國際收支極端之惡化 ，美援的即時送達 ，可說是救危亡於旦夕。此可從相關資料中窺知其重要性。在所有接受美援之國家中，最有效率的是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下之歐洲，其次是東方之日本與台灣。由於台灣能充分利用美援 ，故被選為落後國家運用美援之典範。 3. 大陸撤退來台之資金與技術：由於日據時代 ，重要生產事業之技術、資金皆由日本人掌握，當日本戰敗撤退後 ，台灣本地人士一時難以接收 ， 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後，部分大陸民間資金及技術人員之投入 ，以及政府對公營事業與公共建設之投資 ，實構成1950年代初期台灣經濟發展之主要動力，此種貢獻不宜抹殺。 4. 韓戰、越戰之效應及國際經濟長期穩定繁榮：二次大戰後，台灣在美國主導下，完全被納入國際分工體系，並利用國際分工提供之機會，積極拓展貿易，促進產業發展。而韓戰及越戰之大量需求物資，台灣正好居地利及人和之有利條件 ，獲利很多。又世界經濟從第二次大戰到1973年石油危機前以及80年代後一段時間，大致上維持穩定成長 ，因此非常有助於台灣此種海洋型經濟之穩定發展。 對於影響台灣經濟發展重大因素的剖析 ，綜合歸納成：①揚名顯親的宗族觀，② 理性的平均主義，③務實的世俗主義，④ 節儉儲蓄的美德 ，⑤ 重視教育訓練 ，⑥ 強烈成就取向的工作倫理 ，⑦ 歷史傳承的建設基礎，⑧穩定的政治與社會環境 ，⑨ 市場傾向的經濟制度 ，⑩經濟發展策略，■政府角色的發揮，■日本的長期互動關係 ，■ 美國的大量援助 ，■大陸撤退來台資金與技術，■ 韓戰與越戰的效應 ，■國際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等16大項（圖1）；並綜合各家之言 ，大致分類成文化論、制度論、依賴論等三種模式的詮釋。每一樣模式在解析台灣經濟發展經驗上，皆有其可取之處，惟若忽略其他項 ，只獨尊一項 ，可能就患了以偏概全之謬誤，這是在探究台灣經濟發展經驗時，所應特別留意的。畢竟是在特定時空環境下，這些因素相互為用才能共同發揮功效。因此 ，在觀察台灣經濟發展歷程時 ，應採多元化的角度才能更深入瞭解；而在學習台灣經驗發展時，更應知所取捨 ，避免一味的肯定或否定，而淡化了台灣經濟發展經驗的歷史意義與價值。

圖1 影響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重大因素四、 對中國大陸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觀察 （一） 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內涵 中國大陸自從1978年即積極摸索如何進行 “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建設 ，其實 ，早在30年代 ，即有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點，鄧小平所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若從歷史脈絡來看 ，實際上正是此一淵源的發展。強調馬克思主義要與具體而特殊的中國國情相結合 ，這是毛澤東抗拒 “共黨國際”霸權，堅持中國社會主義運動要走中國自己道路的 “民族道路”特徵所在。 17在蘇聯的馬列主義引導下 ，中國是借鑒蘇聯而採計劃經濟體制 ，配合權威的政體而採一元化的思想體系。此種命令式的計劃經濟，至80年代，東歐的變革 ，蘇聯的解體 ，以及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困境 ，皆證明此種馬列思想體系及計劃經濟體制，皆需要變革以尋求新的出路。 自20世紀以降，經過革命的洗禮與實踐 ，促使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重新理解 ，到底甚麼是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因此 ，重新研讀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著作 《一八四四年經濟哲學手稿（Economic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 of 1844） 》。此一著作是馬克思對 “人性整全”（人存在的最理想境界）這一目標進行探索的成果，那個時期的思想和理論 ，被認為最能顯示馬克思體系之 “終極關懷”和 “深層結構” 綜觀新馬克思主義者較明顯的主張 ，包括 ：①共產主義是人道主義 ，社會主義的社會沒有勞動的異化；② 否定史達林主義者控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 ，要求依據各國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特性 ，走進社會主義；③ 反對蘇共的 “社會主義”與 “資本主義”兩集團的對立觀 ；④排斥機械式應用蘇維埃經驗以及列寧式的無產階級專政；⑤ 主張社會主義是自由的社會 ，共產黨只能經過以說服方式，經過勞動人民的自願擁護而統治；⑥ 主張取消教條主義，接受過去被遺忘之卓越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的意見 ；面對於西方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各國的經驗 ，應有新的批判與分析 ，同時對於各種政治和哲學的思潮應有客觀的分析和自由的討論。 19 中國大陸在鄧小平主政時代的改革，基本上是要走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因一時仍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故須重新詮釋與界定新的馬克思主義 ，希望進一步擺脫蘇聯的馬克思主義 ，亦即放棄列寧、史達林模式的極端社會主義路線。在1981年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裹 ，通過 “關於建國以來的若。18韓戰與越戰的效應國際經濟長期穩定發展揚名顯親的宗族觀念理性的平均主義務實的世俗主義節儉儲蓄的美德重視教育 訓練強烈成就取向的工作倫理歷史傳承的建設基 礎穩定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市場傾向的經濟制度經濟發展 策略政府角色的發揮日本的長期互動關 係美國的大量援助大陸撤退來台資金與技術台灣經濟發展

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首先提出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試圖詮釋其經濟理論與實踐的難題。 “初階論”的提出 ，顯示兩點意義：①肯定中共當前的社會主義究竟處於甚麼樣的階段。② 肯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較不完善的社會主義 ，而且肯定社會主義制度由不完善走到比較完善，必須要經歷一個長久的過程。20 為了釐清改革的路線 ，中共在十二屆三中全會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進一步提出 “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此一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與 “社會主義初級階級論”，可算是中國新經濟理論體系的基石，此二理論的重要涵義，在於它們把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中的空想因素和教條式的理解予以摒棄，並打破了社會主義必須是單一模式的框框 ，使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面向當代中國的實際，重新恢復了馬克思主義是否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是否符合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要求 ，作為評價各種理論、方針、政策的最終標準。21 （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展望 綜觀 “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上有三個重點，即：① 注重發展生產力；② 防止兩極化；③ 採內外開放策略。但因長久以來，大陸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看作是社會的基本制度，導致哲學概念上的模糊。故對於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型態，亦捉摸不定 ，難求共識。直到中共十四大時才確立了 “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 ，其間的歷程漫長 ，大致可分成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正式大膽地提出可以把市場經濟作為輔助經濟成分。 第二階段：1984年 ，中共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中提出，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 ，承認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可以相容。這是經濟理論的大突破 ，也是改革理論的一大躍進。 第三階段：1987 年 ，中共十三大提出 “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統一的機制” ，此一理論對當時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第四階段 ：1989年 ，中共在十三屆四中全會後，提出建立適應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 第五階段：1991年10 月中共第十四大確立的市場經濟理論。此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可概括三方面：在宏觀調控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適應供求關係的變化，通過價格槓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 ，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境；二是給企業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 ，發展統一市場 ；三是依據價值規律和市場變化的要求、運用經濟政策、經濟法規、計劃管理和必要的行政管理 ，引導市場健康發展。22 或謂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需要配合一隻看得見的手 ，來輔助市場那一隻看不見的手（市場價格機能），故中國大陸近年來流行 “新權威主義” ，亦即強調 “硬政府 ，軟經濟” ，主張強化國家權力，對於社會的調節控制作用，尤其在大眾尚不具備完整的民主參政能力的時候 ，寧可先犧牲一些政治民主，以及因此而帶來的混亂，首先應建立社會的周密法治和經濟活動的秩序化。 23因此，若依此觀點來思考，經濟的宏觀調控是有所其法理的根據 ，其必要性亦將有所堅持。五、 現階段兩岸經濟發展的迷思 經濟發展之可貴 ，在於能突破困境 ，且能歷久而彌新。綜觀兩岸數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固然呈現很多值得肯定與令人欽羨之處。但當我們冷靜地觀察，當可發現並非完美無缺的，仍有許多值得省思的地方，亦即隱藏在成就的背後，卻保有一些令人難以啓齒的窘相 ，此可謂 “富裕之窘”或 “發展之窘”。而如何

克服這些經濟的黑暗面 ，並有效地突破發展瓶頸 ，必然關係？兩岸經濟未來的前景。這些困境有內生的 ，亦有外塑的，試舉值得省思者如下： （一） 海峽兩岸經貿關係的互補與競爭問題 ？ 根據經濟理論 ，兩個地區 ，依循比較利益原則，透過經貿的交流，將會提升兩地人民之福利水準。台海兩岸因歷史因素而相隔數十餘年 ，雙方在價值觀念、生活型態、法令制度、生活水準等方面，仍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如何在交流中加強認識與瞭解，秉持理性、和平、互惠的原則 ，以建立更成熟穩健的良性互動關係 ，乃是當前之重要課題。 而根據近年來對台灣地區人民之調查，顯示民眾對兩岸未來關係發展的展望，傾向維持現況或暫維持現況。24如何加強實質的經貿關係 ，避免過激的政治行動，並維持穩建而有效率的交流 ，將決定兩岸經濟未來的命運。 （二） 外人直接投資與台灣產業空洞化問題 ？ 近年來，隨着台灣政爭加劇、與國際化的浪潮、外匯的解禁及海外豐富的資源與誘人的投資優惠，於是台灣的資本、技術紛紛湧向國外投資。為保持出口產業之生存 ，至他國投資設廠 ，原是無可厚非的經濟活動，惟因內銷至台灣，而發生投資的 “逆輸入效果”，加速 “產業空洞化” ，此是極端嚴重的問題 ，將迫使台灣失去生存的空間。尤其隨着市場的開放 ，未來之資金流通性更大，金額亦更可觀，因此，如何讓重要產業根留台灣 ，並與海外經濟活動上下游密切結合 ，應是值得深思的重點。 （三） 發達國家資本與公營事業民營化問題 ？ 台灣現有之公營事業，至少呈現三大特色，即：一是營業範圍廣；二是家數眾多；三是資產總值大。故其經濟之優劣，攸關財經之榮枯。近年來，公營事業績效不彰 ，已是明顯之事實。觀之表 1 ，當可發現許多缺乏效率經營之例子。檢視當前公營事業之困境 ，略可歸納如下：①上層行政牽制過多 ，缺乏自主權；②肩負太多額外的政策任務：③層層法規之束縛 ；④經濟範圍太廣 ，成為抗爭的焦點；⑤ 盲目擴充 ，形成嚴重浪費；⑥董監事會不健全，形同虛設 ；⑦人事管理未能機動調整 ，影響業務發展 ；⑧成本觀念淡薄 ，缺乏利潤誘因；⑨ 產銷未能合理化 ，影響業務發展。 25因此 ，如何在制度方面 ，管理方面與營運方面，徹底檢討 ，以化解公營事業之沉淪，乃是當前之急務。然因公營事業民營化，牽涉層面極廣 ，程序亦複雜，對整體經濟及員工權益影響頗巨 ；同時為避免國家資源落入少數財團中，造成特權壟斷市場之弊端 ，故如何有效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 ，乃是一極為重要的課題。 （四） 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兼顧問題 ？ 當前生態破壞嚴重、全球氣候暖化的議題 ，為眾所關注。環境保護主義已是社會改革的推動力量 ，而且是企業經營的最重要課題。隨着國民物資生活水準大幅提高 ，益加重視環境品質，因此引發了經濟發展與環保境保護如何兼顧問題。經濟界的李國鼎曾說 ：“政府能給人民的最好福利 ，就是有乾淨的空氣呼吸，有乾淨的水喝”。設廠等風波 ，處處夾雜着當地居民、環保團體、業界與政府間，經濟與非經濟因素的情節與紛爭。另外 ，中國許多城市被列為極端嚴重污染，河川與山林之破壞嚴重。因此，如何解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結 ，係一極具挑戰性的課題。 （五） 節制私人資本與 M 型社會的所得分配問題 ？ 根據資料很明顯的發現到 ，台灣在家庭五等分位組中，最低所得家庭之勞動報酬係呈現逐年下降趨勢 ，而最高所得家庭之勞動報酬卻是逐年升高 ，最低所得組與最高所得組在2005 年勞動報酬分別為

表1 2006年台灣境內機場使用情況資料來源 ：《中國時報》 ， 2007 年10 月1 日，第T3版 。136，193元及1，729，066元 ，且最高所得家庭與最低所得家庭間之所得差距一路向上攀升，至2005年已達到12.70倍。26若再從可支配所得差距倍數來看，最高所得家庭與最低所得家庭差距倍數也是逐年上升，呈現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 1986年的高低所得家庭差距倍數為4.60倍 ， 1996年為5.38倍 ，2005年為6.04倍 ，並且有逐年擴大之趨勢 ，形成 “貧者愈貧 ，富者愈富”之態勢。此等問題 ，在中國大陸快速成長的地區 ，亦呈現兩極化現象。 （六） 政府有關穩健投資與投機泡沫化的矛盾問題 ？ 俗云：“錢沾醬油不能吃” ，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或許被很多人譏為 “酸葡萄”心理在作祟。相反的 ，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 “有錢好辦事” ，金錢的神奇魅力，改變了大眾的價值觀。試看那些小工、基層職員，一個月的辛苦，代價如何呢？不過是靠薪水維生，已感吃力，買棟房子，談何容易呢？因此在大都市裹 ，無殼蝸牛——無住屋者 ，是最無奈的一群 ，因此薪水的調漲永遠趕不上房價之飆漲 ，一些所謂的 “中產階級” ，亦變成社會的 “新貧階級”，此是社會的諷刺。反觀投機性金錢遊戲的人 ，炒作房地產、股票、期貨，一經哄抬、輕輕鬆鬆、飽賺私囊。此更與政府所揭示的 “漲價歸公”及 “均富社會”一貫主張背道而馳。 金錢固然為眾人所愛，然以取之有道為尚，縱容或姑息投機客之為所欲為，那金錢遊戲的歪風就如同一場瘟疫迅速蔓延 ，此時經濟繁榮 ，就如同泡沫經濟般 ，很燦爛但卻是很短暫。 （七） 中國的國內經濟呈持續成長或將崩解問題 ？ 中國經濟景象在許多方面表現傑出令人艷羨。中國已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 ，第三大貿易國。自1978年進行經濟改革以來 ，近30年間，每年成長近10％。在此過程中，兩億多中國人脫離貧困。 因為中國這麼大 ，成長這麼快 ，也因為向全球經濟敞開門戶，最近幾年世界貿易成長中，中國佔了12％ ，遠遠高於美國。27 中國幾乎成了世界最大順差國；2007年 ，中國的外匯存底已近1.3萬億美元 ，機場名稱 客運年容量（萬人次/ 年）A95年旅客人數（人次）B 起降架次平均每天旅客人次平均每天起降架次使用率B/A（％）台中清泉崗機場 15 1 693，378 18，666 1900 5 1 46嘉義機場 2 1 3 11，5 80 8727 854 24 14 8台南機場 270 1，230，683 14，114 3372 39 46屏東機場 90 6 1，607 1560 169 4 7花蓮機場 364 704，580 12，888 1930 35 19台東機場 86 4 84 ，632 11，129 1328 30 56馬公機場 44 0 1，74 9 ，5 35 34，822 4793 95 40金門機場 100 1，435，153 22，898 3932 63 144綠島機場 17 2 1，229 2046 75 6 16蘭嶼機場 18 53，540 3664 147 10 30望安機場 5 2422 194 7 0.5 5七美機場 7 22，66 1 1802 62 5 34馬祖北竿機場 17 55，040 1864 15 1 5 32馬祖南竿機場 4 1 165，569 4440 454 12 40恆春機場 24 11，000 43 1 30 1 5

超過所有國家。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上，中國僅次於美國。中國利用與國際深入而快速的接軌 ，克服內部對持續經濟改革的抗拒。 在未來幾年，中國要維持驚人的成長任務艱巨。這包括完成國企改造、改善資本的運用、一部分要靠整治金融體系、制定新的經濟政策工具以提高穩定性、縮小城鄉以及沿海與內陸收入的差距、解決史上最大一次都市化與勞力的重新配置、並以環保的方式供應龐大的能源、其他原材料、食物與水的需求，這些皆是令人擔憂的經濟難題。 （八） 中國加入世界經濟是機會或威脅的問題 ？ 中國要接受與執行最強大的經濟體所奉行的國際規範 ，這些國家要對維持全球繁榮與穩定負起最大責任。這包括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減少尚存的貿易障礙、尊重智慧財產權、減少龐大的全球經常帳順差，以及允許人民幣相當幅度的升值。中國不能配合國際合作 ，必然會引來世界其他國家保護主義者強烈反彈。 全球經濟社會也應避免迫使中國另起爐灶，運用其影響力推動成立其他區域性經濟貿易體。中國積極推動成立亞洲貨幣機構（Asian Monetary Facility），有可能取代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區域功能。中國也致力與東南亞鄰國達成無關稅協議，同時大力支持與加入 “10＋3”高峰會 ，將東南亞十國與日、韓、中結為一體 ，有可能擴大成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包括一個全區域的貿易優惠區。28六、 兩岸經濟發展的共同願景 孫中山的經濟思想與主張，結合東西方學說之精華，並具有調和、互補、務實、前瞻等特性。或許因為時空的變化，需對孫中山思想的內涵賦予新的詮釋。畢竟 ，一種思想經常會被 “還原”或“重新發現”，例如19 世紀60 年代 ，曾出現對黑格爾主義從事復興的運動 ，於是便推出 “新黑格爾主義（Neo-Heglianism）”。因此，為了使孫中山的理念與主張有新的生機 ，有志之士，應共同推動 “新孫文學說”之擴展，以作為中國現代化的導引。孫中山的民生觀 ，若以前述理念與六大目標作為準則 ，應可視為中國人奮鬥的方向，因此 ，要建設一個富強康樂的中國，宜重新肯定與落實孫中山之思想體系與主張。 總之，台灣的經濟發展歷程，若從文化、制度、依賴三個面向來觀察，不論是和平方法之採行、均富目標之追求、財產制度之運作、公民營之分工、市場機能之遵守、政府角色之扮演、文化資產之繼承、經濟總目標等之落實，頗多與孫中山經濟理念與主張相符。因此 ，台灣經濟欲理想地發展 ，要不斷地反省並檢視是否繼續貫徹孫中山經濟的理念與指示 ，是一值得遵循的途徑。 從上述的解析 ，可知文化論、制度論、依賴論等，皆企圖解開台灣經濟發展之 “謎”，而此三種解析模式，其共同點乃是具有因素回溯的研究性格。此種依循理論模型去追溯促成經濟發展因素的研究方法 ，縱然可掌握台灣經濟發展的片面經驗及其成功原因，但仍無法釐清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軌跡與深層結構的特質。因此，我們可以明顯的察覺，沒有任何單一因素可以解答所有問題 ，亦沒有單一模式可作周全的解析。台灣的經濟發展可說是許多因素交互激盪的結果，今後更必須作綜合性的歸納與詮釋。二次大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 ，有制約與促進發展的諸多因素 ，仍待以抽絲剝繭方式 ，更近一步的釐清。 展望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走向 “中國式的市場經濟” ，係值得肯定的。惟欲走得更穩健而踏實，下列幾點似須慎重考慮加強其必要性。 1. 經濟產權更私有化：相信擁有自己私有財產的支配權 ，這是人類的本性。就現今中國大陸經濟體制而言，開放私人經濟產權，係提升生產誘因，增加生產力的動力，此種順着歷史潮流改革的作法 ，乃自求

多福的良策。 2. 經濟運作更制度化：當經濟快速發展，若經濟理論與法令規章未能適時調整，難免造成經濟紀律的紊亂。就常規而言 ，沒有一個國家，能長期保有進步的經濟和落後的道德倫理。故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就必須重建經濟倫理 ，此處所謂經濟倫理，就是包含機構與機構 ，機構與個人，以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經濟行為 ，重建新的經濟倫理 ，是突破經濟發展瓶頸的要務；而要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競賽規則，紀律的重整 ，亦是刻不容緩 ，亦即需要一套典章制度作為公平競爭的依循 ，如此 ，則優勝劣敗 ，毫無怨言 。 3. 經濟管理更民主化：經濟民主化 ，具有兩方面的意義：① 在私人經濟上 ，重視企業的民主 ，實施“權能區分的現代化企業管理方式” ，防止公司股權的過度集中，故必須採行 “證券大眾化”（求均）和“資本證券化”（求富）。② 在政策經濟上 ，重視民意趨向，實施專家政治和分層負責的現代化行政管理方式。29 4. 經濟分配更市場化：減少政府等人為的行政干預 ，讓市場的供需平衡，調節資源的出路 ，因為惟有透過價格機能的充分發揮 ，經濟公平更能落實 ，經濟效能更能充分提昇。 5. 經濟走向更國際化：既然 “開放與改革”是中國近幾十年經濟發展的要訣，觀之 《大國崛起》 的歷程 ，面向世界 ，走向更全球化 ，則和平與繁榮的維繫將更長遠。 自從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體系與發展策略 ，皆作大幅度調整，亦朝分權、務實、開放的道路前進 ，此與孫中山之主張頗多吻合之處。今後 ，若能加強經濟產權更私有化、經濟運作更制度化、經濟管理更民主化、經濟分配更市場化、經濟走向更國際化，相信中國經濟的發展，必能更穩健而繁榮，人民經濟福利更提升 ，中國現代化之路 ，必將更為寬闊平順。註釋 ：23456789101121314151617Kinderman著 ，官有垣譯 ：《孫中山的國家現代化藍圖》 ，載於 《中山社會科學譯粹》 ， 1986年6 月 ，第130頁 。孫中山 ：《民生主義·第一講》 ，載於孫中山著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國父全集·第一冊》 ，台北 ：中央文物供應社 ， 1973年 ，第157 頁 。同上註 ，第157-158頁 。同上註 ，第207頁 。同上註 ，第860 頁 。同註註 ，第191頁 。同上註 ，第167 頁 。孫中山 ：《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二冊》 ，第91頁 。孫中山 ：《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二冊》 ，第296 頁 。孫中山：《實業計劃第一計劃》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一冊》 ，第517 頁 。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具體辦法》 ，載於 《國父全集·第二冊》 ，第408-410 頁 。杜維明 ：《工業東亞與儒家精神》 ，載於 《天下雜誌》 ，第41期 ， 1984 年 ，第85頁 。魏萼 ：《中國國富論——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新國富論》 ，台北 ：時報出版 ， 2000 年 。Max Weber著 ，張漢裕譯 ：《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台北 ：協志工業出版公司 ， 1987年 。Berger等 ：《從台灣經驗看世俗化儒家與資本主義發展》 ，載於 《中國論壇》 ，第222期 ， 1984年 ，第13-34頁 ；Hofheninz 、 Calder著 ，陳衡平譯 ：《東亞銳鋒》 ，台北 ：允晨 ， 1983年 ；澀澤榮一著 ，洪墩謨譯 ：《論語與算盤》 ，台北 ：正中 ， 1987 年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宣言》 ，載於 《國父全集·第一冊》 ，第860 頁 。魯凡之 ：《中國經濟改革與調整》 ，香港 ：銀城公司 ，1986年 ，第5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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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認同與兩岸和平發展謝政諭 *一、近現代 “民族國家”的形成及其應有之義 隨着12世紀十字軍的東征 ，開啓了東、西民族的接觸與新貿易管道的暢通，商業主義的生產與貿易關係隨之發展 ，以城市為中心的市場交易型態不斷的出現與擴大，新興的市民階級力量也隨之增強，從而帶動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等運動 ，逐步瓦解了 “皇權”與 “教權”辯證發展的所謂 “雙劍論（theory of two swords）”的中世紀政治體制的雙重制約。 1強調後天 “個人”的努力與 “世俗”的 “公民與國家”的價值 ，政治世俗的 “人文主義”、 “樂觀主義”、 “個體主義”隨之興起 ，傳統的封建社會不足以因應新的需要，這種新的形式與力量就逐漸擺脫了中世紀封建諸侯的割據與教會的控制，建構一個以中央政府為權力核心的 “民族國家”體系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哈伯瑪斯（J. Habermas）的研究說明了如此一個看法 ，他說 ， 13世紀以來一方面歐洲在商品的資本主義化運作的發展 ，大型貨物中心與城鎮文化的興起 ，提供公眾成員彼此交往與溝通 ，行會、郵政、報刊、大眾傳播成為一種新的 “公共機構”。宗教改革後 ，追求宗教自由，也確保了私領域空間的成長。政府的公共權力也分化為議會與司法機構，城市自治團體也多元分化，發展成為 “民族國家”及與之分庭抗禮的具自主性的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 2在16世紀前後 ，英國、法蘭西和西班牙等現代國家基本上已完成民族統一 ，現代君主專制的民族國家已然形成 ，也就是說 “民族國家”成為一個族群強化集體性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與效忠（loyalty）的政治共同體開始出現 ，另一方面往往作為一個 “私”的領域 ，無論是宗教團體、利益的團體還是利他的服務性社會團體 ，擺脫了國家的干預 ，也就是 “公民社會”從國家機制之中，分離出來，這是極其重要的 ，尤其是18世紀法國大革命所追求的之後，一者是 ，擺脫封建專制國家，以 “民族國家”作為政治共同體，再者是，“國家”不應干預公民的自由，亦即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存在着自主性的 “公民社會” ，最後國家發展也必要超越 “民族國家憲政愛國主義” ，進展到一個 “無宰制性的議題與公共領域”才能達成邁向 “永久和平”的康德方案。3 再者 ，本文所指的民族主義，是以哈佛大學Greenfeld教授所說的 ，主權屬於人民這一概念，承認不同階層享有基本上平等這一觀念，是組成了現代民族思想的精義，同時他們享有民主的基本原則。民主的誕生，伴隨着民族性的自覺。民族主義是民主呈現在這個世界上的形式，民主被包含於民族的概念，恰似蝴蝶生於蛹中。最初 ，民族主義就是作為民主而發展的。4 如果不是如此的話 ，國家可能變成ThomasHobbes筆下的 “巨靈（Leviathan）”。反過來，國家形成對外侵略，對內壓迫人民，法國大革命之後， “民族國家”正在形成 ，德國年輕的思想家Wilhelm von Humboldt就看出 ， “國家本身不是目的 ，國家的基本任務是保障人的自由，國家在於按人個性 ，給予最充分和最勻稱的培養教育人的力量，——國家只是在法律上裁決公民爭端來關心安全的義務” ，人民應享有政治上的民主與集會結社的自由，他又說 “由於每一個公民協會（類似於本文所說的公民社會）的會員，以他自己的方式參與履行義務 ，一種使得直接影響成為可能 ，排除任何形式的國家管束的政策是必要的”5 ， von Humboldt自由主義的觀念，沒有被國家民族*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至上的德國人所充分的理解、接受與實踐，以至於形成1918年威廉帝國的形成與崩潰，以及1945年希特勒第三帝國的坐大、侵略擴張以至於覆亡。戰後， van Humboldt的青年時代作品被全文發表 ，被看作是德國自由主義的 《大憲章（Magna Charta）》 大事宣揚 ，並且以他的名字作為當前德國國際交流獎助學金的代表。 簡言之，本文所指的 “民族國家”，一方面有近代的主權、領土、人民所組成的 “國家”觀念。一方面，這個共同體的意識，是一個由菁英所帶動 ，由下而上自覺的產生利害與共的共同體 ，惟有如此 ，才是本文所要指出的 “政治民族主義”的內涵。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法蘭西民族充滿熱情 ，他們在革命後簽署了《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 ，其中就提出，整體主權的本源在根本上屬於民族（nation）也就是任何團體與個人都不得行使主權所未明白授予的權力。思想運動推動政治體制的變遷，反之亦然 ，誠如George Gooch所說的：“現代民族主義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6 ，換言之， 18世紀以降，歐、美革命運動所追求的健康的民族主義必須符應兩個內容，一個是與主權領土有關的 ，尋求政治上對外的獨立自主權 ，即建立一個 “民族國家” ；另一個內容更具有實質性 ，那就是在建立國家之後 ，內部的人民擁有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自主權 ，亦即國內人民的民主、自治的權力。南京大學西洋史教授于文杰就認知說道， 1804年頒布的 《法國民法典》（也被稱為 《拿破崙法典》），其中自由、平等和契約、自治等主張 ，就是集中體現了法國大革命的智慧與思想 ，它不僅影響到法國，傳播於整個歐洲，甚至影響到世界各地。 7由此可知，從法國大革命到 《拿破崙法典》 ，標示者人類追求國家獨立、民族自決與民主自由的運動與法律保障的決心與結合。 本文綜合van Humboldt 、 Habermas 、 Greenfeld 、 Smith等學者的論述 ，以 “主權國家”、 “公民社會”、 “憲政民主的內涵——自由與平等”做為現代民族主義的三個重要內涵，忽略了這些應有之義，則可謂 “民族國家”尚在 “前現代”的部族社會或者 “朝代國家”之列。缺乏現代化意識啓蒙與結構變遷的“前現代”國家，將如同17世紀初當英國和法國內戰時，使得剛萌芽的Thomas Smith 、 Hooker 、 Coke等人的民主、法治主義的政治思想逐漸退位，強調惟有專制君主制是穩定國家社會秩序的最佳制度的主張再度興起，這就是英國學者Thomas Hobbes所說的國家而如同 “巨靈”一般。8換言之，在內亂、外患威脅時，很容易造成一個 “極權的國家與政府”，歷史發展也證明了，缺乏權力制衡的憲政體制與 “公民社會”的發展 ， “民族國家”將形成異化於人民福祉的巨靈怪獸。二、民族認同的理念類型與兩岸發展的對應 民族認同就學理與實然發展而言 ，本文分為四大類型，其一即認為，民族認同是從世代間遺傳及其文化的傳承與融合而來，基本上是一種融合原生與後天的因素 “取得的（acquired）” 9 ，這種論述可說是從血統、語言、文化等所謂的原生論（primordialism）或本質論（essentialism）出發。Greenfeld從中世紀英格蘭、法蘭西、德意志的近代文化 ，如新的統一的貴族政治的形成與認同而上溯民族主義的形成當在 15世紀左右，基本上是文化的自然形成，含風俗語言與統一的貴族政治文化10 ，在此論述下兩岸絕大多數民族同文同種、血濃於水，加上地理與經貿結構的互賴性，長久以來，歷史文獻是如此記載與強調的 ，除非特別狀況介入，否則兩岸民族認同是自然之理。 民族認同的第二種論述，是從一種本能性的生物心理（biopsychological）的需求，對外在不明世界在生存競爭中，如何消除不安因素，從而建立一己生存與外在不明世界的有利關係。 11也就是說 ，人的最基本認同是在環境中選擇趨利避害的自然生存之道 ，這種理論頗適合在清末民初 ，在面臨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時候，兩岸中華民族發出共同的民族情懷與心聲。同樣的，當前的兩岸因政治信念與政治制度的不同，加上大陸對台灣政策以軍事威脅與外交打壓為主軸，因此 ，台灣人民在心理上，也就自然產生與大陸民族認

同的割裂作用，這是後弗洛依德學派的生物避害求生的自然本能 ，兩岸民族認同問題，也隨着兩岸間 “衝突vs.和解”而產生微妙變化。 第三種論述是建構論（constructivism）的民族認同，就如當代學者蓋爾納（Gellner）認為農業社會（可視為18世紀以前）由孤立的社會組成 ，文化同質性、共識性高（Gellner比喻有如 “野生文化”自然生成）。工業化後，分散的社群身分認同必須由一新式的、共同的新的文化自覺才能產生與國家相聯結的意識，亦即認為民族主義是受文化認同與願意下對政治實體產生效忠與捍衛之意識，是一種高級文化（Gellner比喻如同經由後天培育長大的 “花園文化”）。 12安德森（Anderson）又從比較與歷史的寬廣與縱深角度 ，提出了不同於往昔的血緣、文化的原生論 ，他提出民族認同與民族主義是在一種主觀主義下的 “現代”的想像 ，認為民族主義是隨着前工業社會的三個特性：聖經—宗教共同體、神聖王朝主權與宇宙本體論與歷史哲學合一的崩潰後才產生的。近代民族意識的興起 ，是從中世紀基督教文明的分裂，拉丁文的淡化，以及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印刷技術的蓬勃發展與傳播、語言的分歧性 ，使民族成員產生一種 “我群的”想像聯結 ，從而在政治與文化中 “建構”出來的產物。 13這理念的提出與論述，促使20世紀90年代台灣若干尋求獨立自主的政治運動人士找到了新的理論基礎。 影響民族認同的凝聚與離散又有第四種 “餘論”，那就是所謂的 “結構論（structuralism）”，從人口結構言 ，台灣98％與大陸同文同種 ，語言、文化傳統結構大體上相同。地理結構而言與大陸近者3公里不到的金門、廈門對望者，隔開閩、台兩地的台灣海峽亦不過130公里。當前經濟結構而言，台灣對大陸的出口與進口在1991年分別是69與11億美元，2001年是240與59億美元。 10年來對大陸投資的金額在200億美元左右。 14 2001年台灣對大陸的出口與進口依存度分別是19.6及5.5％。這些數字與比率都強力的說明了台灣愈來愈依賴大陸的經濟結構。但從區域政治結構而言 ，台灣在全球冷戰前，是站在民主自由的世界体系一邊 ，與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陣營是處在 “兩極”對抗的一環 ，冷戰後政治意識形態雖然有不少的變化 ，但兩岸間政治體制仍存有很大差距。紐約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亦評比台灣的 “政治權力”與 “公民自由”與日本、韓國在七個等第中不是第1就是第2級 ，居亞洲前三名，而中國大陸尚待急起直追。 15簡言之 ，從當前兩岸經濟 “結構論”而言 ，兩岸的認同情節有推進的效應，但就兩岸的政治與國際的 “結構論”而言 ，兩岸彼此間的認同關係 ，則又處於極度敏感與互不信任，尤其當中國在國際社會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時 ，兩岸的民族認同，瞬間可以降到冰點。總之，就 “結構論”而言 ，兩岸彼此距離 ，真有咫尺天涯的矛盾 ，也就是說 ，在當前兩岸 “經濟趨統”、 “政治趨獨”的結構矛盾下，台灣與大陸的民族認同，是在於一拉一推的辯證邏輯之中發展着。 民族認同是一種主客觀上區別於其他民族的一種歸屬感，在此基調上如進一步對另一族群產生 “情感的對立（polar affect）” “權力的對立（polar power）”與 “體制的歸咎（system blame）”此時民族認同即深化成民族意識。 16換言之，如果兩岸處在情感、權力與體制的對立，則民族認同已從文化心理意識轉到政治意識的疏離 ，再往前發展就是 “國家認同”的不同了。本文隨着文意的發展，有時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做自然的轉換。三、 “道統”、 “正統”的民族意識vs.兩岸民族認同 尊重傳統是華人社會的重要特徵 ，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內涵中，有若干因素仍然持續影響 “朝代興替”、 “政權正當性”，舉其大者，莫過於 “正統”與 “道統”的援引，也因此 “學術的傳統”、 “意識的延續”始終沾染着政治的紛爭。 “道統”、 “正統”的形成，大約在春秋戰國時代 ，此後，這兩個觀念 ，成為傳統中國特殊的歷史觀 ，並且是政權移轉的正當性依據之所在。 面對春秋時代君不君、臣不臣，禮崩樂壞、世衰道微的亂世，孔子周遊列國，推展其學說 ，希望國君、

能夠秉持正道 ，達到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政治 ，當他的理想落空之際 ，在憂心忡忡之餘，孔子開始刪詩書、訂禮樂，希望為萬世留下安邦定國之道。據經學史專家皮錫瑞表示 ， “孔子晚年刪定六經 ，以教萬世，其微言大義，實可為萬世之準則 ，後之為人君者 ，必遵孔子之教 ，乃足以治一國；所謂 ‘循之則治，違之則亂’。 ” 17其中以 《春秋》 的微言大義 ，展開對政治的針貶 ，其微言大義就是在強調 “君君、臣臣”的正名主義以及由此衍生的 “正統”意涵。 正統的內涵，追溯源流，來自 《春秋公羊傳》 ，隱公元年 《傳》 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隱公三年 《傳》 曰：“故君子大居正”，簡言之， “大居正”與 “大一統”是正統的兩個核心價值。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而古今之通誼也。”此君君臣臣的正名觀 ，是端正 “名與實”、“位與責”的對應關係。這也就是歐陽修所說 “正統之說始於 《春秋》 作”是矣。此一統與居正之思想是天地之真理 ，經國之大端、治國之大脈 ，如史學家柳詒徵所說：“實貫上下千古。”18 。這裹的 “居正”與 “一統”是指統治者必須明修法守正 ，又要建元正朔，作為正教之始。前者指道德操守 ，後者指紀元創業。 19古典典籍的詮釋如此 ，薩孟武教授將 “正統”之意轉化成當今的政治語言道 ：“正統乃含有兩個概念，一是倫理的概念 ，取天下以 ‘正’ ，二是政治的觀念 ， ‘統’天下於一。”20 ，準此以觀 ， “道統”與 “正統”與 “大一統”作為政治人物的追求目標 ，已深刻成為中國歷代史學上的一大特色 ，尤其在中國分裂朝代爭論最多，各分裂政權也依恃而建構自己統治之正當性。21進言之，正統觀念不僅重複出現在中國朝代更迭 ，同時對鄰近的國家日本、韓國、越南 ，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22 ，亦即正統文化是泛儒家文明國度核心的政治思想之一。 正統的兩個內涵 ，大居正與大一統 ，正是儒家論 “內聖外王”的寫照，亦即透過修身個人可以達到理想人格與理想政治的貫穿於結合。傳統中國思想家着重道德政治重於政治上的統一。例如東晉習鑿齒、宋代歐陽修、章望之、鄭思肖、元朝楊奐、明朝方孝孺、王船山、清末民初柳詒徵。 23在他們的論述中，正統必須是以道統為核心來開展德冶政治和王道文化 ，才被視為是正統政治之所在。從漢朝開始，儒家思想更透過儀式化的行為 ，達到普及道統的效應 ，論者研究指出：在漢朝時孔廟由私廟改為官廟 ，以這種由統治者透過祭孔禮儀 ，達到教化人心、強化道統 、鞏固皇權的效果 ，此時道統融入到 “治統”裹。大陸學者楊向奎認為 “大一統”的意義包括 “最廣義的為天人之一統 ，其次為夷狄進於爵 ，在次為諸侯奉正朔 ，形式上是一統” 24；他進一步認為大一統應具有發達的經濟 ，理想的政治的 ，崇高的禮樂文化 ，而且沒有種族歧視及階級差別 ，達到所謂的大同社會。 25楊教授把大一統認定為是大同社會的實踐 ，這是極致與美化，已遠離大一統之本義，或許他有將傳統 “正統”的部分涵義 ，應用在當前兩岸政治統合的期望 ，但顯然的 ，他忽略了 “道統”的核心價值 ，一味追求大一統 ，決然不是 “正統”的原義。 在歷代 “道統”發展中，至漢武帝董仲舒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再經唐朝韓愈、宋朝歐陽修、朱熹的遵循與發揚，以 “儒”為主的 “道統”，成為 “內聖外王”之學 ，此後 “道統”之理念成為中國士人為駁斥學術上的邪說而建構自己思想統序與脈絡以為 “治道”之備。儒家 “道統”可上起堯舜 ，下達孔孟，以迄歷代傳承儒學的知識份子——士，總以 “身負道統”，期 “得君行道”，以行王道、斥霸道是也。26簡言之， “正統”則指統治者以 “道統”之名與實而取得治理天下的正當性。歷代讀書人寄望統治者是一秉持 “道統”之君以行 “政道” ，以居 “正統”之尊。 傳統中國思想家，對於道統的理想與堅持 ，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吾人以清末民初倍受敬重的學者王國維為例說明之，當面臨 “西學東漸”及 “皇權體制”一去不可回時 ，王國維面臨了身、心、靈極大的困境 ，有着“所愛的不可信”、 “而所信的又不可愛”內在嚴重價值衝突，終使他 “以死殉道”。 27 2004年11月廣州博物館展出王國維出土之遺書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對照王氏生前詩曰：“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之句，他留不住而殉死的應不是清 ，而是他的時代留不住他所堅持、珍惜的 “道統”。王氏死後 ，陳寅恪的輓辭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 ，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 ，其所受之痛苦亦愈甚。”28王國維的殉道 ，足以沉痛說明傳統

理想的 “道統”時代已衰落 ，而所見的是無盡的混亂深淵 ，新的憲政道統又遲遲無法建立的悲哀。梁漱溟的父親梁巨川又是另一個 “以死殉道”之例。29他們的過世，都說明了上一代知識人對 “道統”與 “正統”的堅持與氣節 ，但也足以說明此種有着“意識形態”般的 “正統（orthodoxy）”自居，以斥他人乃至整體時代陷入無序的 “異端（heterodoxy）”之困境及其深遠影響 ，由此可知 ，道統深入知識份子的心靈。 正統一方面被簡單化為 “大一統”，一方面它缺乏現代 “民族國家”依循的 “憲政秩序”與 “程序正義”來定奪政權的合法性。吾人檢驗歷史發展的事實可知 ，經過歷代政權更迭與成王敗寇的競逐 ，正統的原始意義被紐曲，並不斷延伸出偏統、霸統、竊統、篡統、攘統等各種統紀之說。例如晉朝，在皇甫湜的觀念是天統 ，在章望之的觀念裹則是霸統 ，但是在方孝孺的觀念則是變統，不一而足令人無法是從。其原因很多，比如 “大一統”淪為為追求統一而統一的 “統一說”， “大居正”的嚴肅意義逐漸喪失；再者 “道統說”演變為排斥異端說，在此種情況下，各種變通之說不脛而起。30 清末民初的梁啓超就看出了正統的奴性 ，他歸納有6種事，自相矛盾混淆了正統：① 以得到土地的多寡 ，而定其正與不正也；② 以據位之久暫 ，而定其正與不正 ；③ 以前代之血胤為正 ，其餘為偽 ；④ 以前代之舊都所在為正 ，其餘為偽 ；⑤ 以後代之所承 ，所自出者為正 ，其餘為偽；⑥ 以中國種族為正 ，其餘為偽。31梁氏的話，清楚地點出了 “正統論”容易衍生出種種 “變統”，無論是 “地統論”、 “血統論”、 “指定接班人”、 “族群論”印證在海峽兩岸過去50年中，無論是中共以 “民族大義”或其地廣人眾而倡言回歸 ，或台灣島內在政治競逐與更迭中，衍生出所謂的 “省籍政治”、 “族群政治”，其內涵仍有不少若合符節之處，正統之為禍 ，不因時間的推移 ， “天朝”的終結而式微 ，其負面作用至今繼續影響整個民族。 因為重視 “正統論” ，所以中國歷史所記載的是一種 “朝代史” ，而不是 “國家史” ， 1902年梁啓超在一篇 《新史學》 就表示，中國歷史編篡有4個根本錯誤 ，其中2個就是朝代的模型，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吾黨常言 ，二十四史非史也 ，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吾國史家以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其大蔽在不知朝廷與國家之分別 ，以為捨朝延之外無國家。於是乎有所謂正統、潤統之爭論，有所謂鼎革之後之筆法。⋯⋯吾中國國家思想，至今不能興起者，數千年之史家，豈能辭其咎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歷史者 ，英雄之舞台也 ，捨英雄幾無歷史。⋯⋯此我國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群體終不成立也。作為主要方法的編年體和傳記體 ， ‘朝代史’記錄的只是某些個人行為，對做一個集合體的中國卻未做甚麼紀述。結果 ，國家意識或社會意識在中國沒有被發展起來”。32梁啓超認為中國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個姓的家譜 ，朝代史家總是把注意力放在皇室如何興起、如何統治，以及最後如何失去 “天下”。作為主要方法的編年體和傳記體 ， “朝代史”記錄的只是某些個人行為，對做一個集合體的中國卻未做甚麼紀述。結果 ，國家意識或社會意識在中國沒有被發展起來。在中國過去的朝代裹，歷史是圍繞着以統治者為中心的作為而已，民族國家、社會生活不是歷史寫作與認知的焦點所在。對於以國家為重心而撰寫的歷史，到1940年錢穆寫 《國史大綱》 ， 1941年張蔭麟撰寫 《中國史大綱》 ，這兩部作品標誌着“國史”的里程碑 ，錢穆先生在書中一再認為，中國不僅擁有一個偉大的過去，而且只要他的人民也願意為自己的國家認同而奮鬥，中國一定會有一個更燦爛的未來。書中各種民族主義的觀念和情感，特別是文化方面在他的著作中巧妙的與史料相結合，形成一部精美的歷史詩一般的著作33 ，今日的事實，是明天的歷史 ，錢穆以他對中國歷史充滿溫情與敬意，擺脫二十四史以 “皇帝”、以爭 “正統”為中心的歷史觀 ，到20世紀中葉 ，才呈現以 “國家”為中心 ，以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為篇章的“國家史” ，更說明了中國 “國家觀”被忽略的歷史事實。 “道統意識”與 “民主價值”的論爭 ，以及兩岸政權互爭 “正統”的政治合法性地位並沒有隨着20世紀的消逝而結束。儒家天下主義從 “大居正到大一統”的理想，或者說透過內聖可以達到外王，這是當代新儒家所堅信不移 ，所謂第三期儒學的復興 ，就是這種意理的堅持與發揚。但是張灝教授卻有所保留，他說 ，儒家的 “聖王意識”其終極政治理想，是含有 “政教合一”式的權威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的傾向。34亦即 ，從 “內聖”到 “外王”是有着內在人性與道德通向外在政治與權力的困境與矛盾。簡言之，當中矛盾

至少有兩點值得反思，一者是缺乏 “道統”為基礎的 “大一統”觀念，是一種異化於真正的 “正統”價值。20世紀國、共的紛爭，所造成當前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對立 ，可說是延續了中國歷史爭 “正統”的格局 ，這種搓揉權力爭奪與 “意識”的對立，例如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 “清黨”運動 ，也就是中共所說的“四一二政變”。 35國共雙方，互控對方阻擾革命，因此是一人人得而誅之的 “反動集團”。再者， 1946年中國朝野政黨召開 “政治協商會議” ，形成初步的 “12點共識” ，但緊接着制憲過程 ，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大會的制憲大會。這兩次爭執 ，國共雙方都存在着“己正彼邪、我是你非”的絕對價值 ，從歷史的縱深來看，國共雙方缺乏以 “民族國家”的憲政精神，理性溝通、相互退讓 ，從而造成近80年來，國、共雙方兵戎相見，也就導致海峽兩岸至今形成 “分裂分治”格局。就其原因所在 ，爭 “正統”仍然是20世紀中國政壇成為政權擁有者，所秉持的換湯不換藥的 “意理” ，其所造成的禍害，再清楚不過 ，深值當前兩岸政治惕勵反思。揚棄 “正統意識” ，以 “民主化”、 “全球化”的時代浪潮，展開兩岸良性互動 ，應是21世紀 “民族大義”之所在。四、公民社會與兩岸民族認同 研究開發中國家政治發展權威學者Diamond 、 Linz 、 Lipset三人將一個國家機能區分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執國家公權力者及其機關，含政黨）、 “經濟社會（economic society）”與 “公民社會（civilsociety）”（相對獨立於政權勢力的各種民間團體所組成的社會）三個部分。必須是具掌握公權力的 “政治社會”，給予媒體、教育、研究機構有相對自主性 ，一個自由且活潑的 “公民社會”才能不斷成長。36我國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也將國家機制區分為：“民間社會（即本文公民社會之意）、政治社會及統治社會”，而一個威權的政黨就是傘柄，黨魁為樞紐 ，控制上述三個傘骨 ，胡佛教授稱之為 “現代威權政治的傘狀理論（the Umbrella Theory of Modern Authoritarianism）”37，兩岸因為種種歷史積累導致政權的對立，加上當代兩岸民族認同的糾葛與激化，導致兩岸政府間持續對抗 ，理性對話空間受到極度壓縮 ，本文借取政治學者Diamond、 Linz 、 Lipset及胡佛等人 ，有關國家機能可區分為 “政治社會”與 “公民社會”等用以說明當兩岸由於歷史糾葛與現實 “政治社會”陷於僵局時，嘗試以 “公民社會” ，以及 “政治社會”所無法隨意操控的 “全球化”兩個面向，作為突破兩岸民族認同困局的缺口加以分析。 （一） 本文 “公民社會”的內涵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這個概念 ，其起源可追溯到宗教改革與啓蒙運動中，自由主義者強調天賦人權，以 “理性”、 “自由權”、 “財產權”擺脫 “皇權—國家 “與 “教權”的雙重束縛 ，在 “國家”直接干預 “人民”之間，爭出了 “社會”的空間。當代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哈伯瑪斯（J. Habermas）也指出，由於金融資本主義和貿易資本主義的出現 ，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在形成中，它創造出了 “商品流通”和 “新聞流通”，逐漸地， “公民社會”作為商品交換和由其自身規律支配的社會勞動領域也跟着出現和存在。這其中， “公民輿論”，尤其是大眾傳播的 “公開出版（publish）”就成為一 “公之於眾（publicize）”的媒介。此媒介是做為國家政治與私人領域溝通不可或缺的 “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 38哈伯瑪斯對 “公民社會”的溯源探究，一方面指出了歐洲在商品的資本主義化運作的發展 ，提供公眾成員彼此交往與溝通，成為一 “公共機構”。宗教改革後，追求宗教自由，也確保了私領域空間的成長。政府的公共權力也分化為議會與司法機構 ，城市自治團體也多元分化 ，發展成為與國家分庭抗禮的具自主性的 “公民社會” 此一 “公民社會”到了18世紀有兩線發展 ，其一沿着蘇格蘭的佛格森（Ferguson）和英格蘭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道路 ，強調國家與政府減少干預 “公民社會”的 “經濟體系” ，另一個是孟德斯鳩。

（Montesquieu）、盧騷（Rousseau）、托克維爾（Tocqueville）等人所強調的社會關係進到一個 “自主性的時代”39 ，“公民社會”的功能在於 ，強化公民在 “政治生活”生活的介入，以防止政府專權與腐化，以及增進代議民主體制能夠更充分考量各種社會團體的需求、問題與利益。這種自主性的 “公民社會”有甚麼特色呢？吾人以19世紀中葉，法國人托克維爾到美國，觀察美國的民主政治的 “公民社會”的特質可知，他說：“美國人無論年齡多大，處在甚麼樣社會地位 ，不論志趣是甚麼，他們都在無時無刻的組織社團，不論是工商團體 ，宗教團體 ，道德團體 ，還有成千上萬的各種團體 ，他們為了慶典活動，創辦神學院，開設旅店 ，建立教堂，銷售圖書，向邊遠地區派遣傳教士，美國人都要組織一個團體，他們也利用這些辦法設立醫院、監獄和學校”。在托克維爾的觀察中，像美國這樣一個民主國家， “結社的學問是一門主要學問，其餘一切學問的進展 ，都取決於這門學問的進展”40 。換言之，市民生活的結社自由與由它衍生的事業蓬勃發展 ，是美國民主政治成功的重要因素 ，也是法國社會所缺乏的。本文對 “公民社會”的界定，除了包括國家成員—— “公民”自由行使其 “公民權”之外 ，它尚有以下特徵：①此公民權有免受國家侵害的法律保障，② 在不同公民組織間存在多元與互相制衡的關係41 ，亦即 “公民社會”具有不受政府控制 ，國家保持中立 ，以追求自我（或團體）利益並擴及到我們一群人組成一個共同體 ，追求其社群的共善。 1980年代以降 ，東歐、蘇聯、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政府發生劇烈轉型 ，不少學者以 “公民社會”復活的角度分析之。由於其社會內部的異質性團體 ，如歷史上各種自主性的社會團體 ，未被歐共政權所完全消滅 ，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黨國式微以後，其政權失去合法性依據 ，此等 “公民社會”進而集結民力，推動國家走向民主化 ，尤其東歐與拉丁美洲42 ，“公民社會”繼18世紀啓蒙運動， 19世紀美國社會及當代社群主義研究之後 ，再度成為當代理論與實踐上熱門議題。 （二） 以 “公民社會”突破兩岸 “政治社會”的僵局 回顧過去20多年來，從1986年台灣開放對大陸探親，就是—— “血緣團體”與 “地緣團體”開先鋒，緊接着是 “文教團體”、 “運動團體”、 “觀光團體”、 “工商利益團體”的交流與投資。以2006年為例 ，台灣對大陸出口金額高達約577億美元，如果從1991-2006 年總計約有4060億美元43 ，如果以台灣居民到大陸地區旅遊、探親或經商等各種交流總數 ，據大陸 “國家旅遊局”統計 ，2005年超過400萬人次 ，如將1986-2005年總計約有3798萬人次到大陸，總數超過台灣總人口1.5倍以上44 ，可以說 ，台灣以旺盛的 “公民社會”的活力，消解了兩岸數十年來政治的冰凍與政府的對抗格局，這種先 “民間”後 “政府”的交流模式，不同於南、北韓的 “先政府 ，後民間”的交流模式。其間所發揮的效應 ，可說大大的緩和了兩岸民族的歷史糾葛。而後具有民間特質的準官方團體 “海基會”與 “海協會”的交流 ，及其近年來許多 “民間團體”接受政府的 “複委託”談判，如台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參與兩岸包機談判，台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參與大陸來台觀光談判 ，都取得了不少成就。 由過去20 多年的歷史印證 ，台灣 “公民社會”已成功地突破了若干兩岸 “民族認同”的歷史癥結 ，它已成功的扮演了從 “對抗”到 “對話”的 “轉轍器”與 “和平的尖兵”。根據著名的中國經濟學家樊綱指出：“1992年 ，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個標誌性的數位：非國有經濟的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第一次超過了50％。到90年代末，非國有經濟的產值已佔到工業總產值的74％ ”這樣的變化，在社會層面上連帶的起了很大變化 ， “①兩層結構轉化為三層結構：改革前，中國社會呈現典型的 ‘國家—個人’兩層結構，改革以來，產生了一個新的民間，如民營企業、民間社團、各類仲介組織、民辦學校等，將兩層結構轉化為 ‘國家—民間社會—個人’三層結構。② 中產階級的產生與成長 ，據保守估計 ，全國個人融資超過100萬元的人數遠遠超過100萬，全國個人融資超過10萬元的則達3000萬人以上。” 45換言之。改革開放後，已經鬆動了 “全能主義”下國家與個人的關係 ，一個經濟自主性的民間社會已隱然成形。而第三代中共領導人對於以黨國的宰制性霸權緊抓意識型態與權力的解釋權 ，也產生鬆動並逐漸朝着改革方向前進，因此中共“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的所謂 “三個代表”理念乃應運而生。新興的 “私人企業與利益團體”帶給中國社會經濟逐漸走向有部分自主性的公民社會已出現曙光，這種新興的階級 ，也導致了江澤民主政時代推動 “三個代表”進入黨綱 ，納入新資產階級 ，重新合理化共產黨專政的領導。 在兩岸 “民族認同”呈現緊張與焦慮僵局之刻，吾人認為 “公民社會”與 “全球化”可以發揮舒緩兩岸 “政治社會”對立下的 “民族主義”。他們好像是 “兩岸民族肚臍”阻塞 ，或者由於體質不同而相互排斥的情況下 ，另外兩個人工的 “氧氣筒”與 “營養管” 首先，我們看到近年大陸在 “公民社會”方面 ，有些進展 ，一方面 “政治社會”注意到共產政權過去的盲點，一方面中國大陸的 “民間社會”正在興起。 2002年起胡錦濤政權運用 “以人為本”、 “依法治國”等新人新政訴求，以及諸如 “科學發展觀”，構建 “和諧社會”、兩岸 “和平統一”、對外 “和平崛起”的政策，基本上是在解決轉型時期的中國問題 ，這些政策有助於降低中國霸權的形象，活化中國的公民社會，據一項官方資料顯示，到2006年底，中國共有環保由民間組織2768家，這是在中國大陸取得合法註冊身分的團體 ，另外由研究數據指出，中國目前共有各類民間組織300萬家，其中正式註冊的只有約30萬家46 ，經濟快速成長所帶來的環境破壞與污染，使得中國環保團體正在不斷擴大 ，這些團體從環境保護、政策倡導、弱勢族群救助到綠色文化的推廣 ，中國環保團體儘管他們不是有意將 “環境保護”變成一種民主運動，但在環境保護過程中 “爭取民權”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換言之，就像1970年代台灣消費者保護運動的崛起 ，到最後形成蓬勃的、多樣的社會運動，展開對 “威權政治”的批判，爭取社會公道與應有福祇 ，從而也擴大了 “公民社會”在台灣的成長。 另一些數字顯示中國大陸，到2007年5月底，中國的股市開戶數突破一億 ，佔總人口將近8％ ，佔大陸城市人口比重高達27％ ，而且經常以每日30萬戶的速度增加中47 ，中國將在 “經濟社會”成形之後 ，基於自利利人的效應 ，公民將逐漸走向 “公共空間” ，吾人推斷中國的 “公民社會”已經在隱性成長之中。2007年3月16 日中共召開全國人大第10屆第5次會議以2799票贊成（52票反對、37票棄權）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 ，是一個象徵2004年憲法修正中，有關私有財產的規範與保障 ，進一步取得具體的法源依據，但是 ，此法究竟以 “保障人權”為先，抑或是 “維持秩序”為主？尚待檢視。48不過 ，吾人寧可認為完善法律 ，確保人民的財產權 ，以保障人民的自由，這是作為西方憲政民主的第一義 ，期望中國大陸以此不斷邁向政治現代化，誠如聯邦黨人文集第49篇中Madison所說：“為了某種偉大而不同尋常的事業，人民應當決定並打通一條憲法道路”49 。 200 多年前美國已經堅決地踏出了憲政史上輝煌的一頁 ，21世紀的中國領導人能夠在自由主義與憲政民主的理路下，重拾昔日先哲的思想種子 ，以此培育、塑造成眾多的 “新中國人” ，在這般 “新民”的公民社會路徑中，兩岸彼此間當會有較多的交集 ，應有助於在各種層面裹以 “對話代替對抗” ，也惟有在人民擁有自由民主的社會空間，民族主義才不會走向侵略的乃至霸權的道路上。 由上面的經貿數字以及台灣到大陸觀光、探親、經商的數字所顯示出來的意義，一再呈現中國大陸已是台灣近年來年度最大的貿易夥伴與人民互動最頻繁的地區。這是台灣呈現以旺盛的 “公民社會”的活力，消解了兩岸數十年來 “政治社會”的對抗格局。 1980年代以降，中國大陸持續不斷的進行 “改革”、“開放”，影響所致，21世紀初的中國，新興的 “私人企業與利益團體”帶給中國社會經濟逐漸走向有部分自主性的公民社會已出現曙光 ，這種新興的階級 ，也導致了江澤民主政時代推動 “三個代表”進入黨綱，納入新資產階級，重新合理化共產黨專政的領導。吾人期待，中國能夠由自主性的 “利益團體”發展到更多的 “社會團體”，以形成健康多元的 “公民社會”，經由兩岸更多自主的 “公民社會”的發展、互動與協商，進而化解不必要的源於 “政治社會”衝突下的 “民族仇恨” ，營造出兩岸雙贏格局。。

五、當前兩岸和平發展的主軸——代結論 台灣公民社會對大陸的影響已如前段所述。就內部而言 ，台灣的社會團體近20年來蓬勃發展 ，形成一個多元自主的公民社會 ，以社會團體為例 ，在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前的1990年，台灣有全國性的社會團體1007個 ，到1995年有2275個 ，到2000年有3964個，到2006年有7150個50 ，這還不包括地方性的社會團體。在一個多元社會的台灣，統獨立場各自表述 ，誠如獨立立場鮮明的 “台灣教授協會” ，統一立場鮮明的 “中國統一聯盟” ，標榜自由主義的團體 “澄社” ，以及各種立場的大眾媒介 ，他們經常將其理念 ，對台灣朝野政黨提供適時的牽制與發聲，有時固然形成 “跛腳的政府”，但是，它也是緩和台灣走向“急統”或者 “急獨” ，扮演社會安全的角色。在近年統獨對決、族群對立日益嚴重之刻 ，新興的第三勢力因應而生 ，如 “泛紫聯盟”、 “紅衫軍”等等就提出不同於 “泛綠”、 “泛藍”的主張，再如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簡錫階、黃長玲等人在2007年6 月一場論壇所提出 “兩岸和平綱領”說道：“對於台灣人民與社會而言 ， ‘和平’與 ‘民主’是一組比 ‘獨立’或 ‘統一’更為基本、因此位階也更高的價值 ，兩岸和平的根本出路 ，最終不在於軍事力量的平衡，不在外交算計的輸贏 ，而在雙方社會的溝通、理解、轉變及合作” ，在這個論壇中，黃默也指出：“和平與民主可能是在當前兩岸相持不下的情勢中可能的共同語言。” 51最後 ，這個論壇期望 “由台灣市民社會發聲 ，對成長中的中國市民社會提出期許，希望最終能由兩岸民間自由串連 ，對兩岸和平共同發聲。”這項價值指標 ，經由 “公民社會”自主力量的呼籲，給予兩岸以及台灣社會內部 “政治社會”的二元對立僵局 ，產生調節、制約乃至若干制衡的力量。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在國際事務上強調 “和平崛起”，以此降低負面的霸權國家圖像 ，和平論要取得國際人士的信任 ，可以從撤除對準台灣的飛彈部署做起 ，並進一步簽署兩岸 “和平協議”的角度出發，以此爭取作為落實和平崛起的第一步。不過在目前兩岸 “政治社會”陷入僵局，如何能夠開啓和平的對話 ，乃至和平協議 ，吾人認為能夠為兩岸信任的中間人，來作為 “第2軌道”或 “第3軌道”的聯繫，相當重要。筆者曾經在一次演講會中，就兩岸 “民族認同”、 “和平問題”當面向楊振寧院士請益，他的回答，由於歷史原因，加上國際複雜情勢的介入，以及兩岸領導人的智慧與遠見，這兩個問題十分不容易解決 ，不過 ，年輕一輩 ，總要踏出去。52 在兩岸 “和平統一”議題上 ，2003年3月11日胡錦濤對全國人大台灣審議團提出， “要深入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2005年與台灣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三個政黨主席的會面，胡錦濤在每一場都提出加強兩岸交流、增進了解 “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53 ，胡錦濤的談話 ，更說明了此時此刻 “公民社會”是兩岸良性交流的最大公約數如前段所言。 2007年10 月15 日，中共召開第17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發表 “政治報告”，其中在台 灣議題上，第一次由中共領導人提出 “兩岸和平協議”，並且論述的重點有 “三個有利於”，也就是 “對台灣同胞有利的事情”、 “對維護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和 “對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有利的事情”54 。筆者認為，這 “三個有利於”，作為一個 “大國崛起”的中國大陸，如能夠在 “維護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展現善意與具體的行動，則 “近者悅、遠者來”的古訓 ，當產生連鎖效應。目前兩岸 “統一”缺乏共識，但是兩岸 “和平”應是台灣人民共同的願景。如以強硬的手段加在台灣人民身上，如此對兩岸人民100多年來努力建構 “民族國家”的願景，都將重蹈歷史的覆轍。兩岸人民應有一個歷史的認識，民主的台灣，憲政程序的逐步完備、公民社會的成長 ，這些都是得來不易的成果，因此，惟有秉持 “民主”、 “和平”與 “尊嚴”的原則，一步一步建構出 “民族的新肚臍”55 ，才能夠讓兩岸民族得到正常的發展與和平交流，兩岸民族追求的和平與共善的價值才能一步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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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與和平統一思想 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啓示邵宗海 、何振盛*一、問題緣起——兩岸關係發展的瓶頸 1987年當台灣開放老兵返鄉探親時 ，兩岸關係在民族情感的驅策與鄉土親情的呼喚下 ，首次出現良性互動的契機。 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 ，展現兩岸關係和諧發展的最高境界。然而， 1995年李登輝訪問美國，北京當局針對台灣舉行導彈演習予以反制 ，產生了破壞雙邊關係的 “台海危機” ，使得兩岸協商機制完全停擺。此後兩岸關係每下愈況 ，儘管1998年在上海舉行的辜汪二次會談 ，使得兩岸關係出現短暫的回溫 ，但是1999年李登輝發表的 “兩國論”又讓雙方關係跌至谷底。縱使如此 ，台灣在國民黨執政的時期 ，兩岸之間還維持着時好時壞的循環辨證關係 ，但當時序進入2000年 ，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當選總統 ，兩岸關係就面臨着發展上的重大瓶頸而難有進展。雖然民進黨在執政之前，其處理兩岸關係的基調已由激進的台獨路線轉換為溫和的台獨路線 ，而其策略也從 “變更中華民國體制”修正為 “融入中華民國體制”1 。這當然跟選舉的考量有直接的關係 ，並非其主張台獨的基本立場出現本質上的變化， 1999年的 “台灣前途決議文”可以說是民進黨執政前台獨論述的總結論。公元2000年 ，民進黨上台執政後，基本上並沒有偏離 “台灣前途決議文”所宣示的政策意涵，但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 ，由於作為一個執政黨必須面臨來自內外環境的強大壓力，其針對兩岸關係的處理態度與論述卻有偏重面向的不同與硬軟程度的差異。 申言之，在民進黨執政初期 ，由於政權尚未穩固且當時台灣經濟持續低迷 ，陳水扁為降低內外情勢對其政權的衝擊，提出了 “四不一沒有”2與 “統合論”3來爭取美國的支持並降低北京當局的敵意。然而以“統合論”而言 ，這種 “政治統合”的主張是一種 “多主權體系的國家聯合體” ，與過去國民黨和共產黨追求 “單一主權體系”的統一 ，自然不同。從策略而言 ，這是一種 “以退為進”的策略 ，藉由架構兩岸建設性的統合關係 ，實際上突顯中華民國（台灣）主權獨立的事實4 。時序進入2001年後 ，陳水扁趨獨的傾向更加明顯 ， “憲法一中”5的提出是希望站穩中華民國既有的 “國家”立場 ，來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陳水扁有時甚至唸出民進黨黨綱的決議文：“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目前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以之抗拒中國大陸要求台灣回到 “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同年11月，陳水扁接見美國國防部長柯恩時進一步推翻 “九二共識”，使得兩岸的關係實際上已回到辜汪會談前的情勢 ，且其處理兩岸關係的態度帶有濃厚李登輝色彩的 “只說不做”的 “兩國論”立場，使得兩岸的差異與矛盾更加突顯。從2002-2004年陳水扁當選第二任總統前後，陳水扁的大陸政策愈趨強硬 ，陳水扁其實已從 “只說不做”的 “兩國論”立場轉換成公開鼓吹的行銷策略 ，他對立場急獨的世界台灣同鄉會發表了 “一邊一國”6論。 2004年國慶談話時，陳水扁更進一步提出 “中華民國是台灣”7的論述 ，藉以區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各自主權獨立 ，不相隸屬的事實。 2005年4 月，泛藍各政黨的領袖相繼訪問中國並受到高規格的接待 ，然而就雙方* 前者為澳門理工學院院長顧問 ，後者為佛光大學未來學系專任講師

政府層級的關係而言 ，對峙僵持的局面更形尖銳。陳水扁於2006年元旦祝辭提出 “積極管理 ，有效開放”的兩岸緊縮政策以及希望透過民間的力量制定台灣新憲法草案，並不排除於2007年正式制定完成8 。 2月更進一步提出了 “終統論”9並付諸行動 ，此舉引發了美方的質疑與強烈的不滿。儘管如此 ，陳水扁在其任期即將屆滿已無選票壓力的情況下，在2007年3月大膽提出 “四要一沒有”10以及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投（“入聯公投”），民進黨中執會復於同年8月通過所謂 “正常國家決議文”11 ，而國民黨候選人為了爭取中南部較具本土意識之選民的支持 ，也競相提出 “返聯公投”12的主張，這種做法使得北京當局至為不悅 ，一時之間 ，兩岸關係似乎陷入了難以逆轉的僵局。 總的來看，陳水扁的執政過程其實就是在 “不放棄台獨，不承認一中”的前提下，遵行 “台灣前途決議文”精神，接受中華民國體制 ，對台灣前途強調 “開放性思維”，加強爭取美國政府的支持，在兩岸關係上採取 “靜觀待變，徐圖發展”的拖延策略。而在實質上，這是一種 “以拖待變”、 “以拖拒統”、 “以拖趨獨”的策略 ，雖說表面上是一種消極、被動的做法，但其實是不斷 “試誤（try and err）”的漸進謀略，寄望能在大陸政經發展過程中出現內部紛亂而自顧不暇時 ，而最終讓台灣取得 “法理”獨立的有利條件。 相對地 ，就大陸而言 ，在1978年底中共與美國建交之前 ，大陸當局對台政策歷經了 “武力解放”與“和平解放”兩個階段 ，均因時空條件的不成熟與中共本身實力的不足，而無法奏效。然而中美建交對中共而言 ，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解決台灣問題的最主要的國際障礙 ，從而為中共提出並確立和平統一方針營造了良好的國際氛圍。在這種有利的國際條件下，中共提出了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方針13 。1982年12 月，中共人大特別將 “一國兩制”的精神入憲，此後迄今，成為中共處理兩岸事務 ，乃致於港澳回歸事宜的最高法理依據14 。然而，中共 “一國兩制”的政策對於台灣似乎沒有產生具體的效果。一方面固然由於兩岸不相往來太久，彼此的信任感仍然不足 ；另一方面政治體制的差異與主權意識的作用，使得 “一國兩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與號召力。再加上中共始終不放棄武力犯台與不時的言語恫嚇，讓任何可能接受 “一國兩制”的觀點，都將被視為屈服與投降的示弱表現。時序進入1990年代，由於前蘇聯與東歐共產政權的相繼瓦解 ，以及美國政府在軍售問題上對台灣的友善表現 ，大大的鼓舞了以李登輝為首的國民黨主流派，逐漸拋棄了 “一個中國”立場，在國際上大力推行 “務實外交”，謀求 “雙重承認”和 “參與聯合國”；在兩岸關係上，拒絕開放兩岸直接 “三通”、拖延政治談判，試圖利用兩岸事務性、經濟性商談 ，突顯兩岸 “分裂分治”與 “對等政治實體”的事實；在台灣內部則加緊憲政改革，力圖鞏固本土政權的權力結構。 在這種不利於兩岸關係發展的嚴峻情勢下，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1995年1月30 日的春節茶會上發表了 “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談話（又稱 “江八點”）15 ，其內容中比較具有新意的是2-4點，所謂 “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可以分步驟進行” ，是指不必先談如何統一的問題 ，可以先處理如何結束敵對狀態的問題 ，避免 “一步到位”的急統 ，而引發台灣居民的恐慌；其次，歡迎各黨派與各界人士與中共當局交換和平統的意見並參與談判的過程 ，意味着中共對於台灣內部的形勢與發展已有較為深刻的認識 ，因此不以國民黨為惟一談判對手 ，實質上已經改變了 “國共談判”的方針；最後，所謂 “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係指針對外國勢力與分裂勢力而言 ，企圖將未來可能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時，對台灣民眾造成的恐慌降至最低。 “江八點”提出後，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上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李登輝在2個月後才做了回應 ，他雖然在強大的壓力下被迫重申 “大陸和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 ，且表明 “堅持統一”的目標 ，也同意加強兩岸經貿往來 ，但是卻要求大陸當局 “公開宣佈”放棄武力犯台，同意台灣參與國際組織，雙方才可能舉行 “結束敵對狀態”的談判 ，而雙方領導人應該在 “國際場合自然見面” ，這就是一般所稱的 “李六條”16 。從某個觀點而言 ，李登輝假意接受 “江八點”所設立的統一前提 ，卻在談判條件上加入中共不可能同意的事項 ，而在技術的層面拒絕了 “江八點”。往後兩岸關係的發展在李登輝順利訪美、大陸試射導彈、 “兩國論”的提出、汪道涵回訪台灣的喊停等一連串對抗事件中，再度造成台海情勢空前的緊張。 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由支持台獨的陳水扁當選，無異是讓中共當局面臨了兩岸關係發展以

來最棘手的局面。 面對兩岸關係的重大變局 ，中共沒有採取激烈的動作 ，主要是客觀情勢的發展還未到可以動武的成熟條件17 ，因此，大陸當局對於陳水扁政府採取了 “聽其言 ，觀其行”的策略 ，以便伺機提出相應措施與採取相應行動的心態十分清楚。陳水扁對於整體情勢亦非缺乏認識，特別是新政府上台 ，施政上力求穩定是首要目標，因此他採取的模糊而彈性的兩岸政策，讓中共沒有採取激烈行動的理由。但隨着陳水扁趨獨的傾向逐漸明朗化，中共在面對整個情勢的逆向發展下 ，除了多次對於陳水扁的論調予以嚴正駁斥外 ，就是在2002年於中共十六大會議上 ，由江澤民將 “一中新解”的三階段論放入其政治報告中，亦即把 “一中原則”擴大解釋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另一方面，江澤民仍然積極促談，他建議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甚麼問題都可以談 ， “可以談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問題 ，可以談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分適應的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空間問題 ，也可以談台灣當局的政治定位問題。， 18這樣的論述比起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說法似乎較有進步 ，台灣感覺上比較不像是被矮化的地方政府 ，而是某種關係中的對等實體 ，然而對於心中始終不忘台獨的陳水扁政府 ，這樣的解釋又有甚麼特別的意義呢？因此當記者詢問陳水扁對於中共十六大江澤民的談話有何反應時 ，他再度強調 “一邊一國”主張，表示台灣要走自己的路 ，走台灣路 ，走出自己的前途19 。因此邵宗海評論：“陳既然排斥一中原則與一國兩制 ，並企圖以 ‘一邊一國’主張作為反駁 ，那麼對於江澤民所建議在一中原則下兩岸要談的政治議題 ，當然就不會再感到興趣 ，而且說出 ‘台灣走自己的路’ ，更顯示出即使中共十六大的任何變局都不會改變陳之既有政策。”20 然而大陸促統的努力未曾放棄 ， 2003年3月中共人大與政協的 “兩會”期間 ，胡錦濤提出了對台工作的四個重點，除了重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外 ，要貫徹寄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以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是， 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時舉行的防禦性公投 ，除了選舉動員的考量外 ，卻是對於中國的一種隱含 “法理主權”的嗆聲行動。同年國慶日，陳水扁提出 “中華民國是台灣”的論述 ，藉以區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自主權獨立 ，不相隸屬的事實。至此，中共對於民進黨政府不再寄與任何期待 ，反而積極展開與泛藍各在野黨的接觸對話。 2004年底針對中共針對民進黨政府推動台獨法理化的進程 ，中共開始思索以 “反分裂法”或 “統一法”加以反制。 2005年3月14 日中國全國人大正式通過 “反分裂國家法”，對於民進黨政府以公投方式走向法理台獨 ，中國也以憲政制度及 “國內法”的手段 ，以牙還牙。同年，4月16 日的 “連胡會”與4月20 日的 “布胡會”，係大陸當局展開對民進黨政府內外夾擊的猛烈 “文攻”，在某種程度上確實也讓民進黨政府進退失據。 12月24 日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病逝於上海 ，家屬及海協會婉謝海基會董事長張俊雄率團前往弔唁。 2006年中共對台工作在策略上，對台海情勢與兩岸關係掌控及主導的意圖更加明顯 ，且持續加強操作軟硬兩手與切割區隔策略，即以密切的經貿往來與民間交流 ，強化兩岸間的連繫；惟在官方互動、對台政治、軍事的壓制方面 ，仍將堅持既定立場，持續展現其硬的一手，以保持對台灣政策上的壓力。 在外交上，大陸當局則傾其全力窄化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並試圖拉攏台灣的邦交國。譬如，中共大張旗鼓舉辦 “中非論壇”、 “中南美洲論壇” ，除有拓展能源外交之戰略目的外 ，亦有向台灣邦交國進行拉攏利誘的政治目的。 2007年以來 ，對於陳水扁與民進黨政府愈趨激進與明朗化的台獨路線，北京當局仍以沉着迂迴的方式假手美國對台灣施壓 ，因而造成台美關係出現明顯的裂痕與歧見。 9月6 日胡錦濤與布希藉亞太非正式領袖會議（APEC）再次舉行雙邊高峰會談 ，胡錦濤會後表示向布希 “說明了台海局勢的發展” ，並指布希 “清楚說明了美國反對任何改變現狀的一貫立場” ；布希則於會後隻字未提台灣21 ，透露出一絲不尋常的詭譎氣氛。 整體而言，中共並沒有放棄促統促談的決心，只是在國際社會進入和解時期，而大陸的經濟正在突飛猛進之際，中共似乎不願意付出過高的代價 ，以激進的手段來解決兩岸問題 ，因此對陳水扁政府還是極具耐心的看待。特別是以胡錦濤為核心的第四代領導班子全力鞏固中國的大國地位與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對台事務也不宜有過大的動作。再加上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最後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中共當局或許期待。

台灣 “撥亂反正”之後，再就其對台政策重新檢討。不過 ，中共邀請泛藍在野黨領袖訪問大陸所形成的旋風，一方面在台海兩岸營造了某種良善的氣氛，另一方面也讓陳水扁政府在兩岸政策上進退失據。然而，這並不能視為兩岸關係的重大突破 ，畢竟兩岸間在 “一個中國”認識上的觀念差異，還是阻礙彼此政治談判的主要原因。中共在自己所堅持的原則下 ，還在伺機等待最佳的機會 ，以便最終解決台灣問題。 經由上述兩岸關係演進的歷史回顧與相互對策的比較分析 ，本文大致上可以歸納造成兩岸關係發展瓶頸的兩個主要因素如下： （一） 主權爭議 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兩岸當局基本上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爭取各自政權對於全中國的統治代表性與合法性 ， “一個中國”的原則大體上是被接受的，只是兩岸對其內涵如何詮釋容或有些差異，但仍保留協商與互動的可能空間。這種情勢在李登輝執政的後期則出現明顯的變化，李登輝的本土意識與獨台傾向改變了兩岸主權爭議的形式與內涵 ，這已經不是 “一國兩制”的概念或方略所可以解決的。因此主權爭議已從國內分裂政權爭取統治代表性與合法性轉變成 “國際”間敵對政權相互 “國家承認”的問題。當然，對於北京當局這是不可容忍的分離主義，站在民族大義的立場，必須加以聲討 ，甚至必要時必須武力解決的；對於台獨分子卻是爭取自主自治與建構完整國格的歷史使命，必須窮盡一切手段戮力達成的。反映在政治現實上就是對於 “一個中國”概念已從內涵的詮釋變成原則設定與否的問題。 （二） 國族認同 國族認同問題其實與主權爭議的演變息息相關，但在層次上與主權爭議的範疇仍可區別。質言之，主權爭議實際上涉及政權的對抗與協商，其性質與政治菁英的權力意識與政治信仰具有極大的關係；國族認同則反映普羅大眾的民族情感、政治認知與生活價值觀。兩者可能一致 ，也可能因為制度設計而產生差異。特別是在民主化初期的台灣，這種差距也許最大。但是不管任何政權 ，普羅大眾都是政治菁英權力基礎的來源，統治者經常會依其政治信仰刻意形塑大眾的國族認同以創造有利的統治條件。 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陳水扁利用泛藍的分裂意外地當選少數總統。他自知自己的統治基礎是建立在相對少數選民的支持上，為鞏固權力計 ，初期 ，對外他以模糊而彈性的策略討好美國、安撫中共；對內則在國家機關安插親信進入軍警單位、文官體系與國營企業，並以 “去中國化”的政策與文宣灌輸大眾台獨意識。 2004年陳水扁再次因為兩顆子彈而意外連任總統 ，由於沒有再次選舉的壓力，他開始對內積極推動各項 “正名”運動與 “去蔣化”政策，對外則耗費不貲的進行 “過境外交”與目前如火如荼展開的 “入聯公投”。這已經不是單純且一時的選舉操作，而是藉由持續的政治社會化過程改變選民的國族認同，進而形塑有利其本身及繼承者的長期性選民支持結構。但就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而言，現階段所面臨的嚴肅而深刻的問題是，假使民進黨 “去中國化”策略成功而多數台灣人民已經不自認為是中國人時 ，兩岸關係的瓶頸要如何突破？這恐怕才是更值得正視的關鍵問題。二、孫中山民族主義與和平統一思想的精髓 在進一步思索兩岸關係發展的瓶頸如何突破之前，本文擬先分析孫中山民族主義與和平統一思想的要義為何 ，並從中探求解決兩岸當前困局的啓示。在民族主義方面 ，孫中山的理論雖謂是因襲吾國先民之遺留，實際上應兼容東西兩方的民族思想 ，且深受西方民族主義理論的影響。而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理論更是貫穿整個三民主義的思想與精神層面 ，在民權與民生兩大主義理論中，均有孫中山民族主義看法的痕跡22

（一） 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要義 1. 以王道文化為基礎 孫中山在日本講 “大亞洲主義”23時，特別區分東西方文化本質上的差異在於王道文化與霸道文化的不同。他說：“歐洲人近有專用這種武力的文化來壓迫我們亞洲，所以我們亞洲便不能進步。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 ‘行霸道’ ，所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 ，還有一種文化 ，好過霸道的文化 ，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 ，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 ，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 ，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 ‘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何以這種王道文化可以視為孫中山民族主義的思想基礎呢？因為他指出了這種王道文化具有反抗帝國主義壓迫 ，追求民族平等解放的指導作用。他說：“以王道為基礎 ，是為打不平。美國學者對於一切民族解放的運動 ，視為文化的反叛 ，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眾平等解放的文化。”申言之，由於孫中山以王道思想來詮釋東方民族的文化精神，因此他的民族主義具有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思想。反映在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係就是一種和平主義的主張。 《民族主義》 第六講說：“中國有一種極好的道德 ，是愛和平。⋯⋯中國人幾千年來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 ⋯有時不幸遇他民族侵略 ，方不得已抵抗。⋯⋯我們根據歷史，可以確確實實地說，如果別人不欺負中國，中國決不欺侮別人的。⋯ 中國民族是和平的，不是空言 ，是可以將歷史事實來說明的。” 24因此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式或軍國主義式的民族主義有極大的不同，因而具有濃厚的和平主義的理想色彩。 2. 以自由平等為標的 孫中山遺囑的第一句話就指出了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25 ，其實這也是民族主義所追求的最終標的。按照孫中山的思想體系與著述，平等的原則在適用上沒有內外的差異，但是自由的原則在適用上卻是內外有別。孫中山在講民族主義的意義與目的時即強調 ，對國內言 ，各民族一律平等 ，任一民族不為他族所壓迫；就對外言 ，所謂中國民族自求解放 ，即應打到帝國主義 ，解決不平等條約的束縛 ；就對國際言，打破各民族間的不平，世界各被壓迫民族全體解放 ，即求全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 ，以共進於世界大同。26至於自由的原則，孫中山則認為國家的自由重於個人的自由，這主要是因為中國過去像一盤散沙，以致於國家積弱而招致外侮 ，因此必須先鞏固國權，爭取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自由地位 ，而後個人才有自由可言。學者崔書琴在其所撰 《孫中山的思想體系》 一文中，曾舉證孫中山的思想部分受到西方名哲著述的影響，譬如說 ，孫中山曾言 “吾黨之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三種。此三種主義之內容 ，亦可謂之民有、民治、民享，與自由、平等、博愛無異。” 27崔書琴認為 “民有、民治、民享”是美國林肯總統的名言 ， “自由、平等 、博愛”是法國大革命的口號 ，足見孫中山的主張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響。28 此言雖然不假 ，但是我們仍需辨明孫中山所謂的 “自由”與法國大革命所謂的 “自由”仍有不同。質言之，法國革命強調的自由是人權的自由，深受盧索 “天賦人權”觀念的影響；孫中山強調的自由是國權的自由，與其 “革命民權”的主張更有關係。在孫中山觀念理 ，透過革命所爭取來的民權 ， “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29 ，這與西方哲思中強調個人自由具有普世性顯有差距。其原因自與孫中山念茲在茲追求中國獨立自主有關，民初內有軍閥，外有強權 ，中國淪為次殖民地 ，孫中山以“革命民權”論替代 “天賦人權”論且着重中國受壓迫必須平復的一面 ，充分顯示出受壓迫民族的悲情 。30 對於孫中山而言 ，民族主義是國家圖生存與發展的主義 ，而民權主義是以民族主義為基底的政治主張。國家都要亡了，再多的個人自由也無用。倘若以犧牲個人一時的自由為代價 ，換取國家永恆的自由，則個人自由亦非沒有回復成長的空間。31

3. 以五族共和為手段 1905年成立的中國同盟會提出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32 ，“反滿”成為孫中山這個時期民族主義思想的核心觀念。但是以 “反滿”為核心的民族主義既不是尋仇主義、報復主義，也決不是狹隘的漢族沙文主義，而是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其目的是藉由 “反滿”的口號進行族群動員，以便匯集力量，推翻專制政權 ，建立民主共和國家。但是民國成立之後，由於階段性的任務達成 ， “反滿”的訴求已無必要繼續存在 ，而為了團結國內各民族以建立一個堅強的國族 ，俾利於對外抵抗強權、對內從事國家建設，孫中山另行提出了 “五族共和”的口號 ，而成其民族主義思想動員群眾的手段。 1912年9 月，孫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合進會與西北協進會的演說中較詳盡闡述革命與五族共和思想。他說：“我國去年之革命，是種族革命 ，亦是政治革命 ，何則？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中，滿族獨佔優勝之地位 ，握無上之權力，以壓制其他四族。滿州為主人，而他族皆奴隸 ，其種族不平等達於極點。種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 ，是以有革命。⋯⋯今者五族一家，立於平等地位 ，種族不平等之問題解決，政治之不平等問題亦同時解決 ，永無更起紛爭之事。所望者以後五大民族 ，同心協力，共策國家之進行，使中國進入世界第一文明大國，則我五大民族公同負荷之大責任也。” 33然而如何實現 “五族共和”呢？孫中山主張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同化政策。他在1918年說：“夫漢族光復 ，滿清傾覆 ，不過只達到民族主義之一消極目的而已，積極目的如何？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於誠。合為一爐而治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 34 這種以溫和方式進行的民族同化，有着優於其他各種民族同化方式，它對於國內弱小民族進行扶植 ，尊重他們的自由意志。民族平等是同化的基礎。孫中山在提出 “同化”的同時又肯定各民族具有自決自治的權利，因此充分體現了平等、雙向、自願的原則，而具有民族融合的性質。 “五族共和”繼承了 “反滿”中隱含的平等思想 ，其內容始終不是單一的 ，它是與民權、民主思想相聯繫的民族主義。 35 4. 以主權在民為本源 “主權在民”的觀念雖然在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中並未刻意着墨，反而是具體反映在其民權主義的思想體系中。但如前文所述 ，民族主義是貫穿三民主義的主軸，而三個主義在中山思想體系上具有不可切割的特質 ，因此我們探求任何一個主義的本質與內涵 ，必須同時觀照孫中山在其他主義中的相關論述 ，才不致於失其本義。就民族主義對內的意義而言，是在追求國內各民族的解放並建立其平等的地位 ；然而其終極目標就是讓人民當家做主。孫中山當初革命推翻君體建立共和，使四萬萬人民都有機會做 “皇帝”，將決定國家前途的最終權力回歸到人民的手中，這就是 “主權在民”的精義。因此孫中山在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明白宣告：“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36 另於其他場合提及：“今我共和成立 ，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 ，在昔之受制於一部者 ，今皆得為國家之主體 ，皆得為共和國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國家參政權。37 ”“共和國家既以人民為主體 ，則國家為人人共有之國家。” 38在這個觀點下 ，人民等同國家，民族主義所奮鬥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族國。孫中山 “主權在民”的觀念 ，一方面源自中國傳 “民本”思想，另一方面則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感染。前者如孫中山詮釋民權主義思想時，特別強調：“中國古昔自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 ，其為學說者 ，有所謂 ‘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 ‘聞誅一夫紂 ，未聞弒君’ ，有所謂 ‘民為貴 ，君為輕’ ，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39在解釋民生主義方面，亦與 “民本”思想有關。40 就後者而言，孫中山雖然強調中國古昔就有民權思想， “然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 ，故以民立國之制不可不取資歐美。” 41但是他對於西方的民主制度並非照單全收 ，譬如他反對人類生而平等說，就以革命民權說替代盧索等西哲的天賦人權說，但在制度設計上卻不甚喜好代議體制，而提倡直接民權的觀念，而接近盧索直接民主的概念。這些觀念說明，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並非狹隘的 “反滿”種族革命學說 ，而是倡議中國國體、政體變革的巨大改造工程藍圖，這與西方民族主義運動在理論與實踐上

展現 的 “族 國締 造 （nation-building）” 精神實無差別 。 （二） 孫中山和平統一思想 至於孫中山和平統一思想 ，與其民族主義的主張在許多方面其實是相互輝映，彼此互補的。這些觀念對於化解當今兩岸歧異與僵局 ，無疑具有重大的啓示作用 ，茲將其要義歸納為以下幾點： 1. 以和平為核心思想 孔子所稱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 ，斯為美”的概念就是孫中山追求國家統一和平思想的基礎。如前所述 ，孫中山強調中國愛好和平的道德思想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而這種精神在孫中山日後推動國民革命行動中充分展現。民國初期，先有袁世凱起而稱帝，繼而軍閥割據亂政 ，國家的統一僅徒具形式，實質上中國仍處於地方各自為政、國家紛亂、民生艱困、經濟疲頓的狀態。有鑒於此 ，孫中山於 1918年以大元帥名義發表元旦文告 ，希能速平定內亂、回復和平、伸張法治 ，與列強並列同軌。 42同年8月，孫中山對友邦發表宣言稱：“吾人非不知列強希望吾國之早趨於和平 ，吾人希望和平之心 ，且比列強為益切。” 43為謀求國家的和平統一 ，孫中山甚至置自身安全為度外 ，應北方軍閥之邀北上會商和平統一之策。此種以和平為懷 ，蒼生為念，不僅僅是孫中山堅強的信念，也是落實於推動統一的行動依循。孫中山曾說過：“統一而不和平 ，其危機更大”44 ，渠並認為 ， “不採取和平的辦法 ，要想達到統一 ，那是幻想” 45 。而孫中山所倡議的和平統一，也有其前提條件 ，譬如， 1919年2月在上海召開的 “南北和會”從孫中山所發表之宣言及通電以觀，其和平條件約分為對外及對內，對外為 “廢止中日軍事協定及二十一條”，對內則為 “尊重約法，恢復國會”。孫中山曾滿懷信心地說 ， “我五大種族皆愛和平 ，重人道 ，若能擴充其自由、平等、博愛之主義於世界人類 ，則大同盛軌豈難致乎？” 46 此種以達致世界大同最終境界 ，正是孫中山推動和平統一的最主要精髓之所在。 2. 以民意趨向為支撐 1911年孫中山對外國媒體表示， “中國人民對於連續不斷的紛爭及內亂早已厭倦 ，並深惡痛絕 ，他們堅決要求停止這些紛爭，使中國成為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因而，我們正在盡力完成賦予我們的這一艱巨的歷史使命。” 47孫中山甚且認為自己和同志們是 “中國的統一 ，強大而奮鬥的立憲民主的新中國的代表”，因為 “所有進步勢力都支持我們 ，全體人民站在我們一邊”48。可見孫中山對於統一的執着是以民意為依歸，而非僅是個人主觀上的期待。 1924年他在一次的公開演講更直陳：“想推翻北方的軍閥官僚 ，統一中國，想要把中國變成強盛的文明國家，不只南方革命黨有這種思想，就是北方軍隊、學生和有覺悟的人民，都有這種思想，這就是全國人民現在的心理 ，這就是全國人民現在要做的大事。” 49由以上所述可知，孫中山推動國家的和平統一，完全是順應民意，符合全民的期待。那麼此種符合民意的統一 ，究竟其真實意涵為何？ 1923年2月，孫中山對外發表宣言指出， “統一能立供國民以福利”， “民國之幸福 ，以統一為主”，他並稱其之所以佩服漢高祖 ，推崇明太祖 ，就是因為 “彼等能統一國內，增進國民之幸福故也”50 。雖然孫中山並未就何以統一後人民便享有幸福進一步加以論述 ，但統一後政局料將步入穩定 ，人民生活不再顛沛流離，國家各項建設得以有所進展 ，人民可漸享安樂生活 ，這是就是孫中山稱統一必須以民意為出發的理由。 3. 以地方自治為根基 孫中山在1921年5月5 日就職大總統時 ，他就表示 ，中國的統一必須先解決中央與地方間之糾紛 ，而解決紛爭之道就是地方自治，他認為 “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訂省憲法，自選省長。中央分權於各省，各省分權於各縣，庶幾既分離之民國，復以自治主義相結合 ，以歸於統一 ，不必窮兵黷武，徒苦人，

民。”511924年的 “北上宣言” ，他再次重申劃分中央與省權限的重要性 ，他認為惟有如此，才能使得國家統一與省自治各自發展 ，而不會互相妨礙 ，同時確定縣為自治單位 ，以深植民權的基礎。孫中山曾謂：“地方自治，乃建設國家的基礎。民國建設後，政治尚未完善，實由地方自治未發達。若地方自治已發達，則政治即可完善 ，而國家即可鞏固。”52由此觀之，孫中山將以 “民有、民治、民享”的自治視為國家統一的根基 ，與軍閥託自治之名而行割據之實，乃截然不同的。這種主張與孫中山 “主權在民”、 “直接民權”的思想前後連貫 ，一脈相承 ，重視的都是人民的權力是國家統治權的根基與來源。 綜上所述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與和平統一思想基本上是其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思維下的產物。就世界革命史的角度觀之，他的主張固以中國傳統 “民本”思想為基礎 ，但在更大程度上承襲了法國大革命以來漸次席全球的民族主義精神。他的目標並不是單純的使 “中國站起來”，更大的目標，也是終極的目標是使 “中國人站起來”。一方面不受外族的欺侮 ，另一方面也不受本國專制政體的荼毒，這才是他念茲在茲建立一個強大的中華民族的本意。他的統一理念帶着濃厚的人道主義、和平主義的色彩，正反映他心中真正關心的是 “人民”的福祉 ，而非 “政權”的存續。三、中山思想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啓示 如前所述 ，兩岸關係發展的瓶頸在於主權爭議和國族認同，就其性質而言 ，比起孫中山在民國初年謀求南北統一，其形勢可能更為複雜。然而孫中山民族主義與和平統一思想即使跨越了另一個世紀仍對當前兩岸關係具有深刻的啓示作用。茲分述如下： （一） 以和平為基礎 兩岸糾葛50餘年 ，雙方領導人之恩怨情仇與權力意識是彼此不能妥協的重要原因。倘若兩岸領導人能秉持大公無私與和平謀國的高尚情操 ，暫時擱置主權歸屬的衝突性議題，以不斷協商的方式進行溝通 ，終能建構雙方和平發展的架構。總的來說 ，就是遵循孫中山的和平謀國之思想，其認為和平是中國的固有道德，也是 “王道文化”的真精神所在 ，這對於今日的兩岸關係 ，尤其富於意義。我們固然要在國際社會扮演維護和平的角色 ，對於海峽兩岸關係的促進 ，尤其要堅守和平的原則，即使站在北京當局的立場 ，若以武力進行 “促統”或 “反獨” ，終將耗損國力，引起台民反感，或可達到統一之形式，卻難以獲得統一之果實。 以和平為統一基礎的模式最能落實在深植兩岸中國人心中的文化層面。若從孫中山思想角度來看，兩岸文教建設的整合 ，應可視為基本的途徑。亦即回歸中國歷史文化，中國有悠久輝煌的歷史文化，有精深奧妙的人文藝術傳統 ，在邁向地球村的過程中， “文化多樣性”與 “生物多樣性”是同等重要，中國人應把承繼並發揚光大歷史文化傳統 ，視為對世界的一種義務與貢獻 ，並以此為基礎，以自信而開放的態度 ，全面接觸、研究各種異文化 ，以建立新的文化典範為目標，兩岸當可在各種文化層面展開合作53 。若以江澤民在1995年發表的 “江八點”中第六點談到：“中華民族兒女共同創造的五千年燦爛文化 ，始終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 ，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54此一說法如屬真心誠意，且台灣亦能認清兩岸之間同屬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下，藉由兩岸領導人發揮的政治家風範 ，真心誠意的彼此感召，共同為兩岸中華民族開出一條道路 ，兩岸之間就可以在 “文化中國”的訴求與號召下進行統合 ，而原先因為歷史經驗分歧所造成台獨分離意識也將隨着時間流逝而逐漸淡化。

（二） 以民意為依歸 “主權在民”是孫中山民族主義的本源 ，孫中山倡議民族革命的最終目的是要將國家還給人民 ，因此不論政府的型態為何 ，政府的施政應以民意為依歸才符合孫中山民族主義的精神。在兩岸關係上 ，首先，兩岸當局應各自排除其政治內需市場對民族主義的操控 ，而回歸真正的民意。就台灣而言 ，民主化使得政治人物的行為以選舉利益為考量 ，這種政治市場化的結果造成民粹主義與統獨爭議成為選舉時可以操作的議題，然而在資訊壟斷與不完整的情況下 ，被形塑的民意是否為真實的民意，頗另人質疑。就大陸而言 ，由於共黨專政的封閉政治體系使然 ，政治內部靠的是利益的妥協 ，藉由派系共治維持政治的穩定與運作 ，人民的意見只是統治績效的測試 ，而非統治權行使的依據。在這種情況下，誰能相信兩岸當局對於兩岸關係的對策真正符合兩岸民意的需要？因此 ，探求兩岸真實的民意並據以作為兩岸當局促進兩岸統合的政策，才能符合 “主權在民”的精義。 其次，孫中山認為統一首先必須符合全國人民的心理。就當前兩岸情勢觀察 ，大陸方面民族主義情緒已然高漲 ，不容台獨 ，殆無疑義。但從大陸當局20年來對台政策的軌跡做觀察 ，統一的方案始終只有一項，也就是 “一國兩制”。這與台灣主流民意趨向，實在可說是漸行漸遠遠 ，難臻一致。儘管過去幾年台灣與海外已有 “一國三制”、 “一個中國，多元體制”、 “中華國協”、 “中國邦聯”、 “中華共同體”等各種不同的統合方案，但是均未為大陸當局所採納 ，似乎 “一國兩制”已是鐵板一塊 ，絲毫碰不得 ，也無其它任何統合方案可供採擇。在這樣前提下，所謂的 “促統”，除了表面的修辭意義外 ，在實踐的可行性方面 ，也就成了既 “不統”也 “不獨”。換言之，這兩者之間恐怕正是同義複詞55 。事實上 ，在台灣方面，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於2004年7 月中旬的調查 ，主張廣義維持現狀的民眾佔82.6％ ，與歷次調查結果趨於一致56 。可見兩岸人民同意統一的先決條件尚不完備 ，中共 “五一七聲明”57區別了 “反獨”和 “促統” ，強調在現階段以反獨為優先 ，似乎是對前述民意潮流的修正。相對的 ，在台灣持台獨主張者 ，亦應多些考量民意的趨勢 ，勿逆勢操作。 再者 ，孫中山認為統一才會使人民幸福。現階段海峽兩岸主張統一者 ，均應說之以理 ，具體提出統一可增進兩岸人民幸福的說帖，進行游說工作 ，若不此圖 ，徒自意識形態的大帽子出發 ，恐將不得廣大民心58 。 （三） 以自治為手段 孫中山認為地方自治為建設國家之基礎 ，統一必須以地方自治為支柱。中共提出 “一國兩制”的要點，包括：“自治應有一定限度”、 “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 ，有彼為中央 ，矮化我為地方的含意 ，因此大多數台灣人無法接受。台灣方面近來有邦聯、歐盟模式等要求兩岸對等的提法 ，在兩岸談判統一的過程，台灣堅持己方的主體性，固然可以理解 ，但未來若有一中的框架 ，則台灣地區的政經社體制應有別於大陸地區，以自治的形式運作不失為可行之道59 。只是對於已經習慣民主生方式的台灣人而言 ，完整而充分的自治是必須的，但從北京當局在香港實施 “一國兩制”的經驗 ，我們還看不出中共高層領導真實尊重地方自治精神。 香港雖然中共領導人回歸前承諾過 ，香港回歸之後將採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五十年不變” ，但台灣陸委會至今已經整理出175項中共當局違反 “政治自主”、 “人權自由”、 “新聞言論自由”等承諾的爭議事件60 ，也顯示出中共所謂的承諾 ，也讓港人與外界有着不同的詮釋。此外 ，中共一再承諾的司法終審權，在歷經1999年、 2003年、 2004年人大有關對港人的大陸子女居港權、普選 、補選行政長官任期三次釋法之後，讓香港法界與關心香港治制的觀察家認為，北京人大常委會一再主動釋法不僅削弱了香港的法治程度，也影響了廣大香港民眾與民主派推動雙普選的進程。 展望香港民主前景，香港在 《基本法》 的框架下 ，要能夠真正實現全民普選 ，目前看來仍不樂觀 ，雖然今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 ，泛民主派成功獲得超過一百張選委提名票 ，令這場行政長官選舉成為回歸以來

第一次 “有競爭的”選舉。且行政長官曾蔭權在競選時也曾承諾 ，會在未來五年任期內，妥善解決普選問題，但日前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發表了 “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中央授予的，中央給多少就是多少”這番針對性極強的言論 ，使得香港人民對於在2012年實施 “雙普選”的期望又降低許多。 香港的實例減損了台灣人民對於 “一國兩制”方案的信賴度，而其問題的根本在於大陸的政經體制與台灣仍有相當的差距 ，除非大陸當局能夠回歸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本源，亦即，主權在民，真誠尊重自由、民主與和平等基本的人類價值，並與傳統王道精神相結合 ，恐怕才是惟一的，可行的選擇。質言之，北京當局必須先積極推動政治改革 ，強化執政能力，落實黨內民主與黨外監督的制衡機制，並逐步展開基層選舉與地方自治工作 ，戮力清除貪腐 ，推行廉能政治，以 “民主中國”作為中國統一的政治號召61。同時 ，對於港澳兩個 “一國兩制”下的示範區，北京當局應當充分展現尊重當地自治的精神，甚至以之為民主示範的特區 ，才有可能說服台灣人民接受 “一國兩制”的方案。 （四） 以共榮為 目標 孫中山於1922年發表的 《工兵計劃宣言》 ，強調當時國民最痛苦者，莫如兵多，因此主張先裁兵 ，由於人民樂於裁兵 ，亦必樂於統一 ，他相信裁兵即統一之根本條件62 。換句話說 ，統一是為人民謀幸福的，倘若兵戎相見，人民又有何幸福可言？ “裁兵”就是為和平統一做準備的，而孫中山對於裁兵更積極的看法是 “化兵為工”從事國家建設 ，把有限的人力用於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消耗在無用的戰場上。就兩岸關係的意義而言 ，在進入全球化時代的21世紀 ，兩岸人民應以經濟共榮為目標 ，在經濟整合的過程中提升彼此的競爭力 ，以因應來自全球各地的挑戰。 在經濟制度與財產制度方面 ，台灣是 “混合型經濟制度” ，公民營企業並存 ，法律保障人民的私有財產權 ，目前大陸以在逐步接軌中，民營企業比重逐年提高 ，人民私有財產受到更大的保障 ，兩岸在加入WTO 後，經濟制度與財產制度的整合應更樂觀。除了制度的整合 ，兩岸也應本着孫中山 《實業計劃》 的精神，相互攜手合作推動國家建設 ，拉近與先進國家的距離，尤其在交通、資訊、城市、環保等領域上，兩岸可以互相借鏡 ，彼此協助 ，力爭在2020年前 ，把全中國的基礎建設推上世界水平。此外 ，兩岸當局仍應繼續加強社會福利、醫療保險與 “人人有屋住”的社會政策；平抑貧富差距與地區差異，以 “均富中國”作為中國統一的經濟號召63 。 倘若兩岸均能以恢弘、前瞻的作為 ，積極促進兩岸經濟建設的整合，使兩岸的市場彼此開放 ，民生上形成高度互賴 ，將能對兩岸原先因為彼此生活水準差距過大所形成的分離意識，對症下藥，降低彼此發生衝突的機率。甚者 ，藉由這個過程 ，營造一個世界上最龐大的經貿體 ，絕對是指日可待的目標64 。四、從建立常態化協商機制的 “地點窗口（澳門）”做起 如前所述 ，兩岸和平發展的障礙在於主權爭議與國族認同的問題 ，由於兩者的敏感性與潛在衝突性，稍不留意極可能引發軍事對抗而致骨肉相殘 ，生靈塗炭 ，任何有智慧、負責任的領導人都應該極力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然而回顧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兩岸關係的發展 ，除了短暫而間歇的和緩外 ，雙方要不是進行軍備與外交的競賽 ，就是不斷的隔空喊話 ，而持續性的、權威性的溝通卻十分罕見。從某個角度來看，兩岸當局都是以托待變的時間機會主義者，但要承受擦槍走火後果的卻是兩岸廣大的人民，這與孫中山當年為了國家統一 ，避免戰火肆虐，甘願紆尊降貴北上與軍閥謀和 ，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前文已明確指出 ，孫中山民族主義與和平統一思想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啓示包括：以和平為基礎、以民意為依歸、以自治為手段和以共榮為目標 ，這四項啓示值得我們進一步思索如何突破兩岸當前的僵局。本文具體建議從兩個方向來加以實踐 ：

（一） 建立兩岸互信機制 兩岸由於主權爭議與國族認同的問題而導致互信基礎不足 ，這是兩岸無法持續性溝通的原因。假設兩岸當局有心本着孫中山和平統一思想建立兩岸和平發展模式，首要之事就是增強彼此的信賴感，才有可能走向統合之路。我們可以師法歐陸強權間發展出來的 “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CBMs）”，以達到降低敵意、建立共識的目的。 “信心建立措施”是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國際間產生以美、蘇為首的北約組織及華沙公約組織 ，兩大軍事陣營對壘下的產物。其間，透過美、蘇兩國之間熱線的建立、 “赫爾辛基最終協議書”、 “斯德哥爾摩會議文件”以及 “維也納信心既安全建立措施、軍事交流談判文件”的簽署等方式65 ，避免了冷戰時期東、西兩大集團可能爆發的軍事衝突以及後冷戰時期東、南歐種族騷動可能蔓延的情勢。 按照美國著名智庫史汀生中心（The Henry L. Stinson Center）主任柯瑞朋（Michael Krepon）的看法，CBMs“是一種工具，是互相敵視的國家降低彼此之間的緊張關係或預防戰爭發生。同時可排除軍事活動中的神秘性，使國家間的意圖更加透明化，減少彼此間恐懼感，但此一工具絕不能危及國家內部安全為前提。”柯瑞朋更將CBMs按其程度與內涵 ，區分成三個發展階段66 ① 避免衝突（confidence avoidance）：在既不危及國家安全 ，又不使衝突惡化的前提下 ，對立各方的領袖，同意進行最基本與最初步的溝通與接觸 ，旨在避免對立情勢的加劇。 ② 信心建立（confidence-building）：敵對雙方都需要更多承諾與實踐 ，才能增加透明度，以取得對方了解與信任。譬如本國軍事演習時 ，接受敵國、第三國或國際組織派員觀察。 ③ 強化和平（strengthening the peace）：雙方協商重大條約 ，擴大或深化既存的合作形式，且盡可能創造強化和平的積極進展。 若以CBMs的標準來觀察兩岸關係 ，雙方自1950年代末期即已局部採取 “避免衝突”的信心建立措施。按照學者郭臨伍的研究 ，這些措施包括67 ①限制性措施（未具條文的默契式互信行為）：自1950年代末期起 ，雙方空軍不飛越對方領空 ， 1979年起雙方陸軍取消砲擊對方，海軍不攻擊運補船隻。 ② 宣示性措施（安全公告）：台灣自1992年起 ，大陸自1995年起周期性地公佈國防（報告書）白皮書 ，且於軍事演習前公佈禁制海空域。 ③ 綜合性措施（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協商）：台灣自1987年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 ，大陸於1988年在國務院下成立 “台灣事務辦公室”； 1990年雙方透過紅十字會簽定 “金門協議”； 1991年海基會與海協會先後成立， 1993與1998年兩次辜汪會談 ；此外 ，兩岸於第三地參與第二軌道機制及學術研究 ，簽定海上人道救援協定等。 兩岸當局採取的這些措施和所釋放的善意，基本上符合孫中山民族主義與和平統一思想中的和平、民意與自治（對等協商）原則，加上兩岸經貿交流的熱絡 ，也實踐了共榮的原則。但是上述措施不過是最低層次避免衝突的信心措施，而且隨着民進黨政府上台，海基海協兩會的正式協商幾乎中斷 ，因此不但無法進入 “建立信心”的第二階段，甚且仍回到如何避免衝突的原點。特別是民進黨政府的台獨立場、 “一邊一國”論述以及 “去中國化”、 “正名運動”、 “入聯公投”等具體行動，招致中共全力進行外交反制與圍堵，使得兩岸對於主權爭議與國族認同的看法越來越遠，當前雙方敵對的情勢隨時可能導致失控的衝突。是以，本文殷切呼籲兩岸當局細心體察孫中山民族主義與和平統一思想之本意及其對於解決兩岸關係發展瓶頸之啓示，運用智慧，重新建構兩岸的互信機制。本文認為，以當前兩岸的局勢，我們必須重回 “避免衝突”的階段 ，開始建立雙方初步溝通的常態模式 ，下文正是本文的具體建議。（二） 建立 “地點窗口”的溝通模式在現今全球化的時代 ，面對多元主義國際體系的形成 ，兩岸執着於 “主權”的論辯 ，未必是個符合未

來價值的思考方式 ；且民族認同本須在時間過程中藉由自然力而形成的，斷非人為強迫的力量所可以造成的 ，因此就 “避免衝突”的階段而言 ，就是擱置衝突性議題 ，積極進行接觸與溝通。即使沒有議題的接觸與會談也有助於改善兩岸緊張的氣氛。因此，當高層次的政治對話行不通的時候，我們要思考低層次的政治對話的可能性 ；當中央級的對話行不通的時候 ，我們要思考地方級的對話 ；當直接的對話行不通的時候 ，我們要思考間接的對話；當敏感的對話行不通的時候，我們要思考不敏感的對話 ；當有所為的對話行不通的時候，我們就要思考有所不為的對話。而這一切的基本思考是：兩岸一定要建立良性互動的關係，而良性互動的關係一定要靠溝通與對話來達成 ，而有效的溝通與對話一定得先對得上話（即使話家常也可以），而這種積極態度必須轉化為一種常態的模式 ，才能持續進行。本文認為建立一個雙方可以長期持續溝通的 “地點窗口”，才能在自然的條件下與漸進的時間過程中找到雙方可以對話的主題 ，並為日後雙方進行實質對話與發展良性關係 ，做好奠基的工作。 以一個 “地點窗口”作為雙方長期性、常態性接觸的橋樑 ，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68 ①將兩岸雙方僵化而不良於溝通的敵視性對策結構予以 “解構”，為新的良性互動模式尋找共識基礎。 ② 先避開王對王的攤牌局面 ，免除兩岸層峰刺激性的對話及行動而造成沒有迴旋空間的局面。 ③ 藉由在特定地點雙方代表的長期接觸，以建立彼此情感基礎，作為軟化雙方可能無法妥協之立場的調和劑。 ④ 在最先不限定對談議題、型式，又不拘泥於代表本身頭銜、身分的情況下，雙方進行無話不談的自由接觸 ，以了解彼此想法且尋找可談的議題。 ⑤ 這是一個被授權的直接溝通渠道 ，避免外間雜音的干擾與有心人的誤傳。 基於上述的認識，兩岸之間最適合作為 “地點窗口”的試點地區非香港與澳門莫屬。而澳門又比香港具有更優越的條件 ，其理由如下： ① 香港與澳門都具有 “一國兩制”下的特區身份，較之大陸內地有其獨特性 ，運用這種獨特性，作為兩岸間積極性的 “中介”橋樑 ，兩者都是非常適當的選擇。但是由於香港本身的政治、社會、經濟生態比起澳門都更為複雜多元，在這樣的環境裡作為一個 “地點窗口” ，香港本身內部結構的複雜性可能會干擾兩岸尋找建設性話題的機會。譬如大財團為了自身的商業利益、民主派人士為了自身的政治價值、外國政府或機構的代理人為了特殊目標，都可能影響兩岸正常對話的可能性。反之，澳門這方面就單純的多，其衍生的負面因素也就少得多。 ② 澳門政府對台灣人民的友善程度實際上是超越香港政府的。即以入境的待遇而言 ，澳門給予台灣人民免簽證的待遇 ，香港不但沒有這種優惠措施 ，且對台灣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的入境簽證予以嚴格的審核 ，甚至經常因為政治因素而拒發簽證。另一方面澳門特區政府還對於台商投資澳門給予鼓勵 ，除享有“投資居留”的權益外 ，進一步完善了吸引台灣資本、技術和遊客的措施。再加上澳門特區政府十分重視在台灣培養出來的人才，承認台灣的高等學歷 ，提升和任命了許多畢業於台灣高等院校的局長、廳長、處長 ，在雙方的官方聯繫上，澳門政府比起香港政府的顧忌也少了許多。因此 ，兩相比較之下，澳門作為一個 “地點窗口” ，還是較為台灣方面所信賴。 ③ 香港的媒體雖然遠較澳門發達 ，但是卻也存在着令人難以苟同且無孔不入的狗仔文化與八卦文化。兩岸關係的突破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嚴肅大事，若被當成娛樂新聞處理 ，只怕更會衍生許多是非，而不利於真正對話的開始。其次，香港媒體向為外國媒體關注的焦點，一舉一動常被外界以放大鏡檢視，未必有利於雙方協商事宜。反觀澳門的媒體較為謹言慎行 ，或許也缺乏興風作浪的能力，而外國媒體對於澳門也較不注意，基於這種隱蔽和保密的特質 ，使得澳門能夠成為兩岸直接、坦誠、平靜、理性對話的中介橋樑。 如果我們同意前述的觀點，則澳門在兩岸關係上可以產生的正向作用，當不僅止於眼前消極而被動的：

中介角色。申言之，從積極的角度來看 ，澳門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至少可以從下列幾個方向發揮功能： ① 既有觀念的解構：如果澳門可以作為兩岸 “求同存異”的 “地點窗口”，首先在定位上就必須跳脫兩岸既有的思維模式與政策框架，才能敞開胸懷 ，進行全方位的接觸與瞭解。兩岸間的癥結在於 “一中”問題與隨之而來的主權歸屬與族國認同問題 ，如果繼續纏繞下去 ，兩岸之間不可能有真實的對話 ，更遑論直接的談判。澳門的中介角色應該是為兩岸創造任何可能對話和接觸的機會 ，因此在觀念上扮演好這個角色的前提就是 “沒有前提”。這點對於台灣方面是比較能夠接受的 ，但並非如民進黨政府刻意將 “一中”作為 “議題”，以對抗大陸將 “一中”作為 “原則”的立場。因為這樣的邏輯思維仍然陷於政策與對策的對立框架內，無助於溝通。兩岸當局應該在順應民意的前提下，對於接觸會談的可能性採取開放的態度 ，兩岸的僵局才有可能突破。 ② 常態渠道的建立：澳門應該作為兩岸政府官員與意見領袖經常性接觸的場域。目前兩岸官員接觸的方式還是非常低調 ，甚至避諱的，這種秘密交往的方式，其實無助於真誠而自然的溝通 ，有時反而引發各自內部不同人員的猜忌與顧慮 ，而產生更多的誤會。另一方面 ，澳門官員與台灣駐澳人員的接觸 ，也因“錢七條”的規範而有所限制。澳門其實應該開放為雙方政府官員與意見領袖常態性交往的渠道 ，不僅北京駐澳台辦可以與台灣駐澳人員正常交往，也應鼓勵澳門特區政府官員與台灣官員不受限制的多方接觸 ，這種 “複式交往”的模式有助於北京瞭解台灣真實的想法。而台灣方面 ，也應放棄消極的 “不主動接觸”的做法，改以積極的態度直接而深入地瞭解對岸官員的想法，且在敏感而困難的議題上，透過澳門特區政府的中介角色 ，有效地釐清問題的癥結或解除北京當局的疑慮。中國人所謂 “見面三分情” ，兩岸官員透過澳門這個 “地點窗口”進行長時間的接觸與對話 ，自然能夠培養一種彼此諒解的情誼 ，而在各自向上級反映意見時 ，採取某種互換角色的觀點 ，而有助於雙方立場的妥協與共識的形成。 ③ 溝通代表的強化：良好的 “溝通”取決於適當的溝通者、暢通的渠道與正確的訊息。澳門要成為有效的 “地點窗口”，除了本身必須成為意見自由交換的渠道外 ，兩岸各自派遣具有代表性的溝通者駐澳也是不可或缺的條件。目前兩岸派遣在澳的人員，純屬聽命行事的事務官性質 ，沒有權宜行事的特權 ，對於訊息萬變的兩岸事務 ，由於缺乏足夠的授權而無法在第一時間將可能失控的局面予以消彌 ，因而不具備危機處理的功能。其次 ，由於溝通者的代表性不足，無法立即將重要訊息直接呈報層峰，必須經由各自內部官僚體系的呈轉，難免會因此失去時效，而造成雙方的誤解 ，乃至於衝突。再者，由於溝通者的代表性不足，彼此的信任感自然不夠，積極而有意義的溝通便很難產生。因此，任命雙方層峰信任又負眾望的溝通代表長期駐澳 ，是強化溝通效能的必要條件。 ④ 澳門代表處駐台：根據台港與台澳雙方的協議，互設辦事處是彼此互惠的條件。當然，按照雙方法令的要求，台灣駐港澳機構分別以 “中華旅行社”與 “台北經濟文化中心”的名稱，繼續履行其既有的功能。反觀港澳駐台機構迄今尚未成立，儘管台北在政策上表示歡迎 ，港澳特區政府卻因某種顧忌，遲遲無法設處，不但無法服務港澳旅台人士，也無法就雙方關切的事宜進行直接交涉。這或許與北京在政策上的限制有關，但是如果只是導因於設處的 “名稱”或者不願讓中央主導的涉台事務因為設處而受到影響 ，這其實是杞人憂天的想法。若純就澳門的角度而言 ，其目前赴台就業、就學的人數超過4萬人 ，幾乎佔其人口總數的1/10 ，設處服務其旅台人士，自然符合它的利益。其次 ，澳門作為兩岸的中介角色 ，在台設處可以直接瞭解與感受台灣輿情對於兩岸事務的看法，其駐台人員長期實地觀察與分析 ，有助於北京當局掌握台灣人民真實的想法。再者，當雙方高層的對話與溝通不良時 ，透過駐處的緩頰與協調 ，往往能夠找到轉圜的空間。特別是就北京的觀點而言 ，澳門在台灣設處 ，在中國的法理上只是地方對地方的關係，並沒有違反 “一中”原則，實無限制的必要。 ⑤ “澳航模式”的改善：所謂 “澳航模式”是指兩岸於1995年10 月就台澳航權問題 ，雙方通過談判獲得成功，從而開創了兩岸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 “澳航模式”。 “澳航模式”具有兩個特徵：一是務實而彈性；另一是政府主導，民間對談。就第一個特徵而言 ，當然是能夠達成協議的重要原因；而就第二個

特徵而言 ，則是北京當局為了避免讓外界形成分治的 “兩個中國”對等談判的印象，而刻意做出的安排。其實這仍陷於舊思維的框架中，對於滿足台灣方面 “對等、尊重”的心理需求，沒有應有的回應。兩岸本來就是分治的政府 ，分治政府的對談雖然隱含 “承認”對方法理地位的態度，但在邏輯上與統獨的走向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如果澳門可以作為一個積極的 “地點窗口”，在運用 “澳航模式”解決兩岸爭端時，大可不必在談判代表的身分上打轉 ，因而延誤了會談的舉行。就實務的層面而言 ，只要前述1-4項的建議能被採行 ，直接的官方對等談判就有可能。 ⑥ “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的設置：其實兩岸當局應該共同出資成立 “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網羅大陸與台灣專研兩岸問題的學者、專家及政府代表，組成具有權威而獨立的研究團隊，隨時向兩岸當局獻策獻計 ，以凝聚彼此的共識。在開放而自由的專業研究之下 ，相信能夠為兩岸的共同未來找到出路。而其設立的地點以具有利便性又環境單純的澳門為佳，由澳門特區政府與澳門相關的大學提供適合的場所並組織定期的研討會 ，相信對於兩岸彼此深度的瞭解會做出一定的貢獻。五 、 結語 如前所述 ，兩岸當局在主權爭議與族國認同問題上的僵持不下 ，使得雙方無法產生真正的和解 ，兩岸人民的利益也就無法加以確保與維護。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後 ，由於其主張台獨的立場，使得兩岸當局在主權認知上更是南轅北轍，也讓兩岸之間幾乎找不到對話與溝通的空間。在各自僵化的政策框架下，雙方僅能以短線操作的方式來維持某種恐怖平衡。然而，兩岸當局目前不戰不和的對峙局面，在客觀的理解上並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 ，而不面臨隨時出現的巨大風險。這也是何以本文主張兩岸當局應該正視孫中山在上個世紀初期為了國族救亡圖存所提出來的民族主義與和平統一思想。其中承襲中國傳統文化的王道思想與民本精神 ，以及擷取自西方文明的主權在民、自由平等與族群融合的觀念，提供我們解決當前兩岸關係瓶頸的重要啓示與處理準則：和平、民意、自治與共榮。藉由這些原則，本文主張兩岸當局應積極建立兩岸互信機制 ，循序漸進採取信心建立措施 ，而現階段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避免衝突的發生。因此本文具體建議澳門在兩岸關係間的 “中介”角色 ，應由消極轉趨積極 ，並以建設性的 “地點窗口”為兩岸關係搭橋鋪路。這當中最重要的認知是兩岸關係不可能永遠對立僵持 ，但是要避免激烈的解決方式，兩岸當局必須跳脫舊有的思維模式，才能為未來展開合作的新局做充分的準備。澳門由於地理上、歷史上以及特區的屬性而擁有獨特的地位 ，再加上其對台灣的友善程度較諸香港尤甚 ，因此對於談判實力較小的台灣而言，澳門扮演兩岸的中介角色所能提供台灣的信賴指數也較高。如果澳門能在本身定位上有更積極的做法，且盡量降低偏向北京的色彩（並不期望能完全 “中立”），其於兩岸關係上所能產生的槓桿作用將不容小覷。總而言之，澳門地方雖小 ，人口雖少，如果善加利用本身條件 ，作為兩岸對話與溝通的 “地點窗口”，則有可能在關鍵時刻上發揮大於己身實力千萬倍的影響力，而為自己留下不可抹滅的歷史地位。註 釋 ：1 石之瑜 ：《兩岸關係概論》 ，台北 ：揚智文化出版公司 ， 1998年 ，第48頁 。2 他指出 “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 ，本人保證在任期內 ，不會宣佈獨立 ，不會更改國號 ，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 ，不 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 ，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 。”另一個重點是 ：“秉持民主與對等的原則 ， 在既有的基礎上 ，共同處理未來 ‘一個中國’的問題 。”請詳閱陳水扁 ：《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 、副總統就職慶 祝大會暨演說》 ，載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 ：《政府大陸政策重要文件》 ，台北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 2002年 ，

3456789101112131415第1-7頁 。其要旨為 ：“呼籲對岸的政府與領導人 ，尊重中華民國生存的空間與國際的尊嚴 ，公開放棄武力的威脅 ，⋯⋯超越目前的爭執和僵局 ，從兩岸的經貿與文化的統合開始着手 ，逐步建立兩岸之間信任 ，進而共同尋求兩岸永久和平 、政治統合的新架構 。”請詳閱陳水扁 ：《總統發表跨世紀談話》 ，載於 《政府大陸政策重要文件》 ， 第22-24 頁 。何振盛 、劉性仁 ：《現階段兩岸關係發展中澳門角色的新定位》 ，載於 《展望與探索》 ，第4 卷 ，第6 期 ， 2006年 ， 第59-60頁 。楊憲村 、徐博東 ：《世紀交鋒——民進黨如何與共產黨打交道？ 》 ，台北 ：時報出版 ， 2002年 ，第72-75 頁 。主旨為 “台灣不是別人的一部分 ，不是別人的地方政府 、別人的一省 ，台灣也不能成為第二個香港 、澳門 ，因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簡言之 ，台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 ，要分清楚 。”請詳閱陳水扁 ：《總統以視訊直播方式於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第二十九屆年會中致詞》 ，總統府新聞稿 ， 2002 年8 月3 日其要旨為：“從1912年至1949年是 ‘中華民國在大陸’ ， 1949年到1991年憲政改革前是 ‘中華民國在台灣’1991年以後是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這段談話其實只是對 “兩國論”的另一種闡示與確立 。請詳閱陳水扁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九十三年國慶大典致詞》 ，總統府新聞稿網址 ：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 ， 2004 年10 月10 日。《聯合報》 ， 2006 年1月2 日，第1版 。“終統論”係指陳水扁在總統府主持國安高層會議中裁示 “國家統一委員會”終止運作（cease to function），不再編列預算 ，原負責業務人員歸建 ； “國家統一綱領”終止適用（cease to apply），並依程序送交行政院查照。詳見 《自由時報》 ， 2006年2 月28 日，頭版 。陳水扁在出席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25週年慶祝晚宴時 ，提出 “四要一沒有” ， “台灣要獨立 、台灣要正名 、台灣要新憲 、台灣要發展 ；台灣沒有左右路線 、只有統獨問題” 。陳總統並強調 ，台灣是最美 、最有力的名字 ，是參加聯合國進入國際組織最好的名字 。詳見 《東森電子報》 ， 2007年3 月4 日，網址 ：http://www.ettoday.com/2007/03/04/301-2061853.htm ， 2007年9 月7 日。該文主張 ：“民主進步黨作為代表台灣人民確保獨立自主與追求民主正義的進步力量 ，應在 ‘台獨黨綱’與 ‘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基礎上 ，進一步提出 ‘正常國家決議文’ ，積極推動正名 、制憲 、加入聯合國 、落實轉型正義與建立台灣主體性等作為 ，以實現台灣為正常國家。因此⋯⋯主張 ：①從‘命運共同體’的台灣認同感出發 ，深化台灣民主價值 ，強化台灣意識 ，早日完成正名制憲。並在適當時機舉行公民投票 ，以彰顯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 。② ‘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已很難在國際社會使用 ，因此應以 ‘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 、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 ，且本國應以‘公元’紀年 ，以便與世界接軌 。⋯⋯”詳見民主進步黨網站 ，網址 ：http://www.dpp.org.tw2007年9 月7 日。國民黨返聯公投案經中常會通過 ，其主文是 ：“您是否同意我國申請重返聯合國及加入其他國際組織 ，名稱採務實 、有彈性的策略 ，亦即贊成以中華民國名義 、或以台灣名義 、或以其他有助於成功並兼顧尊嚴的名稱 ，申請重返聯合國及加入其他國際組織？ ”詳見 《自由電子報》 ， 2007 年6 月29 日，網址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jun/29/today-p1.htm ， 2007年9 月7 日。這個方針基本上是奠基於兩份重要文獻 ，一個是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的 “告台灣同胞書”以及1981年9 月30 日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所發表的談話（葉9條） ，其主要內容包括 ：①堅持一個中國立場 ，反對台灣獨立 ；② 在統一問題上 ，尊重台灣現狀與台灣人士的意見 ；③ 結束軍事對峙 ，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 ，實行國共第三次合作 ；④ 實現三通 ，開展學術 、文化 、體育的交流 ；⑤ 國家統一後 ，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 ，保有軍隊與現行的社會 、經濟制度不變 ，私人與企業的經濟利益不受侵犯 ；⑥ 台灣的政商各界人士可擔任全國政治機構領導職務 ，參與國家管理 。邵宗海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 ，台北 ：華泰書局 ， 1996年 ，第98頁 。其主要內容為 ：①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 。② 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 ，可以分步驟進行 。③ 歡迎台灣各黨派 、各界人士和北京交換有關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的意見 ；在和平統一談判的過程中 ，可以吸收兩岸各黨派 、團體有代表性的人士參加 。④努力實現和平統一 ，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⑤ 面向21世紀 ，大力發展兩岸經濟文化與合作 。⑥ 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 。⑦進一步落實 “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⑧兩岸領導人以適當身分互訪 。詳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官方網站 ，網址http://www.mac.gov.tw/big5/，，

16171819202 12223242526272829303 13233343536373839404 1424344454647rpir/1_4.htm ， 2007年9 月7 日。詳見台灣大陸委員會官方網站 ，網址 ：http://www.mac.gov.tw/big5/rpir/1_5.htm ， 2007年9 月7 日。大陸學者徐博東曾分析中共對於陳水扁當選後的兩岸情勢進行了下述的認識與評估 ：① 從總體形勢來看 ，大陸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 ，以及長期以來反分裂反台獨 ，以及不承諾放棄對台使用武力 ，對台獨勢力形成強大的震懾 。陳水扁的當選 ，並不表明多數台灣民眾支持台獨 ，更不等於台灣已經獨立 。② 陳水扁和民進黨台獨本質不會變 ，但估計他沒有膽量貿然宣佈台獨或採取其它實現台獨的具體行動 。③ 美國雖不願意見到中國實現統一 ，但出於其本身的利益 ，也勢必會對陳水扁和民進黨有新的約束 ，以免使美國捲入台海衝突而蒙受損失 。④ 在各方壓力之下 ，也不排除律師出身的陳水扁做出某些與大陸改善關係 、尋求和解的姿態 。詳見註 5 ，第144-145頁 。《聯合報》 ， 2002 年11月9 日，第13版 。同上註 ，第1版 。邵宗海 ：《中共十六大後兩岸政治關係之走向》 ，載於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編 ：《中共十六大之後內部暨國際環境評估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 ：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2002年 ，第 13頁 。《聯合報》 ， 2007 年9 月7 日，頭版 。邵宗海 ：《中山先生與民族主義思想》 ，載於 《國父紀念館館刊》 ，第15 期 ， 2005 年 ，第60 頁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 ，載於孫中山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國父全集·第二冊》 ，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 1973 年 ，第766-769 頁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六講》 ，載於 《國父全集·第二冊》 ，第58 頁 。《國父遺囑》 ，載於 《孫中山學術研究資訊網》 ，網址 ：http://sun.yatsen.gov.tw/content.php？cid＝S01_01 01 022007 年9 月7 日。孫中山：《民族主義 ·第六講》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一冊》 ，第64 頁 。孫中山：《黨員須宣傳革命主義》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二冊》 ，第453 頁 。崔書琴 ：《中山先生的思想體系》 ，載於劉真編著 ：《中山思想要義》 ，台北 ：台灣書店 ， 1994 年 ，第319-320頁 。孫中山 ；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 ，載於 《國父全集·第一冊》 ，第882-883頁 。同註22 ，第67頁 。何振盛 ：《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自由主義與民權主義之比較分析》 ，載於 《復興崗學報》 ，第85期 ，2005年 ，第298頁 。孫中山 ：《中國同盟會本部宣言》 ，載於 《國父全集·第一冊》 ，第776 頁 。孫中山：《五族協力以謀全世界人類之利益》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二冊》 ，第258-260 頁 。轉引自吳福環 、李楨峰 ：《論孫中山的 “五族共和”與 “中國統一”思想》 ，載於 《第五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 ：國父紀念館 ， 2004 年 ，第183 頁 。同上註 ，第180-185 頁 。孫中山 ：《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一冊》 ，第781頁 。孫中山 ：《共和國家異於專制國家之要點》 ，載於 《國父全集·第二冊》 ，第254 頁 。孫中山 ：《合五族為一體建設共和》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二冊》 ，第265頁 。孫中山 ：《中國革命史》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二冊》 ，第182 頁 。蕭功權 ：《中山先生政治思想之淵源》 ，載於 《中山思想要義》 ，第199 頁 。同註39孫中山 ：《中華民國7 年元旦大元帥佈告》 ，載於 《國父全集·補編》 ，第頁8頁 。孫中山：《軍政府對友邦之宣言書》 ，轉引自周繼祥：《孫中山和平統一思想對當前兩岸關係的意義》 ，載於 《第五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168頁 。孫中山 ，《宣佈和平統一主張之對外宣言》 ，轉引 《孫中山和平統一思想對當前兩岸關係的意義》 ，第172 頁 。同上註 。孫中山 ：《五族協力以謀全世界人類之利益》 ，載於 《國父全集·第二冊》 ，第259 頁 。孫中山：《建立一個由優秀知識份子組成的政府是我們近期的任務（譯文）》 ，載於《國父全集·補編》 ，第229頁。，

4849505 15253545556575859606 162636465666768同上註 。孫中山：《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二冊》 ，第658頁 。孫中山：《與某日人的談話》 ，載於 《國父全集 ·補編》 ，第236 頁 。孫中山：《就大總統職宣言》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一冊》 ，第842頁 。孫中山：《辦理地方自治是人民的責任》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二冊》 ，第365 頁 。黃城 ：《如何避免兩種次民族主義的衝突》 ，載於 《第五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236 頁 。同註15周陽山：《孫中山思想與統合論》 ，載於 《國父紀念館館刊》 ，第15 期 ， 2005 年 ，第56頁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大陸工作簡報》 ， 2004 年8 月11 日，第24 頁 。“五一七聲明”是中共中央台辦與國務院台辦授權發表的聲明 ，強調 “堅決制止旨在分裂中國的台灣獨立活動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是兩岸同胞當前最迫切的任務” ，並謂 “台獨沒有和平 ，分裂沒有穩定” 。詳見黃嘉樹 ：《五一七聲明與北京對台新思維》 ，載於 《中國評論》 ，第79期 ， 2004 年 ，第16 頁 。周繼祥 ：《孫中山和平統一思想對當前兩岸關係的意義》 ，載於 《第五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175-176頁 。同上註 ，第176頁 。相關的資訊請參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全球資訊網中有關港澳情勢的研析資料 ，網址 ：http://www.mac.gov.tw/同註55 ，第55-56頁 。孫中山：《裁兵為謀統一之政策》 ，轉引自 《孫中山和平統一思想對當前兩岸關係的意義》 ，第172 頁 。同註55 ，第56頁 。同註53 ，第238-239頁 。陳延輝 、蘇桓宗 ：《推動海峽兩岸信心建立措施研究》 ，收錄於 《第五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19-20 頁 。Krepon， M. and et al.， A Handbook of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 for Regional Security （3rd Edition） （Washington，DC： The Stimson Center）， 1998， pp. 2-13.郭臨伍 ：《信心建立措施與兩岸關係》 ，載於 《戰略與國際研究》 ，第1卷 ，第1期 ， 1999 年 ，第90-91頁 。同註4 ，第70 頁 。。

孫中山 、梁啓超旅台情況補充研究——依據未刊日文檔案及孫、梁對日本態度的分析羅福惠* 日本根據 《馬關條約》 佔領台灣之後 ，極力遮斷台灣人民與祖國大陸的聯繫，使得數十年間有影響力的大陸名人得以訪台者不過區區數人。或許正因為這一原因，對孫中山、梁啓超、章太炎等人的旅台已有多篇文章述及 ，這些文章的主旨均在強調上述諸人對寶島甌脫的遺恨 ，對台灣同胞的手足深情 ，茲不贅述。近年譯讀未刊日文檔案資料 ，對孫、梁旅台之事有若干新的發現，頗有助於今人全面瞭解事件的背景及詳細過程 ；而孫、梁旅台的所言所行 ，又與這種背景及兩人的對日態度有關。 根據史料記載，史學工作者都知道孫中山曾4次蒞臨台灣。不過後兩次無可記述：1918年5月，南方“護法”陣線分裂，孫中山於5月4 日向 “非常國會”辭大元帥職 ，5 月21日離粵，28 日抵汕頭，6 月1日抵台灣。據隨行的戴季陶記述：孫中山原擬在台灣稍留， “會會台灣同胞 ，發表意見，宣傳主義，喚起民族意識，鼓吹愛國精神。台灣同胞也很歡喜，以充分的熱誠準備歡迎。然而台灣總督府用盡阻撓辦法，不使我中山先生與台灣同胞晤談。總理一到台灣 ，台灣官憲即派員到船中，招待總理一行 ，直驅到台北 ，翌晨便開船向神戶去。” 1這就是說 ，孫中山第三次到台灣只停留了一夜。第四次是1924年11月3 日孫中山等一行從廣東北上赴京，所乘船經過並停靠基隆，但孫中山並未登岸。所以孫中山的旅台，有關資料比較詳盡的只是前兩次。 第一次是1900年9 月28 日到11月10 日，為時44天。 1900年8 月14 日，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孫中山為了挽救中國危亡之局 ，一方面準備在華南舉行武裝反清起義 ，一方面繼續與香港英國總督、劉學詢籌劃如何使中國南方數省脫離清王朝的統治（日文檔案中稱其為 “南清獨立計劃”）。為了後一籌劃，8月26 日孫中山與內田甲（良平）從日本啓程 ，28 日晚抵上海。據9 月4 日福岡縣知事給外務大臣的報告說：“翌日（29）夜孫上岸與英領事密會 ，並視察當地情形。適值康有為屬下的唐才常等在漢口陰謀暴露 ，紛擾之際，上海奉劉（坤一）、張（之洞）等命令搜查非常嚴密，早已探知孫返國途中預定在上海登岸 ，誤以為孫、康首尾相應舉事。劉坤一嚴令上海道台，在孫登岸後，連同當地革命黨19人 ，指名逮捕。據此英領事勸告（孫），當此之際趕快逃走，以避不測”。 “孫鑒於歸國後大勢如此 ，原定計劃不能實行，多留一日亦有危險 ，因而上陸僅兩夜，乃於9 月1日晚從上海出發，返回日本。”2孫中山這次只帶內田甲一人隨行 ，並未打算在長江一帶舉事 ，與唐才常的自立軍起事亦無關。福岡縣知事的另一報告中記有孫對島田經一的談話 ：“我這次是打算獨自渡清，在上海入境 ，一邊慢慢關注南清形勢 ，一邊等待時機和張（之洞）、劉（坤一）等會面 ，在聽取他們意見的基礎上再決定今後的方*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一

向。” 3 孫中山返回日本不過20天左右 ，即為就近指導和支援惠州起義，於9 月24 日從神戶出發 ，經馬關乘船於28 日抵達台灣基隆。 9月29 日福岡縣知事報告外務省說 ，孫中山此時易名為 “吳仲” ，行前在馬關停留時，在日本政界頗有勢力的平岡浩太郎會見孫中山時說 ：“孫君在我國流亡多年 ，嫌我政府對君冷淡 ，所以如此，實有對英外交政略之關係，另外亦因君對我國未有何裨益。此次君欲在台灣基隆停留，暫為觀察華南之局勢，其際幸為予台灣總督兒玉以助力，切望盡力平定台灣。當地之土匪尚未剿滅 ，兒玉總督以此實損耗我國力不少，而現在當地土匪決非台灣土著 ，其主動力顯然全系對岸清國福建、廣東省人之煽動。君若幸而在該地停留，以其餘力主動盡力與其系統進行聯絡 ，使土匪務絕根株 ，此君對我國惟一之厚意。以兒玉總督為首 ，我等必為君盡力，一定使我政府努力助君達成宿志⋯⋯孫君十分感激 ，答應微力所及 ，盡力而為”。 4據10 月14 日福岡縣知事的另一報告說 ，孫中山抵台灣後， “與添田壽一、後藤新平（台灣民政長官）會見數次 ，表明必須盡力剿平土匪之意向。該人因而大受歡迎 ，極受優待。”5可知此次日本政府允許孫中山赴台活動 ，有出於利用孫中山以消彌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打算 ，孫中山亦表面應允以換取日本政府對他的支持 ，當然從現有資料看不到孫中山有日本政府希望的實際行動。 時任台灣總督的日本陸軍大將兒玉源太郎同意孫中山赴台並在台北新起町（今長沙街一帶）設置指揮和支援惠州起義的機關，實際包藏極大禍心。並非如孫中山1918年回憶所說的 “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 ，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 ，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 ，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6內幕是日本佔有台灣並在1898年宣佈福建為其勢力範圍之後，就企圖奪佔廈門，進而實際控制福建。 1900年夏八國聯軍事起，西方列強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國北方，兒玉決定乘機而動，先製造了廈門本願寺縱火事件 ，又迅即派遣一個旅團的台灣駐屯軍乘艦駛入廈門。兒玉此舉迅速激化了日本與美、德各國的矛盾 ，各國也紛紛派遣軍艦來到廈門示威。這時日本主張國際協調、反對出兵廈門的外務大臣青木周藏等設法阻止了兒玉進一步讓陸軍登陸的行動。兒玉 “立功”不成，惱怒地提出辭職。適值平岡浩太郎向他斡旋孫中山來台之事 ，兒玉遂答允提供方便。據當時曾隨孫中山赴台的平山周十一年後追述 ，兒玉之允決非支持中國革命 ，而是為完成其伺機侵佔福建的未竟之業，故他答復時提出條件說 ， “若孫以己之勢力擾亂廈門，可為（日本）製造之藉口，使（日本）得以佔領廈門，以後當可援助（孫）武器。” 7 但在孫中山與兒玉商定條件之前兩三天 ，日本國內政局變化，山縣有朋內閣倒台而伊藤博文組閣。新內閣執行與歐美列強協調對華方針的政策，更嚴厲地阻止兒玉的行動 ，不允許日本人參加孫中山組織的起義活動，不允許從日本或通過台灣向起義軍提供武器。 日本內務省與外務省協商一致之後 ，由內務省總務長官致電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 ， 10 月初參與孫中山此次行動的40餘名日本人分別從台灣和廣東、福建等地被強制送回日本。孫中山幾成孤人留在台灣。加上承擔購買槍械的中村彌六舞弊漁利，之前所購之槍彈全為廢品， 10月6 日爆發的惠州起義因缺乏指揮和援助於22 日完全失敗。 11月上旬 ，台灣總督府對孫中山下達逐客令 ，孫中山遂於11月10 日由基隆乘船再往日本。 11月27 日神奈川縣知事給外務大臣的報告引用孫中山對某人的談話：“關於離台之事 ，世傳係總督公開要求離去，此全係誤解。實因自己在台灣停留，感到日本政府對台灣總督有疑心，恐怕新內閣因輕視本人而難免累及總督等 ，離台對總督等較為方便。”緊接下來的幾句話 ， 《孫中山年譜長編》 上冊第258頁譯作 “來日本離香港、廈門及其他國內地方較近 ，易於探聽本國情勢 ，又便於與同志互通消息，因此感到不便留在台灣。”讀起來總覺奇怪 ，怎麼日本反而離香港、廈門較近？認真閱讀檔案原件 ，發現這段話本應譯為 “原本以台灣距離香港、廈門及（中國）本土較近 ，便於及時瞭解國內情況 ，與同志們保持聯繫。但由於上述原因，再在台灣呆下去反而感到不便。”8不知原譯者、編者以為孰是？ 孫中山第二次旅台時在1913年8月初 ，時間很短。這年7 月中下旬 ，反對袁世凱的 “二次革命”最先在滬、寧兩地失敗，孫中山、胡漢民商定赴廣東與陳炯明協力再起。 8月2 日，孫中山與胡漢民乘德國輪船約克號離滬， 3 日抵達福建馬尾，在此收到了先期到粵安排的張繼、馬君武托日本駐香港領事發給日

本駐福州領事 ，要求轉給孫中山的電報，告以龍濟光受袁世凱收買大舉攻粵，而陳炯明反對以武力抵抗，故建議孫中山不要返粵 ，先赴台灣再定行止。於是孫中山、胡漢民等在日本駐福州領事館的協助下 ，於8月4 日乘日輪 “撫順丸”自馬尾赴台灣， 5 日晨抵基隆，旋赴台北 ，到御成町梅屋敷（今中山北路一段46號 “國父史蹟紀念館”址）小憩。但1912-1913年間正值台灣革命志士羅福星在苗栗、台北等地建立和發展抗日組織 ，進行宣傳活動 ，風聲緊急，所以台灣殖民當局極力阻斷孫中山與外界的聯繫，對孫中山等警衛森嚴 ，外界知道孫中山來台者極少，孫中山也無法自由行動。 孫中山這次留在台灣的時間，多數文章語焉不詳 ，個別文章稱 “孫中山到台北停留了十餘天”9 ，顯然這是想像之辭。日文檔案中有台灣民政長官於8月5 日晚8時40分發給內務省警保局長的電報，說 “孫逸仙化名ォゥコゥケン，胡漢民化名テゥリミン，另從者二人，從福州乘撫順丸今晨抵基隆上岸。孫及從者於午後四時又從基隆出海 ，乘坐信濃丸向神戶而去。” 10 而福岡縣知事8月8 日致外務大臣的電報則報告說 ， “孫逸仙化名ォゥコゥケン，乘信濃丸由台灣來，在駛往神戶的途中，於8月8 日早晨抵達門司。”11前後印證 ，說明孫中山的第二次旅台，時間僅在8月5 日的早晨到午後4時 ，即一個白天而已。至於孫中山、胡漢民二人的上述化名， 《孫中山年譜長編》 上冊第834頁譯孫中山化名為 “汪國權”，對胡漢民則因將其片假名第3字的 “リ”誤為 “ソ”，而無法譯出。我們以為分別譯成 “王國權”和 “涂黎民”，可能更符合孫中山、胡漢民當時的用意和心情。 可見 ，孫中山的前兩次旅台，一次是就近指揮和支援惠州起義，一次是反袁世凱鬥爭失敗後亡命日本途中路過台灣。這兩次旅台對外界保密，但日本政府和台灣殖民當局卻掌握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對固有疆土和骨肉同胞的感情無由表達 ，甚至連他的旅台觀感也不為人知。 梁啓超旅台的情形與孫中山不同，他把自己的動機、部分談話和觀感都用通訊和詩歌公之於世了。不過日文檔案中還有新發現 ，而這些資料足以引起某種討論。 事緣1910年台灣著名愛國紳士林獻堂及其助手甘得中訪日時會見了梁啓超 ，林請梁 “來台一遊。梁先生曰，我早有此想。因曾聞後藤新平說台灣如何進步 ，極事鋪張 ，且云非如李鴻章所謂台人強悍難治也 ，果如後藤所說 ，將來或可為我國借鑒”。 “翁（林獻堂）繼云大駕如果光臨，必請日本中央政府顯要為先生紹介 ，蓋日人深忌我們與祖國人士之接觸。先生頷之。” 12 梁啓超在1911年初取得了伊藤博文的介紹函 ，遂於1911年3月24 日（農曆二月二十四日）啓程 ，當天他在門司港所乘坐之笠戶丸啓航時 ，即向上海的 《國風報》 編輯部發出第一信 ，說明 “茲行之動機，實緣於頻年居此 ，讀其新聞雜誌 ，盛稱其治台成績 ，未嘗不愀然有所動於中。謂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而數年以來，又往獲交彼中一二遺老，則所聞又有以大異乎前，非親見又烏乎辨之？此茲行所以益不容已也”。他開列出自己旅台欲調查瞭解的內容共10條 ，並表示將對其逐一與中國的新政改革方案作比較 ，如台灣之 “行政組織 ，蓋沿襲吾之行省制度，而運用之極其妙也” ， “吾國今者改革外官制” ， “或可得師資之一二” ；又如 “台灣農政之修 ，冠絕全球，且其農事習慣多因我國，他山之石，宜莫良於斯” ；又如台灣的幣制 ， “其改革的次第如何” ；還有日本人移民台灣的做法 ，可供中國移民“東三省、蒙古、新疆諸地” ；台灣的 “警察行政” ，及 “我國舊行之保甲法，聞台灣採之而卓著成效，欲觀其辦法如何” ； “台灣之鴉片專賣事業 ，自詡為禁煙之一妙法，當有可供我研究者” ；還有台灣的“土地調查”、 “戶口調查” ， “日人自誇為辦理極善” ，因此， “欲觀其實際詳情如何”。而最重要的是開頭三條 ，大意是劉銘傳撫台前，台灣 “歲入不過六十餘萬，自劉壯肅以後，乃漸加至二百餘萬，日人得之僅十餘年 ，而頻年歲入三千八百餘萬” ， “島民負擔能力，何以能驟進至是？”台灣割讓日本之初，二

“受其（日本）中央政府補助數千萬金，又借入公債數千萬金” ， “台灣前此之對於其母國，純然為一獨立之債務國，今則漸脫離此債務國之地位矣，此可謂利用外債之明效大驗也”。 13總之，梁啓超認為日本人對台灣的行政管理、幣制改革、植產興業，尤其是所謂經濟奇蹟和利用 “外債”的經驗 ，值得瞭解和借鑒。不能說梁啓超的動機全然不對，他考慮的重點是實地考察真相 ，為中國的改革尋求參照。但是他淡化了中國人的 “台灣情結”，對於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之嚴苛 、掠奪之殘酷 ，以及台灣人民之痛苦 ，均未提及 ，稱日本為台灣之 “母國”更是不當。 梁啓超在1911年3月28 日抵台，4 月11日離台重返日本。日文檔案中前後共有7份報告專載或涉及其事。值得一提的是，4月1日晚在台北東薈芳酒樓舉行的有50餘人出席的歡迎酒會上 ，梁啓超發表了如下演說： “諸位原是清國臣民。劉銘傳撫台之後 ，雖進行鐵路敷設及其他設備 ，但從人民徵收金錢 ，劉雖是台灣的開發祖 ，可惜人民和當時的清國政府都不歡喜他 ，這是很遺憾的。台灣是明治28年由清國政府割讓而為日本領有的。領有以後 ，日本政府撫愛人民，無論交通產業振興 ，工業和其他種種設備 ，施行得當，沒有遺憾。諸位如不心服 ，那是錯誤的。台灣人即是諸位 ，假如父母有小孩 ，但沒有養育其小孩的能力，就給與他人，此時小孩表明不心服 ，那是不對的。對待養父母像對父母一樣盡孝順 ，應該是當然的。表示不滿意是不孝順的。諸位把日本政府也當作養父母 ，誠心誠意跟隨它 ，這是當然的。我漫遊各殖民地，而且熟悉其情況。台灣是一個殖民地 ，從世界上殖民地的情況來看，殖民地一般受支配國的虐待 ，然而日本則一視同仁，對待諸位跟（日本）內地人相同，受到內地人一樣的待遇。但重要的高等官還不能由台灣人出任，很可能有人為此表示不滿意。那是因為台灣人的腦筋還不夠的緣故。要緊的事是要造出其頭腦。意大利曾把匈牙利作為保護國，匈牙利人覺得很遺憾 ，很用功而且達到和意大利同等的文明，終於作為自治團體親自進行治理。假如台灣人也用功的話 ，達到跟日本人同等的地位亦未可知。所以自己用功的話 ，重要官員很可能也由台灣人出任。因此盼望諸位盡量不發牢騷，誠心誠意忠實行事。希望諸位作為日本臣民越發勤奮。”14 同日的另一份報告中，記有梁氏談話稱來台灣考察 ， “發現在所有方面均有進步 ，而且政府治理良好 ，超現出想像之外”。 155 月3 日台灣民政長官在總結梁在台言動的報告中記載梁到台北當天， “首先到台灣神社參拜”，在東薈芳酒店演說 “頗為讚揚本島的施政 ，表示希望諸位作為日本臣民不要不服 ，應誠心誠意忠實於國家”。梁逗留台中林獻堂家中時， “林獻堂曾就台灣隸屬於帝國版圖一事鄭重發問，梁說，與其在清國的頑冥政治下生活 ，不如當帝國政府的臣民幸福。而且讚賞本島發展迅速並各種設施井然有序” 梁啓超在 “第二信”中談到了初抵台時所受到兩種待遇。一種是：“舟入雞籠（基隆），警吏來盤詰 ，幾為所窘。幸首途前先至東京乞取介紹書 ，否則將臨河而返矣。台灣乃禁止我國人上陸 ，其苛不讓美、澳。吾居此十年而無所知 ，真夢夢也” ，這使他對殖民者的手段稍有認識。另一種待遇是：“舟次雞籠 ，遺老歡迎者十數。乘汽車入台北，迎於驛者又數十。遺民之戀戀於故國，乃如是耶？對之惟有增恧”這使他來台的動機與感情發生了很大變化。 在梁啓超 “第三信”和 “第四信”中說：“雖為日尚淺 ，然已起種種異感，諺所謂百聞不如一見 ，不虛也”。主要有些甚麼觀感呢？梁啓超提到 “此間百無所有 ，惟有一總督府耳。總督天帝也 ，立憲國之君主，視之蔑如矣。其官吏別有一種習氣，居日本十年所不能睹也。⋯⋯殖民地之官吏，如是其尊大也”這時梁己 “遍歷諸局所調查” ，初步結論是 “吾茲行乃大失望。台灣之行政設施 ，其美備之點誠極多，然此皆一般法治國所有事耳 ，不必求諸台灣也。⋯⋯台灣之足稱為善政者 ，則萬國之公政 ，無論措之何地而皆准者也。若夫台灣特有之施政，為日本內地及他文明國所未行者，斯則非直吾國所能學 ，抑又非吾之所忍言也。吾旬日來劌心怵目，無淚可揮”。他在信中寫下了 《鬥六吏》 、 《墾田令》 兩首長詩 ，揭露日本殖民當局強佔台灣人民土地財產的行為，指出 “台灣自有所謂土地收用規則者，與日本現行之土地收用法。16。17。

迥別。凡官吏認為公益事業所必要者 ，得任意強取人民之所有。而所謂行政訴訟行政訴願者 ，絕無其途”。故 “所謂台灣人民之財產所有權 ，固無一時可以自信自安也”。梁啓超目睹了宗主國和殖民地官員待人態度的不同，行政法律制度的區別，體會到了亡國之民的生活痛苦和心靈創傷，故 “寄語國中父老昆弟，勿以亡國二者為口頭禪 ，勿謂為大國順民可以耕食鑿飲也”。這等於自動收回了他數日前稱讚日本人治理台灣有方，勸解台灣遺民 “與其在清國的頑冥政治下生活 ，不如當帝國政府的臣民幸福”等談話。 同在 “第四信”中梁啓超提到自己在 “薈芳樓”歡迎宴會上曾有演說 ，強調 “吾席間演說之辭，真不知如何而可，屬耳在垣 ，笑顰皆罪耳，他日當以入遊記，此弗述也”。 18日本人竊聽並記錄下來的文字簡短 ，不過主旨是不會錯的。前引甘得中 《獻堂先生與同化會》 文中所言，可以證明梁演說時的情況和他當時用以勸告台灣同胞的 “自處之道”確實如此。甘文稱 ， 1910年林獻堂、甘得中在日本初晤梁啓超時，林問：“我們處異族統治下 ，政治受（原文如此）差別，經濟被榨取 ，法律又不平等，最可悲痛者尤無過於愚民教育，處境如斯 ，不知如何而可？”梁回答：“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護你們 ，最好效愛爾蘭人之抗英。在初期愛爾蘭人如暴動 ，小則以警察，大則以軍隊，終被壓殺無一倖存。後乃變計 ，勾結英朝野 ，漸得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 ，也就得與英人分庭抗禮了。⋯⋯你們何不效之？”當在東薈芳舉行歡迎梁氏宴會時 ， “日官民無一參加 ，而偵探特務則四伏矣” ， “席散後偵騎四出，追問參加宴會者”處在日本人監視下生活多年的梁啓超 ，自然知道日本人的手法，尤不願累及赴宴的台灣友人， “因隔窗有耳 ，辭意委婉 ，非細味之 ，不通知中其底蘊” 但是梁啓超提出十點調查計劃的 “第一信”公諸報端之後，革命派在上海辦的 《神州日報》 立即刊文加以批評 ，稱梁的台灣之行是 “受人指使”，故 “台灣總督招之往”，並預言梁 “將頌言彼都（邦）功德”。梁還在台中林獻堂家逗留時就收到了同道寄來的這份報紙。於是他又寫寄了 “第五信”，聲明自己並非受人指使或應召赴台，在台更未被奉為上賓，登陸時 “幾如臨河而返”，見總督府官員有“因鬼見帝之難”；在台因見同胞所受之苦難而 “懷抱無量數深痛隱恨” ， “每夕所作之日記”均有傾訴 ，但 “為遺老計，投鼠忌器，猶不敢盡以形諸楮墨” ；然而前之第三、第四信已是 “居人國而非其大夫”了。他同時表示，遊台 “固大失望” ，然而 “其中又豈無一二可師者？就中若改幣制、辦專賣、興水利、調查土地戶口、干涉衛生等 ，多有獨到之處。應用最新之技術，萬國所共嘆。吾又安能違心以詆之耶？吾國人又安可不虛心以效之耶？”他認為不能一提及此類 ，就稱對方 “是劇秦美新也 ，是李完用也”。政治對手的批評又促使梁啓超回到了強調學習借鑒的立場。而且這時他正熱衷於 “開明專制” ，故特意指出， “台灣之治，其最可佩服者 ，在於整齊嚴肅。使其將外視本島民之一點除去 ，則直官僚政治之極軌也” 。20 顯然這是異想天開，姑且不論 “官僚政治之極軌”之下還有多少民權或曰民主，單就宗主國和殖民地的關係而言 ，日本能“將外視本島民之一點除去”嗎？ 但梁啓超因爭論產生的情緒很快過去，在返回日本的船上所寫的 “第六信”中，他稱 “歸舟所滿載者哀憤也”。哀憤的內容 ，一是台灣 “一切日用品 ，殆無不來自日本 ， ⋯⋯中國貨物殆杜絕不能進口”“而日本貨之價 ，亦遠貴於日本本境。以物價比例於勞庸 ，則台灣物價之昂蓋世界所罕見也。⋯⋯就此趨勢推之，其將來豈堪設想？”此種 “生計上之壓迫”， “殆永劫無擺脫之期”。二是 “還顧我祖國”， “直不寒而慄” ， “中國若亡 ，則吾儕將來之苦況 ，又豈止如台灣人哉？”21 梁啓超就這樣在哀憤中結束了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台灣之行 ，給人留下了 “以是非人入是非地作是非談”的印象。可能他自己也有所考慮而思想發生變化，故未將在東薈芳酒樓的講演予以公佈，在台灣 “各局所調查”所得資料也未見公佈和利用。現在除了日文檔案之外，人們所能看到的就是上述六封信，還有近百篇詩詞 ，而詩詞的主調都是哀痛和悲憤。可以說他的這次旅行，大體上是帶着學習供鑒的興趣而來，懷抱哀痛恐懼而返。此行加深了兩岸同胞的手足之情 ，也加深了梁氏本人對殖民統治者的本性、對處於殖民統治之下的台灣同胞的痛苦的認識和瞭解。。。19，

孫中山、梁啓超在台灣的所言所行 ，除了上述具體背景所顯示的環境、條件之外 ，從更深層的原因來思索，無疑應該論及孫、梁對待日本的態度 ，尤其是如何對待日本已依據 《馬關條約》 佔有台灣這一實際問題。 俞辛焞於孫中山對日本的態度作過中肯的概括：“孫中山一面對日本抱有期望，一面又譴責日本。原因有：一是基於對帝國主義的認識而對日本加以譴責 ；一是為了實現期望的目的而譴責日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期望是目的 ，譴責是實現目的的一種手段。⋯⋯並且，這種譴責往往是在期望落空的失望中出現的，因此可以說 ，孫中山的對日觀是期望→失望→譴責→期望的不斷循環往復。” 22由於自身力量的軟弱和戰略、策略、地緣 、文化等種種考慮 ，儘管孫中山對日本侵華的根本意圖早在甲午戰爭時期就有所認識，但他仍然在革命過程中希望利用日本與清王朝、日本與袁世凱等軍閥的矛盾 ，支持他的革命事業 ；至少是利用日本與其他國家的矛盾使日中聯合對抗歐美。只有以這一理解為基礎 ，我們才能明白何以孫中山在1903年即已譴責日本的分割中國論者欲 “北收朝鮮 ，南領閩浙”23 ； 19 11年2 月又指出日本 “既吞高麗，方欲並支那”24；在1913年春天訪日時的談話又說日本與中國 “利害相關，絕無侵略東亞之野心”而且稱 “中國此次革命成功，對於日本，不能不感謝”。 25何以從1919年起孫中山對日本的挑判轉為嚴厲之後，尤其是1923年接受國共合作、受到蘇聯和共產國際影響 ，表示 “誰是我們的良友 ，誰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胸中都有十二分明瞭”26之後，在他臨逝世之前的三個多月在日本的談話和演說中，又表示“我們中國國民，想同日本國民聯絡一氣，用兩國國民的力量 ，共同維持東亞大局”27了。當然孫中山對日本的這種循環式的期望→失望→譴責→期望，實質也是有變化的，他譴責的是 “日本武人”及有帝國主義思想的政客和財閥，寄以希望的則是 “日本國民” 台灣是因 《馬關條約》 而被日本佔領的，要收復失地就得廢除不平等條約或至少改訂新約。孫中山對待不平等條約的態度 ，與他對待包括日本在內的帝國主義一樣 ，存在比較複雜的變化。在 1906年公佈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對外宣言書》 和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的 《對外宣言書》 中，均表示承認現有的不平等條約及日本、歐美列強的在華權益 ，但是在他組織和領導興中會、同盟會的過程中早就萌生並表達過 “修訂條約”的思想。 1913年2月孫中山訪日時直接表達了 “除去”不平等條約的願望，他說 “至於國際政治障害，為中國向來與外人所定條約不良，喪失主權。⋯⋯此事非中國人之力所能除去 ，故不能不望友邦之助力。” 28不過此時孫中山所設想 “除去”的不良內容，還只限於要求中國人自己掌握海關，廢除領事裁判權 ，租界內的中國人能自由居住等。俄國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俄國主動提出廢除帝俄時代與中國所定條約 ，德、奧則因戰敗與中國所定條約亦被廢除，這給孫中山很大鼓舞 ，所以他在1924年冬表示：“講到對外問題 ，一定要主張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 ，收回海關、租界和領事裁判權”。他還以日本、暹羅（泰國）為例 ，談到廢約的可能性及可行的方法 ， “日本廢除條約 ，是用兵威 ；暹羅國小，沒有大武力，是用公理向各國力爭。所以國際間強大國家束縛弱小國家的不平等條約 ，是可以廢除的，⋯⋯只看我們所用廢除的方法是怎樣罷了”。 291924年11月孫中山訪日時對日本記者說的是 ，“我們中國此刻能不能廢除那些條約 ，關鍵不在別人 ，完全在日本的國民能不能夠表同情”30 。在另一處談到以武力收回權利時，則不僅不針對日本 ，而且希望與日本配合 ， “要請在亞洲的歐洲人 ，都是和平的退回我們的權利，那就像與虎謀皮 ，一定是做不到的。我們要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利，便要訴諸武力。再說到武力，日本老早就有了很完備的武力，⋯⋯如果亞洲民族全聯合起來，一定是有勝無敗的。” 31 日本有可能對中國 “表同情”、 “相助”或 “攜手相善”嗎？孫中山以為並非全無可能 ，依照他有關講話所及 ，理由不外三點。一是 “那些不平等的條約 ，各國政府同人民 ，老早知道不公平 ，自己問良心不過 ，所以便有主張更改或廢除的”32 。二是中國 “求進步”的 “革命的力量⋯⋯不能阻止” ，中國人民“要求和平統一” ， “振作國民精神 ，同心協力 ，爭回租界 、海關和領事裁判權 ，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三。，

約”。 33三是日本只有同中國聯合，共同抵禦並趕走歐美列強， “如果幫助中國廢除了不平等的條約，當然可以得中國的人心。⋯⋯以後的大權利 ，便無可限量”34 。孫中山的回答還是很全面的，公理良心，自己的力量和努力，共同的利害尤其是對方的利益 ，都考慮到了。 但具體談到日本等列強在中國的租界、租借地和割佔領土的問題時 ，孫中山依舊十分慎重。 1924年11月25 日，日本人頭山滿當面詢問； “您所說的廢除舊條約 ，是否可以理解為收回日本在滿蒙的既得利益？具體說來是包括收回旅順、大連的意思呢？”孫中山回答：“我所說的是廢除一般的舊條約 ，沒有考慮收回旅順 、大連。” 29 日，孫中山在接受英國 《英字新聞》 駐大阪記者的訪問時又說：“日本方面報導說 ，我目前承認日本在旅大的租界現狀 ，這完全是對的。⋯ 旅順、大連和香港、澳門處在同樣的地位 ，現在我未要求列強立即歸還它們。有人說旅大租界地不是和上海、漢口、天津等的租界一樣嗎？但我目前還沒有考慮收回租界的問題”。不過，僅僅兩天之後，即12月1日，孫中山在門司又對日本記者說：“‘二十一條’要求也當然在改良之列。中國的古話說 ， ‘己所不欲，勿施與人’，假若美國對於日本也有‘二十一條’的要求，你們日本是不是情願承受呢？” 35而且11月28 日孫中山還對英國 《英字新聞》 記者說過：“如果日本特別要和她的鄰國達成真正的友善關係的話 ，她就應當像俄國和德國已經做到的那樣，歸還所有從中國那去的東西。”36可以說 ，當時直接出自孫中山之口或手的文字記載，無論是他在台灣或經過台灣時，或是談到廢除不平等條約時 ，對有關台灣的問題始終是三緘其口。有的研究者曾經根據蔣介石1946年10 月25 日在 《台灣光復一週年紀念會訓詞》 中的講話 ， “國父倡導國民革命，即以光復台灣為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國父在台灣失陷的一年，就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當時發佈宣言，就提出 ‘恢復台灣 ，鞏固中華’的口號”37 。台北學者莊政的文章說 ，孫中山 “在南京就職首任臨時大總統時，曾當着中外記者宣示：‘中國如不能收復台灣 ，即無法立於大地之上’”38 ，但未見作者明示資料根據。莊政的同篇文章 ，還有台北學者呂芳上及中國大陸學者左雙文的文章39 ，都引用了戴季陶1927年的講演 ，戴的講演說到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前的1925年2 月，曾說 “我們對日本問題最少限度的主張有三點：一是日本要廢棄與中國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 ，二是台灣和高麗兩民族要使之實現最少限度的自治 ，三是日本對俄國，不反對其政治政策，且不阻俄國與台灣及高麗的接觸”。這些間接的資料也可作為參考。無論如何 ，孫中山的日本應該 “歸還所有從中國拿去的東西”一語 ，就能說明一切。 梁啓超自稱是 “中國最溫和（或者可以說是最懦弱）那一派的人” 40 。在對日態度上，除了戰略、策略、地緣、文化等因素的考慮之外 ，更多了一層認同日本的君主立憲制度的意識形態，以及 “曾受日本保護十餘年”而產生的 “視日本如第二祖國”的感情。所以直到1915年中日 “二十一條”交涉之前 ，梁啓超雖然認識到 “帝國主義之聲洋溢於（日本）國中，⋯⋯講其法而實行之” ，而且 “試問今日茫茫大地 ，何處有可容日本人行其帝國主義之餘地？非行之於中國而誰行之”， 41即日本已走上帝國主義的不歸路 ，必然侵略中國以求一逞 ，但他還是 “深望日本遠志達識之士” ，放棄 “與歐洲均勢主義” ，而行 “保亞洲獨立主義”。其理由是日本若與歐美列強一道瓜分中國，能否 “得分歐人之餘利” ，將閩浙 “歸日本之掌握乎？雖日本人恐亦未能自信也。且日本得一台灣 ，至今數年 ，未見治效，然則雖得地於支那 ，未必為日本之利明矣” ，且如此行動只是自撤藩籬 ， “招唇亡齒寒之戚而已”。他是從如何對日本有利的角度來尋找理由，勸喻日本實行 “亞洲自治之基礎 ，庶可以立 ；而世界和平之全局 ，亦可以定”42的方針。因此他訪問台灣時 ，除了以詩句抒發悲憤之外 ，只能對日本殖民者的官員、軍警的粗暴態度略加指責，並幻想殖民當局能 “將外視本島民之一點除去”。但無論如何 ，梁啓超的 《遊台灣書牘》 和旅台詩詞可說給歷史加上了內容豐富的一筆。 1915年中日 “二十一條”交涉期間 ，梁啓超對待日本的態度有較大改變 ，他在短時間裹一共發表了9篇論中日關係的文章。被國人視為親日的梁啓超 ，此時卻被日本報紙稱為 “袒德派” ，指斥他 “忘恩負義”。梁啓超則義正詞嚴地答以 “若謂吾曾受日本保護十餘年，即當放棄其對於國家之責任耶？”並且堅定地表示， “凡以正義待我者 ，無論何國，吾皆友之；凡以無禮加我者，無論何國，吾皆敵之” 。 43基於

這種鮮明的愛國立場，他批評日本藉口對德作戰，攻青島，奪膠濟路 ，違背自己多次宣示的 “保全中國領土”的諾言，其行徑 “惟有日日陷吾儕於驚怖與憂憤”。 44當 “二十一條”要求逐步洩露出來之後，梁啓超更深刻地指出，這是日本趁歐戰尚未結束， “各國無暇東顧 ，而因以脅我” ，日本勢必趕在歐戰結束 ，“和平會議”召開之前，使中國 “不戰而屈” ，接受它的苛刻要求。梁啓超認為，如果 “貿然承諾”“二十一條”，中國不僅會更受日本控制 ，而且會引來戰爭或瓜分 ，或如1900年奉天將軍增祺與俄國簽訂密約 ，引起 “各國不能不趨瓜分之方針”。造成圍繞中國而進行的 “數年後之戰禍” ，而 “中國又將以境內為戰場” 那麼中國該怎麼辦？梁啓超反對以武力相抗 ，稱 “或者曰：曷為不賭一戰以相抗？似此漫作豪語 ，誰則不能？實則今日之中國，何恃以為戰具？”所以只能 “平和解決” ， “所爭者平和代價之輕重如何耳”。 46梁啓超提出， “以我國今日所處之地位 ，欲絲毫不屈於日本，吾儕誠不敢作此妄想。然而有可屈者 ，有不可屈者”47 ，絕對不能全盤接受 ，以此爭取時間 ，拖到大戰結束 ，他斷定屆時 “必有大會議。此大會議中，中國問題必為重要問題之一”48 ，通過各國的均勢來遏制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梁啓超看待國際關係是很冷靜的，他不相信所謂 “法理”和 “正義”，稱 “法理非為弱國而設”，“正義之為物 ，惟有勢力者能專有之”。所以他對日本仍試圖曉以利害，一是日本如此要脅中國，只會增加中國人的 “惡感”傷害中日兩國人民的 “感情”，故日本即使得逞 ，也不能說是 “圓滿之成功”。二是中國不可能被日本 “翦滅”， “試回想日本戡定台灣，其所耗血汗幾許？若欲戡定中國全國，則所耗日本兵力財力必二三十倍於台灣”， “苟有國焉試以兵力亡我，則數十年後其必反以是自取滅亡”。三是中日問題必將牽涉到有關各國， “為（日本）侵略計劃之大梗者 ，又不僅中國人已也” ， “博觀世界歷史，彼強國之緣拓土太廣統治難固而反致自身之滅亡者，不知幾何姓矣”。 49不能說梁啓超的話不是智者之言 ，但窮兇極惡的帝國主義者既然不會顧及 “法理”、 “正義”和 “感情” ，又哪裹 “肯從將來彼此永遠共同利害上着想”呢？ 可以說 ，孫中山和梁啓超始終沒有忘記台灣問題 ，他們把台灣問題的解決留給了後人。而他們關於台灣問題的所思所言 ，已積澱成為今人研究的歷史。善解史者當能從中領受教益。註釋 ：123456789101112131415陳錫祺主編 ：《孫中山年譜長編 ·上冊》 ，北京 ：中華書局 ， 1991年 ，第1125頁 。《日本外務省藏文件案——有關中國清末革命黨及流亡者部分》 ，總第440306頁 ，高秘第895 號 。同上註 ，總第440300 頁 ，高秘第874 號 。同上註 ，總第440415-440416頁 ，高秘第1000 號 。同上註 ，總第440468頁 ，高秘第1053號 。孫中山：《建國方略》 ，載於孫中山著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 ·第六卷》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6年 ，第234 頁 。平山周：《中國革命黨及秘密結社》 ，載於 《日本及日本人》 ，第569 號 ， 1911年 ，第94 頁 。同註2 ，總第440551-440552頁 ，甲秘第500 號 。陳奇文 、沈駿 ：《孫中山情繫台灣》 ，載於 《湖北文史資料》 ，第3輯 ， 2001年 ，第36 頁 。同註2 ，總第450915頁 ，文件編號無法辨認 。同上註 ，總第450917頁 ，乙秘第2265 號 。甘得中：《獻堂先生與同化會》 ，載於 《林獻堂先生紀念集 ·卷三》 ，台北 ， 1960 年 ，第520-521頁 。梁啓超 ：《遊台灣書牘·第一信》 ，載於梁啓超著 、林志鈞編 ：《飲冰室合集 ·第二十二冊》 ，北京 ：中華書局 ，1989年影印本 ，第197-198頁 。同註2 ，總第450197-450199 頁 ，文件編號缺 。同上註 ，總第450200 頁 ，文件編號缺 。。45，

16171819202 12223242526272829303 13233343536373839404 14243444546474849同上註 ，總第450268-450271頁 ，警高秘第2029 號 ，秘受第1517 號 。梁啓超 ：《遊台灣書牘 ·第二信》 ，載於 《飲冰室合集 ·第二十二冊》 ，第199 頁 。梁啓超 ：《遊台灣書牘 ·第三信 、第四信》 ，載於 《飲冰室合集 ·第二十二冊》 ，第200-202頁 。同註12 ，第522-523頁 。梁啓超 ：《遊台灣書牘 ·第五信》 ，載於 《飲冰室合集 ·第二十二冊》 ，第203頁 。梁啓超 ：《遊台灣書牘 ·第六信》 ，載於 《飲冰室合集·第二十二冊》 ，第204 、 207頁 。俞辛焞 ：《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96 年 ，第8頁 。孫中山 ：《支那保全分割合論》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220 頁 。孫中山：《致宮崎寅藏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508頁 。孫中山 ：《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三卷》 ，第26 頁 。陳錫祺主編 ：《孫中山年譜長編 ·下冊》 ，北京 ：中華書局 ， 1991年 ，第1712頁 。孫中山：《在神戶與日本新聞記者的談話》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十一卷》 ，第372-375 頁 。孫中山：《在東京實業家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三卷》 ，第18頁 。孫中山：《在上海招待新聞記者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 ，第337 頁 。同註27孫中山：《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十一卷》 ，第408頁 。同註27 。孫中山 ：《在神戶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十一卷》 ，第377 、 387 頁 。同註27 。同註26 ，第2077 、 2083 、 2085頁 。孫中山：《與大阪 〈英字新聞〉記者的談話》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十一卷》 ，第415 頁 。陳鳴鐘 、陳興唐主編 ：《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 ·上冊》 ，南京 ：南京出版社 ， 1989年 ，第300 頁 。莊政 ：《孫中山與台灣》 ，載於 《北京社會科學》 ，第3期 ， 1999年 ，第117-119 頁 。呂芳上 ：《抗戰與台灣光復》 ，載於 《近代中國》 ，第108期 ， 1995年 ；左雙文 ：《關於孫中山與台灣關係幾個問題的評價》 ，載於 《東南亞研究》 ， 1997年 ，第2 期 。梁啓超 ：《為改約問題敬告友邦》 ，載於 《飲冰室合集 ·第四十一冊》 ，第114 頁 。梁啓超 ：《論民族競爭之大勢》 ，載於 《飲冰室合集 ·第十冊》 ，第26 頁 。梁啓超 ：《論支那獨立之實力與日本東方政策》 ，載於 《飲冰室合集 ·第四冊》 ，第70-71頁 。梁啓超 ：《中日時局與鄙人之言論》 ，載於 《飲冰室合集 ·第三十二冊》 ，第95 、 97頁 。梁啓超 ：《中日最近交涉平議》 ，載於 《飲冰室合集 ·第三十二冊》 ，第89-92頁 。梁啓超 ：《再警告外交當局》 ，載於 《飲冰室合集 ·第三十二冊》 ，第108-109 頁 。梁啓超 ：《痛定罪言》 ，載於 《飲冰室合集·第三十二冊》 ，第1-2頁 。梁啓超 ：《外交軌道之外交》 ，載於 《飲冰室合集 ·第三十二冊》 ，第102頁 。同註45 。同註44 。

孫中山及其 “中央與省均權制”胡春惠* 孫中山逝世已近80週年，然而他的學說真可說是歷久彌新 ，特別是21世紀今天 ，適逢台灣政治變化莫測，而中國共產黨17大中政制改革也必然啓動。如何能使兩岸皆尊崇的中山學說 ，更符合時代需要 ，更能發揮未來南針之作用 ，豈不是兩岸學界共有之責任。本文本此原則 ，擬從歷史角度 ，對環繞孫中山在《民權主義》 第四講及 《建國大綱》 第17條中所提出之 “中央與省之權限採均權制度”命題 ，加以申論 ，以供大家參考及反思。蓋中央與地方權限問題之糾葛，不僅在古代、在清末便實質上存在 ，而且在辛亥革命以後民國的歷次制憲過程中，也屢屢成為爭執之焦點。即使到了21世紀之今日，仍然不時地出現在學者腦海和報章之間。甚而有人將其與鄧小平的 “一國兩制”相掛鈎的1 ，而在經過香港 “七·一”遊行後，社會上暴發的要求行政長官及議員普選聲中，有的報紙社論也提出北京的過份涉入 ，對香港的 “港人治港” ，是不是也有中央集權 “大石壓死蟹”之嫌疑。2一、清末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碰撞 中國自秦漢以後，不但實行的是中央集權 ，而且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思想上也走向 “大一統”與 “定於一”的模式。3甚而有將 “統一”主張與 “愛國”觀念合而為一者。而歷代帝王為了集權 ，在地方即使設官治理 ，其官也都是巡撫、刺史、知州、知縣的一類派出行官，其主要任務乃在為中央朝廷作耳目，而不是在為民設官，為地方謀而設的 “地方官”，所以中國堪稱為一習慣中央集權之國家，是比較缺乏地方分權之氛圍的。一直要到清朝末葉 ，西方民主思潮東來以後 ，相對的地方分權之觀念 ，才在中國引起了關注與討論。4其中如早期梁啓超氏在 《盧梭學案》 對瑞士聯邦制之讚嘆，5而孫中山本人也更早在興中會時代，倡導了在中國建立美國式的 “合眾政府”。此後 ，同盟會的機關報 《民報》 第4號刊載的 《民生主義與中國革命之前途》 一文 ，更明白的標出 “共和政治也 ，聯邦政體也 ，非吾黨日以為建設中國無上宗旨乎？”因而我們可以斷言，地方分權、地方自治思想已在19世紀末進入中國。6之後 ，又隨着清末各省督撫權力的大增，清廷又想實行中央集權 ，遂與地方分權的主張者產生矛盾與紛爭。71905年立憲運動全面展開以後，地方自治被認為是立憲運動之基礎。 8更何況參與立憲運動的多是各省士紳階層中的精英 ，他們本就是地方社會上產業、經濟、文化以及交通、教育、慈善事業上的主導者，他們在立憲運動中，眼見清廷集權中央之措施日甚一日，既妨礙地方新政之發展 ，與立憲之目的又愈行愈遠 ，因而就逼使他們不得不利用各省諮詢局之舞台，結合利害一致的督撫及地方主義者，站在反對中央集權支持地方分權的一邊。加上已有政黨芻形的 “政聞社”，以及張謇、朱福說等所領導的預備立憲公會等 “確立地方自治 ，正中央地方權限”等的大力鼓吹9 ，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從此成為中國政治上一大碰撞點，直到民國以後 ，政治上兩大璧壘間的碰撞 ，可以說綿延不絕 ，迄不稍衰。* 香港珠海學院文學院院長兼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任

二、地方分權乃政治民主化之共生體 假若說法國布丹（Jean Bodin）的一元主權論，有為中央集權者作倀之嫌疑的話 ，那麼法國狄格（Dngit）和英國的拉斯基（Laski）的多元論者，便應被認為是在民治主義民主化政治的加分人。他們鼓吹權力不應匯集於一元 ，社會中每一個組織 ，均應享有部分的政治權力。把此一理念置諸於國家的中央與地方區域之間，就自然認為地方政府有權自國家權力中分享其當享之一部分。因而多元論者就助長了地方分權論上的充份理由。 10 這也正符合了梁啓超氏在清末立憲運動時所說的：“地方自治乃文明政治之特徵 ，地方自治力強者 ，則其民權必盛 ，否則必衰。” 11 歐美民主政治之得來，亦多來自與專制帝王的一再鬥爭。成功之後，對於象徵帝王權力之中央政府 ，不免懷有警惕之心 ，因而乃有 “政府最好 ，管事最少（The Government is least， the Government is best） ”之厭惡中央政府情懷。美國之歷史學者杜蘭特（Will Durant）在其 《文明史》 一書中對中國古代政治檢查之後 ，也說：“假若一個政府 ，它管得最少是最好的話 ，那麼中國自早就有這樣一個政府存在着，⋯⋯只要向中央繳納稅收不出問題 ，朝廷中央是不會干涉它的。由於交通的不便，中央政府的存在，實際上只是個象徵 ，人民愛國的情緒 ，只達於他們的本鄉和省區。”12當然這只是杜氏個人，過份相信了中國以往那兩句 “天高皇帝遠”、 “帝力於我有何哉”的緣故 ，誤認中國自古即為地方分權政治。不過他的這一 “管事最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的民治角度 ，對吾人卻深具意義。因為政府行政權的本身，無論如何改進，它仍不能脫離干涉、拘束、強制命令的權威本質。加以政府上、下分明，嚴格服從的官僚體系的特質，總會造成對人民權力的創傷 ，更何況集權制之在上者，如中央集權制之總統若稍存野心，稍加手腕 ，脆弱的民主政治，很容易就回歸到專制與獨裁的原有局面。 13所以美國在戰勝英國王權獨立建國之初 ，傑佛遜氏（Thomas Jefferson）便竭力反對授予中央聯邦政府較多的權力，主張以地方分權的方式，來保障得來不易的民權。因而到今天傑佛遜氏被美國人稱之為 “民主之父”，甚而有人將 “傑佛遜派”一詞與 “民主主義派”視為同義詞。而在民元孫中山讓位予袁世凱之際，同盟會領袖之一的胡漢民也有用地方分權的方式，來保障民主共和政治的呼籲。 14這說明地方分權與政治民主息息相關之認定 ，堪稱中外同聲，看法一致 ，包括孫中山本人也不例外。三、孫中山早年的地方分權取向 孫中山早年僑居於夏威夷 ，後來為奔走革命而縱橫於美國東西兩岸，其對美國地方分權式之政治既屬了解 ，耳濡目染之下 ，自會受其影響。所以在1894年冬興中會成立時之盟書中，便有了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一詞。此處的 “合眾政府” ，有學者便認為是要以 “美利堅合眾國”的模式為革命建國之理想。 15到了1897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與宮崎寅藏、平山周初晤時，乃進一步表示革命成功後，擬用地方分權的聯邦模式，來建造新的中國。 16 其實這種美國式的地方分權取向，不僅孫中山有，同盟會中的其他同志，如陳天華、楊守仁等，對於聯邦式的分權政治 ，也多加讚賞，這些思想或見於1903年所刊之 《猛回頭》 ，或見於1902年之 《新湖南》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1900年庚子之役時 ，孫中山、 卜力（Sir Henry Black）、何啓的促成兩廣獨立。這是反映出孫中山，他決心仿效當時美國聯邦或者德國聯邦的再一次明証。 17孫中山並為此於1900年的6月17 日，專程從日本趕到香港。港英政府雖然早在1896年起就對孫中山頒佈放逐出境令 ，不准中山再蒞香港 ，但是時任香港總督的卜力，此時卻為了促成兩廣獨立及孫、李合作 ，而向英國殖民地大臣張伯倫建議 ，暫時擱置1896年起對孫中山的放逐令 ，默許孫中山在香港的有關活動。 18後來孫中山與李鴻章合謀兩廣獨立之事 ，雖因李鴻章離粵北上而不成 ，但孫中山等聯名送交與香港卜力總督的 “平治章程”，卻更

明確地道出孫中山在中國實行聯邦之構想，其相關文字為： “於都內設一中央政府 ，以總其成。於各省立一自治政府 ，以資分理。所謂中央政府者，舉民望所歸之人為之首，統轄水路各軍 ，宰理交涉事務。惟其主權仍在憲法權限之內，當設立議會 ，由各省貢士若干名，以充議員。以駐京公使為暫時顧問局員。所謂自治政府者 ，由中央政府諉選派駐省總督一人 ，以為一省之首。設立省議會，由各縣貢士若干名，以為議員。所有該省之一切政治徵收正供 ，皆有全權自理 ，不受中央政府遙制。” 19 辛亥年武昌起義成功之後，國內各界電邀孫中山回國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孫中山乃由倫敦取道法國東歸。當時巴黎的新聞記者曾叩詢孫中山，對於未來組建新的中國共和政府將採何種制度時 ，孫中山肯定地告以中國乃一大國，其面積幾同歐洲相仿 ，因而不適合像法國那樣的中央集權 ，所以打算將照美國實行聯邦制。20四、辛亥革命所造成的地方分權事實 辛亥革命期間，各省多是以宣佈獨立的方式，脫離滿清中央的。從使用 “獨立”的一詞中，也可以看出省區從此各自為政的事實。武昌起義成功後，為了聯合起來繼續對抗清廷 ，獨立各省需要組織一個中央政府 ，來協調各省的步驟。但是他們鑒於清廷中央集權的痛苦經驗 ，他們希望建立的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自然要合乎地方分權的模式。其中如貴州省臨時軍政府曉諭省民的布告文中即說：“要組成聯邦民國，以達共和立憲之希望。” 21而武昌起義後出任湖北省都督的黎元洪，在通電中，要求各省派出代表 ，到武昌籌商， “建立聯邦國家，作為對外之交涉。”22稍後浙江都督湯壽潛、江蘇都督程德全在致電滬軍都督陳其美，要求召開各省代表聯合會時 ，也表示 “美利堅合眾國之制 ，當為吾國他日之模範。”23而由革命黨與立憲派及舊官僚共同領導的廣西省 ，此時也通電各省說：“對內以宣佈獨立為要圖，對外以組織聯邦為急務。” 24聯邦主義 ，業已躍上面。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成之基礎 ，在精神上既是出於獨立各省之聯合 ，所以也就帶有濃厚的美國的聯邦制精神。除中央政府採總統制外 ，臨時參議員之產生，也是以省為單位 ，由各省代表構成參議院來選舉總統。這種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選舉總統的方式，明白顯示了各省都督和省議會 ，才是國家法理上的主權者。25加上辛亥革命本身，本質上原是各省以宣佈獨立方式而脫離滿清的。各省既有自己的軍隊 ，也是由自己完全掌握稅收 ，民政、事務、司法。甚而各省自己也直接對外辦理外交、對外借債。國家真正之政治重心，已多移之於各省都督。中央的 “臨時政府” ，無論孫中山在位的南京時期 ，袁世凱繼任之北京時期，大多是停留在中央行政，不及於各省，各部（指內政、外交教育），亦備員而已。在財政上，更是中央向各省哀求助者多，而各省向中央求告者少；在權力行使上 ，中央受制於各省者多，各省聽命中央者少。26甚至到袁世凱任總統位之民國2年時 ，香港華字日報的評論中，仍可見到： “政府雖號中央 ，南省無殊獨立；大約除外交一事以外 ，他如用人權 、財政權、軍政權 ，南省各都督自操之。袁固不得過問，袁亦不敢過問。⋯⋯須知革命成功 ，已閱年餘，政府成立 ，亦愈一載 ，各國之不承認雖目前暫委諸臨時政府 ，而其實則中央自中央、北自北、南自南 ，吾國確未能有統一之現狀。” 27 因而我們雖不能說辛亥革命的結果，是造成了一個分裂的中國。但是實質上民初的中國，卻始終沒有真正完全統合。即使是被認為集權專制進而稱帝的袁世凱時代，多數時間，中國大部分省份 ，仍是處於一種地方分權的狀態。

五、民國十年前後的聯省自治運動 前文已提到聯邦思想 ，早在清末即已進入中國。辛亥革命前後，國家的統合性又遭到進一步的破壞。民初省區分權的現象，更為聯邦主義在中國提供了生根的基礎。反對袁世凱的國民黨人曾長期力唱地方分權。28而載季陶在其所辦的 《民國雜誌》 ，第1卷 ，第3 、4期中，章士釗在其所辦之 “甲寅雜誌”中，也均大唱聯邦主義。其着眼除了學理上中國國土遼闊，加上民族數又多，欲以一中央立法而統一各地 ，反不如因地制宜 ，更易融洽之外。另一現實上之原因，當在反對袁世凱中央集權之野心，深怕其集權不利於中國民主共和之發展。 民國10年前後，袁世凱已經消失近5年，中國非但沒有統一，反而出現了南北兩個對峙的中央政府。北既不能統南，南也無力統北，但各方卻以 “討逆”、 “護法”、 “靖國”等名義，兵連禍結。此時控制中國的，是割地盤據的大小軍閥，中央政府也只是武人們練兵籌款的工具。當時的中國，真的是 “百政不修 ，土匪遍地 ，三軍暴露 ，萬姓流離。”29在深惡痛絕之下 ，社會上響起 “廢督裁兵”、 “和平統一”“國民制憲”、 “聯省自治”等呼聲。然而 “和平統一”因上海和會的議而無決而失敗 ， “廢督裁兵”及“國民制憲”也因不獲武人支持煙消雲散 ，相對於 “聯省自治” ，此時卻愈來愈波瀾壯闊，終而變成一個大規模的政治運動。 其實民國10年前後 ，聯省自治運動與民國元年前後的聯邦主張 ，並無甚麼不同，甚至可以說有着直接的傳承關係。只是支持湖南省實行自治的國民黨元老張繼，將此一運動由 “聯邦政體”改稱 “聯省自治”而已。30 蓋當時人覺得中華民國已成立多年，號稱民國但卻連一部象徵民國的憲法的影子也沒有 ，國民更是沒有享受過任何民主共和之實質。所以國內知識份子們認為 “法律解決”與 “武力統一”在事實上均已不可能 ，因而應放棄 “嚴格的統一”之主張。因為欲速則不達 ，愈求嚴格的統一 ，而統一將愈不能夠實現 ，反不如主張較彈性的 “分治的統一”。31以當時分裂的現狀為基點，各個省區先以 “門羅主義”的精神，關起門來，自定省憲，自選議會 ，自選省長 ，實行 “自掃門前雪”式的自治，各省互不干涉。俟各省把自己的本身弄好以後 ，而後由各省指派代表 ，成立聯省會議。就各省共同有關事項諸如國防、外交、交通等 ，進行磋商，把其所達成的協議紀錄起來，彙整為全國的聯省憲法，而後再根據此一聯省憲法，選出總統 ，組成代表中央的聯省政府。到此 ，中國便是經由和平 ，漸進的方式 ，完成了不用武力的統一。到此 ，中國也有了一部民治憲法 ，中國人民也已在省自治的過程中，行使了每個人擁有的民權經驗。 聯省自治運動起始，確是出於學者之鼓吹。其中包括了蔡元培、章太炎、梁啓超、胡適之、熊希齡、朱經農、王寵惠、吳稚暉、蔣方震、郭泰祺、王正廷、王世杰、李四光、李石曾、李麟玉、李劍農、譚熙鴻、范源廉、張繼、徐謙、高一涵、陳達才、孫畿伊等 ，除了少數人如陳獨秀之外 ，幾乎包括了學界的主要領袖。甚而此時來華的美國杜威博士 ，也在演講中告訴中國人：有美國的政治自由，而產生美國的聯邦 ；有美國的聯邦 ，而保全了美國的政治自由。民國以後中國人民之不能享受到政治自由，乃是因為中國知識份子太重視國家政治 ，而忽視了地方政治之重要性 ，捨近求遠 ，反而造成中央集權揮之不去的現象。32 學者們理論上的鼓吹 ，若沒有有實力者的支持 ，在政治上往往也是空書咄咄，停留在紙面上而已。恰巧此時之湖南、四川、江西、福建等省正處在南北交戰的火線上，兵連禍結 ，使省民恨透了戰爭。聯省自治運動 ，被認為是解救國人免於兵禍的最好途徑。當時正值民國九年吳佩孚自湘撤軍 ，湖南人在驅除張敬堯以後 ，譚廷闓以湘軍總司令名義首先在7 月22 日，以禡電宣佈響應聯省自治。 11月因內部兵變，譚延闓去職 ，繼任的湘軍總司令趙�惕 ，仍然遵照輿論走自治路線 ，由軍民兩署共同頒佈 “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籌備章程” ，並聘請王正廷、蔣方震、彭允彝、李劍農、皮宗石、唐德昌等 13人為省憲起草委員，依照學理及經驗擬定草案內容，然後再由各縣選出省憲審查委員，賦予審查修正權 ，最後再由全省公民 ，以總投票方式複決通過。此種制憲方式 ，頗能符合近代民主政治程序。民國10年4 月憲草完成 ，並送交、

審查委員審查，其中因為派系問題 ，審查被拖延甚久。一直到援鄂戰爭中湘軍遭到敗績 ，省憲才被通過，並於11年元旦公佈實施。當時公佈的湖南省憲 ，一共有126條 ，省憲公佈後 ，於民國11年底 ，依省憲成立新的湖南自治政府 ，並選趙�惕為省長。33 除了湖南之外 ，四川、浙江、湖南、江蘇、江西、安徽、陝西、廣西、雲南、山東、福建、東北、廣東等地區，也都先後響應了這一聯省自治運動。民國11年前後，可說是聯省自治運動在中國發展的頂峰，此一運動確曾鼓舞了學者們的樂觀幻想，對於南北對峙的局面 ，卻也發生了些緩衝作用。當然這種緩衝帶的形成 ，也造成孫中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的極大阻礙 ，其中民國11年6 月陳炯明在廣東內部響應聯省自治而反孫 ，及趙�惕在湖南反對孫中山北伐假道的兩件事 ，最為突出。六、孫中山對於 “聯省自治”運動之立場 孫中山早年對地方分權之聯邦制 ，是認同的。 “聯省自治”與聯邦制本無分別 ，所以當 “聯省自治運動”之風在全國刮起 ，而國民黨中之部分重要同志如蔡元培、章太炎、王寵惠、徐謙、張繼、吳稚暉、李石曾、汪兆銘、戴季陶等 ，既均表擁護聯省自治運動，所以孫中山直到民國10年5月5 日就任非常時期大總統時，仍然保持他支持聯省自治之立場： “集權專制 ，為自滿清以來之政。今欲解決中央與地方永久之糾紛 ，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 ，自定省憲法，自選省長。中央分權於各省，各省分權於各縣 ，庶幾既分離之民國，復以自治主義相結合 ，以歸於統一 ，不必窮兵黷武 ，徒苦人民。” 34 孫中山認同聯省自治之立場 ，吾人在前文中已指出其來有自。更何況民國10年前後，中國一直處於分裂之中，一般知識分子，也深感中央集權弊病甚多，武力統一又有助長中央集權之傾向，因而想出聯省自治辦法，如此，既可安輯地方又不妨礙統一。此一主張醞釀既久，情緒也高 ，甚而溫和型的胡適之也豪邁地說， “打倒軍閥割據的第一步是建設在省自治上面的聯邦的統一國家。凡反抗這個旗幟的 ，沒有不失敗的。”35聯省自治的勢力，此時事實上已到了不容不予重視的地步。加上陳炯明早先還未公然用聯省自治的口實來倒孫 ，所以在民國11年夏季之前 ，孫中山自然還抱持着這一希望各省以自治相結合 ，進而追求統一的立場。 不意，此後聯省自治運動之發展 ，卻與南方小軍閥相結合。特別是趙�惕領導的湖南自治 ，對孫在廣州的護法政府造成直接之傷害。加以湖南省的自治，是標榜 “不侵伐人家，也不受人家侵伐的”。 36這等於拒絕孫中山假道北伐對外擴展革命勢力；而另外對內方面 ，陳炯明既藉聯省自治，在廣東實行自治 ，用來架空孫中山在廣東的領導權 ，甚而驅逐孫中山。特別是在民國10年夏，孫中山在廣州建立正式政府並出任非常大總統之後，陳炯明更積極地揭起聯省自治旗幟 ，喊出以廣東為 “中國的普魯士”的口號。待到浙江以省憲定自治基礎的 “豪電”發表之後 ，陳炯明便迫不及待地通電響應表態： “盲論之士，往往以主張分治，即為破壞統一。曾不知分治與集權本為對待之名詞 ，於統一何與？ ！北美合眾，成例具在 ，豈容指鹿為馬！民國以來，正坐盲論者誤解集權為統一，於是野心者遂假統一以奪權。及其威信墜地，號令不行，猶復盜竊名義，以伺便而行。凡此種罪狀 ，皆國民所深痛心疾首者。亂極思治，改弦更張，誠不容緩 ，且以吾國地大之眾 ，各地方往往自為風氣。欲民治發達惟有予以自由。俾之自謀進步 ，此不特為國家統一計 ，即為民治完成計 ，亦舍此無以達也。分治之論 ，為國情及世界現勢所近 ，殆將由言論以底於實行。惟進行之道 ，條理萬端 ，今得盧督軍以熱心毅力出而提倡 ，如獲南針。” 37 陳炯明此時所走路線 ，非但與孫中山不同調 ，而且上述通電的字裡行間，尚有隱指孫中山 “假統一以奪權”、 “猶復盜名義、以伺便而行”之言詞。38加上陳氏更在公開和暗中與 “聯省自治之急先鋒”湖南趙�惕等 ，多所連絡相互唱和 ，愈法使孫中山感到 “聯省自治派”遠比北洋軍閥對他的革命事業還更具威

脅。等到民11年6 月16 日，陳炯明部葉舉在廣州砲擊觀音山總統府後，孫中山便直指陳炯明連北洋軍閥吳佩孚之德義也不如了。 39 孫中山對陳炯明之叛變既深痛惡絕 ，因而對於與陳炯明的所謂 “聯省自治派”，也就處於反對立場而涇渭分明。所以在民11年8月15 日所發表的 《宣佈粵變顛末表示統一意見宣言》 中，已開始修正了其對聯省自治地方分權之主張 ，開始批評聯省自治，說那只是軍閥託自治之名， “陰行割據所得而藉口” 。 40因為陳炯明已掌握廣東省大部地區 ，在廣東社會正利用 “聯省自治”這一招牌 ，來大事表現其貪新好大“模範省”的大夢。 孫中山既已與 “聯省自治派”釐清立場 ，所以此後之言談 ，便經常批評聯省自治運動，開始認為省的地方分權在當時中國之不可行。改而著重於以縣為地方自治單位之倡導，其中如在民國11年8月17 日，孫中山在上海的 《宣佈和平統一英文宣言》 中的第4 點 ，便突出了此點聲明： “⋯⋯在以縣為民治政府的基本單位的基礎上，改革我國政治制度。這一點看來十分革命，其實不然。我的建議 ，其目的在於將一個縣的全部農村組成為一個地方自治的基本單位 ，以利於提高政治效率和管理效率。在這一點上 ，我既反對那些熱衷於把省作為地方自治基本單位的人，也反對那些提倡將聯邦制的原則應用於各省的政府的人。我極力主張地方自治，但也極力認為，在現在條件下的中國，聯邦制將起離心力的作用，它最終只能導致我國分裂成為許多小的國家，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中，而聯邦制則必將削弱這種意識。” 41 稍後的10 月25 日，孫中山在上海發 “對時局的意見”談話中，曾再次地強調了這種觀點，他說： “縣民自由。省隸屬中央 ，縣由縣民組織 ，中央與省政府 ，為人民公僕。縣之自由，為確定人民發佈號令主權之基礙 ，縣知事民選 ，為縣自由最小限度。” 42 這是我們看到孫中山主張 “縣自治”，而反對 “聯省自治”的重要談話。不久我們又看到孫中山說明之他反對湖南 “聯省自治”的原因，乃是由於趙�惕在湖南的 “聯省自治”，既 “梗我義師”，又 “導致陳炯明悍然謀叛 ，破壞大局 ，凡有血氣，靡不髮指”。 43但是幾乎同一個時段或稍後，我們偶而還會看到孫中山並不完全反對省區自治的痕跡。其中如民國11年10 月中山在 《覆張卓然等告閩省長人選》 的函中就說：“然省長關係於一省民治前途者極大，當由省議會選舉 ，庶足以表示民眾公意，預杜爭端。兄等既為自治而戰 ，此旨諒早已共喻。” 44同年12 月30 日，孫中山又在覆湖南省議長林支宇 《論不除當前障礙無由實現自治函》 中說 ： “湘人個性堅強 ，誠非虛語⋯⋯然正賴兄等支撐其間，使惡勢力略形減殺 ，故自治形骸能存在。⋯⋯惟欲求真正自治 ，自非排除惡勢力之束縛不可，欲排除惡勢力之束縛 ，又非驅逐依附軍閥之內奸不可，此為根本問題。湘省地當衝要，⋯⋯吾人不求所以進而解決大局 ，則前虎後狼，爭相踐踏 ，兵革之災，尚未有已，何策以實現自治也。兄主持壇坫 ，地有可憑 ，幸於根本問題三致意焉 ，則造福於鄉國者實大，曷勝期勉之至。” 45 上述孫中山反對與不反對省自治之立場 ，似頗有矛盾。然而我們假若立身於民國10年前後的時空背景，我們將會發現孫中山自有其不得不矛盾的苦衷。其苦衷之一，或者就是胡適在當時 《努立週報》 上說的：“聯省自治的聲浪傳播遠了，事實上已不容易壓制了”46的現實情況。七、中央與地方採均權制之提出 在中國常態的歷史中，倘若高唱地方分權的聯省自治運動算是一種突破的話 ，那麼在 “聯省自治”四個字已成為 “凡反抗這個旗幟的，沒有不失敗的” 47環境下，孫中山卻仍肯於拋下了 “聯省自治”旗幟，應當也算一次他個人的突破。這點我們可以從民國10-11年間，孫中山曾在聯省自治之間徘徊，而不肯輕

易放棄的猶豫中看出來，也可以從其民國12年致鄧本殷等函訴說苦衷中看出。 48 陳炯明的叛變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而言，是一個致命的打擊，為了讓他的革命事業得以東山再起 ，開始毅然地走向一條與以往不同的道路 ，並配合此決心 ，把以往 “情感為基礎”的革命組織 ，變成以三民主義 “精神”的革命組織 ，因而他突破性地改組了中國國民黨。 在新的組織之下 ，放棄了原有的框架 ，重行啓動了具有新的突破性事業方向。而最能代表此一方向的，便是民國13年1月31日所發佈的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在這一宣言中，表露了孫中山對聯省自治派的嚴正的評價與立場： “二曰聯省自治派，此派之擬議，以為造成中國今日之亂象，由於中央政府權力過重 ，故當分其權力於各省；各省自治已成 ，則中央政府權力日削，無所恃以為惡也。曾不思今日北京政府權力，初非法律所賦予 ，人民所承認 ，乃由大軍閥攘奪而得之。大軍閥既挾持其暴力，以把持中央政府 ，復即利用中央政府，以擴充其暴力。吾人不謀所毀滅大軍閥之暴力，使不得挾持中央政府以為惡，乃反欲藉各省小軍閥之力，以謀減削中央政府之權能 ，是何為耶？推其結果，不過分裂中國，使小軍閥各占一省 ，自謀利益 ，以與挾持中央政府之大軍閥相安於無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夫真正的自治，誠為至當，亦誠適合吾民族之需要與精神。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國全體獨立之後始能有成，中國全體尚未能獲得自由，而欲一部分先能獲得自由，豈可能耶？故知爭回自治之運動，決不能與爭回民族獨立之運動分道而行 ，自由之中國以內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內所有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 ，惟有於全國之規模中始能解決。則各省真正自治之實現 ，必在全國國民革命勝利之後，亦已顯然 ，願國人一思之也。” 49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僅在指責 “聯省自治派”，錯認了中國政象紛亂之原因及解決方法，但並沒有正面否定省自治對民治之價值。這也就是說孫中山在理論上並未全然抹殺地方分權保障政治民主之關係。 一全大會宣言發表不久，孫中山手書的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正式公佈 ，在 《建國大綱》 的第17條中，孫中山正式提出了其中央與省之權限採均權制度的藍圖，規定：“在此時期 ，中央與省之權限採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 ；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 而同時也在第18條中，規定：“縣為自治單位 ，省立於中央與縣之間，以收聯絡之效。” 50 關於 “縣為自治單位 ，在1906年同盟會革命方略”及民國8年的 《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 ，均曾提過，我們可以從其中去體會其精神，對於中央與省間採均權制一點，除在 《建國大綱》 宣言及第16條規定 “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 ，則為憲政開始時期，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為本省自治之監督 ；至於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之外 ，也可以在孫中山的 《民權主義》 的第四講中，去加以揣摸。 孫中山演講 《民權主義》 第四講的時間，恰巧是其發表 《建國大綱》 之次日，因而其相關性應是頗大的。其間，孫中山不懨其煩地用了甚多時間舉例 ，說明中央集權及地方分權之弊端以及何以需要調和： “美國在獨立戰爭以前，本有十三邦 ，都歸英國統轄 ，自己不能統一。後來因為都受英國專制太過 ，不能忍受，去反抗英國，是大家有同一的目標 ，所以當時對英國作戰，便聯同一氣。到戰勝了英國以後 ，各邦還是很分裂，還是不能統一。⋯⋯大家不能統一，美國的國力還是很弱，⋯⋯於是各邦的先知先覺 ，想免去此種危險要國家永遠圖生存 ，便不得不加大國力，所以主張各邦聯合起來 ，建設一個大國家。當時所提倡聯合的辦法，有主張專行民權的，有主張專行國權的。頭一派的主張 ，就是地方分權。後一派的主張，就是中央集權 ，限制民權，把各邦的大權力都聯合起來，集中於中央政府 ，又可以說聯邦派。這兩派彼此用口頭文字爭論，爭了很久，並且是很激烈；最後是主張限制民權的聯邦派佔勝利。於是各邦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合眾國，公佈聯邦的憲法。⋯⋯這個憲法，我們叫做美國聯邦憲法。美國自結合聯邦成立憲法以後，便成世界上頂富的國家；⋯⋯多年來，我國一般文人志士，想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 ，不根本上拿

中美兩國的國情來比較 ，只就美國富強的結果而論 ，以為中國所希望的不過是在國家富強；美國之所以富強 ，是由於聯邦 ，中國要像美國一樣富強，便應該聯省。⋯⋯為甚麼要把向來統一的國家再來分裂呢？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據 ，像唐繼堯割據雲南，趙恆惕割據湖南，陸榮廷割據廣西 ，陳炯明割據廣東，這種割據式的聯省，是軍閥的聯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聯省。這種聯省不是有利於中國的 ，是有利於個人的，我們應該要分別清楚。美國獨立時候的十三邦 ，毫不統一，要聯成一個統一國家，實在是非常的困難，所以哈氏和遮氏兩派的爭論 ，便非常之激烈；後來制成聯邦憲法，付之各邦自由投票，最後是哈氏一派佔勝利，遮氏一派的主張漸漸失敗。因為聯邦憲法成立之前，全國人有兩大派的主張 ，所以頒佈的憲法 ，弄成兩派中的一個調和東西。把全國的大政權，如果屬於中央政府的，便在憲法之內明白規定；若是在憲法所規定以外的，便屬於地方政府。比方弊制，應該中央政府辦理 ，地方政府不能過問。像外交，是規定由中央政府辦理 ，各邦不能私自和外國訂約。其餘像關於國防上海陸軍的訓練 ，與地方上民團的調遣等那些大權 ，都是歸中央政府辦理。至於極複雜的事業，在憲法未有劃歸中央政府 ，便歸各邦政府 ，分別辦理。這種劃分 ，便是中央和地方的調和辦法。” 51 因為以後不久，孫中山便北上並在北京逝世 ，所以上述文獻便成為孫中山對於中央與地方均權問題的最後意見 ，也是後來人們對孫學探討的主要依據。其中最惹人關注的有兩個疑問：一個是縣為自治單位孫中山已有明白交待 ，但是省是不是也是自治單位？而另一個問題 ，則是在均權制度之下，何者為有全國一致性者？而何者又為有因地制宜性者？似此將有待未來學界之討論。八 、 結語 學界前輩崔書琴曾說，我們要探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及其全部言論 ，首先應知道：他是對着當時存在的情勢而表示的，這些意見便不應再去用於已經變遷了的情勢之下。這一觀點付予了我們討論中山學說以極大的彈性與空間。也就是在此一基礎上，筆者擬就歷史的視角，綜合中國近代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連續的碰撞過程：包括清末地方分權主義之興起 ，分權思想與政治民主化之關係連性，孫中山早年的地方分權取向、辛亥革命造成地方分權之事實、民國10年前後的聯省自治運動等六點論述 ，並歸納出幾點淺見 ，作為本文之小結 ，以就教於各位學者。 首先就民主化經驗而言 ，將政治權力愈拉近人民身邊 ，民主化愈容易實現。也就是說 ，地方分權遠較中央集權更富民主機制 ，梁啓超、章太炎如此認為 ，孫畿伊、胡適之、陳達材如此認為 ，而孫中山本人 ，也是如此認為的。52蓋因升斗小民在政治上參與的能力本就是十分小的，對於天高皇帝遠中央事務的干涉力更是微弱的 ，但是對於他們自己親身接觸的事卻是因比較了解而給於關切的。這也就是主張政治民主化的亞理斯多德、盧梭等認為：只有在較小範圍的社會裡 ，良好的政治才能存在。所以向專制集權帝王鬥爭的人 ，深怕勝利後 “在上者稍存野心 ，將復反專制” ，往往是反對中央集權而主張地方分集的。美國建國初期的領袖們如此 ，清末主張政治改革的人如此，革命早期的孫中山如此，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中央集權的多數領袖如此 ，反對袁世凱帝制的民初社會精英也多如此。但是一個政治活動家與政治思想家，往往是不能完全合而為一的 ，他們的區別是政治思想家必須在理念上保持前後一貫性 ，不可出現矛盾；但是一個政治活動家，卻必需配合時空的轉變，而調整自己的言行。所以梁啓超便說，他常常是 “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的。同樣地孫中山比之於梁啓超 ，更是一個叱吒於政治中的大人物 ，他需要應付的各種橫逆局而 ，將遠較梁啓超為多。因而他在民國11年以前頃向於贊成地方分權 ，主張省自治，但是到了11年陳炯明叛變之後，便轉而反對聯省自治，甚而視聯省自治運動派為寇仇。53這一現象，實也情非得已，不足為怪。那麼 ，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以 “贊成地方分權者較主張中央集權者更傾向民主”的這一標準，去度量孫中山究竟是在民國11年前較民主，還是在民國11年反聯省自治運動以後較民主化，那也還需要綜合

其他時空因素來決定。胡漢民在其自傳中，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那就是：“在中央的人 ，便高談中央集權 ，一到地方做都督民政長官 ，便主張地方分權了。” 54這也應算是人之常情吧。 其次是孫中山所主張的地方自治 ，是否只是主張以縣為單位 ，而排除了省之自治？這點筆者也是持不肯定的態度的。因為孫中山所說的 “中央與省之權限，採均權制” ，這一說法本身便留有了給省自治的極大空間。更何況孫本人早期也曾主張過中國應行 “聯邦共和”，也曾推動過 “各省立一自治政府”。甚而到民國10年時還有 “今日者各省聯合互謀自治”之認同。只是到了聯省自治後期 ，因為湖南省行聯省自治，阻礙了孫中山的北伐與發展 ，陳炯明更在廣東假聯省自治之名以排孫 ，所以孫才轉而反對聯省自治 ，降低了他的省自治的主張 ，而強調 “縣自治”之說。這應是孫中山逼於現況的權宜措施 ，是一些小修正 ，而不一定是其在民治民主化理念上的大改變。所以他在 《建國大綱宣言》 中，特別說明：“其在第八條至十八條 ，標明訓政時期之宗旨，務指導人民從事於革命建設之進行——先以縣為自治之單位⋯⋯以深植人民權力之基本，然後擴而充之，以及於省。如是則所謂自治，始為真正之人民自治。”55在此 ，似乎又支持了吾人可得一結論 ，即孫中山並不反對省之自治。 數十年來，國人研究孫中山之地方自治思想，多將其局限於縣以下自治之研究，而甚少討論省一級地方自治者。而孫中山既有 “中央與省權之權限採均權制”命題之提出，吾人當知孫中山注視焦點仍在於省自治權之界定，尤其是對於何者為 “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 ，何者為 “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兩者分界點，本就十分含混難以區隔，學界自應努力對省自治與中央權之區隔作進一步之研究 ，進而擴及到聯邦制或邦聯制功能之探討 ，用來解決今日吾人所面對的 “一國兩制”或 “一國多制”之懸疑。註譯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林垂宙 ：《孫中山精神與中國之未來》 ，載於 《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成立5 週年特刊》 ， 2003 年10 月。《政制中央主導何來高度自治》 ，載於 《信報財經新聞》 ， 2004 年1月17 日。其中應以董仲舒為最著者 。朱英 ：《清政府 與辛亥革命前的地方自治》 ，載於 《近代中國》 ，第145 期 ， 2001年 。梁啓超 ：《飲冰室文集 ·第六冊》 ，台北 ：中華書局 ， 1978年 。例如 ：早在1904 年 《東方雜誌》 在其第1卷第7 號中，便出現了 《論中央集權之流弊》 。劉偉 ：《清末地方官制改革與辛亥革命》 ，載於中國史學會編 ：《辛亥革命與20 世紀的中國·上冊》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 2002 年 ，第125頁 。田甲比呂志 ：《清末民初的國家統一 ，地方自治 、地方精英》 ，載於 《辛亥革命與20世紀的中國·上冊》 ，第215頁 。胡春惠 ：《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2001年 ，第17 頁 。同上註 ，第131頁 。梁啓超 ：《敬告留學生諸君》 ，載於 《飲冰室文集 ·第十一冊》 ， 1978年 。Durant， W.，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Part I， Our Oriental Heritage （The Far East）， pp. 796-797. （民59年台北金山公司影印版 。）胡漢民 ：《有限制之餘權說》 ，載於上海 《民立報》 ，民國元年6 月8 日。胡漢民：《胡漢民自傳》 ，載於胡漢民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 ：《胡漢民先生文集·第二冊》 ，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 ， 1978年 ，第70171頁 。吳相湘 ：《孫逸仙先生傳 ·上冊》 ，台北 ：遠東圖書公司 ， 1982 年 ，第116 頁 。羅家倫主編 ，黃季陸 、秦孝儀增訂 ：《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 ，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 ， 1985年 ，第96 頁 。莫世祥 ：《兩廣獨立與三洲田起義研究》 ，載於 《辛亥革命與20 世紀的中國·上冊》 ，第305 頁 。1

1819202 12223242526272829303 13233343536373839404 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同上註 。孫中山著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 ：《國父全集·第一冊》 ，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 ， 1973年 ，第761頁 。何珍惠摘譯 ：《辛亥革命時的法國輿論》 ，載於吳相湘編 ：《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三冊》 ，台北 ：正中書局 ， 1966年 ，第57 頁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 ：《各省光復 ·中冊》 ，台北 ：正中書局 ， 1962年 ，第220 頁 。許師慎 ：《黎元洪皓電》 ，載於許師慎 ：《國父當選臨時大總統實錄·上冊》 ，台北 ：國史館出版 ， 1969年 ，第4 頁 。李廉方 ：《臨時政府之成立》 ，載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 ：《開國規模》 ，台北 ：正中書局 ，1962年 ，第15 頁 。同註22 。《論制定憲法與主權之關係》 ，載於 《民國匯報》 ，第2 期 ，民國2年1月14 日，第3頁 。同註14 。見 《香港華字報》 ，民國2 年1月29 日。張東蓀 ：《王氏憲法芻議之商榷》 ，載於經世文社編 ：《民國經世文編》 ，台北 ：文海出版社 ， 1969年 。《和平期成會通電》 ，載於 《東方雜誌》 第15 卷 ，第12 號 ，中國大事記 。同註15 ，第1320 頁 。丁燮林 、王世杰 、李石曾等 ：《分治與統一商榷書》 ，載於 《太平洋》 雜誌 ，第2 卷 ，第7 號 。同註9 ，第126 頁 。胡春惠 、林能士 ：《中國現代史》 ，台北 ：中華電視文化 ， 1992 年 ，第127 頁 。孫中山著 、秦孝儀主編 ：《國父全集·宣言及文告》 ，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 ， 1973年 ，第101頁 。胡適 ：《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 ，載於 《當方雜誌》 ，第19 卷 ，第17 號 ，民11年9 月。彭璜 ：《怎麼要立湖南國》 ，載於王樂為編 ：《湖南自治運動史·上篇》 ，上海 ：泰東圖書局 ， 1920 年 。《省憲輯覽（丙編）》 ，第2 頁 ，引自吳相湘 ：《孫逸仙先生傳 ·下冊》 ，台北 ：遠東圖書公司 ，第1412貢 。同上註 。民國11年10 月1 日上海 《民國日報》 載孫中山接見外賓談話 。同註34 ，第99 頁。同上註 ，第103 頁 。孫中山 ：《國父全集 ·談話》 ，第565 頁 。孫中山：《國父全集 ·函電 ·下》 ，第367 頁 。同上註 ，第373 頁 。同上註 。見註35 。同上註 。孫在函中稱 ：“⋯⋯粵人常喜言自治 ，文亦嘗贊其成 ，設非炯明稱兵 ，不自治而自亂 ，百粵金甌 ，孰得而缺之？撫今追昔 ，能勿慨然？ ⋯⋯”同註34 ，第132 頁 。孫中山 ：《建國方略 、建國大綱》 ，台北 ：正中書局 ， 1959 年 ，第368頁 。同註34 ，第88頁 。同註9 ，第4 章及孫中山 《民權主義》 第4 講 。民國13 年4 月28 日與柏文蔚 《不主張聯省自治》 之談話 ，載於 《國父全集·談話》 ，第608頁 。胡漢民 ：《推行地方自治是建設國家的基石》 ，載於 《胡漢民先生文集 ·第二冊》 。同註34 ，第172 頁 。

倒看歷史：陳儀在台灣篤行民生主義朱浤源*一 、 前言 二二八事件已經過了60年 ，但未蓋棺論定。 1 作者研究二二八，以史料及口述訪錄 ，交叉印證 ，深入爬梳比對，已能略窺當年二二八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面的深層真相。在有關 “何人激起二二八？”的研究中，發現造成事端的元兇共三種：首先是在台日本當局 ，第二種是台灣暴民 ，第三種是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 本文以陳儀作為討論的對象。 陳儀（1883.5.3-1950.6.18）原字公俠 ，後改公洽，浙江紹興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考取官費到日本留學 ，期間曾參加光復會。士官學校五期步科畢業 ，並與日籍女子結婚。 2宣統二年（1909）回中國。民國6年（1917）再赴日本陸軍大學深造 ，為該校第一位中國學生。民國15年（1926）駐軍徐州，經其參謀長葛敬恩暗中聯絡 ，歸順國民革命軍。國民政府於南京成立 ，陳儀出任軍政部兵工署署長。 3 擔任署長期間，曾赴德考察，結識留德學生俞大維 、徐學禹、江杓、張果為、包可永等人。民國23年（1934）調任福建省政府主席 ，次年應日本駐台灣總督之邀 ，至台灣參加日本 “始政”40週年紀念博覽會 ，並在慶祝大會致詞。其後抗日軍興 ，陳儀更進一步運用政府（與部隊）的力量 ，推動國家社會主義政策，4帶領福建省民，渡過前面的4年。民國30年（1941）任行政院祕書長。 即珍珠港事變，美國參戰，並助中國抗日，局勢逆轉。開羅宣言之後 ，陳儀奉命先期規劃台灣的收復工作。 日本投降後 ，陳儀受任為台灣行政長官 ，乃將原在福建的幹部之大部帶來台灣 ，並移植其福建經驗。沒想到竟在來台14個月之後 ，就發生二二八事件 ， 17個月之後離台。 其後，陳儀先任國民政府顧問， 1948年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翌年被免職 ，旋因 “通敵”、 “陰謀叛國”而被捕。大陸易幟時 ，被帶來台，民國39年6 月18 日在台北馬場 町遭槍決。5 本文根據新見檔案，進一步發現：陳儀被槍決之後，蔣總統還不放心 ，密查他在台省各縣市有無貪污情事，結果證明陳儀完全清白。6還有：從陳儀的從容就死 ，更看出這個人富有原則與理想。而且，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處委會”）向陳儀所提出的要求，不論是32條或42條 ，大多與政治有關，所表達的，就在爭取台灣人民的自治權利。僅第28與第29兩個條目涉及經濟。7 但是 ，今天眾口鑠金 ，都說他 “該死”。 8這中間差距太大，為甚麼會這樣？ 本文以 “倒看歷史”9的新方法 ，重新檢視當前（民國97年）被中華民國人民批判 ，甚至辱罵的陳儀 ，當年在台灣，究竟是否 “貪污腐敗”？ 10 由於篇幅有限，本文討論的重點1 ，只能扣緊經濟（含政府政策以及財政），因此特別注意陳儀是否奉行當年國民政府的所謂 “國父遺旨”。精言之 ，當時他是否用孫中山經濟政策之名，來為公署干預每一項經濟活動 “辯護”？ 12或 “名同而實異”，他的經濟政策根本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無關？ 13或者因為他的用人與剛強的個性和報復性以致之？ 14這是作者要再深一層探討的。 本文將時間鎖定在民國23-36年的13個年頭 ，特別是民國34年之後的短暫兩年半，依序檢視陳上將*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的思想、政策以及實行的過程。全文分為5個段落。並逐段在極右的Kerr ，與身處大陸比較偏左的舊屬，以及超然的學者三種論述之間，先予介紹之後，再檢視十多年來大量開放的相關檔案，以及日本重要當事人的日記或回憶錄 ，重予端詳。最後又跳出台灣 ，超越悲情 ，根據革命的20世紀之大時代背景，以及新興中華民國國策：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原意，來倒看這些歷史的參與者。把包含：陳儀、美國情報員Kerr日本官員塩見俊二等，以及其舊屬在內的關係人，當年互動與思考的內心深處，重新抽絲剝繭，細予杷梳比對 ，以重構當年真相。最後再回到理論層次 ，檢視其原理原則 ，並作成結論。二、主持福建省政 前已言及陳儀來台之前主持福建省政 ，雖然（後來留在大陸的）舊屬頗有微詞 ，僑領陳嘉庚也對他嚴詞批判 ，但是陳儀被調離閩省主席之後，沒有被降職 ，反而升任行政院秘書長，並負責最艱鉅的台灣接收任務 ，顯見從中央的立場 ，是肯定他治閩的成效。沒了解這一段 ，就無法真正了解陳儀在台施政的動機。 舉世聞名批判陳儀最不留餘地的George Kerr ，他的看法則如何呢？作者另外的研究發現：由於他據以撰寫Formosa Betrayed一書的材料 ，是以他和另一情報員Edward Paine同事時期，在台北間接蒐集到的情報為主 ，15因此並不了解陳儀施政的經驗 ，自然未能對陳儀的治閩精確論述。 16故本節就以昔年兩位重要舊屬的回憶作主體 ，17另加當代學者賴澤涵教授等的意見 ，來予以建構。之後 ，再回到思想史來討論：就治閩的政策為何、成效如何而言 ，本節先考慮其如何用人，其次再敘述中央政府之政策、省及地方之財政與經濟政策的細部內容，藉以突顯其擔任福建省長的特色。 （一） 用人 陳儀用人 ，以留日及留德為主，這些人大多富有國家社會主義思想。以下介紹幾位在福建被重用者，其中到台灣仍被重用者 ，在正文說明（未來台或不再被重用者 ，則置於註釋當中）：1. 張果為陳儀入閩後，張果為被任為省府統計室主任、財政廳第二科科長。曾經向陳儀獻計 ，對土特產開徵了特種營業稅 ，因而得到了陳儀的賞識 ，當上了特種營業稅局局長 ，以後又提升為財政廳長。 18 2. 徐學禹 大陸易幟後留在大陸的舊屬嚴家理 ，認為受陳儀寵信的徐學禹，看準陳儀要 “壟斷”福建經濟的意圖，並 “想從中撈一把”19 ，就以辦理公營事業為名 ，向陳儀獻計 ，先後創辦了公用事業管理局、貿易公同20、工礦公司（後改企業公司）、運輸公司等，大顯身手。他接着說：其實此人曾經貪污 ，被監察院彈劾，由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決定 ，停止任用5年。213. 嚴家淦 ：徐系四大金剛之一接替徐的 ，是徐系四大金剛（包可永、嚴家淦、胡時淵、陳萱）之一的嚴家淦。4. 包可永 ：徐系四大金剛之一後來嚴家淦改財政廳長 ，就由原建設廳主任秘書的包可永接充委員兼建設廳長。、

5. 陳萱 、 胡時淵 ：徐系四大金剛之二貿易、運輸、工礦三公司總經理 ，由陳萱、胡時淵、陸桂祥分別充任。6. 陸桂祥陸桂祥也是徐學禹引進的人物 ，後來還一度繼任包可永的建設廳長。 當初，由於孫中山早已提出地方自治的呼籲 ，鼓勵國人爭取民權 ，22而陳儀上任用了大批浙江同鄉 ，引起了省內外閩籍人士和福建海外僑胞的不滿 ，甚至公開提出要求 “閩人治閩”的口號。23就像他後來抵台，也從福建引入許多人才一般 ，都立即招致在地人的反彈。24 （二） 財經政策 中國進入抗戰階段之後，素來較為貧瘠的福建，其省政業務又極嚴峻。民國二十八年（1939）底 ，省財政愈感支絀 ，機關經費不時發生拖欠。25在這樣的氣氛下面 ，徐學禹、丘漢平、嚴家淦等積極向陳儀提出“開源”的種種辦法。例如：省銀行發行小額紙幣（分幣）、包銷火柴（原為私人經營 ，徐建議由貿易公司包銷）等等。 最重要的就是把 “田賦”改徵 “實物”。所調 “改徵實物”，初意並不是真正徵收實物 ，只是以徵實物為名，由人民照實物折價交稅。於是一來一往之間26 ，財政收入可以大大增加。這套計劃大為陳儀所賞識，於是主張開徵營業稅的張果為下台，而嚴家淦上任 ，徐學禹的計劃至此完全實現。27以下 ，就以財政為主，來介紹陳儀在準備抗戰的3年以及抗戰的4年之中，施行國家社會主義主要的策略。 1. 所謂 “‘公沽’之禍” ：政治估價的問題 ① 由政府估價 抗戰軍興之後2年的年底，陳儀以軍事主導省政 ，他實行民生主義的管道 ，即從糧食生產下手 ，設福建省糧食調劑委員會 ，主要業務是調配軍糧 、公糧和學糧。28 ② 成效 嚴家理指出：公沽局原定每人每月供應大米30斤、後改為28斤、 24斤。結果 ，除省級機關還有公糧可發外 ，每月只給民眾糧兩次米，每次只能買到3至6斤，多些也不過10斤。由於並不夠用，後來縮小範圍，只提供給軍公教人員。但在此期間，公教人員仍備受其害。配給的米惟有公沽局一個來源 ，且時常不能按額發放 ，最後每月每人只能領到28斤的米。29 總之，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嚴家理 ，竟然批判也施行共產的陳儀說：“公沽”之禍 ，蔓延所至 ，凡未設立公沽局的縣份 ，也不讓大米出境。重重限制 ，層層剝削。有的縣發展成為市場上的各種壟斷。30 他又提到當時政府或政黨的貪瀆 ，像極了毛澤東治下的中國。 ③ 政治估價失誤及善後 怎麼辦呢？在各方面要求開放糧食的呼聲中，身為糧食管理局局長的周一鶚也請求撤銷公沽局 ，改為在糧食管理局下增設一個業務處 ，作為局內的機構而存在 ，恢復糧食自由流通。省公沽局總管理處就在民國30年6 月30 日宣告結束 ，改由省糧食管理局於7月1 日另設業務處 ，派真堯恭為業務處主任 ，負責接收工作。此後業務處工作縮小 ，只負責採購糧食 ，應付軍糧 ，不再談 “有名無實”的授糧問題。31 2. 管理處的分 配糧食 陳儀對糧食的管理 ，也有一套理想 ，他在南平舉行的 “總理紀念週”上，一再提倡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論調。周一鶚的回憶 ，証明陳儀確有其理想 ，他不只身體力行 ，而且在失敗中調整 ，但目的不變。周

說：“我接任糧食管理處時 ，看到各色各樣的建議與計劃 ，其中有糧食管理辦法草案2 、3種 ，對於收購餘糧與計口授糧均有涉及。可見陳儀對實施 ‘糧食政策’的幻想在這時期已逐步形成了。”32 民國29年9 月底 ，陳儀找他談話 ，大意是：“① 福建是缺糧省份 ，如不統籌管理 ，⋯⋯則軍糧民食都將感到極大困難，勢必影響大局；② 民生主義中有 ‘糧食設局公沽’的主張，我們奉行 ‘三民主義’就應忠實執行總理遺教；③ 餘糧的收購不是不可能的 ，只要各縣認真執行 ，就能以有餘補不足 ，達到 ‘不患寡’而又去了 ‘患不均’的目的；④ 收購餘糧的最好辦法是設立公倉 ，由公倉代地主收租 ，就可掌握全部糧食。”33 結果商定由周一鶚：① 趕快完成制訂糧食管理辦法的手續 ；② 糧食管理的實施 ，先從有餘糧的約40個縣區開始（閩南20餘縣則留在以後再議）；③ 除幾個大城市外 ，只供應軍糧和公教人員的糧食 ，暫不對居民供應 ；④各縣糧食管理委員會秘書（縣長兼主任委員，秘書負實際責任）及公沽局副經理（縣長兼經理 ，副經理負實際責任）的人選 ，由省訓練團代主任沈仲九 ，向各縣抽調集訓。 34 （三） 定價過低及其弊端 政府估價最可能造成的現象，就是無法快速反應真實的物價。民國30年初，省內除閩南20餘縣外 ，全面實施糧食管理。並在永安、南平、福州等大城市，對市民實行定量供應。市面上原有的米店，一律予以登記改為代售店。35 當時社會上有另一種指責，說糧食收購價格定得太低了，出售餘糧沒得好處 ，所以 “東躲西藏”，不願交貨。零售價格也定得太低了，不能繼續供應 ，市面上缺貨。而需要的人只求有糧食 ，寧願多出一些錢。 陳儀在召集省糧食管理局及公沽總局幹部開座談會時說：“政府經營糧食不是為賺錢，過去辦軍糧完全是賠本生意。”又說：“糧價是物價的指標，只要糧價能穩定，即使賠點錢也值得。如果追逐黑市，那還有甚麼盡頭”。收購價格也曾經調整過幾次 ，但是 ，很顯然 ，收效卻並不大。36 （四） 調整業務範圍及整併機構 周寫道 ：“我認為只有：一方面立即縮小業務範圍，專辦軍糧 、公糧的供應 ； 同時修改糧食管理辦法，准許部分糧食自由流通，以解決人民的食用。業務範圍既已縮小，公沽總局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可以在省糧食管理局內設一業務處 ，來調度各縣公沽局的業務。” 37 福建的糧食管理問題 ，有人告到重慶。重慶國民黨中央 ，也派顧毓琇（教育部次長）抵閩調查。顧說：“你們的用意可能是好的。但要實際一些 ，理想勿求過高。”38這些話不只透漏了陳儀的理想與實際狀態之間是有鴻溝，但更暗示重慶中央對陳作法的肯定。果然，周氏後來向陳儀提出修改糧食管理辦法與取消公沽總局，就這兩個問題 ，進行多次的長談。陳儀說：“總理遺教必須力求其實現，而且必定能實現，我們必須排除萬難，努力以赴 ，不可因遭遇挫折就灰心起來。”眼看已經失敗，但是陳儀既復堅持39 ，就可知主義的信徒之困難所在。 （五） 綜論主義的浪漫性及陳儀治閩 1941年秋天 ，準備收復福州的命令下達。周一鶚想：這是修改糧食管理辦法的時機了。於是上了一個簽呈給陳儀 ，報告說 “因我們已準備好接濟福州的糧食 ，但為保證福州居民在收復之後能充分得到糧米 ，應准許產米各縣自由運濟。”陳儀終於批准了。結果：自由流通既已合法，全面管理辦法雖尚未經過修改 ；事實上，周說：“也就偷樑換柱恢復原形了。” 40 周惠生一方面 ，說出陳儀的誠心推動三民主義以及新引進的國社思想，二方面客觀表露在閩省實踐的困難。二者相加 ，正道出革命者理想高懸但力有未逮的困境 ，也證實改革無法躁進的千古常理。41但是，

陳儀篤行三民主義的誠意，就在其中充分表達出來。 不過，若整體綜論陳儀的主持閩政 ，則基本上是成功的。以近代中國及台灣史為專攻的賴澤涵，專研陳儀 ，指出 “陳儀用人，以留日留德為主，籍貫則以浙籍和閩籍人士為重 ，國家主義派和左派為輔。” 42例如徐學禹為紹興人 ，留德 ，為無政府主義者。沈銘訓（仲九） ，為福州人 ，先留日，後留德 ，亦係陳之“堂內弟” 但陳儀基本上反對任用近支親戚。 43他重視先訓練 ，之後才任用的人事制度；而且規定縣長上任 ，只能帶秘書、庶務等少數人44 ，廢掉清代的胥吏 “惡習”45 。總之 ，陳儀在中國近現代的大革命歷程上 ，挺身而出，先帶領閩省率行革命理想。因為他的努力，為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走出新的方向，而且軍事上又擊退入閩的日軍，更為重慶中央所肯定，故而他的行政新法，後來為其他各省所仿效。他的福建經驗 ，也成為中華民國政府在人事制度以及研究、管制考核制度上的模範。整體而言 ，陳儀篤行三民主義的具體措施 ，確實為當年的中華民國的現代化 ，帶來許多寶貴經驗。而陳儀的治閩，基本上是十分成功的。三、來台之前的規劃與困境 陳儀以治閩頗有業績的基礎 ，被蔣調升至重慶中央。後來受命組織台灣調查委員會 ，在遙遠的大後方陪都 ，有關台灣的資料奇缺無比的地方，展開蒐集台灣資料的艱鉅工作。由於身處戰亂破落的中國的四川，而且只有不到2年的時間，他縱令進入閩省掌握到若干台灣資料 ，但是 ，自然遠遠無法與1937年即潛入台北 ，在台灣各地從事長達6年的情報工作的葛超智相比。 46 （一） 陳儀的籌劃接收 根據1943年11月開羅會議之決議 ，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 國民政府遂於民國33年4 月17 日在 “中央設計局”內成立 “台灣調查委員會” ，主要任務在草擬接管計劃，確定具體綱領，翻譯台灣法令及研究具體問題。該會的主任委員是前任福建省省主席陳儀 ，委員包括左派的沈仲九、王芃生、錢宗起、國家社會主義者夏濤聲、周一鶚、以及台灣人（半山）丘念台、黃朝琴、謝南光、游彌堅等9位。 並於民國33年10 月擬訂 “台灣接管計劃綱要草案” ，共分16類82款 ，為了訓練接收幹部 ，該局於12月22日在陪都重慶成立 “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由陳儀兼主任。並分民政、教育、司法、財政金融，農林漁牧、工商交通等6組。第1期120人，受訓4個月，到翌年4 月畢業 ，其他尚有40人在重慶接受四聯總署辦理銀行業務幹部訓練 ，另有932人分別在重慶 、福建等地接受警務工作的訓練。47從1944年10月至1945年9 月，養成工作人員約1000人。48在組織、動員以及訓練方面 ，陳儀已經下了工夫，而且也盡了力。但是 ，他所缺的，是有關台灣各機構、企業、社會結構的細部知識；由於缺乏日據50年以來台灣各方面的資料 ，重慶中央政府以及他所訓練的這批人對台灣的了解 ，可以說都只是一鱗半爪。 昭和20年（民國34年）8月10 日，日本政府決議願遵守 “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 8月15 日，中、美、英、蘇四同盟國同時宣佈接受日本投降 ，二次大戰於焉結束。 日本閃電式投降 ，令國民政府措手不及。而國民政府其主力軍隊大多在滇西、緬北等西南地區的崇山峻嶺中，部隊要到沿海前線受降 ，談何容易。因此，勝利後對於淪陷區各地的接收 ，可謂 “一塌糊塗”。此時台灣回歸中國，一方面 ，中國不安的情勢，必然波及台灣。49另一方面 ，對台灣了解的貧乏 ，使接收的團隊準備不足 ，不但無法知己知彼 ，而且相互間也沒有充分協調。 當各種接收台灣方案尚在爭議之中，50戰爭已急轉直下，日皇宣佈投降 ，國民政府也迅即於8月29 日特任陳儀為 “台灣省行政長官”，9 月7 日又特派陳儀兼 “台灣警備總司令”。。

（二） 中央政府的牽制與支持 表面上授全權予陳 ，但是，中央就是中央，特別是蔣的直接指揮的個性，不可能讓陳儀放手去做。相反的 ，自大陸來的 ，不論中央政府、省政府或國軍 ，都只能說是倉促拼湊的一群人，毫無 “團隊”可言。更糟的是 ，這些人或來自陪都大後方，或來自淪陷區 ，都在艱困且物資奇缺的地區，呆過至少7 、8年的時間。此時突然奉派及移防到日本的南進基地 ，兵強民富馬壯的台灣 ，其心境正如飢渴之人乍見大餐一般。 陳儀率領的，是這麼一群既對台灣無知 ，又不曾享受過現代化設備的官僚及部隊。他們有能力治台嗎？ 不同立場的人，有不同的說法。從星馬僑領陳嘉庚，和留在大陸的昔年舊屬看，陳儀所推動物資與資金管制 ，阻礙了福建的經濟復甦51 ，第一 ， “從生產，銷售到運輸，皆由省政府全盤統制” ，而且， “與民爭利” ；52第二，嚴重影響民生 ，造成所謂 “民窮、財盡、兵弱、官貪”的福建。53 只不過國家元首蔣中正對他的學長陳儀看法不同。特別是抗戰軍興之後，陳儀仍能奉行總理遺訓，並支撐福建長達4年 ，而且還擊潰日軍 ，自然值得肯定。 （三） 在台日人的上下其手 另外一方面是台灣本身的變化。在陳儀正式接收台灣以前，有兩個月又 10天的空窗期。從各種跡象顯示 ，日本政府即利用這段時間，為自己做了準備54 ，而大不利於即將接收的陳儀政府。 55 依據34年10 月1 日上午8時，陪都中央接到來自台灣前進指揮所總指揮葛敬恩等的 “電”56 ，得知在金融、設備、物價、兵器以及米糧的配給 ，還有有錢有閑階級的不滿上，危機已現：首先是貨幣紙鈔問題嚴重。台銀在8月間發行的台幣為10 多億 ，但是到了10月初 ，則乍升到30億。57物價已經開始惡性膨脹 ，金融危機已見。58 其次 ，財產的掠奪是更大的危機。此時已開始蔓延：日人的企業與財產 ，正在轉化為台人的私人財產 ，而且向銀行大量提存。 再次 ，武器的外流更直接破壞治安。經過私相授受，日軍的武器只有一部分移交，其餘的大量流入民間，其中包含私人手槍 ，59以及違反國際公約的殺人武器達姆彈 ，以及其發射器在內。 60這種殘忍的達姆彈頭 ，竟在二二八事件中，由不明人士擊出。其中一顆射中台北市北門某醫院診所的一部醫學辭典。61它並且被指為國軍當年殘暴殺戮的證據。但是 ，越來越多證據顯示 ，仍有可能是有心人混水摸魚，趁火打劫 ，並栽贓予國軍的結果。 最嚴重的是生活費的急劇高漲 ：一個3個人的小家庭 ，到了34 年10 月，估計每月需生活費1000元 ，但是當時日籍公務員最低薪水才150元 ，台籍才100元 ，根本無法維生 ，因此已有 “貪污盛行”的狀況。62 最後則為地方意見領袖的負作用：逃到鄉下的這些有錢、有閑之人 ，開始返回都市 ，除了更雪上加霜 ，再刺激物價又向上揚之外 ，他們更能領導民眾 ，展開示威行動。63 以上5點 ，有些是日本在台灣的刻意運作 ，很明顯已經形成不利於中華民國接收的客觀環境。 64陳儀是否能夠逃過日人的陷阱呢？四、來台最初兩個多月 所謂 “禍起蕭牆之內” ，正是當年中華民國的最佳寫照。對日抗戰8年期間，國共兩黨雖退居內陸，但對於政治領導權的爭奪 ，從未間歇。 日軍一停止行動 ，國共所謂 “合作”立刻瓦解 ，改為盡速搶佔地

盤。結果兩個政黨都必須武裝，也都積極向外爭取與國；前者利用美援 ，後者用俄援 ，展開誓不兩立 ，不共戴天的爭奪性內戰。隨着美、俄的介入 ，國際兩大超強的冷戰開打 ，指使及支援國、共兩大政黨 ，用軍隊，在中國轉成劇烈熱戰。 就在這種談談打打之際，陳儀率領他的團隊，來到這個世稱 “福爾摩莎”的美麗島。對於光復初期陳儀如何治理台灣，一般人都是一面倒地批判的。以下，就先以批判最兇的George Kerr為例 ，來展開說明。 （一） George Kerr的刻意中傷 Kerr在他的名作Formosa Betrayed之中，非常瞧不起陳儀 ，全書以仇恨的心態 ，來評介陳氏 ，也因此，書中充滿刻意抹黑。本文作者已經為文乙篇，詳細比對其引錄和原作 ，發現書中到處充滿斷章取義的論證，具體證實Kerr的不足取。65惟為求旁徵博引，本文仍將具有代表性的第5章 ，所謂 “A Governmentof Merchants” 66 ，以及第6章 ， “Chen Yi's National State Socialism” 67 ，摘要簡介，並加評語。 1. 政策與用人 台灣人在光復之後所期望的 ，到底是甚麼呢？ Kerr說：一大部分的台灣領導人，認為這些充公的財產，應該分成3部分。中央政府可以將東京政府的財產充公；台灣政府可以保留他們的一份 ，其餘的日人私產應該暫時由信用託管 ，以便將來用於台灣住民的福利；台灣人以為應該給他們機會，只要他們能籌齊足夠的錢 ，應讓他們買回這些私產。 68這是有可能的，陳儀也該做。但是 ，Kerr與陳儀的出發點不同：前者主個人主義式民主自由，後者主集體主義式國家社會政策。 ①公務員 Kerr並沒有從中國當年的民族主義情懷 ，以及 “接收”意指國府 “派人”前來接管來解 ，他認為經濟重組應由台灣人來控制。但是 ，與陳儀來台接收的，是 “成千的江湖郎中、騙子之流” ， “他們有些真是神通廣大，居然能夠收買或賄賂而搭上美軍飛機到台灣，有時反而喧賓奪主把出差的美國陸軍顧問團人員擠出機外。” 69其他大部分的中國人無此神通 ，只好乘舢板越過台灣海峽而來。 Kerr說的太過份 ，蓋自大陸來台的有兩種人：第一、台籍日本兵與平民；第二、奉派來台的公務員、軍人及眷屬。因為長官公署的用人是以 “訓政”時期為基點，而且重點在接收 ，其中包含帶來部分大陸中上層官員，以配合台灣在地的本省籍中、下級官員。陳儀以台灣離開中國50年為背景 ，安排中國的官員與教員來台，俾使重建台灣 ，是正確的作法。當然 ， Kerr根本不這麼想。 ② 部隊 Kerr也批判中華民國的國軍 ，說：“國民黨軍”在大規模調遣的初期 ，把12，000名的部隊塞到台灣來。後來增加到3萬人左右 ，在一個500萬人口的地方也許不算多，但其剝削卻不少。這是事實。 8年來處於極度貧困的抗日狀態下的國軍 ，一旦來到富裕的台灣 ，難免會如此。 他將陳儀治台1年半的 “搶劫”時間70 ，分為3個時期：第1時期從1945年9 月起至年底。搶劫為最下層的軍人所為。71雖然說的過火，但第1期來台的72軍與60軍 ，的確沒有給人民良好的印象。 至於Kerr所謂：到了11月底 ，進入第2時期 ，搶劫情形已惡化成大規模而且組織化。食糧、衣料與碎鋼鐵等等價格劇漲。這些軍官有了士兵的幫助 ，只要與頂頭上級共同分贓 ，他們便可利用沒收的日本軍車 ，將搶劫的財物運去藏在私人倉庫 ，然後再運往上海。72則可能性不高 ，因為第一，當時海上運輸工具多藉由美國海軍艦艇；第二，既然是為私人，何必再運往上海 ，一個這些私人無法掌控的地方？如果有可能 ，應該是陳儀政府在展開統制經濟之後 ，所做的有計劃運作。73 至於對待日本人的方法，Kerr也認為非常粗暴而且貪婪。他說 ：“日本人成了他們最容易下手的目標。 30萬日本人民正焦急地等待遣送和法律地位的安排。” 74

這種說法，剛好與日本人自己的見證相反。塩見俊二的回憶錄明白指陳：在35年4 月3 、4 日兩日有為數30萬的日人乘船返回日本。75在此之前，陳儀的政府人員對待日人出奇地友善。 76為何如此？因為蔣委員長早在日本投降之後數天之內，即已宣佈 “以德報怨”政策，對於蔣中正這麼重要的宣告，Kerr必然偵知 ，但卻隻字未提。 Kerr其實應該知道 ，當時有許多日本人遭遇綁架和殺害。 77而且 “出面”犯行的所謂中國軍人、警察、官員或專賣人員，後來都被發現是冒充的。78 台灣人也遭殃。 Kerr寫道：“在11月和12月兩月之間，他們發現新來的中國武裝軍人對於這塊新征服地不分清紅皂白地亂搶 ，台灣人只要住在日式或半日式房子也成為被搶劫的特別目標。” 79 事實並非如此單純 ，在中國部隊沒來以前，台灣人已經自己開始搶劫了。總督府主計課長塩見俊二見證：“台灣人為生活叫苦 ，因此搶劫行為橫行。”80 “在治安問題上特別顯著的是 ，犯罪率因日本警察全面退出而急激增加 ，此外就是對日本時代警察之毆打事件以及強盜等層出不窮。” 81寺奧的回憶錄也提到：與鳳山、東港事件有關的日本警官，除仲井警部被偽裝憲兵的兇手騙出謀殺 ，本多、堀越兩位也被圍毆成重傷倖免，當時與日人合作的10 多位台籍警員，更被當作 “漢奸” ，都遭到毆打或恐嚇 ，紛紛潛逃外地。82 “對在台日本人的淪落 ，多數台灣人投予的是冷嘲熱諷 ，不過也有不少人表示同情。” 83 2. 財政 Kerr總是用個人型資本主義的標準 ，來批判改採國社主義的政府。他又提到：“陳儀的 ‘爪牙’84 ”對於日本留下的產業和地產，則另有一套計策！85 Kerr又說：日本的專賣制度，簡直是 “國民政府 ‘的貪官污吏’最好的用武之地。”86如果把 “的貪官污吏”拿掉 ，就完全真實。 還有 ，他指出雖然名義上只有5種商品是由專賣局控制 ，事實上各色各樣的物品，幾乎都受政府管制 ，常常是經過政府內部幾次買賣易手之後，才到達台灣或上海的消費者手上。 “每次文件易手就給 ‘有關人員’賺上一筆利益。”87同樣地 ，如果把 “有關人員”改成 “有關部門” ，就符合當年的實情。 3. 經濟 ①米糧 Kerr對米糧的說法 ，也明顯存有惡意。他說：“本來在日本投降時，日本陸軍曾囤積了大量食糧，足夠供給一支20萬人的軍隊長達兩年之久，或供給一支25萬人的軍隊長達一年半。”再說：“雖然1945年的產量因缺乏肥料而稍降低 ，但收穫仍是有餘。”因為 “戰前台灣產米量年產約160萬公噸，大約一半為島上500萬居民所消耗 ，一般人生活頗佳。” 88其實這種情形在戰後早已改觀，由於美軍的大轟炸造成的破壞 ，加上日本肥料無法運達 ，因此1945年稻米生產量不到64萬噸，而台灣年消費量則為88.6萬噸，不足約25萬噸。89戰時日本以配給制度嚴格控制 ，民間有錢也買不到，連林獻堂都曾指出有一天他沒米下鍋。90 可是 ，Kerr明知台灣有糧食困境 ，他在對重慶大使館的報告中，其實已經提到台灣接收時糧食匱乏 ，但卻故意在其10 多年之後出版的作品中顛倒黑白。 91 他又說：麥克阿瑟將軍希望緩慢從台灣遣回50 萬日本人 ，假如日本人暫留台灣，吃住問題比較容易解決。這個說法 ，則基本上 “相對”正確 ，因為日本的情況更糟。92 可是 ，Kerr認為 “中國人一進駐台灣 ，便立刻要求將所有的軍需物品馬上移交 ，包括米糧及其他配給品”是不對的 ，其實並不然。蓋接收是種手續 ，移交亦然 ，因此， “在12 月底日軍資深官員已指出大量的軍用米糧已被運走”93 ，是必要的移交動作。但事實證明：在日本官員的日記中，不但並無日人遭遇挨餓的隻字片語，而且還說陳儀的人員對日人十分友善寬厚。 94顯見Kerr的斷章取義，到了過分的程度。 ② 礦業 他又說 ，幾乎各色各樣的儲備品都以此類方式被運出台灣。譬如，平常台灣的煤，在基隆港口附近一

帶一年就產煤約300萬噸。在民國34-35年間，後備的儲煤本應配給島內工業的消費，結果 “當1945年冬天來臨，台灣的煤在上海市價真是高得驚人。於是大陸中國人在台北基隆盡可能搜購 ，但只付出低得不能再低的價錢。” Kerr所謂：陳儀的 “親信”馬上轉手 ，首先 “以極賤的價格售給政府的其他部門”。但是 ，這 “純粹是紙上的虛假交易” ，以便 “合同上規定的利潤百分比”付與台灣人。然後，再以天文數字的高價出售！95 Kerr很顯然無法了解中華民國此時以三民主義為國策 ，節制私人資本與發達國家資本的原則，就在將大型產業劃歸公營。至於煤炭的外銷 ，以買賤賣貴方式出售 ，則亦係貿易局的職責所在。這是該局的業績 ，是值得肯定的。當然 ，要是賣價貴得離譜 ，則亦應追究責任。這點待查。 相對於從外部、表相予以無情批判 ，賴澤涵與翁嘉禧則能設身處地 ，更深一層去探索陳儀甫行接收 ，在兩個多月內台灣的演變。 就所接收日本企業來分析，這些企業含蓋金融、交通運輸及通訊、工業原料、金屬冶煉、礦業、機械工業、肥料、水泥、紙業、水力、以及農業中的糖、鹽、煙草和酒、林務等重要產業，其中台籍企業只佔總家數的8.3％，及總股本數9％左右 ，而當時九成以上的日人企業屬於民營事業。96這些企業如何接收重整？就成為了解陳儀以及中國國民黨政府 ，於光復之際推動台灣公營事業具體作法的關鍵。這些產業是否被大公無私地移轉？使成為落實孫中山民生主義的骨幹？就值得進一步觀察。以下是翁嘉禧的發現：“10月底，長官公署成立工礦處。同日，經濟部 ‘台灣區工礦特派員’辦公室亦告成立。兩單位成為重要企業的共管單位。透過對龐大國營、國省合營、省營等公營事業的掌握 ，國民政府大量吸取台灣的物資 ，並作為國共內戰期間重要物資的補充來源。” 97 翌年 ，資源委員會2 月1 日提出 《台灣工礦事業考察報告》98 ，再據以擬訂接辦台灣工礦業4 項原則99 （1）發展台灣工業，宜以適應當地天然資源及原料供給條件為原則，不必應有盡有 ，盡量建設 ，一面糾正重工業過度發展，以至於輕工業失去平衡之錯誤；另一方面不必使台灣自給自足，樹立經濟割據之依據。 （2）接辦事業範圍，自當以規模宏大 ，基礎穩固及需要殷切 ，破壞不大之工礦為限 ，不必全部恢復 ，更不必定其全部計劃工程。 （3）為顧及國防關係 ，並為全國經濟事業之平衡發展起見 ，除必要之破壞修復及所費無多之未竣工程 ，恐致 “功虧一簣”外 ，不對台灣作巨額之投資。 （4）應以糖業及電業為建設核心 ，再有餘力 ，始顧及其他工業。 100 果依此政策推行，則一方面中央可全面掌握台灣經濟命脈 ，另外這些企業是利源所在 ，全部或大部由中央搜刮。這一來台灣省的財政必將出現困難 ，作為台灣行政長官的陳儀 ，自將喪失主導權。因此 ，經過爭取，資委會最後同意以下列方式接辦10項大事業101 ，亦即：石油、煉鋁、銅礦由資委會獨辦；糖業、電力、造紙、肥料、水泥、造船、機械等7項則以 “會6省4”方式 ，由國省合辦102 。 在此安排下，董事長、總經理等重要職位 ，由資委會派員擔任。資委會不但據有事業之實際經營管理權 ，並且獲得台灣省方面之資金、物資以及治安上的協助 ， 103而台省則可從合營企業中收取盈餘。 104 翁指出：從台灣經濟發展史來觀察 ，資源委員會共接收日據時代29個台灣日本株式會社 ，這些資源的接收，具有雙重意義：一是對日本在台灣之所謂 “南方基地要塞” ，工業建設之繼承 ；二是對日本在台灣殖民地資本主義成果之繼承。 105 除了資源委員會接收工礦事業外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了經濟體系中的其他事業 ，並將其收歸為公營事業。依據 《台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結束總報告》 記載 ，接收的公營事業概分5大類106（1）屬於礦產範圍規模較大，必須公營者 ，如石油、鋁業、銅礦等 ，則劃歸國營 ，共計 18單位 ；（2）電力、肥料、造船、機械、紙業、糖業、水泥 ，劃作國省合營 ，計42單位 ；（3）工礦 、農林 、航業、各金融機：

構、保險公司、醫療物品、營建等，劃歸省營，計323單位 ；（4）規模較小，富有地方性 ，而適合縣市經營者 ，由縣市政府呈派劃撥 ，計92單位 ；（5）尚有劃撥給本省黨部經營者，如電影院等，計19單位。以上統計撥交政府機關公營之企業與工廠 ，共計494單位。 107 事實上 ，早在日據末期 ，軍需工業化及南方政策推動下，日人在台灣積極從事工業建設 ，鼓勵企業合倂，實施統制經濟 ，已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軍事動員體。而此戰備工業，正與中國大陸所欲推展的戰備產業 ，具有相同特性。因此，國民政府透過對戰備工業體系之接收 ，而控制台灣經濟，並在大陸易幟後，發揮了實質作用。 108公營企業 ，在當年的台灣 ，的確有其正面的功效 ，而其奠基者之一，正是陳儀。五、民國35年 民國35年1月10 日雙方代表簽停戰協議 ， 1月31日政治協商會議亦通過 “政府組織案”、 “國民大會案”、 “和平建國綱領”、 “軍事問題案”、 “憲法草案”等協議 ，2 月25 日亦通 “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即 “整軍方案”），這一切的協商 ，似乎使戰後中國之內爭露出和平的曙光。 109然而好景並未持續 ，國共雙方之對峙並不因和談而解除，在打打談談中，戰爭亦由東北蔓延到華北。至35年下半年 ，內戰全面爆發。 110 （一） George Kerr的看法 但是 ，主張由軍事託管台灣的美國情報員Kerr ，完全不提內戰的全面爆發。他只要批判。他批判陳的國家社會主義，並且說：“在我看來，他們的評論中，有些是反映了他們對蔣介石的極大不滿 ，因為蔣把台灣給了陳儀而成為 ‘必然的國家社會主義’。這些問我話的人，很顯然認為陳儀已據台夠久了，早已搜盡了他的油水 ，他們擔心陳儀再留在台灣的話 ，台灣的全部經濟會遭致無法補救的創傷。” 111 這不是事實。陳儀所 “建立的” ，其實完全來自日本人的基礎 ，他基本上並未改動。但是Kerr則運用 “派系衝突”理論說道：“我們終於得知一個幕後的危機。我們相信那是南京和上海兩個利益團體，強烈利害衝突的結果。” 112其實並非如此。被戴上屬於 “政學系”帽子的陳儀 ，他本人甚至不知道有所謂 “政學系”存在。 Kerr對陳儀的批判 ，可以說不留餘地。以下分為用人、經濟、財政三方面來加以深入說明： 1. 用人 用人方面 ， “陳儀的九大處長控制並指揮着日產處理委員會 ，他們另外再製造一些小團體，每個小團體專門負責一類項目或一種財產。” 113 本來在移交之後 ，這樣精細地加以分工負責是無可厚非的 ，但Kerr竟然變成批判：“在每個控制的部門當中，陳儀的爪牙先佔滿了最重要的位置，每個人再依其職權把親戚朋友和同幫安置下來，然後，每個部門中又組織一些特別處理委員會之類的，以控制個別的產業。”例如，工礦處的包處長1個人，他有義務安排工業、礦業的所有公司，但Kerr說他在1946年中就 “控制”了至少33個公司。 114 2. 設防 還有 ，Kerr認為在民國35年 ，全島的大陸部隊高達3萬左右。 115事實並非 “完全”如此 ，因為62軍與70軍都在當年夏季 ，就被全部調回大陸。接防的 “整編”21師116 ，陳儀也不要他們全來。他對於自己治台的能力，非常自信。因此 ， 35年秋只有一個獨立團，下轄：3個營（人數僅約2000人），與一個沒戰鬥力的工兵團，到台灣接防。結果 ，竟然因為防衛力薄弱，被台灣本地的有心者視破 ，而演成二二

八 ！ ！ 117 3. 經濟 不明陳的國家社會主義的Ker r寫說：第二階段的搶劫是國民政府高級軍官所為。他們利用安排在各港口的先遣人員開始將軍用品和日用品運往大陸。最後陳儀及其親信將所有工業原料 、儲備的農產品以及日人移交或被充公的財產牢牢控制住。到1946年年底以前 ，龐大的儲備品均被一掃而空。 118 Kerr所說則是事實，國府高官在接收之時，為自己留下若干房產：“國民黨的高級軍政官員都對房產感到極大興趣。以前在日據時代 ，日本政府的每個部門者擁有豪華的官邸 ，用以增加殖民政府官員的威風；同時 ，像台灣電力公司、糖業公司及漁業團體等大部分的私營企業或半私營公司，在城裹都擁有宿舍 ，在郊區的溫泉地或山上也有避暑山莊。” 119 日人房產遍佈台灣，政府有必要接收。但因缺乏資料 ，的確讓有貪念的接收者得到上下其手的機會。總之，Kerr下了結論：“國民政府、國民黨及軍隊”從事經濟掠奪 ，是造成糧荒及危機的主犯。 120 這種結論 ，又下得過分了。 4. 財政 對於物價、金融以及貿易，Kerr也有所抨擊： ①物價與金融 另眼相看陳的國家社會主義財政 ，Kerr沒有證據 ，但寫道：“在台灣惟一快樂的人 ，是那些處長官員們和他們的朋友。”他們花了1年的時間，忙着將台灣的產業資金，轉換成金塊金條 ，以便安全地收藏起來，藏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都不會惹人注目。 沒有具體證據的Kerr ，又寫道：“台灣銀行的職員告訴我”說 ，到底印行多少總額的鈔票 ， “根本沒有人留下記錄，而且法外印行的鈔票也不知道有多少！” 121既然不知道 ，就不能寫。 Kerr不但寫了。而且直認這是罪狀 ！用聽說的 ，就可以判定陳儀的 “罪” ② 貿易 Kerr說：貿 易局是陳儀本人最感興趣的部門。許多商品的製造商，都必須把商品按規定價格賣給貿易局，再由貿易局賣到各地方的市場或運到上海去，於是從中 “賺取國家資本”。經過5個月的時間，陳儀很高興地宣佈說貿易局已為 “公家”賺取了1億6000萬的台幣。但主張個人經濟的Kerr又視之為大逆不道：“但根據在貿易局工作的人士及與貿易局有密切關係的人私下說 ，實際上貿易局賺得的錢 ，至少在公開數字的10倍以上。” 122也是用模糊的傳言來具體批判陳儀的團隊。 Kerr又說：“他們與工礦處的包處長的爪牙暗通聲息，先把橡皮價格提高6倍（百分之六百）之後才賣給貿易局，貿易局在這個提高的價格上，再賺取百分之十的利益。”123他似乎不了解國營企業也需賺錢 ，以便實施社會福利 ，台灣走在美國前面 ，卻反成為美國情報員批判的證據。 （二） 當代學者的看法 前已言及，對日抗戰8年 ，因為勝利得太突然，致使接收工作顯得毫無頭緒 ，一切只好仰賴日方的全力配合。中國本部淪陷區於1945年9月到12月間完成 ，台灣於同年11月完成，東北則因蘇聯阻撓 ，遲至1946年才完成。 124但接收系統紊亂。翁嘉禧說的很清楚：“接收機關多如牛毛。” 125包括軍隊、行政系統、黨務機構（中統局）、特務組織（軍統局）、及各省市政府 ，各單位莫不各行其事 ，各據地盤。 丁永隆、孫宅巍也做了相似的見證 ，他們回應說：“接收過程中，各地敵偽資產，大多要經過三、四輪的接收；第一輪是當地的特務組織 ，就 ‘近水樓台’之便 ，搶先到手；第二輪是機動性較強的部隊與前線軍隊，也有機會捷足先登；第三輪是陸軍總部系統與各省市接收委員會緊隨其後；最後則是行政院系統。

各部間及其下的各省市 ‘敵偽資產處理局’ 被稱為 “接收專家”的邵毓麟 ，又再進一步證實：“因為各單位貪瀆竊風甚盛，以多報少、私吞中飽者比比皆是 ，故對於勝利後的接收 ，有人稱之 ‘劫收’，而 ‘劫收’是以 ‘五子’（即金子、車子、房子、女子 、票子）為對象 ，故又名為 ‘五子登科’ 總之，在陳儀所主持的長官公署之上 ，有中央各部會 ，也來台接收 ；另外，台灣本地的地方政府 ，更希望把企業等在地資源還給當地，因此，從中央各單位到省的各部門，以及地方政府 ，都有可能對同一企業或設備 ，提出所有權的主張。而上述這些層級的接收工作 ，由於互相間協調不足，的確產生許多弊端。特別是重複接收 ，問題非常嚴重。 鑒於接收混亂，以及可能的貪污腐化 ，遂由監察院等機構合組 “中央清查團”，赴各地視察。雖然檢舉者極多，但追究結果皆是雷大雨小。總之 ，戰後的經濟接收是紊亂的 ，復建是遲緩的。 128 但是 ，不管是批判、肯定或質疑 ，都是外在的。最重要的，還是陳儀本人。他當年的態度究竟如何？面對這麼險峻的局面 ，他到底怎麼一一處理的？ （三） 陳儀本人的態度 由於中央軍事委員會於34年12月19 日即決定：除經許可徵用之外 ， “日本人一律不准留華”129 ，而資源委員會也在同一個月，主張 “資本國家化”和 “享受大眾化”統制經濟的立場鮮明。 130陳儀到了民國35年 ，更能率直施行民生主義政策。到了那一年冬的長官公署政務會議中，指示：明年度預算支出總數大約在35億到40億 ， “我希望絕對不越過四十億”，所以 “收入方面需要好好的整頓”。應闢財源，以分配到基層 ，應該就是他的抱負。以下是他指示的重點。爰分類記錄如下：131 “① 講到明年的收入 ，我最注意是專賣，希望能夠達到十億的專賣收入。我們要想達到這個數字，必須要從積極消極兩方面同時努力：132消極方面要加強緝私工作。 133積極方面 ，我們應該加緊研究製造技術的進步，來改良品質。 134同時要盡量節省開支以減低成本，達到價廉物美，盡人歡迎的目的，使一般私貨無法競爭。② 其次我是注意貿易的收入 ，希望明年有六億到十億的數目。 135③ 至於公營事業 ，我是主張必須要賺錢的。但明年一年 ，我並不做省庫收入的打算 ，以其自身的收入 ，作為其本身充實內部的資本。 136希其於明年一年以內，都能成為一個堅實有力的戰鬥體 ，不然要省庫再去幫忙是很困難的，所以希望他們能自力更生，而且希望企業機關必須糾正現在用人浪費的普遍通病。④ 公署與台灣銀行的帳要趕快整理一下 ，其中屬於各企業或貿易局的欠款 ，如可繳庫的，要盡量繳納⋯。⑤ 日產處理委員會盡可能提前結束 ，未了案件可移交主管機關辦理。” 根據另外兩次政務會議記錄 ，陳儀還主張：① 原料盡量用自己生產的，必要才進口。137② 人事方面，省參議會建議縮減人事費兩成（一成挪用教育水利衛生交通一成減輕人民負擔），他說：“切實照辦 ，不要跟我提困難。” 138③ 田賦分配 ，中央規定 ，縣五成，省兩成 ，中央三成。本省因中央部分收入省庫 ，陳長官指定：“省的兩成也給地方，但請縣市所得提出一成 ，由省統籌分配。” 139④ 國民教育方面 ，由於經費困難 ，財政處嚴處長乃主張 ：“今後田賦附徵公 、學糧由縣市統籌充實教育經費。” 140⑤ 各縣山林收入 ，農林處趙處長：六成歸縣 ，四成歸省。 141 綜觀以上主張 ，並無不當。其實 ，與三民主義原意，也頗符合。而藉着對當時企業的經營，他的政績是輝煌的 ，可以表1來客觀呈現：。”126。”127

表1 1946年9月之台灣、上海物價對照表（台幣∶法幣為1∶35）資料來源 ：1. 陳正卿 ：《試析台灣 “二二八”起義前的四大經濟矛盾》 ，載於李敖編 ：《二二八研究續集》 ，台北 ：李敖出版 社 ， 1989 年 ，第179 頁 。2. 翁嘉禧 ：《二二八事件與台灣經濟發展》 ，台北 ：巨流出版社 ， 2007年 ，第194 頁 。六、民國36年 到了二二八發生的民國36年 ，大陸方面早從年初開始 ，局勢已經逆轉。到了1月8 日，從民國34年12月下旬即前來調停國共爭奪的美國特派員馬歇爾上將 ，不得不宣佈調處工作失敗 ，並離華返美。中國的局勢已經不利於中國國民黨以及即將行憲的中華民國。台灣相形之下則十分穩定 ，因此陳儀一方面實施國營，另一方面則繼續追究當年哪些台人是 “漢奸” （一） George Kerr的看法 但是 ，中國的內政不引起Kerr的興趣 ，他看不慣的就是以蘇聯為首 ，所實施的國家社會主義政策 ，Kerr嚴厲地批判陳儀 ，故而提到在民國36年初 ，陳儀的親信更以 “極端的壟斷制度” ， “控制”全島的經濟生命。 Kerr說 ：這便是陳儀所謂的 “必然的國家社會主義” ，也是最後造成民國36年 “台灣抗暴”的原因。 142 他又說：台北街頭巷尾到處貼有 “狗去豬來”的標語。同時私人的談話中， “日本狗至少還會看護我們的財產 ，（中國豬卻⋯⋯）”屢聞不鮮。 143以下繼續介紹他的批判： 1. 糖工業 Kerr以最重要的製糖工業為例。指出：遠在1939年 ，台灣的糖產量即已超過140萬噸。在1945年時大量的糖料曾囤積等待運往日本提煉。多半的糖廠雖有失修和損壞的現象，但並沒有受到多大的炸毀。然而日本投降之時，行政院院長宋子文馬上命令將糖大量運出。來自香港的報導說，大量的糖已由台灣直接運到香港的私人倉庫裹。最低估計是15萬噸，最高估計達60萬噸。沒有人知道正確的數字 ，但很顯然台灣的儲糖已不翼而飛！144 Kerr說：在1946年，本來應該用以戰後復原的預備儲糖，卻被一掃而空。 145更糟糕的是1947年 ，在的中國政府管理下， “全部糖產卻不過3萬噸而已！”“這個數字差不多等於1895年日本尚未領台時的產量”。因此 ，他下了斷言：“這真是中國人管理下經濟命運的最好寫照了！ ！”146製。品名價格麵粉（袋）玉米（百斤）煤（噸）白糖（百斤）棉花（百斤）火柴（箱）藍布（尺）台 灣 上 海 比 率（台幣 、元） （法幣 、元）1，479.6 92，400.0 1 ∶63800.0 14，600.0 1 ∶18666.7 16，700.0 1∶ 251，061.1 310，000.0 1 ∶3083，000.0 2 10，750.0 1∶ 704，166.7 692，500.0 1 ∶14215，600.0 602，100.0 1∶ 393，000.0 10 1，000.0 1 ∶34大米（石）

2. 財政 Kerr又說：高雄附近的煉油廠 ，在1944和1945年間，曾被炸壞 ，但可以恢復戰前的計劃產量，年產1億加侖的石油。中國大陸沒有一項可以與這3種產業的技術發展和規模相比。 147 新的處理辦法是新成立7個公司，由國家資源委員會、台灣省政府和一些沒有公開具名的大陸私人財團加以共同經營 ，這7家公司把日本所有留下的產業全部網羅：發電廠 、糖廠、化學肥料廠 、紙廠 、鹽廠、機械工廠和造船廠 ，包括基隆陸上船塢。從此以後，不管美國或聯合國給與這些工業的援助 ，都是既給國民黨政府又給大陸上的私人投資者。⋯⋯剩下來的才由陳儀的處長們去分贓。 148 Kerr更指出：“台灣人幾乎被冷凍起來了。他們正要為生活掙扎，重振他們的小本工商生意，沒想到和他們爭飯碗的 ，卻是那些政府官員。”1946年底 ，台灣人民已經完全任由3大機構去擺佈了：① 財政處限制了台灣人私家向外國借款 ，同時也限制向國內借款。② 運輸交通處，強烈控制各種貨物的流通。而③ 台灣貿易局 ，則硬性規定市價 ，使得黑市到處都猖獗不堪。這樣又使那些執法人員，刮得大量賄賂的財富。 149 3. 糧價與失業嚴重 Kerr寫道 ：台灣人很自然地拿這些困苦的環境和他們在日本時代的好日子相比。糧食的指數在 1945年的11月是3323 ，但是在1947年1月時已經高漲到21，058 ；建築材料的價格從949漲到13，612 。 150 “農民是最慘的了，他們急需化學肥料 ，可是儘管各地方的肥料工廠已恢復生產 ，盟國方面也紛紛向聯合國救濟總署 ，捐贈幾萬噸的肥料 ，結果肥料的指數 ，戰爭末期只 139 ，到了戰後的1947 年1月，卻高漲到37，560 。”失業成了嚴重的問題。製造工業在戰前僱用4 萬人到5萬人，在戰後14個月時僱用的人不到5千人。 151他引用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報告 ，指出1946年底，失業的台灣人，開始流回鄉村故居去幫農田的閒工 ，同時帶回他們的失望與怨恨。 152 對於Kerr的這些指責，當代經濟學者的看法如何呢？（二） 當代環境與學者的看法翁嘉禧的研究 ，部分證實Kerr的說法，但進入更客觀而深入的層次。以下分五點說明： 1. 產業 1946年及1947年的主要農作物產量 ，皆比戰前的年平均量減少。此乃戰爭造成田地荒蕪及水利失修 ，另外1946及47年的水災、旱災、雹災與蝗害亦是主因。再就整個工業而言，收復區的工業復員，如與日據時期比較 ，除了煤油、汽油增長較快外 ，其他各業之產量均少於日據時期 ，尤其電力、煤炭、鋼鐵、水泥、肥料 、紙等之復員率 ，還不到一半。翁教授指出：就工業產值來看，到二二八那一年的6 月前的復員率，僅為日據時期35％ 。 153 2. 財政 ① 通貨膨脹嚴重 戰後中央政府之財政赤字，一直是個困擾問題。民國35年軍費所佔比率59.9％ ， 36年為54.8％ ， 37年則高達68.5％ 。 154而軍費的鉅額超支，是導致收支無法平衡 ，濫發通貨的原因。中央政府不足65％的財政赤字 ，155惟有仰賴中央銀行增加法幣的發行來融通 ，因此更加速通貨膨脹之惡化。 156 ② 物價 抗戰勝利後，囤積貨物大量流入市場 ，加上日本待遣軍僑拋售物資，使得各地物價紛紛下跌。 157從35年起 ，物價呈現快速上漲 ，全國的平均物價已較勝利時上漲2倍多，而上海市更達13倍多，到了36年物

價則出現飆漲狀況。物價暴升原因複雜。 158但與陳儀無直接關係。而且陳儀之對平抑物價 ，也有功勞。 ③ 金融市場套匯 此外，翁也指出問題所在：藉着匯率變化的炒作獲利行徑 ，在光復初期的台灣的確相當明顯。根據台灣銀行1946年4到8月統計，該行此期匯往南京、上海、廣州等地之款項共39，274筆 ，總計573，446，000元台幣，平均每筆15，000元台幣。而當時匯入台灣的款項共160筆 ，共計678，907，000元台幣 ，每筆平均在4，000，000元以上。出入款數額差距竟如此懸殊 ，證明大投機商對台灣金融市場之熱衷 ， 159當然其賺取之利差更是可觀了。 160 3. 土地與公營事業 頗多土地，表面上為日本人名義，實際上仍為台灣人所有 ，或為台灣與日本人共有者，當日本人被遣送回國時，將土地贈與台灣友人，或以低廉價格出售，或以抵充債務 ，內容至為複雜 ，確認則甚感困難；其次，日本的公私企業中，彼此債務債權均有牽連 ，而台灣人所持各會社（公司）之股份 ，因資料不全 ，清理亦屬不易。 161 高度的統制，須要廉潔及有效能的政府為後盾。雖然陳儀為人正直、生活簡樸。但是其手下官員，卻是禁不起誘惑 ，反而貪污盛行。當時報紙對於貪污事件的大幅報導及貿易、專賣兩位局長因貪污受停職處分。而貪污腐敗所引發的經濟惡果，在台灣人民醞釀起熱辣辣的憤怒 ，此乃導致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原因。 162 4. 稻米產量 、 米價及糧荒 日據末期 ，台灣糧食生產由最高峰的140萬噸降至1944年的107萬噸。而在台灣光復時的民國34年 ，發生嚴重歉收，產量只有63萬9千餘噸。據當時全台消費量約須886，000噸，不足約247，000噸，因此 ，糧食是光復初期最嚴重的問題。 163針對此一問題 ，長官公署沿用日據末期的徵購配給制度 ，並於10 月31日頒佈《管理糧食臨時辦法》 執行效果不佳 ，164遂於民國35年1月廢止徵購配給制。並依民意測驗結果：贊成配給者24，404票，反對者32，656票，順從民意 ，准許糧食自由買賣流通。 165 米價到民國35年底大致還能撐住 ，但到36年初 ，糧荒危機卻爆發了。 166名義上允許糧食自由買賣，實際上政府仍控制整個糧食之供應和行銷 ，低糧價結果，農民生產意願仍無法快速提升 ，加上35年9 日的大颱風，使市場供給量銳減。 167政府透過農會系統，大量調動米糧 ，轉運大陸圖利，益使台灣缺糧更嚴重。168 36年2 月初 ，久受抑制之米價 ，亦如脫韁之款馬 ，更是取黃金而代之 ，成為經濟風暴的中心 ，米價由每斤平均10餘元 ，直升到40 多元台幣。 169 5. 台北市已組成反運動的團體 民國36年2月，米店拒售或一日三市情形已經非常普遍。 1702月下旬 ，台北市出現 “台灣民眾反對抬高米價行動團”，此一組織在元宵節散發傳單，內容是：“本省為產米巨區，全省所產米量，不僅供全台消費有餘，且可輸出外地，絕非糧荒之因，純乃各地奸商巨賈地主囤戶操縱之故。⋯⋯既可痛恨 ，又極該殺。本團為生活之驅使 ，為全台民眾之生命爭鬥，⋯⋯決定於三日後，率領民眾實行搶米運動 ，並制裁囤積魁首 ，以申正義。特先警告三點：一、自即日起 ，限囤戶以囤糧出售；二、米價最高不得超過20元 ；三、奸商應以孽財捐獻 ，救濟餓死者之遺孤及失業民眾。”171加上當時的拍賣日產不當 ，所引起的屋荒 ，台灣的危機四伏 ，已陷入瀕臨爆發變亂的邊緣。 172（三） 相關報告台灣的二二八事件 ，與台灣經濟發展是否存在着因果關係？從以下中央政府高級官員的相關報告，可

以窺見一二： 1. 蔣夢麟呈蔣主席 事件弭平之後的3 月25 日，蔣夢麟在呈蔣主席的：“處理台灣事件辦法建議案”中，主張縮小國社主義的範圍。他說：“台灣公營事業範圍盡量縮小” ，其原則為：① 凡重工業及民力有所不勝者，應以國營或國省合營為原則 ，如石油礦、銅礦 、鋁礦 、燒鹼業等；② 凡已接收之工廠 ，不得停工 ，應使繼續生產 ；③ 凡公營之輕工業 ，應盡量售予民營；④ 各項公營事業 ，人民仍得依法經營之；⑤ 糖、紙兩項民生工業 ，應發行股票或分廠陸續出售。 173蔣夢麟要走的，是自由主義經濟的路線。 2. 何漢文呈蔣主席 但是 ，就在同一天 ，何漢文呈蔣主席：“建議台灣事件善後處理辦法”174 ，以所謂 “改變原有統制與特殊化之消極政策，易以積極開放發展”之政策，其實卻更由中央政府控制。他的辦法如下：① 東南行轅設立經濟委員會 ，指導台灣經濟政策之決定與推行 ；② 取消專賣制度 ；③ 取消台幣制度；④ 中小以下企業 ，盡量撥歸民營 ；⑤ 中央應以大量資金維持並補助台灣特有產業之發展。兩個人的意見，南轅北轍。 3. 白崇禧呈蔣主席 再看3 月17 日台灣國大代表等致白部長、陳長官電文 ，175以及4 月14 日白崇禧呈蔣主席 ，176以及4 月16 日 “台灣善後辦法建議案”：“對今後台政改進意見” ，則均強調在政治制度上，做小小幅度改革177 ，也就是說：“撤銷專賣局 ，改為煙酒專賣局 ；撤銷貿易局 ，改為物資供應處。”更與上述2人不同。但是 ，仍然兼顧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以及二次大戰前後所流行的國家社會主義。 178 綜觀以上報告與決議 ，可以印證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推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及二次大戰前後所流行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決心 ，是十分明確 ，而且幾乎不證自明的。 （四） 陳儀本人的作法 在政治建制的特殊化中，主張經濟的高度統制，既係國策 ， 36年1月中旬，陳儀遵守中央政府指示，在政務會議中指示： 1. 荒地及財產都移交土地銀行 “公有土地收租我已通知歸糧食局負責辦理 ，同時與財政處地政局密取聯繫” 。又說：“原由地政局接收台拓的設有土地 ，除已放租水田旱田外 ，其餘荒地及財產都移交土地銀行。” 179 陳儀強調：中國一般銀行，大都是濟富不周急的，富人借款容易，利息低，窮人借錢困難，利息高。土地銀行的任務 ，是要周急的，利息要低 ，期限要長 ，其業務對象是農民。只要農民不藉此轉借牟利 ，凡於經營農林懇殖時需要的資本 ，可以向它借貸。 180 總之， “我們為使土地銀行達成這種低利長期貸款的任務 ，自然須有充裕和穩固的基金 ，所以我想將台拓的產業 ，除已經放租的土地外 ，全部財產都給土地銀行整理經營 ，所有帳冊人員都移交給它。” 2. 與法幣的兌換 一月下旬，陳儀仍然樂觀地指出：“現在法幣頭寸不多，物價難免不因此趨漲。只要我們法幣一多，匯率提高 ，物價自然下跌。”3. 不用外來貨、盡量外銷

“我們這半年內希望凡是不必要的 ，要決心不用外來貨 ，本省各公營公司所有產品 ，只要不虧本 ，務必盡量外銷 ，換取法幣，只要法幣充足 ，匯率就可以提高。”“台幣信用一定日趨穩固，到本年六七月，我相信囤積貨物食糧 ，或將台幣便宜賣掉的人一定要吃虧。” 凡是生產上必須補充的器材與必需品，最好都在省內搜購 ，不得已才用省外或國外的 ，除書籍等可託台灣書局代購 ，其他都要經過貿易局代辦，不要私下購買 ，否則 “台灣銀行應不匯款 ，會計處不予核銷。” 181 4. 經濟警察 同一時間，陳儀指示：“過去日人統治時有經濟警察，我們以前因為普通警察都還沒辦好 ，又怕人民恐慌，所以沒有繼續。今年工作重心特別注重生產，普通警察的佈置也大致就緒 ，為發展本省經濟，所以有設置經濟警察幫助生產工作的必要。⋯⋯所有工礦農林交通專賣糧食與生產建設部門都是他們的工作範圍，不過我希望今年尤其要特別注意專賣與糧食兩方面。” 182 陳儀認為：“政治建制的特殊化與經濟的高度統制 ，是主席（蔣）交代我的二項基本政策。” 183同樣的，他也經常以孫中山的 “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為其經濟政策辯護。因此 ，他野心勃勃地要建立起以生產、貿易、金融、運輸為四大支柱的公營事業體系，配合專賣制度及 “合作工商”、 “合作農場”的統制經濟體制。此種主張至二二八事件後，其仍相當堅持 ，由此可見其對經濟統制之熱衷與執着。 184 從以上檔案局甫行整理公告的政務會議檔案，來倒看歷史，可以見到陳儀昔年回應的原貌。如果再加上對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 ，陳儀處理台灣駐軍兵力的方式，就可以完全證實：這個人不僅是標準的經濟統制之熱衷與執着者 ，而且過於浪漫。民國35年夏天，東北中共軍隊轉守為攻 ，國軍之優勢便逆轉 ，從此一蹶不振。而國共內戰亦影響台灣軍隊的調動 ，例如來台不久之第62軍與70軍之調離台灣 ，及二二八事件發生後 ，中央迅速決定派軍隊渡海來台 ，足見台灣的軍事佈局亦受國共內戰情勢之影響。 185 以下是二二八事件發生時 ，全台駐軍兵力僅2000 多人的詳情。 全台僅剩下一個團，外加一個也無戰力的工兵營。第一營駐在中部（計有中部一個連 ，嘉義一個連）。第二營駐在北部。第三營駐在南部。 186參見表2 ：表2 二二八事變時高雄地區官兵統計表187說明 ： 總計當時國軍（陸海空）約1萬多人 。與日軍當1945年時有18萬人 ，不啻天壤之別 。加上憲警 ，兵力僅2萬人 。 防守各地數以千計之政府機構 、彈藥庫 、機場 、倉庫 、醫院 、港口、監獄 、警局 、銀行 、沿岸碉堡 、部隊據 點之外 ，實已無力他顧 。 其中駐紮南部的營，監護地區極為遼闊：第九連在台南、岡山一帶 ，駐有一個重機槍連 ；第8步兵連駐屏東；第7步兵連駐高雄市區。以下再細看駐紮高雄縣市的第7步兵連及營部。 高雄市的監護勤務由一個連（第7步兵連）負責，第一排駐守左營煉油廠；第二排駐守小港機場 ；連部率第三排駐守105後方醫院（即高雄陸軍第2總醫院）；迫砲排駐守山下町鐵工廠。 188 到了36年二二八事件剛剛平息的3月13 日，陳儀根據與處委會折衝的經驗 ，他明確地指出：二二八示威的關鍵，在政治的形式。他說：財政經濟仍須維持原有政策，不能改取放任態度 ，有方法可以改善 ，部別 整第21師獨立團 高雄要塞 海軍台澎專員公署主官姓名 何軍章團長 彭孟緝司令 高如峰專員 現有人數 官 ：196 兵 ：2731 ?合計 ：2927（2127） 官 ：345 兵 ：2448合計 ：2793 官 ：299 兵 ：2098合計 ：2397備考 主力任監護 可資使用者惟守備大隊 無戰力

人事可以調整。以下是關鍵：他說得非常精確：“對於專賣貿易兩局，多數明白事理之本省人，並無主張廢止者 ，彼等只要求多參加本省人而已。” 189 同樣就在3月間，主席蔣中正的詮釋 ，也表現出非常平時的意見。撇開政治不說，在對台灣民眾廣播詞上 ，蔣說 ：①“民生工業之公營範圍應盡量縮小，公營與民營之劃分辦法，由經濟部資源委員會迅呈報試院核准實施。”②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現行之經濟制度及政策，其有與國民政府頒行之法令相牴觸者，應予分別修正廢止。”190 改制後的菸酒公賣局 ，其經營型態並無多大變化 ，仍是政府財政的重要來源 ，根據資料顯示 ， 1947年繳庫情形有增無減，預訂繳庫總額為10億元，佔當年省庫收入25％ ， 1947年1至5月前專賣局結束，共繳庫3.4億元，6到12月共繳庫6.6億元 ，年終又追加1.5億元，191足見煙酒公賣局在財政上的角色 ，極為重要。 192七、綜評陳儀的國社主義治台 本文以代表各種立場的學者，對二二八時期陳儀的描述，摘其重點加以客觀比對。比對的項目，包含撰文者的政治思想、政治立場、學術專業，以及在民生主義之內，涉及當年中華民國國策、元首之政策、當地政府因地制宜之措置等。而在具體措置之中，又分用人、財政、經濟三目。在這三目之內，再挑重點加以具體比對。 因此 ，以下先綜述西方人、留在中共大陸的陳儀部下、研究陳氏民生主義有成的當代學者的主要論斷 ；接着藉新見檔案重返當年 ，憑以重新檢證上述學者專家之論斷而為第一項，再在第二項做出陳儀實行民生主義與否之詳情的論斷。由於是從後人看法出發 ，再回頭檢證 ，因此稱為 “倒看陳儀”（一） 倒看當年 1. George Kerr 以 “國民黨的骯髒軍人”為基點，展開一系列動態、深刻、既有見證、又有豐富史料的當時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 ，對於陳儀 ，他的論述 ，可以用以下的引文予以濃縮：“台灣人對 ‘光復’的熱心僅維持了將近6個禮拜 ，便到處出現了諷刺國民黨軍的漫畫 ，把陳儀畫成肥豬一條。陳本身確實是既胖又矮 ，細眼厚頰 ，因此極易成為漫畫諷刺的對象。台灣人的失望不是沒理由的。” 193 對於陳儀統治的功效 ，他下了定論。他說 ：在這種環境下 ，貧富的極端不均發生了。他舉了3個例子：①少數富裕的台灣中產階級開始失蹤了；② 來自上海的男女新貴，卻過着空前的奢侈生活，而破衫襤褸的挑販和乞丐，在台灣第一次變為常見的現象；③ “我的一些台灣朋友深深地抱怨說，他們只好放棄城裹的生計 ，回到鄉村去種田了。”因此 ， “我猜這正是陳儀的處長嘍囉們 ，處心積慮強迫他們去的地方吧 ！” 194 從這麼一種推論以及歸納的方式 ，可以很清楚看出父親為在台富商的Kerr195 ，身處個人式自由主義（individualistic liberalism）的美國，而且出身生意世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被美國軍方吸收，派來台北 ，假英語教師之名 ，蒐集情報 ，以便軍事佔領台灣。 Kerr在這種背景下，以台灣專家自命 ，加上自信滿滿，根本不可能了解流行於1940年代歐洲的國家社會主義，同時也極端看不起在苦難中國之內的新精英陳儀、蔣中正、孫中山等 ，不能體會中華民國開國者、實踐者的想法。也因此 ， Kerr會有以下這一句非常離譜、根本不懂三民主義的總結。他說：“早一天把台灣弄得像大陸那樣生活悽慘的話 ，國民黨就早一天易於統治台灣的經濟。”196這種評語，與真相的距離太大，而且十分膚淺。。

2. 陳儀舊屬的回憶 陳儀舊屬的看法，就比較貼近事實與深刻 ，但當年的時空以 “打蔣”為主軸，仍不夠客觀。嚴家理指出治安空虛責任在蔣。他說：當 “二二八”事件發生不久，陳儀還沒有離開台灣時 ，陳儀幕府中有人透露出一個消息，說是國民黨中央內部反對陳儀的派系——主要是CC派 ，主張追究事變責任 ，紛紛要求蔣下令查辦陳儀。 蔣則認為台灣人民之所以敢於起來暴動，是由於陳儀堅決執行了他的命令——將中央軍調出台灣 ，補充進攻 “解放區”的兵力，造成省防空虛 ，給台灣民眾可乘之機。陳儀親自制訂 《台灣三年自治計劃》 ，認為台灣警務處處長胡福相，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人，只要依靠警察便可統治台灣 ，不需要留駐過多的軍隊。因此便將駐台蔣軍全部調出。 197當時蔣是滿意的，認為這是陳儀對他的 “忠誠”。故曾在一次會議上說過：“我們要調兵開去前線 ，各省都推稱兵力不足，討價還價 ，不肯把軍隊調來，才弄到今天這樣子。只有陳長官深明大體 ，嚴格執行了我的命令。台灣這次發生的事件 ，我要負一部分責任 ，不應太苛責了他。”因此陳一離台，蔣即聘他為國民政府顧問。再一年 ，蔣又提出由陳儀主浙。 198 陳儀當時對蘇聯的建設計劃 ，極感興趣 ，有一次他看到 《大公報》 上登有關於蘇聯建設報導的書籍的出版消息，他即刻打電話通知部下去買。但他在思想上是傾向英國工黨的 “社會主義”做法。那時 “中英文化協會”出版的有關英國 “合作社”、 “英國國有化”等小冊子 ，推行頗廣 ，引起了他的興趣 。 199 後來因為主張親共，被蔣撤職 ，但他仍然篤信國社主義。民國38年 ，陳儀交卸職務以後 ，在2 月21日歡送會上強調說：“世界不斷革新 ，時代的巨輪總是前進而不後退。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說到末一句時，他提高了嗓音 ，全場震動。第三天陳儀就被毛森奉蔣令拘禁起來。 200後來中央政府撤台，把他也帶來台灣，並在台北處決。201 20世紀知識份子的 “鴉片”共產主義202 ，的確也為陳儀所深着迷與懷抱。但是 ，他與毛共的想法自然不同，而比較接近選擇性的國家社會主義。但是 ，他與蔣、毛都有同一特色：咸認革命為萬能 ，自認有能力掌握國家，至少也有一個省的命脈。其實不只他一個人不足以成事，再加上挑選組成的團隊，還是千瘡百孔 ，缺點畢見。 3. 當代學者的看法 戰後經濟問題叢生 ，並非單單台灣如此。財經情勢惡化 ，導致此種狀況之原因，國民黨6屆2中全會之 “對於財政金融經濟報告之決議案” ，認為主要是：一是中國先天不足，已成以貧窮之國家，又後天失調，苦戰8年；二是重要生產區域 ，大半淪陷，受到極大之破壞 ；三是抗戰以來，無力通盤之籌劃 ，不只徒為枝節之應付，兼有人謀之未臧存在。 203這種評論不能說錯，因為並不明確 ，翁嘉禧較具體 ，他舉三個例子： ①新舊政經體制交替中易生失調 在日本統治51年後 ，驟然地重歸中國國籍，在新舊政經體制交替時刻 ，人民自然會將國民政府體制下的行政長官公署 ，與日據時期的台灣總督府作比較 ，導致期望愈高 ，失望愈大。若根據當時的報紙、議會質詢紀錄與相關人物之傳記或文獻的解析 ，二二八事件前夕較為百姓所詬病的問題 ，主要包括6點：日產處理不當；經濟嚴厲統制的弊端 ；台幣與法幣匯兌的不公平 ；糧食危機 ；通貨膨脹惡化的困擾 ；稅制不合理。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有屬於結構性的，亦有屬於政策性的，另有更多是屬於人為因素。 204以下再舉第2公營事業及第3台幣政策兩點，來進一步討論。 ② 公營事業等經濟統制的衝擊 公營事業效率低又領先漲價：陳儀強調 “發達國家資本” ，因此主張公營事業規模愈大愈好。由於當時國共內戰正殷，中央政府本身財政陷於短絀 ，光復後台灣的經濟重建 ，財源上需自給自足 ，此使得賺取盈利的公營事業，成為行政長官公署的重要財源。在經濟統制下，陳儀透過專賣局、貿易局、金融體系及

公營事業 ，積極籌措經費 ，查1946與1947二個年度的預算中，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分別佔總稅入40％及42％ ，由此可知公營事業盈餘與事業收入對於省財政之重要性。205 惟事實常與願違 ，翁指出：公營事業的利益收入 ，以1948年為例 ，僅達預算額的22.5％ ，而佔總收額的比率為14.2％ ，與原先預算數差距很大。不過所謂從此可 “看出公營事業收入之極不理想” ，以及“為了應付不斷增加的政府支出，在公營事業經營效率未能提升下，惟有提高價格來彌補收入之差距”還有由於公營事業價格的不斷調漲， “更使通貨膨脹加速惡化。”206則有賴未來進一步評估，因為通膨在當年是個世界性以及全國性的問題 ，單看台灣 ，並不客觀。 ③ 台幣盯住法幣 對於台幣盯住法幣政策，非經中央核可，不得變更。而自1947年起 ，大陸通貨膨脹加劇 ，法幣貶值相當厲害 ，台幣對法幣匯率無法隨市場調整，對台幣是不公平，且對台灣經濟衝擊愈大。因此，白崇禧曾建議台幣與法幣之匯兌比率，按1∶35逐步調高到1 ∶50 ，以資補救。民國36年5月台灣省政府成立後，隨即在5月16 日公佈匯率調整為1 ∶ 44 。以後幾乎各月皆有所調整 ，到12月24 日已調到1∶90 。207 4. 相關報告 昔年日本殖民官員與刑警的回憶 ，對陳儀政府有直接見證 ，這一點極有助於重構當年史事。由於整個經濟管制政策 ，完全統制台灣商品流通 ，事後仍為中華民國政府所基本上遵行，並且進而導致台灣經濟起飛 ，因此當年有人甚至認為其 “充分表現出官僚資本的掠奪性、壟斷性、盲目性。”208故而 ，台灣經濟呈現一片蕭條淒涼的景象，亦仍須重新評估。 209 民國35年7月， “二二八”之前半年 ，台灣旅滬6團體向國民政府中央當局請願時，曾提到：今台灣既已光復 ，戰爭既已結束，本應即時取消專賣與統制，以符國策而解台民於倒懸；台省當局不惟計不出此 ，變本加厲 ，反將統制範圍擴大，遂致工廠停業、商店關門，造成廣大的失業群，而物價在其操縱之下飛漲 ，民生的凋蔽莫此為甚！” ， 210只可看出經濟統制政策，對商人的心理以及期待有所違反。至於其是否真的打擊台灣經濟 ，則須再進一步檢視。 211（二） 倒看陳儀 1. 陳儀本人的意見 前已言及 ，陳儀自信具有統治台灣的能力，既親自制訂 《台灣三年自治計劃》 ，又大刀闊斧地，具高度雅量地 ，容許省參議會議員郭國基212 、韓石泉213等對他的團隊的嚴格要求，積極改造台灣省政府及地方政府 ，又信任警務處處長胡福相 ，認為台灣只要依靠警察便可統治，不需要留駐過多的軍隊。因此便由蔣將軍隊 “全部調出”。214當時蔣介石是滿意的，認為這是陳儀對他的 “忠誠”。蔣並曾在會議上指出：“台灣這次發生的事件 ，我要負一部分責任 ，不應太苛責了他。”也因此陳一離台 ，即被聘為國民政府顧問。215 本文也已指出 ，在處委會精英所提32條中，涉及國有政策僅2條（第28 、29條）。 216而且，處委會在主張撤消專賣局的同時 ，強調 “生活必須品實施配給制度” ，則基本上肯定陳儀的國社主義。而他們所要求撤銷的專賣局也沒撤銷 ，僅稍作調整即繼續營運。中央政府遷台以後，幾乎全面接受陳儀當年的安排。 2. 綜述陳儀施政 陳儀的政策 ，幾乎完全根據國民政府對台灣的政經政策，也就是依照孫中山三民主義原旨，再加上蔣的指示 ，之後 ，根據陳本人對台灣現況的掌握 ，做微幅的調整。 總括陳儀新政府 ，在面對新情勢時 ，所推動的一些經濟政策，對台灣經濟的後續發展 ，帶來某些直接。“ ⋯ ⋯

或間接的正面影響。翁嘉禧有十分公允的歸納：217 ① 糧食方面：包括政府對產銷通路、資金、水利設施、肥料的掌握 ，以及田賦徵實等維持低糧價政策 ，使台灣能度過1950年左右的經濟風暴，並奠定經濟發展的基礎。 ② 土地改革方面：民生主義其他項目包括合作農產的推展、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政策等 ，在二二八事件後更加速推動。 ③ 公營事業發展方面：政府一直希望其扮演經濟發展主軸的角色，故對其掌控亦從未放鬆 ，公賣事業的管理與收益，在財政貢獻上亦具關鍵性。 218 ④ 菁英階層經濟地位的轉化方面：當時在社會主義思潮 ，以及發達國家資本、平均地權等主張影響下，這些菁英看出大型私有企業與大地主的發展空間有限，加上後來中央政府播遷來台，進入戡亂戒嚴時期，使大多數社會菁英迴避政治 ，改向經濟、文教路線發展 ，亦有助於台灣中小企業的崛起。 219 總之，從經濟觀點來看：陳儀在台幣制度的獨立維持 ，匯兌措施的調整、扼止通貨膨漲政策 ，以及對外貿易政策的調整等 ，這些戰後初期的摸索經驗 ，對兩蔣來台以後的38年之中，台灣經濟的後續發展 ，皆具有正面的導引作用。八 、 結語 陳儀治台的成效，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不宜遽下判斷。要從許多層面先行檢視 ，之後再歸結出因果理路。過去學術界每從不夠專業的一般歷史來看，220 結果深受時代變遷所形成不同時空的影響 ，造成後設性論證的 “以今非古”的 “結論”。2 21過去的觀察者多不夠深刻 ，其中許多人無不先立定自己的主觀地位 ，而只在意識形態上，用適合行文時的意識形態來總結。 222結果，一方面有 “色彩”；二方面 ，又以成敗論英雄。造成60 多年前的歷史 ，今天仍以情緒為主要論斷的遺憾。 作者以政治學和擔任公務員的經驗 ，謹慎地在本文藉用富科學精神的經濟學方法，以檔案局新近公開的史料 ，加上過去史學界嫻熟的相關檔案，再回溯20世紀亞洲的大革命 ，以及兩大戰爭和共產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冷戰的大背景 ，深入研究從日本領土 ，剛剛變回為中國領土的台灣 ，在主張三民主義（基本上反帝與反資本主義）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主導下，責成學習歐美，又繼承傳統 ，同時為領袖所支持的陳儀，以軍政長官身分 ，積極實踐其理念的詳情。 陳儀不僅如賴澤涵等所證實的廉潔，律己嚴格 ，作者發現：也對部屬有許多期許 ，而且非常執着於三民主義，以及1930年代開始流行的國家社會主義。 223本文證實：由於蔣中正的叮嚀與期許 ，他受到鼓舞 ，故能根據台灣本土的需要，做相當大膽的推動。224在政治（含軍事）、經濟（含財政）兩方面 ，他相信台灣人民，更對自己的統治能力有信心 ，因此天真地在軍事上採 “空城計”之法：除了監護各軍事據點之外 ，全台幾乎沒有部隊！ ！以便同時全力投入統制性經濟 ，以及自治性議會政治。 但是，本文進一步的發現，就十分敏感，而且牽連殊廣。首先以民生主義為精神的中央型經濟統制與以民權主義為精神的地方型政治自主 ，基本上完全矛盾。其次 ，作者也發現：民族主義也與民權主義衝突。 按：中央型的民生主義，符合民族主義與 “中華民族”型國族主義，225但卻嚴重打擊台灣由台灣人統治的基本民主原理。但是即使矛盾 ，陳儀卻必須實行。精言之，陳儀的同時實行統制經濟與地方自治，卻是三民主義中，民權與民生兩大主義在台衝突的開端。至於 ，在民族主義上已經 “實踐”的，是台灣回歸中國。可是，從中國抗日的立場看，則昔年配合日人的台人精英 ，就要被追究是否 “漢奸” ！同一時間的民族主義收復失地與抗日的兩大主張 ，竟然是相互衝犯的。以陳儀的智慧夾在裹面，三民主義必須實踐的國策以及主義內部的矛盾中，他應該是清楚的 ，但卻毫無怨言地實行。

民權主義要求個人式自由主義自治，自須尊重私人。可是 ，民生主義堅持 “發達國家資本、抑制私人資本”，則以公營、政府介入優先，並且在領導階層又帶來外省精英，恰好在本質上，已與個人自由，在實權上，又與地方人士自治相對沖！經濟統制與政治自主以及嚴懲漢奸和重用台籍精英之間，都存在着基本上的矛盾 ，這是三民主義 ，在民族主義已經 “實踐”之後的兩大主張 ，陳儀夾在裹面 ，已經危機重重了。但是 ，他並不因此退怯。 以孫中山信徒自矢的陳儀，其社會主義統制思想要想落實，成為政策 ，再成綱領，制訂計劃，再在各個層級的各個部門，針對各行各業加以實踐 ，是非常複雜、龐大的政治工程。需大量知識226 、公正、熱情 ，而且執行者既能談判妥協 ，又會堅持原則。陳儀及其團隊成員，不可能超越時代的侷限，沒有任何一人可以完全達到這個火候。 從中華民國的立場看，由於日本 “意外地提早”投降，使國府不只還沒對接收所有失地做好準備，因此 “誤簽”中蘇協防條約 ，而且也對淪陷區以及東北、台灣等日本統治區缺乏認識。故而造成在相對無知的狀態中接收 ，尤其是對東北與台灣。 更何況他們又受到中國共和革命意識形態所羈絆 ，要在一個已經自有一套結構的陌生地，灌輸由中華民國政府帶來的國策：既堅持民權主義的步向議會民主227 ，並以地方自治為最高鵠的。結果是給予台灣人過於高度的民主期待 ，來執行反民主的社會主義統制。因此一開始政治上問題就十分之多。 228 但是相對於東北在1948年底已經幾乎完全喪失，台灣則至今仍為中華民國而言29 ，陳儀比防守東北的熊式輝、衛立煌等人 ，已經高明許多。因此，從整個大局來看，大陸會整個淪陷，海南島也棄守，只有台灣留得下來 ，除了後面的孫立人、陳誠守台有成之外230 ，前面的陳儀應居第一功。 不過 ，從較微觀的二二八事件的元兇為誰的角度看 ，則陳儀必須背負三民主義在台實施之惡果的原罪。結果因為客觀環境根本不適合 ，能力及公正性不足 ，再加上民族主義原有的排外式報復性格 ，使陳儀私下探查日據昔年的皇民奉公會成員名單，既冠以 “漢奸”稱謂，更要排除其任官的機會。查台灣社會原有的精英 ，在日本統治下 ，全部都是日本國民 ，自須配合。事實上 ，絕大多數也都配合 ，這是歷史的無奈。現在所有精英在中華民國統治之下，全部都變成中華民國國民。昔年的傑出國民，光復後他們本人一樣傑出 ，卻在陳儀眼中成為 “漢奸”！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激起陳儀及其領導的政府與部隊，大刺刺地清算台灣本土精英。造成強調國權的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聯合壓迫民權主義，結果帶來統制經濟與地方自治的矛盾與衝突！ 三民主義的三個主義之間的嚴重相互牴觸，使陳儀在台灣的所有努力，竟以台籍菁英策動，台籍日本兵、浪人 、流民為主力的二二八事件告終。 從中國整個歷史的宏觀來看 ，一力實行西方民主於中國的中國國民黨，231以及戮力實行孫中山主張的蔣中正 ，也因為誤認中國可以實行民主憲政232 ，而接在陳儀之後，丟掉他經營了22年的整個大陸。233民國史的前面38年 ，具體證實：自相矛盾的三民主義234 ，同一時間全部落實在當年破落的大陸235 ，與戰後回歸 ，但心態迥異的台灣236 ，都是不適合的237 ，特別是民權主義。238 （感謝黃種祥先生幫助找尋資料 ，翁嘉禧副教授提供其大作部分電子檔 ，以及朱麗蓉、尹淯瑱小姐代為輸入。其次感謝福建社科院研究員王杰、台北民間學者武之璋 、佛光大學助理教授戚嘉林 ，以及二二八事件前輩學者賴澤涵教授的指教。 ）

註釋 ：234567891011213141516171819202 1222324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的 ：它變成民主進步黨鬥爭中國國民黨的工具 。民主進步黨政府在2007 年 ，以御用的國史館館長張炎憲 、中研院副研究員陳儀深等人 ，批判當年的國家領袖蔣中正 。結果造成蔣是二二八元凶的 “結論” ，屢在社會上興起波浪 。《維基百科》 ，網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5％84％80 ， 2007年10 月26 日。劉紹唐編 ：《民國人物小傳》 ，載於 《傳記文學》 ，第36 卷 ，第6 期 ， 1980 年 。連批判他最兇的George Kerr ，也認為他是在實行國家社會主義 。只不過出身富商的美國情報員 ，沒有體驗過資本主義的禍害 ，無法接受這主義。詳見Kerr著 ，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 》，台北 ：前衛出版社 ， 1991年 ，第六章 ， 《陳儀的國家社會主義》 。薛化元 ：《陳儀》 ，載於許雪姬主編 ：《台灣歷史辭典》 ，台北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2004 年 。內政部警政署檔案 ：《沒收陳儀逆產》 ，國家檔案局檔號0039/057.54/18要求撤廢專賣局與貿易局 。黃彰健亦作如是觀 ，見黃彰健 ：《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 ，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07 年 。即 ：時間上以古今對仗 ，既從今天 ，從昨天 ，也從當年 ；空間上 ，既從國人 ，也從外國人 ；態度上既從反對者 ，從部屬 、支持者 ，也從當年來客觀中立者 ；易言之 ：要避開 “以今非古” ，改以經濟學 、財政學與政治學出發 ，結合歷史知識 ，證諸檔案原貌以及中華民國憑以肇建的理論基礎 ，來超越情緒 ，戳破當下成見 ，重建當年真相 。例如薛化元即認為 ：因陳儀 “接收及政策不當 ，加上吏治不彰 ，經濟惡化” ，所以導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 。作者另有多篇文章分別討論 。參見 “參考資料”賴澤涵 、馬若孟 、魏萼著 ，羅珞珈譯 ：《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 ，台北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 ，1993年 ，第141頁 。蘇嘉宏 、王呈祥 ：《陳儀在台主政期間（1945-1947）的經濟政策 ：孫中山先生 “民生主義”的實踐與背離》 ，載於《國父紀念館館刊》 ， 2003年 ，第55 、 67 頁 。賴澤涵 ：《陳儀與閩 、台 、浙三省省政（1926-1949）》 ，中華民國建國80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 ：《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第四冊）——社會經濟史》 ，台北 ：近代中國出版社 ， 1991年 ，第320-321頁 。Kerr與Paine中文不好 ，而且無法進入陳儀政府核心 。為了蒐集情報 ，不得不透過對一些非核心人物的訪談 ，做成紀錄 ，並且未予證實即做成 “證詞” ，到處分送 ，甚至在對國務院或東京盟總的報告中加以引用 。經過 10 來年 ，為了升等 ，再拿出來 ，經過拼湊與渲染之後出版 。詳見Kerr， G. H.， 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 in，1965； Cambridge： Riverside Press， 1965）， “Notes” 。詳見朱 浤源 ：《Formosa Betrayed內容分析》（未刊稿）。省政府委員兼糧食管理處處長徐學禹親信周一鶚（惠生）與嚴家理兩人的回憶文 。嚴家理 ：《“公沽”始末》 ，載於王曉波編 ：《陳儀與二二八事件》 ，台北 ：海峽學術出版社 ， 2004 年 ，第60-61頁 。嚴家理回憶指出 ：張果為做了財政廳長之後 ，想進一步奪取省銀行 ，就在陳儀面前進讒 ，趕走了總經理陳錫襄 ，將自己的夾袋人物童國瑁委充總經理 ，而自兼省銀行董事長 。嚴氏用了批判性的兩個詞 ，其實並沒有這麼惡意 。陳儀的企圖 ，就是實行國營 ，故而不但要加以統制 ，而且還須賺錢 ，以便實行社會主義 。徐學禹來福建後 ，首先建議設立貿易公司 ，並在貿易公司下開辦了土產 、木材 、紙業各部 ，逐步將這些物資產銷業務壟斷起來 ，取代了特種營業稅 。同註18 ，第59-60 頁 。朱浤源 ：《孫中山地方自治的理論與實際——以二十世紀上半葉台 、閩 、粵 、桂為例》 ，載於 《“孫中山與日本殖民時期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 ：國父紀念館 ，2005 年 。同註18 ，第62頁 。這些在民主化呼聲極高的當年都是重大問題 ，而與清朝以前的中國行政 ，地方官員必須迴避本籍的嚴肅傳統完全密合 。可是 ，時光輪轉進入民國 ，地方人士自治呼聲已高 。但是民權主義要求個人式自由主義自治 ，民生主義堅持 “發達國家資本 、抑制私人資本” ，則以公營 、政府介入優先 ；並且 ，在領導階層又帶來外省精英 。陳儀這些作法帶來兩大問題 ：首先 ，用外省人來控制當地原屬個人的資產 ；其次 ，這些外省人又不內行 ，則恰好本質上與個人自由相矛盾 ，實權上 ，又與地方人士的自治相對沖 ！陳儀的政策在閩 、在台的實行 ，基本上都如此 。1。。

2526272829303 13233343536373839404 14243444546474849505 15253545556575859周惠生 ：《陳儀的田糧政策雜憶》 ，載於 《陳儀與二二八事件》 ，第69 頁 。實物以低價買進 ，是為 “來” ；再以高價賣出 ，是為 “往”同註25 ，第69-70 頁 。同註18 ，第61-62頁 。同上註 ，第65-66 頁 。嚴指出 ：“由於經過人員層層舞弊 ，經售米店又從中牟利 ，大米不但被滲水 ，還夾雜有碎石 、砂土 ，米色發綠 ，生滿蛀蟲 ，不得已再送去加工 ，又要多一層損耗 ，最後實得的米就無多了。”同註18 ，第66頁 。例如 ：“福清縣國民黨縣黨部壟斷了魚市場 ，三青團壟斷了全縣豬肉供應 。新縣長到任後 ，眼看魚 、肉生意已給黨團把持 ，就另行壟斷花生油的買賣 。當時老百姓譏嘲他們 ： ‘黨團魚肉百姓 ，縣長從中揩油’同註18 ，第67-68頁 。同註25 ，第73 頁 。同上註 ，第74-75 頁 。同上註 ，第76 頁 。同上註 ，第77 頁 。同上註 ，第79 頁 。同上註 ，第80 頁 。同上註 。同上註 。同上註 ，第81頁 。Karl R. Popper的piece-meal engineering（政治工程零碎說）就是代表 。詳見朱浤源 ：《開放社會的先驅——卡爾巴伯（Karl R. Popper） 》 ，台北 ：允晨文化公司 ， 1982年 ；台北 ：風雲論壇出版社 ， 1991年 。同註14 ，第237 頁 。同上註 ，第238 頁 。同上註 ，第239 頁 。同上註 ，第240 頁 。英文原名George Kerr ，為美國於1937年派駐台北 ，以英語教師身份掩護的情報員 。同註12 ，第108 頁 。翁嘉禧 ：《二二八事件與台灣經濟發展》 ，台北 ：巨流出版社 ， 2007 年 ，第45 頁 。同上註 ，第47 頁 。有關台灣接收計劃制度設計之經過 ，可參考鄭梓 ：《國民政府對 “收復台灣”之設計——台灣接管計劃之研擬 、爭議與定案》 ，載於 《東海大學歷史學報》 ，第9期 ， 1988年 ，第191-213 頁 ；鄭梓 ， 《戰後台灣行政體系的接收與重建——以行政長官公署為中心的分析》 ，載於 《思與言》 ， 29 ∶ 4 ， 1911年 ，第217-259 頁 。同註48 ，第203-204 頁 。陳嘉庚曾云 ：“陳儀禍閩如不改善 ，或不去職 ，余當然抨擊到底 。既然與他惡感 ，余安能歸梓 。設陳儀能早去 ，戰爭勝利後 ，⋯⋯ ，惟有惡官倒台 ，余方有回梓之希望也 。”詳見 ：陳嘉庚 ：《南僑回憶錄》 ，台北 ：龍文出版社 ， 1989 年 ，第258 頁 。錢履周 ：《陳儀主閩事略》 ，載於 《陳儀與二二八事件》 ，第56 頁 。日本人留在台灣的故事 ，塩見俊二的日記有具體呈現 。對於新的中華民國台灣省 ，日本人仍惡意處理 ，因此率先為台灣光復後的亂局 ，譜下導火線 。蘇瑤崇沒有看清這一點 ，詳見其在所寫的 《序》 ，載於蘇瑤崇編 ：《台灣終戰事務處理資料集》 ，台北 ：台灣古籍 ， 2007 年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電告台灣現行貨幣及物價等狀況》 ，檔案局檔號0034/002.6/4010.2/2/025塩見俊二 ：《祕錄 ·終戰前後的台灣》 ，台北 ：文英堂 ， 2001年 ，第25頁。塩見俊二回憶說：增加的台幣 ，是由他專程赴日以飛機運送來台的 。這個部分 ，未來另文詳述 。參見下列各檔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 ：《查貴屬各部隊有將大批武器彈藥盜賣毀壞或埋藏情形希迅回報》 ，檔案局檔號0034/002.6/4010.2/004/030 ；國史館檔案 ：《呈送警界同仁搜獲日本軍民隱匿軍品等件彙表祈核由》 ，檔。。 "。

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案局檔號0 035/474/2143/1/013 ；國史館檔案 ：《奉喻呈報日本軍民匿藏散失軍品財物報請核備由》 ，檔案局檔號0035/474/2143/1/010 。國軍確曾在台接收 “三八式榴霰彈”（達姆彈別稱）800 多發 ，數量似乎偏低 ，而且並非國軍有膛線的槍所能擊發 。國軍既然沒有接收到槍枝 ，就無法射擊 。詳見台灣省警備總部 ：《台灣省軍事接收總報告書》 ，出版時間不詳（約在民國35 年） ，第94 頁。這部辭典以及這粒達姆彈 ，線在保留在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中 。葛敬恩等電重慶台灣省長官陳 ，民國34 年10 月11 日。其電文共20 點 ， （原本缺第14 點） ，內容如下 ： 急重慶台灣省長官陳 “密” 1. 現台灣流通貨幣有三（1）日本銀行卷（2）加印限於台灣流通字樣之日卷以上兩種最高面額為千元（3）台灣銀行卷最高 面額百元。 2. 據金融界估計台灣銀行八月間發行額僅十餘億，現當已達卅億。 3. 硬輔幣已於年來收燬。 4. 法幣外幣無比價，台幣與日幣行使。 5. 台胞對台幣膨脹已生恐慌心理。 6. 台幣現於台灣印刷。 7. 日方之統制公司總督已於申（九月）佳下令解散，均在清理債權中，故企業財產正轉化為私人財產，日人已大量向 銀行提存。台灣貨幣大部在日人手中，日人現競以所得貨幣，換留日銀卷及黃金。現金價已超過四千元。 8. 自抗戰至今年八月，黑市物價漲卅倍，官價漲五倍，黑市極？八月至今上漲甚微，食米且自每斤十元降至二或三 元，兩月來物價不甚上漲，要因為軍部及統制機構將物資大量拋出，且人民近日始返城。 9. 物價仍在統制中，惟配給制除米外，已無形停止。 10. 物價較重慶廉，但以匯價折算，則高於重慶。 11. 一夫一妻一子之家庭生活費最低需壹千元。 12. 日籍公務員薪最低百五拾元，台籍者百元，因不足維持，故貪污盛行。 13. 軍部出售物資大多飽私囊，已受人民攻擊。 15. 台督近下令禁日人售財產與台胞。 16. 對外貿易已無。 17. 台北市受炸最輕，高雄、台南、新竹最烈，其餘重要城市皆被炸。 18. 台灣銀行 被炸。 19. 紙質不佳而缺乏，印刷條件尚佳。 20. 就現狀看，金融物價尚平穩。波動之勢已潛伏，因發行仍在膨脹中。軍部物資拋售將盡，農民拒納餘糧，一般人 民抗稅，甚至包圍鄉村公所，要求清算收支。疏散人口陸續返城，對台幣恐慌已形成。萬一處理不早不慎，前途 堪慮。 台前職葛○○范○○酉文印同上註 。有關日本人從投降（1945.8.14）到離開台灣（1946.4.4）期間 ，在為時不到半年之中的所做所為 ，作者將另文探討 。詳見註16 。George Kerr著 ，陳榮成譯 ：《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 》，台北 ：前衛出版社 ， 1991年 ，第118頁 ，第五章 ， 《商人政府（A Government of Merchants） 》。陳氏將章名“A Government of Merchants”譯為 “奸商政府”過於誇張 ，本文不予採用 ，而譯為 “商人政府” 。以下均同。《被出賣的台灣》 ，第139 頁 ，第六章 ， 《陳儀的國家社會主義》同上註 。同註66 ，第117頁 。同上註 ，第118頁 。同上註 。同上註 ，第119 頁 。詳見當年台灣各地報刊 ，如 《人民導報》 、 《民報》 等 ，均有類似報導 。。

747576777879808 18283848586878889909 19293949596979899同註66 ，第120 頁 。同註57 ，第74-77 頁 。同上註 ，第66 頁 。同註66 ，第120 頁 。散見台灣各報 ，例如 ：《民報》 35 年1月10 日，第1版 ，標題 “若發現假憲兵 ，需當場即予拘押” ； 《民報》 35年2 月8 日，第1版 ，標題是 “冒充憲兵撞騙落網懲辦” ； 《人民導報》 36 年2 月27 日，第2版 ，標題為 “假憲兵橫行市內 ，真憲兵出動查究”； 《國聲報》36年2月17 日，第2版 ，標題為 “整飭軍風紀 ，取締非軍人着軍服”。同註66 ，第120 頁 。同註57 ，第70 頁 。寺奧德三郎 ：《日本特高物語》 ，台北 ：文英堂 ， 2000 年 ，第11頁 。同上註 ，第21-23 頁 。同上註 ，第24 頁 。“爪牙”一詞 ，是譯者陳榮成惡意加上的 。同註67 ，第140 頁 。同上註 ，第 144 頁 。同上註 。同註66 ，第125 頁 。糧食局 ：《台灣光復後之糧政措施》 ，載於 《台灣銀行季刊》 ，創刊號 ， 1947 年 ，第211頁 。顏清梅 ：《光復初期台灣米荒問題初探》 ，載於賴澤涵主編 ：《台灣光復初期歷史》 ，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所 ， 1993 年 ，第84 頁 。其中轉引 《灌園先生日記》 1943 年1月16 日。美國國務院台灣密檔（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Formosa， 1945-1949 [Microform]： InternalAffairs），編號3 ， 1946.3.15 ， Kerr所撰 《台灣現況》 ，由重慶大使館發給美國國務院 。同註57 ，第3 頁 。 “那時候最感到頭痛的是日本內地糧食缺乏的情形 ，在車站或店鋪裡 ，根本買不到東西吃。”同註66 ，第124 頁 。同註57 ，第93頁 ，塩見俊二說 ：“⋯⋯對官員有大幅度調高薪資措施 ，我的月薪也增加到五千八百塊錢 ，可以勉強維持生活 。如今在日本本土 ，大家為糧食不足而正在吃苦的時候 ，在敵國的我們卻不怕沒飯吃 ，這實在是難得的事 。”同註66 ，第128頁 。同註48 ，第48-49 頁 。其詳情為何？ 亦須詳查 。該報告稱 ：“台灣是以農業為主的殖民地經濟 ，重要工業亦以農產加工業為主” ，台灣工礦業具依賴性 。同註48 ，第49 頁 。10010 1102103104105106107108陳嗚鐘 、陳興唐主編 ：《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上 、下）》 ，南京 ：南京出版社 ， 1989 年 ，第1-3 頁 。嚴演存 ：《早年之台灣》 ，台北 ：時報文化公司 ， 1989 年 ，第14 頁 。原事業中之少數台人股份保留其股份 ，且倂計入省方面的四成中。依據資源委員會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簽訂 “合辦台灣省工礦事業合作大綱” ，其中第7條規定 “關於各公司土地收購或租用 ，原料取給 、成品運輸 、以及電力公司之取締盜電 、收取政府機關之路燈電費 ，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盡量予以協助” ，第9 條規定 “國省合營各公司 ，所需台幣流動資金 ，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知照台灣銀行 ，盡量予以透備便利 。”而第11條更要求長官公署須保護各公司之治安 。參閱 《經濟部資源委員會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合辦台灣省工礦事業合作大綱》 ，載於註100 ，第100 頁 。同註48 ，第51-52頁 。同上註 ，第52 頁 。參見張瑞成編 ：《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 ，台北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 ， 1990 年 ，表7 、 8 ；吳若予 ：《戰後台灣公營事業之政經分析》 ，台北 ：業強出版社 ， 1992 年 ，表2-2張瑞成編 ：《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 ，台北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 ， 1990 年 ，第424 頁 。吳若予 ：《戰後台灣公營事業之政經分析》 ，台北 ：業強出版社 ， 1992 年 ，第33 頁 。。

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 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 1陳志奇 ：《中華民國外交史料匯編》 ，台北 ：渤海棠文化公司 ， 1996 年 ，第7184 頁 。邵毓麟 ：《勝利前後》 ，台北 ：傳記出版社 ， 1984 年 ，第69 頁 。同註67 ，第150 頁 。同上註。例如 ，工礦處在包處長的指揮下 ，直接控制了200 多個不同名目的小團體 ，包括所有重要的電力設備 、糖業 、冶金 、化學品 、紡織品 、機械工具及電氣工業 。又如農林處的趙處長 ，把所有的食品加工業 ，除糖廠之外都掌握在手 ，另外則又控制木材工廠 、鋸木廠 、海產工業以及幾萬畝的農耕地 、農場和森林 。財政處長則控制所有的銀行 、信用合作社 、保險公司和其他金融機構（包括鈔票印製機 ，這機器供給中國統治台灣最初幾個月的鈔票）。同註67 ，第141頁 。同註66 ，第122 頁 。下轄兩個旅 ，有6個團 ，總兵力有 1萬多人 。朱浤源 ：《一九四九年台灣的國家化運作》 ，國史館編印：《“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論文集》 ，出版中。同註66同上註 ，第121-122頁 。還說 ：“他們被迫做各種 ‘捐獻’ ，其中包括在原為一個日本總督立銅像的地方為蔣介石立一金像 。”同上註 ，第126-127頁 。還說 ：“但他們採取的措施卻是針對台灣人 ，利用台灣人以台制台” 。這句話就與前面士紳 、小地主 “已形成一股反對的力量”的話相矛盾 。同註67 ，第142頁 。他接着說 ：“新印的鈔票應循甚麼法律途徑應市 ，也沒有明文規定 。在一次破獲的印製偽鈔案中發現 ，原來財政處裡的自己人 ，在包庇大宗偽鈔的印行 ！”同上註 ，第146-147頁 。同上註 ，第147頁 。秦孝儀主編 ：《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第三冊）》 ，台北 ：近代中國出版社 ， 1983年 ，第761頁 。同註48 ，第58頁 。丁永隆 、孫宅巍 ：《南京政府崩潰始末》 ，台北 ：巴比倫出版社 ， 1992 年 ，第20-21頁 。同註110 ，第76 頁 。同註48 ，第59 頁 。軍事委員會 ， 34 年12 月19 日代電 。參見 《資源委員會公報》 ，第10 卷 ，民國35 年2 月16 日，第51-52頁 。錢昌照：《關 於工業建設的幾個問題》 ，載於 《資源委員會公報》 ，第66-67 頁 。第50 次政務會議（民國35年11月15 日），檔案局0035/9999/8/1/003專賣局陳局長在第56次政務會議（民國35年12 月31 日）回答 ：“本局營業情形持續進步 ，本月營業額已達一億六千萬 ，年度十億應無問題 。”（檔案局0036/5/5/1/002）民國35年11月15 日陳儀要求 ：“在最近一兩個月內對人民廣為宣傳⋯ 總要使人民都明白協助緝私 ，是為自身減輕負擔的舉動 。”（檔案局0035/9999/8/ 1 /003）他的誠意 ，似乎未能得到部屬的積極執行 ，反而成為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 。陳局長在第56 次政務會議回答 ：“將改進各種菸酒包裝品質 。”（檔案局0036/5/5/1/002）貿易局于局長回答 ：本局與日本簽訂交換物資辦法 ，最近即可實行進口物資 ，各機關如有需要 ，請隨時前來本局價購 ，至輸日物資 ，當由本局價購外運 。會計處王會計長在下一次政務會議回答 ：“貿易局盈餘四億四千萬 。如計算十一 、十二月可以五億計算”（第51次政務會議（民國35 年11月22 日）檔案局0035/9999/8/1/002）會計處王會計長回答 ：各機關除貿易局外 ，都已編入三十六年度省加減預算⋯現在依照本處已有材料 ，估計各公營機關盈餘照預算繳庫後 ，省庫尚須借款十一億元始能平衡收支 。第51次政務會議（民國35年11月22 日）檔案局0035/9999/8/1/002第55次政務會議（民國35 年12 月26 日）檔案局0036/5/5/ 5/001 。第56次政務會議（民國35年12 月31 日）檔案局0 036/5/5/1/002 。同上註 。財政處陳主秘在第57 次政務會議回答 ：田賦附徵公學糧3 成 ，將全部列入縣預算 ，國教經費則列入鄉鎮 ，由縣以補助款方式統籌分配 。同註139。。。。

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 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 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 1172173174175176177178同註66同上註 ，第117 頁 。同上註 ，第127-128頁 。同上註 ，第127 頁 。Kerr也指出 ：“蔗糖在戰時曾因勞工缺乏 、或耕地縮小 、或缺乏肥料而減少產量 。”同註67 ，第151-152頁 。同上註 ，第 152 頁 。同上註 ，第152-153頁 。同上註 ，第 153頁 。同上註 ，第153-154 頁。同上註 。同註48 ，第35 頁 。同註124 ，第936 頁 。同上註 ，第930 頁 。同註48 ，第60 頁 。同註124 ，第909 頁 。同上註 ，第924-926 頁 。就需求面而言 ，包括政府赤字的惡化 ，貨幣數量及貨幣流通速度增加所致 ；而供給面 ，主要包括 ：①法幣對偽幣收兌率與法幣對美金匯率偏高 ；② 戰後經濟復員速度緩慢 ；③ 工資及中間原料價格不斷隨物價調高 ；④ 戰局逆轉 ，國民政府控制區縮小 ；⑤ 交通受破壞 ，運輸成本提高等因素 。《台灣統計要覽 ·第三輯》 ，第54 頁 。同註48 ，第195 頁 。同註107 ，第401頁 。轉引自註48 ，第191頁 。同註48 ，第203 頁 。曾健民 ：《1945 破曉時刻的台灣》 ，台北 ：聯經出版公司 ，民94 ，第225-227 頁 。當時主要困難 ，如 ：①米糧之收購價格無法隨物價不斷調漲 ；② 農民藉口派額過重 ，多數不肯繳納徵穀 ；③ 鑒於上年度歉收 ，預期米荒更嚴重 ；④ 糧商競購囤積 ，阻撓糧運 ，市場糧食益感缺乏 。轉引自註48 ，第198-199頁 。同註48 ，第199 頁 。翁指出 ：“按1946 年稻米生產達894，000 噸 ， 1947 年則增加到999，00 0噸 ，同時期之甘藷產量亦有所增加 。照理說 ，糧荒應不致惡化 。配合糧食調劑委員會之成立 ，該會是聯合黨政軍及社會力量組成 ，從事調劑民食 、平抑糧價 、暢通糧運工作 。加上一連串的獎勵措施 ，籌購外來米 ，及舉辦平糶等措施”同註48 ，第199 頁 。同上註 ，第199 頁 。許登源 ：《二·二八前夕的台灣經濟》 ，載於葉芸芸編 ：《證言228》，台北 ：人間出版社 ， 1993年 ，第214頁 。轉引自註48 ，第199 頁 。朱高影 ：《行政長官公署時期台灣經濟之探討》 ，載於 《台灣風物》 ，第42 卷 ，第1期 ， 1992 年 ，第67 頁 。鄧孔昭 ：《二二八事件資料集》 ，台北 ：稻鄉出版社 ， 1991年 ，第12 頁 。轉引自同註48 ，第201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1992年 ，第222頁 。同上註 ，第224 頁 。陳興唐主編 ：《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 ，台北 ：人間出版社 ， 1992 年 ，第198頁 。同註173 ，第239-240 頁 。也就是Karl Raymond Popper所謂的“piece-meal engineering”其重點有3 。第一點 ：撤銷專賣局 ，改為煙酒公賣局 ；撤銷貿易局 ，改為物資供應處 。第五點 ：政府接收日人在台公有土地之處理 ，應注意 ：①將全部土地確實分與佃農及半甲以下之貧農 ；② 絕對取消中介人制度 ；③ 機關 、工廠應限制佔用公有土地之數量 。第六點對於地主 ，應注意 ：①切實執行二五減租 ，逐漸達到政府公地之最低租。。

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 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 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10率 ；② 嚴格取締糧食囤積 。第58次政務會議（民國36年1月17 日） ，檔案局0035/9999/8/1/006 。同上註 。第59次政務會議（民國36 年1月24 日），檔案局0035/9999/8/1/005 。同上註 。根據何漢文陳述 ：當我和楊亮功在台灣 “檢查”陳儀治台措施的得失時 ，他很傲慢地對我們說 ：“人家攻擊我在台灣不該實行政治建制和經濟建制的特殊化 ，其實這是主席（蔣介石）交代我的兩項根本政策 。非如此 ，不足以安定這塊新祖國的領土 ，不能防止它免於國內時局動盪和經濟波動的影響 。假使不是斷然這樣做 ，恐怕台灣早就成為東北第二 ，不止是今天這一點小亂子了 。”引自何漢文 ：《台灣二二八事件見聞紀略》 。同註48 ，第202-203頁 。同註48 ，第56-57 頁 。另有：要塞兵力：①高雄 ：司令彭孟緝 ，轄三個砲兵總台 ，一個守備營 ；② 基隆 ：司令史宏溪 ，轄三個砲兵總台 ，一個守備營 ；③ 馬公 ：司令史文桂 ，轄二個砲兵總台 ，一個守備營 ；以及憲警兵力 ：①憲兵 ：第四團 ，團長為張慕陶 ；②警察 ：均為日據時代之警察 ，分局長大陸派來。《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台灣省 “二二八”事變記事》 ，載於魏永竹主編 ：《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 ，南投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1992年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 ：《王作金先生訪問紀錄》 ，載於 《口述歷史》 ，第4 期 ，1993年 ，第356頁 。同註173 ，第172 頁 。同上註 ，第182-183頁 。《台灣銀行季刊》 ，第2 卷 ，第2期 ，第139 頁 。同註48 ，同前 ，第206-207頁同註66同註67 ，第154 頁 。朱浤源 、黃文範 ：《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 ，載於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紀念論文集》 ，出版中。同註67 ，第154 。嚴家理 ：《陳儀主浙見聞》 ，載於 《陳儀與二二八事件》 ，第139 頁 。同上註 。同上註 ，第142頁 。同上註 ，第147頁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陳儀叛亂案》 ，檔案局檔號0039/3132010/10 。侯坤宏主編 ：《二二八事件檔案匯編（十八）》亦有收錄 ，即將出版 。Aron， R.， 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何廉 ：《負責起草戰後經濟計劃——何廉回憶錄之八》 ，載於 《傳記文學》 ，第63 卷 ，第2 期 ， 1993年 ，第88頁 。同註48 ，第214-215 頁 。台灣省政府主計處 ， 1971年 ，第692-696 頁 。同註48 ，第197頁 。由於匯率調整常在物價上漲之後 ，在民國37 年8 月19 日幣制改革前 ，若據物價指數算出的購買力平價為2372元 ，台幣的價值顯然被低估 。當8 月19 日中央宣布金圓券改革 ，並實施全國的限價政策 ，此時台幣與金圓券匯率固定於1 ∶ 1835 ，於是台幣便再度失去其 “防波堤”功能 。陳正卿 ：《試析台灣 “二二八”起義前的四大經濟矛盾》 ，載於李敖編 ：《二二八研究續集》 ，台北 ：李敖出版社 ， 1989年 ，第167-170 頁 。同註48 ，第204 頁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 ，台北 ：三民書局 ， 1978年 ，第355 頁 。。

2 112 122132 142 152 162 172 182 1922022 1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 1232233234235236237238同註48 ，第204 頁 。《郭國基傳》 ，台北 ：台灣省諮議會 ， 2004 年 。高小蓬 、朱浤源 ：《戰後台灣地方自治之推展——以南台灣省參議員之問政做觀察》 ，屏東 ：屏東教育大學 ，社會發展學系 ，南台灣社會發展研討會論文 ， 2007 年10 月19 日。同註18 ，第139 頁 。同上註 ，第139 頁 。即撤銷專賣局與貿易局 。在 “二 、根本處理”的 “（二）政治方面”的第18與19條 。同註48 ，第215-216頁 。而後來部分公營事業的開放民營與股票釋出政策 ，對台灣土地改革的順利推展 ，亦扮演極重要角色 。辜振甫 、王永慶都是範例 。例如歷史學者蘇瑤崇 、黃富三 、李筱峰以及張炎憲 。從純歷史來看他們都是一流的學者 ，但因沒有與政治學 、經濟學專業的學者聯手 ，而且又匆忙出版 ，因此誤下許多判斷 。蘇瑤崇的情況最嚴重 。蘇氏並無公務員經驗 ，因此論證流於輕率 。參見 ：蘇瑤崇 ， 《台灣終戰事務處理資料集》 ，台北 ：台灣古籍 ， 2007 年 ，第1-35頁 。李筱峰做得最徹底 ，李氏也無公務員經驗 ，無法深刻具體體會行政運作之複雜 。朱浤源 ：《從變亂到軍省 ：廣西的初期現代化 ，1860-1937》，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第76期 ，1995年 。朱浤源 ：《開放社會的先驅——卡爾巴伯（Karl R. Popper）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 ， 1982年 ；台北 ：風雲論壇出版社 ， 1991年 。朱浤源 ：《同盟會的革命理論—— 〈民報〉 個案研究》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第50期 ， 1985同註224同註213 。同註223同註117 。朱浤源 ：《孫立人與麥帥 ：1949年》 ，載於國史館編 ：《一九四九年 ：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台北 ：國史館 ， 2000 年 ，第44 頁 。朱浤源 、孫廣德 ：《中國政治思想史》 ，台北 ：空中大學 ， 1997年 ；朱浤源編 ：《中國政治制度史》 ，台北 ：空中大學 ， 2002 年 ；朱浤源 、孫廣德 ：《從民主時代再論民本思想》 ，載於 《空大學訊》 ，第246期 ， 2000年 。朱浤源 ：《中華民國建立的制度性意義 ：孫中山與秦始皇的比較》 ，載於國父紀念館編 ：《第三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 ：國父紀念館 ， 2000 年 。朱浤源 ：《從破到立 ：蔣經國藉政工重啓憲政革命（1950年前後）》 ， 《第八屆國軍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 大會演說文 ，台北 ：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2005 年10 月。朱浤源 ：《孫中山與中華政治傳統》 ，載於 《國父紀念館館刊》 ，第14 期 ， 2004 年 。同註22 。朱浤源 ：《孫中山地方自治的理論在台灣的實際 ：台南縣新市鄉個案研究》 ，載於 《孫中山先生141周年誕辰紀念論文選輯》 ，台北 ：國父紀念館 ， 2006 ；同註213 。朱浤源 ：《再學革命或告別革命？ 》 ，載於 《“五十年來的香港 、中國與亞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香港 ：香港珠海學院 ，未出版 ；朱浤源 ：《辛亥革命的制度性意義重觀》 ，發表於台北 《紀念辛亥革命九十週年》 學術研討會 ， 2001年10 月。朱浤源 ：《二十世紀的鴉片？ 台南新市的地方自治》 ，載於李錦旭 、劉賢俊主編 ：《南台灣社會研究的先聲 ：從理論到實踐》 ，屏東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 2006 年 。。。。

參考 資 料 ：1. 中國陸軍總司令部 ：《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匯編》 ，台北 ：文海出版社 ， 1945 年2. 台灣省政府主計處 ， 《中華民國台灣省統計要覽》 ，南投縣 ：台灣省政府主計處 ， 1946 年 。3. 台灣銀行研究室 ：《台灣光復後之經濟日誌》 ，載於 《台灣銀行季刊》 ，第1卷 ，第2 期 ， 1947 年 。4. 吳耀輝 ：《民國三十七年之台灣金融》 ，載於 《台灣銀行季刊》 ，第2 卷 ，第3 期 ， 1949 年 。5. 王建生 、陳婉真 、陳湧泉 ：《1947 年台灣二二八革命》 ，台北 ：前衛出版社 ， 1990 年 。6. 朱浤源 、楊晨光 、黃種祥：《郭國基 、凃光明與二二八》 ，屏東 ：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南台灣社會發展研 討會論文 ， 2007 年10 月19 日。

孫中山思想與華人社會

孫中山的文教思想對香港特區未來發展的啓示葉國洪* 孫中山是中國革命的先驅者，畢生致力於中華民族的自由、獨立和強盛。他有熾熱的救國夢想，有系統的強國思想和綱領。對處於21世紀急劇變化時代的我們 ，很需要重溫歷史偉人的智睿這些教誨 ，從而尋覓個人啓示，找出當前解難妙着。 近年的不少有關研究文章 ，孫中山的文化教育思想對21世紀急劇變化時代 ，亦有不少啓示作用。香港教育改革正處於如火如荼狀態之中，對孫中山文化教育思想作初步歷史的總結也確實對現實產生了重大的借鑒作用。 1 孫中山對文化教育的觀點是中西兼通 ，相容並包孫中山曾自稱：“⋯⋯文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 ，故所學多博雜不純。於中學獨好三代兩漢之文，於西學則雅癖達以文（Darwinism）之道 ，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覽。至於教則崇耶穌 ，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 ，暨美國華盛頓焉。”2 孫中山融貫中西文化 ，在革命奮鬥數十年經歷史中，處事應變態度在變革中有保留，模仿西方中有保存傳統 ，其西化教育思想智慧光芒 ，在21世紀中仍歷久常新 ，照耀後人找出正確方向與途徑。 茲分別討論孫中山的文教思想對香港未來發展的啓示：一、關於平等觀念的剖析 關於人權及平等的問題 ，孫中山說：“美國革命的時候 ，人民所向的目標 ，是在獨立。⋯⋯後來獨立城功。⋯⋯但是黑人和白人比較，還是不平等 ，這種事實和美國的憲法及獨立宣言 ，便不相符合。因為獨立宣言開宗明義便說： ‘人人是生而平等的 ，天賦有一定不少的權利 ，那些權利 ，便是生命自由和求幸福。’後來訂定憲法 ，也是根據這個道理 。⋯⋯ 美國人從前對待黑人是很刻薄的 ，把黑人當作牛馬一樣。⋯⋯於是有許多熱心的人 ，調查當時黑人所受痛苦的種種事實，編成一本小說 ，⋯⋯叫做 ‘黑奴籲天錄’，自這本書做出之後，大家都知道黑奴是怎麼的受苦。便替黑奴來抱不平。⋯⋯美國的南北戰爭為黑人爭平等。⋯⋯那位主張放奴的總統是誰呢？大家都知道 ，美國有兩個極有名的大總統 ，一位是開國的大總統，叫做華盛頓，⋯⋯因為那位大總統 ，在爭人類平等的歷史上，是很有功勞的。其餘一位大總統就是林肯，他就是當時主張解放黑奴最出力的人。因為他解放黑奴，為人類求平等 ，立了很大的功勞 ，所以世界上的人至今都稱頌他。”3孫中山以解黑奴為真正平等 ，暗示美國立國之初 ，仍不能在種族上平等 ，須逐步落實平等 ，不可焦躁。 關於平等理念的根源，一般都高倡天賦人權 ，生而平等 ，但孫中山認為平等不是天賦的 ，天生人類本來是不平等定的。並不是像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所說的平等自由是天賦到人類的特權 ，是他人所不能侵奪的，因此他特別指出了不平等、假平等和真平等的意義。帝、王、公、侯、伯、子、男、民這些階級是人為的不平等 ，平頭的平等和立腳點的不平等是假平等。惟有 “始初起點的地位平等 ，後來各*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人根據天賦的聰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為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當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像這樣講來，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 4 “要調和這三種人，使之平等，則人人應當以服務為目的，不當以奪取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大的人，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 ，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的人，當盡其能力而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所謂巧者拙之奴。⋯⋯至於全無聰明才力的人 ，也應該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 ，造一人之福。照這樣做去 ，雖天生人之聰明才力，有三種不平等 ，而人類由於服務的道德心發達，必可使之成為平等了。”5不過 ，全不講機會平等也伯不對的 ，全球化浪潮下的鉅富，卻在壟斷下控制市場 ，巧取豪奪 ，高唱經濟不平等是理所當然，利用優勢，製造不公平競爭，隻手遮天，貧富矛盾激化，亦是社會不安的根源 ，故孫中山主張有能者 ，有優勢者為眾人造福，多讓弱勢社群有公平的起步機會 ，讓他們有平步青雲的階梯 ，不可各走極端 ，因為 ，絕對化的平等亦非好事。 對香港學界來說 ，教育平等是多年爭取的目標。然而 ，部分理論傾向絕對平等主義，只從歲數 ，入學派位方面要求一律齊等 ，而不突出真平等的意義，孫中山強調不宜束縛有才能的人才是真正平等，承認天賦不平等，然後量才設計 ，因才施教方是上策，香港正在推行優質教育，若不從實際去理解和改革 ，優質教育只是口惠而實不至的。例如留級問題 ，實際經驗教師，多贊成轉換環境下的留級 ，有利學生掌握學術知識，而只談理論者為求整齊劃一式的平等 ，不予適量留級，只寄望有名無實杯水車薪的輔導，卻讓大量學生升級 ，是弊多於利的 ，這是值得從詳計議的。二、 自由理論的再界定 當論及個人自由時 ，個人自由不應損害集體自由，孫中山曾感慨地說：“當法國試驗充分民權的時候 ，不但是王公貴族 ，被人殺了的是很多，就是平時很熱心的革命志士，像丹唐一流人物一樣 ，因為一言不合 ，被人民殺了的也是很不少。後來法國人民看到這樣的行為是過於暴虐，於是從前贊成民權的人，反變成心灰意冷 ，來反對民權 ，擁護拿破崙做皇帝 ，因此生出民權極大障礙。” 6又說 ：“外國革命的方法是爭自由，如果說爭自由，是更成一經片散沙，不能成大團體 ，我們的革命目的，便永遠不能成功。”孫中山認為：“外國人不知道中國歷史，不知道中國人民自古以來 ，都有很充分的自由，自然是很難怪他們。至於中國的學生，竟忘卻了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這個先民的自由歌 ，卻是大可怪的事。由這個自由歌看起來，便知中國是自古以來，雖無自由之名，確有自由之實 ，並且是很充分 ，不必再去多求。”他又說：“歐洲人當時爭自由，不過是一種狂熱，後來狂熱漸漸冷了，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兩方面 ，不是神聖的東西。所以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我們是承認的；但是說中國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們便不能承認。中國人為甚麼是一片散沙呢？就是因為各人的自由太多。由於中國人的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中國革命的目的與外國不同，所用的方法，也不能相同。⋯⋯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 ，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 ，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7從另一角言，孫中山中國人在生活實際上自由散漫，須合理規範才能一起奮鬥。 孫中山曾經特別提到約翰彌勒（John Stuart Mill）的說法：“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範圍，才是真自由。”約翰彌勒為英國的大哲 ，曾著 《自由論（On Liberty）》 一書，嚴復譯為中文，名曰：“群己權界論” ，盡彰其奧義。自由實即群己權界的區分與限定，而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範圍，實為確論。當代青少年在較富裕 ，較寬鬆環境下成長 ，常自我中心，自以為是，旁若無人，實有違自由之真諦。孫中山推崇約翰彌勒，他說：“歐洲人講自由，從前沒有範圍，到英國彌勒氏才立了自由範圍，便減少了

很多自由了，便限制自由了。由此可知彼中學者已漸知自由不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之物 ，所以也要定一個範圍來限制他了。”8他說：“歐洲兩三百年前的戰爭，不過是三十歲以上的人和不做軍人、官吏、學生的人來爭自由。爭得了之後 ，也只有除了他們幾種以外的人才有自由；在這幾種人以內的，至今還都不得自由。”9他認為：“倘軍人與官吏 ，藉口於共和與自由，破壞紀律 ，則國家機關萬不能統一”1 0 ； “當學生的能夠犧牲自由，就可以天天用功 ，在學問上做功夫，學問成了，智識發達，能力豐富，便可以替國家做事。” 11 “我們革命的情形也是一樣。⋯⋯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 ，便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平等 ，把個人的自由平等都貢獻到革命內來。⋯⋯只全黨有自由，個人不能自由，然後我們的革命 ，才可以望成功。⋯⋯全黨革命成功之後 ，自己便可以享自由平等的權利。” 12孫中山指出真正的自由，須尊重集體的規限，不會無限制地自由伸延 ，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應有均衡調整，在香港學界而言 ，回歸前公民教育鼓吹偏向個人權利的人權思想本來亦無可厚非，不過，回歸後須留意全民族全國家的大趨勢，個人與集體權益須平衡兼顧。現在應重新反省個人和集體權利和義務應同等重視 ，不應偏廢。另一方面縱觀一小撮香港大學生高倡個人自由，對不順眼或不合意的人或事，肆意抨擊，以打倒權威為傲 ，有如文革中紅衛兵，盡情鬥垮鬥臭，罔顧法理，罔顧互相尊重之情誼，大學生勇於發言是好事，然而亦應注意禮貌規範 ，凡事講理守禮才佳。 自由平等的真諦 ，必須包含平等機會再附加個人努力，而不是完全不需要考慮到努力的絕對平等機會。學生努力求學的自由，也有不努力求學的自由，但是自願選擇不付出努力的學生，不應該要求得到與其他人絕對平等，這樣便是對其他人不公平的逆向歧視。 我們只能祈求做到在入學之初人人機會平等，然後因應個人的天賦差異、後天努力和有否把握機會 ，再去決定一部分學生因為付出較多而得到更多的選擇。香港近年推行改革教育，注重教育機會平等 ，多方設計 ，讓有志於學的青年可升上大專，於是設計副學士學制 ，讓高中生自由入學 ，然而如不嚴控品質 ，如不注意能力培養，讓有能者升學 ，如讓青年隨意自由入學 ，到畢業時，才知無力無緣升學 ，那時焦慮與憤怨勢中多釀學潮，僅為不美。故自由與平等 ，理應與能力掛鉤 ，始可發展平衡。從孫中山強調能力而言 ，筆者主張大量設有助學貸款而非免費資助升學（12年免費教育），其實，9年基本免費教育後，再升學則須低息或免息貸款（須成績佳才有免息獎勵），接受綜合援助者，亦須達一定成績始可增加援助津貼 ，這措施是鼓勵學生為改善個人晉升階梯而努力，這符合孫中山注意 “平等”的同時，亦注意鼓勵提升 “能力”不單香港如是 ，中國教改亦可觀香港成效而修訂 ，增強經濟效益，符合獎掖之道。三、進化理論的修正 競爭中有扶持 孫中山重視歷史，從人類發展史中尋求救國良方，承認進化論及社會達爾文主義對人類有儆醒作用，他說：“古今來聰明睿智之士，欲窮天地萬物何由而成者眾矣 ，而卒莫能知其道也。 2000年前，希臘之哲奄比多加利氏（Empedocles）及地摩忌里特氏（Democritus），已有見及天地萬物當由進化而成者，無如繼述無人，至梳格底（Socrates）、巴列多（Plato）二氏之學興起後，則進化之學反因之而晦。至歐洲維新以後 ，思想漸復自由，而德之哲學家史賓那沙氏（Spinoza）及禮屁斯巴（Leibniz）二人 ，窮理格物 ，再開進化論之階梯 ；達爾文之祖 ，則宗述禮尼斯者也 。嗣後科學日昌 ，學者多有發明 ：於天文學 ，則有拉巴刺氏（Laplace）；於地質學 ，則有利裹氏（Charles Lyell）；於動物學 ，則有拉麥克氏（Lamarck）。此皆各從其學而推得進化之理者 ，洵可稱為進化論之先河也。至達爾文氏 ，則從事於動物之實察 ，費二十年勤求探討之功，而始成其 ‘物種由來’一書，以發明物競天擇之理。自達爾文之書出後，則進化之學一旦豁然開朗 ，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為之一變。從此各種學術 ，皆依歸於進化矣。” 孫中山於進化之論 ，極推崇達爾文，他更指出：“夫進化者，時間之作用也，故自達爾文氏發明物種。

進化之理 ，而學者多稱之為時間之大發明，與奈端氏之懾力，為空間之大發明相媲美。”13孫中山雖推崇達爾文，但於達氏之說 ，卻有革新的修正。他把進化分為三個時期：“其一為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之時期 ，其三為人類進化之時期。元始之時 ，太極（此用以譯西名伊太也。）動而生電子 ，電子凝而成元素 ，元素合而成物質 ，物質聚而成地球 ，此世界進化之第一時期也。今太空諸天體多尚在此期進化之中，而物質之進化，以成地球為目的。吾人之地球 ，其進化幾何年代而始成？不可得而知也。地球成後，以至於今 ，按科學家據地層之變動而推算，已有二千萬年矣。由生元之始生而至於成人 ，則為第二期之進化。物種由微而顯 ，由簡而繁，本物競天擇之原則 ，經幾許優勝劣敗，生存淘汰，新陳代謝，千百萬年而人類乃成。人類初出之時 ，亦與禽獸無異，再經幾許萬年之進化，而始長祚人性 ，而人類之進化，於是乎起源。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質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 ，互助之體也；仁義道德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耶穌所謂：‘爾旨得成 ，在地若天。’此人類所希望，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為極樂之天堂者也。 ‘⋯⋯乃至達爾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物競天擇之原則後 ，而學者多以為仁義道德皆屬虛無 ，而爭競生存 ，乃為實際，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於人類已過之階級 ，而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矣。’” 14孫中山睿智地指出達爾文主義強調進步及生存淘汰 ，過份染物質享受，又不重視合理的同情心，現在香港教育界引進西方教育理論，尤以行為主義部分理論強調環境控制 ，忽視人類自由意志 ，過份誇大設備和物質的作用 ，而學生意志地和道德訓練 ，備受忽略，孫中山強調仁義是人類進化的表徵 ，不 “退化”到只重本能肉欲的境界。在針對青少年犯罪問題時 ，他的理論 ，其有啓發性 ，並有哲學反省的時代意味。有個別論者過份強調青少年面對社會和家庭的壓力，對 “包容”這個概念過於重視 ，忽略了仍須在最基本的合理道德水平下的包容 ，才有實際的社會意義。綜合而言 ，進化淘太浪潮中，孫中山不同意只求功利和成就 ，無情淘太弱者 ，主張分享扶持 ，如香港教育 “殺校”、 “裁員” ，有意無意間散播被 “殺”者，被 “裁”者是 “劣”品，在心理上，名譽上的傷害，非金錢可衡量。對教育界造成動盪與挫傷 ，雖可節省經費，然士氣受創 ，對知識分子造成無形貶抑 ， 2007年經濟好轉 ，應慎加調整，調整亦應留意公平原則 ， 2003年來 “凍結薪金”及 “降薪”者須合理調整及補償 ，惜當局忽略此點，惹來反對風潮 ，其實可早作預防。最後 ，應效商界設 “公正行”提出公正評價 ，平息商業估價紛爭，設學界仲裁機製以調解勞資矛盾 ，避免政黨藉紛爭而興風作浪，這亦是仿照孫中山的原則——進化中不單靠淘太 ，人類社會應本着仁愛去互相扶持 ，而非自相殘殺。四、關於普及與精英的矛盾 孫中山盛讚西方國家教育先進， “庠序學校遍佈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 ，人生日用之事 ，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 ，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 ，而肆力焉。” 15孫中山主張 “人民受教育是大家都平等機會的。” 16他說：“中國古代之治理 ，教養兼施 ，後世⋯⋯政府則委去教育之職務，而聽人民的自養自教 ，政府只存一消極不擾民者 ，便為善政矣。”17又說：“我們實行民生主義，國家發了大財 ，將來，不但是要那一般平民能夠讀書 ，並且要那一般平民能夠養活。” 18 其次 ，孫中山主張因才施教 ，他說 “凡為社會之人 ，無論貧賤 ，皆可入公共學校 ，不特不取學膳等費，即衣履書籍 ，公家任其費，而盡其聰明材力，分專各科，即資質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農工商技藝 ，使有獨立謀生之材。”19 民國初年流行的實利教育，職業教育 ，及其後的科學教育與生產教育思想，也都先後匯流到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的教育思想。 20 孫中山認為：“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求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

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 ，是人求生存。人類求生存 ，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 21又說：“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 ，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22 基於此，孫中山特別重視生活與生存的教育。為了訓練謀生的能力 ，他曾說：“要你們⋯ 都有用處，都能夠製造礦產的貨物 ，必要有知識，就要有教育。”23為了培養生存的能力，他又說：“學校之目的，於讀書、識字、學問、智識之外 ，當注意於雙手萬能 ，力求實用。” 24 香港推行強迫免費普及教育，符合 “教民”的理想，而孫中山將普及教育結合職業教育的理想，至今仍光輝尤存 ，可供香港教育決策者參考。香港文法學校獨盛 ，實應設法安排不喜文字閱讀的青少年有水平不低於文法學校的優質職業教育 ，教授實用性的知識以響應21世紀的知識型經濟。 優質職業教育的成效，並不純粹在於其學歷是否被承認 ，可惜現時教育當局仍然沿用學校在公開考試的成績 ，作為評核學校整體教育質素的成果。新近推出的 “展翅”和 “毅進”課程亦改變的 “文法中學教育至上”的看法，其課程內容的注重實用性 ，評估其程度與中學會考合格相近 ，政府希望社會人士認同的“毅進”課程的學歷資格 ，這是重視實際生活技能的開始 ，與孫中山重視生活與生存的教育有暗合之處。此外，孫中山強調 “盡其聰明材力”換言之，普及之外，不應排斥精英教育，資優教育學院建立 ，實符合香港教育發展，不過 ，資源運用，應注意普及與精英之矛盾，均衡調和 ，決不能犧牲大多數去成就少數知識貴族。五、科學教育與人文主義的平衡 西方人重視科學教育，孫中山也主張 “多開學堂，多派留學生 國之科學專門學校肆業，畢業後，再入各種工廠 ，練習數年 ，必使所學能升堂入室，回國能獨當一面 ，以經營實業 ，斯為上着。”25 關於科學的重要性孫中山曾說：“夫科學者，系統之學也 ，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舍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 ，多非真知識也。” 26他說 ：“我們現在要學歐洲 ，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他又說：“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 ，完全是物質文明。⋯⋯都是由於科學昌明而來的。那種科學 ，就是十七八世紀以後，培根、牛頓那些大學問家所主張用觀察和實驗研究宇宙萬事萬物的學問。” 27他曾經說過：“我們要拿事實做材料 ，才能夠定出方法 ，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這個理由，就是因為學理有真的有假的 ，要經過試驗 ，才曉得對與不對。好像科學上發明一種新學理 ，究竟是對與不對 ，一定要做成事實 ，能夠實行 ，才是真學理。科學上最初發明一種學理，一百種之中，有九十九種是不能夠實行的，能夠實行的學理 ，不過是百分之一，如果通通照學理去定辦法，一定是不行的。所以我們要解決社會問題 ，一定要根據事實 ，不能單憑學理。”28由於他的這番話，更可看出他對於科學研究法及科學驗証真理的特別重視，尤其對於學精神的主張應充份發揚。香港高中打算文理不分 ，理想頗高 ，惟難於實踐 ，文理並重是目標 ，科學人才實不可忽視。不過 ，香港大部分大學都推行通識教育，平衡科學與人文學科研習的偏向，通識教育可使人文與科學優勢互補。此外 ，近年香港政治人物討論政制改革 ，流於意氣用事，觀點極端 ，宜提倡科學客觀分析 ，如有爭論宜以科學實證為依歸。六、關於道德教育與國民身分認同教育孫中山一生也強調道德教育，主張 “造成頂好的人格 ，人類的人格既好 ，社會當然進步。”29他說：“我們要人類進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類有高上人格 ，就在減少獸性 ，增加人性。”30

又說：“依住化的道理推測起來，人是由動物進化而成，既成人形，當從人形更住化成神聖。是故欲造成人格 ，必當消滅獸性 ，發生神性 ，那麼 ，才算是人類住步到了極點。” 31 關於群性發展 ，他曾說：“國家也好像是一個大青年會 ，必須要全國人民，都要有體育、智育、德育的人格才好。” 32他更常主張以 “合群”來恢復民族地位。33 “人類以互助為原則”34基於 ，此教育材料 ，就是我們生活所需要的知識。同時再就個性之所近而發展之，以促進社會的進步。所以他說：“凡天地萬物之理 ，人生日用之事 ，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 ，童而習之 ，各就性質之所近 ，而肆力焉。”35 此外 ，民族教育，應以 “愛國”為中心 ；民權教育，以 “民生”為中心；民生教育，以 “科學”為中心。這三個中心 ，可以說是從三民主義的 “倫理”、 “民主”和 “科學”而來。 所以孫中山說：“教育為立國根本 ，振興之道 ，不可稍緩。” 36美國學者林白克博士（Dr. Paul M. A.Linebarger）曾說：“今天，孫中山已經是一位世界的偉人 ，他對人類的重要性 ，並不亞於他對中國。他是未來全世界每一個人的一部分。我們如能發揚光大孫文主義，我們就有機會加強任何地區的民主政治，對一位偉人的崇仰 ，其結果是每一個人自己得到光榮。” 37孫中山的溫和三民主義看重爭取民族平等 ，及民族認同，並不惜進行武裝民族革命。故回歸後的香港，民族教育將是首要任務 ，為免偏激和矯枉過正 ，孫中山的民族教育思想 ，值得港人仔細研習，然後作出選優吸納。 近日香港有一些意見認為中國歷史科過於沉悶和需要記憶一定數量的史實，遂建議與其他科目合倂，其實際影響勢必是大大的削減課時和課程內容。 其實中國歷史科絕不不可砍削 ，而作為一個中國人 ，有許多史實需要牢牢記住 ，這種情況在舉世各國各族皆然。若然單單為了一部分學生懼怕記憶便輕率刪削中國歷史科 ，對文化的傳承恐怕會有重大損害。 本國歷史教育是國民身份認同教育的基石 ，以香港的情況而言 ，仍應以大中華圈的文化歷史為主。雖然地方歷史不可抹殺 ，但亦不可以成為主導 ，否則會做成離心的分離主義。孫中山強調為中國崛興而奮鬥，強調民族平等 ，獨立自主 ，強調維護國家主權 ，在21世紀的今天，諸國競勝 ，列強稱霸時代 ，國民身分認同教育 ，是凝聚下一代向心家國，認同民族文化的第一步，是關乎國邦興亡的第一步，就公民道德教育而言 ，理性地愛國，理性地不盲目排外 ，是孫中山所強調的民族主義核心，香港教育改革的設計者，應重溫這些平凡而深遽的思想 ，應為國史教育重新評價與定位。七、結論：香港未來發展須注意追求自由平等，不違科學規律 在回歸後重讀孫中山文化教育思想部分著作 ，令人感到孫中山洞燭先機 ，他的教育言論 ，雖非獨步學林 ，然而透過他個人革命活動的體驗 ，他所評論文化教育的意見，其參考價值歷久不衰 ，在自由、平等、進化等觀念方面 ，是孫中山揉合東西文化的精髓 ，科學新知配合傳統文化精華，故能另闢蹊徑 ，有如明燈引路 ，即使現在香港公民教育理論 ，亦宜參考吸收其理論精神，務求推行不偏不倚公民及國民身分認同教育。其次，孫中山對科學教育及道德道教育的意見 ，亦甚為中肯 ，香港教育發展，為保持本港競爭力，大力推行科學教育，勢所難免，道德和民族教育 ，亦是回歸後應看重推行的課題，孫中山指出 “教育為立國根本。振興之道 ，又不可稍緩” ，此際香港在 “後殖民地時代” ，重振民族教育，是順天應人之舉 ，而孫中山的教育理論 ，對香港教育發展 ，啓發良多，值得仔細鑽研 ，萬變不離其宗，不可以落伍等閒視之。註釋 ： 朱政惠 ：《孫中山與現代文明面向未來的孫中山研究——近二十年的情況和前瞻》 ，載於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 、1

234567891011213141516171819202 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上海炎黃文化研究會編 ：《孫中山與現代文明》 ，蘇州 ：蘇州大學出版社 ， 1997 年 ，第649 頁 。孫中山著 ，張其昀編 ：《國父全書》 ，台北 ：國防研究院 ， 1960 年 ，第289 頁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三講》 ，載於 《國父全書》 ，第229-230 頁 。同上註 ，第227-228頁 。同上註 ，第232-233頁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四講》 ，載於 《國父全書》 ，第236 頁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二講》 ，載於 《國父全書》 ，第225-226 頁 。同上註 ，第224 頁 。同上註 ，第225頁 。孫中山：《自由之真諦》 ，載於 《國父全書》 ，第485 頁 。同註7 ，第226頁 。孫中山：《革命成功 ，個人不能自由團體要有自由》 ，載於 《國父全書》 ，第1009-1010 頁 。孫中山：《孫文學說 ·第四章》 ，載於 《國父全書》 ，第16 頁 。同上註 ，第16-17頁 。孫中山著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國父全集 ·第七冊》 ，台北 ：近代中國出版社 ， 1989 年 ，第1頁 。孫中山：《知難行易》 ，載於 《國父全集 ·第八冊》 ，第125 頁 。孫中山：《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 ，載於 《國父全集·第三冊》 ，第368頁 。孫中山：《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一冊》 ，第240 頁 。孫中山：《社會主義之派別及其批評》 ，載於 《國父全集·第一冊》 ，第204 頁 。舒新城 ：《中國近代教育史》 ，並見崔載陽 ：《三民主義學術教育研究》 ，台北 ：帕米爾書店 ， 1960 年 。孫中山：《民生主義·第一講》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一冊》 ，第131頁 。同上註 ，第136頁 。同註16 ，第128頁 。同註17孫中山：《中國實業當如何發展》 ，載於 《國父全集·第七冊》 ，第100 頁 。孫中山：《孫文學說·第五章 ·知行總論》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七冊》 ，第19 頁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四講》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七冊》 ，第204 頁 。孫中山：《民生之義·第二講》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七冊》 ，第266 頁 。孫中山：《國民要以人格救國》 ，載於 《國父全集 ·第八冊》 ，第174 頁 。同上註 。同上註 ，第175 頁 。同上註 ，第181頁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六講》 ，載於 《國父全集·第八卷》 ，第174 頁 。孫中山：《孫文學說·第四講》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三卷》 ，第139 頁 。孫中山：《上李鴻章痛陳救國大計書》 ，載於 《國父全集 ·第九冊》 ，第9-10 頁孫中山：《國民黨政見宣言》 ，載於 《國父全集·第七冊》 ，第7 、 18 頁 。林白克：《孫文主義的世界性》 ，載於 《三民主義學術思想論叢》 ，台北 ：中央月刊社 ，第274 頁 。參考 書 目 ：1. 中山學術研究中心 ：《中山思想與中國統一》 ， 1983 年 。2. 陳志先 、陳光輝 ：《中山思想要義》 台北 ：台灣書店 ， 1994 年 。3. 周伯達 ：《中山先生思想與中華道統》 ，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 1999 年 。4. 吳健民 ：《國父中西文化觀之研究》 ，台北 ：中央文物供應社 ， 1977 年 。5. 蔣介石 ：《國父孫中山先生思想概要》 ，台北 ：海外出版社 ， 198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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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康有為論香港社會李谷城*一 、 前 言 “和諧社會”由政治和諧、經濟和諧、外交和諧、民生和諧等方面組成 ，全體人民要生活在和諧的社會之中，就必須解決民生的種種問題 ，包括衣、食、住、行得到基本的解決 ，生命安全有保障，社會文明有秩序 ，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孫中山稱之為 “民生主義”，並說 “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 、群眾的生命 ，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又名共產主義 ，即大同主義。” 孫中山十分重視公共衛生及市政建設 ，他青少年時代在香港讀書時，眼見香港秩序整齊 ，建築宏偉 ，人民工作勤奮，留有深刻印象，由此而產生改革中國惡劣政治之心 ，並稱 “我之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 ；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 康有為與香港的關係也十分密切。藉地緣之便 ，他一生中10數次進出香港 ，其中，在戊戌政變之前就到過3次 ，即：22歲首次 “薄遊香港” ；30歲第2次遊香港；39歲第3次遊香港。康有為這3次進出香港 ，留下一批詠頌香港的詩詞 ，記載了香港的風貌。這些作品 ，深刻地反映了這位歷史偉人的內心世界。從這些詩篇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發生巨大的變化 ，他的改良主義思想的確立 ，與香港有直接的關係。 本文以孫中山、康有為年輕時代與香港的關係 ，來說明和諧社會的基本含意；以及社會不和諧如何誘發社會精英萌生革命的思想 ，最終走上政治改革或革命之路。二、孫中山革命思想得自香港 孫中山十分重視公共衛生及市政建設 ，他青少年時代在香港讀書時，眼見香港秩序整齊 ，建築宏偉 ，人民工作勤奮，留有深刻印象，由此而產生改革中國惡劣政治之心，並稱 “我之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 （一） 仰慕西學 、信奉洋教 1879年6月， 14歲的孫中山侍楊太夫人赴檀香山，首次經澳門等地 ，感慨不已，自稱：“始見輪舟之奇 ，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 ，窮天地之想。”1 1883年春， 18歲孫中山入檀島（今夏威夷）最高學府阿厚學院（Oahu College） ； 6月，其兄深恐孫中山受洗為基督教徒 ，命其返國，再治國學。 11月，孫中山在家鄉為破除迷信 ，把廟裹神像的手臂折斷 ，由於觸犯眾怒，而避居香港 ，進入拔萃書院（Diocesan Home）讀書。是年冬，與同鄉好友陸皓東一起 ，受洗於基督教美國綱紀慎會（公理會）。孫中山署名 “日新”，蓋取自《大學·盤銘》 ：“苟日新 ，日日新 ，又* 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 《亞洲研究》 副主編。。

日新”之義。孫中山課餘從倫敦傳道會長老區鳳墀習國學 ，區鳳墀據 “日新”二字 ，為孫中山改號 “逸仙”。孫中山的信奉洋教 ，接受西方民主、自由、博愛觀念 ，很明顯是在檀島及香港受到的影響。 1885年4 月，清廷在中法戰爭獲勝 ，但卻與法簽訂 “天津條約” ，使安南（今越南）淪為法國的保護國。孫中山說 ： “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 ，始決定傾覆清廷 ，創立民國之志 ，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 。”2 （二） 與何啟師誼 、 深受影響 1887年10 月，孫中山轉入香港西醫書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孫中山為該院首屆學生。該書院於1907年改名香港西醫學院。 1912年香港大學成立 ， 1913年香港西醫學院倂入港大 ，成為該校醫學院之前身。該院創辦人何啓時任香港議政局（今立法會之前身）議員，兼執業律師。何啓兼授法醫學及生理學 ，直接教導孫中山，兩人有師誼關係。何啓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還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 ，如1895年3月12 日，何啓在香港英文 《德臣報（China Mail）》 發表 《改造》 一文，公開鼓吹革命。何對興中會宗旨極表同情 ，常參與大計 ，暗中幫助 ，但不願列名黨籍。又如1900年初《中國旬報》創刊號至第9期連載的長篇政論 《新政變通》 ，便是何啓與其好友胡禮垣合著 ，該文對孫中山有直接的影響：譬如 ，孫中山在25年後演講“三民主義”時 ，直接引用了該文的一些論述。3 （三） 重視公共衛生 、 立志改造社會 孫中山28歲時 ，在香港讀書時每年回香山2次 ，比較兩地的社會環境 ，差距太大了。他必須自己當警察 ，隨時留意防身武器 ，這種現象給他留下終身難忘的影響 ，他說： “30年前 ，在香港讀書，看到整個秩序井然 ，建築宏偉 ，所有的事業都在不斷地進步。香山是我的家鄉 ，我每年回香山兩次 ，相比之下 ，差距太大了。我必須自己當自己的警察，隨時留意身上的防身武器，這樣才能安全地行走。香山與香港兩地距離才五十英里，英國人在七八十年間創造出這樣的成績，我們四千年的文明為什麼沒有一處如香港呢。”4 孫中山派戰友陳少白到香港創辦《中國日報》之同時 ，亦創辦《中國旬報》旬刊，前者簡稱 “日報”，後者簡稱 “旬報” ，一報一刊 ，合稱 “中國報”；為了簡便 ，往往 《中國日報》 也簡稱為 “中國報”。在《中國旬報》 創刊號第33-48頁 ，全文刊載一份 《潔淨局新定章程》 ，它是香港政府最早訂立的公共衛生法例之一。從中可以看出，英國人管治香港最重視的內容之一是如何解決公共衛生問題 ；另一方面 ，革命黨人在其創辦的第一份革命報刊中，就用了大量篇幅 ，翻譯轉載這部公共衛生法例 ，也正好說明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 ，對公共衛生的高度重視，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孫中山為甚麼眼見香港秩序整齊，建築宏偉 ，人民工作勤奮而產改革中國惡劣政治之心 ，以及他創立 “民生主義”的社會背景因素。早期港英政府的文件都是用英文的，這份公共衛生法例由 《中國旬報》 創刊號翻譯轉載而保存下來，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5 1890年孫中山與西醫書院的同學陳少白、尤列、楊鶴齡，在香港中環歌賦街24號 “楊耀記”（楊父經營的商店）高談革命 ，意氣激昂，時人稱之為 “四大寇”。同年 ，致書鄭藻如 ，主張重農業、禁鴉片、興文教 ，先在家鄉香山實驗 ，再推行全國。 1894年6月，孫中山在李鴻章書中，力陳救國大計 ，提出 “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蜴其流”4 大綱領。 1900年1月中旬 ，孫中山領導籌辦的興中會第一家機關報 《中國日報（China）》 在香港創刊。它被譽為 “惟一創始之公言革命報”、 “中國革命提倡者之元祖”、 “革命報之鼻祖”、 “革命黨組織言論機關之元祖”。孫中山的戰友陳少白任第一任社長兼總編輯。 1905年10月轉為同盟會香港分會機關報。 1906

年轉為同盟會南方支部機關報。 1911年12月21日至22 日，孫中山流亡後第10次抵香港 ，當時 ，港英政府的逐客令尚未過期 ，但破例准許孫中山在港島公開上岸 ，並在碼頭即場發表演說。可惜這次演講的詳細內容沒有流傳下來。 （四） 自稱革命思想源自香港 1923年2月17 日，孫中山由上海抵香港。 20 日，應邀在香港大學演講，講述自己 “革命思想之產生”經過 ，其中有云： “香港及香港大學 ，仍我智慧之誕生地也。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時 ，眼見香港秩序整齊 ，建築宏偉 ，人民工作勤奮即已留有深刻印象，並已有改革中國惡劣政治之心⋯⋯我之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我之革命思想 ，完全得之香港也。” 6 1924年1月27 日至8月24 日，孫中山在廣州高等師範學校禮堂 ，每星期一次系統演講 “三民主義”。演講原訂每週1次，後因公務繁忙，時有間斷，共講完 “民族主義”和 “民權主義”各6講 ，至8月24 日“民生主義”第4講說畢後 ，因革命軍正積極準備北伐 ，軍政事務異常倥 ，演講無法繼續。 孫中山創立的 “三民主義”之第3部分，提出了著名的 “民生主義”，詳細論述改善民生的種種設想 ，包括如何解決4億人民的吃飯、穿衣等問題 ，並把它與政治是否清明緊緊聯繫在一起。孫中山說 ： “甚麼叫民生主義呢？ ⋯⋯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又名共產主義 ，即大同主義。” 7 孫中山又說： “我們民生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 ，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 ，不只是共產 ，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 ，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 ，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8 孫中山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大同主義。”這些名詞與現在流行的 “和諧社會”提法有甚麼異同，值得進一步討論。孫中山所處的時代是改朝換代的變革時代 ，以暴力的革命手段推翻舊制度是首選方式；然而 ，當革命取得成功後就要改用和平的方法 ，恢復社會秩序。孫中山曾說 ： “自民國誕生之日起，我便致力於謀求和平、和諧與談繁榮。⋯⋯從那時以來，我已盡我之力所能及 ，促使革命所造成的混亂演變為和平與秩序 ，以達到由亂而治之境。” 9 不論如何 ，孫中山創立的 “三民主義”之中包含的革命思想以及社會和諧思想，都是深受香港社會現狀的影響而產生的 ，這是可以肯定的。三、康有為大量詠香港詩篇 康有為（1858-1927）是清末戊戌變法運動的著名領袖。藉地緣之便 ，他一生中10數次進出香港 ，其中，在戊戌政變之前就到過3次，即：22歲首次 “薄遊香港”；30歲第2次遊香港 ；39歲第3次遊香港。這3次經歷使他的思想發生巨大的變化 ，他的改良主義思想的確立 ，深受香港社會秩序井然、西人治國有法度的影響 ，這些很明顯地與香港有密切的關係。 10 康有為這3次進出香港 ，留下一批詠香港詩詞，記載了香港的風貌。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這位歷史偉人的內心世界。（一） 初遊香港 ，嘆靈島壯觀1979年11月，康有為第1次遊香港 ， “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開始改變對 “夷狄”的看法，認為

不可以用 “古舊”的眼光來看 “西人”及 “西學”。康有為這一次 “薄遊香港”，曾作了 《初遊香港睹歐亞各洲俗（己卯冬月）》 詩 ，記述了當時的所見所聞： 靈島神皋聚百旗 ，別峰通電線單微。 半空樓閣凌雲起 ，大海艨艟破浪飛 。 夾道紅塵馳騕哀 ，沿山綠囿鬧芳菲 。 傷心信美非吾士，錦帕蠻靴滿目非。11 康有為初詠香港 ，稱讚香港為 “靈島”，欣賞她 “半空樓閣凌雲起 ，大海艨艟破浪飛”的壯麗景象。康有為一方面讚賞西方的物質文明；另一方面傷心此 “信美”之地並 “非吾土”。詩的最後二句話 ，一直為歷代的愛國詩人、民族主義墨客所吟誦。 康有為首次遊香港 ，曾去 “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深受香港 “宮室之瑰麗 ，道路之整潔”的西方物質文明的影響 ，思想發生巨大變化。他在自編年譜中描述當時的心境 ： “薄遊香港 ，覽西人宮室之瑰麗 ，道路之整潔 ，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 ，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復閱海國圖誌、瀛寰志略等書 ，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 ，為講西學之基矣。”12 康有為 “薄遊”香港不但思想變了，而且落實到行動上：“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他還把在香港的收穫帶回廣東 ，日後傳授給他的學生 ，包括他的 “高足”梁啓超。既改變自己，又影響他人。 （二） 再遊香江 ，詩興大作 1887年 ，30歲的康有為第2次遊香港。此次並非 “薄遊”，而是跨越了8 、9兩個月。這次漫遊 ，康有為寫下11首與香港有關的詩 ，計為：《裙帶路》 、 《夜跨輪船》 、 《月夜遊太平山》 、 《香港席上送余庶常鼎三之潮州口占》 、 《八月十四夜香港觀燈》 、 《八月十五夜月》 、 《贈何比部》 、 《香港觀賽珍會 ，閱歐戲 ，遂遊濠鏡 ，觀馬戲 ，為見歐俗通戲之始》 、 《重九夜登高上太平山頂》 、 《九月夜過虎門》 、 《月夜過黃埔》 。從這些詩中，可知道康有為的行蹤，以及瞭解康有為當時的所思所想。以下試逐一釋之：1. 《裙帶路》 “裙帶路”是香港舊名。康熙時代編的 《東莞縣志》 和嘉慶年代編的 《新安縣志》 ，於香港島一帶均標有 “裙帶路”地名。據香港史研究者葉靈鳳的考證：從香港島山南的石排灣，翻山到山北，再沿山腰向東走 ，一直到鵝頸橋附近的一個小鄉村 ，這一條曲折蜿蜓的山路 ，從九龍望之 ，好像一條又長又細的裙帶 ，故名。康有為第2次遊香港 ，看清楚了香港和九龍的方位輪廓 ，賦下此詩。2. 《夜跨輪船》 其時 ，九龍半島割讓已有17年 ，從九龍尖沙咀去港島的中環 ，主要交通工具是客船。詩人坐在橫跨維多利亞港的渡輪上，淋沐浩浩天風 ，滿足平生愛縱橫的意氣，萌生遠征沙場的豪情壯志；但是 ，想到當鑿石爲馳道，岩繞直上天。大旗出頂颭，飛線海中傳。蓄水潭分管，區邱村若田。登峰數樓閣，參錯十洲仙。浩浩天風吹大瀛，平生意氣愛縱橫。花枝無那曾同照，海艦翻愁動遠征。了絕色空難作達，銷磨豪氣是多情。如絲春夢知何續，贏得淒涼對月明。

時的現實，他只是 “贏得淒涼對月明” ，感到 “銷磨豪氣是多情”3. 《月夜遊太平山》 太平山是香港島的最高峰。自香港割讓以來，直至今天，它一直是登高欣賞香港全景的最佳地點。康有為選擇在月夜遊太平山，對半山的馳道曲橋、煙霧裹的碧水碧山、萬枝燈火映照下的玲瓏樓閣，讚不絕口；然而 ，到了最後，詩人還是覺得 “瑤台雖好不淹留”，香港雖美，惜已 “非吾土”，又是傷感唏噓一番 ！4. 《香港席上送余庶常鼎三之潮州口 占》 這是一首即席揮毫的餞別詩。詩人不忘告誡友人 ，要去廟下尋碑 ；寄語友人落葉歸根 ，以宗廟社稷為重。中國人的濃郁鄉情、堅韌族根 ，是形成民族主義之源。5. 《八月十四夜香港觀燈》 康有為再遊香港 ，又去欣賞 “秋宵香港燈”和節鄰毗次的樓閣。行文到最後 ，詩人像第1次詠香港那樣，籍物寄情：在歡心之餘 ，再嘆惜香港 “非吾土”！又表達了民族主義情結。6. 《八月十五夜月》 詩人十分喜歡香港的夜景 ，當然不會錯過圓月高掛的八月十五夜。這首對仗工整、押韻鏘鏘的五言詩，刻劃了八月十五香港的奇妙夜光水色 ，但是 ，詩人心不在焉 ，他的感覺是：“最是團圓夜 ，偏當寂寞時。”矛盾的心情 ，洋溢於字裹行間。7. 《贈何比部》白沙馳道絕山腰，山斷紅闌接石橋。 最是萬松燈下過，月明山海望深宵。 沿山闢路夾青松，樓閣溪橋曲曲逢。 夜夜月明橋上立，飛泉浩浩劈中峰。 月明山路冷生冰，馳道孤遊記得曾。 碧水碧山煙霧裏，玲瓏樓閣萬枝燈。欲挾飛仙過東海，瑤台雖好不淹留。趙德詞邊堪覓句，昌黎廟下可尋碑。歸來檢點詩囊好，應有青篷扇底詞。空濛海月上金繩，又看秋宵香港燈。曼衍魚龍陳百戲，參差樓閣倚高層。怕聞譜曲何堪客，最是圍花也似憎。歡來獨惜非吾土，看劍高歌醉得曾。最是團圓夜，偏當寂寞時。題戲春鳳紙，澳絕紫笙詩。玉宇寒高處，明璫夢阿誰。馬纓門外樹，惆悵月闌遲。風靡鸞吪客 ，偏於異域逢。靈霧神風跨鶴遊，蒼茫海嶠認蓬洲。。

康有為稱濠鏡（澳門）與香江（香港）為 “異域”。這與前詩所說的 “非吾土”，含意相同，都是對清廷割棄香港 ，表示強烈的不滿。在這種地方巧逢友人，詩人用 “沉寒月”、 “有心事”之句，來表露凝重的心情。8. 《香港觀賽珍會 ，閱歐戲 ，遂遊濠鏡 ，觀馬戲 ，為見歐俗百戲之始》 此詩透露，康有為曾在香港觀看賽珍會和歐洲的戲劇；又遊澳門，欣賞馬戲。康有為自稱這是他認識“歐俗百戲之始” ，而詭奇的馬戲和西人的蠻裝 ，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康有為4歲時 “觀洋人鏡畫”開始有西方知識 ；但那只是書本上的東西 ，到港澳來看一看 ，有了切身感受，印象更加深刻。9. 《重九夜登高上太平山頂》 九九重陽登高懷遠 ，是中國的傳統習俗。康有為選擇在這一天的夜晚，再次豋太平山頂，寓意十分明顯。這裹的山山水水又令詩人陶醉 ；然而 ，詩人最後的感受 ，依舊是 “我登絕頂生百憂 ，問天無語聲啾啾。”10. 《九月夜過虎門》 於九月初九重陽登節高後，康有為坐船返回廣州。某日夜晚，船隻駛經虎門，聯想到鴉片戰爭期間這個 “粵海重關”的虎砲 ，曾經 “萬龍轟鬥”、大顯神威 ；而如今只見 “遺壘餘殘石”，詩人不忍瘁睹，痛心疾首 ！誦詩銀鑿落，把劍玉芙蓉。濠鏡沉寒月，香江聞曉鐘。緣華有心事，條脫贈從客。香江陸海感蒼茫，濠鏡山川對夕陽。若問先生果何見，詭奇馬戲及蠻裝。重陽登高晝不秋，夜作太平山頂遊。籃輿回出阛闠稠 ，樓閣上與五雲浮。千門萬戶若縣旒，銀燈掩露依松楸。山石犖確松一邱，馳道岧嶢曲百週。斜若緣撞田若釣，拗折迴出林之幽。中天觀鳩林下猴，哀鳴應答和成謳。輿夫嗄氣汗欲流，先生豪氣衝鬥牛。叱馭疾上無少休，登跨絕頂風颼颼。月華清沏纖雲收，星斗爛爛明雙眸。海氣蒼茫見十洲，郤問飛仙不可求。處處銀燈明重樓，別島奇峰難盡搜。蓬瀛羽客時淹留，恍如神仙海中球。我登絕頂生百憂，問天無語聲啾啾。閬風何所騁驊騮，便郤乘風據上遊。被髮大荒何可由，歸路茫茫碧海頭。粵海重關二虎尊，萬龍轟鬥事何存。至今遺壘餘殘石，白浪如山過虎門。，

11. 《 月夜過黃埔 》 康有為乘坐的船 ，在月夜經過廣州近郊的黃埔港。斯時，感覺到有 “萬里天風吹月行”。看到這個重要的軍港 “海山重覆”“燈火明” ，詩人又意氣風發起來，想像 “飛舲浩杳破長鯨” ，期望將來有機會為國效力。 上述11首詩 ，作者都是借景寄情 ，這本是中國讀書人傳統的 “春秋筆法”。康有為自幼受到嚴格的中國文化教育，詩詞寫得好 ，無可挑剔。他把香港描寫得太美了 ！就本人閱讀所見 ，未有人出其右。然而 ，他在詩中一再表白的民族主義情結 ，在今天看來 ，已有不少人提出商榷。（限制文章主題及篇幅 ，在此不便贅述。）康有為對香港的感受和見解 ，其後大多有形、無形地溶入他的改良主義思想之中。康有為回到廣東後， “是歲編人類公理 ，游思諸天之故 ，則書之而無窮也。”開始 “推孔子據亂、升平、太平之理”，萌生自己的 “三世說”觀念 ，後來整理出 《孔子改制考》 、 《新學偽經考》 等書，這些書的要義，成為他推行變法的指導思想。 （三） 三遊香江 ，即席作詩述舊 1888年夏曆五月，31歲的康有為再次赴京應試，但又再次落弟。八月遊明陵、登長城 ，遠眺大好河山，感慨懷才不遇 ，憤世嫉俗。九月，康有為撰 《上清帝第一書》 ，並託人送呈光緒帝的老師翁同龢 ，提出 “自古立國，未有四鄰皆強敵，不自強政治，而能晏然保全者也。”呼籲光緒皇帝 “變成法 ，通下情 ，慎左右。”但是 ，康有為第一次循中國延襲千年傳統的上書制度表達意見 ，並未能達到目的，他的第一次上書無人理會。 1895年夏曆二月十二日，康有為（38歲）與弟子梁啓超等赴京會試。三月，發動 “公車上書”，在康有為、梁啓超的鼓動下 ，廣東、湖南兩省應試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 ，要求拒簽和約。接着又聯合16省應試舉人1300餘人，聯名簽署康氏起草的萬言請願書，即 《公車上書》 又稱 《上清帝第二書》 ，於四月初八日至都察院投遞，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但是 ，此次上書仍被衙門拒絕代遞 ，清廷仍聽不到民眾的呼聲。四月發榜 ，康有為中第五名貢士 ，保和殿試二甲第四十六名 ，賜進士出身。旋授工部主事 ，但是 ，康有為並未到職就任。五月初六日，他再呈送 《上清帝第三書》 ，這次光緒看到了 ，命抄寫數份發下 ；閏五月初八日，他寫好 《上清帝第四書》 ，親自赴都察院投遞 ，但被拒絕。六月二十七日，康有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 ；十月，康有為在北京組織 “強學會”；十一月， 《萬國公報》 易名《中外紀聞》 ，作為北京強學會的會刊。 1896年夏曆七月初一日， 《時務報》 在上海創刊 ，康有為的弟子梁啓超任主筆。他則於廣州府學宮萬本草堂繼續講學 ，續成 《孔子改制考》 、 《春秋董氏學》 、 《春秋學》 ，編 《日本變政記》 、 《日本書目志》 。夏曆八月，第3次遊香港。十月至澳門，與何穗田籌辦 《知新報》 。康有為這次到香港的主要目的是，要去澳門籌辦改良派在南方的最重要機關報 《知新報》 。此次遊歷留下不少詩 ，其中，與香港有關的有以下一首即席揮毫的敘舊詩。詩文曰： 此詩之引言曰：“譚彤士太守自日本還 ，之官桂林 ，遇於香港酒樓。丹士索詩 ，即席述舊遊送之。”說明了寫這首詩的背景 ，只是以詩述舊誼 ，客套一番而已。 1898年正月初八日，康有為提出 《上清帝第六書》 ，請求光緒帝迅速變法 ，主要內容是：召集群臣，宣布維新，詔定國是；在午門設 “上書所”，准許人民上書，稱旨者量才錄用；在內廷設制度局 ，商討政事制度 ，並設十二新政局。二月二十日，在總理衙門遞 《俄彼得變政記》 一部 ，並呈 《上清帝第七書》 ，萬里天風吹月行，飛舲浩杳破長鯨。海山重覆環黃埔，故壘連山燈火明。曾作東瀛萬里遊，袖中詩卷壓滄洲。順風送到桂林好，碧溜青山晚放舟。

建議光緒帝實行變法， “以俄彼得之心為心法”。康有為第1次 “薄遊香港”時稱讚香港 “信美”，又說“覽西人宮室之瑰麗 ，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 ，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在這些上書中，康有為吸收了不少從香港得到的知識和智慧，提出一系列治國方略 ，變法圖強思想越來越強烈 ，越來越全面 ，這與他遊香港之前視洋人為 “夷狄” ，強烈排外 ，伴若二人。 （四） 變法失敗 ，亡命香港 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轟轟烈烈的 “百日維新”失敗後，康有為 “不及整裝，便倉皇逃到天津”搭英輪 “重慶號”離開天津到上海 ，在吳淞口改乘英國戰艦 “幫那文尺號（Bonaventure）”逃往香港。 13 這是康有為第4次到香港 ，像洪仁玕和王韜等 “欽犯”那樣 ，亦是為了逃避清廷的追捕；而康有為介入宮廷 “帝后之爭”，地位更加重要，清廷的追殺也更兇狠。康有為乘英國戰艦抵達香港後，因害怕遭人暗殺或毒害，住進了英國皇家警察局的宿舍 ，被嚴密保護起來。此時的康有為相信港英政府可以保護他，正好解釋了他第1次詠香港詩中對香港 “信美”二字的評價。時康有為年僅41歲，正當青壯好年華 ，本可再幹一番事業，但是 ，離開了國土之後， “英雄無用武之地”。香港這塊殖民地也容不下他久留，在清廷的壓力下 ，康有為被迫離開香港去日本，繼而流亡海外各地，其後在海外流亡16年（1898.10-1913.11）之久。 流亡期間，康有為多次進出香港 ，還把他的母親安頓在香港避難，再次說明他相信香港。 1913年10月，康有為自日本回香港奔母喪。 11月，送母靈柩回故鄉安葬。隨後移居上海 ，時年56歲的康有為，結束了漫長的浪跡。康有為多次進出香港，對香港的看法和態度有明顯的轉變，正好與時局相吻合，值得深入加以探討。作為香港的一份子 ，重溫康有為對香港的詠嘆 ，有特別切身的感受。四、餘論 孫中山、康有為早期與香港的關係有何現實意義呢？改革開放30年的今天，中國無疑已成為發展最迅速的發展中大國，已經成為 “世界工廠”。但不少國家對中國產品質量和食品、藥品的安全衛生，有強烈意見。有的甚至把 “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看作是 “差劣商品”的代名詞；把 “中國世界工廠”辱罵為 “世界污染製造廠”。 14美國有影響力的 《紐約時報》 甚至說：“中國正在急速成為經濟強國，但空氣污染問題也史無前例。其環境惡化的嚴重程度 ，在國內及國際都造成回響，將危害到共產黨的統治。”該報列舉的數字如下：2003年中國有30萬人死於空氣污染，預計到2010年死於空氣污染的將增至38萬人 ；2020年死於空氣污染的將增至55萬人。 15 為了維護國家形象及中國產品信譽 ，中國政府決定，從2007年8月下旬開始 ，在全國範圍開展為期4個月的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專項整治。 8月23 日，以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兼任國務院產品質量和安全領導小組組長的吳儀 ，在全國專項整治工作電話電視會議上，連續用12個100％，要求打好這場特殊戰役。 6 中國產品的質量和食品、藥品的安全衛生，不但關係到國家形象及中國產品信譽，而且會影響社會的和諧及穩定。在孫中山及康有為時代 ，晚清社會的亂象，終於引發了 “戊戌政變”及 “辛亥革命”；今天中國社會的亂象，會不會像 《紐約時報》 所說：“將危害到共產黨的統治”？還是危言聳聽呢？值得有關人士深刻反思。這正是本文期望引起大家關注的。，

註釋 ：12345678910111213141516羅家倫主編 ：《國父年譜 ·上冊》 ，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 ， 1994 年 ，第26-27 頁 。同註1 ，第42-43頁 。李谷城 ：《香港 〈中國旬報〉 研究》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 2008年 ，第一部分第八節 《解讀 “新政變通”》 。同註1 ，第1302-1303頁 。有關 《中國旬報》 詳況 ，見註3 ，第二部分第八 《“潔淨局新定章程”註釋》 。同註4 。孫中山：《民生主義》 ，載於孫中山著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 ：《三民主義（袖珍本）》 ，台北 ：中央文物供應社 ，第299-426頁 。同上註 ，第367頁 。孫中山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 ·第三卷》 ，北京 ：中華書局 ，1984 年 ，第58頁 。康有為年輕時遊香港及與香港的關係 ，詳見 《康南海自編年譜》 ，轉引自中國史學會主編 ：《戊戌變法 ·第四冊》 ，上海 ：神州國光社 ， 1953年 。另可參閱李谷城 ：《香港報業百年滄桑》 ，香港 ：明報出版社 ， 2000 年 ，第102-111頁 。康有為著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文獻研究部編 ：《萬木草堂詩集 ：康有為遺稿》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6年 ，第14頁 。本文所引康詩 ，皆出於此 。康有為遺詩整理過程如下 ：1908年康有為 “門人梁啓超收拾叢殘 ，發願手寫” ， “搜篋與之 ，尚存千餘篇” ，於1911年編成詩集十三卷 。梁啓超以 “事變日繁” ，未及畢寫 ，僅手書四卷 ，至 《明夷閣詩集》 止 ，在日本印出 。 1935 年 ，康有為女同璧收集遺篇 ，為詩集十五卷 ，上起 1888年前 ，下至1927年 ， 1936 年請崔斯哲繕寫 ，刊行於世 。近年蔣貴麟據之編入 《康南海先生遺著匯刊》 。上述早期版本的詩集多有出入 ， 1987年3 月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文獻研究部 ，根據康有為的手稿或抄本 ，整理成十五卷本的《萬木草堂詩集 ：康有為遺稿》 ，於1996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這是至今為止最新 、最全面 、內容最準確的康有為傳世詩集 。見前引 《康南海自編年譜》 ，頁115康有為逃亡經過 ，有多種不同的說法 。本文引用英國代理上海總領事白利南（R. Brenan）《致英國外交部大臣信（1898年9月26 日）》及 《英國殖民部致外交部公函（1898年11月11日）》及其 “附件”，譯文載於 《戊戌變法·第三冊》 ，第523-524 、 539 頁 。現將上述 《英國殖民部致外交部公函》 的 “附件”轉載如下 ：“最近英國報紙上想已登載關於光緒的助手康有為的消息了。我現在把這事簡要地報告給你 。康有為在接到危險的警告以後 ，便設法離開北京 ，搭船到上海 。 自然這條船一到上海定有許多中國官員去搜捕他 ，可是在船未到上海之前 ，康已轉換到英國輪船公司的 ‘琶理瑞’號船上去了 。由於上海當局搜索了每一隻自天津開來的輪船 ，更有一隻停在吳淞口外的中國駁船準備追蹤 ‘琶理瑞’輪 ，又傳說另外兩隻中國駁船要在福州附近攔截它 ，因此 ，英國幫那文尺（Bonaventure）戰艦駛去 ，護送它到香港 ，以免由於中國方面企圖侵犯英國國旗強迫搜索英國船而引起的國際糾紛 。船到香港 ，我對康說 ：‘如果你害怕被人暗殺或毒害 ，可以住在警察局的宿舍裹 ，等到你的朋友為你安排好妥當的住處後才遷走 。’他欣然接受了我的意見 。”《中國淪為 “世界污染製造廠”》 ，載於香港 《東方日報》 ， 2007 年8 月28 日，第A25版 。《美媒體指華污染危害政權》 ，載於香港 《東方日報》 ， 2007年8 月27 日，第A30版 。吳儀要求12 個100％具體內容如下 ：①全國大中城市的農產品批發市場100％納入質量安全監測範圍 ；② 食品生產加工企業100％取得生產許可證 ；③ 小作坊100％簽訂食品質量安全承諾書 ；④ 縣城以上城市 、超市 100％建立進貨索證索票制度 ；⑤ 鄉鎮 、街道 、社區食雜店100％建立進貨台賑制度 ；⑥ 食堂和縣城以上城市的餐飲單位100％建立原材料進貨索證制度 ；⑦縣城以上城市進點屠宰率實現100％ ⑧縣城以上城市所有市場 、超市 、集體食堂 、餐飲單位銷售和使用的豬肉100％來自定點屠宰企業 ；⑨家用電器 、兒童玩具 、勞動防護品 、汽車配件 、低壓電器 、建築鋼材 、人造板 、扣件 、電線電纜 、燃氣器具等 10類產品生產企業100％建立質量檔案 ；⑩ 非法進口的肉類 、水果 、廢物100％退貨或銷毀 ；■出口食品原料基地100％得到清查 ；■ 出口食品運輸包裝100％加貼檢驗檢疫標誌等 。詳見 《內地啓動 “品質國譽”保衛戰》 ，載於香港 《文匯報》 ， 2007 年8 月25 日，第A3版 。

孫中山與南洋華僑——以陳楚楠、張永福為中心的分析沈渭濱 、 莊淑紅* 千百萬海外華僑 ，都是中華民族的子孫。他們漂泊重洋到了海外 ，曾對居在國的開發和經濟、文化建設作過重要貢獻。但當他們遭到不公正待遇乃至迫害時，清政府不但不予保護 ，反而歧視、指責，把他們視為 “自棄王化”的莠民。鴉片戰爭後，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華僑在海外更受輕侮。因此廣大華僑痛恨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 ，痛恨清王朝的專制腐敗 ，迫切希望國家強盛 ，民族復興，有一個良好政府保護他們應有權利和人身安全。正是這種強烈的愛國感情和救國願望，推動了他們中的一批先進分子積極支持和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鬥爭。其中，以南洋一帶的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緬甸、菲律賓等國的華僑 ，表現尤為突出。如果說，美洲和檀香山的華僑 ，在孫中山組建興中會時貢獻良多，那麼南洋僑界在同盟會成立前後到民國臨時政府成立的時段內，出力尤多。他們中的代表人物陳楚楠、張永福等 ，在創辦報刊宣傳革命、團結同志組建同盟會支部、籌措經費支持反清起義等方面，給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以很大幫助。本文輯錄相關資料 ，以陳楚楠、張永福為中心 ，對孫中山與南洋華僑的雙向互動，略作述論 ，求教於方家。 陳楚楠（1884-1971），原名連才 ，別號 “思明州之少年”。祖籍福建廈門，世居新加坡 ，開設 “合春號”，以經營木材及罐果業。楚楠 “幼抱大志 ，思想新穎 ，目擊國人慣受外族欺凌，心焉憂之，因擬結合同志共商救亡之策。”1 張永福（1872-1957），字祝華，祖籍廣東饒平，生於新加坡，開設 “新長美號”布店。外甥林義順 ，自聖約瑟學校畢業後 ， 17歲時進合春號學習商務 ， “任事勤慎 ，楚楠極信賴之”2；陳、張有此一層關係 ，加上志趣相投、熱心西學 ，兩人遂成為莫逆之交。 陳楚楠既憂心於國運日蹙 ，又有心於結納同志 ，於是常與當地富商、南洋保皇會分會長邱菽園相往返。邱富有維新思想 ， 1895年曾參與 “公車上書”列名 ，後雖以主戰者不可靠而收回聯合拒和名單 ，但與維新人士聯繫卻不遑少懈。 1898年在新加坡創辦 《天南新報》 ，抨擊清廷弊政 ，呼籲變法維新。戊戌政變後 ，追隨康有為保皇主張 ，組織保皇會新加坡分會 ，自任會長。為支持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不惜傾囊相助 ，捐巨款20萬元 ，佔保皇會全部得款2/3 ；所辦 《天南新報》 則不斷刊出勤王輿論 ，其所刊文章 ，常為保皇會各地機關報所轉載。3陳楚楠既與邱菽園交， “因得遍覽清議報、知新報、開智錄、新民叢報、新廣東等刊物 ，主張日益急進。” 4 1900年 ，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失敗，其部下將領秦力山、沈翔雲、陳猶龍、朱菱溪等避難新加坡，* 前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後者為香港珠海學院講師一

揭露康有為侵吞華僑巨款，申言要找康有為算賬。邱菽園至此始知保皇黨欺騙買友內幕 ，憤康有為等 “擁資自肥，以致貽誤失事，遂對康宣佈絕交。” 5陳楚楠因此明白“革命保皇兩主義之異同，思欲有所建樹。然是時南洋各埠尚無革命黨人足跡 ，遂有心結納苦無機會，惟時用思明州之少年名義投稿於新加坡天南新報及香港中國日報 ，抨擊政府 ，略抒其憤懣而已。” 6 陳楚楠思想的轉變，撇開其好友邱菽園受康黨欺騙的具體情節，典型地反映了廣大華僑政治態度在20世紀之初發生變化的徵兆。他們大都來自閩、粵二省 ，旅居南洋後，基本上仍保留着中國文化的傳統色彩和倫理觀念。忠孝節義仍是他們基本的價值取向。時代新思潮的衝擊，使他們最初可以接受的只能是維新改良和保皇救國的主張。兩個世紀之交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即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戰爭、東南互保和自立軍勤王起義等 ，對華僑震動極大，一批先進者開始思考國家與民族的前途。但直到1903年以後 ，由於民主革命思想勃興 ，孫中山在美洲發動對保皇論的批判 ，流風所及 ，才使華僑逐步明白革命、保皇的真正區別 ，開始棄保皇而向革命。造成這一變化軌跡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民主革命派不懂得文字宣傳的重要，另一方面則是康梁自戊戌政變流亡海外 ，利用報刊大事宣傳保皇主張。試看從 1898-1900年間，康黨在美洲與南洋、日本創辦和控制了 《天南新報》 、 《清議報》 、 《日新報》 和 《新中國報》 四家報紙 ，日日鼓吹而不輟，尤其是橫濱 《清議報》 ，梁啓超以他那 “筆端常帶感情的文字” ，宣傳保皇立憲 ，風靡一時。而當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 ，竟然連一張報紙也沒有。直到1900年才在香港創刊《中國日報》作為革命宣傳的本營。但在最初半年裹 ， “以不審英人對華政策所在 ，一時未敢高唱革命排滿之說”7 ，而且也未能在別處另創局面。保皇派則在1901年起又掀起辦報熱潮 ，連續在美國紐約、舊金山創辦 《文興報》 、 《世界報》 、 《維新報》 ，並把美洲致公堂的機關報 《大同日報》 掌控於手。 1902年 ，梁啓超在《清議報》 停刊後創辦 《新民叢報》 ，作為保皇論最重要的輿論陣地。所以儘管華僑中的一批先進者 ，在世紀之交由於國內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衝擊而有所覺醒 ，但仍不能得到革命思想的雨露滋潤而處於彷徨之中。至於廣大華僑 ，因保皇派利用手中掌握的輿論工具大事宣傳而受其影響。 這種情況，直到1903年才有所改觀。該年12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正埠華僑歡迎會上發表演說，並撰寫了《敬告同鄉書》在《檀香山新報》上發表，揭露保皇派 “名為保皇 ，實則革命”的欺騙伎倆 ，指出 “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 ，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 ，希望華僑在保皇與革命之間，根據國家與民族的前途作出取捨 ，號召愛國華僑 “大倡革命 ，毋惑保皇”。 81904年1月，孫中山又撰 《馭保皇報》 一文，與保皇派當地的 《新中國報》 展開筆戰。孫中山反擊保皇毒焰的鬥爭，使當地不少華僑認清了康梁的保皇面目， “前之誤投保皇會者 ，至是紛紛登報脫黨”9 。其後 ，革命派加強了輿論宣傳 ，華僑也就逐步脫離保皇藩籬，逐步傾向革命了。張永福在談到他們的思想轉變時說：“庚子義和團起事 ，聯軍入京，舉國擾攘 ，華僑以國家受此重大恥辱 ，莫不義憤填胸 ，康有為乘間宣言 ，西太后不能聽其變政 ，致招此禍。有一部分同情康氏的華僑 ，甚為扼腕 ；或者加入康氏保皇黨之組織 ，創設報館（如 《天南新報》 、《檳城報》 等）為康氏張目。不幾時，南洋幾乎為康氏精神佔有的殖民地（康氏對清廷誇口說：‘你有其地，我有其民’的豪語）。資本家為所麻醉者不計其數。余與陳楚楠兄及甥林義順 ，時適有小桃源俱樂部之設。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常以國家大事民族政治相探討。對康氏虛君立憲主張認為不徹底 ，並對康氏有許多理論為我們所不贊成的。對孫先生及秦力山分別滿漢的言論 ，我們則大家同情。迨感於清政之腐敗，外侮日急，在不知不覺中，很同意孫先生革命主張；而且那時候我們本已有反清復明如三點會一樣的思想。對孫先生種族革命更不謀而合。但我們不願有皇帝，都要進一步以選舉總統為適當。對於民族、民權雖已有模糊的影子 ，若至於民生主義是不會想到的。” 10 由此可見 ，華僑政治態度的轉變，經歷着一個由維新經保皇到革命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 ，大體上起始於甲午戰敗後維新思想的興起，中經戊戌政變康梁流亡海外大力鼓吹保皇立憲 ，到中國同盟會成立前後基本完成，整體上與近代政治思潮中改良與革命思想的消長變易相同步。其轉化的基礎 ，當是華僑夙有愛國精神。

當然 ，他們中的先進者 ，早在甲午戰敗到庚子國變期間，目睹清王朝的專制腐敗 ，不信保皇能夠救國，毅然接受孫中山的反清革命主張而參加興中會的革命活動，陳楚楠與他的好友張永福、林義順等，便是南洋華僑中較早轉變的一批。二 在陳楚楠、張永福等人的思想轉變中，興中會成員尤列曾起導引作用。 1900年 ，尤列到新加坡 ，開設 “中和堂”，樹青天白日旗 ，內設各種革命書報以開通民智，並在吉隆坡、怡保、壩羅、檳榔嶼各埠設立分堂。 11時 ，楚楠、永福、義順等有 “小桃源俱樂部”之設 ，尤列為常客 ，從此與興中會發生關係 ，“漸傾向革命真理” 1903年上海 “蘇報案”起 ，章太炎、鄒容先後被捕入獄。楚楠、永福等即以小桃源俱樂部名義，致電上海領事團，要求援引國事犯條例 ，切勿將章、鄒引渡給清政府。張永福回憶當時情況稱：“當時適上海 《蘇報》 被封 ，章炳麟、鄒容被拘 ，我們三人（沈案：即陳楚楠 、張永福、林義順）雖然遠隔千里 ，不與他們相識 ，但 《蘇報》 的立場我們是很清楚的。章 、鄒被拘 ，我們就認為是一宗極不幸的大事 ，非常悲憤。我們見先後在報紙上、電報上傳說清廷向英領事嚴重交涉，要求引渡得很厲害 ，那時我們很着急，便想方設法援救。乃以小桃源俱樂部名義，致電上海領事團，援引國事犯不能由敵人引渡的成例 ，請領事團注意以及援助。嗣後 ，章、鄒果然在滬判決分別監禁。余等以目的以達每引以為快。這便是我們對革命事業破題兒第一次的貢獻。” 13 其後 ，楚楠等復措資翻印 《革命軍》 5000冊 ，改名 《圖存篇》 ，散佈於南洋英、荷各埠華僑 ，並設法輸入閩南粵東各府縣。這一舉措 ，對南洋華僑政治思想之提高，頗有影響。馮自由稱：“時新加坡華僑風氣閉塞 ，以商界最為頑固，其初對於康梁之維新派亦反對甚力，及革命論興 ，尤摒棄不置。惟農工二界思想較為開通 ，初有尤列開設中和堂設法啓導，繼經楚楠等散播 《革命軍》 小冊子，僑眾始漸瞭解清政府之不足恃 ，及挽救危局之必要。” 14 陳楚楠對革命事業的最重要貢獻是辦報 ；他與孫中山結識。也是因為辦報所致。 “蘇報案”後 ，陳楚楠等悟出革命宣傳的重要性 ， “覺悟吾人對於革命事業非先事宣傳不可，在南洋更不可無一宣傳喉舌。”15鑒於南洋尚未有宣傳反清、倡言革命的報刊 ，便與張永福等合資創辦，幾經謀劃 ，於1904年春出版了 《圖南日報》 。其資本5萬，完全出自陳楚楠、張永福二人 ，絕無第三人參加。“初由尤列介紹鄭貫公充任該報總編輯 ，貫公以方籌辦 《廣東日報》 辭 ，並薦陳詩仲自代。鄭、陳均前任香港 《中國日報》 記者也。此外更聘尤列為名譽編輯 ，黃伯輝（黃世仲之兄）、康蔭田、何德如、邱煥文、胡伯鑲諸人分任編輯述譯。第一日尤列作發刊詞 ，署名 ‘吳興季子’。初印一萬份 ，全屬贈閱性質。是時風氣未開，各商店視為大逆不道 ，嚴禁子弟夥友購閱。出版一月乃減印至一千份 ，然長期訂報者僅得三十餘份 ，半載後 ，人心日漸歸附 ，乃遞增至二千數百份” 16 ，終於撐起了南洋宣傳的半壁江山。 《圖南日報》 創刊後的遭遇 ，上揭馮自由一文雖有所述說 ，終不如當事人張永福的親身感受真切。張回憶說：“當時老守舊、老紳耆、領事官、保皇黨及財雄勢大的資本家，見 《圖南日報》 之鼓吹革命太不客氣謾辱朝廷 ，認為大逆不道 ，群起反對。當地政府以對清廷尊重國交，亦歷次嚴重警告，當時我們所受的困苦可想而知。初時反對我們的，還是社會上的一般人 ，及後竟弄到親戚見詬 ，朋友絕交，楚楠兄與余等竟因此而陷入孤立地位。我們每每自思，以生作三等亡國奴，不如一死較快 ，故反對我們的雖多，我們並不為所動。” 17 從中可知 ，在1904年代 ，南洋華僑風氣仍包裹在 “尊清”氛圍中。惟其如此，陳楚楠、張永福等先進者衝破重圍、堅持革命宣傳的初衷 ，才顯得難能可貴 ，令人感佩。。12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裹 ，陳楚楠等與遠在檀香山的孫中山發生了關係。原來 ， 《圖南日報》 因難以暢銷 ，陳楚楠等別開生面 ，印發一種 “富有刺激性的月份牌”分贈華僑 ，以資宣傳。月份牌設計精美，富有深意：正中為自由鐘及獨立旗。上題：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塗炭 ，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下題：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圖開新世界 ，書檄布東南。張永福回憶說：月份牌 “一經遍送 ，逐流入檀香山，引起孫先生注意。他不遠重洋親寄二十美元來購買二十張 ，以作紀念品；同時來書殷殷獎勵 ，願與我們相見 ，這便是我們同孫先生發生關係的第一次。”18 其實，從孫中山郵購月份牌到致書陳楚楠、張永福之間，還有一段故事。據馮自由稱：孫中山 “向知南洋尚無革命派報紙 ，�引為憾事 ，及甲辰秋自日本至檀香山，嘗助檀山新報為文 ，與保皇派之新中國報大開筆戰。偶見圖南報致檀山新報請求交換報紙函 ，及寄來報紙月份牌等 ，知吾道不孤 ，至為欣悅。乃親寄美金二十元至圖南報購取乙巳年月份牌二十張 ，復移書尤列查詢該報為何人組織 ，以便通訊。又圖南報記者陳詩仲未就圖南報職時 ，總理在日本已聞其因事脫離中國報 ，及蒞檀島，乃函囑余介紹詩仲任檀山新報主筆 ，詩仲初允就聘 ，後以駐香港美領事不允簽發護照 ，始改就圖南報之約。總理先後得余及尤列報告，知圖南報操筆政者即屬彼意中之陳詩仲 ，尤為愜意。” 19所以 ，因月份牌而使陳楚楠 、張永福等與孫中山發生關係固屬偶然，但以孫中山關心在南洋辦報宣傳革命思想而言 ，其對 《圖南日報》 之創辦寄於希望，亟欲與陳、張結交，則是必然。偶然與必然的歷史辯證法 ，在孫中山與陳楚楠等的關係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其間，尤列居間溝通 ，至為重要。作為孫中山最早的革命同志 ，他在南洋華僑中堅持宣傳孫中山思想功不可沒。 孫中山與陳楚楠、張永福等的見面 ，是在1905年6 月由歐赴日途經新加坡時。他先是致函尤列、秦力山等， “囑於舟過新加坡時 ，引諸同志相見”20 ；同時又函告陳楚楠等 “謂由英倫假道星加坡 ，將往日本”，約期會見。21 會見的地點，現有資料說法不同。一為馮自由說：“屆期 ，秦力山以深入滇邊未能赴約 ，尤列遂引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等登輪晉謁 ，總理告以歐洲留學界已成立革命機關 ，此次赴日本 ，諒不日亦可成立 ，囑尤列等在南洋預為佈置 ，以利進行 ，尤等咸為樂從。是為孫總理與南洋同志結合之嚆矢。”22據此 ，則孫與陳等是在輪船上會見。 一為陳楚楠、張永福說。張稱：“他原要會見我們 ，但因出境期限未滿 ，不能自由登岸 ，約楚楠、義順與余下船把晤。至時我們向警廳磋商 ，竟得允孫先生上岸 ，在小桃源會餐（邵甘棠、李幻樵共席）。先生同行有陳汝和一人 ，各人見面後彼此歡敘生平 ，我們因言及潮州已有余有關係的友人余既成、許雪秋在內地運動起義，閩省則此處派有黃乃棠前往宣傳。孫先生一聞此語，知我們不特用文字宣傳 ，亦能做實際上工作，不勝喜慰。但以分道揚鑣 ，終不如集中力量 ，事較易濟。乃以組織同盟會 ，作大規模之運動為議。我們亦以為然，旋乃偕往我的別墅晚晴園撮影紀念。繼而孫先生往訪同學吳杰模 ，越日即啓輪東去。此為孫先生第二次到星加坡和我們會面 ，及發議組織同盟會之事實。”23 兩說相較，當以張永福之說為准。因馮自由非當事人，只是撮錄有關文字資料而已。他不知道陳、張去當地警廳磋商，允許孫中山登岸的情節 ，以為只能登輪相見也。所以他的書中，對雙方談話的內容也記之寥寥，不如張書具體 ；至於孫中山去晚晴園等行止 ，一概付闕，可知其因非親歷 ，記事或有疏漏之處。附帶說一句：馮自由所著 《革命逸史》 、 《華僑革命開國史》 、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等 ，雖都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重要參考 ，但亦有相互錯訛、與史實不盡相合處 ，需要作考訂才能使用。有人若能做此工作 ，功莫大焉。

張永福在上文中說他們與孫中山相見 ，是孫中山第二次到新加坡。那末孫中山第一次到新加坡在何時 ，為何事呢？ 原來 ，孫中山在1900年策劃惠州起義的同時，曾一度有與李鴻章謀據兩廣獨立的設想。該年6 月，他派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等人赴廣州與李鴻章的代表談判。談到結束後，宮崎等按孫中山約定到新加坡擬與孫會面24 。不料抵新加坡後被康黨作為刺客向當局告密而於7 月初逮捕。25孫中山聞信 ，立即由西貢趕到新加坡營救。他 “求助於舊友黃康衢、吳杰模 、林文慶數人。林為星洲著名醫學博士 ，極得當地英吏信用”26 。在林文慶介紹下 ，孫中山得見新加坡總督。結果，宮崎等獲釋 ，但自己卻被宣佈 “五年內不准入境”27 。孫中山第一次到新加坡即有此遭遇 ，限制了他和星洲華僑的直接接觸 ，所以開闢華僑的工作 ，只能由其他同志如尤列等擔當了。但這次抵星洲營救 ，使他結識了一批熱心幫助救人的愛國華僑。當他再次來此 ，會見陳、張後 ，又往訪了吳杰模28 。他對曾幫助過他的舊友是牢記在心的。 孫中山與陳楚楠等人分手後即等輪啓程。在赴日途中寫信給陳楚楠：楚楠仁兄足下 ： 星洲一會 ，欣慰生平 ，惜為時匆匆 ， 不能暢敘一切為憾 。 弟今不停西貢 ， 直往日本 ， 先查探東方機局 ， 以定方針 。 方針一定 ，再來南地以招集同志 ，合成大團 ， 以圖早日發動 。 今日時機已熟 ，若再不發 ，恐時不我待 ，則千古一時之會恐不再來也 。 日前所言林氏之親戚 ，祈將其姓氏住址詳開寄我 ，以得有便或請他來會 ， 或派人往見他 ， 以聯合閩廣而共大事 。 有信寄橫濱如左之住址便妥 ：Dr.Y.S.SunC/o B.W.LaiP.O.Box26 1YoKohama Japan 西貢人心亦大開，已有同志欲創一報館於此，以聯絡各埠之聲氣。惟不知辦法，及欠人員。弟今許助補此兩缺點，大約二三個月後由東洋南回，則此事可以成矣。此亦一可喜之事也。 匆匆不盡，余俟再報。此致，即侯大安不一 各位同志統此問好不另。 弟中山謹啓 七月七日西貢發29 這封信是現存孫中山與新加坡華僑關係最早的文獻 ，在孫中山與南洋華僑關係史上意義重大： 第一 ，它生動表明孫中山與陳楚楠等人一見如故 ，志同道合。這種革命情誼 ，在孫中山方面言 ，是他對陳、張等人不畏艱難創辦報刊宣傳革命思想，又腳踏實地聯絡僑界志士深入內地籌備反清起義的欽佩和欣慰 ；在陳楚楠等方面言 ，是出於對孫中山革命事業的信服和尊敬 ，真誠地希望他們在新加坡等地的自發活動能得到孫中山的支持和領導。革命需要廣泛的群眾基礎 ，群眾的自發鬥爭需要正確領導。正是這種雙向互動的內在需求 ，才使雙方一談即合 ，心心相印，結成了深厚的友誼。根據 《孫中山全集》 所載 ，自此信之後 ，孫中山致陳楚楠等人的信函 ，截止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夕，共有23件 ，是孫中山與華僑代表人物通信最多的幾位之一，如果把他與南洋華僑另一代表人物鄧澤如的通信計算在內30 ，則共有60通之多，足見孫中山對南洋華僑的重視程度了。 第二，它第一次向僑界宣佈將在日本確定 “方針”，以迎接千古一時的大好機會。所謂 “方針”，從上引張永福的回憶 ，當包括組成革命“大團”同盟會和舉行反清武裝起義兩大方向。孫中山從自身經歷及三

飛速發展的革命形勢中，體會出聯合各革命小團體的必要。從1904年起 ，他已開始跳出興中會這一狹小的地域圈，不再以興中會名義發展組織 ，例子便是該年成立的留歐學生革命團體沒有以興中會命名。這反映了他正在醞釀擴大革命組織的計劃。這個大團體叫甚麼名稱，當時並未確定。張永福因是事後回憶 ，把它稱為同盟會是可以理解的。其實 ，並非如此。 31 所以孫中山在給陳楚楠的信中只是含混地稱為 “大團”。從現已出版的孫中山資料看，這是孫中山第一次公開透漏組建革命大團體即後來的中國同盟會的消息，充分表明了他對華僑代表人物的信任。 第三，信中表示一俟在日 “方針”底定後，再來南洋召集同志 ， “合成大團，早日發動”。這說明孫中山在成立同盟會後，將在南洋華僑中成立同盟會組織 ，並作武裝起義的發動。聯繫到同盟會的組織體系除東京本部外 ，分國內支部和國外支部的雙重結構 ，可知在華僑中建立同盟會的構想早有醞釀。孫中山將自己的計劃告知陳楚楠 ，顯然是讓他和張永福等預作準備 ，以便自己再次抵達着手進行時水到渠成，順利成功。這不但是對陳、張的信任，也是對新加坡僑界的重視。從後來同盟會章程規定國外設立的四個支部中，南洋支部設在新加坡一事看32 ，孫中山對新加坡在南洋的重要地位和影響 ，是十分重視的。南洋向是華僑聚居區。有人估計 ，辛亥以前 ，海外華僑總人數約500-600萬人 ，半數以上居住在南洋一帶33 ，而新加坡則是南洋英、荷兩屬及緬甸、越南、印度、澳洲的交通孔道 ， “該埠僑眾思想之進化 ，及教育發達與否，實予其他各埠同胞以重大之影響。” 34重視新加坡就是重視南洋。孫中山對陳楚楠等新加坡同志寄予厚望，理正在此。 1905年9 月底 ，孫中山再次致函陳楚楠 ，報告自己將於10 月初駛赴越南集資起義經費 ，並告同盟會已在東京成立，即將創辦 《民報》 一事 ，約請陳楚楠為 《民報》 在星洲發行的 “總理” ；請他代為物色當地富商認購革命債券 ；來信希望他與新加坡同志 “常予通消息 ，以聯兩地之誼”35 。 這是一封覆信。陳楚楠寫信給孫中山報告些甚麼內容由於原信未見 ，不得而知 ，但那時 《圖南日報》正遭遇困難，或許是內容之一。原來該報因營業不佳、資金短缺而難以為繼。主編陳詩仲 “見東家辦的報紙不長進 ，一年的券約已滿 ，他就怏怏告退。其餘編輯剩多少人，以生活關係 ，仍好好歹歹辦下去。”36孫中山覆信時 ， 《圖南日報》 正處於這種半死不活的狀態。捱至1905年夏秋間 ，終於停刊。但陳、張辦報宣傳革命的初志不稍或減 ，是年初冬，再次集資創辦了 《南洋總匯報》 ，仍由陳、張主持 ，作為 “出版監督人”，革命宣傳得以不輟。37所以當 《民報》 創刊號出版時 ，其代派所就列名 “新加坡：南洋總匯報館”38了。 《南洋總匯報》 好景不長。由於合股人陳雲秋等思想保守，對 《總匯報》 繼承 《圖南日報》 反清宣傳的傳統且日益變本加厲 ，深為不滿 ，於1906年初提出拆股 ，以抽籤方式決定歸屬。結果陳雲秋佔得 ，楚楠、永福只得如議退出 ， 《總匯報》 落入陳雲秋之手。不久 ，陳雲秋約保皇派朱子佩等加入 ， 《總匯報》由此一變為保皇派的言論機關。這個過程大約在1906年的4 月下旬完成 ，證據就是 《民報》 第3號再版發行時， “新加坡代派所”仍列 《南洋總匯報館》 ，到第4號於4 月28 日印刷 ，5月1日發行時 ，其代派所一欄中，已減去了新加坡一處。自第5號於6月29 日印刷 ，6 月30 日再版發行時 ，其新加坡代派所就不再見 《總匯報》 館，而是只刊 “陳楚楠”之名了。此後各號都如此。由此可見 《南洋總匯報》 成為保皇派言論機關，至遲在1906年4 月下旬完成。儘管如此 ，陳楚楠此後一直作為 《民報》 在新加坡代派所的代表 ，可見孫中山覆信中約請其為 《民報》 在星洲的 “總理” ，是堅持承諾的。陳楚楠一直擔承 《民報》在新加坡代辦所的負責人，其對革命思想的傳播是有貢獻的。四按照孫中山的囑託 ，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等 ，在三個方向上積極開展工作。

首先是堅持進行革命宣傳。其一是繼續集資辦報。有鑒於 《南洋總匯報》 已淪為新加坡保皇派的喉舌 ，陳楚楠等於1906年春發起募股 ，至該年7 月發刊 《中興日報》 ，與 《總匯報》 展開革命與立憲的論戰。主筆政者先後有何子輝、王斧、田桐、居正、陶成章、林時爽、胡漢民、汪精衛等。當兩報筆戰時 ，孫中山 “適於丁未年（沈案：即1907年）自越南移居此地⋯ 東京 《民報》 諸記者亦聯翩而至，一齊加入戰線。總理亦託名 ‘南洋小學生’，親自撰文駁斥 ‘革命足以召瓜分’說之非。兩報論壇爭辯之劇 ，殊不讓香港中國報與商報之激戰也。時 《總匯報》 記者仍為歐榘甲、徐勤、伍憲子等⋯⋯丁戊兩年間，中興報日銷至四千餘份 ，英、荷兩屬僑眾 ，直接蒙其感化 ，厥功至偉。”39 其二 ，在新加坡星洲書報社中宣傳革命，從中物色同志，爭取加入革命黨。星洲書報社原系當地耶教牧師鄭聘庭為一般求學無門、閱報無資的青年華僑所設 ，帶有宣傳教義的性質。陳楚楠因與鄭牧師相識，“思欲為互相利用之計 ，故為之贊助”，遂偕張永福等加入40 。據張永福稱：“彼時我等為辦黨熱心所驅使 ，無時無地不留意為黨尋宣傳機會 ，如今獲此機會 ，又安肯放棄耶。每到演講，必以種族觀念革命主義向群眾講演，每演說時，聽者滿座，盛極一時；而書報社社友亦日益繁庶。及孫先生南來星洲時，我等遂以是見告，先生大加嘉許 ，囑余等宜加注意於此種工作 ，並囑余等於該社中乘機物色同志。予等因先鼓勵鄭牧師加入本黨 ，其後繼而來者源源不息，較其他方法導之入黨為利便。已而鄭牧師又盡量介紹其教會中有名譽的信徒，如李鏡仁、盧禮朋等多人入黨。於是吾黨中往往多為教會中人。至於非教徒而加入同盟會者，亦已先入星洲書報社而後入黨者不少。”41 南洋華僑向有書報社之設。該地華僑多來自閩、粵二省之貧苦農民及下層勞動者，在居住國大多從事開採、種植業和經營小工商業 ，生活艱苦 ；其子弟亦缺乏文化教育機會。華僑中上層者為使青年開通見識、提高文化程度 ，大多以開辦書報社方式設置報刊書籍、定期舉辦講演等招徠吸引，既可有助社會 ，亦可借此擴張主持者知名度。孫中山深知書報社對革命宣傳獲得深厚社會基礎之重要，所以鼓勵陳楚楠等“宜加注意”在書報社中進行革命宣傳及 “乘機物色同志”。後來因加入同盟會者既多，乃指令胡漢民制定按僑眾所操方言分幫結社辦法，分為潮幫同德書報社、粵幫開明書報社，其他各埠如吉隆坡、檳城、霹靂、麻坡、坤甸等地 ，亦按新加坡成例組建書報社42 ，以利結納。 當然 ，書報社既可為革命派掌控 ，亦可為保皇派所利用，誠如馮自由所言：“乙巳年以後，英屬大小各埠相繼設立書報社 ，其中有純粹為同盟分會者，又附設於學堂者，有因當地商會或中華會館向為守舊派或保皇黨所把持 ，故另創新團體以樹對抗者”43 。性質不一 ，種類繁多。據其調查 ，到民元以前，英屬南洋各埠有書報社約百數十處 ，其中可列出名稱者有71處；荷屬南洋各埠可列名者有52處4 。就此而言 ，孫中山、陳楚楠等重視在南洋華僑書報社中開展工作 ，確是富有創意的實踐 ，對開通民智、灌輸革命思想，拓展人脈關係很有意義。毋怪革命派在辛亥以前會有很多人到南洋活動 ，尋求奧援了。 第二個方向，是組建新加坡同盟分會。 在陳楚楠、張永福等宣傳革命、物色同志基礎上，已經有了一批願意參加中國革命的志士。他們亟盼建立團體 ，接受同盟會的政綱和孫中山的領導。孫中山得到陳、張的匯報後，決定親赴星洲，主持加盟。1906年2月，他自越南西貢到達新加坡，受到陳楚楠等人的歡迎，並將之接到張永福的別墅晚晴園安頓。這是孫中山第三次到新加坡。張永福回憶當時成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的情況說：“大概是七月中旬，那晚孫先生就先同李竹痴商量起稿盟書，寫了又改改了又寫好一回功夫。然後招余與楚楠、李竹痴三人在晚晴園樓上商議 ，各人自己把盟書繕抄 ，依照入黨手續 ，就聯盟起來。我還記得清楚，孫先生自己亦寫備了盟書，他自己先行起立 ，舉起右手 ，以最莊嚴的態度，在我們的面前宣誓⋯⋯當時就舉楚楠兄為正會長 ，余則副之。孫先生的盟書交楚楠兄收去 ，我們的盟書交孫先生收去。最後又授給我們握手符號及會話的秘訣。”4 張永福的回憶雖然把時間誤記為 “七月中旬”，但由孫中山主持加盟的細節 ，包括寫盟書、交盟書、授秘訣等 ，都與在東京召開中國同盟會籌備會議上孫中山所擬定的內容與加盟儀式大體一致。46只是盟書

“寫了又改，改了又寫”，似乎與既成的盟書內容格式簡潔明瞭稍有不同。47是否在實際操作中，除已知必備的詞句外 ，另有增加？因無佐證 ，不得而知。 孫中山主盟後的次日，林義順入會 ，越三、四天，李曉生、李幼樵等陸續加入。首批入會者僅 10餘人。後發展至400餘人。48新加坡分會成立後，又在英荷兩屬及緬甸各埠設立分會。據稱凡組織分會或通訊處者有 “百數十埠，概歸新加坡統轄”49 ，為了統一領導各處會務， 1908年秋 ，孫中山自河內移居新加坡，並設立同盟會南洋支部 ，以胡漢民為支部長， “另訂中國同盟會總章十六條及通信辦法三條 ，通告各處團體一律遵守。”50 南洋支部設立不久，由於河口起義失敗 ，清政府又借端要求英國干涉黨人行動，黨務進行愈形棘手。1909年孫中山決定將南洋支部遷至檳榔嶼 ，命胡漢民去香港擴充南方黨務 ，支部事務由鄧澤如、吳世榮等主持。自己則赴歐美進行活動。不料自孫中山離開後，會務仍難起色 ，南洋支部無形中失其領導地位 ，直到1910年孫中山重返南洋後 ，會務漸形活躍。 新加坡同盟分會成立後 ，孫中山於1906年7 、8月間，派陳楚楠 、林義順等赴英屬馬來半島的首府檳榔嶼（又名庇能）設立同盟分會51 。 8月初 ，分會建立 ，有吳世榮、黃金慶等30餘人，以吳為正會長 ，黃為副會長 ，設檳城書報社為宣傳機關。此後 ，馬來半島的吉隆坡、怡保 、芙蓉 、爪勞卑那、麻六甲、關丹、金寶、林明、太平、式叨、麻坡、砂撈越等埠 ，先後設立了分會或通信處 ；並在各埠開設書報社。 荷屬各埠的同盟會分會成立於1906-1907年間 ，由同盟會東京本部先後派員赴各埠組建。泗水 、巴城、八打威、文島、雙溪烈、勿里洋、勿里洞嗎吃、武陵、流石、日里棉蘭、坤甸、三寶瓏等埠 ，均成立支分會 ， “因避荷官干涉 ，多稱書報社或某某學堂，以掩耳目”52 。 緬甸分會較南洋英荷兩屬組建稍遲。 1908年4 月由東京本部派員發展會員10餘人組成。其後 ，會員增至400餘人。同年10 月，孫中山派汪兆銘、吳應培到仰光指導會務 ，整頓組織。 12 月，公舉莊銀安、盧喜福為正副會長。旋派居正等赴緬甸各埠成立分會 ，其中規模較大者有木各具、沙巳、毛淡棉、榜地等25處。會員截止1911年共2343人 ，名冊俱在53 。 暹羅分會是在1908年由孫中山親自組建 ，共20餘人 ，以蕭佛成、陳景華為正副會長。 菲律賓同盟分會成立最遲。原因在於入境條例森嚴，革命黨難於派人前去開展工作。 “迨至辛亥年始有同盟會員之足跡。”54該年春 ，同盟會員李箕奉派自香港至馬尼刺 ，通過當地名醫鄭漢琪的聯絡 ，建立分會，參加者僅鄭漢琪、黃三記、王忠誠等數人 ，並發刊 《公理日報》 ，以鄭漢琪為總理。 綜上可知，南洋地區的同盟分會 ，不少是在孫中山直接指導下組建的。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等 ，在英屬各埠分會的建立中，出力甚多。其中，新加坡無疑為南洋革命活動的中心。以後 ，南洋支部雖移至檳榔嶼，但新加坡仍因其地理位置重要與交通之便 ，成為黨人經常駐足的所在。 第三個方向是為籌備反清起義而居間聯絡、籌措經費。 1906年7月，孫中山為發動欽廉潮惠起義，第4次到達新加坡 ，仍住晚晴園。這一次，孫中山在新加坡逗留的時間較長，大約一個半月55 。其間，除命偕行胡漢民為新加坡同盟分會起草會章 ，改選張永福為正會長 ，陳楚楠為副會長兼財政主任 ，林義順為外交主任外 ，主要為策劃起義。孫中山召見了由陳、張負責通訊聯絡的福建黃乃裳、潮州許雪秋、陳芸生、蕭竹漪等 ，聽取閔、潮兩處情況的匯報 ，並發展他們加入同盟會。約過旬日，黃、許、陳等接受孫中山命發動起義的委任後 ，分頭進入內地。 8月中旬 ，孫中山離開新加坡時， “交下秘密電碼文字暗約及以後之通訊法、通訊地點等等”56 ，並囑楚楠、永福等黃岡發難加倍要緊，應全力以赴。 楚楠等自孫中山、胡漢民去後，即按議與許雪秋、黃乃裳聯絡 ，聽取匯報， “每隔十天開會一次 ，把各方面的來函對同志們略作報告，同時籌款贊助潮州方面的費用”57 ，募得二、三萬現金。這對大多數是當地下層階層的會員來說 ，已是相當不容易了。 按照孫中山的設想，欽、廉、潮、惠四府應同時舉義，重點在欽廉 ，潮惠為配合。他自己坐鎮河內，

由黃興赴欽廉直接指揮 ；派胡漢民等至香港，與馮自由指揮潮惠，以圖策應。但由於欽廉地區抗捐鬥爭遭清軍鎮壓 ，潮州已為許雪秋所聯絡的會黨又與當地駐軍發生衝突，於是黃岡率先自發起義，原定計劃徹底打亂。 黃岡義軍於1907年5月佔領鎮治後，舉陳芸生為司令 ，余既成為副司令 ，派員赴香港請許雪秋回來督率義軍。正當許雪秋等趕到汕頭時 ，黃岡起義已告失敗 ，前後僅僅七天。58 黃岡起義失敗後 ，許雪秋等200餘人先後到香港避難 ，由馮自由電請新加坡幫助安排。59於是陳楚楠、張永福等為之妥善安頓 ，並設法營救在香港被捕的義軍首領余繼成。他們當場籌措了幾百元，在新加坡請了大律師為之辯護 ，又向當地同情革命的商鋪“討人情蓋章入稟”，奔走數十日，終於使港英當局審判釋放。60 如果說，海外華僑在辛亥革命時期對孫中山革命事業的支持，主要表現為參加革命組織 ，創辦報刊宣傳革命思想、籌措經費資助革命運動，以及親身參加反清武裝起義等方面，那末，陳楚楠、張永福為代表的南洋華僑基本上都有積極表現。他們對革命做出的貢獻 ，是令人難忘的。南洋地區自1905年以後 ，一直是革命黨人在海外的活動中心 ，尤其是新加坡，更是黨人經常駐足所在。孫中山本人就曾先後9次到過新加坡。第1次在1900年7 月9 日，為營救宮崎寅藏，在此停留了3天；第2次在1905年7 月初 ，在此停留了1天 ，會見了 《圖南日報》 創辦人陳楚楠、張永福，並往訪過協助營救宮崎的吳杰模醫師；第3次是1906年4 月6 日，在新加坡張永福的別墅晚晴園居住了10天，組建了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同年7 月第4次來新加坡 ，停留了一個半月，在晚晴園策劃反清起義；第5次來新加坡是1907年3月，居住幾天即轉河內；第6次是1908年3月，自河內抵新加坡 ，這次停留長達3月；同年12 月中旬第7次來，再度居留了5個月；第8次是1910年7 月11日，攜夫人、女兒自日本來新加坡 ，居留了1個星期後北上檳榔嶼 ，籌劃黃花崗起義；第9次是1911年12月15 日，自歐美乘輪返國途經新加坡停留1天，召新加坡僑商同盟會員鄧澤如上船談籌措未來新政府經費等事。61由此可見孫中山對南洋華僑 ，尤其對新加坡華僑的重視了。他在新加坡逗留時 ，常住在張永福的晚晴園，足見他和陳楚楠、張永福等結成了深厚的革命情義。而晚晴園也由此成了新加坡黨人的集會、活動場所。孫中山與南洋華僑雙向互動的關係，確實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文僅是輯錄相關資料 ，略作述論 ，拋磚引玉而已。註釋 ：2369馮自由：《南洋革命黨第一人陳楚楠》 ，載於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1年 ，第179頁 。馮自由：《林義順事略》 ，載於 《革命逸史·初集》 ，第175 頁 。關於邱菽園與維新人士及參與保皇會活動情況 ，可參見桑兵 ：《新加坡華僑與庚子勤王運動》 ，載於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編 ：《孫中山與華僑—— “孫中山與華僑”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 1996 年 ，第110-134 頁 。同註1 。《新民叢報》 創刊於1902年 ，馮自由文中將此列入 ，似與陳楚楠在1900 年前與邱菽園交往得讀新學書報一事不合 。特註出存疑 。馮自由 ：《秦力山事略》 ，載於 《革命逸史·初集》 ，第88 頁 。同註1 。馮自由：《陳少白時代之中國日報》 ，載於 《革命逸史·初集》 ，第66 頁 。孫中山：《敬告同鄉書》 ，載於孫中山著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北京：中華書局 ， 1981年 ，第232-233頁 。馮自由：《興中會組織史》 ，載於 《革命逸史·第四集》 ，第20 頁 。14578

1011213141516171819202 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 142張永福 ：《南洋與創立民國》 ，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 ：《華僑與辛亥革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1981年 ，第93-94頁 ，該書初版於 1946年 ，由商務印書局出版 。筆者使用近代史資料專刊本 ，是該本已經作過校訂 ，優於初版 。張永福此書 ， 1933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筆者手中無此版本 ，只得使用近代史資料專刊 “節錄”本 ，後者經校勘重排 ，較可靠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 ，載於 《華僑與辛亥革命》 ，第56 頁 。同註2 。同註10 ，第94 頁 。同註1 ，第180 頁 。同註10 ，第94 頁 。馮自由：《南洋革命黨報述略》 ，載於 《革命逸史·第四集》 ，第140 頁 。同註10 ，第95頁 。同註10 ，第94 頁 。馮自由：《新加坡圖南日報》 ，載於 《革命逸史·初集》 ，第173頁 。同註11 ，第59 頁 。同註10 ，第96頁 。同註11 ，第59-60 頁 。同註10 ，第96-97頁 ；陳楚楠 ：《晚晴園與革命史略》 ，新加坡 ：南洋報社有限公司 ， 1940 年 。孫中山：《覆平山周電》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190 頁 。[日]宮崎滔天著 ，林啓彥譯 ：《三十三年之夢》 ，廣州 ：花城出版社 ， 1981年 ，第190-193 頁。同註11 ，第57 頁 。林文慶早於1896-1897年時在英國與孫中山相識 。馮自由：《孫總理庚子運動廣東獨立始末》 ，載於 《革命逸史·第四集》 ，第94 頁 。吳杰模 ，字子苑 ，祖籍福建 。少學醫於英國 ，長內科及製藥 。曾在香港設肆售技 ，後移居新加坡 ，開設仁濟大藥房 ，與邱菽園有交誼 。 1900 年曾幫助孫中山在新加坡營救宮崎等人 。孫中山：《致陳楚楠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275 頁 。鄧澤如（1869-1934），名文恩 ，字秋遠 ，號愚翁 ，廣東新會人 。年 19 ，赴新加坡謀生 ，後轉赴馬來西亞怡保 ，經營錫礦 ，尋又至森美蘭州撈庇拉經營橡膠園。 1906年會見孫中山 ，自此立志反清 。 1907年任同盟會芙蓉分會會長 。後主持同盟會南洋支部工作 。辛亥革命時期 ，常募款資助孫中山的反清革命事業 。參見張磊主編 ：《孫中山辭典》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4 年 ，第155 頁 。中國同盟會的定名是1905年7 月30 日召開的被史家稱之為同盟會成立前的預備會議上 ，參見馮自由：《中國同盟會史略》 ，載於 《革命逸史 ·第二集》 ，第138頁 。1906年改訂的《中國同盟會總章》 第16條規定：“本會支部於國內分五部 ，國外分四部 ，皆直接受本部之統轄”其區劃 ，國外支部分南洋 、歐洲 、美洲 、檀島四部 ，其中南洋支部設於新加坡 ，管轄英荷屬地及緬甸 、安南 、邏羅 。見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285 頁 。李長傅 ：《南洋華僑史》 ，轉引自陳勝粼 、彭鵬 ：《試論華僑支持孫中山推翻清王朝的文化背景》 ，載於任貴祥：《孫中山與華僑》 ，哈爾濱 ：點龍江人民出版社 ，第32 頁 。馮自由：《南洋各地革命史略》 ，載於 《革命逸史·第四集》 ，第138 頁 。孫中山：《覆陳楚楠函》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286-287 頁 。同註10 ，第117頁 。同上註 ，第118頁 。見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蒐集 ：《民報》 合訂本 ，第一號版權頁 ：“代派所”一欄所載 ，科學出版社1957 年影印本 ，第一冊 。同註16 ，第143-144 頁 。 《中興日報》 後因經費困難 ，於1909 年冬停刊 。同註10 ，第119頁 。同上註 。從時序上說 ，這一工作是在新加坡成立同盟會之後 ，本文為敘述方便 ，將此置於陳 、張進行革命宣傳方向上展開 。同註10 ，第120頁 。，。

43444546474849505 15253545556575859606 1同註11 ，第68頁 。同上註 ，第68-71頁 。同註10 ，第97-98頁 。又 ：1906年 ，改選張永福為正會長 ，陳楚楠為副會長兼財政主任 ，林義順為外交主義 ，見註10 ，第99 頁 。孫中山 ：《中國同盟會盟書及聯繫暗號》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276-277 頁 。同上註 。同註11 ，第61-62頁 。同上註 。同上註 。馮自由：《海外各地中國同盟會史略》 ，載於 《革命逸史·第四集》 ，第157 頁 。同上註 ，第163頁 。據馮自由稱 ：民國成立後各地同盟會會員名冊大多因事毀滅 ，或者遺失 ，獨緬甸名冊 ，仍由徐贊周保存 。見馮自由：《緬甸華僑與中國革命》 ，載於 《革命逸史·第二集》 ，第236 頁 。同註51 ，第173頁 。[日]市川信愛 、朱鵬 ：《孫文（辛亥革命）與華僑學校——從東南亞的僑校發展探討 “華僑”概念的含義》 ，載於財團法人孫中山紀念會 ：《“紀念孫中山誕辰13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孫文與華僑》 ， 1997年 ，第203頁 。同註10 ，第102頁 。同上註 。黃岡起義發生於1907 年5 月22 日，到28 日失敗 。同註10 ，第105 頁 。同註10 ，第106 頁 。有關余既成在香港被捕及馮自由請陳楚楠等設法籌款信函二通 ，見註 10 ，第106-108頁 。參見李恩涵 ：《近代中國史事研究論集 ·第二冊》 ，台灣 ：商務印書館 ， 1987年 ，第294-296頁 ，轉引自註55第202-203頁 。轉引時已稍有增加若干次來新加坡的內容 。，

集合精華 ，連成完璧——孫中山的中西文化觀郭漢民* 作為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其長期革命生涯中，既努力學習中國文化，又積極汲取西方文化，並對中西文化及其關係、對適應革命需要的新文化建設，作過一些探索和論述。這些論述雖然不是專門的文化研究，但他從革命救國及追求世界大同的高度出發，就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如何看待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如何建設既適應世界潮流、又適應中國國情的新文化 ，提出了頗有價值的觀點。本文擬探討孫中山的中西文化觀 ，藉以為我國文化建設提供啓示。 孫中山生活的時代是中國傳統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時代。隨着列強的西力東漸 ，代表西方文化在中國傳播的 “西學東漸”亦逐步展開。 “西學”包括西教、西技、西史、西政。這是一些與中國傳統文化大相徑庭的異質文化。它一方面通過大批西人 ，像傳教士、外交官，傳播進來，另一方面則通過日漸增多的中國人走向世界主動求索得來。這些異質文化為先進的中國人尋求救國真理提供了新的參照系統和思想資料。孫中山就是較早走出去汲納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孫中山的家鄉廣東香山縣是近代中國最先受到西方影響的地區之一。 1878年 ， 13歲的孫中山隨同母親往夏威夷投奔已成為華僑農場主的哥哥孫眉， “始見輪舟之奇 ，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 ，窮天地之想。” 1到檀香山之後 ，孫中山入美國人所辦之意奧蘭尼學校讀書， 1883年轉入香港拔萃書院讀書 ，1886年轉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南華醫學堂讀書，繼又轉學香港西醫書院 ，除正課外 ，廣泛研讀西方國家的政治、軍事、歷史、物理、農學等類書籍 ，尤愛讀 《法國革命史》 和達爾文的 《物種起源》 。在這裹他讀了5年，勤奮努力，直到1892年畢業2 ，他所受到的正是純粹的西式教育。孫中山接受的西學 ，不僅有西文、西醫，而且有西政和西教。孫中山精通英文，擅長英語 ， 《倫敦蒙難記》 、 《實業計劃》 等重要著作均用英文寫成；他學習西醫七年 ，以 “考拔前茅”的優異成績懸壺濟世，先後於澳門和廣州行醫，所謂“孫逸仙博士”的稱呼實則是 “孫逸仙醫生”之誤。3從孫中山早年的著作中可以窺見他對 “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有瞭解，對西方富強的本源有深刻認識。他自我介紹說， “於西學則雅癖達文之道（Darwinism） ，而格致政事亦常瀏覽” ， “於教則崇耶穌” ，而於西人則崇拜美國之華盛頓。4孫中山不僅崇拜華盛頓 ，而且效法林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曾是他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之張本。孫中山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還 “切慕耶穌之道”，而且受洗加入了基督教，受洗時自署名號 “日新”，享譽世界的 “逸仙”之號即是 “日新”的粵語諧音。以汲取基督精神用於救人救世救國救民事業，直到臨終，他都自認是基督之徒，遺囑以基督教禮儀處理後事。可見 ，孫中山不僅 “慕西學” ，而且西方文化對他的影響是全方* 湖南湘潭大學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一

位的。 孫中山是在西方文化薰陶下成長起來的民主革命家 ， “步法泰西”是他三十歲時即明確提出的主張。5在此之前兩年 ，孫中山在 《上李鴻章書》 中認為，以中國人的才力， “步武泰西 ，參行新法” ，可使 “人能盡其才 ，地能盡其利 ，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 ，並且堅信，如果這樣的話 ， “不過二十年 ，必能駕歐洲而上之”。 6 1905年他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上提出一個鼓舞人心的目標 ，即 “建一頭等民主大共和國，以執全球的牛耳” ，並且認為 “將來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難轉弱為強 ，易舊為新”。7 終其一生 ，孫中山 “步法泰西”而思路迄未改變。國民黨改組前後，孫中山強調民族主義 ，強調恢復固有文化的時候 ，依然主張學習外國的長處。 但是 ，孫中山並非醉心西方文明，並非全盤西化論者。他對西方文明是有分析的，從不主張全盤照搬。他說：“必須使我們的國家對歐洲文明採取開放態度。我不是說，我們要全盤照搬過來。我們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為無法進行比較、選擇而得不到發展，它也就停滯不前了。” 8正因為自己的文明停滯了，所以要取法西方文明，取人之長以補己短。但是 ，當孫中山努力向西方學習的時候，他又發現歐美社會並非完美 ，而是弊端叢生，貧富懸殊 ，分配不公 ，社會革命危機四伏。所以他又主張有選擇的學習歐美的長處 ，其目的在於爭取國家富強，與之並駕齊驅 ，甚而駕乎其上。正是基於這樣的目標和認識，他一方面反對守舊排外 ，倡導開放主義，極力主張利用外資外才，另一方面也反對崇洋媚外。他說：“中國從前是守舊 ，在守舊的時候總是反對外國，極端信仰中國要比外國好；後來失敗，便不守舊 ，要去維新，反過來極端的崇拜外國 ，信仰外國是比中國好。”9他批評那些一心想 “學成美國人”的中國留學生 ，說他們 “到了美國之後，不管中國為甚麼要派留學生，學成了之後究竟對中國有甚麼用處 ，以為到了美國，只要學成美國人一樣便夠了。所以他們在外國的時候 ，便自稱甚麼 ‘佐治’、 ‘維廉’、 ‘查理’，連中國的姓名也不要” ， “甚至說起國籍來 ，總不承認是中國人”。孫中山引用 《後漢書·馬援傳》 “貧不奪志”之訓 ，“丈夫為志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批評那些醉心美國文化的中國留學生 “無志”，倒是十分中肯的。 10 那麼 ，孫中山是如何分析西方文化進而對其加以取捨呢？孫中山明確而具體闡述這一重要問題是在晚年演說三民主義之時。他在 《民族主義》 講演中說：“歐洲只所以駕乎我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 ，完全是物質文明”。 “我們現在要學歐洲 ，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 ，不是政治哲學。”“外國的長處是科學”1 在孫中山的觀念中，歐美的長處全在於科學技術 ，在於物質文明，在於管理物的方法，這是中國所缺乏的，也是中國所不及的，不僅應當學 ，而且完全可以仿效，可以盲從 ，照搬來中國也可以行得通。至於政治哲學、道德文明和管理人的方法，中國本來並不缺少，加之 “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 ，和歐美的不大相同” ，所以 “不能完全仿效歐美”。 “如果不管中國自己的風土人情是怎麼樣 ，便像學外國的機器一樣 ，把外國管理社會的政治硬搬進來，那便是大錯。” 12孫中山對西方政治哲學的看法容有偏頗之處 ，但他主張有選擇地學習歐美的長處 ，卻是正確的和合理的。 如前所述，近代中國先進的人們都在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列強武力侵略和異質文化的強勢衝擊之下顯得軟弱無力，傳統文化及其捍衛者日漸受到崇尚西學的人們的質疑和批判 ，出現了對中國文化妄自菲薄、全盤否定及 “醉心歐化”的傾向。如何對待傳統文化 ，如何鑄造民族精神，顯然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孫中山努力學習西方文化 ，並力主 “步法泰西”，但他卻旗幟鮮明地反對 “一概抹殺”傳統文化的傾向，力圖 “保守固有之文明。” 13他本人就十分重視對傳統文化精神的學習和吸納。二

孫中山在接受西方教育之前，即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自云 “幼讀儒書，十三歲畢經業” ，後在學英文習西醫的過程中，曾 “復治中國經史之學” ，學有根底， “於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學”“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 14閱讀孫中山先生的早年著作 ，諸如 《致鄭藻如書》 、 《上李傅相書》 、 《農功》 等 ，我們可以感受到傳統文化精神的濃厚氣息。這樣的文章若沒有一定的傳統文化基礎 ，是斷然寫不出來的。 1917-1919年間，孫中山著 《建國方略》 ，將人類文明分為物質文明與心性文明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認為 “中國近代物質文明不進步，因之心性文明之進步亦為之稽遲” ，然而中國傳統的文明卻 “非可埋沒”，他指出 “持中國近代文明以比歐美，在物質方面不逮固甚遠 ，其在心性方面 ，雖不如彼者亦多，而能與彼頡頑者正不少，即勝彼者亦間有之。”針對新文化運動中極端反傳統的偏頗 ，如主張廢漢字等 ，他堅決表示反對，指出 “彼於中國文明一概抹殺者，殆未思之耳。⋯⋯自人類有史以來，能紀四五千年之事翔實無間斷者，亦惟中國文字所獨有。” 15後來，在講演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時，孫中山為振奮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特別強調恢復中國 “固有的知識”、 “固有的能力”和 “固有的道德” ，並把這看成是恢復中華民族在國際上的民族地位的必要條件。那麼，孫中山要恢復的固有知識、固有能力和固有道德的內涵是甚麼呢？ 在孫中山看來，中國 “固有的知識”中有許多好東西，其中最好的莫過於政治哲學 ， “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 ，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 ，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 《大學》 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 ，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 ，無論外國甚麼政治哲學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 16所謂 “固有的能力”指的是中國人的創造力 ，中國人很早就發明了指南針、印刷術、火藥、瓷器等 ，這些都是人類文明中最重要的東西， “外國人至今還要用他 ，可見中國人固有的能力還是高過外國人” 。 17而 “固有的道德”則是指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孫中山指出：“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常講的。但是 ，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 ，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 ，便排斥舊道德 ，以為有了新文化 ，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 ，如果是好的 ，當然是要保存 ，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18這顯然是力圖對新文化運動中全盤反傳統、全面否定傳統道德的撥亂反正。我們的民族 ，既要追求民主法治，重視他律 ；也要強調道德修養，重視自律。無論做何事，首先要做人。在這個意義上 ，任何對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貶抑和忽視，筆者都深惡痛絕。有人說 ，孫中山主張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固有道德 ，實際上是封建的道德 ，是錯誤的思想 ，至少是沒有認識到它的反動實質云云 ，筆者極不贊成。當然，孫中山主張 “恢復我一切國粹”19 ，這種提法失之籠統 ，缺乏分析 ，帶有某種國粹主義傾向，在糾正一種傾向時 ，掩蓋並滋生出另一種傾向，確有走向另一極端的毛病。 必須指出，孫中山主張恢復固有的知識、能力和道德 ，並非原封不動地恢復固有的一切 ，而是要恢復固有文化中的精華與精神，為此，他對其中與傳統道德範疇相同的字眼，如忠字，做出了具有時代特徵的新詮釋。他講解忠，是要 “忠於國家”、 “忠於人民”、 “為四萬萬人效忠” ，而不是為君主一人效忠。他解釋和平，指出中國人民自古以來熱愛和平 ，是愛好和平的民族 ，矛頭直指帝國主義的霸道政策與戰爭行徑。他尊崇孔孟，乃是因為 “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20 孫中山理想 “大道之行” ，崇尚 “天下為公” ，他從中國傳統文化 ，特別是大同思想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崇奉之 ，宣傳之 ，力行之。孫中山的那些詮釋和比附是否科學姑切不論，他充分估計傳統文化的價值以激發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是應當充分肯定的。這與那些數典忘祖的民族虛無主義相去何止天淵 ！

孫中山努力吸納西方近代文明，又十分尊重中國傳統文化 ，可見他既不是保守舊壘的人 ，也不是一意西化的人。孫中山處理中西文化互相關係的基本立場、態度和方法是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的。 孫中山處理中西文化關係的總傾向是中西融貫，中西合璧。早年的孫中山即提出以 “復三代之規，而步泰西之法”作為 “再造中華”的基本方針。21之後 ，孫中山在致力於革命運動的實踐中，一直沿着“集合中外的精華”這一思路摸索前進，並形成了自己頗具特色的 “革命學”。孫中山在回答邵元沖關於 “先生所治者究為何種學問”的問題時稱：“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向也。凡一切學術，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識及能力者 ，余皆用以為研究之原料 ，而組成余之 ‘革命學’也。”22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等 ，都是他所治的 “革命之學問”。孫中山在總結自己的革命歷史和思想形成時說：“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23“因襲”、 “規撫”、 “創獲”六字，集中反映了孫中山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 ，即繼承中國傳統的思想、知識、道德與能力，吸收借鑒歐美的思想理論和歷史經驗 ，並將這兩者有機結合，根據中國國情和鬥爭實際，提出創造性的見解和主張。例如 ，他解釋自己的民族主義時說：“我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對於滿洲不以復仇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對國內之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 ，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 ，發揚吾固有之文化 ，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 ，以馴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 24他解釋民權主義時說：“中國古昔有唐虞之揖讓 ，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者，有所謂 ‘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 ‘聞誅一夫紂 ，未聞弒君’；有所謂 ‘民為貴 ，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 ，故以民立[疑為主之誤——引者註]國之制，不可不取資於歐美。”又說：“歐洲立憲之精義，發於孟德斯鳩 ，所謂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是已。歐洲立憲之國，莫不行之；然余遊歐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選舉之弊 ，決不可無以救之。而中國相傳考試之制 ，糾察之制實有其精義，足以濟歐美法律、政治之窮，故主張以考試、糾察二權 ，與立法、司法、行政之權並立 ，合為五權憲法；更採直接民權之制 ，以現主權在民之實，如是余之民權主義，遂圓滿而無憾。”25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是否 “圓滿而無憾”，非本文要討論的問題 ，孫中山的這種解釋卻十分生動地說明了他 “因襲”中國傳統文化、 “規撫”歐美學說制度並各取所長、有所 “創獲”的文化觀。後來，孫中山在 《民權主義》 演說中，對此又作了進一步的闡明，指出：“我們現在要集合中外的精華，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採用外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 ，加入中國的考試權、監察權 ，連成一個很好的完璧 ，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 26孫中山的理想是否如願姑且勿論 ，但他提出的 “發揚吾固有之文化 ，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 ，以及 “集合中外的精華”， “連成一個很好的完璧”，卻提供了處理中西文化關係以建設新文化的正確方向，對於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中西文化關係 ，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具有極大的啓示意義。 孫中山之所以能形成 “集合中外精華，連成一個完璧”的文化觀，既取決於孫中山的愛國立場與開放心態 ，也反映了近代中國的歷史特點。孫中山是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又是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的代表人物。他以開放的心態，世界的眼光觀察和研究中國問題 ，既考慮到中國國情，充分尊重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 ，又決心追趕世界潮流 ，努力效法歐美的長處。正因為如此，兼採中西、融匯貫通 ，成為他處理中西文化關係的必然選擇。 實際上，孫中山的這種選擇與其兼通中西的文化背景有關。他 “幼讀儒書，十三歲卒經業”，後習西文、西學、西醫， “復治中國經史之學” ，對中西學問皆有所愛好 ，對中西人物均有所崇尚：“於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 ，於西學則雅癖達文之道” ， “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焉”27在向李鴻章的上書中亦自我介紹說：“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 ，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 28直到晚年他仍然博覽群書， “於政治、三

經濟、社會、工業、法律諸籍，皆篤嗜無倦”29可見 ，孫中山能兼通中外，對中西學向均有相當的功底 ，知識結構比較完備。正因為他諳中西、貫中外 ，使他比那些知識結構單一的人們更能理性地認識和處理中西文化關係。 近代中國面臨着西方侵略與西方文明的雙重挑戰 ，西方列強在中國充當着亦敵亦師的雙重角色。一方面西方列強不斷侵略中國，掠奪中國的權益 ，將中國推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難深淵 ，在孫中山的觀念中，中國喪失獨立 ，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格也不具備 ，只能是所謂的 “次殖民地” ；另一方面 ，西方列強同時又是比中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顯示了優越於當時中國的西方文明。既是吾敵，又是吾師。孫中山處此環境之下 ，與其他先進的中國人一樣 ，一方面要反抗西方的侵略 ，爭取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富強， “振興中華，維持國體”， “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30 另一方面 ，又要師法侵略者的“長處”、 “長技” ，汲取西方文明，促進中國的社會變革與社會進步 ，藉以提高自己的民族素質和增強反侵略的實力。孫中山融合中西 ，取長補短 ，集合精華，成一完璧的文化思想就體現着近代中國的上述歷史特點。為了反抗西方侵略 ，必須提高民族的自信心 ，增強民族凝聚力，正因為如此，孫中山堅決反對民族虛無主義，反對醉心歐美和崇洋媚外的傾向，極力宣揚中華文明的崇高地位 ，力主繼承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然而，要有效地抵制列強侵略 ，又必須增強民族實力，增強國力，增強國民素質 ，爭取社會進步。所以孫中山又堅決反對因循守舊、閉關鎖國與盲目排外的傾向，力主對外開放 ，實行開放主義 ，竭力引進西方文明，反覆強調學習外國的長處 ，主張利用外資、外材和外國先進技術與管理方法。他強調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他正是站在如何適應世界潮流的高度來思考中國文化的未來走向，故能高瞻遠矚，平視中西兩種文明，對中國傳統文化沒有絲毫貶低 ，對西方近代文明亦無絲毫排斥 ，力主融匯貫通，取長補短 ，使之 “結合”、 “融合”，產生中西合璧的新文化 ，以造福中國，造福人類。孫中山的中西文化觀，反映了近代中國的歷史特點，在當時是比較合理的一種文化思想，在近代中西文化的激烈衝突中，提供了一種比較正確的抉擇 ，留下了值得我們汲取的寶貴精神遺產。註釋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孫中山：《覆翟理斯函》 ，載於孫中山著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1年 ，第47頁 。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 ：《孫中山年譜》 ，北京 ：中華書局 ， 1980 年 ，第20 頁 。英文中的醫生 、博士是同一個詞 。同註1 ，第48頁 。同上註 ，第47 頁 。孫中山著作此函時30 週年 。孫中山：《上李鴻章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15 頁 。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278-279 頁 。孫中山：《與 〈倫敦被難記〉 俄譯者等的談話》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86 頁 。孫中山：《三民主義》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九卷》 ，第316-317 頁。孫中山：《在廣州嶺南學生歡迎會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八卷》 ，第538-539 頁 。同註9 ，第231 、 251頁 。同上註 ，第320頁 。孫中山：《在杭州督軍署宴會上的演說》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三卷》 ，第342 頁 。同註1 ，第47-48頁 。孫中山：《建國方略》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第180 頁 。同註9 ，第247頁 。同上註 ，第250 頁 。1

1819202 1222324252627282930同上註 ，第243 頁 。同上註 ，第251頁 。同上註 ，第262頁 。同註1 ，第46 頁 。孫中山 ：《與鄒元沖的談話》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五卷》 ，第55 頁 。孫中山 ：《中國革命史》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七卷》 ，第60 頁 。同上註 。同上註 ，第60-61頁 。同註9 ，第353-354 頁 。同註1 ，第48 頁 。孫中山：《上李鴻章書》 ，載於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16 頁 。孫中山：《與邵元沖的談話》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五卷》 ，第55 頁 。孫中山 ：《檀香山興中會章程》 ，載於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第19 頁 。

孫中山與韓國——中韓合作的《香江雜誌》 與廣東地區的討袁運動裴京漢*一 、 序論 以往的學術研究中有關孫中山和韓國關係的研究並不是很多。筆者最近從韓國人的視角，即 “周邊的視角”出發撰寫並出版了一部關於孫中山和韓國關係的專著。這書中主要包括了三部分內容，第一部分闡明了孫中山是如何同流亡到中國的韓國獨立運動家們開展交流的；第二部分為了明確孫中山對韓國乃至韓國獨立問題的態度，詳細闡述了孫中山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論述了他在 “民族主義”和 “大亞洲主義”思想內是如何看待韓國問題的；第三部分內容主要是通過對20世紀20年代韓國的報刊資料的分析 ，瞭解了當時韓國人對孫中山的態度和理解。作為這書的結論，筆者認同了孫中山主導下的中國革命對於當時的韓國人來說是應當要學習的一種教科書式的樣本的觀點，同時強調了孫中山應當被作為聯合的同志這一主張。儘管如此，作者在書中也同時指出了，關於韓國乃至韓國獨立問題孫中山的視角雖然是局部的 ，但仍然存在中國中心的或中華主義的局限性，同樣當時韓國人由於過分依靠中國而喪失了主體性立場的這種依附中國乃至事大主義的態度也存在着相當的局限性。 1 本文作為上述書籍內容的延長 ，主要闡述最近筆者新發現的韓國愛國志士金奎興在廣東的活動情況 ，並集中論述在他的努力下1913年香港刊行的中韓合作雜誌 《香江雜誌》 的創刊背景及內容。通過這些內容，進一步指明在辛亥革命和之後的討袁運動中，關於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革命運動和韓國人的關係 ，同時證明這也是雙方合作關係的又一個具體事例。二、韓人志士金奎興與廣東地區的辛亥革命 筆者最近發現的 《香江雜誌》2是辛亥革命受挫之後於1913年12 月在香港發刊的月刊雜誌。正如後文對此做的詳細敘述，對此雜誌的創刊起主導性作用的正是從辛亥革命爆發之前就活躍在廣東的韓人志士金凡齋即金奎興和20世紀初韓國最著名的輿論家、歷史學家、獨立運動家朴殷植二人。 關於朴殷植，學術界中的研究與其在韓國現代史中的地位一樣一直層出不窮 ，最近又大規模的出版了他的文集3並且也出現了專門進行朴殷植研究的學會白巖學會。但是關於金奎興 ，除了肯定了他是在中國活動的獨立運動家之外 ，知之甚少。其原因是由於他所表現出來的社會主義立場 ，同時他沒有加入被認為是韓國獨立運動正統的上海臨時政府 ，因而在韓國獨立運動史研究中並沒有引起重視。不僅如此，記載其活動或思想的資料沒有得到較好地保存 ，筆者認為這也是其不被重視的原因之一。然而儘管如此，筆者仍然認為提及在中國的韓國獨立運動時金奎興所佔的比重是絕對不容忽視的。其原因，正如後文中所詳細闡* 韓國新羅大學史學科教授

述的 ，金奎興不僅是惟一真正參與了孫中山主導的中國共和革命即辛亥革命的人物 ，而且在追求和推進“通過中韓合作實現韓國獨立運動”這一獨立運動戰略方面也是武昌起義之後流亡中國的眾多韓人志士們的楷模。 金奎興流亡中國的準確時間我們不得而知。但是 ，在與閔泳煥等韓末愛國志士的交流中逐漸激發出了自身憂國憂民的金奎興 ，在1906-1907年間在故鄉忠清北道沃川郡創立了名為彰明學校的私立學校 ，通過教育的方式致力於救國運動4 ，而在1910年4 月左右已經轉戰到了廣東地區，從這兩個事實看來，可以推測出金奎興大約是在1908-1909年間流亡到中國的。與辛亥革命即武昌起義之後深受鼓舞而流亡中國的大部分韓人志士5 相比金奎興顯然是站在時代前沿的先行者。 據資料記載，金奎興在流亡初期是經過南京轉而進入廣東的6 ，但就目前的資料而言 ，我們無法了解他在南京的活動狀況 ，也很難考證其流亡廣東初期的活動狀態。然而他在1910年4 月左右遊覽位於廣州東北地區的羅浮山時曾經接受過博羅縣知縣王煥章的幫助7 ，通過這一記載我們可以推測出他在1910年之前就已經開始與政治人物進行交流了。 金奎興在廣東真正的展開活動，是從1912年8月被任命為陳炯明麾下的廣東總綏靖處參議開始的8 ，之後緊接着在1913年初被任命為都督府麾下的護軍使署顧問員（小將）9 。身為外國人的金奎興被任命為參議以及顧問員，這從另一側面反映出了他有可能曾經加入過同盟會這一廣東地區革命派的勢力中心 ，或者在較早時期就直接參與了以同盟會為中心的革命運動。 10 1912年2 月為了對抗清軍對革命軍的鎮壓 ，作為從廣東派往南京的北伐軍主要領導人之一的鄒魯，曾向上海地區革命領袖陳其美提及韓人志士金奎興做了自己所介紹的工作 ，並說過 “金奎興是在廣東革命過程中共同進行秘密工作的人物”11 。這一事實證明金奎興在以同盟會為中心開展的廣東地區革命活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反映出在廣東地區革命運動勢力中金奎興所佔的位置相當高 ，並且同以陳其美為代表的上海地區革命派的領導人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繫。 另一方面金奎興在廣東都督府的活動以及其與陳炯明的接觸更多是由於個人的親密關係 ，因為總綏靖處和護軍使署本都是陳炯明麾下的機構。又1919年秋天蘇聯代表普達普夫（Potapoff）訪問當時在福建省章州的陳炯明時 ，金奎興也參與了這次訪問12 ，從這一事實我們也可以看出金奎興和陳炯明的關係非同一般。 筆者認為金奎興在廣東活動期間也充分有可能見過孫中山。比如1912年2月孫中山辭去臨時總統職務之後以全國鐵路總辦的身份在全國進行視察， 4 月末在廣州會見廣東地區軍界領導人時金奎興也極有可能參加了接見。雖然孫中山和軍界領導人們一起照的紀念照片被保存下來了13 ，但是由於人數眾多我們並不能判定其中是否有金奎興。 流亡中國的韓人志士普遍生活比較貧困14 ，在都督府參政時期金奎興的生活也同樣沒能從困苦中擺脫出來。為了照顧由於自己流亡中國而導致破產的家人，金奎興在都督府參政之後曾經試圖把家人接到廣州來，但卻未能成功15 ，之後一段時期又試圖給家裹寄錢 ，但最終也未能如願。金奎興在給母親的信中曾經訴說過 ，每月200元的工資除了要還債還要資助照顧其部下 ，一個月下來手中也所剩無幾了。 16 總之 ，在1908或1909年左右流亡中國的金奎興雖然的確是經過南京後進入廣東的，然而具體時間並不能確定。我們可以推測，他與以同盟會為中心的革命派進行了積極的交流，在生活面臨困境的時候依然積極參與革命運動 ，受到革命派中心人物的高度認可 ，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很多貢獻。 金奎興這種對辛亥革命的積極參與，與其間諸多為人熟知的韓人志士參與辛亥革命的情形相比，其貢獻尤為突出。現在我們所知道的關於韓人志士參與辛亥革命的情況主要是到南京留學的一部分韓國留學生參加了北伐學生軍 ，武昌起義之後的1911年12月中旬和申圭植一起流亡中國的他的侄子申衡浩在很短的時間內做過革命軍中的庶務17 ，他們僅僅是在短期內參與了革命運動，並沒有起到革命運動的領導作用。與此相比金奎興則在辛亥革命的發起地廣東地區 ，且在以同盟會為中心的革命運動核心領導層中發揮了重

要的作用。三、 《香江雜誌》 的創刊與朴殷植的參與 金奎興流亡中國時追求並不斷推進的獨立運動方案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通過報刊雜誌等輿論方式廣泛宣傳日本對韓國殖民統治的不正當性和韓國實現獨立的必然性 ，另一方面是向蒙古或西伯利亞地區租借土地，通過遷居韓國人過去實行屯田，在此基礎上屯兵養兵增加韓國軍隊的規模和實力。金奎興是從何時開始將這兩個方案作為自己目標的我們雖然不得而知 ，但是隨着《香江雜誌》 的創刊 ，他的主張也部分的變為現實 ，從這一點看來在辛亥革命時期 ，甚至更往前在他流亡中國後就已經有了這樣的構想。 之後他一直不斷的堅持着對兩種獨立運動方案的追求和探索 ，比如1919年秋天和蘇聯代表普達普夫一起訪問當時在福建省章州的陳炯明時18 ，向普達普夫和陳炯明提出對韓國人屯田支援的請求 ，並在他們承諾予以支援的基礎上， 1920年3 月會見上海韓人領導人安昌浩時又提出了相同的主張。 19不僅如此 ，1921年在北京與朴容萬，謝遠函等一起創立興國銀行時也是 ，表面上是開設銀行實際上是通過募集軍資以達到屯田屯兵的目標。20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開創輿論機構和通過屯田培訓獨立軍是金奎興畢生追求和推進的獨立運動方案。 另一方面日本吞倂韓國之後的1911年6 月流亡到鴨綠江對面西間島地區的儒學者朴殷植在過上流亡生活之前作為當時韓國最著名的輿論家一直通過大量的輿論活動致力於啓蒙運動。從以往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知道，在流亡中國之前朴殷植的這些活動大部分受了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的中國維新派的影響 ，流亡中國之後依然同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維持密切聯繫。 21朴殷植大約在1912年末經過北京轉移到上海南京地區，過上流亡生活的朴殷植摸索和進行的救國活動同之前在國內一樣 ，依然是通過報紙雜誌等輿論工具開展的。 而朴殷植最初能夠開展輿論活動正是利用了在金奎興創刊的 《香江雜誌》 擔任編輯這一機會。關於《香江雜誌》 的創刊 ，金奎興和朴殷植之間大約曾在1913年夏天展開過討論。在朴殷植給安昌浩的一封信中曾經提及到這一時期 ，說 “幾個月後也許會辦一報刊 ，但經費目前還沒有完全的保障”22 ，這應當指的就是在討論創刊報紙事宜之後確定下來的日後刊行的 《香江雜誌》 。 在所謂的第二革命即討袁戰爭過程中朴殷植於1913年6 月10 日從南京到了上海23 ，為了擔任 《香江雜誌》 的編輯又於1913年10月7 日來到香港24 ，而 《香江雜誌》 創刊號正是在這之後的兩個月即12月20日出版的25 。《香江雜誌》 創刊號傳達到在上海的韓人手中是在12 月28 日26 ，當時 《香江雜誌》 的創刊成為上海的韓國人關注的焦點。 1913年8月初 ，隨着討袁戰爭的爆發，以胡漢民、陳炯明為代表的革命派指揮部離開廣州之後27 ，以現有的資料難以確認金奎興具體的行蹤。但是 ，在8 月前後他與在上海的朴殷植就雜誌的創刊進行了協商，同時與革命派人士達成了對雜誌創刊的支援協議，以此看來討袁戰爭失敗之後，和諸多革命派人士一樣，金奎興轉移到香港繼續開展活動以期望革命的東山再起。 除了金奎興的周旋和朴殷植的參與之外 ，筆者認為對 《香江雜誌》 創刊起決定性作用還有革命派的財政支援。曾與朴殷植在流亡中國之前有過交情的韓國儒學家李炳憲在1914年5月末到香港會見過康有為 ，關於革命派的財政支援可以從其會談紀要的內容中得到確認。即當時李炳憲向康有為詳細說明了流亡中國的韓人志士的困境，提到 “曾經是大韓每日申報主編的朴殷植在接受革命黨的邀請（筆者強調）後來到這個地方（香港），曾被僱為香江雜誌社的編輯 ，但是現在沒有工作”28 ，並表明不僅 《香江雜誌》 的創刊依靠了革命派的財政支援 ，同時朴殷植能夠參與 《香江雜誌》 也依靠了革命派的協助。 此外朴殷植自己在給安昌浩的信中也提到過 “《香江雜誌》 不是韓人獨立經營而是中韓合作經營的報

社 ，這種情形也是當時無法避免的”29 ，這表明雜誌社的創立不僅僅是在以自己和金奎興為中心的韓人的努力下獨立實現的 ，而是通過中國革命派人士的支援和合作共同達成的。總之 《香江雜誌》 的創刊是建立在中韓合作的基礎上的 ，即在韓人擔任雜誌的創作和編輯革命派保證財政支援的基礎上實現的。四、 《香江雜誌》 創刊號的構成 目前能夠確證的只有創刊號，儘管如此 ，通過創刊號能夠大體把握整體內容的傾向，這也不能不說是萬幸。封面和創刊刊號，目錄 ，創刊祝詞之外 ，僅具體內容就達到152頁的創刊號主要包括以時事性爭論為內容的 《評論》 ，傳達中央（北京）政治局勢的 《北京大事記》 ，介紹世界主要新聞的 《世界要聞》 ，簡短的時事點評 《時評》 ，提供趣聞性文章的 《叢談》 ，刊載詩歌和隨筆等文學作品的 《藝林》 等內容。 在 《香江雜誌》 的刊頭刊登了金奎興寫的簡短的創刊祝詞。祝詞大體的內容是 “雜誌（法人）誕生在民國的開國時期 ，誕生在中西文化的交匯地香港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事情 ，今後希望能夠發揚引導輿論維護公理的作用 ，為培養民眾的意氣作出貢獻”30 。僅從金奎興的創刊祝詞上我們也可以看出 《香江雜誌》的基本目標是為了維護和支持共和革命。 在創刊號中最引人注目的評論有14篇 ，這14篇評論的題目和作者分別如下：① “論中美同盟之必要”（嘯印），② “第二次革命後感言”（白嵓），③ “民國憲法草案聚訟之評議”（愾癡），④ “民國之名實”（白巖），⑤“民氣”，⑥“民德”，⑦ “日支合邦論”（日本中央公論），⑧“哀廣東”（說夢），⑨ “為鐵路協約事哀告國民”（時報），⑩“論中國宜亟弭盜安民以袪政治進行之障礙”（大光報），■“外強壯士” ，■“鳴呼兩舊國之末運”（白嵓），■ “古今光復記”（丹生），■“傾蠡齋陽秋一班”（蟪蛄）。 在以上14篇評論文中除了從日本雜誌 《中央公論》 和中國報紙 《時報》 ，以及 《大光報》 上轉載的三篇之外 ，其餘11篇中的①-⑥ ，⑧，■大約7篇據推測應該都出自朴殷植之手。除了署名為白巖或者白嵓的3篇外 ， “民氣” ， “民德”2篇作為 “民國之名實”的續篇 ，雖然沒有另外單獨署名，但從敘述方式來看卻明顯是出自朴殷植之筆。對於署名愾癡的 “民國憲法草案聚訟之評議”來說 ，如果從朴殷植流亡中國期間使用最多的筆名是 “白癡”這一點來考慮31 ，如果解釋為 “憤慨的白癡”，那麼這是朴殷植另一署名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且從文體上看與朴殷植的其他評論文沒有大的差別 ，因此推測這一篇的作者也是朴殷植並不是沒有根據的。此外 ，署名說夢的 “哀廣東”以對廣東政治局勢進行解夢的人的立場來敘述的文章 ，與朴殷植著述的 “夢拜金太祖”的形式非常類似 ，從這一點上來看筆者認為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朴殷植的可能性非常大。 其餘4篇評論中的2篇是當時在上海活動的韓人志士趙素昂和申采浩寫的32 。當然此二人同朴殷植一起到香港參與 《香江雜誌》 編輯工作的可能性也有的，然而也有可能是在上海寫完之後通過朴殷植投稿發表的。在這裹 《叢談》 裹還刊登了一篇鄭寅普翻譯的倍根（F. Bacon）的一篇隨筆33 ，此外筆者雖然沒有確切的證據 ，但是從句子的表達風格來推測大概為朴殷植所寫的有關淵蓋蘇文和姜邯贊等的軼聞也以 “食蟲”， “人牛”的署名刊登在 《叢談》 中。同時刊登的文章還有 ，朝鮮時代著名實學家朴趾源的短篇漢文小說 《虎叱北郭先生》 和稱頌松江 ，論介等韓國巾幗英雄的 《女傑小傳》 ，滄江金澤榮寫的祭奠黃玹的祭文 《遙祭黃梅泉文》 ，朴殷植的 《韓僑祭林（慶業）將軍記》 ，此外看似朴殷植寫的兩篇詩歌也刊登在 《藝林》 欄中。 由此看來雜誌中刊登的大部分以評論為代表的文章都是由朴殷植執筆的，其餘4篇中一半是韓人志士趙素昂和申采浩寫的，另外不能確定作者的2篇文章筆者判斷應當是中國人發表的。因而 《香江雜誌》 與其說是集中了很多人的文章而出版的雜誌 ，不如說是朴殷植著書或者編著34更為貼切。 根據與朴殷植一起直接參與 《香江雜誌》 編輯的鄭寅普的話 ， 《香江雜誌》 出版到了3號刊乃至4號

刊，但由於批判了袁世凱而被香港政府停刊35 。停刊的原因究竟是如鄭寅普說的由於批判了袁世凱還是如朴殷植提及的由於財政困難36 ，我們雖然無法考證 ，但雜誌在早期被停刊卻是事實。 《香江雜誌》 在創刊3-4個月後的1914年春天被停刊，這一點正如前文所述，可以通過李炳憲1914年5月末會見康有為時提到過 “朴殷植現在沒有在工作”得到考證。37 同時通過1914年6 月初朴殷植給當時在西間島建立並苦心經營韓人村的儒學家李承熙的信中38也可以確認這一點。即在這封信中朴殷植首先強調了通過開展報紙 ，雜誌等輿論活動推動韓國獨立運動的重要性 ，之後懇求能夠給予財政支援 ，以期能開一個報館，即使不是需要大量複雜的前期準備工作的日刊報館，僅僅是所需經費較少的月刊雜誌出版社亦可。這也表明了在這一時期 《香江雜誌》 已經被停刊的事實。五、 “擁護民國”與 “批判袁世凱” 《香江雜誌》 創刊號的核心觀點已經在以朴殷植的文章居多的14篇評論文中集中的體現出來了。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擁護新成立的共和國即（中華）民國的共和體制，批判嚴重威脅民國存亡，彈壓革命派 ，進行政治壟斷的袁世凱。 眾所周知在 《香江雜誌》 創刊號發行的1913年末，由於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袁世凱 ，共和體制受到了生死存亡的嚴重威脅。 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建國初期無論是軍事實力還是財政實力都處於非常脆弱的階段 ，只有同當時清政府的實力派 ，率領當時最強大的新式軍隊北洋軍的袁世凱妥協 ，將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才能勉強維持民國的命脈。雖然孫中山主張總統必須要在南京就職 ，但袁世凱在北京就職。不僅如此 ，袁世凱就職之後與國會的關係一直處於嚴重的對立狀態 ， 1913年3月密令暗殺宋教仁 ， 6月免除了以原廣東都督胡漢民為代表的幾個國民黨派都督的職務 ，由此與國民黨主導的國會展開了正面衝突，其結果導致了南方各省爆發了聲勢浩大的討袁運動即二次革命。 但是討袁運動由於討袁軍的軍事劣勢而最終以失敗告終 ，之後大部分的國民黨派議員脫離國會。在1913年10 月6 日的總統選舉中袁世凱如願當選為第一任總統 ，並於10 月10 日正式舉行了就職儀式。作為民國最大懸案的憲法制定問題也在歷經波折之後於10 月中旬完成了天壇憲法草案 ，然而11月4 日袁世凱又以國民黨參與內亂（討袁運動）為由下令解散了國民黨 ，由此國會的召開也成為泡影 ，憲法的制定工作至此也再次流產。此後袁世凱又以政治會議這一御用立法機構代替了國會 ，並於翌年年初即1914年1月10 日以政治會議的決議下令解散了國會 ，直接否定了民國的正統性 ，更進一步試圖開始對封建皇權的復辟39 。 在 《香江雜誌》 的評論中朴殷植將這種情況表述為混亂的時代或者民國的失蹤。在評價二次革命即討袁戰爭的評論文中朴殷植寫到過 “最近兩年間2年忽而進入愉快的時代忽而又進入恐怖時代 ，忽而是歡迎的時代忽而又是殘殺的時代 ，忽而走進共和時代又忽而退回專制的時代，推選臨時總統時強調非袁世凱不可，之後突然發生變化又變成非驅逐袁世凱不可，一時間建國偉人一下子變成了叛國罪人——近2年可以說是法國革命50年的翻本”40 而這種混亂局面造成的結果是 ，表面上雖然建立了共和國即進入了民國時期 ，但實際上並沒有具備共和體制的實質，這也是朴殷植對共和革命結果的評價。他曾經指出 “所謂民國應該是以民為本 ，民眾佔主導地位的國家，然而現在在我們國家（中國）說是民主實際上國民並沒有主權——雖然向世界宣佈了莊嚴的國號（中華民國），但（最終）民國僅僅不過是個虛名而已”41 。 但是對於造成這種混亂局面的原因及克服這種狀態的方案，朴殷植採取了非常慎重的立場。即關於造成這種混亂局面的原因朴殷植一方面認為 “各種因素盤根錯節的糾纏在一起 ，各方都認為自己對而實際上也都有各自的理由”。同時另一方面又指出 “經過這次騷動（第二革命）激進派放慢了步伐而緩進派實現了。

對（政治）舞台的壟斷——從各國的經驗來看激進派和緩進派需要實現勢力均衡，激進本身並不是壞的”42 ，像這樣相對客觀的用一種緩和而中立的立場表達了對激進派即革命派的擁護。 進一步來說 ，朴殷植認為民國之所以落入虛名其根本原因與其說是由於袁世凱政府的專制統治不如說是國民尚未具備成為民國國民的資格。因此朴殷植提出要恢復民國的實質鞏固共和的成果最根本的解決方案是 ， “每個人都應具備真正民國國民的資格 ，擔負起國民應該擔負的責任”43 。朴殷植認為這種民主的實行不僅是中央政治的大前提也是地方政治的大前提 ，在論及廣東省現實問題的評論中朴殷植非常明確的表明自己的立場 ，即 “廣東的三千名同胞作為共和的一部分對於全國或者本省（政治）都要負起監督的責任”44 。 儘管如此朴殷植對於袁世凱的專橫跋扈並不是完全沒有露骨的直接的批判。在圍繞憲法制定問題展開的政治爭論的評論中朴殷植對於袁世凱以憲法基礎委員會委員中破壞國家的國民黨派議員佔多數為由而拒絕了憲法草案這一點進行了集中的批判 ，力駁國民黨派佔多數並非事實45在他自己編輯的 《北京大事紀》中朴殷植也指出1913年11月5 日袁世凱解散國民黨的命令的不當性。46 並且通過轉載 《字林西報》 批判解散國民黨行徑的報道明確了表達了自己對袁世凱的批判立場 ，報道寫到 “解散國民黨事件之後，袁世凱希望實現總統終身制的意圖成為路人皆知的事情 ，儘管解散了國民黨但是其政治餘威尚存 ，最終袁世凱還是失策了”47此外轉載 《大光報》 批判暗殺宋教仁事件的報道和轉載《時報》 將袁世凱對國民黨議員的彈壓事件和墨西哥發生的大舉逮捕國會議員的事件進行比較的批判性報道48 ，也是朴殷植對袁世凱展開批判的另一種形式。 但是在同一時期朴殷植對袁世凱又有着相當肯定的評價，這與其在 《香江雜誌》 中表現出來的對袁世凱的批判性立場截然相反 ，這也是需要我們關注的焦點。 《香江雜誌》 創刊號發行之後在給安昌浩的信中朴殷植說到 “中國經歷了長期的腐敗和革命到現在已是千瘡百孔”（就算說還有希望）“作為古往今來世間少有的人物袁世凱總統——用巧妙的手段致力於新政 ，數年內整理了（混亂的狀態）” 在同一封書信中朴殷植還說到 “世上的旁觀者大部分都認為民黨正確而袁世凱錯誤，這僅僅是沒有仔細觀察洞悉的結果”對袁世凱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袒護。相反關於國民黨卻寫到 “來到這裹（香港）之後通過跟民黨人士的頻繁接觸，發現他們只知道破壞，對於建設沒有絲毫的經驗且完全不合法度。如果按照民黨人士的策略則必面臨國土分裂之禍”49 ，對國民黨採取了一種批判性的立場。 此外 ，如前文所述 ， 1914年5 月左右朴殷植通過李炳憲的介紹在香港會見了康有為，此時李炳憲就共和制是否適合中國，如何評價袁世凱的施政方略以及如何評價孫中山，黃興等革命派等問題詢問了康有為，在關於袁世凱的問題中詢問到 “項城（袁世凱）戊戌年雖然犯過錯誤，當今為拯救時局以袁世凱為宗的方案是否也是不得已的事”50 ，從這一內容也可大致推測出李炳憲或者同坐的朴殷植對袁世凱的評價不一定完全是否定的。 與朴殷植在給安昌浩的信或者與康有為的會談中表現出來的對袁世凱的肯定性評價相比較 ，那麼在《香江雜誌》 中朴殷植對袁世凱的否定性的批判性的立場又如何理解呢？是否應該理解為 ，肯定性的評價是真實的想法，而 《香江雜誌》 中的批判則是因為革命派對 《香江雜誌》 的支援不得已而為之的呢？或者是朴殷植自己當時就處在一種混淆不清的狀態呢？ 要理解朴殷植關於袁世凱的這種雙重性評價我們需要從兩方面進行考慮。第一，朴殷植一方面考慮到混亂不堪的中國政治現狀 ，作為無法避免的現實性的對策，在對袁世凱的作用持有肯定評價的同時，另一方面從理論上講在袁世凱當政的前提下，對其又無法不進行批判 ，自然也就無法避免雙重理解同時存在的可能性。如此，在現實與冷靜的判斷下對袁世凱有一定的肯定性理解的朴殷植 ，在與革命派合作的基礎上編輯 《香江雜誌》 時，對袁世凱進行的不是露骨的直言不諱的批判 ，更多的則是停留在有原則的批判水平上。 第二，我們需要考慮的重要的一點是 ，當時朴殷植最關心的還是韓國爭取獨立的問題，而在中國進行。

的所有的活動其目標都是保證從中國獲得對韓國獨立運動的支援。朴殷植的這種立場可以從幾乎所有的當時在中國活動的韓人志士那裹得到證實51 ，從這一立場來考慮，採取策略與當時掌握着政治主導權的袁世凱維持關係也是另外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事實上朴殷植曾講過 “（現在）中國雖然處境比較困難 ，但是韓國可以依靠的國家仍然只有中國，因此現在為中國獻身所做的一切努力不能完全說是為他人做嫁衣”52 ，並且關於袁世凱他一再地強調到 “一直和我們關係密切” 總之 《香江雜誌》 上刊載的朴殷植對袁世凱的批判僅僅是維持在以事實為依據進行反駁或者通過引用轉載其他報刊的報道而展開的比較客觀，溫和的批判論調上。筆者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他的現實認識即內心對袁世凱作用的肯定性評價。朴殷植對袁世凱的所謂肯定和批判的雙重或者客觀的評價 ，在此後大約1年半即1915年6月發行的朴殷植的代表著作 《韓國痛史》 中也一直保持着， 《韓國痛史》 中關於袁世凱的部分幾乎沒有好或者不好的直接評價 ，而是僅僅以羅列事實本身的形式展開敘述。54 朴殷植或 《香江雜誌》 的這種有原則性的批判立場明顯地區別於當時立足於擁護孫中山或黃興並激烈批判袁世凱獨裁專斷的 《民立報》 或 《民權報》 這一類革命派輿論。55從這一點看來， 《香江雜誌》 對袁世凱的這種有原則性且相對緩和的批判論調顯然沒有達到革命派期待的水平，以此為代表的二者立場的差別也可能是造成 《香江雜誌》 發刊早期就被停刊的原因之一。六 、 結論 上文的論述可以概括如下。二次革命即討袁戰爭失敗之後的1913年12月，在香港創刊的《香江雜誌》是辛亥革命和討袁運動期間我們可以考證的最典型的中韓合作的結果。直接主導 《香江雜誌》 創刊的金奎興是在武昌起義爆發之前1908年前後流亡到廣東地區的韓人志士。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同廣東地區的革命派人士密切聯繫，廣東獨立之後在廣東都督府曾擔任過參議和顧問員，是在革命運動中起領導作用的人物。因此金奎興與革命派的密切關係 ，革命派對金奎興的信任以及金奎興在革命運動中的地位 ，是 《香江雜誌》 的創刊得以獲得革命派財政支援的決定性原因。 另一方面 ， 1912年之後 ，原來在南京和上海地區活動的韓國當代最著名輿論家朴殷植在金奎興的斡旋下來到香港獲得擔任 《香江雜誌》 編輯的機會 ，與流亡之前在韓國時一樣 ，在中國也通過輿論活動為獨立運動貢獻力量。從1913年12 月20 日發行的創刊號的內容來看，一半以上的文章都是由朴殷植一人編輯完成的，此外在上海活動的趙素昂、申采浩等韓人志士也確曾參與執筆。正如此 《香江雜誌》 是以革命派的財政支援和韓人志士投稿編輯形式實現的中韓合作的產物。 《香江雜誌》 的主張在創刊號中通過14篇評論具體體現出來，其核心內容就是擁護民國，積蓄力量以圖革命的東山再起以及對袁世凱的批判。這一點與討袁戰爭失敗之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革命派的立場以及主張相一致。從另一點考慮，作為對雜誌創刊進行了財政支援的革命派希望 《香江雜誌》 能夠代表自己聲明討袁的主張 ，而 《香江雜誌》 中的評論也是以朴殷植為首的韓人志士對此作出的反應。 但是對於 “擁護民國”和 “批判袁世凱”這一觀點來說 ，朴殷植的立場區別於革命派所持的激烈的批判論調，是一種相對客觀而有原則性的批判。比如朴殷植雖然擁護民國，但是另一方面對於革命派沒有建設國家的經驗和不能充分發揮政治手腕這一點卻持批判性立場。不僅如此朴殷植對於袁世凱篡奪共和雖然進行了義正言辭的批判 ，但同時又認可了袁世凱的政治手腕和其作用的重要性。 關於擁護民國和批判袁世凱，以朴殷植為首的韓人志士之所以具有這種有原則的批判的立場 ，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能夠站在局外看中國的政治局勢 ，從而能夠以周邊的視角進行客觀的評價。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朴殷植和當時與他們一起的韓人志士更關注的是韓國的光復問題 ，自然也有必要與實際上掌握政治實權的袁世凱進行合作。也就是說雖然流亡中國的韓人志士中國革命派之間通過 《香江雜誌》 的刊行實現了最早。53

的中韓合作 ，但是二者之間的立場仍有差別。 《香江雜誌》 在發行到3 、4號時被停刊 ，其原因表面上看來是由於香港政府的壓力和財政危機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由於中韓立場存在的差別。註釋 ：234567891011213141516171819202 122232425262728裴京漢 ：《孫中山與韓國》 ，首爾 ：Hanul出版社 ， 2007年 。《香江雜誌》 的創刊號目前分別收藏於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和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 ，香港大學圖書館 。朴殷植 ：《白巖朴殷植全集 ·全6卷》 ，首爾 ：東方媒體 ， 2002年 。《雜報 ：彰校近況》 ，載於 《皇城新聞》 ， 1906 年7 月12 日，第1頁 ； 《紙上雲煙》 ，載於 《大韓每日申報》1907 年3 月7 日，第2 頁 。裴京漢 ， 《從韓國看的中華民國史》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2004 年 ，第17-18頁 。凡齋 ：《給夫人的回信（日期不明）》 ，載於 《凡齋與獨立運動》 ，資料部分 ，第61-63頁 。遊覽羅浮山據說是由於對道教的濃厚興趣為了尋找葛洪的遺跡而去的 。見凡齋 ：《與博羅縣元任知縣王恩章一起照的留念照片後面的說明》 ，載於 《凡齋與獨立運動》 ，第25 頁 。《總綏靖處職員一覽表》 ，載於 《廣東公報》 ，第14 號（1912年8 月16 日） ，引自汕尾市人物研究史料編纂委員會編 ， 《汕尾市人物研究史料（陳炯明與粵軍研究史料）·第3冊》 ，汕尾 ：汕尾市人物研究史料編纂委員會 ， 1993年 ，第 86-87 頁 。《護軍使署職員表》 ，載於 《廣東公報》 ，第142 號（1913年1月18 日） ，引自 《汕尾市人物研究史料（陳炯明與粵軍研究史料）》 ，第105 頁 。如果按照其後人所主張的 ，在流亡中國之前曾多次往來日本東京是事實的話 ，在流亡中國之前有可能他就曾經直接或者間接的參與過同盟會 ，但這一點並沒有切實的證據 。載於 《凡齋與獨立運動》 ，第21頁 。鄒魯 ：《回顧錄（一）》 ，台北 ：三民書局 ， 1974 年 ，第52頁 。凡齋 ：《金奎興與普達普夫 ，陳炯明 ，呂運亨一起的照片》 ，載於 《凡齋與獨立運動》 ，第37 頁 。《在廣東軍界歡迎會上的紀念照（1912年4 月26 日）》 。同註5 ，第194-196頁 。凡齋 ：《給母親的信（1912年7 月15 日）》 ，載於 《凡齋與獨立運動》 ，第64-66頁 。凡齋 ：《給母親的信（1912 年上半年）》 ，載於 《凡齋與獨立運動》 ，第67-69 頁 。關於韓國人參與辛亥革命的事實 ，參照裴京漢 ：《韓人參與辛亥革命的史實》 ，載於 《近代中國》 ，第145期 ，2001年 ；註5 ，第3-14 頁 。同註12安昌浩 ：《安昌浩日記》 ， 1920 年7 月9 日。凡齋 ：《凡齋與獨立運動》 ，第46-47 頁 。同註1 ，第160 頁 。朴殷植 ：《與島山安昌浩書（日期不明）》 ，載於 《白巖朴殷植全集 ·第5卷》 ，第 143頁 。鄭元澤著 ，洪淳 鈺譯 ：《志山外遊日誌》 ，首爾 ， 1983 ，第 71頁 。據記載當時朴殷植與他認為是留學生的洪健一起去香港 ，洪健於 12 月末重新回到上海 ，以此看來洪健似乎沒有參與編輯工作 。見上註 ，第79 、 82 頁 。凡齋 ：《香港雜誌祝詞》 ，載於 《香江雜誌》 ，第1號 ， 1913年12 月1 日，第1頁 。創刊號的封底雖然標明了發刊日期是1913年12 月1 日，但在 《香港雜誌祝詞》 中卻寫到 “中華民國2年（1913年）12 月20 日一個法人代表在珠江三角洲誕生了” 。這一祝詞的題目不是 《香江雜誌祝詞》 而是 《香港雜誌祝詞》 。當然香江指的就是香港 。《志山外遊日誌》 1913年12 月28 日稿中寫到 ， “謙谷（朴殷植）先生編篡的香港雜誌到來了” ，見註23 ，第82頁 。陳定炎編 ：《陳競存先生年譜（上冊）》 ，台北 ：李敖出版社 ， 1995 年 ，第122頁 。李炳憲 ：《我歷抄》 ，載於 《李炳憲全集（下卷）》 ，首爾 ：亞細亞文化社 ， 1989 年 ，第599頁 。1，。

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 14243444546474849505 152535455朴殷植 ：《與島山安昌浩書（1914 年2 月1 日）》 ， 《白巖朴殷植全集·第5 卷》 ，第148頁 。同註25 。1920 年 ， 1921年在朴殷植發表了眾多評論文章的 《四民報》 上 ，幾乎所有文章他都使用了白癡（或者白痴）這一筆名 。可以確認申采浩是在1913年8 月19 日從青島起程來到上海 ，趙素昂在1913年8 月中旬滯留在上海 。見趙素昂 ：《年譜》 ，載於三均學會編 ：《素昂先生文集·下卷》 ， 1979 年 ，第487 頁 ：註23 ，第75-76 頁等參照。[英]培根著 ，為堂譯 ：《論遲疑》 ，載於 《香江雜誌》 ，第1號 ，第130 頁 。同註23 ，第82頁 。鄭寅普 ：《介潔無垢的朴殷植先生》 ，載於 《開闢》 ， 1925 年8 月號 。朴殷植 ：《與島山安昌浩書（1914年2月6 日）》 ，載於 《白巖朴殷植全集·第5卷》 ，第155頁 。創刊之後沒多久 ，在1914年2 月初朴殷植給安昌浩的信中朴殷植說到 “（現在的）輿論期刊能夠表達（我們的）意思雖然很好 ，但是財政方針與（原來的）計划相違背 ，基礎不穩定 ，因而十分焦慮”同註28 ，第599頁 。朴殷植 ：《剛齊先生足下（1914 年6 月8 日）》 ，載於 《白巖朴殷植全集 ·第5 卷》 ，第157 頁 。閔斗基 ， 《中國的共和革命》 ，首爾 ：知識產業社 ， 1999年 ，第249-255頁 ；裴京漢 ：《中國近現代史中 ‘國民正統性’的摸索和挫折》 ，東洋史學會冬季研討會（1997年1月 ，大田）發表論文 ，第6-7頁 ；張學繼 ：《民國初年之制憲之爭》 ，載於 《近代史研究》 ，第2期 ， 1994 年 ，第61-65頁 ；郭劍林主編 ， 《北洋政府簡史（上）》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第59 頁以降 。白巖 ：《第二次革命後感言》 ，載於 《香江雜誌》 ，第11-12 頁 。白巖 ：《民國之名實》 ，載於 《香江雜誌》 ，第24 頁 。同註40 ，第12頁 。同註41 ，第25 頁 。說夢 ：《哀廣東》 ，載於 《香江雜誌》 ，第53 頁 。愾痴 ：《民國憲法草案聚訟之平議》 ，載於 《香江雜誌》 ，第 15-23 頁 。《北京大事記》 ，載於 《香江雜誌》 ，第78 頁 。《字林西報之評論》 ，載於 《香江雜誌》 ，第80-82 頁 。大光子 ：《宋案結果》 ，載於 《香江雜誌》 ，第128頁 ；時報子 ：《東西兩半球之共和國》 ， 《香江雜誌》 ，第129頁 。同註29 ，第148-149 頁 。同註28 ，第600 頁 。比如申圭植或者文一平參與廣為人知的的親袁世凱的報刊 《大共和日報》 的事實 ，或積極支持中國革命的曹成煥本人也是同袁世凱有過交往的人物 ，革命派人士沒有深究這些問題反而積極面對 ，因此而深受感動 。關於這一點參照註1 ，第51頁 。同註29 ，第148頁 。同註36 ，第155頁 。關於這一內容 ， 1919年日帝一方調查的關於海外獨立運動家情報報告中朴殷植由於是 “與袁世凱交往密切的人物”而倍受關注 。朴殷植 ：《在外排日鮮人有力者名簿（1919）》，載於 《白巖朴殷植全集 ·第6卷》 ，第417頁 。朴殷植 ：《白巖朴殷植全集 ·第1卷》 ，第181頁 。關於 《民立報》 或者 《民權報》 對袁世凱的批判以及圍繞批判水平二者展開的論戰 ，參照胡繩武 、金冲及 ：《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1年 ，第364-368頁 。且當時在對袁世凱批判中 ，圍繞成為爭論焦點的主張武力征服蒙古解決其獨立問題的所謂征蒙論 ，革命派對袁世凱展開的批判 ，參照註1 ，第120-121頁 。

閉幕小結

閉幕小結楊允中 本次研討會以 “中山思想與華人世界”為主題 ，所謂中山思想，簡言之，是指孫中山所創立的理論體系，其影響所及是歷史性的、全局性的，這是一筆令華夏子孫引以為榮、世世代代可以開發利用的民族遺產；所謂華人世界，簡言之，是包括海內外所有炎黃子孫 ，既包括中國大陸十三億人民大眾，也包括寶島台灣二千三百萬同胞以及全球每一角落的華人華裔。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集團，我們以中文、中餐聯繫起來的民族語言、民族文化、民族智慧，正進一步形成並轉化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民族奮進洪流 ，正快速改變着我們所在地方的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 孫中山是我們民族的共同驕傲、共同財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時代 ，對偉大政治家、思想家多一點認識與理解 ，多一點探索與研究 ，多一點關注與重視 ，這本身就尊重歷史、尊重科學的具體表現。 孫中山是中國進入大覺醒新時代的一大亮點，關注、研究孫中山，把孫中山形象定位得更理性一點、更客觀一點，其基本目的在於傳承中華文明，在於維護我們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真理不應苛求於古人 ，孫中山的所言所行、所作所為均發生在一個多世紀之前的舊中國，如果把他的諸多主張、觀點、建議同今天的社會現實加以比較 ，那麼就會更加證明他思考的深度和難能可貴。 孫中山是我們國家最終實現和平統一的一面大旗 ，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 ，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孫中山畢生為建立新的制度、新的社會而奮鬥，為實現國家獨立、主權完整、民眾當家、享有民主而奮鬥。向來自認為孫中山的思想與事業繼承人的中共 ，已領導大陸人民實現了由 “站起來”到 “富起來”的宏願 ，並將在可見將來實現 “強起來”的理想，台灣各界民眾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已令經濟出現奇蹟 ，並在社會改革上作出大膽探索 ，遺憾的是出現了不肖子孫。以偉大祖國為靠山，以祖國變得空前強大為契機 ，海外華人華裔也開始部分或全部享受到人格尊嚴，今非昔比。如果兩岸真正放下成見、化解積怨 ，並進一步啓迪智慧，把共同優勢開發起來，把各自優勢互補起來，今天的中國與中國人理應成為影響世界文明進程更加重要的因素。 兩天來，海峽兩岸學者作了認真交流 ，為揭示主題、為促進對中山思想的系統總結提供了極具啓迪的寶貴建議，也為國家的科學發展、民主發展、和諧發展貢獻了不少積極思維 ，非常重要、非常寶貴。可以講，研討會預期目標業已達到。在會議即將結束之際，本人謹代表主辦單位再次對各位與會代表富有創見的重大貢獻表示由衷的謝意和良好的祝願。

澳門學者文庫編委會楊允中（召集人） 、吳志良 、劉本立 、駱偉建 、楊秀玲 、鄧思平 、鄭國強 、王志石 、郝雨凡孫中山思想與華人世界主 編 ：楊允中責任編輯 ：容凱旋 、梁淑雯封面設計 ：周碧姬出 版 ：澳門學者同盟印 刷 ：嘉華印刷公司規 格 ：210 × 297mm出版日期 ：2008年5 月印 量 ：500本定 價 ：澳門幣80元ISBN 978-99937-89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