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史海鈎沉求真悟道話今昔“(容閎)留洋第一人” 《第一位留學生容閎其人其事》 等等(二)稱容閎為留學美國的第一人例如:“(容閎)先生……為我國學生留學美國之第一人。” 《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閎》“中國留學第一人、著名教育活動家容閎……是中國近代最早留美的大學畢業生”等等(這一文章之中,前後矛盾) (三)稱容閎為海外獲學位的第一人例如:“(容閎)是我國第一個在海外獲得學位的留學生”“容閎是中國最早的留學生,是第一個拿到西方高 等學歷的留學生”留學,就是留在他國學習;留學生是留在異國求學的學生。外國人到中國求學的,據史家梁啟超的考證,已有1500年歷史;中國人到外國留學的,也不自現代開始。小學生也熟知的,唐代玄奘千里迢迢到印度,學梵文佛經,他就是留學生。但是,唐代的玄奘也不能稱為中國第一個留學生,甚至西元339年,距今1600多年前留學印度,歷史上頗負盛名的法顯,也不是留學的第一人。1 因此,把容閎稱為“中國留學第一人”,是抹殺自己悠久的民族歷史;作為廣告招徠之術,也是掉西瓜撿芝麻的笑話,還令地方學者汗顏、令地方文教失信的事。請再看以下的史料:史料一 梁啟超以中國在千五百年前即有留學生,其事蹟可考者且有百餘人。則派遣留學生已不自現代始。2史料二 早在容閎到美國之前二十九年即1818年,美國康州康威爾城的“國外佈道學校”即有來自廣州的一名王姓學生入學。33至於到歐洲去學習的中國人,更可以遠溯到鄭瑪諾,他“自幼往西國羅馬,習1 方豪:《中西交通史》(一)華崗出版有限公司, 1977年,第237-239頁。2 轉引自舒新城編:《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第193頁。3 見哥倫比亞大學《The Culture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31年。
179史海鈎沉求真悟道話今昔部中,第一部稱為《字典》,是世界上最早編寫出版的漢英字典,它的漢字詞條參考《康熙字典》排序,馬禮遜給予英語釋義,這是馬禮遜學養和智慧創造性的心血工程。第二部稱為《五車韻庫》,馬禮遜在前言中說明是以陳藎謨、胡含一師生兩代的心血結晶為藍本,詞條按漢字音序排列,馬禮遜再參考相當有關韻書和資料,加上英文釋義而成。6 第三部稱為《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英漢字典),詞條以英文字母為序排列,除以漢語為英語單詞釋義外,還針對用者需要,加輯實用詞語,如同義詞、反義詞、近義詞、常用成語、方言俗諺,並從名著《論語》、《孟子》、《幾何原本》、《草本綱目》、《紅樓夢》、《三國演義》等選譯章句,作句型範例。在馬禮遜多方面的業績和貢獻中,《華英字典》最受矚目,影響最深遠,貢獻最大。一、世界上第一部實用性顯著的英漢字典馬禮遜編的《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英漢字典),不管從形式到內容,都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因而具有較高的實用價值。(一)規模可觀,體例獨創《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英漢字典)(以下簡稱《字典》)在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出版。馬禮遜在鳴謝頁中,署1822年2月28日。本文依據的是澳門民政總署的藏本。4開,分三列,內文479頁。按其資訊載量評價,當年應屬大部頭,今天也算具有一定份量的字典,是一部為英國傳教士、青少年有志學中國華文漢語者“量體專裁”(即粵語“度身訂造”)的實用字典。馬禮遜自己學習漢語的心得不少融會其中,也可以說是中國對外漢語一本早期的、重要的輔助教材。在《字典》正文之前有六頁:首頁是英文的鳴謝頁,馬禮遜向贊助出版單位 東印度公司董事長致謝;第二頁是英文寫的序言“Preface”;第三、四頁是中文寫的“英吉利國字語小引”“Brief Explanation Of An Alphabetic Language As Exemplified By The English”;第五頁是英文的標音拼法示例 “Powers Of The Letters As Employed In Spelling The Chinese 6 轉引自朱鳳:《試論馬禮遜〈五車韻庫〉的編纂方法及參考書》第2-3頁。
180鑑古知今再思考Words In This Volume”;第六頁是英文寫的注意事項“Note”。(作者註:該冊古籍另有澳葡政府華務科藏印,亦曾作修補,以上六頁無頁碼,作者僅按該館修補藏本次序)正文首先是英語詞條,跟著是漢語對照的釋義及其讀音。如釋義用多個同義的漢語詞語,則相繼列出,然後是作者加輯引伸的詞組、短語或例句。排列均為英文、中文對照,中文讀音三者連接。詞條用大楷印刷,釋義部分用小楷。如此體例,雖仍有一般字典的影子,但馬禮遜的獨創精神亦十分明顯。(二)正文實用,具五大特色字 典 是 工 具 書 ,是 供 廣 泛 使 用 的 書 面 工具 , 《 A n E n g l i s h a n d Chinese Dictionary》(英漢字典)即以廣泛性為主,並且具有傳教事業需要的實用性和針對性。它既顯示出編者素質學養的優越性,又具受不同師友多方影響的差異性;《字典》作為該系列三部中的最後一部,既與前二部有明確的分工,又無可避免前後有所重複;三部雖同出自馬禮遜的同一腦袋,但第三部更能體現作者的思想智慧、功力底蘊以及創見。總體觀察,《字典》具有下列五大特色:1 重視介紹漢語知識及其表達方式
182鑑古知今再思考2 著意介紹中華文化四百多年前,羅馬天主教特別是耶穌會數以百計的神職人員,通過澳門已把過千華文典籍運回西方,其中部分已譯成拉丁文或其他歐洲文字。西方對中國學術思想有一定的接觸而且比較景仰。馬禮遜在編撰過程中也十分重視把中華文化引進字典,引進英語世界,《論語》、《孟子》的章句不少被引用,例如P.353“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P.384“知恥近乎勇”。“PROMULGE條”“promulge or diffuse virlue and cause families to be well regulated; states tobe orderly governed, and the world to enjoy tranquility 推之德而使家齊國治平天下 ”。《字典》不但介紹了孔子、孟子、程子、朱子,連董仲舒也被稱為“董子”,並在P.283“moral writing 勸世文”後引入他的名句:“opposed this principle and said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對清王朝沿用的典章制度、連我們中國人編的字典也不一定列入的官場用語、文人謙辭,馬禮遜重視羅列,例如“To purchase promotion 捐了前程在身上”;“AGE條”中羅列“貴庚、高壽、弱冠”等詞;“YOU條”,除釋“你、你們、爾、爾等、爾輩、汝”外,還羅列“尊駕、先生、仁兄、足下”四詞。此外,《四庫全書》、《數理精蘊》、《天下地輿圖》、《本草綱目》“意筆、工筆”、“壽山石”等典籍和名詞也被選輯,說明他對中華文化的重視。《字典》中還選列了不少民間諺語。例如:“養兒防老,積穀防饑”、“人心不足,得隴望蜀”、“刻薄成家,理無久享”、“若要富,險中做”、“寧為雞口,勿為牛後”、“取快一時,沉淪一世”、“人棄我取,人取我棄”……都是作者體會到語文與文化的依存關係,《字典》重視把語言與文化相互聯繫的例子。3 地方色彩豐富鮮明馬禮遜在中國生活25年,只局限於廣州、澳門兩處沿海地區;工作限於東印度公司的翻譯員和本身傳教事工,其生活體驗頗受局限。他學習中國語言文字,間接經驗比直接體驗多得多。反映在《字典》中知識面不平衡,這是它的弱勢,但對海事活動、商貿活動、與中國官府來往等,由於直接深入,了解全面,體會深刻,將這些寫入辭
183史海鈎沉求真悟道話今昔書,形成《字典》的 另 一 優 勢 。 在人 、 物 、 事 、 工中 , 凡 馬 禮 遜 所熟 悉 的 , 都 特 別豐 富 完 備 , 為 其他 字 典 所 不 及 。例 如 與 海 事 有 關的“ship”,他能列出14個名詞和多個語句(共佔37行,見 插 圖 1 ) ;“boat”,佔23行中 , 首 以 “ 船 、艇 、 舟 ” 三 個 單音 詞 釋 義 , 接 著列舉了“尖底船、平 底 船 、 西 瓜 扁船、大艇、花艇、巡 船 、 三 板 、 渡船、駁渡”九種船名。“ABROAD”條,(佔32行)同義、近義詞語俱備,包括中國沿海特有的“外洋、洋貨” 等詞 ;“BOATMAN”一詞在釋義中除“艇人、船夫、船家”三個名詞之外,還有一個同義詞是“蛋家”且加以注釋:“an egg house man”“So called probably from the appearance of the boat, which with its covers, to kelp off the sun or rain has an oval appearance like an egg.”(見P.46)這是廣東沿海地區對“蛋家”的傳說,如此解釋未必有事實根據,也與中國權威字典的解釋有所不同,但可作為當年民間一種說法,算是馬禮遜的個人學習心得。馬禮遜在中國的日子,25年工作都沒大的變動,為甚麼與犯罪訴訟有關的內容《字典》也特別詳實?原來與當年具體的歷史條件有關。當年凡涉及英國人犯法事宜,兩廣總督都要東印度公司承boat 條
184鑑古知今再思考擔處理,案件往往牽涉人命、處理不善還會遭到官方停止貿易以及對英商不供應食水食物的制裁。馬禮遜作為東印度公司翻譯員,對這方面的工作如寫狀子,譯口供都必須格外謹慎。因此對有關用語,他必須熟悉,“LAW條”共佔72行,收“法律、法例、律文、條例……大清律例”。還有許多實用語句。“MAGISTRATE條”中,有“官府、憲”兩釋義外,又列了“稟官府、稟大憲、打官司”三個詞組。“CUSTOM條”收錄了“稅”、“餉稅”、“稅館”、“關口”、“關部”、“關鈔的官”、“關口的爺們”、“徵收稅的官”系列有關詞語。此外,如“ACCUSATION條,”、“ACQUIT條”等不少詞條都有這類內容。4 學術態度理性開明著重有關宗教用語,對其他宗教敏感也是《字典》的鮮明特色。最詳盡的詞條“HEAVEN”,共佔423行,自然很多內容涉及宗教。其次是130行的“GOD”,單詞中已列出:“神鬼、神祇、上帝、河神、山神、天、仙、神仙、菩薩、上帝”,還有許多語句。(見P.189—190)“CREED條”佔54行,全部內容是基督教的六大信條。“ATONE, to, for crimes贖罪條”,列出的例句也著意宣傳教義:“Jesus has atoned for our sins, 耶穌代贖我們的罪”(見P.32)。“MORAL writing條”就是介紹基督教的勸世文的(見P.283)。又如“RELIGION條”共佔54行,較全面列出各大宗教:“三教、儒教、釋教、道教、天主教、西洋教”,其中還有一首介紹佛教的律詩,又引一句對所有宗教作出肯定的句子:“A spirit of filial and fraternal duty, of faithfulness and truth, is what all religious delight in, 孝悌忠信之風而各教之所樂”。可見馬禮遜對自己的信仰雖十分虔誠,但對於其他宗教也能尊重,態度理性開明,值得肯定。還有“MAHOMOD穆罕默德”(見P.264);“MUSSLMAN回回人(見P.288)更難得,他以讚美異教先知的話作例句:“Pure and true religion of the most noble and holy man Mahomed 清真教穆罕默德至貴聖人”(見P.345“PURE條”)。《字典》對不同宗教的人、物、事、工往往還用類比方法,例如“ABBESS條”解釋為“女修道長”,又解釋為“師太(見P.2)。有關各大宗教的內容除了宗教內容外,引伸佛家辭語也很多,如“六根”、“六塵”、“圓覺”和“圓悟”,可
185史海鈎沉求真悟道話今昔惜都只看表字面意義,未能觸到本質。也有可能這些佛家語在編者心目中,已經融入中華文化中,屬他所關注的人文哲理,精神靈性的詞匯範疇而已。基督教是“神本”的思想體系,作為傳道人,馬禮遜對人道的關懷還是值得肯定的。《字典》“MAN條”共佔80行,即可見一斑。5 《字典》有意無意間成了清末粵方言載體對《字典》中的標音,本人未作具體研究,學者譚樹林認為“它更接近廣東方言”。8 明、清時期,外國人聘請中國教師學習中國語文是犯法的,馬禮遜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所以他的中文教師有不同的口音,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他日常接觸的中國人幾乎都是操粵語的。在這種情況下,馬禮遜的確處於口語和書面語“若即若離”的狀態。《字典》裡,粵口語非常多。有的他注明是粵語,例如:“MOOR條”“Moor and Perses in Canton are called 白頭人”當年粵語區把摩爾人稱為白頭人,因為他們用白頭巾裹頭。“事仔”、“事頭”註明是粵方言。馬禮遜專門介紹的粗語穢言也註明是廣州慣用的。(見P.298)但是,更多的粵語口語是沒有註明是粵方言的,與書面語混在一起:如“Adam’saapple 喉欖(喉結)”、“Ankle 腳眼(腳踝)”、“Begin to do 起頭做(開始做)”、“BEGUN 曾經起手(已開始)”“A little more 要些添(多要一些)”、“Still more 越發多(更多)”、“Mad 發癲(瘋狂)”、“Catamite 契弟”(孌童)、“continue to wait 等下(繼續等候)”、“To befriend in business particularly 幫趁(向商販購買)”、“fare price of passage in a vehicle by water 水腳、盤費”(交通費)…… 實在太多,不能盡舉。這本外國人在19世紀初編的《字典》給我們紀錄了不少清末南粵地方語言。(三) 《字典》有三方面較顯著的錯誤 從以上五大特色中,我們既看到《字典》的許多優點,也發現一些明顯的不足。8 譚樹林:《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年,第65頁。
186鑑古知今再思考1 同音混淆漢字中同音字太多,容易混淆,外國人學漢字更難一一分清。例如“DOUBT條”中馬禮遜為讀者列出“滿腹狐疑”、“狐疑不信”之後再列一個四字成語:“狐思亂想”。這是不對的,應為“胡思亂想”(胡亂、思想兩詞構成并列式四字成語);又如“CONCUBINE條”中的“妾氏 ”應為“妾侍”;“SERVANT條”中的“事仔”,應為“侍仔”(廣東口語,侍候、服侍別人的人,書面語稱“侍應生”)都是同音字混淆所影響。 92 釋義不確由於民族文化差異,釋義以偏蓋全,難以準確。這類錯誤任何外國人都難以避免,但作為字典卻不容有失的。如“COUSIN條”“son of an uncle 堂兄弟”、“daughter of an uncle 堂姐妹”。英語單詞“UNCLE”實在包括了漢語的“伯父”、“叔父”、“舅父”、“姑丈”、“姨丈”五義。因此“son of an uncle”除譯成堂兄弟外,還有可能是表兄弟。《字典》這裡的釋義就過於簡單了。因文化差異,漢語中的人倫關係及其稱謂自然是外國人學中文的一大難點,馬禮遜也不例外。例如在“CONCUBINE條”中,他選譯《紅樓夢》的文句,只把“二爺”、“老太太”簡單音譯為“ Urh-yay ”、“Laou tae-tae”。類似的錯譯實在不少。歐洲以小時作時間計算單位,一天24個小時;中國則把一天分為12個時辰,每個時辰是2小時。儘管明末開始,歐洲生產的時鐘(我們也稱之為時辰鐘)已輸入不少,特別成為清皇室的寵物。馬禮遜對中國的計時單位也認識不足。在正文第一頁第一個詞條“A”,“An hour”,譯為“一個時辰”,根本錯了;接著是“A handful”譯作“一据”也不準確,大多字典譯為“一把”或“一撮”比較準確。作為作者對首頁必認真審視,為甚麼第一頁兩詞都錯?原因最可能是因為理解未夠充分。3 解說牽強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語言文字在幾9 吳開斌:《簡明香港方言詞典》,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282頁。
187史海鈎沉求真悟道話今昔千年的使用中凝聚了前人無窮的智慧,留下許多內涵深厚的典籍,積累了生動豐富的語言,名言、成語、典故、戲言、反話、隱語、歇後語……的確是窮一生都無法全面涉獵的。因此,《字典》中許多釋義只按字面牽強解讀,有的還張冠李戴。譚樹林先生認為不準確甚至錯誤的一個例子:他把諺語“跟起三姑學跳神,跟起好人學好人”英譯成:“If you follow the three nuns, you will learn to dance to the gods; If you follow good men, you will learn to be a good man.”漢語中“三姑六婆”有特定的語義。“三姑”是指尼姑、道姑、卦姑;六婆是指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譯成“three nuns”是明顯的錯誤。10《論語》中孔子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字典》解釋為“The bulk of mankind may be make to act from (moral principle) but not to understand them.(見P.136)孔子這句話,兩千多年來,中國專家也在爭論,單在斷句上,已有三種有理有據的不同分法。11 要準確譯出這樣的傳統典籍,我們中國人也難做得到。馬禮遜雖有心,力實不逮。二、瑕不掩瑜,《字典》能享盛譽,實至名歸 從具體的歷史條件分析,儘管《字典》存在的訛誤不少,但我們不能苛求於200年前的外國人,何況如此巨大的勞心工程的開拓?當年,馬禮遜是在秘密中孤軍作戰完成《字典》的!由於明、清政府均不准華人教洋人中國文字,不准洋人購買、印刷、運出中國書籍,馬禮遜的印刷工作間曾被官方沒收刻版,抓捕工人;他們收藏刻版於角落處,又被白蟻吃光,挫折頻生,一度心灰意冷也是人之常情。12 能在這種條件下堅持13年完成任務,是十分難得的。何況《字典》本身也充分顯示出馬禮遜在靈修和學術兩方面的非凡成就。這些成就表現於下列幾個方面。10 陶宗儀:《輟耕錄》,轉引自《漢語大詞典》第一卷,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6年。11 劉羨冰:《學史鑑史》,澳門出版協會,2005年,第297頁。12 [英]馬禮遜夫人:《馬禮遜回憶錄》,顧長聲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30、146頁。
189史海鈎沉求真悟道話今昔(二)馬禮遜的中文造詣高,是《字典》質素的主要保證馬禮遜刻苦、博學、認真,思維細密而活躍。請看 P.2“ABDICATE條”馬禮遜在釋義之後,引伸了“To resign an office”一語,以“休致”、“致仕”兩個較文雅的同義詞以後,還列出以下的詞作比較:“告休”、“乞休致”、“告病”、“告老”、“告終養”、“讓位”;又P.300“OFFICE條”,還補充了“to be compelled to resign 勒休”。又例如:P.40“BEHEAD條”他羅列了四個同義詞:“ 斬頭”、“殺頭”、“處決”和“梟首”。目前我們常用的正文1500頁至4000頁的英漢字典,都只列前面兩詞以釋義。《字典》中列了一些較生僻的詞,也能較準確釋義。如“中焦,指腹腔上部的醫學用語”,“係戀,牽掛依戀,與愛戀同義”,以及上述的“弱冠”、“尊駕”、“神祇”、“休致”、“致仕”等等。理解和運用漢語虛詞是對外漢語教學的一大難點。從 P.253“Let ormpermit條”更能看到馬禮遜的功力。首先,他列出五個釋義的單音詞:“任”“ 許 ” “ 憑 ” “ 准 ”“由”;其次,他在下列例句中表示還可以用另外8個詞語來表達:1“容我做個東道主人 Let me act as a master”;2“讓我打扮你 Let me dress you”;3“給你聽 Let you hear”;4“令其透氣let the air get out”;5 “ 俾 各 知 所 遵 守 L e t every one know…”;6“務使點墨不留 Let not a spot of ink remain”;7“聽其刷印let them paintoff…”;8“著照所請 let it be done as is requested”。第 Let or permit 條
190鑑古知今再思考三,甚至不用任何與let相應的詞,可直接表達:“放兵進來let the rebel troops into the city”;“賞鑑 let me see it”;“落下篷來 let down the sail”;“放池中let it go into the pond”。從馬禮遜掌握漢語詞的豐富,可見其漢學造詣深厚。他希望《字典》能給學華文漢語的歐洲人更多方便,他是有心又有力的。(三)按漢語構詞規律,編輯具科學思維在漢語豐富的詞語中,馬禮遜不但科學地掌握其構詞規律,而且還有意識地讓讀者能舉一反三,從規律中提高學習效益,編輯思維的科學性,對讀者的幫助更為重要。P.282“MONTH條”他不但準確地介紹:“In each of the four seasons, the 1st, 2nd, and 3rd month are called 孟仲季”;“denote a decade or ten days”是“旬”和“澣”(作者註:該字通浣);同時他又指出:“the 1st, 2nd, and 3rd decade are distinguished by 上 中 下preceding either of these words”換句話說,馬禮遜通過構詞法教了“孟春”“仲夏、”“孟秋”、“季冬”、“上旬”、“中旬”、“中澣”、“下澣”等時間詞,編者思維的科學性,有助讀者發展科學性思維。(四)《字典》兼顧文言和白話,適應特定年代的要求從《字典》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例句不但引用文章、小說中的白話文,他自己也舉了不少白話文例句。馬禮遜已意識到當年正處於漢語文體正從文言走向白話的過渡階段,因而《字典》必須兼顧兩者,才能增強其實用性。綜觀全部正文,它的確已做到兩者兼顧。這是過去以耶穌會傳教士為主的西方漢學家所編寫的字典所未有的。例如在P.1可見“的、之”同列:“縱慾的、放慾縱橫之人”;P.2“a character that is abbreviated 省寫的字,減筆之字”。全文用文言表達者稍多:如P.14“舟宜以載物”、P.40“我既不以正道待人安望彼以良心報我”、P.300“酒席乃獻神者”、P.394“豈能描寫其萬一哉!”…。白話表達的也不少:如P.32“有船到了澳門”,P.282“這是甚麼日子?”,P.300“好妹妹你錯怪了”,P.316“我看不見那件東西”……。
225史海鈎沉求真悟道話今昔上,聖保祿學院其分校聖若瑟修院僅遺前壁(即俗稱“大三巴牌坊”),又經政府解散而一度荒廢,但作為中國最早的開放的城市──澳門教育第一功績就在這近兩百年期間,發揮了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樑作用。聖保祿學院成為歐洲漢學的搖籃,還成為漢西字典(也稱中西字典)的故鄉。二、澳門教育的近代化1910年10月5日,葡萄牙人民推翻封建統治者,建立了葡萄牙共和國;1911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革命成功,推翻帝制也建立起民國,這是兩國歷史上的巧合,也帶給澳門地區中、葡兩種教育發展的巧合契機。1. 官立教育的發展19世紀中、後期,隨著葡國本土教育發展對澳門官立教育的影響,澳門已先後出現了一些官辦的學校,逐步打破了教會教育在澳門的壟斷。或由政府開辦,或由市政機構設立,或由政府沒收教會學校……都漸漸向教育近代化過渡。按1890年澳門政府刊物《澳門年鑒—1890》(Directiorio De Macau Para O Anno de 1890)第36—40頁所載,當年政府承認的學校共10所:有教會辦的書院、義學,有政府辦的小學、幼兒學校、補習學校,有市政機構辦的領航員學校、義塾,還有葡人社團辦的商業學校。另外還有一所“華童學習西洋文義學”。一個近代化的教育體系初步形成。1894年,官立中學(Liceu De Macau)正式成立,它從一開始即獨立於教會教育之外,也打破了教會對中等教育的壟斷。1910年葡國民主革命後,澳門葡文教育在延續中有所革新和發展。中央官立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幼兒教育、補習教育連成系統。另由地方自治機構管轄的,稱為“議事公局學校”,除澳門半島男、女校各一之外,還在離島──氹仔和路環各設一所;一度為華童開辦的學習葡文的義學,也演變成兩所“中葡學校”(Escola Luso-Chinesa)。此外,還有一所稱為民主學校的(Escola República),也供華人子弟入
228鑑古知今再思考此外,1836年,浸信會來華傳教的第一位牧師叔未士(Rev. J. Lewis Shuck)夫婦也曾在澳從事教育,華籍牧師黃煜初也在澳門辦過盲女教育。西方教會教育因澳門是個開放城市而得以立足,澳門教育又因教會學校的存在而增強其開放性、國際性、先進性,是澳門教育多元性的重要因素。3. 華人私立教育的發展華人在澳門始終佔人口的大多數。從19世紀中,官立教育和教會教育都逐步向華人開放,甚至為傳教的目的,以華人為主要對象。但是,澳門的華人的民族意識較強,比較保守,大多數讓子女接受傳統的教育。由於澳門的開放性,它成了在中國南大門一處比較自由的政治空間,或稱為政治的避風塘。鴉片戰爭後,它成為洋務運動、太平天國起義、維新運動、興中會及同盟會等許多活動的回旋空間。得風氣之先,澳門文化教育又有它開放的一面。因此,辛亥革命後,澳門眾多的學塾、書屋都紛紛改為學堂、學校。由於絕大部分是私人設館,因此先後不一,雖大勢所向,亦十分參差。現分述如下:(1) 有新教育實質的舊學塾由於港澳政府都不承認華人所辦的學校,所有私人辦學,只能稱為學塾。澳門有許多辦於氏族宗祠、廟宇的學塾,如鋤經學塾、道南學塾;不少以塾師名字命名,如陶瑞雲學塾、蕭蓮舫學塾、孔厚田學塾以及1906年冼玉清入讀的林老虎家塾等。19世紀末,以陳氏兄弟的子褒學塾、子韶學塾較著名。陳子褒(1862—1922)名榮袞,字子褒,號耐庵,廣東新會人。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鄉試中舉,與康有為同科,後入萬木草堂兩年,成為康的入室弟子,積極參與維新運動。戊戌變法失敗,於1898年8月東渡日本考察教育,決心回到澳門以改革小學教育為救國、立國之本。1899年回澳門設館於荷蘭園正街,主張新教育,廢除讀經,自編通俗而適合兒童、婦女心理的白話教材五十多種,除供澳門使用外,香港、廣東一些鄰近地方也樂於採用。1912年學塾改名
272鑑古知今再思考從1911年劉雅覺神父組織兒童銅樂隊,主動引導西洋樂隊演奏中國名曲,1920年與梁彥明等愛國人士組織愛國旗幟鮮明的中華教育會、1933—1934年間在郵輪上演奏,顯示中國人的志氣,到為這三篇氣概激昂的抗戰歌詞譜曲……劉雅覺神父的愛國形象是多麼鮮明!確令人肅然起敬。我未聽過這三首歌曲的旋律,但可以想像旋律中一定躍出一個熱愛和平、熱愛祖國的中華魂!澳門中華教育會第一屆評議長、也是抗日期間的會長梁彥明校長,因為堅定的愛國立場和在社會上的抗日感召力,於1943年聖誕前夕,被日本漢奸槍殺於龍嵩街,為澳門中教育會的會史增添了悲壯的愛國色彩;現在我們又從劉雅覺神父的事跡,看到中華教育會的第一屆會長赤誠愛國之心,把他超卓的知識無私地奉獻給抗日民族大業,他也同樣為中華教育會的會史增了光,為澳門人的抗日史增了光。(寫於2010年6月16日 為慶祝中華教育會成立九十週年而作)參考書目:聖若瑟修院簡介:《劉雅覺紅衣大司鐸》1. Boletim Eclesia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2. Macau E A Sua Diocese VII3. Macau E A Sua Diocese VIII4. Metodo Progressive de soletracao para Escolas Luso-Chinesas5. 劉羨冰:《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誌》增訂版,澳門出版協6. 會,2010年。劉羨冰:《澳門教育史》,《澳門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7. 劉羨冰:《學史鑑史》,澳門出版協會,2005年。8.
276鑑古知今再思考府策略,4 向遠東多次派出使團、使者。但始終未能與中國展開正式的雙邊貿易。另一方面,個別葡人的海盜式的行徑反而招致明代政府和沿海官民的反感。1521年的屯門之戰,1523年的西草灣之戰,以及1547—1549年的浙江、褔建沿海之戰,三次葡人都落荒而逃。“在被逐三十年後重新回到廣東省時,他們完全拋棄了任何武力手段,他們採取了謙卑和恭順的態度”。5 這就是葡國商旅第一次的、實事求是的政策調整。他們認識到在非洲和其他殖民地慣用的海盜鐵腕不能在中國使用了,只能以“甘詞厚幣”——即恭順的態度和賄賂的手段逐步實現在中國沿海通商的目標,因而也獲得借居、租居澳門的的利益。這是比較文明的雙邊貿易取代半海盜式行為嬗變的開始,是講求互利雙贏的開始。這是權衡利弊、理性抉擇、導向文明的開始。鴉片戰爭以後,清廷的積弱腐敗充分暴露,澳門的港口優勢被香港取代,葡人乘機強佔澳門,釘鎖澳門的關部行臺,推倒中國國旗,驅逐中國官員;還擴大了侵略範圍,在租界外設立警署,向華人徵收賦稅。更恣意販賣華工和鴉片,將澳門變成純粹的葡萄牙的殖民地。半海盜性的暴力政策這時期又恢復了,澳門的文明發展走了一程曲折路,地區性矛盾激化,抗爭爆發。先後發生漁民、望廈居民集體抗爭和沈志亮等七義士誘殺葡督阿馬留的事件。直至20世紀初,中葡兩國先後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中、葡雙方都向文明邁出一步,對澳門葡政府也有一定影響,矛盾又趨緩和。二次大戰結束後,為了保持既得利益,葡人的半海盜性也有所收斂。1966年發生了葡人殖民主義的管治與居民的受壓形成長期的積怨,因強蠻拖延、限制離島居民辦校,遞捕居民代表,而激起全澳居民抗爭。加上在非洲慣用暴力手段的傅基利命令向赤手空拳的華人群眾開槍,大大激化了暴力的對峙,使和平請願演變成武裝鎮壓,爆發了“一二‧三”事件。但是,全澳絕大多數的葡人仍以保持既得利益為重。事件以澳葡政府認罪賠償告終,標誌著海盜式野蠻鎮壓的藤牌膠棍至此才扔進歷史的垃圾堆。這是“半海盜式”統治失敗的重大而深刻的教訓。是葡方權衡利弊、理性4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1頁。5 Peter Mundy: 《The travel of Peter Mundy》第249頁,轉引自萬明:《明代中英第一次直接衝突飛躍與澳門——來自中、英、葡三方的歷史記述》。
277史海鈎沉求真悟道話今昔抉擇、導向又一次政策的重要調整。回顧四百多年的歷程,葡人“半海盜式”的商業活動,主流始終能實事求是,保障利益,能權衡利弊、理性抉擇、導向文明的同時,營造了一個東西方文化互容並存的歷史條件。(二 ) 中方政策從“驅逐之”到“以柔道”“設官治之”澳門的多元文化能互容並存,除了葡人的半海盜性逐步收斂、改變之外,中方的包容精神與天朝大國心態的調整也是必要的因素。16世紀初,中國皇室抱天朝大國的心態,奉行懷柔遠人的外交政策。對十足海盜行徑的西蒙(Simao de Andrade)之流,一概以武力驅逐。16世紀的三次與葡人交鋒,均為了護土保民,堅決驅逐海疆流寇。在葡人改以“甘詞厚幣”來敲大門的時候,朝議逐步出現不同的聲音。廣東巡撫霍與瑕提出了很有代表性的“建城設官而縣治之”的策略分析,集中反映了我們的祖輩的智慧,他認為:“不察其順逆,不辨其奸良,一概名之為賊,非但俱焚玉石,將有俗庖月易一刀之慮,知者所不出也。或曰何如?曰:建城設官而縣治之,上策也;遣之出境,謝絕其來,中策也;若握其喉,絕其食,激其變而剿之,斯下策也矣。……此謂用夏變夷,故曰上策。”6這段分析的政治智慧在於:第一,我們要從本質上區分葡人的不同類型,或者區分其政策的兩手:是恭順善良的商旅,還是叛逆奸梟的海盜?是暴力搶掠,還是誠意經商?不加區分,一律以海盜對待,會招致玉石俱焚、兩敗俱傷的結局。因而主張適應互市的共同願望,6 轉引自韋慶遠:《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序,人民出版社,1999年, 第8頁。 澳門市政廣場與節日在歐洲建築群中蓋中式牌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