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編輯向婷婷裝幀設計鍾文君叢 書 名 書  名 作  者 圖片提供 聯合出版 香港發行 印  刷 版  次 規  格 國際書號 澳門知識叢書 澳門早期博彩業 胡根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5號1304室 澳門基金會 澳門民國大馬路6號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3字樓 深圳市森廣源印刷有限公司深圳市寶安區71區留仙一路40號 2011年4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特32開（120mm × 203mm）80 面 ISBN 978-962-04-3026-8 © 2011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總序對許多遊客來說，澳門很小，大半天時間可以走遍方圓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本地居民而言，澳門很大，住了幾十年也未能充份了解城市的歷史文化。其實，無論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旅客，還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居民，要真正體會一個城市的風情、領略一個城市的神韻、捉摸一個城市的靈魂，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澳門更是一個難以讀懂讀透的城市。彈丸之地，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是西學東傳、東學西漸的重要橋樑；方寸之土，從明朝中葉起吸引了無數飽學之士從中原和歐美遠道而來，流連忘返，甚至終老；蕞爾之地，一度是遠東最重要的貿易港口，“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 ，“十字門中擁異貨，蓮花座裡堆奇珍” ；偏遠小城，也一直敞開胸懷，接納了來自天南海北的眾多移民，“華洋雜處無貴賤，有財無德亦敬恭” 。鴉片戰爭後，歸於沉寂，成為世外桃源，默默無聞；近年來，由於快速的發展，“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的澳門又再度引起世人的關注。

澳門土生葡萄人澳門步行徑油門地理澳門半島石景澳門水彩畫澳門音樂澳門城墻與堡壘炮台澳門天主教堂澳門公園與花園澳門飲食業今昔澳門神香業澳門海島石景澳門火柴業澳門的博物館澳門墳場澳門早期博彩業澳門六七十年代印象

純品澳門鄉土韻味中西交融讓世界了解澳門讓自己認知家園近代百年滄桑，造就了博彩業在澳門經濟、文化乃至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因此欲知曉澳門，知曉這個“東方蒙地卡羅”，就不得不了解澳門博彩業發展的來龍去脈。一段段可觀的歷史事件，組成了澳門博彩業幾經沉浮並最終步上現代化軌道的“必然”！

胡根，又名胡六根，廣東省順德（今屬佛山市）人，暨南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澳門歷史研究》執行主編、澳門《中西文化研究》雜誌執行主編、澳門記者聯會主席、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長、國家高教部《今日澳門》之“新聞和文化”撰稿人。著有《澳門近代博彩業史》等。葡文題字：饒雙宜

這樣一個城市，中西並存，繁雜多樣，歷史悠久，積澱深厚，本來就不容易閱讀和理解。更令人沮喪的是，眾多檔案文獻中，偏偏缺乏通俗易懂的讀本。近十多年雖有不少優秀論文專著面世，但多為學術性研究，而且相當部份亦非澳門本地作者所撰，一般讀者難以親近。有感於此，澳門基金會在2003年“非典”時期動員組織澳門居民“半天遊”(覽名勝古蹟)之際，便有組織編寫一套本土歷史文化叢書之構思；2004年特區政府成立五周年慶祝活動中，又舊事重提，惜皆未能成事。兩年前，在一批有志於推動鄉土歷史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大力協助下，“澳門知識叢書”終於初定框架大綱並公開徵稿，得到眾多本土作者之熱烈響應，踴躍投稿，令人鼓舞。出版之際，我們衷心感謝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林發欽會長之辛勞，感謝各位作者的努力，感謝徵稿評委澳門中華教育會副會長劉羡冰女士、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單文經院長、澳門筆會副理事長湯梅笑女士、澳門歷史學會理事長陳樹榮先生和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婁勝華副教授以及特邀編輯劉森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和寶貴時間。在組稿過程中，適逢香港聯合出版集團趙斌董事長訪澳，知悉他希望尋找澳門題材出版，乃一拍即合，成此聯合出版

之舉。澳門，猶如一艘在歷史長河中飄浮搖擺的小船，今天終於行駛至一個安全的港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 ；我們也有幸生活在“月出濠開鏡，清光一海天”的盛世，有機會去梳理這艘小船走過的航道和留下的足跡。更令人欣慰的是，“叢書”的各位作者以滿腔的熱情、滿懷的愛心去描寫自己家園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使得吾土吾鄉更具歷史文化之厚重，使得城市文脈更加有血有肉，使得風物人情更加可親可敬，使得樸實無華的澳門更加動感美麗。他們以實際行動告訴世人，“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澳門無愧於世界文化遺產之美譽。有這麼一批熱愛家園、熱愛文化之士的默默耕耘，我們也可以自豪地宣示，澳門文化將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歷史名城會永葆青春，充滿活力。吳志良二○○九年三月七日

目錄導言/ 06特殊的歷史背景/ 08亞馬留開賭的歷史契機/ 14亞馬留力圖扭轉澳門的衰落/ 15由禁止“非法賭博”到開賭/ 18澳門博彩業的興起/ 22太平天國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衝擊/ 23港督麥當勞的開賭與禁賭/ 25“豬仔貿易”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 27澳門博彩業從低谷走向高峰/ 30內地或弛或禁，賭商疲於奔命/ 32賭商在澳門開設總部/ 36澳門終成為最大的賭埠/ 40博彩業蓬勃刺激城市繁榮/ 42

現代博彩業的發展概況/ 46禁賭在民初的廣東名存實亡/ 47澳門博彩業艱難地走上現代軌道/ 49澳門早期的主要賭商/ 52王祿、王棣家族/ 55何老桂、何連旺家族/ 57盧九、盧廉若家族/ 60先拿．非難地家族/ 64蕭瀛洲（蕭登）/ 66結語/ 68主要參考資料/ 71圖片出處/ 73

導言外地朋友首次來到澳門，常常讚嘆金碧輝煌的博彩娛樂場、五花八門的博彩種類。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澳門是中國唯一博彩業合法化的地區，並已超越美國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上博彩收入最高的城市。博彩業作為澳門的支柱產業，其稅收在政府庫房中佔有絕對重要的地位。可以說，澳門博彩業的發展成功與否，是決定澳門社會能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因素。那麼，澳門的博彩業是在甚麼時候合法化的呢？博彩合法化為甚麼是在澳門而不是在其他城市？把禁賭條文列入國家法典的清朝政府，又為何對葡萄牙人在澳門開賭視若無睹呢？要解開這些疑團，我們就要翻開那一頁頁塵封的歷史檔案，還要弄清楚澳門與內地以及葡萄牙的關係。從秦漢至明清時期，歷朝歷代的中國政府基本上都禁賭，而葡萄牙法律自古代起亦有禁止賭博的條文。明朝嘉靖年間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以後，澳門民間雖已存在着各色雜賭，但只是私下行為，未有公開化，更未成為行業。

在禁賭政策方面，明清兩朝一直十分堅決。實際掌控澳門司法權的中國法律禁賭，葡萄牙人也不敢擅自將賭博合法化。這一局面維持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才被強悍推行殖民主義政策的澳督亞馬留打破。此後，澳門就在特殊的環境下全面開放賭禁，博彩業逐步成為新興的產業，並最終發展成澳門地區的經濟支柱。

09鴉片戰爭後澳門加速走向衰落，其原因有三方面：一是中國被迫開放五口通商，中外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可以直接五口通航，不必再經澳門港；二是英國從中國割取了香港，原來旅居澳門的英國和外籍人士紛紛移居香港；三是香港實行自由港政策後，各國商船可以自由進出香港，進出澳門港的外國商船便急劇減少。澳門喪失了最重要的外貿港口地位，自此一落千丈。澳葡當局賴以維持“自治”的關稅急劇減少，連公務員發薪水也成問題。葡萄牙國內也籠罩着一種悲觀的氣氛，有些政客甚至建議把澳門“賣”給英國人或法國人，以免成為葡國的負擔。對於這段歷史，有葡萄牙歷史學家認為，英國作為新的海上強國，為了拓展貿易，決定在世界範圍內強制推行自由貿易。英國需要在中國領土上尋找一個據點，因而用武力奪取或金錢“購買澳門”均是可能的。鴉片戰爭讓葡萄牙人看出中國統治者的腐敗無能。澳葡政府為增加庫房收入，把早在1810年就存在的葡萄牙彩票擴充到“中式彩票”和“中式博彩”。1810年1月5日，葡國方面首次准許澳門每年發行一次慈善彩票。1810年6月15日，喪權流亡到巴西的葡萄牙王朝攝政王唐‧若奧五世，鑒於澳門財稅困難，遂准許在

10清末澳門的白鴿票與仁慈堂彩票澳門成立一家彩票發行站，並從中抽取博彩稅資助那些福利及慈善機構。這是澳門合法發行彩票的最早記錄。由於冠以“慈善”的名義，發行對象也不是華人，故未受到來自清廷方面的嚴厲制止。自1835年10月1日起，澳門天主教仁慈堂彩票就有完整的銷售發行紀錄。1846年8月11日，葡萄牙人在澳門宣佈發行16,000元彩票，作為仁慈堂的經費。在《澳門·帝汶·蘇洛省政府公報》刊登了彩票的賠率、發行時間和地點等，這是澳門官方准許賭博合法進行之後比較詳細的

12早期記錄。1847年7月，澳葡政府就把“中式彩票”即闈姓①賭餉正式納入財政收入之中，1848年7月起又增加了“中式博彩”即番攤②的稅項。1851至1863年，在基馬拉士總督執政期間，澳門開始實行賭博專營。在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的葡文檔案庫裡，有一份刊登在1883年2月10日《澳門帝汶省政府公報》上的文件，其中特別說明：“闈姓”博彩是於1847年1月，應華人之要求，由澳門總督批准設立的；所有的番攤賭館則係根據1846年2月16日的總督訓令，在1849年4月正式發給牌照。亞馬留於1846年4月21日才開始其澳門總督任期，他上任後雖然一度讓番攤承餉，但直到1849年4月，才根據前任澳督彼亞度在1846年2月16日簽署的總督訓令，正式向澳門的番攤館發給營業牌照，首次完成博彩業合法化的全部程序。

13─────註釋：① ②闈姓：中國早期彩票之一，又稱“榜花”，是一種競猜科舉考試中榜者名字的賭博活動。番攤：一種作莊賭博遊戲。

15亞馬留亞馬留力圖扭轉澳門的衰落其實，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澳門的國際貿易港口地位已經衰落。1724年(雍正二年)，清廷下令對澳葡航運提出限制，指令將澳門原有25艘商船編號登記，並不准再增新船，出入港口要經中國港務監督官驗查。就在這時，葡國王以前給澳葡通航葡國本土和葡屬巴西的航行權，也宣佈截止，中斷了直接通航歐美的環球航線。再過兩年，清廷鑒於南洋禁令給沿海依靠海外貿易為生的人民帶來的困

16難，地方官紳也因此失去收入而陷入窘境，不得不先後在廣東、福建、浙江等省份開禁。這樣，中國商船重新獲得與東南亞各國的通航自由，在貨源上與葡商展開激烈的競爭。澳葡失去了航運壟斷權後，陷入一片低潮。鴉片戰爭後香港的崛起間接損害了澳門的利益，但葡萄牙人並不是和英國人算賬，而是把矛頭指向懦弱的清朝政府。葡萄牙人以此為藉口，向清朝政府提出許多蠻橫無理的要求，例如拒絕繼續向清朝政府繳納租金、禁止清朝官員在澳門鳴鑼開道、拆毀清朝在澳門的關部行台、驅逐中國海關人員、擴張葡佔領地等等。1844年9月20日，澳門、帝汶及蘇洛組成了一個獨立於印度的葡萄牙“海外省”。1846年4月出任澳門總督的葡萄牙上校亞馬留，是一名強悍的軍人和崇尚武力的擴張主義者，他曾經在非洲的殖民地打過仗，也把澳門當作葡萄牙的另一塊殖民地，於是肆無忌憚地推行殖民擴張政策，成立了一個服從他的議事會，強行拆毀清朝駐澳門的海關，驅逐海關官員。他不但拒絕向清朝政府交租，還將澳門各店舖編列字號，勒收租銀。華商如不依允，亞馬留即帶兵拘拿甚至鞭打。他又在1847年2月27日決定向北修築通往關閘一帶的馬路，為此下令遷走上述地段的華人

17墳墓。這樣做的目的，是意圖造成既成事實，往北擴大地界。亞馬留在徹底切斷澳門與中華帝國內部體制的聯繫時，認為只要控制領土、行政及稅收這三方面，便可確定澳門對中國的“獨立”。他在領土方面，確定葡萄牙對周圍水域及城區老牆以外土地的管轄權；在行政方面，取消澳門社團對當地官員的世襲附屬；在稅收方面，則向葡萄牙人及華人社團徵收政府稅，取消中國政府派駐早期的澳門議事會

18澳門的海關。亞馬留敢於向中國發起挑戰，一來是清廷的腐敗軟弱，二來是葡萄牙國內有這樣的政治需要。亞馬留推行的擴張政策正好符合葡萄牙當時的國家利益。所以，後來有葡萄牙人視他為“英雄人物”，就是基於這樣的歷史原因。葡萄牙歷史學家薩安東一語道破其中奧秘：因為亞馬留使澳門“完全成為葡萄牙皇室領地的一部分，此舉可滿足歷史聲望及阻止第三國對這一海外帝國領地的覬覦”。除了葡萄牙國內的政治需要，剛剛從鴉片戰爭中取得巨大利益的英國人，也對亞馬留作出了政治支持。雖然英國人對澳門垂涎已久，但此時支持亞馬留自有其道理——害怕法國人在澳門問題上從中插一手，威脅大不列顛帝國在香港和華南地區的利益。由禁止“非法賭博”到開賭粵澳兩地賭風歷來熾盛，亞馬留把澳門與清朝的聯繫割斷後，清朝的賭禁律令就不能夠再約束澳門的葡萄牙人了。在這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被亞馬留抓住了一次難得的“博彩合法化”機遇。

19英國畫家錢納利筆下的澳門街頭賭檔（1842年）據《香山縣誌》記載，鴉片戰爭結束之後，香山一帶“夷船復來，時洋船四五十隻，華船蟻附，通市珍奇畢俱，娼航賭艇比於珠江。”當時社會環境的逐步穩定，中外貿易恢復，為澳門合法開賭奠下了有利的基礎。另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當時澳門華人抗拒向葡國人交稅，亞馬留只好開放賭禁以彌補稅收之不足。葡萄牙學者徐薩斯說：“澳門自取消關稅以來，財政狀況一直十分困難。政府從澳門市民貸款，從政府設在倫敦的金融機構抽取資金。稅收資金很少，只好允許開設中式賭場來增加收入，雖然開賭場是違反葡萄牙法律的。香港的賭客成群結隊來到澳門，那些賭窩紛紛掛出‘一流賭場’

20澳督亞馬留遇刺圖的醒目招牌。”1849年3月2日，亞馬留總督命令對所有在街上設點賭博和參與賭博的中國人施以二兩銀的罰款。但這只不過是亞馬留禁止“非法賭博”所玩的小把戲，他並非真的要禁賭。在1848年7月至1849年7月的財政年度，澳府首次

21把“中式博彩”即番攤的稅收納入地區公共財政範疇；1849年4月，所有的番攤賭館獲亞馬留政府正式發給營業牌照。從此以後，博彩稅就冠冕堂皇地納入了澳門政府的公共財政預算之中，並且佔有越來越重要的比例。不過，亞馬留在澳門開放賭禁之舉，並非甚麼高瞻遠矚的戰略部署，只是使澳門脫離中華帝國管治的其中一個象徵，也是一個為葡萄牙人管轄下的澳門增加庫房收入的嘗試。不但他本人沒有預見到澳門將因開賭而成為日後的“東方蒙地卡羅”，在他死於望廈村民沈志亮等人刀下後三年，葡萄牙外科醫生馬亞在《澳門開港回憶錄》一文中，還主張“降低澳門華人居民的人數，以補充葡萄牙子民”，因為後者可能成為納稅者。顯然，包括他在內的葡萄牙人當時還未意識到，以華人世界為主的博彩業，日後可對澳門社會及經濟的發展起甚麼樣的作用。

23非法的賭博在澳門變成合法的博彩業，這個轉變過程可以說具有許多偶然的因素。鴉片戰爭後英國人佔領了香港，直接威脅着澳門這個國際貿易港口的生命線；太平天國革命的爆發令大批內地難民湧入澳門，接踵而至的“豬仔貿易”，讓澳門剛剛興起的博彩業得到迅速的發展機會；港英政府在民間壓力下的全面禁賭，則使澳門的博彩業錦上添花。由1840年到1872年，即鴉片戰爭爆發到港英政府禁賭這三十二年間，是澳門博彩業全面興起的時期。太平天國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衝擊咸豐和同治年間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太平天國起義(1853-1864年)，這是中國歷史上重大的社會革命之一。與此同時，廣東、福建、浙江、湖南、江西、四川各省的天地會與三合會，上海的小刀會，安徽、河南的捻軍又紛紛起義，清朝的統治處於風雨飄搖的狀態。太平天國起義方興未艾之際，英法等國為了擴大他們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所取得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於1856年至1860年間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這無異於雪上加霜，使清朝的統治更加危機四伏。一方面是華東華中

24各地戰事處處需餉，另一方面是土地荒蕪，海關停市，稅收大減。最令朝廷恐慌的是，英法聯軍攻佔了清政府關稅及軍餉主要來源地之一的華南重鎮——廣州，給清政府構成重大的政治壓力和經濟威脅。太平天國起義與第二次鴉片戰爭，也給澳門帶來了直接衝擊：一是使澳門華人的人口急劇膨脹；二是令澳門的華人資本大大增加。因為在避難進入澳門的華人人口中，有不少是廣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富人。澳門華人人口及澳門華人財富的大量增加，刺激了澳門博彩業的發展。徐薩斯在《歷史上的澳門》一書中說：“要不是基馬良士總督的調和政府以及太平天國起義和‘亞羅’號戰爭引起的百姓和商業的湧入，澳門的情況也不會好到哪兒。華人社區的人口現在已超過5萬人。從1857年5月到6月一個月的時間裡，60艘船駛進了澳門港口，這是從鴉片戰爭以來沒有過的數量。政府對賭博的壟斷使稅收急劇增加，每年財政都有節餘；澳門殖民地拿出了大筆款項來解決其他殖民地因長期透支而造成的困難，真是此得彼失。”

25港督麥當勞的開賭與禁賭香港開埠初期並未禁止賭博。自從鴉片流毒中國後，在廣州及澳門，賭博已漸漸形成風氣，但不很流行，所以在1841至1844年這三年間，香港並未禁賭。到了1844年，香港公佈頒行《禁止賭博條例》 ，規定凡聚眾賭博以及找人賭博，最高罰款為二百元，而賭館主人或開賭者亦同樣辦理。當時，香港最大宗的賭類是番攤，而賭風和貪風又是一對孿生兄弟，當賭風於1844年至1855年這十一年間形成之後，1855年5月5日就出現了首宗攤館賄賂公務員的案例。此後，幾乎每年都有警員涉及被賭館賄賂的事件發生，以至香港警方為了防止警員受賄，於1857年起在警員制服上釘上編號，以方便證人辨認勒索賭館的警員。到了1867年，香港上環的水坑口、大笪地、四方街、華里、東街、西街，環繞着荷李活道與大道中的一些橫街內，到處都是攤館。這些攤館差不多都是公開營業的，攤館租用舖戶來開設，其特點是門前垂下一塊藍布做的門簾，門外有人招徠賭客，高呼“發財埋便！”香港警方雖然常常掃蕩賭館，但因警察受賄，常和賭

26館主人串通做戲瞞騙官府，結果是掃之不盡，越掃越多。一位叫做域陶（Whittell）的立法委員提出，警方經常掃蕩賭窟，而賭窟卻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顯見1844年的《禁止賭博條例》不足以達到禁止賭博的目的。他建議另訂新的法例，准許開賭的人繳餉納稅，領取牌照開賭，這樣既可納賭博於正軌，也可掃除貪污。域陶這一“寓禁於徵”的提議，獲得了時任港督麥當勞的支持，香港賭博合法化時代也就是由這一年（即1867年）開始的，是年6月17日，港府頒佈了《維持社會秩序及風化條例》 ，該法例的第十八條中，賦予港督公開招商承餉開賭的權利。博彩合法化從該年7月1日實行。港英政府的這一措施，在民間引起反對的聲音。不過，因賭餉可觀，港督麥當勞不顧社會人士反對，決意開賭。但賭博合法化所引起的各種負面效應也隨之而來。1868年5月，香港西商會開會時一致指責，公開賭博令商業萎縮，不少客商原本攜款來港購買洋貨，卻在賭館把貨款輸光了。1871年，香港市民發動了一次上書英倫的請願運動。請願運動由社會和商界知名人士發起，商號紛紛在請願書上蓋章，請港府轉英國理藩院。與此同時，西商會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於是年5月上書英倫。這兩

27封請願書，都力陳賭博貽害社會。香港總督麥當勞雖然一度扣起了兩份請願書，但賭害遺禍之大，始終難以掩人耳目。結果，麥當勞於1871年12月由英國度假回港時，帶回來了英國理藩院禁賭的命令。1872年1月13日，麥當勞貼出禁賭告示，明示於1月20日起封閉所有賭場，所有開賭牌照一律取消；嗣後一切賭博如闈姓、白鴿票、花會及其他有彩私賭，一律禁絕，並加僱偵探嚴密偵緝，違者拘罰不貸。香港嚴厲禁賭後，大批賭客從香港轉往澳門，使澳門早期博彩業走向勃興。“豬仔貿易”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在澳門博彩業早期的發展過程中，俗稱為“豬仔貿易”的苦力貿易，與澳門近代賭業有直接的關係。1850年代，太平天國革命爆發，一批失去土地的農民、失去謀生工具的城市小手工業者以及內地難民，逃到相對安全的澳門，以圖到外國謀取生路，這些人成為國際人口販賣集團的“貨源”。為了讓苦力們賣身，人販子們設計了各種各樣的賭檔，謀取雙重的利潤。而驟然間得到一大筆賣身錢的苦

28力，也希望通過賭一把贖身，衣錦還鄉。實際上，大部分人無法扭轉命運的安排，輸光了賣身錢之後就被送上“豬仔船”，遠渡重洋做苦工。這種以賭博為誘餌的把戲，實際上就是讓華工拿自己作為賭注，一旦輸光了賣身的錢，馬上就會失去人身自由，被豬仔頭（人販子）扣押起來，變做待價而沽的奴隸。“豬仔貿易”刺激了澳門的賭業，而日趨繁榮的賭業又吸引了更多青壯年人由內地前往澳門碰運氣。鄭觀應曾經在《救時揭要》一文中，披露人販子與葡人勾結，利用賭博引人入彀賣豬仔的把戲：“吾聞拐徒與洋人串通，約有數萬，專投人之所好。或誘以娼賭，或假以銀被賣往南洋和美洲的華人“豬仔”

29錢，一入其餌，不拘多寡，偶不及償，即拘而赴諸海外。”這段文字很形象地描繪出苦力貿易刺激澳門賭業蓬勃的過程，這是澳門博彩業早期發展的一個重要誘因。“豬仔貿易”和番攤、骰寶等華人喜歡的雜賭，在澳門這個特殊的環境中相輔相成，形成了畸形的經濟結構。澳門苦力貿易持續了數年的興盛，澳門賭業也隨之勃興，二者同步發展。葡萄牙人對此當然是樂觀其成，因為這樣等於把他們帶出了可怕的經濟深淵。在亞馬留的一手扶持下，賭業遂成為澳門主要的稅收來源。澳葡公開招商開賭，全澳賭館林立。據鄭觀應回憶，到1870年前後，全澳“番攤之館已有二百餘號”。當世界各國對慘無人道的苦力貿易猛烈抨擊並予以取締之後，苦力貿易無法再公開進行，偷偷摸摸的生意既不光彩也不能夠帶來厚利。1873年12月，葡萄牙政府宣佈，出於人道主義情感，廢除苦力貿易。不過，直到1875年4月21日，澳督才發出一道訓令，宣佈正式禁止從澳門港自由輸出勞工(苦力)。失去苦力這些賭業主要的客源，對澳門的賭業無異於釜底抽薪。因此，同治末年的禁止販賣勞工，對澳門賭業影響甚大。至光緒初年，澳門的賭業一度進入低潮狀態。

311875 年的澳門苦力貿易式微之後，澳門的博彩業一度步入低谷。不過，賭禁一開，要重新關上大門又談何容易？澳門博彩業的客源主要來自香港和廣東，這兩個地區的經濟都相當發達。1860年代，中國近代工業已在廣東形成一定規模，順德等地的繅絲工業相當發達。大批因戰亂而流離失所或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人口，部分經香港、澳門到外國做苦力，也有一部分在佛山鎮從事冶鐵。故此，賭博在廣州、佛山、順德一帶盛行，是有一定的社會基礎

32和經濟基礎的。雖然清律禁賭，但在某些“非常時期”，鄰近澳門的廣東地方政府又開賭以增加稅收，以應付朝廷的急需。朝廷對此也隻眼開隻眼閉。不過，博彩業最終還是“落戶”到澳門。這究竟是甚麼原因呢？內地或弛或禁，賭商疲於奔命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全國各地農民起義此伏彼起，烽火遍地，太平天國、捻軍，再加上洋人進侵，朝廷頻頻調兵，餉需龐大。朝廷庫房捉襟見肘，曾多次下令地方政府“不論何項”籌餉，這就為地方官僚和賭商找到了賭博合法化的理由。先後擔任兩廣總督的勞崇光、毛鴻賓，因籌餉不力而相繼被朝廷處分。1863年8月出任廣東巡撫的郭嵩燾不敢怠慢，採用“以罰代禁”的方式，於同治四年（1865年）查獲天和等闈姓賭館，判罰十四萬兩銀子充作軍餉，給朝廷救了急。以後，他又准許闈姓立案，招商承餉。1866年4月郭嵩燾離任後，由蔣益灃兼任廣東巡撫一職。蔣益灃反對開賭，下令嚴禁闈姓及各種賭博，賭商見

33勢不妙，紛紛遷往香港、澳門。但是，蔣益灃與總督瑞麟關係不睦，遭其彈劾而被降級調走。總督瑞麟復開賭禁之後，年餉由最初的數萬元增至數十萬元，闈姓賭的範圍進而由鄉試推廣至會試以及學政的歲考、科考。其後，因雲南等地戰事頻頻，朝廷屢次向廣東催餉。同治十三年（1874年），御史鄧承修上奏，指闈姓“公然設局，明目張膽，傷風敗俗，病國蠹民”，請求朝廷禁止廣東抽收闈姓的賭款。是年二月，朝廷諭令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張兆棟，將闈姓厲行禁止。瑞麟病故後，英翰繼任兩廣總督，他與巡撫張兆棟在是否禁止闈姓問題上產生分歧。光緒元年(1875年)，張兆棟上奏請增訂刑律加重治罪，次年三月降旨禁止闈姓、花會、白鴿票、山票、田票、屋票、鵪鶉鬥、蟋蟀鬥八項賭博，首犯俱發配雲貴地區充軍。賭商鑒於廣東風聲較緊，不敢風頭中冒險，於是又紛紛轉向澳門，這正中葡萄牙殖民當局的下懷。當時，由於廣東和香港都禁賭，唯獨澳門可以合法賭博，賭徒和賭商紛紛湧到澳門尋找機會。由於內地忽弛忽禁，澳葡當局見開賭利厚，便乾脆招商承辦，將賭餉作為一項重要的財政收入。葡文《澳門人

34郵報》(O Correio Macaense)載，在蘇沙任澳督期間，約1869年至1870年，總督以5,000元的價碼批承闈姓三年；隨後在華人陳六和何老桂的推動下，廢除了蘇沙總督批准的合同，由他們獲得澳門闈姓的承充經營權。在劉坤一、張樹聲治粵時期（1877-1884年），澳葡政府趁內地禁賭之機，進而將賭博全面合法化，公開承充闈姓、番攤、白鴿票等粵人喜好的賭博，同時允許在澳門半島市區和離島售賣熟鴉片煙，形成“黃賭毒一條龍”。內地賭徒紛紛到澳門搏殺，形成了澳門賭業的第二個高峰期。據統計，由1877年至1884年，澳葡政府多次公開招商承充闈姓、番攤、白鴿票，每年從中獲得的稅餉達二三十萬兩。賭商把業務移至澳門之後，透過各種方法將闈姓彩票滲入內地城鄉，清朝已很難杜絕。期間承充澳門博彩業的不僅有華商，也有一部分葡萄牙籍商人。葡商雖然一般都不懂中文，不知道那些中國彩票上寫的甚麼，但他們與葡萄牙官員有同文同種之利便，經營賭業有其獨特的優勢。看見華商營賭一個個發了財，他們也千方百計插手其中，以求分得一杯羹。

光緒六年，兩廣總督張樹聲等關於澳門闈姓賭博情形的奏摺光緒十年，光緒帝著令妥議具奏嚴禁澳門闈姓賭局的上諭

36賭商在澳門開設總部中法戰爭爆發後，直接危及廣東地區的安全，軍餉劇增。當時，洋務派張之洞出任兩廣總督，為抗擊法國侵略軍，加強軍備，他欲籌設兵工廠、錢局、虎門炮台及秀英炮台，所需錢款甚多，庫房卻又缺乏銀兩。張之洞在此大敵當前的危局下，下令招商承充闈姓，籌款以資軍需。這樣一來，廣東賭禁大開，賭風再度熾烈。張之洞在廣東弛賭禁之後，許多賭商見到清政府同意闈姓捐款充餉，於是從澳門北上逐利，回到內地重新開業，對澳門博彩業打擊甚大。澳葡政府在1885年底的闈姓收入劇跌，從1883年的30萬元到1885年下降至10萬元。當時澳門賭館林立，闈姓票賣到廣東各地，生意十分興旺。所以，有朝廷大員認為，光是禁絕廣東本土發行的彩票是不夠的，必須設法把澳門彩票也一並禁止才能奏效。廣東的闈商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防止澳門彩票入境，因此在珠江水路要衝私設關卡，派巡丁截查來往澳門的小輪船，看旅客有無攜帶澳門彩票。此擧引起葡萄牙人的不滿，幾乎釀致外交風波。廣州至澳門之間交通不便，而闈姓賭博最大的客源

37卻在內地。過去闈商不辭勞苦前往澳門，皆因內地禁賭之故。如今粵省再度開放賭禁，他們又何必捨近而求遠？所以，在廣東當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後，賭商再度北上，澳門的賭業便又一次陷入低潮。1889年8月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之後，接任兩廣總督的李瀚章繼續招商承辦闈姓抽餉。但是，番攤仍未公開招賭，屬於私賭，存在需“孝敬”文武官員的種種陋規：包庇費每天每館少者數十元，多者百元不等。但鑒於廣東賭風日熾，朝野間物議沸騰，清廷一直不敢明令開賭，後來更着令李瀚章查禁。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馬丕瑤抵粵就任廣東巡撫。他奉旨查辦兩廣總督李瀚章縱賭營私之事。至此，粵澳兩地賭業的形勢又發生了變化。馬丕瑤在廣東採取的這些嚴厲禁賭的措施，極其有利於澳門賭業發展。儘管就在同一時期，澳門發生了一場鼠疫，這場瘟疫來勢兇猛，繁華的澳門幾成死市，但卻因馬丕瑤在粵禁賭而迅速恢復昔日盛況。又一次逃過大難，澳門賭市更加繁榮了。澳門賭博合法化之後，賭博的方式也越來越多樣化起來，除了彩票以外，全部是中式賭博，如番攤、骰寶(大、

38舖票廣告小)、牌九、闈姓、山票、舖票等。賭博逐漸成為澳葡政府不可缺少的生財工具。即使葡萄牙國內1896年宣佈禁賭，作為葡萄牙“海外省”的澳門也沒有執行這一法例，照賭如儀。在這段反覆時期，澳門的葡萄牙人降低了招商承賭的條件，繳交兩萬元即有資格參與各種賭牌的競投。另一方面，澳門的社會治安開始改善，賭商又紛紛到澳門尋找機會。不少人見內地弛禁不定，感到兩邊走不是長久之計，便乾脆在澳門和省城廣州各設闈店，兩邊的生意同時做。

39即使內地禁絕，還有澳門的生意，而且比平時更加興旺，足以彌補內地禁賭的損失。此時，澳門賭業已形成相當規模，內地反有不及。即使內地再弛賭禁，也不會對澳門造成致命的打擊了。清廷始終不敢開禁，舉棋不定，賭商們終於認定了澳門是個不可多得的賭業“根據地”和避風港，澳門的賭業在這段時間獲得穩健的發展，澳門也就慢慢成為中國最大的賭埠。1890年代番攤是澳門時興的賭博之一

40澳門終成為最大的賭埠1899年12月，李鴻章出任兩廣總督。這位連年奔忙於列強之間洽談割地賠款的晚清重臣，深知朝廷庫房空虛。所以，他抵達廣東之後，隨即全面弛賭禁，接連批准賭商繳餉承辦番攤、小闈姓（白鴿票）、山票、舖票及彩票等賭博種類。廣東開賭，加上香港禁止澳門的彩票在港銷售，這對澳門的賭業和社會打擊甚大。不過，李鴻章在粵時間很短，半年後八國聯軍進侵北京，慈禧和光緒皇帝“西狩”，又把這位“外交談判專家”召回去處理更加棘手的問題了。內地弛禁不定，賭商已習慣於粵澳兩地跑，澳門賭埠的地位，經歷了幾次反覆之後逐漸在十九世紀末穩定下來。闈姓、番攤、白鴿票三大賭種穩步發展。據《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的統計數字，闈姓稅收在1896至1900年度均為6萬元，番攤稅收由1896至1900年度都是15萬元。白鴿票稅餉則由1896年度的51,600元，增長到1898年度的74,900元，並一直保持穩定，直至1902年左右。當時賭商盧九、盧廉若家族連同其他賭商，與澳葡政府先後訂立多份合同，實行賭博專營，承充澳門半鳥、氹

41仔、路環闈姓和澳門半島番攤等生意，為期五年，每年規銀45萬元。在1907年前後，澳葡政府每年的財政總收入只不過60萬元左右，盧氏家族的財力以及番攤生意盈利能力之強勁，由此可窺一斑。二十世紀初，賭商盧九（左二）和當時的澳葡官賈合攝

電腦白鴿票是澳門“古老當時興”的博彩玩意之一1908年發生“香洲開埠”事件，澳門商務大受打擊。但是，博彩業此時在澳門已逐步穩固。據統計，1908年澳葡政府從賭博抽餉獲得的稅收增至263,125兩，比對1873年增幅逾17.5倍；白鴿票稅收也由46,800兩增至71,437兩。1910年，澳門共有15家賭場，就業人員達143人。澳門的賭業完成了專營化之後，政府收入增加並且逐步穩定下來了。博彩業蓬勃刺激城市繁榮博彩業的繁榮，首先受惠的就是旅遊娛樂業。1880年，澳門共有一家酒店、五家客棧獲准開業。到了1890年7月1日，著名的峰景酒店宣告開業。福隆新街等燈紅酒綠之區幾乎夜夜笙歌，省港澳客商如雲，在這個銷金窩樂而忘返。澳門紳商在政府的支持下舉辦各種類型的廟會活動，吸引鄰近地區大批民眾湧來觀看，對博彩旅遊業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據十九世紀末當地報章報道，康公廟和蓮

43溪廟等地經常有粵劇演出。同時，由於博彩業的蓬勃，商人加大了投資，澳門的對外水陸交通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也促使澳葡政府在市政建設方面投放更多的公共資源，使澳門迅速成為一個比較發達的商業城市。博彩業合法化之後，澳門有文字記載的市政建設和大型設施就包括：修建仁伯爵軍人醫院、免費為全澳居民種牛痘、重建市政廳大樓、填海及浚河、興建崗頂劇院（伯多祿五世劇院）和清平戲院、興建東望洋燈塔（松山燈塔）和澳門發電廠、成立消防隊、鋪設港澳通訊電纜、設立中國第一個收費公廁等等。此外，不少賭商都在營賭掘得“第一桶金”之後，把峰景酒店

44資金分散到其他行業方面，兼營各種實業，如土地開發與建築、金融、貿易、鴉片及其他專賣事業、工業等等。這樣，澳門的工商業走上了多元化發展的道路，也減輕了鄰近地區弛賭禁時對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風險。東望洋燈塔

47辛亥革命之後，由於賭博禍害社會頗深，引起內地各省的強烈反感。民國初年，幾次聲勢浩大的禁賭運動，如上海各界的禁彩票運動、廣東的拒賭運動及其他各省的禁賭活動，都是人民群眾推動起來的。可是，當時戰亂迭起，社會經濟遭受到極大破壞，各地軍閥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紛紛募兵添械，在掠奪無着的情況下，就把賭捐賭餉作為重要的收入來源。由於大部分賭商已經分別在澳門和廣東開設店號，所以，這段時期廣東的禁賭和開賭，對澳門的博彩業已不再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了。禁賭在民初的廣東名存實亡在胡漢民、陳炯明督粵時期，曾嚴格禁止山票、舖票。“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勢力退出廣東，北洋派的龍濟光督粵，諸禁廢弛，禁賭也就成為一紙空文。1914年，龍濟光與廣東巡按使李國筠藉口救濟廣東水災，招商承餉開辦山票、舖票，並美其名曰“水災有獎義會”，年餉80萬元，這是民初廣東開賭的先聲。沒過多久，白鴿票也得以死灰復燃。從此，山票、舖票和白鴿票就成為廣東省地

48方當局的主要財政收入。1920年至1921年陳炯明在廣東主政期間，採取強硬的禁賭政策，山票、舖票和白鴿票一度被禁絕。不過，隨着滇桂軍進入廣州，山票、舖票和白鴿票又再度恢復，甚至還出現專門承辦白鴿票的公司。民國初年，在廣東長期承辦山舖票和番攤等博彩生意的商人之中，最有名的是廣東大賭商霍芝庭。1918年莫榮新督粵期間，霍芝庭就曾承投廣東省的番攤。1923年，雲南軍閥楊希閔率滇軍進入廣州之後，先開番攤，繼開山舖票。霍芝庭除了每月繳交月餉3萬元，另外還要每日給軍方師部及各團部約700元，每月共需繳款約51,000元。他承辦番攤及山舖票三個月內，已有接近20萬元的收益。霍芝庭承辦滿三個月後，由廣東省財政廳收回公開投承。1936年“南天王”陳濟棠倒台後，支持他的賭商霍芝庭亦失勢。黃慕松出任廣東省長，並在廣東省厲行禁賭，山舖票和白鴿票招商承餉的辦法被取消。當年9月起，廣東省曾舉行聲勢浩大的禁賭運動，明令禁絕番攤。但此次禁賭僅限於廣州市區，廣州近郊如芳村等地已開設了不少番攤館，禁賭可謂有名無實。

49澳門博彩業艱難地走上現代軌道廣東禁賭，澳門百業興旺；廣東弛禁，澳門經濟陷於低潮--這樣的鐘擺式效應，直至民初仍然存在。但由於賭商逐漸適應環境的變化，這個鐘擺式效應不再像過往那般明顯了。廣東大開賭禁時，已投得澳門賭博權的商人感到市場氣氛不對，便向澳葡政府提出一些額外的條件，要求修改原來條件較高的承充合同，或是寬減餉額。例如在1916年，有澳門商人以每年128萬餘元投得澳門半島番攤承充賭商高可寧（右二）與家人合影

50權，數月後省城番攤館成立，澳門生意受到影響，該賭商遂向澳葡政府提出修改原合同。1917年，澳門賭商高可寧曾向澳葡政府提出寬減餉額，但澳葡政府沒有答應。1926年，受省港大罷工影響，粵港兩地經濟環境急劇惡化，博彩業生意難以維持。已取得博彩承充權的高可寧趁機向澳葡政府提出“退辦”，澳葡政府也覺得形勢不妙，同意削減餉額由高可寧繼續承辦。除了要求澳葡政府削減餉額，一些賭商又在澳門興澳門早期的賽馬，攝於1935年

由中央酒店俯瞰澳門市區辦賽馬活動，增加賭博的種類，令博彩業多元化以吸引賭客。1924年4月26日，澳葡政府第14號立法性法規規定設立賽馬專營權。1925年6月9日，由盧廉若擔任總裁的“澳門跑馬娛樂國際有限公司”，正式向澳葡政府申請租用關閘旁一幅土地，修建跑馬場。1927年3月19日，澳門跑馬場落成。1928年對澳門博彩業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份。3月10日，澳門至石岐的公路開通，使每年來澳的內地旅客激增至十三萬多人次。7月22日，新馬路“總統酒店”落成（1930年易名“中央酒店”）。這是澳門第一座“摩天大樓”，“豪興”賭場曾設立其中，是澳門當年最豪華的酒店娛樂場。1937年，幸運博彩的首家專營公司“泰興”成立，股東包括傅德蔭、高福銘等人。這一年，澳門博彩業進入新的專營時代。

53早期在澳門經營賭博雖然是合法行業，但畢竟屬於偏門，登不得大雅之堂。澳門早期的賭商之中，有的人發財立品，後來改行從事其他行當，也就不再在自家的傳記及族譜裡面留下經營賭博這樣的一頁。後人當然也要為尊者諱，為他們立傳時，只寫這些賭商們如何得到朝廷功名光宗耀祖、如何行善及捐資辦學，對經營賭業之事隻字不提。因此，搜集整理賭商的歷史資料很不容易。學者們只能從當年的歷史檔案、報紙與族譜中大海撈針，尋找這批在澳門歷史上對社會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商人。在清政府心目中，賭商大多被視作不以正業為取給的社會游離分子。即使主張弛賭禁的官員，從行政責任及清議壓力的角度考慮，也把“弛禁”當作權宜之計。官方在乎的是財政利益。因此，在賭商不能及時繳清賭餉和增加報效等場合，或有新的競標者提出較佳條件時，政府都會毫無顧慮地毀約。僅在較為次要的問題上，政府才會遷就配合賭商，如加強查禁私廠（非法開賭），乃至延後“恩科”額外考試的時間等。地方官員可以毫不遲疑及理直氣壯地向賭商予取予求，而賭商只有乖乖就範，否則另由他人接替。清末廣東的賭商，像較早前的兩淮鹽商、廣東十三行

54鹽商和皇商那樣，成為官員們一貫的榨取對象。商人營賭的一項重要條件，就是要向各級官員交納巨額的“報效”。這些“報效”終於成為賭商有苦難言的沉重負擔。賭商在澳門的日子要比內地好過得多，一來澳葡政府開放賭禁的政策相對穩定；二來已取得澳門實際管治權的葡萄牙人，對來自內地的所謂“清議”壓力不屑一顧，賭商們可以在澳門放膽開賭。況且，澳門的社會環境並不歧視賭商，賭商們只要交足承充費用，依照澳葡政府的指令開設攤館票廠，就能夠像經營其他正行生意那樣營賭了。澳門的葡萄牙人由於看到博彩業對澳門經濟起到扭轉乾坤的神奇作用，他們不但沒有歧視賭商，還讓華人賭商擔任一些有實權的公職。何老桂、何連旺、盧九、盧廉若、盧光裕等華人賭商，曾被澳葡政府委以各種重要官職、授予勳章，給予他們頗高的社會地位。博彩業之所以能在澳門落地生根，最重要的一點，是澳葡政府基本上能夠尊重博彩合約的法律精神。從大量歷史檔案資料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律師活動很早就介入了澳門的博彩競投和經營之中，確保合約一經簽定，雙方就必須忠實履行。歷來只有賭商違反合約被取消營賭資格，卻從來沒有由於澳門政府政策或人事發生變化而主動毀約或要求賭商

55增加賭餉。因此，這也是賭商最後選擇澳門為大本營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以下是一些早期的主要賭商。王祿、王棣家族王祿（1794 -卒年不詳），葡文譯名王亞祿、王六，福建人，早年從福建到澳門經商，是第二屆澳門闈姓擔保人，亦是澳門早期最大的賭商之一，經營賭業致富。王棣，葡文譯名王弟、王亞帝，是王祿的兒子，也是澳門近代著名的華商。1860年，王祿與友人合夥，組建一名為“紹昌堂”的置業公司，買下原庇里喇茶葉行的舊址，並將後門對開一帶海灘填平，開闢福隆新街、福榮里、清和里、福隆新巷、清平直街、蓬萊新街、新市巷、新利巷、福壽里、白眼塘街等街道，興建大小舖戶160餘間，使該處成為澳門的一個新區。1864年後，紹昌堂各股東因澳門市面經濟環境不佳，舖戶建成後難以出租，紛紛提出退股。王祿與其子王棣商議過之後，覺得經營前景還是有的，一咬牙便將全部股份

同治年間興建的澳門清平戲院承受下來，將公司改名集成堂，管理這新建的160餘間舖戶。由此，擁有十幾條街商舖的王祿父子，便成為澳門當時最大的業主，也是澳門當時的首富。1870年，澳督與王祿父子協商，以深巷仔街尾一塊海灘地相贈為條件，要求他們在這裡興建一座大戲院。王氏父子二話不說，籌集資金，物色建築工匠，於1870年10月動工，至1875年完成全部工程，擇吉開張。這就是澳門第一座粵劇大戲院——清平戲院，在此後的百餘年中，有無數的粵劇演員在這座戲院登台演出，造就了不知多少名伶。在博彩行業，王祿是澳門半島最早承充闈姓的商人之一。1871年(同治十年)，王祿等人以每年繳付5,000元的條件，向澳葡政府投得澳門闈姓彩票的三年承辦權。當時的闈姓由於利潤豐厚，有許多人搶着做。其他商人以各種藉口，要求澳葡政府重新開投。看見對手出招，王祿遂向

57政府提出將稅餉增至每年6,700元，並由有能力的商人擔保的條件，力保專營權不失。何老桂、何連旺家族何老桂（生年不詳-1888年），廣東順德人，是澳門有名的賭商，有子女十人。次子何連旺（約1855-1931年）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後來也成為一代賭王。1870年代中葉，何老桂家族已是省澳闈姓大戶，事業如日方中。何老桂不僅經營番攤、闈姓等中式賭博和中式彩票，還是少數幾位參與過澳門仁慈堂西式彩票競投活動的華商之一。1880年初，何老桂成為澳門公鈔會首位華人何老桂巷路牌

58何連旺的照片，約攝於1898年成員；1881年6月2日，鑒於何老桂對社會的影響並為表彰其慷慨捐贈，澳府曾向他頒授了耶穌基督騎士勳章，後來，又把澳門新馬路中段的一條街道命名為“何老桂巷”（與桔仔街相連）。何老桂於1888年去世後，家族經營事務則由他的次子何連旺執掌。何連旺不但是澳門一代賭王，還承包全澳的

59賣鹽專利及經營其他工商業，其中包括開設繅絲廠、炮竹廠和炮竹紙廠。1894年，何連旺還被澳葡政府任命為澳門的城市衛生防疫公會會長。1894年7月，何連旺因與《鏡海叢報》結怨，投寄匿名信恐嚇對方而吃了官司，並且鋃鐺下獄。此事令他的名譽和事業大受打擊，也讓他明白掌握輿論工具的重要性。幾年後，何連旺支持維新黨人梁啟超等人在澳門創辦《知新報》 ，並親自出任總理。後來，何連旺長期擔任鏡湖醫院慈善會值理，直到1931年還榜上有名。為了紀念何連旺對澳門地方慈善公益事業的貢獻，澳門政府把氹仔舊城區的一條街道命名為“何連旺街”，至今仍在。紀念一代賭王的何老桂巷

60身穿清朝官服胸佩葡萄牙勳章的盧九盧九、盧廉若家族盧九(1837-1907年)，原名盧華紹，字焯之，因在兄弟中排第九，故稱盧九。盧九是廣東新會人，出身貧寒，成年後移居澳門。他起初從事金融兌換業，稍有積蓄後在澳門和廣州等地經營錢莊，兼營煙賭；後來在澳門投得賭權，並經營鴉片，遂成巨富。在光緒年間，盧九已成為澳

61門新一代賭王。澳門著名的官紳俱樂部——宜安公司，是清末澳門著名娛樂場所之一，即由盧九創設。該公司初設於風順堂街十六柱旁，建築十分壯觀，是當時澳門達官貴人的俱樂部。康有為、梁啟超等到各地推行維新運動來澳門時，亦常涉足其間。1895年6月，宜安公司改名為“新三記公所”，次年收購了澳門的公信和闈姓廠。盧九家族是公信和闈姓廠的最大股東。盧九還與蕭登合作，於清末多次承充澳門半島、氹仔、路環的白鴿票及山票生意。盧九又與廣東賭商劉學詢、香港賭商劉渭川、韋崧、韋玉等八人合夥經營粵省闈姓的宏豐公司。盧九熱心慈善公益事業，對澳門鏡湖醫院、同善堂以及內地嚴重災害都給予大量捐獻。1890年、1894年，盧九兩次獲授葡萄牙國王勳章，成為名噪一時的濠鏡紳士。澳門有一條盧九街即為紀念其對社會之貢獻。1900年李鴻章督粵期間大開賭禁，盧九在粵曾承辦小闈姓（白鴿票），定明為期八年。但在三年之後，新任兩廣總督岑春煊改變了李鴻章的政策，下令停辦小闈姓，盧九所繳餉項數十萬元亦被扣下不予退還。生意沒得做，朝廷又不肯退還承餉之款，盧九損失甚大，不久之後就在抑鬱

62盧廉若中去世了。盧廉若(1878-1927年)是盧九長子，生於家鄉新會，後遷居澳門。他繼承父業，承投澳門山票、舖票，經營煙賭，而且是南洋煙草公司的大股東、寶亨銀行兩大老闆之一。在清朝末年，盧廉若與人合資創辦澳門孔教學校，招納貧苦少年入學。1913年澳門商會（中華總商會前身）成立，他曾任多屆主席；在1913年、1919年、1921年及

631923年，他被各界推舉出任澳門鏡湖醫院總理。在政治上，盧廉若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孫中山先生曾於1912年和1913年兩次訪澳，下榻在盧廉若的娛園（今盧廉若公園）春草堂，並合照留念。葡萄牙人也給了盧廉若頗高的榮譽：1913年授予其葡國三等嘉許獎章，1925年4月13日授予葡國政府基督一等勳章。1925年6月9日，由盧廉若擔任總裁的“澳門跑馬娛樂國際有限公司”，向澳葡政府申請租用關閘旁的一幅土地，修建跑馬場。但跑馬場落成不久，盧廉若便病逝於澳門了。盧廉若公園中的春草堂

64先拿·非難地家族三記行是清朝末年澳門最有公信力的博彩公司，東主先拿·非難地(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 1815-1893年)，又名飛南第伯爵，是澳門的土生葡人。他曾經擔任仁慈堂理事會主席、中國移民總監督，1893年獲葡國授伯爵銜。1890年前後，三記公司曾發行股票。該公司又曾以中間人身份，代收各票廠的“謝教”（兌獎）銀兩，化解彩民對闈廠的信任危機。1891年春，俄國皇太子尼古拉（後來登基成為沙皇尼古拉二世）曾打算訪問澳門，澳葡政府邀請華葡紳商組成公會以便辦理迎接禮儀，由先拿·非難地伯爵擔任公會主席。小非難地（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 Jr., 1867-1911年）是先拿·非難地伯爵之子。他在澳門出生，青少年時代往英國深造，1887年回澳門營商。其父先拿．非難地伯爵去世後，葡萄牙國王於同年頒令由小非難地承襲爵位。他和“若瑟方濟各依沙基利巴路士”（José Francisco Excquielde Barros）承充澳門半島、氹仔、路環闈姓生意，為期八年，期限由1894年至1902年。小非難地承充澳門半島、氹仔、路環籤舖票生意，期

澳門舊西洋墳場中的非難地伯爵墓自1908年至1913年初。但是，因小非難地無力履行合約條款，澳葡政府中止了其籖舖票生意的經營權，並於1909年6月重新開投。生意失敗後，小非難地於1911年10月自殺。非難地家族另一位成員飛南第（Francisco.H.SennaFerandes, 1863-1923年），先拿·非難地伯爵之侄，是孫中山先生好友，曾擔任澳門市議員，也是《鏡海叢報》的創辦人。

66蕭瀛洲（蕭登）蕭瀛洲是清末民初澳門著名賭商之一，寶裕銀店司事，住在水坑尾街。光緒末年，蕭瀛洲承充澳門半島、氹仔、路環白鴿票三年，共納規銀75萬元。蕭瀛洲又與盧廉若一起投得澳門半島、氹仔、路環闈姓生意，每年繳交規銀6.2萬元，期限由1905年11月至1916年6月止。另外，蕭瀛洲曾獲得澳府批准短期經營白鴿票生意。1908年3月，蕭瀛洲、盧廉若與商人孔詠裳、黃大經一起獲得政府批准經營澳門半島、氹仔、路環另開的“一次過”闈姓生意，每月規銀5,167元。1911年，蕭瀛洲在澳門的社會地位達到高峰，他被澳葡政府邀任全澳慶祝葡萄牙建立共和政制一週年大會副會長兼第一分會（華人慶祝會場）會長之職。1911年，他向澳門政府承投澳門番攤總公司，承出福隆下街館位，取名德成公司，成為各攤館之冠。1914年，蕭瀛洲與好友高可寧等10人，稱為“十友堂”，以有成公司之名，承接澳門的鴉片煙生意。1909年，澳門舉行紳商大會，蕭瀛洲被推舉為華商代表。民初，蕭瀛洲積極發起成立“澳門商會”，為澳門中華總商會之前身，蕭瀛洲被公推為第一屆總理。

69清朝中央政府及廣東地方政府在禁賭政策和開賭承餉方面舉棋不定，經常是換一任總督（或巡撫）就變一次。雖然開賭利錢豐厚，但朝廷和地方政府朝令夕改，時而大開賭禁，時而趕盡殺絕，承餉的商人不但要冒極大的風險，在繳納各種名目的賭餉之外，還要向文武官吏們送上為數不菲的“孝敬”，一次又一次地成為清朝地方政府大員們予取予攜的搖錢樹。在澳門，葡萄牙人根本不理會來自內地的所謂“清議”壓力，澳門的社會環境也不歧視賭商。不但華人經營賭業，土生土長的葡萄牙商人和律師也加入了這一贏利可觀的行當。相對而言，澳葡政府管理博彩業的政策較為穩定，很少朝令夕改，“法治”的味道比清朝政府濃。而且在博彩合法化之後，葡萄牙人認准這條生財之路就一直沒有回頭。原本博彩業最大的市場不在澳門，而是在廣東，賭商們初期也不看好澳門，只是在內地禁賭期間把澳門作為臨時的賭業大本營。但隨着時光流逝，澳門適合博彩業發展的政策與社會穩定的優勢，就逐步顯現出來了。賭商們由粵澳兩地跑，直到在澳門設立總部，把投資重點放在澳門。

70澳門能夠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博彩業營運中心，還有政治穩定這一重要因素。澳門博彩業合法化一百六十多年來，亞洲各地和內地頻頻發生戰亂及政權更替，澳門因其獨特的政治與地理環境而保持社會穩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更成為僅有的“綠洲”，吸引了大量的資金與人口。所以，與其說是充滿偶然性的“幸運”，不如說是歷史的必然！

71主要參考資料1.（明）屈大均《廣東新語》，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4年2月版。2.（明）葉權《賢博篇》，中華書局1997年版。3.（清）《清實錄》，中華書局1986-1987年刊本。4.（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5.（清）苑書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奏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6.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澳門專檔》，1996年版。7.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澳門基金會2002年版。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共六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9.陳翰生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彙編》，中華書局1985年2月版。10.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11.魯言《香港賭博史》，廣角鏡出版社1978年10月版。12.郭雙林、蕭梅花《中國賭博史》，台灣文津出版社1996年5月版。13.徐珂《清稗類鈔》，中華書局1984年12月版。14.薩安東《葡中關係史料彙編》，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2000年版。15.龍思泰《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16.施白蒂《澳門編年史》(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基金會1995年7月版。17.施白蒂《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基金會1998年3月版。

7218.施白蒂《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澳門基金會1999年4月版。19.勞榦《六博及博局的演變》，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5本。20.董少新《關於澳門仁慈堂章程(1627)的初步研究》，《澳門雜誌》總第34期，2003年6月版。21.胡根《澳門近代博彩業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22.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葡文檔案。

73圖片出處P.8 、10、11 、57 、59 、65胡根攝P.14、22、68《永不回來的風景》第103、102、100頁，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臨時澳門市政局澳門藝術博物館，2001年4月P.15《澳門百科全書》，澳門基金會，1999年P.17、31澳門歷史檔案館P.19攝於澳門藝術博物館“十九世紀澳門歷史繪畫”展覽，展期由2010年7月31日至12月31日P.20《倫敦畫報》插圖，1849年11月10日P.28《澳門老照片》P.30 、44 、46澳門旅遊局P.35 、38、39、41、42、49、50《澳門博彩業縱橫》第9、288、11、14、230、27、181頁，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8月P.51《瞬間五十年-澳門攝影學會紀實半世紀》第27頁，民政總署轄下澳門藝術博物館，2008年10月P.52、63盧嘉志攝P.56澳門《文化》雜誌P.58《穿藍色長袍的國度》，北京時事出版社，1998年P.60、62胡根攝於澳門大堂巷7號盧九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