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林 昶

作者簡介林昶又名林富權，新聞從業 員，籍貫廣東南海，一九四八年十 月出生於廣東湛江市。一九七九年 五月到澳門定居。自小失學，靠自學及夜校完成 基礎教育。湛江市工人政治大學畢 業。現就讀於亞洲（澳門）國際公 開大學新聞系。曾先後擔任港澳多份報章、雜 誌、電台的記者、特約記者、採訪 主任。並以“富權”、“永逸”、“林亞 林”、“陸將姬”等筆名發表專欄文章 及澳門通訊。現任《華澳郵報》主編，香港《新 報》、《亞洲周刊》駐澳門記者，參與 《澳門總覽》寫作。已出版《濠江青英 錄》第一、二、三集。曾任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 員。現任澳門基本法協進會創會會 員、澳門佛山聯誼會副理事長，廣 東省湛江市赤坎區海外聯誼會副會 長，赤坎區政協委員，及台北中國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事會顧問。

澳門基金會出版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林昶著

沙漠與綠洲不認識澳門的人都説，澳門是文化沙漠。我們雖不認同此一 觀點,但也找不到很有力的論據去反駁。去年底，我們籌備出版 《澳門論叢》時，多少有點尋找論證去打破這種說法的意味。半年 的工作，似乎增強了我們的信心。最初的想法，是在兩年內編輯出版一套十本的《澳門論叢》，作 為對籌備經年的《澳門叢書》的補充和輔佐，但學術界對《澳門論 叢》反應之熱烈，卻是我們始料不及的。僅僅半年的時間，我們便 收到超過二十部書稿。有些論述性強些，完全可以納入《澳門論 叢》;有些則資料性和資訊性強些，述重於論,但都頗具價值，與我 們編輯《澳門論叢》的初衷並無二致。因此,我們決定設立《濠海叢 刊》，與《澳門論叢》相輔相承，以吸納更多的作者，包容更多的題 材,更好地達到研究澳門、推廣澳門的目的。編輯這幾套叢書的過程中，我們也找到了更充分有力的論據, 去反駁澳門“文化沙漠論”。然而,駁論並非我們的目的,也沒有太 大的意義,我們工作的最終目標，是將發現的一個個獨立甚至孤立 的綠洲，有計劃和系統地逐步聯結起來,形成一片，讓更多的人可 以看到。我們相信，一個有知識和良能的人，讀過這些書之後，慢 慢會覺得置身於綠洲之中，“文化沙漠論”也不攻自破。吳志良一九九四年八月

目錄沙漠與綠洲...........................................吳志良第一輯:澳門前途............................................ 1港澳問題和“澳門模式”................................... 2澳門不動，澳門不急 ..................................... 7李先念訪葡及澳門前途 .................................16澳督訪京與澳門前途 ................................... 22澳督訪京，春風度澳..................................... 29澳門問題如何解決？ ......... 34澳門步香港後塵 ....................................... 41澳門前途新一頁 ....................................... 47國籍問題困擾澳葡 ..................................... 54第二輯:中葡談判............................................ 60澳門問題談判開鑼 ..................................... 61中葡實質矛盾似無若有 .................................69何思謙動議遭否決 ..................................... 76葡國代表不徵求華人意見 .............................. 84土生葡人國籍成爲爭議焦點 ............................ 88葡方“拖訣”失靈 ........................................96周南葡國之行未收預期效果............................ 103葡國同意考慮一九九九年歸還澳門..................... 110中葡談判柳暗花未明？ ............................... 119土生葡人人問題懸而未決.............................. 126千呼萬喚始成定局..................................... 132

中葡、中英協議互有得失 .............................. 140中葡簽約施華高受隆重接待............................148第三輯:前過渡期 ......................................... 156葡國國會通過中葡聯合聲明............................ 157澳人治澳的人才問題...................................164澳門進入過渡期....................................... 171“沙紙契”問題......................................... 179澳府“文化燈塔”之夢...................................186文禮治訪問北京................................ ……195文禮治改變治澳政策...................................202澳門草委名單......................................... 210澳門“三化”問題....................................... 218澳督渡險關，“三化”磨難多 ............................225訪澳門周南解澳督困擾................................ 233澳門諮委會宣吿成立...................................240文禮治第二次訪華..................................... 248澳門政府變賣公產.....................................256刪改演說詞的風波.....................................264周南來澳渡假暗補中葡關係............................271韋奇立決定七幅土地開投無效......................... 279韋奇立首次訪北京.....................................287李鵬訪問葡國......................................... 291韋督治澳，腳踏實地 ...................................295南灣批地風波巧妙解決................................ 302塡海造地“横生枝節”.................................. 306韋奇立治澳幕後有智囊................................ 309葡萄牙要爲中國做紅娘................................ 313

第一輯:澳門前途1

港澳問題和“澳門模式”八十年代初期,有一些人在討論香港“九七前途”時,提出了 “澳門模式”的解決方案。旣然澳門與香港一樣，都是當年封建王 朝喪權辱國的產物,同爲華南門戶之外的“託管”地,國內出版地圖 在這兩個地區名稱下分別標上“英佔”、“葡佔”字樣,對兩地居民統 稱爲“港澳同胞”，由此看來，中國把澳門擺在與香港同等的位置 上,那爲何又有所謂“澳門模式”的設想呢？究竟澳門與香港有甚 麼不同？而所謂“澳門模式”到底是否能夠實現？當時，筆者與當地的一些政府官員及工商界、新聞界的朋友們 有所接觸,在交談中獲得了一些資料，得知“澳門模式”果然並非空 構之想,因爲澳門確實在某些方面與香港存在着微妙的差別,這主 要反映在歷史背景及現實政治這兩方面。關於歷史背景，據一位政府官員私下對筆者表示,澳門被佔據 的方式及法律依據與香港不同。當年葡萄牙殖民者佔領澳門,及 至後來統治澳門,並無炫耀武力強行奪取,也沒有一個“條約”之類 的東西作法律依據。他說,葡國人當年是以“和平佔用”的方式佔 領澳門的,先是藉口“上岸借地曝曬貨物”而登陸，然後以經商、傳 敎等方式逐漸移民,並以葡中聯婚方式鞏固其移民在該地的居留 地位。隨後,又逐步向澳門北部擴展僑居地盤,並通過抗擊荷蘭軍 隊等方式，終於取代淸廷獲得了管治澳門的權利,居澳葡籍人士亦 由向淸廷進貢的“外籍僑民”變爲當地的“殖民者”,葡國更直接派 來了總督作最高統治首領。但是,淸朝官員仍經常南下澳門巡閱, 著名的欽差大臣林則徐還來澳門作了一次禁煙巡查和人口普查。 由此可見,葡萄牙人佔領澳門,是以蠶食辦法,經過一個較長的時 期才實現的,不像英國佔領香港那樣,在軍事上使用武力,在法律2

上抛出不平等條約,有着明顯的“暴力殖民手段”。但筆者認爲,不 管怎樣,澳門的被佔領仍是老殖民主義強加於中國人民頭上的,是 沒有“不平等條約”的不平等行爲,在適當時機下,應予廢除。這位官員還說,由於葡國人佔領澳門的過程中,沒有訂立所謂 “條約”,也沒有時間限制,如中國有意收回澳門，任何時候都可以 進行,葡國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特别是“文革”以來,亦作出 了隨時交回澳門的心理準備。加上澳門的經濟發展相對緩慢,葡 國人在管理澳門過程中並沒有得到甚麼實際的經濟利益，有人還 認爲是一種負擔,祇餘下一個“擁有遠東海外殖民地”的榮譽感，故 當七十年代中期葡國革命成功,宣佈廢除海外殖民政策,從西南非 洲殖民地撤出後，就曾想主動將澳門歸還中國。一些在澳居住的 親葡共的葡籍人士，更發起了一個簽名運動,建議葡國總統放棄澳 門。正因爲澳門沒有一個明確年限的規定，對中國沒有造成“到期 非收不可”的心理負擔,在澳門仍有其政治利用價値的時候（澳門 對中國的利用價値相對較小），中國可以用“時機仍未成熟”爲理 由，遲遲不作收回澳門的打算，繼續保持澳門的現狀。故此,何賢、 何鴻秦等人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間曾在一個場合上說過:"澳門不 存在九七問題”,澳門政府的一些高官亦曾多次向有關人士表示了 同一意見。這一觀點如僅就法律依據的角度來看,是有道理的。 因此,和香港對比,由於戴卓爾夫人堅持“條約有效論”,中方也深 受“條約到期”的困擾,澳門的前途問題確與香港明顯不同，具有特 別優勝之處。至於在現實政治方面,澳門與香港存在的差別,是澳門的主權 實際早已歸還給了中國。根據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中葡建交公報 精神,葡萄牙政府承認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份,但澳 門地區仍暫時由葡萄牙政府代管，待時機成熟時將會解決歷史遺 留下來的問題。據一位新聞界朋友提供的資料,由於最敏感的“主3

權”問題已獲解決，澳門政府方面採用了以下幾個措施處理與“主 權”有關的問題:第一，政府通過《政府公報》正式頒佈法令,將十月 一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定爲澳門地區的法定假日。第二, 將當地政府的稱謂，由充滿殖民地色彩的“海外省政府 (GOVERNO PROVINCIAL)改爲“澳門政府”(GOVERNO DE MACAU),所有政府文件、印刷品,均按這個新稱謂印行,連總督 專用車輛的車牌亦不例外地將“G. P. ”改爲“G. M. ”。第三,在事 實上將澳門定爲“不設防城市”，撤離葡國派遣的海、陸軍部隊,將 陸軍司令部改爲保安司令部,社會治安工作由基本上以本地人士 組成的治安警察、特警部隊及水警負責。第四，在外交上,非正式 地撤銷各國駐澳領事館或辦事處,有關出入境簽證手續,須到各國 駐香港的領事館辦理。第五,在與中國接壤的邊境管理上對前往 或來自中國的澳門居民,以及香港、中國的旅客,不作出入境登記 手續,關閘上澳方幾乎是無人守關。在珠澳邊界的陸地接壤地區, 亦無鐵絲網等設施。不過,澳門方面在十多年前便按廣東省方面 的要求，對偸渡者實行“即捕即解”政策,並停止給成功的偸渡者發 給身份證。但對合法移民，則無任何歧視及爲難。第六，澳門政府 在作出重大性的政治性措施,或是進行大規模的塡海、疏港工程 前,通過各種渠道聯絡,或是直接訪問廣東省當局,徵詢中國方面 的意見，甚至尋求中國的支持。葡國政府在委派新任澳督之前對 新任澳督的人選,亦直接或間接地徵詢中國方面的意見。第七，過 去澳督出訪前祇有前往香港不須事先請示葡國總統批准，現在則 增加了中國。第八,澳門政府正式頒佈法令,嚴禁台特組織及親蔣 人員在澳門進行旨在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包括掛旗,慶祝 “雙十國慶”等。同時,亦嚴禁本地的出版物以“中華民國”作年號。 此外,尙有一些禮節上的做法，如每逢農曆正月初一,澳督必到南 光貿易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及中華總商會會長何賢的家中拜年等。中國方面的態度，雖然在表面上沒有任何干預澳門內政的跡 4

象,但在許多方面，仍露出了特別的關注。如一九八零年六月間, 正當澳門立法會中有人企圖從根本上修改“澳門組織章程”，將澳 門政制改爲類似亞速爾群島的“自治地區”時，香港《大公報》發表 了題爲《不容許澳門立法會某些人搞“自治”活動》的社評,原廣東 省長習仲勛還親自訪澳,對立法會中某些人施加間接的壓力，給反 對修章的華人議員們撑腰。又如國內對澳門的大規模基建工程, 亦十分關注,習仲勛訪澳時,曾親到路環島觀察了擬建飛機場及深 水港的海域,就像在國內視察工程計劃一樣。此外,過去葡籍居民 到中國旅行時,有關方面不予發給“回鄕介紹書”,令其辦理入境簽 證手續，而現時所有在澳居住的葡籍土生及部份受聘來澳工作的 葡國居民，都領有“港澳同胞回鄕證”了。澳門的華人社會亦以“主權屬於中國”爲出發點。形成了一種 特殊的政治環境。居民的政治生活頗受國內政治的影響,所有華 人社團,不論是工、商、靑、婦、學、漁、農,或者是書畫、攝影、體育， 都對中國懷有濃厚的感情。有三大華人領袖之稱的何賢、馬萬祺、 崔德祺,均是著名的愛國人士,在全國人大及政協,或是廣東省政 協當中佔有席位。立法會中的六名華人議員,在政治觀點上基本 上偏向中國。當立法會討論到一些重大問題時，他們大多事先到 南光公司開會，聽取指示，統一觀點,定出有關策略。許多工商界 人士,早就通過各種渠道與國內有關領導人建立密切的聯繫,有的 甚至成了姻親。就是一般居民，大部份也認同中國。由於上述的微妙原因,當“九七問題”嚴重地困擾着香港時，澳 門的官員及居民均泰然處之,沒有產生大的波動,甚至有部份人表 示對澳門有利,認爲當中國收回香港時,必定留下澳門作後路,若 香港失去了昔日的金融中心等作用時,便讓澳門頂替補上。據說 澳門政府有關興建飛機場、深水港的計劃，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爲這 一轉變作未雨綢繆的準備。澳門政府還將此一觀點廣向一些國際 級財團宣傳，致使正當香港人心浮動、大量資金外流的時候，卻有5

一些國際財團到澳門作投資探盤，當時便有六家國際性的銀行在 澳門開業。根據以上情况看來,所謂“澳門模式”,實質上便是“主權收回， 治權照舊”論的翻版。如以此模式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當然會符合 某些人的“理想，，。但在實際上,這是絕對行不通的。因爲所謂“澳 門模式”,雖然主權已歸還中國，但祇是形式上的收回,而且,還有 一個治權問題仍未解決,葡國國旗仍在澳門地區懸掛,澳督及政府 各部門負責人仍由葡國委派,官式語言仍是葡語，行政制度仍奉行 葡國政制,司法制度仍行使葡國法律,葡國國籍法亦在澳門實施, 這是將來澳門地區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國方面亦並未放棄解決這 些問題的權利。特別是中央政府對港澳問題的旣定方針，是主權、 治權一併收回,而且港澳問題緊連一起,在收回香港的主、治權時, 澳門也不能例外。澳門的治權一收回,所謂“澳門模式”也就根本 不存在了。難怪,何賢在出席全國五屆人大五次會議之後,亦對澳 門電台記者表示:生爲中國人,死爲中國鬼,祖國在食品水電及各 方面支持澳門,我們才能有今天的發展和生活，所以是決不能忘本 的。言下之意，是到適當時候,中國亦會收回澳門的治權,希望居 民應當對此認同及歸順。這與一個多月前他拍心口表示“澳門沒 有九七問題”的語調，有了改變。當然,港澳回歸祖國，已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那種“澳門模 式解決香港問題”的想法,祇是一廂情願。不過，亦正因爲澳門有 其獨特的環境，主權的回歸更爲治權的收回鋪平了道路,故澳門回 歸祖國的過程,將會較爲圓滿,逐步實現,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有人開玩笑曰:現時“澳門各界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X X 週年籌備委員會”,即是將來“澳人治澳”的班子,這些,亦是在解決 澳門的前途問題上,比香港優勝的地方。(1983.3.1)6

澳門不動，澳門不急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後,居住在澳門的四十 餘萬華人居民和一萬多土生葡人，都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澳門的前 途問題。澳門前途怎樣？掌握着主動權的北京從未就此問題正式表過 態,只是一味說“請放心”。由於這並不是實質性的答案,故越是叫 人“放心”,人們的心裡就越是“放不下”。不少在澳門“搵夠了”的 人，紛紛將自己名下的物業,包括入息十分可觀的逸園狗場，都拱 手出讓,挾巨款到海外當其寓公去了。一些工商界人士和高級知 識分子,甚至有些中資機構中的高級幹部,也紛紛將子女送往外 國，爲自己將來的“政治移民”鋪好後路。那個往四十一個國家旅 遊甚至定居可免簽證的葡國護照，更成了本地非葡籍人士夢寐以 求的“寶物”。總之,人們的情緖並不是十分樂觀的,只是尙未到香 港人前兩年那樣的慌惶程度而已。也許是爲了安撫人心,或者是爲了自我安慰,中葡兩方面的一 些“權威人士”,也力圖製造樂觀氣氛,說了一些頗爲澳門居民受落 的談話。在葡國人方面,澳督曾多次強調“澳門不存在九七問題”,中國 不會以解決香港方式去處理澳門。就在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後的 翌日，澳督仍強調港澳地位並無聯繫，雖然港澳關係密切，但中英 《聯合聲明》絕不會改變澳門的現狀,中葡雙方亦都不願改變現時 的狀况。在北京代表方面,地位類似香港許家屯的南光公司總經理柯 正平,亦於中英《聯合聲明》草簽當日發表談話，聲稱盡管澳門與香 港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但受葡國治理的澳門,其地位與香港7

暫時並無聯繫。澳門現狀將保持不變。而在此之前，南光公司從 未正式說過“澳人治澳”之類的詞句。澳門不動，這當然符合澳門相當一部份中葡居民的心態。一 家中文報章更發表評論，爲“澳門不動”尋找現實意義和歷史依據。 這篇評論說:"葡萄牙政府和台灣政府,仍保持友好關係,而且澳門 與台灣，在地理上也接近,澳門人前往台灣,或台灣人前來澳門,都 十分方便。而且目前居住在澳門或香港的中國人,不少是過去國 民政府的要員，他們有資格爲了國家的前途，出作說客。如果他們 願意這樣做的話。”“當中日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人 攻陷了香港之後，但仍然保留澳門地位不變，就是想留回澳門一處 第三國際地區，作爲緩衝地帶,方便進行許多方面的接觸。澳門今 天正好利用這個微妙的地位,保持它的不變，因而更趨向繁榮!”回想起來，北京高層曾擔心,香港實現回歸之後,在香港的台 灣機構、社團紛紛撤走,這對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祖國統一大業 將會帶來一些不便,必須留下澳門作國共兩黨之間聯絡的橋樑,待 “大統一”實現之後,再收回澳門也不遲。這樣說並非毫無根據。一九八三年九月份,許家屯邀請了一 些在香港的“台灣同胞”和親台灣人士到華都酒店頂樓“追月”,並 發表了一番“求大同存大異”的至情至理的談話。由此可見,北京 的擔心是確實存在的，而“澳門不動”也爲此而增強了可能性。澳門居民綜合了這來自各方面的信息之後，對“澳門暫時維持 現狀”似乎有了信心。但就在此時,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鄧小 平一句“澳門問題將會同香港一樣，同一個時間，同一個方式解 決”,完全推翻了人們先前的一廂情願。鄧小平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接見 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說過這句話的。當時,接見已近尾聲，工作 人員正示意發問結束，倪少傑正擬提出最後一個問題，但被澳門代 表立法會議員、出口商會會長吳榮恪搶先一步，舉手提問。他站起8

來說:“我是澳門人,想請敎鄧主任有關澳門問題。”原先反應敏捷,說話滔滔不絕的鄧小平，幾乎被這個問題“將” 了一“軍”，停了數秒鐘後才回答說:“澳門問題將來會像香港一樣, 同一個時間，同一個方式解決。至於解決澳門的問題會不會影響 其他,是早解決對香港有利，還是遲解決對香港有利,我還在考慮, 現在想聽聽大家的意見。”鄧小平停頓了一下又說:，，澳門問題的解決都是離不開一國兩 制,時間比香港早些好還是同時好,這個問題我正在考慮,想聽聽 大家的意見。”停了一陣,鄧小平又說:“今天不回答這個問題,大家 想一想。”說到這裡，工作人員宣佈會見結束。鄧小平這番談話一傳到澳門，使平靜的鏡海震盪着微波。居 民們議論紛紛,大爲關注,逐字分析鄧小平說話的內容。大家從鄧 小平聽到有關澳門問題的發問時,有點愕然,在空氣凝結了幾秒鐘 後才回答問題,而在回答中似乎語氣不十分肯定之中,猜測到澳門 問題尙未提到北京的議事日程上,中央還沒有一個解決問題的具 體方案和時間表,連鄧小平本人對此問題亦沒有思想準備。有的人更認爲,北京不把澳門放在眼內,連鄧小平也說解決澳 門問題的時間是視乎是否對香港有利,而並非是對澳門是否有利, 似乎澳門本身的繁榮安定並不十分重要，必要時還得爲香港作出 犧牲。這種不安情緖,在傳統社團圈子中尤爲強烈，因爲他們早就 存在“大香港小澳門”的自卑感,以爲北京的港澳工作忽略了澳門, 這次更得到了證實。有人對澳門也將實行“澳人治澳”，而且可能會比香港早些實 現,感到焦慮。尤其是一些滿足於澳門“偏安”現狀的居民,或是有 些將資本調來澳門以作逃避的香港商人,更有如被當頭澆了一盆 冷水。爲此,不少人將自己突然冒起的煩惱和不安情緖,遷怒於吳榮 恪,認爲他這是多此一問,或者是過早提出澳門問題。否則，鄧小9

平就不會談及澳門問題,澳門居民也就不會人心惶惶了。吳榮恪感受到了極大的困擾，幾乎成了衆矢之的。在他返到 澳門之後,有人打電話責問他,提出澳門問題是否想做將來的澳門 “市長”？也有人說，當日在座的這麼多澳門大頭頭都沒有提出澳 門問題，你吳榮恪算老幾？竟不自量力？更有人荒謬至極,給吳榮 恪扣上了“破壞安定”的大帽子。有的置業公司亦把這幾天樓宇市 道因而受影響的怒氣，向吳榮恪發洩。人言可畏。吳榮恪只好以沉默來代替回答，還拒絕接受所有 港、澳記者的訪問,以免“講多錯多”。幸好,輿論界爲吳榮恪打不 平,多家報章認爲他提出了這個問題,打破了悶葫蘆,總比長期做 駝鳥好。而南光公司的負責人,亦一再安慰他,不要將此事掛在心 裡。這種種心態,異常特殊，一份中文報章便以“好夢由來最易醒” 和“怕見驚弓鳥”爲題,進行了評論和分析,指出了這種種心態的要 害是來自“信心危機”和“信任危機” 。澳門居民這些不安心態迅速地反映到北京去。可能是鄧小平 亦自知當日因沒有思想準備而談及澳門問題,臨時“爆肚”稍欠“外 交詞令”，必須設法兜回。十月六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 建廳接見了澳門華人領導馬萬祺伉儷,再次談到了澳門問題。鄧 小平說:“澳門的事情不急,可以七、八年內不提不談,甚至可以更 長些時間不提不談,請大家放心,繼續工作。”鄧小平還強調表示: “不要怕風險,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澳門的情形,是如何繼續保 持安定繁榮。”此外，鄧小平還詢問了澳門的賭業經營情况,並表 示:澳門的賭業還可以繼續經營。大槪鄧小平希望他的這番話能對澳門居民起到“安民吿示”的 作用,還特囑馬萬祺將之吿訴澳門同胞,並順向澳門同胞問好。於 是，馬萬祺在接見完畢後,立即向香港《文匯報》駐京記者透露了會 見情况和鄧小平談話內容。隨後,又在所出席的“中外經濟硏討10

會”結束後,立即趕返澳門,並即時舉行了一個大型的記者招待會, 隆重其事地宣佈了鄧小平的談話內容。馬萬祺在轉達了鄧小平談話後強調:大家應該放心了。旣然 鄧小平已說不提不談澳門問題,我們今後就應不提不談澳門問題。鄧小平的第二次“澳門談話”，確實使澳門居民的情緖穩定了 下來。尤其是那句“澳門不急”,使人們猶如在大暑天時吃雪糕，十 分受用。而且,鄧小平還提到了解決澳門問題以維持澳門安定繁 榮爲主,而非“是否對香港有利”，更爲寬心。但是,亦有人指出,鄧的兩次談話，雖然表面看來後者爲前者 的“修正”,但其實質是一樣的,即澳門始終要實行“一國兩制”、“澳 人治澳”,只是時間程序表的安排分輕重緩急而已。不過，“不急” 也可能會成爲將來“暫時不動”的根據，但這要看當時的形勢發展 而定。總之，“不急”這兩字可圈可點，相當靈活。對鄧小平第二次談話最感滿意的，是工商界一些人。他們捨 不得離開澳門這個剛剛起步發展、較易賺錢的寶地,但又擔心“澳 人治澳”後,“萬一”政策有變或是失當而使他們失去賺錢的機會。 他們可以搬出許多理由,以作證“澳門不急”的原因:如澳門確實不 存在“限期收回”的條約問題,以及澳門主權早已回歸,國際輿論壓 力負擔不大,而且澳門地方細小，較易處理等等。一位靑年專業人士更指出:一些工商界人士滿足於“澳門不 急”,其實是另一種狹隘心理作怪,即:一、他們中大多已是六十多 歲以上,未必有機會親眼見到五星紅旗插上澳督府。旣然如此，何 須自尋煩惱，待他們自然退出澳門政治舞台之後,再由下一輩去處 理也不遲。二、他們家長作風嚴重,不希望目前“三十年一貫制”的 華人領袖次序排列和一些民間社團對澳門政治的控制程式有所變 動,更不願意見到新興政治力量和靑年才俊太早參與澳門的政治。 故此,“不急”便是他們保護旣得利益的藉口。商人如此，工人更是如此。澳門工聯總會一位副理事長曾對11

筆者表示:“中央現在沒有指示,暫時我也沒有意見,待中央有指示 後我們才進行具體行動。”鄧小平一句“不急”，倒成了一些人因循 守舊而躲懶的藉口。澳門年靑的專業人士，尤其是近年來比較活躍,有意參與社會 的新興社團領袖對於“澳門不急”,有其自己相反而獨特的見解。 他們中的一些人曾對筆者表示:澳門“不急”,在七、八年內不提不 談澳門問題,並不等於澳門不存在前途問題。鄧小平說“澳門不 急”,主要指中國政府不會急於向葡國政府提出澳門問題,也就是 說，在這七、八年內或者更長的時間內,中葡兩國政府不會舉行解 決澳門前途問題的會談。待北京認爲時機成熟後,才開始這一進 程。故此,“澳門不急”的正確涵意,應是“外交不急”，但內部的準 備工作要急,以“外馳內張”的手法，積極做好過渡到“澳人治澳”政 府的準備工作,以促使澳門回歸的時機早日成熟。如果藉口“不 急”而不爲“過渡”做好準備工作，延誤時機,這並不是眞正愛國者 的應有表現。這些專業人士細心分析了鄧小平前後兩次談話的內容後，心 中都有一種時間上的“緊迫感”。因爲按照鄧小平的意思,實現“澳 人治澳”決不會遲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而按照“七、八年内不 提不談”的時間程序表,“過渡”時間就僅只有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 七年這短短的五年了，這是很急促的,也是很不夠充份的,必須從 現在起，就要爲“過渡”做好一切準備工作。如果藉口“不提不談” 而置之不理，放任自流,到時再“臨急抱佛腳”,難免會造成混亂情 况,甚至會出現鄧小平在同一個講話中所擔心的“眞空”狀態,這 樣,就不是眞眞正正地執行鄧小平的指示了。一般人都認爲,澳門的情况沒有香港那麼複雜,比較容易解 決。如中英會談的首席中方代表周南，九月廿八日晩在港澳辦公 室招待港澳觀禮團的宴會上，回答吳榮恪提出的澳門問題時便說:12

“澳門不成問題,香港問題這麼複雜都解決了，澳門問題更易解 決。”雖然這是“外交辭令”，但亦可從中看出北京給予澳門的份量 有多重。誠然,澳門不存在“條約”和“主權”問題,澳門的“代議制”亦已 於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實施。但在實際上,澳門卻存在許多香港不 存在的麻煩問題,“澳人治澳”的條件,比“港人治港”更爲欠缺。一位專業人士指出:澳門要實現“澳人治澳”,必須徹底解決三 個嚴重問題:法律、語言及土生葡人的問題。他指出,澳門現時所行使的葡國法律是歐陸法律，線條較粗, 漏洞頗多，容易被人鑽法律空隙。而且,這種法律,本地人缺乏興 趣學習,以致整個澳門僅得一名華人律師。如果澳門將來是實行 “澳法治澳”,在此情况下,澳門將來如何去尋找本地人出任法官及 司法部門首長,由誰去闡釋法律？語言問題,也相當嚴重。香港將來不論以中文，或以英文作官 方語言,問題都不會很大，因爲香港的英文普及敎育程度十分高。 而在澳門,中、葡這兩種主要語言之間相當隔膜。絕大部份華人不 懂葡語，即使是外洋留學歸來的專業人士，也是“葡語盲”。而葡人 土生,雖然會講華語（粵語），但會寫會讀中文者不多。將來,“澳人 治澳”政府無論是以中文或是葡文爲官方語言，都存在着種種困 難。由此而產生了“土生葡人”的問題。他們以葡國爲祖國,但身 上的葡國血統已很淺，又以澳門作爲自己的家鄕。故他們旣是“葡 僑”,又是“港澳同胞回鄕證”的持有人。“澳人治澳”後,他們何從 何去,處於尷尬境地。如果留在澳門,而政府又以中文爲官方語 言,他們中絕大部份人將失業,因爲現時他們基本上是政府公務 員，而很少營商或在私人機構工作，自由創業者更是鳳毛麟角。如 果返回葡國,處境更不佳,葡國人向來歧視他們,加上葡國本身亦 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頗高，難以容納。13

以上問題歸結到一點,就是“治澳”人才嚴重缺乏。按照中英 “聯合聲明”的演繹，“治澳，，的“澳人，，應是以本地華人和葡籍土生 中的管治之才爲主,葡國派來的澳府高官，屆時即使願意留下來繼 續服務,也不能擔任行政首長和“司”級以上的職務,只能充當顧 問。但是,現時澳門政府中各級部門的首長,基本上由葡國派來, 竟無一個華人擔任廳長以上的職務。而在澳府中擔任高職的土生 葡人，亦以各種理由紛紛被撤換下來。就是在鄧小平已明確提出 “澳人治澳”之後,澳府仍在繼續進行“高官葡國化”。如果長此下 去，一旦北京提出解決澳門問題,葡國人撤出澳門,澳府即會出現 “眞空”狀態。這與香港政府中許多華人出任高官,並在前幾年便 以“區議會”的形式讓更多的華人有參政機會,差距何其大！從這 一點來看,“澳人治澳”的條件是比不上“港人治港”的。澳門還存在一個頗爲令人尷尬的問題，就是將來“治澳”政府 政治趨向問題。按照鄧小平的意思,將來當然是“左派和右派都要 一些，但以中間持平者爲主”,這是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的,因爲 如果擁護以“社會主義”的左派爲主,恐怕將來實行的就不是資本 主義，“一國兩制”也就無從談起。現時澳門的各界社會領袖絕大 多數以左派自居,如由他們組成“澳人治澳”政府，“一國兩制”能夠 保證五十年不變嗎？再說,澳門自從“一二•三”之後,並無右派存 在,如果有些已離開澳門的右派爲了適應鄧小平所說的“右派要有 一些”,重返澳門,是否受會到曾誓言與之不共戴天的左派朋友的 歡迎或容忍？針對以上這些情况,澳門一些民營報紙,紛紛發表評論,認爲 無論是中、葡兩國在澳門的代表,或是社會各界人士，都應從現在 起就要有準備,着意培育將來的“治澳”人才,創造較佳條件促使 “澳人治澳”能順利實現。有人還提出了具體措施,包括澳府應加 速實行“中文官方化”和“高級公務員本地化”,並訂出特惠辦法,吸 引在外地工作的本澳專業人士回澳服務，撥出更多款項供本澳靑14

年到外國接受高等敎育。而在左派方面,應當打破過去的那種圈 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尤其是專業人士中的靑年才俊,充 份發揮他們的才幹。總之,大家抛開私心，共同爲“澳人治澳”積累 人才,就甚麼困難都不在話下了。(1984.11.1)鄧小平對馬萬祺説：「澳門不急，澳門不談」15

李先念訪葡及澳門前途澳門居民的“前途震盪”心情，剛剛在鄧小平“澳門不急”的安 撫中漸漸回復平靜的時候,李先念爲期四天的訪問葡國之行,又在 澳門居民心中引起一陣漣漪。雖然李先念這次訪葡之行早有安排,中葡兩國亦事前強調不 會討論澳門問題,但這次訪問是在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之後,李先 念到葡國之前又向面臨直布羅陀問題的西班牙介紹了“一國兩制” 的經驗,尤其是訪葡人員中,有一位是參加過中英會談工作的國務 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李鍾英,這不能不使人特別敏感地認爲，李先 念這次訪葡之行,很有可能會談及澳門問題。正因爲如此，港澳新聞傳播界非常重視此事,多家報章電台派 出人員前往採訪,其中澳門《大衆報》的社長蔡克銘更親自出馬, 《南華早報》亦派出了對澳門問題有一定認識、第一個公開報道“怡 東高峰會議”的記者張立富直飛里斯本。而不少香港報章,亦紛紛 發表了社評。香港電台“八十年代面面觀”節目在李先念抵達里斯 本的當日,組織了一個“澳門的未來發展”座談會,開頭就提到了李 先念這次訪葡與澳門前途的關係。究竟兩國領導人在會面中是否談到澳門問題,由於雙方多次 會談是秘密的,即使是親赴里斯本採訪的記者,也未能得悉會談的 內容。但是，我們仍可從正式會談以外,兩國領導人、特別是中國 領導人的一些談話中,尋找出蛛絲馬跡來。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國外長吳學謙在葡國外交部長 嘉馬的午餐會上致詞表示:葡萄牙政府早在一九七九年中葡兩國 建交時已就澳門的地位問題作了明確聲明。相信通過友好協商， 中葡之間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是能夠得到解決的。16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吳學謙在接受葡港澳記者採訪時 說，我們應該承認澳門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還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 的問題。澳門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一九七九年中葡兩國建交 時,葡萄牙政府作過明確聲明。我相信通過兩國政府友好談判,這 個問題是能得到妥善解決的。當記者問到甚麼時候解決澳門問題 時,吳學謙說,這個問題早晚總要解決,也就是說，當時機成熟時, 兩國政府通過和平談判加以解決。當日上午,李先念在遊覽里斯本名勝聖佐治堡時,有記者向其 提出澳門問題，李先念揚手大聲說道:澳門是中國的！中國駐葡大使陸濟新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亦說:將來中國收回 澳門,居住澳門的葡國人,如樂意留在澳門,中國政府亦表示歡迎。十八日，李先念在與葡國總理蘇亞雷斯會談時強調:對歷史遺 留下來的問題,應該很好地加以解決,不要因爲對歷史的不同解 釋,引起人們的不愉快。要注重現實,面向未來,現在已經是二十 世紀,我希望二十一世紀應當更加太平。十九日，吳學謙在答覆記者提問時說,今次訪問,兩國沒有簽 定任何協議,因協議書早已簽過了,現在是進一步會談。中國政府 不久將派出一個工作代表團赴葡進一步會談，屆時再作進一步聯 繫。吳學謙還向北京《光明日報》駐葡記者說,解決澳門問題和香 港問題一樣，離不開一國兩制。澳門電台一位葡籍記者再次要求李先念談澳門問題,李還是 大聲地說那麼一句話:澳門是中國的！當李先念與各國駐葡大使見面時,他曾緊握英國大使的手說， 我們較早時解決了一個重大問題。以上的種種有關澳門問題的談話,其實都是“舊料”,沒有新 意。而且,大多都是在記者的追問下作如此答覆的,並非主動安排 發表。至於解決澳門問題要等待“時機成熟”，在目前看來卻具有17

頗大的靈活性,按照目前澳門的情况來看,以治澳人才、語言、法律 等角度出發，解決澳門問題的時機遠未成熟，要急也急不來。對比之下,葡國政府領導人對澳門問題卻緘口不提,只是恩尼 斯總統向李先念祝賀中英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相反,在李先念 訪葡之前,多次強調這次國事活動不會談及澳門問題。這可很明 顯地看出，葡國政府不大情願也不會主動提出澳門問題。中國領 導人的多次公開談及澳門問題,有可能是對葡國的這種冷淡態度 “加溫”,或者是由於在澳門問題上,葡國處於一種被動和理虛的地 位,主動談及反而不妙。頗具幽默的是專程爲此返葡的澳督高斯達，雖然在啓程前及 到埗後，都曾公開說他返葡是爲了參予接待李先念及對其表示一 種禮貌,但在事實上他對李先念不那麼“禮貌”,也沒有“參與”接待 工作,除了出席恩尼斯總統的國宴之外,其他各種場合,包括接機、 送行、雙方的宴會、遊覽,他都沒有在場,相反,前任澳督李安道、伊 芝迪和澳冰大橋的設計師賈多素,卻曾多次出現。這一點情况,是十分令人關注的。有可能是兩國領導人爲了 避免過於突出澳門問題而故意如此安排，也有可能是葡國領導層 中有嚴重的分歧:在人事關係而言，高斯達是蘇亞雷斯總理的政 敵,也是一九八六年競選總統的對手;在對待澳門問題的態度而 言,葡國領導層中有不同立場。現在,人們已越來越明顯地看到,葡國政府內閣中對澳門問題 的立場是分爲兩派的。其中一派,即是以蘇亞雷斯總理爲首的強 硬派。一九八四年六月中下旬，他在訪問日本時對《每日新聞》記 者發表了一通有關澳門問題的談話，歸納起來主要有兩點:一、澳 門是葡萄牙主權之下的領土,這並非幻想,而是極爲明確的事實; 二、澳門沒有九七問題,中國亦未提出澳門問題,故在九七後葡國 對澳門的統治權將不受香港問題的影響。這番談話的內容,尤其是第一點,是完全違背中葡建交協議的18

精神的，引起了澳門《先鋒日報》等一些報章的抨擊。十多天後, 《每日新聞》就此講話的第一點內容作了更正，但第二點內容仍然 維持原意。蘇亞雷斯在發表了這番言論之後隨即宣佈取消原定的 澳門之行,不知是否爲了以此來表示他對澳門問題有不同的見解。而另一派,則是以兼管澳門事務的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麥斌圖 爲首，他在對華態度上,被公認爲“親中派”,而在澳門問題上,也被 認爲是明智派。當年，他以總理的身份，主持中葡建交的談判,爲 發展兩國友誼,解決因澳門問題而致長期未能建交的阻礙,並確定 了葡國政府對澳門問題的政策。一九八四年五月，他在訪華中，又 繼續爲穩定和繁榮澳門,與北京作了某些深入的探討。至於作爲國家元首的恩尼斯總統,向來與蘇亞雷斯意見相左， 而較爲傾向於麥斌圖。這就難怪在這次李先念訪葡期間,葡國政 要中有人揚言就澳門問題進行“辯論”。其實,這是根本無可“辯 論”的，因爲早已有定論:澳門是中國的領土，目前暫由葡國管治， 待時機成熟即會通過和平協議解決這一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這 是中葡建交協議所明確規定了的。中國領導人在葡活動期間多次 強調了這一點,也有可能是爲了提醒一下那些“辯論”派。特別是 李先念那句“不要因對歷史的不同解釋,引起人們的不愉快”，似有 所指。澳督高斯達,在人事關係上,是恩尼斯和麥斌圖的深交好友, 在民政廳護照案及解散立法會事件上,麥斌圖曾幫了高斯達的大 忙;在大的原則立場上，高斯達也是站在他倆的一邊的。就在蘇亞 雷斯那番日本談話後不久，高斯達在謁見恩尼斯時,只提到恩尼斯 與麥斌圖對澳門安定繁榮給予的協助,避而不提蘇亞雷斯。另外, 高斯達還談到不應對澳門存有“幻想”，似乎亦是針對蘇亞雷斯在 日本的那番談話。一九七八年七月，葡總統恩尼斯趁訪問聯合國總部之機,與中 國外交部長黃華會晤,雙方都表示有意互換大使。翌年二月八日，19

建交的聯合公報由葡國駐巴黎大使馬丁士和中國駐巴黎大使韓克 華簽署,並在公報上,確定了澳門的地位,以及將來的解決時機及 途徑。建交後,澳門政府立即從以下幾方面來配合，使澳門較爲恰 當地體現“葡國管治下的中國領土”的精神:一、正式宣佈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慶日爲政府公衆假期;二、將“海外省政府”改稱爲“澳門 政府”;三、軍事上宣佈澳門爲“不設防城市”,撤離葡國派遣的海、 陸軍部隊,將“陸軍司令部”改稱“保安司令部”,社會治安工作基本 上由以本地人組成的治安警察、特警部隊及水警負責;四、在外交 上,非正式地撤銷各國駐澳領事館或辦事處,將之合併於各國駐香 港的領事館;五、在進行涉及領土或海域主權的重大工程前，通過 各種渠道徵詢中國方面的意見,甚至尋求中國方面的支持,而葡國 總統在委派新任澳督前,亦間接地先徵詢中國的意見;六、過去澳 督出訪只有往香港不須事先請示總統批准,現在則增加了中國。 此外,尙有一些禮節上的做法,如每逢農曆正月初一,澳督必到南 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的家中拜年等。至於禁止台特組織和親蔣人 員在澳門進行旨在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包括掛旗、慶祝 “雙十國慶”，以及用“中華民國”作出版物的年號等，更是“一二• 三”運動的成果,而非建交後才頒佈命令的了。另一方面,北京亦對澳門政府的地位重新作了檢討,認爲旣然 能夠委託其管治澳門,就應尊重其管治權,除了涉及主權的問題 外,不應干涉澳門的內政。自此,過去在興建工程上“想做就去做” 的中資機構和傳統社團,連鋪設一條下水道也自覺地入稟工務司 請批了。華人領袖何賢更在歡迎高斯達履任的宴會上，呼籲全澳 居民不要搞“無政府主義”,要服從澳府的管理。高斯達領導下的 澳府也就有恃無恐，抓緊各方面大權,甚至連中華總商會和何賢提 出的拆建中總大廈、八角亭圖書館工程,也卡住不批。這種心態在 解散立法會事件中更達到高峰,高斯達明白這是澳門內政,北京不 便於出面干涉,便連馬萬祺等人的勸吿也不放在眼內。20

不管澳府和葡國內閣如何的懷戀和不願意，北京收回澳門將 是遲早的事，因此，已有明智之士提出要爲將來的談判鋪好道路。 一九八三年底,葡國國會便有人提出,吸取英國人派一名談判老手 外交官尤德去做港督,主持談判香港的前途的經驗，主張下一任的 澳督亦應是由富有談判經驗、且與中國態度友好、又熟悉澳門情况 的人出任。從李先念訪葡的種種動向看，中國解決澳門問題的日 子不會太遙遠了。(1984.12.1)21

澳督訪京與澳門前途一九八四年的最後幾天，港澳兩地突然流傳着一個消息,謂澳 督高斯達海軍少將,將會在農曆新年之前,首次官式訪問北京。這一消息,最先是由香港《南華早報》報道的，然後港澳各報才 照抄如儀。一段時期以來,澳門的一些較爲敏感的政治新聞,如 “怡東高峰會議”、“鄭華調港”,以及此次'澳督訪華”等，都由《南華 早報》擔負着“出口轉内銷”的“任務”。不知是否有人故意利用《南 華早報》的影響力，放出一個個試探氣球。但是，與上次澳門政府新聞處連夜翻譯《南華早報》有關“怡東 高峰會議”消息,供給各中文報章的不尋常積極態度相反,這次澳 府有關人員卻表現得相當含糊曖昧。澳府主管新聞事務的社會事 務政務司馬思濤,對前來求證的記者旣不否認,也不證實,表示此 事無可奉吿,應詢問新聞處。而新聞處長何安德,卻連連甩手擰 頭，亦表示不願置評。就在撲朔迷離之際，新聞處於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發出一段 簡短的消息,謂澳督定於一月八日往外地作短暫渡假,此期間由保 安司令裴迪鎏上校出任護督。按照“澳門組織章程”的規定,澳督 在離開澳門到外地時，除赴中國和香港之外,都必須得葡國總統批 准。他此次“渡假”,要到哪裡去？便成了人們有興趣知道的問題。 到中國嗎？斷不會如此兒戲，因他是共和國內閣部長級的人物，以 中國外事活動上重視對等規格和禮儀的習慣來看，就算他是私人 旅遊性質,也必然會驚動中國部長或省長一級的人物來接待。到 香港嗎？看來有點相似。因爲自中英會談開始後,澳督曾多次往 港與港督密斟,這幾乎成了公開的秘密。而作爲兩地總督每年均 有互訪活動的慣例，自尤德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九日官式訪澳後，一22

直再沒有進行過這樣的活動。一九八四年八月底,澳督曾宣佈官 式訪港，但因“琴茵”侵襲珠江口，八號風球高懸,未能成行,後於九 月三日成行,卻是非官式訪港。雖然當時宣佈稍後澳督會作官式 訪港,但至現在仍未實現。不管如何，高斯達若訪問北京，也是很自然的事。中葡建交前 後的兩任澳督李安道、伊芝迪，都曾在任內正式訪問過北京。而口 口聲聲表示“珍惜葡中友誼”的高斯達，上任已三年多了，一九八五 七月便吿任滿,卻只是訪問過廣州,未曾訪問過北京,就算是表示 禮貌,也應及早起程了。更何况,葡國總統在今年春天便要訪華, 高斯達也應在此之前充任一下“開路先鋒”的角色。據說,中國早已就澳督訪京問題,透過南光公司發出了邀請。 但高斯達考慮到當時中英會談正在進行，爲了避免外間誤解中國 藉談論香港問題時一併解決澳門問題,高斯達以政務纏身爲由而 一再推延。直至中英協議草簽後的十一月間，中國方面直接發出 邀請,並催促高斯達早點成行，他這才考慮赴京的日期。也有人說,高斯達當初對是否應邀未表態，因爲他對澳門有關 方面在解散立法會事件中，對他採取敵對態度有點不滿。但隨着 後來新立法會氣氛較爲和諧協調,而許家屯亦曾於九月十三日晩 專誠來澳擺“和頭酒”宴請高斯達,怨氣已消,加上此次邀請由北京 直接發出,據說還將見到鄧小平、趙紫陽,他才萌北上之意。高斯達這次北上,如果確有其事,眞的是“禮貌”這麼簡單嗎? 《南華早報》說不排除談論澳門前途問題。但在澳門，不少資深的 評論家認爲此行只是禮貌式拜訪，商談加強兩地文化經濟交流等 事務。即使是一九八五年春季首次訪華的葡國總統恩尼斯將軍, 也不可能與中國領導人商談澳門問題。這是因爲,所謂澳門前途 問題，根本不是問題,因爲澳門主權已於中葡建交時正式交還中 國，根本無須像英國人那樣,在談判中把大部份時間花在主權問題 上用以討價還價;而中英聯合聲明,又可作爲將來解決澳門“澳人23

治澳”問題的藍本,根據澳門的實際情况略加修改即可。從這點來 說,中葡兩國根本不必把解決問題過早擺在議事日程上，在時機成 熟時,必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不管怎樣,澳門交還中國,實現“一國兩制”、“澳人治澳”，是遲 早會發生的事。現在,不但澳門的傳統社團這樣想，一般居民也沒 有異議，甚至連澳府官員也接受了這個現實。十二月二十日，澳督 高斯達在談到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時曾經表示，這個協議人們 以平靜的心情接受下來,葡萄牙亦準備隨時解決澳門問題。在“元 旦賀詞”中,他又再次讚頌了香港協議,並強調“它的實施方式能成 爲澳門繁榮與穩定的另一因素”。此外，他在其他場合的多次講話 中,亦表明不要“對澳門抱有任何幻想”。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高斯達在對澳門的實際政策中,卻偏偏 是最抱有“幻想”的人。一方面,他多次發表談話稱,如果中國要收 回澳門,葡國可隨時撤出,拱手奉還;另一方面,卻一直認爲中國不 會將香港和澳門這兩隻“雞蛋”同時放進“收回”這個“籃子”裡，中 國肯定會將澳門留作收回香港之後的“後路”，萬一香港搞不好，還 可由澳門代替香港的金融中心及東西方交流橋樑的地位。他上台 後不久,即主持制訂及通過了“銀行法”，吸引外資銀行到澳門開設 分行,聲言要將澳門建成新的金融中心,還大搞甚麼興建國際機場 和深水港的可行性硏究，聲言將來澳門的對外交通不必借求於香 港。種種宏圖大計當中，除了要爲自己競選葡國總統奠基外,便是 出於對澳門前途問題的幻想而作出的應變措施。澳府的一位高 官,便曾多次向筆者私下透露這一構想,據說高斯達亦曾向一些知 名人士和外國財團談到這一點,勸說他們繼續在澳門投資。只是 在一九八四年四月間,英國外相賀維發表了那篇“光榮撤退”香港 的談話後,澳府才覺醒到幻想是不切合實際的,澳府的那位高官還 曾向筆者埋怨賀維的聲明“殃及池魚”了。但是,澳府在悲觀失望之餘，絲毫沒有放鬆對澳門加強統治,24

爲加緊實現其對澳門的幻想採取了具體的措施。最近澳府實行的 一系列政制改革,加強澳府行政部門的葡國勢力，進一步實行“高 官葡國化”，繼續解除一些葡籍土生官員的職務,便是爲了加強統 治,實行高度集權,這與北京的“澳人治澳”構想,有點相悖。尤其 令人驚訝的是,以“發展旅遊”爲理由,在氹仔面對大橋的山崖上, 以九百萬元興建一座反映葡國管治澳門歷史過程的巨大浮雕。在 “精神糧食”十分匱乏,官辦中文圖書館竟無一間的澳門,卻花鉅款 去爲殖民歷史樹碑立傳,實有點本末倒置。衆所週知,在香港問題談判桌上,最棘手的是“主權”問題，但 由於澳門不是武力佔領,也沒有條約一類的東西,更沒有年限,故 葡國人對繼續佔領澳門，一直都不是理直氣壯的。但由於葡國社 會是歐陸式的極端民主化社會,內閣也以聯合政府形式出現,因 此，政出多門,對澳門問題的立場便出現分歧甚至對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葡萄牙總理薩拉沙以其極右立場出 發,與北京中斷了外交關係。二十多年來,中葡兩國的交往,就全 靠澳門的何賢作中間“拉線人”。而中國政府對一切有關澳門主權 問題的事件,都從不放鬆。一九五七年澳府舉行慶祝“澳門開埠四 百週年”活動，其中有一項內容是打算把第一位到達澳門的葡人歐 維士的石像，設在面對中國領海伶仃洋的海角遊魂,似有覬覦中國 其他領土的象徵意味,因而遭到北京政府的反對,而已動工的工程 亦被迫停下來,將石像遷移到南灣,而且是背向大海,面對政府合 署而立。一九六六年底,澳門傳統派居民在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紅衛 兵運動的直接影響下，爆發了“一二•三”事件。一些愛國居民提出 “收回澳門”的口號，但當即被上頭制止。澳葡當局當時亦打算交 出澳門,卻因傳統派群衆的自動取消而作罷。“文革”後,中國的外交工作進入了向西方發展時期,各國紛紛 與中國建交、復交。正在這時,葡國左派軍人於一九七四年四月廿25

五日發動了“鮮花革命”,新政府於翌年一月六日宣佈承認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表示願意互派大使。但由於澳門地位問題,當時未 有明確定論,據說主要是葡國政府實行“非殖民化政策”,要撤出澳 門，但中國未想過早收回,致使建交談判擱置下來,只是透過雙方 駐巴黎大使進行了接觸。當時,葡國由葡共執政,可能是秉主子旨意,有意利用中國對 澳門問題的尷尬立場加以爲難,多次藉口“非殖民政策”而提出交 回澳門。早在中蘇論戰期間，蘇聯曾就澳門問題攻擊過中國，包括 “不收回澳門是假反帝、反殖”,以“利用澳門出口鴉片等”。居住在 澳門的一些葡籍左傾專業人士，包括一些由葡來澳執業的律師、醫 生、工程師,亦在佛笑樓開會,發起了“交還澳門”的簽名運動，遭到 了華人社團和中文報章的抵制,也引起了土生葡人的反感。以宋 玉生等人爲首,成立了一個名爲“維護澳門人權益協會”（中文正式 名稱爲“公民協會”）的組織,與之對抗。雖然他們對過早交回澳門 的理由與北京的政策相同,但實際上卻是如其名稱一樣,在於維護 土生葡人的利益，因爲當時土生葡人在澳府中的勢力非常強大,壟 斷了大多數高官的職位,這使公民協會成爲澳門最有影響力的公 民團體。直至中葡建交前後,澳門的主權問題有了一個定論,澳門政府 亦正式從“海外殖民省”的影子下擺脱出來，並“基於與中國的合作 和友誼，繼續負起管理澳門的責任”（高斯達語）。至於澳門將來的命運,澳門居民已是心中有數,而且在讀過中 英協議及聽到鄧小平、許家屯對香港問題的許多講話後，也基本上 認同了“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這一套政策,有點“旣來之，則安 之”，“隨遇而安”的心態。反正,現在的澳門在政治上已是“半個解 放區”,與將來仍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不會有太 大的差別。澳門居民懶得去爲自己的將來着急,鄰埠香港的政論家們卻26

在出謀獻策,爲澳門設計出各種前途來了。一份中文報章的社評 開列了“澳門三策”:上策是維持現狀,保留主權,使澳門成爲一個 中外關係的中立區,但要強化民選的立法會,繼續由葡人澳督負責 管治五十年。中策是基本上按香港模式,澳門定期回歸中國,成立 澳門特別行政區,澳人治澳。下策是中國直接收回澳門,或列爲珠 海經濟特區的一部份。而一份中文報章的社評則認爲,澳門面積 小,人口少，本身不夠條件成立與香港地位平等的特別行政區;似 乎北京和港澳人士應該進一步考慮將來把港澳合組爲一個特別行 政區。“特别行政區”和“經濟特區”是兩個在政權架構與政治制度根 本不同的行政單位。前者是政治特區,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政治 和經濟制度，享有高度自治權,直屬於中央人民政府。後者仍然置 於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只是在經濟政策和體制上實行特殊的政策, 政治制度仍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隸屬於廣東省人民政府的地區 級政府。如果澳門與珠海合併,就根本不是鄧小平所說的“一國兩 制”、“澳人治澳”了。而且,勢必引起動盪不安,資金和人材外流, 不符合各方維持澳門繁榮安定的希望。“澳門與香港合併成爲一個特別行政區”，這倒是有一部份居 民所希望實行的，尤其是工商界人士。他們早就厭惡那種慢吞呑 的葡式行政效率,羡慕香港政府各方面的驕人成就。如果合併了， 澳門的發展速度也許會快些,面貌會很快改觀。尤其是北京在一 九八四年年終發表的幾條新聞，包括“國內外十大新聞公佈，，和鄧 小平談“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都只是提到“一國兩制”是解決香 港、台灣問題的靈活構想,並未提到澳門。而聯想到廖承志生前曾 說過“中國只有兩個特別行政區,不能再多”,這使人猜疑多多:澳 門往哪裡擺？是否要和香港合併？但是，澳門與香港合併,在技術上有很大的困難。主要表現 在:一、澳門與香港的法律及行政架構並不一樣,英國的海洋法系27

與葡國的大陸法系有很大的差異，如何能揉合在同一特別行政區 內？香港有死刑（雖然並不執行），但在澳門最高刑罰僅是坐牢廿 四年。二、旅行證件問題、配額問題、貨幣問題，如何統一？香港會 不會“吃”掉澳門的配額？英國會不會承認持有葡國護照的人享有 原英籍（海外屬土公民）的權利？三、澳門從屬香港後,甚麼職位都 要當“副車”,而此間的人士，一直存在着“大香港、小澳門”的自卑 感,如果今後在同一特別行政區中都是當“副車”,這一自卑感將更 爲嚴重，可能會影響到今後的同胞團結和政府的正常運作。四、合 併後,願意留下來服務的葡籍技術人員,以及已扎根在澳門的土生 葡人的安置,便成問題。因爲他們本已不懂中文,再加上大多數人 也不通英文,很難在將來的“聯合政府”中謀到一份差事,而他們又 沒有從商及打工的習慣，難道長期領取失業救濟金嗎？最符合各方面利益的,當然還是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人 治澳”，但這首先要解決行政人材嚴重缺乏的問題。可幸的是,澳 門的大多數有識之士，都已認識到培訓專業人材是爲將來實現順 利過渡打好基礎的重要因素,非常關注人材的培訓及自身的進修。 近幾個月來，一些比較中立的靑年及專業社團開展了積極的活動, 政府也在敎育政策上予以配合，撥出助學金幫助靑年往外國和中 國深造，以便學成後回澳服務。成千上百的靑年,到夜校學習葡 文,掀起了一股“葡文熱”，這是大批有專業知識的華籍靑年進入政 府擔當公務員的前聲。而另一方面,澳府亦有計劃地推行華人可 當公務員和中文官式化的準備工作，逐步將與公衆有關的法例譯 成中文，各種表格可塡寫中文，同時，鼓勵公務員學國語及中文，尤 其是華務廳中的翻譯員,懂得國語或懂多幾種方言的，可得特別津 貼。長此下去，相信到時“澳人治澳”的人才問題,便會比較容易解 決。(1985.1.16)28

澳督訪京,春風度澳農曆乙丑年的春天,是一個“遲來的春天”,但她遵循着“嚴冬 過盡綻春蕾”的大自然規律終於降臨大地。而在澳門地區的政治 氣候中，隨着李先念主席訪問葡國及澳督高斯達訪問北京之後,中 葡之間的關係及澳門政府與當地民間社團之間的關係，亦驅散了 因立法會一度強行解散而蒙罩的薄冰濃霧,迎來了美好的春天,開 始進入了一個新的蜜月期。這並非刻意的“歌德”,是有事實根據的。例如澳府與南光公 司、民間社團之間的互相尊重,開誠佈公,加強對話,出現問題便通 過內部協商,互諒互讓來解決,遣返福建合同勞工、電力公司向某 冰廠追收電費等等問題,都能得到順利解決。大部份社團對現任 政府的評價,亦已由過去帶有成見的“一無建樹”，轉變爲實事求是 的肯定主要成績。一份被稱爲“半官方”的中文報章,就在連續多 日炮轟澳府之際,突然來個急剎車,改爲發表頌揚澳府及祝福高斯 達的評論了。這個“春天”的出現，難道眞的是高斯達訪問北京所帶來的嗎? 當然,這是一個主要的因素，因爲李先念主席在接見高斯達時表了 態:“中國和葡萄牙是友好的國家，總督先生是我們的好朋友。”在 高斯達訪問北京期間,北京也安排了較髙的接待規格,使高斯達享 受到了比其他部長級官員高得多的榮譽。在高斯達實際管治下的 有關人士,如果不是智力低能,或者是故意搗蛋的話,是決不會與 李先念唱對台戲的。但是,看來事情的實質又遠非如此簡單,這主要是澳門華人社 團服從北京全面戰略而轉變了態度。北京爲了全力搞好國家建 設,達至國強民富，也爲了早日實現國家統一大業，實踐“一國兩29

制”的構思，除了在經濟領域實行“開放”之外,最近亦開始在上層 建築中進行了一些改良,如大陸一向特別敏感、每逢政治運動則首 先開刀的文藝界,也破天荒地開始了反“左”的立場。就澳門問題 而言,爲了達至李先念所說“在澳門問題未解決以前,我們雙方應 共同合作，管理好澳門，維持社會秩序，促進經濟繁榮”的要求，就 必須尊重暫時仍肩負澳門地區管治責任的澳門政府的權力和工 作,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統戰”,這與鄧小平的路線,許家屯的作風, 是一脈相承的。據一項未經證實的消息說,在中英談判進行中,北京無暇顧及 澳門,使澳門出現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後,鄧 小平一句，，澳人治澳，，引起了澳門居民心頭的一陣震盪,這令北京 不得不對澳門問題予以正視。有關機構硏究了包括《百姓》半月刊 所刊文章在內的大量資料,聽取了各方面匯報,在一九八四年底還 召南光公司負責人柯正平、李耀祺赴京述職,總結和檢討了澳門地 區工作的成績和缺點，制訂了一條較爲開放而實事求是的工作路 踐，就像許家屯初到香港時那樣,多接近各方面的群衆,聆聽各種 不同意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爲順利地過渡到“澳人治澳” 打好基礎。這些,又恰好是在高斯達訪京時開始貫徹,這便使人產 生了澳督訪京給澳門帶來了“春風”的感覺。澳督訪問中國，在一九八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進行。在此 之前,一份葡文報章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中旬透露澳督將訪問北 京,但一直未能得到證實。直到一九八五年一月廿四日，南光公司 透過《澳門日報》發表了有關消息，謂澳督接受中國對外經濟貿易 部的邀請,訪問北京,但澳府新聞處仍未予證實。筆者曾向有關官 員詢問,要求獲得名額隨行採訪,但答案卻是“該消息是單方宣佈, 澳府尙未公佈”。後來,直到澳督臨起程前一周，新聞處才發表了 有關消息,並證實了邀請單位是對外經濟貿易部。一九七九年香 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時,也是由當時的外貿部邀請。看來這是30

有原因的。香港和澳門都是中國的領土,如由外交部發出邀請,似 乎不大妥當,如用港澳辦公室名義,似乎比較符合港澳地區的歸 屬，但麥理浩、高斯達畢竟又不是“港澳同胞”。而以外經部的名義 發出邀請,雙方只談經濟、貿易、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問題，這樣不但 可避免引起“信心”風波，也符合澳督無權與中國談判澳門問題的 身份（這是中葡兩國政府的事,應由葡國外交部出面談判），同時也 是爲了避免部份土生葡籍人士對即將進行修改的《澳門組織章程》 產生特別的“敏感症”。但又不可忽視的是,當年麥理浩應外貿部邀請北訪時,從鄧小 平那裡獲得了北京將來要提出收回香港主治權的重要消息，他在 回港轉達鄧小平的談話時,只說了“請投資者放心”一句,而故意隱 瞞了更爲重要的“收回香港主、治權”，一味勸人“向北看”。而此次 的高斯達北京之行,公開的報道是,李先念說了“澳門問題已不成 問題了,中葡兩國建交時已原則達成協議,這個問題通過談判好解 決”,並鼓勵人們投資澳門。姬鵬飛的說法,也是“澳門問題通過談 判不難解決,在沒談判之前,希望澳門保持穩定。希望澳門與內地 在經濟貿易、科技交流和人員往來方面，不斷加強合作。”從這裡可以看出,北京政要確曾向高斯達提到了澳門問題,但 並未實質性地接觸到這個問題。同時,多次談到加強合作,着重點 在澳門投資，繁榮澳門,保持穩定。這些,與當年麥理浩的北訪是 基本一樣的,不過由於已有香港問題解決在先,澳門問題也就不需 要隱瞞保密。看來，一九八五年五月份葡國總統恩尼斯將軍訪問 北京,才正好是擔當了一九八二年夏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京所 擔當的角色,正式實質性地接觸澳門問題。但是,恩尼斯決不會重 演在人民大會堂門口摔跤的一幕，因爲葡國政府對於澳門問題的 態度，向來是比較合作、友好及理智的。高斯達也不是一個蠢人,他懂得如何討得北京政要的歡心,將 自己塑造成“英明政治家”的形象。他在北京信誓旦旦,對李先念31

表示:“作爲總督的責任，就是要維持澳門的穩定，促進經濟繁榮和 社會進步，我一定同中國大陸好好配合,實現這一目標。”對姬鵬 飛,他也說:“作爲澳門總督，我沒有什麼事擔憂的,我的最大責任 就是維持澳門的政治穩定,促進澳門經濟發展,尊重澳門的中國居 民的經濟利益。我願同中國方面進行合作,實現這個目標。”雖然,高斯達這次北訪，得到了北京將會解決澳門問題的正式 表態，但卻強調解決澳門問題的原則已在中葡建交時商妥並確定 了下來,並呼籲在澳門問題解決之前，雙方合作共同管理好澳門。 這些言論,澳門居民聽來是很順耳的,尤其是北京這次邀請高斯達 北訪,特意安排在中葡建交紀念日的二月八日前後這使澳門居民 對澳門問題更爲樂觀,在北京政要們談到澳門問題時,並不感到驚 惶,更沒有發生一九八四年十月鄧小平關於澳門問題談話的震盪。 這亦反映了澳門大多數居民的情緖有了緩和，對待社會前途問題 的理智。事實上,澳門一定要回歸祖國大陸,這是歷史的必然,只 是時間的遲早;而且香港已有例在先,提供了大家都能接受的模 式,正是憂也無謂怕也多餘。當前最重要最實際的就是同心協力 進一歩穩定社會、繁榮經濟、改善民生。事實上,北京目前在澳門問題上,最關心的是澳門的經濟是否 繁榮,社會是否安定。一九八五年二月廿二日晩上,鄧小平在廣州 珠島賓館接見馬萬祺時，便詳細詢問了澳門的經濟和社會情况。 當馬萬祺匯報到澳門目前社會比較安定,經濟也有較大的發展，一 九八四年出口總値增長幅度較大時,鄧小平開心地微笑起來，連連 讚好。高斯達也明白到北京的擔心和期望,在北訪返澳後，無論是與 南光公司負責人和馬萬祺等社團領袖的接觸中，還是在公開場合 發表言論時,都強調了“將會繼續竭盡所能,使澳門在和平與穩定 氣氛下得以和諧發展,以期持續確保闔澳居民獲得好處”，呼籲澳 門居民“對澳門前途保持信心”。在南光公司春茗宴會上,他在致32

答謝詞中,更建議“爲澳門地區與中國國內合作的加強”而乾杯。當高斯達身穿厚厚的呢大衣，頭戴鴨舌帽,登上萬里長城，看 到錦繡華夏的壯麗河山，想起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他或者會想,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保證澳門繁榮安定的強大靠山，只有“向北看”， 才能使他管治澳門任內取得佳績，爲將來的官仕前途獲得更多的 政治資本。同時,也只有緊緊抓住與中國友好這個籌碼,才能使他 和恩尼斯、麥斌圖的政治聯盟,在葡國政治動盪的危機中,穩住腳 步,爭取在下屆總統選舉中站穩陣地,保住城池。這裡,可從高斯 達北訪歸來剛滿一個月，於三月九日趕返葡國向恩尼斯總統“述 職”中，窺見某些奧秘。對於高斯達管好澳門的厚望,北京和澳門南光方面,也給予了 一定的支持。李先念除了對高斯達表態,稱他是“中國的好朋友” 之外,還強調指出,將來在澳門不能搞社會主義。雖然這句話按 “一國兩制”的原理來說,是無可置疑的，但對澳門某些人士來說， 無疑是敲響了警鐘，暗中幫了高斯達的忙。可幸的是,澳門華人社團的決策人士,近來頭腦較爲淸醒,明 白尊重澳府目前所擁有的管治權，對維持澳門安定繁榮的重要性, 並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知識分子,爲順利實現“澳人治澳”過 渡和祖國統一大業的目標服務。農曆春節除夕晩上,南光公司總 經理柯正平在廣州白天鵝賓館出席了鄧小平與廣東省黨政軍領導 人的聯歡晩會後,立即不顧疲勞連夜驅車回澳門,趕及在翌晨接受 澳督和各華人社團的拜年。在立法會選舉中與傳統華人社團“拗 手瓜”而大冷勝出的民選議員何思謙創辦的“議員辦事處”開幕時, 又親往駕臨致以祝賀。這些,均是“春風初度拱北關”的具體表現。確實,只要在澳門的各方面能夠做到互諒互讓,互相尊重和支 持,有事通過友好協商解決,那麼,澳門的繁榮安定就必定能得到 保障,將來的“澳人治澳”就一定能順利實現。這是符合全澳四十 萬居民的願望的。 (1985.4.1)33

澳門問題如何解決?六屆人大三次會議的召開,在澳門市民中再一次掀起了關注 澳門前途問題的熱潮。然而,澳門前途問題並未提上六屆人大三次會議的議事日程。 不論是趙紫陽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吿，還是吳學謙的關於中英聯合 聲明的說明,以及有關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決議,都沒有 提到澳門前途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馬萬祺，代表唐星樵,在返澳後接受記者 訪問時也強調大會沒有提及澳門問題。但是,在六屆人大三次會議的召開過程中,確確實實給人一種 澳門前途問題已被提到議事日程上的感覺。而且，還使人感覺到, 中葡兩國政府的代表,就此問題面對談判的日子,已經越來越接近 了。事實上，就在六屆人大三次會議舉行期間，圍繞着這個會議, 北京的有關負責人,多次談到了澳門問題。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人大委員長彭眞、政協主席鄧穎超 在接見港澳記者時，均提到澳門問題。其中鄧穎超說：將會採用 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來解決澳門問題。請澳門同胞放心,我們會 依照解決香港的方式來解決澳門問題。彭眞亦談到了澳門問題,但他似乎對港澳問題不太熟悉,所以 講得未盡恰當。彭眞說,澳門問題類似香港,現在離主權移交還有 十三年,時間不算太長,希望港澳同胞作好準備,到一九九七年七 月一日即接手管理。相信會比英國人作得好,祖國會支持,但仍要 靠本地人,現在已經是過渡期,應該學習參與管理。散會後,許家屯主動找記者,說是要澄淸一些問題。他說,澳34

門收回時間未定,中葡談判時間亦未定,希望不要說是港澳“同步 解決”,以免引起混亂，但呼籲港澳居民作好準備,當然可以發表。有記者問,到底是按你說的，還是按彭眞委員長說的？許家屯 則表示,由他本人負責。當記者又問及五月中旬葡國總統訪華時 是否談澳門問題，許家屯則答曰：也許會吧。四月三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馬毓眞,在新聞發佈會上對赴京 採訪人大、政協新聞的港澳記者說：澳門是中國的領土,將歸還中 國。至於歸還的時間、細節，可以在適當的時間由中葡兩國政府來 談判解決。中葡兩國政府建交時達成了諒解。究竟什麼時候是適 當時機，現在還沒有同葡萄牙政府談，我現在也不好說。至於將來 採取什麼辦法解決？大槪不外乎像香港這種模式:“一國兩制”,社 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至於與香港是同一個特別行政 區還是兩個特別行政區？現在看來,同一個特別行政區恐怕比較 困難，因爲澳門有澳門的特殊問題,例如法律就不一樣,還有些情 况也不一樣。與此相聯繫的，基本法是不是一樣？恐怕香港的基 本法也不能完全適用於澳門,澳門還得另外制定。四月五日，港澳辦公室副主任李後在會見港澳記者時,也重覆 了馬毓眞的談話內容,並特別強調,澳門有澳門的特點,法律不一 樣，歷史不一樣，還有情况也不一樣。如香港的法律是海洋法,澳 門卻行使歐陸法,看來同一個特別行政區會有困難,而香港的基本 法也不完全適用於澳門，需另行訂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另外,在分組會議上,澳門南光公司副總經理李耀祺,發言時 還強調澳門將來也是要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維持資本主 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因此如同香港一樣,發展前途無可限量,在那 裡投資創業大有可爲。從上述的談話看來,北京對澳門前途問題的政策已經確定,並 已硏究到具體細節問題，如:是否與香港“同步解決”？是否與香港 同一個特別行政區,以及同一部基本法？現在差的只是何時才是35

與葡國人談判的“適當時候”商定收回澳門的“適當時間”,以及雙 方如何合作搞好“順利過渡”的問題了。由此看出，北京對港澳報刊關於澳門問題的大量報道、評論, 是作了深入細緻的搜集和硏究分析工作的。北京已經放出氣球,謂將要談澳門問題,葡國方面的態度又如 何呢？看來其表現似有點矛盾，起碼是表裡不一。澳督高斯達在 返葡述職期間,曾指責香港一親中雜誌的報道,否認中葡兩國已就 澳門問題展開談判之說。四月十四日，高斯達自葡國返抵澳門時，亦向記者們一再強 調：未有任何一種官方的跡象,顯示中葡兩國政府會就澳門前途 問題進行洽商。他還表示，他在葡國沒有與總統商討澳門前途問 題,並否認葡總統五月訪華是商談澳門問題,因爲現在不是談此項 問題的時間云云。高斯達的這兩番談話，可以被視作葡國人進行“戰略調整”的 信號。他們從過去的急於知道“佳期二甚至在葡共當政期間曾向 北京試探交出澳門的可行性的態度，轉變爲竭力製造“不採主動” 的形象,看來是希望不要重蹈戴卓爾夫人的覆轍,採取低姿態及不 主動的態度,希望在將來的中葡談判中獲得較爲優惠的待遇，同 時,也是不想造成動盪,影響澳門的安定繁榮。但是,葡澳在暗中 仍然是有所準備的,高斯達的三月回葡述職,四月廿六日訪港與尤 德爵士會晤,五月下旬的葡國總統訪華，看來都與澳門問題有直接 關係。葡人是在施用“外弛內張”的戰術。葡人的這種“戰略調整”，是基於英葡兩國、港澳兩地的實際情 况完全不同所產生的。這正如李後所說，“歷史不一樣。”澳府前新聞旅遊處於一九八。年出版的《澳門》畫冊中,便有 如下的分別用葡、中、英文表述的一段文字：“澳門可說是世界最獨特的'殖民地'，理由有四點：“第一，它不是藉武力佔領的；36

“第二,它從未被要求作爲臨時居留所；“第三，並沒有任何現存的官方文件授權葡萄牙人在澳門登 陸；“第四,在一八七八年以前,也就是澳門開埠的三百多年以後, 並沒有任何條約授權葡萄牙統治澳門。”澳府的一位官員一九八三年初與筆者私人談話中,也曾說過, 澳門被佔據的方式及法律依據，與香港完全不同。當年葡萄牙殖 民者佔領澳門,及至後來統治澳門,並無炫耀武力強行奪取,也沒 有一個“條約”作法律依據。他說,葡國人當年是以“和平佔用”的 方式佔領澳門的,先是藉口要“上岸借地晾晒貨物”而登陸,後以經 商、傳敎等方式逐漸移民。並以葡中聯婚的方式鞏固其移民在該 地的居留地位。隨後,又逐步向澳門北部擴展僑居地盤,並通過抗 擊荷蘭軍隊等方式，終於取代淸廷獲得了管治澳門的權利,居澳葡 籍人士亦由向淸廷進貢的“外籍僑民”,變爲當地的“殖民者”,葡國 更直接派來了總督作最高統治首領。但是,淸朝官員仍經常南下 澳門巡閱，著名的欽差大臣林則徐還來澳門作了一次禁煙巡查和 人口普查。由此可見，葡萄牙人佔領澳門，是以蠶食辦法,經過一 段較長時期逐漸佔領的,不像英國佔領香港那樣,在軍事上使用武 力,在法律上抛出不平等條約,有着明顯的“暴力殖民手段”。在國家利益方面,英葡兩國之於港澳,也不一樣。可以說,英 國人之於香港,是國家利益大於個人利益;而葡國人之於澳門,卻 是個人利益大於國家利益。正因爲澳門沒有“條約”之類的法律約束，葡國人不必措負起 這個沉重的包袱,也沒有“到期後是否續約”的心理負擔，葡國國旗 撤出澳門,也就無所謂“面子”問題。澳府的官員還對筆者表示,葡 國政府在一九四九年特别是“文革”以來，作出了隨時交回澳門的 心理準備。加上澳門的經濟發展相對緩慢,葡國人在管理澳門過 程中並沒有得到什麼實際的經濟利益,有人還以爲是一種負擔,祗37

餘下一個“擁有遠東海外殖民地”的抽象榮譽感（近年來還被認爲 是不那麼光彩的事），故當七十年代的“四•二五”葡國革命成功，宣 佈廢除海外殖民地政策時，從西南非洲殖民地陸續撤出後,就曾想 主動將澳門歸還中國。一些在澳居住的親葡共葡籍人士,更發起 了一個簽名運動，建議葡國總統放棄澳門。在當時,北京不願就此倉卒收回澳門，兩國政府透過駐巴黎的 大使展開秘密談判,至一九七七年簽訂密約,纔正式確立“澳門乃 葡萄牙治理下的中國領土”的地位,不算殖民地。密約中還有一項 條款，是“中國有權在適當時間收回整個澳門的主治權”。但這個 密約，從未提交葡國國會討論。不過,兩年後，在一九七九年二月 八日的中葡建交聯合公報上,這個密約的主要內容，就正式公佈出 來。對在澳門生活的葡人來說,不論是近萬名土生葡人,還是四百 多名由葡國來澳工作的葡人,在澳門問題上，個人利益則顯得更爲 重要了。”土生葡人在澳門已居住了數代，無論從生活習慣,以及鄕土觀 念上，他們已把自己視作“澳門人”而對葡國的感情日漸淡薄,有的 人甚至從未到過葡國，雖然他們持的是葡國護照。相反，他們都領 取了中國發出的“港澳同胞回鄕證”,而在其“籍貫”一欄上,塡寫的 也是“珠海”（澳門在地理行政上,過去原屬香山縣,珠海是從現中 山縣劃分出來的）。由於他們與華籍居民聯婚,經過數代之後，他 們的華籍婚親，比在葡國的親戚還要多。而且,澳門的生活比葡國 好得多了，他們如返回葡國,有可能會受到歧視,在失業率奇高及 經濟狀况甚惡劣的葡國,澳門土生葡人將是“冇啖好食”。故此，對 澳門前途的關心，他們出於個人利益的角度，比國家利益的角度高 得多。由葡國來澳的葡人，又是另一種情况。他們在葡國飽受失業 及通漲的折磨,來到澳門任職無疑是上了“天堂”。他們留連澳門38

舒適及相對富足的生活，不希望返回葡國受窮。有一部份人更希 望即使在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之後,亦能留下來繼續服務,即使是 當個顧問,或普通行政技術人員也好。故此,他們在澳門前途問題 上，是“低姿態派”，希望能以誠懇的態度,換來較優惠的條件。事實上,由葡國來澳工作的葡人,由於大多是專業知識分子, 他們在短短幾年中,在政府各部門充份發揮自己的專長和才能,使 澳府的工作逐步走向行政現代化，扭轉了過去殖民政府所特有的 懶散鬆懈及效率奇低、貪污盛行的現象。同時,由於他們曾身受葡 國惡劣經濟之苦,對工作的態度,較爲誠懇、隨和。許多工商界人 士，都認爲這些葡人的大多數人,是眞正“拿錢幹工作”的人。不像 舊殖民政府中的一些土生官員，欺壓華人，貪污舞弊。雖然那個 “一二•三”事件是受中國“文革”極“左”思潮所影響而引發,但某些 土生官員長期欺壓華人,卻是導火線。近年來絕大多數土生葡人 的態度有所轉變,與華人關係較爲融恰，但與來澳工作的葡人相 比,無論在工作能力及態度上,仍有一段距離。葡國人士旣然大多數對澳門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感到滿意，如 果將來能被“澳人”政府接受的話,也願繼續在澳服務,不會爲“國 家面子”問題而介懷，因此急於希望得知澳門的過渡期從何時起 計，而將來的“澳人”政府對這部份葡人的政策又如何。華人居民當然更希望盡早知道談判澳門問題的日程表,以便 作好準備。立法會議員何思謙便說,早過渡,有早的準備,遲過渡, 有遲的準備。旣然問題已經提出,倒不如痛痛快快地“揭盅二免致 引起不必的不安及麻煩。另有一些人,則認爲過渡期越早越好,而 回歸日期卻應比香港遲一些，千萬不要與香港“同步解決”。在目前而言,澳門的華人中確實缺乏可參與“治澳”的行政人 才,澳門政府中層以上的官員,沒有一個是華人,法官、檢察官亦全 是葡人，只有一名華人律師。在十二年內，是很難一下子培養出一 批具有上述專業才幹的人才來的。培訓華人行政人才的問題,必39

須在澳門政府的配合下才能實現，這有待將來的中葡談判時，雙方 友好的商定了。除了技術上的因素，“同步解決”的不可行,還有一個政治因 素,亦即葡國政府的“面子”問題。正如本文前述,澳門並無“九七” 問題，葡國人從來不承認管治澳門是用武力佔領及以“不平等條 約”強加於中國人民頭上的。如果強調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同時 收回港澳，這無疑是強要葡國人措上“武力強佔”和"不平等條約” 的黑鍋，這顯然是違背李後關於港澳地區“歷史不一樣”的論點,葡 國人在感情上亦難以接受。如果從維護中葡友誼出發,澳門問題 解決的時間,與香港錯開爲好。六屆人大三次會議,雖然沒有正式提到澳門問題，但許家屯、 馬毓眞、李後等人的言論,已經指出了一些眉目，這顯示了將之擺 在議事日程的日子,已經不遠了。(1985.5.1)李先念接見葡國前任總統恩尼斯將軍40

澳門步香港後塵“我們之間不會吵架”。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 半，鄧小平像穩操勝券的統帥那樣，氣定神閒地吐着煙圈,側身向 着葡國總統恩尼斯將軍輕鬆而又堅定地說出了這麼一句話。而恩 尼斯就像一個小學生在認眞傾聽老師的敎誨那樣，不停地點頭: “問題是有一些，但我們之間沒有吵架。"一個鐘頭的會見結束後，仍然是那麼和藹而又嚴肅的鄧小平, 破了以往只送客到會見廳門口的慣例,把恩尼斯一直送到人民大 會堂福建廳門外三十多公尺遠,仍在與恩尼斯不斷談話。而恩尼 斯此時的面部表情，除了十分虔誠的尊敬之外，還帶有一種如釋重 負的輕鬆,連聲說：“今天有幸能見到鄧主任感到十分高興，我回 去以後定會努力地理解您剛才所說的話。”親眼見到此情景的包括筆者在內的十多位澳門記者,就象大 熱天喝冰水,十分愜意和受落,心頭的一塊大石落了地— 在即將 開展的中葡談判過程中,將會十分順利,斷不會發生類似香港的 “黑九月風暴”和雙方冷戰“打王牌”的事件,這是澳門居民之福。人們雖然對“澳人治澳”早就默默地接受，但對將要開展的談 判仍抱有顧慮,不知談判的頭開得好不好。因爲，同爲談判鋪路的 戴卓爾夫人首次訪華,開始趾高氣揚,後來卻驚魂未定地在人民大 會堂前摔了一跤的狼狽相，以及鄧小平那代表着寸步不讓的鐵靑 面色，人們記憶猶新。鄧小平與恩尼斯的會見中,恩尼斯明確表示:我們葡萄牙人願 意友好地解決澳門問題，我們在這次訪華中看到中國也願意友好 地解決澳門問題。廿三日下午，恩尼斯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記者 招待會中，還明確表示，“葡中兩國在澳門問題上沒有任何衝突，一41

九七九年兩國建交時,葡中雙方都承認澳門是在葡萄牙管轄之下 的中國領土，兩國都以保持澳門的穩定和進步爲共同目的。雙方 都認爲就移交澳門行政管理進行談判的時機已經成熟。談判將通 過外交途徑進行”。恩尼斯的這一段話中,有幾個提法是比較新鮮 的。其一“管轄”一詞,與過去常用的“管治”及“管理”,有微妙差 别。而“移交澳門行政管理”一詞,也是過去未見的提法,這與過去 常提的“交（收）回澳門主、治權”一詞，相比之下更爲準確。這正是 恩尼斯實事求是而又積極主動之處,這與他在會見鄧小平之前,專 誠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一事，一樣都是爲了向北京表示誠意。二十二日下午,在兩國外長級的會談開始時,吳學謙亦首先有 禮貌地表示嘉瑪外長是客人,應由客人提出問題，主人根據客人的 問題來解答。但是,在此次恩尼斯的訪華活動中,首先提出澳門問題的卻是 中方,而不是葡方,這與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李先念訪葡時的情况正 好相反。澳門問題是外長級會談的當天上午,在趙紫陽與恩尼斯 的會談中，由趙紫陽提出的。據恩尼斯翌日在記者招待會上透露, 趙向他提出了許多承諾,包括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三 不變”,以及其他對葡國經濟,在澳葡人的利益等方面都較爲優厚 的條件,使恩尼斯喜出望外,毫不猶疑地同意談判解決澳門問題。 當然,由於恩尼斯啓程前並未預料到此次訪華中,會如此實質性地 談到澳門問題,以爲又像是李先念訪葡時的一般性談論（恩尼斯啓 程前,澳督高斯達便對葡新社記者作出估計）,似乎心理及技術準 備都嫌不足。故令他與趙紫陽的會談，延長了二十分鐘。趙與恩的會談,只是爲討論澳門問題定下調子,而細則的討 論,則是當日下午在釣魚台國賓館葡國貴賓所下榻的十二號樓舉 行的外長級會談。在兩個鐘頭的討論之後,雙方決定於廿三日上 午，分別在北京和里斯本同時發表一個簡短的新聞公報。這個公42

報的全文如下：“葡萄牙共和國總統拉馬略•埃亞內斯①訪華期間，中葡兩國 領導人在友好的氣氛中就歷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進行了討論。 雙方滿意地回顧了一九七九年二月中葡兩國建交時達成的諒解和 在此基礙上兩國政府在處理澳門事務中的良好合作。雙方同意於 近期內通過外交途徑就解決澳門的問題舉行談判。”這是中葡兩國政府首次共同正式地對澳門問題表態,成爲中 葡關係史上重要的一頁。從現在起,澳門的新聞從業員,也不讓香 港的同行專美,也得經常絡繹於途,奔走在京澳道上了。而澳門的 有關社團和各方面利益的代表,亦陸續起程,到北京反映本階層的 利益和要求。可以預料,一個“中葡聯合聲明”的草簽及正式簽署 儀式是必不可少的，也會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並諮詢澳門居民的意見。記者通過參加採訪這次恩尼斯的訪華活動,隱約地感到世間 的變化是多麼巨大迅速。就在七個月之前,鄧小平還對馬萬祺說: 澳門問題七、八年內不提不談,爲什麼會突然間變得積極主動起來 呢？而且，據說，在外長級會談中,中方曾建議在新聞公報中確定 開始舉行談判的日期,由於葡方出於某種考慮而不同意,才沒有寫 ±o不少人認爲,提前談判澳門問題,是基於葡國政治形勢的考 慮。現任總統恩尼斯,對華態度相當友好,在他任內,合理而穩妥 地解決澳門的主權問題和對最終解決澳門問題，持較爲明智的態 度,如果是他繼續執政下去,澳門問題自然可以“不急”。可惜恩尼 斯的總統任期到一九八六年二月便屆滿，而他又連任了兩屆總統， 按葡國憲法規定,是不能再參加競選的了。而本來對參加下屆總 統競選抱有希望、與恩尼斯關係又較密切、而且是在總理任內主持① 拉馬略•埃亞内斯葡文原名是RAMALHO EANES,澳門一般譯爲恩尼斯。43

了中葡建交談判的原總理、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麥斌圖，卻突然在二 十多天前因心臟病發逝世。目前競選總統呼聲最高的,是現任總 理蘇亞雷斯。而蘇對澳門問題的態度,明顯地是不明智的。蘇在 一九八四年六月中下旬訪問日本時，曾對《朝日新聞》記者說，澳門 是葡萄牙主權之下的領土,在一九九七年後葡國對澳門的統治權 將不會受香港問題的影響。蘇亞雷斯的這個論調，完全違背中葡 建交協議的精神。同時,葡國有相當一批的政客黨棍,國會議員， 對澳門問題持不友好態度，老在重溫殖民主義的舊夢，經常叫囂要 在國會“辯論”澳門問題。故此,如果不在恩尼斯任內解決澳門的 問題，恐怕將來會夜長夢多。也有人認爲,澳門一部份持平人士的意見,受到了北京的重 視。這些持平人士認爲,由於澳門向“澳人治澳”過渡，將會遇到目 前華人中的管理人材較爲缺乏,土生葡人在文字上的轉變適應較 爲困難等技術性問題,希望北京早日明確何時開始進入“過渡期”， 何時實行“澳人治澳”，.並提出“過渡期”越早實施越好,時期長些， 以方便搞好過渡期的轉變適應工作，並能就過渡期的早遲長短作 出適當的配合措施，使“澳人治澳”能順利實現。北京似已注意到 這一點,亦看到了解決澳門問題雖然在政治上比香港容易得多，但 在某些具體技術問題上，卻比香港複雜,政府考慮到早提比遲提 好,早過渡比遲過渡好。當然，也有其他各種因素在內,這包括早日落實中國統一的想 法,以及從香港問題解決後,局面安定,經濟良好中得到啓發,亦希 望早日解決澳門問題，使澳門的繁榮穩定得到更有力的保障。尤 其是對於前一點，鄧小平一九八四年十月初的兩度“澳門談話”,亦 是最佳的註腳。他正是針對第一次談話後,在澳門引起了一陣慌 亂,而在三日後再講“七、八年内不提不談”，以安撫澳門人心。現 在,澳門居民已理性地受了“一國兩制”的構想,“澳人治澳”的命運 安排,目前提出澳門問題,不但不會再次引起慌亂,相反還會安定44

人心。正如恩尼斯對鄧小平所說的,澳門問題已在一九七九年兩國 建交時，通過達成友好協議而從根本上得到了解決（指主權問題）。 目前是解決遺留下來的問題。實行澳門的行政管理移交,在澳門 實施“一國兩制二“澳人治澳”,這是勢在必行的事。相信沒有多少 人會反對。但是“這解決遺留下來的問題”的一些具體技術問題, 又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比如“近期内”是指什麼時間,是今年 呢？還是明年？中葡會談是在哪一級進行？雙方的人選如何？時 間需要多久？ “澳人治澳”的“澳人”定義是什麼？是與香港同步解 決，還是異步解決？是澳門獨自一個特別行政區,還是與香港合 併？關於時間問題，參與接待恩尼斯的周南曾向記者表示,“近期 内”即是比“短期内”更短的時間，他還否認了將在一九八六年下半 年進行的說法。如果以中國突然主動提出解決澳門問題是基於葡 國政治局勢的考慮的話,再以周南的表示作依據，看來正式舉行談 判或許會是幾個月內的事。而恩尼斯亦表示,在這兩個月內將會 陸續發表有關談判的細節問題。又再從戴卓爾夫人首次訪華,發 表聯合公佈,到正式舉行會談的時間亦只有幾個月的情况來看，一 九八五年下半年內便會進行會談,而且,由於雙方已在許多重大問 題上達成諒解,又有香港的經驗和協議作參考,相信只是數輪談 判，便會大功吿成。“澳人”的定義,記者曾兩次追問周南，他均說須待兩國政府談 判確定。照筆者的理解,及恩尼斯在記者招待會上的間接透露,當 然也包括了葡籍土生人士。至於近期到澳門定居的正統葡人,如 其居住超過一定期限，亦應算爲“澳人”。但是,由於成立“澳人治 澳”政府是北京收回自己領土主治權,故這個政府的主要行政官 員，理應由華人出任。至於土生葡人和定居葡人，當然亦可以在政 府中工作,也可以出任高職，但主要應是出任副職,或是顧問及技45

術人員，不能擔任正職。否則違反原則。關於同、異步解決問題，現時提出，恐怕正如吳學謙所說,爲時 太早。這要看澳門居民的意願,葡方政府的反應,以及怎樣做才對 維護澳門繁榮穩定有利而定。不過，目前已知的是，葡方不贊同 “同步解決二因爲這裡面存在着“面子”的政治因素。如從維護中 葡友誼的角度來看,是値得考慮的。關於是否獨自一個特別行政區的問題,現在看來似乎有了比 較肯定的答案，因爲在筆者詢問周南,澳門是否可能有自己的基本 法,以及中葡兩國是否需要另搞一個“聯合聲明”時,得到了他間接 肯定的答覆。如果澳門有自己的基本法，就等於是澳門自立行政 區了。無論如何,中葡會談肯定是“不會吵架”、“沒有衝突”的，較容 易達成協議。問題是，作爲澳門居民,如何按照將會產生之中葡協 議的精神,充份發揮積極性,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積極地投入到 過渡的工作中去,爲“澳人治澳”的順利實現,爲維護澳門的繁榮安 定，貢獻出自己應盡的力量。(1985.6.1)46

澳門前途新一頁葡國總統恩尼斯將軍作其首次訪華行程後再訪問澳門，人們 從恩尼斯和北京外交界人士的口中，逐漸對澳門的前途有了較爲 淸晰的認識。一、關於開展談判的時間。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馬毓眞說是一 九八五年上半年舉行,而來自葡國官方人士的消息,則說正式的會 談可能於一九八六年三月葡國大選結果公佈之前展開，但兩國的 初級會談則很可能在一九八五年秋季開始。在初級會談中,將討 論並決定正式會談開始的時間,以及闡明雙方的立場,並將爲正式 會談做好必要的準備工作。恩尼斯和馬毓眞等人,還直接或間接地承認,在恩尼斯這次訪 華期間是由中國方面首先提出澳門問題的。葡方人員還表示，恩 尼斯當時對中方的要求感到突然和驚訝,因爲事前安排是沒有這 一項目的。幸好葡國政府對澳門問題早有心理準備，而且亦早已 成立了有關的硏究小組,定出了對策,故在兩國首腦級和外長級的 會談中,能夠順利地進入議程。葡方人員還證實,在會談中，雙方就是否在聯合新聞公報上列 明開展正式會談的時間，曾有不同意見。中方曾希望在公報上寫 明在一九八六年上半年展開會談，但葡方因本國正面臨大選，政府 危機及經濟改革等重大問題，對展開中葡談判的時間未敢拍心口 落實,故不同意寫上談判的時間,中方也就沒有再堅持,公報上便 出現了“近期内”的詞句。據說,葡方出於自身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的顧慮,曾希望談判 最好在一九八六年下半年才開始。不過中方在這方面似有“只爭 朝夕”、“趁熱打鐵”的意向,一直向葡方遊說希望在上半年舉行，可47

能是葡方考慮到在澳門問題上處於被動地位，且希望在談判中能 獲得某些好處,加上不想對目前中葡友好的氣氛造成影響,也就同 意在一九八六年三、四月間開展談判。中方外交人員有意給葡方 留個面子,澳門的記者們在追問周南開展談判的時間時，他說:待 總統到了澳門之後，你們再去問他吧！另外，據說恩尼斯在中國領導人面前，着實地把澳督高斯達誇 讚了一番,爲他在澳門的工作評功擺好,這也可能是希望中國方面 支持高斯達的工作,並對他將來的政治前途給予關照。葡國人不想太早談判澳門問題,並不是不捨得澳門,更不是討 價還價,而確實是目前葡國國內問題成堆,政府的主要精力已被這 些問題消耗光了，不希望再因澳門問題而分散注意力。總統大選 問題，還是其次,目前最頭痛的是政府危機,聯合政府中的社會民 主黨內閣成員，爲了在大選中給社會黨的蘇亞雷斯總理製造麻煩, 宣佈在葡國簽署加入西歐共市的協議後翌日— 六月十三日，退 出聯合政府,內閣正面臨解散重組國會、或是由社會黨組成跛腳政 府的尷尬境地。中國從“澳門問題不急”，突然轉變爲主動提出,並希望越早談 判越好,當然是考慮到葡國的政局問題。而且,爲了促使很可能當 選爲下屆總統的蘇亞雷斯在澳門問題上轉變立場，亦不斷地對其 開展工作,盛情邀請他訪華,如果他能在大選之前實現訪華,無疑 將使他的政治資本更爲雄厚。不過,不少人對蘇亞雷斯獲選爲總 統後,能否明智地處理澳門問題，抱有懷疑和擔心,恩尼斯在澳門 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便有記者提出這個問題。恩尼斯則認爲,葡 國是個民主國家,即使總統換人,所定下的政策仍是會延續下去的 — 這正是中方要趕在恩尼斯離任前明確宣佈要就澳門問題展開 談判，爲整個談判訂下調子的主要原因。爲了使將來的談判及過渡更爲順利，北京駐澳機構已開始進 行了一些準備工作,包括催促澳門當局盡早實施中文官式化,搜集48

各方面人士意見等。南光公司副總經理李耀祺還明確表示,澳門 居民的意見,會有種種渠道反映到北京去。而且,類似香港的反映 意見團,似乎亦已開始組織。六月六日，一群被稱爲“明日之星”的 靑年工商界人士,便在有關機構安排下,以“旅遊”名義前往北京, 會見港澳辦公室的負責人。相信，今後還會有各行業各階層的代 表團踏上赴京之途。不過,不少人指出,希望有關方面在進行此類安排時,要吸取 中英談判初期，雙方政府分別偏聽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立法行政 兩局議員的意見,誤以爲這就是“香港民意”,以致在談判桌上針鋒 相對,互不相讓,引起香港動盪不安的敎訓,最好是盡量安排持平 人士赴京。因爲澳門雖然被視爲“半個解放區”，傳統派勢力強大, 但實際上澳門仍是中間大、兩頭小，許多人只不過是在澳門的特定 政治環境中,不大樂意把自己心裡的觀點和意見公開罷了。北京 不應被一片表面叫好之聲所迷惑,也不要光是聽幾位人大代表、政 協委員和傳統派社團領袖的意見,而應深入了解民情。似乎北京和有關方面亦已注意到這一問題。中葡聯合新聞公 報發表後,港澳報章曾對澳門各界人士做了大量的反應訪問，其中 有相當部分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但在五月二十五日的《人民日 報》上所刊用的新華社香港二十四日的電訊稿,只從中精心地選擇 了四個人的反應，除了澳督高斯達和馬萬祺因其政治地位必定要 引述之外,餘下兩人則被視爲較爲持平，代表靑年工商界或靑年專 業人士的何厚鋒、廖澤雲。但一些有識之士指出,希望今後的做 法，不單止是這些表面功夫，還須在實際工作中眞正做到耐心傾聽 各種不同意見,不要因爲有人說話較爲尖銳,或是不合自己口味, 就斥之爲“搞亂澳門”,不要把“安定繁榮”四個字，作爲壓制百家言 論的法寶。恩尼斯在澳門的記者招待會上,曾明確表示葡國將以外交部 長作談判團長，談判將採用秘密方式。至於在何處進行談判，則未49

提及。而在中國方面，迄今未見在此問題上發表意見。關於談判的級別和人選問題，看來並不是重要的問題。不過, 人們注意到,在中英談判中,香港總督尤德爵士和香港分社新華社 第二社長李菊生,曾分別作爲雙方政府代表團的成員,那麼,澳門 政府和南光公司是否亦會派出負責人進入雙方政府代表團工作 呢？如果是這樣的說話,高斯達未來的地位,便引人注目。本來, 高斯達來澳擔任總督一職已經四年，對澳門情况已有一定的認識, 且親手制訂了一些社會及行政改革的政策,還曾多次與港督尤德 會談,了解中英會談的情况。如他能以澳督身份參加葡國代表團, 那是最好不過的。但實際上這已不可能，因爲"澳門組織章程”規 定,澳督是由葡國總統委任的,而現任總統恩尼斯的任期到一九八 五年底便吿結束,高斯達也得跟着離任。恩尼斯在澳門便公開宣 稱，他在任滿之前,會批准高斯達的辭職要求,而下任總統又未必 委任高斯達做澳督,故此,高斯達屆時即使會成爲葡國代表團的成 員,也不可能以澳督的身份參加,不過,據恩尼斯透露，無論高斯達 將來的身份是什麼，他都會是葡國代表團的成員。本來,按照恩尼斯— 麥斌圖— 高斯達政治聯盟的安排,高 斯達很有可能繼任澳督一職。一九八五年初，一直熱衷於參加競 選葡國總統的高斯達，突然改口說“不希冀總統的職位”,便是這個 聯盟協商的結果。高斯達不參加競選,將其名下所能掌握到的選 票,集中在麥斌圖身上,以對付呼聲日高的蘇亞雷斯。倘若麥斌圖 當選,便再次委任高斯達爲澳督。麥斌圖爲了志在必得，辭掉副總 理和社會民主黨總書記之職，專心進行競選準備工作,並成立了一 個政治聯盟，工作進展得頗爲順利。但時不我予,命運作弄人,麥 斌圖突然於五月初心臟病突發逝世,全盤計劃被打亂,高斯達破例 下令澳門政府各機關爲已不是葡國政府官員的麥斌圖下半旗致哀 一天。50

麥斌圖逝世,葡國大選以蘇亞雷斯的呼聲最高。由於蘇亞雷 斯與高斯達的關係不佳,高斯達獲委任的機會甚微,由此便帶來一 個問題,即在談判前夕，澳府的穩定性,將受到影響。因爲按照澳 府“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慣例,澳督換人後，各政務司和其他主要官 員亦要跟着更換,甚至連上任所制訂的政策也要推翻。新政府上 任後,又要經過兩年的時間才能熟悉澳門的情况,這對中葡談判非 常不利。正因爲如此,作爲高斯達老友的恩尼斯,在北京和澳門抓緊一 切機會爲高斯達評功擺好，有可能希望北京屆時能關照高斯達一 下。有人認爲，恩尼斯在澳門公開高斯達有辭職意圖的秘密，亦是 有意說給北京聽的。不過,亦有人持相反意見,認爲恩尼斯在北京 時,中方曾要求撤換高斯達,因自解散立法會後,澳門傳統派對高 斯達並無好感,甚至有段時間還常常針對他,不管有理無理都炮轟 他。但這一說法被恩尼斯所堅決否認。關於談判的地點,如按中英談判的模式,應是在北京舉行，同 樣的道理,談判亦應是秘密進行,這有利於談判不受到外界的干 擾,也避免出現如談判遇到障礙會引起澳門社會動盪的問題。但在葡國和澳門,有些人要求談判公開進行,還要求恩尼斯將 北京之行的有關會談內容,以及中葡建交時有關澳門問題的協議, 全部公開。另外,澳門一些土生葡人亦要求在談判中能有自己的 代表參加。這是土生葡人以西方民主權利爲出發的意見,可惜不 會被中葡雙方所接受。關於中國收回澳門行政管理權的時間，中葡雙方均未透露。 這確實要待談判後才能確定。不過,民間的評論大部份傾向於避 開“一九九七”,看來北京亦已注意到葡國人不希望把澳門問題與 “一九九七”拉上關係，亦打算將收回澳門的時間與“九七”錯開。 但至於在“九七”之前,還是之後,則尙未有定論，筆者傾向於“九 七”之後說,這樣可予過渡期長些，準備工作更爲充裕，但不能拖51

得太久,最好不要拖進二十一世紀,也就是說,應在一九九八、一九 九九這兩年間收回。澳門將來的安排,按照中國領導人和恩尼斯的多次透露，肯定 會參照香港模式,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保持資本主義制 度五十年不變。而且,澳門自立爲一個特別行政區，擁有自己的基 本法,不會與香港或珠海合併。至於將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最高行政長官，應當由華人出任, 只有這樣才能體現收回澳門主治權。而原在澳門各政府部門工作 的非華籍公務員,如果願意,可以繼續留用，但是不能擔任首長職 務,只能作技術人員或以個人名義當顧問,除非他宣佈放棄葡籍, 歸化中國籍。現在看來,解決澳門問題最棘手的是土生葡人的國籍問題,而 現在最感憂慮和傍徨的,也是他們,而非華人。因爲他們大多數已 在澳門居住數代,身上或多或少有了中國人的血緣,與祖家的關係 已很疏遠。而且,他們大部份任職政府機構,從事商業活動或自由 職業的很少。如果澳門回歸中國後,政府機關中必然要讓出大量 職位給參與治澳的中國人，他們再不能保有高人一等的優越感。 但返回葡國，他們的文化水平並不高，在許多博士專家失業的葡 國,謀生十分艱難，正是:歸去時難留亦難。爲此,以非當權者爲主的部份土生人士成立了一個名爲“思 考小組”的團體，積極進行活動,希望中葡兩方面都能注意到他們 的處境,照顧他們的利益。在恩尼斯訪澳時,他們曾派出代表謁見 恩尼斯，遞交了自己的意見書。作爲葡國最高元首的恩尼斯，卻從本國利益的立場出發,擔心 澳門十萬葡籍人士 （包括葡籍中國人）,會湧進葡國,給葡國經濟造 成負擔。一些葡國報紙,亦渲染將會出現繼退出葡屬非洲殖民地 之後的第二次“回歸潮”。故此,葡方以爲在談判中,處理葡國國籍 問題，將會佔去大部份時間。52

筆者認爲,如果在將來的談判中，國籍問題處理得當,所謂“第 二次回歸潮”是不會出現的，因爲葡國的謀生條件及生活環境爲 何，已是衆所週知。不但中國人不會移民去葡國，大部份土生人士 亦會留在澳門。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並不承認雙重國籍,屆時他們必須 在華籍與葡籍之間進行選擇。如果歸化華籍，他們便有可能出任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關首長,並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如堅 持葡籍,則被視爲外國人,雖然仍可在澳居住及工作，但政治地位 則大爲不同,於是,在“美籍華人”之外，這世界上便又有“華籍葡 人”了。國籍的問題是兩方面的,另一方面便是近十萬葡籍華人的國 籍問題。中國國籍法不承認雙重國籍，但是,爲了方便旅行起見, 亦可參照中英協議中的備忘錄的辦法，繼續讓這部份居民以中國 人的身份保留葡國護照,並可在中國以外得到葡國領事館的保護。 至於在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出生的華裔居民,不管他的父母是否持 有葡國護照,均一律自動成爲中國公民。另外，還有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四日後到澳門定居新移民往香 港旅遊權利問題,亦應在談判中加以解決。因爲旣然兩個特別行 政區內居民都是中國公民，斷無不准其中一部份居民到另一個特 別行政區探親旅遊之理。此外,如何爭取繼續保持澳門出口工業的配額和關稅優惠條 件問題,亦應在談判中注意到。中葡兩國政府均應與各國聯絡,設 法獲得國際間的承諾。而且,更要注意不要讓國內抱有“大家發 財”思想的官員，去侵呑澳門出口工業的利益。否則,“一國兩制” 便難以保證。試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成立後的第一個會議，便是 硏究有關多邊纖維協議的問題,便可見這個問題的重要性。(1985.6.16)53

國籍問題困擾澳葡在中葡談判中,最棘手的問題是什麼？據接近葡國駐北京大使館的人士稱，如何處理澳門居民的葡 國國籍問題,會耗費談判的大部份時間。現時持有葡國護照的澳 門居民約有十多萬人,即使是有三分之一的人移民葡國,也將爲陷 入困境的葡國經濟帶來沉重負擔。陰影正籠罩着葡國政要的頭上。葡國總統恩尼斯五月廿七日 訪問澳門,與澳府高層官員舉行工作會議時,便曾詢問澳門葡籍居 民的統計數字。離澳後，他又曾對西方及葡國記者說過,葡國政府 擔心將來會出現“第二次回歸潮”。北京方面,也關注到部份澳門居民的葡國國籍問題。姬鵬飛 在接見“澳門靑年工商界北京旅行團”成員的談話中，誠意拳拳希 望土生葡人安心留下來,中國政府會照顧他們的利益。在六月中 旬,馬萬祺在出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期間，彭眞、楊尙昆亦對馬 萬祺有過同樣內容談話,指出目前必須注意穩定土生葡人的情緖。 最近,南光公司副總經理李耀祺在爲澳門新聞界訪京團餞行時,亦 呼籲土生葡人應該安心留下來和華人和睦相處，共造繁榮。土生葡人目前擔憂的是，在中國收回澳門後，他們這群非中華 民族人士,會否受到歧視,被剝奪公務員的職位,甚至會爆發針對 他們的類似“一二•三”的事件？有的人還擔心自己的退休金是否 得到保障,以及他們的子女的前途問題。地位較高的土生葡人，更擔心在澳門成爲特別行政區後，他們 因國籍和語言的問題，突然從“高華人一等”跌落到與普通華人平 等的地位，這種轉變他們一時難以接受。其實，葡國政府和澳門土生葡人的擔心憂慮,都是不必要的。54

對葡國政府而言,澳門目前及將來的形勢,與當年發生“回歸潮”的 政治背景不同。葡國“四•二五”革命成功後,宣佈放棄殖民政策, 先後從幾個葡屬非洲殖民地撤出,一夜之間變換政權,根本無“過 渡期”可言。過去高高在上，壓迫當地土著民族的統治者,一下子 變成了不受新政權歡迎的人,只好灰溜溜地跑回祖家,形成了一個 舉世矚目的“回歸潮”,不但給葡國帶來龐大的就業壓力和繁重的 社會救濟工作，還有意無意地使這幾個剛獨立的國家馬上陷入爭 奪政權的分裂之中，內戰延年不斷，進一步促使了經濟的惡化。而在澳門,北京已多次強調會充份照顧澳門葡人的利益,不會 歧視他們，還可能會借重他們來實現順利過渡並“澳人治澳”。而 且,澳門與前葡屬非洲殖民地的經濟環境也不同,澳門的謀生機會 及生活條件均比前葡屬非洲好得多，更比現時的葡國好,如果葡籍 人士將來在澳門的地位沒有受到根本的影響,祖家對他們的吸引 力並不那麼大。即使他們要走,其最終目的也不是失業情况和通 貨膨漲情况十分嚴重的葡國，而可能是藉着葡國護照的功能和葡 國已加入西歐共市的便利，把葡國當作移民歐洲其他國家的跳板, 或是到巴西等葡語國家去定居。至於葡國政府作出可能有許多澳門葡籍華人亦會湧往葡國去 的假設，看來更屬多餘。如果中國政府對澳門地區的政策,確能完 全落實“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維持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使大 家繼續“有得撈,有得賺,有得玩”的話,相信絕大多數中國人會安 居澳門，更不會湧到葡國去。而且,澳門的葡籍華人,其葡國國籍 的取得,大多是因出生而獲得的“原始國籍”,或是因婚姻關係而取 得的“繼有國籍”,只有小部分是經過歸化手續而獲得的，他們申領 葡國護照是爲了出外旅行方便,尤其是在港府至今仍不准澳門新 移民往港旅遊探親和新移民往外國旅行比較困難的情况下而取得 方便,並非爲了移民定居葡國。但是,葡國人存在着上述種種憂慮心態,也並非“無病呻吟”。55

這主要是葡國國籍法承認雙重國籍而導至葡國護照的功能比較特 殊,以及澳門有一大批土生葡人,這些正是香港所沒有的特殊情 况。澳門的土生葡人約在一萬二千人至一萬六千人之間,佔全澳 人口的百分之三左右。他們人數雖少，但能量甚大，過去百多年 來，一直是澳門的統治者。由於這些土生葡人懂葡文,又是葡籍人 士,在葡國人管治澳門情况下,天生就是政府公務員,澳門葡人很 少在私人商業機構中任職，也很少自己出來做生意,除了個別執業 醫生、律師、則師、會計師外，絕大部分都是澳門統治層的一分子。 而政府各部門自上而下的各級職位,亦幾乎爲他們所壟斷,不過, 在高斯達上任後,這一情况已有所改變,他除了從葡國帶來或聘請 了四百多人出任澳府各部門較高職位,以代替土生葡人外,還允許 華人擔任一些較低級的職位。此外,由於澳門實施實用範圍很窄的歐陸法,司法語言爲葡 文,故澳門的法官和律師,亦幾乎全都是葡人。在土生葡人中,大部分是已在澳門扎根了四代以上的。他們 的祖輩是葡國派來澳門的官員或軍人，在與當地華人婦女聯婚後 誕下混血兒,下一代與華人或是與混血兒聯婚,如此數代下來,這 些土生葡人身上的葡國血統已很稀薄,或者是中國血統多於葡國 血統。他們已將澳門視爲自己的第二家鄕。不過,他們雖然懂得 講粵語，卻不懂中文。而且，由於他們有“當然公務員”的優越感 也沒有用功去學習葡文,除了極少數會返回葡國深造之外,這部分 人中大多數的葡文程度,也僅是初中水平甚至是小學程度而已 — 因爲小學葡文四年級便可當公務員,甚至當秘書！另外有一小部分土生葡人，則在澳門落戶僅有一、兩代,身上 的葡國血統較濃,而且在葡國有許多近親,甚至還有田地等物業。 同時,他們的祖輩和父輩,大多是高官或專業人士,也就比較注重 後代的敎育問題,大多將之送回葡國深造,返澳後的任職也就比較56

高級,或是成爲律師、醫生等專業人士。因此,這一部分人的數量 雖然更少，但其能量卻更高,而且在對特權的追求方面，更爲執着， 是澳門居民中的“象牙塔之尖頂”。亦正因爲如此,在澳門問題擺 在眼前時，他們更顯得焦慮和不安。他們所擔憂的問題,大多是從“國籍”這一問題中產生出來的。目前，世界上各國大多是反對無國籍和雙重國籍的，但葡國卻 反其道而行之,承認雙重國籍及多重國籍,這是由葡國的歷史和現 實經濟狀况所決定的。過去數百年來，葡國是個老殖民主義者，其 霸佔的殖民地散佈在南部非洲、南美洲、東南亞一帶。葡國國民在 這些殖民地是佔領者、統治者,“葡籍”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榮譽和特 權。故當這些殖民地先後獨立時,仍在這裡生息的葡國遺民,大都 保留葡籍,他們加上從葡國移居歐洲各國的葡僑，共有三百八十七 萬人,佔國內總人口九百多萬的四成多。在經濟上,葡國每年的僑匯收入爲二十六億美元，約佔國民生 產總値的百分之十一，外匯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與出口、旅遊一道 成爲葡國“三大經濟支柱”，這對欠下一百五十億美元外債（其中短 期外債三十五億美元）的葡國來說，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故此, 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僑民政策以保護葡僑利益，鼓勵葡僑向國內匯 款及投資。其中的一項,就是承認僑民的雙重國籍,保證僑民的權 利，准許僑民參加國內政黨和選舉。比如,澳門的葡人（包括葡籍 華人）,可以成立政治組織並與葡國政黨掛鈎,成爲其在澳門的支 部,亦可以參加葡國主權機構的選舉。現時在澳門的兩個主要葡 人政治團體中，以宋玉生爲代表的“公民協會”和以華年達爲代表 的“民主聯盟”,便分別是葡國社會民主中心黨和社會黨的澳門支 部,他們所辦的葡文報紙,常介入葡國國內的政黨爭論。而將於一 九八六年二月舉行的葡國總統大選，澳門亦有一萬二千多選民進 行了登記，這其中相當多的一部分是葡籍華人。正因爲如此,在英國宣佈修訂國籍法,將英籍居民劃分爲“本57

土”和“屬土”,以堵塞後門之後,葡國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日頒佈 的新國籍法,仍然容許其國民具有雙重甚至多重國籍,並在第二十 七條規定，具有葡國國籍的雙重或多重國籍居民，應以葡國爲第一 國籍。而葡國護照的功能,不論其持有人是本土或非本土居民，都 是一樣的,不加區別,都有權在葡國定居。這樣,在中國收回澳門時,便遇到了香港沒有的特殊情况,即 十多萬葡籍居民的雙重國籍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三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中國居民具有雙重國籍”。將來 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也當然不能承認雙重國籍，否則其居民效 忠哪一個主權中央政府、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及繼承和外交保護 等問題，便很難處理了。按中英聯合聲明中“中方備忘錄”的演繹,若是援用於澳門,則 中國收回澳門時，所有澳門中國同胞，不論其是否持有葡國護照, 均應自動成爲中國公民。至於部分居民所持有的葡國護照,只能 作旅行證件用,不能再作爲“葡籍”的依據。不過，他們現時所持有 的葡籍認別證和葡國護照，又將以何種方式加以區別，使之與此一 精神吻合？有人設想，效仿現時英國國籍法的辦法,將護照的功能加以甄 別和修訂劃分爲“本土”和“非本土” （如果爲了避免對巴西等國葡 僑造成影響,此例可專門針對澳門）,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因 此,有人建議澳門身份證明司在一九八五年十月起進行的統一身 份證明文件工作中,及早做好有關的準備工作。但這正如馬萬祺 向我指出的那樣，這是葡國的內政問題,應由葡國政府自己決定如 何辦理。至於土生葡人的國籍問題,則有點麻煩。由於中國政府不承 認雙重國籍,故他們須在葡籍和華籍之間進行選擇。按照一些高 層土生人士的意願，他們當然希望將來可以參與“治澳”,被推選爲 特別行政區的高級官員或立法議員。將來的“澳人治澳”政府應以58

中國公民爲骨幹，外籍人士只能以個人身份被聘爲顧問,或是技術 人員,不能擔任司級以上的職務。這正是他們感到焦慮不安的所 在,魚與熊掌不能兼得。至於只要能保持自己普通公務員的地位 和待遇,保證退休金照發便已很滿足的低下層土生,因沒有“擔任 高層職務”的追求，也就更不願放棄葡籍了。但亦有一些土生人士看到中國對澳門永遠擁有主治權這一事 實，雖然自己這一代不願放棄葡籍，卻在鼓勵子女學中文,學講普 通話,以求逐步向中華民族靠攏、同化。有一位土生葡人記者更不 准女兒嫁給土生葡人,而要她在中國男子中找對象。現時澳門還存在着一個“無國籍”的問題。佔了相當大比例的 華人居民，因不是在澳門出生而不能領取葡籍認別證,故他們的旅 行證件就只能是“無國籍護照"(俗稱“C·I”)。從道理上說，他們 作爲“澳門同胞”應算是中國公民;但在出外旅行時,旣不能受到葡 國領事館的保護,也不能中國大使館的保護。但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這部分人將自動地成爲中國 公民，可獲發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護照”，出外旅行 便可得到中國大使館的保護，而且在簽證方面將可獲得比現時“C • I ”更爲有利的待遇。因此，在這方面說，收回澳門最大的得益者 便是這部分居民。雖然“無國籍”居民的國籍問題最容易解決，但他們中的一部 分，即新移民的往港旅遊探親權利問題,至今未能獲得解決。將 來,澳門與香港都成爲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直轄下的特別行政區,這 兩個地區的地位是平等的,其所有的合法居民應享有互到鄰埠旅 遊探親的權利,一如現時的國內居民可在鄰省間自由旅行那樣。 而且，這一措施應在過渡時期內就開始逐步實施。另外，亦應准 許澳門非葡籍居民經羅湖入境,因兩邊都是中國領土。(1985.7.16)59

第二輯:中葡談判60

澳門問題談判開鑼一九八六年六月三十日，中葡兩國政府的代表在北京進行第 一次正式接觸，揭開了解決澳門前途問題談判的帷幕。被葡萄牙 人統治了四百多年的澳門,即將像其近在咫尺的鄰埠香港那樣,回 歸中國。但是，談判的結果是否眞能確保澳門“一國兩制”、“澳人 治澳”及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以及能充份照顧到土生葡 人的利益,並使葡人體面地撤離澳門,這又是澳門近五十萬中葡居 民所深切關注的事情。第一輪會談舉行的日期,是一九八六年六月三十日和七月一 日兩天。這個日子的選擇，表面上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意義,但實際 上卻大有乾坤,是北京和里斯本之間討價還價的結果。本來,按照 北京的願望和安排，想在中英會談塵埃落定之後,趁熱打鐵,澳門 問題越早解決越好,最好能在一九八六年上半年開始會談,以便早 日落實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但葡國方面,將澳門交還給中 國原則上雖然沒有多大意見,卻希望談判遲些開展爲好。這主要 是葡國一直在忙於處理國內的政治和經濟事務,包括一九八五年 十月初的國會選舉,一九八六年一、二月間的總統大選,以及如何 挽救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和委任新澳督等，難以抽出精力去硏究 澳門問題，也從未組織班子對澳門問題進行認眞的硏究及商討對 策,希望能在國內問題吿一段落之後,才騰出人手來解決澳門問 題。“時間”之爭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底已經開始。當時，葡國前總 統恩尼斯將軍訪問北京,雙方人員在草擬兩國聯合新聞公報時,便 就開始舉行談判的時間有所爭論,中方希望在一九八六年三月間 開始,葡方則堅持不要寫上具體時間,最後在互讓互諒下,宣佈爲61

在一九八六年上半年內舉行。一九八六年三月九日，中國外交部 副部長周南趁陪同衛生部長崔月犁特使到里斯本出席蘇亞雷斯總 統就職典禮的機會，再次向總統、施華高總理和外交部長米蘭特提 出談判的日期,並要求在五月底開始進行,這一時間構想稍後便透 過《文匯報》駐京記者傳播開來。但北京這一要求,遭到里斯本婉 拒,亦由其報章透露出信息,謂因葡國的內政問題及葡方談判團長 麥端納，目前正在駐聯合國大使任內,來不及做好準備工作,談判 應在六月底舉行。即使葡國將之拖到六月底舉行,仍符合聯合新聞公佈所規定 的“上半年，，的規限,北京亦無話可說。五月二十日，中葡政府再次發表聯合新聞公報,宣佈中葡談判 於六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在北京舉行。但是,由於六月廿九日是星 期日，而每輪談判又不可能是一日內的事,這便令“六月份的最後 一個星期”有兩種解釋,一個是六月三十日（星期一），另一個是六 月二十六日（星期四），這引出了不少猜測，也有記者當面詢問澳門 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和副總經理李耀祺,但得不到明確的答覆。 最後,中葡雙方終在六月十五日同時宣佈,首次談判於六月三十日 及七月一日在北京舉行,這個日期的宣佈令一些分析家困惑不已， 因爲雖然六月三十日是“上半年”的最後一日，但七月一日已是入 了“下半年”的數,不明北京爲何在日期問題上一再讓步,是不是表 示北京爲了兌現“珍惜中葡友誼”及“給予特殊照顧”的諾言。事實 上則是因中方談判代表團團長周南正在陪同胡耀邦總書記訪問西 歐四國，六月廿五日才回京，故須將談判時間一再推延。這一解釋 雖然牽強（其實北京對中葡談判早有充份準備），但亦不無道理。 而更人感到驚奇的是,葡國報章竟然傳出,在首輪會談之後,次輪 會談將移到里斯本舉行,而且此後的各次會談,亦將依次順序分別 在北京和里斯本舉行，這與中英會談全部在北京舉行，更顯得北京 對葡國的“特殊照顧”是何等的無微不至！62

首輪會談並不涉及實質問題,只是肯定今後各次會談的工作 程序，包括時間和地點,以及雙方申明對澳門問題的立場。首輪會 談結束後,將就上述問題發表一個聯合公報。此後的各次會談,才 是實質的會談,將是每隔三十天或四十五天舉行會談一次,直至澳 門問題獲得圓滿解決爲止。在談判前夕,中葡雙方都透過一些輿論渠道,表達了他們對談 判前景的估計。對比之下,中方的情緖十分樂觀,而葡方在表面上 的樂觀之餘，對若干方面仍然採保留態度。如果說，中方予人的印 象是滿懷信心,萬事俱備,只待一談;而葡方的表現卻是謹愼而有 節制。五月中旬，與葡國總理府有直接聯絡的葡文《澳門晩報》便 表示，“對於作爲會談一方的葡萄牙來說,需要適當的準備,不宜草 率，而應沉着冷靜。”中方的樂觀情緖,可從五月廿六日一期的《瞭望》週刊和五月 三十日周南在深圳的談話中看得出來，他們均認爲澳門問題的解 決是比較順利的。當時,澳門的一些傳統左派朋友亦向筆者表示, 由於澳門沒有主權問題，談判只是協商行政權的移交,而且澳門地 區的情况又沒有香港那樣複雜，加上有香港的中英聯合聲明作參 考藍本,故相信只須經過三、四輪的會談,便可草簽中葡聯合聲明。 至於一些特殊的具體技術問題，例如國籍、土生葡人等，留待中葡 聯合聯絡小組去解決。中方的這一樂觀情緖,並非沒有根據,但忽略了葡國的政情變 化,顯得有些“盲目”。據知,在一九八五年包括恩尼斯總統蘇亞雷 斯總理及嘉瑪外長在內，葡國對澳門問題的政策確是如中方所企 望的那樣。因爲恩尼斯和蘇亞雷斯、嘉瑪三人,早就有意抛棄“殖 民主義”的包袱。恩尼斯和嘉瑪在北京會見鄧小平時一口應承將 澳門雙手奉還,只是要求尊重葡國人的感情,不要把澳門與“一九 九七”扯上關係。後來,恩尼斯又與蘇亞雷斯、嘉瑪商定了澳門問 題的政策,即在中葡談判中盡量與中國政府合作,不作太多討價還63

價,甚至還表示信任中國政府起草中葡聯合聲明,只要中方拿出可 以接受的協議草案,葡方便會在協議上簽字。制訂政策者預料,中 葡談判不會花太多的時間,只須三至四次便可簽署聯合聲明，談判 只是履行一種形式,聯合聲明粗略地定下一個大綱,將一些特殊的 技術問題留交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在過渡期中具體解決。政策制訂者之所以制訂出這個“被動式”的政策，據說是出於 以下幾點考慮:一、澳門沒有主權問題，葡國在澳門也沒有重大的 經濟利益，這些均令葡國政府不能像英國政府那樣在談判前期和 中期持有“王牌”來討價還價;再加上葡國“四•二五”革命後歷任政 府均奉行非殖民化政策,在此情况下倒不如在談判中充份合作,以 博取中方給予較大的厚待和利益;二、鑒於中英談判中雙方討價還 價而引起多次動盪的敎訓，鑒於中葡友好的關係,葡國政府也不希 望在談判中造成澳門有任何不安的因素存在。而且葡國政府在硏 究過中英聯合聲明之後,認爲如澳門問題基本上採用此方式解決,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故可以完全信賴中方起草聯合聲明;三、葡國 在面對內部經濟等嚴重問題急待解決的情况下,也不願花太多精 力去處理澳門問題，在雙方均有意盡快完成談判達成協議的情况 下,更使葡國的政策制訂者採取“被動式”的態度。一九八六年初，新任葡國總統蘇亞雷斯、總理施華高、外長米 蘭特,均發表講話,表示關於澳門問題的中葡談判將會遵循上屆總 統和總理、外長所訂下的政策。而高斯達政府任內的一位政務官 在與港澳一些記者私下閒談時,透露了本屆葡國政府將會繼續執 行上屆政府的政策。香港英文《虎報》五月十六日刊出署名甄美玲 的那篇題爲“有關澳門的談判•北京有自由”的文章,其消息來源便 出自於此。但自五月開始,葡國方面的政策似乎隨着葡國政策的變化而 變化。雖然蘇亞雷斯已由總理的位置轉爲總統,並仍堅持原來的 政策，但總理府已由社會民主黨獨攬,他們雖然不反對放棄殖民主64

義的包袱，卻又依依不捨,“將要逝去,總想挽留”。就在前述的有 關樂觀情緖正在佔上風之時,由澳門公民協會主辦的葡文《澳門晩 報》，卻在大唱反調,認爲葡國政府不會輕易放棄在澳門的利益。 五月十七日，澳府新聞署亦十分敏捷地對《虎報》文章作出反應,強 調該文所透露的觀點,並非澳門政府的立場。稍後,里斯本似乎又發生了“談判權”的爭論。總統府的人指 出,談判政策應由總統、總理和外長共同制訂,談判代表團亦應由 這三個府衙共同派人組成。但總理府的人卻強調,談判是外交事 務,應由總理府負擔全責，惟總統可派人協助。按照葡國憲法的精 神,似乎總理的說法較有理由,故此,直屬於總統的澳督,便無緣參 加談判代表團的工作了。六月十日前後,由總理派往澳門出席“葡國日•賈梅士日暨葡 僑日”慶典活動的葡國國會事務助理部長魯奇勒,更代表葡國政府 （內閣）宣佈,在任何情况下,政府將不會放棄肩負的責任,對話並 不是讓步之同義詞。每當涉及到國家的利益、聲譽和尊嚴等,任何 人都不能奢望於葡國的讓步。在談判中,葡國政府將努力維護葡 國利益和澳門居民的利益。魯奇勒還以葡國愛國詩人賈梅士借題 發揮,提醒在澳門的葡人發揚“葡國魂”的精神，這幾乎是在號召澳 門葡人永遠忠於自己的祖國了。另外,魯奇勒還在澳門透露一個 重要訊息,在適當的時候,將會公佈中葡兩國在一九七九年建交時 達成的澳門問題的秘密口頭協議。而據消息透露,這個秘密協議 是對葡國較爲有利的。另一方面,葡國外交部長米蘭特也在里斯本放出試探氣球,謂 葡國政府尙未定出談判的策略,這與幾個月前的說法是絕對相反 的。以上種種情况表明,由於葡國政府的更迭，其對澳門問題的政 策有了明顯的變化,由準備拱手相送，轉變爲有所討價還價。葡國 人知道澳門的行政權交還給中國是無可避免的,但希望在移交之 後，葡國在澳門的利益仍能得到保留，而這些利益主要是包括文65

化、社會、經濟及歷史等方面的,尤其是在文化方面,葡國希望澳門 永遠作爲葡國文化在東方的一個橋頭堡。爲了爭取這些利益,葡 國人不但在口頭上聲聲句句的要求永遠維護澳門的葡式文化特 徵，還在實踐中做了不少工作，例如許多新建築物的設計,其外形 均帶有葡國色彩。尤其是面對拱北關閘的兩幢經濟房屋大廈,葡 國色彩更濃，可能是有意讓旅客一踏進澳門便在腦中銘下深刻的 印象。耗費了近千萬元興建的一座帆船形浮雕紀念碑,除了其形 狀炫耀了葡國過去幾百年的“航海威水史”外，浮雕的圖案更叙述 了葡國管治澳門的歷史和中葡文化融合的情况。近日來,澳府當 局還舉辦了多個有關澳門歷史圖片和文化展覽會，頑強地表現着 他們的民族自尊和虛榮心態。總之,看來中葡之間仍存在着一定 的分歧,而談判的目的，恰恰就是爲了消除這些分歧。根據中葡兩國政府的宣佈,兩國代表團的成員均爲六人，但似 乎在地位上不甚對等。因爲中方團長周南是外交部副部長,而葡 方團長的麥端納(Dr. Rui Medina)只是大使級的常駐聯合國代 表。而在團員中,中方有以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出席的澳門南光公 司總經理柯正平，其作用一如中英談判中的香港新華社第二社長 李菊生那樣,而葡方則不但沒有駐北京的大使,也沒有澳門政府的 代表,這兩者的地位分別由葡國駐香港總領事羅連納博士 (Dr. Nuno Lorena),前澳門經濟協調政務司謝兆時博士(Dr. Jos6 Henrique de Jesus)及首任葡國駐北京大使館代辦、參贊級的林慕 士博士(Dr. João de Deus Ramos)三人取代。另外,蘇亞雷斯安插 了一位總統顧問、國際關係學專家賈斯栢博士(Dr. Garlos Gaspar)作爲代表團成員,還有一位海洋法專家、葡駐聯合國代表 團的特別顧問亞勝生博士(Dr. João Ascensão),則是爲了與中方 的海洋法專家柯在鑠對等。這些成員的安排，與在中英談判中，英 方安排了港督尤德爵士及包括伊雲思大使在內的英駐華大使館多 位成員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66

對比中方代表團,陣容及其成員所擁有的經驗則強得多了。 周南、邵天任、柯在鐸都是中英談判的中方代表團成員，直到現在 還在處理香港問題,經驗十分豐富。而柯正平已在澳門工作了三 十八年,諸樺、趙稷華雖然在北京任職，但其職務亦是直接與港澳 事務有關，對澳門的情况十分熟悉。故此,中方代表團對談判澳門 問題，早已是胸有成竹。其實，僅僅就準備工作來說,中葡雙方的差距亦是十分大的。 葡國由於本文所述的種種內政原因，一直未對澳門問題進行過深 入的硏究,直到五月八日，施華高總理才通知麥端納籌備談判工 作,組織代表團,而麥端納接命後還得繼續出任駐聯合國的首席大 使,直到六月中旬才能正式脫身接手及處理澳門問題。因時間倉 促,連在赴北京談判之前到澳門搜集資料的計劃亦得取消。另外, 澳葡當局也未能像港英當局那樣，利用葡國和澳門的傳播媒介大 做輿論工作。而在中國方面，準備工作做得十分充份和細緻。從一九八五 年開始，外交部和港澳辦公室已多次派員來澳門搜集資料,南光公 司的負責人亦多次赴京開會，面授機宜，還頻頻宴請中文報章的負 責人,發表有關的政策談話,巧妙地利用輿論力量宣傳北京的政 策。與此同時，該公司還組織了工商界、工人、靑年、科技人員、婦 女、宗敎、敎育、街坊、土生葡人、銀行界的代表，組團前往北京反映 情况,最近還公開呼籲澳門居民向北京和南光公司反映意見,開設 了一條熱線電話接受各界的預約。中方在利用澳門民間輿論力量 的同時，還充份利用自己的輿論工具,除了在《瞭望》、《人民日報》 等發表文章之外，還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專程來澳拍攝了 名爲《澳門滄桑》的大型彩色紀錄片,以便配合中葡會談在全國城 鄕公映。無論如何，在中葡會談前夕，澳門的氣氛是良好的。這氣氛其 中一半是自然形成的，主要是澳門居民無可選擇之下，已基本認同67

了“一國兩制”的國策,心理比較安定;另一半則是刻意製造的，這 包括在中葡雙方正式公佈談判日期的翌日,柯正平在其私邸宴請 澳督馬俊賢,在酒酣茶熱之餘,互相讚頌了一番。希望這種良好的 氣氛一直能貫穿到談判的全過程，使澳門這隻小船不會遭遇到香 港所經受過的黑風惡浪，順利平穩地駛完這一段航程。(1986.7.1)天安門廣場上，中葡兩國國旗並列廣場68

中葡實質矛盾似無若有中葡兩國關於澳門問題的第一輪會談,於一九八六年六月三 十日和七月一日在北京舉行。在談判前夕，分析家便指出，中葡雙方在會談中所關注的問 題,雙方的取向和側重點將是不同的。比如在澳門居民的國籍問 題上，葡方側重於從法律意義上關注所有持有葡國護照的澳門居 民,注意到所有擁有葡國國籍者的去留問題;而中方則着重在民族 問題範圍內提出葡國護照的問題,關注於留澳土生葡人將來對國 籍的選擇問題。在整個談判工作的程序和時間安排上,中葡雙方顯然也有分 歧。葡國政府似乎企圖採取拖延策略,將會談延長至一年,會談地 點分別是在北京和里斯本輪流舉行;而中方則擔心像中英會談那 樣“夜長夢多”,橫生枝節,影響澳門的繁榮穩定,並認爲澳門是中 國的領土,理應只在北京一地進行會談,且免給英國人“厚此薄彼” 的感覺,影響中英友好,故希望每月在北京會談一次，半年內完成 所有會談。在程序問題上葡方以“準備不及”以及“沒有硏究出一整套方 針策略”爲理由，希望在首輪會談時只是訂出整個會談的工作程 序,不願這麼快便涉及實質問題。而中方則在“縮短整個會談時 間”願望的支配下，希望一開始會談便劍及履及,討論實質問題,並 預先向新聞界透露,將會在首輪會談中,向葡方代表團呈交一份對 解決澳門問題的整套構思和方案。中方在會談前夕大造輿論,而葡方顯然是爲了顯示自己的“尊 嚴”,要求中方整個談判過程中嚴守秘密，葡國外長米蘭特也公開 聲稱“談判應是保密的”。中方似乎接受了葡方的要求,在正式會69

談開始後，一再降低宣傳調子，新華社和各主要報章的報導都非常 簡單,沒有繼續大造輿論。談判代表團成員及外交部、全國記協更 是向港澳和外國記者嚴守秘密,連“自己友”也毫不例外,而葡方代 表團成員更是守口如瓶,令赴京採訪的記者處處碰壁毫無頭緖,有 人甚至認爲比採訪中英會談更爲棘手。在會談前夕，中葡雙方都曾根據各自的需要,大談“歷史問 題”。首先發難的是中方,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的《近代史硏究》刊登 了王昭明的《鴉片戰爭前後澳門地位變化》一文，指出葡國對澳門 的佔領“即使在歷史上也是缺乏完整的條約依據的”。此篇文章迅 速由《澳門日報》摘要轉載。一位分析家指出,中方在目前這個敏 感時刻提出葡國佔領澳門的依據問題，事出有因。與此同時,內地 報章又透露，七十多歲的中山大學歷史學敎授、澳門史學家戴裔 煩，正在加緊撰寫一本名爲《葡人侵佔澳門史》的書（另一則報道說 是《澳門史槪要》）。而在葡國方面,立即來個針鋒相對,亦大談葡 國佔領及管治澳門的歷史，力指當時是以向明朝官員“行賄”的方 式取得澳門的居留和管治權的,並無動用武力,似乎葡國人不應爲 此而感到可恥,相反還應覺得心安理得。就在談判前的六月十日， 澳門政府藉慶祝“澳門日”之機,舉辦了一個星期的“澳門歷史”文 獻展覽會,展出了當年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交涉文書，其用心是很 明顯的。葡方在大談歷史的基礎上,提出了“在二〇〇三年歸還澳門” 的設想,其如意算盤是因葡人佔領澳門是在一五五三年,到二〇〇 三年正好是四百五十週年紀念,希望能延遲幾年交還澳門,以求湊 齊一個“整數”。當然，這個理由不便於說出口，只能透過葡文報章 造輿論,以若讓葡國在“一九九七”之後繼續管治澳門數年,將對中 葡都爲有利的理由來向中方提出,葡國人說,澳門商人希望葡人在 一九九七年後繼續管治澳門數年,以便吸引憂慮香港移交中國管 治的香港投資者,將資金暫時轉投澳門。同時,因爲葡國直到現在70

才企圖利用澳門作爲基地拓展該國在東亞地區的投資、貿易及文 化活動,中國太早收回澳門將不利於葡國人的上述活動。而葡國 政府領導人施華高、魯奇勒多次公開提出要“維護葡國在澳門的經 濟、文化以及社會利益”，恐怕上述意圖亦是其原因之一。葡方在談判前夕的討價還價，還表現在澳督應否參加談判問 題上。據消息透露,葡國總統蘇亞雷斯主張澳督馬俊賢參加談判, 還在五月間表示將委派一名外交顧問來協助澳督的工作。但主管 談判事務的葡國總理施華高，卻因黨派的門戶之見,極力阻止澳督 出席談判,而北京亦因擔心出現“三腳橈”而給了施華高一個順水 人情。故此,澳督馬俊賢便沒有成爲葡方代表團的成員,而由葡國 駐香港總領事羅連納出替。爲此,蘇亞雷斯總統於七月一日發表 一個批示，將有關與外國關係及訂立國際性協議或協約的權力轉 授給澳督。另外,葡國及澳門的一些葡文報章，亦大談澳督參予談 判的必要性及歷史依據。《澳門人報》七月三日的社論便指出,在 一八六二及一八七七年，均是由澳督作爲葡國特命全權大使到中 國首都商談有關條約的事項的。而現在,澳督比任何其他人更加 能夠轉達澳門居民的願望。由此可見，雖然中葡會談沒有“主權問題”的障礙，但葡方顯然 想在處於被動的劣勢之下,仍然抓住一切機會來討價還價,盡量爭 取多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東西。爲此,談判的過程將不會一帆風順。顯然,北京方面亦察覺到這一點,便努力地向葡方代表團做着 安撫的工作。六月廿七日，中方代表團長周南在機場迎接葡方代 表團長麥端納時說,中葡兩國之間就澳門問題的談判，“將是伙伴 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對手之間的關係”,這分明是向葡方表明,這次 談判將很融洽順利之外,更有轉圜餘地，“萬事好商量”,當然也可 能包含着暗示葡方亦應以“伙伴”的態度來跟中方對話，切勿討價 還價的意思。在談判開始時，周南又拿出他吟詩的“例牌好菜”,誦 起孟浩然的兩句詩“潮落江平未有風,蘭舟共濟與君同”,盡力冲淡71

談判的緊張氣氛,寓意中葡會談親切和諧。而姬鵬飛在六月三十 日晩宴請葡方代表團之前,亦對麥端納表示,“澳門問題有四百多 年的歷史,中國的政策立場是向前看”。姬老的這句話,顯然是針 對中葡兩國大談“歷史問題”所言，並暗示中方不再糾纏歷史問題, 也希望葡方不要再提出二〇〇三年才交還澳門的問題。當然，麥端納並非毫無經驗之輩，他對中方的態度心知肚明, 但仍以冷靜謹愼的態度來一一“接招”。他在周南和姬鵬飛面前, 均表示看到中方“對所要討論的問題有一個現實的認識，對葡國及 歐洲都有一個現實的認識”，表白無遺地透露了葡方一個很實在的 觀點:不管雙方的關係是“伙伴”也好,是“對手”也好,均應認識和 解決“現實”的問題。葡方代表團的六位團員:團長麥端納，團員賈斯栢、謝兆時、林 慕士、羅連納、亞勝生,是分別於六月廿七、廿八兩日乘飛機,分別 從葡國、香港等地抵達北京的。在赴華之前，他們未曾聚集過，硏 究有關談判的問題。與此同時,麥端納又以“時間匆忙”爲理由,取 消了諮詢澳門民意的計劃,這令部份澳門居民，尤其是土生葡人感 到十分失望,認爲顯示麥端納對澳門居民的關心不夠，足以引起人 們的信心問題。而有些人則以爲,麥端納取消來澳是有其“苦衷” 的，因爲澳門南光公司正在進行收集意見的工作,他不願爲諮詢民 意專程赴澳而變成演出“對台戲”，或者是對南光公司的做法有保 留意見而決定取消了澳門之行。即使是葡方六位代表到齊北京後，也很少見六人一齊開會,只 是分別行動,在一部份人留在葡國大使館開會時,往往是另一部份 人出外遊覽,或者是此情况剛好相反。有時,麥端納又撇開其他團 員,到故宮等地去“考察中國古代建築藝術”。敏感的記者便由此 現象而聯想起，可能是葡方代表團內部不和,總統派的人與總理派 的人“不咬牙”。因爲照一般人的分析,團長麥端納,團員羅連納、 林慕士,是總理的人,而賈斯栢則是總統的人。謝兆時、亞勝生雖72

然與總統的關係不甚密切，但兩人在立場觀點方面與總理並不一 致,倒是十分靠近總統。他們之間貌合神離,也就沒有値得大驚小 怪的了。就在談判開始前幾天，葡國國內再次出現政治危機，國會決定 於六月廿六日對總理進行“信任投票”。這更使人們的擔憂增加幾 分，因爲倘若主管談判事務的總理得不到國會的信任而倒台,將可 能對談判造成一定影響。葡國領導人和澳門政府亦覺察了這個 “信心危機”，分別發表聲明,指出不管表決的結果如何,均不會影 響中葡談判。幸好,在投票時,一些政黨投棄權票,另一個政黨則 在幕後交易下轉而支持總理，使本來在國會中處於劣勢的社會民 主黨轉危爲安，渡過難關。至於中方的六位團員,除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在澳門之外, 其餘五人都在北京，但團長周南剛陪同胡耀邦總書記訪問西歐四 國歸來。柯正平因爲飛機誤點,到六月廿八日凌晨二時才到達北 京,成了最遲到北京報到的談判成員。第一輪會談分別於六月三十日和七月一日上午，假釣魚台國 賓館二號樓舉行。雙方的正式團員分別是日前所宣佈的六人，但 葡方卻臨時增加了葡國駐華大使華禮路，以代表團顧問的身份出 席會談。這可能是葡方對談判準備不足,必須由華禮路在談判中 提供協助,讓總統和總理兩派勢力採取平衡而得到的結果,而北京 亦很大方,欣然讓他坐在談判桌上。這樣，連同中方的翻譯員王西 安，葡方的翻譯員、葡國大使館新聞及公關主任白德堅（由澳門華 務署調去北京的土生葡人），雙方一共是十五人,坐在有中葡兩國 國旗的談判桌邊。令人注目的是，坐在雙方談判代表團身後的工作人員,葡方比 中方多了一人,即中方只有二人,葡方卻有三人,而這三人均由澳 門派去，他們分別是以代表團中國事務顧問身份的澳門立法會議 員、前華務署長羅比度（據說日後還將出任澳督中國事務顧問之73

職）,以及以翻譯身份的華務署代署長蘇保明、主任翻譯員林栢濤。 他們三人均是土生葡人,六月廿七日傍晩才接到澳督馬俊賢的正 式通知。消息傳出後,有人擔心三人會因“三腳橈”的理由而被拒 於談判大廳門外，就像當年的曹廣榮那樣。但事實他們三人都能 進入談判大廳並被安排了座位,不過據說沒有發言權,只能做被諮 詢及會談記錄的工作。但是，這總算是北京對葡國的特別照顧了。第一天會談用了四個小時,翌日則只用了兩個半小時,合計爲 六個半鐘頭。當然,會談前雙方已透過宴會、叙會等方式和機會, 談論了會談事宜。七月一日下午五時，雙方發表了一個聯合新聞 公報，聲稱“會談是在友好融洽的氣氛中進行”。雙方除商定了會 談的全部議程外，並就一些實質問題交換了意見。雙方對第一輪 會談的結果表示滿意,並決定於一九八六年九月在北京舉行第二 輪會談。華禮路對這個公報甚表滿意,他高興地對記者們表示,用“友 好融洽”四個字，比用“有益有建設性”六個字更好。但是,令記者們和觀察家感到意外的是,公報提及雙方在第一 輪會談便已接觸到實質性問題，第二輪會談並不如早先外傳般在 里斯本舉行。關於公報中所提“就一些實質性問題交換了意見”，可能是指 中方向葡方提出了一份表明澳門歸還中國的日期及方式，澳門交 還中國後的中國對澳門的方針政策，以及過渡期雙方所要做的一 些事情等問題的立場的建議書,而葡方亦就上述立場表示了自己 的看法。換言之,這個“交換意見”只是初步性的提了一個一般性 大綱,並未達到細則性討論的地步。至於第二輪談判之所以仍在北京舉行,而且在相隔兩個月之 後,看來也是中葡雙方妥協的結果。在北京舉行的原因,肯定是北 京說服了葡方,其理由正如本文前述。但第二輪會談安排在兩個 多月之後進行，則是中方給予“安撫”及“補償”的結果。因爲周南74

已透露在第二次會談之前,再以副外長的身份訪問葡國,並就澳門 問題繼續進行接觸，這次訪問姑且就作爲一次在里斯本舉行的“非 正式會談”吧。另外,中方在第一輪會談中提交的建議書,葡方應 有一段時間去硏究消化,並相應制訂自己的立場和策略。尤其是 葡國政府向有暑天放長假的習慣,這就有必要延至九月份才進行 第二輪會談。葡方代表團七月一日下午接見赴京採訪的葡國和澳門葡文傳 媒記者時所講的一句話，更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上述的估計。麥 端納當時表示,葡國政府將會設立一個特別的工作小組,專門硏究 澳門問題以及中方的建議書，然後由該小組制定工份報吿,呈交葡 國政府，作爲向領導人解決澳門問題決策提供參考之用。另外,麥 端納又透露，第一輪會談之後,所有葡方代表團均不會經過澳門, 他本人還將會返回聯合國繼續擔任首席代表的職務。但是,在整 個會談結束之後,他們是會到澳門一趟的。(1986.7.16)75

何思謙動議遭否決中葡首輪會談在北京舉行期間,何思謙議員仿效羅保議員,在 立法會上提出一項動議,建議立法會組織一個專責委員會硏究中 葡談判問題,提供有效的諮詢,盡快將結果提交立法會討論。該項 “動議”在立法會付諸表決時,竟遭到十二比一的壓倒性否決,成爲 澳門立法會十年來的罕見個案。何思謙的“動議”,是於一九八六年七月三日在立法會的議程 前發言時提出的。他當時提出,中葡談判關係到全體澳門居民的 切身利益,而立法會又是代表全澳居民利益而工作,有責任關注中 葡談判。據何思謙私下透露,由於北京方面和中國代表團已有南光公 司爲其捜集意見,而澳門有部份居民,尤其是葡人居民,又未必完 全相信及利用這個渠道,但希望向里斯本及葡方代表團反映意見, 特別是土生葡人極想反映他們對將來國籍、退休金、語言、工作等 方面利益的憂慮和意見，他們對麥端納團長赴北京談判之前突然 取消到澳門諮詢民意,感到十分失望,且有點迷惘傍徨。他正是根 據這一情况醞釀及提出“動議”的。而且,在前幾天澳督馬俊賢接 見他時,曾鼓勵他積極搜集及反映民間意見，故他認爲有責任向立 法會提出這個問題。當時,主持會議的主席宋玉生,表示接納何思謙的這一“動 議”,並將發給大會討論及表決。但是，他又指出這項“動議”欠缺 完備的法律程序,即沒有按照有關規定,將之整理成爲完整的議 案,也沒有交代提出該項“動議”的法律依據,只能算是一份普通的 發言稿，故須在正式提交大會討論時,重新整理一份有法律依據、 符合議案格式規定的正式文件。76

由於在中英談判的過程中,香港立法局曾發生過“羅保動議” 的風波,澳門居民仍記憶猶新，此次何思謙用的又是“動議”一詞, 同樣涉及當地立法機關在談判中所擔當的角色問題，故何思謙的 這項“動議”一提出,人們尙未細嚼其內容,便很容易將之與“羅保 動議”混爲一談了。就在當日的立法會大會中途休息時，一些華人 議員和採訪記者,便在議論該項“動議”倘若處理不好,很有可能形 成“三腳橈”的尷尬局面。翌日,各報章對這則消息的報導,便出現了不同的態度。大多 數獨立民營報章,只是客觀如實地報道新聞,並無加插主觀性的評 論。而以“文戈專欄”刺激銷路的《市民日報》，則在這個專欄中讚 賞和支持何思謙的“動議”。《澳門日報》在報道這則新聞時,也持 客觀的態度,但標題則有傾向性,加了一個“竟”字，變成“何思謙議 員竟向立法會提出動議”。另外,在配發的短評中提到了中英會談 過程中出現了 “三腳橈”,但並未直接提到“何思謙動議”,語氣也頗 爲溫和。當然,敏感的讀者感覺到這是委婉地批評“何思謙動議”， 並提醒澳門的有關人士不要在中葡談判中進行任何“三腳橈”活 動。由於《澳門日報》的董事長爲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一 向被人們認爲其評論代表北京的立場，尤其是澳門政府的高層官 員，總是從該報的評論和報道去硏究和揣測北京對澳門事務的立 場和政策,故澳門的讀者對該報的言論，一向也當作“澳門第二個 官方喉舌”（另一個是政府新聞處）。另外,該報的銷量佔全澳報章 之魁首，影響力甚大。故此，一些讀者對《澳門日報》的委婉批評， 也就特別敏感起來,加上該報日前的短評曾暗示可能有人要“搞澳 獨”,遂引起個別讀者的強烈不滿,認爲這是針對他們舉辦的言論 比較活躍開放的“關注澳門前途問題座談會”，自行'對號入座”,曾 寫信到各報章進行批駁,指出到現在爲止澳門仍未發現有人在搞 “澳獨”活動，而“關注澳門前途問題座談會'也無任何“澳獨”的意77

識，不能以假設來代替事實。事有湊巧，主辦這個座談會的人士, 大多數本身就是“何思謙議員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兩件事加起 來，使何思謙及其周圍的人感到壓力沉重,十分緊張,乃去信報章 進行激烈的反批評。但是，與當年香港新華社副社長羅克明發動炮轟“羅保動議”, 引致文人們紛紛拔筆相助的情况並未出現，可能是南光公司有所 指示,而《澳門日報》表現了相當的克制精神,沒有對語調激烈的反 批評進行反擊，即使是在後來何思謙的“建議案”被立法會否決了 之後，對這則新聞的處理也還是較爲客觀的,並沒有蓄意“做大二 更沒有再配發評論。七月十日，立法會舉行大會,正式討論何思謙的“動議”。在此 之前,另一位態度比較中立,一向以發言大膽著稱的華人議員,曾 私下與何思謙交換意見，勸他爲避免出現被否決的尷尬情形,最好 是在開會時將自己的意見痛快淋漓地表達之後,隨即撤回“動議”。 但何思謙不願接受這一勸吿,表示即使是遭到否決,也要堅持提交 表決。到大會舉行時,他可能是爲避“三腳橈”之嫌,不再用“動議” 一詞,正式提交了一份經過修改的“建議”,提出應在立法會內成立 一個特別委員會,其職能爲收集、聽取及整理澳門居民對澳門前途 的意見,並透過澳督向葡國談判團反映;如居民特別要求可將意見 向其他方面反映;編定報吿書交主席，報吿書期限由大會決定。該 “建議案”還提出,特別委員會由三名議員組成,經大會選出,其任 期由成立之日至現屆立法會結束。何思謙在發言中,還再三強調 成立該特別委員會的目的,並非爲了要參與中葡談判,只是收集和 反映對中葡談判的意見。確實,“何思謙建議案”與主張任何有關 香港問題的協議在簽署之前必須經過立法局討論的“羅保動議”， 在實質及內容上是不同的，何的“建議案”,根本不能構成“三腳橈” 的“罪名”。當然,它牽涉到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使它蒙上一層非 常濃厚的政治色彩。78

何思謙的“建議案”一提出，當即有部份議員發言表示反對。 最先作出反應的都是華人議員,先後有許世元（省政協常委,澳門 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崔德祺（省政協委員、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馬 萬祺（全國人大常委、中華總商會會長）、劉焯華（澳門工聯總會副 理事長）、曹其眞（曹光彪之女公子，法國駐澳門榮譽領事）等發言, 其中許世元還預先草擬好了發言稿。他們的發言內容,大多接近, 主要是:一、解決澳門問題是中葡兩國政府的事,澳門各階層居民 有意見可分別向其本階層之組織或向葡、中有關方面反映;二、市 民有意見亦可向立法會各議員提出,並由該議員向有關方面反映。 總之一句話就是立法會本身是澳門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應插 手有關中葡談判的任何事情。曹其眞還認爲,立法會不應超越澳 督,搶先澳督一步進行此類工作。他們在發言中,確確實實未曾用 過“三腳橈”一詞，他們反對立法會成立特別委員會的眞正目的,正 是爲了避免被北京視爲“三腳橈”。華人議員反對成立特別委員會,這是事先便可以料想得到的, 因爲他們的政治背景決定了他們非這樣做不可。但是,想不到何 思謙這個實質上是爲葡人居民爭取利益的“建議案”，同樣受到部 份葡人議員的反對，其原因除了葡人議員要維護本身的政治權利 之外,就是何思謙本人的發言出錯，傷害了葡人的民族自尊心。何 思謙在解釋他建議成立特別委員會的另一個理由時表示，他本人 對葡方談判代表團成員是否能了解現今澳門的狀况很是感到懷 疑,因爲他們中沒有一人是澳門居民,故有必要透過該委員會向葡 方代表團反映澳門居民的實際意願。何思謙此語一出,即被參加 了土生葡人政治社團“公民協會”的曹其眞,斥爲不信任和不尊重 葡方代表團,所引起的政治後果將是十分嚴重的。歐安利、波治等 葡人議員還爲此向何思謙提出了“抗議”。主席宋玉生還再次指出,何思謙的“建議案”無論是在形式、還 是規格上，仍是不健全的,存在着許多技術上及法律上的問題。不79

過，他表示對何思謙的目的很理解,但並不適時,還透露澳督馬俊 賢正在葡國與總統、總理、外長和談判團長麥端納會晤，有可能將 有關諮詢澳門居民意見方式的訊息帶回來，亦可能指示成立特別 委員會。如立法會搶先成立，屆時便是做重覆的工作。申齊士、比 路、艾維斯等葡人議員在發言中，一方面對何思謙的構想表示讚 賞,但另一方面又表示不讚同何思謙的建議。從這些言論中，可以 見到葡人議員亦有意透過成立特別委員會或其他形式，搜集澳門 居民、特別是葡裔居民的意見,反映給葡國代表團,以求與南光公 司的收集意見工作分庭抗禮。但是,葡人習慣的運作程序是“被動 式”的,即只有在葡國總統透過澳督下令之後才進行,而且有關的 議案亦應由葡籍議員提出。故此,何思謙以華人議員的身份採取 “主動式”提出議案，雖然在葡人議員的眼中議案本身亦無不妥，但 這樣做等於是侵犯了葡人的政治特權,當然也就藉口何思謙在發 言中對葡國代表團有所懷疑而大表反對了。一位葡籍議員事後便 對筆者表示,如果何思謙不是說了那番“懷疑”的說話，他們有可能 只是對議案投棄權票。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辯論，宋玉生提出將“建議案”付諸表決。 這時，何思謙提出應當採秘密投票方式，他是擔心如採公開表決的 方式,有些中立的議員也得被迫“隨大流”投反對票。但表決的結 果,只有何思謙本人和申齊士、比路贊同秘密投票,其餘的十二位 議員均反對。在正式表決何思謙的“建議案”時,更是出現了只有 何思謙一票贊同，申齊士、比路二票棄權,而其餘十二票均反對的 一面倒局面。這可說得上是自何思謙獲選爲議員之後,在其從政 生涯中最“失威”的一次。何思謙落敗後,立即拿出早已準備好的講稿發表了“表決聲 明”,表示尊重立法會的決定,但亦宣佈在短期內以個人名義展開 關注澳門前途的工作,並歡迎任何眞正爲澳人爭取利益的議員和 社會人士合作。由於何思謙的聲明用了“眞正”一詞,而被一些議80

員認爲這是暗示其他的議員不是眞正爲澳門人爭取利益,再度引 起爭論,最後由吳榮恪發言代爲解釋而消除了誤會。有關何思謙的“建議案”被立法會否決的消息見報後,不少對 何思謙有好感的居民都替他可惜,認爲他輸得不値。但何思謙則 認爲他並沒有輸，第一是因爲他此舉已引起了居民尤其是葡人對 搜集和反映意見的高度關注，因爲已有三份葡文報章贊同他的立 場。另外,澳督馬俊賢於七月十九日從葡國返抵澳門時,亦宣佈總 統和總理將在中葡談判過程中經常向澳門政府要求提供資料，而 外交部長亦指示麥端納團長在九月初赴北京出席第二輪會談之 前,必須先到澳門諮詢各階層的意見。這些均證明他的建議是正 確的。他的“建議案”的內容將來定會透過其他形式得到兌現。至於何思謙認爲自己並沒有輸掉的第二個理由,是透過華人 議員帶頭否決他的“建議案”的行動,使他放下了包袱。原來,近幾 個月來有些朋友指責他被南光公司“收買”,使他思想壓力甚重,擔 心自己“中立持平”的形象受損。這個事件則證明了他與南光公司 “指揮”的議員仍有距離,可以淸淸楚楚地吿慰指責他的朋友們了。透過何思謙的“建議案”被否決一事,可看到他存在着兩個致 命的弱點。第一,他過去已經自感對法律不大熟悉,在進行一些活動時, 往往首先徵詢法律界人士的意見，如一九八五年向澳府提出資助 不牟利私校敎師的建議書之前,反覆徵詢了身爲大律師的艾維斯 議員的意見,使這份建議書能盡量地符合政府的政策,並具備完整 的法律依據,很快便獲得澳督的接納。但是這次“建議案”,顯然沒 有徵詢過法律界人士的意見，就是在首次提出“動議”被宋玉生指 出欠缺法律依據之後,仍不去做補救工作,只是把“動議”改爲“建 議案”,換湯不換藥,犯了立法機關的大忌。第二,由於何思謙是窮苦學生出身,能掌握幾門語言,以及豐 富的旅業、社工及新聞知識,已屬不簡單,而要求他對法律、政治及81

行政學亦同樣熟習,在目前暫難做到。他處理社會問題，如學額欠 缺、資助不牟利敎師、無證學生、新移民往港權利等,有聲有色，十 分成功,但處理政治問題，尤其是一些比較敏感而又複雜的政治大 事，卻顯得力不從心,有人更指出他在這方面“有勇無謀”。從這一點上，我們還可以伸引出另一個結論來，就是澳門確實 缺乏熟悉法律和行政學的人才。就以本屆立法會的十七名議員爲 例,只是五名葡人議員是讀過法律的,而其中經常草擬及提出法律 草案、修改各種議案的,也只是有歐安利和艾維斯兩位議員,其餘 的議員，尤其是華人議員，法律知識甚爲薄弱，縱使是有好的意見, 也無能力將之變爲符合法律條文規格的議案。這點,亦正是立法 會工作效率奇低的原因之一。這個集納了社會各階層精英人士,法律性甚強的立法機關尙 且如此,澳門社會的法律及行政人才的缺乏情况,也就可想而知 了。當然,現時社會上有不少優秀的法律人才,包括前任議員歐若 堅、費文安、華年達、李德勛等,因種種原因未能進入本屆立法會, 他們仍大可在澳門的過渡期和“澳人治澳“政府中發揮作用，但可 惜他們是葡人，雖然可以參加“澳人治澳”的工作,但畢竟不是特別 行政區政府的主體,而作爲主體的華人,到現時仍未有精通葡式法 律及行政程序的。即使是現在開始培養,也難以在十來年的過渡 期時間內,培養出大批精通葡式法律的行政人才來。有人曾認爲，旣然如此,倒不如在將來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廢 除葡式法律,實行較易實施的英式或中國法律。其實，這是削足適 履的做法，毫不足取。旣然澳門將來是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 澳”，這就必須繼續保持澳門現時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葡式法 律、葡式行政等特色,否則,便難以再獲得國際市場繼續給予配額 及關稅的優惠,這個地區所發出的護照也無人承認，這無疑是捏斷 了澳門的經濟生命線,澳門特別行政區也就“特”不起來了。當然, 現時的法律有很多已趨落後,將來是可以進行適當修改的，但其整82

個法律體系仍須持續下去。故此,將來的“澳人治澳”政府,不但需 要大批“不缺人才論”者所指的各種科技人才，更需要大批熟悉資 本主義經濟制度運作程序和葡式法律的行政人才。在澳門問題提出之後，不少居民強烈地感到將來的“澳人治 澳”政府嚴重缺乏行政人才,認爲應適當延長過渡期,以便盡快培 養出自己的行政人才來。而代表北京立場的輿論工具,包括《瞭 望》週刊海外版在內,直到中葡談判的前夕,仍在高唱“不缺人才 論”。當然,這些輿論所指的醫生、建築師之類亦可算是人才,確實 也有不少澳門學生正在國內、台灣及外國深造，但他們當中的絕大 多數學的不是法律和公共行政學，尤其不是葡式的法律學,難以在 “澳人治澳”政府中挑擔大樑。另外,這些輿論高唱“不缺人才”調 子,當然也是爲了安撫人心，製造樂觀氣氛,但是,盲目的樂觀往往 會使人眼光短視,忽略了盡快培養法律及行政人才的當務之急,後 果將會是十分嚴重的。(1986.8.1)83

葡國代表不徵求華人意見有關澳門前途問題的第二輪中葡會談,於一九八六年九月九 日及十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在此之前，葡方代表團團長 麥端納大使和另一名談判代表團成員亞勝生，在前往北京時於九 月三日至六日繞道澳門,先後拜訪了澳督馬俊賢、各政務司、立法 會常務委員會;會見了立法會葡籍議員、法官、澳門主敎、葡人政治 社團中的“公民協會”及“民主協會”的代表,以及葡文報章的社長 等，主要是與葡裔人士接觸。然後，於九月七日離澳赴港,會同談 判團另一成員,葡國駐香港總領事羅連納一道,於當日下午乘坐中 國民航CA 一一〇班機,從香港直飛北京,出席第二輪中葡會談。 至於談判代表團的另三位團員謝兆時、林慕士、賈斯栢,則直接從 里斯本經法蘭克福飛往北京。麥端納此次到澳門的目的,雖然聲聲句句說只是來澳門“了解 情况”,並非“諮詢民意”,而又反覆叮囑受到會見的人士不要將交 談內容向外透露,甚至被接見的三位葡文報章社長,也不准其在自 己的報章上及所兼任的香港報刊上談及會見內容，但給人的印象 卻是,豈止“了解情况”那麼簡單？正因爲如此,便引起了一些早就 盼望葡國代表團來澳諮詢民意的人士的強烈不滿,因爲麥端納在 澳門所接觸人士的範圍，與他們原先的期望相差了一大段距離。早在五月上中旬,現任葡國總統蘇亞雷斯挑選新任澳門政府 成員爲其主持就職禮期間,澳門的一些葡人領袖及立法會議員，便 曾到里斯本活動，在搜集葡國— 澳門政治新動向及拉關係的同 時，亦表達了希望葡國政府派員到澳門諮詢民意的意願,這些要 求,均得到了肯定的答覆。其中，葡國內政部副部長還向立法會議 員何思謙透露，葡國在中葡兩國有關澳門問題的第一輪會談之前,84

委派葡方談判代表團的成員來澳門，進行澳門問題的諮詢工作。繼後，新任澳督馬俊賢抵澳履新後第一次與新聞界見面時,明 確地指出麥端納團長會在前往北京參加第一輪中葡會談之前，先 到澳門，時間大約是六月二十二或二十三日到澳,但他此行目的是 否爲諮詢民意,則暫時不淸楚。然而,後來事態的發展,卻令澳門的葡人十分失望,麥端納團 長以“沒有足夠時間”爲理由,取消了澳門之行。此消息傳到澳門, 葡人社會又普遍由失望轉變爲怨怒,甚至諸多猜測。他們並不是 埋怨及嘲笑澳督“車大炮”,而是在猜測麥端納是否受到了來自北 京以及中方駐澳機構的壓力,爲了避免與中方演對台戰而取消了 澳門之行。葡人社會的疑心,恐怕是有點杯弓蛇影。誠然,在第一輪中葡 會談之前,南光公司的幾位負責人曾透過傳播媒介向市民宣佈，該 公司設立熱線電話和專門人員,接受各界居民反映意見。這是作 爲中國政府駐澳機構所應做的工作,該公司接受自己的同胞反映 意見，也是理所當然。該公司在宣佈這個決定時，亦歡迎葡人向之 反映意見,並無明言規定不准另闢收集民意的渠道。但是,有關澳門前途問題的談判，旣然是中、葡兩國的事,就應 在收集民意的工作中,努力做到雙方平衡,不應側向任何一方。比 如,葡國代表團或澳門政府,應當主動地搜集居澳葡人的意見,並 取納其中合理的部份,在談判桌上提出來,努力爭取使將來的協議 不但符合華人居民的利益，同樣也維護到葡人和土生葡人的利益。這個工作，絕對有必要做。當時,澳門一些土生葡人領袖,私 下裡在抱怨，葡國政府只願在談判中爭取維護國家和民族的自尊 及虛榮,諸如甚麼在撤退時間上不要與“一九九七”併提,要繼續保 留葡國在澳門的經濟利益和文化特色等，而對於在澳門生活的一 萬多名葡人的具體切身利益，卻好像不大理會，對他們的擔憂和顧 慮,也較少考慮,這些人將來能否保留自己的國籍？他們如何能在85

澳門特區的管理機構中繼續擔任公務員？假若他們願意返回葡 國，又是否能進入葡國公務員團體？他們退休後的退休金是否會 繼續發放或是否會大幅度減少？將來澳門的葡文學校能否繼續維 持？這就難怪,一份葡文報章抱怨道:“到目前爲止,沒有一個在澳 葡人被問有甚麼想法,爲了自己的家鄕有甚麼要求。”由於種族和政治的因素,土生葡人大多數不願向南光公司反 映自己的憂慮和意願,因爲該公司畢竟是代表着談判中對方的利 益。澳門現時仍暫由葡國管理，他們仍會忠於葡國總統派來的澳 門政府，他們更希望有一個與南光公司平衡的官方渠道,反映自己 的意見。同時亦有一小部份華人居民，因自己的意見有可能會被 視爲“出格二不願向南光公司反映，希望能有多幾個途徑。尤其是 他們回憶起中英談判過程中,民意渠道比較發達,旣可組團直接向 北京反映，又可到倫敦匯報,而英國國會及外交部亦頻頻派人到香 港與立法局議員、市民代表接觸,對比澳門的情况，心中更加不滿, 並妄作猜測,以爲是葡國政府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壓力,才取消了麥 端納的澳門之行。剛上任的澳督馬俊賢,整日被這些怨言包圍,當他於七月初返 回葡國出席國務會議的消息傳出後，一些有影響力的葡人政治團 體領袖,請求馬俊賢向總統和總理提出“抗議”。馬俊賢有否提出 “抗議”，筆者無法得知,他肯定曾向總統和總理反覆游說,申明麥 端納取消澳門之行的弊處,導致葡國政府決定,麥端納到北京出席 第二輪會談之前,順道到澳門收集居民意見。同時又保證澳督能 夠經常得到有關談判進展情况的資料，而澳督亦有責任向代表團 提供有關澳門的一切資料。馬俊賢於七月十九日返澳時帶回的這 兩則消息,應當說是居澳葡人民意的勝利,亦使他們的不滿情緖暫 時得以平息。麥端納在千呼萬喚聲中，終於抵達澳門,但他的表現,再一次 令部份居民失望。第一,他只聲稱是到澳門“了解情况”,並非諮詢86

民意,這與他們的企望相距太遠了;第二，他只是接觸一小部份葡 人,所有華人社團被拒於門外,只是由於崔德祺以立法會副主席的 身份作爲常設委員會的委員，纔可成爲能與麥端納會面的唯一華 人。總之,麥端納此行的調子,明顯地是被壓抑到最低的程度的。 雖然，人們知道麥端納確實向立法會葡籍議員、葡人政治社團的代 表及葡文報章社長收集了意見,事後在離澳時還表示這些意見是 十分有益的,但他絕不聲張招搖,也拒絕了華裔議員何思謙提出的 會面要求。(1986.9.16)87

土生葡人國籍成為爭議焦點一九八六年九月九日、十日舉行的關於澳門前途的第二輪中 葡會談,被中國代表團在事前預言爲“漸入佳境”,會談結束時中葡 雙方發表的聯合新聞公佈將之形容爲“取得了進展”。這次會談前 後,中葡雙方均沒有像中英會談過程中打“民意牌二開展“輿論 戰”，“漸入佳境”和“取得了進展”這兩句話,大槪也是可以相信的 吧。這次周南對攜《唐詩三百首》準備翻查對照的港澳記者進行 “突然襲擊”，一改每輪會談開始前吟詩習慣,而以講故事的形式, 引用晉朝畫家顧愷之食蔗典故，暗喩中葡會談已“漸入佳境”之後, 港澳的評論家均認爲這句話除了表達了周南及中國代表團對會談 的希望之外,更重要的是預料會談將會由難到易，由“不知如何下 手”到駕輕就熟,充份合作,越談越有成績，問題和困難都會逐個解 決,最後大家都會一起嚐到最“甜”的部份。這一理解看來是無可 厚非的。但亦有人指出，周南引用這個典故可能還有另一個暗喩, 就是中葡會談從第二輪起,開始進入實質性的會談,並隨着難度的 逐步提高,令雙方在每攻克一個“難題”之後,便享受到加倍的歡 樂。第二輪會談結束時發表的聯合新聞公報中所強調的雙方“就 各項議程的實質性問題,進行了討論,並取得了進展”,正回應了周 南“漸入佳境”的這個暗喩。事實上,中葡兩國政府都有意在第二 輪會談中,開始討論實質性問題。北京領導人的多次講話中，便已 透露了這個願望。在第一輪會談結束後即到北戴河“渡假”的澳門 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估計謁見過正在北戴河避暑的鄧小平、胡 耀邦、趙紫陽、姬鵬飛等對澳門問題有最後決定權的領導人，在返 澳之後的澳督宴會上，對即時開始的第二輪會談表達了上述意願。88

至於葡國方面,澳督馬俊賢在返葡出席最高國務會議,並分別會晤 了總統和總理之後，公開表示第二輪會談將會是“眞正的談判”。 這些談話內容，都不同程度地與第二輪會談聯合新聞公報所言討 論了“實質性的問題,，有所將合。然而，無論是“漸入佳境”也好，“取得了進展”也好,都不能掩 蓋住在第二輪會談中，雙方曾出現的分歧。這一情况,首先是被個 別敏感的前往北京採訪的港澳記者從各種蛛絲馬跡中分析出來 了。其一,是麥端納及葡方代表團前後態度的變化。在第二輪會 談開始之前,麥端納與周南互相熱烈地擁抱,這與首輪會談前兩人 僅熱烈握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而在周南在會議前大談旅遊和吃 水果經時,麥端納也採取主動,及時發表了他的感受,與首輪會談 的“開場白”由周南唱獨腳戲也有所不同。這一情况確實使人感受 到“漸入佳境”。但是,在第二天的會談結束後,麥端納又回復了他 那嚴肅冷竣的表情,千方百計躲避記者們的發問,也沒有像上次那 樣會見葡文記者。其二,是這次的聯合新聞公報與上次相比,不但 少了十九個字,且沒有出現上次所用過的“滿意”一詞。至於“友好 融洽”一詞,是上次用過後此次仍然予以“留用”的。爲甚麼“友好 融洽”可以“留用”，“滿意”就不予“留用”？這當然是意味着雙方， 或是其中一方對“滿意”一詞有所保留。其三，是葡方的有關人員 在事後的談話中也透露出有分歧，最明顯的是澳督馬俊賢公開表 示，雖然會談進展頗爲順利，但亦出現了一些分歧,有些問題是不 易解決的，而這些問題雙方仍在商談中。總之，港澳有各自的特 點，有些問題是不相同的。葡國總統蘇亞雷斯也在第二輪會談結 束後幾天說,希望中葡就澳門問題展開的談判所得出的協議,能夠 與香港的有所分別，同時希望澳門談判協議，比香港協議更好。而 葡國和澳門的一些葡文報章,也透露了談判中出現了某些分歧,甚 至指出“澳門土生葡人的處境在這次談判中難產”。如果說,第一 輪談判時雙方有矛盾尙只是人們的主觀猜測的話，這次出現的分89

歧就是實實在在的了。上述言論，並非像有些人所說，是與聯合新聞公報唱反調。事 實上,分歧是客觀存在的,如果沒有分歧便根本不需要談判。問題 是,雙方應該在談判的過程中,盡量了解對方的立場和容忍限度, 作出相對的反應,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發揮靈活性,互諒互讓，化 解矛盾,消除分歧,“度”出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充份照顧到各 方利益,面面俱圓。正如葡文報章所言,如何解決國籍問題可能是雙方最大的分 歧之一。中方對“國籍”的問題是相當敏感的,一直希望把“國籍” 問題從“土生葡人”問題中分離出來,首先單獨處理好土生葡人問 題後,然後處理國籍問題。而在第二輪談判中,中方也可能是按照 這一政策，抛開了國籍問題而大談土生葡人問題。會談前幾天，正 在北京出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的馬萬祺，就強調第二輪會談將 會討論歸還期限、政務、土生葡人地位等實質性問題。另外，有消 息透露,中方在首天會談中曾將幾份建議書交予葡方,其中一份是 專門解決土生葡人問題的。首天會談休息後,葡方代表立即在大 使館內開會,硏究這幾份建議書;第二天會談前,仍繼續緊張工作, 以致遲了五分鐘到達談判會場。葡方談判代表團成員謝兆時更明 確地向記者表示,這次會談仍未涉及到有關國籍的問題。北京對待國籍問題的態度,是顯而易見的，她是站在民族觀點 的立場上,認爲只有土生葡人才存在着國籍的問題,解決了土生葡 人問題也就順便解決了國籍問題。而在華裔居民之中，是不存在 國籍問題的，因爲按照中國國籍法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中 國公民具有雙重國籍”的規定，以及中英聯合聲明中方“備忘錄”中 “所有香港中國同胞,不論其是否持有'英國屬土公民護照'，都是 中國公民”的模式,在澳門的華裔居民,不論他是否持有葡國護照, 一律都被視爲中國公民,其所持的葡國護照只作旅行證件之用,並 不代表持有人的國籍。而對於土生葡人這一特殊問題,北京有可90

能允許並尊重他們保留自己的國籍,並讓他們參與“澳人治澳”政 府的工作，維護他們現在已存有的利益。但是,在葡國方面,是站在國際法的法律觀點上看待國籍問題 的,他們希望不要將葡籍華裔居民的國籍問題，與土生葡人的國籍 問題分割開來。早在六月間,訪澳的葡國總理助理兼國會事務部 部長魯奇勒公開表示,葡國不會損害及抛棄那些有葡國血統和願 意繼續擁有葡國國籍的澳門居民的利益。土生葡人領袖宋玉生亦 強調,只需任何一個葡國公民不宣佈放棄其葡國國籍,不論他是甚 麼血統,他仍將終身是葡國公民,並能將他的葡國國籍傳給他們的 後裔。在第二輪會談時,葡國談判團成員謝兆時亦對記者表示,澳 門居民中,百分之九十七爲華裔人士,在商討澳門未來的過程中可 能忽略他們。顯然,里斯本對中英聯合聲明中,對“英國屬土公民護照”的 處理方法,很不以爲然,認爲解決澳門居民的國籍問題不必依照香 港這一形式，因爲至今葡國仍只得一種護照,葡國國籍法是承認雙 重國籍的。如果以香港的形式來對待澳門居民的葡國護照，難免 有侮辱葡國護照之嫌。按照里斯本現時的想法,在將澳門交還給 中國之後,澳門華葡裔居民所持的葡國護照,不單單是只具有旅行 證件的功能,還應起到證明持有人的國籍的作用。在澳門保留十 多萬名葡國公民,並使其子孫後代都具有葡國國籍,就是葡國曾在 這個地區逗留過四百多年的歷史見證,乃大有理由向北京提出在 澳門設立葡國總領事館的申請，這是與保留葡國在澳門的文化和 經濟利益相配合的，將可大大地滿足葡國人對“航海王國”的榮譽 感。因此,澳督馬俊賢強調，解決澳門問題,可以就中英聯合聲明 爲模式，但澳門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不能完全照搬香港的辦法。交接澳門的期限,仍然是中葡雙方分歧的重點之一,而且有越 來越明顯的趨勢。北京體諒到葡國人不願把澳門問題與“一九九 七”扯上關係,希望不要同一時間收回港澳的心情,曾暗示可在一91

九九七年至二〇〇〇年之間收回澳門，但絕不能將澳門問題拖進 二十一世紀。照目前形勢發展的趨勢來看，里斯本對北京的這一 讓步仍不十分滿意,葡國人抱着十分留戀澳門的心情,希望能盡量 在澳門呆多幾年。里斯本爲了達到此一目的,曾搬出了在二〇〇〇 三年交還以便“湊夠管理澳門四百五十週年之數”,及比香港延遲 幾年交還可吸收香港外逃資金等難以經得起推敲的“理由”，馬俊 賢也曾以“中國領導人也明白葡國管理澳門是有利的”爲藉口，希 望北京能讓葡國國旗在澳門地區上空多飄揚幾年。當這些站不住腳的“理由”不攻自破之後,澳門政府經濟財政 暨旅遊政務司孟智豪又透過接受《遠東經濟評論》劉慧卿的訪問提 出了另一個“理由”:“四百年來葡萄牙對澳門所做的事不多，所以 希望在撤離澳門之前,爲澳門人民作點貢獻,例如進行興建國際機 場、深水港和第二條澳氹大橋等大型發展計劃。如果中國能給澳 門政府時間進行這些建設,葡國將會盡力而爲。否則,葡國如果不 高興受到有關的安排,那就會提早撤出澳門。我們是沒有受到甚 麼損失的,我們不想失去面子— 就像英國人給踢出香港那樣。”雖然,孟智豪事後曾表示“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而不是代表 葡國或澳門政府”,但由於孟智豪的特殊身份,相信這番話的意思 其實就是里斯本的策略和立場,尤其是“不滿意便會隨時拉隊走 人”這一層意見,高斯達在一九八五年亦曾說過,足以證明這是一 般葡國政界人士的心理。誰說葡國人無“牌”可打？沒有年期限制,便是他們手中的“王 牌”!正因爲葡國人沒有“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非走不可”的限期, 葡國人便希望能多延擱幾年，倘這目的達不到,便向北京提出“馬 上就走”，使北京措手不及,無法獲得充足的過渡期來安排交接政 權等一系列工作，勢必引起混亂,影響安定繁榮,這正是北京所最 爲擔心出現的情况,這“馬上就走”的“招式”,確是能擊中北京的要 害的。如果葡方代表團果眞曾在會談中耍出這一“招式”的話,中92

方代表團要接招是頗費腦筋的。不過,據說中方不會就交接澳門 的年限匆忙表態，以免在談判初期作出這樣重大的戰略性決定而 牽制了中方的全盤歩驟，使自己陷於被動狀態。所以,不管葡方如 何着急解決這一問題,中方也不可能馬上表態,並勸說葡方將交還 日期問題押後討論,避免會談出現僵局。除了上述兩大分歧之外，尙有許多小分歧，包括整個中葡會談 所需的時間,以及會談的地點等。中方一直希望在半年內完成中 葡會談,從七月一日起計,大約是在一九八六年年底一九八七年年 初便吿結束,全部進行的會談大約是五次，其中除第三輪已經宣佈 的十月下半月之外（由於英女王將於十月十二至十八日訪華,故這 “十月下半月”可能是在十月二十至三十一日之間）,第四輪有意安 排在十二月中旬港督尤德博士訪問北京之後,聖誕節之前進行。 至於第五輪會談,有可能是安排在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農曆 年初一）前進行,這樣,便可趕及在二月八日中葡建交八週年紀念 日簽署聯合聲明。總之,中葡協議的簽署一定要快,爲了遷就這一 要求,這個協議寧可只就原則性的大問題粗定下來,而將影響澳門 前途的更大量的實際工作安排在基本法的制定過程中慢慢地進 行。北京的這一構思，已先後透過本地一些知名人士的談話,以及 《大公報》、《澳門日報》透露了出來。但是,葡方似乎對這一日程安排仍有保留意見。謝兆時公開 說,中葡會談根本不可能在本年內達成協議。他這樣說，仍然保留 可能會在一九八七年春季簽署協議的餘地，但在語氣上卻明顯地 對若干安排抱有不滿情緖。里斯本的這個心態,其實是可以理解 的。北京之所以能有把握提出一個比較短的日程表,是因爲北京 早已胸有成竹，就解決澳門問題有了一個完整的方案,而且又有中 英會談的經驗作基礎，一切準備工作都已做好,就只欠缺葡方點頭 同意並在協議上簽署了。但是,葡國人卻不這麼想,希望會談過程 能相對地長一些。其原因，一是葡國內政問題成堆,一直沒有時間93

認眞硏究澳門問題,而談判代表團又是倉促成軍,許多問題心中無 數,在作出交還曾統治了四百多年的澳門的決定時,是需要時間來 考慮如何做才能旣保全葡國民族的“面子”,又爭取到更多的利益 的;二是葡國人希望能盡量拖慢會談的過程,採取“磨菇戰術”,希 望在談判中除了能得到北京已應允給予的利益之外，更希望能得 到中方有可能會給但而又未考慮給予的東西;三是不希望見到中 葡會談所需的時間比中英會談相差得過於懸殊,以免給世人造成 一種“葡國人無用,易於對付”的印象，這又是與“面子”的民族自尊 心有關，無可厚非。葡萄牙政府想掙點民族面子,於是乃提出中葡會談的地點，依 次輪流在北京和里斯本進行，但中方仍堅持所有會談均在北京舉 行。在第一輪會談中,中方曾以周南將在十一月間訪問里斯本，進 行非正式會談爲交換條件,說服了葡國人同意第二輪會談仍在北 京舉行。豈料在第二輪會談前夕,葡新社竟發出消息,謂周南約十 一月訪葡，屆時將作爲正式的第三輪會談。這個小動作曾一度令 致北京頗爲尷尬,但仍堅持所有會談均在北京舉行的原則。中方 代表團成員邵天任在第二輪會談前一日到機場爲葡方代表團接機 時,便對記者明確表示,相信第三輪會談應該不會在葡國舉行,中 方希望整個會談過程，都在北京舉行。他又說,不過,具體的情况 仍有待與葡方代表團洽商。顯然，邵天任對能否說服葡方代表團, 仍未有十足的把握。但是,事情的發展遂了北京的心願,聯合新聞 公報聲稱第三輪會談仍在北京舉行,至於周南的葡萄牙之行,只是 一般的“友好訪問”，並非正式的會談（雖然有可能進行非正式會 談）。第二輪中葡會談，共用了六個小時，比第一輪少了半個鐘頭, 但這並非等於雙方對會談重視程度不夠。其實,雙方在會談以外 的非正式接觸以及工作會議間的總和，比正式會談的時間還多。 在先後兩輪會談之後的葡方代表團到承德和山東旅遊的過程中,94

中方代表團一直陪同,並多次舉行了工作會議，這是中英會談所沒 有的。另外,中國任命了現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成員、資深外 交家陳滋英爲駐葡國大使,顯然亦是加強會談以外兩國政府聯絡 的重要措施。而在葡國政府方面,亦成立了一個“部際委員會”，專 門指導及協助葡國代表團的工作。但是,澳門的土生葡人對前任 政府行政政務司賈蓮德亦被委任爲部際委員會的成員感到十分困 擾,認爲她在澳期間，是專門壓制土生葡人的，她參予部際委員會 的工作,肯定不會爲爭取土生葡人的利益出力。爲此,澳門的葡文 報章已一連多天猛烈“炮轟”。(1986.10.1)95

葡方“拖訣”失靈雖然里斯本在中葡會談中一直採取“拖”的策略，不惜使用種 種手段，旣希望將會談全過程所需的時間盡量拖長,更希望能把歸 還澳門管治權的日期拖進二十一世紀，但終敵不住北京的連連主 動出擊而吿失敗,於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舉行的第 三輪中葡談結束後所發表的聯合新聞公報，已明確地向世人暗示: 中葡兩國政府簽署關於解決澳門問題的協議草案（或“聯合聲明”） 的時間，肯定是按北京原制定的時間表,在一九八七年春初，甚至 極有可能是一九八七年二月八日中葡建交八週年紀念日。澳門的 歸還日期,亦很有可能像中方所設想的那樣,是在一九九七年至二 00。年之間。在第三輪中葡會談舉行前夕,一些接近澳府的人士對筆者表 示,里斯本除了希望能在談判桌上爭取將澳門的歸還日期盡量往 後拖之外，還希望整個中葡會談的全過程,能盡量拖長些,盡量避 免在一九八七年上半年之前簽署協議。至於對中葡會談本身亦採 “拖”字訣的原因,據說主要也是與“面子”有關，旣然香港問題的中 英會談需要長達兩年、兩個階段共二十二輪的會談才能結束，那澳 門問題的中葡會談，雖然“主權”問題無須討論可節省一些時間，但 無論如何也不能只經四、五輪會談便在協議上簽字,否則顏面何 存？這樣會被英國比下去,被人嘲笑里斯本沒有談判的技巧,只有 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里斯本希望會談時間盡量拖長的另一個原 因,就是希望避免在澳門的葡裔居民中引起思想混亂，因爲一九八 五年葡國政府透露的政策是希望盡快結束談判,盡早簽署協議,只 要中方拿出的協議草案能夠接受,便會在協議書上簽字，這使澳門 華人居民和大部分葡裔居民甚爲困惑，認爲只經四、五輪談判便簽96

署協議,未免過於草率、馬虎了,有人曾在中葡文報章撰文對此進 行批評，但不久葡國重組內閣,有關“盡快結束談判”的論調才沉寂 了下來，土生葡人的情緖亦安定了下來。故此，在會談正式開鑼 後，葡國政府確是以“葡方準備不夠充足”、“澳門問題並不簡單”等 爲理由，一直在實施“拖”字訣。與此同時,葡方的有關人員,亦在公開的輿論上進行配合,最 明顯的是澳督馬俊賢十月初返葡述職時的一次公開講話中,強調 澳門問題與香港問題不一樣,澳門的情况比香港更爲複雜,故澳門 交還給中國的時間不可能與香港一樣,並暗示因爲澳門的情况較 複雜，故對會談作出結論（即簽署協議書），也不可能在較短時間內 實現。在出席第三輪會談的葡方代表抵達北京時，其中一位成員 謝兆時對記者說,“中葡談判，目前正在起步階段,尙未到達中期, 所以不淸楚要舉行多少次會談,亦不知何時可以達成協議”。從這 句話中可以看出,葡方是不打算太早結束談判的,如照他們的“階 段劃分法”計算，旣然前兩輪會談仍只能算是“起步階段”,且“尙未 到達中期”,那麼,即使是以每三輪會談爲一個“階段”,也須九輪會 談才能完成“起步”、“中間”及“成熟”的三個階段,也就是說,葡國 人的打算是在一九八七年下半年結束會談。然而,北京方面訂出的時間表，是希望在一九八七年初以前解 決問題，更希望能兌現葡國前任總統恩尼斯將軍一九八五年五月 訪華時雙方所達成的默契:四、五輪會談達成協議。在第二輪會談 結束之後，與北京及澳門南光公司關係密切的一位澳門華人領袖 多次聲稱在一九八七年二月八日的中葡建交八周年紀念日，中葡 兩國政府將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在第三輪會談首天議 程的“開場白”上,中方團長周南又借題發揮,大談“秋天是成熟的 季節”，並引用唐朝劉禹錫的“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暗示會談開始進入“成熟”和“收穫”的階段,此輪會談更是將會衝 破樊籬“排雲上”,使“碧霄”響徹凱旋的“詩情”。97

北京要求盡早完成會談的原因,可能分主客觀兩方面的考慮。 在主觀願望方面,北京擔心如果會談時間拖得太長,可能給外界造 成“會談遇到障礙”、“雙方分歧嚴重”的誤解，從而也影響到澳門居 民的人心穩定，也會引起香港人的憂慮,亦會影響海外資金流入港 澳市場。同時,談判越遲結束，過渡期開始的日期便越是往後推 延,在北京已決意要在本世紀結束之前收回澳門的前提下,澳門的 過渡期如果越是縮短,就會大大地不利於管治權的移交工作。早 日結束會談及開始過渡期,便能早一日爲實現順利移交創造有利 條件。另外，早日結束談判,也是爲了避免“夜長夢多”,被某些突 發因素衝擊會談。至於客觀條件及環境，則是因爲北京已有中英會談的豐富經 驗,又早已爲中葡會談做了大量的調査工作,並以中英聯合聲明爲 藍本,草擬了中葡會談協議書的草案,制訂了解決澳門問題的各項 具體措施,再加上澳門沒有“主權”之爭,正是“萬事俱備，只待一 簽”了。當然,北京亦有葡方會對單方提出之草案進行討價還價, 或是提出反建議的思想準備，但北京所提出的草案,是在難以對付 的談判老手大英帝國也能接受的中英聯合聲明的基礎上擬就的, 而且據說還增設了照顧土生葡人利益等更爲優惠的條款，故北京 自信葡方的討價還價及反建議,將會是軟弱無力的,不足以影響中 方擬定的整個會談的進度，這亦是中方堅持要盡快完成談判的有 利條件。當然,從有關跡象看來,北京也並不是只懷有熱切的主觀願 望,以及躺在良好的條件上等待“簽“的，有關方面並不滿足於完成 了的工作,更是繼續進行深入的工作。十月六日,香港新華社副社 長鄭華便透露,北京已有一批人正在起草有關未來澳門的具體政 策和安排的細節和條件。雖然雙方結束談判的日期存在着分歧,在第三輪會談之前亦 有一些人對這輪會談並不持樂觀態度，但經過兩日的會談後所發98

表的聯合新聞公報，卻令包括“不樂觀派”在內的大多數人感到意 外,除了公報中所提雙方對實質性問題“取得了廣泛的一致”使人 感到新鮮和興奮之外，雙方關於成立一個“具體討論修訂中葡雙方 會談中所提出的全部協議文件草案”的工作小組，更令人感到驚 奇。因爲中英會談是經過一年九個月的十六輪會談，才決定成立 工作小組的,而中葡會談經過四個多月三輪會談就作類似的決定 了。値得注意的是,中英會談的工作小組開始工作後才三個多月， 雙方便草簽了中英協議。那麼,澳門方面是否亦按此速度發展呢? 倘若答案是“Yes”的話，照此推算，一九八七年二月八日草簽協議 書,也就不會是不可能的事了。這樣的推測不是沒有根據的。按照已知的情况,中方在第一 輪會談便向葡方提交了一份協議書草案的初稿,而在第二輪會談 中，葡方亦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書。雙方經過對對方的文件進行硏 究之後,可能在第三輪會談上彼此“互讓互諒”或是“討價還價”,終 能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取得比較接近或是較爲一致的意見。這樣, 成立工作小組的時機也就成熟了。這個小組將會對雙方所提出的 文件,進行具體的綜合分析工作，進一步縮短雙方的距離,草擬出 一份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草簽文本,再提交第四輪會談討論,認爲滿 意的話,便在潤色文字並經翻譯之後,便可供雙方領導人草簽了。 聯合新聞公報中所指“下一輪會談日期將視工作小組的工作進行 情况商定”,正是暗示了下半階段的中葡會談,很可能只有一輪,最 多不會超過兩輪,便會演出“團圓大結局”,這與中英會談的工作小 組成立後，還須經過六輪會談才進行草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當 然,中英會談乃史無前例,一切均需從頭摸索,而中葡會談有前者 作參考，節省了不少功夫。第三輪會談之所以能夠取得突破性的進展，肯定是雙方都作 出了重大的讓步。一位分析家認爲,中葡雙方在談判中需要解決 的重大原則問題有以下三點:一、移交澳門的日期;二、持有葡國護99

照的澳門居民及其子女在澳門移交後的法律地位;三、葡國管理人 員和專家,在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中的地位。中方對第一個 問題有毫不動搖的立場,即一定要在公元二〇〇〇年之前收回澳 門。至於第二、第三個問題，則萬事好商量,甚至可能會提供更爲 優惠的條件。而在葡方方面,三個問題都是要努力爭取達至理想 解決的，但第一個問題並非實質性的,只是爲了面子而提出的問 題,亦無討價還價的餘地,而後兩個問題才是涉及到實質利益的問 題,而且是“師出有名”，對第一個問題糾纏不休的最終目的,也是 爲了後兩個問題能完滿解決,旣然中方能夠滿足葡方對後二個問 題的期望,也就樂得在第一個問題作出讓步了。不過,據說第三輪會談並未就澳門歸還年期問題作出最後的 定論,仍待工作小組去具體斟酌。這個年期問題,也確是令人關注 的問題。里斯本方面要求超越二〇〇〇年才交還澳門,其所持的 理由是連澳門的華人居民也不能認同及接受的。但是,澳門的華 人居民亦同樣要求適當延長澳門的過渡期,押後收回澳門。他們 所持的理由是,澳門的情况較爲特殊,至現時仍無本地人,特別是 沒有華人出任高級行政官員，而培養大批可以運用“澳法”來“治 澳”的本地行政管理人才,短時間內是不可能實現的,有必要適當 延長過渡期,爲培養出一大批合格的行政人才提供時間條件。至 少,亦應及早公佈收回澳門的日期,使澳門居民能夠明確得知澳門 的過渡期有多長,以便心中有數，作出與過渡期相應的工作時間 表，做好包括培養行政人才在內的各項準備工作,長時間有長的做 法，短時間也有短的做法。中國要在二〇〇〇年之前收回澳門,是在鄧小平關於本世紀 內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前提下派生的，故在鄧小平未有修改這 一大前提之前,這個年期是不可更改的,這就與葡國政府及澳門葡 人和部份華人的要求存在距離。正因爲歸還年期是個極爲敏感的 問題,中方便在頭二輪會談中,建議將之放在談判後期解決，避免100

在談判桌上出現僵持局面,影響整個談判的進展。在第三輪會談 上,葡方已經讓了一小步，中方是否亦會讓出一步？這很難說。部份澳門華人提出“缺少治澳人才”的問題，曾經遭到中方的 誤解,經過三輪中葡會談之後,北京才突然迫切感覺到澳門確是需 要培養自己的行政人才，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接見新上任的澳 門東亞大學校長林達光敎授，鼓勵他爲澳門培養大量人才。《澳門 日報》也承認，正在面臨重大歷史轉變的澳門,需要各種人才的培 養,這是“澳門各方人士衆口一詞的意見”。工聯總會和中華總商 會屬下的業餘夜校,也協助澳府開辦葡籍公務員學習中文,以及華 籍公務員學習葡文的課程。一些民間機構，也批准本機構員工參 加澳府的培訓計劃,到葡國進行短期的進修學習。在談判的前後,葡方曾大談特談交還澳門之後,要保留葡國在 澳門的經濟、文化利益,看來,葡方代表團在談判桌上亦提出了這 一問題,也得到了中方較爲滿意的答覆。中方很淸楚,葡國在澳門 根本無甚經濟利益可言,它不像香港那樣有巨額的海外儲備金,也 沒有實力雄厚的英資財團及其利益，葡國政府從澳門得不到一分 錢的“進貢”，充其量只是安排了幾百名失業的高級知識分子和專 業技術人員,相反,在過去葡國政府還須撥款給澳門救災。因此, 葡國政府所強調的“經濟利益”,只不過是希望今後能利用澳門，作 爲拓展中葡貿易的跳板。葡國的外債十分沉重，外匯收支呈現龐 大赤字，出口市場狹窄,而中國是個潛力巨大的市場，只要中國能 把極小一部份用來進口各種貨物的外匯，轉向葡國購買同類產品， 這筆外匯對於葡國的財政收入來說,就是很大的比例。即使是互 有進出,葡國也有好處。北京亦趁此做個順水人情,答應了葡國的 “保障經濟利益”的要求,決定開展和加強中葡貿易,就在第三輪會 談結束後不到一個月,廣東省便一馬當先,派出一個外貿代表團到 葡國談生意去了。以廣東省作開路先鋒，也確是北京的一着好棋， 因爲廣東省是與澳門邊界相連的唯一省份，相對澳門而言,同樣是101

開展中葡貿易的跳板。至於“文化利益”，看來葡國比“經濟利益”更爲着緊,因爲這是 關係到葡國要在遠東留下一個“紀念碑”。故此,葡國政府指令澳 府將澳門的文物建築整理成目錄,送交聯合國敎科文組織審查備 案,申請批准澳門爲一個“文物城”,令中國在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的 監督下,不能隨意拆卸已編入“目錄”的文物建築。誠然,澳門在回 歸中國後,旅遊業仍然會是澳門的經濟支柱之一,也是作爲保持澳 門的“國際城市”的象徵之一,加上澳門的大部份文物建築，是不帶 政治色彩的敎堂、廟宇,北京是樂於繼續保留的。但是,個別宣揚 殖民主義、傷害中國人民族情感的建築物,如“阿馬留銅像”等,是 否値得續予保留,便有待商榷了。葡方在強調保障“文物利益”的目標中,還包括要保留葡文在 澳門地區的功能及普及率。澳府在“中文官式化”的計劃中宣傳, 絕不能容許英文作爲澳門的官方的第三語言。另外,葡裔敎育工 作者亦在擔心今後澳門居民只熱衷學習中英文，而忽略學習葡文, 對於葡文在將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地位,葡方是寸步不讓的。其 實這點葡方是過慮了。北京旣然要在澳門實施“一國兩制”、“澳人 治澳”，就必須讓葡文像中文一樣,作爲官方語言。否則,如果只有 中文才是官方語言,就無法實施“澳法治澳”,也就是無從談起“一 國兩制”了,澳門更無法作爲“國際城市”而存在。同樣,如果只以 中、英文作爲官方語言,也就無法體現澳門獨立於香港之外,成爲 另一個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當然,由於葡文在國際上的通用 性較弱,將來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能會允許英文作爲通用語言,並 允許只掌握一門英文外語的專業人士參與“澳人治澳”政府的工 作。(1986.11.16)102

周南葡國之行未收預期效果身任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會談中方代表團團長的中國 外交部副部長周南,於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七至二十一日官式訪 問了葡萄牙共和國,先後與總統蘇亞雷斯、總理施華高、外長米蘭 特、葡方談判代表團團長麥端納等,進行正式會談,還曾與專程飛 返葡國的澳督馬俊賢進行了非正式的接觸。可以說，周南的這次 訪葡之行,是自一九八六年六月三十日開始的中葡會談以來，兩國 政府就澳門問題所進行的最高級的接觸，雖然代表中方的只是外 交部副部長，但代表葡方卻是最高一級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了。 這次會晤,對解決澳門問題有可能要產生決定性的作用。這是一 次非常關鍵性的外事活動。因此，周南的這次訪葡之行,也就普遍 地引起外界的關注，更使五十萬澳門居民密切地予以注視。周南是葡國政府和人民的老朋友了，與葡國官民早有接觸。 除開他在北京參與接待前任葡國總統恩尼斯將軍，以及領導中方 代表團參加中葡談判之外,他亦曾多次訪問過葡國,最近的一次是 在一九八六年二月葡國新任總統蘇亞雷斯宣誓就職時,曾陪同中 國政府特使、衛生部長崔月犁到里斯本觀禮,並向蘇亞雷斯致賀。 正是這次訪葡之行,周南代表中國政府與葡方人員商談，決定了正 式開展中葡會談的問題。而周南這次訪葡之行，亦早已有所安排。 一九八六年六月底第一輪中葡會談前後，葡方曾對會談的地點有 所要求,希望能分別輪流在北京和里斯本舉行,但中國堅持正式會 談全過程的地點都是在北京,兼對葡方的要求進行安撫，答應在會 談進行期間,中方代表團團長周南將以外交部副部長的身份,到葡 國進行官式訪問，以作爲拒絕葡方提出在里斯本進行部份會談要 求的補償,使其不致感覺到失去面子。103

周南是在中葡兩國關係即將進入一個活躍發展的新時期之 際,進行其訪葡之行的。在中葡兩國的友誼日益發展的基礎上，周 南這次訪葡活動,可以說氣氛十分融洽友好,葡國政府對他給予破 格的接待，他幾乎會見了葡國政府所有最重要的領導人,如果僅以 一個副外長的身份來說，這個接待規格可說是在近年各國外交活 動中極爲罕見的了。雖然中葡兩國政府都宣稱周南訪葡並非等於 中葡會談中的一輪,但實際上卻比正式的會談更重要。因爲在正 式的談判桌上，雙方代表的職級僅是副外長及大使級，談判中出現 的問題,不能當場拍板,必須分別向上級匯報,再由上級作出決定。 而周南的這次訪葡,除了可能周南被中國政府賦予較大的決定權 力之外,在葡國方面,周南會見的人卻是擁有當場拍板的權力,不 須再層層請示、乾脆利落,有什麼分歧可當場提出討論。如找尋到 解決辦法可當場決定。另外,從葡方的接待規格來看,中葡雙方都 有繼續發展兩國友好關係的願望，也有盡快完滿地解決澳門問題 的誠意。但是,有誠意並不等於沒有分歧,也並不等於雙方不再堅持自 己所認爲的“原則二當然有誠意便可充份發揮雙方的靈活性,在不 傷害雙方的“原則”下找出一個妥善折衷的解決辦法。正因爲如 此，這次第三輪中葡會談上決定的周南訪葡之行，旣取得了鞏固和 發展第三輪中葡會談成果的進展,也無法突破第三輪會談中的某 些障礙，甚至產生了新的問題。獲得進展的方面,是雙方都同意加快中葡會談的進程,盡早簽 署聯合聲明。有跡象顯示，葡方已完全同意了中方的要求,即在一 九八六年十二月及一九八七年一月再進行兩輪會談，大約在一九 八七年二月間簽署協議。而葡國總理施華高在周南結束訪葡之前 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宣佈，中葡兩國於澳門問題的過去幾輪會談, 解決了一般性的問題;而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及一九八七年一月 在北京舉行的兩輪會談,將會解決全部問題,其中包括移交的問104

題。中葡兩國將在一九八七年初可達成協議。總理的這個講話似 乎可以證實上述的猜測。無論如何,葡方能修正其在談判日程上 所採的“拖拉”態度,不但符合中國政府的願望,也符合上任總統恩 尼斯將軍一九八五年五月訪華時作出的承諾,以及上任總理蘇亞 雷斯（現任總統）與恩尼斯在一九八五年所作出的聯合決策，即盡 早開展和盡快結束談判，最好是能只經四、五輪會談可解決問題。爲了盡快結束談判,中葡雙方就有必要加快工作步伐,草擬聯 合聲明的草案文本，在這方面,中方是早已胸有成竹的,早就準備 好了一份文本。而且,有可能是爲了使葡方有選擇迴旋的餘地,中 方所提出的文本有可能將是堅持大原則之下的幾個不同版本。葡 方一開始便顯得被動,準備不足,後來才倉促地提交了自己的文 本,而且有可能與中方所提文本存在着較大距離。在這種情况下, 如果僅靠未來的兩輪會談來進行修改,互補長短,產生一個雙方都 可接受的草簽文本,恐怕是來不及了。故此,十一月第三輪會談決 定成立聯合工作小組，進行該項工作,但尙未定出這個小組的成員 及開展工作的日期。在周南的這次訪葡之行中，雙方肯定已就此 問題作出了決定。因爲在周南返回北京之後,葡國外交部便宣佈, 聯合工作小組將在十二月八日在北京舉行第一次工作會議,而雙 方的小組成員人選亦已確定，葡方是外交部官員林慕士、前任澳門 經濟協調政務司謝兆時、總統蘇亞雷斯的政治顧問賈斯柏等三人, 與此同時,中國之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亦證實了這一消息。葡方 小組成員均是談判代表團的成員，對開展“就雙方代表團上數輪會 談的全部協議進行深入具體的討論，爲第四輪會談作準備”（葡外 交部發言人講話）的工作，將十分有利。因此，從這一方面來看, 周南的訪葡之行，確是取得了發展第三輪會談的成果。在這裡,有必要分析中國爲何急於在一九八七年初達成協議 的原因。根據各方面的資料顯示,原因主要是兩方面。第一，是爲 實現在本世紀內完成統一大業的目標服務。中國已決定要在公元105

二〇〇〇年之前收回澳門，僅比收回香港至多遲二、三年，甚至亦 會同一年實現收回港澳（當然不一定是同一天）但是,由於澳門問 題的會談開始得遲,如果談判的進展拖長，就勢必導致澳門的過渡 期比香港短,而澳門在過渡期內需要進行的工作和解決的問題，雖 然在表面上看比香港簡單,但實際上有些方面,特別是一些關鍵問 題,卻比香港更爲複雜。比如如何能在短短的十來年間培養出大 批合格的行政人才，以便順利地從葡國人手中接過行政大權的問 題,就是相當迫切的,而這比香港更爲困難,因爲香港現時已有不 少華人出任港府中許多較爲高級的職位,而且香港的英文普及程 度高，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專業人才較多,再加上十多年的努 力,到了“九七”時能順利接管政權,並非十分困難。而在澳門,這 方面所面臨的困難十分嚴重，任務也相當艱巨。因爲澳門將來肯 定是“澳法治澳”，但在本地華人及土生葡人中,能精通葡式行政及 法律的人並不多,且到現時未有華人擔任政府中的高級行政職務。 而培養一大批這樣的法律和行政人才，並非是十年、八年便可完成 的，因其所需的時間，比培養醫生、建築師,會計師等這樣的專業人 才要長得多。故此,在過渡期的結束日期不能拖延押後的情况下, 要設法使過渡期伸長些來做好包括培養“治澳”人才在內各項工 作,就只有依靠盡早開始進入過渡期,這就要求必須盡快達成協 議。另外,中國擔心葡國政局不穩，因爲政府內閣成員的變更而影 響中葡談判的順利進行，故希望速戰速決,早日達成協議。在一九 八五年五月前任總統恩尼斯將軍訪華之後不久,筆者曾提出獨家 的見解,認爲中方急於盡早開展談判和盡快達成協議，其中的一個 原因是中方鑑於葡國政壇經常發生“內閣危機”,政府更迭頻繁,擔 心由此會影響澳門問題的順利解決，特別是在政府由極右派政黨 當權的情况下。現在,各方面的資料已證實了筆者當時的猜測是 可以成立的。就在這次周南訪葡之行的前一天,葡新社引述外交106

人士的談話說，“中國欲加速完成會談的一項理由,就是擔心將來 萬一葡國出現政治危機而使中方缺乏有效的會談對象。”葡國政局 的發展似乎可以證實這些分析,就在周南訪葡期間,葡國政局又發 生了一次重大危機，國會中各黨派對葡國政府一九八七年的預算 案，產生了嚴重分歧,在野黨派意圖聯合起來，修改政府向國會提 交的預算案,而施華高總理卻強硬地表示,國會如修改預算案,政 府將會堅決予以拒絕。國務部長梅洛則指出，倘若總理作出拒絕 接受修改預算的決定，就勢必導至政府垮台。幸好,由於民主革新 黨（主要領導成員包括前任總統恩尼斯,前任澳督高斯達,本屆總 統競選之候選人沙先日）在最後一刻轉向,投了棄權票，使共產黨 和社會黨未能成爲多數,而否決了“修改議案”,渡過了險關。而上 一次“政府危機”,亦剛好是發生在第一輪中葡會談開始前一日。因此,上述的分析,是不無道理的。周南這次訪葡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亦遇到了一些挫折,無 法突破前三輪會談中某些“死結”,這都是意料之外的。本來,在周 南啓程之前，一位外交人士便向葡新社聲稱,周南之行將是爲具體 解決移交日期以及國籍、“土生”問題而來;正在北京出席全國人大 常務委員會會議的華人領袖馬萬祺,亦有同樣的表示。因此,中方 似乎是希望藉此次周南直接會見葡國總統、總理之機，能夠妥善地 解決上述三個問題,而這三個問題亦正是整個中葡會談中,分歧最 大而一時又無法消除的問題。周南的這次訪葡之行，似乎正是在 這三個問題上,尤其是“移交日期”問題上,碰到了釘子。否則，周 南就不會在離開里斯本時,在機場上回答記者提出的“中葡兩國在 澳門移交日期上是否有不同意見”的問題時強調，“這個問題是兩 國政府代表團在談判中要解決的問題。我可以吿訴朋友們,在本 世紀末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是十億中國人民的強烈願望,也是中國 政府的決心。我相信，葡萄牙政府對此是充份理解的”（引自新華 社電訊）。而正在北京的一位華人領袖，亦再次提出，中國收回澳107

門的日期，可能是在一九九七至二〇〇〇年之間,中葡雙方一九八 七年二月草簽協議之後,將在三月提交人大全體會議通過。而更能說明周南遇到挫折的是，十一月十九日,他在用了比原 定時間多了一個小時會晤了總統之後，面色凝重,不像兩日來的笑 臉迎人，談笑風生地主動地與記者談話,不但取消了原來安排的與 記者會面的項目，還拒絕回答記者的問題,匆匆上車離去。隨後, 又宣稱取消翌日的參觀里斯本市容等活動項目。與此同時，翌日 周南整天在中國大使館內沒有外出，人們都估計是在與有關人物 舉行閉門會議,或是向北京進行匯報和請示。而在葡國方面,曾分 別會見過周南的總統、總理、外長和談判團長,亦集中一齊開會。 後來，周南又與葡國外長米蘭特會晤了一次,而這是原定安排中沒 有的。另外,吿別宴會的氣氛,亦出奇地冷淸,這與歡迎宴會的熱 烈情形有如天淵之別。雖然,中國大使館事後曾宣佈，周南取消一 些行程是由於“疲倦”，但人們都認爲這是掩飾之辭。這一情况的 出現,在葡國傳媒中引起了哄動,紛作猜測,並大事渲染。但事實 上也確實給予人們一種“雙方在某些重大問題上談不攏”的感覺。看來,葡方在國籍問題上不肯讓步的原因,並非是有意刁難, 而是有其苦衷，是他們遇到了難以解決的具體技術問題。就以國 籍問題來說,除了雙方對“國籍”的槪念,有不同的理解等原因之 外,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倘若葡國即使是按照中國要求只將澳 門葡籍華人持有的葡國護照僅作爲旅行證件之用，取消對現有葡 籍華人的“管轄權”和“保護權”，就必須修改葡國憲法和葡國國籍 法,這對於四分五裂的葡國國會來說,將是一個十分艱難的工作, 且大多數國會議員爲了吸收僑匯,幫助減輕嚴重的外貿逆差的緣 故,也根本不願爲了澳門的十來萬葡籍華人,一萬餘正統葡人而去 修改國籍法,影響到法國、巴西等地的上千萬葡人。不過,由於澳門政權的移交,葡國憲法中有關澳門的條文,是 一定要進行刪改的。當然在技術處理上,後者要比前者容易得多,108

因爲後者是外交問題,而前者是葡國內政問題,他國無權干預。但 似乎葡國內政部在澳門居民的國籍問題上，卻從十一月起加強了 管制，規定在澳門欲透過婚姻關係歸化葡籍的人,必須有足夠證明 與澳門或葡國有密切關係。周南雖然突然取消了一些行程,但最後仍按原計劃到波爾圖 市去,會晤了專程爲此返回葡國的澳督馬俊賢。馬俊賢由於不是 談判團的成員，故不能以官方身份出席里斯本的歡迎活動,只能在 自己的出生地，以私人身份來接待周南(在此之前曾向總統、總理 匯報了澳門的情况)。其實,中國政府對澳督的聯絡工作,早就應 該進行，因爲澳門的過渡期是在馬俊賢的澳督任內開始的,能夠取 得馬俊賢的協調和合作,是順利展開過渡期的關鍵之一。而馬俊 賢未能像已故的港督尤德爵士那樣,有份參加談判，缺少了談判期 間的接觸和交往,就更顯得對其開展聯絡的重要性了，尤其是在澳 門的過渡期開始後,中方的工作對手就是馬俊賢了，應該從現時 起,就逐步增加與馬俊賢接觸及對話的機會。周南會晤馬俊賢似 乎是成功的。馬俊賢回澳時在碼頭上對記者發表的一番談話，看 來是受到了周南的影響。他對外間所傳周南訪葡遇到一些障礙一 事作出解釋說,中葡雙方坐在談判桌上，當然是有一些問題看法不 一致,但正因爲如此才需要進行談判。他又呼籲人們不要因爲葡 國有些報章的過份渲染而影響了本身的情緖，他說他相信中葡雙 方都抱有信心、善意、誠意去解決澳門問題,最終的結果是對澳門 有利的。另外,馬俊賢離開里斯本在機場上亦說,澳門政府將在一 九八七年展開雙語制計劃,向華人推廣葡語和向葡人推廣華語,並 加強這方面的敎育工作。看來,馬俊賢這些較爲持平的談話及對 順利展開澳門過渡期有利的計劃,都有可能受了周南的影響。(1987.1.1)109

葡國同意考慮一九九九年歸還澳門一月六日，由葡國總統蘇亞雷斯主持，召開了包括有葡國總理 施華高,國會議長亞馬留,前任總統恩尼斯將軍,澳督馬俊賢,以及 各有關政黨領袖在內的十七名國務委員參加的國務會議。這個一 九八七年度的第一次國務會議,引起了北京當局和澳門居民的高 度關注，因爲它的主要議題,是集中地討論葡國有關澳門前途的決 策問題，是在對解決澳門前途有決定性作用的第四輪中葡會議舉 行之前,葡國方面對此問題統一認識、統一決策的重大會議。這次國務會議共舉行了四個半小時。與會者聽取了總統和總 理對中葡談判所獲得進展的說明,並對此表示一致的認同。總理 施華高在會上，還宣讀了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中葡兩國政府代 表在巴黎簽署建交聯合新聞公吿時，有關澳門地位問題的談話記 錄（亦即俗稱的“巴黎秘密協議”,下同）。與會者還充份發表了對 加強葡中友誼的意見,表示要在澳門搞好安定發展，維持葡僑的利 益，發展葡中兩國間的多方面合作。會議還原則上同意考慮在一 九九九年將澳門的管治權交還給中國，同時還討論了澳門居民的 國籍問題,澳門的法制改革和發展問題,葡國政府如何維持澳門居 民的利益等問題。雖然國務會議只是葡國總統的最高國務顧問機 構,會議所討論的議題並不會形成決策性的決議，但它仍對葡國政 府執行權的具體行政工作起到指導作用。故此,這次會議所討論 的內容,實質上已奠定了葡方代表團在第四輪中葡會談及以後有 關工作中所採的立場和策略，其意義及影響是十分重大和深遠的。令北京當局和澳門居民放下一塊心頭大石的是，葡國國務會 議對中葡談判中的一個最大的死結— 澳門交還日期,終於作出 了符合北京意願的決定。而在此之前，年期的問題與澳門人的國110

籍問題,如何處理澳門的土生葡人問題等等，幾乎使中葡會談陷入 僵局,而其中的年期問題,更導致雙方不甚愉快，引發了談判開始 以來的第一次公開“論戰”,成了舉世矚目的大事。而今能獲順利 解決，可說是葡國政府在互諒互讓的原則下，作出了一大讓步。澳門歸還的年期問題，一直是中葡雙方討價還價的焦點之一。 早在中葡會談開始之前,雙方便開始進行非直接的“議價”了。葡 國認爲澳門問題不存在“不平等條約”,故不願把澳門問題與“一九 九七”扯上關係，希望澳門的交還日期不要與香港同歩，甚至提出 最好是在二〇〇〇三年,即葡國人在澳門居住四百五十周年時,才 交還澳門。而中國則認爲,在二十世紀內統一祖國,是中國的決 策，決不能把澳門問題拖進廿一世紀。但葡國人的意願可予適當 照顧,故收回澳門的日期應定在一九九七年之後，二〇〇〇年之 前。此後，此問題一直透過非正式渠道在討價還價之中,葡國人還 試圖透過以“爭取多些時間興建飛機場”等藉口，希望能將澳門的 歸還問題盡量押後,亦即是要跨越二〇〇〇年。明顯地,在中葡談判的會議桌上,年期的問題一直就談不攏。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中國副外長周南之行,在更高一級的“會談”中， 此問題仍是雙方堅持己見,互不相讓,令周南臉色突變,取消了一 些遊覽行程，在離開里斯本時宣稱“在二十世紀內收回澳門是中國 的國策”。在這次國務會議的前夕，雙方更爲年期的問題爆發了公 開的“論戰”,違背了會談前雙方須保守秘密,不得讓會談內容以種 種形式外洩的協議。“論戰”是由葡方挑起的。首先,是葡國社會黨黨魁安東尼•巴 里度在接受《消息報》訪問時說,葡國有可能在“被迫情况下”單方 面宣佈移交澳門治權的日期爲二〇一七年。他認爲比香港延遲二 十年交還澳門,可以有一段較長的緩衝期,讓澳門人適應“過渡期” 的環境。因爲,選擇這一個年期便可以達到將澳門平穩、逐步、民 主地進行移交,這並非是爲了葡國的利益及財產,而是由於需要時111

間培養將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管治人才。他強調香港與澳門 的前途問題,中英與中葡的關係問題,是不可相提並論的。如果中 國將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歷史環境照搬來澳門，那就是一個嚴重的 錯誤。如果這番話出自右派政黨領導人之口,是毫不奇怪的。但令 人感到驚奇的是，巴里度是社會黨黨魁,又是一位與蘇亞雷斯總統 （社會黨領袖）關係較爲密切的國務委員，故此，他作出上述的談話 便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如果連這些黨派亦在年期問題上主張及堅 持“跨越二論”的話,中葡會談的前途,則更不堪設想了。隨後，是在里斯本出版的一些葡文報刊上,亦陸續刊登了主張 二〇〇七年或二〇〇三年歸還澳門的文章，有的文章還說澳門“越 晩移交越好”。這些文章所持的理由不外有二，一是爲了湊足葡萄 牙人進駐澳門四百五十周年,二是如澳門的過渡期太短,不利於政 權的交接,尤其是在行政管治人才的培訓方面。接着,澳門的葡人社會和葡文報章亦作出了回應。通常被認 爲與葡國右派政黨黨魁、總理等人有聯絡的《澳門晩報》刊登了一 篇題爲“日期”的文章，認爲葡國對澳門的交還日期已是胸有成竹, 聲稱“億萬中國人對於公元二〇〇〇年之前收回澳門幾乎是一種 很大的野心”。“而對一千萬葡國人來說，卻是極爲希望在公元二 〇〇〇年之後的若干年”。該文章又提問，“究竟是日期重要呢? 還是協議的質素重要? ”還說出了“但是如果不考慮葡國人的固執, 也可能是錯誤的”這種話。澳督馬俊賢在澳門接受葡新社訪問時亦說，“葡國提出的日期 是可能的,而且是葡國希望的，但仍有商量餘地”。“澳門有其獨特 情况,澳門歸還中國的日期,要有彈性。澳門居民需要時間去適應 及準備。移交日期，要視乎過渡期的長短而定。”對於這些言論,中方開始還擊了。首先,是《澳門日報》以“專 論”的形式,批駁了上述言論,並引用了葡國人曾經策劃“慶祝澳門112

開埠四百周年”慶典活動,遭到北京強烈反對而吿流產的歷史,指 出上述言論的作者,是“很不明智”的,並重申“在本世紀內結束任 何外國殖民主義在中國國土上的統治,是中國人民不可動搖的決 心”。翌日，中方談判代表團成員,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在 一個酒會後接受記者訪問時強調,爲了中葡兩國的共同利益,澳門 管治權回歸中國的年期不能超過二十世紀。否則,中國人民不會 同意,廣大的葡國人民也不會同意。他說,現今世界上已沒有了殖 民主義,葡國爲什麼還要掛着殖民主義的招牌呢？柯正平還把年 期之爭,形容是“做生意”,透露是由葡國人提出了價錢,北京方面 便還價。次日,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強調,在二〇〇〇年以前收回澳門是 中國政府和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十億中國人民的不可動搖的堅定 立場和強烈願望，任何關於超越二〇〇〇年後交回澳門的主張都 是不能接受的。這番談話,把年期“論戰”推上了最高峰,也是在論 戰的雙方言論中,最能代表中國官方立場的言論，因爲其他的各種 言論,或僅僅是某些官方人士的個人意見,或則是民間報紙的評 論，並不能代表官方立場。由葡國挑起的這場“年期之爭”的論戰,是葡國某些仍然留戀 殖民主義“美好時光”的個別人士，在利用輿論力量著意向即將召 開的國務會議施加壓力,企圖造成旣成事實,迫使主張在二〇〇〇 年之前交還澳門的蘇亞雷斯總統和前任總統恩尼斯等人屈服就 範。另外,也可能與一批澳門土生葡人領袖在聖誕節之前,返回葡 國進行活動有關。他們所持的“四百五十周年”理由，由於殖民主 義的痕跡太露,顯然是軟弱無力的。但是,所謂“有充裕時間做好 過渡期中的準備工作,尤其是培訓行政管治人才”一說,卻具有較 大的說服性,甚至對一些民族意識較強烈的澳門華人居民,亦會產 生誘惑作用。因爲,以爲不必過份堅持年期,應視準備工作而定者113

有之;主張將年期延後,以便有更多時間賺更多的錢,然後有能力 到外國去作寓公者有之。某些葡國人利用部份華人居民擔心澳門 現時缺乏行政管治人才、可能會導致在將來管治權交接時不甚順 利,從而影響澳門的安定繁榮的赤子情懷,爲他們在澳門多留二十 年的希望作藉口。誠然,澳門現時確實是缺乏行政管治人才，尤其是在澳門政府 的中層以上行政官員中，幾乎全是由葡國派來的,由本地土生葡人 出任者甚少,由華人出任者更是鳳毛麟角，這對將來管治權的順利 交接，是甚爲不利的。這一點,連曾極力反對“人才缺乏論”的人 士，也逐漸改變原來觀點,看到其嚴重性,並以爲是當前必須迫切 解決的問題了。不過,有人指出澳門行政人才缺乏的現狀,正是澳葡當局有意 無意地造成的。他們長期以來歧視澳門的華人,製造種種淸規戒 來阻止華人出任高級公職,連土生葡人也不放過。就是在澳門問 題提出了之後,澳門政府亦只在華人進入公職方面稍作讓步,姗姗 來遲纔進行推廣“雙語制”的工作，步伐十分緩慢，與社會的需求十 分不相適應。即使是現時在澳門政府中任中高級職位的葡人,也不見得全 是人才精英。而澳門政府各部門的行政管理質素，工作效率,以及 廉政作風如何,大家有目共睹,與西方政治體系的行政效率相比, 不說遠的，就與香港比較,已是落後了數十年。因此,葡國人以“爭 取時間培訓人才”爲藉口,是完全站不住腳的。當然,在澳門問題提出來之後,澳門政府亦並非完全不做培訓 人才的工作,但畢竟很不夠。至目前爲止,澳府由行政暨公職司、 敎育司以公費選派了十多名澳門的華人大學畢業生前往葡國進行 短期培訓，進修葡文、公共管理、社會科學、財政和葡國法律的一般 常識等課程，學成返澳之後,便會分配到各有關政府部門擔任技術 員職務，使之成爲公務員本地化的一個初步。一九八七年一月二114

日，已有三名這樣的培訓生返澳向行政暨公職司報到上班。另外, 行政暨公職司招聘暨培訓廳亦陸續舉辦有關公職的課程，向華人 公職人員講授澳門政府行政架構及運作規律的知識,不過據說反 應不甚熱烈。相反,有關部門主辦的葡籍公務員學習中文,華籍公 務員學習葡文的課程,則反應較爲熱烈。但是,如以這樣的速度計 算,到澳門管理權交接之時，也沒有多少個華人可擔任較高一級的 公職,尤其是行政技術要求較高的公職。這點，連澳府主管公職培 訓工作的官員也持不樂觀的態度。據這位官員表示,如果要在澳門管治權交還給中國時出現本 地人出任的法官,這倒是並非十分困難的事。因爲按照葡國的司 法制度,具有大律師銜者只須再讀四年法官課程,便可出任法官, 而澳門年靑土生葡人大律師是不少的,問題是他們是否願意放棄 現時收入豐厚的職業,而重返葡國讀書,及以後出任收入相對較低 的法官。但是,如果是在現時從頭培養法官,則恐怕有點來不及 了，因爲最少要接受十年基礎葡文敎育,六年法律專業學習,以及 四年法官課程，一共是二十年的時間。除非是現時的葡文十年級 畢業生即去葡國修讀法律課程,這樣便可節省十年的時間,與過渡 期剛好銜接。至於行政管治權移交後需要的大量行政人員,則是較爲困難 的事。這位官員分析說,十年基礎葡文敎育,加上四至六年的行政 管理高級敎育,再加三年的實習鍛練期，一共需要十七至十九年的 時間。雖然現時的葡文中學畢業生立即到葡國就讀大學可節省十 年的時間,但人數並不多，與將來的需求相差太遠。現時最好的捷 徑,是應當充分利用澳門東亞大學，使之成爲眞正爲澳門社會服務 的大學。這位官員的說法不無道理。據說,北京國家敎育委員會 及港澳辦公室對此事甚爲關注,有意思從財力、物力來支持東亞大 學培訓澳門的行政人才，但澳門政府的反應並不積極,只是滿足於 現時的蝸牛速度。因此，從這點來說，葡國某些人士“爭取時間培115

訓人才”的說法,並非是眞心實意的。雖然在年期的論爭中,北京所持的論點理直氣壯，無可辯駁, 而大部份澳門華人居民,不管其心裡仍存有什麼憂慮,但在民族大 義上說,亦不反對在二00。年之前收回澳門。在這種有利的情 况下,有些華人領袖對此問題有點敏感,惹起人們的猜疑。這主要 發生在於對澳門旅遊娛樂公司的續約及銀禧紀念活動上。正在 “年期”論戰進行得激烈之時，澳門政府與“賭王”何鴻槃在澳督府 內舉行簽署儀式,將賭約延至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 八七年一月一日晩上,娛樂公司舉行盛大宴會,慶祝該公司成立二 十五周年。一向凡“賭王”邀請必到的南光公司負責人及社團負責 人當晩竟然缺席,連身爲娛樂公司董事長的霍英東也沒有露面,這 使主人只好臨時對貴賓席進行重新排位。這一舉動,被葡文《澳門 晩報》以“缺席”爲題，猜測是由於他們對政府將博彩合約延期至二 〇〇一年,超越了北京提出的政權移交期限而表示的不滿。對於此點,澳府顯然也有不滿情緖。一月六日,護督孟智豪公 開聲稱,葡國人在會談中，從來沒有把娛樂公司的續約問題拿到談 判桌上。况且,澳門有很多最近簽定的合約，包括塡海工程,屠場 及泊車場的專營權等,都是超越二〇〇〇年的,如逸園狗場的合 約,最近便批准延長至二〇〇五年,也未見中方表示什麼不悅的意 見。同時,在新賭約中，還有一點條文規定，倘將來遇到重大事件, 該合約可隨時中斷。也就是說，如中方認爲不妥,可在二〇〇〇年 之前便中斷合約的。關於賭約延期的問題,只在澳門出了一個小風波,而在國務會 議的前夕，關於“巴黎秘密協議”的風波則是鬧得沙塵滾滾,甚爲熱 鬧。據估計，是由於周南在一九八六年底訪問葡國時,曾以“巴黎 秘密協議”爲武器,向葡國領導人提出必須在二00。年前進行澳 門管治權的移交。爲了討論年期問題，蘇亞雷斯總統便決定在國 務會議上宣讀並討論這份協議。但是,在會議前夕,總理施華高竟116

說找不到這麼一份協議,連身爲蘇亞雷斯親信的澳督馬俊賢,也說 不知道有這份協議。前任總統恩尼斯在接到施華高的追討協議的 函件後,指出中葡建交是在他的總統任內實現的，他知道確實存在 着這麼一份文件，並指出這份文件放置在總理辦公室的檔案處或 外交部。恩尼斯對此事表示感到驚訝,並認爲可能會影響中葡談 判,因爲中國可能會擔心葡國當初的立場改變,而該份文件是中葡 會談的基礎。前任外交部長嘉瑪亦指出,這份文件存放在外交部 的保險箱之內，他已將之當作重要文件親手交給了繼任人。幸好， 這份文件終在國務會議召開之前一天找到了，並如期地在國務會 議上向與會者宣讀。其實，正如恩尼斯所說,這份協議書並無特別之處,它只不過 是承認了澳門是中國領土,但暫由葡國管治,在適當的時間通過談 判解決澳門問題。這一點,在較之早幾年實施的葡國憲法,亦早已 有所提及,稱澳門是“特殊地區”,是暫由葡國管治的中國領土。而 前任總統恩尼斯,前任總理蘇亞雷斯,前任外長嘉瑪,亦正是根據 這些精神,制訂了解決澳門問題的基本政策,與北京達成了某種程 度的默契。這就難怪,恩尼斯擔心倘找不到這份文件便有可能被 北京懷疑葡國的政策有變，而事實上恰恰是某些人藉此來干擾中 葡談判的進展。正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不管葡國某些人如 何搞小動作,開明人士仍佔大多數,國務會議終於作出一九九九年 交還澳門的決定,並希望中葡會談的協議書能盡早簽署。另外，對 澳督馬俊賢的信任亦已恢復。因爲在前一段時間,葡國一些右派 政黨對馬俊賢在會晤周南後所說的一些“立場軟弱”的談話，表示 不滿，主張更換澳督。這迫使馬俊賢在強大壓力之下,最近說了一 些態度曖昧的話,而在他赴里斯本出席國務會議時,在澳門碼頭上 竟臨時放棄發表談話的安排,並避開記者群，避免回答尖銳的問 題,以免“講多錯多”或是講些違心的話。不過,北京對馬俊賢正伸117

出友誼之手,邀請他到北京旅遊,以聯絡感情，爭取這位在即將開 始的過渡期的首位工作對手的通力協調合作。(1987.1.16)118

中葡談判柳暗花未明?聯想起北京里斯本之間突然爆出的“年期”之戰,中葡聯合工 作小組工作進度緩慢的消息,立刻引起關注澳門前途問題的人們 的高度重視。有不少知名的澳門土生葡人人士，論政團體的負責 人，以及一些民間機構的負責人,內地新聞機構的記者,甚至幾位 不遠千里而來的台灣報刊的記者，都曾從不同的角度探討過這一 問題,並對第一至第三輪的會談進行了回顧和分析,找出一些爲人 疏忽的重要細節，其中一些人透露了不少鮮爲人知的內幕資料，提 出了若干新穎的觀點。在探討中大家都一致肯定了一點,即是中 葡會談遇到了障礙。但障礙來自何方？則各有各的說法,有的推 諉於葡方的死要臉子，討價還價及刁難,有的則認爲是雙方都有責 任。但有一種觀點卻認爲,中葡會談未能按原計劃順利地進行，是 中方談判團的團長周南犯了“經驗主義”和“輕視對手”的錯誤，未 能知己知彼,認眞地分析葡方的心態、策略和戰術,被葡國人牽着 鼻子走，甚至幾乎上了大當。確實，周南輕視對手的心態早就暴露出來。在中葡會談正式 舉行之前，周南在廈門接受香港記者訪問時，就以一種十分輕率的 態度說:“澳門的事情好辦,澳門這麼小,問題又比較簡單,澳門問 題是比較容易解決的。”而在此之前，葡方卻已放出“澳門的事情不 好辦”的風聲了。如澳督馬俊賢和葡國的一些政要便在談判前夕 多次強調,“澳門有澳門的特殊情况,不能照搬香港那一套。”六月 上、中旬，專程來澳出席“葡僑日”慶典活動的葡國國會事務協調部 長魯奇勒,更當着澳門南光公司幾位負責人的面，發表了一通宣揚 “賈梅士式”的“愛國主義”,實則是殖民主義的談話,並在離澳時再 次強調葡國會對澳門的十萬葡籍居民負起道義的責任。而周南和119

中方的某些傳播媒介,卻偏偏看不到這一點，還在大談“以香港模 式解決澳門問題”。殊不知,民族自尊心甚重的葡國人,一向都不 喜歡提及“學習香港”,且更不願意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及其附件的 精神,去處理澳門葡籍華人和土生葡人問題。“澳門有澳門的特殊 情况,不能照搬香港的那一套”也者,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指這一方 面。中方代表忽略了這一點,事先未能給予應有的重視,就難免在 談判過程中碰到“釘子”了。會談初期,照周南和中方某些傳播媒介的調子,旣然有中英會 談順利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經驗在先,澳門的問題也就不難解決, 但偏偏就是中英會談的經驗不能完全解決澳門的問題。因此,可 以說這是周南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有人開玩笑說,當初鐵娘 子亦是犯了“經驗主義”及“輕敵”的錯誤，滿以爲挾着福克蘭群島 大捷的餘威,就能在香港問題上佔上風,誰知碰上了鄧小平的蠻 勁,以至心神不定,在人民大會堂門前摔了一大跤。而周南亦是一 樣，挾着順利解決香港問題的餘威，滿以爲可以照方煮藥,順利解 決澳門的問題，卻遇到了刁鑽的葡國人,碰上了釘子。從資料搜集等方面的工作來看,中方在會談開始前確是做了 大量準備工作的,但卻偏偏沒有分析談判對手的心態、策略及國 情,以致未能知已知彼,百戰不敗,犯了兵家的大忌。現在回過頭來分析葡方對談判代表團的人員及策略的安排, 葡方並非如中方估計那樣倉促應戰，拉雜成軍，不堪一擊,而是做 了十分充份的準備工作,沉着應戰;只不過是扮出一副忙亂草率的 假象,以圖達到麻痺對手，尋隙反攻的目的。先從葡方談判代表團成員的安排上去分析。在當初宣佈葡方 代表團的名單時,不少人便覺得奇怪,爲何最應參加會談的葡國駐 華大使和澳督不是談判團的成員？而在中英會談過程中,擔任同 樣職務的官員均是談判團的成員。現在，幾乎可以明瞭到葡方這 樣的安排是一着深謀遠慮的妙棋了。原來,葡方早就有“會談並不120

順利”的心理準備。倘若在會談中雙方發生激烈的爭吵,就由不是 談判團成員的駐華大使和澳督，出來做和稀泥的魯仲連，分別在北 京和澳門與中方的官員斡旋擺平,爭取到較爲有利的地位。由此 看來,葡方在會談開始前便已擺出隨時準備赤膊上陣的姿態，又暗 中安排了充任和稀泥角色的人選。相對之下,中方卻因揹上澳門 不存在條約、主權等問題,有中英會談的經驗在先,以及澳門地方 小,問題簡單等包袱，產生輕視對手的情緖,未有做好兩手準備,在 遇障礙時便有點措手不及,甚至怒容浮面,沉不住氣,針對葡國和 香港的一些報紙關於收回澳門的“年期”問題的非官方言論,發表 了具有官方性質的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的談話，違背了不得將會 談內容外泄的協議了。北京未能知己知彼,似乎也反映在不了解葡國人的心態方面。 英國人之所以重視香港，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由於他們對香港抱着 實利主義的態度,要維護香港的英資財團。但葡國人對澳門的重 視,是政治原因多於經濟上的考慮，因爲葡國人在澳門並無重大的 經濟利益可言。澳門是葡國在遠東的第一個殖民地,亦是開創歐 洲列強侵佔中國領土之歷史第一頁的地方。雖然現時葡國領導人 聲稱抛棄殖民主義,但其思想殘餘還是有的,他們緬懷其祖先光輝 的“航海”的歷史,他們有強烈的民族虛榮心,是決不會這麼輕易地 放棄澳門的,必然要取回一定代價,亦即是交換的條件。另外,中方對蘇亞雷斯總統的性格,似乎亦忽略了,只知他是 中間偏左的社會黨黨魁,亦曾對北京表達過交還澳門的意願，但對 他那倔強性格卻了解不多。其實，蘇亞雷斯的曲折經歷與鄧小平 是不相伯仲的，同樣都具有“三上三落”的光輝歷史,坐牢、流放、落 魄、吃盡了苦頭,從而錘鍊了不屈不撓的秉性。如果談判順利,在 道義上他是會順服地拱手交出澳門。但倘談判不順利,或是中方 施加壓力,他或者便會發下“政治脾氣”了。葡國的國情與中英兩國也有很大的差異,這可能也是北京未121

有加以注意的。在中國方面，是長官意志，鄧小平“說了算”。在英 國,亦幾乎是戴卓爾夫人有決定權,在野黨縱然反對亦無可奈何。 但在葡國卻剛好相反,由於極端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引致沒有任何 一政黨可以“話事”，國會四分五裂,右派勢力廣大。反映到談判桌 上,葡方談判團又變成了“婆婆多二重大事情無法及時作出決定, 不如中方那樣乾脆利落了。葡方早已透過中英會談窺知中方的態度,而中方卻以一般化 的眼光看待葡國人,未能“知彼二當然在很多問題上顯得被動了。 如在談判一開始,葡方索性以“詐傻扮矇”的態度一味任由中方拿 出解決澳門問題的建議書,且不置可否,只說是拿回去硏究。一方 面是爲了向世上表示自己是“弱小的被動者”,以博世人同情,另一 方面是爲了拖延時間，爭取主動權。因此，我們便可以見到這樣的 場面,在每次會談前,周南盡量以輕鬆的笑容大談“伙伴關係”，“倒 吃甘蔗漸入佳境”,以及“北京的秋色亦很美”,而麥端納卻一直扳 起面孔，收歛笑容,隨便敷衍。甚至,在會談進行中,葡方代表團的 成員竟跑到會場外向記者大派餅乾！故有人說,周南吃到的是一 根生了蟲的甘蔗！而事實上談判並不順利,否則作爲中方談判團 成員的柯正平就不會說“雙方在討價還價”了，因爲“討價還價”的 交易本身就不是充滿誠意的交易。現在看來,葡方早就制訂了談判的主攻方向,亦即國籍問題, 這個陣地是堅決不能放棄的。葡國人要利用國籍的問題,在世界 面前造就自己“堅持道義的小國”的形象，藉中葡會談撈回一點政 治資本，抬高自己已日趨沒落的身價。最近葡國國務會議對“年 期”的讓步,正是爲了加強自己對固守“國籍”陣地的實力,從中亦 可看出葡方並非沒有戰略眼光。葡國最高國務會議前後的“年期”之爭，其實只不過虛幌一槍, 眞正的目的是爲“國籍”問題設下陷阱。衆所周知,在澳門的交還 日期問題上,主動權掌握在北京的手中,根本沒有葡方說話的機122

會，因爲葡萄牙共和國憲法已將澳門定爲“特殊地區”,取消其“海 外殖民省”的地位。中葡建交時，雙方又達成了澳門是中國領土的 一部份的秘密諒解。葡方如死抱澳門不放,在法理上和國際道義 上是說不過去的。葡方亦知道鄧小平多次說過必須在公元二十世 紀內完成統一大業。因此葡方亦明知要拖至公元二〇〇〇年之後 才交還澳門，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是,爲何葡方又一直透過各種渠道放出聲氣,謂要在公元二 〇〇三年才交還澳門,甚至在國務會議前夕，還由一名政客公然發 出要在二。一七年交還澳門的奇談怪論呢？這正是葡國人以“年 期“交換“國籍”的策略。旣然明知“年期”問題沒有主動權而“國 籍”問題卻完全擁有主動權，中方決不可能強迫葡國修改國籍法, 以免有“干涉他國内政”之嫌,葡方何不故意首先就'年期”問題“搞 大件事”，做得似模似樣,使世人誤以爲葡國人在“年期”問題上亦 是寸步不讓,然後突然說“爲了不傷害葡中友誼”,決定在一九九九 年交還澳門,令世人產生了“葡國已作出了重大讓步”的感覺。這 樣,葡方代表團便可以“互諒互讓”爲藉口，要求北京亦要就“國籍” 問題作出重大讓步,葡國人這種欲擒先縱,利用國際輿論的手法是 否得逞,現時尙未得知,不過亦可看出葡國人決不是平庸之輩，他 們是有一定的談判經驗的。在國務會談的前後,另一件事亦引起了世人關注,這就是所謂 “巴黎秘密協議失蹤”的問題。這件事與葡國政府的會談策略旣無 關，亦有關。無關的是，所謂協議書“失蹤”只是一件偶發事件，並 非葡方所出的“招數”;有關的是,蘇亞雷斯確實是想將這份“秘密 協議”當作“王牌”,待到最後關鍵時刻亦不使用,務求使其達到最 大的作用。在此情况下，雖然葡國國會的一些左派政黨曾多次要求政府 公開這份秘密協議,政府一直沒有答應，顯然一是爲了讓這份協議 能在最適當的時候發揮最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爲了避免中國政123

府感到尷尬,也可能是中國代表當時便有此要求。可能,這張“王 牌”是要在談判完全破裂，中國單方宣佈解決澳門問題的方案時才 抛出來。倘若談判順利,這份秘密協議的內容也就永無見天日的 機會了。不管怎樣,葡方代表團在一至三輪會談中,很可能欠缺了一點 誠意，老是在討價還價，甚至是出點小難題來進行刁難。在國務會 議公報中“堅決支持代表團在會談中所持的立場”這句話中，我們 可以窺視到許多的問題。就是在談判桌上,葡人亦耍了不少小花 招，這裡試擇其二:第一件,是正當葡人大談“保留澳門文化特色” 之際,澳門的一位葡人歷史學家文德泉神父,突然叫來澳門電視台 的記者,拍下了澳門南光公司招待所擴建工程的地盤情景,指責該 工程毀壞了澳門的一段舊城牆。而澳門政府的三位政務司，亦趁 機在政府公報中聯合發表批示，謂正在舊城牆位置進行的任何建 築工程,均必須報經有關保護文物部門審批。其實,澳門的舊城牆 早已蕩然無存,即使是南光公司招待所擴建工程的一段舊城牆,亦 只不過是泥牆一幅,毫無旅遊及考古價値可言。該工程便因不能 拆除舊城牆而受了阻礙。第二件,是重建澳門歷史檔案館的問題。澳門歷史檔案館位 於荷蘭園馬路，一九八三年曾進行改建工程,旣保留了建築物的外 形特色，又使其內部結構得到加固,該工程曾榮獲了國際性的保護 文物獎。但在一九八六年,政府又借口要重修檔案館而突然將之 封閉,距離上次重修才不過是三年。原來進行重修工程是假，借此 封閉檔案館、不讓中國有關人員査閱澳門的歷史檔案是眞。原來, 在中葡會談開始後,中國的有關幹部曾到該館査閱資料,以求找出 澳門被葡人佔據的眞正原因及其他資料。可能葡方對自己所持 “澳門並非強佔而來，而是向明朝官員進行賄賂而得”的說法心中 有鬼,故突然封了檔案館,把所有檔案資料封存了起來。由此看來,澳門問題要能得到完滿解決，還須作出相當艱辛的124

努力。雙方都要拿出誠意來，不要打什麼“王牌”,否則對澳門的安 定是不利的。(1987.2.1)125

土生葡人問題懸而未決一般人都認爲,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會談，重點內容 是澳門的歸還日期及如何妥善處理土生葡人這兩個大問題。而在 事實上這兩個大問題亦確實令一至三輪會談進展得不十分順利的 重要原因。不過,在北京的堅持之下,葡方終於對第一個問題作了 讓步,同意在公元二〇〇〇年之前將澳門交還給中國,現在就只剩 下第二個問題有待解決了。港澳辦公室副主任李後在廣州獲悉葡 國國務會議作出“一九九九年歸還澳門”決定的消息後，曾對香港 記者說，年期問題解決了,其他一切問題,包括土生葡人和國籍的 問題,也就好辦了。土生葡人問題尤其是其中的國籍問題，果眞就是“好辦”了嗎? 表面上看,確是“好辦”了。在葡國國務會議結束不久，一直停頓了 大半個月的中葡談判代表團聯合工作小組，也就立即恢復了工作, 看來這個小組是準備大幹一番,乘着解決了“年期”問題的東風,連 帶着硏究出解決土生葡人問題的細則方案，再將解決澳門問題的 整個方案整理成協議書草案文本,提交給第四輪中葡會談審議。 但是,這個小組恢復工作多時,仍未聽到第四輪中葡會談何時舉行 的正式消息,倒是聽到不少小道消息,謂原定於十二月底一月初的 第四輪會談會比原計劃推後兩個月，最快也得在一九八七年三月 上旬才能舉行。而原來設想在二月八日中葡建交八周年紀念日簽 署協議草案文本，亦確實未能如期,看來,連在後來已經推遲了的 在三月下旬舉行的全國人大全體會議之前進行草簽的設想,也有 可能落空,而推遲到四月之後。葡國總理施華高的訪華之行，日期 未能確定下來，因爲已經安排他出席簽署儀式。由此可見,雖然已 經解決了“年期”這個至關重要的大問題，中葡聯合工作小組的工126

作,也還是不十分順利。至少在如何處理土生葡人及國籍問題上， 雙方仍有一定的分歧。或者葡方在施展其“欲擒先縱”的策略,以 放棄“年期”利益來爭取“國籍”利益，斤斤計較，寸步不讓。國籍問題是“土生葡人問題”這個總題之下的一個極其重要的 問題，但其範疇亦已超越了土生葡人,因爲澳門擁有十萬的葡籍華 人。在國籍問題上,葡方早就擺出一副“堅持道義原則”的架勢,毫 不相讓。一九八六年六月間,葡國總理助理兼國會事務部長魯奇 勒在訪問澳門時就指出,葡國政府在國籍問題上將會堅持原則,並 將會盡力維護持有葡國護照人士的利益，因爲他們都是葡國國民。 無論他們是有葡國血統或是歸化入籍者。魯奇勒還加重語氣地聲 言，葡國不會將國民國籍作爲一項交易。淺而易見,里斯本想在國 籍問題上,要比英國更勝一籌,好向全世界證明:葡國並非一個小 國、弱國，幾個世紀以前聲威顯赫的“航海王國”精神,似乎仍然存 在。國籍問題確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其癥結在於,中國不承認 其公民擁有雙重國籍,而葡國卻承認其公民擁有雙重甚至是多重 國籍,但須以葡國爲第一國籍。應當說,葡籍華人中的國籍問題，是不難解決的,按照中英聯 合聲明的模式來處理就是了，因爲在澳門回歸中國後,澳門已名正 言順地是中國的領土,當地的華人居民亦自然地成爲中國公民,就 應受到中國有關法律的規範。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三 條的規定，他們是不能擁有雙重國籍的,故其擁有的葡國國籍便應 予取消。這一點，是不管葡國如何一廂情願，也是阻擋不了的。在 此問題上,葡國毫無“道義”可言,否則便有干涉中國內政之嫌。設想,屆時中國政府規定,在澳門歸還給中國之前已出生或歸 化而獲得葡國國籍的華人，一律自動成爲中國公民,但其所持葡國 護照仍可保留,只不過是只能具有旅行證件的功能。至於在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之後在澳門出生的華人居民,不管其父母是127

否葡籍,也不能再像現在那樣可領取葡國護照,只可領取中國特別 行政區護照。不過,這必須取得葡方的諒解，主動修訂“國籍法”才 能實現,這恐不是容易說服葡國的事情。至於土生葡人的國籍問題，則複雜得多了。由於在“一九九 九”之後,他們作爲葡國公民,葡國的法律仍可對他們生效，但如他 們仍在澳門居留的話,又須遵守中國的法律,便會令他們處於一種 尷尬的地位。北京曾說過,土生葡人可自由選擇國籍,他們肯定是 不會選擇中國國籍的，但在此情况下,將來的“澳人治澳”政府是否 把他們當作“外籍人士”看待,而令他們失去選舉和被選舉權,甚至 就業權利？筆者曾接觸過不少土生葡人，他們根本上就不相信北 京會讓他們自由選擇國籍。有些懂得中國法律的土生葡人更指 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四條的規定，“父母雙方或一 方爲中國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國，具有中國國籍”。在澳門回歸中 國後,澳門自然就是該條文中所稱“中國”的一部份,而土生葡人是 在澳門出生的，其中大部份人的母親,或是上一代有人是華人,亦 即是該條文所說的“中國公民”,那麼,他們的國籍是否就要按照這 條規定被強制性地轉爲中國籍？故此，倘若北京作出土生葡人可 自由選擇國籍的承諾的話,就是違反“國籍法”規定的了。他們怕 就怕在北京現時作出承諾,到時又以與“國籍法”上的此一規定有 所抵觸而將之推翻。倘若果眞是如此的話,土生葡人所擔心的事 情將會更多,在此只舉一個所有擔心中最不重要的一個例子:一位 土生葡人說,如果屆時他們要到中國大陸旅行時,中國政府當然把 他們當作“本國公民”看待，他們很有可能因不熟悉中國的法律制 度而誤觸法律（有些行爲在澳門並不違法，但在中國卻是違法的）， 就會被中國政府作爲自己人而將之拘捕判罪，而不是當作“外國 人”而驅逐出境,也無權受到葡國大使館的保護了。澳門天主敎區副主敎林家駿則向筆者指出，雖然北京口口聲 聲說會照顧土生葡人的利益，亦確實派人搜集過土生葡人的意見,128

但對土生葡人的眞正心態,仍不甚了了。比如，港澳辦公室秘書長 魯平說“繼續容許葡籍人士留在澳門”這句話，便刺傷了土生葡人 的心。雖然說，這句話在原則上是對的，但在用詞上卻有嚴重錯 誤,便是使用了“容許”一詞，因爲“容許”者,帶有“容忍”及“恩賜” 的侮辱性質,有點大國沙文主義的影子，“嗟來之食”的氣味。其 實,土生葡人出生在澳門，按照一般國際法的準則,他們具有這個 地區的永久居留權，根本不需要什麼人的“容許”,他們亦有權在此 地居留。其實，這個詞如果換成“歡迎”或“可以”,便不會產生上述 的帶有歧視意味的反效果了。林家駿又進一步指出，“容許”一詞，還有可能在更大的範圍內 產生更爲嚴重的不良後果，即居住在各國的華僑的居留權亦將會 受到威脅。因爲旣然中國政府可用“容許”一詞來對待在澳門出生 的葡籍人士,那麼，一些不懷好意的國家,亦可以使用“容許”一詞 來對待在該國出生、居留的華裔及華籍人士。須知道，在澳門出生 的土生葡人,只不過一萬餘人,而在各國出生或居留的華裔及華籍 人士卻超過二千萬人。如果萬一這些國家“有樣學樣”,亦宣佈“容 許”華裔及華籍人士居留的話,其所引起的震動又是多麼的巨大。在土生葡人問題這一總題目下的另一個問題,則是文字和語 言的問題。他們從中英聯合聲明中已經看至將來的“澳門特別行 政區”，肯定是中文作爲第一語言,而葡文雖仍可作爲官方語言，但 其地位已降至“第二語言”了。這樣,便會使他們現時在澳門政府 各部門中所享有的較高收入和福利,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等優勢,大 爲削弱。因爲他們普遍缺乏中文的寫讀能力,即使是葡文學歷他 們亦大多是只具中學水平。不少土生葡人便擔心,屆時“澳人治 澳”政府在招聘公職人員時,勢必是以中、葡兩種文字進行考試,即 使是兩種文字的答案均具有同等效力，土生葡人亦一定會輸給華 人，因爲華人學生讀書一般比較用功，成績會較好。這樣,土生葡 人將逐漸失去公職職位，如在私人機構任職又不能得到如公務員129

那樣高薪和福利。除非是將來有政策對土生葡人給予特別的“照 顧”、“保護”,否則他們都會感到前路茫茫。當然,現時四十歲以上的土生葡人，已經不擔心自己的就業機 會了，因爲到時他們已經退休或是接近退休年齡。他們擔憂的，是 自己的下一代，無法與人口比例多幾十倍的華人進行競爭。也有 一些立志不走,眼光較爲長遠的人,現時已將其子女送到中文學校 讀書。一些年靑的土生葡人公務員亦參加了有關部門的中文培訓 班。這種積極的態度,將會使他們今後的適應能力大爲加強，因爲 能夠掌握葡、中兩種文字的人，機會是比僅懂中文或只掌握中、英 兩種文字的華人多些的。另外一些土生葡人還擔憂,將來在澳門交還給中國之後，“澳 人治澳”政府及一部份華人首長,或是華人居民，民族意識強烈高 漲,歧視和杯葛土生葡人,甚至會再來一次類似“一二•三”的事件。 這些人士尤其他們中的警務人員，由於平時對華人居民的態度不 大好，他們擔心受到報復，此種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在北京方面， 當然會作出承諾保證將來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但這些葡人擔憂不 是靠幾句話就能夠消除的。這正如一名土生葡人律師所說的那 樣，那一類如“保障土生葡人利益”之類的承諾,只是一句很抽象空 泛的詞句，尙欠缺具體的內容，因此仍使人心裡感到不甚踏實,因 爲這句話只是形式而不是實質。因此,希望在將來的中葡協議中， 能具體列明有關細則內容,如居留權,選舉和被選舉權,國籍的選 擇權等,這樣，就有法律依據了。在土生葡人普遍地存在着疑慮的情况下，他們終於打破兩年 多來的沉默，最近由在各政府機構擔任中、高級公務員的土生葡 人,發起了組織一個名爲“公職人員協會籌設委員會”的組織,將 “維護本澳公務員未來的地位和利益”,以及“參與本地區的行政管 理”,定爲該會的重點工作之一,這個社團受到了絕大部份土生葡 人公務員和部份華人公務員的擁護，紛紛要求加入,據說已佔八成130

公務員響應了該社團的入會號召。對於土生葡人的這一心態,相信有關方面亦已關注到了，並在 努力地進行着安撫的工作,尋求一個妥善解決問題的好辦法。全 國政協委員,澳門大豐銀行總經理何厚錘便表示，他相信中葡兩國 在第四輪會談中,必然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和互諒互讓精神,找出 一個妥善的方案和特殊的政策,圓滿地解決土生葡人的問題,能令 各個方面,尤其是土生葡人滿意。比如國籍問題，他表示相信兩國 會找出一個特殊的辦法來靈活處理，而未必會照搬香港那樣的解 決辦法。北京方面是旣可允許土生葡人保留自己的國籍,又能讓 他們繼續在澳門居留,並參與“澳人治澳”的工作,他們不用擔心中 國會強迫他們加入中國籍，至於語言問題,就更不是什麼了不起的 難題。由於將來葡文仍然被保留爲官方語言，現時的政府公務員 仍可繼續保留在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工作,並將能勝任其職責。何厚錘又認爲,土生葡人其實在未來的歲月中將會擁有更多 可供發揮其能力和才幹的機會，他們將成爲中葡兩國國與國之間 的溝通橋樑，因爲他們懂得葡、中兩國語言，對葡、中兩國的市場環 境亦很熟悉,而隨着澳門問題的順利解決,中葡之間貿易和文化交 流亦勢必有所加強，土生葡人便正好利用他們的這一天賦有利條 件,積極發揮其從中溝通的作用,他們所得到的實際利益,將是無 法估量的。因此,土生葡人是應當安心留在澳門的。何厚鏵是澳門華人領袖何賢之子,曾在海外負笈，具有豐富的 學識和行政經驗,其本人的形象亦易爲居民所接受，故人們一直 將其視爲將來“澳人治澳”首長的最佳人選,據說北京在着意培養 中,故此,他所說的話,是有一定的權威性的。(1987.3.16)131

千呼萬喚始成定局關於澳門問題的第四輪中葡會談,在千呼萬喚、一拖再拖之 下,終在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八日開始舉行,這與第三輪會談相隔了 將近五個月。該輪會談是最後一輪會談,將會產生中葡聯合聲明 並將由雙方團長進行草簽,故此,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關注。在會 談之前及過程中,各種猜測亦從四面八方傳來,令人一時難以分辨 眞僞。按照北京原先的日程設計，在中葡聯合工作小組於一九八六 年十一月開始進行工作後,有關澳門前途的各種具體細節問題,會 逐歩獲得解決。在此基礎上,於十二月底舉行第四輪會談，雙方開 始進行中葡聯合聲明的草擬工作。一九八七年一月下旬,再進行 第五輪會談,確定中葡聯合聲明的文本,然後在二月八日的中葡建 交八週年紀念日，雙方政府代表進行正式簽署,隨後,中方將文本 提交於三月二十五日開幕的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審議批 准，而葡方亦在六月十五日葡國國會休會之前提交國會批准。然 後，雙方再擇日交換批准書,賦予中葡聯合聲明法律效力。但是，事情的發展與這個日程表頗有出入,首先,是中葡聯合 工作小組的工作頗爲不順利。由於中葡會談面對“年期”和“國籍” 兩大難題,中葡雙方未能取得共識,令其他細節問題也就難以談下 去,正在這時,周南以副外長身份訪問里斯本,本是希望超越沒有 實權的葡方代表團，直接與葡國的最高領導人洽商解決“年期”問 題，誰知鬧了個不歡而散,後來更爆發了激烈的“年期”論戰。中葡 聯合工作小組的葡方成員，也就趁此機會,藉口“聖誕節渡假”而離 開了北京。這樣，第四輪會談就根本無法按原定計劃在一九八六 年十二月底舉行。132

一九八七年一月初，葡國國務會議對“年期”問題作出了讓步, 決定在一九九九年底將澳門的管治權交還中國，迎合北京方面的 意願。但剩下的一個大難題，即“國籍”問題仍有待解決。據說，農 曆春節後恢復工作的中葡聯合工作小組，經過一個月的探索,仍未 能就此問題取得進展,只好繞過此問題，討論其他的細節問題。而 葡方亦因“國籍”問題未獲解決,一直提不起興趣參加第四輪會談。 北京着急了，因爲全國人大會議已定於三月二十五日舉行,如果趕 不及在此之前簽署聯合聲明，便會錯過這一時機。雖然全國人大 可授權人大常委會審議中葡聯合聲明,不致於要遲到一九八八年 三月的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才審議，但在法理上來說,似有 不夠完美的地方,因爲收回澳門是關係民族尊嚴的大事，由全國人 大會議審議較爲莊嚴些。如果留待一九八八年的全國人大會議審 議,則澳門的過渡期又縮短了一年,許多準備工作又會打折扣。爲 此,北京方面透過多種渠道，催促葡方早日決定第四輪會談的日 期。三月八日，中方代表團成員、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在 澳門出席“三八”婦女節的酒會時，向記者發表談話,謂第四輪會談 一定要在全國人大會議之前舉行,否則便趕不上將協議書提交全 國人大審批,這樣便得再拖一年。由於柯正平是談判代表團成員， 又是北京派駐澳門的最高代表，故他的談話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反 映北京的意願的,這就和他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底“年期”論戰的 關鍵時刻，所發表的談話起到的作用那樣。與此同時,北京外交部新聞司亦表示,關於第四輪中葡會談的 日期,北京正在與里斯本洽商中。不過,此時離全國人大開幕的三 月二十五日只有十多天的時間,而按照過去的三輪的習慣,一般是 在會談前十多天發表新聞公報,澳門南光公司已接受辦理上京採 訪記者的報名手續，但此時還只是說“在洽商中”,頗令人對第四輪 會談能否趕及全國人大之前舉行感到懷疑。133

對此,中方似乎是作了“一個目標,兩種準備”的打算,即是努 力促使第四輪會談在三月中旬舉行,力求將中葡聯合聲明提交全 國人大會議審議。倘若達不到此要求,便退而其次爭取在上半年 完成談判工作，有關的法律程序則由全國人大會議授權人大常委 會進行。爲此,正在廣州出席香港基本法草委會小組會議的港澳 辦公室秘書長魯平及外交部法律顧問邵天任,均連續兩天向香港 記者發表談話,謂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樣有權審批中葡聯合聲明，第 四輪中葡會談不一定要趕在全國人大會議之前舉行,有關的法律 程序也不須拖到一年之後。即使第四輪中葡會談已經進行了兩天,有消息說可產生中葡 聯合聲明之際，三月十九日傳來的六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 所通過的“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議程（草案）”，仍沒有將審 議中葡聯合聲明列入大會議程之內。這可能是此時中葡雙方代表 團仍尙未就簽署日期作出最後決定,故不便將審議中葡聯合聲明 的內容列入議程之內,以免引起“強加於人”的誤會。不過,倘若中 葡聯合聲明能趕及在全國人大會議四月十日閉幕之前簽署,全國 人大會議可以臨時議案方式進行討論及表決。可能是里斯本亦不願因爲會談的一拖再拖而影響到中葡友 誼，終在三月十四日與北京同時宣佈，第四輪中葡會談於三月十八 日在北京舉行。這個新聞公報除了僅在會談之前四天發表,與過 去的慣例有別之外,還有一點更令人注意，就是未說明會談將要進 行幾天,而在過去三輪均說明會談舉行兩天。不少人從中猜測到, 這輪會談有可能是最後一輪會談，而且是將原計劃的第四、第五這 兩輪會談合併進行。由於要在這一輪會談中將所有的問題解決完 畢,故事先無法確定會談將進行多少天,會談日期的長短將視乎會 談的進展而定。人們的這一猜測，在中方團長周南和葡方代表團顧問、葡國駐 北京大使華里路處得到了證實。在第四輪會談舉行之前,他倆均134

明確地對記者表示,這一輪會談是最後一輪,將在這一輪會談中解 決所有的問題。如果確實如此的話，雖然仍比原定計劃遲了些，但 尙不至於距離太遠。但是,在會談開始前一日才趕到北京的葡方代表團團長麥端 納，似乎對第四輪會談能否解決所有的問題，缺乏信心,當記者問 他第四輪會談是否最後一輪時，他扳起面孔冷冰冰地說:“誰知 道? ”他還對前來接機的周南說，他這次來北京帶來了一份新的建 議書。可能正是因爲他帶來的建議書,對中方來說是一個較大的 挑戰,不容易解決，故麥端納比此時尙不知內情的華里路,較爲不 樂觀。三月十八日上午九時，第四輪中葡會談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 二號樓正式舉行了。周南在讓記者拍照採訪的十分鐘中,又像過 去那樣吟詩作對，引經據典。他對麥端納說他家門口的兩棵桃花, 一棵昨日已經開花了, 一棵正在含苞待放,這叫做“桃花又是一年 春”。記者們聽到了這句話，很感納悶,因爲據知周南是住在高層 公寓裡,他家門口哪裡有桃樹？後來仔細一想，周南這可能是在暗 喩“祖國大門口外的兩棵桃樹”— 香港和澳門，其中一個已經解 決了問題,而另一個亦將獲得解決。或者是在暗喩，關於澳門問題 存在的“年期”和“國籍”兩大難題,其中“年期”問題已獲得了解決, “國籍”問題亦正在解決中。可惜,不知道不懂得中華文化的麥端 納，是否能領悟到這個比喩？但是,這棵“含苞待放”的桃樹，就像遇到了會談當天侵襲北京 的寒流那樣,未能及時開花— 種種跡像顯示,會談一開始便不順 利,離會談開始不到一個鐘頭,中方團長周南竟然離開會場,乘車 離去。盡管周南在離開時曾向記者表示他將再回來，但在雙方對 等的談判桌上,談判實質上是團長對團長的對話,走了一方團長, 談判還能繼續下去嗎？這不禁令在場的記者十分緊張。再一個半 小時之後，約在十一時五十分左右,葡國駐北京大使華里路亦匆匆135

離場,並對圍攔堵截的記者說,“周南離開會場只是因爲有事要他 會商,與會談無關,會談的氣氛正常，明天繼續會談。”周南與華里 路的先後離去,並且竟由葡方替周南的離場作解釋,這更令在場記 者們疑心大起，不知在此情况下,麥端納在會場內還有甚麼事可 幹？但不久，在十二時三十分,麥端納亦從會場內走了出來，並一 反常態地向記者主動說:“會談有成果,我們正爲編寫條文而努力 工作。”然後便乘車絕塵離開會場。事後，證實這三人到葡國駐北京大使館官邸共進了午餐。於 是,便有人猜測,當麥端納代表葡國宣讀了建議書後，周南感到棘 手難辦,急無對策下只好離開會場親臨國務院匯報,領取了有關指 示後,即以電話與麥端納聯絡,要求撇開雙方代表團個別面談。華 里路的後來離場,可能就是返回大使館,籌備工作午餐,就緖後麥 端納便離場赴餐去也。也有人更進一步猜測,周南等三人是有意撇開雙方代表團單 獨會談的,因爲所涉及的問題過於敏感，可能是有某一方準備提出 犧牲部份人士利益來拉近雙方的距離的要求，但又怕在會場內的 土生葡人工作人員知道了而破壞整個計劃,故提出要單獨密斟。 爲了避免引起記者們的過份注意,故這三人並沒有一齊離場。第二日的會談,顯得頗爲緊張,正式及非正式的會談,從上午 到傍晩共分三次舉行。據說,中方針對葡方的建議書,提出了反建 議,而這個反建議所涉及的內容，已超越了葡方代表團的權力範 圍,故必須透過長途電話向葡國高層緊急匯報請示。由於里斯本 時間比北京時間遲了八個鐘頭，致使下午的正式會談拖至傍晩後 才能舉行。麥端納中午在離開釣魚台返回大使館時,神色凝重，一 言不發。當記者問他爲何神色凝重時，他竟然慌忙連聲說“我肚子 餓”。華里路面對這個問題,卻是神態莊重地爲麥端納解釋:"他天 生就是這個樣子! ”雖然第二天的會談已顯示出雙方仍存在着較大的分歧，但在136

北京的外交界仍然傳出了翌日完成談判並進行草簽的消息。另 外,據說麥端納亦已訂購了返葡機票,準備向國務會議匯報會談進 展情况。不過,第三天的會談仍然未能按原設想結束該輪會談,但 亦早擬好了中葡聯合聲明的草案文本,並由葡方將之電傳回里斯 本，供國務會議硏究。而在當日會談之前，葡方代表團曾在葡國大 使館內工作至凌晨五時多。至於原定返葡的麥端納，因需要留在 北京繼續與周南進行私下會晤,而取消了返葡之行,據說向國務會 議匯報的任務,改由葡方代表團成員謝兆時擔任。據會談的進展情况來看,倘若葡國國務會議批准了中葡聯合 聲明的文本,三月二十三日就將舉行第四輪會談的最後一天的會 議,將聯合聲明的文本最後確定下來。然後,在二十四日左右便可 進行草簽了。在葡國方面,爲了配合好第四輪中葡會談，做了不少工作。葡 國總理施華高,曾分別會晤葡國五大政黨的領袖，對他們講述對澳 門前途談判的情况,以及尋求對澳門問題的共同認識。葡國總統 蘇亞雷斯,亦專爲中葡第四輪會談召開了國務會議,身爲國務委員 的澳督馬俊賢,亦趕返葡國出席這個會議，還帶回了一批有關澳門 問題的最新資料。馬俊賢在抵達里斯本時發表談話說，“國籍問題 確十分重要,此問題舉足輕重,它會影響到澳門的安定繁榮”。他 還指出，“葡國當局不喜歡將國籍問題列入中葡聯合聲明的條文 中”。正是這個“國籍”問題，才令第四輪中葡會談進行得不十分順 利,而馬俊賢的談話，可能亦正是葡方代表團的策略之一。但是不 知法新社從何處得到了以下的消息,謂葡方在會談中,曾因國籍問 題發生重大分歧而表示要退出會談,爲此中方作了讓步,才達成了 協議,即是允許澳門葡籍華人在一九九九年之後繼續擁有雙重國 籍。對於這一小道消息,人們深表懷疑，因爲這完全違背了中國的137

基本國策。且不說它與中國“國籍法”的有關規定有抵觸,就是與 中英聯合聲明中的“中方備忘錄”相比,也顯得是厚此薄彼,對香港 居民不公平。再說，這樣做亦很容易使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再次萌 發“華僑恐懼症”，發動排華歪風。北京正是吸取華僑擁有雙重國 籍帶來嚴重惡果的敎訓,才宣佈不承認雙重國籍，規勸華裔人士加 入僑居國的國籍,遵守當地的法律的。中央的“華僑事務委員會” 亦改爲“僑務辦公室”。現在斷無爲了一個小小的澳門,而犧牲二 千多萬海外華人。即使是澳門的葡籍華人能夠擁有雙重國籍，他 們今後對哪個國家履行公民義務？這亦是個大問題。如果發生了 嚴重的國際性政治大事件,他們又向哪國效忠？故此,中方在國籍 問題作出讓步之說,可信性是甚低的。三月二十三日，第四輪中葡會談進行最後一日的工作會議，對 中葡聯合聲明的文本進行最後的修訂工作,會後雙方發表了聯合 新聞公報,宣佈兩國政府代表於三月廿六日草簽中葡聯合聲明,至 此,歷時九個月的中葡會談已經結束了。葡國外交部在公佈聯合公報時正式宣稱,葡國政府將於一九 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將澳門的管治權正式交還中國,從而證實了 第四輪中葡會談開始以來的種種傳聞。但是，關於國籍問題，第四 輪會談到最後雙方仍未能得到一致的意見。爲了能讓中方趕及在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前送交審議,雙方代 表團達成初步協議,決定避開這一問題,以備忘錄的形式載明雙方 的立場，然後留交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去設法解決，這個決定相當高 明,估計此議可能由葡方首先提出,這可從澳督馬俊賢赴葡出席國 務會議時所說的那句話:"葡國政府不願將國籍問題寫進中葡協議 書中”得到證實。中葡會談在經歷了若干曲折之後，終能趕在全國人大會議閉 幕之前結束,並進行草簽，雖然與設想的中葡建交八週年紀念日進 行草簽,仍有一定差距，但畢竟滿足了北京的意願,而在葡國方面138

由於經過拖延之後,終使中葡會談歷時達九個月才能結束,亦能避 免引起與中英會談相比‘太草率"的印象顧全了“面子”,總之這是 兩全其美的協定,亦是雙方期望的結局。(1987.4.1)趙紫陽、施華高在人民大會堂前檢閱儀仗隊， 走過澳門觀禮團成員的前面139

中葡、中英協議互有得失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繼三月二十六日由 兩國談判團長周南、麥端納進行草簽之後,將於四月十三日由中國 總理趙紫陽、葡國總理施華高進行正式簽署。這一進度，相對香港而言,是相當快的。因爲中英聯合聲明從 草簽到正簽,需要三個月的時間,而中葡聯合聲明從草簽到正簽, 僅需不到二十天。這就如中葡會談僅需九個多月,比中英會談需 要兩年要短得多那樣。畢竟，解決澳門問題已有香港作爲先例，套 用香港的經驗,節省了不少時間,加上中葡兩國的關係較好,而澳 門問題除了“年期”和“國籍”較爲棘手之外,相對香港而言亦沒有 那麼複雜,較爲順利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亦因爲葡國的政情與英國不同,英國是一黨執政,政府 首腦可以“話事”,而葡國是多黨制,政黨鬥爭頗爲複雜,故此,在中 葡聯合聲明草簽後,便因葡國的政情變化，給中葡聯合聲明的早日 生效,蒙上了陰影,這與香港問題正好相反,因爲中英聯合聲明草 簽後，英國的政局頗爲穩定,對草簽後的一系列法律程序並沒有產 生甚麼重要的影響。按照國際上的一般慣例和香港的模式，中葡聯合聲明正簽後, 還須各兩國政府分別提交給各自的國會（人大）審議批准,然後再 由兩國政府首腦交換批准書,中葡聯合聲明才能生效,才具有國際 協約的法律效力，而澳門地區的過渡期亦能從該日正式開始。本 來,如果葡國的政局穩定，交換批准書的儀式可以在一九八七年中 進行。因爲在中國方面，全國人大會議已同意授權人大常委會審 議中葡聯合聲明,而人大常委會的下次會期約在五、六月間,故中 國方面的有關法律程序,完全可以在上半年內完成。而葡國方面，140

由於中葡聯合聲明的草案文本，已在草簽之前獲得葡國國務會議 的一致認可，而葡國國務會議的成員,除了總統、總理等政要人物 之外，還有葡國各黨派的領袖。故此中葡聯合聲明要獲得葡國國 會的通過，看來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按照葡國憲法的規定，葡國國 會每個年度會期,是從十月十六日至翌年六月十五日，中間有四個 月的休假。國會必須在六月十五日之前完成審議手續,否則便拖 到十月之後。但是，葡國政局的發展,出乎人們意料之外。就在葡國總理施 華高即將啓程前往北京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之際，以前任總統 恩尼斯爲領袖,有前任澳督高斯達等人參加的民主革新黨,向國會 呈交了一份對政府的彈劾議案,經過兩日的激烈辯論,這個議案以 微弱的多數獲得了通過,迫使施華高的少數派社會民主黨政府下 台。雖然按照葡國憲法的規定,施華高直到新總理宣誓就職之前, 仍可以“看守總理”的身份行使總理的職權，但他已是一個“光棍司 令”。故此，雖然他仍按原定計劃,於四月十一日啓程訪華,並於十 三日出席正簽儀式，但他的實際身份卻已降格，他所代表的只是一 個已經下台了的“看守政府”,在法理上對中葡聯合聲明的重大意 義給打了折扣。更大的陰影還在後頭。按照葡國憲法規定，政府下台後，如尙 未到期進行國會大選，可由總統命令總理再組織新政府，但亦可下 令提前進行大選。蘇亞雷斯總統的傾向是要求施華高重新組織政 府,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但是,施華高卻認爲提前大選對他有 利,可爲他的社會民主黨撈多一些議席,在重組政府時即使未能由 社會民主黨獨攬,亦可少分幾個內閣職務給與之合作的政黨,因 此，他譴責民主革新黨提出彈劾議案是“不負責任，並不符合國家 的利益”,以及“只不過是反對黨的政治遊戲”,又鼓吹進行提前大 選。如果是提前進行大選的話，就必須先行解散國會,中葡聯合聲 明便無法在國會本年度會期之前被呈交審議。待得大選完成，已141

是下半年的事了，國會審議中葡聯合聲明的工作，就必須拖延到十 一月之後了。故此,有人猜測，葡國政壇上的這場風波,除了主要是葡國的 政黨鬥爭所致之外，還有可能是一些政客，出於狹隘的民族“面 子”,有意地進行“拆台”活動,即不甘心澳門問題解決得比較順利, 藉此機會給中國一點難堪,以求補償心理的不平衡。也有人說,是 民主革新黨不願見到社會民主黨在澳門問題上獲得太多的光彩, 因爲澳門問題首先是在恩尼斯與鄧小平會見後,才列上了中葡兩 國政府的議事日程的,不甘於施華高等人順手撈了這個便宜。不過,這些猜測只是站在澳門的立場作出的,甚至還帶有政黨 鬥爭的偏見，故不足爲信。但是，民主革新黨所提出的彈劾理由, 即指責政府在經濟、就業、衛生、敎育和農業等方面的政策“失敗”， 卻又有點過份。因爲自施華高和蘇亞雷斯分別就任葡國總理和總 統之後，葡國已出現了許多新變化。首先，最令葡國人民頭痛的經 濟，一年來已有明顯的轉變,首次出現了外貿順差，外匯儲備已超 過了二十億美元,通貨膨漲率已下降至百分之十二,一九八七年內 還可下降到百分之八，失業率亦大爲下降，一九八六年的國民生產 率,增長了百分之七點二，是葡國革命成功後最好的一年。相反， 早些年葡國經濟欠佳,甚至到了崩潰的邊緣，這正是葡國革命成功 後的頭幾年，主政的政黨推行了一系列急進的政治、經濟路線而 致。故此,這些政黨對社會民主黨的攻擊，頗有倒打一耙的味道。中葡聯合聲明草簽後,澳門的反應還是比較熱烈的。雖然上 午十一時的草簽儀式進行中,關注的人並不多,在各電器鋪門前駐 足觀看電視現場直播的場面亦冷冷淸淸,但在下午開始,當幾家報 館刊登中葡聯合聲明的號外出版後,氣氛便截然不同,處處可見索 取號外的人群,而且不少人一拿到號外便仔細閱讀了起來。不過， 與當年中英聯合聲明草簽時香港居民的震撼反應相比,仍有一定 距離。但與香港不同的是,澳門許多社團分別舉行了“表態”座談142

會,就像過去“歡呼”北京的重大政治事件一樣。由於解決澳門問題基本上是套用了香港的模式,故中葡聯合 聲明實質上就是中英聯合聲明的翻版,兩者之間的內容、精神是大 同小異的。不過,亦由於里斯本領導人曾多次強調過“澳門問題有 其特殊性,與香港問題有所區別”,故在中葡聯合聲明中,可以找出 許多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沒有的東西,如“保護葡萄牙人後裔的利 益”、“保護文物”等內容。相信這是葡方在會談中主動提出來,經 過努力而爭取到的。這充份體現了中葡雙方互諒互讓,衷誠合作 的精神。但是，正因爲澳門有其特殊性,澳門不像香港那樣,具有世界 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航空中心的地位,故此,中葡聯合聲明在這 方面的內容，就付之厥如了。將中葡聯合聲明與中英聯合聲明進行相照比較,可以發現有 三十多處是不相同的。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內容之外，還有以下的 幾點：中英聯合聲明的正本文,曾強調了主權問題,指出“聯合王國 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亦提及到 統一問題,有“爲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這麼一句話,但在 中葡聯合聲明的正文中，是付之厥如的。另外，中英聯合聲明的正 文中,還強調了人權問題,指出香港已簽訂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繼續有效,但 中葡聯合聲明則沒有這方面的內容。這可能是由於澳門沒有主權 問題,澳府亦沒有加入上述的兩項國際合約,故此並未列入中葡聯 合聲明的條款。另外,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正文中,還明確規定“本聯合聲明須 經批准,並且互換批准書之日起生效。批准書應於一九八五年六 月三十日前在北京互換”。而中葡聯合聲明的正文,則沒有這一 句。不知是否因爲中葡雙方對能否按時互換批准書心中無底？從143

這次葡國政局的變化,亦可看出雙方政府的擔心不是多餘的，更可 看出，當初北京急於要及早解決澳門問題,正是由於擔心“夜長夢 多”,葡國政局的變化而影響到澳門問題的順利解決。在中葡聯合聲明的附件一中,與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內容有 差異的地方更多。其中關於制度問題,中英協議除了規定“不實行 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之外,還寫明“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 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在中葡協議中,雖然亦寫上“不實 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這麼一句,但就沒有寫明保持資本主義 制度,只是說“保持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 變”。這一點,頗令澳門居民感到困惑,有人說保持澳門現行的社 會制度,是爲了防止台灣勢力捲土重來澳門,北京乃堅持使用這樣 的詞句。在聯合聲明附件一中,中英協議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 機關“由選舉產生”,也就是說,是由民選議員組成立法機關,不管 是由直接選舉產生，還是由間接選舉產生。但在中葡協議中,則規 定立法機關“多數成員通過選舉產生”，也就是說,有少數議員是由 當局委任的。這可能是北京對澳門立法會議員現時的產生方式， 即三分之一直接選舉,三分之一間接選舉,三分之一弱由政府委 任,感到滿意,並有意保留這種方式。在公民權利方面,中葡聯合聲明的附件一中,有“澳門特別行 政區居民和其他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國籍、血統、性別、種 族、語言、宗敎、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程度、經濟狀况或社會條件 而受到歧視。”這麼一句。而在中英協議中，是沒有的。另外，中葡 協議附件一界定澳門永久居民的年齡,是“在澳門出生的未滿十八 歲的子女”,而中英協議附件一則定爲“未滿二十一歲的子女”。這 可能是葡國法律規定“成年人”的標準爲十八歲，而英國法律則規 定爲二十一歲而致。在中葡協議附件一中,沒有提及“駐軍”的問題,只是說“澳門144

特別行政區的防務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但是,中英協議附件 一,卻以“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別區負責防務的部隊不干預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駐軍軍費由中央人民政府負擔”的文 字,明確地表明了將來要派解放軍到香港。這可能是澳門的面積 太小,只須派出幾名軍事人員象徵式地駐在澳門,有戰鬥能力的大 部隊駐在離澳門不遠的珠海市即可。中英聯合聲明在聯合聯絡小組及土地契約方面的內容,是分 兩個附件,即附件二和附件三記載的,而在中葡聯合聲明中,則將 兩個內容合併爲一個附件,成爲“附件二”。中英協議附件二中，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職責的規定只有三 條,即一、就“聯合聲明”的實施進行磋商;二、討論與一九九七年政 權順利交接有關的事宜;三、就雙方商定的事項交換情况並進行磋 商。而在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二中，除了上述三條之外,還增加了一 條,就是“就兩國政府爲使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和發展對外經濟、 文化等關係所需採取的行動進行磋商。”不過，在中英聯合聲明附 件二中，有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在香港過渡期前半段和後半段的 工作任務，分別作出明確的規定,但中葡協議附件二就沒有。另 外,中英協議附件二明文規定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人員，每 方不得超過二十人,而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二中,則沒有作出具體的 規定。在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地點方面,中英協議方面規定，每年 至少分別在北京、倫敦和香港開會一次，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起則 以香港爲主要駐地。而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地點，則規定第 一年輪流在北京、里斯本和澳門開會，以後以澳門爲駐地。關於土地契約問題,香港方面是列明了新界鄕村屋地及丁屋 地政策,而澳門雖然不存在這類土地,故無須列明,但似乎亦忽略 了離島所存的“沙紙契”問題,一字也沒有提及。香港有列明補地 價政策,澳門亦沒有。香港在過渡期內每年間批地五十公頃,而澳 門則達到二十公頃,以澳門的面積比香港少五十多倍,人口少十倍145

計算,這個限額可算特別優惠,而且可能是用不完的。另外,香港 沒有說明土地小組的成員是多少，澳門則明文規定爲每方三人。 而且澳門方面還注明他們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差別最大的,恐怕是在雙方的備忘錄這一點了。衆所週知,由 於中葡兩國在會談中,曾就“國籍”問題發生了嚴重分歧,後來爲了 盡早達成協議，故決定將國籍問題留交給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以後 解決，故此，雙方的備忘錄在這方面,是有點含糊其辭的。在中方備忘錄裡，耍了一個小花招,絕口不提“葡萄牙共和國 護照二只是提“葡萄牙旅行證件或身份證”,這與中英聯合聲明的 中方備忘錄中,明確寫出“英國屬土公民護照”,是明顯的對比。中 方談判團長周南對此亦有妙語,他的一句“他（指葡方）叫護照，我 叫證件”，巧妙地化解了許多棘手的問題。按照中方的構思,旣然 葡方在國籍問題上拒不讓步，不肯像英方那樣在備忘錄上寫“從一 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不再是英國屬土公民”及“不賦予在聯合王 國的居留權”，而在其備忘錄上卻寫上了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 日後“可繼續使用”葡國護照,言下之意是繼續承認持有葡國護照 者爲葡國公民,並擁有在葡國的居留權,那麼,就以將葡國護照籠 統地稱之爲“證件”的方式，避開葡國護照在一九九九年後的功能 問題。到時,澳門居民持有葡國護照者,不得在包括港澳地區在內 的中國境內使用,但可在境外使用並享受葡國的領事保護,以這個 “一人二證”的方式，避開了“雙重國籍”的問題,即這些居民實質上 是中國公民,但可以在中國境外使用葡國護照。葡方在備忘錄上，僅有短短的一百六十多字，且許多的地方語 焉不明,這與英方備忘錄的長篇大論,形成鮮明的對比。可能,這 就是葡方不願就國籍問題作出讓步,有意將此問題留待日後再行 較量，留下伏筆。現時,澳門的葡裔法律界人士便對這個備忘錄, 尤其是日後土生葡人的國籍問題如何解決,抱有不同的理解,甚至 是完全對立的結論,足可反證這個備忘錄的模棱兩可。這一點，恐146

怕也算是葡方代表團的“外交藝術傑作”,來一個“他叫證件,我叫 護照”，與中方相媲美。(1987.4.16)鄧小平接見葡國總理施華高147

中葡簽約施華高受隆重接待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北京夏令時間）， 中葡兩國就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簽署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西大廳舉行。中國總理趙紫陽和葡國總理施華高,分別代表各自 的政府在協議文本上簽署。鄧小平、李先念、姬鵬飛、吳學謙等中 國領導人出席了簽署儀式。包括澳督馬俊賢,立法會主席宋玉生 在內的近五十位澳門各界人士,出席儀式觀禮。當兩國總理簽署 完畢交換本文時,大廳內響起了一片熱烈的掌聲,此情此景亦透過 中央電視台的現場直播,傳達到四面八方,不同程度地感染着每一 個人，因爲這標誌着澳門這個地區一個舊歷史的結束，一個新時代 的開始,這就等如鄧小平在接見施華高時所說的那樣,“結束過去, 走向未來”。施華高爲了這次的簽署儀式，作爲中國政府的客人,曾到中國 進行了爲期七天的友好訪問。在他的訪華期間,北京並不因爲他 所領導的政府已遭國會通過不信任動議案下台而降低接待規格, 相反，還比一般的同級外事規格稍爲隆重些,亦比一九八五年五月 下旬葡國前總統恩尼斯規格高些,因爲這次總理除了與前總統一 樣,被安排會晤了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之外,還會晤了彭眞,而 後者是前總統沒有被安排會見的。此外，天安門廣場的華燈柱上, 懸掛了中葡兩國國旗，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爲施華高舉行 了歡迎儀式,在葡中兩國國歌聲中鳴放十九響禮炮,兩人一同檢閱 了三軍儀仗隊。趙紫陽還舉行了盛大的國宴,款待施華高一行。 總之,北京接待施華高這位“看守總理”,是依足了對現職總理的接 待規格的,這使施華高享受特殊的榮譽。陪同施華高訪問北京的，還有葡國外長米蘭特,葡國駐華大使148

華里路,以及參加中葡會談的葡方代表團全體成員。澳督馬俊賢， 亦以葡國國務委員的身份，參加了施華高訪華團的活動。中國方 面,爲了表示在收回澳門之後,將會以加強發展中葡兩國在經濟貿 易上的合作,來回報葡方,派出了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鄭拓彬做陪 同團長，主持中葡會談的副外長周南亦全程陪同施華高的訪華活 動。葡國方面,爲了表示在交還澳門之後,葡中兩國在文化等各個 領域將會有更大的合作發展，特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的當天下午, 假首都美術館舉行了 “葡萄牙近百年美術作品展覽”的開幕禮，由 施華高和中國文化部長王蒙主持了剪彩儀式。當晚,王蒙還陪同 施華高，在人民大會堂三樓小禮堂觀看了京劇、雜技、歌舞等具中 華傳統文化色彩的文藝節目。翌日，北京又安排施華高遊覽了長 城、十三陵和故宮,這除了是常規接待程序安排之外,是否還包含 了另一層意思,讓喋喋不休大談“澳門幾百年文化、文物”的葡國 人,亦來領略一下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文物？在施華高四月十日啓程訪華之前，葡國國會於四月三日通過 了對施華高政府的彈劾議案,施華高當即提出了解散國會,提前大 選的要求。他這一要求的動機,除了是黨派之爭的意氣用事之外, 更主要的，是施華高看到在這次國會表決中，他僅以微弱少數落 敗,不少政黨的議員在辯論中起勁地爲他評功擺好,這證明了他的 政治聲望比在一九八五年十月大選大爲提高，如在現時提前大選, 可能會令他的社會民主黨獲得更多的選票，即使是票數未能過半, 仍可與另一小黨合作組織聯合政府,不用讓出太多的內閣席位,幹 起事來也就不用縛手阻腳。如果是按正常任期等到一九八七年十 月才進行大選,則可能時機不如現在有利。雖然，總統蘇亞雷斯爲 了避免各黨派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可命令施華高重新組織政府, 葡國憲法又賦予總統這方面的權力，他大可拒絕施華高解散國會、 提出大選的要求,但施華高亦同樣可以拒絕執行他的命令,或以不 合作的消極態度對付,總之,施華高的態度，對於葡國國會能否在149

六月十五日的本年度會期之前審議批准中葡聯合聲明是一個十分 重要的關鍵。對此,北京的有關負責人,開始時還是持不樂觀的態度。在採 訪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儀式新聞的期間,筆者曾爲此事詢問過周南、 李後、柯在繰等人，他們都明確表示中國人大常委會可望在五、六 月間舉行的下一次會議審議批准中葡聯合聲明，但是都對葡國國 會何時能履行這一法律程序表示疑慮,並說“現在的關鍵在葡方 了”。中方希望葡國國會亦能及早審議批准中葡聯合聲明,最好是 能與中國人大常委會基本同步,以便盡快安排雙方交換批准書，使 中葡聯合聲明早日生效,澳門早日進入過渡期,及早開始進行政權 移交的各項準備工作。北京的設想,估計是這一程序最好在上半 年內完成。故此,北京認爲有必要對施華高吹吹風。雖葡國是否提前大 選,這是葡國內政，但卻關係到澳門的政治前程問題,北京希望施 華高能改變初衷,服從總統的安排。於是,便在簽署儀式之後,安 排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眞,在人民大會堂南樓（人大常委會辦公 的地方）接待廳會晤施華高，向他介紹了中方履行法律程序的日程 安排,可能還有意無意地提醒施華高。就在這次會晤之後,周南翌 日在回答同一問題的詢問時，便面露喜色地說:“葡方批准中葡聯 合聲明的日期也明朗了。”在施華高後來訪華抵澳門訪問時，又聽到一個接近澳府人士 的消息,謂施華高已經改變初衷,打消了要求提前大選的念頭。可 能是,施華高聽到彭眞所敲的“邊鼓”,以及在受到北京隆重接待之 後深受感動，決定從葡國的政局穩定、社會安定及澳門能盡早進入 過渡期的大局出發，抛棄政黨鬥爭的私見。可能他亦明白，如果他 以大局爲重,將會令他的聲望比現在更高,反之便有可能會被人視 爲“小器鬼”而損失不少選票,達不到預期的目標。蘇亞雷斯總統將主持國務會議,討論處理葡國政治危機的善150

後問題。施華高在結束訪華及訪泰後,將趕返里斯本出席會議,澳 督馬俊賢亦已返回里斯本參加這個會議。假如施華高眞的取消提 前大選的要求,蘇亞雷斯又對原計劃堅持不改，就有可能是由總統 命令施華高重新組織政府,這樣,就可避免解散國會,國會亦能趕 及在六月十五日休會前審議批准中葡聯合聲明。對於國會能否批准聯合聲明,施華高是抱有信心的。他在北 京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便表示,估計會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投 贊同票。這個估計是有根據的,因爲在上一次的國務會議上，國務 委員中的各黨派負責人已同意了中葡聯合聲明的文本草案,看來 這些政黨所屬的議員亦不會持異議,不過，國會在討論中葡聯合聲 明之前,還得先行修訂憲法中有關澳門地位的內容,而這一條文在 “四•二五”革命之前是“澳門是葡萄牙的海外殖民省”，後來在一九 七六年制訂新憲法時改爲“澳門是葡萄牙管治的特殊地區”，中葡 建交後又於一九八二年修訂爲“澳門是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國領 土”。如果不先行將“葡萄牙管治下”這一前提刪去,批准交還澳門 的中葡聯合聲明,便會構成“違憲”。不過,基於上述同樣的理由， 相信修訂憲法亦不成問題。施華高在這次訪華中，分別從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彭眞那 裡得到“中國將不折不扣地履行中葡聯合聲明，，的承諾。這些承 諾，有些是在公開場合宣佈的，例如趙紫陽分別在國宴上及簽署儀 式上的講話;有的則是在會晤中談及的,後來由中國外交部新聞司 轉達出來。當然，更詳細內容則由施華高本人在人民大會堂記者 招待會上透露，他似乎極爲樂意傳播這一訊息。施華高還特別強 調,中國多位領導人均曾說過,中葡聯合聲明是國際性協約,中國 方面無論如何也要遵守。鄧小平還對他說過，中國不會“出爾反 爾”,講話要算數。港澳問題不是中國最主要問題,而是希望透過 “一國兩制”的構想,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 題。爲此,施華高表示他深信中國政府今後定能很好地履行中葡151

聯合聲明,而“一國兩制“的構想亦是行得通的。他自己也代表葡 國政府,在多個場合表示,葡國亦將嚴肅履行葡中聯合聲明,並不 會因內閣的更替而有所改變，同樣亦因爲這是一個國際性的協約, 而且葡國在交還澳門後,與中國在各方面合作的前景更爲寬廣美 好。施華高在幾天後到澳門訪問時,又特意在多個場合反覆強調 這一番話,向澳門市民大派“定心丸”。同時,又專門拜訪了中華總 商會,鼓勵商人們放心繼續投資。似乎施華高是在以行動來表示, 葡國亦“不會出爾反爾”,講話要算數,將一個經濟繁榮,社會安定 的澳門交還給中國,以顯示葡國的“泱泱大國”風度。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簽署的儀式,亦像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 時那樣，組織了澳門各界人士赴京觀禮,而且名額達到五十個,這 與人口比澳門多十倍的香港只有一百個名額來相比,已是十分“給 面子”了。但有關方面一直不承認這是“觀禮團”,也沒有“團長”之 設,估計是爲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誤會，因爲相對而言,五十個名 額仍是太少，而且澳門政府的一些官員及一些葡裔人士及澳門地 區的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又佔去了十多個名額,所餘者更少, 實在難以分配。如果採用“各界代表觀禮團”的名稱的話,肯定會 有一些未被邀請的人士發牢騷。事實上亦正是這樣,據說便有一 位未被邀請的人士，甚不服氣,打電話質問有關方面。澳門南光公司在組織這個觀禮團時,也確實費煞思量,除了要 做到基本上各界、各階層都有代表人物之外,還要注意保密,恐防 名單洩露後,未被邀請人士會“大鬧天宮”。結果,即使是在發出邀 請通知書,被邀請人士之間也無法得悉對方是否已經被邀請，該公 司向新聞界發表觀禮人士名單,也一直拖到他們起程之後。《澳門 日報》還專門寫了一篇評論,對未能邀請全澳知名人士作出了解 釋,還表示“沒有應邀的也一樣光榮，一樣感同身受。我們相信，各 界知名人士是有風格的。”152

北京方面給予觀禮團相當高的接待規格，他們除了獲安排出 席中葡聯合聲明的正簽儀式之外，還列席了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外 的歡迎儀式，出席了趙紫陽總理所設的國宴,且被安排的席次是最 接近主家的。他們還受到李先念主席的接見,並受到港澳辦公室 主任姬鵬飛的宴請。相信這是北京有意勉勵這些澳門各界精英人 士，齊心協力,爲澳門過渡期的順利開展,爲澳門的繼續穩定繁榮, 爲澳門政權的順利移交,盡其所能。但是,觀禮團在京的最後一項活動,卻出現了問題。四月十四 日,施華高在長城飯店設答謝宴,由葡國大使館安排宴會上的一 切。但不知何故，往北京出席葡國百年畫展開幕禮的有關澳門人 ±,北京新聞單位的人員,澳門及葡國到北京採訪的記者,都接到 了請帖，觀禮團亦有過半人數收到了請帖,但其中有二十人（幾乎 全是華人）卻沒有收到請帖。爲此,有四位已收到請帖的團員,亦 拒絕出席宴會，以示不滿。另外，在當晚的宴會中,澳門觀禮團成 員馬俊賢、馬萬祺、崔德祺被安排在主家席上，而政治地位與馬俊 賢平起平坐的立法會主席宋玉生,竟被安排在第三席上,令出席宴 會的澳門人士和他都感到尷尬。其實，早在草簽儀式時,葡國大使館便有一些工作做得不足。 本來,凡有份參與中葡會談工作的雙方人員,均應在草簽儀式中站 上主賓席鐵架的。中方確如此安排,連外交部一些較爲低級的工 作人員，甚至是與中葡會談關係不大的新聞司職員，也站上了鐵 架。而在葡國方面,由澳門政府派往北京參與會談工作的蘇保明、 林柏濤、羅比度等三人卻未被邀請。他們在京期間，白天參與會談 工作,晩上往往又工作到深夜二、三時,甚至是通宵,爲會談的順利 進行作了貢獻。而在澳門一家公共機構任普通職員,放大假赴京 探親的大使女兒,卻被安排站上了鐵架,旣令人啼笑皆非,又令人 頗不服氣。另外,在儀式上葡方團長麥端納的致詞,安排了中方翻 譯員進行翻譯，似不符合國際慣例。153

此事在澳門引起反應,並反映到北京去。在正簽儀式上,蘇保 明等三人便以施華高訪華團工作人員的身份,被安排站上了鐵架, 但葡大使的女兒仍然站了上去。在兩國總理會談時,蘇保明亦作 爲葡總理的翻譯員列席了會議。從觀禮團人士名單的安排來看,其中大部份人有可能成爲將 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委會的委員。他們之中,除了一些政 府官員和公共機構的負責人之外，其餘的多是工商、工人、街坊、婦 女、敎育、醫療、歸僑、學生、宗敎、專業人士、農民及文化、體育、傳 播媒介等方面的代表人物,澳門立法會中的全部華人議員,亦包括 在內。而且，引人注目的是,有幾位葡裔法律界人士,如宋玉生、艾 維斯、華年達、飛歷奇等（前三人是立法會議員），亦屬被邀請之列。 由於他們熟悉葡國法律,在澳門比較具有代表性,相信對於起草具 有澳門特色的基本法,將能起到較佳的作用。澳門何時成立基本法草委會？當然是越快越好。但是，在施 華高訪華期間，李後曾對記者表示,由於中國這方面的法律人才並 不多，無法同時顧及香港和澳門兩個基本法,故可能要待到一九八 八年香港基本法的起草“理出個眉目來”之後,才考慮澳門的基本 法,但又不能等到一九九。年香港基本法全部通過後才搞澳門的 基本法，因爲到時就太晚了,連澳門的朋友也等不及了。至於澳門是否亦成立基本法諮委會？李後則說需視乎澳門人 的意願而定,即使有,也不一定叫諮詢委員會。但是周南在陪送施 華高到珠海拱北海關時，卻說澳門需成立基本法諮委會，因爲香港 有什麼,澳門亦要有什麼。回顧施華高的這次訪華,他對中葡聯合聲明的內容，對中國領 導人關於執行協議的承諾，似乎都是較爲滿意的。但是，似乎他仍 有不夠滿意的地方,就是對澳門葡籍居民的國籍處理的問題，他曾 在北京及澳門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葡籍居民可將其國籍傳給子 孫後代，這與中方的立場完全相反。另外,澳督馬俊賢和立法會主154

席宋玉生，在赴京觀禮前亦強調將來的中葡聯合聯絡小組要有澳 門人參加。馬俊賢在抵達北京時,還向記者以開玩笑的口吻說,澳 門的天氣明朗，但亦有一絲陰霾。宋玉生在出席簽署儀式時，一直 將雙手交叉在胸前,在鄧小平、李先念、趙紫陽和施華高等步入會 場時,以及儀式結束時大家熱烈鼓掌,他仍是保持這個姿勢。由此 可見,葡方仍對某些問題有不滿意之處,可能就是國籍問題。(1987.5.1)李先念接見葡國總理施華高155

第三輯:前過渡期156

葡國國會通過中葡聯合聲明葡國國會在一拖再拖之後，終於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開會審議並通過了中葡聯合聲明,至此,中葡兩國的國會（人大）， 均完成了對中葡聯合聲明的法律認可程序，最後剩下一道必須履 行的手續,就是兩國政府交換批准書,中葡聯合聲明便會正式生 效,澳門便從這天開始進入過渡期。據葡國外交部的宣佈,有關換 文儀式的日期已定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一日，即葡國國會通過中 葡聯合聲明之後剛好一個月，在北京進行。葡方將派出外交部長 皮涅依羅率團前往北京出席並主持該儀式，還將與中國方面商談 有關澳門開始過渡期之後如何實施中葡聯合聲明，以及中葡聯合 聯絡小組的工作程序等問題,因爲在換文儀式進行當日，雙方會同 時公佈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成員名單並宣佈該小組正式成立。隨 後，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會到澳門進行正式訪問。葡國國會當日審議中葡聯合聲明時,按照正常程序,先由外交 部官員宣讀了兩份報吿書，分別介紹了中葡會談的過程和中葡聯 合聲明的內容,隨後，七個黨派的代表發言,發表本黨派對中葡聯 合聲明的態度和意見，其中包括有兩位曾在澳門擔任過政務司職 務的人士,即社會黨的韋德霖和社會民主黨的鄧禮儒。發言程序 的時間爲二個小時,到十二時左右,議長維托爾•克雷斯波宣佈進 行表決，首先是一般性表決,議長表示反對者可起立，無人起身,又 表示棄權者可起立,亦無人起身。第二次作細則性表決，同樣是無 人反對及棄權。最後作整體性表決,議長表示讚成者可起立，結果 全部議員起身及鼓掌,歷時頗長。這種一致通過一個議案的情形， 在葡國政壇上是絕無僅有的，與以往國會經常出現十分激烈的爭 論或發言情况,以及表決時票數勢均力敵的情况完全不同。157

其實，葡國國會能夠順利通過中葡聯合聲明,這是可以預料得 到的。因爲澳門回歸中國,以及中葡聯合聲明內容的本身,都是沒 有甚麼可以値得爭論的。自葡國一九七四年的“鮮花革命”之後, 非殖民化已是葡國的旣定政策，葡國亦陸續地主動從其前非洲殖 民地退出。至於澳門,雖因某些特殊原因,未採取類似葡屬非洲的 方式，但亦修訂了葡國憲法和制訂了“澳門組織章程”,將澳門從 “海外殖民省”改稱爲“澳門地區”，其組織隸屬亦由葡國“海外部” 改爲直屬葡國統治。葡國政府還公開宣佈,澳門不是殖民地，是中 國的領土,是由葡國管理的特殊地區。通過“澳門組織章程”的訂 立，澳門政府的殖民地色彩已大爲減弱了。中葡兩國建交時所達 成的協議，進一步肯定了這種地位。因此,澳門回歸中國,這是歷 史潮流所趨,再加上佔有國會逾半議席的社會民主黨,是當初參加 中葡會談的葡國政府執政黨,故國會能順利通過中葡聯合聲明，也 就是毫不奇怪的了。葡國國會審議中葡聯合聲明，受到了中國的高度重視。中國 大使館兩位參贊到場旁聽,觀察討論情况,新華社記者亦前往採 訪,會場的情况和審議的結果很快便飛回了北京。此外,葡國政府 中主管澳門事務的有關官員,以及前任澳督馬俊賢,亦到場旁聽。其實,葡國國會這次審議中葡聯合聲明,是被一再拖延了的, 其原因主客觀方面都有。在客觀方面，當然是由於葡國國會一九 八七年初被迫解散及必須提前大選，使國會無法及時進行審議討 論，主觀原因也不可忽視,就是雖然澳門回歸中國是大勢所趨，但 國會內一些右翼政黨議員,仍然抱有濃厚的殖民主義心態,不甘願 澳門的回歸就如此順利地實現,再加上葡國的黨派之爭,互相意氣 鬧事，他們雖然表面上不敢進行阻撓,但爲了滿足自己的殖民心態 和自己黨派利益,而製造間接的障礙。中葡聯合聲明是於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在北京正式簽署 的。當時,葡國總統施華高,曾在北京當面向鄧小平、李先念、趙紫158

陽、彭眞等人保證,返葡後爭取各黨派的合作,盡快完成法律審批 程序。六月二十三日，中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批准了聯 合聲明，完成了中方應履行的法律程序。而葡國的新一屆國會亦 於七月廿一日選出,並於十月十六日開始工作。當時，佔有國會過 半議席的社會民主黨,是有意盡早安排進行審議程序的,所以放出 消息謂會在十月下旬進行討論,即國會成立後的首項正式工作程 序便是審議中葡聯合聲明。而同一時間，原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 柯正平,亦表示葡國國會將在十一月間進行審議程序,這可能是他 透過外交途徑所得到的消息。但是，十一月份快將過去了,仍未見國會有任何動靜。十一月 廿三日，澳督文禮治在記者招待會上談到此問題時,則表示葡國政 府已將聯合聲明提交國會,相信在年底前便可獲得通過，可望在一 九八七年年底前進行換文。由於澳督的談話中是使用了“相信”及 “可望”的字眼,故人們對此一消息的肯定性仍存有疑惑。就在此 時,葡國的報章卻傳來了更糟的消息,謂澳督在十一月上旬返葡述 職時,並沒有按原定的安排向國會介紹澳門的情况,因爲國會壓根 兒就沒有在這次會議上討論中葡聯合聲明。而且,有關審議討論 聯合聲明的內容,亦沒有被列爲國會一九八七年的議事日程，可能 會延期到一九八八年一月才進行，原因是國會要在十二月份急切 討論八八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消息傳出,澳門社會人士感到震動, 一些中葡文報章都發表評論，批評葡國國會一再拖延的心態和手 法。葡國國會未能在十一月之前審議聯合聲明,使換文儀式未能 在十二月二十日之前進行,這就使澳門的過渡期湊不足十二年之 數,這對爭取時間做好過渡期內澳門社會回歸的各項準備工作,顯 然是很不利的。此事不但引起澳門社會人士的關注,也引起了北 京的重視。中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漢生,在赴歐洲訪問時,特 別拜訪了葡國國會議長克雷斯波，談到了這一問題。另外,可能是159

澳門的激烈反應亦被反映到里斯本去。國會不能不對此問題採取 嚴肅認眞的態度。於是,澳府新聞顧問杜雅達，於十一月廿七日晚 發表一個新聞通吿，謂葡國國會已將有關追認中葡聯合聲明的討 論列入在十二月十一日的會議過程內,預料討論可於當日內完成。 這時，才打消了人們的疑慮。其實,在整個澳門回歸中國的歷史過程中,葡國國會審議批准 中葡聯合聲明這一環,並非是十分重要的,這只不過是履行一個應 當履行的法律程序,亦即葡國國會在已成歷史事實的協議書上蓋 上“橡皮圖章”而已。最重要的事情，還是在澳門的過渡期開始後, 中葡兩國政府衷誠合作,共同搞好澳門管理權交接的各項準備工 作。而澳門政府亦應在仍掌握澳門管理權的十二年內,積極主動 地做好過渡期的工作，使澳門管理權的轉移能夠順利進行,體面地 撤出澳門,爲葡國人民爭光,以補償過去四百多年的不足之處。由於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規定,在換文當日中葡聯合聯絡小 組正式成立並宣佈其成員名單，故中葡雙方小組成員的人選,成爲 澳門居民感興趣的問題。中方對於此一類涉外工作一向是比較注 意保密的,這也是盡量避免對方誤會爲不夠尊重及施加壓力的措 施。但在葡方，卻不斷從各種渠道中透露出人選的名單來,先是葡 國報章透露，葡方組長可能由葡國駐莫桑比克大使麥維士出任。 另外,葡國報章又透露,葡方小組中最少應有兩人是熟悉澳門事務 的人員,甚至應有一個澳門居民出任。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初,澳督 在返葡述職時，曾向總理施華高推荐了澳府前任行政政務司韋德 霖和現任外交顧問高秉禮,據說施華高可能會接受這一建議。那 麼,另外兩位葡方成員將由誰人出任？有消息說其中一位是前任 澳府經濟政務司謝兆時（亦是中葡會談的葡方成員），另一位是澳 門出生的葡籍人士。對於後一個人選安排，早在中葡協議正簽後便傳說葡總理有 此考慮,故在消息傳出後,澳門確實有人進行過活動,希望能獲得 160

此職位,其中竟然包括並未擔任公職又不懂葡文的華人。連任三 屆澳門立法會主席的宋玉生,也有這個意思,希望能藉此爲退休而 退出第四屆立法會競選找個藉口。於是他在一九八七年五月間， 曾到葡國活動過一段時間，但據說里斯本認爲他年齡偏大,而過渡 期有十二年之長，工作任務繁重,故未考慮他的要求。而在澳門的 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則向總理推荐了前任敎育文化暨旅遊政務 司黎祖智。但據說黎祖智志不在此,因爲他是高斯達時代的政府 官員而遭到澳門不少葡裔居民的誤會，故他不願意由葡國和澳門 政府委任職務,希望通過立法會競選而獲得職位,以顯示自己的實 力。倘若宋玉生確是在第四屆立法會競選時退出,則他就極有可 能取而代之,這比出任政府官員要好得多了。至於中方成員的人選,按筆者當時的估計,組長可能是在外交 部港澳辦公室中挑選。同時,其成員中應最少有一人是澳門新華 社外事辦公室的負責人。中葡聯合聯絡小組成立後,隨即便是分別成立澳門基本法草 委會和諮委會。關於澳門基本法草委會成立的日期,開始時北京 是拿不定主意的。一九八七年四月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簽訂時，李 後和魯平都對筆者表示，可能要到一九九。年，因爲中國比較缺乏 這方面的法律人才,不可能將力量分散，同時進行香港和澳門兩個 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必須等到一九九〇年香港基本法拿出初稿後, 才能着手進行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可見當時,北京對於起草 香港基本法的工作進度,是抱比較審愼的態度。由於香港基本法在後來的工作進度比較理想,當時估計一九 八八年四月間便可拿出初稿。因此,北京對何時開始進行澳門基 本法起草工作的設想,有了修訂。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香港基本 法草委會在廣州舉行全體會議時,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一司司長鄭 偉榮便表示,澳門基本法草委會大約在一九八八年中成立,估計香 港基本法草委會部份國內委員，亦將會參與起草澳門基本法的工161

作。他說，由於香港草委會的國內委員有草擬基本法的經驗，加上 委員們是這方面的專家或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預料部份國內委員 會同時兼任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此外,由於香港基本法在一 九八八年四月公佈,到時有關委員起草工作應比現在輕鬆,故國內 委員同時兼任兩地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不會太辛若。由於澳門基本法草委會成立時間的提前,這使其與中葡聯合 聯絡小組開始工作的時間也就有可能同步，而有關的準備工作也 就分外忙碌了起來。據說,澳門新華社在一九八七年底就接到通 知,向北京提出了草委會澳門委員人選的建議。估計,由於澳門的 人口比香港少得多,且澳門有香港基本法作參考藍本,起草工作不 會那麼複雜，人數也不會太多。但是,爲了照顧到各階層,又不可 能將人數壓得太少。最有可能的是,澳門草委會的人選爲四十至 五十人之間,澳門區委員有可能是二十人左右。至於基本法諮委 會的人選,可能是一百人左右。這樣,兩會的人數都比香港適當地 減少。澳門基本法草委會的國內委員，除了“法律人士”和“有關部門 負責人”,與香港草委會成員應該差不多。在“有關部門負責人” 中,港澳辦公室三司司長諸樺會取代一司司長鄭偉榮的地位,因爲 她是中葡會談的中方代表團成員之一,且在這兩年來曾多次到澳 門搜集資料,有一次還曾與一些人士舉行了座談會,看來她是在港 澳辦中分工兼管澳門事務的官員。至於“法律人士”部份,則有可 能會增添一些對歐陸法律尤其葡國法律較爲熟悉的人。在澳門區委員方面,如按香港的模式,還是比較容易遴選的。 比如,相等於許家屯的位置應由周鼎出任,而其他的各界各階層委 員，則是馬萬祺、林達光、何厚錘、唐星樵、趙汝能、畢漪汶、饒不辱、 吳榮恪、彭彼得、李成俊、林家駿、釋機修、廖澤雲等人的機會較高。 但是,有一個比較麻煩的事情,就是法律界人士的遴選。由於草委 會工作的法律性質甚強,故必須有較多的法律界代表參加,如香港162

便有李柱銘、譚惠珠、廖瑤珠、李福善等人，佔比重爲香港區委員的 六分之一強。但在澳門,法律界人士基本上是葡裔居民,華裔居民 僅得許輝年一人,就顯得太少了。葡國居民是否有資格出任草委 會委員,這是一個相當矚目的問題。不過,可能是由於澳門的情况比較特殊,特別是在澳門成爲特 別行政區之後,必須照顧葡裔居民的利益,北京會對此問題作出較 爲寬鬆的決定,吸收土生葡人中的法律人士參加草委會的工作。 一九八六年,李後曾談到,澳門草委會可能會有土生葡人參加工 作。倘若如此,澳門草委會便不愁缺乏熟悉澳門法律的人才。澳門的一些“民主人士，，希望，在澳門基本法草諮兩委的人選 中，應當能使其代表性更爲廣泛,不但有傳統社團的負責人,也應 有新興社團的代表,以及一些持獨特見解的獨立人士。假如澳門 草諮兩委能吸納一些比較敢言的人士,相信對於使基本法能盡量 做到全面準確,大有好處。事實上,有不同意見並非是壞事,只要 不是故意搗亂,或是意氣之爭,多些辯論對話,會使所討論的文件 盡可能完善。(1988.1.1)163

澳人治澳的人才問題中葡兩國政府代表交換兩國國會對中葡聯合聲明的批准書, 原定於一月十一日進行。但突然從葡國傳來一個消息,謂本來準 備到北京出席並主持換文儀式的葡國外長皮涅依羅，在與回國述 職的澳督文禮治會晤之後，突然宣佈此次北京之行延期到六、七月 間進行，換文儀式亦延遲到十五日舉行，由葡國駐華大使華禮路代 表葡國政府出席並主持。此消息傳到北京後,中國政府立即作出 反應，決定將自己的代表由外長級下降爲大使級。葡國高層政要 的這一反覆行爲,令人對其在交回澳門問題上的誠意又加深了幾 重疑慮。皮涅依羅在宣佈押後北京之行時,未解釋原因。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則表示，“這純是葡萄牙自己的事,與現時的中葡關係無關, 現時的中葡關係非常良好,相當正常”。後來,葡國外交部又發表 一個聲明,謂葡國政府從來沒有安排皮涅依羅出席換文儀式,不過 是中國政府曾邀請他出席這個儀式，但這項活動一直沒有安排在 皮涅依羅的行程之中,只是安排了他在一九八八年七月間訪問北 京,有關皮涅依羅取消出席換文儀式的講法，純屬誤會。其實,有關波涅依羅出席換文儀式的消息，還是由葡國駐華大 使華禮路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中旬向澳門一個訪京代表團透露 的。有可能是,當初北京向皮涅依羅作出了這一邀請後,他確曾有 過這樣的打算。但當澳督文禮治返回葡國公幹,並與皮涅依羅會 晤,介紹了中英聯合聲明的換文儀式只是雙方大使一級的官員來 主持之後,皮涅依羅認爲中葡聯合聲明的換文儀式不宜超過這一 規格,才作出的這一決定。不管怎樣,澳門的過渡時期是在一九八八年一月正式開始,而164

在過渡時期的各項工作中,培養大批可以參加“治澳”的“澳人”人 才,是其中的一項最重要的工作。這個工作做得好或差,到澳門行 政權移交時因澳門人才的衆或寡,以及人才質素的高或低,將直接 影響“澳人治澳，，是否能順利實施。所謂“澳人治澳”,亦即是澳門本地人治理澳門。據“中葡聯合 聲明”第二條第二款的規定,在澳門回歸中國之後，“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均由當地人組成”。這個“當地 人”,即是“澳人”。北京作出“澳人治澳”的決策,是“一國兩制”總 方針下的具體政策。一方面，由於屆時澳門的主權歸屬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可能再在澳門保留任何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東西，包括 政府架構及其負責人,故在這個主權歸屬的規範之下,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行政首長（相等於現在的“澳督”）,以及主要職務的官員（相 等於現在的“政務司”），應當由華人出任（包括加入了中國籍的葡 人）。原在澳門定居及任職的葡人和其他外籍人士,可繼續留用， 但不能出任上述兩種最主要的職位。另一方面,由於要實行“一國 兩制”,要在澳門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要維護澳門“國際 城市”的形象，又不可能從北京派出幹部來澳門參加管理工作。尤 其是“中葡聯合聲明”規定將來澳門具有高度的自治權,以及獨立 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和終審權。因此，受到上述兩方面原因的制 約,就必然導致產生“澳人治澳”的政策。具備甚麼資格的人可算是“澳人”？這可從廣義和狹義的兩個 層次去演繹。從廣義上看,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擁有永久居留權 的人,都應成爲“澳人”。按照“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第九部份的 規定,在澳門居住連續七年以上的任何國籍人士,都可擁有永久居 留權，但其中只有中國公民才可領取“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 政區護照”,而葡籍及其他外籍者,只可領取“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 特別行政區其他旅行證件”。從狹義來說,爲了體現澳門的主權歸 屬,“澳人”應是指在澳門有永久居留權的中國公民,如果政策放鬆165

一些,可能還會加上在澳門出生或生根的葡人。原則上,凡是擁有澳門永久居留權的人士，都應擁有澳門特別 行政區範圍內的選舉和被選舉權，但非中國公民則不能享有中華 人民共和國立法機關（即各級“人大”）的選舉和被選舉權。同樣, 爲了體現中國的主權歸屬,特別行政區的政府首長、立法機關負責 人,應由中國公民出任,葡籍及其他外籍居民倘宣佈放棄原國籍並 加入中國國籍,亦應一視同仁。不過,葡籍和外籍人士,可以個人 身份擔任相當於現在“司長”一級及以下的各級官員，或是擔任政 府及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的顧問。筆者認爲,如何照顧“土生葡人”的利益,這是關係到“一國兩 制”是否能順利實施的問題。因爲要使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獨特政 治地位受到世界各國的認可，使之能繼續得到各國市場給予配額 和關稅的優惠,並承認特區政府所發出的旅行證件，就必須加強澳 門的“國際城市”的形象。而澳門不具備香港航運中心、金融中心 等那樣的優良條件，就必須要盡量使土生葡人留下來繼續工作生 活這方面來加以補救，作爲“國際城市”的一個主要特色。而要吸 引他們留下來,就必須在就業、生活等方面給予提供便利,尤其是 在保留公職地位方面。因此,他們亦應是“澳人”的一份子。“澳人治澳”，關鍵在於一個“人”字。有關“澳人治澳”的方針 政策旣然已經確定，人才就是決定的因素了。如果不能夠及時、妥 當地培養到大批管治澳門所需要的人才，“澳人治澳”就只能是一 句空話。對於澳門是否擁有足夠的“治澳”人才的問題,曾發生過熱烈 的爭論。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港澳國慶觀禮 代表團成員時，談到了澳門問題,引起了澳門居民的關注,並就“人 才”問題進行了討論。各種觀點歸納起來，可分爲三種類型。一、悲觀態度。有的人認爲,現時澳門政府各級部門中,沒有 華人出任高職,也沒有華人法官,而僅得一位不懂中文的華人律166

師。而土生葡人出任高中級職務的亦較少,並大多是事務性的“技 術位”,而非“決策位”，華人議員中具有法律知識的亦較少。而在 短短的十來年內，是難以培養到大量的“治澳”人才的,擔心屆時在 葡國派來的高官撤回去之時，會出現一個高中級行政人員的“眞空 狀態”,不利於“一國兩制”和“澳人治澳”的正確實施。故此,有人 曾主張港澳兩地合併一個特別行政區,而葡國政府亦曾藉此問題, 以需要時間培養人才爲藉口，在談判中要求押後歸還澳門。二、盲目樂觀態度。認爲澳門有大量人才，無須擔憂,這幾年 澳門增加了不少醫生、會計師及建築師就是明證。也有人說，“船 到橋頭自然直”，到時自然就會有大批“治澳”人才出現。這種觀 點,以傳統民間機構尤爲強烈,有一份日報在類似“社評”的欄目內 爲文,將人們普遍存在的“澳門嚴重缺乏人才”的觀點，作了一番抨 擊,指出“有人說,澳門沒有人才,這是妄自菲薄的偏見”,並將一個 大型群衆慈善活動的組織者說成是“將來治澳的人才”。這兩種樂 觀派的論點其實缺乏堅實的基礎,可以說是偸換槪念,將社會專業 人才與參與“治澳，，的公共行政及法律人才混爲一談，這會使人們 對培養人才問題的迫切性喪失警覺,到時就會可能手忙腳亂。而 且,即使是按現時澳門的總人口比例來看,醫生、會計師及建築專 業人才的平均數値也不是很多,根本未能適應現代化城市的要求， 距香港的比率亦相距甚遠。三、現實的態度。持現實態度的人，看到治澳人才嚴重缺乏, 華人中的行政和法律人才幾乎空白，與其臨淵羨魚,不如投身於人 才的培訓工作之中,並爲此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和努力。那麼,究竟澳門現時的人才情况是如何的呢？首先,是行政法律人才嚴重缺乏。根據澳府行政暨公職司一 九八五年的調查統計，在全澳八千四百三十三個公務員之中，能夠 熟練講、寫、讀中葡兩種語言文字的,只有七十六人,不足百分之 一。而能夠同時講流利的中葡兩種語言的,也只有百分之十四點167

三。在學歷方面,只有一千零六十六人（即百分之十二點六）是受 過高等敎育的,而只受過小學敎育的竟佔百分之三十一點六，即有 二千六百六十六人！在擁有大專學歷其中有七成半是從葡國回來 的情况下,再加上葡國人的偏見及某種心態,澳府的各部門高中級 職位等技術員，大多是由葡國來的“合約公務員”擔任,澳門出生的 公務員雖然擔負了主要的工作,但只是少數人可得高職位,而從中 國來澳定居者的職位一般都較低。在法律人才方面,現時澳門四十餘萬人口中，只有三十幾個大 律師和法官,與總人口的比率不足萬分之一,而香港卻是二千五百 名居民就有一個法律專業人士,兩地的比率相差四倍。而且,香港 的法律條文，大多已是中英文兼備,許多大律師和法官都熟悉中 文、英文及廣州話，而澳門的大律師和法官幾乎沒有一個人熟悉中 文,而且幾乎全部法律條文只有葡文而未譯成中文,甚至連翻譯法 律的人手也未具備。長此下去,對於將來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獨 立司法權和終審權,是一個重大的障礙。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其一是澳葡當局長期以來殖民主義思 想嚴重,歧視華人,害怕華人出任公職對其殖民主義統治不利,故 在過去一直沒有向華人提供學習葡文和出任公職的機會。其二是 部份華人眼光短淺,不願修讀葡文,認爲只有讀好英文才能做好生 意賺到錢,而澳門政府一直沒有承認英文的地位,這又使讀英文的 各類人才失去了在政府任職的機會。其三是個別華人受一種民族 主義思潮影響,認爲擔任公職就是“做殖民者的走狗”，放棄了進入 公職的機會。當然,歷史發展到今日，又有更爲深刻的政治原因,導致澳門 政府大量地聘請人員來澳,壟斷各個部門的高級職位,使本地居民 包括土生葡人失去擔任高中級公務員的機會。這一情况,又引起 澳門居民的強烈不滿。其次，是經濟技術人才、企業管理人才亦不足。要使“一國兩168

制”順利實施,除了要有大批的行政法律人才之外，還要擁有大批 經濟管理人才。但目前,澳門這類人才仍然是不足的,大多數要由 香港請來,十七萬勞動人口中受到中等技術敎育以上的只佔半成, 大部份工人只有小學程度，許多設備壞了要從香港請人來維修。 這是不利於澳門的經濟繁榮的。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其一是過 去澳門社會經濟落後,許多家庭無能力供子女接受高等敎育,且要 他們提前到社會工作以幫補家計。其二是澳門過去整個社會制度 落後,企業大多數是家庭式管理,即使是本澳居民出外留學畢業回 歸後,也無法覓得一個合適的職位,而造成人才外流。在將近十二年的過渡時期裡,澳門仍歸葡國管理，因而培養人 才的問題,澳門政府負很大的責任,而且也只有政府才能拿出大額 的資金進行人才培養的工作。因此,澳門政府應在過渡期採取多 渠道的辦法來培養人才。同時，還應當注意人才的管理，及時把一 批有才華,品德端正,有幹勁的能人吸收到政府各部門,讓他們結 合專長工作,熟悉澳門的行政管理，了解澳門的現狀,參加澳門發 展計劃的制訂,從而使過渡期內有一批本地人參政,以至將來權力 得以順利移交。這兩年來,澳府選送了幾十位大學畢業的華人靑年到葡國進 修葡文及公共行政,在其學成歸來後安排到政府各部門工作。這 個方式,現在看來效果欠佳,主要是只有一年的時間,連普通的葡 文也未能學好，更遑論掌握葡式的公共行政運作規律。其實,利用 東亞大學來執行這個培訓工作,效果可能會好些。在澳門政府接 管東亞大學之後,該校正在籌備舉辦葡國法律及公共行政課程,而 且是正規的大學學制，這是一個比較好的計劃。其實,東大應當成 爲向澳府各部門輸送大量行政管理及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徑，亦應 迅速提高本地學生的比例,成爲澳門自己的大學。除此之外,澳府亦應與北京合作,選派一些葡籍公務員及靑 年,到北京學習中文及中國法律，使他們能適應將來政權移交的某169

些變化。而從葡國請來的專家,不要“佔位”,而應當出任“導師”的 角色,指導本地公職人士的工作。同時,在使用人時,不應只講文 憑,也應看是否具有實踐經驗。民間團體,應發揮作用,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多些舉辦短期專 業培訓班,加強成人敎育,大家齊心合力爲“一國兩制”的順利實施 提供良好的組織基礎。(1988.1.16)170

澳門進入過渡期中葡兩國政府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在北京互換了關於澳 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批准書。同時,雙方又各自宣佈了中葡聯合 聯絡小組及中葡土地小組的雙方成員名單。自此,中葡聯合聲明 正式宣吿生效,澳門進入了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爲止的過 渡時期。換文儀式是於當日上午十一時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十八號舉 行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和葡國駐華大使華禮路分別代表本 國政府互換了批准書,並共同簽署了互換批准書的證書。周南和 華禮路亦分別作了講話。出席觀禮的還有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 姬鵬飛，外交部長吳學謙,以及港澳辦和外交部各部門的負責人。 整個儀式簡單隆重，僅歷時十五分鐘。由於原訂會出席及主持換 文儀式的葡國外交部長皮涅依羅突然延遲行程，原先已報名前往 北京採訪的澳門各傳播媒介單位的記者，失去興趣,未有啓程,故 採訪場面未見熱鬧,這與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中葡聯合聲明正 式簽署時的場面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在換文儀式上,姬鵬飛的心情顯得頗爲輕鬆,似有“完成大任” 的意態。在宴會前的會見中，他又頻頻地與葡國客人說笑話，還透 露自己將在近期內正式訪問澳門。他說他自己曾於一九八四年在 珠海乘船圍繞澳門遊覽了一圈,但沒有上岸,這次到澳門一定要好 好看。看來,這位即將交班的老主任,對其在任內能先後解決了香 港、澳門這兩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感到十分自豪和滿足。倘再 能在正式退休前到澳門一遊（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時他已經到 過香港），就可說是“回首平生無憾事”。兩個小組的雙方成員名單，分別由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和171

葡國駐華大使館新聞發言人、澳門政府新聞署同時宣佈。名單如 下：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組長:康冀民中方成員:張祥霖（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司長）.蔡思聰（新華社澳門分社社會工作部部長） 邵關福（中國駐葡國大使館參贊） 宓世衡（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參贊） 葡方組長:施莫士大使（外交部行政領事司司長）林慕士公使（外交部僑民國務秘書辦公室主任） 謝兆時博士 （前任澳門政府經濟事務政務司） 韋德霖博士 （澳門政府前任行政政務司,葡國社會 黨在國會的議員）馬杜斯博士 （外交部一等秘書）中葡土地小組名單：中方組長:張祥霖（兼）中方成員:謝後和（國務院港澳辦公室處長）梁竟成（新華社澳門分社經濟部高級硏究員）葡方組長:林慕士公使（兼）葡方成員:李文樂博士 （澳門政府工務暨房屋政務司辦事處顧 問）羅立文工程師（澳門政務工務運輸司司長）這兩個名單的組合,基本上符合了對等的原則。按照“中葡聯 合聲明”附件二的規定,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雙方組長,應是大使 級的官員。現在中葡兩國政府安排出任組長的，都是大使級的官 員,其中康冀民長期在外交系統工作,曾任過駐羅馬尼亞大使館公 使銜參贊,駐康斯坦察總領事等職。這個對等的原則,是符合有關 規定的。172

値得注意的是,在聯合聯絡小組的中方成員中,有一位是澳門 新華社的中層官員,他就是排名第三的蔡思聰。據有關資料顯示, 蔡思聰的年齡五十四歲,香港出生,在國內受敎育,五十年代曾長 時間在澳門居住,後返回內地工作,其間多從事有關港澳的工作。 七十年代末期，轉赴香港,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辦公室副處長,據 說還擔任過許家屯社長的秘書。他於一九八五年五月調到澳門, 擔任南光公司助理總經理,專司調查硏究工作。澳門新華社成立 後,改任社會工作部部長。由於澳門新華社是國務院派駐澳門的 全權代表機構，故蔡氏在聯絡小組中的身份應算是中國政府的代 表之一。但是,由於他曾在澳門居住過,且本身職務在澳門,又曾 做過硏究澳門的工作，對澳門的情况自是相當熟悉,相信對於聯合 聯絡小組爲澳門過渡期各項事宜進行磋商的工作,會有一定的好 處。這一格局,與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中方成員中,亦有一位是來 自香港新華社的成員一樣（起初是喬宗淮,後來是紀紹祥）。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在聯合聯絡小組的中方成員名單中,沒 有一個人曾在中葡談判中出任過中方代表團的成員,這對比葡方, 有林慕士、謝兆時兩人出任過中葡會談葡方代表團成員，顯得承接 不足,即使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中方成員中，也有人曾參予中英 會談，而挑選在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中方成員時,卻忽略了這一 點。本來,曾參予中葡會談的港澳辦公室三司司長褚樺,澳門有不 少人是估計她會成爲聯合聯絡小組的成員，因爲她對澳門情况比 較熟悉,經常到澳門搜集資料,並與各界人士舉行內部座談會,搜 集意見，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資料。有人便曾據此猜測，她是港澳辦 中負責澳門事務的中層幹部。可惜,她今次未能成爲聯合聯絡小 組的成員,否則，可能對澳門發展工作更爲有利。至於中葡聯合聯絡小組葡方成員名單,亦與過去外傳的有很 大出入。首先,是該名單中並無澳門土生葡人的代表,這可能是葡 國政府對於如何從宋玉生、黎祖智兩人中挑選其一感到棘手，故決173

定打消這一念頭。其次,是澳督文禮治在向葡國政府推荐的兩個 人選中,只有韋德霖獲得了接納,而高秉禮卻被排除在名單之外。 由於韋德霖已返回葡國出任社會黨的國會議員（據說澳督可能還 會委任其爲澳門政府駐里斯本辦事處主任）,故他已不算是澳門政 府的官員,在出任澳府外事顧問的高秉禮被排除在名單之外後，葡 方成員中便沒有在澳門工作的官員了，這比中方有一位澳門新華 社的中層官員，陣容稍爲弱些。據來自葡國的消息稱,曾任葡國外交部的大使館二等秘書的 高秉禮，是否應成爲聯合聯絡小組成員之議,在葡國內閣曾引起了 很大的爭論。繼澳督向政府推荐之後，外交部長亦作了推荐,並在 一些公開場合吹風,說高氏有可能成爲聯合聯絡小組的成員。但 在內閣討論時,總理施華高認爲其並不非常熟悉澳門的事務,讓他 在此決定性的歷史時刻加入這個小組恐力有不逮。但由於支持他 的人還不少,故遲遲未能決定,直到最後的時刻,總理才決心將他 排除在名單之外。有人認爲，其實這還是黨派政治在作祟,因爲, 高秉禮是社會黨人,他在外交部任職時,出任總理的蘇亞雷斯,就 是社會黨的黨魁。而高秉禮到澳門工作,也是由於社會黨重要成 員的韋德霖一手帶來,初時擔任韋氏的顧問,後改任韋氏管轄的行 政暨公職司司長,後來才改任澳府外交顧問。總理是爲了體現“中 葡聯合聲明”中有關在過渡期中，由葡國政府管理澳門行政事務的 精神，不想讓太多屬於現任總統蘇亞雷斯的人進入聯合聯絡小組, 只是得留一個韋德霖來“做樣”。在中葡土地小組方面,中方也有一位成員是澳門新華社的高 級職員，他就是該社經濟部高級硏究員梁竟成。梁氏出生於澳門， 年約三十多歲，一九六九年畢業於濠江中學,隨即進入前南通銀行 任職，一九七九年調往南通信託投資公司任職至高級經理,從事地 產業務，調到澳門新華社就專門硏究地產經濟和沙紙契。至於葡方成員，除了組長之外，其餘兩位成員都是澳門政府的174

官員,其中身爲工務運輸司司長的羅立文,還是土生葡人,且較年 輕。較早前外傳,這兩個名額是由羅立文和澳府計劃建設協調司 司長高文耀出任的。按照澳府的分工,計劃建設協調司正好就是 負責城市規劃、土地管理及批地賣地工作的,高文耀出任土地小組 成員，本是最佳人選,不但工作對口、熟悉情况，且有利於對批地 的監管。但是，先前的外傳，又有一半落了空，應由高文耀出任的 位置,結果由其上司辦公室的顧問出任。有人認爲,高文耀的落 選,與澳府在一月上旬,即“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生效之前突擊批地 有關,遭到了中方的不滿,施加影響力而將其排除出名單之外,以 防止其日後“監守自盜”,胡亂批地。也有消息說,本來羅立文亦幾 乎被排除在名單之外,但因澳門的一些政治社團施加壓力,要求委 任土生葡人,里斯本才只好手下留情。在換文當日，專程往北京出席換文儀式的兩個小組的葡方組 長,分別與中方組長舉行會談,就兩個小組的工作程序、方式以及 第一次會議時間、地點和程序進行初步磋商。據葡方組長事後在 澳門透露，雙方議定,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首次工作會議,於四月 中旬在里斯本舉行,而中葡土地小組則於二月份進駐澳門工作。葡方能夠將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首次工作會議爭取到在里斯 本舉行,這是令人感到有點意外的。因爲在“中葡聯合聲明”附件 二有關該小組的工作地點的條文中，寫明“工作的第一年輪流在北 京、里斯本和澳門開會，此後以澳門爲常駐地”，如按文件書寫次序 和一般的慣例，該小組的首次會議似乎應在北京舉行,而中英聯合 聯絡小組的首次會議亦是在北京舉行。此次葡方能夠將該小組的 首次會議爭取到在里斯本舉行,看來其背後一定是會有一些內情。換文翌日，兩個小組的葡方組長,即從北京經香港抵達澳門， 並於一月十八日（星期一）與澳督文禮治及澳府其他成員舉行會 議。據施莫士表示,在會議上,雙方談及了聯絡小組葡方成員如何 與澳府官員合作,葡方在首次會議前的準備工作和細則,以及葡國175

對澳門的政策等等問題。會後,施莫士對記者透露,在聯絡小組每 次開會之前，葡方成員不一定到澳門與澳府官員交換意見,但將會 經常與澳督保持接觸。在換文儀式舉行的前後,澳門政府有兩項言行,頗引人注目， 其一是突擊批地,其二是澳督在其多次講話中都強調澳府在過渡 期內行政方針的“獨立”性。按照“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二的規定，從“中葡聯合聲明”生效 之日起,政府每年新批土地只可限於二十公頃（香港是五十公頃）。 在過渡期內澳府從新批和續批土地中所得的各項收入，在扣除開 發成本後,由澳門政府和日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平分。屬於 澳門政府的土地收入,只能用於澳門土地開發和公共工程,不能挪 作他用。而在過去,澳府每年從批地中所獲得的大筆收入,大多是 用於一些豪華奢侈的項目上，迹近於浪費財政資源。在進入過渡 期後,澳府的這項收入只能用作土地開發和公共建設,這對習慣於 將批地收入“大花灑”地使用的澳府來說，幾乎等於是有錢無所用。於是,澳府便上演了一幕突擊批地的鬧劇。早在一月上旬,澳 督文禮治尙未返回澳門之前,以免開投方式批出了新口岸的三幅 共達七千五百多平方公尺的土地，批地溢價金額超過八千萬元。 爲了趕及在過渡期之前完成這些批地的法律手續,澳府以政府公 報增刊的形式刊出了批地批示,顯得有點迫不及待,因爲平時的批 地是刊登在政府公報正刊上的。澳府的這一舉動,引起了市民的強烈不滿。其一,免公開開投 批地的形式,是違反自由經濟的自由競爭原則和公平原則的,很容 易被人利用牟取非法利益,使政府和納稅人受到直接和間接的損 失。其二,政府這樣做是有意逃避中葡土地小組的監管,盡量爭取 在將澳門交還給中國之前刮多一些錢。當初,人們還以爲澳府有關部門這樣做,是瞞着澳督,趁澳督 在里斯本公幹之機而採取的突擊行動，因爲有消息說先前經過澳176

府諮詢會委員的力辯,澳督亦同意日後土地的批給應以公開拍賣 （開投）的形式進行。但是,在一月十四日,即“中葡聯合聲明”正式 生效前一日所發生的一件事,否定了人們的天眞想法。原來,澳府 計劃建設協調司在當日以前所未有的工作熱情及效率,通宵工作。 批出了六幅土地,總面積達二十公頃,相當於“中葡聯合聲明”生效 後,澳門政府每年批地限額的總面積。據說,參予工作的技術員和 司長，是直接在澳督的指令下進行該項工作的，每隔五分鐘便通一 次電話,以加快進度，解決問題。這一事件,令人們感到十分驚訝和愕然,認爲當局這種在過渡 期前搞的小動作，和向中葡土地小組正式成立所獻出的“見面禮”, 多少帶有對抗的性質。人們從澳府突擊批地的事件中,發現這表 面上是爭取將批地全部收入收歸澳府所有的功利主義，還可能帶 有某種意義的政治效果，即是讓人們看到澳府並非一隻“跛腳鴨”， 借突擊批地來爲曰後工作中可能出現的“對抗”埋下伏筆？其實，已有種種迹象顯示澳府打算在過渡期內採取較爲強硬 的立場,這即是令人關注的第二件事,澳督文禮治那段時間的多次 談話中，隱藏着某種政治立場,公開強調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和中國 政府,在過渡期內不能干預及監管澳門政府的行政工作，還強調要 維持行政、經濟和財政方面的獨立,維持葡文作爲官方語言，維持 葡國根源的司法制度和市民的雙重國籍權利,十足一個“鐵腳鴨” 的形象,表明了今後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如國籍問題等,是不會輕 易退讓的。還有一個現象,也頗爲令人關注,就是澳府在一九八八年的財 政預算案中，繼續大手筆花錢,預算赤字達到九千八百多萬元，佔 總預算的百分之五,全靠澳府公庫歷年來的滾存來墊支。在此情 况下,澳府的庫存便越來越少,到一九八八年底只得二億餘元，僅 佔全年財政預算的百分之十。長此下去，勢必將庫存用完。而未 來的經濟環境,尙未可預料。倘能保持着一九八七年那樣繁榮興177

旺,當然問題不大，但若遇到西方經濟不景而影響到澳門的出口工 業和博彩業，政府財政歉收,就是大件事。澳府這種“落雨收柴”亂 花錢的做法,確實令人大感困惑。(1988.2.1)中葡聯合聯絡小組正式進駐澳門178

“沙紙契”問題中葡土地小組的第一次全體會議,於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九 日及三月一日一連兩天在澳門總統酒店會議室舉行。會議結束 後，雙方共同舉行了一個簡短的記者招待會，分別由中方組長張祥 霖和葡方組長林慕士，以中葡文宣讀了這次會議的新聞公報。該 新聞公報的全文如下：“中葡土地小組於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一日在澳 門舉行了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就土地小組的工作方式與程序原則上達成了一致意見。 會議還就一九八八年度澳葡政府批地計劃，包括部份大型建設工 程項目的用地問題,初步交換了看法。“會議是在友好坦誠的氣氛中進行的。“下次會議時間雙方另行商定”。這次會議是首次會議,是雙方成立第一次見面,又是開展工作 的初步接觸，因此會議討論的問題不會是實質性的問題,正如公報 所透露的,只是在工作方式和程序原則上達成一致的意見,並就澳 葡政府一九八八年的批地計劃等初步交換了看法。至於下次全體 會議的時間,也沒有確定。當然,會議中可能會談及到一些較爲敏感和尖銳的問題,尤其 是在“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生效前，發生了澳門政府“突擊批地”的 事件，這對會議的氣氛多少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但是,由於會議 是保密的,雙方成員對記者的一再追問又是守口如瓶，因此,難以 得知會議的內幕。根據“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二的規定,中葡土地小組是於“中葡 聯合聲明”正式生效時（亦即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成立,工作到179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止。該小組是代表兩國政府處理澳門地 契及有關事項的機構,其職責主要是在過渡期內就澳門土地的使 用進行磋商,並監察批出土地的數量和期限,以及批出土地所得收 入的分配和使用情况。此外,還將審核澳門葡萄牙政府提出的使 用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土地收入建議,並提出意見,供中方 決定。該小組的成員，由雙方各指派三人組成，每方還可指派必要 的專家和工作人員,人數通過協商確定。該小組以澳門爲常駐地。另按“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二的規定,在過渡期內,澳門政府可 按現行法律規定批出年期不超過二〇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新的 土地契約,並收取批地費用，但每年的批地限額，包括塡海地和未 開發土地在內，共限於二十公頃。土地小組可根據澳門政府的建 議,對上述限額的改變進行審核並作出決定。在過渡期內批地及 續約的收入,在扣除開發土地平均成本後,由澳門政府和日後的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平分。屬於澳門政府所得的全部收入,用於澳 門土地開發和公共工程。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土地收入， 作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儲備基金,存入在澳門註冊的銀行。 必要時,澳門政府在徵得中方同意後,也可將該項基金用於澳門過 渡期的土地開發和公共工程。另外,在過渡期內,原由澳門政府批出的在中國政府收回澳門 之前期滿的土地契約，澳門政府亦可按現行的法律規定予以續期 並收取批地費用，但續期年限不得超過二〇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根據資料顯示，目前澳門連同兩個離島的面積,總共有接近十 七平方公里（即一千七百公頃）。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三十日中葡兩 國就澳門前途問題舉行的首輪會議談起，至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 日（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生效時止的十八個半月內,澳門政府共批 地四十九公頃,所得批地收入爲五億一千七百多萬元。其中一九 八八年一月一日至十四日的半個月內，便批出了二十八公頃的土 地，比每年二十公頃的限額還要多，批地收入爲二億二千九百九十180

六萬元。雖然澳門每年的批地限額爲二十公頃,僅及香港每年限額五 十公頃的四成，但由於澳門的面積只有香港的百分之一點七,人口 只有香港的百分之八點三,這限額可算是較爲照顧的了。但澳門 政府竟在“中葡聯合聲明”生效前一日“突擊”批出二十六公頃多的 土地，約佔澳門當時未批土地資源的二成多,怎不令人咋舌？再 說,澳門的土地資源甚爲缺乏,可批給的未開發土地,只有幾十公 頃,包括可供塡海的土地也不過是一百多公頃，十分珍貴,應當好 好地珍惜。澳門政府的土地政策，與香港不同。根據葡國憲法，土地屬於 國家,土地是不能出賣的,只能以批租形式提供給商人發展。故 此,凡是面積較大的批地個案,都是實行批租形式。有租期限制, 約滿可續期,政府收取的費用叫“溢價金”,按面積及土地使用用途 計算。當然，一些在舊市區內的小幅土地,由於與發展商所擁有的 私家地相連,爲方便發展商得到完整的土地,是可供申請購買的, 政府的收入叫“賣地收入”，但這類批地只佔極少的一部份。由於 受土地“國有”觀念所限，雖然澳門的發展商極力反對有點私相授 受性質的“協商批地”,主張“公開拍賣”,但政府一直拒絕接納。在這次工作會議之前,除了雙方組長張祥霖及林慕士於“中葡 聯合聲明”交換批准時曾在北京會面之外，其餘各雙方組員是並未 正式會過面的,只是在會談前一晩,葡方成員宴請中方成員時,才 有正式會面的機會。在宴會之前，張祥霖和林慕士曾閉門商談了 一個小時,擬定了兩日會議的工作方式及程序。事後,張祥霖宣 佈,中方小組將長駐澳門,正式的名稱爲“中葡土地小組中方代表 處”,辦事處暫時設在澳門新華社大廈。而葡方小組組長林慕士則 因身負其他外交要職,在會議結束後即必須回國,未能長駐澳門， 也沒有設立辦事處，但因另兩位成員李文樂和羅立文是澳門政府 的官員，故聯絡起來也較爲容易,而雙方的聯絡人兼會議的中方翻181

譯員則爲澳門新華社外事辦公室主任高級助理李向玉，葡方翻譯 員由澳門政府派出華務司技術廳長林柏濤擔任。一連兩日的會談，都是在上午進行。在每天的會談結束後，都 有記者追問雙方組長一些問題，比如中方小組有否向澳門政府索 取批地文件作參閱,會議有否談到“沙紙契”的問題等，但這些問題 均被當事人以“會議內容保密”爲由而拒絕作答。“沙紙契”的問題,是一個相當矚目及棘手的問題。由於這次 會議是商議工作程序及擬定一九八八年澳府批地計劃的會議，尙 未深入討論到其他問題,相信亦尙未能討論到“沙紙契”的問題。 但是就在會議舉行前後,路環、氹仔兩個離島的老居民,便透過傳 播媒介提出了“沙紙契”的問題,希望能盡快將之妥善解決。會議 結束後,路環的一些居民又表示,鑑於澳門政府一直未對“沙紙契” 問題表態,而中葡土地小組的今次會議又可能未談到此問題,因 此，他們就考慮在短期內拜訪澳門新華社,要求給予協助,澄淸“沙 紙契”的法律地位。所謂,“沙紙契”,是一種私人買賣土地的契約,只是在路環、氹 仔才有這契約。從前淸道光年間起,路環、氹仔的居民在進行土地 和房產交易時,選用一種耐用防霉蛀不易變的沙紙作契,故俗稱 “沙紙契”。這種“沙紙契”，由買賣雙方簽字畫押,並到當時的前淸 官衙蓋章作證，但並無公證人。由於當時路氹兩地並無中國官員 駐守，必須到五十里路外的唐家灣或一百里路外的石歧官衙蓋章, 以當時交通條件,往返一次較爲困難,故有的買賣雙方是依一個 “信”字來自行訂私契,並無官印作證。另有一種“紅契”,是前淸地 方官員批地予私人的契約，因用的是紅紙而得名。據估計，離島的 “沙紙契”和“紅契”有上千份,約有八成的房屋是由“沙紙契”作契 約證明。而且很多是劃界不淸,鬧“雙胞”以至“多胎”，以及邊界重 迭的，非常混亂,曾引起大大小小的糾紛事件。一八五一年,葡人侵佔氹仔，一八六四年,葡人侵佔路環。上182

世紀末本世紀初，葡人正式在離島實施行政管理。島上的土地和 房屋買賣，便由政府發出“西契”作實,而“沙紙契”和“紅契”則一直 沒有得到政府的承認,並不具備法律效力。海島市政廳的官員表 示，政府不承認“沙紙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一、它不是澳門 政府發出的官方文件,也沒有辦理過法律手續,在澳門立契官公署 並無留下任何紀錄,故不具備任何法律效力;二、契約上的當事人 早已作古，無從對證,而且那些“官印”,安知是眞是假？因爲現時 已無人能確知當時地方官衙的印鑑是怎樣的,因此,不知哪些“沙 紙契”是眞的，哪些値得懷疑,即使是眞的“沙紙契”,後來又有轉手 和“分契”的問題,必須花很大的心思才能辨別出它的眞僞;三、由 於有第二個原因存在,也就不排除有人僞造契約的可能性。因此, 澳門政府只承認在政府有關部門登記而獲批發的法律文件，亦即 是“西契”。正因爲“沙紙契”問題複雜，澳門政府一直是束手無策。一方 面，是出於殖民主義者歧視土著居民和藐視前淸政府地方官衙的 心理,另一方面,也確實因爲缺乏對中國文物的考古人才,本身也 不懂中國文化傳統及官場制例,擔心上當受騙,故一直不予承認 “沙紙契”。由於地權問題無法得到解決,這些舊樓宇的重建及拆 遷都很困難,形成了離島發展緩慢的一個主要原因。而且,在進行 大幅土地交易時，又因地權問題而發生糾紛甚至是械鬥。一九八 三年，還發生了卓家村村民與政府之間的地權糾紛,卓家村村民出 示的是前淸咸豐年間的“沙紙契”，澳門政府出示的是八十年前的 水文地質圖，圖示該幅土地的位置在本世初還是一片海灘,約在六 十年前才由政府塡海造成,故根本不可能存在一百二十年前該處 便有土地並由前淸政府發出“沙紙契”之事。結果,這場“土地戰 爭”以政府獲勝而宣吿結束。澳府並非無意解決“沙紙契”問題,多年前,曾展開甄別“沙紙 契”的工作,凡經調查考核屬實的“沙紙契”,都已轉爲“西契”。剩183

下來的,不是未能考證出眞僞,邊界不淸及鬧“雙胞”的，無法作出 鑑定,就是類似卓家村的“有問題契”。一九八。年,澳門立法會在 討論“土地法”時，何賢提出將這個複雜的問題押後再以單獨的法 例進行澄淸及管制。結果,“沙紙契”並未列入“土地法”的管制範 圍內,只是在該法律的第二〇〇條註明:"隨着總督在適當時間所 遞交的法律提案，對得已存在的以通常被稱爲沙紙契的文件進行 交易的地段,立法會將訂定有關的法律制度”。從一九八四年開始，澳府有關部門便抽調人員開始審愼地硏 究離島“沙紙契”的問題,並已草擬了一份法律提案,準備送交立法 會討論。但後來由於中葡兩國開展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而“沙紙 契”問題涉及到諸如主權等許多的敏感問題,此事便擱置了下來, 留待中葡兩國政府及土地小組找出妥善辦法後，再根據有關政策 重新草擬法案。澳府一位官員談到這個問題時指出，在解決這個 問題時,必須提出一個合理而妥善的政策,使政府和契約持有人都 可以接受，旣要照顧到歷史,又要使所有眞的“沙紙契”的土地合法 化,還要避免混水摸魚，損害公衆利益。路環居民聯誼會理事長梁石泉和冰仔坊衆互助會負責人陳永 昌，對“沙紙契”的問題則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爲“沙紙契”是歷史 遺留下來的問題,它是在路環、氹仔尙未被葡人佔領之前出現的, 且有部份經過當時的中國地方政府蓋章證明,完全符合法律手續。 澳門政府應當尊重這一歷史事實。况且，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 十日之後,澳門便將回歸中國,澳門政府應當將承認“沙紙契”作爲 承認中國對澳門擁有主權的一項重要內容來對待。至於一些劃地 重複,以及辨別眞偽的技術問題,則應成立一個有政府官員、考古 及歷史學家、離島居民代表參加的協調委員會，並抽調專人進行甄 別工作,承認“沙紙契”的法律地位。“沙紙契”對於中方來說,看來也是一個燙手的山芋。一方面， 由於“沙紙契“是由中國前淸地方政府作證,現時的中國政府應當184

承認其法律地位，作爲中國對澳門擁有主權的象徵之一;另一方 面,由於澳門現時尙在葡國管理之下,且“中葡聯合聲明”又強調葡 國應在過渡期內負起管理澳門的全責,中國現時又不能插手干預 此事。同時，部份“沙紙契”的眞偽難辨確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不 過,中國政府是應當趁中葡土地小組已開始工作之機會,與葡方協 商解決這個問題，使其能夠在過渡期內得到完滿的解決,這樣,不 但可消除這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避免將這個歷史包袱甩給特別 行政區政府，還可促進離島的建設,增強人們對澳門前途的信心, 放心進行投資活動。(1988.3.16)185

澳府“文化燈塔”之夢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三日，是中葡兩國總理正式簽署“中葡聯合 聲明”一週年的紀念日。在此之前,中葡兩國政府代表於一月十五 日互換了兩國立法機關對該協議的批准書，宣佈“中葡聯合聲明” 正式生效,澳門進入了爲期將近十二年的過渡期,中葡聯合聯絡小 組和中葡土地小組亦同時宣佈成立。二月二十八日和三月二十 九日，中葡土地小組先後兩次在澳門舉行了連續兩日的會議。三 月二十二日，中葡兩國同時向聯合國秘書處申請,將“中葡聯合聲 明”在聯合國法律部進行登記並發表，使其眞正成爲國際性的協 議,並藉此鞏固該份協議在國際上獲得認可,以保障澳門地區的國 際地位。四月十一日，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第一次會議將在里斯 本舉行,中方成員之一的澳門新華社社工部部長蔡思聰，已定於四 月八日啓程赴會。從上述的日程表看來，“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一年以來,有關的 工作進展是頗爲順利的。事實上,主流確是健康順暢的，但其間亦 出現了不少暗湧漩渦,尤其是在“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生效之後,澳 門政府作出了不少搶步偸步的小動作,從突擊批地,到收購東亞大 學,企圖控制中小學敎育陣地,以致於搶在“基本法”起草工作開始 之前進行“政制改革”，修訂及頒布行政法律,繼續從葡國聘請人員 來澳門工作,草擬“新聞法”等,這使澳門的政治局勢曾一度緊張, 這些偸步行爲也理所當然地受到澳門輿論的批評。在遭到強烈的 抵制之後，可能是文禮治感覺到有必要澄淸澳門政府在過渡期內 的權限，主動提出了要在五月間訪問北京,當面詢問港澳辦公室主 任姬鵬飛,並決定在訪華之前,於四月十二日至月底先行返葡,向 總統、總理和外交部長，商討其在訪華時的政策和策略。186

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了之後,澳門政府一反過去不屑於提 起“香港經驗”的常態，竟然十分重視起香港的政制發展和討論來。 首先,是澳府新聞署派出專人,翻譯香港中英文報章上有關執行 “中英聯合聲明”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以及政制改革的發展、討 論的報道和評論文章，供當局有關方面閱讀,以作爲制訂自己的政 策和策略時作參考。另外,澳督文禮治還進行非官式的訪港，與港 督衛奕信爵士會晤,直接向港督“取經”。澳府吸收了前人的經驗敎訓,便顯得比前人更爲聰明主動。 在“中英聯合聲明”的頭一年，主動權是掌握在香港新華社手裡的, “中英聯合聲明”的大旗也是高擎在新華社的手中,許家屯便發出 過“有人不按本子辦事”的警吿,這迫得港府不得不有所顧忌，甚至 到後來還與中方有所默契、合作,放慢了民主改革的腳步。澳府有 鑑於此,來了個先發制人,搶先把“中葡聯合聲明”的大旗高擎在自 己的手中,當時，上至澳督文禮治,下至有關的官員,在各種的公開 場合發表講話時，都是言必稱“中葡聯合聲明”。其用意當然是很 明顯的,表面上是公諸世人,澳府是嚴格地“按本子辦事”的,力圖 建立一個良好形象。而在私底下,卻是以“中葡聯合聲明”的名義, 強調葡方在澳門十二年過渡期的絕對管治權。因爲“中葡聯合聲 明”規定,在過渡期內葡方負起澳門行政管理的責任,其所做的一 切,只要沒有侵犯中國對澳門的主權,中方便不應出聲,否則就是 “干預澳門政府的內政”,就是“違背中葡聯合聲明”。可以說,澳府 這樣迅速地力圖掌握主動權,是爲了塞住中方“有人不按本子辦 事”的口,並預言了中方可能會“不按本子辦事”的潛台詞，同時,也 掩蓋自己的某些搶步、偸步行爲,澳府的這種做法,被澳門輿論界 評爲“扯起大旗當虎皮”,與香港輿論譏諷港府爲跛腳鴨甚爲不同。事實正是如此。三月廿五日，澳督委任的議員申齊士，在立法 會的議程前發言時,便引用起了“中葡聯合聲明”的有關條文,來爲 澳府要在中小學普及葡文敎育的政策作掩護,並指責澳門中華敎187

育會理事長畢漪汶就此政策所作的談話是曲解“中葡聯合聲明”。 申齊士在發言中,還將許多民間機構和社團負責人的“名銜”套在 畢漪汶的身上（其實有大部份是畢氏並無擔任的）,有意將普及葡 文敎育問題與政治扯上關係（畢氏的談話只從敎學效益及學生負 擔和出路的角度出發,並未涉及政治問題），力圖在社會上造成“傳 統民間社團亦即是中方不按本子辦事”的假象,其實，申齊士的本 職只是司法警察司長,與敎育工作完全無關係。他對敎育工作沒 有深刻認識，卻作強硬調子的發言,與他“官委議員”的背景有關。 澳門的各界人士都普遍認爲,這個發言是由澳府指使而作出的。 正因爲申齊士不熟悉敎育情况,在發言中也就漏洞百出,並曲解了 “中葡聯合聲明”,所引用的條文不但未能爲澳府的政策起到辯解 作用,相反對澳府的政策不利,正好證明澳府的做法是“不按本子 辦事”的。申齊士這種自打咀巴的行爲,是“扯起大旗當虎皮”的眞 實寫照。如果眞的從政治角度看普及葡文敎育的政策,可以看出該政 策反映出一種殖民心態。一部分葡人留戀過去,希望能將現存的 一切在澳門保留下去，使人永遠牢記葡國管治澳門的歷史。申齊士在立法會上的發言中，“應該維持澳門四百年歷史的文 化遺產”這句話,就是這種心態的具體表現,與澳督文禮治三月二 十六日在東亞大學七週年慶典上的致詞中,要將東大辦成“廿一世 紀的文化燈塔”的意願,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百多年前,葡人在 佔據澳門後,建成了一座有形的東望洋燈塔,成爲葡人在東方擁有 屬地的標記,而在葡人要在澳門這個最後的“海外屬地”撤退後,還 要留下一個無形的“文化燈塔”，也是作爲葡人曾在東方擁有屬地 的象徵。正是爲了這個目的,最近澳府舉辦了一系列的諸如“葡國 和澳門文化在日本”之類的展覽。但是這種文化企圖招致反擊，其中東大校長林達光是旗幟最 爲鮮明的一人。就在東大七週年校慶典禮上，他發表了自辭職後188

言詞最爲激烈尖銳的談話，對澳府的一系列敎育政策進行了尖銳 的批評。林達光在講詞中強調指出，“中葡聯合聲明中確定的雙語 政策，首先是爲了恢復中國語言的地位，使之成爲澳門政府官方的 語言之一。”“在語言問題上關鍵是必須有自由選擇權，如果要澳門 學校課程加上葡語,難免產生不良效果。在課程中,如果由於強行 增加又一種語言,而影響了中學畢業生進入大學的可能性,恐怕不 會被公衆所接受。”他在會後還特別向筆者表示，葡文不應列爲中 小學的必修課,而只應作爲有興趣學生的選修課。在推廣葡文方 面應當搞“精英敎育”,而不是搞普及敎育。林達光在其致詞中，還特別強調了要維護東大的行政管理自 主權，指出這是“不應該依附任何政治或經濟勢力”的。他還引用 了葡國憲法中保障大學擁有管理自主權的條文,來針對當日澳督 致詞中只提給予東大“學術上的獨立”自主權,不予提供行政管理 自主權的內容。林達光還強調東大應是國際性質的大學,反駁澳 督的東大應首先爲澳門服務的觀點。對於澳督宣佈薛籌生已被提 名爲東大校長繼任人的候選人，林達光在其致詞中卻強調要“澄 淸”薛氏只是正式校長委出之前的“臨時校長”，且其任期大約只有 一年左右。林達光在其致詞中,還針對澳葡政府要在澳門“留下葡國文化 遺產”的說法,強調“澳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其人口的百分之九 十七是華人，葡萄牙的行政管理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現狀。我現在 是爲澳門的將來而不是爲它的過去而努力。人們是否會記得葡萄 牙今日對澳門的將來所做出的貢獻,其標準應該是:有否滿足了澳 門的需要;並且是否得到廣大民衆的贊同。”這表現出了一種“向前 看,不要留戀過去”的歷史觀。林達光還針對如何培訓“澳人治澳”的人才問題，指出首先是 要加快聘請當地具備條件的人才參加政府各階層的工作，其次是 要設立有系統的敎育和專業培訓。後一項工作主要是靠大學來完189

成，重點應該放在最急需的學科上,除了法律和公共管理課程之 外,也應包括所有其他的學科,以便培養一大批具有廣泛知識及專 門技能的未來領導人和專業人才。林達光的這一段談話,前者是 針對澳府至今仍未切實做好高中級公務員本地化的工作，繼續從 葡國聘請人員來澳,後者則是針對澳府在收購東大後，集中力量舉 辦法律及公共行政課程而忽略了其他學科的情况。關於澳府繼續從葡國聘請人員來澳擔任各級職位,剝奪了本 地居民的機會的問題，雖然澳門公衆輿論反應強烈,但澳府仍然我 行我素，只是頒佈了一個並未認眞執行的限制外聘僱員的法例來 作掩飾了事。不過,這些都是行動,面對輿論的理論批評,澳府無 法拿出有理有據的說法來爲自己的行動提供理論基礎，直到三月 底,行政暨司法事務政務司彭理樂在澳門電視台“過渡期檔案”時 事節目中，才正式抬出“中葡聯合聲明”爲澳府的行動作辯解。他 說,“中葡聯合聲明”並無規定公務員本地化,相反,聯合聲明還規 定那些願意留在澳門的葡人可以繼續留下,並不是說葡國來的人 就不可以擔當職務,故將會有很多葡國人仍然留在澳門工作,而他 們將來的地位如何,可以出任哪些職務,他們會透過中葡聯合聯絡 小組或其他渠道與中方商討這問題。彭理樂還強調,正因爲如此， 澳門政府現時還未定出公務員本地化的時間表。但澳門輿論界亦有人反駁這種論點，認爲對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的公務員制度,“中葡聯合聲明”是規定了政府和立法機關均由 當地人組成,原在澳門任職的中國籍和葡籍及其他外籍（包括警 務）人員可以留用。澳門特區可以任用或聘請葡籍和其他外籍人 士擔任某些公職。光是從這文字上看,除了政府首長和立法機關 成員之外,確是並未提及“本地化”的問題。但是，屆時旣然澳門已 成爲中國中央人民政府轄下的一個特别行政區，澳門上空飄揚的 是中國的國旗，其政府的公務員當然是應以本地人爲主。之所以 允許葡籍及外籍人員繼續留在澳門政府工作，是出於照顧歷史及190

現實的考慮,並非是今後特區政府的公務員仍以葡人爲主,否則, 又怎能體現澳門的主治權均已交還給中國？至於彭理樂說澳府在公務員本地化問題上還未定時間表,這 使澳門輿論感到焦急和擔憂。有論者更提出，推行雙語制使中文 早日成爲法定語言是否有時間表？培養澳門的發展急需的各方面 高級人才是否有時間表？爲了確保社會繼續繁榮是否有發展經濟 的時間表？總之,爲了在不到十二年內做好澳門過渡期的各項工 作，澳門政府是否有一個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敎育等在內的整體 計劃,訂出一個分階段推進的時間表？爲了圓滿地實現“中葡聯合 聲明，，的要求,及早訂計劃、訂措施、訂進度表（時間表）,這是澳門 政府的責任,不能推，也不能拖。澳門政府就是用這種“扯起大旗當虎皮”的辦法，在高擎“中葡 聯合聲明”大旗之下，偸偸地做起“不按本子辦事”的小動作來。除 了在敎育方面加緊控制,並加速公務員“葡國化”的進度之外,更引 人注目的,就是要擋在“基本法”起草工作開始之前,以“行政現代 化”爲藉口,進行所謂政制改革,盡快修訂與法律、制度及行政有關 的法例，以便造成旣成事實,迫使“基本法”有關政制的內容向已 “改革”了的政制相“銜接”,這樣，就可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在今後的 “五十年不變，，中,亦保持這方面的葡式政制不變,使葡國總統蘇亞 雷斯的夫人瑪莉亞女士所說的“我們在這區域已有數世紀之久，當 我們離開時,不能夠讓我們長久的存在消失”得以實現。現時,澳府是透過兩方面悄悄地進行“政制改革”的工作的。 其一，是透過行政暨司法事務政務司辦公室,以及行政暨公職司， 加緊進行草擬與政制、行政等方面有關的法律的工作，力爭在八 八、八九兩年陸續提交立法會討論通過，或是經諮詢會通過後自行 頒佈,其二,是在近半年來,凡是與政權、行政有關的澳府部門，都 在進行極度的膨脹擴充。如行政暨公職司,已擴大到近十個廳,而 有關市政廳改組的工作,亦在加緊進行立法程序中,據說該法例將191

對市政廳的功能給予較大的擴充,使之從一個只是管理市政公共 設施的機構，“改革”成眞眞正正的“地方自治機構”,擁有部份的政 治功能，變成一個政治機構。澳府的這些偸步、搶步行爲，受到了澳門社會輿論的強烈批 評，其措施也受到了抵制,這對澳府來說，是頗爲氣惱的事情。爲 了盡快解開這一“死結”,澳府於是採取了兩個新行動，其一是主動 要求訪問北京，其二是抛出了意在限制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新 聞法”法案。據消息來源稱,澳督文禮治要求訪問北京的意願,是於三月二 十日上午向澳門新華社社長周鼎提出的。早一天的下午，在澳門 第一屆藝術節的開幕酒會上，文禮治邀請周鼎短期內到澳督府作 客，當時周鼎吿知,翌日下午便要離澳赴京出席全國政協會議，顯 得有點迫不及待的文禮治便要求會晤在周鼎赴京前便要實現。結 果,在翌日上午的會晤中,文禮治提出了訪問北京的要求,周鼎亦 答應了代爲反映及安排。三月二十四日，澳府透過葡新社發出消息謂,文禮治將於五月 中旬應港澳辦公室的邀請,到北京、上海及廣州訪問,在訪華期間 將與姬鵬飛會晤。翌日，澳督新聞顧問杜雅達也對香港中國通訊 社表示，就澳督訪華問題,中葡雙方曾在外交上有過接觸,中國外 交部正準備這項事宜。這兩段消息,引起了混亂。首先,是姬鵬飛和港澳辦公室的容 康司長否認了港澳辦發出了邀請，但正在北京出席全國人大會議 的柯正平可能爲了“補獲，，，又對記者表示有關邀請澳督訪華的計 劃還在籌備進行中。從有關的消息來看,中國有關方面確是接納 了澳督希望訪華的要求,並已開始進行籌備,但出面邀請的部門將 不會是港澳辦公室,可能也不會是外交部，極有可能是對外經濟貿 易部。此項消息之所以造成混亂,是澳府有關人員不了解中國國 務院各個部門的職權範圍及功能而引起了誤會。因爲文禮治並非192

是“港澳同胞”,不可能由港澳辦出面邀請;而澳門亦非是“獨立的 主權國家”,也不可能由外交部出面。而在前任澳督伊芝迪及髙斯 達訪華時，都是由當時的外貿部長李強或外經貿部長鄭拓彬發出 邀請的。據說，文禮治的這次訪華，除了將談及澳門興建國際機場等問 題之外，更主要的是要當面向姬鵬飛問淸楚,澳門政府在過渡期內 的權限究竟有多大？是否有權進行普及葡文敎育、聘請葡籍公務 員、進行政制改革,以及引進葡資的工作？若然是，就希望澳門的 華人社會輿論不要再進行抨擊。澳府最近向各報章散發的與社會傳播媒介有關的三個法律提 案（俗稱“新聞法”）,明顯地違背新聞和言論自由的原則,也違背了 八七年初新聞法諮詢小組的報吿書的精神。這三個法案,在洋洋 近萬字接近五十個條文中,沒有一個條文、沒有一個字,是保障新 聞自由、是保障新聞工作者的採訪權、報導權、評論權、監督權和人 身權的,相反,卻充滿了“罪行”、“刑罰”、“判決”等法庭用語,簡直 是要把新聞工作者當作“罪犯”看待。在法案中,竟明文規定，報章 凡刊出“侮辱、誹謗或威脅”葡國總統、總理以及澳督、立法會主席 及各政務司的報道、評論及漫畫的,均被視作“觸犯出版法的罪 行”,但又未對“侮辱、誹謗或威脅”的定義作出明確的界定。在此 情况下,澳門本身已經不夠充份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將會被箝制得 盪然無存了。在“新聞法”中，澳府還爲恢復實行“新聞檢查制度”埋下了伏 筆。澳府的這一做法，被澳門新聞人士抨擊爲開歷史的倒車,把歷 史帶回到昔日的殖民主義和獨裁主義的老路上去，用“新瓶裝舊 酒”的辦法,來推銷已自動失效的葡國獨裁主義者於一九三六年頒 佈的舊“新聞法”。爲此,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已經通過了決議,堅 決反對這三個法案,要求澳府重行修訂。爲甚麼澳府要在“中葡聯合聲明”已經生效，澳門“基本法”即193

將進行起草工作的時刻,抛出這麼一個“新聞法”？有人認爲,這是 由於澳府近來的各項政策及措施，遇到了包括葡文報章在內的社 會輿論的揭露和強烈批評,使它備受困擾，無法“按旣定方針辦”, 便打出此“殺手鐧”,壓制傳媒的揭露和批評。看來,這一說法亦不 無道理。(1988.4.16)194

文禮治訪問北京澳督文禮治於五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到北京進行一連五 天的官式訪問。這是他履任之後第一次訪問北京,也是澳門進入 過渡期之後，第一位訪問北京的澳督。文禮治的這次訪問,受到了 北京方面的禮待,也獲得了豐碩的成果，無論是對文禮治本人的政 治生命，還是對澳門過渡期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以及加強中葡的 合作，都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文禮治的這次訪華活動,最先設計的日程爲四天,在訪問北京 之後還將順道訪問上海、廣州。但是,由於葡方的要求和中方所安 排的內容實在豐富,只好延長爲五天,並取消了上海、廣州之行。 文禮治此行,曾在中南海紫光閣會晤了中國總理李鵬,會晤了國務 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及與外交部副部長周南舉行了三個小時 的工作會議,會晤了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鄭拓彬，交通部部長錢永 昌。此外，遊覽了故宮、天安門城樓、十三陵、長城和天壇,參觀了 北京圖書館,接受了新華社《瞭望》雜誌的獨家訪問,行程十分緊 湊。文禮治在結束其北京之行以後,立即直飛曼谷,與出席一個國 際會議而途經該地的葡國總統蘇亞雷斯會晤，並向其匯報了北京 之行的內容。其實,文禮治這次北京之行,實際上是充任了葡國總統蘇亞雷 斯和總理施華高的“特使”的角色，不但代表葡國政府詢問了中國 政府在換屆後對澳門政策是否有改變的問題，還向北京傳達了葡 國政府對澳門政策有所調整的訊息。里斯本擔心中國政府在換屆之後對澳門政策會有改變,這是 毫不奇怪的。因爲,葡國人以自己國家的政制和習慣來觀察北京 政府的動向。由於葡國政府是由多個政黨競逐的，而且變換頻繁,195

每一個政黨所組織的內閣都有不同的政策立場,因此,他們對中國 政府的轉換首腦之後,對澳門問題能否繼續原來的政策，心裡並不 踏實。一九八七年四月施華高訪華時,從當時的總理趙紫陽那裡 得到了澳門現行制度保持五十年不變，並在澳門政權移交之前尊 重葡國政府對澳門的管治權的保證。現在,中國總理換上了被西 方評論家視爲"保守'的李鵬，外交部長也由錢其琛代替了吳學謙, 這個立場是否有改變？透過這次的訪華活動,葡國領導人已得到了李鵬的明確答覆, 中國政府對澳門的政策不會改變,並將嚴格地遵守“中葡聯合聲 明”，李鵬還強調:“一國兩制”,中國不是隨便說的,葡方得到了這 一明確訊息,相信大可放心了。至於文禮治向北京轉達葡國政府將調整對澳門問題政策的訊 息，其背景是十分複雜的。從澳門進入過渡期後所發生的一些情 况來看，里斯本領導人並不了解澳門的實際情况，相反還自以爲 是,向澳門政府下達了錯誤的指示,如意圖強行在中小學普及葡文 敎育,拖延實行中文的官式化,以及將澳門政府的高中級職位當作 “獎賞”和“報酬”的禮物，饋贈給政黨戰友和自己的親友,並阻延實 現公務員本地化。一些領導人還自作聰明地以爲,北京是不喜歡 澳門的土生葡人居民的，而且爲了能使葡國對在過渡期內加強管 理澳門的興趣,還歡迎從葡國派遣大批人員到澳任職。但是,在四 月中旬的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第一次會議上,中方對公務員本地 化和中文官式化持強硬的態度，這使葡國領導人受到了強烈的震 動,知道自己過去是“表錯了情”，對盡快實現公務員本地化和中文 官式化的呼籲,不單是澳門社會輿論的強烈願望，也是北京方面的 迫切意思,更是執行“中葡聯合聲明”所必定要進行的工作。爲此, 里斯本不得不對前一段時間的政策加以檢討,並進行調整,還指示 澳府編制好在過渡期內逐步實現公務員本地化和中文官式化的計 劃書。四月底澳督赴葡公幹期間，直接地領受了這些指示,同時又196

藉此次訪華之便,將里斯本對這兩項工作的政策的調整訊息,轉達 給北京領導人。爲執行這一任務,文禮治在抵達北京的當天傍晩,便在周南所 設的歡迎宴會上,以致答謝詞的形式正式宣佈,澳門政府和葡國最 高機構,特別是總統和總理，都決心邁出堅決的步伐,以確保權力 轉移能夠順利進行。澳門政府將採取若干主動,以解決在過渡過 程中較急切的問題，包括公務員本地化，使用中文作爲官方語言, 及現行法律秩序所需的配合等等。隨後,他又在記者招待會上，主 動地重提這一問題,並表示已得到北京方面的支持和合作,以使這 些問題不會在澳門主權移交時造成障礙。他還透露,爲了使澳門 公務員本地化,澳門正準備在東亞大學進行人材訓練,目的正準備 編制一個爲期三年的計劃書。每年按實際情况修改一次。文禮治 還否認曾在澳門試圖進行強迫的葡文敎育，並表示將會在一九九 九年之前令中文成爲官方語言。文禮治在這次訪華活動中充任了“特使”的角色，這只是他此 行的任務,必須執行。但是他預料不到的是,此行爲他的政治生命 注射了一支強心劑，使他爲順利完成自己的任期增強了政治資本。 其原因,是他得到了中國總理李鵬的鄭重表態。中國政府支持他 在澳門的施政,包括澳門發展的計劃。李鵬還表示,這一任澳督除 了要管理好本地區之外，還要爲未來的政權順利轉移打好基礎,中 國政府是會給予合作的。李鵬的這樣保證,對於文禮治來說無疑 是一場及時雨,這使他能順利地完成其任期,並在澳門破除各種障 礙,以維持現任政府的穩定,增強了信心。就在文禮治啓程訪問北京之前的一個多月來,現任政府遇到 了其履任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由於“澳廣視醜聞”及“呂鵬達被革 職”等事件,令澳府曾一度內外交困,不但是內部陣腳有所鬆動,而 且還受到了葡國和澳門的反對勢力的抨擊,有人幸災樂禍，等着觀 看澳府“出醜”,甚至有人從狹隘的政黨利益出發,提出要將葡國實197

施對澳門的管理權力,從總統的手中轉移到總理身上,還“敦促”文 禮治辭去澳督的職務。在這封“敦促”文禮治辭職的公開信中,所 列舉的澳督的十點工作失職之處內,有幾點確是與北京對澳門在 過渡期中工作的期望是有抵觸的。因此，這就很容易使人產生誤 會，以爲連北京也不喜歡文禮治。在這種形勢之下,據說當時連澳 府內部對能否順利渡過難關,確曾有過悲觀情緖。現在,李鵬對文禮治的工作給予了支持,這可以說是中國政府 饋贈給文禮治的最“珍貴”而又最實用的“禮物”。李鵬的這番表 態,不但能使澳府順利地渡過難關，戰勝危機,還提醒一切企圖利 用任何機會搞垮澳門政府的人，中國政府不容許政客們在澳門的 過渡時期內，搞政黨鬥爭，製造社會不穩。對於中國政府的支持, 文禮治感到十分的高興，他對李鵬表示,“非常感謝你的關照，你的 會見對我和我國都是一種榮譽”。他還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經過 這次訪問,他深信中葡兩國一定合作,大家共同爲澳門前途執行中 葡聯合聲明，他已獲得了中國政府確保合作的精神。在這個前景 上,澳門政府可以放心進行各項工作，一定會維持澳門的穩定,不 僅到一九九九年,而是二。四九年,並肯定保證政權的順利轉交。文禮治獲得中國政府的支持，使澳府領導班子也頓覺意外的 驚喜。在澳督返抵澳門時，他們一改以往在文禮治站在講台上發 表講話時從不涉足講台的做法，所有政務司、保安司都站在講台 上,與澳督排成一列，連立法會主席宋玉生也來湊數,以此形式向 澳門朝野顯示了澳府班子的團結一致。文禮治在講話中一掃月來 沉鬱的表情,滿懷豪情地說,透過此次訪華之行,令北京對澳門過 渡期的發展計劃取得了共識,使澳門前途獲得了很大的保證,此行 的成績令人鼓舞。中國支持澳門政府,顯然是爲了保持政局穩定,社會安寧，使 澳府能集中精力在不受干擾下在十一年多的時間內做好過渡時期 的各項工作。同時,也可能是北京方面已從澳督臨啓程前於五月198

十九日晚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得悉,葡國政府已悄悄地調整了對 澳門的政策，樂於接受公務員本地化和中文官式化,因此,也就不 再計較澳府過去的失誤之處,並向澳府提供一個所謂立功機會，同 時,又藉此而化解四月間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第一次會議前後,北京 與里斯本之間,以及澳門政府與澳門新華社之間的緊張氣氛，使雙 方能互讓互諒衷誠合作。就在文禮治到達北京的當天下午，周南 在陪同文禮治遊覽故宮時,便特意以太和殿的“和”字來大做文章, 指出這是“和諧”的意思,而和諧是中國的一種哲學,是中國歷代政 治家所追求的理想。因此,中葡兩國發表聯合聲明之後,應該密切 合作。此外,在翌日的周南與文禮治的三個小時的工作會議中，座 位佈置不像以往的坐於長桌兩邊,而是坐在沙發上,尤如會見一 般，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組長對記者說這樣可使氣氛顯得更加 親切融洽、和諧。可見,北京是出盡苦心來營造和諧的氣氛的。當然,中國政府對澳門政府的支持,是有條件作前提的,就是 必須全面準確地貫徹“中葡聯合聲明”,而不是說的是一套,做的卻 又是另一套。就在這次文禮治的訪華過程中,中國政府還正式向 澳門政府提出了全面準確地執行“中葡聯合聲明”的要求,而文禮 治亦當面向北京領導人作了應諾。就在李鵬接見文禮治時,李鵬 向文禮治提出了在過渡期工作的要求,一連串地使用了“要……”、 “要……”的語氣，很少機會給澳督回答,在場的國外記者竊竊私 語,認爲李鵬講話似乎是“敎導多於商量”。但澳督因已得到了李 鵬的明言支持,且李鵬的說話有指導性,加上態度誠懇,當然也就 樂得洗耳恭聽,而李鵬在記者拍照後準備退出時，卻對記者們說, 他剛才的一些話是講給記者們聽的。不知李鵬是否要藉記者的筆 將對澳督的期望公佈於世，“立此存照”？因此也不例外，他在歡迎文禮治的宴會上的祝酒詞，也稍稍地 向文禮治施加了壓力，他指出文禮治“多次表示要認眞貫徹聯合聲 明”,等於是督促文禮治必須兌現自己的諾言。因此還強調,只要199

中葡雙方遵守聯合聲明的原則,繼續本着互諒互讓,友好合作的精 神,通過中葡聯合聲絡小組及其他外交渠道坦誠磋商,聯合聲明一 定會在澳門的過渡期中得到全面的順利的貫徹，一切問題也都將 會得到妥善的解決。此後,周南在回答記者的問題時又指出,在過渡期內,澳門內 部的一些措施，只要是不同一九九九年政權順利移交在銜接上發 生矛盾,不同未來由澳門基本法草委會制訂的基本法發生矛盾,中 國方面都不會有異議。如果葡國政府打算在過渡期中,在澳門政 治制度方面搞一些劇烈的改變的話，我們希望通過中葡聯合聯絡 小組或者其他外交途徑來進行磋商,從而保證不致由於這類事情 的發生而影響到澳門的穩定。周南的這一段話,可以說是代表了北京爲澳門政府在過渡期 內的施政定下了“三個原則”,其一是不能與一九九九年政權的順 利交接產生矛盾,其二是不能同基本法產生矛盾,其三,是如果背 離這兩個原則，就要通過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等外交途徑進行磋商 解決。看來,在周南與文禮治長達三個小時的會議中,這三項原則 也是周南談話的主要內容之一。文禮治訪華活動所獲得的另一項成果,就是得到北京對澳門 大型建設項目的支持。在與交通部長錢永昌的會見中，雙方就澳 門國際機場和深水港的建設，以及國際機場和內地公路網連接的 問題交換了意見，錢永昌明確表示,中國政府支持這些建設項目， 並且願意硏究把澳門機場與中國內地公路連接起來的問題。他還 向文禮治表態說,中國的企業亦將積極參與這些建設項目。而對 外經濟貿易部部長鄭拓彬亦對文禮治表示,中國不僅贊成澳門興 建國際機場和深水港這兩個大型項目，還將積極參與建設投資。 這是因爲,澳門經濟要發展,特別是對外經濟要發展,沒有深水港、 沒有機場,將會受到很大的限制，這是要必須解決的，因此，上述兩 個項目對於過渡時期以及過渡時期以後澳門的發展都有很大意200

義，同時對澳門附近地區也是有好處的,特別是在與廣東的互相促 進發展方面。爲此，中方安排了澳府大型建設政務司韋高信六月 八日訪問北京，與中國民航當局就澳門興建國際機場的問題作進 一步的磋商。對於澳府在澳門的發展計劃,北京看來是頗爲滿意的,也就默 認了葡方要在撤出澳門之前進行大型建設的意願，因爲這些建設 項目將來始終是要歸入中國的手中，周南在記者招待會上還強調, 中國政府的態度是,只要是有利澳門經濟發展和繁榮的事情，同時 又經過硏究是可行的事情,中國都會給予支持。當然，周南的這句 話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就是澳府在經濟方面的施政,不能 損害澳門經濟發展的利益,同時也不能強行做一些難以達到目的 的事。從澳督訪華的活動程序安排來看,中方擔任主要角色的是周 南,而中方所顯示出來的政治藝術,也比前兩年大爲進步,這一次, 用外軟內硬，恩威並施的手段，使到文禮治服服貼貼,感激不盡,但 又不得不接受了北京的要求。至於主管港澳事務的姬鵬飛主任, 可能是與澳督的會見涉及到外交關係，故在此次僅是充當了陪襯 的角色，招待文禮治一頓晚宴而已。而且，姬鵬飛還對文禮治邀請 他訪問澳門頻頻表示感謝，並說活動行程完全尊重澳督的安排。文禮治的這次訪華活動,確實是解決了中葡關係上的一個大 問題，使葡國外交部長皮涅依羅六月底的北京之行,減輕了壓力。 本來，在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第一次會議出現了分歧之後,雙方是 希望安排皮涅依羅訪華解決這些分歧的，但文禮治訪華帶去了葡 國政府調整政策的訊息,也帶回了中國的支持,似乎外長的訪華便 可將澳門問題擺在次要的地位，而專注與北京商談中葡關係了。(1988.6.16)201

文禮治改變治澳政策上文曾說澳督文禮治在一九八八年初遭到了嚴重的政治危 機，但經過文禮治本人五月下旬訪問北京獲得中國政府的支持,並 返回里斯本向葡國朝野轉報他訪問北京的成果，似乎已使他渡過 了政治難關,“倒文”的聲音一度沉寂了下來,而姬鵬飛六月中旬訪 問澳門,實質上又是對文禮治政府表示“無聲的支持”,看來文禮治 是可以稍爲喘一口氣，從那些無謂的政黨鬥爭中擺脫出來,集中精 神,爲過渡期的任務做一些有實質意義的工作了。而事實上他亦 曾主持了一個澳門政府各部門司長級以上官員的會議,宣佈了政 府計劃實行公務員本地化的政策,下令各部門在限期內將實行本 地化的計劃呈交給政府。但就在這時,在葡國政壇突然又爆發出 新一輪的“政治攻勢”,而且其火力比以前更爲猛烈。使文禮治的 政治地位再次受到了嚴重的挑戰,恰好在這時,葡國外交部長皮涅 依羅按原定計劃訪問北京，中國政府再次表達了希望在澳門過渡 期維護澳門政局穩定的強烈意願。可能,皮涅依羅返回里斯本向 執政黨匯報他的訪華結果之後,才使葡國政壇所掀起的“澳門風 潮”基本上平息下來,文禮治才能眞正的渡過難關。爲甚麼要在皮涅依羅訪華之後,才能眞正扭轉澳門的政治局 勢呢？道理是很簡單的。因爲這幾個月來葡國政壇上圍繞着澳門 問題的鬥爭,說到根本上就是政黨鬥爭,是葡國執政黨— 社會民 主黨向最大的在野黨— 社會黨爭奪對澳門的管理權的鬥爭。文 禮治本身是身爲社會黨黨魁的葡國總統蘇亞雷斯，派往澳門出任 總督的社會黨人，盡管他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支持（並非是支持他本 人,而是不希望他的政府倒台，引起澳門的政局動盪）,這是事實, 但由他來向執政黨轉達這一訊息,又有誰會相信全部內容？他們202

都會自然反應地懷疑文禮治在匯報中加插了許多對自己有利的內 容,因爲這是葡國政客,包括澳門政府某些官員慣用的手法。只有 作爲政黨內閣重要成員的皮涅依羅到北京訪問，了解到中國政府 維護澳門政局穩定的強烈意願是準確無誤之後，執政黨中的某些 奪權積極分子才會有所觸動，收歛他們的“倒文”狂熱活動。要解釋關於圍繞澳門的奪權鬥爭是政黨利益鬥爭的問題,就 有必要追溯十多年來的歷史變化。自葡國一九七四年發生“四•二 五”革命之後,推翻了獨裁統治,實行民主政治,各政黨都能合法活 動,並爲了爭奪葡國政府的組閣權分分合合,互相追逐。由於沒有 一個政黨可以獲得過半數選票,故歷屆政府不是聯合政府,就是少 數派政府,且大都不能維持其法定的四年任期,最多是兩年便得倒 台,致使十幾年內出現了十多屆政府。只是在一九八七年的國會 選舉中,社會民主黨獲得了過半數票,獲得了執政黨的地位,這才 出現了首次的多數派政府,葡國政局才較爲穩定。而另一方面，葡國總統的五年任期是較爲穩定的,不像政府內 閣那樣頻繁更換，故葡國憲法規定葡國實施對澳門的管理權,是由 總統執行，這是出於避免政府頻繁換屆而導致頻繁更換澳督的考 慮,但在行政運作上卻出現問題，因總統只是榮譽性質的國家元 首,並不掌握葡國全國的行政大權,卻掌握了指導澳門行政的權 力。而作爲掌握葡國全國行政大權的葡國政府,卻對澳門政府的 行政無權過問。尤其是在“中葡聯合聲明”生效,澳門進入過渡期 之後,矛盾更爲突出。一方面,是“中葡聯合聲明”規定在過渡期內 由葡國政府負責澳門地區的行政管理，同時又實際負責領導中葡 聯合聯絡小組葡方小組成員的工作，這就必須使葡國政府享有對 澳門地區的行政管理權,才能完成上述任務;另一方面,葡國憲法 和“澳門組織章程”又並不賦予葡國政府這方面的權力，使之不能 插手澳門事務。因此,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之前,葡國政壇對爭奪澳門管理 203

權的鬥爭問題上，雖曾發生過，但並不激烈及尖銳,而且加上前兩 個任期共十年的總統恩尼斯，是以無黨派人士的“四•二五”革命軍 人的面目出現,在指導澳門工作方面並無摻入黨派利益,故在澳門 問題上,可以說是未曾發生過黨派鬥爭，有的是在澳門的葡國人與 澳門土生葡人的權力鬥爭，例如伊芝迪時期的立法會修訂“澳門組 織章程”,以及高斯達時期的解散立法會事件等。但是,在以社會黨黨魁身份的蘇亞雷斯登上總統寶座之後，葡 國及澳門政壇在澳門問題上的各種衝突，便由權力鬥爭轉變爲政 黨鬥爭了。由於蘇亞雷斯在競選總統的過程中,贏得頗爲艱苦,要 經過兩輪投票，才能以微弱多數險勝他的對手— 社會民主中心 黨的黨魁阿馬留,故在他獲選後,就必須報答在競選中爲他出了大 力的社會黨骨幹分子及“戰友”們,而其中的一個方式,就是拿澳門 政府的各級職位當作“報答”的“獎品”，讓這些人在澳門任職幾年 中,享受豐厚的薪金及其他種種無形及有形的收入。於是乎，便發 生了大批葡人來澳“掘金”的奇景了,葡國的報章曾尖銳地指出， “澳門已經成了社會黨的天下”。而正是這一原因,使澳門政府近 年變成了公務員“葡國化”，剝奪了本地公務員擔任高、中級職位的 機會,這是澳門實現“公務員本地化”的最大阻力。能在澳門政府謀到一份差事,這是葡國不少政客及公職人員 夢寐以求的事。因爲,對葡國政府的各級職位職務而言,澳門政府 同等職位的薪金要高出五倍以上。據說澳督的月薪是葡國總理的 兩倍多,也高過葡國總統許多,而且還享有許多福利及“無形”的收 入,這對經濟比較落後的葡國來說,澳門簡直就是一個“掘金”的 “天堂”。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之後,葡國人驀地驚醒:只剩下十 一年多的“掘金”機會了！如不抓緊時間,將來就永無此機會了。 於是，各政黨都希望能將澳門的管治權抓到自己的手中,大撈“油 水”。這正如一位政客所說,澳門是一塊“肥豬肉二哪一個政黨不 是垂涎三尺？尤其是現時作爲葡國政府的執政黨— 社會民主204

黨，對並非是執政黨的社會黨在澳門撈到那麼多的好處,當然是又 妒又恨,立意要取而代之了。他們趁葡國國會將在近期內修訂葡 國憲法的機會，以“中葡聯合聲明”是規定“在過渡期內由葡國政府 負起管理澳門地區行政的責任”的旗幟,並以“蘇亞雷斯總統派出 的兩個澳督都有問題,證明總統無能力管好澳門”爲藉口, 一次又 一次地大造“澳門管理權應由總統手中轉移給總理”的輿論，強烈 鼓吹修訂憲法中有關這方面內容的條文。其中表現最積極的,是原由蘇亞雷斯委任的澳府社會事務政 務司鄧禮儒，他正是因爲在其任內發表了“應當修訂憲法,將澳門 管理權移交給葡國政府”的言論,才激怒了蘇亞雷斯“撕毀協議”, 提前批准鄧的辭職申請,而促使鄧轉投社會民主黨,並被該黨推選 爲國會議員候選人（獲選）的。他爲了報復當初的“一箭之仇”,- 方面是發揮其曾掌管宣傳工作的專長,大造“奪權”輿論,另一方面 則緊緊抓往“澳廣視醜聞”不放,欲置李大爲於死地。原來,當初鄧 禮儒是打算革去李大爲的職務的,被李得如此情報後,先發制人, 將鄧在澳門發表的“轉權”言論緊急報吿給蘇亞雷斯，使鄧在未能 趕及對李發出革職批示之前而被總統“炒”了“觥魚”。現時“澳廣 視醜聞”被揭露,這正是報仇的大好機會。但鄧的所作所爲,引起 了其政敵的極端仇恨,六月二十二日，當他在離開國會大廈時，突 然有四名武裝男子乘坐一輛汽車飛馳而到,並在大街上追逐他，試 圖向他開槍。據說,這宗未遂行刺事件除了是要懲罰他之外，還有 企圖殺人滅口的目的。因爲澳門法院主理李大爲案件的刑庭法官 薛尼路,當時正在葡國進行調査該案的工作,並正向他進行調查。六月十八日，葡國社會民主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 在大會過程中,有三十六位具有國會議員身份的大會代表,向大會 提出一份建議案，建議以該黨的國會議員的名義向國會提出一份 動議案,要求國會對澳門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作出調査。表決 結果,有大多數代表投贊成票,只有廿六人投棄權票或反對票,投205

反對票者包括該黨的領導人,現任葡國總理的施華高，他認爲由於 對澳門的資料掌握不足，不宜對澳門政府貿然作出如此政治化的 行動。據觀察家的分析，施華高之所以在該黨骨幹分子每次這樣 的活動面前,都採取堅決的態度予以抵制,並對澳門問題採低調立 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由他代表葡國政府簽署“中葡聯 合聲明”的,他要對自己在澳門問題上的立場負責任,特別是要對 順利執行“中葡聯合聲明”負責任。而該黨一些骨幹分子的活動, 是不利於貫徹“中葡聯合聲明”的;其二，他一九八七年四月訪華 時,曾當着鄧小平、趙紫陽、彭眞的面,保證竭盡全力維護澳門的安 定繁榮，他不能違背自己的諾言。其三,是避開“瓜田李下”之嫌, 如果他支持部份黨員的主張,便會令他揹上要向蘇亞雷斯爭取澳 門管理權的“黑鍋”，成爲在政府內閣與總統間挑起分裂的罪魁禍 首。但是，施華高雖然是該黨的領導人,在黨代會上只能代表個 人,而該建議案已獲得大多數代表通過,施華高是不能以“領袖”的 身份去否決該案的。倘若該動議案果眞被送往國會討論,而議長 又接納該案的話,就有可能在國會獲得通過,因爲社會民主黨在國 會內的議席便已過了半數，再加上社會民主革新黨及其他一些政 黨的票數，要獲得通過並不困難。不過，也有人指出，由於葡國憲 法規定,只有總統才有權領導澳門,國會是無權過問澳門事務的, 假如國會通過這一議案的話,就是明顯的違憲行爲。一九八四年 二月恩尼斯解散澳門立法會時,澳門的一些土生葡人領袖到里斯 本吿御狀，要求國會“調查”解散立法會事件,但遭到議長的拒絕, 其理由就是國會無權過問澳門的事務。果然，葡國政府國會事務部長（社會民主黨黨員）奉施華高之 命,出面進行干預，這個動議就難以被國會議長所接納了。而另一 方面,澳督文禮治則乘機提出“反建議”,謂“倘若國會調査不能實 現,將邀請議員到澳門實地了解情况”。其實,有關“澳門醜聞”的206

種種事件,本來並非是了不起的大問題,大可透過正常的行政或司 法程序,予以解決。貝不過葡國政客將之肆意地誇大而已,如讓那 些政客們到澳門實地觀察,當可發現葡國輿論是言過其實。六月 十日葡國日慶典時,便有一批葡國記者到澳門採訪,以爲能撈到甚 麼“正料”，但卻是大失所望。葡國政客如到澳門實地了解，其結果 也會一樣。而施華高七月五日在接受訪問時,也表示沒有證據能 證實葡國報章對澳門事件的報導。雖則如此,澳門政府在六月下旬確實也是遭到一些新的麻煩。 如澳門港口管理公司的主要股東葡國油輪公司，打算退股,這將嚴 重影響深水港工程的開展;葡國電視台亦宣佈不再參股澳門電視 台,這亦令澳門政府改組電視台的好夢成空;“澳廣視醜聞”案突然 爆出文禮治是葡國音影公司的股東,而有關澳門電視台以在日期 上造假賬的方式，購買一批價値一千五百萬元的影視器材送交葡 國社會黨經營的影視企業的指控,指的就是這家公司；澳府司法暨 行政政務司彭理樂辭職,並在返回葡國之後發表了一些不利於澳 府的談話內容;葡國和澳門的傳播媒介又突然傳出文禮治和澳府 經濟事務政務司薛民信將會辭職的小道消息……爲此，連文禮治也着急了，他在六月底返葡公幹，向總統和總 理匯報訪華及姬鵬飛訪澳內容，並向即將訪華的外長皮涅依羅提 供資料的同時,爲平息這些議論而奔忙。經過與總統及總理的晤 商，油輪公司宣佈收回退股的計劃,有關方面公佈了文禮治在赴澳 履任前便已退出葡國音影公司股份的文件,音影公司也入稟法院 控訴有私人電視台背景的葡國《快報》損害其聲譽;文禮治和薛民 信本人亦發表了否認辭職的聲明;蘇亞雷斯亦以最快的速度宣佈 委任史萬基出任司法暨行政事務政務司,並着其在七月十一日就 職。但是,澳門電視台的問題卻難以解決,葡國電視台並不賣賬， 提出了參股的六項條件，文禮治只好宣佈，何鴻槃與亞洲電視邱德207

根、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組成的財團有意參股,卻又遭到後兩個 單位的否認,文禮治只好被迫使用了最後而又最險的一招,就是在 里斯本宣佈，假如澳門政府不能與有關集團達成收購澳廣視股份 的協議,澳門政府將於七月底關閉澳門電視台。文禮治這一目的, 是希望向里斯本和北京施加壓力，希望他們分別敦促有關的集團 早日決定參股澳廣視,以免損害澳門在國際上的聲譽和形像,而這 正是里斯本和北京高層都感到擔憂的事情。隨着文禮治的逐步施 加反壓力，似乎“澳廣視醜聞案”出現了轉機,主持起訴該案的薛尼 路法官,最近突以“健康欠佳”爲由暫停了該案工作,而檢察署則發 表聲明認爲薛尼路所提交的檢察報吿,無法指控任何人與“澳廣視 醜聞案”有關。隨後,該案的主角李大爲,在一直被拒保釋的情况 下，突然於七月一日被以一萬五千元現金保釋外出候審。“澳廣視 醜聞案”就這樣大事化小,甚至是小事化了。對於澳門出現的種種問題,連社會黨內部也開始發出了怨言， 尤其是澳門葡裔居民中的社會黨黨員，他們對蘇亞雷斯獲任總統 後,違背了競選時關於“起用受壓的澳門公務員”的諾言,只顧從葡 國派遣大批社會黨人來壟斷澳門的各級職務,早就有所不滿,現 在,便借批評文禮治之機來發洩這種不滿情緖（當然是不敢直接指 名批評蘇亞雷斯）,其中葡國社會黨澳門支部的機關報《澳門論壇 週報》葡文版指責道,文禮治雖然是一位優良的行政人才,卻不是 一位優良的政治家。他之所以在如此重大的危機之前能夠“倖 存”,是歸於葡國總統不可能每年更換澳督。因此,文禮治的危機 仍然沒有消除，除非他在問題獲徹底解決之前不再出現任何新的 問題。同時，他若要在第二年的任期中不會被撤換,就必須改變澳 府的一些政策,包括要認眞實行“公務員本地化”。對於澳門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北京當然是十分關注的。七月 一日，姬鵬飛在接見訪華的葡國外長皮涅依羅時,便語帶深意地表 示，“中國政府希望澳門在過渡期內平穩渡過”。皮涅依羅當然明208

白此話的眞正用意,當即表示葡國政府將盡一切努力，保證澳門過 渡期的順利。爲此,葡外長的訪華,確是再次爲澳督化解了政治危 機。不過,對文禮治未能夠全面、準確地貫徹聯合聲明的行爲,北 京並不放縱，針對他在姬鵬飛訪澳時只提“公務員本地化”而不提 “中文官式化”，姬鵬飛又對皮涅依羅強調了“中文官式化”的重要 性。這一點，是希望文禮治能淸醒的了,否則,就難免出現像《澳門 論壇週報》所說的新“危機”了。(1988.7.16)209

澳門草委名單九月五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 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名單。成員如下： 主任委員:姬鵬飛副主任委員:胡 繩 王漢斌 馬萬祺 何鴻槃 雷潔瓊錢偉長 何厚錘 薛壽生 李 後周鼎秘書長:魯平副秘書長:諸樺胡厚誠委員：一、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有關部門負責人姬鵬飛（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王漢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項淳一（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周南（外交部副部長）郭豐民（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康冀民（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中葡聯合聯絡小組 中方組長）李 後（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魯 平（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諸 樺（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司長）李裕民（中國銀行副行長）周小川（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武連元（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李鐘英（中共中央外事小組副秘書長）孫琬鐘（國務院法制局局長）210

周 鼎（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柯正平（新華社澳門分社顧問）胡厚誠（新華社澳門分社副社長）二、國內知名人士：雷潔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胡 繩（全國政協副主席）錢偉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彭淸源（民革中央副主席）萬國權（民建中央副主席）經叔平（全國工商聯副秘書長）三、法律專家：邵天任（外交部法律顧問）蕭蔚雲（北京大學法律系敎授）吳建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硏究所敎授） 王叔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硏究所所長） 許崇德（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敎授）勇龍桂（港澳硏究所名譽所長）四、澳門工商界：馬萬祺（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崔德祺（澳門建築置業商會會長）何鴻樂（澳門旅遊娛樂公司總經理） 曹其眞（澳門紡織品有限公司總經理） 吳榮恪（澳門出口商會會長）五、澳門金融界：何厚鋒（澳門銀行公會理事長）六、澳門法律界：宋玉生（澳門立法會主席、大律師，土生葡人） 匕、澳門敎育界：211

薛壽生（澳門東亞大學校長）畢漪汶（澳門中華敎育會理事長）八、澳門專業界廖澤雲（澳門管理專業協會會長）陳炳華（執業建築師）九、澳門新聞界：趙汝能（澳門《華僑報》社長）李成俊（澳門《澳門日報》社長）黃漢強（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會長,澳門《華僑報》副總編輯） 十、澳門宗敎界：林家駿（天主敎澳門敎區助理主敎）十一、澳門醫學界：饒不辱（澳門中華醫學會理事長）十二、澳門勞工、社團界：劉焯華（澳門工聯總會副理事長）李 康（澳門街坊總會副理事長）十三、其他：黎祖智（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土生葡人）澳門人一向愛將自己與香港人相比，也不時發出“大香港、小 澳門”的慨嘆,埋怨北京不關心澳門。但這次在安排澳門草委會名 單上,北京卻是以事實回答了澳門人的疑慮。雖然,澳門草委會的 四十八個名額,是比香港草委會的五十八個少了十人,但若將澳門 的五十萬人口與香港的近六百萬人口相比，澳門草委會成員的人 口比例便比香港高得多了。而在本地區草委委員佔草委總人數比 例方面,香港和澳門分別是百分之四十左右,這是相同的。在澳門基本法草委會的國內委員裡面,有不少也是香港基本 法草委會的委員，計有姬鵬飛、王漢斌、項淳一、周南、李後、魯平、 李裕民、雷潔瓊、胡繩、錢偉長、邵天任、蕭蔚雲、吳建燔、王叔文、許212

崇德、勇龍桂等十六人,佔內地委員的百分之六十一點五,應該是 經驗豐富,而且仍由姬鵬飛掛帥爲主任，更加上澳門基本法草委會 國內成員的邵天任、蕭蔚雲、吳建墻、王叔文、許崇德、勇龍桂等六 位法律專家,亦都是香港基本法草委會國內委員中的法律專家,是 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的實際執筆者，相信對於澳門基本法的起草, 是駕輕就熟，且對澳門基本法草委會成員的法律及專業質素，較有 保障。澳門草委會國內委員名額的分配安排,基本上是與香港草委 會的做法一樣，就是分配到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全國人大法制委員 會、外交部、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中國銀行、對外經濟貿易部、 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中央外事小組、國務院法制局、新華社澳門 分社,以及幾個主要的民主黨派,故此,有部份香港草委會的委員， 也就自然成了澳門草委會的成員。但由於個別單位有人事變動, 或是對香港或澳門工作的特定對象有所不同,也有的香港草委會 成員並不兼任澳門草委會成員，最明顯的就是港澳辦公室中主管 澳門事務的三司司長諸樺,代替了主管香港事務的一司司長鄭偉 榮,以及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負責人中,主管澳門事務的康冀 民，代替了主管香港事務的柯在鑠。但可惜,後來接替陳欣出任中 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的胡德平（胡耀邦公子）,並未能像陳欣出任 香港草委會委員那樣，出任澳門草委會的委員,而是由統戰部副部 長武連元出任了此職務。此外,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廖暉，在香 港草委會是榜上有名的,在澳門草委會中卻未包括進去，可能是考 慮到港澳居民不是“僑胞”，當初安排僑務辦公室的名額便有所欠 妥,在分配澳門草委會委員名額時便予以取消了。在澳門草委會的澳門委員中,也有一人是具有雙重身份的，他 就是何鴻燊,他亦是香港基本法諮委會的委員。不過,這次他在澳 門不但榮升爲草委會的委員,更進一步升爲副主任,這可能是與他 的事業主要在澳門，且其經營的博彩事業對澳門政府的稅收較爲213

重要有關。同樣，他和霍英東一樣，都是先後出席了中英協議簽署 儀式和中葡協議簽署儀式的，同時在香港和澳門都有其社會地位, 此乃他人所難以相比的。澳門草委會的副主任委員，屬於澳門居民的有馬萬祺、何鴻 燊、何厚鏵、薛壽生等四人，名額與香港一樣。按照香港模式,澳門 新華社也有人分別擔任了副主任委員和副秘書長，結構基本一樣。 而澳門草委會澳門委員各界名額的分配和安排，亦大致上與香港 一樣,只不過由於澳門的特殊環境,也有所不同。譬如,香港法律 界有四人,而澳門就只有宋玉生一人,這是由於澳門的華裔及本土 律師不多之故。澳門有一個“界别”是香港所沒有的,這就是“其 他”,黎祖智名列其內,這個“其他”界別顯然是專爲土生葡人而設 的。有人認爲，有關當局在土生葡人挑選了宋玉生、黎祖智兩人出 任草委,除體現了“要照顧土生葡人利益”這一點之外,恐怕還有另 一層含意,就是在土生葡人兩大主要政治派別中,來個“一碗水端 平”。在澳門草委會的澳門委員中，有宋玉生、馬萬祺、崔德祺、吳榮 恪、曹其眞、劉焯華等六人是澳門立法會的議員，看來在新的一屆 立法會中他們獲得連任的機會甚高（但可能崔德祺會不再戀棧立 法會的席位）,而何厚鏵、李康亦有可能會成爲新一屆立法會的議 員。如果是,則澳門草委會就將有八位立法會議員,這比香港草委 會只有四人是立法局議員,在比例上是高得多了。從澳門委員的名額分配來看，似乎是以“派餅仔”的方式行事, 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名額分配基本上是比較公平的，但並非是 絕對合理。譬如,香港有佛敎界的代表,澳門就沒有,澳門存在着 “沙紙契”的問題，但在草委會中沒有離島的代表。一些界別也沒 能委派該界別或特定社團中質素最好的人士出任，而是分給特定 社團的主要負責人。尤其令澳門廠商最不滿的是，草委會中沒有 廠商會的代表。214

原來,在澳門社會的“論資排座”傳統中,所謂“五大工商團體” 就是中華總商會、廠商會、出口商會、毛紡毛織廠商會及建築置業 商會。一九八二年五工商團體與澳府談判無證勞工合法化時,推 出的就是這個陣容;一九八四年第三屆澳門立法會選舉時,參加間 接選舉中經濟利益團體五個議員名額競選的，也是只有一份由這 五個社團各擁一人的候選名單,而自然當選。如今,澳門草委會的 “澳門工商界”也有五個名額,其他四個社團都有人被委任,只是廠 商會無人,其“應得名額”被澳門旅遊娛樂公司所取代,廠商會個別 負責人當然是滿肚牢騷。甚至有人認爲,這是一九八五年魯平“澳 門沒有甚麼工業”事件的“第二版本”。他們聯想起一九八五年七月間,魯平曾說過“大家都看到澳門 現在本身沒有甚麼工業,它主要就是靠賭博,沒有賭博時澳門就生 存不下去了”,想不到整整三年之後,在安排澳門草委會的成員時， 偏偏又是只有娛樂公司的代表而沒有廠商會的代表,而恰恰魯平 又擔任了澳門草委會的秘書長，廠商們就很自然地將相隔了三年 的事情聯繫到一起，把怨氣都發泄到魯平身上去了。他們指出，出 口工業是澳門三大經濟支柱中的第一支柱,工業產値佔澳門區內 生產總値接近四成。而澳門今後的十一年及其後的五十年,經濟 發展方向，也是應以優先發展工業爲主,不能過份依賴博彩娛樂及 其他消費行業。在此情况下,澳門工業及其發展的地位舉足輕重， 工業所起的作用是個關鍵。但是澳門工業將來的發展肯定會遇到 一些新的困難和障礙，需要制訂一套總的方針來指導解決這些困 難,如果沒有廠商會的代表參與工作,草委會是難以全面了解工業 界的具體困難的，所制定的基本法就未必能體現扶助工業發展的 方針政策。據說,廠商會的負責人,爲了表達他們這些意見,曾與澳門新 華社社長周鼎進行了對話，後來，他們又打算到香港向正在此間徵 詢對香港基本法（草案）意見的李後、魯平反映意見（並未成事）。215

對這個名單有意見的，還有一些“民主派”人士。其中有人指 出，香港草委會中尙有李柱銘、司徒華是獨立敢言人士,而澳門草 委會的成員則大多是比較“聽話”的,這恐不利於草委會在起草基 本法的過程中傾聽不同的意見。也有人對澳門委員的質素有所擔 心,其一是具有法律及行政知識的人士太少,甚至沒有一人具有起 草憲法性質法律的經驗;其二是不少委員身兼數職,社會事務太 多,有人更是全國人大常委,澳門立法會議員及草委會委員“三料 委員”,連本身的立法會議員的職責也未能履行好,不知是否能集 中精力做好草委會的工作。澳門民主友聯促進協會便發表聲明, 敦促草委會成員在起草澳門基本法草案期間,把起草任務放在日 常工作的首位。澳門促進學會主席區宗傑,也批評這份名單只是 “慶典式”的代表人物,並非能代表澳門整體利益，且澳門出生的 人士太少。也有一些早就進行種種活動，希望能當上草委的人，眼 看“好夢成空”,而大發牢騷的,被專欄作家評爲“吃不到葡萄”。當然,這些意見也被反映到北京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在審 議澳門草委會名單（草案）時便顯得並不順利,原定在九月三日進 行會議的,但據說到這一天還未將名單（草案）發到人大常委會委 員的手中,一直拖到九月五日,在會議延期兩天後才審議了這份名 單,但並未獲得“一致”通過,有三票反對,十五票棄權,只能是“基 本”通過。人大常委會議延期審議這份名單（草案）,有可能是要在提交 大會審議前再作審愼硏究。有一個細節,是不能忽略的，就是身爲 澳門基本法草委會秘書長的魯平，以及澳門草委會副主任、人大常 委會副委員長的王漢斌，在參加赴港徵詢對香港基本法草稿意見 的工作中，都突然推遲幾天起程,未按原計劃與李後率領的大隊伍 一齊啓程，他們這一異常跡象似乎與再次硏究澳門草委會名單有 關。不管怎樣,全國人大已經通過了澳門草委會的名單,而澳門草 216

委會的第一次大會亦將於十月下旬在北京舉行。現在大家就要面 對現實認眞地考慮起草澳門基本法條文的問題了。一般認爲，雖 然可以借鑑香港基本法的草稿來起草澳門的基本法,這可節省了 不少功夫，但澳門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切忌照抄香港的基本法。比 如香港法律制度上實行的是海洋法系,而澳門則是歐陸法系;在居 民國籍方面,中葡聯合聲明並未能淸楚地解決葡國國籍的問題，還 有個特殊的“土生葡人”問題十分棘手。這些,都有必要與香港基 本法加以區別。因此,在起草澳門基本法時,應從澳門的實際情况 出發,把“一國兩制”的方針和澳門的實際情况相結合,起草一部適 合澳門實際的基本法。此外,在草委會成立了之後,也應當成立諮委會來配合起草基 本法的工作。這不單單是因爲要避免“大香港小澳門”情况出現的 問題,更重要的是可透過諮委會的工作收集到各界居民的意見，使 基本法更臻完善。同時，又可滿足民主人士的參政議政意願。由 於草委會名額較少,不少傳統社團的領袖人物,以及新興獨立社團 的負責人，一些對法律行政較爲熟悉的華裔及葡裔人士,未能進入 草委會,如果不設立諮委會,吸收他們參加有關工作,不但他們的 意見和建議無法較爲直接地反映給草委會，他們的參政議政熱情 也無法得到滿足和引導,“拒人於門外”所引起的逆反心理和反面 效果,將很難想像。(1988.10.1)217

澳門“三化”問題自“中葡聯合聲明”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正式生效，澳門 進入了過渡期的整整一年以來，雖然澳門社會是在平穩中渡過,經 濟也有所發展，“維護繁榮穩定”的任務完成得較好,但是,在爲澳 門政權順利移交做好準備工作,創造良好條件這一方面，效果卻是 差強人意,除了成立了澳門基本法草委會之外，其餘各項工作都沒 有取得如期的進展,尤其是“三化”問題處於“頂牛”的狀態。現在 人們都在擔心,如果繼續長此下去，肯定難以使澳門政權將來的交 接工作順利進行。由於一九八九年底,澳門的過渡期將踏入倒數 的第十年,時間顯得非常急迫,有關的各項工作已經不能再拖延下 去了，尤其是關鍵性的“三化”工作,更應坐言起行,把損失的時間 追回來。應當說，一九八八年,中方在本身的職責範圍內已盡了責任, 按照旣定的計劃進行各項工作，抓緊了成立澳門基本法草委會和 籌組諮委會的工作，並在各方面配合和協助澳門政府實施有效的 管理，包括扶助澳門政府渡過政治難關，配合澳門的大型建設工程 計劃,以及支持澳府加強邊境管理等。不過,在涉及到中葡關係的 層面上，可能是擔心會引起“干預澳府内政”的不良後果，卻又顯得 閃閃縮縮,不敢運用“中葡聯合聲明”所賦予的職責,提醒澳府必須 正視“三化”的問題，致使澳府更加有恃無恐,越走越遠。在葡方這一邊，一九八八年的表現令人失望。本來“中葡聯合 聲明”已經規定,過渡期內由葡方負起管理澳門地區行政的責任, 故在過渡期內屬於澳府職責範圍內的“三化”工作,就應由澳府抓 緊去做。但無論是葡方或澳府，對這些工作並不熱心,有意無意地 進行阻延,甚至還反其道而行之。218

葡方阻延“三化”工作的表現,旣有行動又有“理論”。在行動 上,是繼續在澳門政府各部門的高中層職位中,安插大量的葡國人 ±,並繼續打擊排斥本地公務員，藉機關重組的機會削弱他們的職 權。另外，一些部門的表格,原來是中葡文並列的,後來又取消了 中文。在“理論”上，主要體現在司法暨行政政務司孟敬賢列席立 法會議接受議員質詢時的談話內容。他以“政府不希望中文官式 化徒具形式”爲藉口，說甚麼“中文成爲法定語言,不是本地政府優 先處理的問題,超出政府的職責。澳門政府只有創造條件,推廣中 葡文,宣佈中文官式化不應由澳門政府來做”。他在同一談話中, 又宣揚公務員本地化不應是華人化和土生葡人化，還應包括從葡 國聘請來的公務員,假如他們願意留在澳門的話。另外,澳府招聘 暨甄選廳廳長羅世賢在《行政》雜誌上撰文,也強調公務員本地化 的對象應注重葡聘公務員,該文還提出了一個實現公務員本地化 的“三階段計劃”，主張到一九九六年才開始進行司級首長及主管 級官員的本地化工作,此時離澳門政權移交只有三年的時間，倘若 有甚麼差錯或實施得並不順利,到政權移交時高層官員的過渡便 會出現“眞空”狀態。爲甚麼葡方和澳門政府對“三化”的態度是如此地強硬？在一 九八八年上半段，持強硬態度的只是葡國政府,在澳門政府方面還 有一定的誠意的,但從下半年開始，尤其是在第四屆澳門立法會選 舉之後,澳門政府與葡國政府的態度就漸趨一致了。澳門社會的多元化是造成這種局勢的主要原因。隨着社會的 發展,傳統社團已在改變着自身的結構,爲適應新的局勢而重整形 象,使澳門的政治力量分散了。澳門政府在這種情形下,不必再顧 忌哪一種社團,而是可以採取一定的策略，向中方進行討價還價。澳門新華社的工作引來了一些傳統派人士的怨言。他們指 出,在一九八八年上半年，“新記”的工作是做得不錯的。例如,在 三月間澳府企圖推出那個“在小學強制性普及葡文敎育計劃”時,219

“新記”及時地與敎育界聯絡,使敎育界空前地團結起來,抵制這個 計劃,不但中華敎育會屬下各校口徑一致,而且團結了澳門天主敎 學校聯會屬下的各校,加入抵制的行列,在澳府敎育委員會討論該 計劃的第一次會議的前夕，中華敎育會還與天主敎學校聯會發表 了“聯合聲明”，此事在澳門社會確是引起強烈的震盪,令人耳目一 新！因爲，這兩個敎育社團長期以來，政治傾向是完全對立的，甚 至還有過強烈的“對抗”歷史。現在能夠團結一致,除了民族主義 的情意結戰勝了意識形態的分歧之外,最重要的，還是“新記”有關 人員的工作做得漂亮而又不露痕跡，這不能不令人們對“新記”的 形象有一番新感覺,因爲早幾年“新記”工作手法的刻板、保守及趨 於僵化，早已爲人所詬病。當時,澳門新華社社長周鼎還親自出動,做各新聞傳媒的聯絡 工作,逐間報館進行夜訪,在天南地北閑談中,有意無意地透露了 中方對“強制性普及葡文敎育計劃”的態度,聰明的主編們捕捉到 了一個新的政治信息，在報導與“計劃”有關的新聞及撰寫評論時 採取了鮮明的立場，連一位曾在幾天前批評中華敎育會的總編輯, 也迅速轉變了立場。這樣，在強大輿論的配合下,加上敎育界委員 的強烈抵制,敎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終未能通過“計劃”。因此,社 會人士都說,澳門新華社這段時間的工作是最有成績的。旣能“發 動群衆”抵制澳府的不利於順利貫徹“中葡聯合聲明”的措施計劃, 又沒有給人抓到“干預澳門政府內政”的把柄。但自下半年開始,不知是因爲籌組草委會等其他重點工作佔 用了較多時間，還是有所顧忌,未能將上半年較佳的工作方法發揚 下去。除了立法會選舉中“聯合”失利之外,其他群衆工作也未能 做好。最明顯的，就是在十一月間敎育委員會舉行第三次會議的 前夕，澳府抛出那個“朝三暮四”式助學金計劃時,竟採取放任自流 態度,結果,讓澳門政府“偸襲”成功,報了三月第一次會議失敗的 “一箭之仇”。220

本來,在一九八八年七月間,澳府主管敎育事務的敎育文化暨 社會政務司范禮保，曾盛意拳拳地提出了一個不帶任何條件的義 務敎育計劃,謂準備每年撥出以億元計的款項,給作義務敎育的經 費,並謂此計劃在三年內逐步實施。但在敎育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的前夕,亦即是第四屆立法會選舉之後,范禮保卻突然改口，收回 了那個義務敎育的計劃,抛出了一項“三個助學金方案”,大玩數字 遊戲，讓委員會從中挑選一個,並宣稱這是“義務敎育的第一步”。 由於這三個方案涉及到各校的切身利益，再加上“新記”並沒有像 上半年那樣加強聯絡工作,結果,曾經一度民族主義情緖高漲的敎 育界人士,卻被切身經濟利益蒙住了眼睛，圖繞着“三個方案”爭論 了起來，財力較強的學校力主執行“通派”方案,財力較弱的學校則 主張採用“分級津貼”方案,卻忘記了義務敎育的大目標。各校及 敎育委員會的部份委員爲這“三個燙手的山芋”爭個不亦樂乎，被 一位專欄作者形容爲“澳府抛出一把骨頭讓大家爭奪”,最後,第三 次會議通過了“通派”方案，澳府只以每年二千多萬元的“津貼金”， 輕易地代替了逾億元的義務敎育計劃。爲此，一些頭腦比較淸醒，但在社會上沒有地位的敎育界人士 十分不滿，旣不滿敎育界上層人士的“不爭氣”,又埋怨“新記”放任 自流。有人更說，在過渡期內，中方誠然是不能干預澳府的內政, 但加強群衆工作,尤其是加強對親中社團的領導,卻是中方本身責 任。如果連這個責任也放棄了，還要新華社來幹甚麼？可能是這一意見被反映了上去，“新記”對此十分重視。一九 八九年甫一開年,澳門新華社社長周鼎便於一月三日與新聞界舉 行座談會,宣稱要與大家加強聯絡,似是決心再度發揚一九八八年 上半年的優良作風。在會上，新聞界人士也就毫不客氣，當着周鼎 的面，批評“新記”工作的不足之處。例如,當一些報章在一九八八 年底已覺察到澳府在“三化”問題上轉強硬態度後,曾發表了不少 批評的言論,但由於得不到中方及“新記”的明確支持，因而澳府也221

就將之視爲“耳邊風”，仍然我行我素。也有人指出,當澳府所爲明 確地與“中葡聯合聲明”有抵觸時，澳門新華社未能及時作出許家 屯式的“有人不按本子辦事”的反應，也令澳府更加有恃無恐。一九八八年初,澳門政府深受“澳廣視醜聞”的困擾,葡國一些 政客必欲將文禮治置於死地而後快。當時的澳門政府，隨時都有 可能被鄧禮儒之流搞垮的可能。大概是出於維護澳門社會的安 定，不願見到澳門政府頻頻更換,以致耽誤過渡期各項工作的考 慮,北京表明了支持文禮治的態度,並透過葡國外長皮涅依羅訪問 北京,澳督文禮治訪問北京,以及中國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訪問 澳門等活動將這個政策公示於衆,這才使文禮治渡過政治危機。 應當說，文禮治對於北京的救助，是十分感激的。就在他訪問北京 歸來之後,在宴請新聞界時,明確地作出了要加快實行公務員本地 化的承諾,並隨即召集了全澳的司長開會，動員各政府機關爲實施 本地化進行調査工作,並將所得資料匯報給政府,以供在三個月內 提出總體計劃作參考。在當時,澳門政府確是有一點誠意的,人們 對此亦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但是,隨着“澳廣視醜聞”的消散，文禮治政治危機的解除,澳 府從“兵臨城下”的危急緊張心情中鬆馳過來之後,似乎把幾個月 前的諾言都抛諸腦後了,甚麼“加強實行公務員本地化”,就當是沒 有說過的一樣,相反還加緊了安插葡聘公務員,壓制本地公務員的 步伐，力圖將葡聘公務員的身份“澳門居民”化,爲把他們安插在將 來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而打下基礎,這樣,將來的特區政府就可 以變成“不掛葡國國旗的葡人政府”。“中葡聯合聲明”中某些技術疏忽之處,被葡方所利用，作爲抵 制“三化”的藉口。在起草該文件時考慮不夠愼重,忽視了對“政 府”這一槪念的界定，造成葡方與中方的理解完全不同。掌握葡國 政府大權的社會民主黨,利用此點作爲修改葡國憲法、向葡國總統 爭奪對澳門管轄權的藉口，幾乎搞亂澳門的政局。雖然,這一風波222

已經消散，但隨着過渡期的深入,又發現了新的漏洞,就是“中葡聯 合聲明”及其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澳門的基本政策的具 體說明”,以及附件二“關於過渡時期的安排”，都沒有具體地指出 澳門政府應當在過渡期內所做的準備工作，應當包括實行中文官 式化、公務員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澳門政府便利用這一漏洞，作 爲拒絕實行“三化”的藉口。如果將“中葡聯合聲明”與“中英聯合聲明”進行對照，就可以 發現，兩者的基本結構和內容幾乎是一樣的,只是根據澳門有“土 生葡人”這一特殊問題,以及滿足葡方的一些要求,增加了一些諸 如“照顧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以及“保護文物政策”的内容。 但對於在過渡期應實行中文官式化和公務員本地化的問題,並未 明文規定,這顯然是未充份注意到澳門的特殊情况,而照抄“中英 聯合聲明“的後果。香港在過渡期中並不存在着中文官式化和公務員本地化的問 題，因爲現時香港政府在這兩方面的工作便做得很好,無須在“中 英聯合聲明，，對這些工作加以特別注明。而在澳門則完全不同了， 偏偏這幾方面是最薄弱的環節，也正是澳門過渡期內最關鍵性的 工作。故此,葡方利用這個漏洞來出招,就應首先檢查自己,在起 草“中葡聯合聲明”的時候，是否有急於立功而不夠愼重細緻的過 失？當時一段時間,澳府的一些高官,正是利用這一漏洞作擋箭牌 的,如孟敬賢便在立法會中公開聲明,“宣佈中文官式化並非澳門 政府的責任”，他在私下中還表示,如要實現中文官式化必須得到 葡國國會的批准。另外,在政府高官中,也普遍存在着這樣的一種 說法，即對實行公務員本地化,澳門政府並未被授予主動權,只有 中葡聯合聯絡小組談妥後，對澳門政府發出指令,才能執行。看來,北京今後在採取重大決策,或是簽署重要協議之前,是 不應當急於求成的,必須進行愼重的通盤考慮。具體到澳門問題 223

上,在起草澳門的基本法時,更不應照抄香港的基本法,要按照澳 門的特殊情况來起草澳門的基本法。澳門政府阻延實行公務員本地化,並繼續壓制本地公務員的 錯誤做法，不但引起澳門華裔人士的強烈反感,也激起葡裔居民的 強烈不滿。澳門公職人員協會便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反對澳府 的這一錯誤做法，包括約晤孟敬賢政務司提出質詢，寫信給澳督文 禮治提出抗議,以及分別致函葡國總統蘇亞雷斯,國會議長郭斯 保,葡國總理施華高,及中國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投訴”澳門 政府拒絕實行公務員本地化的情况，並強烈要求他們向澳門政府 及早施加壓力，促其放棄錯誤政策。該會的“吿御狀”活動,恰好發 生在“中葡聯合聯絡小組”舉行第三次會議的前夕,這對葡方應是 一帖淸醒劑吧？(1989.1.16)澳督韋奇立接見澳門草委會國內委員訪澳團224

澳督渡險關，“三化”磨難多一九八九年的二月份,是中葡兩國關係史上相當重要的一個 月份。在這個月內,二月八日是中葡建交十週年紀念日，二月十五 日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則正式進駐澳門。中葡兩國政府和澳門居 民，對二月份也就寄以熱切的期望,希望能藉有關的活動,推動澳 門過渡期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以鞏固和加強中葡兩國的友好關 係。爲此,中葡兩國駐在對方首都的大使館,都舉行了建交十週年 的紀念酒會,邀請駐在國的領導人出席,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談話 和表達良好的祝福。而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雙方代表團,也於二 月十五日在澳門聯合舉行了中葡聯合聯絡小組正式進駐澳門暨中 葡雙方代表處成立的慶祝酒會,招待澳門和珠海市的各界嘉賓。 這兩項活動，都是簡單隆重的,讓人們明瞭到主辦者的誠摯心意。然而,這種熱鬧融洽的慶祝及紀念氣氛,只是表面現象,二月 份的中葡關係,實質上並沒有獲得較佳的進展,相反還遇到了不少 障礙,暗中還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已經拖延了半個多月才 舉行，於二月一日結束的爲期兩天的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第三次會 議，在“三化”問題上雙方仍存在着較大的分歧,會議結束後發表的 新聞公報的語調,也就顯得較爲平淡和冷靜。而且,就在當天,還 宣佈了原定於二月三日舉行的中葡土地小組第五次會議延期舉行 的消息,這不啻是在期望二月份的一系列活動能促進“三化”問題 獲得較大進展的人們的頭上,澆了一盆冷水。接着,澳督文禮治並 未像往年那樣在中國農曆新年向新華社負責人拜年，也沒有出席 中葡聯合聯絡小組正式進駐澳門的慶祝酒會，亦沒有就中葡建交 十週年表過片言隻字及舉行有關的紀念活動,這就不禁令人猜測, 是否因爲中方及澳門居民對“三化”問題的迫切要求，而令文禮治225

產生逆反抗拒心理，對中葡關係及中國的態度採取了低調處理的 手法，以發泄其心中的不滿？關於澳督在農曆新年向新華社負責人拜年的慣例，是在中葡 建交的當年------ 一九七九年便建立起來的,每逢農曆正月初一的 中午十二時,澳督便前往新華社或其前身南光公司設在主敎山的 竹仔室招待所（對外公開稱謂是柯正平寓所），向中國國務院派駐 澳門代表機構的負責人拜年,從建交的一至九週年都沒有間斷，但 就在一九八九年的農曆新年,亦即中葡建交十週年紀念日的前兩 天,卻沒有安排這項活動。而在這一天的前後兩日,即農曆除夕的 晩上,以及正月初二的中午,文禮治卻出席其他的每年春節例行的 慶祝活動,前者是澳門旅遊娛樂公司的迎新宴會及葡京賭場的“開 彩禮,後者是知名商人吳福舉辦的“新春龍獅匯演”。爲此,取消 向新華社拜年的慣例,且亦未事先進行“安民吿示”,也就益發引起 人們的猜測。也就是在這段時間內,在葡國的報章上和澳門葡人圈子中,又 流傳着“文禮治地位不穩”的小道消息。開始,是傳說葡國總統蘇 亞雷斯不滿意文禮治的工作,有意將馬俊賢時代的行政政務司，現 在澳門政府駐里斯本聯絡處主任的韋德霖取而代之，恰在此時，又 傳說韋德霖將被調離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葡方代表團，這就使這 一傳言更爲不脛而走,並被人認爲韋氏的這一調就是出任澳督的 先聲。也是合該文禮治須遭受傳言困擾之苦,在同一時間裡,又傳 說蘇亞雷斯拒絕了文禮治的邀請:在赴日出席日皇裕仁葬禮後順 道訪問澳門,這又被人視作是文禮治得不到總統信任的表現。後 來,葡國報章又傳說，因爲葡國派駐澳門的軍人在薪金問題上與澳 門政府有衝突,並向葡國總統施加壓力,而導致總統有意更換澳 督,改由葡國三軍總參謀長的候選人之一------ 費米羅•麥格取代文 禮治。故此，人們又猜測，二月份文禮治在政治活動上採低調態 度,受了這些傳言的困擾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因爲不但沒有出席與226

中葡關係有關的一些活動,也取消了原已安排好了的一些活動，包 括接見香港政府署理行政司的鍾麗胭女士，以及出席松山隧道工 程的動工儀式。不過,在農曆新年之後,文禮治也曾出席幾個重要的活動，包 括二月十日中午，在聖地牙哥酒店設自助餐招待中葡文傳播媒介 的負責人,作出了一番“澳門政府過渡期的工作在今年將進入實質 性的階段,這不是政府宣傳”的承諾,以及呼籲大家要對中葡友誼 及澳門前途抱有信心。.二月十一日晩上,出席澳門中華總商會的 春茗宴會，在致答謝詞時大談澳門地區一九八九年的“大好形勢”, 尤其是在經濟領域方面,這可能是爲了反駁其政敵對其政績的攻 擊？十三日下午，出席了澳門新華社的迎春酒會，並即席宣佈了兩 件“對澳門將來具有極大重要性的事情，，，即葡國總統蘇亞雷斯將 於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三日順道訪問澳門,以及中國副外長周南 於三月七日至九日訪問澳門。文禮治選擇這樣的場合宣佈這一消息,並將蘇亞雷斯的訪澳 與周南的訪澳相提並論,其用意當然是很明顯的，向中方當面表示 搞好澳門的誠意有之，“新春獻禮”的心態也有之,可能是爲了抵銷 春節取消向新華社負責人拜年,應付傳播界的猜測也有之。與此 同時,也是爲了澄淸關於本人失去葡國總統的信任,以及蘇亞雷斯 拒絕訪問澳門的傳言。不管怎樣,文禮治所說的蘇亞雷斯和周南 的訪澳,將會進一步穩定澳門的政治局勢,卻是恰如其份的，尤其 是在外間傳說文禮治將會失去澳督職位的時候。這是因爲,蘇亞 雷斯的到訪,表明了文禮治得到了作爲澳督權力的來源— 總統 的信任，其在澳門的政績也得到了他的最高也是頂頭的上司的肯 定。爲此，一份葡文報章評論道,葡國政府與澳督的關係已完全正 常,過去發生的一些問題已得到解決。而周南的訪澳,也顯示了北 京方面爲了避免澳門的過渡期因頻繁更換澳督而致影響“九九”政 權交接的各項準備工作，再施加間接的影響力來協助文禮治渡過227

難關,一如一九八八年春夏之交文禮治處於最困難時,邀請他訪問 北京並給予較高的禮遇,向世人表達“北京支持文禮治”的信息那 樣。文禮治得到了里斯本和北京的雙重支持,看來是應當知恩圖 報,盡心搞好澳門過渡期的各項工作了。正如前文所述所謂“三化”問題,一直是澳門過渡期中的絆腳 石，也是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會談桌上最棘手的問題。中葡聯合 聯絡小組第三次會議之所以被迫延期，也是雙方在此問題上仍有 較大的分歧。經過雙方團長的幾次非正式會晤及磋商,葡方也曾 秘密地派出一位成員到北京聽取意見之後，決定在一月三十一日 及二月一日舉行第三次會議,內容除了繼續討論“三化”問題之外, 還包括澳門加入國際組織及協定的問題。對於這幾項議題,觀察家都認爲後者比較容易解決。因爲“中 葡聯合聲明”已經規定,將來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可以“中國澳 門”的名義，單獨與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 文化關係,並簽訂有關協定。在附件一中還規定,即使是中國政府 沒有參加的國際組織,澳門特區政府也可參加。因此,這一議題是 比較容易獲得解決的,說不定中方還會趁此機會，樂於送給葡方一 個“大禮”,以爭取葡方在“三化”議題上的合作。至於“三化”問題,卻是有點麻煩。雖然,在中方的不斷施加壓 力和澳門輿論的強烈抨擊之下,澳門政府似乎亦已有所觸動，就在 中葡小組的第三次會議之前,向諮詢會提交了一個關於所有政府 法律文件必須以中葡文在政府公報上刊登方能生效的法案，爲中 文的“官式化”邁開了重要的一步,這被中葡小組中方代表團團長 康冀民喩爲“一個很大的進步”。另外,據澳府司法暨行政政務司 孟敬賢對外地傳媒透露,澳府將於一九八九年四月間,公佈一個實 行公務員本地化的計劃時間表,用兩個月的時間諮詢市民的意見 ， 再根據收集到的意見進行修訂,然後通過一定的立法程序,使這個 計劃表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並成爲澳門政府及其下屬各部門必228

須執行的法律。與此同時,澳府又頒佈了一項法令,對未能自行解 決住宿問題的葡聘公務員加以限制。但是,經過兩日的會談,仍未能取得康冀民在會議前所冀望的 “春暖花開,豐收在望”的成果,新聞公報並沒有採用“融洽”之類的 常用辭藻來形容會議的氣氛,只是使用了“友好合作坦誠”之詞，其 中的“坦誠”一詞令人產生了許多聯想,因爲“坦誠”也者,包含了 “坦率”和“開誠布公”之意,這就可以想像,雙方在某些問題上仍未 能取得一致意見,而且堅持己見,甚至是互不相讓,這使新聞公報 不得不實事求是地放棄了“融洽”一詞而採用了“坦誠”一詞。而 且,當日中方成員在宣讀了新聞公報後,不願接受記者的訪問便匆 匆離去,只剩下葡方成員在應付記者們的糾纏,這也令人猜測中方 是否對這次會議的結果很不滿意。而在事實上,新聞公報也只是 談到“雙方就澳門參加有關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協定的問題繼續交 換了看法,並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而完全沒有提及會議是否談論 到“三化”的問題。半個月後,康冀民在慶祝中葡聯合聯絡小組進駐澳門的酒會 上被記者追問有關問題時,也不得不承認，新聞公報未有提及“三 化”問題,並非是這次會議未有進行討論,而是未能取得一致意見， 今後還需要“繼續洽商”。他還強調,有些事情不是開一次會就能 解決的,有必要進行多次的磋商，目的是希望事情能夠解決得好一 些,圓滿一些。至於“三化”問題還須談多少次才能完成，相信不會 太多，但也不是明天就能解決。康冀民又表示，中葡小組並未就 “三化”問題開列一個日程表,該小組的具體工作很多,有關工作的 安排仍在考慮中。而且，每次開會所討論的問題也很多，一次會議 不可能討論完畢，還須留待下次會議繼續討論。當有新的議題提 出來，新舊議題就會交叉進行討論。康冀民在另一些場合中，也曾對有關“中葡小組雙方成員都將 有大變動”的傳言進行澄淸。他指出,中方小組的變動,是新任駐229

葡大使館參贊韓肇康取代了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參贊宓世衡在 小組內的位置,後者的退出是外交工作的正常調動,而另一小組成 員邵關福,則調離中國駐葡大使館參贊的崗位，改爲專任中方小組 成員常駐澳門。而施莫士則表示,葡方小組至今仍未收到關於他 本人和韋德霖被調離該小組的指示。康冀民還對記者們澄淸了兩個概念,其一是中葡聯合聯絡小 組的中方駐澳門辦事機構,應正名爲“代表處”而不應叫做“辦事 處”,其二是不宜再用“中文合法化”的提法,因爲目前中文在澳門 已是合法語文,如果不合法就將會被當局取締,故應正名爲“爭取 規定中文成爲官式語文”。前一個說法，是値得外交學家們深入硏究的問題。因爲中英 聯合聯絡小組的中方駐香港辦事處機構,其名稱是叫做“辦事處” 的,爲甚麼同一類的機構,在香港可以使用這樣的名稱，但在澳門 就不可以呢？當然，“辦事處”可以被解釋爲“行政機構用詞”，容易 令人產生“北京現時已派出駐澳門行政機構”的誤會,故採用了“代 表處”這種可以被解釋爲“外交機構”的用詞,以示中方代表團是代 表中國政府及其屬下的外交部，負責與葡方代表團透過外交途徑 進行協商的機構，就如外事機構中有“外交代表”、“代辦”、“商務代 表處”之類的稱謂那樣。倘諾這一猜測成立的話，香港的同類機構 也應正名爲“代表處”了。後一個說法,如從法學的觀點來說,康冀民的說法是甚有理由 的,也是十分準確的。確實,如果中文是處於“合法化”的反面— 即“非合法”的地位,是會被禁止使用的。不過,如從口頭慣用的角 度來說，“中文合法化”的提法也未嘗不可,這是因爲中文現時在澳 門尙未取得“完全合法”的地位，雖然當局鑑於澳門的特殊環境而 不敢禁止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中文，但對在社會上使用中文仍 有限制,如規定所有商店招牌都必須同時寫上葡文,且在政府部門 中繼續限制中文的使用，甚至有拒絕承認中文的個案,即使是澳府230

提交諮詢會討論的那個“公佈法律文件必須同時使用葡文”的法 案，也有一條是規定,在中文版發生異議時，仍以葡文版爲準。在 此情况下,中文在官方場合中,又何談得上“合法化”？二月十五日，中葡聯合聯絡小組正式進駐澳門,該小組的中方 代表處和葡方代表處也正式成立。爲此,中葡小組的雙方成員,聯 合舉行了慶祝酒會，中方組長康冀民大使和葡方組長施莫士大使, 都致了祝酒詞。康冀民表示,此事標誌着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工 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必將有利於加強雙方的接觸,密切合作 和更好地履行其職責。對中方小組而言,還有一層意義，就是常駐 澳門工作，可直接了解和熟悉澳門的情况。中方小組的五位成員， 除了邵關福常駐葡國外,其餘四人常駐澳門,中方代表處的工作人 員也有十九人,而葡方小組幾乎沒有成員駐在澳門,葡方代表處的 工作人員也較少,這可看出北京是十分着緊澳門過渡期各項工作 的安排問題的。葡方代表處設於水坑尾街中建商業大廈內，這是中資機構所 投資興建,且在整幢大廈內辦公的機構,又大多是中資公司或民間 社團,據說葡方代表團當初不甚願意在此辦公,後來又改變初衷, 但已延誤了裝修工作,到葡方代表處成立時仍未能遷進去辦工，也 未趕得及掛上銅牌和葡國國徽。而中方代表處的辦公地點，則是 在新馬路的舊南光大廈內,在正式成立這一天,舉行了莊重的升旗 儀式,由康冀民親手將五星紅旗升到旗桿上。另外,大廈的門口掛 出了“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二和“中葡土地小組中方代表 處”的銅牌，還掛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由於這是駐澳機構首 次在澳門懸掛國徽,且面對着全澳門最熱鬧的通衢大道,也就顯得 分外觸目,且讓澳門居民有一種新鮮感。這樣的裝置，加上銅牌所使用的是中國外交系統在一切駐外 機構所慣用的簡體字,而中方代表處的車輛也在車牌號碼上冠以 外交使團所用的"CD”字樣，康冀民的座駕車頭邊懸掛了一面小五231

星紅旗，這使人直覺地產生“中方代表處儼然像一個大使館”的印 象。事實上，雖然由於澳門是中國的領土,中國外交部派駐澳門的 代表機構也不能在名稱上而叫作“大使館”,兩者之間的功能也有 根本的區別，但“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二規定，雙方的組長必須是大 使級的官員,這就正如康冀民對筆者表示的那樣，代表處的規格是 與“大使館”相等的。從中方代表處的工作人員配備來看,其職銜 也和中國各駐外大使館那樣，也有“參贊”、“一秘”、“二秘”及“三 秘”等各類職級,按照國際外交慣例,他們都是享有外交特權和豁 免權的,這也就基本上是一個“大使館”的規格。按照中國法律的規定,只有政權機構和外交機構才有資格也 必須懸掛國徽。對大陸境內的政權機構而言,是國家、省、市、縣及 區這幾級行政單位的人大常委會、人民政府（全國是國務院）、法院 和檢察院,而各級行政單位所懸掛的國徽的大小規格，也有統一的 規定,而且必須是由國務院指定單位製作,並統一發放,不得私自 製作。對外交機構而言,在境外是駐在國的大使（領）館或代辦處， 這些國徽也是由外交部統一製作及分配，據說澳門代表處的國徽, 就是由外交部運來的。年前，中國外交部派駐香港的簽證處，由於 是在香港新華社內辦公,故亦在該社大廈門前懸掛了國徽。後來 簽證處遷往華潤大廈辦公，新址也懸掛了國徽，但香港新華社大廈 門前的那個國徽卻沒有隨之取下來,這引起了人們的種種猜測。 這是因爲,香港新華社旣不是政權機構,又不是外交機構,按規定 是無資格懸掛國徽的。但可能是由於它代表了中國國務院,故亦 破例享有這種特權。不過,澳門新華社同樣也是代表中國國務院 的,卻只是在每日升起五星紅旗方面與香港新華社享有同等待遇， 而卻沒有懸掛國徽的權利，這很容易又使人想起那個“大香港小澳 門”來了。(1989.3.1)232

訪澳門周南解澳督困擾一九八九年三月上旬的澳門，政治氣氛特別濃厚。繼葡國總 統蘇亞雷斯訪問澳門之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亦於三月七日 至九日訪問了澳門，澳督府的工作人員和新聞傳播媒介自然又是 忙碌了一陣子。當然,對這次訪問活動更爲關注的,應是澳門新華 社和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的有關人員，因爲他們期望周 南的到訪,能將蘇亞雷斯訪澳時所形成的對“三化”有利的形勢鞏 固下來,並有所發展，使澳門過渡期的各項準備工作能切實地得到 落實。而澳督文禮治對周南的訪澳也寄予了較高的期望，希望能 使他在蘇亞雷斯訪澳時所獲得的政治資本，更加豐厚。事實上,兩 者的期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滿足，中方透過了其宣傳喉舌表露 出欣喜的情緖,而文禮治亦在隨後返回葡國述職時，對其政治前途 的穩固躊躇滿志,在碼頭大談“大好形勢”。周南的訪澳，早有醞釀。一九八七年四月，葡國總理施華高到 北京簽署“中葡聯合聲明”之後，是由周南陪同並護送到珠海離境 的。當時,周南曾在澳門關閘前抬起一隻腳對澳門的記者說，“我 一隻腳已踏入澳門,在適當的時候定會訪問澳門”。翌日，周南在 珠海乘坐炮艇,沿着澳門海岸遊覽了一圈,大讚澳門風景美麗,並 表示若有機會一定要到澳門一趟，否則便不算是中葡兩國關於澳 門前途談判的中方眞正主持人。一九八八年五月底,在文禮治遭 遇到政治危機之時,周南向他發出了訪問北京的邀請,表達了北京 對文禮治的支持,使其化險爲夷，也使文禮治對周南感激不盡,當 面向周南作出了訪問澳門的邀請。在這次周南訪澳的過程中,文 禮治是將周南當作“救命恩人”予以破格接待的，使這個按外交慣 例地位比自己低,僅相當於澳門政府的一個政務司的副外長，受到233

了少有的禮遇，除了官式的隆重接待之外,文禮治又以熱烈擁抱等 方式來表達其私人的友好感情。由於受到葡國本土多黨政治的影響，由於“中葡聯合聲明”對 澳門過渡期行政管理權未能作出符合葡國國情的準確規定（葡國 憲法規定由總統主管澳門事務，而聯合聲明則規定由葡國政府負 責澳門過渡期的行政管理,但在葡國政治生活中，“政府”的槪念是 指總理領導的內閣,而不是總統,故嚴格說來聯合聲明與葡國憲法 是有抵觸的），再加上文禮治在“澳廣視醜聞”中也有“痛腳”被人抓 到，致使澳門行政管理權這塊“肥豬肉”,成了葡國各政黨意圖爭奪 的對象，使澳門一九八八年上半年的政局成了多事之秋。只是在 周南邀請文禮治訪問北京之後，這才使某些黨派分子投鼠忌器,暫 時偃旗息鼓。但在一九八九年初,葡國某些政黨分子死心不息,又 在進行“倒文”活動的準備,放出了許多流言蜚語,並有所行動。據 說,蘇亞雷斯訪澳時一些公務員的示威行動,也摻入了葡國政府執 政黨勢力的影響,這使文禮治受到了來自腹背和正反的壓力。正在此時，蘇亞雷斯和葡國政府副總理文路的訪澳，已等於是 向世人宣示，總統和政府這兩個“共和國主權機構”都是肯定和支 持文禮治的工作的,而且在兩年之後葡國總統換屆,即使蘇亞雷斯 未能重選連任,只要是文路能夠獲選,文禮治的澳督地位也不會受 到重大的影響。而幸運女神也確實是給予文禮治較多的眷顧。蘇 亞雷斯和文路剛離開澳門，周南又來給他“錦上添花”,送來了中國 政府再次對他表示的支持。當然,中國方面對文禮治的支持,不一定是對他的工作,尤其 是在“三化”問題上,並非給予全部的肯定，主要是出於穩定澳門過 渡期政局的考慮。按照北京的想法,由於澳門的過渡期只剩下十 年多一點的時間,而政權移交的各項準備工作顯然又是十分艱巨 和緊迫的,爲了有一個穩定的環境和充裕的時間來做好這些工作 ， 自不希望頻繁更換澳督,以免因“一朝天子一朝臣二每位澳督到任234

勢必更換內閣成員,並須花數年時間來熟習環境,才能開展工作, 以致耽誤珍貴的時間。但是,也有人對北京這種做法持不同看法,認爲旣然現屆澳門 政府在“三化”問題上那麼不得力，而過渡期所剩下的時間又是這 樣短,繼續如此拖下去可能還會耽誤了政權順利交接的大事。長 痛不如短痛,倒不如以壯士斷臂的豪情,讓葡國總統換上一個較能 認眞和準確貫徹“中葡聯合聲明”的澳督，可能壞事會變成好事。 如果一味驕縱某一個個人，可能還會令其有恃無恐,好了瘡疤忘了 痛,過渡期的工作就更難開展。譬如,一九八八年六月文禮治訪問 北京之後,曾信誓旦旦地說是要加快“三化”的步伐，但當危機過去 後,又故態復萌,爲“三化”道路設置了許多障礙。况且,文禮治一九八八年牽涉入“澳廣視醜聞”，據葡國報章的 報導,是有證有據的。其實,更改單據上的付款日期,購買電視器 材送給葡國有社會黨背景的私人公司,這本身就是一宗“慷公家之 慨使政黨受益”的事件,如在其他國家,其主角早就應像“水門事 件”、“洛歇飛機公司行賄案”那樣,受到彈劾或引咎辭職了。故此, 北京方面是不應只是爲了“搞好澳門過渡期”的本國利益,去支持 一個牽涉入“政治醜聞”的外國政客。也有人提出,以文禮治的政治背景,支持他無疑就是客觀地爲 政治對手張目，“長他人威風”。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爲,當年葡國總 統換“馬”,是出於對中國政策的調整。在葡國與中國就澳門問題 進行會談時，葡方爲了討好北京，希望在會談中爭取到較多的利 益,便委任了對中國態度較爲友好的馬俊賢來出任澳督。當談判 結束,大局已定之後，馬俊賢的作用已經消失,而葡方爲了在已成 基調的協議上爭取更多的利益,便轉趨較爲強硬的態度,使用提前 批准鄧禮儒辭職的手段,來迫使馬俊賢辭職,換上態度較爲強硬的 文禮治,向中方進行“寸土必爭”的討價還價。於是,便出現了澳門 政府對“三化”問題的反覆了。而馬俊賢本人,亦可能是察覺到他235

只不過是被人擺佈的“棋子”，一番壯志受到了侮辱,便對政壇心灰 意冷,在返回葡國後連國務委員會委員的職務也宣佈辭去,專心去 當其不問政事的醫學敎授了。不過，可能是北京認爲，更換了澳督未必就可以加快“三化”的 步伐，因爲文禮治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對“三化”問題轉趨較爲強硬 的態度，也不一定是他個人的主張，可能是受到了來自里斯本的壓 力或指示,故而即使是換了一個新澳督,效果也未必好到哪裡去, 只有透過外交途徑，進行對話協商,在兩國政府之間取得了共識之 後,澳門政府對“三化”的態度才會有轉變。爲了創造一個穩定的 社會環境,爲了珍惜過渡期的寶貴時間，故對待文禮治就只能是用 “補台”的態度,而不是“拆台”的態度。至於對“三化”認識不足之 處,只能是促其改進。另外,關於“澳廣視醜聞二顯然是出於政黨 鬥爭和爭奪私營電視台開設權的複雜背景,而對文禮治的指控也 是被誇大了的。周南是仍然堅持了支持文禮治的態度。可能是文禮治對周南知恩圖報,也可能是蘇亞雷斯向文禮治 轉達了葡國已修正了對澳門政策的信息,在這次周南訪澳期間,文 禮治對“三化”問題的態度,表現得較爲積極及主動。他當然知道 周南這次訪澳是爲了“三化”問題而來，而周南在訪澳前也透過中 新社宣佈,他這次首訪澳門,“將就中葡聯合聲明執行情况與存在 的問題與澳督等交換意見”。旣然是“存在問題”,就顯示中方有所 不滿意的地方，需要用重槌敲擊一下。果然,在周南抵澳的當日上 午，周南、康冀民、周鼎與文禮治會晤的時間，就由原定的一個鐘 頭,延長到兩個半鐘頭,相信這次會談的內容是相當深入的,雙方 都免不了申明自己的立場。而據周南事後對記者表示,這次會談, 就爭取中文成爲法定語文、公務員本地化和法律澳門化（以上即是 俗稱的“三化”問題）,以及國際機場、深水港、敎育及社會福利等多 方面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實質性磋商。周南和文禮治的一些公開談話，都力圖“證明”雙方在過渡期 236

各項問題上,取得了很大的一致,距離已大爲接近。按周南的說 法，是“雙方就貫徹執行聯合聲明的情况和有關的問題交換了意 見,取得了很大的一致。關於三化的問題,雙方也有共同的觀點”。 而文禮治則表示，“雙方領導人對於充份解決澳門的問題是一致 的”。但是,即使如此,從種種迹象顯示出來，雙方對某些問題仍有 距離,且從公開的談話中顯示出雙方的分歧。比如,在加快實行 “三化”的問題上,文禮治就有不同的看法。周南在參觀東亞大學 時,用“十年樹人”來強調加快培養治澳人才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而文禮治卻強調，澳門和中國當局認爲貫徹聯合聲明“不能過急”。 他在三月七日晩上的宴會上還指出，“我們了解過渡期內澳門政府 須面對的工作的複雜性,按照聯合聲明所載的原則,上述工作由於 其對未來的影響,應透過思考和決心，分階段來進行,並應拒絕走 表面上易走的道路”。他又強調,“我們不會浪費時間，但亦會顧及 情况要求的謹愼”。這幾乎是向周南公開表示，“急是急不來的。”周南也不愧是外交高手,他使用了“明爲褒獎,實爲催促”的外 交技巧,來表達中方對過渡期工作及澳府貫徹聯合聲明的急切期 望。他說，“我們相信,葡萄牙方面也具有同樣的信心和決心,將具 體實現一國兩制構想中的中葡聯合聲明認眞付諸實施”，“文禮治 閣下就任澳督以來,也在促進聯合聲明的實施上做出了自己的貢 獻,最近澳門政府在解決語言問題上邁出了實際的一步”。透過這 些“外交辭令”,澳門政府應是會感受到一定的無形壓力,而這亦確 實是葡方和澳門政府應盡的責任,是絲毫不能怠慢的。周南所指的澳門政府“在解決語言問題上邁出了實際的一 步”,是指二月二十曰出版的政府公報,刊登了由澳督簽署頒佈的 第十一號法令，即有關政府的法律文件必須同時以中葡文在公報 上刊登方能生效的法令。據說,這個法令已經醞釀了半年之久,但 文禮治把它鎖在抽屜裡，遲遲不讓它“出籠”。一九八九年一月底， 在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第三次會議舉行的前夕，才將之作爲談判中237

的一張“牌”打出來,但經何種立法程序公佈仍未最後決定。澳門 的立法程序有兩種，一種是由立法會通過後再由澳督簽署批准的 “法律二另一種是由附屬於澳督的諮詢會通過後再由澳督簽署批 准的“法令”。澳府當時是兩種立法程序的法案都已準備好了，但 其內容是完全一樣的，只是由於立法程序的不同而其“序言”有少 許的不同寫法。正在此時，不知是出於巧合,還是其他的原因,何思謙等三位 議員向立法會提交了一份同樣主題，但內容比澳府法案簡單的“法 律草案”,消息公佈後,令澳督大費躊躇,不知是以何種立法程序通 過自己草擬的法案。由於該法案的內容管制了立法會的工作（即 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也須以中葡文同時公佈）,故提交立法會討論是 最佳的程序,但按“立法會章程”的規定,立法會是根據收到法案的 先後次序而安排討論次序的,由於何思謙已提交“法律草案”在先, 而澳府的“法律提案”卻連在提交立法會之前的必須先提交諮詢會 討論的程序也未進行，在已被别人“截糊”的情况下處於不利地位。 於是,文禮治決定來個“反截糊”，決定只是採用“行政立法”的程 序,即只是由諮詢會通過“法令草案”,搶在立法會討論“何案”之前 公佈該法案。這樣，便出現了可能會發生“憲法危機”的問題。正如前述,由 於“法令”是無權管制立法會的工作的,故立法會有權按“澳門組織 章程”的規定，對此“法令”進行追認。而過去也就是因爲高斯達不 滿立法會的追認,而發生要求總統下令解散立法會的事件。爲了 此次“雙胞案”,社會上有人擔心會歷史重演,而澳督似乎也一時拿 不定主意,宣佈諮詢會押後一日舉行,並在開會之前,趁宴請中葡 聯合聯絡小組之機,與赴宴的何思謙等三人商談。可能是兩者之 間達成了某種諒解,澳府便運用了“法令”的形式,經諮詢會通過後 便交澳門政府公佈生效。解決此“法令”侵犯了立法會專有權的辦 法是,按照“澳門組織章程”的規定,在“法令”頒佈後最初的五次立238

法會議內,放棄使用由六名議員申請“追認”,便被視爲已被立法會 批准而成爲“合法”的法律文件了。周南在訪澳期間,不但在“三化”問題上與澳督“通通氣”,在國 際機場等問題上也“通通氣”。不過,周南在公開場合避免了談論 跑道方案的問題,以免造成“干預澳門內政“的誤會。澳門政府投 桃報李，趁周南訪澳的機會,正式批出國際機場的專營合約,並邀 請了周南出席簽約儀式,這意味着有關機場主跑道的方案討論將 會有令雙方都可接受的結論。周南的訪澳日程,有一半是遊覽活動,據周南自己透露,在當 初安排日程時,他堅持要安排參觀鏡湖醫院等地方,而主人亦按他 的意思，安排他參觀遊覽了觀音堂、蓮峰廟、媽閣廟和鏡湖醫院等 處。可能是對中國近代史不大熟悉的主人,不知道周南此意是在 回顧中國近代歷史,強調民族主義精神。原來,媽閣廟建於葡人佔 領澳門之前,而澳門的西文“MACAU”據說也是該廟的譯音,這證 明了澳門早於葡人佔領之前便有華人居住;蓮峰廟是當年林則徐 來澳淸査戶口，召見葡人官員的官衙,這是當年大煞葡人威風的一 件大事;觀音堂則是“中美望廈條約”簽訂之處；鏡湖醫院則是孫中 山先生曾以行醫爲掩護進行革命活動的紀念聖地。周南的這一連 串參觀遊覽活動,是滲入強烈的政治和民族意識的。他在當年簽 訂“望廈條約”的石桌旁,便大發感慨,謂當時中國是太弱了，任由 洋人宰割欺凌，而這歷史是一去不復返了。作爲曾先後主持了中 英談判和中葡談判的周南，看來是最有資格發出此番感慨的了。周南這次訪澳,確是成功的,至少催促了澳府最終下了實行 “三化”的決心。看來,雙方在較高層次上進行“通通氣”的活動，是 能夠及時互通情况,消除誤會,達成共識的。(1989.4.1)239

澳門諮委會宣告成立澳門基本法諮委會的籌組工作,經過五個月的六次“發起人會 議”,從起草及通過“基本法諮委會章程”到討論通過諮委成員產生 辦法和名額分配,最後透過“推荐邀請”和“商定邀請”的途徑,經過 反覆討論、民主協商和無記名投票的方式,產生了九十名諮委會委 員,並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正式公佈。該名單如下（按姓名筆劃 排列爲序）：丁國柱（葡人，澳門大西洋銀行總經理）王守基（會計師公會理事長）王孝行（毛織、毛紡廠商會副理事長）艾維斯（葡人，立法會議員，大律師）李炳時（大專畢業人士協會副主席）李栢輝（中華學生聯合會主席）李鵬翥（《澳門日報》總編輯）李寶田（澳門工藝公司總經理）李寶來（工聯總會常務理事）何玉棠（娛樂服務業聯合商會會長）何思謙（立法會議員，旅業學校校長）何厚鏵（草委會副主任，立法會副主席）何華添（航運業同業公會會長）吳仕明（街坊總會秘書長）吳素寬（製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吳國昌（社會科學學會副會長）吳 福（澳門地產建設公司總經理）余君慧（頤園書畫會副理事長）240

阮子榮（氹仔坊會副主席） 呂文貞（工商界人士） 林金城（廠商會常務理事） 林昶（記者）林漢邦（土生葡人，衛生司副司長） 周樹利（穗藝會主席）冼志耀（木業行商會理事長） 邱成章（歸僑總會顧問） 施子學（保險公會副會長） 施綺蓮（土生葡人，敎育司副司長） 飛能地（土生葡人，護士學會顧問） 飛基路（葡人，法官）姚 開（建置業商會副會長） 馬有禮（建置業商會會董） 馬斯華（葡人，劃則師）高開賢（中華總商會靑委會副主任） 徐偉坤（出口商會副會長） 唐星樵（工聯總會理事長） 唐堅謀（市販互助會主席） 唐錫根（工程師學會理事長） 陳永棋（德祥製衣廠總經理） 陳銘芳（出口商會副會長） 陳錫僑（東亞大學敎師協會會長） 陳麗敏（土生葡人，經濟司配額科長） 梁宋（廠商會副理事長） 梁官漢（澳府政務司技術顧問） 張祖奇（建置商會副會長） 郭沛（漁民互助會主席）241

區天興（華人文員會副主席） 區宗傑（促進學會主席） 許世元（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許輝年（土生葡人，大律師,立法會議員） 陸 昌（美術協會會長） 陸偉聰（社工人員協會副會長） 崔世昌（專業管理協會副會長） 崔德祺（建置商會會長,草委會委員） 崔樂其（同善堂値理會副主席） 崔寶峰（成人敎育協會會長） 崔 耀（足球總會會長） 康顯揚（中華敎育會副監事長） 陶開裕（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黃天渭（中華醫學會常務理事） 黃如楷（建築師協會理事） 黃保銓（大專敎育基金會會長） 彭彼得（廠商會理事長,立法會議員） 賀定一（婦聯常務理事） 楊秀雯（婦聯副理事長） 萬冬秀（葡人，檢察官）葛多華（土生葡人，警察副指揮官） 過介盤（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副總經理） 廖澤雲（草委會委員）劉衍泉（中華總商會靑委會主任） 鄭世強（船務協進會副理事長） 潘志輝（葡人，民促會會長） 潘漢榮（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 蔡克銘（《大衆報》社長）242

蔡梓楡（聖若瑟中學分校校長助理）歐少雄（公務華員職工會主席）歐安利（土生葡人,大律師,立法會議員）盧漢豪（澳門電視台新聞部總編輯）霍樹根（澳路氹造船業商會理事長）鮑馬壯（籃球排球總會理事長）鍾志堅（神父）薛 柏（葡人，公職人員協會理事長）戴明揚（土生葡人，大律師）簡朗秋（葡京娛樂場經理）蕭卓芬（基督敎敎牧仝工會總幹事）羅少榮（歸僑總會副會長）羅安達（葡人，工程師）譚任傑（中醫學會副理事長）譚伯源（廠商會常務理事）釋機修（澳門三大寺院主持）在上述九十人中,有五十四人是通過推荐及自我推荐渠道產 生。有三十六人經由“諮委會發起人會議”商定邀請產生,其中三 人由草委兼任。這是一個具有“澳門特色”的諮委會，即旣能尊重和照顧澳門 長時期形成的社會勢態，即所謂“傳統社團”的代表性,又能提供 機會予思想活躍的新進中靑年,使他們脫穎而出,可以說,幾乎現 時澳門平時所有大膽敢言、積極論政議政的中靑年人士，都已，，羅 致”了進去,這使諮委會的開放程度甚高。這種“傳統社團”的代表 性,和“民主靑年”的論政議政專業精神“相結合”的“澳門特色”,有 可能會成爲澳門今後長時期的社會政治運作模式，對過去長期的 “家長制”模式是一個小小的進步。有論者指出，由於澳門的歷史 和現實情况，仍然應當尊重傳統社團在澳門所起的社會基礎及領243

導作用,正因爲傳統社團的地位特殊,它們所起的“中堅”及“基礎” 作用是任何力量也不能代替的。故此,諮委會的成員以傳統社團 代表作主導,是有必要的。不過,由於諮委會不但要體現其“代表 性”,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實幹機構,且其工作的專業性質也較強, 故也更有必要捜羅那些“敢講話,肯做事”的專業精英。這兩股力 量團結起來,互補長短,由傳統力量作主力軍,而新興力量作爲前 鋒隊,就一定能夠把澳門基本法的諮詢工作做好。至於有人認爲 諮委會的成員是“大雜燴”，這正好是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這是“大 團結”,把各種可以團結的力量都凝聚起來了,這是有利於“百家爭 鳴”,廣開言路的。澳門諮委會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其成員的平均年齡,與澳門的 傳統的“政治社團聯合體”相比,是偏低的。除了商定邀請產生的 成員較爲年靑之外,推荐邀請產生的成員也有不少是中靑年人士。 各傳統社團在推舉候選人時,都能推舉靑年新秀,如中華總商會、 廠商會、出口商會、街坊總會、婦聯等社團，都將旗下的靑年俊秀推 舉了出來,其中一些還是專業性頗強的人士,如陳永棋（同時又是 香港諮委會委員）、譚伯源、陳麗敏、廖澤雲等,曾多次作爲澳門政 府代表團成員,與歐美市場國進行雙邊纖維貿易的配額談判,爲澳 門成衣出口工業爭取到較爲優惠的配額安排。這樣做,不但有利 於諮委會能高效率地工作，對爲將來的“澳人治澳”培養和輸送人 才，也是大有好處的。在諮委會成員中,葡裔人士佔了相當的比例,共有十六位之 多，佔了六分之一強，其中不少是法官和法律界人士,也有政府高 中層公務員及專業人士。這樣的比例,與葡人對全澳總人口的比 例相比，已是偏高的了,完全體現了“中葡聯合聲明”中關於“照顧 葡裔居民的利益”的精神,也有利於安撫葡裔居民的人心。另外, 由於澳門草委會的澳門成員中只有一位法律界人士 （宋玉生）,在 諮委會中多些安排法律界人士,當可彌補這方面的不足,尤其是澳244

門的法律體系是歐陸法系,與香港的海洋系是不同的。有一批熟 悉澳門法律的人士參予基本法的起草和諮詢工作，其作用是不言 而喩的。對澳門諮委會成員還有一個安排,是較爲引人注目的,就是有 幾位是過去曾與親台社團有較密切關係的人士,以及曾在台灣接 受敎育的靑年。這在澳門，是一個突破，對於體現“一國兩制”的最 終目標,表現了誠意。另外，對於近來紛紛到澳門“探盤”的台灣投 資者,也可起到鼓舞信心的作用。其實,在籌組澳門基本法諮委會的過程中,最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開放性和民主程度都較高，無論是擬訂諮委會的章程，還是擬 訂諮委成員產生辦法及名額分配，都曾公開徵詢全澳市民的意見， 還專門舉辦了一個大型的公開性座談會,讓各階層市民充份發表 意見。“發起人會議”根據市民的意見,在確定諮委成員產生辦法 時,除了採用香港的“社團推荐邀請”和“商定邀請”辦法之外,還獨 創了一個“自我推荐”，作爲“推荐邀請”的內容之一,歡迎各階層居 民,尤其是積極參加社會事務,有較強議政能力,卻無甚“社會地 位”的人士自行推荐,大開“才路”。結果,確有不少人自荐了，且其 中的一些人也成了諮委會委員。這一點，比香港“靑出於藍而勝於 藍”,非常難能可貴,尤其在傳統勢力較強大的澳門。“發起人會議”在分別討論通過“推荐邀請”和“商定邀請”的名 單時,採取了不記名投票的方式。由於大多數界別或社團在推舉 候選人時，都按原定名額多推舉了一位候選人,加上有不少界別有 人自荐,便形成了候選人多於名額,經過反覆討論,按各界別的名 額推行不記名投票的差額選舉,選出了五十四名“推荐邀請”的委 員。落選的候選人，一部份撥入“商定邀請”候選人名單,而發起人 在分組醞釀討論時,提出了一些被視爲“商定邀請”,而又未被社團 推荐及未有自我推荐的名單，混合在一起之後,再分界別進行不記 名投票的差額選舉,產生三十六名“商定邀請”的委員。至於最後245

仍落選的社團推荐及自我推荐候選人,則由“發起人會議”發信感 謝他們對籌組工作的關心,支持及對社會事務的投入，同時希望他 們今後繼續關注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制訂工作。當然，也有一些人指出,諮委會人選籌劃過程中欠缺透明度。 在推荐中，除了個別社團外,很少是動員公衆參與的,相反由少數 人決定一切,決定後又不公開公佈推荐（包括自我推荐）入選的名 單。而“發起人會議”又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進行,全部過程都 是悄悄進行的，失卻了推荐的意義。到最後公佈諮委名單時就不 分界別,不分產生方式,只是籠統地按姓氏筆劃排列,公衆很難對 每位諮委進行具體監督和提出具體要求，並把一個本來可以搞得 生動活潑的調動澳人政治積極性的過程弄得十分低沉。對此，“發起人會議”則表示，對推荐候選人的數目及姓名進行 保密,是爲了避免傷害落選者的熱情,並避免因爲挑選諮委而造成 社會上許多負面的影響和矛盾。這個說法也不無道理。澳門基本法諮委會的籌組工作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展開,由 二十二位在澳門（包括澳門新華社的負責人）的草委組成的基本法 諮委會發起人會議,從十一月十一日到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共舉 行了六次會議，而澳門新華社亦協助設立了“諮委會籌組辦事處”。 前三次會議，是籌組工作的第一階段,基本上是進行基本法諮委會 章程的起草工作，委託何厚鋒、林家駿、李成俊、劉焯華和黃漢強等 五位草委組成專門小組,專責章程的起草工作。在草稿擬就後,曾 透過傳播媒介向全澳市民公佈,徵求各界及個人的意見。專門小 組吸收了其中的一些意見，對初稿進行修訂，交由大會通過。後三次會議則是籌組工作的第二階段,專責諮委成員的推選 工作。大會委託了何厚錘、崔德祺、劉焯華、廖澤雲、陳炳華等五位 草委,成立了“諮委會成員名單籌劃小組”。該小組的第一步工作, 是起草“諮委會成員產生辦法”和“諮委會成員界別劃分名額分配” 這兩份文件。在起草工作開始前,該小組舉行了一個大型的座談246

會，徵求各界人士的意見,澳門新華社協調部的工作人員,也向個 別社會人士徵求了意見。該小組草擬並獲大會通過的“界別劃分 及名額分配”辦法,建議諮委人數爲八十一人,分工商界、金融地 產、法律界人士、專業人士、傳播媒介、勞工及社會服務團體、宗敎、 其他等八個界別分配名額，而每一個界別又再按細分爲“類别”。 按照設想，推荐邀請(包括自荐)的人數爲五十四人,佔三分之二， 餘下的二十七人爲“商定邀請”。此文件公佈後,不少人擔心由於“類別”分得過細,而每一“類 別”所獲分配的名額又較少,會演變成類似“慶祝國慶籌委會”的名 額分配,重走“派餅仔”的老路,不利於新人的脫穎而出。這一意見 引起了發起人會議和各界社團的重視,在進行具體工作上都力圖 避免出現這一情况,包括不少傳統社團推舉了新人作候選人,和發 起人會議在甄選委員中盡量做好平衡的工作。三月十三日，發起人會議第五次大會選出了“推荐邀請”的五 十四人,隨後分組討論“商定邀請”的入選名單,經匯總後,由“名單 籌劃小組”進行了硏究,發現二十七人的名額不能滿足實際需要, 尤其是“公務員”和“社會事務團體”的原定名額顯得很不足夠，便 向大會建議增加九個名額，此議獲得了四月七日舉行的第六次大 會的通過,並以不記名投票方式差額選舉出了“商定邀請”的三十 六個委員。諮委會名單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公佈後，進入了籌組工作 的第三階段,即選舉諮委會的常設及領導機構。爲此,成立了由馬 萬祺、周鼎、何鴻樂、何厚鏵、薛壽生、崔德祺、廖澤雲和胡厚誠組成 的“諮委會臨時召集小組”，負責籌備諮委會成立大會等工作。經 過四月中、下旬的三次預備會議，選出了十五位常委，並由常委互 選出正、副主任和秘書長。此名單及全體諮委的名單、諮委會章 程、諮委會籌組過程的工作報吿,提交於五月七日在北京舉行的第 二次澳門基本法草委會全體會議討論通過。 (1989.5.1)247

文禮治第二次訪華一九八九年十月四日至八日，澳督文禮治應中國外交部副部 長周南的邀請,到北京進行了正式訪問。這是文禮治就任澳督以 來,第二次訪問北京。亦是北京“六四事件”之後，第一個訪問中國 的西方國家政治領導人,其所率領的代表團也是“六四事件”之後 訪問北京人數最多的一個。爲此,澳督享受了較高的外交禮遇,以 他一個部長級的官員，竟被招待住進副總理級別以上才有權住進 的釣魚台國賓館。另外，他還被安排參觀遊覽了從來沒向外國人 開放的頤和園佛香閣和西安兵馬俑三號坑。在規格上,卻是像文 禮治第一次訪京那樣,沒有提升，獲得了總理李鵬的接見,並沒有 和更高級的領導人會面。與之進行工作會議的中國官員,也與他 一九八八年第一次訪華時一樣,分別是周南、錢永昌（交通部長）和 姬鵬飛，甚至還少了一個鄭拓彬（外經貿部長）。不過，據說北京對於澳督的這次訪華活動,極爲重視,也寄以 厚望，在醞釀和安排階段，曾提出希望文禮治此次訪問時間長些 （三個星期）,並安排了廣泛的旅遊項目，但澳督拒絕了這一建議, 表示這次北京之行,只是例行的工作訪問。故此,最後的安排是僅 在中國住了四晚,且其日程安排,除了抵京當晩出席周南所設的歡 迎晩宴外,實質的內容都集中在十月五日這一天，包括上午與周南 舉行近三個小時的工作會議，中午與錢永昌會晤並出席後者所設 的午宴,下午會見李鵬，晩上會晤姬鵬飛及出席前者所設的晩宴。 另外,在會見李鵬之後,文禮治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對這次訪 華活動的內容吹了“風”。除此之外,就是到頤和園及西安參觀遊如果說,澳督首次訪問北京，是中國政府在文禮治面臨種種政 248

治困擾，地位岌岌可危的時候,爲了維護澳門在過渡期的社會和政 局穩定,避免因澳門政府內閣頻頻更換而影響澳門過渡期各項工 作的開展,而對文禮治給予政治上的支持的話,那麼，此次文禮治 的訪問，則是以北京希望借助文禮治來向香港政府提供一個好“樣 板”,以及向西方若干國家進行遊說的成份居多。當然,文禮治亦 希望能透過這次訪華活動,爲自己獲得更高政治“分數”，解決澳門 施政方面所遇到的一些實質性問題。因此可以說,澳督的這次訪 華活動是雙方互利的。自從“六四事件”之後，北京與香港、澳門之間的關係曾一度頗 爲緊張，尤其是在香港,英方趁香港居民對中方淸理天安門廣場所 使用的手法感到震驚並對前途大失信心之機,向中方打出了“民意 牌”,其中尤以政務司屈珩的那個“收拾殘局”的演講,將北京與港 英的對立情緖引向高峰,中方在此時也顯得不夠冷靜，發表了一些 “刺激對方”的文章，警吿香港不要成爲“反共基地”。與此同時，香 港當局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接待了一批著名的大陸民運領袖並 將之轉運到歐美去,還透過影響力發動了強烈的“政制方案”論戰, 以圖打亂中方的部署。另外,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正常運作,也受 到阻延。這種不正常的情况，對於還有七年的過渡期工作,是甚爲 不利的。在澳門,當“六四事件”發生後,澳門政府站在民主政治和人道 主義的立場上,也曾表示過遺憾,並決定取消六月十日“葡國日”的 帶有歡慶性質的活動，還把原定於六月八日開始的“第一屆國際煙 花比賽匯演”押後。但冷靜下來之後,葡國和澳門政府又採取了務 實的態度,恢復了與北京的種種關係,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和中葡土 地小組都先後恢復了活動並舉行了會議，澳門政府與北京關係也 沒有搞成中國與香港這樣緊張，自然保持友好。譬如,魯平在九月 的訪澳,只是作爲澳門草委會的內部活動,並無外交性質,澳督文 禮治亦抽空接見了他。另外,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的雙方組長康冀249

民、賈達林,有意在公衆場合表現出“親密”的姿態,這與香港的“拒 絕接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此,北京是頗爲滿意的。在九月間，新華社便連續發出了多 條電訊，報道中葡聯合聯絡小組“成績顯著”,澳門基本法起草諮詢 工作“正常進行”的消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的慶祝活動 中,江澤民和李鵬的講話，都避免了把澳門列入“顚覆基地”的範 圍，李鵬還特地提到,中葡兩國在執行“中葡聯合聲明”時建立了富 有成效的合作。爲此，北京確是有意利用澳門這個“典型”,向香港 進行“示範”,甚至施加一些“壓力”。澳門與中方的友好合作態度 有利於雙方的溝通和對話，可以使過渡期的問題處理、解決得更爲 妥貼,而採取對抗的態度，就使對話的渠道中斷,不利於過渡期各 項事務的處理工作。北京的這一意圖,在文禮治訪華期間很明顯地表露了出來。 周南在到機場迎接澳督時，指出中葡兩國的關係未受到北京六月 風波的影響,這說明中葡兩國是“明大體,顧大局”的,他還稱讚澳 督爲維護澳門社會發展“做了許多工作。”他表示，對於兩國合作, 貫徹“中葡聯合聲明”感到滿意,寄望能進一步合作,相信透過澳督 此次的訪問,會推進雙方繼續貫徹執行聯合聲明,繼續發展中葡友 誼。李鵬在接見文禮治時,也對“中葡聯合聲明”的實施進展順利 表示滿意,並表示澳門問題是連結中葡兩國的一條紐帶，希望雙方 爲聯合聲明的進一步貫徹實施作出新的努力，從而推動兩國在政 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關係的全面發展。李鵬還希望,對聯合聲 明的執行成爲實施“一國兩制”的典範，成爲國與國之間在和平共 處五項基本原則基礎上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典範。李鵬還表示, 對葡國政府在中國“平息反革命暴亂”一事上所採取的審愼態度表 示“讚賞”，他對文禮治說“歷史將證明這樣做是明智的。”而文禮治 則解釋說，葡國對於天安門事件中國採取的方式沒有加以譴責和 單方面停止雙方接觸,原因是“爲了澳門居民的利益”。250

周南在陪同文禮治訪問西安時,更向記者們明確地表示了北 京的意圖。他說,希望在澳門和香港問題上,中葡及中英都抱着嚴 格執行聯合聲明的精神進行合作。在過去的一段時期,中英兩國 在香港問題上的合作不錯。但“六四”之後,兩國在這問題上出現 了一些歧見，但責任不在中方，希望英國亦如葡國一樣與中國合 作，他說:“很希望英國的朋友能夠在香港的問題上,回到正常化的 路上來,只要能做到這一點，我們當能恢復美好合作。”他又表示, 如果有人想攪亂香港，對中英雙方,特別是香港居民很不利。因爲 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不單對中國有利,對英國也有利。如果把 香港攪亂了,相信這對大家都不利,首先是對香港居民不利。北京希望在邀請文禮治訪問中所促成的政治效益,當然不止 是針對中英關係和香港問題那麼簡單，還意圖進一步向世界各國 表明“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大好形勢”，並請求文禮治作向西方 國家傳遞消息的“特使”。衆所週知，自“六四事件”之後,國際間響起了一片“杯葛”和 “制裁”之聲,中國與歐美各國的外交活動陷於停頓,只有幾個亞非 小國到北京訪問,與往年的頻繁外事活動相比,頗有“門前冷落車 馬稀”之狀,故連一些重要性不高的“貴賓”到訪,北京政要都忙不 迭地出來接見一番，而他們在過去是根本見不到國家主席和總理 的,澳督的到訪,顯然是爲北京正在演奏的“遍天下”樂曲,增添了 一道配音。文禮治這次也認眞“識做”，他強調在評論天安門事件時，雖然 “無需放棄維護人權”，但事件始終是一個“內部問題”，要從中國存 在異常複雜艱巨的政治問題這個角度來觀察。他還說,不能採取 孤立中國的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是誰也 不能忽視的，他指出葡國已在歐洲共同體內部盡力使自己的外交 政策與共同體區別開來，明確澳門問題只是北京與里斯本之間的 雙邊問題,無需同其他十一位共同體成員國進行政治協商。251

據接近澳督府消息人士透露,在這次訪問過程中,中國領導人 委託文禮治，擔任溝通與歐洲共同體國家關係的“特使”的角色,而 在中國過往的外交史上,由“第三者”來轉達重要訊息也是拿手好 戲,以免雙方“話不投機”時當面碰釘子。過去,由巴基斯坦總統轉 達周恩來邀請尼克遜訪華,以及羅馬尼亞總統轉達鄧小平致戈爾 巴喬夫的信函，便是這一外交技巧的高度發揮。現在，又輪到文禮 治去擔任這一個角色了。文禮治在結束訪華之行返回澳門的翌日，會見了經濟合作與 發展組織(OECD)中九位成員國的特使,向他們分析了中國和葡 國現時的關係,以及澳門和北京已經加強了聯繫。澳督向他們表 示,澳門有別於香港,澳門和香港無論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有着不 同的地方。澳督還向特使介紹了北京的“眞實情况”。在十月底, 文禮治返回葡國述職時,又向葡國總統蘇亞雷斯介紹訪問北京的 情况,並在行前聲稱他已“掌握了大量有關中國現狀的情報”,會與 總統、總理就此進行分析探討。文禮治還向蘇亞雷斯轉達這樣一 個訊息,中國無意與西方對抗，更不會因北京事件而改變對外開放 的政策，而蘇亞雷斯亦將於十一月初訪問西歐共同體的一些國家 向他們轉達北京的這一訊息，爲西歐共市成員國恢復與北京的關 係穿針引線。有消息說,如果這個“特使”的使命成功,中國將會加 強與澳門的聯繫，協助澳門逐漸部份取代香港國際貿易及金融中 心地位。當然,北京在對文禮治給予較高的外交禮遇並對澳門政府執 行“中葡聯合聲明”情况給予較高評價的同時,在澳府對“三化”問 題上的曖昧態度,也有所保留,而文禮治似乎也察覺到了這一點 ， 他在北京接受《瞭望》雜誌獨家訪問時,便表示將盡最大的努力,使 公務員本地化成爲一項眞正的成就，“而不是只停留在決心上”。 在返回澳門之後，他又透露,澳門政府會在一九九。年初正式宣佈 澳府的公務員本地化計劃。252

文禮治這次訪華活動,確是起到了進一步提高他的政治地位 的作用,並像他所說的那樣,解決了一系列的實質性問題。他這次 訪問北京,與上次相隔了一年零五個月，在這段時間內,澳門的政 治、社會情况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澳府亦面對着一系列的難題需 要解決。這些難題,旣有屬於澳門政府內部運作和施政方針內政 方面的,也有屬於過渡期爲政權順利交接而進行的準備工作。這 些難題,有不少是必須與北京直接對話,取得協調之後,才能解決 的。比如,大型建設工程的開展，牽涉到中葡雙方都有監管權的批 地問題，國際機場的投資和興建,也與中資機構的作風有頗大的關 係,將來國際機場的管理和使用，同樣牽涉到領空權和空中交通管 制,以及直達珠海的旅客通道的管理問題等等，都有必要加強與北 京的直接對話和協商,由北京來拍板決定。否則，如果只是依靠透 過澳門的中方代表來上傳下達,有時,未必取得最佳的效果。據接近澳督的消息透露,文禮治這次在北京對駐澳的一些中 方機構,向中國領導人吿了一“狀”,歸根結底,就是有時澳府想向 北京表達的訊息,未能及時準確地轉達上去,往往延誤了澳府的決 策。比如,在批地問題上,這次文禮治便“參”了一“本”,謂關於澳 門各項大型建設工程,在他上次訪京時,便獲得了北京領導人的大 力支持，但在具體的行政運作中,國際機場的批地問題便被拖了七 個月之久,這七個月在機場興建進度表中,已是不短的時間了。據 說，周南、錢永昌等人在分別聽到這一反映後,大表驚訝,說自己也 不明白爲何批地問題會拖了幾個月的時間。對此,文禮治又“趁熱打鐵”，提出了一九八九年批地限額的問 題。他表示，該年澳府收到的要求批地申請，共有六十五公頃,經 過有關部門的認眞審核,認爲其中有四十三公頃是非批不可的，因 爲這些土地都是用來進行有益於澳門社會繁榮安定的建設項目 的,有些更是急須進行的工程。但是，“中葡聯合聲明”所規定的每 年批地限額只有二十公頃，中葡土地小組中方代表團也只允該年253

最多批地三十二公頃,這遠遠未能滿足澳門需要，希望北京能理解 和支持澳府的要求。在與錢永昌的會晤中，文禮治談到了澳門機場的領空權問題。 另外，文禮治亦就國際機場首期工程中，對某中資機構的作風吿了 一狀,謂該機構並不習慣西方對大型工程的投標方式,而是大搞 “特權主義”，恃着自己的特殊背景和股東之一的條件,反對澳府對 工程進行公開投標的計劃，要求澳府將工程以“批給”方式給中資 集團承建。文禮治發牢騷說,只此一次,下不爲例,以後的各項跟 進工程，都是以公開競投方式決定承建單位。文禮治在與中國領導人的會晤中,據說還談到了澳門與珠海 的雙邊協調問題,指出珠海市出於對國際機場選址爭奪戰失利存 有報復的心態,對不少澳門與珠海有雙邊關係的問題,都加以阻 撓。另外,文禮治還提到了澳府與澳門的中方代表機構的雙邊協 調問題,不過,他在公開談話中,並無就這問題表示過任何不滿的 意見，相反還明確的指出，澳門新華社就是中國在澳門的代表機 構,澳府有關的事務應與該社協商解決。對於文禮治的這些牢騷,中國的領導人都是以好言安撫,李鵬 在會晤文禮治時,便對陪同會見的周南、魯平等人說，“澳督如有什 麼要求,要好好地爲他解決”。對此，周南等人當然不敢怠慢，爽快 地答應了澳督提出的一九八九年批地四十三公頃的要求。翌日， 在澳門舉行的中葡土地小組第六次全體會議，便正式批准了批地 四十三公頃的申請。另外，錢永昌亦表示,中方將全力協助澳門解 決國際機場的領空權問題,並與文禮治定下了大原則,決定由雙方 的技術人員進行實質性的磋商，根據這個大原則來進行技術性的 處理。可以說，文禮治這次訪問北京，是獲得成功的。故而,他在返 抵澳門之後，也就顯得相當的意氣風發。他在會見澳門中華總商 會及建築置業商會代表時,除了大談這次訪華活動的成果外，還大254

談澳門將來的經濟發展計劃,並允諾將與澳門各界做好配合發展 澳門經濟。但是,這時卻發生了一宗令澳府頗不高興的事情，幾乎把澳督 訪華歸來時的愉快心情一掃而空。這件事,就是珠海拱北的邊防 軍警,拒絕接受澳門警方遣返大陸的偸渡客。澳督府人士認爲，如 果說深圳方面拒收香港的非法入境者,是爲了反擊港府在“楊洋事 件”中的態度，尙算“事出有因”的話,而珠海方面的“拒收”,則屬於 “無事生非”了。這是因爲,澳門政府在北京“六四事件”之後,未有 惡化與京當局的關係,這是文禮治在北京訪華時,受到北京領導人 當面肯定的。而且，即使是在對待類似處理大陸民運人士外逃的 問題上，澳府一直是採取低姿態,盡量避免刺激北京。因此,珠海 方面對澳門警方實行“拒收”的失當措施，是不利於維護中葡友好 關係,也不利於澳門的社會安定的。而且,也等於是間接否定了幾 日前北京領導人對澳門政府的評價，把澳門與香港對北京的政治 態度混爲一談。這問題被迅速地反映到北京去。十月十二日，外交部發言人 在新聞發佈會上,在強烈譴責“楊洋事件”的同時，表示對珠海拒收 澳門偸渡客一事“毫不知情”。但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則對此事予以 高度關注,曾派員與公安部聯繫,公安部則表示，從未下達過拒收 澳門偸渡客,以及要求澳門警方詳報偸渡客身份資料的命令。爲 此,公安部已經着手進行調查,並責令有關單位“檢查”。這一“仗”，文禮治又打贏了。(1989.11.16)255

澳門政府變賣公產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必須把澳門的 行政管理大權，交還給中國政府。按照國際上的慣例,在政權移交 時,除了將行政管理大權移交之外,還得將原政府的所有財產,包 括動產和不動產,原封不動地移交給新政權。從這個角度而言,澳 門政府現時所有的土地資源,公共建築物,各政府部門的辦公設 備,以及以政府名義經營或參股的公共企業等，都必須完整無缺地 移交給將來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然而,隨着“一九九九”的日漸接近,行政當局正悄悄地進行着 將政府公產出售給葡資私人機構的活動。由於“中葡聯合聲明”是 保障私人財產的,屆時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對於澳門政府在“九 九”之前出售給葡資私人機構的公產,也就無權接收。這樣,就令 人產生一個疑問:澳門政府這樣做,是否搶在“九九”到來之前,把 本來應屬於將來特區政府擁有的政府公產，出售給葡資私人機構, 使公產變爲私產，以逃避特區政府的接收？爲此,澳門的社會輿 論,不論是傳統的勢力,還是新興的獨立人士,都紛紛指責澳門政 府的這一行爲,有人更不無憤慨地指出,當局這樣做,有盜賣未來 特區政府財產之嫌。澳門行政當局在財產方面的“偸步”情形,如果羅列起來,也確 實是令人吃驚的。筆者能査到的資料，就有以下的幾宗:將澳門貨 幣的發行權,以“委託”方式轉移給大西洋銀行;將澳府擁有的澳門 電力公司股權廉價出售給葡資公司;將賈梅士博物院出售給東方 基金會等。而正在醞釀中的“轉資”計畫則有保留出售南灣海灣 工程公司股權的權利;將郵電司轉爲私營企業;將七百個政府宿舍 單位出售給葡資公司;以及將市政廳的收集和處理垃圾的工作，交256

給私人公司經營等。另外,當局亦曾考慮,將澳督府出售給東方基 金會以便在“九九”之後將其改爲“澳門博物館”,以宣揚葡人五百 年來縱橫馳騁東西諸洋的“輝煌歷史”。上述一系列的“轉資”計劃,最早實施的是批轉澳門貨幣的發 行權。本來，澳府當局曾在一九八八年底便有此議。當局的如意 算盤是,趁解散發行機構,成立貨幣暨匯兌監理署之機,把本來屬 於澳門政府的澳門貨幣發行權,轉爲“委託”大西洋銀行行使。當 局此議受到澳門社會輿論和銀行公會的反對,認爲按照“中葡聯合 聲明”的有關精神,在“一九九九”之後,澳門貨幣的發行權,仍然屬 於澳門特區政府。屆時,特區政府可以授權某一間指定的銀行行 使發行澳門幣的代理職能。這間銀行或是大西洋銀行,也可能是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或其他銀行。但按照澳府的計劃,“委託”大西 洋銀行行使澳門幣發行權的合約期限,直到二〇〇四年,也就是 說,跨越了“一九九九”，侵犯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對發行澳門貨 幣的專有權。而且,大西洋銀行的總部是在葡國,是一家兼具商業 銀行和中央銀行職能的銀行，其在澳門的分行只是一個分支機構, 從行政,財政等方面都要受其葡國總行的控制。假如到“九九”澳 門大西洋銀行仍未脫離葡國總行而獨立成爲以澳門爲基地的商業 組織，屆時澳門特區的貨幣發行權,便會完全控制在葡國人的手中 了。澳府的這一計劃,由於遭到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被迫擱置了 下來。而葡國大西洋銀行總行總裁高樹培在到澳門視察澳門分行 的業務時,也表示澳門大西洋銀行不會主動爭取發行貨幣的職能。 但過了大半年之後,發生北京“六四事件”,當時的澳門居民滋生了 對北京當權者強烈的不滿情緖和離心傾向，以往高昂的民族意識 曾一度被這種不滿情緖所掩蓋，再加上當時中國的外交遇到了嚴 重的挫折,據說“六四”後的幾天內,北京駐澳門各機構還無法與北 京外交部取得聯絡。在此情况下，澳府認爲時機已到，事先並無知257

會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和澳門銀行公會，也不公開宣佈, 便於七月一日以突然襲擊的方式，與大西洋銀行簽署了一份合約, 把澳門貨幣的發行權從政府手裡轉給大西洋銀行，並且拿出八億 元無息貸款,高達澳門外匯儲備的三成。按當時最優惠利率計算, 這筆無息貸款每年的利息收益便達八千八百萬元以上，相當於大 西洋銀行一九八八年交稅前盈利的三•六倍。到“一九九九”的利 息總額便達九至十億元,再加上本金,屆時特區政府便將損失逾二 十億元的財富。在澳門行政當局“財產偸步”的行動中,另一宗引人注目,又最 惹人非議的，就是澳府廉價出讓澳門電力公司的股權了。一九八 九年十二月六日,澳門政府終與一個由葡資電力、銀行及投資公司 所組成的財團簽署了一份協議,以四億二千一百萬元的價格,將名 下持有的四成五股權，轉讓給這個葡資財團。連同年前已出讓給 中法能源公司的四成五股權,澳府已將九成的澳電股份出讓,僅持 有剩下的一成股權。不過,澳府說仍享有澳電的管理權,以及在必 要時可掌握仲裁權。也就是說,澳府所持有的澳電“主權”，已有大 部份出售，但仍保持對澳電的“治權”。應當承認,澳門政府對於挽救澳電，使其扭虧爲盈,並穩定及 降低電費,保證電力供應充足,改善供電網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 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據資料顯示，自澳府於一九八四年六月 重組電力公司之後,澳電開始出現了年度盈餘，一九八九年的純利 更達到一億二千萬元,是連續第三年獲得逾億元純利。在將這些 利潤用於還債和塡補過去積存的虧損之後，累積虧損已逐年下降， 減至一九八九年的一億五千萬,負債相當於總資產的百分之十一 點六。預料，一九九一年便可還淸全部債務,股東便可獲派股息。 另外,澳府以補償貿易方式向廣東省買電,不但保障了澳門的電力 供應,也協助廣東省改善了珠江三角洲一帶,特別是珠海特區的供 電狀况。258

但是，正當澳電的經營逐步走向正常,負債逐步降低，供電服 務亦逐步改善的時候，澳府卻以相對低廉價格出售手中所持有的 澳電股權,損害了澳門的利益,也損害了過去響應澳府“挽救澳電” 呼籲並曾以各種方式參與澳電投資或注資的工商機構團體的利 益，因爲他們十多年來從來沒有拿過股息,而新股東在收購澳電股 份不久,便可開始獲得派發股息了。衆所週知,當一家公司的經營狀况出現虧損時,其股値一般是 低於資產總値的;而相反如果公司經營狀况較佳,則股値大大高於 資產總値。這就是說,在澳電經營好轉之後出讓澳電的股份,實有 取巧之嫌。况且,澳府是早在一九八七年六月間,便已與葡資財團 簽訂了轉讓股權意向,按當時澳電的資產淨値計算，每股轉讓價爲 一百六十一元。在兩年半之後,澳電的資產淨値有大幅提高,相當 於每股二百二十元,且每股的盈利率由當時的十八元一角增至二 十三元二角。但是,在正式簽署轉讓合約時,仍然是以兩年半前所 定的低價,即四億二千一百萬元交易,而不是按照此時的實際股 値五億七千四百萬元易手，這就更加暴露了當局有意壓低澳電的 股値和“化公爲私”、“以權謀私”的意圖了。退一步來說,即使是兩 年半來澳電的經營狀况沒有變化，但同期的物價指數也是有所變 化的,實際交易股價亦應比意向書爲高。對於這個事實，一些建議在澳門開設股票市場的工商界人士, 其主張更爲強烈,認爲這是監管公營事業的一個好辦法,這是因 爲,假如澳門開設了股票市場,又假如澳電是上市公司,以澳電今 日經營狀況來看,澳電的股價是遠遠超過每股一百六十一元的。 這樣,不但政府所掌握的資產總値大爲提高,而持有澳電股的工商 界人士也會受益。另外,葡資財團“收購”澳電的股份,是不須立即 拿出“眞金白銀”來的,只是待澳府需要現金進行大型建設時才陸 續支付，這更是在侵吞本地納稅人的利益。因爲澳府現時的財產 狀况較佳,且大型建設資金是逐年支付,故葡資財團也就是在尙未259

眞正拿眞金白銀情况下,便可收取利息，眞是“無本萬利”的生意。 如果不是來自“祖家”的葡資財團，又有誰人可以享受到這樣優厚 的條件？故此，有些輿論更指出,這種做法是有損澳門投資環境 的,對其他外資及本地資金甚不公平,影響澳門吸引外資的形象。連續兩宗“財產偸步”事件獲得成功之後,澳府可能從中總結 了經驗，認爲雖然澳門的民間社會輿論強烈批評和反對這些所爲， 但由於北京在中英及中港關係緊張之際,會千方百計地維護中葡 和中澳關係,除了極爲重要的主權問題之外,其他的各種問題還是 以“忍”爲主的,不會爲了這些“小事”而影響其外交進展意圖。故 此,也就更加有恃無恐,繼續肆無忌憚地進行“財產偸步”的工作 了。在一九九。年四月間,便先後放出了將郵電司轉爲私營,將市 政廳的街道淸潔工作交給私人公司經營，以及將屬下七百個公務 員宿舍單位出售給即將成立的葡資地產公司等。目前,澳門郵電司主要承擔了三個方面的職責,即郵政服務、 郵政儲金業務和無線電監管工作。據一九八八年底的資料顯示, 郵電司的資產淨値爲一億四千二百萬元。而一九八九年的純利爲 一千一百多萬元。一九九。年三月間，工務運輸政務司韋高信委 派羅必實工程師到郵電司工作六個月，以評估郵電司目前的經營 運作情况,並負責與私人機構磋商,把郵電經營私有化。這一消息於四月底傳出並得到郵電司代司長羅庇士證實後, 在澳門又引起了一陣嘩然。一些會計師在分析後指出,在郵電司 的三個業務機能中，無線電監管工作顯然是不適於轉給私營企業 的。同時,仍然保持郵政司架構行使該職能,又會令私營化的效果 大打折扣。郵政儲金（主要用於公務員貸款供樓）是與郵政無關的 金融服務,也是現在郵電司盈利的主要來源,不可能轉給另一私營 企業經營。即使是郵政服務項目，是否可以全部轉給私營企業經 營,有關的資產如何作價,如何制訂合理的轉讓條件,以及在轉讓 後如何採取有效的監管措施，保證其服務質素和控制其服務收費260

價格，都是値得仔細斟酌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四月二十日，經濟事務政務司范禮保對 葡新社透露:澳門政府將把部份政府房產賣給一家將在兩個月內 正式成立的葡資私營地產公司，所涉及的房產共佔七百個住宅單 位，據經濟學家米蘭達撰寫的硏究報吿書估計,這批房產總價値爲 四億元。澳府在出售這些住宅單位後，原居住在內的公務員，就須 轉向這家地產公司交租。而澳府賣屋所得之款項,就用來投資於 建設經濟房屋（即“廉租屋”）。范禮保的這一構思,同樣也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強烈反應，除了 有關“財產偸步”的指責之外,還引起了兩類人士的擔憂,其一是公 務員，他們擔心此計劃會使公務員的利益受損，因爲租住政府宿舍 是公務員的福利之一,如果宿舍是由政府管理,當然會按公務員制 度法律的規定，收取較低廉的租金。但在將宿舍出售給私人公司 之後,後者作爲商業機構,當然有成本計算和盈利指標,在此情况 下，也就必然要將租金提高,而使租住這些宿舍的公務員，享受不 到廉屋福利了。另一類對此憂心的人,是二千三百個社會房屋的 租戶，他們亦擔心政府會將這些社會房屋出售,使他們享受不到廉 租的社會福利。在澳門行政當局搶在“九九”之前進行公產“偸步”的一系列部 署中,南灣海灣公司的股權出讓的問題,更是牽涉到變相“賣地”的 問題。其性質,有點類似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中葡聯合聲明” 正式生效之前，行政當局“突擊批地”以逃避將賣地收入撥出一半 交給未來特別行政區政府作發展基金那樣。南灣海灣工程公司,是專爲重建南灣海灣工程成立的。這個 計劃,是在葡京酒店對開海面,至西灣半邊橙之間，修築一道大堤， 堤內設兩個人工湖，以徹底改善目前南灣淤塞污染的現象。該計 劃還將進行塡海,所得土地用來興建四千四百個住宅單位,十萬平 方公尺以上的寫字樓，十萬平方公尺的酒店,以及數萬平方公尺的261

商業服務用地，一萬個泊車位。該計劃對於澳門的都市化,改善環 境,以及疏導交通，是起很大的作用的,受到市民歡迎。按照行政當局的有關批示，南灣海灣公司由澳門政府、澳門旅 遊娛樂公司、中國建築公司、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澳門國光公 司、葡國國際金融公司以及何厚鏵、馬有禮組成,註冊資本額八億 元，成立時需融資四成的股本，即三億二千萬元。澳門政府原持有 該公司的二成股本,後因被獲分配一成股本的中國國際信託投資 公司退出,沒有認購名下股權,這一成股權歸澳門政府所有。這 樣，澳門政府就共佔有南灣海灣公司的三成股權,亦即佔有二億四 千萬元的註冊資本,在公司成立時,應繳交九千六百元的實收資 本。如果澳門政府確實是像其他股東那樣,拿出眞金白銀來參股 的話,倒也沒有什麼欠妥的地方。但據有關消息稱,澳門政府是以 土地佔股的,也就是說,政府參加該公司的資本,只是屬地區公共 財產或公共自然資源的土地。換一句話說,整個南灣人工湖計劃 所需的土地，等値於二億四千萬元。如果不是政府作爲該公司的 股東的話,該公司向政府申請批地時,至少要繳交二億四千萬元的 地價金。而按“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二的規定,當局就必須將其中 的一半,即一億二千萬元，撥交給未來的特別行政區政府作儲備基 金。然而，一九八九年底中葡土地小組在批出該工程首期所需的 四十公頃土地時，行政當局以“公共發展工程”爲由,只是收取象徵 性的批地金,就像國際機場工程所需土地那樣,每平方米的賣地收 入只有極少的數目,未來特別行政區政府在該項批地所得收入,只 是分到幾十萬元,與上述所說的一億二千萬元的應收收入,有天淵 之別。但是，當整個南灣人工湖計劃完成後,其實際價値可能還要比 上述數字高上百千倍。因爲按照計劃,有關的建築物的總價値超262

逾百億元,在扣除成本之後,盈利非常可觀,政府名下三成股權的 股値，當也有數十億元。然而，有關成立南灣海灣公司的批示中，留下了這麼一條尾 巴:澳門政府保留在日後出讓其名下一半股權的權利。這樣，就會 變成行政當局借助其他股東的投資而使自己“無本萬利”之後，再 將名下一半股權出售,以套取巨額現金。而且,這些出售股權所得 的款項,是不須撥出一半給未來的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這樣，就演 變成“變相賣地”了。對於澳門政府的這些“小動作”,北京駐澳機構當然是甚感不 滿,但又不能公開反對,以免被指爲“干涉内政”。不過,有人卻在 私底下表示,旣然現時澳門政府出售政府公產是抵觸“中葡聯合聲 明”的行爲，屆時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也就有權保留不承認這些交 易的權利，以及宣佈收回這些已被現時有關部門所盜賣的公共財 產的權力,因爲這些財產本來就屬於特區政府。如果特區政府屆 時果然使用這一權力,現時購買了這些公共財產的私人財團,就會 蒙受損失。這些,有關財團在計劃購買澳門政府公共財產之前,是 不能不深思的。(1990.6.1)263

删改演説詞的風波有段時間，澳督文禮治公開指責中方對澳門事務“指手劃腳二 隨意干預,引起了各方的重視。文禮治說,中國當局對一些過渡期 內僅屬澳門政府負責的問題發表意見,不知節制,是一件令人憂慮 的事。文禮治還具體地提到了令他憂慮的一些事,是澳門基本法 草委會秘書長魯平，就台灣在澳門開設旅遊貿易辦事處,及葡京酒 店對面的阿馬留銅像等問題講了話，而“魯平的講話幾乎等於是對 澳門事務指手劃腳”，他說他已感到中澳之間的關係已有所改變, “因爲過去中國在這些問題上通常是十分愼重的”。文禮治還坦率 地承認，上述問題是他與總理會談中觸及的一個基本話題。澳門文禮治爲什麼忽然“發惡”呢？其實內裡是有因由的。主 要是他當時受到了兩面夾攻，落得了個“兩面不討好”的境地:葡國 朝野的政客指責他是“無原則地遷就北京”,並向他施加政治壓力； 而北京方面卻似乎並不體諒他走親北京路線所冒的政治風險，有 時在澳門政府的一些內部事務上喜歡公開批評,令葡國政黨頗爲 不滿，抓住文禮治擅自刪改葡國政府國會事務部部長盧禮略演說 詞的機會,再次向文禮治施加沉重的政治壓力，要他出席國會的 “聽證會”作出解釋，幾乎令他在政治上翻不了身。文禮治在此危急的情况下，公開發表了批評北京政府和魯平 對澳門事務“指手劃腳”的談話，籍此來紆緩壓在自已頭上的政治 壓力,以求得各黨派的諒解。因此可以說,文禮治在玩“中國牌”玩 得忘乎所以之後，終於嚐到了自己釀造的苦酒。引起這次文禮治“發炮”的中心點，是文禮治“刪改演說詞”事 件。每年的六月十日，是“葡國日，賈梅士日暨葡僑日”，澳門政府 都舉行盛大慶典,並向有功人士授勛。而葡國政府亦會派出一名264

部長級的特使,到澳門宣讀總統賀詞或政府演詞。在過去,葡人會 藉此機會大肆宣揚其五百年來的輝煌“航海史”，亦即老殖民主義 的“開拓”和“發現”史。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這一慶典宣揚 殖民開拓歷史的調子已經降低,但繼續宣揚葡人的“愛國精神”。 一九九〇年的慶典，是由葡國政府國會事務部長盧禮略擔任特使。 這個盧禮略,雖然只是官拜部長,但在執政黨— 社會民主黨中的 地位卻頗高，一度擔任過副總書記,與總理施華高有着十分密切的 私人關係。盧禮略在起程前,便將自己在慶祝會上的演詞傳眞到了澳門, 供澳府提前作翻譯中文和複印等技術處理。然而，在啓程後,由於 飛機零件故障,盧禮略被迫滯留在倫敦,未能趕及抵澳出席慶典。 文禮治在與盧禮略電話聯絡後,決定由澳府秘書長簡能思代讀。 文禮治在電話中又提出,演詞中有幾處地方似有刺激性,恐會引起 北京的不高興,希望能刪去，他所指出的實例,是演詞中有關頌揚 在葡人佔領澳門歷史中起關鍵作用的阿馬留和美士基打的“事跡” 的詞句。盧禮略接受了文禮治的建議，同意刪去這些詞句。然而,在簡能思宣讀這篇演詞時,除了已徵詢得盧禮略同意的 地方外,澳府還自作主張地刪去了幾個地方,如提及到葡國將捍衛 人權的內容，以及在一九九九年後葡語仍得在澳門繼續存在的段 落等。包括已徵得同意刪除的地方之處,這篇演詞一共被刪除十 一處之多。在慶典過後,盧禮略才抵達澳門,但他並未就演詞被刪改一事 提出過什麼意見。但他在返葡後不久,葡國的傳媒便爆出了這一 內幕。開始所報導的消息,謂文禮治全未經同意便作出刪除,文禮 治則回答說全部刪改都已徵得了盧禮略的同意。而盧禮略則對此 爭論不置一詞。不過,盧禮略在應邀出席中國駐里斯本大使的晩 宴時,就把其演詞原文和刪改稿交給了大使,但大使並無作出什麼 表示。似乎，事情可以吿一段落了。265

然而，一些早就想推翻文禮治的政客,卻不願放過這一送上門 來的機會,必欲置文禮治於死地而後快。他們分析了“删改演詞” 事件的內容之後,認爲文禮治犯了兩個大忌,其一是不尊重葡國政 府,特別是在葡國政壇面臨總統和國會兩個大選之際,這樣做有向 正在進行國會和政府“衛冕戰”的社會民主黨作出挑戰之嫌;其二 是文禮治侵害了葡國關於捍衛人權的國策和保衛葡語地位的政 策。一些政客還不斷地向總理施華高和國會議長郭斯保打“小報 吿”,謂文禮治是“無原則地遷就北京”，“爲中國利益服務”,“對中 國太渴望，熱情”,也有人以魯平最近批評澳門內部事務的一些談 話內容作例子,力證文禮治的“親中國”路線已經“失敗”,即北京對 文禮治的軟弱和忍讓並不“領情”，相反還“得寸進尺”地干預澳府 的內政，連帶葡國政府的尊嚴也受到了侵犯，但文禮治卻越走越 遠,因爲北京不喜歡“人權”這個詞,就把盧禮略演詞中關於人權的 內容給刪掉了,幾乎是等於否定了葡國人道主義的國策。葡國政客的輿論越做越大,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便乘勢 向國會提出動議,由國會舉行聽證會,要文禮治和盧禮略分別到國 會將事情解釋淸楚,並應由國會對此事件作出結論。這一動議獲 得了國會中其他五個黨團的支持,其中包括文禮治所在的社會黨。 過去一直信任和支持文禮治的總統蘇亞雷斯,面對文禮治這次作 出的被葡國輿論指責爲“荒唐”的行爲,也感到不高興了，認爲文禮 治不應該刪改這篇講話稿,但爲了顧全社會黨的面子,又不能公開 其對文禮治的不滿,只能表示繼續支持文禮治。文禮治對於“刪改演詞”一事,以及要他出席聽證會的動議,開 始是不以爲然的,以爲他刪改演詞是了爲保持中葡友好關係,是爲 澳門利益着想。根據過去的經驗,他肯定會得到北京的報答,設法 再幫他一把,而蘇亞雷斯亦將繼續信任他,故他的政治地位並不會 受到影響。過去的多次政治危機都在北京和總統的幫助下安然渡 過了,這次又算得了什麼？故此，他曾輕鬆地回答記者說,沒有聽266

證會這一件事。即使是他接到通知要返回葡國出席聽證會時,還 強調他此行是爲了向葡國政府和外交部長進諫，要求他們在西歐 共市高峰會議上多做工作，說服共市各成員國解除對中國的封鎖。 豈不知,文禮治此語令社會民主黨人更爲反感,因爲這句話的本 身，就有對葡國政府“指手劃腳”之嫌,而葡人對於自己權力的尊嚴 一向是最爲認眞和看重的，“究竟是你話事,還是我話事”便是他們 的口頭禪。文禮治這句話，還被葡國政客指爲是在“爲中國利益服 務”。旣然文禮治喜歡玩“中國牌”且玩到“過火”，又旣然文禮治把 自己的政治前途維繫在北京的幫助上面,葡國政府客便決意在這 方面打開突破口，“敲醒”文禮治了。他們的“王牌”,就是魯平六月 初在北京的連番談話內容,以此來證明,文禮治玩“中國牌”的“失 敗”,和北京對文禮治的友好並不“領情”。六月二十七日傍晚,施 華高總理在接見文禮治時,便向文禮治攤出了這一“王牌”。當然， 作爲亦主張與中國保持適當的友好關係的施華高，並沒有像朝野 政客那樣公然施加壓力,只是擺事實講道理,讓文禮治明白“刪改 演詞”事件的嚴重性,以及他對國家尊嚴的損害。直到此時,文禮治才知自己是闖了大禍,政治地位岌岌可危。 爲了在聽證會前緩解朝野的政治壓力,取得議會內各黨團的諒解, 他不得不採取“自我保護”的臨時應急措施了。於是，他便在拜會 了總理之後,向等候在外面的記者們猛烈地抨擊北京,說出前頭的 一番話來。魯平六月在澳門基本法草委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會前 會後,曾在回答記者問題時發表不少談話，爲什麼施華高對上述兩 個內容特別敏感？原來,台灣外交部在澳門設立“駐澳門台北貿易 旅遊辦事處”之前,曾報請葡國外交部批准。隨後,有關人員在到 了澳門之後，又聘請了律師,以商業單位的名義,按足葡國及澳門 法律所規定的一切手續，來註冊成立的。魯平多次強調不准在澳 門設立台灣的官方或半官方機構,還要求澳府下令該機構改名甚267

至是將之關閉，六月初還說如澳府不採取行動,中國是有辦法搬走 它的,這無疑是對里斯本外交部的一個挑釁,且被視爲不尊重澳門 和葡國的法律,未到“九九”便已指手劃腳了。至於銅馬塑像,魯平只是說過它是殖民主義的象徵,並沒有要 求葡方在“九九”之前將之拆除。施華高在此問題上發了火,可能 是因爲文禮治在刪除慮禮略的演詞時，把葡國文化繼續在澳門存 在,以及有關阿馬留事跡的內容,給刪掉了,幾乎是鸚鵡學舌地重 覆了一次魯平的談話，十足是“中國利益的保護者”。施華高借此 批評文禮治,但文禮治卻把火頭燒到魯平身上去，藉此向葡國政客 表明心跡:魯平的態度如此強橫，我又怎能不刪掉盧禮略演詞中的 有關內容。文禮治的這一招也確實見效。雖然“刪改演詞”風波在里斯本 鬧得滿城風雨，雖然六月二十九日文禮治在出席聽證會時,受到議 員們圍攻了三個小時,另外,一向十分自信和強硬,從不認錯的文 禮治,也不得不第一次低下其高貴的頭顱，向議員們認錯:“如早知 道會有這樣的後果，就不會刪改講話稿了二可見他此次所受壓力 的沉重,但是,在聽證會翌日再邀請盧禮略介紹情况之後,國會憲 法事務、自由保障和權利委員會主席卻就此事作出了一個比預想 溫和得多的三點結論：一、澳督文禮治、葡國國會事務部部長盧禮略,以及有關新聞 傳播媒介對此事都有責任。二、澳督與盧禮略所做的事都是爲了葡國的利益。三、對於澳督文禮治沒有宣讀盧禮略在講詞中的人權及葡語 繼續在澳門存在的內容,委員會表示遺憾。雖然這一結論仍對文禮治有所不利，但他畢竟是渡過了一次 政治危機。這時,他可能回想起自己在聽證會之前那次並非出於 本意的“扮大花臉”行動,有可能傷害了魯平,他就開始設法挽回他 那番談話的影響了。他又發表談話指出,與中國的關係,遇到“一268

些一時的困難,不値得加以渲染”。在七月四日返抵澳門時,他又 在碼頭向迎接他的人們表示，他在葡國發表的有關中方在“某方 面”介入澳門內部事務的講話，目的是爲了改善中葡關係,是以有 利於澳門而作出發點的。他還強調,是在有必要“按照聯合聲明精 神”回顧中葡關係的情况下發表以上的談話的。他呼籲中葡雙方 的領導人今後在就澳門問題發表談話時,都要冷靜思考。澳督的 這一連串談話,可以說是他在應付了葡國國會聽證會的難關之後, 又準備恢復與北京友好的“預吿”,今後他仍會走他爲自己所安排 好了的道路。當然，他會吸取敎訓,不會再像葡國政客所批評的那 樣“無原則地遷就北京”了。文禮治對魯平的一些言論所作出的指責,香港新華社社長周 南,澳門新華社社長郭東坡,副社長胡厚誠，都先後作出了回應:雙 方如在某些問題上有不同看法,應透過外交途徑協商解決,不要通 過新聞媒介來進行“談判”。這可以說是向葡國和澳門政府發出一 個訊息:今後應多加強溝通聯繫,有什麼事情應透過內部協商解 決,不要再利用傳播媒介來“打冷戰”了。然而,這番話更是正中葡 方的下懷,因爲在他們的心目中,正是魯平利用回答記者提問的機 會,公開發表了一些不同看法,通過新聞媒介來“談判”的。葡國的 一些政客也正是抓住魯平的連番談話內容,來作爲向文禮治施加 壓力的一個有力“王牌”。因此,在此意義上,周南和郭東坡等人的 談話內容,也是爲受到北京和里斯本“兩面夾攻”的文禮治，出了 一 口“冤氣”。其實,魯平在六月初的一連串談話內容，也有有理的部份。比 如,他提到澳府出賣公產，“澳門憲章”的譯名等涉及主權和澳門整 體利益的事件,確是言之成理,這連施華高在指責文禮治,及文禮 治在“發炮”時,也不敢拿來做“炮彈”的。但其他的一些卻是只顧 按照中方的邏輯觀念行事,而較少設身處地地爲對方着想,特别是 沒有考慮到文禮治現時在葡國政黨鬥爭中所身處的尷尬地位,確269

令別人感到難以接受，甚至落不了台。魯平這次所說的話雖然沒有全錯,但由於文禮治的“發炮”有 其苦衷,中方似乎了解到這一點,只是以平淡低調處理,連魯平也 不能公開作出回應，只是由香港《文匯報》採訪北京“權威人士”的 形式，解釋魯平談話的內容,並暗示文禮治“發炮”所指責的一些內 容,是魯平沒有說過的,避免予人以“反擊”的感覺,也是不想再令 文禮治處於“兩面受攻”的境地,並有必要解釋一些問題的情况下, 盡量低調處理之。一些關心葡國政局的葡裔人士，在談到這次“刪改演詞”風波 時則認爲,這個事件的爆發,並非“技術問題”那麼簡單,而是來年 葡國總統、國會兩大主權機構大選前的輿論“前哨戰”。是一九八 九年底在地方選舉中失利的社會民主黨人，爲了保衛在國會中的 過半數議席和獨立組閣權,向其最大的競選對手社會黨作出的挑 戰,力圖藉此來挫低已經贏得了地方大選,和極有可能再贏得總統 大選的社會黨的銳氣。而且,葡國政府對於文禮治整日把“催促政 府和外交部遊說西歐共市對中國開禁”的說話掛在口中,也頗表反 感,這不僅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心,而且傷害政府的外交尊嚴,損害 社會民主黨在來年大選中的政治威望。故此,抓住“删改演詞”事 件,向文禮治施加政治壓力,甚至要將之在政治上“搞臭”,間接地 令社會黨的聲譽受損。這也是一向信任文禮治的蘇亞雷斯顯露出 不高興的原因之一。(1990.7.16)270

周南來澳渡假暗補中葡關係一九九〇年八月十五日到十八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 到澳門進行“非正式訪問”。這是周南二月到香港履新以來，第一 次訪問澳門,此間各界人士對這次訪問活動的性質和目的,作出各 種不同的揣測和分析。有說他是爲了整頓澳門的中資機構而來, 有的人則認爲他到澳門是爲了修補中葡關係，也有說他是爲了九 月份在北京舉行的中央港澳工作會議作準備,“打招呼”而到澳門, 事有巧合,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三司司長諸樺和澳門處處長駱偉建, 也在此時到了澳門進行調查硏究工作，使人們對此一種說法的可 信度提到較高的位置。周南要到澳門訪問的消息傳開後,曾在一些傳統社團中引起 一陣帶有“躁動”情緖的議論,擔心“大香港小澳門”又再出現。過 去,國務院駐澳機構是以“南光公司”出現,處於從屬於香港新華社 的地位,許家屯社長年年都到澳門來拜會澳督,拜訪各界社團。後 來,正式成立了新華社澳門分社,該機構相對於“南光公司”而言, 有了較強的獨立性,表面上不再依附於香港新華社,許家屯便中止 了年年到澳門拜訪的做法。現在，周南又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的名義訪問澳門,似乎又恢復了“南光公司”時代的“傳統”,並意味 着恢復了一九八八年初港澳工委澳門分委成立之前,由港澳工委 “一竹篙插到底”的領導方式,藉此來加強中央對澳門工作的領導。 對此，傳統社團中一些人曾有過不快的感覺。然而,周南這次訪問澳門,並沒有像許家屯過去那樣,上門拜 訪各社團,祇一味強調這是“渡假休息”。對傳統派人士的公開活 動，是透過兩次飯局而進行,其一是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宴 請周南一行,其二是周南宴請在澳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以271

及草委會委員,諮委會常委。此外，都是內部活動,包括與澳門新 華社負責人,和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負責人,分別舉行閉 門會議。另外,還曾到“文化廣場”參觀及買書。行程是十分緊湊 的,加上是在大熱天時，人們對其“旅遊休息”的說法就大有懷疑的 理由,而寧可相信是爲了加強對澳門工作的領導,整頓中資機構, 甚至也相信了周南是“巡視領地”。其實，周南這次到澳門進行“非正式訪問”的重頭戲，是在八月 十六日上午的與澳督文禮治的會晤。就在他抵達澳門碼頭的時 候,便表示此行將會與文禮治這位“老朋友”“重叙友情”。在會見 當日，周南又以英語對等候在門口的澳督說，“老朋友,很高興我們 又見面了。”會晤結束後，他對記者表示,澳督文禮治是他的“老朋 友”,今日很高興能與文禮治見面，雙方就一些共同關心的問題交 換了意見,並在廣泛的範圍內取得了共識,故他個人對未來合作充 滿了信心,非常樂觀。而澳督則表示，“周南非常熟悉澳門的事務, 他的意見對澳門是很重要的,這次見面可讓澳門政府知道周南的 意見。”由於周南抵澳後的第一項對外公開活動,就是拜會澳督文禮 治,且會晤的時間又比原定時間超出半小時,再加上澳督一句“周 南的意見是很重要的”,便令人感到周南這次訪問,並非“旅遊渡 假”，而是有目的而來;而周南與文禮治的會晤，又豈止是“老朋友 叙舊”這麼簡單,而是有實質內容的正式會面。據此,有人揣測，周南這次拜訪文禮治,是在發生了“魯平講 嘢”和“文禮治發炮”事件之後,周南以“老朋友”的身份,來調解這 一誤會和矛盾，撫平文禮治的情緖,並鼓勵文禮治繼續保持與北京 友好關係，做好澳門過渡期的工作。當然,周南也有可能趁此機 會,向文禮治了解其“發炮”的背景和實質，了解有關“發炮”内容的 眞相，是否文禮治所指責的一些事情,中方亦有做得失誤的地方, 以“内部磋商”的辦法,來了解對方的立場和想法,並設法解決矛272

盾，尋求共識。另外，也不排除在文禮治再次面臨一些政治問題的 困擾,以及葡國即將進行總統大選的時候,以“老朋友”的身份來顯 示北京對文禮治的支持,以及對文禮治政治前途進行一番“實地觀 察”,以便做好一些適當的適應調整工作。周南這次會晤文禮治的政治背景,是很微妙的。除了上述的 曾發生過“文禮治發炮”事件,令中葡關係一度緊張之外,最重要 的,就是英國政府經過一年的強硬路線之後,終於發覺“此路不 通”,調整了對北京的政策,分別由戴卓爾首相會見了中國駐倫敦 大使冀朝鑄,委派外交國務大臣麥浩德訪問北京，重新尋求友好合 作,使香港的形勢發生了變化,中英和中港關係緩和,北京再也不 把香港稱爲“反共基地”。偏在此事時,在“六四事件”之後一向關 係良好的中澳之間，卻發生小誤會,如不及時解釋修補,澳門的形 勢就無法跟上香港發展。因此,在中英和中港關係獲得改善之後, 就有必要進行修補中澳關係的工作了。這個任務,由周南來承擔， 確是最佳人選，因爲由“老朋友”出面進行調解,往往會收事半功倍 之效。確實,文禮治亦一向把周南當作“良師益友”。從這次他所說 的“這次見面可讓澳門政府知道周南的意見”，便可知他非常尊敬 周南，並十分尊重周南的意見。事實上，在過去的幾年裡,文禮治 已與周南建立了深厚的關係。每當文禮治遇到一些政治麻煩時, 周南都邀請他到北京訪問,或是親到澳門訪問，對文禮治給予精神 上的支持，使其能順利地渡過難關。對此,文禮治當然是深有體會 的。即使是在文禮治“發炮”之後,雖然曾使中方官員顏面受損，周 南也是輕描淡寫一番,沒有乘機“踏上一隻腳”,還提出了“不要透 過新聞傳播媒介來進行談判,有問題應直接磋商解決”,頗令澳府 官員感動。這一次，周南又在文禮治面臨葡國總檢察長定於八月 廿二至廿四日公佈對文禮治涉及“傳眞信案件”所進行的司法調查 報吿之前,親訪文禮治,並聲聲句句把文禮治稱爲“老朋友”,還兩273

次在公開場合宣稱,澳門之所以能夠保持穩定繁榮,沒有受到“六 四事件”的影響,主要是中葡兩國政府都能夠以大局爲重,再次肯 定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澳門政府對北京所採取的友好態度,把 中國政府對文禮治的友誼和支持，顯示無遺,使文禮治避免了“腹 背受敵”的險境。而葡國總檢察長的有關調查報吿,是不能不把這 個因素考慮在內的。在這裡，有必要補進一段小插曲。本來在文禮治“發炮”時,由 於周南、郭東坡等人輕描淡寫,並提出“不主張透過傳播媒介進行 談判”，緊張的氣氛已吿緩和,事情亦可吿一段落了。但是,不幾 天,當葡新社駐北京記者就此事詢問北京外交部時,外交部竟然以 書面形式回答葡新社的問題,頗有責怪文禮治“亂放炮”之意,違背 了中方自己提出的“不要透過傳播媒介來進行談判”的主張。而 且，更令澳門的葡籍人士感到可笑的是,是魯平和文禮治之間的 事,帶有“個人之間的爭吵”性質,但中方竟動用國家政府機構來對 文禮治個人進行反駁,加入了這場“吵架”,豈非有意讓外交部“降 格”而抬舉了文禮治？事實上,北京外交部的這一書面答覆,也引 起了欠佳的政治後果,等於是向葡國某些政客提供了攻擊文禮治 的“炮彈”。由於外交部書面答覆提到，文禮治批評北京干預澳門 的內政是沒有根據的,馬上便被葡國社會革新黨的黨魁馬丁玉抓 住不放,在電視台“出鏡”,迫使文禮治拿出能夠證實北京干預澳門 內政的證據,否則就是“說謊”。馬丁玉的目的是明顯的,是在企圖 以迫使文禮治“拿出證據”的手段,令文禮治再次站在與北京“對 立”的境地,一一翻出“干預內政”的舊帳來。如果文禮治不願這樣 做,或是拿不出證據,就有藉口給他扣上“說謊”、“損害中葡關係” 的帽子，對其進行“道德審判”。這一招,確是狡詐狠毒,使本已是 四面楚歌的文禮治,再被當頭一擊。周南與文禮治的這次會晤,還有一個可能被觀察家忽略的政 治背景，就是雖然文禮治亦一直把周南當作“老朋友”看待,但在周274

南一九九〇年二月出任香港新華社社長之後,由於其對待香港事 務的立場強硬,令澳府一些官員都對他有一些新看法,認爲他在到 了香港之後似變成了另一個人，失去了“靈活性”變成了“原則派”， 其中周南對幾個事件的處理手法，澳府一些官員是頗不以爲然的。 比如，香港新華社在處理“踏石角走私船”問題上所採用的強橫手 法，便得不到澳府高層官員的認同。又如,關於香港新華社新廈的 那個彈孔,澳門的一些葡國軍人便在私下議論,按照軍事和力學的 常識,這個彈孔是在近距離開槍所致,因爲彈頭在剛射出槍膛時, 速度較快,在穿過玻璃時來不及把力傳向玻璃便穿過去了,故留下 了一個較爲完整的彈孔。如果按照新廈附近的地貌,即使是在最 近的建築物開槍,彈頭的速度已減慢,在尙未穿透玻璃時,力度便 已傳向彈着點周圍的玻璃,這時留下的就不是一個彈孔,而是一塊 龜裂的了玻璃,甚至是碎片。故此,不少澳府高官當時對周南“上 綱上綫”的做法,抱反感情緖,擔心他會“一刀切”,用對付港英的立 場和態度,來對付澳葡,令澳門也出現關係緊張,對澳門的平穩過 渡也會有某些影響,不利於雙邊合作。當時,澳府中確是瀰漫着一 股並不樂觀的氣氛。當然,一些官員之所以產生了悲觀的情緖，也不單單是因爲周 南在處理與香港政府的關係上，與其前任相比較爲強硬,還因爲當 時北京所有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語氣都頗爲強硬,尤其是在六月 上旬,港澳辦幾位負責人針對香港部份居民紀念活動的談話,澳府 一些官員便覺得是不可理喩,難以接受。當然,更有人擔心,如果 繼續這樣僵持下去,對港澳兩地的過渡期工作,都不是好事,還可 能會導致在接近“九七”、“九九”時,大批人才和資金外流,令到港 澳兩地不但難以維持經濟繁榮，而且對政權的交接也會造成一定 的困難。現在,周南親自來到澳門,對曾經“發炮”的文禮治仍以“老朋 友”相待,毫不計較這一“過節”,相反據說還頗爲公正理智地澄淸275

了一些誤會,並解決了一些實質問題,不但以“向前看”的態度消除 了“發炮事件”帶來的隔膜和誤解,還令澳府了解到,周南還是“老 朋友”,並沒有因爲他出任了香港新華社社長，以及前一段時間在 香港問題上採取了較爲強硬的態度,就會在澳門事務上變成另一 個人。到此，一些官員這幾個月來的戒心和疑慮，都透過這次會晤 而得到紆解,並恢復了對周南的信任。這次會晤在這樣微妙的政治背景下進行，周南本人又要以身 作則來緊守“不透過傳播媒介來進行談判”的諾言,他這樣一次重 要的會晤，就被他輕描淡寫地形容爲“老朋友叙舊”了。而且,可能 是爲了吸取“講口野”和“發炮”事件的敎訓，避免造成“中葡關係緊 張”的錯覺,這次會晤的保密功夫也是做到十足的,甚至連正式會 晤前的寒暄，也不讓除澳府新聞攝影官和電視攝影記者之外的所 有港澳記者入內拍照採訪。事後記者們多次向周南詢問有關會談 內容和一些涉及到雙邊關係的問題，他又重彈“不透過新聞媒介來 談判”的老調，拒絕回答記者。據了解，周南和文禮治的這次會晤，除了達到修補中澳關係和 恢復自己“老朋友”形象這兩個成果之外,也解決了一些實質問題, 包括雙方各退讓一步，解決“駐澳門台北貿易旅遊辦事處”的糾紛 問題，和國際機場及第二座澳述大橋等大型建設工程遇到來自中 國某些單位的困擾的問題。對於“台北貿易旅遊辦事處”的問題，澳門政府對魯平的談話 內容一直是不服氣的。澳府的想法是:一、由於澳門的外資比例只 佔百分之四，爲了防止“九九”前港資和本地資金外流而導致澳門 經濟崩潰,正在千方百計地吸引並不擔心“九九”問題的外資到澳。 由於澳門投資環境問題，只有同文同種的台資才有興趣到澳門投 資,而魯平發表的談話,令台灣商人不知所措,紛紛凍結了到澳門 投資的計劃，使有關官員十分氣惱。二、該辦事處的設立,事先向 葡國外交部申請,並經聘請葡國律師依足澳門法律規定進行註冊,276

並無違反葡國和澳門的法律，魯平等人不但要其改中文名（該機構 的中文名確是與註冊的葡文名不同,有“偸雞”之嫌）,還要其關閉, 就被視爲不尊重葡國外交部，和不尊重“中葡聯合聲明”所賦予的 葡國政府在過渡期內對澳門的管治權以及葡國法律的實施權。 三、台北當局在不少與北京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如匈牙利、捷克、新 西蘭、瑞士、瑞典、美國等,都開設各種形式的“辦事處”,即使在香 港也開設了一些官方或半官方機構,北京從來都是“隻眼開隻眼 閉”，爲何卻單對澳門政府“發惡”？何况，“辦事處”這一名稱並不 一定就代表是官方機構。對此,澳府一些官員頗爲不滿,甚至認爲北京是在“捍衛‘一二 •三運動’的成果”,有“死抱文革殖屍不放”之嫌。雖然，他們也曾 勸說該機構修改中文名,但卻一直認爲，他們批准開設機構完全無 錯，相反，還有利於澳門過渡期的經濟發展,有利於台灣海峽兩岸 的“三通”。這種把功勞當作罪過的做法，傷害了一些想爲澳門做 事的人的心。據說,在文禮治“發炮”之後,中方有人也曾冷靜下來,對整個 事件的過程進行反思,認爲自己由於“情報不準”,不知道該機構曾 向葡國外交部申請等環節,以爲其設立只是澳門政府的事,在提出 指責時便令事件提升到外交的層面。此次經過周南與文禮治的會 晤,雙方都消除了誤會,並各讓一步,即中方不反對該機構繼續存 在,而葡方則要求該機構改中文名,和氣收場,解決了一個大矛盾。另一個獲得實質解決的問題,是周南重申中國政府支持澳門 的各項大型建設計劃。據說,澳督趁此機會又吿了明曉光一狀。 周南則對文禮治表示,今後凡是大型建設工程所需的物料,應直接 與中國有關單位洽商解決，不要再經過什麼自稱代表北京的“中間 人”了。另外,周南還請文禮治向葡國政府轉達一個訊息，就是中國政 府希望邀請葡國外交部長訪問北京。據此間觀察家分析,這是在277

麥浩德訪問北京之後，中國希望以邀請葡國外長訪華而修補中葡 關係,並向葡國政府表示其支持文禮治的立場。由此可見,周南這次訪澳和會晤文禮治,確實是收到了預期的 效果。(1990.9.1)周南指著簽署“中美望廈條約''的石桌説： 「當年中國太弱小了，被人欺負。」278

韋奇立決定七幅土地開投無效前任運輸暨工務政務司韋高信，在離任之前搞了一些“政治小 動作”,把一系列“燙手山芋”抛給新政府,其中一個“燙手山芋”就 是“新口岸新塡海區七幅土地”的問題（下稱“七幅土地”）,與中方 展開公開論戰，使之成爲加強中澳關係的一個重大障礙。事實上, 澳督韋奇立將軍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十日抵澳履新之後,確曾爲如 何處理這些“燙手山芋”費盡腦汁。經過審愼的硏究,在得不到積 極回應的情况下，終甘於冒着葡國政客起哄、被港澳商人“法律追 究”的風險,於八月一日宣佈這“七幅土地”的開投無效,拔去了這 根可能會妨礙他在澳門順利執政直到“九九”的“肉刺”。要了解“七幅土地”問題的來龍去脈，就必須從新口岸新塡海 工程,及澳門政府的批地方式說起。“七幅土地”所處的新口岸塡 海地,位於新口岸文華東方酒店至總統酒店前面的海中,原是一個 由石堤圍起的遊艇錨地和避風海灣。一九八三年二月，由當時的 澳督高斯達海軍少將,與當時的珠海市長吳健民（香港地區全國人 大代表吳康民之胞兄。吳健民當時也是全國人大代表,兩人都在 廣東省代表團內,在人民大會堂內同坐一排位置）,在澳門市政廳 內簽署一份協議書，雙方協議在新口岸海堤內進行塡海工程，由珠 海市投資數億元,計劃分三期塡出三幅土地,總面積爲一百一十萬 平方公尺（即一點一平方公里）,相當於澳門半島面積的六分之一。 發展年期爲二十五年，可容納人口七萬到十萬。首階段工程塡海 位於現在的新塡海區,四十五公頃。第二、第三期工程則在大水塘 對開海面。.後來,由於該塡海工程規劃有所更改，主要是文華東方酒店的 投資者何鴻桀、鄭裕彤等人,反對在酒店對開海面塡海,理由是破 279

壞該酒店的風景視線及降低其價値，而第二、第三期工程所在地點 後來又須興建第二座澳氹大橋及新港澳客運碼頭,故決定取消第 二、第三期工程，而第一期工程也由原來的四十五公頃縮減到二十 七公頃,以避開文華酒店對開的海面。也就是說,整個塡海規劃, 由原來的一百一十公頃縮減至二十七公頃,在幾經修改規劃下，該 工程一直拖到一九八六年四月才開始動工,到一九八九年底完工。由於該工程是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之前簽約及動工,故中 葡聯合聯絡小組同意按照原來簽訂的合約,將塡海所得之土地,一 半批給珠海派駐澳門的珠光公司，另一半則交給澳門政府。由於 珠光公司負擔塡海費用及土地開發成本，故今後珠光公司賣地時, 賣地所得不用按照“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二的規定,將一半劃歸未 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即是可以全部落入珠海市的庫房。不過,在珠 光公司所分得的將近十四公頃土地中,如扣除了道路、學校、警署、 公園等公共設施用地,實際能作商住發展的地段只有六點五公頃 左右。如以澳門地價平均每平方公尺二萬元計算，約値十三億元, 珠海市的投資回報率達到百分之四百三十。至於屬於澳門政府的大約十三公頃的土地,在扣除了道路、公 園及休憩場所等公共設施用地之後，尙餘六公頃可作發展酒店及 商住樓宇之用。這片土地，由於屬於澳門政府的公地，故在批出時 必須納入每年的政府批地計劃內，批出土地面積也計算在當年度 的批地面積內。同時,由於該塊土地經已扣除了土地開發成本（即 珠光公司已支付塡海工程費用），故批地的收入必須與未來澳門特 區政府均分。所謂“七幅土地”，就是位於澳門政府所分得的六公 頃土地內。澳門政府的批地方式,與香港不同,主要有“協商批地”和“公 開競投”兩種，而所謂“公開競投”又分“暗票開投”及“公開拍賣”兩 種。據了解,長期以來,有七成土地是透過“協商批地”形式批出， 餘下的大多是以“暗票競投”方式批出,“公開拍賣”方式在十幾年280

也就只有幾次，可謂鳳毛鱗角。所謂“協商批地”方式,也稱“免開投”方式，其程序大致爲:地 產商根據各種因素,先看中某一幅土地，然後向主管批地的政府部 門提出要地申請,說明地段、面積、用途等等。主管部門從許多申 請中,有選擇性地挑選認爲可以批給的對象,通過私下裡的一系列 磋商,就該地段的用途、溢價金、建設期限等討價還價,最後達成共 識,再經過一系列的法定程序,批出該土地。由於“協商批地”方式容易摻雜個人集團的經濟利益,往往在 確定批給對象時,有時不從批給土地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出發, 往往從政治層面着想,照顧關係,注意申請人的背景、實力和影響。 有的人經常控制着一定數量的土地;有的人多次申請就是要不到 地。有經濟實力、施工隊伍的一些大公司要向毫無實力、卻能批到 土地的小公司那裡買地來發展。賣地者不費吹灰之力轉手獲得數 以千萬元的利潤，而買地者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土地發展起來也 可能賺不了多少錢,窒息了競爭的機制,頗不公平。而且“協商批 地”確定的批約費,往往不能反映地價。另外,由於“協商批地”缺 乏透明度，容易發生收受利益的行爲，這已成了公開的秘密。事實上，“協商批地”的方式,確爲官商勾結大飽私囊提供了有 利條件，也爲葡國某些政黨在澳門籌集活動經費提供了門路。四 年前便發生了這樣的一件事，一位有某政黨背景的葡裔居民，雖然 不是建築發展商,也未擁有任何企業,便可使用個人的名義,向政 府以“協商批地”方式低價批到氹仔的一幅土地。轉眼間便以高價 賣給一家中資公司，從中賺了一大筆,但這筆利潤須將一半交給某 政黨作活動經費,這位葡裔居民只能收得一半,不過亦有幾百萬 元。原來,政府有關主管官員也是這個政黨的黨員,該黨的總部向 澳門支部下令要在澳門籌集活動經費，澳門支部便想出了這一條 “橋”,實行“黨私兩利”。至於“公開招標，暗票競投”方式,則是政府在推出一幅土地281

時,在報章上刊登廣吿,或在《政府公報》（即口頭語的“憲報”）上刊 登啓事,列明這幅土地的面積,大致用途和有關要求條件,截止招 標日期等,由各有意競投者根據要求，作出自己的發展計劃,及計 算出自己認爲合理的價格，以密封方式呈交標書。在開投之日，由 當局當衆拆封,並公佈各份標書的內容和價格,由出價高者中標。 這種方式,過去已採用過多次,在近年已佔批地總數的三成左右。這種方式,本來是較爲公平的,旣可避免“私相授受”,又可避 免不必要的惡性競爭，且令沒有政治後台者也有機會獲得土地。 但是,有一利就必有一弊,就是發展商在起草標書時,要做大量的 工作，包括以葡文草擬標書。大企業擁有法律顧問和工程師,問題 不大,中小發展商就難以應付。而且,在落標之前,不知將有多少 人落標，自己所出的標價是否最有把握,甚至有“博彩”成分,標價 低了怕得不到標,如標價高了又擔心比“二標”高出一大截,造成無 謂損失。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前任澳督文禮治在《政府公報》中 發出當年第十號批示，“發展”了“暗票競投”的方式,加入了“優先 權”的辦法,即行政當局可根據發展商的情况,或以最先提出某幅 土地的申請的商人,決定其擁有“優先權”,但仍須參加“暗票競 投”。如其所出的價格比其他人低,該發展商仍可使用“優先權”， 以出最高價者所出的同樣價格，獲得這幅土地的發展權。但若不 願出這個價格,則由價高者得發展權。“七幅土地”的開投,就是採 用這種加有“優先權”的“暗票競投”方式。自從中葡土地小組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進駐澳門之後, 中方小組就不斷地公開或內部批評“協商批地”和加入“優先權”的 “暗票競投”方式,要求採用“公開拍賣”的方式來批出土地。在沉 重的壓力下,堅持要繼續採用上述兩種批地方式的韋高信,爲了要 向中方表明“公開競投不可行”,便精心導演了一齣“好戲”，於一九 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舉行了十年來的第一次官地拍賣活動,公開282

拍賣位於西灣的一幅面積爲三百九十二平方公尺的土地，底價爲 一百萬元，但該幅土地的用途是只准興建不超過三層高的單一家 庭住宅,實用面積不得超過三成。拍賣當日,經過一番頗爲“熱烈”的叫價,終由一位姓林的商人 以六百五十萬元奪得這幅土地的使用權,平均每平方公尺爲一萬 六千五百八十一元。當時，一些傳統社團的報紙一片叫“好”聲,認 爲這個地價才反映到澳門的眞正地價，也反證過去的批地方式是 賤賣土地。但是,有經驗的地產商人細心一計算，就發現這個價格不反映 澳門的市價,而是高出了一倍多,最主要是由於這幅土地的實用率 極低，使平均每平方公尺實用面積的地價爲一千六百四十一元,如 再加上建築費用,每呎售價將達二千元以上,比當時澳門同等樓宇 的價格高出兩倍多。果然,投得這幅土地的林姓商人,後來一直沒有前往辦理有關 手續,並失去了影蹤,由於按金只是五千大元,也算不上甚麼損失。 最後,當局只有宣佈取消這次開投結果。而韋高信並沒有從完善 制度方面找出補救辦法,而是以這次“開投失敗”爲理由,堅持反對 再使用“公開拍賣”方式。後來,還是護督范禮保考慮到中方政治 壓力的因素,決定今後的批地方式，“協商批地”由七成降至百分之 十五,餘下的百分之八十五,則“公開拍賣”及“暗票競投”各佔一 半,但保證金就由五千元急升至底價的九成。此事又被立法會議 員批評爲“矯枉過正”。新口岸“七幅土地”的開投,就是在這樣政治氣氛中進行的。 而且,在此之前,澳門政府和中方之間,就每年批地限額問題和撥 給未來特區政府作儲備金的一半賣地收入遲繳的問題,多次發生 爭吵，氣氛頗爲緊張。說來也是奇怪,最先揭出“七幅土地”的開投“有問題”的,竟是 後來投得了其中六幅土地的何鴻藥。一九九一年二月底,姬鵬飛、283

魯平到澳門訪問。三月二日，何鴻槃在其主敎山私邸宴請姬、魯二 人。本來,記者們在拍了照之後,就打算離去,因爲是“閉門家宴二 沒有甚麼新聞價値,記者們也需要吃飯。但何鴻槃卻主動留住記 者,謂他“有事要說”。何鴻藥所要講的，就是他在家宴中,曾向姬、魯指出,最近澳門 政府在《政府公報》上刊登的新口岸七幅土地開投規則大有文章, 將使澳門土地政策重蹈“暗標”批給覆轍，極不公平,因爲有七間公 司“先行一步入了則”。他提議土地批給應以公開競投方式進行, 並表示將會遞信向護督范禮保表達有關意見。何鴻燊又透露，姬、 魯二人向他表示,中方鼓勵土地公開競投。本來，新口岸這七幅土地的開投，雖然已在《政府公報》上刊登 了競投規則,但一般人很少留意,只是經何鴻桀的“揭發”,才引起 了人們的注意,並形成了極爲強烈的“新聞效應”。翌日，已被免去 土地小組中方組長職務,將調回香港新華社硏究室的張祥霖,在碼 頭爲離澳到香港訪問的姬、魯一行送行之後,向在場的記者們申 明，這“七幅土地”的開投，由於未經土地小組審議,將被視爲“無 效”。此後,便是一連串的唇槍舌劍。澳門政府的反應,是旣然“中 葡聯合聲明”附件二規定澳門每年的批地限額是二十公頃，而這 “七幅土地”總共只有三點六公頃,並未超出二十公頃的限額,故澳 門政府有權自行批出，不須經過土地小組審議,否則澳門政府就 “沒有存在價値”。葡文報紙還批評中方的這一立場是“提早干預 澳門政府的管治權”。而中方則反駁道,由於澳門政府提出該年的 批地要求是四十四公頃,超出“中葡聯合聲明”所規定限額逾倍，故 對所有批地個案都要經過土地小組審議，因爲無法分淸這“七幅土 地”是否屬於“限額”內。隨後,中方的魯平、陳滋英等高官,也在北 京發表談話,支持中方小組的立場。這“七幅土地”面積共約三點六公頃,約佔新口岸塡海地區澳284

府所分得土地部份可建面積的六成。“七幅土地”的底價共計六億 六千萬元，平均每平方公尺爲一萬八千三百三十三元。在香港和 本地投資者的眼中來看,當然是頗有吸引力。故此,雖然中方小組 一再聲稱將不會承認開投結果，但仍有二十九份標書參加競投。 而澳門政府又不顧中方的反對,於三月二十八日如期拆標。拆標 結果，各份標書所開例的投標僅比底價稍高。由於在事前曾有七 名投資者向政府申請上述地段的批地擁有“優先權”，故當局將各 標書的最髙價定爲底價，有“優先權”者可在二十四小時內再落“暗 標”競投,並於四月二日再次開標。結果,七位有“優先權”的競投 者中有五位再次落標競投當中四幅土地（其中兩幅與上次的最高 標價相同,其餘兩幅僅高出上次標價至七萬元）。而另三幅土地, 則由於具有“優先權”者放棄,就由第一輪投標時出價最高的澳門 旅遊娛樂公司奪得。隨後,經過一系列的幕後活動,何鴻桀獲得了 “七幅土地”中的六幅,而澳門蔡氏集團則獲得另一幅。韋高信在 新澳督到來之前,於四月二十八日向他們發出了“中標通知書”，但 沒有來得及辦理正式的批地手續。有人估計,這次開投的地價確 實偏低,約比實際市値低五億元左右。韋高信把這個“燙手山芋”,推給了新政府。而韋奇立面對這 一難題,也確實頗費躊躇。如果批出這七幅土地,肯定與中方的關 係不好,影響今後自己的順利施政。如果不批,那又要冒頗大的風 險，包括葡國政客的起哄,及因爲這次開投的規則是在《政府公報》 上刊登的，具有法律效力,必須在“規則”規定的日期內辦理批地手 續。據說,在進退兩難之下，韋奇立曾接受一些人的建議,私下勸 說中標者主動放棄，但遭到了拒絕。在無計可施之下,韋奇立只好採用了“險着”,於七月二十五日 簽發了一九九一年第一二一號批示,並刊登於七月二十九日出版 《政府公報》上，決定廢止以密封標書及“優先權”方式批地的舊批 示,並由主管傳播事務的政務司高樹維,於八月一日舉行的每週新285

聞發佈會上宣佈，根據第一二一號批示的精神,“七幅土地”的開投 無效。此決定公佈後,當然引起中標者的強烈不滿,尤其是何鴻槃, 他強調已聯絡了新鴻基、新世界、合和等香港地產商，聯合發展所 投得的六幅土地。如今政府反悔，將極大地影響投資者信心。這 時，一些有政黨背景的律師,亦趁機遊說中標者控訴澳門政府，要 求賠償損失。不過,幾位中標者與中方都有密切關係,不想因小失 大,而且也明白澳府這樣做的苦衷,再加上所中標的土地並未正式 簽約,現今政府宣佈開投無效也不能算是“單方毀約”,也未必能 “吿得入”，故此，他們都不打算採取“法律行動”。然而，何鴻槃在 公開場合仍然表示,他將以請求方式與澳督磋商,希望能再投得已 經中標的六幅土地,可以挽回面子。(1991.9.1)286

韋奇立首次訪北京澳督韋奇立將軍應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田曾佩邀請，於一九九 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廿日前往中國進行爲期八日的官式訪問。在 北京,他分別會晤了中國總理李鵬、交通部部長黃鎭東、澳門基本 法草委會主任姬鵬飛，並分別與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主管 西歐事務的外交部副部長田曾佩舉行工作會議。此外,中國政府 按照韋奇立希望“看看中國五千年文化歷史”的意願，安排他專程 遊覽西安著名的兵馬俑、碑林等歷史名勝。在回程中,韋督還應廣 東省代省長朱森林和珠海市市長梁廣大邀請，訪問廣州和珠海,並 與之舉行工作會議。在回澳途中,韋督還途經江門市,參觀五邑大 學和工廠。韋督這次訪問北京，是他於五月履任之後的第一次。本來，早 在一九八八年,當時中國擔任主管西歐事務的副外長周南,便與前 任澳督文禮治約定，中國政府每年都邀請澳督到北京訪問一次。 文禮治接受了這番好意之後,曾於八九年十月初再次訪問了北京， 衝破了西方自“六四事件”後對中國政府的官方往來活動的杯葛。 但在一九九。年,文禮治因受“傳眞受賄”的困擾,未有訪華,致使 九。年成爲“空白”。韋督到澳履任之後,即有訪華的安排,九月份 接受到了田曾佩的邀請，但韋督十月份公務纏身,而中國外交部在 十一月上旬亦工作繁忙,經中葡雙方磋商後,最後確定爲十一月中 旬,這個日期是在韋督上任半年左右,比文禮治當年到澳履任一年 後纔訪華早了半年。韋督在啓程前表示，他這次訪問北京,是在中葡雙方友好、合 作的氣氛下成行的,一方面反映了中國政府對澳門總督友善、眞誠 的態度,另方面反映出中葡、中澳的良好關係。故他希望,透過這287

次官式訪問北京,爲友好的中葡關係創造更佳的環境,爲中葡雙方 處理澳門問題打下良好基礎，使澳門在過渡期內達至穩定,有利於 澳門的順利過渡,以符合“中葡聯合聲明”的規定及澳門居民的利 益。韋督還多次強調，此次訪問,中葡雙方沒有任何衝突或潛伏的 危機，也沒有特定的問題需要更高層次的商討解決。事實上,韋督這次訪華活動,的確沒有攜帶實質性的問題，“禮 貌性拜訪”的成份較重,這從韋督的隨員只是近身顧問和副官,而 沒有帶同主管具體事務的行政人員，可以看出來。這與前任澳督 文禮治一九八九年十月初訪華之前，曾聲言“要解決一些實質性的 問題”，並帶同了澳府中數位主管機場、土地等事務的行政官員訪 華,擺開一副要“進行實質性討論”的架勢,文禮治在會見李鵬時, 又在“批地限額”、“機場工程招標”及“機場用地”等問題上,大吿澳 門中資機構的“御狀”相比,這次訪問有着強烈的反差。有跡象顯 示,韋奇立在擔任澳督之後,吸收其前任的敎訓,以爲出任澳督職 務只是做好澳門本身的政務是不足夠的,因爲有“中葡聯合聲明” 的制約和面臨爲澳門政權順利交接而創造良好條件的問題，必須 搞好與中國政府的合作關係。澳門鄰近珠海和廣東,兩地發展唇 齒相依,必須搞好與鄰近地區的經濟發展合作。因此，韋奇立一直 在小心處理與中國、廣東及珠海的關係，多次聲明恪守“中葡聯合 聲明”,在“三化”問題上採取了若干積極措施,宣佈取消“七幅土 地”的開投,實行收縮財政政策及公開拍賣土地政策,委任出反貪 污高級專員,邀請珠海市長梁廣大訪問澳門等,在在都討得中方的 歡心,並認爲韋奇立是一個値得信賴的澳督。因此,中澳雙方都認爲，目前的中澳關係,是自“六四事件”以 來最好的時刻。中方也希望能趁澳督訪華之機，當面肯定他的對 華政策和工作，並鼓勵他繼續發展好關係和做好澳門過渡期的工 作。同時，又希望北京與澳門之間,建立起友好的工作關係，恢復 八八年周南向文禮治提出的“每年互訪一次”的溝通。爲此,李鵬、288

姬鵬飛、田曾佩等人在會見韋奇立時，都對他稱贊較多,而魯平還 以兩人姓名營造輕鬆氣氛,大讚韋奇立是“奇人屹立”而自己是“魯 鈍”、“平常無奇"。這就難怪,韋奇立與北京幾位負責人見面之後, 表示他得到了北京的信任,並已加強了對澳門的信心。韋督這次訪華行程及會談內容，可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 是在北京,除了上述的“禮貌性拜會”、“建立工作聯繫”之外,所涉 及的層面是政治性的,如“三化”等過渡期應解決的問題等。第二 階段則在廣東境內,着重於“經濟合作發展”,主要是與廣東省、珠 海市及江門負責人商談加強雙邊經濟合作的問題。十一月十四日,是韋督在北京訪問期間的“高潮二當日他分別 會見了李鵬、黃鎭東、姬鵬飛,並分別與魯平、田曾佩進行工作會 談。李鵬在與韋督談到澳門國際機場問題時重申,中國政府對澳 門機場的立場是一貫的,同意澳門興建機場，但這樣一項大型工 程,必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相信只要透過中葡雙方的有效磋商, 問題是可以妥善解決的。這番話，對於目前正受機場資金問題困 擾的韋督來說,不啻是一顆“定心丸”。姬鵬飛、魯平在與韋督的會晤中,多是談及澳門過渡期事務的 問題,澳督向他們介紹了澳門的情况和澳府的工作。而田曾佩在 與韋督會晤時,特別讚揚了韋督自抵澳履新以來,多次表示要恪守 “中葡聯合聲明”,努力維持澳門的穩定和發展，重視發展澳門與內 地的交流和合作,並爲此採取的一系列措施。田曾佩還強調,澳門 過渡期只剩下八年時間,而面臨的任務十分繁重,只要中葡雙方共 同努力,本着互諒互讓的精神,繼續認眞、嚴格地貫徹聯合聲明，坦 誠合作,友好磋商,就一定能夠妥善解決過渡期中的各種問題,爲 政權順利交接創造良好條件。在一系列的重要會晤後,韋督對記者們表示，他向李鵬反映了 與澳門信心有關的問題,感到信心有所加強,這種看法得到了李鵬 的贊同。李鵬還認爲，這種看法具有積極意義。而他與田曾佩的289

工作會議，廣泛地談到澳門國際機場、公務員本地化、中文的官方 地位以及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等問題。田曾佩向他重申，中方在政 治上是支持澳門興建國際機場的，中方很關注國際機場的進展。 中方認爲,機場是澳門發展的一項不可缺少的工程。而田曾佩亦 向記者吹風說,他與澳督的會談時，雙方回顧了“中葡聯合聲明”簽 署、生效以來,中葡雙方所進行的磋商、合作,這種磋商、合作是有 進展的。雙方認爲,澳門在過渡期內所面臨的一些問題,要加緊解 決，雙方應加強磋商、合作。不過,這次雙方沒有談及具體問題。另外澳督的隨行人員則“吹風”說，澳督在與多位中國官員會 面後,獲得中國有關官員的信任。中方對新澳督的上任可以使澳 門形象有所改變抱有信心,這有助於澳門大型建設的進行。隨行 人員又表示,李鵬曾向澳督詳細地了解澳門的情况,並親自做了筆 記。在廣東境內的訪問，澳督與江門市長談到利用五邑大學來爲 澳門未來的經濟發展培養高科技人才。他還在珠海逗留了較長的 時間,並與梁廣大市長舉行實際性的工作會議。而珠海市對澳督 的回訪也十分重視，動用了“御前宴”來款待韋督。過去曾在澳門 國際機場問題上未能提供合作,及抵制鐵路伸延進澳門的該市負 責人，可能是基於韋奇立對珠海較有誠意,不像文禮治、韋高信那 樣“不給面子”,也可能是北京對此有指示,所以這次主動提出,歡 迎廣珠鐵路伸延進澳門，珠海市將會對澳門國際機場的砂石供應 提供協助。這個承諾對韋督來說,可說是放下了心頭大石,在感激 之餘,也來個投桃報李,修改文禮治抵制拱北— 關閘延長通關時 間建議的政策，主動提出澳門會樂意接受。不過,韋奇立在與梁廣大的工作會談中,仍有遺憾,就是珠海 市仍未接受雙方合作開發橫琴島的方案,這對急於要打破目前澳 門工業發展的僵局,走出一條新路的韋督來說,是不無挫折感的。(1991.12.16)290

李鵬訪問葡國中國總理李鵬於一九九二年二月二日至四日，即中國的農曆 新年期間,訪問了葡國。這是中國政府首腦第一次訪問葡國，也是 李鵬在“六四事件”之後,首次西歐之行的第三站。由於葡國在上 半年擔任歐洲共同市場的主席,也由於葡國與澳門的關係,中國政 府和澳門政府都甚爲重視李鵬的這次葡國之行，希望能透過此行, 加強和發展中國與共市成員國的關係，並加強中葡兩國政府在澳 門問題上的合作,加快澳門中文官式化、公務員本地化及法律澳門 化的進度，及進一步推動澳門國際機場工程的順利進行。中葡關係在過去幾年是較好的。特別是在一九八七年四月十 三日，施華高總理親到中國簽署了“中葡聯合聲明”之後,雙方合作 愉快。即使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葡國政府並沒有追 隨歐美各國的“杯葛”行動,相反,蘇亞雷斯總統和施華高總理,都 利用自己在西歐各國政要中的良好私人關係,進行遊說工作,指出 “杯葛中國"的不現實性。與此同時,當時的澳督文禮治,亦於同年 十月初訪問北京,文禮治在北京期間,曾表示會把與中國領導人會 晤的情况，向蘇亞雷斯總統和施華高總理匯報,並主動表示會向總 統提議,由總統出面進一步遊說西歐各國領袖，恢復與中國政府的 官方關係。可能正因爲澳門是中西方文化五百年交匯點,故在李鵬的這 次西歐之行中，故意選擇了中國農曆新年除夕及當日訪問葡國。 與此同時,葡國總理辦公室在安排接待程序時,特別安排了澳督韋 奇立將軍返葡參與接待工作,並通知澳門兩個市政廳的廳長,及澳 門立法會、諮詢會派出代表,專程赴葡出席總理所設的國宴。李鵬是在出席聯合國安理會首腦會議之後,於二月二日當地291

時間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到達里斯本的費哥馬杜羅軍用機場，受到 施華高伉儷的迎迓。當晩，李鵬應中國駐葡大使的邀請,到大使館 與使館工作人員一道包餃子，同賀新年。二月三日上午，李鵬同施 華高在葡國總理府舉行正式會談,下午一時出席了中葡兩國政府 關於鼓勵和相互保護投資協定的簽字儀式。同一天下午,李鵬還 前往國會會見了議長巴爾搏扎和議會黨團領袖。二月四日，李鵬 同提前結束訪問印度之行趕返里斯本的蘇亞雷斯總統會晤,並分 別會見了澳督韋奇立及葡國經濟界人士,當天晩上十時二十分乘 專機離開里斯本前往馬德里，結束對葡國的訪問。在里斯本期間, 陪同訪葡的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錢其琛,與葡國外長皮涅依羅於 二月四日下午進行會談，就澳門問題、歐洲共市與中國關係的問 題,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交換了意見。與李鵬在其他三國受到冷遇相反，他在葡國期間所受到的待 遇,是他此次西歐之行中最爲“親切”的。除了群衆示威抗議的情 况較爲和緩之外，施華高還表現出一定的熱情。雖然施華高也提 出中國的“人權”問題，但沒有其他三國那樣尖銳激烈。據說，施華 高本可以不提中國的“人權”問題，只是以提及到”九九”後澳門居 民的“人權”問題來“替代”，因他於該年上半年擔任西歐共市的主 席,如果不提就難以向西歐各國作出交代,再加上葡國議會中一些 黨團領袖施加了壓力，故他才象徵地提及了一下。不過，與出身技 術官僚的施華高的熱情相反，作爲一生爲民主而奮鬥的政治家蘇 亞雷斯總統對李鵬就表現得相當冷漠,不是以手托頭，就是別過臉 去,不願正面望向李鵬,令葡新社的攝影記者,根本無法攝到一張 兩人互相正視的照片。李鵬在這次訪問葡國的議題中,澳門問題是其中一個重要而 突出的問題，甚至是十分重要的問題。根據新華社二月三日從里 斯本播發的關於中葡兩國總理會談的消息，其中有四處報道了李 鵬對澳門問題的表態。這就是李鵬說的：292

— “（施華高）總理閣下一九八七年對中國成功的訪問和雙 方簽署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是兩國關係 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實踐證明，《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對保持澳門的穩定發 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國以'一國兩制'的政策來解決澳門問題的 立場是明確的、堅定的，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後,將繼續保持澳門 的現行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中國政府十分關心保持澳門的穩定和發展。現在,澳 門、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的經濟聯繫日益密切。中國經濟持續增 長,澳門與香港的經濟在繼續發展,彼此合作的潛力很大,這就爲 增強人們對澳門前途的信心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中國方面一貫支持修建澳門國際機場。一九九一年三 月，中國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使長期困擾的'噪音問題'獲得了 解決。中國方面希望早日建成一個旣有效益，又不會給未來的澳 門特別行政區留下債務負擔的國際機場。我們將在力所能及的範 圍內進行必要的合作”。據施華高的外交顧問克魯斯透露,中葡兩國總理在會談中，同 意“‘穩定和信心'對澳門的未來很重要”。雙方還討論了有關澳門 機場、《基本法》、公務員本地化及葡國法律譯成中文等具體問題。 而參與會談的前澳督文禮治，則在接受葡國《快報》記者訪問時表 示,中葡兩國總理的會晤進行得非常順利,沒有任何分歧出現。李 鵬訪葡及進行的一連串接觸是一件好事,因爲有機會硏究有關澳 門的問題,使中葡雙方有機會進一步明白和了解需要解決的問題。 韋奇立還表示,在他與李鵬的會面中,李鵬對澳門前途充滿信心。 李鵬向他重申，中國政府希望澳門在過渡期內平穩過渡到未來的 特別行政區。他表示,透過這次會晤,他本人亦增強了對澳門的信 心。另據葡國的媒體報道，在兩國總理的會談中,施華高曾主動地 293

指出,在公務員本地化方面，葡方保證會有更多中國人能進入澳門 政府的領導階層。在法律翻譯方面,葡方亦希望能保持過去進展 順利的步伐。這顯示出,繼一九九一年中葡兩國解決了“中文在澳 門的法定地位”問題後，一九九二年可能在“公務員本地化”方面, 有較大的突破。另外,施華高向李鵬提出，《澳門基本法》未能爲澳門居民提供 最充分的“人權保障”,尤其是未像葡國憲法那樣,寫上“任何情况 下均不設死刑”的內容,希望李鵬能向中國有關方面轉吿葡國政府 的意願和意見。(1992.3.1)294

韋督治澳，脚踏實地韋奇立抵澳履任之後鑑於前幾任澳督'好頭唔好尾”的敎訓， 鑑於蘇亞雷斯總統和施華高總理的重托，爭取在“九九”之前,營造 好一個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民生富足的澳門，及創造好妥善的條 件,將澳門順利地移交給中國,在葡國人“五百年航海史”的最後一 頁,寫上最光輝最體面的一筆。爲此,他在到任之後，作出了否決 新口岸七幅土地開投,暫時擱置“道路法典”的執行,委出反貪污專 員等幾個“大動作”,令澳門居民歡呼了一陣,中方亦暗自歡喜。但 在此後，卻顯得有點力不從心。各項工作都幾乎處於原地踏步的 狀態，甚至因爲財政出現赤字而延期實行免費敎育,收緊各政府部 門的權力等,而引起了人們的失望之情。正在這時,韋奇立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旬訪問北京，他在與 中國領導人接觸之後,發現東方人和西方人，包括北京領導人和澳 門政府,澳門民間和政府官方,在文化背景和思維習慣方面,都存 在着極大的差異。如果缺乏對話溝通，就往往會發生嚴重的隔膜 甚至是誤會,有時出於好心作出一項決定,也有可能會被對方誤 解,弄至關係緊張，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和中葡關係的發展。在前任 澳督文禮治和護督范禮保的在任期間，都出現了這樣的情况。因 此,應當做好對中方的硏究和溝通工作,並組成有關的智囊班子。隨後,澳督在返葡述職並與施華高總理會談時,說出了自己的 這一構思,而獲得了總理的贊同和支持。事實上施華高本人就是 在其施政過程中,十分注意調查民情,捜集民意的工作,邀請一批 社會學家擔任其顧問,從社會學、心理學和行爲學的角度,找出國 民對政府施政不滿意的地方，對症下藥地進行整改,而在作出一項 新措施之前，深入民間進行調查硏究,徵詢民間對這些措施的意295

見,務求使其符合國民的意願和社會的實際。因此,施華高內閣在 短短的幾年間，就改善了葡國的經濟環境和民生條件,也令葡國政 治逐步走向融洽和平，得到越來越多國民的擁護和支持。爲此,施 華高向韋奇立推薦了幾位正在協助自己進行這方面工作的社會學 家,到澳門擔任韋奇立的“智囊”。這些顧問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間抵達澳門後,經過一段時間 的工作,熟悉了澳門的情况,就開始了調査硏究的工作,從澳門居 民心理習慣的角度去進行硏究,並私下徵求一些熟悉澳門社會情 况，了解本地居民心理狀態人士的意見。另外,盡量透過適合的渠 道，了解中方對澳府每一個與中國有關的政策和措施的態度,在堅 持澳門政府“九九”前對澳門地區的合法管治權的同時，盡量避免 與中方產生矛盾衝突，甚至是主動與北京、廣東、珠海搞好關係。此後，韋奇立的內外政策，都有了顯著的轉變。在內政方面, 韋奇立內閣特別關注改善民生質素的問題,並打算在近期內就澳 門居民意見較多的經濟、房屋、交通管理等方面進行整改。在對外 政策方面,則是推行了一條睦鄰路線,尤其是注意搞好與中國的友 好關係,並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做好合作互補的工作。他的這一 新路線,充分反映他於二月十七日晩出席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 春茗宴會上致詞上— “爲着澳門的穩定發展，必須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官方在政策上有良好的諒解，與中國南部地區特別是廣東和 珠海的合作關係的發展,以及與香港政府及澳門主要民間社團的 相互了解及對話溝通。”據筆者捜集到的資料顯示,從一九九二年一月份起,韋奇立 “與中國搞好關係”的態度越來越明顯,主要的事例有以下幾點：— 當得悉廣東省人大會議選舉朱森林爲省長的消息後,立 即打電報向朱森林祝賀，表示將會與朱省長友好合作,還邀請朱森 林在適當的時候訪問澳門。而在香港,未見官方作出同樣的親善 行動。事隔幾天,當得悉朱森林的太太、廣州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296

郭煥之,隨“陳愛蓮藝術團”到澳門演出的消息後,韋奇立曾主動與 其接觸，並交換了禮物。— 在國際機場問題上，採取主動與中方合作的態度,除了在 跑道區堤屬與塡海工程方面,以其誠意爭取到中方的全力支持之 外,據說韋奇立還將會按照中國總理李鵬關於“希望澳門機場的造 價越低越好”，及“收益高而不會爲未來特區帶來財政負擔”的談話 內容,反省跑道體的“椿柱方案”,希望能把機場的造價,在可能的 範圍內降至最低。—在前往里斯本參與接待中國總理李鵬的前後，作了幾次 公開談話，都強調必須藉李鵬訪問葡國的機會,進一步改善澳門與 中國的關係。他在葡國接受《快報》記者訪問時,更明確地表示，希 望在“九九”離澳時,澳門有一個平穩安定的過渡期,澳門治權能夠 順利移交給中國政府,未來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能維持澳門目前的 狀况。韋立奇還表示,鄧小平近期到鄰近港澳地區的深圳、珠海視 察,表明中國對港澳地區在中國的發展,現代化及對外開放政策中 所擔任的角色的信任，對澳門居民是一種鼓勵。韋奇立在返抵澳 門時,在碼頭上的一番談話，尤其是澳門將在發揮聯繫中葡兩國關 係的紐帶作用方面多做工作的內容,在被新華通訊社轉發後,國內 許多報章都以顯著位置予以刊載。— 雖然明知關閘延關長期化在技術上仍存在一定的困難, 亦會對澳門的建置地產,飮食和娛樂業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仍以 大局爲重,同意珠海市的要求,並很有禮貌地對珠海市表示,這是 “澳府在猴年中送給珠海的第一份禮物”，搞好與珠海關係的誠意, 溢於言表。接着，又派出黎祖智和高樹維兩位政務司訪問珠海；尋 求在敎育、旅遊等方面的合作。— 在分別出席澳門新華社新春酒會和中總馬萬祺春茗宴會 的致詞中，都反覆強調要擴張對話途徑,加強對話與合作。(1992.3.1)297

南灣批地又起風波一九九二年七月八日，籌備多年的澳門南灣整治工程舉行動 工禮。本來,這個被澳門居民喩爲“澳門玫瑰園”工程的動工禮,應 當是頗爲隆重熱烈的,投資者南灣發展有限公司,亦廣發請帖,邀 請官紳名流出席。但是,在動工禮前一日發生的“南灣批地風波”， 卻令動工禮蒙上了一層陰影,頓使其變得冷冷淸淸。接到邀請的 中方官員全部拒絕出席,以示“抵制”,連原定主持動工禮的澳督韋 奇立,亦只派出代表代其主持,以示“避席”。“南灣批地風波”,主要內容是該計劃工程所需進行批地手續 的四幅塡海地段,是否需要事先經中葡土地小組批准才能批出,批 地溢價金是否偏低,其性質和內容,都與一九九。年底發生的“新 口岸七幅土地風波”頗爲相似,而且連事件中的主角,都幾乎是同 一個人— 南灣發展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何鴻燊。據筆者了解, 在南灣整治工程所涉的五幅塡海地中，除了 E區屬於公共建設工 程（擴寬南灣街）,不須進行有關批地手續之外,其餘位於銅馬像廣 場至南灣街對開海面的A區，位於新口岸總統酒店對開海面的B 區,及位於峰景酒店對開海面的C區和D區，由於在塡海工程完 成後將有部份地皮屬投資者所得，故此必須辦理向政府申請批地 手續,必須繳交批地溢價金。其中,A區已經中葡土地小組批准, B、C、D區則已向中葡土地小組呈報待批。而這B、C、D區就是出 現紛爭的地段所在。一年多來,中方一直認爲這三幅地段的批地 溢價金過低,要求提高地價，但葡方毫不理會。七月六日，澳門政 府在《政府公報》上刊登更改A區土地用途的批示時，同時又對一 九九二年內批出B區,及一九九三年內批出C、D兩區土地作出了 承諾,並預先訂下了這三幅土地的批地溢價金,而這恰好就是中方298

所認爲“偏低”的金額。七月七日,是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第十四次會議首日。會議一 開始,中葡雙方就改變議程,由雙方組長討論《政府公報》所刊登的 批地批示。傍晩時分,中葡土地小組中方辦事處發表強硬聲明,指 責澳門政府在土地小組尙未就當年批地計劃達成協議之前，便作 出批地承諾,不符合《中葡聯合聲明》有關批地程序的規定，對此中 方不予承認。聲明又指責南灣工程合約所訂批地溢價金大大低於 該地區目前的土地市價，嚴重損害了未來特區政府和澳門居民的 利益,對此中方深表遺憾。中方的聲明發表後，震撼了澳督府。當晩，澳督韋奇立召集中 葡聯合聯絡小組、中葡土地小組的葡方代表及政府高官舉行緊急 會議，商討對策,至翌日凌晨二時，土地小組葡方組長發表聲明,反 駁了中方的指責。當日下午，澳督韋奇立在出席政府諮詢會的會 議時,強調“澳門政府在嚴格遵守葡中聯合聲明的前提下,完整地 執行自己對澳門的管治權,做澳門政府應該做的事”。七月九日下 午，澳府發言人— 傳播旅遊暨文化政務司高樹維在每周記者例 會上,又重申了澳府的觀點,並強調澳府不會修改或取消該項工程 合約。至此，雙方不但已把一年來嚴格保密的紛爭暴露了出來,也 打破了大半年來中葡雙方的友好氣氛，第一次發生齟齬。但是,受到這一事件影響最大的,並非葡方和澳門政府,而是 南灣發展公司的大股東何鴻槃。本來,在這一年多來，雖然何鴻桀 的賭場生意十分興旺，但在其他項目發展方面，卻是“頭頭碰着 黑”，遭受了不少挫折,這次事件又可能會令他“見財化水”。爲此, 他滿肚牢騷。在動工禮當日，他以“困難”、“好驚”、“擔心”等詞匯 來形容這場紛爭的後果和自己的心情。他說,公司本來已與銀團 商談好借貸的條件，但這一事件發生後，可能會影響融資的進展。 他又表示,南灣工程地價是三年前的承諾,而地價急升是近半年的 事，“三年前的承諾現在說不承認,不知葡方是如何與中方談的”。299

他還指出,南灣發展公司內有四成半的股權是屬於中資機構，“中 方沒有理由與這些中資作對”。然而，眞相是眞正的中資只佔股一成,由中國建築（澳門）公司 持有。何鴻槃所指的另由姓蕭人士所代表的三成半中資股金，並 非眞正的中資，因爲除了有一成多是港澳資金外,餘下的近二成， 都是珠江三角洲的鄕鎭企業私自調出的資金，被稱爲“地下中資”。 由於這些資金未獲批准,只能委托澳門商人作代理。澳門中國企 業協會會長曹萬通更在一個公開場合申明,蕭某所代表的資金並 非中資機構所有,他本人也不是中資機構人員,不能代表中資機構 說話。這一事件爆發後,澳門各界人士，包括傳統派,以及“民主派二 都是一面倒地站在中方一邊。這是因爲在此事件中,中方的理由 較爲充分,葡方顯得較爲理虧。澳門新華社副社長宗光耀則表示， 土地小組中方負責人是被迫發表聲明的，也是有說服力的及實事 求是的，但相信中葡雙方會嚴格貫徹執行聯合聲明及按土地小組 規則辦事,多加磋商,從澳門居民利益和日後澳門特區的利益出 發，這件事是可以解決的。有時事評論員指出,看來中方在這次事件中，是不會輕易讓步 的,因爲南灣工程不同於國際機場,後者涉及公共建設，風險頗大, 回收慢,中方尙可作出適當的讓步,甚至提供協助;而南灣工程卻 是盈利性的私人商業投資活動，回報率可能較高,中方是不會拿政 治原則來與私人盈利活動作交換的。而土地小組中方組長謝後和 亦向記者表示,他們發表的聲明,是被迫而爲之。然而,爲甚麼一直強調要與中方保持友好的澳督韋奇立，這次 卻不惜要打破半年來的友好氣氛呢？據筆者從澳府內部了解,澳 府是希望透過這一事件,重新調整和平衡被其認爲已“有所傾斜” 的葡中關係,主要是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雖然葡國政府對於葡中關係基本上是維持一條友好的路300

線，韋奇立也將自己與中方的友好關係當作向葡國政府邀功的重 要政治資本，但葡國的一些反對政客及澳府內部的一些強硬分子, 卻認爲韋奇立個人對中方作出的一些忍讓，是“軟弱”的表現。尤 其是在“六•四三周年”燭光晩會受到行政干預之後,葡國朝野對澳 門政府的指責更爲強烈,令澳督感受到頗大的政治壓力。爲了減 輕這類政治壓力,令自己能在葡國政府與政客之間取得平衡,認爲 首先在堅持對澳門的合法管理權與對中方友好之間也須作出一番 調整和平衡,於是,選擇了南灣批地問題作突破口。二、澳府內部有人從實用主義的角度,認爲葡中關係是澳府付 出的多,但收到的回報卻甚少。比如，二月下旬澳督在接見澳門社 會科學學會代表時指出,，，中澳合作開發橫琴將爲澳門開闢一條新 的出路”,但僅隔幾天,珠海市長梁廣大即於三月一日向澳門記者 大發雷霆,謂他對有關中澳合作開發橫琴之說“感到莫明其妙”,横 琴是珠海特區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早在一九八四年已有具體發展 規劃,現時卻有人如“發現新大陸”般,“未免是太過無知及不顧現 實”。這番言論在澳府內部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澳督智囊團認爲, 澳督力排衆議滿足珠海市延長通關時間的好心不得好報，而社會 輿論亦指梁廣大給韋奇立“擦了一盒面像膏”。至於廣珠鐵路伸延進澳門的線路走向，由於珠海方面的朝三 暮四，信口開河,最先是由梁廣大說方案已獲廣•東省政府批准，僅 過兩天另一副市長又說“鐵路可行性報吿不可能在短期內就有結 果”,後來由珠海市領導人陸續公開表達的“尙未最後定案,留待中 央批准”等訊息。因此,澳府的一些智囊人員認爲,葡中關係和澳 珠合作應該是“雙向”的,而不是“單向”的,故在管理葡中關係和澳 珠合作方面也需要來一個“平衡調整”,希望能做到“雙向”的友好 和互惠合作。尤其是在新港督彭定康以“强硬”著稱的對照影響之 下,終令澳府作出了“政策調整”。(1992.8.1)301

南灣批地風波巧妙解決“南灣批地風波”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份終獲圓滿解決,且順 帶解決了已經耽誤了八個多月的年度批地配額問題。奇特的是, 解決“南灣批地風波”的方式,是中葡雙方各自維持四個月前發生 爭論時所採的立場,即表面上雙方都沒有作出“讓步”，同時又沒有 發生發展商何鴻槃當初所擔憂的“加重投資成本負擔”的事情，基 本上滿足了當初雙方爭論時所提出的“要求”，發展商也沒有甚麼 損失。這樣的解決方式,令雙方旣堅持了原則,又不失其靈活性, 對於中英目前正在激烈爭持中的“憲政改革風波”問題的解決,頗 有借鑑作用。一九九二年七月初,“南灣批地風波”發生後,中葡雙方一直都 僵持,雙方的口氣都很硬,令何鴻藥十分心急，他在與解放軍總參 謀部合作的珠海市“明珠山莊”奠基禮上，與天津合資興建大型建 設項目舉行簽約儀式上,又在北京獲得李瑞環接見之後,口氣頗硬 地表示，他將不理會中方的反對意見，“一意孤行，照起（建）照賣”， 因爲工程合約已經簽署,而且又在《政府公報》上刊登,故一定要遵 守合約，不能再按中方的立場來修改合約。他又表示,如果澳門中 國銀行退出作爲南灣工程融資的財團,他亦會照樣“去馬”,最多是 “打眞軍”，自己籌錢,如果小股東拿不出資金，他只好到香港“搬 馬”,香港的超級富商如李嘉誠、鄭裕彤、胡應湘及李兆基等，對南 灣整治工程甚有興趣,他們會參與這個計劃。這邊廂,當魯平得知何鴻槃的“挑戰”後,也怒不可遏,他警吿 說,如果中方不批准,看誰夠膽購買在這些土地上建築的物業。看似無彎可轉。同時,由於中方堅持，必須在解決“南灣批地 風波”之後,才能商討本年度的批地配額問題，致使本年度的批地302

配額遲遲不能批出，大大地超越了中葡土地小組協議的“在每年四 月十五日前批出當年批地配額”協議所規定的期限。眼看着年底 將到，如果本年度批地配額還未批出,不但澳府日常運作和澳門建 設受阻,也令澳府管治尊嚴受損。爲此，葡方提出,採取“南灣批地 風波”與本年度批地配額“分開解決”的辦法,先行解決本年度批地 配額問題。立法會議員何思謙在立法會大會的議程前發言,亦呼 籲中葡土地小組綵取“分開解決”的辦法,先行解決目前急待處理 的問題。澳府的一些智囊人員,則設計了 “御前吿狀”的辦法，建議澳督 韋奇立訪問北京,並仿效其前任文禮治前年十月所採用的辦法 — 當年文禮治在李鵬、周南、魯平等人面前訴說中葡土地小組至 今仍未批出當年批地配額而致澳府工作受阻的苦况，令中方重視 這一問題,擱誤了幾個月的批地配額終獲得批出— 向中國領導 人發牢騷,以“中央壓基層”的辦法爭取到本年度批地配額盡快批 出。也許，在該設想被報章批露後,這個“試探氣球”起了作用，同 時,鄰埠“憲制風波”驟起,中方也不可能同時對港澳兩地採取強硬 立場,必須以對較“聽話”的澳門採取相對友好的手法，起到對香港 政壇、民衆的分化及影響作用。於是，一個解決“南灣批地風波”的 辦法,便悄悄醞釀。在此期間,中葡土地小組的雙方組長,曾進行過會晤，可能就 是在這些會晤中,葡方得悉中方對解決這一風波的“底線二便決定 不再圍繞着中方當初公開堅持的“必須提高南灣批地的溢價金”的 立場兜圈子,另尋辦法,旣能使雙方都保持“面子”，又能解決問題。中葡雙方的“面子”,即是在“南湾批地風波”爆發時，雙方所堅 持的立場。其中,中方認爲南灣批地的溢價金大大低於市場價,澳 府必須修改合約,提高溢價金。而葡方則認爲,有關合約和溢價金 標準，已在《澳門政府公報》刊登，基於法治精神和澳府行政尊嚴,303

不能更改。解決問題的辦法,是由南灣發展公司向澳門政府和葡方提出 一個建議:不對合約進行修改,也不是提高批地溢價金,但由發展 商撥出一幅在此計劃中塡海所得的土地,無償交給澳門政府,由澳 府拍賣，以賣地所得的款項,來補償中方指責“賤賣土地”的“差 額”。這一方案,被葡新社形容爲,中葡土地小組葡方及澳門政府對 南灣海灣整治工程計劃的立場不變,批地溢價金也不改變。而中 方對南灣海灣整治工程計劃的立場也沒有改變。中方提出提高該 項工程批地溢價金的要求,也沒有得到葡方的接納。按照這一方案,雙方在表面上都沒有作出“讓步”,都保存了 “面子”,亦即中方當初“賤賣土地”指責的理由仍然有效,而葡方亦 維護了《政府公報》的尊嚴。雙方都“有輸有贏”。在發展商方面， 也可說是“冇輸冇赢”。說其“冇輪”,是因爲發展商不用多交溢價 金,也就是不像何鴻槃當初所擔心的那樣,要增加投資成本。說其 “冇贏”，是因爲發展商畢竟要撥出一幅土地無償送給政府,而這幅 土地本來是發展商的財產,現在卻要拱手讓出,賺少了一筆錢。但 事情又不能以絕對靜止的眼光來看，因爲隨着澳門市區土地資源 的日益緊張,亦加上機場鐵路落成之後可以顯見得到的繁榮發展, 將來南灣塡海區的地價可能會節節上升，發展商在無償送出土地 方面的“損失”,就勢必會在其所擁有土地價格上升所得的利潤方 面賺回來。屆時，發展商的總利潤,可能會比預期中的還高。這一方案在知會了中方之後,獲得點頭認可。至此，“南灣批 地風波”在雙方都堅持“原則”的前提下,以靈活手法予以解決。這 樣,本年度批地配額的障礙亦已掃除。十一月四日,被延誤了八個 半月的中葡土地小組第九次會議,終能舉行。雙方決定，同意澳門 政府本年度的批地計劃爲三十六公頃，比《中葡聯合聲明》所規定 的二十公頃限額增加了八成,這是過去三年來最多的數字，但比澳304

府提出的五十五點五公頃的要求,少了一半有多。一九九二年度中葡關係上最嚴重的一次衝突,終獲得解決。 而澳督韋奇立訪問北京的願望即使能夠實現,也不用在“御前”進 行“吿狀”,又化解了一場可能會出現的緊張氣氛。正在僵持中的 中英關係,是否亦可像澳門那樣,以旣能令雙方堅守立場,又能靈 活的方式，予以紆解？(1992.11.16)305

填海造地“横生枝節”澳葡政府在政治上與北京保持友好合作關係,但在土地政策 方面卻經常與北京發生衝突，幾乎每年都有一次糾紛。一九九三 年八月，衝突再次發生，還派生出能否劃分“水上分界線”的敏感問 題來。這場衝突早已埋下伏線。一九八九年夏，剛成立不久的澳門 國際機場專營公司在制訂機場施工計劃方案時，遇到了機場跑道 塡海工程所淸挖出來的淤泥無處傾倒的問題。北京國家海洋局禁 止在珠江口海域傾倒淤泥，用船載運淤泥到公海傾倒則費用太高。 後來,工程技術人員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把淤泥就近傾倒 在路環與氹仔兩島之間的海域上，這樣不但輕易地解決了淤泥傾 倒問題,還可以利用傾倒的淤泥塡海,爲土地資源匱乏的澳門提供 了土地。澳門政府批准了這一方案,並由政府牽頭,聯同澳門國際機場 專營公司當時的另外兩個股東— 澳門旅遊娛樂公司和中國建築 （澳門）有限公司— 組織了一間公司,包攬起該項塡海工程,並順 手獲得該幅面積達三百二十公頃塡海土地的使用權。如果這一計 劃得以實現，其回報率之高是無法想像的。正當該公司躊躇滿志 之際,中方在中葡土地小組上亮起了紅燈,指該塡海工程屬於公共 財產,不能由一家私人公司所壟斷。結果,這家公司被迫解散,塡 海工程改由澳門政府負責。而中葡土地小組亦原則上同意,國際 機場工程淸挖出來的淤泥可以堆放在路氹連貫公路的西側，由此 所形成的土地的批出和利益的分配,將另行磋商。此後,澳門政府積極進行該塡海工程的籌劃工作。澳門政府 根據連接廣珠鐵路和高速公路的構想,把塡海工程的規模擴大,面306

積亦達六百公頃,相等於澳門現有面積的三分之一,塡海工程在八 月中旬開始招標。在招標前夕,中葡土地小組中方組長謝後和於八月六日發表 聲明,指出“按照中葡聯合聲明的精神,中葡土地小組的有關準則, 以及公認的國際準則，任何塡海活動須事先與中方磋商達成協議 後才能進行。”謝後和發表聲明時,澳督韋奇立和主管土地事務的官員都在 外地渡假。但當局仍然按原定計劃進行塡海預選資格的招標活 動，共有八家公司參與投標,其中有四家竟是中資公司。這對中方 無疑是一記悶棍。看來中資公司也是經濟利益第一,政治原則已 擺在後面了。對於謝後和的聲明,澳門政府的反應頗爲低調,雖然與中方持 不同看法,卻不打算公開表達,以免堵塞了日後進行磋商解決分歧 的大門。但是,與土地政策完全扯不上任何關係的水警指揮官,卻 作出了激烈的反應,擔心如果中方過份強調“國際法準則”,可能會 令澳門水警根本無法進行正常的水上執勤任務,甚至可能會發生 嚴重的外交糾紛。原來，謝後和在解釋聲明中所提及的“公認的國際法準則”時, 強調澳門沒有領海,“澳門附近的所有水域屬於中國的內水,在這 些水域進行塡海,必須事先得到中國同意。”對於謝後和的這番話,連澳葡官員也認爲無可挑剔。因爲澳 門與中國大陸沒有任何水上分界線,而周圍水域則是中國的內水。 一直以來,只是爲了方便海上交通及治安管理,才在內海主航道及 圍繞着澳門地區的“水域”範圍有大致的“習慣控制線”。因此,中 方的軍警、公安炮艇等可以自由穿過澳冰大橋的橋底，就因爲沒有 正式的“澳門水域”。在此情况下,確也經常發生一些不愉快事件。如一九九一年 七、八月間,澳門水警輪在查緝走私任務時,一再與中方的公安炮 307

艇發生衝突。公安炮艇多次開槍攔截,有一次甚至把一艘澳門水 警輪挾往珠海軍港“接受調査”。而走私快艇則乘機逃逸。即使是 正在執行海水採樣任務的澳門海事署船隻，也經常受到大陸公安 炮艇的滋擾。有鑑於此,澳門水警部門向葡國和澳門政府提出劃分水域分 界線的要求，希望由葡國外交部向中葡聯合聯絡小組提出商談劃 界事宜,以及明確澳門船隻的活動範圍。但澳葡官員認爲,雖然劃 分水域分界線是有必要的,但不能透過中葡外交途徑來進行,而必 須透過粵澳治安例行會議或粵澳邊境管理協調小組來進行。這是 因爲澳門周圍的水域是中國的內水,如透過外交途徑來洽談，無疑 等於是把澳門視爲葡國的“領土”，這是抵觸中葡建交協議和中葡 聯合聲明的。而透過粵澳治安協調機構來商談,則比較容易處理。但即使如此,在一次粤澳治安例行會議上,廣東公安代表團拒 絕了劃分水域分界線的要求。只表示今後執勤時會“河水不犯井 水”。現在，謝後和又重提澳門附近所有水域屬於中國內水，雖然他 是針對塡海問題而言，但卻已引起對“水域”問題十分敏感的澳門 水警的關注。一些高級指揮官認爲，謝後和的這一表述,在法律上 和原則上是正確的,但如果過份強調這一原則,澳門水警輪就根本 不可能出動,只能呆在船塢內,因爲一駛出船塢就算是侵犯了中國 的內水。因此,個別水警指揮官私下醞釀,要求澳葡政府透過適當 的途徑,與中方就劃分水域界線的問題再次進行磋商。這一“橫生枝節”的反應,可能是謝後和始料不及的。(1993.9.1)308

韋奇立治澳幕後有智囊在香港總督彭定康大搞與北京對抗之際,葡萄牙總統蘇亞雷 斯、總理施華高和澳督韋奇立卻採取了頗爲明智的態度，令澳門社 會經濟局勢避免出現動蕩不安和分化，爲澳門的平穩過渡創造有 利條件,這與香港的情勢相比,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日,在彭督提出“政改方案”不到一個月， 遭到北京強烈批評之際，他曾到澳門訪問並與澳督韋奇立會談，彭 定康在行前發出“雙方將會就各自對中國的政策問題交換意見”的 氣球。在會談過程中，彭定康向韋奇立介紹了當時中英關係發展 的情况，尤其是雙方在政制改革問題上的爭論要點,大力向韋奇立 “推銷”自己的那一套,並意圖游說澳督支持他的立場,以'壯大”其 “聲勢”。但是,韋奇立卻以不介入的態度,只聽不說的手法,對應彭定 康的游說。在會談後與記者會面時,韋奇立更主動地向記者表白 自己心跡。他說,港澳兩地在過渡期中所面對的問題不盡相同,但 香港有很多事務與澳門有關,因此，要解決兩地在過渡期所出現的 各種不同問題，基本上仍須按照英中、葡中《聯合聲明》爲依據，使 港澳兩地可以平穩過渡，共同發展和進步。雖在某些時候,可能會 出現一些問題，但各方均應作出努力。葡國會與中國簽署《聯合聲 明》,澳門出現的問題應透過葡中之間在外交上進行解決,而香港 的事務亦應在英中外交層面上進行解決。韋奇立的這番話，使彭定康十分不自在。因爲這不但有拒絕 彭定康挑唆拉攏的宣示,而且還有勸說彭定康與中方透過外交談 判解決問題,及遵守英中《聯合聲明》之意。這番話亦被北京歸納 爲三句話:澳門的情况與香港不同，澳門政府將遵守中葡聯合聲309

明,及澳門如有問題出現將透過外交協商解決。北京對此給予肯 定和贊許,中國許多期刊在介紹到澳門的政情時,都引用了這三句 話。韋奇立採取這樣的態度,是多種因素促成的。據一位澳府官 對筆者表示,韋奇立出身於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他當然是不 會貿然自作主張，違背總統蘇亞雷斯和總理施華高所制訂的維護 葡中友好的政策。而且,他本人對政治抗爭十分厭惡，故在政黨林 立的葡國政壇中，他並無加入任何黨派,因此,他肯定是不會去趕 淌彭定康的渾水的，這與彭定康出身於終生在吸引選票中打滾的 政客背景,有明顯的不同。另外,澳門政府從來都沒有抄襲香港的 習慣，故與中國的關係及澳門內部事務的處理方面,澳門從來不會 跟隨香港的做法。這並非表示澳府在有需要時不會表達強硬態 度，但目前並不存在需要表達這種態度的因素。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澳門有自己的特殊情况,而且面積 細小,經濟力量薄弱,本來就不具備與中方擂台對抗的“本錢”。在 此情况下,繼續採取現行政策,可能會得到更多的實惠。而且,鑑 於幾位前任的敎訓,只有搞好與中方的關係,才能令自己坐穩澳督 的位置，實現蘇亞雷斯對他提出的“一直任職到九九”的政治前景。然而，縱使澳督有意識,如果方式方法不對頭,也無法達到目 的。韋奇立自一九九一年五月就任澳門總督之後,起初幾個月，雖 然在施政措施中刻意要符合中葡聯合聲明的規定，卻經常引起中 方起中方的批評,令他大有“吃力不討好”之感。後來,在同年十一 月中旬訪問北京，親自與中國領導人接觸之後,他才發覺到東方人 與西方人，包括北京領導人與澳門政府,澳門民間與政府官方之 間,在文化背景和思維習慣方面存在着極大的差異。如果缺少對 話溝通，就往往會產生嚴重的隔膜甚至誤會。有時本是出於好心 作出一項決定，卻有可能會被對方誤解,而弄至關係緊張,不利於 社會的穩定和中葡關係的發展。在前任澳督文禮治和護督范禮保310

的任內,都出現過這樣的情况,爲此，韋奇立決心在這方面下功夫, 多做調査硏究和溝通對話的工作。隨後,韋奇立在返葡述職並與施華高總理會唔時，提出了這一 構思,獲得了總理的贊同和支持,並推薦了自己的幾位顧問到澳門 擔任韋奇立的“智囊團”。這些顧問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爲協助 韋奇立在內外改革上進行了一系列變動，尤其是在對華關係方面， 明顯地出現了“向北看”的變化,努力地進一步改善與中國,尤其是 與鄰近的廣東及珠海的關係。韋奇立的策略，果然奏效。其中最明顯的是澳門國際機場問 題。本來,澳門機場計劃亦與香港新機場工程一樣,多災多難,波 折重重。但當韋奇立在機場問題上採取與中方合作的態度之後, 得到了中方最大程度的合作和支持，派出了最好的施工隊伍參與 機場工程的建設,還以中國銀行總行作出擔保的辦法,令機場專營 公司在暫時未能向施工單位支付工程費用的情况下亦能照常開 工。後來，又以互諒互讓的精神,先後解決了機場專營公司融資擔 保問題，妥善處理了珠海市亦爭建國際機場的問題。與此同時，國 務院港澳辦公室還設法游說到中國民航總局參股澳門民航公司， 這爲澳門機場日後的運營和航線開闢打下了良好基礎,因爲如果 中國民航無份參與,即使它不對澳門機場的運營加以阻撓,而是按 章工作,也不知要拖到猴年馬月，才能辦好所有手續。北京在澳門國際機場問題上給予極大的支持和合作,這除了 是要爲“九九”後澳門經濟發展打好基礎，及要回報韋奇立的友好 態度之外,也是爲了要向目前還陷於僵局的香港新機場問題提供 一個“樣板”。另外,也是的爲了要落實李鵬在《政府工作報吿》中 對澳門政府的正面評價。同時,也是爲了創造有利條件,讓韋奇立 在澳門的施政順利,希望能讓其在澳門安心工作下去,盡量避免他 幹得不順心而辭職返葡。因爲新接任的澳督,未必能像韋奇立那 樣與中方保持友好關係,這與部分香港居民盼彭定康早日返倫敦311

恰好相反。然而，韋奇立所面臨的壓力和誘惑,也確實是太多了,隨時都 可能會令他離開澳門。在壓力方面,他的與北京保持友好關係的 做法,受到了葡國一些政客的強烈攻擊,葡國報章上經常刊登指責 他“軟弱”、“投降”的文章,有人甚至在總理之間挑撥離間,甚至於 要製造“違憲”事件來在政治上搞垮他。與此同時,一些政客則公 開指責“北京干預澳門內政”,以此來反對韋奇立的“軟弱無能”。 對此,韋奇立都堅決地頂了回去,並強調中葡相方的目標都是爲澳 門未來特區而工作,一直都有很好的合作關係。至於誘惑方面，則主要是面對政治前途問題。一九九二年中, 由於葡國三軍總參謀長逝世，當時身爲三軍總司令的蘇亞雷斯有 意委任韋奇立擔任三軍總參謀長，事實上在曾參與一九七四年“四 •二五革命”的軍人中,亦只有韋奇立最具資格出任這一職位。一 九九二年七月間,又傳出施華高總理打算委任韋奇立出任國防部 長的消息。最近,葡國政壇又盛傳他會參加一九九六年二月葡國 總統競選。這些消息每次傳出時,都令中方有關人士緊張一輪,設 法了解是否屬實。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五日，韋奇立正式公開表態,宣稱他本人 現在的主要目標是爲澳門工作,並不適宜作其他打算。他表示面 對澳督工作的挑戰，他會負起澳門過渡期事務的責任，因爲過渡期 的工作很重要,關係到葡國人能否在“九九”時體面光榮地撤出澳 門。(1993.9.16)312

葡萄牙要為中國做紅娘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葡國總理施華高訪問北京,簽署了中 葡《聯合聲明》。七年後的同一時間,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至十七 日,施華高再次訪問北京，受到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李鵬、榮毅仁, 以及錢其琛、魯平的熱烈歡迎，並一同紀念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七 周年。實際上,施華高這個再次訪華日期的訂定，是他接納了澳門 政府某些顧問人員的建議而刻意安排的。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底，當正在澳門訪問的葡國總統蘇亞雷斯 宣佈,施華高總理將於翌年三月間訪問北京的時候,曾令澳門政府 一些硏究中澳問題的顧問人員十分頭痛,他們擔心蘇亞雷斯所宣 佈的施華高訪華日期,正好與中國的全國人大會議撞期,中國領導 人可能會十分繁忙，在接待施華高時就可能不會如平時般周到細 緻。而且，如果施華高訪華時遇到全國人大會議對中國政府人事 作出調換,也會令其訪華的成果大爲失色，他們認爲,施華高的訪 華日期最好是安排在全國人大會議閉幕之後，此時中國政府人事 是否有異動，已吿塵埃落定,不會影響到施華高這次訪華的成果。 而且,施華高訪華的最佳時機是四月十三日前後，因當日是中葡聯 合聲明簽署七周年紀念日,雙方領導人可藉此進行慶祝紀念活動, 並回顧澳門過渡期前半段的合作情况，促進後半段的更進一步發 展,還可被北京視之爲“態度友好”,在中英就香港問題交惡之際， 他可得到北京對澳門事務“友好態度,的回報。顧問人員的這一建 議,果然獲得施華高的接納,也獲得北京的欣賞。施華高這次訪華,除了重點放在紀念《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七 周年,及與中國領導人商談澳門就過渡期的事務安排外，還有一個 重要的議題，就是加強葡中兩國的經貿合作。爲此,他除了帶同外313

交部長佐羅及澳督韋奇立訪華之外，還帶同了商業及旅遊部長奧 利維亞，以及包括葡國各主要工商團體負責人在內的六十多位企 業家。這是葡國外交史上罕見的龐大官方訪問陣容。而北京方面 爲了對應葡方的這一目的及安排,亦安排了具有工商業背景的國 家副主席榮毅仁予以接見。在訪華期間，中葡兩國總理還出席了 一項簽字儀式,該協議是由葡國國民海外銀行（即BNU）提供二億 美元的買方借貸,以便於進口葡國的貨物、技術和服務,期限爲十 年,利率低廉，條件優惠。另外,施華高在北京宣佈,葡國將在北京 設立葡國外貿部辦事處,協助葡國商人在中國的發展貿易。葡國 馬可尼通訊有限公司中國辦事處亦在此時宣佈成立,該公司還與 中國郵電部電信總局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交流技術人員及進 行友好合作。施華高此次中國之行,除了與江澤民、李鵬、榮毅仁等人會談 之外,還先後訪問了上海、杭州及廣州,並短暫停留珠海,分別與當 地負責人進行禮節性會唔,在他與李鵬的會談中,雙方一致認爲, 七年前兩國政府簽署的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是“具有深遠意 義的歷史文件”,並表示要加強中葡合作,確保澳門的平穩過渡和 穩定發展。李鵬還指出自聯合聲明簽署以來，中葡兩國友好合作 關係發展順利,雙方認眞貫徹執行聯合聲明,在澳門問題上進行了 卓有成就的合作。目前,澳門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居民安居樂業 這是中葡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保證澳門的平穩和穩定發展，是 我們的共同目標，也是兩國的共同利益所在。他表示相信,通過雙 方繼續努力，加強友好合作,澳門的平穩過渡和政權的順利交接是 一定能夠實現的。而施華高則重申,葡國政府認眞執行葡中聯合 聲明的規定和繼續進行葡中之間在澳門問題上的對話，以保證澳 門居民的穩定和進步，並在“九九”後保持其生活方式和文化的特 點。葡中兩國定將履行其歷史責任,並將通過保證澳門的穩定來 進一步加強聯繫兩國人民的紐帶,而澳門是其中最牢固的一環。314

隨同訪問的澳督韋奇立,在會見後形容兩國總理的官式會晤的氣 氛良好,雙方在會談中抱着開放的態度進行了對話,尤其是雙方對 澳門問題踏出了穩固、正確而且正面的步伐，得到很好的成績,相 信對澳門將會帶來長期的信心。施華高在這次訪華之前,對預料北京會提出利用澳門和葡國 作爲中國與歐洲聯盟聯繫的橋樑要求的可能性，已有足夠的思想 準備。實際上,葡國政府亦一直希望加強澳門作爲連結歐共體和 亞太地區的中心，葡方樂意爲中國與歐共體以至歐洲聯盟之間作 穿針引線的“紅娘”。不過,葡國政府卻不願出面調解中英兩國在 香港問題上的爭執,因爲此事不能跟中國與歐盟的關係混爲一談, 而且葡國本身不願在香港問題上插上一手。在兩國總理的會唔中,是否談及到中國與歐盟之間的關係,未 見公開報導。不過,施華高本人則在記者會上表示,他本人張歐洲 聯盟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並表示明確贊同歐盟取消五年前“六四 事件”後對中國實施的制裁，他認爲目前維持原有制裁措施是沒有 道理的。不過,施華高亦表示，歐盟在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時,也不 能放棄自己堅持的價値觀和基本原則，他強調歐盟的立場也就是 葡國的立場,並重覆自己在與李在鵬會唔時,曾向李鵬重申了歐盟 重視人權的立場。即使如此,施華高後來在澳門舉行的記者會上,當被由葡國隨 同總理訪華訪澳的記者問及，葡國宗敎領袖公開批評施華高沒有 在北京公開談論人權問題時,施華高即表示,以詆調和私下對話, 才能收到更理想的效果，葡國政府的這一策略並沒有違背歐洲伙 伴在人權問題上的根本立場。他表示,在人權觀念和立場上,葡國 與歐洲國家是一致的，他亦已向多個國家的領袖強調了這一點。 但是,在與中國領導人談論人權問題時,只有低調及不公開進行才 有效力,採取對話溝通,私底下進行才能達致理想效果。有消息說,施華高在與李鵬會唔中,曾向李鵬通報了由他本人315

領導的葡國執政黨— 社會民主黨打算向國會提出修改憲法動議 的情况。施華高在會唔李鵬之後，又分別在上海和澳門多次談到 社會民主黨有意提出修憲的問題。他表示,在過渡期內,葡國政府 在處理居澳葡人、公共行政等問題時,需要考慮澳門與中國的關 係,所以應將澳門事務的處理權納入政府管轄的範圍內。他又指 出，由於以前葡國國內政局不穩，所以憲法才出現目前的由總統管 理澳門事務的規定。但現時社會民主黨已擁有國會的大多數議 席,政治形勢穩定，已是將澳門事務交由政府處理的適當時候了。本來，修改葡國憲法是葡國的內政,但由於執政黨準備提出的 修憲計劃中涉及有澳門的內容，且與中葡聯合聲明及中葡聯合聯 絡小組、中葡土地小組有相連關係，出於尊重主權國的外交禮貌, 故此這個葡國政府動向有必要知會中方一聲,並探聽中方對此問 題的看法。而執政黨提出要將管理澳門事務的權力由總統手中轉 移到政府手中的理由有三:其一是須與中葡聯合聲明中關於由葡 國政府負責澳門過渡期內的行政管理的規定相銜接;其二是必須 理順葡中聯合聯絡小組及葡中土地小組的葡方小組與澳門政府之 間的關係，改變現時的葡方小組向葡國政府負責,澳門政府向葡國 總統負責,兩會之間的溝通必須兜一個大彎,以致過渡期各項工作 效率欠佳,甚至在個別問題上與中方發生溝通誤會的情况,讓改向 葡國政府負責的澳門政府可以較爲直接地與葡方小組溝通，加快 過渡期各項工作的步伐;其三是澳門踏入過渡期後,澳門事務已由 過去的純粹內部行政事務，轉變爲必須隨時與北京溝通對話的外 交事務爲主。擁有外交實際權力的總統應將對澳門事務的領導權 轉移給葡國政府。另外,由於現時社會民主黨已成爲葡國國會中 的多數派及政府執政黨，政局比較穩定,不會再出現十多年前的少 數派政府頻頻倒台的情况，由政府領導澳門事務已具備了可行的 政治條件和穩固的組織基礎。施華高此次北京之行的一個最大收穫,是獲得李鵬的一個政316

治承諾:中國政府在“九九”後不會強迫澳門的葡萄牙屬民接受中 國國籍，亦即是澳門的土生葡人可以自由選擇國籍。至於具體的 技術解決辦法,將交由聯絡小組磋商。對此,施華高認爲有助於土 生葡人可以安心在澳門工作，並加強對澳門未來的信心。施華高之所以向李鵬提出土生葡人的國籍問題，是由於中葡 兩國的國籍制度並並不一樣，葡國是承認雙重國籍的,而中國則不 承認雙重國籍。而且,如果按照中國國籍法的規定,澳門一萬多出 生在中國領土的澳門、其母系是華人的土生葡人，極有可能在“九 九”後會被中國政府視爲中國公民,這會使些從來就不認同自己是 中華民族一員的土生葡人，十分不安。現在，李鵬作出了政治承 諾,澳門的土生葡人們都表示歡迎。儘管施華高這次訪華之行相當成功，但葡方對一些問題仍然 存在某些疑慮,其中最突出的是,是否同意中方在澳門設立“澳事 顧問”的問題。據說,施華高在這次訪問活動過程中明確表態:葡 國政府堅決反對中方在澳門設立澳事顧問。其原因是澳門並不存 在一如中方在香港設立港事顧問的環境和實際需要。葡方之所以 在澳門問題上與中方保持友好合作態度,並沒有追隨英方的對抗 政策,就是希望能換取中方對葡方、對澳門的管治尊嚴。倘若中方 在葡方採取友好合作態度的情况下,仍在澳門設立澳事顧問,或是 過早地成立特區籌委會，都將被視爲是損害葡方“管治尊嚴”的“另 一個權力中心”,葡方就被迫使用“立即撤走”的“皇牌”— 因爲除 了中葡聯合聲明之外,並無任何一個協議是對葡方管治澳門的期 限作出規定的,葡方不必爲“履行協議期限”而負上責任。另外,在 實際運作中,由於澳門在“九九”時有直通車可乘坐,政權交接的各 項籌備事務也不如香港般繁重複雜,故提早成立特區籌委會或設 立澳事顧問的需求也就不是那麼迫切。施華高曾表示，希望中方 對葡方在澳門問題上的友好態作出回報,不要強行設立澳事顧問 及過早成立特區籌委會。 (1994.5.16)317

江澤民接見澳督韋奇立將軍葡國總統蘇亞雷斯接見郭東坡318

吳志良主編濠海叢刊中葡關係與澳門前途作 者：林昶 叢刊題字：錢君匐 封面題字：連家生 封面設計：李耀斌 副主編：馮少榮 責任編輯：楊允中 執行編輯：呂平義 助理編輯：姚翠玲 出 版：澳門基金會排 版：新藝電腦植字排版公司印 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發 行：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定 價：澳門幣60元ISBN 972-8147-22-8

濠海叢刊主編吳志良副主編馮少榮 執行編輯呂平義澳門歷史明信片集（特刊） 澳門地圖集（特刊） 青年與澳門未來（特刊） 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特刊） 談文字説古今葡文書信澳門風物誌中葡關係與澳門前途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澳門經濟史論集澳門近代詩詞紀事澳門郵話澳門離岸文學拾遺語言與溝通濠江語壇爭鳴集 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